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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琼斯妈妈自传》

《琼斯妈妈自传》

琼斯妈妈自传




老吴 小龚 合译




玛丽·哈里斯·琼斯(Marry Harris Jones,1837—1930),外号“琼斯妈妈”(Mother Jones),被誉为“全美国最危险的女人”,她是一位卓越的工会组织者,曾为劳工骑士团(Knights of Labor)、世界产业工会(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等工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还曾为了消除童工现象、组织矿工工会而积极奔走。本书便是她的自传。1925年,查尔斯·科尔出版社首次出版本书,1953年版权失效后,多家出版社曾推出过不同版本。







“只要能帮助我的阶级,我敢上刀山下火海。”——琼斯妈妈




第一章 早年




1830年[1],我出生在爱尔兰的科克市(Cork)。我全家都很穷。我们家连续几代人都在为爱尔兰的自由而战,许多亲人为此献身。1835年,我父亲理查德·哈里斯(Richard Harris)来到美国,他一获得美国公民权,就把全家接了过来。他去了加拿大多伦多,在铁路工地上干活。我不是在美国出生的,但我是作为一个美国公民的孩子,在这里长大的。我一直为自己是美国公民而自豪。




念完公立学校后,我上了师范学校,打算将来当个老师。我还学了做衣服,学得还不错。我的第一个工作是在密歇根州门罗市的修道院教书。后来我到了芝加哥,开了一家裁缝店。比起管小孩,我更喜欢缝纫。可是后来我又去了田纳西州孟菲斯市,在那里当老师。1861年,我在孟菲斯结了婚,我丈夫是铸铁工人,也是铸铁工会会员。




1867年,孟菲斯爆发了黄热病。受害者主要是穷人和工人。只要有点钱的人家都逃走了。学校和教堂都关门了。没有许可证,谁都不准进入黄热病人的房子。穷人付不起看护的费用。街对面有十个病人,就那样躺在地上死去了。到处都是死人。他们在夜里被草草埋葬,没有葬礼。我家周围总是能听见哭声和病人神志不清的叫喊声。我的四个孩子也接连死掉了。我擦洗了他们小小的身体,准备埋葬他们。我丈夫也得了病,死了。只剩我一个人,悲痛地坐着,直到天亮。没有人来找我。没有人会来找我。别人家也跟我家一样,受着瘟疫的折磨。日日夜夜,我都能听见运尸车的轮子转动的声音。




工会掩埋了我丈夫后,我获得了看护病人的许可。在瘟疫被扑灭之前,我一直在照顾病人。




我回到了芝加哥,再次与人合伙做缝纫生意。我们的店开在临湖的华盛顿街。我们的主顾都是芝加哥的“贵族”,我有不少机会可以观察他们豪奢的生活。当我在湖畔豪宅里,为大亨们缝衣时,从窗口望出去,往往能看见穷人、瑟瑟发抖的流浪汉、失业工人和饥饿的人,从冰冻的湖边走过。他们遭遇如此悲惨,而我的雇主却过着温暖而舒适的生活,这种反差让我非常难受。而我的雇主似乎对此毫不在意。




到了夏天,我也常常透过富人家的窗户注视那些背着小孩的母亲,她们来自西边的贫民窟,想到湖边呼吸一下清爽的空气。到了晚上,公寓里热得要命,大家只能睡在公园里。但当酷暑席卷全城的时候,那些给冰雪基金(ice fund)捐过钱的富人便到海滨和山里避暑去了。




1871年10月的芝加哥大火灾烧掉了我们的一切。几千人无家可归。失火那天晚上,还有第二天白天,我们待在湖边,一点东西都没吃,为了保持凉爽,我们常常跳进湖里。沃巴什大道(Watash Avenue)的旧圣母玛利亚教堂和佩克法院(Peck Court)为难民开放,在找到住处以前,我一直住在那里。




附近有一栋在火灾中烧垮的老房子,劳工骑士团经常在那里开会。劳工骑士团是当时的工人组织。我经常在晚上参加他们的集会,听了不少精彩的演讲。每到星期天,我们就到树林里开会。




那是为工人事业献身的岁月。我们没有会堂,没有拿高薪的干部,也没有与阶级敌人把酒言欢。那是属于烈士与圣徒的岁月。我开始对工人运动有所了解。我了解到:1865年内战结束后,一群人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举行会议,其中既有来自北方的“蓝人”,也有来自南方的“灰人”[2],就在一两年前,他们还在为奴隶制问题而交战;现在他们决定,必须制定纲领,向另一种残酷的工业奴隶制开战。劳工骑士团就这样诞生了。




芝加哥大火灾之后,我越来越热衷于工人斗争,我决定积极参加劳动人民为改善工作与生活条件的斗争。我参加了劳工骑士团。




七十年代爆发了工潮,我还记得其中一场罢工。巴尔的摩与俄亥俄铁路公司(Baltimore and Ohio Railroad)的员工举行了罢工,他们邀请我去帮助他们,我去了。匹兹堡市长以副警察局长的名义,扬言有一帮无法无天、穷凶极恶的犯罪团伙趁着1873年的经济恐慌,流窜到该市,四处打家劫舍,无恶不作。而这些罪名都被扣到了罢工工人头上。州长派出了国民警卫队。




铁路公司设法使一项法案获得通过,根据这个法案,在罢工之前,工人必须把火车头开进车库。罢工工人老老实实遵守了这项法案,把几十辆火车头开到了匹兹堡。




一天晚上发生了骚乱。有人点燃了铁轨上的几百节车厢,并把着火的车厢沿着铁轨推进了车库。一百多辆属于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Pennsylvania Railroad Company)的火车头被烧毁。那真是一个疯狂的夜晚。熊熊火光照亮了夜空,映照在士兵的钢制刺刀上。




罢工工人被指控犯有纵火与骚乱罪,尽管大家都知道,这其实是匹兹堡商人收买流氓干的,他们一直认为铁路公司对自己收取了过高的运费。




我本人很了解这些罢工工人。他们努力遵守法律,并会惩处动用暴力的成员。我知道这件暴行的真凶是谁,其实所有人都知道[3]。就这样,在我刚刚开始参加工人运动时,我就明白了:工人注定要给别人顶罪受过。




在我的工运生涯的初期,我见证了美国工业的诞生。随着工厂的数量和铁路的里程不断增加,随着资本的积累与银行的崛起,一道道反工人的法案被通过了。罢工和暴力事件也不断发生。工人心中逐渐形成了这样一个信念:立法机关不过是执行老板意志的工具。




[1]  尽管作者认为自己生于1830年,但由于缺乏确切的记载,无法弄清她具体是哪一天出生的,不过,她是在1837年8月1日受洗的,这一点倒是有明确的记载,所以,她应该出生于1837年。——中译者注




[2]  内战期间,美国地图上用深蓝色标示北方的“自由州”,用灰色标示南方的“蓄奴州”——中译者注




[3] 关于匹兹堡铁路工人罢工事件中的纵火案,霍华德·津恩《美国人民的历史》(第10章 另一种内战》第209页)中的说法是:士兵向投掷石块的群众开枪,致10人死亡。愤怒的群众于是包围车库,点燃车厢,烧毁建筑物和车库。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 第一卷》(第23章 对抗严重的不景气现象,第689页)则称:纵火案前军队枪杀了二十人,“火究竟为何人所放,至今尚是一个疑问。”当时匹兹堡市各阶级都支持罢工,“匹兹堡和纽约间仅有的这一条铁路,其所定运费是如此高昂,以致小商人们以及该城中其他的居民都对铁路公司异常痛恨”。——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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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干草市场悲剧




从1880年起,我完全投身于工人运动。所有大型工业城市的工人阶级都纷纷起来造反。大批来自欧洲的移民挤满了贫民窟,压低了工资,也威胁到了美国工人为之奋战的生活水平。全国到处是商业萧条和大批失业。城市里尽是破败、饥饿和绝望。饱受欧洲专制暴君之苦的外国鼓动家向工人鼓吹各种拯救经济的计划。而工人要求的只是面包和缩短劳动时间。鼓动家给他们带来幻想。警察给他们带来棍棒。




芝加哥就是这样一个城市,罢工、抵制、暴动此起彼伏。在1886年以前,芝加哥就发生过湖上水手罢工、码头工人罢工和铁路工人罢工。这些罢工全都被警察和雇佣枪手残酷镇压下去了。没有人愿意正视工人的苦难。警长约翰·邦菲尔德(John Bonfield)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人,就连工人讨论工资与工时问题的和平集会都要镇压。老板们趾高气扬,毫不掩饰他们的恐惧与仇恨。他们的喉舌《芝加哥论坛报》含沙射影地诬陷工人,胡说什么从工业大城市涌出的流浪汉得到了伊利诺伊农民的款待,他们却恩将仇报,把毒药掺进主人的饭菜里。




工人们开始为八小时工作制而进行鼓动。这个鼓动运动得到了各工会和劳工骑士团的赞成,但由于许多鼓动领袖是外国人,它就被当成了“外国的”和“非美的”。接着,人数很少的芝加哥无政府主义者也支持八小时工作制。从那时起,从那时起,芝加哥人哪怕是在讨论纯粹的经济问题时,都会激动地谈起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主义的喧嚣,遭到了老板们的利用,他们想借此绞杀这个运动。他们扬言,谁支持八小时工作制,谁就是国家公敌、卖国贼、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老鼠正在蚕食政府的根基!城里到处群情激愤,市民已经分裂为两个愤怒的阵营。一边是工人,饥寒交迫、失去工作的他们,勇敢地用赤手空拳与警察和持枪打手搏斗。另一边是老板,他们饱食终日,不知饥寒为何物,报纸、警察和整个强大的国家政权都是他们的后盾。




无政府主义者利用普遍的不满来宣扬他们的教义。演说家经常在多风而荒凉的密歇根湖畔向大批群众演讲。虽然我从来不赞同无政府主义思想,但我经常参加湖畔集会,想听听这些宣扬新世界的导师要向工人说什么。




此时,老板们也在开会。他们要么在普瑞里大街(Prairie Avenue)的乔治·M·普尔曼[1]宅邸,要么在维特·德克斯特(Wirt Dexter)——一个能干的公司律师——家中碰面。他们讨论的问题是: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运动将引发总罢工,怎样绞杀它?怎样破坏无政府主义者的集会?




隆冬到来了。长期的失业,给工人造成了巨大的苦难。等待发放救济物资的人排成了长队。施粥处无法接纳大批申请者。成千上万的人正在忍受苦难的折磨。




圣诞节当天,几百名贫困交加、衣衫褴褛的人,到上流社会的普瑞里大街举行游行,在富人的豪宅前,向着老板们打出了黑旗。我认为这次游行只是无政府主义者的疯狂之举,只能激化情绪。它毫无教育意义,只能使老板更加恐惧,使警察更加野蛮,削弱了市民对工人的真实困境的同情心。




5月1日来了,有人宣称要在这一天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而举行起义。报纸拼命恐吓人民。全城到处都在罢工。老板们心惊胆战、瑟瑟发抖。他们看到了革命。麦考米克收割机厂(McCormick Harvester Works)的工人在厂外集合。谁留在厂内不参加罢工,谁就会被当成工贼。工人扔出砖头,砸破了窗户。工贼受到威胁。有人号召起义。




骑警未经警告就向工人冲锋,向工人开枪,用警棍殴打工人。许多人遭到马蹄践踏。不少人被枪杀,头骨都被打碎了。警察用警棍把青年男女活活打死。




平克顿公司[2]把前刑事犯和强盗组成武装团伙,以一天八块钱的价格租给资本家,担任工厂的保安,并四处挑衅。




5月4日晚上,无政府主义者在一个破旧、肮脏的地方举行集会,这个地方后来以甘草市场广场(Haymarket Square)之名名垂青史。这里到处是铁轨、邋遢的酒馆和穷人肮脏的住屋。半条街外就是约翰·邦菲尔德的德斯普雷恩街(Desplaine Street)警察局,他是一个粗暴、鲁莽、毫无同情心的人,坚信残酷镇压就是处理工人暴动的最好办法。




芝加哥市长卡特·哈里森[3]参加了无政府主义者的集会,在广场上的人群中间来回奔走。他离开集会后,要求警察局长谨慎处置,不要向集会派出骑警,否则只会给愤怒的工人火上浇油。但是警察局长可能收到了其它方面的命令,他没有理会市长的要求,仍然派出大批骑警对付集会。




一名无政府主义者正在向群众讲话。突然有人从楼上朝广场丢了一枚炸弹,炸死了好几个警察。




全城陷入了疯狂,报纸拼命鼓噪,使全城变成了疯人院。工人的正义呼声,被复仇的喧嚣淹没了。每过五分钟,就有人“发现”炸弹。人人都拿起了枪,枪店半夜都在营业。几百人被捕了。可是,只有那些鼓吹八小时工作日的人才遭到了审讯,并在几个月后被判处绞刑。然而,真正丢炸弹的施瑙贝尔特[4]却并没有被起诉,官方也没有明白地解释过他在这起恐怖事件中的作用。




11月11日,星期五,八小时工作日运动的领袖在这一天被绞死。那一天,芝加哥的富人们就像得了寒热病。监狱四周被封锁得密不透风。封锁线上到处是手持霰弹枪的警察。监狱周围的道路都被特别巡逻队把守着。这栋阴森的石头建筑的房顶上,挤满了黑压压的警察。报纸上登满了暴乱和劫狱的故事,刺激着公众的想象力。




但是,没有暴乱,没有劫狱,只有路易斯·林格(Louis Lingg)——被判刑的人当中,只有他是真正鼓吹暴力的——含着雷管,炸掉了自己的脑袋,躲过了绞刑[5]。




他们的葬礼在遇害后的星期日举行。成千上万的工人参加了送葬,他们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但他们认为,不管死者的信仰如何,都是工人斗争的烈士。送葬队伍长达数里,人们肃立不语。




死者安葬在瓦尔德海姆(Waldheim)公墓。但他们的事业并没有就此葬送。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改善生活条件、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斗争,依然在继续。




七年后,阿尔特盖尔德[6]州长在研究了该案的全部证据后,赦免了三个由绞刑改判终身监禁的无政府主义者。他认为判决是不正当的——而威廉•迪恩•豪威尔斯[7]和威廉•莫里斯[8]在无政府主义者被判处死刑时也是这么认为的。州长的义举,导致了他的政治生命的终结,但所有热爱真理、勇于承认真理的人,都会铭记他。




[1] 乔治·莫蒂默·普尔曼(Geroge Mortimer Pullman,1831年3月3日——1897年10月19日),美国企业家,普尔曼车厢公司创始人。——中译者注




[2] 平克顿国民侦探社(Pinkerton National Detective Agency),1850年由苏格兰移民艾伦·平克顿(Allan Pinkerton,1819—1884)创办,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初,平克顿公司曾组织雇佣军,为许多大公司提供“保安”业务,帮助它们镇压工人运动。——中译者注




[3] 老卡特·亨利·哈里森(Carter Henry Harrison Sr.,1825年2月15日——1893年10月28日),曾于1879年—1887年当选为芝加哥市长。——中译者注




[4] 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二卷》第七章《秣市惨案》第135页:“有许多证据表明,无政府主义者鲁道夫·施瑙贝尔特(Rudolf Schnaubelt)是一个被警察雇用的破坏分子。他曾两次被捕,两次被释,而且警察还让他越过墨西哥边境。总而言之,当警察在搜捕和拘禁一切无政府主义者和同情分子的时候,施瑙贝尔特却两次被释放并纵容他逃跑,而丝毫不受到芝加哥警察官员的干涉。”——中译者注




[5] 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 第二卷》第七章《秣市惨案》第139页:“年轻的被告之一路易斯·林格自杀了(也许是被警察看守谋害的)。”另据霍华德·津恩《美国人民的历史》(第11章《老板是强盗,劳工要反抗》第229页):“21岁的木匠路易斯·林格口含一根雷管,在囚室内引爆身亡。”——中译者注




[6] 约翰·彼得·阿尔特盖尔德(John Peter Altgeld,1847年12月30日——1902年3月12日),民主党人,1893年—1897年当选为伊利诺伊州州长。——中译者注




[7] 威廉•迪恩•豪威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1837年3月1日——1920年5月11日),美国作家,反对干草市场案件的审判。——中译者注




[8] 威廉•莫里斯(Willaim Morris,1834年3月24日——1896年10月3日),英国作家,曾与威廉·迪恩·豪威尔斯联署要求赦免干草市场案件的被告。——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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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弗吉尼亚州的一次罢工




1891年前后,我南下弗吉尼亚州。迪茨(Dietz)煤矿发生了罢工,矿工们请我去那里。我在诺顿下火车时,一个小伙子走过来,问我是不是琼斯妈妈。




“没错,我就是。”




他看上去大吃一惊。“主管跟我说,你要是敢来这里,他就爆了你的头。他说要你滚出这一带。”




“你跟他说,我根本不是来见他的,我是来看望矿工的。”




我们正站着谈话,一个瘦巴巴的可怜小伙也靠了过来。




“你看到那些车厢了吗?妈妈,就是那边那些。”他指着那些装满煤炭的车厢。




“你瞧,我们跟煤炭公司签了合同,要装满这么多车,签约后,他们把车身弄得更低,一车就能多装一吨左右。我为这家公司干了一辈子,现在我身子全散架了。”




我们找不到礼堂来开会。所有人都不敢租给我们。最后还是有色人种愿意让我们在他们的教堂里开会。正要开会的时候,当地有色人种的领导来找我,跟我说:“妈妈,我们的教堂盖在煤炭公司的地皮上,他们放话说,我们要是让你在这里讲话,就要收回土地。”




我们不能让那些可怜人失去土地。于是我们就在公共道路上开会。开完会后,大家都散了,我就问我的助手——一个来自爱荷华州的小伙子,绰号“呆哈多”(Dud Hado)——能不能跟我去趟邮局。他心地善良,但很容易害怕。




我们上路时,我问他:“你带着手枪吗?”




“带了,”他说,“我可不能让人爆了你的头。”




“孩子,”我说,“在这个县,隐蔽持枪是违法的,你最好把枪露出几寸[1]。”




他照做了,突然路边一个旧谷仓后面跳出了八个还是十个枪手,冲到他面前说:“可算逮着你了,你这狗日的组织者。” 他们把我们带到镇上,一路上都在恐吓我们;我们被带到一间办公室里,受到了一个公证人的审讯。审讯时,那帮嗜血杀手就在旁边,然后总经理走了进来。




他说:“琼斯妈妈,你可真让我惊讶。”




“惊讶什么!”我说。




“你居然会跟一个带枪的人走进上帝之家。”




“哦,那里不是上帝之家,”我说,“那是煤炭公司的房子。全能的主永远不会光顾那种地方!难道你不懂?”




他笑了,当然,那帮狗腿子也跟着笑了,因为他是总经理。




他们撤销了对我的全部指控,又罚了可怜的“呆哈多”25美元。我说这笔罚金由我来付,这似乎让他们很吃惊。我在衬裙里藏有钱。




我去了一个矿工的窝棚,问他妻子要了一杯茶。这些城镇都属于公司,一般来说,当地的旅店老板是不敢让我吃东西的。我的到访使这个可怜人非常高兴,她说要“为伙伴打扮一下”。从卧室里出来时,她在廉价的棉布外套上裹了一件白色围裙。




审问“呆哈多”时在场的一个男人尾随我来到矿工的家。矿工的妻子一开始不许他进屋,但他说想跟琼斯妈妈悄悄说两句话,她才放他进来。




“妈妈,”他说,“幸亏你马上就交了罚款。他们本来还以为你会上诉呢。你要是上诉的话,他们就会把你们关起来,夜里再把你们塞进焦炉烧死,然后就说你们已在当晚获释,然后就不知去向了。”




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真的这么干。但我知道,工人不会永远忍受这些肆无忌惮的特权者的奴役。




[1] 美国虽然允许平民持枪,但一些地方禁止“隐蔽持枪”(concealed carry)——即把枪藏在身上,不让别人看见——而只能“公开持枪”(open carry),也就是要把枪放在别人能看见的地方。——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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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威兰的《向理智呼吁报》




1893年,朱利叶斯·奥古斯特·威兰[1]等人决心向工人证明,合作比竞争更有利。他跟一伙人在田纳西州买了块地,建立了拉斯金移民区(Ruskin Colony)。他们邀请我入伙。




“不,”我说,“你们的移民区不会成功。你要有把移民区搞成功的信念,劳动却还没有成为工人的信念。”




一年后我拜访了移民区。我发现,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那里就出现许多分崩瓦解的迹象。我很庆幸没有入伙,而是坚持参加最激烈的斗争。工人要经历许许多多的斗争,这些斗争才能显出成效。两年后,威兰离开了那里,去了堪萨斯城。他很沮丧。




我们一群人凑到了一起:威兰、我和另外三个男人,他们被称作“3P”——普特纳姆(Putnam),伯灵顿铁路公司(Burlington Railway)货运代理;帕尔默(Palmer),邮局职员;佩奇(Page),某百货公司广告代理。我们决定对工人进行教育。必须创办一份忠于工人利益、并为工人代言的报纸。我们怂恿威兰创办这样的报纸。《向理智呼吁报》(Appeal to Reason)这个名字是帕尔默提议的。




“可我们没有订户,”威兰说。




“我去征集订户,”我说,“你先弄出第一期,我想订户应该够多,不至于赔本。”




他做出了印量有限的第一期,我拿它当样品,去了奥马哈的联邦兵营,士兵几乎个个都订了一份。要知道,士兵也是劳动人民的子弟。我走到市政厅,一路上收到不少订费。没多久我就征集了几百个订户,报纸就这么办起来了。它在威兰领导下做出了出色的贡献。后来弗雷德·G·沃伦(Fred G. Warren)来到出版报纸的吉拉德市,担任报纸主笔。如果说我在美国有一个家,那就是他家。在一场漫长、险恶的战斗之后,只要我感到疲惫不堪、需要休息一下,我就会去他家。




万物有始必有终,《向理智呼吁报》经历了充满活力的青春期、睿智成熟的壮年期,然后去世了。在一系列的纷争、争执、分歧之后,它最终停刊了[2]。




[1]  朱利叶斯·奥古斯图斯·威兰(Julius Augustus Wayland,1854年4月26日——1912年11月10日),美国社会党人,生于印第安纳州凡尔赛镇。早年生活贫寒,曾当过印刷工学徒。1893年在田纳西州迪克森县建立拉斯金移民区。1895年离开拉斯金。1895年创办《向理智呼吁报》。1912年自杀。——中译者注




[2]  该报于1922年停刊。——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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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在阿诺特的胜仗




1899年以前,宾夕法尼亚的煤矿区没有组织过工会。大批移民涌进美国,从事着工资低微的工作。移民工人总是供过于求,煤炭公司把他们欧洲招来,这样就能把工资压在只能勉强糊口的水平。井下的工作时间长得令人发指。一天工作十二、十三甚至十四小时是家常便饭。矿工的生命与身体得不到任何法律保护。矿工们举家住在煤炭公司的窝棚里,而那种地方连猪都不肯住。由于矿工的无知与贫困,儿童成百上千地死去。我经常帮忙安排矿工的孩子下葬,对孩子的死,母亲们难掩如释重负之情。幸存下来的孩子,就要走上另一条命中注定的路:就像他们的哥哥姐姐一样,男孩要去操纵碎石机,女孩要进纺织厂。




美国矿工联合会(United Mine Workers)决定在这些矿区组建工会,并改善矿工的生活条件。它向当地派去了组织者。当矿工的斗志足够强烈时,就发动罢工。




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阿诺特(Arnot),罢工已经坚持了四五个月。矿工们的士气开始低落。煤炭公司派出了医生、教师和传教士,让他们带着自己的老婆挨家挨户走访矿工,让矿工在复工文件上签字。




当地分会主席威尔森(Wilson)先生和组织者汤姆·哈格蒂(Tom Haggerty)很沮丧。绝大多数工人已经在复工文件上签了名,准备在星期一复工。




哈格蒂建议派个人来找我。我当时正在巴恩斯波洛(Barnesboro)进行组织工作,他们在星期六早上往那里打了个电话,请我马上赶到阿诺特,不然罢工就要失败了。




“噢,妈妈,”哈格蒂说,“求求您马上过来帮我们一把!小伙子们全都泄气了!他们周一就要复工。”




我跟他说,我晚上还要主持会议,但我星期天早上就动身。




我在天亮时出发。在轰鸣支流(Roaring Branch)——距离阿诺特最近的火车站——阿诺特工会的秘书、年轻的威廉·鲍恩瑟(William Bouncer)赶着轻便马车来接我。我们在崎岖的山路上赶了十六英里的路。当时的天气冷得厉害。我们在星期天中午赶到了阿诺特,他们安排我住进了镇上唯一一家旅店——煤炭公司开的。我虽然不太情愿,但鲍恩瑟说,“妈妈,我们已经帮你订好这个房间了,要是不住的话,他们绝不肯把另外的房间租给我们。”




星期天下午,我召开了集会。参加的人没有后来那么多,但我成功地鼓舞了这些贫苦人的士气。




“你们要发誓,”我说。“站起来宣誓,你们要和自己的兄弟及工会一起坚守下去,直到罢工胜利!”




男人们还在犹豫不决,但抱着孩子的妇女们却都站了起来,宣誓说她们绝不会在星期一复工。




“现在休会,明早十点再开会,”我说,“到时候大家就会看见,那些打算回到主子那里去的奴隶,都会跟你们一起来开会。”




我回到了旅店的房间。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没人叫我下楼[1]。但是,当煤矿总经理和其它客人上教堂之后,女管家溜进我的房间,请我到楼下去喝杯茶。




到了晚上十一点钟,女管家又敲开了我的房门,要我让出自己的房间,她的上级跟她说,这间房已经租给一位教师了。在帮我穿大衣时,她悄悄地跟我说:“真可耻,妈妈。”




我看见小鲍恩瑟守在旅店大堂里。他带我上山,去找一个矿工。我的帽子差点被冷风吹落。我敲响了矿工的窝棚的门。




一个男人吼道,“谁!”




“琼斯妈妈,”我说。




狭小的窗户里透出了一丝微光。门开了。




“他们把你给赶出来了,妈妈?”




“没错。”




矿工说,“我就跟玛丽说过,他们会这么干。”他用拇指和小指捏着油灯,我看见他只剩这两根手指。他的容貌还很年轻,身体却已被压垮了。




他坚持让我和他妻子睡在唯一的一张床上。他趴在餐桌上睡着了。第二天早上,他妻子醒来后,叫他们的孩子不要出声,这样我就能多睡一会——我实在太累了。




到了八点钟,她哭着走进房间。




“妈妈,你醒了!”




“对,我醒了。”




“那你得起来了。因为我们收留了你,治安官要把我们赶出去。这是公司的房子。”




矿工一家收拾完不多的家当,连圣像一起装上马车,跟着他们的邻居一起来参加集会。我和他全家跟着装家具的马车走街过巷,这幅景象扭转了局面。矿工们见状十分愤怒,他们决定不复工了,都来参加集会,在会上他们决定继续罢工,不胜利绝不罢休。




于是公司决定出动工贼。我让男工带着孩子留在家里,让妇女去对付工贼。我把家庭妇女组成一支“大军”,到了预定日期,就让这支“大军”带上拖把和扫帚,向矿井上的工贼发起冲锋。总经理、治安官和公司雇员听说了我们的计划,开始做准备。那一天到了,妇女们带着拖把、扫帚和提桶赶了过来。




我没有亲自去滴水口(Drip Mouth),因为我很可能会被捕,那样的话,妇女大军就会被打散。我挑选了一个长相最独特的爱尔兰女人当领头人。她睡过头了,她丈夫赶紧叫她起床与妇女大军会合。她匆忙抓起一件红裙子套在粗棉睡衣上,一只袜子是黑色的,另一只是白色的,蓬乱的红发上扎着浅红色头巾。她面色通红,目光炯炯。我一看见她,就知道她能掀起一阵风暴。




我跟她说:“你要带领妇女大军去滴水口。记得带上洗碗碟的盆子和锤子,等工贼和骡子出现的时候,就用锤子敲盆子,同时放声大喊。然后,你们所有人都要敲盆子和大喊,再用扫帚和拖把追打工贼。不要害怕任何人。”




她领着妇女们,大喊大叫地上了山,当载着工贼和煤炭的工贼出现时,她就开始敲盆子,高声尖叫,整个妇女大军也跟着她一起敲盆子和尖叫。治安官拍了拍她的肩膀。




“亲爱的女士,”他说,“别忘了有骡子,你们会吓着骡子的。”




她抄起盆子砸向治安官,吼道:“你和骡子都见鬼去吧!”




治安官跌进了一条小溪里。骡子开始反抗工贼。它们把骑在自己身上的工贼摔下来,踢打他们,并向畜栏奔去。工贼们开始往山下奔逃,拿着拖把、提桶和扫帚的妇女大军紧追不舍。




附近一个窝棚有只鹦鹉对着主管大叫:“下地狱去吧!下地狱去吧!”




人群中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医生,他是公司的哈巴狗。他提着一个袋子,厚颜无耻地跟我说:“琼斯夫人,我要给您一份收款单。”




“好的,”我说,“在我取走它之前,请您把它放在药包里。我现在要去开会了。”




打那天起,妇女们不停地监视煤矿,不让公司把工贼运进去。每天,妇女们都一手拿着扫帚或拖把,另一手抱着裹在小毛毯里的婴儿,到矿上去把守,不放任何人进去。整个夜晚,她们也在守着矿山。她们都是英雄。总有一天,她们会得到全国的高度赞扬,因为她们为了一个伟大的国家的进步而斗争。




我在阿诺特周围一带召开了多次集会。公司花了不少钱来收买农民,让农民不要帮助矿工。我乘着一辆旧马车,拉车的是一头参加罢工的工会骡子,驾车的是一个矿工的小儿子。我跟农民开了多次会议,把他们争取到了罢工工人一边。




有时我们得在半夜十二点或一点赶车回家,这时候,那个小男孩就靠着我的胳膊睡着了,由我自己来驾车。有时气温降到零度以下。寒风从山上吹来,把雨雪吹到我们脸上。我的手脚经常冻得麻木。我们的食物只有干面包和黑咖啡。我睡在一间从未生过火的房间,早上醒来时常常发现积雪覆盖在床罩外边。




阿诺特附近有个斯威迪镇(Sweedy Town),公司派代理人去那里,打算招募瑞典人来破坏罢工。我在跟农民开会时,得知了公司的这一举动。我让青年农民骑马去斯威迪镇,看看有没有瑞典人离开镇子。




他们拿晾衣绳当套索,一发现有瑞典人向阿诺特方向移动,就把瑞典人赶回去。




经过艰难困苦的几个月,罢工就要胜利了。矿山完全停工了。矿工们的精神状态非常好。威尔森主席从州西部回到家中。我住在他家。他的家人已经上床睡觉。我和他不停地讨论问题,不知不觉到了深夜,突然传来了小心翼翼的敲门声。




“请进,”威尔森先生说。




三个男人走进门。他们不安地看着我,威尔森先生请我到隔壁房间去。他们要求结束罢工,并提醒威尔森主席注意,他的小房子的抵押贷款是由煤炭公司所有的银行发放的,然后他们说,“只要您离开这里,让罢工平息,我们就会免除您的住宅抵押,并赠送您25000美元现金。”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回答:




“先生们,如果你们是来拜访我家,我们全家将盛情款待你们。可你们要是想收买我,让我背叛自己的人性,背叛信任我的兄弟,那就请你们马上出去,永远不要再来这里。”




罢工又持续了几个星期。在此期间,每当罢工工人被赶出家门,威尔森主席就会把畜棚打扫干净,让罢工工人住进去,直到他们找到住处为止。他一只接一只地宰杀了他的鸡和猪。他把自己的一切都拿来分享。他啃干面包,喝菊苣茶。他与普通的工会会员一起同甘共苦。如今我们没有这样的领导了。




二月底,公司发布公告,对罢工工人的所有要求都做出了让步。妇女们问:“公司会让我们使用会堂开会吗?”




“不,我们没提过这个要求。”




妇女们就说:“那就继续罢工。”




他们得到了会堂,威尔森主席从辛辛那提大会回来时,流下了喜悦和感激的眼泪。




我准备动身前往中部矿区,在我出发前,工会在布鲁姆斯堡(Bloomsburg)举行了庆功会。妇女们带着孩子,顶着暴风雪,从好几英里外赶来开会。许多矿工为了参加庆功会,不惜步行好几英里。那一晚充满了真正的快乐,那次庆功会是一次伟大的庆典。我祝所有人晚安。一个小男孩叫道,“别离开我们,妈妈,别离开我们!”可爱的孩子们吻了我的手。我们在布鲁姆斯堡度过了一个欢乐的夜晚。人们打开铁路旁轨上的货运车厢,一箱又一箱地畅饮啤酒。老老少少整夜又谈又唱,值得称道的是,公司没有对此进行任何干预。




当时,枪手、军队、监狱和警棍使用得还没有那么多。没有流血。没有发生暴动。这场胜利靠的是拿拖把和扫帚的妇女大军。




在庆祝罢工胜利一周年之际,他们赠送我一块金表,但我谢绝了,因为我觉得这是在跟小孩子抢面包。此后我再也没有去过阿诺特,但在遍及全国的旅途中,我常常遇到像阿诺特的罢工工人一样,英勇地把罢工进行到底的大人和儿童。



[1]  按照当时的习俗,旅店应当为客人准备晚餐,到了吃晚饭的时候,要请客人下楼到餐厅就餐。——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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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西弗吉尼亚州之战




一天晚上,我和一位名叫斯科特(Scott)的组织者前往费尔蒙特(Fairmont)地区的一个矿业城镇,那里的矿工请我去主持会议。下车后,我问斯科特,我们要在哪里讲话,他指了指一栋木头房子。我们走了进去。只见祭坛上点着蜡烛。我借着昏暗的光线四处张望。原来这是一座教堂,长椅上坐满了矿工。




祭坛的栏杆外边摆着一张桌子。一头坐着牧师,他手里拿着工会的钱。另一头坐着当地工会的主席。我沿着过道向他们走去。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




“开会,”主席说。




“开的什么会?”




“工会的会,妈妈。我们租了教堂来开会。”




我跟牧师要回了钱,然后转身面对矿工。




“孩子们,”我说,“这里是祈祷的地方。你们不该把它商业化。大家都起来,到外面找块空地开会吧。”




他们起身走出教堂,围着一块空地坐下,我开始向他们讲话。治安官来了,在我讲话的时候,他禁止任何行人车辆经过。我们前面是一栋校舍。我指着校舍说:“你们的前辈为了使你们能使用那栋校舍而斗争。它现在是你们的了。瞧瞧学校的理事会吧,你们每周五晚上都在那栋校舍开会。你们的妻子每周六早上都把校舍打扫得干干净净,让你们的孩子周一来上学。你们的组织不是用来祈祷的,而是用来斗争的。它是一个以产业工人为基础的教育机关。死人才需要祈祷,活着的人要拼死斗争!”




汤姆·哈格蒂是费尔蒙特地区的负责人。一个礼拜天上午,克拉克斯堡(Clarksburg)的罢工矿工开始向莫农利亚(Mononglia)游行,一路唤出营地里的矿工。我们在空地上扎营,在路边和谷仓里开会,宣传工会运动的信念。这座新英格兰小镇属于联合煤炭公司(Consolidated Coal Company),公司禁止我们发放会议通知,并逮捕任何携带会议通知的人。不过我们还是想出了办法,把开会的消息传了出去。我们派一些人进入矿工营地,他们两人一组,到处走来走去,一个人装作听不见声音,另一个人就在他耳边大喊:“周六下午在镇子外边的锯末堆开会,琼斯妈妈要来主持。”装聋的那个人就反复问他的同伴在说什么,他的同伴也就反复大喊同样的内容。于是,整个营地都得知了开会的消息,前来参加会议的人非常多。散会后,我和三个矿工一起去费尔蒙特市。三个矿工——乔·巴特利(Jo Battley)、查理·布雷克利特(CharlieBlakelet)和巴尼·莱斯(Barney Rice)——步行,但他们给我找了一辆马车,赶车的是一个小男孩。我在镇子外的桥对面,也就是城际铁路经过的地方等着矿工们。那个小男孩和我乘马车赶路。当我们准备过桥时,天已经黑了。大桥旁边立着一栋黑漆漆的房子,那是煤炭公司的商店,有几个枪手守在那里。桥上没有灯,店里也没有人。一个枪手上来拦住我们,我没看清他的长相。他说:“你们是什么人!”我说:“我是琼斯妈妈,这个小家伙是矿工的孩子。”“原来是你呀,琼斯妈妈。”他一边说,一边拨了一下枪。“正是我,”我说,“你今晚可得把商店看好了,要不然明天我就得帮你找份新工作了。”过桥后,我在公路和城际铁路交会的地方下了马车,让赶车的小男孩回家去。“你在路上遇到那几个矿工时,叫他们走快一点,我就在桥对面等他们。”周围一栋房子也看不到。附近只有那几个枪手,我偶尔能看见他们模糊的人影在桥上晃来晃去。天更黑了,我席地而坐,等着矿工。我拿出自己的表,点了根火柴,发现城际列车应该快到了。突然,黑暗中传来了惊叫声:“杀人了!杀人了!警察!救命呀!”然后是奔跑声,只见巴尼·莱斯一边尖叫,一边冲过大桥,向我跑来,他跑得太快,脚跟都要踢到后脑勺了。他大叫“杀人了!杀人了!”我也向他跑去。我问他:“乔呢?”“他们杀了乔——就在桥上——是那帮枪手。”就在这时,城际列车开进了我们的视野,它准备停在桥上。我突然有了主意。我跑上大桥,大喊:“乔!乔!小伙子们马上就到。他们马上就到!大伙都来了,列车马上就到了!”煤炭公司的狗腿子以为列车上载着矿工大军,便赶紧躲进公司商店里据守。他们把乔丢在桥上,他的头被打破了,血流个不停。我把衬裙撕成布条,给他的头包扎,再让其他矿工把他抬上城际列车,乘车赶往费尔蒙特市。我们把他带进旅馆,找来一个医生,把他头上的巨大伤口给缝起来。我整夜坐着,看护这个可怜的同伴。他已经神志不清,把我当成了他母亲。第二天晚上,我和汤姆·哈格蒂在工会集会上讲话,把这件事告诉了大家。会员们想去消灭那些枪手,但我跟他们说,这样只会惹出更多乱子。散会后,大家都去看望乔。他们每六人或八人一组,轮流进入乔的房间,最后所有人都看望了他。




我们想让法院签发逮捕那些枪手的命令,但法官和法院都被煤炭公司控制着,所以我们没能成功。那些枪手的受害者不止乔一人。这帮恶狗的暴行罄竹难书。在克拉克斯堡(Clarksburg),就连为我张贴集会海报的人,都会受到死亡威胁,但是,就在那个死亡之夜,铁路工人还是贴出了集会的海报,而我孤身一人前往那里。集会开在法院大堂,里面挤得水泄不通。市长和所有市政官员都去了。我说:“市长先生,一位美国同胞想请您主持今晚的会议,您能否接受这个要求?”他摇摇头。没有人接受我的提议。于是我就说:“那么,本人作为今晚集会的主持者,谨向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今晚的演讲者,琼斯妈妈。”




费尔蒙特矿区最终团结得如同一个人,工贼和枪手都被赶走了。可是,由于组织者的无能与工会干部的叛卖,工会失去了力量。那些人本来应该维护费尔蒙特矿工的利益,他们却出卖了矿工。查理·巴特利试图挽回局面,可是工会干部已经彻底腐化,会员们意气消沉,他也无力回天。




这让我十分难过:在枪手的铁蹄下,无数工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然而他们的牺牲,却经常被白白浪费了!工人历尽艰辛才夺到手的胜利果实,往往被自己的干部亲手断送,而这些干部也不是不清楚斗争是多么艰苦、代价是多么巨大啊!




我现在年纪大了,不指望还能见到费尔蒙特矿区的小伙子了,但是,一想到自己曾为了改善他们及其子女的生活条件而出过一份力,我就感到很欣慰。




美国矿工联合会试图在卡纳瓦河(Kanawah River)上的凯利溪谷(Kelly Creek)开展组织工作,但没有什么成效。美国矿工联合会理事会委员伯克(Burke)先生与汤姆·刘易斯(Tom Lewis)先生决定亲自去那里进行调查。他们乘坐夜班火车前往凯利溪谷。火车开到一个陡峭峡谷上的高架桥时,有人借故将所有的旅客都转移到另外的车厢,只把这两位工会干部留在原来的车厢上。这节车厢被拖上了高架桥,然后就脱了钩,被留在高架桥上,两位干部被困在车厢里。他们只好趴在铁轨上,一路爬下高架桥,而他们底下就是一片漆黑。高架桥上只有一道铁轨,他们刚刚爬下高架桥,一列火车就呼啸而过。




我听说煤炭公司企图杀害工会干部之后,便决定亲自前往凯利溪谷,激励那里的奴隶。有个叫本·戴维斯(Ben Davis)的十九岁小伙子跟我同行。凯利溪谷位于卡纳瓦河东岸,我们就沿着东岸步行。天亮前,我们在凯利溪谷对面涉水过河。天刚亮的时候,我敲开了一家商店的门,店老板叫马歇尔(Marshall)。我把自己的来意告诉了他。他很友善。他把我带进里面的一间小屋,给我准备早饭。他告诉我,要是有人看见他招待琼斯妈妈,他就会失去经营权。他还教我如何在中午把我的集会宣传海报带进矿山。但他始终非常担心,不住地往小窗口张望。




那天深夜,在城镇和采石场之间,距离镇子大约一英里的地方,一群矿工参加了集会。在一片黑暗中,我们看不清彼此的脸。借着一盏老提灯的光,我让他们发了誓。




第二天,四十个矿工被解雇了,还上了黑名单。前一天晚上肯定有奸细混进了矿工的集会。我们在第三天晚上又组织了一次集会,而参加这次集会的人全都被解雇了。战斗就这样开始了。杂货店主马歇尔先生鼓起勇气,把店铺租给我们开会。矿山总经理从哥伦布市(Columbus)赶来,他也开了一个会。




“你们居然让一个老太婆牵着鼻子走,”他说,“还要不要脸了!”




矿工高呼:“琼斯妈妈万岁!”




接下来的星期天,我在树林里举行集会。总经理杰克·罗文(Jack Rowen)先生从哥伦布市乘专车赶来。我在星期天组织了一场矿工游行。所有的矿工都站在我们一边。我们聚集在公司旅馆门口高声喊叫,要总经理出来。他没敢露面。公司的两个狗腿子守在旅馆门口,其中一个说:“我真想把这老太婆吊死在树上。”




另一个说:“说得好,我来拉绳子。”




我们前往树林,举行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一千人,两个狗腿子也假惺惺地跟了过来。我靠着一颗大树站着,指着那两个狗腿子:“你们不是说要把我这老太婆吊死在树上吗?行啊,这里就有树,有种你们就过来吊死我!”




凯利溪谷的工会就这么组织起来了。我不清楚当地的矿工是否保住了从公司手中夺来的胜利果实。把矿工组织进工会,仅仅是他们的启蒙教育,而各种势力都在阻止他们获得更高层次的教育。在这偏远的溪谷,只有矿主的基督教青年会(YMCA)、矿主的传教士和教师、矿主的医生和报纸才能活得舒心。所以,当地的矿工没有争取到太多的成果。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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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一个有人性的法官




1902年6月,我来到西弗吉尼亚州的克拉克斯堡,主持烟煤矿工的集会。我讲了罢工的问题——对矿工不谈罢工还能谈什么呢?九个组织者靠近树荫坐着。一个联邦法警通知他们转告我说:我被捕了。一个组织者走上了讲台。




“妈妈,”他说,“你被捕了。他们有禁止令,不许你发言。”




我俯视着那个法警:“我会跟你走的,先等我把话说完。”我继续发言,讲完后,我说:“小伙子们,我得跟你们告别了;我被捕了,可能要坐牢。恐怕要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再见到你们。继续斗争!绝不屈服!不要理会帕克斯堡(Parkersburg)的禁止令。那里的联邦法官就是个工贼。你们忍饥挨饿的时候,他却在打高尔夫。你们为人类服务的时候,他却在帮有钱人开禁止令。”




当天晚上,我和几个组织者被押往84英里外的帕克斯堡。押送我们的是五个助理法警,看管我的是那个联邦法警的侄子,他是一个和气的小伙子。在火车上,我尽力争取这个小伙子,使他对矿工的事业深感同情。下车后,五个法警押着几个组织者走了,而我却被带往另一个方向。




我对自己的看守说:“孩子,我们走错路了。”




他说:“路没错,妈妈。”




“那就是他们走错了路,孩子。”




“不是的,妈妈。您要去旅馆。他们要去监狱。”




我停下脚步,“孩子,我不是已经被捕了吗?”“没错,妈妈。”“那我就应该跟自己人一块坐牢。”我径直转过身。“自己的孩子还在坐牢,琼斯妈妈却去住旅馆,这还像话吗?!”我很快就追上了组织者们,跟他们一起到了监狱。但是监狱长和他的妻子却没有让我住进普通牢房。




他们说:“妈妈,您是我们的客人。”




他们待我就像家人一样,给我最好的一切,而且还要“养胖我”——他们请我吃饭时就是这么说得。住在他们家的时候,我的确休息得很好。




我们在联邦法庭上受审。我们违反了他们所谓的“禁令”。只要老板不想让矿工做什么,他们就会发布禁令。公司找了一个女人来作证。她指证我曾要求矿工到矿上去,把工贼揪出来。她是个可怜的瘦骨嶙峋的妇女,眼神里透着恐惧,像上教堂一样穿着最好的衣服。我看着煤炭公司的这个可怜的奴隶,为她感到难过:她的生活如此困苦,她不惜作伪证,就为了区区几个铜板。




轮到我受审时,法官问我:是否曾煽动矿工使用暴力?




我答道:“先生,您应该很清楚,如果我公开发表这样的言论,无异于自杀,而我可是很谨慎的。您干这一行已经四十年了吧,法官?”




他说:“是的。”




“既然您干了四十年,您也应该学会区分谎言与真相了吧,法官?”




公诉人跳了起来,指着我说:




“法官大人——她是我国目前最最危险的女人。她居然胆敢把法官大人叫做工贼。但我还是建议法官大人从轻判罚——只要她愿意离开本州,永远不回来。”




“我并不是来请求宽恕的,”我说,“而是来寻求公正的。只要这个州还有一个孩子请我留下来,协助他为面包而斗争,我就不会离开。”




法官说:“你骂我工贼?”




“我确实骂过,法官。”




他说:“你为什么骂我工贼?”




“在你下令逮捕我的时候,我只是在谈论宪法,我跟听众讲的是生活、自由与幸福的机会;而他们长年以来却沦为工业奴隶,被奴隶主剥夺了这一切。我想到了不朽的林肯。我想起了报纸上对林肯任命联邦法官的报道,他当时没有指定由你还是你父亲来担任联邦法官。得到任命的时候,你父亲已经去世,所以,有着和父亲相同姓氏的你,便顶替你父亲获得了任命。你顶替了你父亲,不是吗,法官?[1]”




他说:“这我可从没听说过。”




一个家伙踮着脚尖走向我,轻声对我说:“夫人,不要说‘法官’或‘先生’,要说‘法官大人’。”




“‘法官大人’是谁?”我也轻声问道。




“就是坐在法官席上的那位大人。”他答道,看起来很气愤。




“你是说坐在审判台后面的那个老东西?得了吧,我才不会叫他‘法官大人’,除非我知道了他有多可敬[2]。你知道,当我出庭时,我发过誓要讲真话的。”




休庭时,有人跟我说,法官想在他的办公室里见我一面。我走进办公室后,法官主动同我握手,说道:“我想向您证明:我并不是贼,我没有顶替我父亲。”




他向我出示了一些范围,里面证明那些报道是错误的,是他的敌人散播的。我说:“法官,我向您道歉。我很高兴能有这样一位有人性的、痛恨被骂作工贼的法官来审判我。谁都不想被当成工贼。您大概体会到了我们工人对工贼是怎么想的。”




他没有给我判刑,就释放了我,但跟我一起被捕的那些组织者被判了两到三个月的监禁。




次日晚上,我要离开帕克斯堡,前往克拉克斯堡。一位帕克斯堡市民墨菲(Murphy)找上门来,对我要离开该市表示遗憾。他说,幸好法官没有给我判刑。我对他说:“我是唯一一个违反禁令的人。我的孩子们根本没有发言。结果,他们却不得不代我坐牢,我对此表示非常遗憾。但我不会闯进监狱,这样做没有意义。他们年轻、健壮,来日方长。而我岁数大了,却还有很多事要做。只有巴尼·莱斯心脏不好,他还有一个身体又差、又神经质的妻子。听说他入狱的消息后,她很可能会病倒,他的孩子就会没有人来照料。”




墨菲先生对我说:“琼斯妈妈,如果你去找法官,把莱斯的情况跟他讲清楚,我相信法官会赦免他的。”于是我就去了法官的家,他请我吃饭。




“谢了,法官,”我说,“我来这里,只是为了巴尼·莱斯。”




“为了他?!”“他有心脏病,还有一个神经质的妻子。”




“他有心脏病?!”




“对,他有严重的心脏病,可能会死在牢里。你也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吧。”




法官说:“我当然不希望发生这种事。”他给监狱长打了个电话,让莱斯接电话。法官问:“巴尼,你的心脏还好吗?”




巴尼说:“好得不得了。倒是那个判我坐牢两个月的法官心一定坏透了。我当时不过是跟在琼斯妈妈后面跑罢了。”




“这么说,你的心脏没问题?”




“我的心脏一点毛病都没有!对了,你到底是谁?”




“你别管,我就想知道你心脏的情况!”




“我跟你说了,我的心脏没毛病。”




法官转过身来,对我说:“你听到他的话了!”




我跟他说,我没有听见。他把巴尼的回答转告了我。“他每句话都在骂人,”法官说。




我说:“法官,我们这些无知的劳动者就是这样祈祷的。”




“你也是这么祈祷的吗?”




“是的,法官,在我想快点得到答复时就会这么祈祷。”




“可是巴尼说他没有心脏病。”




“法官,他连心脏和肝脏都分不清。我曾经和他一起外出开会,沿着公路或铁路步行回家时,他走几步就得停下来喘口气。”




法官叫来监狱医生,吩咐他明早检查一下巴尼的心脏。同时,我让我的朋友墨菲先生去拜访监狱医生。真不错,第二天早上,巴尼就获释了。







[1]  英语中“scab”一词既可指“工贼”,又有“顶替”的意思,工贼即“顶替罢工工人上工的工人”。——中译者注







[2]  “法官大人”的原文为“Your Honor”,直译为“您的荣誉”。——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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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罗斯福请来约翰·米切尔




无烟煤矿工的罢工从春天一直持续到了秋天,刚开始时,罢工基金只有九万美元,罢工结束时,美国矿工联合会已经有了一百多万罢工基金。这次罢工自始至终都是和平的。矿工获得了公众的支持。各个煤矿都被完全占领了。工厂和铁路一点煤炭都得不到。




快到秋天的时候,纽约开始坐不住了。到了十月,罗斯福先生在华盛顿召见了煤炭生产商协会(Coal Producers Union)的主席——外号“君权神授”(Divine Rights)的贝尔[1],以及与煤炭业有关的其他官员。他还召见了矿工工会的干部。他们坐在会议桌旁,煤矿官员坐一边,工会干部坐另一边,总统坐在桌首,夹在双方之间。




在讨论如何解决罢工时,矿主坚决不愿做出任何让步。贝尔先生说,与其接受仲裁,向工会让步,他宁可叫来国民警卫队,用枪赶着矿工回去工作。




会议无果而终。罗斯福先生派人找来了约翰·米切尔[2]。他拍了拍米切尔的肩膀,跟米切尔说:他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一个忠实的公民,而不是矿老板。这次会议并没有解开僵局。




米切尔向矿工汇报了这次会议的情况。矿工们说,“管它呢,反正咱们有的是钱跟他们耗,矿老板不承认咱们的工会,不接受咱们的要求,咱们就跟他们斗到底。”




华尔街派人把皮尔彭特·摩根[3]先生从欧洲召回国内,他回来了。矿老板们处境非常不妙。他们的顽固惹火了公众。我当时正在蒙哥马利市进行组织工作,有位某某先生写信给我,说他想跟我讨论一下有关罢工的问题,想请我去纽约一趟。我先去了威尔克斯—巴里[4],到总部去找米切尔先生,问问他我该怎么做。




他说,“你尽管去吧,妈妈,但是,千万不要让步,不要让任何外界团体来仲裁罢工。工会已经赢得了罢工。矿老板们知道自己已经输了,他们必须同矿工联合会交涉。”




“我不会的,”我说,“我绝不会让任何团体来插手。到了那我再向你汇报。”




我见到了某某先生,讨论了一下局势。然后他去了摩根先生的办公室,我就在他的办公室里等他回来。“摩根先生非常痛心,”他回来时说,“他说我们被矿工捏在了手心里!”




星期天下午,在纽约湾,贝尔先生和他的人在摩根先生的游艇上开了会。鲁特[5]先生作为总统的代表,从华盛顿赶来开会。记者不许登上游艇。关于这次会议,一封电报、一个电话、一点消息都没传出来。他们讨论的是:在这场罢工中,他们已经输了,要怎样结束罢工,才能保全面子?不过,他们绝不会把胜利拱手让给工会!




鲁特先生指出了出路。总统会任命一个“中立的调查委员会”,通过这种方法来结束罢工,就能避免向工会投降,使矿老板们承受舆论的压力,如果矿工拒绝接受调查委员会的仲裁,就会失去公众的支持。




第二天是星期一,那天早上,我的朋友某某先生在麦迪森大街209号会见了摩根先生。他回来时大叫:“罢工解决了!”我返回威尔克斯—巴里后,发现米切尔先生已经去了华盛顿,他同意让总统任命的委员会来对罢工进行仲裁。




我劝他不要去参加这个会议,但他说:“拒绝总统是万万不可以的。”




“你有一个很好的理由,”我跟他说,“你应该告诉总统,上次会议不欢而散时,贝尔先生曾说过,他会先用枪逼着矿工复工,然后再用枪来对付工会。你应该把矿工的话告诉总统:‘管他呢,不承认工会,咱们绝不罢休!’”




他说:“我可不能这样跟总统说话。”




当天晚上,米切尔先生和罗斯福的宣传员威尔曼[6]先生一起去了华盛顿。第二天早上,他拜会了总统。他离开白宫前,报刊和教会都在给他戴高帽,夸他是全美国最伟大的工人领袖。米切尔先生并不是一个不正直的人,但他有一个缺点,就是爱听奉承话,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目的,利用他的这个缺点。




他回到威尔克斯—巴里后,牧师、神父和政客都跪倒在他面前。在车站有乐队迎接他。有人骑着高头大马,为他的马车开路。道路两边是举着彩旗欢迎他的游行队伍。他的黑发梳得整整齐齐,脸色发白,眼里闪着兴奋的光芒,脸上有着长期的紧张而造成的深深的纹路。




奉承与颂扬在约翰·米切尔身上奏效了。罢工取得了胜利。无烟煤矿完全停工了。如果米切尔先生能保持坚定立场的话,矿老板们就会不得不跟工会谈判。工会运动的原则就会赢得道义上的胜利。在我看来,这要比矿工后来通过总统委员会的决定获得的物质成果更加重要。




米切尔先生在去世时是个富翁。他曾为劳动人民服务过,可他已经失去了他们的信任。




罢工之后,老板们以保护农民为借口,制定了爱尔兰式的雇佣兵法律,设立了保安警察部队。工人前往哈里斯堡,为此进行游说。他们痛恨矿老板的警察,他们认为这是最最糟糕的东西。他们忘记了,矿老板的警察也可以参加保安警察;他们忘记了爱尔兰的历史,而这种法律就是从那里来的;爱尔兰的土地上,浸透了遭到保安警察镇压的男男女女的鲜血。




我对此非常担心,一位工人领袖对我说:“正派的人不会参加保安警察。”




我回答说:“这样一来,枪手和流氓就会参加,而工人就不得不面对他们。”那里正是这些人的容身之地。




我出席了由罗斯福总统任命的仲裁委员会召开的听证会。我永远忘不了约翰·米切尔在听证会上的发言:




“无烟煤矿工的工作条件是最令人无法容忍、最不人道的,他们已经忍受了二十多年的折磨。出于工人之间的兄弟之情,他们设法改变自己遭遇的不公正的处境。”




我永远忘不了代表矿老板的贝尔主席的发言:




“上帝以祂无穷的智慧,将我国的财产利益的管理权交给了基督徒,工人的权利和利益,应该由这些基督徒来保护,而不是让工人煽动家来保护。”




我永远忘不了工人的伟大辩护士克拉伦斯·达洛[7]的发言:




“这些上帝的代理人每天都眼睁睁地看着工人被杀;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工人失明、伤残,被赶出工厂,一点补偿都拿不到,只能去乞讨救济,流落街头。他们眼睁睁地看着矿工由于工资太低,不得不把自己的小女儿送进丝绸厂,让她们在厂里没日没夜地干活,一干就是十二个钟头……却只能领童工的工资。贝尔先生会为工人参加工会而落泪,却不会为被卷进碎石机的工人而落泪。”




我永远永远不会忘记他的结束语,直到我的生命即将结束时,这些话仍在我耳边回响:




“这是开天辟地以来最重要的斗争之一,它标志着人权的进步。人类的每一点进步,都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有些人必须死,其他人才能活下去。这些可怜的矿工背起了这副十字架,不仅是为了他们自己,也是为了整个人类能够更高、更广阔地发展。”




听证会做出了有利于矿工的决定。矿老板们彬彬有礼地接受了决定。工人从后门走进了凯旋门。







[1]  乔治·弗雷德里克·贝尔(George Frederick Baer,1842年9月26日——1914年4月26日),美国律师,时任里丁铁路公司(Reading Railroads)总裁。——中译者注




[2]  约翰·米切尔(John Mitchell,1870年2月4日——1919年9月9日),生于伊利诺伊州布雷德伍德镇(Braidwood),父母是爱尔兰移民。六岁失去父母,开始当工人。1885年参加劳工骑士团,1890年参与创立美国矿工联合会。1897年与琼斯妈妈一同当选为美国矿工联合会副主席。1898年担任美国矿工联合会代理主席,1899年—1908年正式担任主席。——中译者注







[3]  约翰·皮尔彭特·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1837年4月17日——1913年3月31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重要银行家、金融巨头。——中译者注




[4]  威尔克斯—巴里(Wilkes-Barre)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路泽恩县的一个城市。——中译者注




[5] 埃利休·鲁特(Elihu Root,1845年2月15日——1937年2月7日),时任陆军部长。——中译者注




[6]  沃尔特·E·威尔曼(Walter E. Wellman,1858年11月3日——1934年1月31日),美国记者、探险家。——中译者注




[7]  克拉伦斯•达洛(Clarence Darrow,1857年4月18日——1938年3月13日),美国著名律师, 美国民权同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主要领导人。——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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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西弗吉尼亚的屠杀




1902年10月,无烟煤矿工的罢工结束后,我与伊利诺伊人约翰·H·沃克(John H.Walker)一同前往西弗吉尼亚的尚未组建工会的地区。我们沿着新河(New River)两岸,走遍了斯米瑟菲尔德(Smitherfield)、隆埃克(Long Acre)、卡尼尔顿(Canilton)和布莫(Boommer)等地,一路上举行集会,发展工会会员。




这是一项艰难而危险的工作,幸好我有一位无所畏惧的同伴。谁参加了工会,谁就会上黑名单,在整个地区都找不到工作。他们的家人都会流落街头。他们会遭到枪击和殴打。许多人消失得无影无踪。杂货店老板全都接到命令,不得卖东西给工会会员及其家属。要想召开集会,只能趁着夜色在林子里、在废矿井里、在谷仓里举行。




我们在希望峰(Mount Hope)召开了一次会议。散会后,我和沃克回到旅馆。我们谈了很久。突然有人敲门。




“请进。”我说。




一个矿工走进了房间。他个子又高又瘦,咳得厉害。




“妈妈,”他说,“我们有十二个人,我们要组织工会。”




我转向沃克,他说:“妈妈,全国委员会让我们到这里来进行教育和鼓动,但是组织工作应该先放一放,以后再做。”




我说:“我今晚就要把他们组织起来。”




那位矿工代表说:“世道这么艰难,我不想继续采矿了,我宁愿为组织工会而死。”




我把其他矿工都请进屋里,沃克先生向他们保证:




“孩子们,你们现在有十二个人。耶稣基督一开始也只有十二个门徒。希望你们中间不会有出卖工友的犹大。你们所做的这项事业,将使你们的子孙后代受益。你们要传播这样的福音:你们要得到更好的食物、更好的住处,为了你们生产的财富,你们要得到合理的补偿。这些要求能创造一个伟大的国度。”




那位矿工代表一直咳个不停,他得了肺病。他们没钱交执照费[1],我就跟他们说,这事让我来处理。




过了三周,那十二位矿工中的一人给我写信,他告诉我,他们的那位代表死了,但他们已经发展了800名会员,并寄来了执照费。




在卡佩顿山(Caperton Mountain)营地,我碰到了邓肯·肯尼迪(DuncanKennedy),他现在是矿老板们的专员。当时天色已晚,我们不能下山过河去找旅馆,他和他的贵族老婆就给我们找了个住处,招待我们吃饭。在这片山区,我们经常在散会后坐在河岸上,就这样度过一晚。当我们坐在石头中间时,经常听见子弹呼啸而过,我们穿着黑衣服,在夜幕中是看不见我们的。




七位组织者被派往桂冠溪谷(Laurel Creek)。他们全都遭到了枪击和毒打,被赶了回来。




一位组织者被人拿枪赶出了镇子。




我问他:“那你是怎么做的?”




“我只能拼命跑出来。”




我问:“你走的是哪条路?”




他说:“妈妈,你可千万不能到那里去。他们派了枪手在路上巡逻。”




我说:“这就是说那里的矿工都成了囚徒,我非去不可。”




一周后,我在周六晚上跟着八个还是十个年轻的矿工去了塞耶(Thayer),那是一个矿工营地,距离桂冠溪谷有六英里。星期天一大早,我们就走去桂冠溪谷。我爬上山头,俯视着营地里脏乱的棚屋。我坐在营地顶上的石头上,吩咐矿工们到桂冠溪谷去,通知当地的矿工:到山上来,琼斯妈妈准备在下午两点发表讲话,顺便也请主管一起过来,琼斯妈妈会热烈地欢迎他。




然后我请两个男孩到小溪那边的一间木屋去,帮我讨一杯茶。他们走到小屋,然后招呼我过去。进屋后,我看见一位年轻可爱的姑娘躺在草席上。她用我所见过的最最温柔的目光望着我。风从墙缝里钻进来,微微掀动了床上的被单。




我问那位父亲:“您女儿出了什么事?”




他说:“我在矿上挣得不多,只好让她去旅店干活,他们一天到晚死命使唤她,结果她得了肺痨。”




一群衣衫破烂的邋遢小鬼围着壁炉坐在地上,那位父亲用茶和面包来招待我们。




那天下午,山上来了一大群人。主管派来了他的听差,是个黑人小伙子。矿工跟我说,他是主管的间谍,我就对他说:“小伙子,你难道不知道是不朽的白人林肯解放了你,是你不必沦为奴隶吗?你为什么要叛卖你的为工人自由而战的白人兄弟?”




“妈妈,”他说,“我也是没办法,可我保证我今天绝不会乱听、乱看。”




那天下午,我们在山腰上建立起了强大的工会。




第二天,麦克·哈林顿(Mike Harrington)——就是前一天给我吃过东西的那个男人——去煤矿上班,却被告知去办公室结工资。主管说,谁在家里招待煽动者,谁就甭想上班。




麦克对主管说:“可我没有招待她,她给了我茶和面包的钱。“




“我管你那么多,”主管说,“谁叫你让她进门的。”




麦克回到家,他进门后,他病重的女儿说:“爸爸,你丢工作了。”她开始啜泣,猛烈地咳嗽起来,倒在枕头上,因心力衰竭而死。




当天下午,他被赶出了自己的家,因为那是公司的财产。他们埋葬了他的女儿,搬进了一座旧谷仓。




麦克后来成为了矿工联合会的组织者,他是我见过的最坚定的工人之一。




1903年2月,斯坦福山(Stanford Mountain)的工人举行罢工,我也去了那里。法院下了禁令,不许工人靠近矿山。一队矿工沿着远离矿山的公路步行。第二天早上,他们在自己搭建的会场举行集会。然后来了一个法警,宣布以违反禁令的罪名,逮捕三十名工人。




工人们说:“我们又没犯法,我们明明是沿着公路走的,压根没走近矿山,你也看见了的。”




法警说:“我不管那么多,反正就是要抓你们走。”




工人们不愿束手就擒,他们坚持说自己没有犯法。他们要那法警在二十五分钟内离开镇子。那个法警有个兄弟在公司里当医生,工人们派人去找那个医生,叫他来把法警带走。




那天晚上我跟他们开了个会,他们把事情经过告诉了我。




我说:“孩子们,你们并没有接近矿山,所以你们占着理,还是去投案比较好。”




散会后,我去了附近的蒙哥马利营地,那里有家小旅店,还有火车站。动身前,小伙子们陪我走到小镇边上,问我:“妈妈,你很快就会回来吗?”




我也不知道多久才能回来。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火车站,准备搭乘早班车。经办人问我:“昨天晚上,斯坦福山那边出大乱子了!你不知道吗?”




我说:“你没搞错吧?我昨晚才刚从那边过来呢。”




“唉,”他说,“反正他们碰上大麻烦了。”




“有人受伤没有?”




“有;我是听车上的人说的,具体我也不太清楚。好像是有人开了枪。”




我说:“给我退票,我得到小伙子那边去。”




我抄近路登上了斯坦福山。我走近营地时,这些可怜的窝棚就好像被吓得挤作一团。整个营地死气沉沉。我走近矿工们的家,听见有人在啜泣。然后,在那支撑着窝棚的柱子上,我看见泥土上沾着鲜红的血迹。我推开门,只见一个矿工倒在草席上,鲜血浸透了草席。他是在熟睡中被人打死的,脑袋都被打碎了。他的窝棚遍布着弹孔。




在另外五个窝棚里,都有人被打死了。一个小男孩和他妈妈伏在他父亲的遗体上痛哭。小男孩看见了我,对我说:“琼斯妈妈,求求你把我爸爸带回来吧,我想亲他一下。”




法医来了。死者被葬在山上。杀害他们的凶手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1]  执照费(charter),应为成立工会(分会)所需的许可证费用。——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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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童工大进军




1903年春天,宾夕法尼亚州肯辛顿(Kensington)的二万五千名纺织工人举行罢工,我也赶去了那里。这些罢工工人当中,至少有一万人是童工。他们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劳动时间。每天都有童工来到工会总部,他们不是断了手、少了拇指,就是整根手指都被切断了。他们个个弯腰驼背,瘦得皮包骨头。他们有许多人还不满十岁,而州法律规定要年满十二岁才能工作。




这条法律执行得很不得力,母亲往往谎报孩子的年龄。在肯辛顿的一个街区,有十四个妇女——她们是二十二个不满十二岁的童工的母亲——向我解释说,她们要是不谎报年龄,让自己的孩子出去做工,就得挨饿。她们的丈夫不是死在矿井里,就是残废了。




我问记者,为什么不把宾夕法尼亚童工的处境报道出来?他们说,纺织厂老板入了报社的股份,所以他们不能这么做。




我说:“好吧,我入了这些孩子的股,就让我来做一点小小的揭露好了。”




一天早上,我们让一大群男孩和女孩到独立公园集合,然后举着横幅,一路走向市政厅,准备在那里举行集会。市政厅前面的广场上人山人海。我让伤残的童工登上讲台。我让他们举起残缺不全的手给听众看,并发表声明:费城的豪宅,都是用这些童工折断的骨头、颤抖的心脏和耷拉的脑袋盖成的,他们幼小的生命化作了老板们的万贯家财,而州政府和市政府都对此视而不见,官老爷们根本不在乎这些未来的公民。




市政府官员站在打开的窗户后面。我把童工高高举过人群头顶,把他们瘦弱的四肢和凹陷的胸腔指给人们看。他们轻飘飘的,举起来一点不费力。




我要那些腰缠万贯的制造商停止这种道义上的谋杀行径,并向那些躲在窗户后面的官员大喊:“总有一天,工人会占领你们的市政厅,到了那一天,不会再有儿童变成利润的祭品!”




官员们马上关上了窗子,好像这样就能闭上眼睛,关上心扉一样。




我说的费城的豪宅是用童工的骨头和心脏盖成的话,被记者报道出去了。费城和纽约的报纸围绕这个问题争吵不休。一些大学也在讨论这个问题。传教士们也开始讲话了。这正是我要的。公众开始注意童工问题了。




喧闹一阵后,这个问题冷下来了,于是我认为,得想个办法刺激一下公众,让他们重新关注这个问题。当时,百年前敲响了反抗暴政、争取自由的钟声的自由钟正在各地巡回展览,我灵机一动:既然童工正在为了儿童应有的自由而斗争,那我们也要搞个巡游。




我找了一些家长,请他们允许自己的孩子参加我们的活动,时间大概是七天到十天,并保证一定会把孩子平平安安地带回来。他们都同意了。我们的“大军”的司令是一个叫斯威尼(Sweeny)的男人。还有几个男女帮我照顾童工。他们正在参加罢工,我觉得这样或许可以让他们放松一下。




孩子在把刀叉、杯子和盘子装进背包,背起背包上路了。我们带了一个洗刷用的锅炉,在路上用它来煮饭吃。有一个童工带了一面鼓,另一个童工带了一根横笛。他们组成了我们的乐队。我们打出了横幅:“多盖学校,少盖医院!”“我们要玩耍!”“这盛世哪有我们的份?”




我们在费城举行了大型群众集会,然后就出发了。我打算和童工们一起去找罗斯福总统,叫他让国会立法禁止剥削童工。我想,罗斯福总统也许会接见这些童工,并把童工和他正在牡蛎湾[1]的海边避暑的小孩对比一下。我还想,出于礼貌,我们还应该邀请华尔街的摩根到场,这些童工的父亲有不少都在他的矿山工作。




童工们很开心,他们有很多吃的东西,每天都能在小溪和河里洗澡。我想,等到罢工结束后,他们一回去工作,就再也享受不到这样的假日了。在进军途中,不时会有农民载着一车车的水果和蔬菜来看我们。他们的妻子会给童工提供衣物和金钱。城际列车的乘务员会停车,让我们免费搭车。




抵达城镇时,斯威尼“司令”和我会先进城,为童工张罗住处,并寻找集会的场所。在我们进军途中,天气变得极其炎热。一路上滴雨不下,漫天尘土。有的孩子身体吃不消了,我们只好把他们送回家。




在城际列车抵达新泽西州的新特伦顿(New Trenton)郊外时,我们正在做午饭,列车员停了车,告诉我们:警察正在过来,阻止我们进城。城里有纺织厂,老板们可不欢迎我们。




我说:“好吧,警察也得吃午饭。”警察来了后,我们就请他们一起吃饭。他们看见童工拿着盘子和杯子,围在锅炉周围,便笑了起来,友善地跟童工说话,却一个字都没提到禁令。




我们进了城,开了会,警察的妻子们把童工请回家,招待他们住了一晚上,到了第二天早上,又把他们送了回来,还准备了丰盛的午餐,用餐巾纸包起来,送给了童工。




我们一路上举行集会,向人们展示童工的惨状。在某个城镇,镇长不让我们举行集会,说他没有足够的警力来保护集会。我说:“镇长阁下,这些孩子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警察的保护,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情况。”于是他只好让我们开会。到了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Princeton),我们在格罗佛·克利夫兰[2]的大庄园的一座谷仓里住了一晚,那座谷仓又大又凉快。天气已经热得让人受不了。童工的身体并不强壮,有许多人痛苦不堪。一家大酒店的老板派人来请我,他说:“你们想要多少房间就订多少房间,想要什么东西就要吧,我们分文不取。”




我找到普林斯顿市长,请他准许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校园边上演讲。我说我想谈谈高等教育。市长批准了。来了不少听众,都是教授、学生和市民;我跟他们说:富人夺走了童工接受最起码的教育的机会,这样富人子女才能接受高等教育;富人利用童工的手脚去赚钱,这样他们才能给老婆买汽车,给女儿买德国牧羊犬,让女儿跟牧羊犬说法语;在童工几乎还在襁褓里的时候,富人就把他们夺走了。我向教授们指出,我们大军里的童工几乎不会读写,因为他们每天都得在宾夕法尼亚的纺织厂里干上十个钟头。




“这就是一本经济学课本,”我指着一个叫詹姆斯·阿什沃斯(James Ashworth)的小家伙,他只有十岁,却要搬运重达七十五磅的纱线包,佝偻得像个老头。“他每周挣三块钱,他十四岁的姐姐挣六块。在富人子弟接受高等教育时,他和他姐姐要在毛毯厂干活,每天要干十个钟头。”




那天晚上,我们在石溪(Stony Brook)岸边扎营,很久很久以前,在华盛顿率领革命军为自由而英勇奋战时,衣衫褴褛的战士也曾在此露营。




我们从泽西城出发,前往霍波肯(Hoboken)。我派了一个代表团去找纽约市警务专员艾布斯坦(Ebstein),请他准许我们举行游行,我们打算沿着第四大道游行,到麦迪森广场举行集会。警务专员拒绝了我们的要求,并禁止我们进城。




我亲自去了纽约,找到了纽约市长塞斯·洛[3]。市长非常客气,但他说,他必须支持警务专员。我问他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城,他说我们不是纽约市民。




我说,“好吧,市长先生,我想我们能把这事情搞定。请允许我提醒您一件事:就在去年,腐朽的德国皇室的一个成员——亨利亲王[4]——来到我国,在三星期的时间里,国会为了满足他的胃口和娱乐,给他拨了四万五千美元的款子。这位亲王能从我国工人的血汗中分得四百万美元的红利。请问:他是本地市民吗?




“市长先生,报纸上说您和纽约市全体官员,还有大学俱乐部都热情接待了那个家伙,”我再次质问,“请问他是纽约市民吗?”




“不,妈妈,”市长说,“他不是本市市民。”




“有个叫李武(Lee Woo)的中国人也受到了纽约市政府的款待。请问他是纽约市民吗?”




“不,妈妈,他不是。”




“他们为我国创造过什么财富吗!”




“不,妈妈,他们没有,”市长说。




“那么,市长先生,我们的孩子都是我国的小公民,他们已经创造了财富,你却不让他们进入你们的城市!”




“等一等!”市长说,然后他给警务专员打电话,叫专员到他办公室来一趟。最后他们决定放我们进城。我们沿着第四大道,向麦迪森广场进军,一路上有三个分局的警察护送我们。但是警方不许我们在麦迪森广场举行集会,只许我们在第二十街集会。




我向警长指出,每一个纳税人都有权在这个广场举行集会。“你说得没错,”警长说,“但不得超过二十人,可你们或许有两万人。”于是我们就向第二十街进发。一路上我都在向围观群众揭露,无烟煤矿区周围的童工过着何等悲惨的生活,并让几个童工出来现身说法。我让艾迪·丹菲(Eddie Dunphy)站出来,告诉群众:这个十二岁的孩子的工作,就是整天坐在高高的凳子上,把合适的丝线递给另一个工人,无论春夏秋冬,天天都要坐在高凳子上,周围全是危险的机器,就这样干上十一个钟头,一周只能挣到三块钱。




然后我又让群众看了看嘉茜·郎纽(Gussie Rangnew),她还是个小女孩,可是她的童年却完全毁灭了。她的脸跟老太太一样苍老。她在厂里包装长袜,一干就是十一个钟头,却只能挣到几毛钱。




我们在纽约市为罢工募集到了很多钱,有成百上千的朋友把他们的住处让出来,给童工居住。第二天,波斯蒂克(Bostick)先生请我们去康尼岛[5]参观他的野生动物展览会。孩子们度过了他们人生中最愉快的一天。训练有素的动物结束表演后,波斯蒂克先生让我向观众讲话。在这小型舞台的背景板上,画着罗马竞技场和观众,还有两个坐在前面的罗马皇帝,比着大拇指朝下的手势[6]。在皇帝正前方摆着装动物的空笼子。我把小家伙们放进笼子,他们用手在我讲话时,他们紧紧抓着铁栅栏。




我告诉观众,这副景象就是典型的雇主贵族统治,他们向着在厂里工作的童工做出了大拇指向下的手势,而其他人只是默不作声地看着。




“我们要让罗斯福总统听到童工们的痛苦,他们从来没有上学的机会,只能在宾夕法尼亚的纺织厂里干活,一天要干十一到十二个钟头;他们编织的是他和你们走过的地毯,你们窗户上的蕾丝窗帘,还有人们的衣服。五十年前有过反对奴隶制的呼声,人们舍身制止买卖黑人儿童,今天,白人儿童以每周两块钱的价钱卖给老板。五十年前的黑人儿童是以货到付款的方式卖掉的,今天的白人儿童是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卖掉的。




“乔治亚刚刚通过了保护鸣禽的法案,可那里的孩子却得整日整夜地在棉纺厂里干活。童工根本听不到鸟叫声,这个法案对他们有什么用?




“我要请求总统:以这些孩子痛苦的心灵的名义,请把他们从这种奴隶制中解救出来。我要告诉总统:他为之骄傲的那个盛世,只是富人的盛世,是用无数穷苦人的血汗浇灌出来的盛世。




“问题是,华盛顿根本没有人在乎这些孩子。我看见国会在一小时内通过了三个救助铁路的法案,可是当工人苦苦哀求他们帮一下工人子弟时,他们却充耳不闻。




“我曾在监狱里问过一个男人犯了什么事,他说他偷了一双鞋子。我跟他说,如果他偷了一条铁路,他就能当上参议员。




“有人跟我们说,每一个美国男孩都有当总统的机会。我跟你们说,铁笼子里的这些孩子,愿意为了一顿饱饭,为了玩耍的机会,而卖掉任何机会。我从厂里带来的这些童工身心都已严重畸形和发育不良,除了不停地干活之外,他们根本不知道还有什么机会,更不用说每个美国男性公民都拥有的成为总统的机会了。”




我指着旁边的一个笼子,“你们看看笼子里的那些猴子,专家想教会它们说话。猴子是很聪明的,他们不想被老板买下来,关进厂里当奴隶,所以才不学人话。”




我看见观众前排有一个打扮入时的年轻人,咧嘴傻笑了好几次。我中断发言,指着他说,“年轻人,别傻笑了!离开这里吧!你应该回家去,求你妈原谅你,因为她忍着剧痛生下了你!这些童工的妈妈也是忍着同样的痛苦生下了他们的。你趁早回家求你妈把脑子和心脏补给你吧!”




在笼中童工的注视下,他灰溜溜地走了出去。听众仍在静静地坐着,后面有一只狮子吼了一声。




次日,我们离开了康尼岛,去曼哈顿海滩找普拉特[7]参议员,我们约好了在早上九点会面。可是孩子们陷进了海边的沙子里,我费了半天才把他们身上的沙子洗干净。然后我们再沿着铁路走。有人告诉我,这铁路是私人财产,叫我们离开铁路。最后是一个酒吧老板给我们指了一条通往旅馆圣地的近路,我们这支大军才一下子出现在旅馆大厅里。孩子们用鼓和横笛演奏起了《嘿,嘿,大伙儿都来了》(Hail,Hail,the Gang’s All Here),然后,在普拉特参议员目送下,我们溜过后门,跑向纽约。




我问旅馆经理,既然参议员邀请我们来跟他吃早饭,那能不能给孩子们吃顿饭,并记在参议员的账上。经理给了我们一个包间,让孩子们吃上了有生以来最棒的一顿早饭。我跟赫斯特报系[8]的一个记者也吃了早饭,把所有费用都记在了普拉特参议员的账上。




我们游行到牡蛎湾,但总统不肯见我们,也没有回我的信。可我们的进军还是奏效了。我们唤起了全国舆论的注意,让公众关注起了使用童工的恶行。虽然肯辛顿纺织工人的罢工失败了,童工被迫复工,但不久后,宾夕法尼亚州议会通过了童工法案,使成千上万的童工离开了工厂,回到了家里,并阻止了成千上万不满十四岁的儿童进厂做工。







[1]  牡蛎湾(Oyster Bay)是纽约市的一个小镇,现有罗斯福故居。——中译者注




[2]  斯蒂芬·格罗佛·克利夫兰(Stephen Grover Cleveland,1837年3月18日——1908年6月24日),美国政治家,民主党人,曾任第22任(1885—1889)和第24任(1893—1897)总统。——中译者注




[3]  塞斯·洛(Seth Low,1850年1月18日——1916年9月17日),共和党人,曾于1902年1月—1903年12月任纽约市长。——中译者注




[4]  即普鲁士亲王阿尔伯特·威廉·海因里希(Albert Wilhelm Heinrich,1862年8月14日——1929年4月20日),他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弟弟,曾于1902年访问美国。——中译者注




[5]  康尼岛(Coney Island)是纽约的一个半岛,上面有许多娱乐设施。——中译者注




[6]  按照古罗马习俗,在皇帝观看角斗比赛时,当比赛决出胜负后,皇帝若做出大拇指朝上的手势,则胜者会放败者一条生路;若做出大拇指朝下的手势,胜者就会结束败者的生命。——中译者注




[7]  托马斯·科利尔·普拉特(Thomas Collier Platt,1833年7月15日——1910年3月6日),共和党人,曾两次当选国会众议员、三次当选国会参议员。——中译者注




[8]  威廉·兰多尔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1863年4月29日——1951年8月1日日),美国资本家,传媒巨头,赫斯特传媒集团创始人。他名下拥有好几家很有影响力的报纸,统称赫斯特报系。——中译者注




[ 本帖最后由 龚义哲 于 2017-8-14 21:31 编辑 ]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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