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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

能不能和宁重归于好?(2)

(1936年6月5日)

……我在上一封信里漏掉了一些事情。先从宁说起吧。如果你觉得他还有一点点可能回到我们这边来,那你为什么不叫他回来呢?对于宁能否成为一个革命者,我个人不抱希望,但我也有可能出错。如果你觉得有必要,你就亲自去试一下好了。我只能赞成这么做。

当然,我们不光要听他的口头保证(他的口头保证实在太多了),更要看他的实际表现。目前,宁正在跟第四国际的死敌搅在一起,这些人大谈关于“组织性”分歧的空话,以此来掩饰他们那种小资产阶级对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仇恨,说得就好像严肃的人们是会因为一些次要的分歧,就跟革命者决裂,同机会主义者站在一起似的。

如果宁想回到我们这边来,他就必须在西班牙公开打出第四国际的旗号。他不肯这么做的借口,就跟布鲁姆拒绝阶级斗争的借口一样:一般来讲,这么做当然是没有错的,可现在并不是合适的时机。布鲁姆的政治就是阶级合作,尽管他“理论上”承认阶级斗争。宁在口头上承认第四国际的必要性,实际上却在帮助他的盟友——毛林、瓦尔赫尔[1]、麦克斯顿等人痛批第四国际,就像在上次大战期间,和平主义者龙格[2]和雷德布尔[3]痛批第三国际的革命国际主义战士一样……。

摘自托洛茨基同志写给维克托·塞尔日的一封信。这封信的法文版经柯莱特·尚贝郎与让·梅特隆许可后,由皮埃尔·布鲁埃提供给本书编辑。英文版系由内奥米·艾伦根据法文版译出。中译文系根据艾伦的英译文转译。

[1]
雅可布·瓦尔赫尔(JacobWalcher188757——1970327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车工。1906年参加社民党。1910年至1911年间在党校学习。之后在斯图加特当记者。后成为左派组织者,1914年在斯图加特组织斯巴达克集团,1915年被捕,被征召入伍。在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同盟)成立大会上任主席,把斯图加特的独立社会民主党组织争取了一半过去。1920年入选中央局,支持用总罢工来抵抗卡普暴动,并担任罢工领导,支持工人政府路线。1921年任中央局书记,负责工会工作,在1923年代表德国出席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把有关德国形势的消息告诉了托洛茨基。因右派身份遭到降职,在1924年至1926年间住在莫斯科,1928年被开除,参加了德国共产党(反对派),然后参加了社会主义工人党。1933年流亡国外,曾短暂接近托洛茨基,随后又与托洛茨基拉开距离,参加了伦敦局。1939年在法国遭到扣押,1941年抵达美国,参加了民主德国委员会。1946年返回东德,被接纳加入统一社会党,1949年被免除一切职务。1956年平反并恢复职务。——中译者注


[2]
·龙格(JeanLonguet1876510——1938911日),马克思的长女燕妮·马克思(JennyMarx1844—1883)与夏尔·龙格(CharlesLonguet1839—1903)之子,出生于伦敦,1881年随父母返回法国。在家庭影响下,少年时即投身社会主义运动,1897年参加了盖德和保尔·拉法格的法国工人党,一战期间,他虽然持和平主义立场,但总是投票赞成战争拨款。1920年法国社会党分裂后继续留在社会党内,支持第二半国际。——中译者注


[3]
格奥尔格·雷德布尔(GeorgLedebour185037——1947331日),曾当过教师、演员和新闻工作者。他当过潘科夫(Pankow)的议员,一战前是激进派,一战中属中派,对布尔什维克和斯巴达克派不友好。1917年参加独立社会民主党,1918年领导柏林的独立社会民主党组织,并领导着革命工长组织。19191月担任革命委员会联合主席,有人控告他的叛卖,共产党指责他的盲动主义。1920年,由于在加入共产国际问题上发生分歧,与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决裂。1922年回到社会民主党。1933年流亡到瑞士,1947年于瑞士逝世。——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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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工党与人民阵线

(1936年7月16日)

……
7、接下来我要谈谈西班牙的问题。斯内夫利特[1]同志不久前以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写了几封信,在其中一封信中,他为毛林—宁的党辩护,他觉得我对他们的攻击太过分或太尖锐了。在我看来,这不但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可思议的。与毛林的斗争并不是从昨天才开始的。在革命期间,他的整个政策都是民族主义的—地方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反动就是他的整个政策的全部本质。从革命一开始,我就不止一次地公开指出这个事实。宁也扭扭捏捏地承认了这一点。“民主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是毛林主义精神的合法产物;它根本就是布鲁姆的纲领,而不是列宁的。

宁在整个革命期间的表现,证明了他是一个完全消极无为的玩票者,他丝毫没有想过如何去真正参加群众斗争、如何争取群众、如何引导群众走上革命道路,等等。他只想写几篇小文章,对斯大林派、社会党之流吹毛求疵。他那些玩意现在一钱不值!当巴塞罗那发生一系列总罢工的时候,他写信给我,谈了能谈的一切问题,就是不提总罢工,不提他在总罢工中起了什么作用。在那些年里,我和他相互写了几百封信。我想方设法,让他不要写那些洋洋洒洒而又言之无物的观察,要给革命斗争提一些务实的建议。对于我的具体问题,他总是说:“至于这个问题,我下一封信再谈。”然而,好几年过去了,“下一封信”还是没来。

西班牙支部最大的不幸,就是让一个有点名气、过去有些功绩、还戴着饱受斯大林主义迫害的殉道者的光环的人当上了自己的领袖,他总是带错路,还使西班牙支部陷入了无力行动的窘境。

光荣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曾自发地拥护建立第四国际的主张。尽管我们曾反复催促宁,叫他全力争取社会主义青年团,他却百般推脱。他只在乎西班牙支部的“独立性”——换句话说,就是他自己的消极性,他自己那点小小的政治舒适感;他不想让重大事件打乱他那吹毛求疵的玩票生涯。结果,社会主义青年团几乎全都投靠了斯大林派阵营。那些自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人们,还有那些袖手旁观——不如说一手造成这种结果的人,都应该被当作对革命犯下滔天大罪的叛徒,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当宁的破产,已经连他自己的支持者都能看出来的时候,他又跟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市侩毛林勾结起来,宣称“国际书记处根本不了解西班牙事务”,同我们彻底断绝了关系。其实,宁根本不了解革命政策,根本不了解马克思主义。

那个新党很快就发现自己成了阿萨尼亚的小跟班。但是,要是有谁找借口说:“这不过是个小小的、暂时的、技术性的选举协议”,那在我看来,这个借口是完全不可接受的。那个党在所有的人民阵线纲领中最卑劣的一个——阿萨尼亚的纲领上签了字,也就等于签署了自己的死刑判决,只是还要等几年才行刑。每当他们试图批评人民阵线时(毛林—宁正在拼命地尝试批评它),资产阶级激进派、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就会千篇一律地回答他们:你们不也参与创建了人民阵线了吗?你们不也在它的纲领上签字了吗?要是他们还想用那个臭不可闻的借口“那只是我们党的一个权宜之计”来为自己辩护——他们就是在狠抽自己的脸。

这帮人已经彻底地自我麻痹了,就算他们现在突然想展现出一点革命意志,也是有心无力。在平常时期,这些小小的罪过与叛卖几乎不会被人察觉到,但在革命时期却会造成重大影响。千万不要忘记,革命会创造出特殊的环境。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比利时朋友正在以大无畏的勇气,同强大的比利时工人党机关及斯大林派斗争,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却遭到了《新火炬报》[2]的公开指责;同时,《新火炬报》又在为西班牙的叛徒们辩解,帮他们找理由,我实在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8、毛林—宁的党在最新一期《战斗报》上向我们的几个南美支部发表声明,呼吁它们按照纯粹的民族基础,团结在那个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党”周围。西班牙的一团糟的“马克思主义”党就跟伦敦局的所有支部一样,企图渗入并分裂第四国际的队伍。就像一只卑贱的野狗,突然咬了一口我们的脚后跟。在我们的南美组织当中,还有一些像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那样的议会迷,难道我们不应该公开告诉他们,我们和伦敦局有什么区别吗?难道我们不应该公开告诉他们,已经在欧洲同我们决裂的宁,为什么又要在南美装出一副宽宏大量的样子,企图把所有革命力量统一起来吗?这种可耻的伪善行径总是中派主义的重要特征,必须无情地揭露它。仅凭这件事就足以证明,我们关于伦敦局的论纲是绝对必要的

9、人民阵线是目前的核心问题。左翼中派主义者想把这个问题说成是一种策略,甚至是一个权宜之计,这样才能躲在人民阵线的阴影下兜售他们的私货。事实上,在目前阶段,人民阵线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战略的主要问题。它还为区分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孟什维克主义提供了最好的判断标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经常有人忘记了:人民阵线在历史上最重要的范例,就是1917年的二月革命。在二月到十月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与现在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如出一辙——成为了最亲密的盟友,同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民主党——组成了长期的联盟,它们一起成立了一系列联合政府。在这个人民阵线的旗帜下,是整个人民群众,包括工农兵苏维埃在内。诚然,布尔什维克也参加了这些苏维埃。但他们没有向这个人民阵线做出丝毫让步。他们的要求是粉碎这个人民阵线,摧毁它同立宪民主党的联盟,建立真正的工农政府。

1917年的俄国人民阵线还可以拿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借口来为自己辩解:必须同沙皇专制制度和封建残余作斗争;欧洲的一切人民阵线,都不过是它的黯淡的翻版,往往还是它的讽刺画。……

摘自托洛茨基同志写给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信《荷兰支部与国际》(The Dutch Sec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全文收录于《托洛茨基文集1935—1936》第362—376页,最初发表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内部公报》,19388月,第5期,署名为克鲁克斯
[1]
亨德里库斯·斯内夫利特(HendricusSneevliet1883514——1942412日),化名马林(Maring),荷兰工会活动家,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后参加荷兰共产党。曾帮助成立印尼共产党和GCD。1927年因反对斯大林主义路线,成立革命社会主义党。1935年革命社会主义党与独立社会党合并为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RevolutionairSocialistische Arbeiderspartij)。纳粹德国入侵荷兰后,斯内夫利特组织地下抵抗运动,19424月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412日英勇就义。 ——中译者注

[2]
《新火炬报》(DeNieuwe Fakkel)是荷兰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报纸。——编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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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中的人民阵线

(1936年7月)




“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的两大阵营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人民阵线的领袖越是‘调和’阶级矛盾,越是阻止革命斗争,即将到来的冲突就会造成更大的震荡与冲击,以及更多的牺牲,无产阶级在法西斯主义的进攻面前就会更加缺乏防范。”(《新的革命高涨与第四国际的任务》[1],第16节。)




这个提案还没有公布,事态的发展就已经证明了这个预测。




西班牙的七月事变[2],特别有力地深化和补充了法国的六月事变[3]的经验教训。工人政党与资产阶级激进派结盟,把革命推到了深渊边缘,五年来已是第二次了。人民阵线无力解决革命提出的任何一个任务,因为所有任务都要归结为一个任务——打垮资产阶级;然而人民阵线又不能为资产阶级制度续命,法西斯政变便由此而引发。人民阵线用议会幻想来麻痹工农,消磨他们的斗志,为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跟资产阶级结盟的政策,会让无产阶级付出惨重的代价:不是在数年内蒙受新的苦难与牺牲,就是长达数十年的法西斯恐怖。




人民阵线政府在最危急的时刻,暴露了它是彻底无用的;内阁危机一个接着一个,因为资产阶级激进派害怕武装工人,甚于害怕法西斯。内战陷入了胶着状态。不管西班牙内战的直接结果如何,它都会给法国和其它国家的人民阵线以致命打击。与激进党[4]结盟,就等于替法国总参谋部在陆军部长达拉迪耶[5]的掩护下进行的军事政变进行合法准备,今后务必让每一个法国工人都明白这一点。



西班牙的例子表明,用行政手段解散法西斯团体,同时又维持着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是一种欺骗和诡计。只有武装起来的工人才能抵挡法西斯主义。只有通过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无产阶级才能夺取政权。粉碎资产阶级的机关,代之以工农兵代表会,是实现社会主义纲领的必要条件。不完成这些任务,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将无法摆脱悲惨与贫困的境地,也不能幸免于新的战争。


19367月,第四国际第一次国际大会在巴黎召开,托洛茨基同志为这次大会撰写了主要决议《新的革命高涨与第四国际的任务》,本文即为这个决议的附录。本文是由加拿大工人党(Workers Party of Canada)为国际书记处发表的,后来发表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公报》,1938年第4期。这个决议的全文收录于《托洛茨基文集1935—1936》第332—340页。


[1]
全文可在此阅读: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ia-chinese-trotsky-193607.htm
——中译者注



[2]
指西班牙内战的爆发。——中译者注



[3]
19366月爆发的大规模罢工和占领工厂的浪潮。——中译者注



[4]
激进党(Parti radical),又名激进社会党,是法国的一个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党。他的阶级基础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的“自由派”,在二战爆发前,它是第三共和国的主要“左”派政党。——中译者注



[5]
爱德华·达拉迪耶(édouard Daladier1884618——19701010日),法国政治家,生于沃克吕兹(Vaucluse)省卡庞特拉(Carpentras)镇。1911年当选为卡庞特拉镇长。1919年代表激进党首次当选为众议员。二十年代曾多次入阁,曾当选过殖民部长、公共工程部长、国防部长等职。1933131日至1026日、1934130日至29日、1938410日至1940321日三次出任总理。在第三任总理任上签署了著名的慕尼黑协定。19409月被监禁,19455月获释。战后多次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57年任激进党主席,1959年退休。——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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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国际书记处

(1936年7月27日)


亲爱的同志们:



无论西班牙事变[1]会以什么样的结局收场(我相信它会产生有利的结果),它都会对第四国际在法国以及其它地方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历史影响。



关于人民阵线的问题,已经以最明确无误的形式,出现在了所有工人的面前。许多法国社会党人都在问自己(比方说,不幸的莫里斯·帕兹[2]发表在《人民报》[3]上的那篇文章):“西班牙人民阵线的领袖在二月就掌握了政权,可他们却一直没有对军队采取必要的措施,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简直太愚蠢了!”诸如此类的问题。他们不明白的是,这并不是一个“愚蠢”与否的问题,而完全是一个事关阶级利益的问题。当资产阶级不得不让自己的左翼同工人组织结盟时,它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军官团,它需要军官团来制衡和掣肘工人组织——因为在它的左翼与工人组织结盟之后,最重大的问题,即保护所有制的问题,也就随之而产生了。



问题根本不在于愚蠢与否!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政府其实并不是政府,只是一个内阁。真正的政府在总参谋部,在银行,在其它地方。法国激进党是在做出了不会触动军官团的承诺之后,才被允许同工人结盟的。但只要工人继续坚持他们的要求,整个国家机器最终就会倾尽全力对付他们。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以为人民阵线丰富了无产阶级的策略。如果他们看不出人民阵线的阶级性质,那只是因为他们根本什么都不会。表面上看,激进党只是人民阵线的右翼;其实激进党是统治阶级的代表,金融资本通过激进党继续维持着对人民阵线和无产阶级的统治



在法国,这个问题要比在西班牙更为明显、更为尖锐。达拉迪耶继续在包庇军队。问题并不在于阻止几个自吹自擂的法西斯军官;整个军官团都是敌视工人阶级的。你要是想阻止他们,“你就是在瓦解军队。”可是希特勒就在门外!资产阶级——包括资产阶级激进派——不会允许任何人触动自己的军官团。“共产党”也不希望任何人去触动军官团,因为它还要与这个军官团一起“保卫”苏联。而到了明天,同一个军官团就会向人民阵线——首先是工人阶级——发动进攻,建立军事独裁,并同希特勒结成反苏联盟。在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时代里,每当事变发展到了转折关头,机会主义的政治就会造成十倍的罪恶后果!



我们现在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领袖毛林与宁在今年年初犯下了何等的罪过。每一个会思考的工人都能够、而且也应该质问他们:“你们难道就什么都没有预料到吗?你们不但没有教育我们绝不能信任资产阶级激进派,反而还在人民阵线的纲领上签了字,要我们相信阿萨尼亚和他的同伙,你们怎能这样做?现在我们都要为你们的错误付出血的代价了。”宁及其同伙完全应当承受工人的怒火,因为他们曾经属于的那个流派,早在几年以前就已经对人民阵线在每一个阶段的政治活动作出了正确、具体而明确的分析。无知不能成为宁的借口——对任何一个领袖来说,无知都是一个可耻的借口——因为他在文件上签字之前,至少都要读过一遍。



西班牙的事变,将在西班牙、法国和世界各地为第四国际开启全新的、重大的机遇——而这是以各种中派主义流派的破产为代价的。在目前条件下,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伦敦局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在十一月召开“和平大会”,哪怕只有它自己的成员参加。参加这个大会的都是些毫无前途的无能之辈,我们无论如何都绝不能答应参加这个大会,也绝不能给这个大会提供丝毫的威信。我们必须面向广大群众,不惜任何代价、不计任何手段,也要打入各种群众组织,绝不能因为守旧的不妥协的态度,而影响了自己,让自己失去了行动的能力。但在群众面前,我们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绝不同夸夸其谈的中派主义者妥协,绝不能把我们和他们混同起来——换句话说,绝不能进行任何罪恶的调和。



致以最美好的问候

列昂·托洛茨基


出自皮埃尔·布鲁埃主编的《法国共产主义运动1919—1939》(Le Mouvementcommuniste en France,1939-1939)一书(子夜出版社[LesEditions de Minuit],巴黎,1967年),由瓦尔特·布鲁门塔尔(WalterBlumenthal)根据法文版译成英文。中译文系根据《托洛茨基论法国》第230232页收录的英文版转译

[1]指西班牙内战的爆发。——中译者注



[2]莫里斯·帕兹(MauricePaz1896222——19851124日),法国律师、历史学家。1919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在图尔代表大会上支持参加共产国际,并成为法国共产党创党成员之一。1924年开始支持左翼反对派,1927年年底被开除出党。19293月前往土耳其,协助托洛茨基出版他的著作。同年6月与托洛茨基决裂。1931年重新回到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中译者注



[3]《人民报》(LePopulaire)是法国社会党的机关报。——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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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阵线的反动的怯懦

(1936年7月30日)



现在来谈谈宁的问题。有些人(比如罗斯默)觉得我对宁的政策的猛烈批判太宗派主义了。如果这是宗派主义的话,那整个马克思主义就都是宗派主义,因为它是阶级斗争的学说,而不是阶级合作的学说。西班牙目前的事态,特别清楚地暴露出了宁同阿萨尼亚的勾结是多么罪恶:由于人民阵线的反动的怯懦,西班牙工人现在要付出成千上万条生命的代价;人民阵线一直在用人民的血汗钱,去供养一支由屠戮无产阶级的刽子手指挥的军队。我亲爱的维克托·塞尔日,这可不是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是事关革命社会主义的本质的重大问题。如果宁现在能醒悟过来,发现他在工人群众心目中已经名声扫地,如果他能得出一切应当得出的结论,我们就会像帮助同志一样帮助他;但我们绝不能让私情掺入政治。


我看了你为“革命高涨”的提纲[1]而提出的修改建议,它让我觉得,在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左翼,会有一些重要的集团脱离出来(我暗示了这种可能,但没有加以发挥);另一方面,很遗憾,我不能接受你其它的修改建议,因为我认为它们从根子上就错了。你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俄国革命史家,却不愿意把俄国革命最重要的经验运用到其它国家,我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你关于人民阵线的全部意见,都适用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同立宪民主党(俄国的“激进党”)结成的联盟,可是我们同那个人民阵线进行了无情的斗争,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赢得了胜利。


你关于西班牙的实际建议真是了不起,完全符合我们的路线。但是,还得在咱们这个“宗派”组织之外,找到十几个不仅愿意在口头上接受你的建议、并且愿意在行动中落实它们的人!我相信,你能提出这么了不起的实际建议,证明了你我的出发点其实是一致的,我正在耐心地等待你通过现实中的政治经验来验证你的先验概念,并从中得出必要的结论。我们在不同的国家,根据重大事变的经验而集体得出了结论,我始终坚信,你我的结论终究会不谋而合。尽管有人批评我们搞宗派主义,我们仍在稳步地发展壮大,而那些批评者却未能有任何建树。


今天就写到这里吧。对于你坦诚的问题,我已经做出了完全坦诚的答复。我想以后我们仍能这样彼此互助。热烈地紧握你的手。


列昂·托洛茨基


摘自托洛茨基同志写给维克托·塞尔日的一封信。出自皮埃尔·布鲁埃主编的《法国共产主义运动1919—1939》一书,由内奥米·艾伦从法文译为英文。中译文系根据艾伦的英译文转译。



[1]即《新的革命高涨与第四国际的任务》。——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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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教训

(1936年7月30日)


    欧洲已经变成了无产阶级的一所严酷而骇人的学校。一个又一个国家接连发生了一连串事变,让工人付出了沉重的、流血的代价,可是,直到现在,获胜的总是无产阶级的敌人(意大利、德国、奥地利)。旧的工人政党的政策,充分表明它们不可能领导无产阶级,不能为赢得胜利做好准备。


正当笔者写下本文的时候,西班牙内战还没有结束。全世界工人都在焦急地等待着西班牙无产阶级胜利的消息。我们坚定地期盼他们能够胜利,如果他们真能胜利,那我们就得告诉大家:尽管工人的领导层竭力促成他们的失败,这次他们还是赢得了胜利。无上的光荣与荣耀,全部属于西班牙工人阶级!



西班牙的社会党和共产党都参加了人民阵线,他们已经叛卖过革命一次,但在工人和农民的帮助下,他们再次获得了胜利,并在二月成立了“共和”政府。六个月后,“共和”军就向人民开战了。这下大家都看明白了:人民阵线政府一直在用人民的血汗钱来供养军官团,给军官团提供威信、权力和军火,把青年工人和青年农民交给军官团指挥,协助军官团做好突然袭击工农群众的准备。



事到如今,内战已经爆发,人民阵线政府竟然还在竭力从中作梗,给胜利制造加倍的困难。所有人都知道,打内战不仅需要军事武器,也需要政治武器。从单纯的军事观点来看,西班牙革命要比它的敌人弱小得多。它的力量在于它能够唤起广大群众投入行动。它甚至可以把士兵从反动军官那边争取过来。要实现这一点,只需要认真地、勇敢地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



必须立即宣布没收资本家的土地、工厂和商店,转交给人民。在工人已经掌权的省份,要立即落实这个纲领。在这样一个纲领的影响下,法西斯军队顶不住二十四小时;士兵们会把自己的军官绑起来,扭送最近的工人民兵指挥部。但是,资产阶级部长们不可能接受这个纲领。他们拼命压制社会革命,逼迫工农群众流下十倍于内战中流的血。最可恶的是,这些先生还妄想在胜利之后,再次解除工人的武装,逼迫工人遵守私有制的神圣法律。这就是人民阵线政策的真正本质。除此之外的一切说法,都是纯粹的胡说、空话和谎言!


人民阵线的许多支持者,现在都在摇着头,批评马德里的统治者!他们怎么就没有预料到这一切呢?他们怎么不及时清洗军队呢?他们怎么不采取必要手段呢?这类批评在法国特别多,然而,法国人民阵线的领袖所采取的政策,与他们的西班牙同行并无区别。尽管有了西班牙的沉痛教训,仍然可以事先断言:列昂·布鲁姆政府不会认真地清洗军队。为什么?因为各工人组织仍在与激进党结盟,也就仍是资产阶级的俘虏。

只有幼稚的人,才会埋怨西班牙共和派或社会党或共产党毫无远见、麻痹大意。问题根本不在于某个部长或领袖的眼光不够敏锐,而在于政策的大方向。工人政党同资产阶级激进派结盟,就等于放弃了反对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的斗争。如果没有一支为剥削者效力的武装力量的支持,资产阶级的统治——也就是要保存生产资料私有制——就不可能维持下去。军官团就是资本的保安。没有这个保安,资产阶级就连一天都撑不下去。军官的选拔、教育与训练,使他们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与社会主义不共戴天的集团。个别的例外并不能改变这种情况。在所有资产阶级国家,情况都是一样的。在军队里有几个军官公开宣称自己是法西斯分子,大吹大擂,蛊惑人心,这并不算危险;当无产阶级革命来临时,军官团就会变成屠杀无产阶级的刽子手,这才要命。把四五百个反动的煽动家赶出军队,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军队。军官团凝聚了长达数百年的奴役人民的传统,必须把它连根拔起,斩草除根,彻底解散、打垮、粉碎它。必须用人民民兵——即武装工农的民主组织——来取代驻扎在军营里、由军官阶层来指挥的军队。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但是,这样一支军队,是与大小剥削者的统治格格不入的。共和派会赞同这种措施吗?根本不会。人民阵线政府,也就是工人与资产阶级的联合政府,就其本质来说,它是一个向官僚和军官妥协退让的政府。这就是西班牙事变的重大教训,现在有成千上万的人,正在为这个教训付出血的代价。

保卫“共和国”,成了掩饰工人阶级领袖同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盟的幌子。西班牙的经验,暴露了这种“保卫”的真实性质。“共和派”这个词,跟“民主派”一样,都是意在掩盖阶级矛盾的蓄意蒙骗。只有在共和国还能保卫私有财产的时候,资产阶级才是共和派。而工人要用共和国推翻私有财产制度。也就是说,当共和国对工人有利时,它对资产阶级就一文不值了。激进党如果没有得到军官团会支持它的承诺,就不会同工人政党结盟。达拉迪耶绝不是出于偶然才当上了法国陆军部长的。法国资产阶级曾多次让他担任这个职务,而他一次也没有背叛过他们。只有莫里斯·帕兹或马索·皮维尔之流才会相信达拉迪耶能够把反动派和法西斯分子赶出军队,也就是解散军官团。但是,谁也不会认真对待帕兹和皮维尔之流。

说到这里,有人要大惊小怪了,“怎么能解散军官团呢?这不就等于瓦解军队,让国家在法西斯主义面前解除武装吗?这正中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下怀!”还是老一套的论调。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1917年就是这么说的,西班牙人民阵线的领袖也是这么说的。西班牙工人对这些推断半信半疑,最后还是亲身经历才让他们相信:离他们最近的法西斯敌人,就是西班牙法西斯军队。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卡尔·李卜克内西说得好:“主要敌人在国内[1]!”

《人道报》声泪俱下地乞求清洗军队中的法西斯分子。可这种乞求有什么用?你一边投票赞成给军官团拨款,同达拉迪耶结盟,从而跟金融资本结盟,把军队安心交给达拉迪耶,同时又要求这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军队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资本服务,那你要么就是个大傻瓜,要么就是故意欺骗劳动群众。

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领袖反复说,“可我们总得有支军队呀,不然的话,在希特勒面前,怎么保卫民主制度,怎么保卫苏联?”凭借西班牙的教训,不难看出这种保卫民主与保卫苏联的政策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军官团只要得到了一个有利的机会,就会与被解散的法西斯组织一起向工人群众发动进攻,如果他们胜利了,就会粉碎剩下的那一点点资产阶级民主,再向希特勒伸出手,同他一起进攻苏联。

《人民报》和《人道报》刊登的那些关于西班牙事变的文章,真是让人又愤怒又恶心。这些人没有从中学到半点教训。他们根本不想学。他们自觉地闭上眼睛,不去看现实。他们学到的主要教训,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维持人民阵线的“团结”,也就是说,要维持同资产阶级的“团结”,要维持同达拉迪耶的友谊。

达拉迪耶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民主派”。但是,在布鲁姆内阁中担任正式职务的同时,他也非正式地在军官团的总参谋部里工作,难道还有谁会怀疑这一点吗?如果存在着面对现实的真诚的人,不沉迷于布鲁姆那种空话大话的人,这些人早就应该准备好,应对每一种不测。当工人走上革命道路时应该采取哪些必要措施,达拉迪耶和军方首脑肯定就此达成了共识。当然,将军们有自己的打算,他们想得达拉迪耶更远。在自己人中间时,将军们就会说:“咱们先支持达拉迪耶,等到摆平工人之后,再找一个强人来代替他。”而在这时候,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领袖还在天天称颂“我们的朋友达拉迪耶”。工人们应该这样回答他们:“告诉我,你的朋友是什么样的人,我就能说出你是什么样的人[2]。”让资本的老代理人达拉迪耶执掌军队的人,不配得到工人的信任。

诚然,西班牙无产阶级就跟法国无产阶级一样,都不想用赤手空拳去迎战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但是,要想击退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得先打垮国内的敌人。不粉碎军官团,就不可能推翻资产阶级。不推翻资产阶级,就不可能粉碎军官团。在每一次胜利的反革命中,军官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每一次获胜的、具有深刻的社会性质的革命,都要摧毁旧的军官团。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十月革命都是这样的。

要采取这样的措施,就绝不能屈从于资产阶级激进派。必须在反对包括激进党在内的整个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建立起真正的工农联盟。必须相信无产阶级的力量、主动性与勇气,无产阶级必须掌握争取士兵的方法。这样才能建立起真正的而非虚假的工农兵大联盟。在西班牙内战的烈焰中,这个联盟正在产生,正在接受锻造。人民的胜利,意味着人民阵线的毁灭和苏维埃西班牙的诞生。西班牙社会革命的胜利,一定会把革命扩散到整个欧洲。这比任何外交条约、任何军事同盟都更能震慑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刽子手。

本文发表于《社会主义呼声》[3]2卷,第8期,19369





[1]请参阅卡尔·李卜克内西的传单《主要敌人在国内!》: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iebknecht-k/mia-chinese-karl-liebknecht-191505.htm ——中译者注


[2]这句话的意思相当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中译者注


[3]《社会主义呼声》(SocialistAppeal)是美国托派的机关报,它的前身是《战士报》(TheMilitant),1935年改为《社会主义呼声》,1941年改回《战士报》的名字。——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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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让·鲁[1]

(1936年8月16日)


亲爱的同志:

你的来电真是让我喜出望外。遗憾的是,就我所知,我能否拿到前往巴塞罗那的签证,还是个问题,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这封电报可能会被当作我直接插手西班牙事务的证据。不用说,我是非常愿意去巴塞罗那的。但他们会允许吗?

你发现了,我在这里遭到了两面夹击——一面是法西斯分子的攻击,另一面是塔斯社那个无耻的声明[2]。我不知道政府[3]会采取什么立场。它根本不清楚,斯大林—雅戈达[4]团伙能寡廉鲜耻到什么地步。

娜塔莉亚[5]和我已经做好了准备,签证一到手,马上就动身前往巴塞罗那。要办成这件事,需要尽可能多的行事自由。

你很清楚,我在这里不能给你任何建议。你那里正在进行着直接的武装斗争,形势每天都在发生变化。而我这里能得到的信息量是零。我听说毛林失踪了。这是怎么回事?希望他还活着。说到如何对待宁、安德拉德等人,在这个重大斗争中,如果我们还是纠结于过去,那将是罪过。即使过去曾有过不愉快,就算在纲领和方法上有分歧,但这些分歧不应该阻碍我们与他们恢复真诚的、持久的合作关系。接下来就走一步看一步吧。我自己完全愿意亲自协助斗争,而不是远远地旁观。

统工党与工团主义者的关系,是我现在最关心的问题。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在考虑问题时,只以或主要以教条为出发点,那只是极其有害的。无论如何都要同工团主义者搞好关系,不管他们会有什么偏见。必须击败共同的敌人。必须在共同的斗争中,赢得工团主义者当中最优秀分子的信任。你可能觉得我这些想法都是老生常谈,那我先向你道个歉。我不了解情况,给不出具体的建议。我只想指出:在十月前,要尽一切努力,同哪怕是最纯粹的无政府主义者一起工作。

克伦斯基政府经常想利用布尔什维克去对付无政府主义者。这种企图遭到了列宁的坚决反对。他说过,在那种情况下,一个无政府主义战士顶得上一百个犹豫不决的孟什维克。法西斯分子把内战强加给了你们,在这场内战中,最大的危险就是不够坚决、含糊暧昧,换句话说,就是孟什维克主义。

我又写得太笼统了。我愿意尽一切努力,提出尽可能具体的建议。但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得克服你我之间的距离造成的问题……。我可以发誓,尽管我与正在战斗的同志们可能会有种种分歧,但我愿意同他们竭诚合作,达成相互理解。在现在和未来都开启了共同斗争的机遇的时候,如果还揪住过去不放,那就是可耻的心胸狭窄。

我会借助词典来阅读战报,尽量跟进战况的进展。但我有四五天不能回家了。

向所有的朋友,特别是那些觉得自己有理由对我感到不满的朋友,致以最热烈的问候。

[信后附有一张便条]

我亲爱的鲁[6]

只要你觉得有必要,就可以把这张便条拿给宁他们看。我在信中说的那些话,完全不是外交权谋。必须再次把灵活性同坚定性结合起来。我感到束手束脚。娜塔莉亚和我向你们致以最美好的祝福。

真诚的

列·托

原文为法文,发表于1970125日的《世界报》。英译文发表于1971118日的《洲际通讯》[7]

[1]·鲁当时担任第四国际运动派驻巴塞罗那的代表。托洛茨基同志写信给他,是希望能促成西班牙工人阶级的联合行动。但是,这封信却未能寄到他手上,因为它被巴塞罗那的意大利特务截获了。直到意大利历史学家保罗·斯普里亚诺(PaoloSpriano1925—1988)从意大利警察的档案库找到这封信之后,它才得见天日。本文先是以法文发表在法国的《世界报》(LeMonde)上,然后又被《洲际通讯》编辑部译成英文,发表于1971118日的《洲际通讯》。——中译者注


[2]193684日夜里,一帮挪威法西斯匪徒袭击了托洛茨基同志的住所,抢走了一些文件,企图证明托洛茨基同志在挪威进行布尔什维克煽动86日,挪威电台报道了莫斯科审判的消息。所以托洛茨基同志才会说自己遭到了两面夹击——中译者注


[3]指挪威政府。托洛茨基同志当时正在挪威避难。——中译者注


[4]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雅戈达(ГенрихГригорьевич Ягода1891117——1938315日),本名耶诺希·盖尔舍维奇·叶古达(ЕнохГершонович Иегуда),生于雷宾斯克一个犹太人钟表匠家庭,1907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11年被捕后被流放到辛比尔斯克。1913年获释。1915年应征入伍。1917年参加十月革命。19181919年在红军东部战线和南部战线工作。191911月加入契卡。1923年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二副局长,1926年担任第一副局长。19347月担任内务人民委员,19369月改任邮电人民委员,19374月被捕,1938313日被判处死刑,两天后被处死。——中译者注


[5]娜塔莉亚·伊万诺芙娜·谢多娃(НатальяИвановна Седова188245——1962123日),生于乌克兰罗姆内一个商人家庭。在上大学期间参加革命运动,并因此被学校开除。1902年在法国认识了托洛茨基,1903年同托洛茨基结婚。19181928年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博物馆部工作。托洛茨基被斯大林派驱逐出境后,她一直陪伴着他。1940年托洛茨基遇害后,她留在墨西哥。1951年,因意见分歧而退出第四国际。1960年迁居法国巴黎,1962年在巴黎逝世。——中译者注


[6]·鲁(Jean Rous19081124——1985221日),1928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34年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第四国际法国支部的前身),同年八月随共产主义者同盟打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35年被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开除。1936年参与创立国际主义工人党。1939年初率领国际主义工人党少数派打入工农社会党。二战期间积极组织地下抵抗运动,并逐步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44年重新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


[7]《洲际通讯》(IntercontinentalPress)是第四国际的周刊,专门介绍国际工人运动的消息,1963年创刊,1986年停刊。——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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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在加泰罗尼亚进行合作

(1936年8月18日)


亲爱的维克托·利沃维奇:


……你在写给我的信中谈到的关于西班牙——确切地说是加泰罗尼亚无政府主义者的情况,是完全正确的,这表明在这个问题上,这次你我的意见一致,这让我很高兴。不幸的是,你我只是旁观者……。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找出一种有机的方式,让统工党和加泰罗尼亚的工会(委员会、代表会、苏维埃、行动委员会?)进行合作,哪怕需要在组织方面做出重大让步。但只有这样做才能解决眼前的各种问题……。


热烈地紧握你的手。


你的

列·托洛茨基


摘自托洛茨基同志写给维克托·塞尔日的一封信。这封信的法文版经柯莱特·尚贝郎与让·梅特隆许可后,由皮埃尔·布鲁埃提供给本书编辑。英文版系由内奥米·艾伦根据法文版译出。中译文系根据艾伦的英译文转译。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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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阿瓦斯通讯社记者问

(1937年2月19日)


我是否下达过派遣志愿者支援共和军战线的“指示”?我没有向任何人下达过“指示”。我一般不会下达“指示”。我用文章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只有懦夫、叛徒或法西斯特务才不肯援助西班牙共和军。同弗朗哥、墨索里尼与希特勒匪帮斗争,是每个革命者最基本的义务。


统工党是西班牙联合政府的左翼,在一定程度上是反对党。这个党不是“托派”。这个党的党员,特别是青年党员,在战斗中表现得很英勇,对此我表示强烈的同情,尽管如此,我仍在很多场合批评过它的政策。统工党犯了错误:它参加了“人民”阵线这个竞选联盟;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人民阵线政府一直在包庇弗朗哥将军,使他能够公然地为现在这场席卷了整个西班牙的叛乱进行准备。革命党无权去为一个盲目而可耻的纵容政策分担直接或间接责任。它有义务让群众保持警惕。统工党领导层犯的第二个错误,就是参加了加泰罗尼亚联合政府;与其它政党在前线并肩作战,并不需要为这些政党的错误政策分担责任。它必须学会打出革命的旗号,在政治上把群众吸引过来,而又不至于削弱军事战线。


政治是决定战略的关键因素,这在内战中,要比在普通的战争中更为突出。作为军事统帅,罗伯特·李[1]肯定比格兰特[2]更为优秀,然而废奴政策使格兰特赢得了胜利。在我们的三年内战期间,敌人的军事技术和指挥艺术往往胜过我们,但布尔什维克的纲领使我们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工人非常清楚自己为何而战。农民犹豫了很长时间,但在亲身体验了两种制度、并加以比较之后,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布尔什维克阵营。


在西班牙,居高临下发号施令的斯大林派,把这个公式塞给了卡巴耶洛总理:打赢内战,进行社会改良。我认为这个公式会害死西班牙革命。劳动群众,特别是农民,看不出交战双方的纲领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所以他们的态度并不积极。在这种情况下,法西斯主义一定会胜利,因为它拥有军事上的优势。在内战中,大胆的社会改良是最有效的武器,也是战胜法西斯主义的基本条件。


一遇上革命形势,斯大林总是会暴露出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的政策的主旨,就是不要吓跑法国资产阶级,首先是“二百豪门”,然而法国人民阵线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向“二百豪门”宣战了——当然,只是说说而已。斯大林在西班牙的政策,无非是克伦斯基在1917年的政策、艾伯特—谢德曼在1918年德国革命中的政策的翻版罢了。希特勒的胜利,是对艾伯特—谢德曼政策的惩罚。在德国,过了十五年,惩罚才到来。而在西班牙,顶多过上十五个月,惩罚就会到来。


不过,西班牙工农群众的社会胜利和政治胜利,是否会引发欧洲大战呢?这种出于反动的怯懦的预测,是极其错误的。如果法西斯主义在西班牙获胜,弗朗哥将会发现他陷入了圈套之中无法自拔。弗朗哥的独裁统治,意味着欧洲大战将不可避免地加速爆发,而法国将会处于最不利的境地。更不用说一场新的欧洲大战,将会流干法国人民的鲜血,使法国陷入衰落,出于同一原因,整个人类都将遭到沉重的打击。


相反,西班牙工农群众的胜利,必将撼动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统治。法西斯政权的封闭性和极权性,让人们觉得它们是牢不可破的。实际上,当它们第一次接受严峻的考验时,它们的内部矛盾就会爆发出来,把它们炸得粉碎。俄国革命的胜利,削弱了霍亨佐伦王朝的力量。西班牙革命的胜利,将会破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统治。因此,西班牙工农一旦获胜,就会立刻显示出它是一股保卫和平的强大力量。


真正的西班牙革命者的任务,是加强军事战线,打破苏联官僚的政治桎梏,向群众提出大胆的社会纲领,并以此确保革命的胜利,并通过这种方法来巩固和平事业。只有这样才能拯救欧洲!


本文发表于1937417日的《劳工行动》(LaborAction)(加利福尼亚)。“阿瓦斯”(Havas)通讯社是法国的一家通讯社。
[1] 罗伯特·爱德华·李(RobertEdward Lee,1807年1月19日——1870年10月12日),美国内战期间南方著名将领,曾任南军北弗吉尼亚集团军司令和南军总司令。——中译者注



[2] 尤利西斯·S·格兰特(UlyssesS. Grant,1822年4月27日——1885年7月23日),美国内战期间北方著名将领,1864年起担任北军总司令,并于1865年彻底击败南军。在1869年—1877年当选为美国总统。——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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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胜的战略


(1937年2月25日)




正在西班牙进行的苦战,特别是统工党的极其艰难的处境,影响了我们的一些同志,使他们产生了消极迎合统工党领导层的政治路线的倾向。他们多次对这条路线采取了间接默认的态度。


我认为这种态度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要想对一个处境艰难的革命组织表现自己的友谊,就不能对它的错误、以及由这些错误而导致的危险视而不见。要想挽救西班牙的局势,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让无产阶级左翼积极地、猛烈地、英勇地奋起;也就是必须马上让无产阶级重整旗鼓。必须发动一场反对同资产阶级结盟、支持社会主义纲领的运动。必须批判斯大林派、社会党和无政府派的领袖同资产阶级勾结的行径。问题不在于写几篇基本上只能发表在《战斗报》专栏上的文章,而是要发动群众,同那些正在把革命引向覆灭的领袖作斗争。


统工党领导层的政策,是曲意逢迎、守株待兔、首鼠两端的政策,换句话说,在你死我活的内战中,这是最最危险的政策。统工党即使只有一万名同志,只要他们愿意发动群众同叛乱斗争,那也远远胜过拥有四万名屈就别人的政策、而不能执行自己的政策的党员。只要统工党仍在执行首鼠两端的政策,它的四万名党员(如果这个数字属实的话)就不能确保无产阶级的胜利。但是,只要有一个明确的、果断的、积极的政策,哪怕只有两万人、一万人,都能在很短时间内赢得群众的支持,布尔什维克能在八个月时间里赢得群众,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统工党领导层的现行政策是马尔托夫[1]的政策,而不是列宁的政策。要想获胜,就要有列宁的政策。


本文摘自托洛茨基同志写给伊罗生(哈罗德·伊萨克斯)的一封信,出自乔治·诺瓦克(George Novack)的私人档案库。

[1]尤里·奥西波维奇·马尔托夫(ЮлийОсипович Мартов,1873年11月24日——1923年4月4日),原姓蔡杰尔鲍姆(Цедербаум),孟什维克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于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的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后随家庭移居敖德萨。大学期间开始投身革命运动,1895年同列宁一起组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0年同列宁一起创办《火星报》,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组织问题同列宁发生严重对立,此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他反对孟什维克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十月革命后,他支持红军,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许多措施。1920年流亡德国,1923年病逝。——中译者注





[ 本帖最后由 龚义哲 于 2018-3-20 09:16 编辑 ]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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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即将召开的巴塞罗那大会

(1937年3月20日)


巴塞罗那大会[1]预定于51日召开,但是考虑到西班牙和其它国家的形势,对于它能否如期召开,我没有把握。关于这次大会,由于我根本得不到半点消息,很难提出什么意见,只能提出一些笼统的想法。

事态的发展,对一切集团、流派、派别进行了严酷的考验。我们已经目睹了纯粹文化上的极左主义(波尔迪加派)在西班牙事变的打击下瓦解了。我们已经目睹了,我们当中的一些人一开始还做出毫不妥协的样子,才过了几周,他们就变成了可耻的逃兵(反对打入主义的施密特[2]、斯丁·德·泽乌[3]、米斯蒂[4]等人)。我们还目睹了另一些坚决反对打入主义的人,他们昨天还同施密特、斯丁·德·泽乌、米斯蒂等人一起反对我们,现在却在寻求统工党的机会主义领导层提供政治支持,借此反对我们(比如斯内夫利特和费雷肯)。这些教训具有重大的意义。但不止于此。

当斯大林主义暴露出它已成为工人运动的名副其实的毒瘤时,独立工党和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却变成了斯大林派。伦敦局——同它调情的不只有施密特,也有斯内夫利特和费雷肯——气数已尽,或行将断气。形形色色的半吊子集团被自己的自相矛盾给吓坏了,便在最后一刻向西班牙革命求助。独立工党和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全部领袖,在他们支持宁同我们斗争的时候,就是在拼命地阻止西班牙革命的胜利。他们现在以为,自己能躲在英勇的西班牙无产阶级和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背后,掩饰自己的彻底破产。真是痴心妄想。只有我们曾经反复指出过的这条道路,才有可能通向胜利。无论是宁、安德拉德还是戈尔金都必须急剧改变他们的政策,也就是要从马尔托夫的道路回到列宁的道路上,否则他们就会使统工党陷入分裂,甚至是惨败。空有革命的话语(社论、郑重的演说等),并不能让革命走快半步。统工党工人进行着英勇的斗争,然而,没有一个坚定的领导层,他们的斗争就不可能胜利。问题的关键,是用最大的勇气唤起群众,去反对背信弃义的领袖。这是打开智慧之门。

资产阶级的傀儡仍留在人民阵线之中,他们的目的就是阻止群众进行自己的革命,必须与这些人彻底决裂。这是目前的首要任务。资产阶级部长们是保卫私有财产的稻草人,而无政府派、斯大林派和社会党的领袖不愿同这些部长决裂,必须唤起它们的群众,去反对自己的领袖。这是第二步。做不到这一步,其它的一切就都是空话、废话、谎话。他们本来有五年的时间来落实列宁主义的政策,却白白浪费了。他们还能有五个月、甚至五个星期的时间来纠正自己的错误吗?恐怕没有。

斯内夫利特在跟伦敦局调情之后,如果还想跟宁一同建立一个新的国际,那就太糟糕了。他的下场只会更惨,而且会一事无成。

巴塞罗那大会如果能开成,你们一定要参加。我认为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不要像那些“打入主义的反对者”那样,拒绝参加大会。我们参加也好,不参加也好,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这不是原则问题。你们必须明白自己在大会上该怎么做。像费雷肯和斯内夫利特那样参加大会,将会造成致命后果。在参加大会时,必须保持完全的独立性,在原则问题上毫不让步,不放过其他参加者的最小的错误与过错。当然,我们应当根据西班牙的具体情况,以及尚未追随我们的那部分工人的思想状态,来选择揭露与批判的方式。我认为,莫斯科审判是一块试金石,可以检验任何一个自称拥护革命原则的团体的成色。普通的工人或许对莫斯科审判没有意见;我们应当耐心地向他们解释真相。但是,对于那些企图建立新国际的“领袖们”,必须穷追猛打,不能让他们像布兰德勒和瓦尔赫尔那帮渣滓一样,同格伯乌站到一块。在大会上,你们至少要提出这样的建议:大会必须宣布完全支持成立一个国际调查委员会。如果这个建议遭到多数参加者的拒绝,就要退席抗议。如果得到了多数参加者的支持,你们就要发表声明,痛批反对这个建议的少数派,在声明中要列出所有格伯乌特务的名字,还要写下他们的特征。我们不想听那些骗子说什么为了西班牙革命的利益,我们不能争论俄国问题——按照那个可耻的马屁精马尔罗[5]的说法,这是“个人问题”。正是为了西班牙革命的利益,正是因为大战已经迫在眉睫,才必须让革命派、甚至是真诚的半革命派半中派主义者同伪造者划清界限;这些伪造者是波拿巴主义阶层的特务,而莫斯科审判已经证明:这个阶层为了保卫自己的特权,随时可以出卖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

在讨论纲领问题和政治问题时,我们既要毫不妥协,同时又要对那些敢于拿出最起码的勇气、反对莫斯科的波拿巴分子的人保持十分冷静、甚至是十分友善的态度。在跟其他人打交道的时候,我们得随时准备反击。

我在这里只谈策略性问题,因为我们的同志在理论方面和政治方面已经武装得足够好了。在这些方面没有什么需要改动和修订的。我们只需要对自己从实际经验中学到的东西做一些调整,使其适应目前的形势。关于巴塞罗那大会,我从这里就只能提出这些看法。

原文发表于第四国际国际局(InternationalBureau for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于19377月出版的《信息公报》,署名为伦德Lund)。

[1]193610月,伦敦局在布鲁塞尔大会上通过了统工党的建议,决定于193751日在巴塞罗那举行大会,但这次大会未能召开。——中译者注


[2]佩特鲁斯·约翰内斯·施密特(PetrusJohannes Schmidt1896—1952),早年曾居住英国,接近英国独立工党。返回荷兰后于19323月创立独立社会党,1935年独立社会党与革命社会主义党合并后任主席,并曾当选为北荷兰省议会议员与阿姆斯特丹市议员。19369月被开除出党。二战后在联合国工作。——中译者注


[3]斯丁··泽乌(Stiende Zeeuw),本名克里斯蒂娜·安娜··泽乌(ChristinaAnna de Zeeuw),1932—1935年任荷兰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委员,1932—1935年任荷兰独立社会党执委会委员,1935年随独立社会党参加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1936年被开除出党后返回荷兰社会民主工党。——中译者注


[4]亚伯拉罕约翰内斯米斯蒂(AbrahamJohannes Muste188518——1967211日),出生于荷兰的吉里克泽(Zierikzee),父母都是荷兰改革宗(一个基督教新教教派,属于加尔文派)信徒,六岁时随全家移民美国,大学毕业之后即担任牧师,在曼哈顿一带传道,他的神学思想受社会福音socialgospel)思想影响较大,并逐渐倾向激进运动,一战期间参加基督教和平主义运动,1919年参加劳伦斯(Lawrence)纺织工人罢工,从此参加工会运动,并于同年发起成立美国纺织工人联合工会(AmalgamatedTextile Workers of America),1921 年退出该工会,在布鲁克伍德工人学院(BrookwoodLabor College)任教,1929年发起成立进步工人行动协会(Conferencefor Progressive Labor ActionCPLA),1933年将进步工人行动协会改组为美利坚工人党(AmericanWorkers Party),1934年美利坚工人党与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合并为合众国工人党(WorkersParty of the United StatesWPUS),1936年米斯蒂退出美利坚工人党和社会主义运动,返回基督教和平主义运动。——中译者注


[5]安德列·马尔罗(AndréMalraux1901113——19761123日),法国著名作家。——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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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工人斗争》编辑部

(1937年3月23日)


亲爱的同志们:

在贵刊第9期(1937227日,星期六出版)上,我看到了一篇转载自统工党机关报《西班牙革命》[1]的文章,你们还写了一篇吹捧它的序言。我必须如实相告:在我看来,你们的做法,不是与统工党工人的斗争团结一致,而是与统工党领导层的政策团结一致,这不仅是错误,更是罪过,对此我必须尽全力地公开抗议。

你们转载的这篇文章,从头到脚都是错误的,它的风格也是虚伪的,彻底暴露了宁及其同伙的政策的暧昧模糊。他们进行了反对“资产阶级反法西斯主义”与“新资产阶级共和国”纲领的论战。可是,宁是怎么当上那个“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部长的?他为什么要当部长?他这个错误,说得直白点,就是叛卖,他公开认错没有?他怎么能一边参加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一边又同资产阶级共和国斗争呢?他怎么能一边发动群众去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同时自己又担任资产阶级政府的“司法”部长呢?他是认真地对待无产阶级的纲领及思想呢,还是在嘲弄它们呢?

这篇文章从头到脚都是错误的。它说什么“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消失”,“小资产阶级的领袖就站了出来”。它对阿萨尼亚、孔帕尼斯[2]之流的作用做了完全错误的总结。这些先生不是小资产阶级。真正的小资产阶级——农民、手艺人和雇员(职员)——已经破产了,失去了原先的社会地位。阿萨尼亚之流在政治上剥削小资产阶级,为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他们留在人民群众的阵营里,充当惊吓乌鸦的稻草人——而乌鸦就是社会党、改良主义者,以及——天哪!——统工党的领袖。他们(阿萨尼亚、孔帕尼斯之流)不敢触动私有财产,却不惜去充当那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司法”的守护人。这才是唯一的事实,其它的全是谎言。“垄断资本主义”正在装死,等到弗朗哥胜利后,它就不用再装了。阿萨尼亚和孔帕尼斯正在进行自己的任务,《战斗报》却说,如果他们“离开了统工党,或者跟统工党对着干”,就完不成任务。

这篇文章讲到的事情,不管讲的是过去还是前景,全都是错误的。只是“由于这场反对自由的战争”,“共存”(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也可以叫做阶级合作)才有可能实现。但是,这种“共存”(也就是统工党与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领袖们的合作)已经严重阻碍了工农群众的奋起,并招致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这篇文章对此只字不提,却塞进了自己的私货:“然而,事到如今,即使只是为了打赢战争,都必须选对路线[由谁来选?]。”为什么是“如今”?不正是因为昨天的政策已经把统工党带到了悬崖边上吗?脚下就是万丈深渊,统工党却还在苦口婆心地劝告那些叛卖成性的领袖,而不是发动武装起来的群众去反对他们。

这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要着手的地方。布尔什维克主义不会去扮演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部长这个滑稽丑角,而是必须勇敢地、公开地发动工人群众,赶走资产阶级部长,换成社会党部长和斯大林派部长。然而,统工党并没有到群众中去,不屈不挠地通过群众进行这项工作,却写了一些含糊其辞的文章,大谈什么为建立工人国家而占据阵地的必要性。

“继续进行战争,就能确保集体化和社会化……。”他们丝毫没有革命的勇气,就用全然抽象的推论来掩饰自己的怯懦。不进行集体化,战争就必败无疑。要想确保胜利,就必须以武装群众的直接压力赶走资产阶级,把那些叛卖成性的领袖们逼得走投无路。光有抽象的推论是不够的。必须行动起来。然而,宁——西班牙的马尔托夫——偏偏在这一点上投降了。

“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拥有强大的军事工业,在军需方面,可以迫使共和国中央政府成为自己的附庸[!]。”明明是统工党的领袖成了新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的附庸。这才是事实。如果不改变这种政策,巴黎公社的悲惨命运将会降临到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头上。


六年来,宁什么都没干成,却一错再错。他总是轻佻地对待思想,总是逃避困难。他只会耍小聪明,用浅薄的结盟来代替斗争。他妨碍了革命党在西班牙的形成。所有追随他的领袖,都要跟他一起分担罪责。六年来,他们使出浑身解数,使英勇而满身干劲的西班牙无产阶级蒙受了最惨重的失败,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也改变不了他们的昏聩。他们没有打破这个可恶的怪圈。他们没有发动群众同资产阶级共和国作斗争。他们先是去迎合资产阶级共和国,然后又在它摇摇欲坠时撑住了它,他们时不时还会写上几篇讨论无产阶级革命的文章。真够卑鄙无耻的!你们不但没有痛批这些用半真半假的布尔什维克公式来掩饰自己的孟什维克叛徒,反而还转载他们的文章,还大加吹捧!

不用跟我说什么统工党工人正在英勇战斗。这一点,我跟别人同样清楚。但正是因为他们在战斗,在牺牲,我们才要说出真相,而且只说真相。打倒一切暗中勾结、逢场作戏、敷衍应付的花招!当战争与革命的命运取决于最苦涩的真相时,必须学会如何说出这些真相。我们与宁的政策毫无共同之处,也与任何维护、掩饰、支持他的政策的人毫无共同之处。

原文发表于第四国际国际局的《信息公报》,1937年7月,署名为“伦德”。

[1]《西班牙革命》(TheSpanish Revolution)是统工党的英文报纸。——中译者注


[2]路易斯·孔帕尼斯·乔维尔LluísCompanys i Jover1882621——19401015),生于农民家庭毕业于巴塞罗那大学。早年即投身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运动。1916年当选为加泰罗尼亚区议员。1920年被捕,不久获释。1922年成立拉巴塞雷协会(Unió de Rabassaires)。193010月再次被捕,1931年获释后在巴塞罗那发动起义,宣告成立共和国。19336月至9月担任海军部长。193312月出任加泰罗尼亚政府总理,193410月发动起义,出任加泰罗尼亚共和国主席,事败后被判处30年徒刑。1936年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获释。内战爆发后支持共和国政府。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19408月被捕,9月初被德国秘密警察引渡给弗朗哥政权,1015日遇害。——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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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中的革命战略[1]

(1937年4月14日)



……

比尔斯[2]:顺着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话题,我有个问题要问。西班牙内战极有可能引发世界大战,所以,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对西班牙托派承担责任吗?

托洛茨基:您说的“西班牙托派”是指谁?

比尔斯:西班牙有好几个派别自称“托派”,您对它们承担责任吗?

托洛茨基:那里没有托派。实际情况是这样的:不管是谁,只要反对共产国际的政策,就会被共产国际打成“托派”。因为在共产国际的宣传中,托派就等于法西斯主义。这就是它唯一的论据。西班牙没有多少托派——我说的是真正的托派。这很令人惋惜,但我必须承认,西班牙托派的人数非常少。那里有一个强大的政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只有这个党不认为我是法西斯。这个党的青年同情我们的思想。但是,它的政策是十足的机会主义,我一直都在公开批判它的政策。

比尔斯:这个党的领袖是谁?

托洛茨基:宁。他是我的朋友。我很了解他。但我对他进行了非常尖锐的批判。

比尔斯: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有人指控托派破坏保卫西班牙共和国的运动。

托洛茨基:照这么说,我们的确是在破坏这个运动。我确信,我在接受采访时,以及在我的文章中,曾多次表达过这个意见:唯一能确保胜利的方法,就是去告诉农民:“西班牙的土地就是你们的土地。”;去告诉工人:“西班牙的工厂就是你们的工厂。”这是确保胜利的唯一方法。而斯大林为了避免吓跑法国资产阶级,已经变成了西班牙私有财产制度的保安。西班牙农民对漂亮话不怎么感兴趣。他会说:“弗朗哥也好,卡巴耶洛也好,还不都一样?”因为农民是非常现实的。在俄国内战期间——我可不认为,我们的军事科学是我们能打赢内战的主要原因。这是错误的。我们能打赢,是因为我们拥有革命的纲领。我们跟农民说:“这就是你们的土地。”农民曾一度投靠了白军,在拿布尔什维克和白军比较一番之后,他们就说:“还是布尔什维克好一点。”等到农民——成百上千万的俄罗斯农民——相信布尔什维克好一点之后,我们就胜利了。

比尔斯:您刚才说斯大林在保卫西班牙的私有财产制度,你能说得更具体一点吗?

托洛茨基:他说过,要等到打赢内战后,再进行社会改良,共产国际在讨论西班牙问题时也是这么说的。“内战已经爆发了。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打赢内战。等到胜利后再搞社会改良。”农民变得冷漠了。“将军们打来打去,谁赢谁输都不关我的事,反正这又不是我的战争。”这就是农民的想法。您也知道,农民的想法虽然朴实,却是正确的。我支持朴实的西班牙农民,反对那些花言巧语的权术家。

比尔斯:您的意思难道是说,不管谁打赢内战都无所谓吗?不管哪一方打赢内战,都没有太大区别?

托洛茨基:不对,工人必须打赢内战。工人一定要胜利。但我敢向您保证:共产国际与斯大林的政策一定会导致革命失败。他们搞砸了中国革命,搞砸了德国革命,现在又要搞砸法国和西班牙的革命。我们只有一次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那就是十月革命,而它能胜利,正是因为运用了与斯大林的政策截然相反的方法。


比尔斯:那么,假如您是斯大林,在西班牙问题上,您会怎么做?

托洛茨基:我不可能是斯大林。

比尔斯:我是说,就当您在斯大林的位子上——假如您掌握着苏联的命运,您会在西班牙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托洛茨基:这不是苏联一国的问题。问题在于共产国际的各个革命党,在于各个政党。当然,我还是会继续反对一切资产阶级政党。

施托尔贝格[3]:托洛茨基先生,我能提个问题吗?我这个问题与卡尔顿·比尔斯的问题有关。在您看来,假如您从1923年就掌了权,中国革命就能得救,或是取得更多的成果。法西斯主义或许就不会在德国上台了。我是说,假如您在1923年获得了胜利,西班牙也许还是会出现这样的形势,但具体过程恐怕就会大不一样了。可您没有获胜。共产国际在中国和德国的政策导致了失败。我们还是得面对西班牙现在的形势。我觉得这应该就是您的立场。接下来我要提问了。西班牙现在的形势,是由过去十四年累积起来的种种错误造成的。西班牙陷入了内战。这个问题,不是用纯而又纯的立场就能解决的。目前,您会支持内战中的哪一方?

托洛茨基:我曾经在采访和文章中多次回答了这个问题。每一个西班牙托派都要成为左派阵营的优秀战士。这是一个再基础不过的问题——您也知道它不值一提。任何工人组织的领袖或成员,只要参加了卡巴耶洛政府,就都是叛徒。工人阶级的领袖不能参加资产阶级政府。我们以前没有参加克伦斯基政府。在我们帮助克伦斯基抵挡科尔尼洛夫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参加他的政府。我以前说过,我愿意同斯大林联手对抗法西斯分子,也愿意同茹奥联手对抗法国的法西斯分子。这是一个基本问题。

菲纳蒂[4]:托洛茨基先生,假如您现在是俄国的领导人,西班牙共和派向您求救,您是否会提出这样的条件:要想获得援助,得先把土地分给农民,把工厂交给工人?

托洛茨基:我不会提出这样的条件——问题不在这里。问题首先在于西班牙革命党的态度。我会说,第一个条件是“不要跟资产阶级结成政治联盟”。第二个条件是“你们一定要成为最优秀的反法西斯战士”。第三个条件是“你们要告诉交战双方的士兵以及农民:‘我们要把西班牙变成人民的国家。等到我们赢得群众的支持后,我们就把资产阶级赶出政府,自己掌握政权,并进行社会革命。’”

菲纳蒂:这么说,为了使援助奏效,您会与西班牙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结盟吗?

托洛茨基:我当然会用一切物质手段支援卡巴耶洛,帮助他同法西斯主义作斗争,但我同时也会建议共产党不要参加政府,而要继续批判卡巴耶洛,并准备进行工人革命的第二个章节。

比尔斯:可是,阿萨尼亚政府——我说的是第一届——招致了反动势力的反扑[5],不正是因为这种政策吗?

托洛茨基:那是因为资产阶级的保守政策:因为阿萨尼亚只想把革命进行到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地方。我认为革命一定不能——最好不要这样开始。如果你开始了革命,你就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进行到底,也就是要进行社会革命。

比尔斯:照您这么说,要是采取了您的政策,岂不是让弗朗哥稳操胜券吗?

托洛茨基:让弗朗哥稳操胜券的是共产国际的现行政策。在过去六年里,西班牙革命,还有西班牙无产阶级与农民,他们付出的努力,他们具有的能量,以及他们的献身精神,原本足以确保五六次胜利——也就是每年一次。然而工人阶级的统治阶层却竭力阻挠、破坏、叛卖群众的革命力量。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力,而它的领袖决定了革命的政治方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西班牙无产阶级的领导层一直都非常糟糕。西班牙无产阶级的表现,证明了它是由最优秀的原料制成的,它拥有过去十年里我们见过的最优秀的革命力量。然而它却没能获胜。我批判共产国际与第二国际,是因为它们的背信弃义的政策,阻碍了革命的胜利,而这种政策的基调,是在资产阶级面前,在资产阶级与弗朗哥面前的怯懦。他们仍然留在私有财产制度的标志——资产阶级政府里面。卡巴耶洛自己也向私有财产制度的标志屈服了。然而,群众却看不出交战双方的制度有什么不同。

戈尔德曼[6]:您是否认为,卡巴耶洛不能在军事上战胜弗朗哥?

托洛茨基:军事胜利——这很难说。即使卡巴耶洛能够赢得军事胜利,只要群众依然心怀不满,依然态度冷漠,而由军事胜利创造的新的军事组织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胜利后的体制也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变为法西斯体制。

戈尔德曼:可是,西班牙群众也许还抱着这样的幻想:他们以为自己真的是在同弗朗哥和法西斯分子战斗——他们以为自己真的是在为自己的无产阶级利益而战。

托洛茨基:很遗憾,大部分群众早已丢掉了一切幻想。这就是内战旷日持久的原因,因为人民阵线政府帮助弗朗哥建立了他的军队。由人民阵线的胜利而产生的这个新政府,袒护了军队和弗朗哥,结果,就在人民阵线政府的袒护下,军队为叛乱做好了准备。然后内战就爆发了,资产阶级就对人民说:“你们应当耐心等待,等到我们打赢内战后,我们就会慷慨地满足你们的要求,但是必须等到胜利之后才行。”

戈尔德曼:您现在还没有回答半小时前提出的那个问题呢。

比尔斯:我还没问完。托洛茨基先生,我还是搞不懂您或斯大林先生打算如何挽救西班牙的局势。我觉得,你们俩的政策都会产生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弗朗哥的胜利。我个人完全不支持弗朗哥。但我真的不明白您的意思。我觉得这会让弗朗哥先生获胜。

托洛茨基:我只能重申:我有一把钥匙,一把小小的钥匙,我把它交给了我的朋友,以及一切和我有着相同信念的人们,我的第一个建议,就是要成为卡巴耶洛阵营中最优秀的战士。这是最紧要的。您也清楚,第四国际的一个小组,我们的一批同志,正在战壕里战斗。这是最基本的,我不想多说。必须去战斗。但是,您也知道,光是用枪战斗,还是不够的。必须拥有思想,把这些思想传给其他人,准备迎接未来。我可以同纯朴的农民一块战斗,但在这种形势下,他还有很多东西不理解。我必须给他一个解释。我要告诉他:“你正在同弗朗哥战斗,这是对的。我们必须消灭法西斯分子,但这不是为了让西班牙回到内战前那个样子,因为弗朗哥就是那个西班牙的产物。我们必须消灭产生弗朗哥的基础,弗朗哥的社会基础,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吗?”您应该这样去问农民。他会说:“我想是的。”然后,再把这个道理告诉给工人。

比尔斯:您愿意派人去同弗朗哥战斗,可是您却不愿参加卡巴耶洛政府,这是为什么呢?参加卡巴耶洛政府,难道不是有利于同弗朗哥作斗争吗?

托洛茨基:这我已经解释过了。我们完全拒绝参加克伦斯基政府,但在同科尔尼洛夫战斗时,布尔什维克是最好的战士。不仅如此,最好的士兵和水兵都是布尔什维克。在科尔尼洛夫叛乱期间,克伦斯基还得去找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求他们保卫冬宫。我当时还在监狱里。水兵们先把克伦斯基扣了下来,然后派了一个代表团来见我,问我该拿克伦斯基怎么办:是逮捕他,还是保卫他?这是一个极具历史意义的事实。我当时是这么说的:“你们可得把他给看好了;明天咱们还要逮捕他呢。”
[笑声]

戈尔德曼:您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比尔斯:没有了。
……


[1]19368月,苏联官僚炮制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中心案件,19371月,又炮制了托洛茨基反苏中心案件,大肆迫害一切可能威胁到官僚专制的人,将反动恐怖推向了高潮。为了反击苏联官僚的污蔑与陷害,托洛茨基同志决定组织一个委员会,对苏联官僚强加给他的各项指控一一进行审查。该委员会的主席是著名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Dewey1859—1952),因此该委员会也叫杜威委员会。杜威委员会对各项指控进行了详细调查之后,最终得出结论:苏联官僚对托洛茨基同志的指控全都没有可靠证据,因此托洛茨基同志无罪。杜威委员会还将审查记录公开发表,取名为《列昂·托洛茨基案件》(TheCase of Leon Trotsky)。本文即摘自此书收录的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记录。——中译者注


[2]卡尔顿·比尔斯(CarletonBeals18931113——197944日),美国著名记者,拉美问题专家。他是杜威委员会委员之一。——中译者注


[3]本雅明·施托尔贝格(BenjaminStolberg18911130——1951121日),美国记者,工会活动家。他是杜威委员会委员之一。——中译者注


[4]约翰·弗雷德里克·菲纳蒂(JohnFrederick Finerty1885—1967),美国著名民权律师,他是杜威委员会的法律顾问。——中译者注


[5]193110—19339月的第一届阿萨尼亚政府,由于这届政府不肯认真落实社会改革,极力压制群众的革命运动,结果失去了工农群众的信任,导致共和派—社会党联盟在1933年大选中惨败,让反动的中右联盟上了台。——中译者注


[6]阿尔伯特·戈尔德曼(AlbertGoldman1897—1960),原名阿尔伯特·维布伦(AlbertVerblen),出生于芝加哥,曾当过裁缝,1919年参加世界产业工会,1920年参加美国共产党。1933年因拥护托洛茨基主义被开除,此后投身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34年参加了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1939年起开始担任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四国际美国支部)的全职干部。1941年社工党因违反史密斯法案受审时,他担任了社工党的辩护人,但他随后也被监禁。在狱中开始批判社工党与第四国际,1945年建议社工党与沙赫特曼的工人党合并,合并失败后,于1946年退出社工党,参加了工人党。后退出工人党,参加了美国社会党。他在杜威委员会中担任托洛茨基同志的辩护人。——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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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革命还有胜算吗?

(1937年4月23日)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些基本事实。在阿萨尼亚——也就是在人民阵线的直接庇护下,弗朗哥建立了他的军队;而人民阵线囊括了社会党和斯大林派的领袖,后来无政府主义的领袖也参加了进去。

斯大林派官僚阶层给人民阵线制订了保守的资产阶级纲领,这个纲领导致的直接后果,便是内战的旷日持久。

人民阵线对国家和革命控制得越久,群众就越可能疲乏幻灭,法西斯主义赢得内战的危险也就越大。

斯大林派、社会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确切地说,各派的领袖——必须对这种局面承担全部责任,这些领袖仿效克伦斯基、策列铁里、艾伯特、谢德曼和奥托·鲍威尔之流,让人民革命屈从于资产阶级的利益。

这是不是说,只要继续执行现行政策,拉尔戈·卡巴耶洛就不可能战胜弗朗哥呢?内战双方各自拥有多少物质资源与精神资源,是无法预测的。只有在斗争的具体过程中,才能准确测量出双方的力量对比。但我们关心的不是几个胜仗,而是革命的胜利,也就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胜利。我们必须全力援助共和军;然而,即使拉尔戈·卡巴耶洛的军队能够平定弗朗哥的叛乱,这仍不等于革命的胜利。

人民阵线的市侩质问我们:“你们说的是哪种革命?是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平叛成功意味着民主战胜法西斯主义,意味着进步战胜反动。”

对这番高论,我只能报以苦笑。在1934年以前,我们曾不懈地向斯大林派解释:即使是在帝国主义时代,民主也要好过法西斯主义;也就是说,每当民主与法西斯主义发生冲突,革命的无产阶级都有义务支持民主,同法西斯主义作斗争。

但是,我们每次都不忘补充说:我们必须用阶级斗争的手段——而不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手段——来保卫资产阶级民主,越是坚决地进行阶级斗争,就越容易用无产阶级专政来取代资产阶级民主。这意味着无产阶级先锋党在保卫资产阶级民主——即便是武装保卫——的过程中,绝不能替资产阶级民主承担责任,绝不能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而要保留对人民阵线所有党派进行批判和采取行动的全部自由,并为在下一阶段推翻资产阶级民主做好准备。

其它的一切政策,都是企图用工人的鲜血来巩固资产阶级民主的罪恶而又无望的阴谋;无论内战的结局如何,资产阶级民主都难逃覆灭的下场。

一些糊涂虫大喊:“可你们忽视了农民!”他们看了太多共产国际在19231929年间出版的那些糟糕的刊物,脑子已经被搅成了一锅粥。大骂我们“忽视农民”的人,正是那些为了跟地主统战,而不惜出卖农民的革命利益的人。西班牙农民已经证明了自己渴望同无产阶级并肩作战。无产阶级要做的就是切实地剥夺地主与高利贷者。然而斯大林派和他们的新跟班——“社会党人”与“无政府主义者”(?!)——却拼命地阻挠无产阶级提出革命的土地纲领。

斯大林—卡巴耶洛政府竭力把共和军打扮成“民主”卫队——保卫私有财产的卫队。这就是人民阵线的本质。其它的全是空话。正因如此,人民阵线正在为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开辟道路。只有闭目塞听的人才不理解这一点。

资本的民主卫队能否战胜它自己的法西斯卫队?有这个可能。但在目前这个时期,法西斯卫队更符合资本的要求,所以,斯大林—卡巴耶洛的军事胜利就不可能是巩固而持久的。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民主”的胜利就只能意味着迂回迈向法西斯主义。

安德列乌·宁承认,西班牙无产阶级的浴血奋战,换来的却是革命的“倒退”[1]。他忘了补充说:统工党领导层对革命的“倒退”也负有直接责任,在过去的每一阶段,它都在“批判地”迎合社会党与斯大林派,也就是在迎合资产阶级,而没有坚持独立的阶级立场,没有为无产阶级的胜利做好准备。早在六年前,也就是在西班牙革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向宁警告过这种妥协退让的致命政策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我们曾在上百篇通信和文章中,同宁进行过论战,我们建议每个觉悟工人都去仔细读一下这些材料。读了这些材料后,就会发现宁的动摇态度从未改变。

宁说道:“自从我们党被赶出加泰罗尼亚政府后,反动倾向就加强了。”其实他应该说:“我们党参加加泰罗尼亚政府,有助于资产阶级巩固自身并赶走我们,公开走上反动道路。”直到现在,统工党还在半心半意地赖在人民阵线里。它的领袖还在苦口婆心地劝说资产阶级政府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他们恭敬地劝说全劳联的领袖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他们把自己当成了人民阵线的领袖的“革命”顾问。这种立场毫无生命力,它根本不是革命者该有的立场。

必须公开而勇敢地发动群众,同人民阵线政府作斗争。必须向无政府工团主义群众揭露他们的领袖的叛卖行径;这些领袖自称无政府主义者,其实不过是最普通的自由派。必须无情地鞭挞最危险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斯大林主义。必须把自己当成革命群众的领头人,而不是资产阶级政府的顾问。

斯大林—卡巴耶洛的资产阶级体制的民主军队,的确有可能获得单纯的军事胜利。但这样的胜利会产生什么样的直接后果呢?

当局以“整顿纪律”和“维护军队团结”为名,对工人组织——特别是左翼组织——发动的暴力打击,正是波拿巴主义的实践。这不是在“整顿”无产阶级军队的内部纪律,而是要让无产阶级在军事上服从资产阶级。军事胜利会大大加强“共和”军指挥层的自我意识,使他们逐渐浸透波拿巴主义倾向。另一方面,以工人的流血牺牲换来的军事胜利,也会加强无产阶级先锋的觉悟与坚定性。换句话说,资本的共和军战胜法西斯军队之后,共和国阵营内部一定会发生内战。

在这场新的内战中,如果有一个能够赢得大多数工人和贫农拥护的革命党,在这样一个革命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将会获胜;如果在关键时刻没有这样的革命党,共和国阵营的内战将会以波拿巴主义的胜利告终,而这种波拿巴主义与弗朗哥将军的独裁几乎毫无区别。所以,人民阵线的政策,就是在迂回走向法西斯主义。

阿萨尼亚在上台之初,协助了弗朗哥组建叛军,卡巴耶洛——戴着“社会党人”面具的第二号阿萨尼亚——也在协助组建第二支法西斯军队,只不过这次领兵的将是戴着“共和”面具的西班牙的卡芬雅克[2]或加利费[3]。看不出这一点的人,活该被嘲笑!

《战斗报》在44日发表了《胜利的十三个条件》[4]。这个文件包含了统工党中央委员会向当局陆续敬献的全部旧策。统工党呼吁“召开工会、农会和士兵组织的代表大会”,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指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可问题就是:统工党是在恭敬地请求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府召开这个大会,然后,这个大会就会“和平地”取代资产阶级政府。正确的革命口号被他们糟蹋成了空话!

这个文件的第四条呼吁“建立一支由工人阶级监督的军队”,也就是呼吁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派的联合政府建立一支由宁来监督的军队。在军队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上,统工党领导层以最致命的形式,暴露出了它自身立场的空洞无力。军队只是统治阶级的武器。军队只能由指挥它的群体——也就是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来监督。无产阶级不可能“监督”由资产阶级及其改良主义奴仆建立的军队。革命党可以、也应该在资产阶级军队内部建立支部,力争把这支军队中的先进部队争取到工人一边来。统工党中央委员会却编造了一个工人“监督”资产阶级军队的美妙幻想,用它来掩盖这个基本的革命任务。统工党的正式立场从头到尾浸透了两头讨好的精神,它只能这么做,因为左右摇摆就是中派主义的灵魂。

宁深刻地宣称:“革命在倒退,”事实上,他在为……自己的倒退做着准备。也许他想让正在倒退的革命停在民主革命阶段,不再往后退?怎么做呢?显然是靠空话!如果宁能够彻底反思他自己的言论,他就应该明白:只要人民阵线的领袖仍在阻挠革命,不让革命走向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就一定会落入法西斯主义的魔掌。德国如此,奥地利如此,西班牙也将如此——只是要快得多。必须把一个人的立场推到极致,才能看清其本质。

宁声称西班牙工人现在仍然可以通过和平手段夺取政权,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政权已被军方首脑和官僚控制,斯大林派和无政府改良主义者也在配合他们。他们依靠外国资产阶级和苏联官僚,一齐压制工人。在这种情况下说什么和平夺取政权,既是在欺骗自己,也是在欺骗工人阶级。

在(三月底的)同一次讲话中,宁提到有人想缴工人的枪,他建议工人不要交枪。这个建议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当一个阶级要解除另一个阶级的武装,而后者(即无产阶级)拒绝服从时,这就意味着内战即将爆发。宁说过不少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激进言论,但是,这个和平夺取政权的虚假而甜美的幻想,却使他的话全都变成了空话。而他的政策的本质,就是鼓吹这种幻想。这可以使他不用从自己的激进言论中得出必要的结论,继续维持左右摇摆的骑墙政策。他需要维持这个玫瑰色的幻想,所以他对“托派”——也就是妨碍他伪装成布尔什维克的真正革命者——进行了反动的迫害[5]

极具深意的是,宁没有明白地告诉工人,到底是谁想缴他们的枪,而革命者的义务,就是揭露反革命阴谋的策划者,无情鞭挞他们及他们的党派,让人民群众痛恨他们。

只对工人说“不要交枪!”是不够的,还要让工人学会缴敌人的枪。

统工党的政策,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基调上,都与紧迫的形势完全不相符。统工党领导层觉得自己走在其它政党“前头”,并对此沾沾自喜。但这还不够。不光要走在其它政党前面,还要抢在事件的发展前面,抢在阶级斗争的进程前面。归根结底,能决定革命的结局的,不是自命不凡的政府部长,也不是各级党委,更不是他们之间的各种阴谋诡计,而是千百万工农群众同西班牙及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的斗争。

宁的国际政策,跟他的国外政策同样错误。“我们不支持第四国际,我们不是托派。”统工党的领袖赌咒发誓,见人就赔礼道歉。同时,他们又不忘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简直扯淡!现在只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第四国际的路线,另一条是斯大林—卡巴耶洛的路线。在这两条路线之间,统工党的领导层不可救药地来回摇摆。宁、安德拉德和戈尔金等人违背了马克思和列宁的教诲,他们竭力逃避,拒绝对各种问题进行明确的阐述,拒绝提出准确的分析,拒绝对批评作出诚实的回答。正因为这样,每当革命进行到新的阶段,他们都会措手不及。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前面!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跟统工党领导层搅在一起的都有谁?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个可悲的机会主义小集团,,它已经成了斯大林派的跟班;英国独立工党的领袖,而这个党早已丧失了一切存在的理由;还有就是形形色色没有纲领、没有受过革命训练、毫无未来可言的半机会主义半冒险主义小团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统工党领袖的国内外政策相辅相成,体现了他们的中派主义骑墙性质。

必须坚决地、果断地、勇敢地同资产阶级舆论决裂。必须与包括工团主义领袖在内的各种小资产阶级政党决裂。必须对当前形势进行透彻的思考。必须走到群众中去,走到最卑贱、最受压迫的、底层中去。必须停止用“胜利会自己到来”的幻想来愚弄他们。必须把真相告诉群众,不管它有多么苦涩。必须教会群众不要信任资本的小资代理人。必须教会群众信任自己。必须把自己的命运同群众的命运紧密相连。要教会群众建立自己的战斗组织——苏维埃,同资产阶级国家斗争。

统工党的现任领导层能够完成这一转变吗?可惜的是,六年的革命经验,已经杜绝了此类幻想。统工党内外的革命者如果只想着“说服”、“争取”宁、安德拉德、戈尔金等人,就像这些人企图争取拉尔戈·卡巴耶洛和孔帕尼斯等人一样,那就必然会落得政治破产的命运。革命者必须转向工人,走到底层中去,反对宁的骑墙政策。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绝不等于向中派主义者妥协退让。革命的利益高于党在形式上的统一。

统工党现在有多少党员?有的说两万五千人,有的说四万人。但是,单纯的人数并不具备决定性意义。两万五千人也好,四万人也好,都不能确保胜利。这个问题,取决于党和工人阶级的互动关系,取决于工人阶级与农村被压迫群众的互动关系。在领导层徘徊动摇的时候,四万党员只会麻痹无产阶级,使无产阶级堕入深渊。在领导层坚决而富有远见的时候,一万党员也能找到走向群众的道路,使群众摆脱斯大林派、社会民主党和其他吹牛家的影响,它不仅能使共和军打几个胜仗,更能使劳动者彻底战胜剥削者。西班牙无产阶级已经三次展现过它具有赢得这种胜利的力量。一切取决于政治领导!

原文发表于《反对派公报》俄文版第56—57期,19377—8月,署名为克鲁克斯。由乔治·松德斯(George Saunders)从俄文译为英文。中译文即根据松德斯的英译文转译,并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







[1]摘自安德列乌·宁在1937321日召开的统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请参阅比克托·阿尔瓦(VictorAlba)与斯蒂芬·施瓦茨(StephenSchwartz),《西班牙马克思主义对阵苏联共产主义》(SpanishMarxism vs Soviet Communism),TranscationPublishers1988年,第五章。——中译者注


[2]路易欧仁·卡芬雅克(Louis-Eugène Cavaignac18021015——18571028日),1824年参军,1844年晋升为准将。1848年二月革命后被临时政府任命为阿尔及利亚总督,并晋升为少将。1848320日被任命为陆军部长,在任上残酷镇压了六月起义。628日被制宪议会任命为法兰西共和国行政首脑,成为事实上的独裁者,同年12月在总统选举中败给路易·波拿巴。——中译者注


[3]加斯东·亚历山大·奥古斯特,加利费侯爵(GastonAlexandre Auguste, Marquis de Galliffet,1830123——190978日),法国将军,1848年参军,曾参加过俄土战争、奥地利撒丁战争等。普法战争期间被俘,后率军残酷镇压了巴黎公社。18996月至19005月曾任国防部长。——中译者注


[4]193744日,《战斗报》发表了统工党中央委员会在最近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十三项要求:

1、对主要运输业实行社会化;
2、对银行实行国有化;
3、由城镇居民来分配住房;
4、建立一支由工人群众监督的军队;
5、以治安巡逻队(Patrullas de Control)和调查委员会为基础,吸收其它已经证明了自己对工人阶级的忠诚的机关,成立一个统一的治安机关;
6、立即进攻阿拉贡;
7、削减工资过高的人的工资;
8、垄断外贸;
9、建立强大的、社会化的、高度集中的军事工业;
10将土地收归国有,转交给在土地上耕种的农民使用,并向农民提供必要的贷款。将大庄园收归集体,并向在革命过程中建立的、已经展现出自己的生命力的具有集体性质的企业提供经济援助。
11、严格地、直接地控制日用品的发放与售价,无情地打击投机倒把的奸商。
12、迅速地、有效地建立覆盖全部国土的空中与海上防卫力量。
13、召开工会、农会和士兵组织的代表大会,为新制度奠定基础,并选出工农政府,它将是有史以来最民主的政府,它将明确无误地表达全国广大群众的意志,并将享有保卫新生的革命秩序的全部权威。

根据《西班牙马克思主义对阵苏联共产主义》第五章收录的英译文转译,这个英译文与正文中的引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5]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多数派同第四国际断绝关系后,格兰迪索·穆尼斯(GrandizoMunis1912—1989)率领坚持拥护第四国际的少数派建立了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支部(SecciónBolchevique-Leninista de España)。格兰迪索·穆尼斯原本建议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支部全体参加统工党,成为统工党内的一个派别组织,遭到统工党拒绝,于是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支部大部分成员便以个人身份参加了统工党,193745日他们全部被开除出党。——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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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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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罗那起义

(一些初步的想法)

(1937年5月12日)



关于最近的事变,我们这里得到的消息不仅很不完整,还遭到了蓄意的歪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得出假设性的、临时性的结论。


    这次起义似乎是“自发”的,也就是说,它的爆发,完全出乎包括统工党在内的所有领袖的意料之外。仅凭这一事实便足以表明无政府派和统工党的领袖与工人群众之间的隔阂有多么严重了。宁鼓吹的“无产阶级可以通过和平手段夺取政权”的主张,已被彻底证伪。统工党在起义爆发时的真实立场是什么样的,我们几乎一点都不了解。但我们不相信奇迹会发生在它身上。在紧要关头,统工党领袖只能继续坚持他们以前的立场。说得更确切一点,正是在紧要关头,左翼中派主义的矛盾,才会暴露得最鲜明、最悲惨。马尔托夫在1905年革命和1917年革命中的表现,正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


以马尔托夫为代表的错误的左翼中派主义思想,在我们的队伍中也是很常见的。马尔托夫在批判克伦斯基—策列铁里—唐恩政权的过程中,逐步向布尔什维克靠拢。马尔托夫的批判之激进,眼光之长远,远远胜过《战斗报》的编辑。但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总是希望说服对手,而不是让无产阶级同阶级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所以,当工人投入行动的时候,马尔托夫就被斗争的尖锐性给吓坏了,他没能成为革命行动的领袖,而是一下子变成了被击败的群众的辩护人。幸好,在马尔托夫左边,有一个拥有明确目的的革命党。



西班牙的形势则大不一样。直到昨天为之,群众还把统工党的领袖当作是最坚决的革命派。统工党的宣传,至少得到了加泰罗尼亚先进工人的高度重视。可是,当群众准备按照统工党的宣传,采取实际行动时,他们却发现没有人来领导自己。这次起义的情况会有所不同吗?恐怕不会。




万一真的出现了奇迹——群众的压力把宁推到了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上,那又会怎么样呢?果真如此,那就再好不过,我们将在新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欣喜地同宁合作。但是,在新的消息传来之前,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改变我们对统工党正式政策的分析。



新闻报道中提到了巴塞罗那已经停火,这意味着什么呢?导致起义者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领导层的犹豫不决吗?还是因为领袖在群众压力下惊慌失措,便直接投降?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目前看来,在巴塞罗那城外,斗争仍未停止。在巴塞罗那市内,工人会不会重新发动进攻?斯大林派—改良主义派暴徒的镇压,会不会刺激群众重新投入行动?由于缺乏准确的信息,我们尽量不做预测。无论事变会怎样发展,对领导层的批判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尽管这次起义有各种错误和弱点,我们这些身在外界的人,依然与被击败的工人坚决站在一起。但这绝不等于以完全情绪化的团结为借口,停止对工人的领导层的批判,帮他们掩饰他们的犹豫不决,对他们的错误闭口不谈。



这个重大的事件,很有可能导致统工党的分裂。统工党内驱逐托派、同布兰德勒派及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袖(被斯大林主义赶走的垃圾)的分子,将会乞求苏联官僚宽恕和接纳自己,坚决地出卖革命。另一方面,革命的分子必将明白:要么选择第四国际的道路,要么就只能叛卖革命,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为了加快和促成这种政治分化,我们必须进行直率的、公开、甚至是强硬的批判。首先,我们的所有同志,都要弄明白消极纵容统工党领袖的政策的自相矛盾之处,而我们的朋友维克托·塞尔日、斯内夫利特和费雷肯等人对这种政策非常赞同。我们必须学会从重要事件中得出一切必要的结论,为将来做好准备。


    巴塞罗那起义与1917年七月事变的相似之处非常明显,所以我们不打算详谈。我们要强调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统工党依然局限于加泰罗尼亚一地。在最需要打入社会党的时候,它的领袖装出坚决不肯妥协的强硬态度,以此来掩饰自己的机会主义病根,阻止了它打入社会党。但是,不难想象,加泰罗尼亚的事变会使社会党与工总[1]的队伍发生分裂。既然如此,就不应该把目光局限于统工党的干部身上,而在未来几周里,统工党的干部将会大受打击。必须转向加泰罗尼亚的无政府派群众,转向其它地方的社会党群众与共产党群众。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维持旧的外表形式,而在于为未来创造新的支撑点。


即使这次起义遭到了惨重的失败(我们在这里无法判断它的失败有多惨重),这种失败也绝不是决定性的。西班牙或法国的新生力量将成为新的革命涨潮的关键因素。


西班牙的十月革命会在何时到来?会以何种方式出现?这是很难预测的,特别是在如此遥远的地方。无论如何,谁都不能预先断定,可敬的伊比利亚无产阶级已经耗尽了自己的革命力量。但是,为了替十月革命做好准备,革命先锋队必须对国内外无产阶级的上层中的一切模棱两可、模糊暧昧的东西做出预先警告。必须勇敢地用第四国际的路线,来对抗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路线,缺少这种勇气的人,就不可能勇敢地率领工人群众投入关键的战斗。谁继续同布兰德勒[2]、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麦克斯顿、芬纳·布洛奎等人勾勾搭搭,谁就一定会在斗争前或斗争中叛卖无产阶级。现在必须让伊比利亚工人群众明白:第四国际为社会革命提出了科学的纲领,它信任群众,不信任形形色色的中派主义者,并且时刻准备把斗争进行到底。

原文发表于第四国际国际局的《信息公报》,1937年7月,署名为“伦德”。


[1]工人总同盟(Unión Generalde TrabajadoresUGT):简称工总,它是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旗下的工会组织,1888812日在巴塞罗那成立。——中译者注


[2]海因里希·布兰德勒(HeinrichBrandler188173——1967926日),建筑工人,出生于苏台德(Sudetenland),原籍奥地利,年轻时因工伤变成了跛子,1897年开始成为工会活动家,1900年被判刑。1901年参加社民党,1904年以前在汉堡工作,在汉堡他领导了建筑工会的工作,1904年至1908年在不莱梅工作,在不莱梅活跃于工会和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之中。1908年至1914年在瑞士,19146月来到开姆尼茨,担任建筑工会的书记。1915年与赫克特一起被开除出社民党,此后活跃于斯巴达克派,1917年怀着保留意见参加了独立社民党。191810月被驱逐出德国,但后来又通过艾斯纳的巴伐利亚政府取得了德国国籍。返回开姆尼茨后创建了《战士报》(DerKämpfer),并建立了最强大的德共(斯)地方组织。支持列维反对极左派,在卡普暴动发生后立即在开姆尼茨组织工人苏维埃的选举,并担任开姆尼茨工人苏维埃主席,并发展出了工人统一战线的思想雏形。19204月入选德共中央局并在统一大会上做了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19212年取代列维任德共主席,并在三月行动中担任党的领导。19216月被判处在要塞内监禁5年。11月获释,在莫斯科当了一阵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1922年秋天返回德国,担任总书记。1923年担任德共首脑,遭到左派的攻击,他曾多次要求开除左派,但未获成功。在莫斯科参与起义的准备工作后,担任了蔡格纳(Zeigner)的萨克森邦政府的部长。在开姆尼茨会议上担任共产党的发言人,当左派社民党人退却后放弃起义。对1923年德国革命失败承担责任,并试图为自己辩白,说自己没有支持俄国的左翼反对派,但未成功。此后回到莫斯科,192810月违抗德共的决定回到德国,19291月被开除出党。成立了德共(反对派),但未加入社工党。后流亡法国,1939年至1940年被拘留,1941年至1947年流亡古巴,随后流亡英国,1949年返回德国,定居汉堡,并领导工人政治Arbeiterpolitik)小组。——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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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伯乌特务杀害了安德列乌·宁

(1937年8月8日)


统工党领袖安德列乌·宁在巴塞罗那被捕后,格伯乌特务就绝不会让他活着出狱。操纵着西班牙警察的格伯乌发表声明,指控宁和整个统工党领导层是弗朗哥的“特务”,这充分暴露了斯大林的险恶用心。

只需稍微了解西班牙革命的实情,任何人都能看出这一指控是何等荒谬。统工党党员在各条战线上同法西斯叛军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宁是一个不可腐蚀的老革命家。他保卫西班牙人民与加泰罗尼亚人民的利益不受苏联官僚的代理人的危害。所以格伯乌才精心策划了一场“劫狱”,趁机干掉了他。西班牙当局在此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尚无定论。

格伯乌炮制的新闻说他是“托派”。已经牺牲的这位革命者曾多次反驳这种指控,而且他是对的。在毛林和宁的领导下,统工党一直反对第四国际。不过,在19311933年,当宁还没有参加统工党的时候,他曾与我进行过友好的通信。但在1933年初,由于原则分歧,我们彻底决裂了。在后来的四年里,我和他进行过多次论战。统工党把托派全部开除出党。格伯乌把一切反对苏联官僚的人统统打成“托派”,这减轻了它进行血腥迫害的难度。

尽管我与统工党存在许多分歧,我仍得承认:在宁同苏联官僚的斗争中,宁是正确的一方。他试图维护西班牙无产阶级的独立性,不让苏联当权派通过外交阴谋出卖西班牙无产阶级。他不想让统工党沦为斯大林的工具。他拒绝同格伯乌合作,因为这种合作等于叛卖西班牙人民的利益。这是他唯一的“罪过”。他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原文发表于俄文版《反对派公报》,第58—59期,19379—10月,署名为·。由耶恩·弗雷泽(Iain Fraser)从俄文译为英文。中译文系根据弗雷泽的英译文转译,并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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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

(1937年8月16日)


只有提出大胆的纲领,满足人民的渴望,才能打赢内战。斯大林把挽救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政策强加给了内格林[1]政府,而这种制度是工农群众的当面大敌,正是这种政策使弗朗哥接连获胜。

连吃败仗之后,斯大林为了把责任推给左翼,便把左翼领袖打成弗朗哥的特务,并命令格伯乌无耻地杀害了宁和统工党的其他领袖。如果这种政策再继续执行下去,只需一两个月,革命就将彻底失败。

西班牙人民必须摆脱苏联官僚的控制。必须给他们革命的纲领和革命的政府。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革命的彻底胜利。

本文发表于国际主义工人党的杂志《第四国际》(法文版),19381月,标题为《答墨西哥〈日报〉问》。由A·L·普雷斯顿(A.L. Preston)从法文译为英文。中译文系根据普雷斯顿的英译文转译。

[1]胡安·内格林·洛佩斯(JuanNegrín López189223——19561112日),生于拉斯·帕尔马斯(LasPalmas),曾在德国学医,1921年担任马德里大学生理学教授。1929年参加社会党,属于普里耶托的右派。193694日出任卡巴耶洛政府的财政部长。任上利用边防部队夺回了被全劳联控制的西班牙法国边境,并在193610月把西班牙银行的黄金储备交给苏联,换取苏联的军事援助。19375月卡巴耶洛政府倒台后,内格林于517日出任总理。19393月被卡萨多推翻后流亡国外。1939年至1945年继续担任共和国流亡政府总理。1946423日与另外三十人一同被社会党开除出党。1956年在巴黎逝世。200875日,社会党第37次联邦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恢复在1946423日被开除出党的胡安·内格林等人的党籍。——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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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西班牙革命的经验来考验思想与个人

(1937年8月24日)


致第四国际全体支部:


西班牙革命在先进工人心目中具有非凡的意义,它不仅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也是学习革命战略的学校。所有人、所有思想都要接受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绝对可靠的考验。每一个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负有这样的义务:不仅要研究革命中的各种事件,也要研究被吸收进我们队伍的各种团体和个人在西班牙革命中的政治立场。

费雷肯同志与斯内夫利特同志


在这封信中,我要专门分析比利时支部的领导人之一费雷肯同志的立场,他的立场具有重大的教育意义。在今年六月下旬召开的革命社会主义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费雷肯就西班牙问题做了报告。这个报告发表在比利时支部的内部刊物的六月—七月号上,篇幅很短,顶多只有二十五行,却清晰地暴露了费雷肯同志的错误,这些错误对于比利时支部和整个国际都是非常危险的。

众所周知,荷兰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袖斯内夫利特同志完全支持统工党的政策,可见他已经远远偏离了革命马克思主义。费雷肯同志的立场稍有不同。他比较谨慎一些,他过去和现在的论断中总是留有余地:“一方面”,“另一方面”。在谈到统工党的时候,他从我们共同的武器库中借走了不少论据,对统工党进行了“批判”。但他的立场基本上是中派主义的,这比斯内夫利特同志的立场更能搅乱我们队伍的思想。因此,必须认真地批判费雷肯的思想。

乐观的宿命论是中派主义的一种表现

费雷肯做这个报告的时候,统工党还没有被打垮,斯大林在西班牙的代理人(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1]之流)还没有卑鄙地暗杀统工党的领袖。我们会坚决捍卫宁以及他的伙伴,不让莫斯科及其它地方的恶棍用无耻谰言玷污他们的荣誉。但是,宁的悲惨命运,不能改变我们的政治评价,因为我们是根据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而非感情因素来进行评价的。

长期以来,费雷肯同志对统工党的评价都是完全错误的,他以为统工党会在事变的压力下“自动”左倾,所以我们在西班牙的政策就应该局限于“批判地”支持统工党。这种宿命式的乐观预言是十足的中派主义,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它已经被事变本身给驳倒了。只需提起一件事就够了:统工党的整个政策都浸透了这种乐观的宿命论,它的领导层迎合无政府主义领袖,指望后者能自动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而费雷肯也对统工党的领袖寄予了同样的期望。一切期望都已彻底破灭:在事变的压力下,无政府主义的领袖和统工党的领袖并没有倒向左边,而是倒向右边。费雷肯不但没有公开承认自己的政策是错误的,反而还想偷偷转到与昨天截然不同的新立场上,这只会造成更大的思想混乱。

简析统工党

费雷肯在报告开头写道:“与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的全劳联和伊无联相比,统工党还很稚嫩,它的成分还不够均匀,它的左翼还很弱小。”这一判断,不仅是对斯内夫利特的立场的严厉批判,也是对费雷肯以前的立场的严厉批判。有什么东西能保证它一定会左转?而且,他这个判断也是故意说得十分模糊。“它的左翼还很弱小”,在这个语境里,“左”这个字没有任何意义。费雷肯指的是统工党内的马克思主义派还是左翼中派主义派?他避而不答。还是让我们来回答他吧:无论如何都不是指马克思主义派,因为统工党已经开除了“托派”。但是,就连左翼中派主义派都很弱小。费雷肯在这一点上说对了。然而,这就意味着经过六年革命后,统工党的政策仍然是由右翼中派主义者决定的。这才是原原本本的真相。

费雷肯同志对统工党的“批判”

    现在我们来听听费雷肯是怎么批判统工党的:“统工党犯的一个错误是在大选时参加了人民阵线。在719日,他们用武装斗争纠正了这个错误。另一个错误是参加政府和解散工人委员会[2]。但在退出政府后,统工党就开始整顿自己的队伍了。”


这些话乍一看像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实际上,费雷肯这些似是而非、不痛不痒的批判,不但没有揭露、反而掩盖了统工党——以及他自己——的机会主义策略。最令人惊讶的是,他认为统工党的问题仅仅是犯了一些孤立的“错误”,而没有对统工党的全盘政策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任何组织都会犯“错误”。马克思犯过错,列宁也犯过错,整个布尔什维克党也犯过错。但是,由于根本路线是正确的,这些错误很快就得到了纠正。然而,统工党的问题却不是一些孤立的“错误”,而是它的根本路线是不革命的、中派主义的,可以说它的根本路线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换句话说,对于革命党来说,“犯错”是意外情况;而对统工党来说,偶尔走对了几步才是意外情况。


1936年719

    费雷肯提醒我们:统工党在1936719日参加了武装斗争。这当然没错!整个无产阶级都参加了这个斗争,只有反革命组织才不参加,而我们并没有把统工党定性为反革命。但是,在那段日子里,群众迫使无政府派、社会党和统工党接受了自己的政策,怎么能说参加群众的武装斗争就能“纠正”参加人民阵线这个“错误”呢?难道统工党改变了自己的政策方针吗?根本没有!尽管工人在719日的斗争中确实取得了胜利,但这个斗争只产生了一种模糊的双重政权状态,这都是因为没有一个组织拥有必要的清醒头脑与勇气,不能把斗争进行到底。统工党参加人民阵线并不是偶然的“错误”,而是它自身的机会主义性质使然。在七月事变中,改变了的只是外部形势,统工党的中派主义性质并没有改变。统工党在大选中迎合了人民阵线的选举机关。在七月事变中,它的左转只是对它先前的右转的弥补,却根本算不上“纠正”。在左转的过程中,统工党根本没有改变自己的骑墙立场,这也为它后来的覆灭埋下了祸根。

参加政府


费雷肯说:“另一个错误是参加政府和解散工人委员会。”如果说统工党参加了七月起义,就已经“纠正”了它先前的错误政策,那么这“另一个错误”又是怎么来的?



其实,统工党会参加政府,正是它的中派主义性质使然,使它发生了新的摇摆。斯内夫利特同志说他对此表示“理解”。可惜啊,这种含糊的说法,只能暴露出斯内夫利特并不理解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的规律。



在七月事变中,假如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能得到正确的领导,他们本来是能够夺取政权,而又不用付出过多的努力和牺牲的,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在西班牙全国开启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然而,他们只得到了一种双重政权:一边是无产阶级的工人委员会,另一边是由资产阶级的马前卒(斯大林派、无政府派和社会党的领袖)组成的共和国政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统工党的错误导致的。工人阶级的利益,要求把一切权力交给工人委员会——即西班牙的苏维埃,尽快消除这种暧昧而危险的形势。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任务就是以“权力统一”为名,消灭工人委员会。宁参加政府,就是在配合资产阶级对付无产阶级。如果斯内夫利特对此也能“理解”,那他就太可恶了。费雷肯要比斯内夫利特谨慎得多:他认为参加政府是“另一个错误”。不错嘛,直接配合资产阶级政府对付工人委员会,仅仅是个“错误”!


“但是”,费雷肯马上改了口,“退出政府后,统工党就开始整顿自己的队伍了。”这是在睁眼说瞎话,就在前面的引文里,费雷肯在分析统工党的性质时,认为它成分不均,左翼力量弱小。在它内部,就连左翼中派主义者也只能形成一个虚弱的少数派,那对这个党来说,“整顿”意味着什么?或许我们应该把“整顿”理解为开除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

对国际书记处的批判

在为中派主义辩护时,费雷肯做得太过分了。他对统工党和国际书记处各打五十大板,在列数统工党的“错误”之后,马上又列数国际书记处的“错误”。我们看看他具体是怎么说的。

“国际书记处的错误是:在719日之后,整整过了十天,巴黎的国际书记处还没有表明立场。他们不理解七月事变的重大意义。他们没有出席布鲁塞尔大会;他们只会对巴黎决议照本宣科。他们本来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推动统工党接受革命路线。可是他们却发表了托洛茨基的信件,同宁断绝了关系。”

这些“指控”真是让人莫名惊诧!当然,国际书记处在具体操作中难免会有疏失,甚至会犯下一些政治错误。但是,把这些错误与统工党的机会主义政策等量齐观,就是想在一个敌视我们的党与我们自己的国际组织之间,错误地充当仲裁者。费雷肯同志的缺点之一就是缺少分寸感,他在这里再次暴露了这个令人沮丧的缺点。不过,还是让我们更加仔细地分析一下他的指控吧。

7月19日之后,过了“整整十天”,国际书记处还没有表明立场!确实如此,但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缺少信息吗?还是因为谨慎过度?费雷肯没有解释清楚。当然,能够立即“表明立场”当然更好,但是必须表明正确的立场。国际书记处是最高行政机关,在采取政治立场时必须十分谨慎,它既没有、也无法直接指导西班牙的斗争,所以它在表明立场时更要万分谨慎。如果说,国际书记处在“整整十天”后还没有表明立场是犯了错误的话,那么费雷肯同志在过了整整一年之后,立场仍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更加大错特错。

布鲁塞尔大会

你们瞧,为了“推动统工党接受革命路线”,就得在布鲁塞尔再次参加中派主义者的可怜的、毫无意义的大会。难道说,应该在布鲁塞尔的封闭会议室里,让中派主义者来“影响”统工党吗?难道不是应该让巴塞罗那的革命群众来影响它吗?难道说我们是第一次接触统工党的领袖吗!难道在过去六年里,我们不是一直在竭力“推动”他们接受革命路线吗!我们用尽了一切办法:大量的通信、派遣代表、建立组织关系、发表了无数的文章和小册子,最后是公开的批判。然而,统工党的领袖不但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政策,反倒被革命的无情需求给吓怕了,坚决地采取了中派主义路线。在费雷肯看来,这一切显然都是毫无意义的!在他看来,有意义的就是……布鲁塞尔的中派主义大会,在那个大会上,费雷肯可以向一两个统工党领袖讲话,而他能讲的顶多也就是我们以前讲过成百上千次的内容。费雷肯同志又在用宗派主义来给中派主义打圆场了。

能在一千零一次大会上表现自己,就是宗派主义者最重要的人生价值!

托洛茨基的信件

接下来是最后一个指控:公开发表托洛茨基的信件。据我所知,这封信本来是不打算公开发表的。但是,只有毫无政治洞察力的人,才会以为发表这封信会对我们与统工党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这封信指出,同资产阶级结盟就是背叛无产阶级。难道这不对吗?

宁的动机是真诚的,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一点。但是,参加人民阵线就是背叛,这个政治评价是完全正确的。所以,公开这封信怎么就会导致我们“同宁断绝了关系”呢?其实,早在这封信公开之前,我们就已经同他断绝关系了,这绝非偶然:他的整个政策都与我们背道而驰。早在三年以前,托洛茨基的信件还没有公开的时候,宁就已经同我们决裂了,那可不是出于一时冲动。费雷肯的意思难道是说,宁在大选之后开始向我们靠拢,但公开发表这封信却打断了这个过程?

费雷肯的话只可能有一种意思,即使他的话里隐含着其它的意思。其实我们都知道,宁和他的伙伴仍然认为他们参加人民阵线和政府的做法是正确的,他们甚至还想重返政府。又一次,问题不仅仅是犯了个别“错误”,而是整个政治路线都出了错。

最后,假如有人承认,统工党理解了自己参加人民阵线是“错误”的,那么,公开发表一封深入分析这一错误的信,又怎么会妨碍统工党的进步呢?费雷肯的意思难道是说(假如他真的想说什么的话!),宁被这封信激怒了,所以决定回到原先的错误立场吗?但是这种观点其实是对宁的侮辱,因为指导他的是政治思想,而不是可怜的自尊心。

这就是费雷肯列举的国际书记处的“错误”,他把这些“错误”与统工党的机会主义等量齐观。这只能暴露出他自己的立场位于马克思主义与中派主义之间。

为五月事变所做的准备


然后,费雷肯谈起了今年的五月事变。他写道:“可以认为统工党预见到了这一事变,并且一直在为此做准备。事变的规模超出了它的预料,但是所有政党都对此措手不及。”

他的每一句话都是错的;这不是偶然的错误,而是错误政治路线的产物。只有做到了下面这些事,才算是“预见”到了五月事变并为此做好了准备:宣布向加泰罗尼亚和西班牙的资产阶级政府发动不妥协的斗争;拒绝同资产阶级政府进行任何形式的政治合作;针锋相对地反对其它政党的阶级合作路线,也就是要反对其它政党——首先是全劳联——的领导层;时时刻刻都要提醒群众,不要把资产阶级的走狗当成革命领袖!如果统工党执行了这种不妥协的政策——当然,同时还要积极地参加平叛战斗与群众的革命行动——它就能在全体工人,首先是在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当中占绝大多数的无政府派群众当中,赢得坚不可摧的威信。然而,统工党却想让自己的领袖重返反革命政府,同时又在每一期《战斗报》上宣扬工人可以和平夺取政权的幻想。统工党甚至还为此进行了幼稚的宣传活动,企图让资产阶级政府专门召开大会,从而……把政权转交给工农群众。统工党为什么会对五月事变措手不及,五月事变为什么是统工党走向灭亡的一个步骤,原因就在于此。

费雷肯大喊:“但是所有政党都对此措手不及。”这句不可思议的话再次暴露出他根本不了解马克思主义政党与中派主义政党的区别。诚然,应当承认:任何一个革命党都不能准确预测一场真正的群众起义会在什么时候爆发,它的规模会有多大,它的预测多少都会有一些偏差。但区别就在于这个多少的程度上:在这里量变会引发质变。在事变中,中派主义政党不知所措,随波逐流;而革命党却能在决战中准确把握形势,确保最终的胜利。

“采取守势而非发动进攻”

费雷肯继续写道:“统工党在54日和55日的政策是正确的:采取守势而非发动进攻。在偶发事件中草率夺取政权是冒险主义。统工党的错误主要在于在撤退时制造幻想,把失败粉饰成胜利。”

你们瞧,费雷肯像药剂师一样,精确地掂量统工党的“正确”与“错误”。可他的整个论述全是错误的。有谁说过——在哪里说过——在五月夺取政权是冒险主义?首先,这并不是统工党的意见。就在五月事变的前一天,它还在向工人们保证,只要工人“想要”政权,不用武力也能成功。工人就“想要”了。这里面哪里有冒险主义呢?斯大林派的恶毒挑衅,固然是激发五月事变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从我们关注的视角来看,它只是一个次要因素。五月事变后的一切报道都表明,如果能有一个严肃而自信的领导层,起义本来是能够胜利的。在这个意义上,统工党的意见(只要工人“想要”政权,就能成功)是正确的。它只是忘了补充:可惜你们并没有一个革命的领导层。统工党不能领导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发动革命进攻,只是因为它先前的一切政策使它无法发出这样的号召。

1917年七月事变与1937年五月事变

到了这里,费雷肯同志可以这样反驳:“在1917年七月事变中,布尔什维克并不打算夺取政权,只是采取守势,率领群众撤离战场,尽量减少伤亡。那为什么统工党采用这种政策就是错误的呢?”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种论调。斯内夫利特同志和费雷肯同志特别喜欢提醒我们“西班牙不是俄国”,不能照搬“俄国的”方法。这种抽象的说教毫无意义。不管我们做得怎么样,在过去六年里,我们一直在努力分析西班牙革命的具体情况。早在西班牙革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提醒大家注意:不要指望西班牙革命能像1917年俄国革命一样进展迅速。相反,我们把它比作法国大革命:从1789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经过一系列阶段后,才在1793年达到了顶点。我们根本不想把历史事件当成公式来生搬硬套,所以,我们才会认为,不能把布尔什维克在19177月的彼得格勒所使用的策略,照搬到19375月的加泰罗尼亚。“西班牙不是俄国”。两者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

彼得格勒无产阶级是在什么时候举行武装示威的?是在革命开始后的第四个月,是在布尔什维克党提出了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纲领(列宁的四月提纲)后的第三个月。辽阔的俄国大地上的绝大多数人口,当时才刚刚开始摆脱二月的幻想。有关布尔什维克的第一批传闻,才刚刚传到前线上的一千二百万士兵耳中。在这种情况下,孤立的彼得格勒无产阶级的起义,一定会被粉碎。所以必须争取时间。正是由于这种具体条件,布尔什维克才采取了那种策略。

然而,五月事变是在西班牙革命已经开始了六年之后发生的,而不是短短四个月。西班牙群众已经拥有了丰富的经验。他们早就抛弃了1931年的幻想,也不想再吃人民阵线这锅炒来炒去的冷饭。他们一再向全国展示了自己拥有斗争到底的决心。假如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能在19375月夺取政权——他们在19367月就已经夺取过一次了——他们就会得到全西班牙的支持。就算资产阶级—斯大林派反动势力想打垮加泰罗尼亚工人,也会连两个团都凑不出来。在弗朗哥的占领区,不仅工人,而且农民都会起来支持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法西斯叛军会被孤立,最后不可避免地瓦解。在这种情况下,恐怕没有哪个外国政府敢把自己的军队贸然投入西班牙这口沸腾的油锅。外国干涉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并且极有可能引火烧身。

当然,在每一次起义中,都会有不确定的和冒险的因素。但是,五月事变的后续发展表明:即使起义遭到失败,西班牙无产阶级的处境也会变得比现在更为有利,更何况只要有一个革命党,就能确保他们的未来了。

费雷肯同志断言:在偶发事件中夺取加泰罗尼亚政权是“冒险主义”,可他有什么根据吗?根本没有,除了……他急切地想为中派主义的无能打圆场,同时也给他自己的政策打圆场,因为他自己的政策无非是中派主义的“左倾”幻象罢了。

费雷肯为统工党开除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行为所作的辩解

费雷肯这段话的结语,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整个报告的水平:“有人说统工党没有党内民主;可是,如果波尔迪加派想参加我们党,我们肯定会允许他们加入,但是不会让他们获得建立派别组织的权利。”这话是谁说的?是中派主义的辩护律师,还是把自己视为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革命者?看不出来。费雷肯对统工党的党内民主非常满意。当机会主义者把革命者开除出党时,费雷肯说:机会主义者是正确的,因为可恶的革命者居然建立了自己的派别组织。

我们再回想一下,费雷肯在报告开头是如何评价统工党的:它“还很稚嫩,它的成分还不够均匀,它的左翼还很弱小”。由于它的成分不够均匀,从本质上来说,它完全是由各种派别组成的,可它并没有开除公开的改良主义者,没有开除加泰罗尼亚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当然也没有开除中派主义者,却只开除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难道这还不够说明问题吗?然而,“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费雷肯却支持中派主义者开除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行为。你们瞧,这在费雷肯眼中,只是一个是否有权建立派别组织的法律问题,而不是各派的纲领与策略的政治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中派主义政党内的革命派别是积极因素;革命党内的宗派主义或机会主义派别是消极因素。费雷肯把这个问题简化成了派别组织是否有权存在的问题,只能暴露出他把马克思主义和中派主义完全混为一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这样说:“有人说统工党没有党内民主。这是不对的。统工党拥有党内民主,但只有右翼分子、中派分子和搅乱思想的人才能享有,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却不能。”换句话说,统工党的党内民主的程度,是由它的中派主义政策的实质内容——坚决反对革命马克思主义——而决定的。

不可饶恕的诽谤

然而费雷肯还不肯罢休。为了袒护统工党,他还直接诽谤(没有别的词可以形容这种行为!)我们在加泰罗尼亚的同志。他说:“巴塞罗那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支部是由一帮投机分子和冒险家组成的。”简直难以置信!这话是什么人说的?是社会民主党?是斯大林派?还是阶级敌人?不,这是我们的比利时支部的领导人说的。这句话表明他还是死抱着已经为整个事变过程所暴露的错误不放!假如比利时支部的公报落到巴塞罗那的格伯乌特务手中,他们就会说:“根据费雷肯本人的供词,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都是投机分子和冒险家。因此,必须消灭他们!”

我认为,我们所有的支部都有义务宣布:费雷肯同志的诽谤是不可容忍的,我们怀着义愤之情,坚决反对他的诽谤,并以我们的全部国际威信来支持我们年轻的巴塞罗那组织。我还得补充一点:我们在巴塞罗那的同志在今年719日发出的纲领性号召,表明他们对于革命任务的理解,在深度上和严肃性上,都远远超过了费雷肯。国际书记处的真正“错误”,在于它至今都没有谴责费雷肯的报告,也没有坚持让比利时支部谴责费雷肯。

必须再次帮助费雷肯同志返回正确的路线

我们根本不想加剧我们之间的分歧。在多种情况下,在比利时支部和国际组织的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我们曾与费雷肯同志多次发生冲突。我们全都赞赏费雷肯同志对工人阶级事业的献身精神,他把自己的热情和精力全都无私地献给了这项事业。青年工人都应当在这方面向费雷肯同志看齐。可惜他的政治立场经常忽左忽右地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路线,而且,对于那些坚持马克思主义路线的人,他也并不宽容。费雷肯同志的宗派主义倾向曾对比利时支部造成了不小的伤害,我们曾不得不同他的这种倾向作过艰苦的斗争。但是,我们当时就很清楚,从宗派主义这朵蓓蕾中,总是会开出机会主义的花朵。现在我们面前就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事例,证明了这条政治园艺学的规律。费雷肯同志已经证明,在次要问题或组织形式问题上的宗派主义,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问题上就会表现为机会主义。

民主是第四国际党内生活的基本原则。费雷肯同志在行使民主权利时,把它弄得非常宽泛,有时甚至到了无政府主义的地步。无论如何,民主制度的优点在于:依靠大家的经验,通过同志式的讨论,可以让绝大多数成员自由地形成具有权威性的意见,并能及时制止少数派,不让少数派在歧路上继续走下去。这就是我们现在能给比利时支部和荷兰支部开出的最好的药方。

本文发表于社会党代表大会组织委员会《内部公报》,1937年10月1日,署名为“克鲁克斯”。




[1]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Владимир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Антонов-Овсеенко188339——1938210日),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原属孟什维克派。在1905年革命期间曾领导波兰和克里米亚的起义。革命失败后被捕,被判处二十年苦役。1910年越狱后流亡法国。一战爆发后参加布尔什维克。19175月回国,在十月革命期间参加了起义的准备工作,并率领赤卫队攻占了冬宫。内战期间在南俄和乌克兰等地指挥红军作战。内战结束后曾接近托洛茨基,并曾担任过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和波兰大使。19345月至19369月任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检察长,19369月至19378月任苏联驻巴塞罗那总领事。19379月任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司法人民委员。19382月遇害。1956年平反。——中译者注


[2] 叛乱爆发后,工人在平叛过程中,自发成立了各种委员会,接管了大部分权力,在共和区形成了与资产阶级政权分庭抗礼的第二政权。但是,由于缺乏一个合格的革命先锋党的领导,工人未能保住已经到手的权力,在人民阵线各政党的协助下,这些委员会在1936年下半年到1937年上半年逐渐被资产阶级政府解散,它们的权力也被收回。这些委员会名目繁多,在此统称为“工人委员会”。——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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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西班牙形势

(1937年9月14日)


    1、内格林与弗朗哥的区别,就是内格林代表着垂死的资产阶级民主,而弗朗哥代表着法西斯主义。

2、无论何时何地,只要革命工人的力量尚不足以立即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他们就必须从法西斯主义手中保卫哪怕是已经腐朽的资产阶级民主,特别是要保卫自己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的阵地。

3、但是,工人不能用资产阶级民主的方法(人民阵线、选举联盟、联合政府等)来保卫资产阶级民主,而要用自己的方法,也就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方法。因此,在参加反法西斯军事斗争时,他们同时还要继续保卫自己的组织、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利益,不让资产阶级民主政府侵犯它们。

4、资产阶级民主与它的母体资本主义一同瓦解。反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法西斯叛乱,已经成为了现实的威胁,这就表明资产阶级民主已经时日无多。无产阶级的纲领不是“复活”资产阶级民主。从法西斯主义手中保卫资产阶级民主,只是一个暂时的策略,它服从于我们的路线:推翻资产阶级民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5、以人民阵线为名,同资产阶级结盟;参加人民阵线政府;在政治上支持人民阵线政府;停止以推翻资产阶级政府的革命为目的的独立的鼓动与组织;这些做法,充其量也只能延长资产阶级民主的垂死挣扎,并促成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从无产阶级利益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斯大林派和社会党——直接为反革命效劳的走狗——的政策,还是全劳联及统工党的领袖的政策,都是十分有害的。

6、即使斯大林—内格林政府与弗朗哥政府都是资本主义的看门狗(也确实如此);即使斯大林—内格林的政策必然会导致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也绝不能得出无产阶级应该在斯大林—内格林同弗朗哥的内战中保持中立的结论。西班牙乃至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系于两件事:(1)平定弗朗哥叛乱;(2)在内战中执行一种能够为尽快推翻斯大林—内格林政府做好准备的政策。

7、有人会反驳说:在两个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战争中,独立于本国政权的革命无产阶级必须坚持“让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失败,因为这对本国无产阶级损害较小”的立场,难道在两个资产阶级政权之间的内战中,这个立场就是错误的吗?

是的。两个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战争,其目的是一国对另一国的帝国主义征服,而不是民主与法西斯主义的斗争。而西班牙内战的问题是:不是民主就是法西斯主义。

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民主与法西斯主义并无重大区别。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资产阶级会根据具体情况,选择运用民主还是法西斯主义。但对于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代理人——社会民主党、斯大林派和无政府派的领袖而言,民主就是安身立命之本,法西斯主义就是灭顶之灾。革命的无产阶级应当注意到内战双方的区别,不应把它们混为一谈;它应当利用双方的争斗,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革命者要想胜利,就不能在政治上保持中立,而要消灭头号敌人——法西斯主义。

8、弗朗哥是明显的、直接的、致命的死敌,大多数工农群众都痛恨他。而内格林、斯大林、卡巴耶洛等人则是隐蔽的、精心化装的敌人,他们仍然领导着成百上千万的工农群众。对弗朗哥,只能进行武装斗争;对内格林,目前还不能进行武装斗争,因为革命派还只是少数,所以,必须为必将发生的武装斗争做好政治准备。而进行这种政治准备的最重要的方法,就是批判和揭露政府的作战不力,并向群众解释:这个政府是为资本的利益服务的,这就是它作战不力的原因。

9、有人会反驳说:两大帝国主义阵营(一边是意大利和德国,另一边是英国、法国和苏联等国)正在伊比利亚半岛上进行斗争,而西班牙内战只是这个斗争的“一段插曲”。

在历史可能性的意义上,这句话是正确的。但是,不能把历史上可能发生的情况,同目前的内战的实际的、具体的过程混同起来。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确实会对西班牙内战的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外国干涉并没有改变西班牙内战的基本性质:它是西班牙资产阶级民主阵营同西班牙法西斯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

10、如果内战在现在的基础上继续进行下去,双方的政治区别将会消失。但在目前,这只是一种可能,还没有变成现实。因此,必须充分利用现在这种形势。这种形势也可能会向另一种方向转变:在弗朗哥叛乱的影响下,内格林政府可能会被迫向工人做出更多的让步;在19178月,在科尔尼洛夫叛乱的影响下,克伦斯基政府就是这么做的。我们也要利用这些让步,为推翻内格林政府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11、比方说,假如卡巴耶洛能发动一场反对内格林的斗争——有不少人都曾希望他能这么做——我们就要最积极地参加这场斗争,但绝不为他分担半点政治责任。相反,我们要批判他缺少革命纲领,在斗争中不够坚决。然而,卡巴耶洛并没有这么做,却临阵脱逃,抛弃了他自己的部队——工总,抛弃了把他推上斗争道路的无政府主义工人——全劳联。这位“英雄”上演了一出临阵脱逃的滑稽闹剧,驱散了许多人的幻想,为真正的革命派创造了更大的活动空间,为在平叛中发动群众同内格林进行政治斗争提供了可能。

12、举个例子:有两艘满载军火的轮船准备从法国或美国出港,一艘是运给弗朗哥的,另一艘是运给内格林的。工人该怎么办呢?是对两艘船都搞怠工呢,还是只对给弗朗哥运货的那艘搞怠工?

我们并不中立。我们会让给内格林运货的那艘船出港。我们不抱幻想:这批军火当中,只有九成是用来对付法西斯分子,至少有一成是用来对付我们的同志的。但是,运给弗朗哥的军火,十成都是用来对付我们的同志的。我们并不中立。我们不会让给弗朗哥运货的那艘船出港。当然,如果西班牙发生了武装起义,我们会设法让起义工人获得这批军火。但是,既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这样的力量,我们就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

13、作为革命党,我们要不要动员新的志愿兵,提供给内格林?这等于把他们送给格伯乌。要不要为内格林政府募捐?荒谬!我们只为自己在西班牙的同志募捐。如果我们派同志越过国境,那只能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运动而进行密谋活动。

14、对于北美援助西班牙民主委员会[1]之类的委员会,对于各种集会与工会行动,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我们应当坚持这样的观点:工会应该为西班牙工会与工人组织募捐,而不是为了共和国政府。要是有人反驳说,西班牙工会的领袖与政府关系密切,把捐款交给西班牙工会,也就等于交给共和国政府,对此我们就用一个例子来答复:在1926年的英国矿工大罢工期间,尽管矿工工会的领袖与英国政府关系密切,我们还是给矿工工会募捐。罢工委员会的委员可能是改良主义者;他们可能会叛卖工人;他们与老板勾勾搭搭。但是,只要工人还不能撤换他们,我们就不能不与他们打交道。所以,我们要冒着他们会叛卖工人的风险,给他们捐钱。我们要向工人警告这种危险,当他们真的叛卖了工人时,我们就会说,“瞧,你们的领袖背叛了你们。”

15、塞雷姆[2]的决议指出:“坎农[3]—沙赫特曼[4]—戈尔德曼的‘拥护共和国胜利’的路线,与斯大林派的路线是一致的。这是公然堕入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人民阵线政策的泥潭,揭穿了‘物质支援与政治支持无关’的谎言。……工人拒绝交出武器,也就是拒绝在军事上或物质上支援政府,因此他们遭到了政府方面的斯大林派特务机关的枪杀。”

没错,我们知道自己的同志遭到了政府特务机关的枪杀,可是,塞雷姆集团从中得出了什么结论呢?他们的意思难道是建议我们脱离共和军,或是发动武装起义吗?如果要脱离共和军,那还能去哪里?肯定不能投奔弗朗哥阵营。假如政府发动了工农群众,那么,拒绝提供军事支援,又意味着什么呢?只能意味着脱离共和军或发动起义。塞雷姆的意思难道是要发动总罢工?总罢工的目标只可能是推翻政府,只能是发动起义的前奏,在战争时期就更是如此。假如我们能够号召人民起义,我们就必须这么做,对此我完全赞同。但是我们现在有这个能力吗?假如塞雷姆写这个决议真的是为了西班牙,而不是为了在政治上一逞口舌之快,那我想问一下,塞雷姆在西班牙有几个团?如果我们要求士兵不去战斗,那我们就得要求工人(在兵工厂工作,就等于给共和国政府提供“物质支援”)不去工作。但是,我们现在的力量还不足以夺取政权,既然目前的物质条件是由现有的力量对比决定的,我们就得一边在现有的条件下同弗朗哥作战,一边为了发动起义推翻内格林政权而进行政治准备。

16、塞雷姆的决议还指出:“革命工人不能保卫资产阶级政府;只能保卫工人政府。反过来说,只有在帝国主义战争中,革命工人才能采取革命的失败主义立场。在西班牙内战中,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要求革命派不但不能采取革命的失败主义或保卫主义纲领,还要同这两种纲领斗争。”

但是,保卫内格林政府并不是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部。我们有自己的工人组织。在西班牙,特别是在加泰罗尼亚,有社会主义所有制,有集体农庄。内格林政府反对社会主义所有制与集体农庄,但它目前还得容忍它们。我们必须保卫这些成果,不让弗朗哥毁灭它们。

17、塞雷姆的决议认为:“无论如何,革命派都不能提出号召破坏平叛斗争的口号,[因为]这样做就会堕入革命的失败主义的立场。”

这句话是在自我辩解。这些“革命派”觉得自己的立场实在太革命了,自己都觉得过意不去,所以就保证自己不会号召“破坏平叛斗争”。这种保证是不是有点……辱没了这些“革命派”呢?同样有意思的是,该决议的作者反对的只是对共和军的“破坏”。他们是否支持对叛军的“破坏”呢?他们是否赞成在法西斯叛军当中进行破坏呢?他们为什么对此只字不提?这一“疏漏”充分展现了该集团的整个立场的真实性质;他们企图利用气势汹汹的大话和激进得可怕的公式,来掩饰自己的缺乏自信。这并不奇怪。纯粹形式上的不妥协的学派,必定会对现实闭目塞听,当这种学派的学生偶然睁开眼睛时,就会变成机会主义者。比利时的费雷肯同志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18、塞雷姆的决议还指出:“社会民主党以为,让兴登堡胜利要比让希特勒胜利更好,于是他们可耻地选择了兴登堡,结果他们既得到了兴登堡,也得到了希特勒;斯大林派则认为罗斯福要比兰顿[5]更好;但是,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派在政治上堕落得都没有坎农和沙赫特曼等人严重,他们支持内格林,希望内格林能战胜弗朗哥,但是他们得到的既不会是内格林的军事独裁,也不会是内格林与弗朗哥的停战。”

内格林与弗朗哥之间的内战,与兴登堡和希特勒之间的选战并不是一回事。假如兴登堡向希特勒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那么选择兴登堡就是“小恶”。我们不会选择“大恶”,我们选择“小恶”。但是,兴登堡并不是“小恶”——他没有向希特勒公开宣战;这只是社会民主党的幻想(简直愚不可及),并不是现实。但在西班牙,社会民主党正在同法西斯主义交战。支持兴登堡同希特勒斗争,就等于放弃了政治独立性。而我们也不会在政治上支持内格林。如果我们在西班牙国会里有一个议员,就会让他投票反对内格林的战争拨款[6]。我们要把作战不力的政治责任归咎于内格林。但在这样做的同时,只要我们还没有接管战事,我们就要坚决击退法西斯叛匪。

与内格林的军队一起抗击弗朗哥,这是一回事;投票支持兴登堡,反对希特勒,那是另一回事;如果有人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恕我直言,这人就是犯了议会痴迷病。反法西斯战争不能通过议会手段获胜,因为法西斯主义是一支只能用武力来消灭的反动军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通过纯议会的手段,与兴登堡结成反希特勒联盟。我们当时提出了成立工人民兵等口号。但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反法西斯战争。当然,“民主”军队的总参谋部明天就能够同弗朗哥讲和,但这还没有成为今天的现实。我们不能忽视现实。我们应当在战术上利用共和军与法西斯叛军之间的战争,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19、塞雷姆的决议指出:“坎农与沙赫特曼在730日的全会报告中宣称:‘比方说,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如果有谁拒绝通过在共和军中作战等物质援助的形式,来支持政府的话,谁就是可耻地忽视了自己的无产阶级基本义务’。我们要问坎农—沙赫特曼:难道说反对资产阶级军事纪律的桎梏的加泰罗尼亚革命工人忽视了自己的无产阶级基本义务吗?当他们拒绝交出武器,也就是拒绝向资产阶级共和军提供物质援助时,难道他们忽视了自己的无产阶级基本义务吗?……由于我们拒绝给人民阵线提供军事援助,伯纳姆[7]便指责我们是第五纵队特务,难道加泰罗尼亚的革命工人也是第五纵队特务吗?”

他们又把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了。在53日至57日,加泰罗尼亚工人同政府进行了战斗。他们不是自觉地、而是自发地进行了夺取政权的斗争,如果他们成功夺取了政权,就能更好地把反弗朗哥战争进行下去。但是,在这场战斗中,他们得不到必要的革命领导层,所以他们失败了。现在,他们的力量只有五月事件前的十分之一。工人们现在要问:我们现在——不是在布朗克斯或曼哈顿,而是在西班牙——该怎么办?发动起义推翻内格林?但我们的力量太弱了,我们现在没有武器。塞雷姆集团会用我们自己的话来回答我们:为了在未来推翻内格林政府,你们必须帮助群众做好政治上的准备。说得对。但这需要时间。就在这时,弗朗哥还在步步进逼。难道我们不该去打垮弗朗哥吗?

“不胜不败”或“我们既不采取保卫主义立场,也不采取失败主义立场”的口号,在原则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它毫无鼓动价值。不妨想象一下:一个革命者站在内战双方之间,挥舞着一面大旗,上面写着:不胜不败。这个口号属于彭蒂乌斯·皮拉图斯[8]俱乐部,却不属于革命党。我们赞成保卫工人组织,拥护革命对弗朗哥的胜利。我们采取“保卫主义”立场。采取“失败主义”立场的是内格林与斯大林之流。我们要参加抗击弗朗哥的战斗,而且还要成为最好的士兵,同时,为了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我们还要为社会革命进行鼓动,并为推翻内格林的失败主义政府而进行准备。我们只有采取这样的态度,才能开辟通向群众的道路。

本文发表于社会党代表大会组织委员会《内部公报》,1937年10月1日,署名为“克鲁克斯”。

[1]北美援助西班牙民主委员会(NorthAmerican Committee to Aid Spanish Democracy)于1936年由多个工会组织发起成立,它为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募集资金、药品和粮食。——中译者注


[2]塞雷姆(Salemme)是美国一个左翼小宗派的领导人,该宗派的这个决议认为,不应该给西班牙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政府提供任何政治支持或物质支援。——中译者注


[3]詹姆斯·帕特里克·坎农(JamesPatrick Cannon1890211—1974821日),生于堪萨斯州玫瑰谷(Rosedale)。1908年参加美国社会党(SocialistParty of AmericaSPA),1911年参加世界产业工会(IndustrialWorkers of the WorldIWW)。十月革命后接受了共产主义,并于1919年参与创建美国共产党。1920年当选为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2年在共产国际四大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1928年,他在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开始支持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并因此在192810月底被开除出党。此后,他于19295月领导创建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League of AmericaCLA,国际左翼反对派美国支部),1938年领导创建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Workers PartySWP)和第四国际,并担任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书记。1953年辞去全国书记的职务,改任党主席。1974年在洛杉矶逝世。——中译者注


[4]马克斯·沙赫特曼(MaxShachtman1904910——1972114日),出身于波兰华沙一个犹太家庭,1905年随家人移民美国,少年时即倾向左翼激进运动,1921年参加了美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美国工人党(WorkersParty of America),从此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在共产党内属于坎农派,1928年与坎农派一起被开除出党,此后参加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第四国际的成立工作。1940年因路线分歧退出社会主义工人党,组织了工人党(WorkersParty),1949年工人党改名为独立社会主义者同盟(IndependentSocialist League),1958年解散,党员加入美国社会党。——中译者注


[5]阿尔弗雷德·兰顿(AlfredLandon188799——19871012日),美国政治家,曾于1933—1937年任堪萨斯州州长,在1936年美国大选中作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参选,结果惨败于罗斯福。——中译者注


[6]对内格林政府的战争拨款投赞成票,就等于在政治上投了内格林的赞成票。我们不能这么做。这是犯罪。如果我们投了反对票,该怎么向无政府派工人解释?很简单:我们完全不相信内格林政府有能力指导战争并确保胜利。我们要谴责内格林政府袒护富人,让穷人挨饿。必须粉碎内格林政府。只要我们的力量还不足以推翻内格林政府并取而代之,我们就得在它的指挥下作战。但是,我们一有机会,就要公开表示不信任内格林政府;要想把群众发动起来,在政治上反对内格林政府,并为推翻内格林政府做好准备,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其它政策都是对革命的叛卖。——列·托


[7]詹姆斯·伯纳姆(JamesBurnham19051122—1987728日),1933年参与创立美利坚工人党(AmericanWorkers Party),1934年支持把美利坚工人党同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League of America)合并为合众国工人党(Workers Party of United States),1935年与合众国工人党一起打入美国社会党。1937年托派被开除出社会党后,参与成立了社会主义工人党,但不久后伯纳姆和沙赫特曼就因路线分歧,于1940 5 月退出社会主义工人党。二战期间为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Officeof Strategic Service)工作,战后积极投身反共活动。——中译者注


[8]彭蒂乌斯·皮拉图斯(PontiusPilatus)是26年至36年间罗马帝国派驻犹太行省的总督,根据《圣经》所述,当耶稣基督被带到皮拉图斯面前受审时,皮拉图斯本来不认为耶稣有罪,打算释放耶稣,但在仇视耶稣的犹太教祭司们的强烈要求下,皮拉图斯用水在众人面前洗手,然后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马太福音》27:24)随后下令将耶稣钉上十字架。详情请参阅《马太福音》第27章、《约翰福音》第19章、《马可福音》第15章、《路加福音》第23章。——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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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詹姆斯·帕·坎农

(1937年9月21日)


亲爱的坎农同志:

    我昨天收到了沙赫特曼同志的信,这封信让我有点担心。对于全国委员会最近通过的西班牙论纲,我并不满意。韦伯[1]同志在这里时,我同他讨论过这个问题。所谓的给内格林政府提供物质支援的问题,讲得过于宽泛,给“左”翼反对派(塞雷姆等人)提供了一定的余地。我始终相信,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原则分歧,只是这个问题讲得不够好。为了使全国委员会的论纲更加准确,并用更加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来反驳奥勒尔[2]派之流的立场,我已经对洛杉矶的迪克·洛尔(Dick Lorre)同志的问题做了书面答复。但是,沙赫特曼同志的来信却让我有些担心,希望这只是我多虑了。


在议会中投票赞成财政拨款,并不是提供“物质”支援,而是政治支持的表态。如果我们可以给内格林的预算案投赞成票,那为什么不干脆派代表参加他的政府呢?这同样可以当作“物质支援”。


    法国斯大林党完全信任人民阵线政府,但在形式上没有参加这个政府。我们认为,这种不参加政府的做法,是最糟糕、最有害的参加政府的做法。让布鲁姆和肖彤[3]能够放手行动,就等于在政治上参加联合政府。


沙赫特曼同志提出了这个问题:“前线急需步枪,买枪需要上百万比塞塔,这笔钱我们为什么不能捐?”其实,改良主义者早就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过同样的问题,问了成百上千次了:“盖学校,修路,还有国防,都需要好几百万的钱,可你们为什么要投票反对拨款呢?”我们承认,盖学校和修路的必要性,不亚于同弗朗哥战斗。我们要使用“资本主义的”铁路;我们的孩子要上“资本主义的”学校;但我们不能给资产阶级政府的预算案投赞成票。



即使是在我们抗击科尔尼洛夫的时候,当苏维埃举行表决时,我们的每一次投票,都不会使人产生我们在政治上支持克伦斯基的印象。



从鼓动的观点来看,我们要想向西班牙群众解释自己为什么投反对票,也是非常容易的:“我们要拿两百万来购买步枪,他们只给一百万。我们要求在工人监督下分发步枪,他们拒绝了。我们要求解除警察的武装,把警察的武器送到前线去,他们也拒绝了。既然如此,我们怎么能信任这个政府,把捐款交给它呢?”每个工人都会理解和赞同我们的行动。



内格林政府的一切行为,都是以“战争的需要”为名分而进行的。假如我们为内格林政府对军需品的管理分担政治责任,我们就会在政治上支持政府的每一个严肃的提议。我们还得在自己的报刊和集会上为政府歌功颂德。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像统工党一样,变成了拥护政府的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还能为推翻内格林政府而进行准备工作呢?我的答复的主旨是:尽管有内格林政府存在,我们仍要抗击弗朗哥叛军,同时还要为推翻内格林政府进行政治准备。如果我们赞成这个基本原则,我们就不会在实际结论上产生分歧。


    我先前写了一封信,就西班牙问题同费雷肯同志进行争论,你们收到这封信没有?你们会把这封信发表在你们的公报上吗?我认为你们应该发表,原因有两个:(1)揭露费雷肯的十足的机会主义立场;(2)揭示这种情况:在一些次要问题上表现出极左倾向的人,当他们面临重大事变时,很容易就会变成机会主义者。


过去两周里,我读了国际书记处、巴塞罗那组织、法国支部与德国支部出版的全部国际公报,它们对各种问题——特别是西班牙问题——所作的分析,水平都很好,令我十分赞赏。美国支部的领导同志是否阅读和研究了这些宝贵的材料?应当把最优秀的文章译成英文,把其中一些发表在内部公报上,另一些发表在《新国际》上。


致以最美好的问候

托洛茨基

(1937年9月25日)[4]


附注:我在1936111日的《社会主义呼声》头版社论中看到了这样一句话:“革命工人应当为武装西班牙工农群众而继续进行鼓动,但不是为了武装西班牙资产阶级民主政府。”


这篇社论写于拉尔戈·卡巴耶洛当政时期,那时革命工人还没有遭到血腥镇压。既然如此,我们怎么能对内格林政府的战争拨款投赞成票呢?


列·托

出自詹·帕·坎农的私人档案库。该信另有一份副本发给了沙赫特曼。




[1]约瑟夫·韦伯(Josef Weber1901—?),生于德国盖尔森基兴一个工人家庭。十一月革命后参加德国共产党。三十年代初参加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并成为德国托派主要领导人。二战后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译者注



[2]爱德华·胡戈·奥勒尔(EdwardHugo Oehler1903—1983),工会活动家,在美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即入党。1930年因支持左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随后参加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并当选为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全国委员会委员。1934年因反对打入美国社会党,而率领一部分人脱党,另立革命工人同盟(RevolutionaryWorkers League)。1937年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彻底决裂。——中译者注


[3]卡米尔·肖彤(CamilleChautemps188521——196371日),1912年当选为图尔市长,1919年当选为激进党的国会议员。19302月底至3月初、193311月至19341月、19376月至19383月三次出任总理。19406月初,法军连遭败绩之后,时任副总理的肖彤力主投降。法国解放后,他被缺席判处通敌罪。——中译者注



[4]这个“附注”摘自托洛茨基同志就其它问题写给沙赫特曼与坎农的另一封信的手稿。——编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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