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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陈佩华:《沃尔玛在中国》中文版前言(2014-5-28)

陈佩华:《沃尔玛在中国》中文版前言(2014-5-28)

注:本文档由该著作的中文译者之一刘建洲2017年8月7日晚在沃尔玛中国员工联谊会一工人微信群的辩论中提供。
该辩论的详情参见帖子《(2017年)8月7日刘建洲与秋火等人就王亚芳案大辩论》。
文中的蓝色粗体标记为原文档所加。(工评社,2017年8月9日凌晨1点)



中文版前言
陈佩华(Anita Chan)



在本书的翻译初稿即将完成和付梓之时,距离全总在中国超过数十家沃尔玛门店秘密组建工会并取得极为巨大成绩,已经过去八年的时间。2006年7月,可以说是全总赢得国际工会界的世界范围的尊敬的一个月份。全总取得了世界上其它工会所没有取得的成绩。然而,在距离取得辉煌成绩的八年之后,沃尔玛现在的情况如何?沃尔玛供应商工厂里工人的工作条件,是否得到了改善?沃尔玛门店的工会组织,是否发挥了其作为工人代表的职能?我认为答案或许令人感到失望。

确实,沃尔玛供应商工厂里的工作条件,或许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提升。工人的工资确实高于2006年的水平,尽管其工作时间还是和此前一样长。不过,根据其它研究项目的研究结果,这些改善与沃尔玛并不存在什么关系,和沃尔玛工会组织的关联也不大。工人工资的提高,可以归因于中国政府近年来以两位数的水平不断提高最低工资;同时,政府采取了有力措施来确保工人的工资至少不低于最低工资。无可否认,沃尔玛工人的工资依然很低,他们并没有公平分享不断增长的生产力发展的成果;与此同时,工人不得不为了让工资能够与通货膨胀同步增长而进行斗争。工人工资和劳动条件的改善,可以追溯到中国政府对如何控制劳动关系抗争的关切,以及对维持社会稳定的考量。此外,由于大多数供应商都有不同的买家,这使得我们很难明确将沃尔玛看成是工人状况改善的恩人或者是工人状况恶化的罪魁祸首。

因此,当沃尔玛开始关闭一些处于亏损状态的门店时,一些老工人感觉自己被沃尔玛所背叛,变得愤怒起来。这些工人认为,自己为沃尔玛作出了牺牲,他们容忍沃尔玛的低工资,相信自己在退休时能够得到某些经济收入。但是,现在这些希望破灭了。在过去三到四年的时间里,沃尔玛管理层和工人之间曾发生了好几起大的冲突事件,其发生遵循着同样的模式——老工人在抗争中成为劳工运动的积极分子。譬如,2012年的哈尔滨沃尔玛门店的关闭事件,2014年常德沃尔玛门店的关闭事件,以及2012年深圳沃尔玛物流中心的一批工人的抗争事件,其领导者都是老工人。这些工人都要求获得自己认为是公平的解雇补偿金,其数额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的标准。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些老工人代表着中国工人中具有更高权利意识的一代工人,其权利意识要高于沃尔玛里的那些年轻工人。

然而,当这些抗争事件发生的时候,沃尔玛门店的工会组织发挥了什么作用呢?它们是否领导工人进行抗争,来赢得其应该得到的东西?不幸的是,正如本书第9章和第10章所详尽描述的,早在2006年8月,沃尔玛门店的工会组织便处于沃尔玛的掌控之中。从那时开始,沃尔玛工会的领导成员大多由沃尔玛的人力资源经理配备。由于门店的工人流失率极高,只有少数年纪较大的老工人经历了一度是民主工会的组建过程,他们还保留着对工会的某些记忆。在少数几件得到广泛报道的工人抗争沃尔玛管理方的案例中,工人常常不得不同时和工会、地方政府及沃尔玛管理方进行同等程度的斗争。在深圳一家沃尔玛门店,一位女工人不同寻常地起诉工会组织,因为在沃尔玛试图解雇她时工会并没有保护其权利。这位女工不得不同时和三方进行抗争,最终她赢得了官司。常德沃尔玛的工会主席是一个例外。这位工会主席是管理方任命的,并非工人选举产生。不过,他和自己的同事一起,领导了这场艰巨的斗争。一天,常德沃尔玛门店的管理方突然组织数十名外来者进入门店,清除了所有的门店工作岗位并取代了剩余工人的工作岗位,让他们的电子考勤卡失效,通过威逼胁迫的方式使工人辞职,这位工会主席被激怒了。于是,常德门店的这位工会主席领导工人向地方政府机构一一寻求帮助,其中包括区工会和常德市总工会,但是,没有那家机构愿意施以援手。这场斗争持续了许多天,其间工人与警方发生了对抗和暴力冲突,一位工人被捕,该事件还引发了一场国际范围的反对沃尔玛的运动。深圳一家劳工NGO介入了该事件,同时,工人们还得到了一位颇有名气的(a high profile)中国律师的帮助。最终,地方政府和工会作出了让步,改变了其亲资本的立场。在本序言写作之际,该案件正在等待法律仲裁的结果。

可以说,在过去八年的时间里,全总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工人却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2006年通过民主方式秘密组建的工会,其存在已经具备了合法性,这些工会组织能够成为工人用来维护其需求的渠道。但是,这正是沃尔玛自2008年以来就试图做的事情——沃尔玛试图从工作场所抹去工联主义的概念。沃尔玛已经延缓了工会集体意识的成熟过程。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人们开始认识到这种工人集体代表权的意义,无论我们称其为工会还是别的什么东西。

最后,我要感谢刘建洲博士启动本书的翻译工作,他为本书的翻译和出版付出了很多辛勤的劳动;鲍磊先生和薛红博士协助并翻译了本书的部分章节。对于他们所付出的努力,我表示真挚的感谢。

陈佩华
2014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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