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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西班牙革命与内战》

《西班牙革命与内战》

西班牙革命与内战


(1961)


皮埃尔·布鲁埃 艾米尔·泰米姆 合著



序言




    一九三六年,那一年我们俩都是十岁。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面容憔悴、饥肠辘辘,往往还衣衫褴褛,从西班牙过来逃难,这番骇人的景象,便是西班牙内战给我们留下的第一印象。忧心忡忡的大人开始讲起令人不安的词汇:希特勒、空袭、第五纵队、战争。所以,当战争来临时,我们并不感到惊讶:那些西班牙难民已经比我们早一步体验了战争——我们当时未必理解这一点,但对此有着很单纯的直觉。后来,那些从未放弃斗争的西班牙同志向我们承认:他们的希望落空了;当独裁者纷纷倒台的时候,弗朗哥却没有倒台。

    变幻莫测的校园生活,使我们在康多塞中学(Lycée Condorcet)相遇了,几年以来,我们两人都对西班牙内战这个题材感兴趣,我们中的一个人认为,西班牙内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却遭到了人们的忽略和误解;另一人则认为它是一场遭到了歪曲、叛卖和扼杀的工农革命。我们只在一件事上有共识:那就是必须开展工作,于是我们便抓紧时间,聆听幸存者的叙述——他们既是观察者又是亲历者——并撰写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九年的西班牙革命与内战的历史。我们决心冲破无知、忽视与伪造的重重阻挠,以尽可能真实的方式来重现这一斗争,并消除那些将它过早埋葬的神话。如今我们发现:即使这个目标能够达成,也不过是为编纂一部更为全面的历史迈出了第一步,而要编纂更为全面的历史,需要成千上万的见证人的记述,更需要大量的文件,而这些文件现在仍藏在我们无法进入的档案库里面,在西班牙本国、法国、英国、苏联或梵蒂冈,都有这样的档案库。

    我们的著作,只能提供我们打算提供的内容,只能提供我们能写进去的内容。读者如果被我们勾起了对西班牙的兴趣,在阅读我们的著作时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恐怕我们只能建议他们去向西班牙文化专家求教了。西班牙既像非洲,又是欧洲的一部分,它是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我们建议那些读者到地理著作中去查询西班牙的具体细节。茹安·马拉加尔[1]写道:“西班牙距离这个世界是如此遥远,就像一颗孤独的行星。它的人民虽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却似乎已被人们遗忘。”读者会发现西班牙是“一块镶着花边的手织披风”,她拥有五十万六千平方千米的面积,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将近三千万居民,她“过着艰难的生活”,“尽管她的人民十分简朴,她却不能给人民提供足够的产品”,她缺乏资本与运输手段[2]。如果读者查询历史书,他们就会发现,古人把西班牙看作仙境乐土;史上第一位地理学家斯特拉波[3]把安达卢西亚(Andalusia)称作“获选者之地”;在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由于她的农业技术与手工艺技术,以及科学知识和哲学知识,使她的文明在中世纪遥遥领先。读者还会了解到,西班牙的收复失地运动[4],是虽然繁荣富足、却已外强中干的穆斯林世界,与生气勃勃的、野蛮的基督教西方世界之间的第一次实力较量,它带来的破坏,并没有阻止西班牙成为旧大陆和新大陆的女主人:在所有的历史书中,路易十四的时代之后,紧接着就是“西班牙统治时期”。但读者还会发现,加斯东·鲁普内尔[5]所谓的“西班牙黄金时代”,“既是荣耀之源,又是泪水之谷,这取决于你站在当权者一边还是群众一边,站在朝廷一边,还是站在辽阔而苦难深重的大地一边。”

    我们的读者或许还会发现,当他们追寻西班牙的时候,很容易就会陷入“越接近她,就越敬畏她”的情绪,这也正是多米尼克·奥比耶尔[6]和曼努埃尔·图尼昂·德·拉拉[7]告诉我们的[8]。有了这两位的帮助,读者们就能走完这段艰苦的旅程,找到“西班牙人精神构造的一致性,无论是能言善辩的安达卢西亚人,严肃质朴的卡斯蒂利亚人,心灵手巧的加利西亚人,自高自大的加泰罗尼亚人,还是勤劳刻苦的巴斯克人,在他们的内心里都隐藏着这种一致性”。读者们会了解到那些“构成了西班牙现实”的词汇:“tierra”,意思是大地,“赋予了生命,却不能让人维持生计”;“hambre”,这个词被我们翻译成“饥饿”,但是“‘hambre’之于‘饥饿’,就如同‘暴怒’之于‘生气’”;“castizo”这个词被不恰当地译为“血统高贵”,然而它在现实中却是对“渴求尊严”的肯定,这在西班牙人民的整个历史上屡见不鲜。读者们也许还会明白,死亡在西班牙人的生命中占有的地位,是怎样解释和描述都讲不清的,西班牙人对于“toros”(斗牛)的激情,时时刻刻都在提醒人们注意它的重要性。为了深入了解西班牙人的精神深处——在那里,最狂热的信仰与满怀仇恨的反教权主义携手并存——读者们还会进一步探寻。读者们会发现,在这片宗教裁判所与火刑之国,烧死一个人曾被叫作“信仰行为”——无论他是假装改宗的摩尔人、接受了洗礼的犹太人、秘密的新教徒还是启蒙的灵魂。读者们应该在戈雅[9]的画作《五月二日》[10]前停留片刻,向那些赤手空拳地冲向马穆鲁克[11]的军刀、然后又坦然面对行刑队的人们致以沉思,思考他们的暴力与死亡。被拿破仑叫作“叫花子”的那些人发动的起义,将给读者们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读者们还会发现,尽管征服者对农民表现出了极大的善意,但农民们还是在村里的集会上,向拿破仑的大军宣战,并创造了“guerilla”(游击战)这个词。读者们应该抽出一些时间来关注萨拉戈萨(Zaragoza)保卫战,法军用了五十二天的时间,一栋房子接一栋房子、一层楼又一层楼地争夺,才攻占了这座城市,六万名守军为了保卫这座城市而牺牲,其中也有妇女和孩子,因为他们也参加了战斗。读者们应该听听拉纳[12]元帅的话:“这是怎样的一场战争啊!居然不得不杀死如此勇敢的人民,尽管他们都是疯子!”因为这些疯子用拳头和牙齿战斗。读者们会在卡洛斯战争[13]、十九世纪所有的国内冲突、保王派在(第一次)西班牙革命中对农民起义的镇压(就连以神圣联盟的名义进驻西班牙、协助镇压革命的法国极端保王派[14]都对镇压中的暴行感到恶心)、罢工与镇压、国民警卫队(Guardia Civil)的酷刑与“功绩”(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15]的《浪漫诗集》[Romancero]已经使它遗臭万年)中一再发现此类暴力。

    发现了这个西班牙之后,读者们还会发现成千上万个西班牙。读者们会发现,卡斯蒂利亚语[16]词汇“pueblo”既可以指“人民”,又可以指“村庄”,而这个村庄就是一片小小的故土;布伦南[17]笔下的patria chica[18],过着几乎是绝世独立的生活。然后读者们就可以通过拉马[19]等人的著作,了解到在一个不完全的民族之上建立起一个国家政权是何等的艰难,在一个仍被地方豪强(caciques)[20]和乡绅(señoritos)[21]控制的国家,这种“自由派”的事业是何等的徒劳与武断。因为地方豪强是一方霸主,他们不仅是传统上的大庄园主,还操纵地方政府,鱼肉乡里,对自己的奴仆与雇工冷酷无情,肆意压榨。“豪强政治”(caciquism)渗透到了整个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行政机关、政党都被它侵染了,就连工会也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它的侵蚀,在二十世纪的西班牙,这种中世纪社会的恶习仍然在自发地产生。

    了解了这些之后,我们的读者肯定会更加了解革命与内战的某些西班牙特色:贵族的傲慢自大,对高贵出身的自信,所有参战人员对死亡的蔑视和战斗中的狂热,对自己所属的团体的完全忠诚,以及对自己的故乡、故土的依恋——这些都被人们当作“个人主义”、“缺乏纪律”和“无政府主义倾向”——强烈的狂热、仇恨,以及对某个社会等级的不信任,但又有对高贵品质的不断肯定,每一个战争豪赌的参加者所持有的关于人的概念在这场战争中所起的作用——“hombre”这个词既是一个感叹词,又是一个肯定[22]——他们要么希望把人“解放”出来,使人升华到更高的层次,要么就是要用系统的羞辱来进攻、摧毁人。

    在对我们这个课题进行初步研究时,一个西班牙文化专家可能会采取许多方法。我们有一位朋友,她是西班牙人,曾被驱逐到德国;她向我们建议:我们应当先进行科学的研究,然后再去记述她亲身经历的一切;她还见过一批死者的档案,记录了一群农民从故乡走上前线,然后又一起走向死亡营的漫长旅途,我们也应该研究和记述这些人的历程。用这样的方法来撰写西班牙革命与内战的历史,无疑会具有十足的西班牙风格,并能使我们更加接近不为人知的事实,也就是人民在那段艰苦岁月里的集体精神,还能更加了解这出戏剧对于构成了“群众”的成百上千万的个人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然而我们并没有选择这种方法。这是因为:首先,我们并不是真正的西班牙文化专家;其次,促使我们编写这部著作的那些问题,远远超出了西班牙一国的范围。我们并不打算理解一切,更不打算解释一切,无论是波亚布迪尔[23]、阿维森纳[24],唐·吉诃德[25]、托尔克马达[26],还是伊格纳蒂乌斯·洛约拉[27]。我们的目的只是揭示事实,这些事实可能会比较简单,但它们首先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当然,西班牙就是西班牙,但她曾是一个“落后”国家,现在“落后”国家被虚伪地改称“不发达”国家,而西班牙仍处于“不发达”国家之列。在现代经济学家给各国安排的一切测验中,一九六〇年的西班牙还是跟一九三〇年的西班牙一样,只能获得“不发达”的评语,只能与那些人口最多、最贫困的国家为伍,而这些国家的贫困,与其他国家的富裕恐怕没有什么关联。尽管西班牙提供的统计数据并不可靠,但我们还是能通过这些数据弄清楚这些情况:人一天至少需要摄入二千五百卡路里,才能免于营养不良,然而,就连使人均每日摄入热量达到二千五百卡路里,对西班牙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婴儿死亡率仍然居高不下。预期寿命为五十五岁,这当然比印度强,但远不如西欧。出生率还算正常。文盲数量仍然很可观。在业人口(active population)的比例从未超过百分之三十七,而且以农业工人为主。妇女地位的低下,从一个事实可见一斑:仅有百分之九·四的妇女可以算作在业人口。童工现象依然广泛存在。中产阶级为数较少。人均国民收入只有法国的一半,而不同社会阶级的人均收入更是相差甚大。按照比洛(Birot)教授的统计,马德里的一百八十万居民中,有三十万是仆役。

    就像世界上其他落后国家一样,西班牙的矿产资源和工业发展被外国资本家控制着,只有某些不太重要的行业还在本国资本手中。大有产者和中产阶级商人构成了一个很小的寡头集团,它唯一的目的就是保住自己的特权。正如并不虔信宗教的拿破仑一世曾指出的那样,教会唯一的任务就是让人们接受“财富的不平等”,让人们接受“苟活者以饿死者为食”的现实。到了一九六〇年,西班牙的历史课本仍跟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甚至一百年前一样,用上百页的篇幅来介绍反宗教改革运动[28],却只用一页的篇幅——居然只用一页!——来介绍法国大革命。简单来说,三十年代的西班牙革命与内战只是一段血腥与暴力的过渡时期。它只激起了巨大的恐惧,并使统治阶级建立起了更加严酷的统治。以西班牙君主制为后盾的普里莫·德·里维拉[29]独裁政权在一九三一年垮台后,第二共和国宣告成立,然后又被一个更加专制的独裁政权所取代。共和制的试验并没有让任何人信服,这个软弱的共和国政权既不能在西班牙进行成功的改良,甚至也不能真正地把自己组织起来,它成了一九三六年的一系列事变的第一个牺牲品。军队的胜利,彻底毁灭了在短期内恢复共和国的一切希望。在一个专制国家,军队可以自行发号施令,而对于这样一个从根本上缺乏稳定性的国家来说,一支只擅长内战和保卫现存秩序的军队,它的重要性是怎样强调也不为过的。

    在二十世纪,大批无地贫农的存在,并不是西班牙独有的现象;他们常年挣扎在生存线上,在斗争中他们不会失去什么,却有可能赢得一切,所以他们非常愿意参加斗争;西班牙还有一个工人阶级,它与贫农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它主要由体力劳动者和不熟练工人组成,那种往往给虽然缺乏锻炼却敢于牺牲的群众的斗争热情泼冷水的“工人阶级贵族”,实际上并不存在于这部分工人之中,这样的工人阶级也不是西班牙所独有的。在资产阶级害怕未来、不敢进行革命的时候,正是这些工人和贫农挺身而出,奋勇战斗,推动了革命:二十世纪的第三等级尽管打着“人民阵线”的幌子,工人与贫农组成的“第四等级”却为自己而战,在他们的冲击下,第三等级很快就破绽百出了;这种情况也不是西班牙独有的。西班牙人民曾以惊人的形式,表现出了对直接民主的渴求,而这也不是西班牙所独有的。掌握武器的人民决定掌握政权,一七九四年的巴黎无套裤汉[30]就已经展现出了这样的决心[31]。

    有些人在看见共和国民兵、民兵选出的工人指挥员、以及他们高举的标语时,会高呼“西班牙永存不灭”,这些人应该是想起了巴黎公社及其社员、公社选举产生的指挥员、还有“公社的土耳其兵”、“弗卢隆的复仇者”、“蒙马特尔野小子”[32]。这是因为,革命不只是在西班牙和古巴才会成为传奇。第一批“代表会”是在一九〇五年的俄国出现的——在代表会里,满足资格出席会议的各个政党和工会都享有平等的代表权,就像西班牙的工人代表会一样——那个词在俄语中就叫“苏维埃”,难道这件事还有人不知道吗?换个更近的例子,“革命委员会”、“工人代表会”、“中央工人代表会”在一九五六年匈牙利革命中发挥的作用,难道还有人不知道吗?

    而且,西班牙革命与内战也不只是西班牙自己的事情。远近各国的政府都曾插手其中,他们或是出于眼前利益,或是出于战略上的和外交上的考虑,或是出于总体利益,也就是“历史性的利益”,进行了干预或不干预。就像昨天的朝鲜和刚果、今天的古巴和越南一样,西班牙的问题也不可能在一国范围内得到解决。在这个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的世纪里,人类面临着灭顶的危机,而这种国内冲突,就是这种危机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所体现出的一个具体方面,所以它最终会把所有大国和各国人民都卷进去。

    让·绕勒斯[33]自己也是一名历史学家,他承认:如果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他会欣然加入罗伯斯庇尔的阵营。我们同他一样坦诚。世上从来没有绝对客观的历史学家,如果有人这样自称,那他就是在自欺欺人。科学的研究和批判时刻需要深思熟虑,但这并不会使我们克制我们的感情或个人反应。我们为什么要隐瞒呢?选择了这个课题,就表明我们对之寄予了最深切的同情。我们也是自己选择的课题的“亲历者”,我们愿意表明自己的立场:尽管我们在精神上属于同一阵营,但我们已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我们中的一人出于组织、效能与世界均势的考虑,比较同情进步的共和党与温和的社会党;而另一人[34]则是共产主义者中的“异端”,是一个革命社会主义者,因为他像圣于斯特[35]一样,认为“不愿把革命进行到底,就是在自掘坟墓”。我们的分工体现了这一点。本书第一部是由皮埃尔·布鲁埃编写的,它的主题是革命;而由艾米尔·泰米姆编写的第二部,则以战争的国际方面与民族工团主义[36]国家的诞生为其主题。尽管如此,我们希望读者不要把本书当作是收录了主题有所关联的两篇论文的集子。我们把本书分成两部分,是为了从两个角度——这在我们看来是最重要的——来研究我们的课题。这种方法的主要缺点,便是必然会有重复之处,尽管我们已经尽力避免这种情况出现[37]。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能从两方面来解释问题,使读者能够更加透彻地理解问题,更容易地理解问题的复杂性,而又可以免去过多的回顾,省下不少篇幅。在我们合作的三年间,我们每天都会交换意见,对照各自的笔记与索引卡片,对我们的文档与解释进行批判,迫使自己不断更新自己的研究,这本富有成果的著作才能最终完成。作为自己的作品的第一批读者,我们认为自己有权主张:这种合作,以及我们之间的相互批评(这种批评是热烈的,但总是友好的),证明了我们对自己的共同任务的信念,也证明了我们是严肃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共同任务的。我们认为自己的作品是能够令人信服的,至少我们所参阅的大量成文史料是可靠的。无论这些资料来自何处,我们都已经用历史学家的眼光来审视过它们,并抛弃了一切成见,诚实地阐述事实,只对事实作出最低限度的评判;我们希望,这样做能使每一位读者都能自行判断,他主要关注的是哪些方面。因此,我们欢迎大家踊跃提出各种异议与批评意见,也欢迎大家提供新鲜的证据,只有在长期的研究中,认真考虑这些意见,认真吸收这些证据,才能更加接近真理。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曾得到过许多人的帮助,如果没有他们,本书可能永远不会问世,所以我们必须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子夜出版社的编辑热洛姆·朗东[38];我们在《争鸣》杂志的朋友埃德加尔·莫朗[39]与柯斯塔斯·阿克塞洛斯[40],是他们把我们介绍给了朗东先生;还有我们的合作者、所有的见证人、分散在欧美各地的西班牙籍和外国籍的政治家、作家与工人,他们回应了我们的请求,同我们分享了自己的回忆与记录,在百忙中抽空答复了我们的问题,并为我们寻找了未曾发表的文件与下落不明的见证人,由于他们人数众多,无法一一列举。尽管他们的政治观点各不相同,但他们帮助我们的唯一目的,就是寻求真相。我们要特别感谢乔尔迪·阿克尔[41],他收藏了大量与本书的主题有关的书籍与文件,并慷慨地允许我们查阅他的藏书,还向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意见。最后,我们还要感谢让—雅克·马里[42]帮助我们翻译了大量的俄文资料。

皮埃尔·布鲁埃 艾米尔·泰米姆


[1] 茹安·马拉加尔·戈里纳(Joan Maragall i Gorina,1860年10月10日——1911年12月20日),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诗人、作家,翻译家,加泰罗尼亚现代文学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中译者注


[2]Giographie de 4ème.Cours Varon(A.Colin).——原注


[3] 斯特拉波(Strabo,前64或前63—24),古希腊地理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中译者注


[4] 收复失地运动(Reconquista):公元八世纪初,阿拉伯帝国的穆斯林开始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向伊比利亚半岛扩张,711年灭亡了西哥特王国,并在714年占领了大部分伊比利亚半岛。718年基督徒在阿斯图里亚斯(Asturais)建立阿斯图里亚斯王国,从此掀起了基督教势力收复失地的序幕。经过七百多年的战斗,基督教势力终于攻克了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最后一个据点——格拉纳达(Granada),将穆斯林势力彻底驱逐出伊比利亚半岛。——中译者注


[5] 路易·加斯东·菲利西安·鲁普内尔(Louis Gaston Félicien Roupnel,1871年9月23日——1946年5月14日),法国历史学家。——中译者注


[6] 多米妮克·奥比耶尔(Dominique Aubier,1922年5月7日——2014年12月2日),本名玛丽—露易丝·拉比斯特(Marie-Louise Labiste),法国作家,曾在西班牙居住过三十年。——中译者注


[7] 曼努埃尔·图尼昂·德·拉拉(Manuel Tuñón de Lara,1915年9月8日——1997年1月25日),西班牙历史学家。1932年参加西班牙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毕业于马德里大学,1937年当选为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委员,内战失败后被关进集中营,1946年逃往巴黎,继续研究历史。1964年担任波城(Pau)大学西班牙历史与文学教授。弗朗哥独裁政权垮台后回国,在巴利亚里群岛大学和巴斯克自治区大学任教。——中译者注


[8] 《西班牙》(Espagne),小行星丛书(Petite Planète Collection)。——原注


[9] 弗兰西斯科·何塞·德·戈雅·卢西恩特斯(Francisco José de Goya y Lucientes,1746年3月30日——1828年4月16日),西班牙著名画家,属于浪漫主义画派,曾担任西班牙王室的宫廷画家。——中译者注


[10] 1814年,戈雅以1808年5月2日至3日的马德里起义为题材创作了两幅油画:《1808年5月2日的马德里》(El 2 de mayo de 1808 en Madrid),又名《马穆鲁克的冲锋》(La carga de los mamelucos),描绘了1808年5月2日马德里起义中,起义群众同法军的马穆鲁克骑兵英勇战斗的情景;《1808年5月3日的马德里》(El tres de mayo de 1808 en Madrid),又名《5月3日的枪杀》(Los fusilamientos del tres de mayo)描绘了起义失败后,起义者惨遭法军行刑队枪杀的情景。这两幅油画都是戈雅的代表作,现藏于马德里普拉多美术馆。——中译者注


[11] 马穆鲁克(Mameluke)是九世纪至十六世纪之间为阿拉伯帝国哈里发和阿尤布王朝苏丹效力的奴隶兵,随着阿拉伯帝国和阿尤布王朝的衰落,马穆鲁克逐渐变成了强大的军事统治集团,并统治了埃及近三百年。拿破仑在征服埃及后,也曾将马穆鲁克部队纳入自己麾下。——中译者注


[12] 让·拉纳(Jean Lannes,1769年4月10日——1809年5月31日),法国名将。生于法国热尔省(Ger)莱克图尔村(Lectoure)的一个农民家庭,1792年参加共和军,由于表现优异,1794年就当上了旅长,但在1795年被迫离职。1796年参加了意大利远征军,同拿破仑一起出征意大利,同年晋升为准将,随后又追随拿破仑出征埃及,为拿破仑立下汗马功劳,深得拿破仑器重。1804年被授予法国元帅军衔。在第三次法奥战争中因伤不治去世。——中译者注


[13] 卡洛斯战争(Carlist wars)是西班牙波旁王朝内部争夺王位继承权的一系列战争的统称。1833年费尔南多七世(Fernando VII,1784—1833)死后,由于他没有留下男性子嗣,按照1830年颁布的继位法,由他的女儿伊萨贝尔继位,称伊萨贝尔二世(Isabel II,1830—1904),但是,费尔南多七世的弟弟、莫利纳伯爵唐·卡洛斯(Don Carlos,1788—1855)则认为,按照古老的萨利克法,应该由他来继承王位,同年10月1日,唐·卡洛斯宣布继位,自称卡洛斯五世(Carlos V),由此掀开了第一次卡洛斯战争的序幕。1839年支持唐·卡洛斯的军队战败,唐·卡洛斯本人流亡国外,战争就此结束。1846年,部分卡洛斯支持者在加泰罗尼亚发动叛乱,拥立唐·卡洛斯的长子为卡洛斯六世,1849年叛乱被镇压下去,是为第二次卡洛斯战争;1868年,部分自由派将领发动军事政变,逼迫伊萨贝尔二世退位,议会决定由萨伏依王朝的阿马迪奥一世(Amadeo I,1845—1890)出任国王,激起了卡洛斯支持者的强烈反对。1872年卡洛斯支持者发动大规模叛乱,拥立唐·卡洛斯的孙子为卡洛斯七世,叛乱在1876年被镇压下去,是为第三次卡洛斯战争。卡洛斯派(Carlists)代表着西班牙贵族中最反动、最保守、最顽固的势力。经过三次卡洛斯战争后,卡洛斯支持者依然在西班牙部分地区拥有可观的影响力,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西班牙革命与内战中,他们在反革命势力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中译者注


[14] 极端保王派(Ultraroyalistes)是波旁王朝复辟时期(1814—1830)的一个政治集团,他们是最死硬的反动分子、波旁王朝最铁杆的拥护者,成员大多数是大革命时期的流亡贵族的遗老遗少。1820年,西班牙发生由拉法埃尔·里耶戈·努涅斯(Rafael del Riego y Nuñez,1784—1823)领导的革命运动,要求恢复1812年宪法,1823年,法军入侵西班牙,残酷镇压了这次革命。参与镇压革命的法军中有不少都是极端保王派分子。——中译者注


[15] 费德里科·德尔·萨格拉多·科拉松·德·赫苏斯·加西亚·洛尔卡(Federico del Sagrado Corazón de Jesús García Lorca,1898年6月5日——1936年8月19日),西班牙诗人、剧作家。在内战初期被反革命分子暗杀。——中译者注


[16] 卡斯蒂利亚语,即标准西班牙语。——中译者注


[17] 爱德华·菲茨杰拉尔德·布伦南(Edward FitzGerald Brenan,1894年4月7日——1987年1月19日),英国作家、西班牙文化专家,曾在西班牙长期居住。——中译者注


[18] patria-chica可以译为“小地方”、“小乡镇”。由于西班牙的资本主义发展比较迟缓,统一的国内市场迟迟未能形成,严重影响了统一的西班牙民族国家的形成,在这种背景下,西班牙的小乡镇往往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的性质,一个小乡镇几乎可以算是自成一国。——中译者注


[19] 安赫尔·拉马(ángel Rama,1926年4月30日——1983年11月27日),乌拉圭作家、文学评论家。——中译者注


[20] cacique本意是指生活在西班牙殖民地的土著居民的酋长,后来逐渐演变为称霸一方的豪强之意。由此产生的caciquism一词,是指地方豪强利用自己的优势,与当地政府相互勾结,在地方上只手遮天、鱼肉乡里的政治形态。——中译者注


[21] señoritos本意为地主少爷,后来引申为乡绅之意。——中译者注


[22] hombre既可以指“人”,但也可以用作表示赞叹的感叹词。——中译者注


[23] 波亚布迪尔(Boabdil,1460—1533),即阿布·阿卜杜拉·穆罕默德七世,格拉纳达王国纳斯尔王朝末代君主。他在1492年向西班牙王国献城投降,后流亡摩洛哥。——中译者注


[24] 阿维森纳(Avicenna,980—1037)是欧洲人对波斯学者伊本·西纳的称呼,他是中世纪的著名哲学家、医学家、自然科学家和文学家。——中译者注


[25] 唐·吉诃德(Don Quixote)是西班牙小说家塞万提斯的名著《曼查的唐·吉诃德》的主人公。他本名阿隆索·奇哈诺(Alonso Quijano),是拉·曼查(La Mancha)一带的乡绅,略有几分薄产。因沉迷骑士小说,决心像小说中的主角一样云游四方、行侠仗义,闹出了不少笑话,最后终于醒悟,临终前立下遗嘱,不许他的外甥女嫁给读过骑士小说的人,否则她就得不到遗产。唐·吉诃德是西班牙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人物形象之一。——中译者注


[26] 托马斯·德·托尔克马达(Tomás de Torquemada,1420—1498),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著名法官,在任期间间曾将8000多人判处火刑。——中译者注


[27] 伊格纳蒂乌斯·洛约拉(Ignatius de Loyola,1491—1556),耶稣会创始人,1622年被封为圣徒。——中译者注


[28] 反宗教改革运动(counter-reformation),是指天主教会在1500年至1648年间为了应付宗教改革而进行的运动。——中译者注


[29] 米盖尔•普里莫•德•里维拉·奥尔巴内哈(Miguel Primo de Rivera y Orbaneja,1870年1月8日——1930年3月16日),出身于西班牙大贵族家庭,曾参加过摩洛哥、古巴和菲律宾的殖民战争。1911年晋升为准将。1923年9月13日,在西班牙国王阿尔方索十三世和军方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成为军事独裁者,被阿尔方索十三世任命为首相。1930年1月,迫于群众运动的压力而辞职,随即流亡巴黎。——中译者注


[30] 无套裤汉(sans-culotte)主要指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激进革命派,由于他们习惯穿劳动人民常穿的长裤(pantalon)而非资产阶级的套裤(culotte)而得名,他们是大革命早期的革命中坚力量。——中译者注


[31] 请参阅阿尔贝·索布尔(Albert Soboul),《共和二年的巴黎无套裤汉》(Les sansculottes parisiens en l'an II),这篇学术性论文印证了达尼埃尔·盖朗(Daniel Guerin)的具有开创性的著作《第一共和国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与赤膊汉》(La lutte des classes sous la première République: Bourgeois et bras nus)中提出的观点。盖朗在《自由社会主义青年》(Jeunesse du socialisme libertaire)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原注


[32] 巴黎公社成立后,巴黎人民纷纷自发组建民兵,“公社的土耳其兵”、“弗卢隆的复仇者”、“蒙马特尔野小子”就是一些民兵营队给自己取的外号。——中译者注


[33] 让·饶勒斯(Jean Jaurès,1859年9月3日——1914年7月31日),法国社会主义者,1893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02年参加了由可能派和阿勒芒派合并而成的法国社会党,1904年创办社会主义报纸《人道报》(L'Humanité),1905年法国各社会主义政党合并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ection Française de l'Internationale Ouvrière,SFIO)后,绕勒斯和盖德一起领导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绕勒斯在一战爆发前坚持和平主义立场,并试图组织法国工人和德国工人进行总罢工,以此阻止战争爆发,最后于1914年7月31日被极端民族主义者拉乌尔·维郎(Raoul Villain,1885——1936)暗杀。——中译者注


[34] 指皮埃尔·布鲁埃。布鲁埃在二战期间投身抵抗运动,并参加了法国共产党,但斯大林解散了共产国际,使布鲁埃对斯大林主义产生了怀疑,他最终脱离了法国共产党,参加了国际主义共产党(第四国际法国支部),此后将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译者注


[35] 路易·安托万·莱昂·德·圣于斯特(Louis Antoine Léon de Saint-Just,1767年8月25日——1794年7月28日),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革命家。生于尼维尔奈省(Nivernais)德西兹镇(Decize)。1788年就读于兰斯(Reims)大学法学院,并取得了学士学位。1790年参加国民自卫军,很快晋升为指挥官。1791年春,发表《革命精神与法兰西宪法》(L'Esprit de la Revolution et de la constitution de France),作为青年革命理论家而崭露头角。1792年当选为国民公会代表,是最年轻的代表。同年11月13日发表了著名的要求判决路易十四死刑的演说。1793年参与了新宪法的起草工作,同年5月30日入选公安委员会,此后多次作为国民公会特派员前往前线督战。1794年2月19日出任国民公会议长。热月政变后惨遭热月党杀害。——中译者注


[36] 民族工团主义(national-syndicalism)是南欧工团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流派,比较接近意大利法西斯党的“组合主义”(corporatism),这种理论企图利用民族主义来修正工团主义,让工团主义运动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服务,反对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它其实是法西斯主义的一个变种。——中译者注


[37] 本书末尾附有年表,以供读者查询各大事件的发生时间。——原注


[38] 热洛姆·朗东(Jérôme Lindon,1925年6月9日——2001年4月9日),生于南特。1946年进入“子夜出版社”(Editions de Minuit)工作,1948年开始担任出版社领导,在他领导下,子夜出版社逐渐成为了一家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出版社。直到他逝世前,他一直领导着这家出版社。——中译者注


[39] 埃德加尔·莫朗(Edgar Morin,1921年7月8日——),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原姓纳乌姆(Nahoum),父母是希腊移民。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参加抵抗运动,并用“莫朗”为化名。1941年参加法国共产党。1951年因意见分歧被开除出党。1954年创立《争鸣》(Auguments)杂志。——中译者注


[40] 柯斯塔斯·阿克塞洛斯(Κώστας Αξελός,1924年6月26日——2010年2月4日),希腊哲学家。生于雅典。二战期间曾参加地下抵抗运动,并于1941年参加希腊共产党。1945年被开除出党,同年年底移居巴黎。曾在多家大学任教。——中译者注


[41] 乔尔迪·阿克尔(Jordi Arquer,1907—1981),生于巴塞罗那,1927年参加加泰罗尼亚人共产党(Partit Comunista Català),1931年参与创建工农同盟(Bloc Obrer i Camperol),后参加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内战失败后流亡国外,1977年回国。——中译者注


[42]让—雅克·马里(Jean-Jacques Marie,1937—),法国历史学家,主要研究苏联历史。——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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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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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出现的主要组织



(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艾斯凯拉(Esquerra):全称“加泰罗尼亚左派共和党”(Esquerra Republicanade Catalunya),它是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一个民族主义政党,1931年3月19日成立。


长枪党(Falange):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政党。1933年10月29日,由独裁者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的儿子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创立,原名“西班牙长枪党”(Falange Española),1934年同民族工团主义奋进会合并后,改称“西班牙民族工团主义奋进会长枪党”(FalangeEspañola de las Juntas de OfensivaNacional-Sindicalista)。


地方主义同盟(Lliga Regionalista):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资产阶级右翼政党,1901年成立,主张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保守主义与君主主义。第二共和国成立后,于1933年改称“加泰罗尼亚同盟”(Lliga Catalana),1936年内战爆发后瓦解。


反法西斯青年联盟(Alianza Juvenil Antifascista):1937年8月由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几个共和派政党的青年组织合并而成。


革命青年阵线(Frente de la JuventudRevolucionaria):简称“革青阵”,1937年由伊比利亚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伊比利亚自由青年联合会合并而成。


工人总同盟(Unió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简称“工总”,它是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旗下的工会组织,1888年8月12日在巴塞罗那成立。


呼啸兵(Requetés):卡洛斯派的军事组织。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Partit Socialista Unificatde Catalunya):简称“统社党”,1936年7月23日由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加泰罗尼亚联合会、加泰罗尼亚共产党(PartitComunista de Catalunya,西班牙共产党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组织)、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者同盟(UnióSocialista de Catalunya)和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党(Partit CatalàProletari)合并而成。该党是共产国际成员。共和国被颠覆后转入地下,1977年恢复合法地位。


加泰罗尼亚小贸易商与小实业家协会(Federación Catalana de Gremios y Entidades de Pequenos Comerciantes y Industriales ,GEPCI):小商人与手工业者的“工团”组织,隶属于工人总同盟。


箭束团(Flechas):长枪党的青年组织的统称,1937年长枪党将这些组织整编为“青年组织”(OrganizacionesJuveniles),1940年改称“青年阵线”( Frente de Juventudes),后又改称“西班牙青年组织”( Organización Juvenil Española)。


旧衫兵(Camisas Viejas):长枪党的老兵。


军事情报局(Servicio de Información Militar):简称“军情局”,它是西班牙共和国的秘密警察,1937年8月9日成立。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artido Obrero deUnificación Marxista):简称“统工党”,1935年9月29日由“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IzquierdaComunista de España)和“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Federación Comunista Ibérica)合并而成,它是一个左翼中派主义政党。1937年6月16日被共和国政府取缔。


民族工团主义奋进会(Juntas de OfensivaNacional-Sindicalista):简称“民奋会”。1931年10月10日,由“征服国家”(LaConquista del Estado)小组与“西班牙行动卡斯蒂利亚委员会”(JuntaCastellana de Actuación Hispánica)合并而成, 1934年3月4日同西班牙长枪党合并为“西班牙民族工团主义奋进会长枪党”


全国劳工联盟(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Trabajo):简称“全劳联”,西班牙主要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也是西班牙影响力最大的工会组织,1910年在巴塞罗那成立。


人民行动(Acción Popular):天主教保守派政党。1931年君主制垮台后,西班牙天主教会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在全国天主教宣传员协会(AsociaciónCatólica Nacional de Propagandistas)的基础上,成立了“国民行动”( Acción Nacional),1932年改称“人民行动”。1933年,该党纠集一批右翼组织和保王派团体成立了西班牙右翼自治团体协会。该党的青年组织叫人民行动青年团(Juventudes de Acción Popular),俗称“绿衫队”。1937年人民行动响应弗朗哥的号召,参加了统一的长枪党。


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Juventudes SocialistasUnificadas):简称“统社青”,1936年4月5日由西班牙社会主义青年团和西班牙共产主义青年团合并而成。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实际上为西班牙共产党所控制。共和国被颠覆后转入地下。1961年10月,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解散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重新建立西班牙共产主义青年团。


突击警察(Asaltos):全称“突击警卫部队”(Cuerpo de Guardias de Asalto),1932年1月30日由第二共和国政府成立,它是用来镇压城市暴动的特殊警察部队。


西班牙大学工团(Sindicato EspañolUniversitario):1937年成立,它是弗朗哥派的大学生组织。


西班牙共产党(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简称“西共”,1921年11月14日由“西班牙人共产党”(Partido Comunista Español)与“西班牙共产主义工人党”(Partido Comunista Obrero Español)合并而成


西班牙共产主义青年团(Unión de JuventudesComunistas de España):简称“共青团”,它是西班牙共产党的青年组织,1921年成立


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artido Socialista Obrero Español:简称“社会党”,1879年5月2日在马德里成立,它是西班牙历史最悠久的现存政党。


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德文:Hispano-MarokkanischeTransport-Aktiengesellschaft,HISMA):1936年7月31日,纳粹德国为了支援西班牙反动派,便在西属摩洛哥设立了这家幌子公司。该公司启动资金为二十万比塞塔,老板为约翰内斯·弗兰茨·伯恩哈特(Johannes Franz Bernhardt)。


西班牙社会主义青年团(Juventudes Socialistas deEspaña):简称“社青团”,1903年成立,它是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青年组织


西班牙外籍军团(Tercio de Extranjeros):tercio本意是指西班牙在十六世纪发展出的一种步兵战术,即“西班牙大方阵”。1920年,西班牙为了镇压里夫起义,组建了外籍军团。后来改名为“摩洛哥军团”(Tercio de Marruecos)。里夫战争结束后改名为“西班牙军团”( Legión Española)。内战期间外籍军团参加了弗朗哥的反动派阵营。


西班牙右翼自治团体协会(Confederación Españolade Derechas Autónomas):简称“右协”,1933年3月4日由人民行动发起创立,该组织自称要保卫西班牙与“基督教文明”,抵御马克思主义,倾向法西斯主义。内战爆发后,它的大部分成员都投奔了长枪党。1937年4月19日解散。


唯一党:1937年4月19日,弗朗哥发布《统一法令》,将“西班牙民族工团主义奋进会长枪党”同 “正统派联盟”合并为统一的“西班牙民族工团主义奋进会正统派长枪党”(Falange Española Tradicionalista y de las Juntas deOfensiva Nacional Sindicalista),并命令其他右翼政党解散,全体成员都必须参加长枪党。在共和国被颠覆、到弗朗哥独裁政权被推翻的这一段时间里,该党是西班牙唯一的合法政党。后来改称“国民运动”(Movimiento Nacional),1977年4月13日解散。


伊比利亚共产主义青年团(Juventud Comunista Ibérica):简称“伊共青”, 1931年7月成立,原名“独立共产主义青年团”( Juventudes ComunistasIndependientes),本是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青年组织,1935年9月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成立后成为它的青年组织。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Federación AnarquistaIbérica):简称“伊无联”,1927年在瓦伦西亚成立,它在全国劳工联盟内拥有极强的影响力,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了全国劳工联盟的领导力量,以至于它经常与全国劳工联盟一起合称为全国劳工联盟—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CNT-FAI)。


伊比利亚自由青年联合会(Federación Ibérica deJuventudes Libertarias):简称“自青联”。1932年7月22日在马德里成立,它是无政府主义青年的组织。


尤斯卡迪(Euzkadi):全称“巴斯克民族主义党”( 巴斯克语:Euzko Alderdi Jeltzalea;西班牙语:PartidoNacionalista Vasco)。它是巴斯克历史最悠久的政党,1895年成立。


正统派联盟(Comunión Tradicionalista:卡洛斯派的君主主义政党,1869年成立,曾用名“天主教—君主主义联盟”(Comunión Católico-Monárquica)、“卡洛斯党”( Partido Carlista)、“海梅党”( Partido Jaimista)、“保王派联盟”( Comunión Legitimista)。1937年同长枪党合并。



[ 本帖最后由 龚义哲 于 2016-9-20 19:45 编辑 ]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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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第一章 寡头集团与共和派




    在二十世纪初的西欧,西班牙是一个落后于时代的异类:在日益划一的世界里,她顽固地保存着自己的传统,她的统治者不顾现代的政治与经济潮流,骄傲地保存着她的西班牙文明特色。但在一九三六年,在这个背着沉重的历史负担的国家里,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最后一场革命。当时的西班牙就像一九一七年的俄国一样,是资本主义世界最薄弱的环节;但与十月革命不同的是,西班牙革命并不是一场大火的第一点星火,而是一场已在整个欧洲熄灭的大火的最后一点余火。俄国革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先兆。西班牙革命却只给列强提供了广大的试验场,使它们能够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准备。这场最终转变为内战的革命,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彩排。

一个背负着沉重历史负担的国家

    沙皇俄国的经济发展,总的来说是很缓慢的,所以她具有极端落后的性质。然而西班牙身上却发生了一个诡异的悖论:正是由于她比其他欧洲列强都更早踏入现代的门槛,才直接导致了她的落后。

    西班牙君临欧洲的时期,正好是她支配了世界贸易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她的君主制开始集权化,她的地方特色开始模糊起来:封建的西班牙正在消失,一个现代国家正在形成。但是,过早的扩张,在她身上产生了反作用。发现美洲后,西班牙在新大陆建立起了广袤的帝国,这给她埋下了衰落的种子。尽管西班牙的帆船将贵金属运回本国,给西欧注入了新鲜血液,可是西班牙本土却似乎陷入了瘫痪,在十六世纪的历史学家笔下,西班牙本土成了“荣耀之泉”,也成了“泪水之谷”。到了十九世纪,西班牙失去了她仅剩的几个殖民地,最后,不断地改变着旧欧洲的工业革命与自由化革命,也来到了西班牙。

    旧制度下的各个阶级不断分化,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资产阶级社会。资本主义发展的迟缓与经济关系的失调,阻碍了民族的形成,并助长了各省份的离心倾向与分离主义:巴斯克(Basque)与加泰罗尼亚(Catalunya)的工业在十九世纪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使当地商人从中获益,他们对卡斯蒂利亚(Castilla)寡头集团加在他们头上的枷锁感到不满,却又没有办法打破它。无产阶级化的农民群众有时会用猛烈的爆发来宣泄他们的怒气,这种爆发,是发生在机器时代的货真价实的农民起义。无产阶级仍与农民的世界维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农民的闯劲鼓舞下,它开始自我组织。于是,由历史所种下的破灭之种子,是如此的鲜活,如此的沉重,到了二十世纪初,这个复杂的社会浑身上下几乎都充满了破灭的种子。

一个半殖民地国家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班牙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国。她的在业人口有百分之七十在农业中工作。西班牙农民仍然使用着中世纪的农具:大部分地区的农民仍在使用人力而不是畜力犁地。单位产量在欧洲属于最低之列,而超过百分之三十的可耕作土地被闲置。

    工业虽然存在,却才刚刚进入制造业阶段。工业的集中进行得非常缓慢:只有巴斯克地区的钢铁工厂,才算得上资本主义重工业。如果按照总出口额计算,加泰罗尼亚的纺织工业拥有最重要的地位,但它却分布在许多家小企业中。

    西班牙能够提供给世界市场的只有农产品和矿物资源,她要用这些产品换回外国生产的工业制品。但是,早在几十年前,西班牙最重要、最有利可图的行业,就已经成了外国资本的沃土,这这是必然会发生的:铁路和有轨电车有比利时资本(一百万美元);矿山、纺织与化学工业有法国资本(六百万美元);加泰罗尼亚与列万特(Levante)的水电站有加拿大资本;英国资本(一千万美元)控制着整个巴斯克地区的冶金业、海军船坞和铜矿,包括里奥·丁托(Rio Tinto)在内[1];美国资本虽然来得晚,但它资金雄厚,已经控制了各家电话公司[2];最后是德国资本,它已经投资于列万特的各家电力公司,一九三六年它开始向冶金业渗透。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西班牙的产品获得了销路,给她带来了一段比较繁荣的时期。她成了粮食输出国,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工业产品出口国。可是,战争结束后,她竞争不过各大工业强国,被赶出了世界市场。一九二九年的世界危机对她造成了沉重打击:她的国内市场原本就只能勉强消化她的民族工业生产的产品,而列强竞相推行的关税,使她无法出口农产品,摧毁了她的国内市场。与先进国家相比,西班牙这种半殖民地结构的国家,更容易受到三十年代的各种危机的影响,由危机引发的社会反响也会更加剧烈[3]。

西班牙社会的结构

    经济即使只遭到最轻微的退步,极其严重的社会分化都会使它雪上加霜,而且还会让这个本来就已经没有多少调节能力的社会有机体更加僵化。根据昂利·拉巴塞尔[4]的估算,西班牙有一千一百万在业人口,其中有八百万仅能靠工作勉强糊口的贫民:一百万小手工业者、两百万至三百万农业工人、两百万至三百万产业工人与矿工、两百万佃农或小农。特权阶级,也就是拉巴塞尔所谓的“寄生阶级”,有一百万人,主要是官员、教士、军人、知识分子、大地主和上层资产阶级;夹在特权阶级与贫苦大众之间的是约两百万“中产阶级”,其中一半是富农,另一半是小资产阶级,他们主要集中在巴塞罗那(Barcelona)、瓦伦西亚(Valencia)、毕尔巴鄂(Bilbao)和桑坦德(Santander)等几个比较发达的城市。

    这八百万穷苦的劳动者别无他法,只能在恒久不变的生活环境中挣扎求生,他们把开支压缩到最低限度,绝大部分预算都用于食物;在这种情况下,根本谈不上什么发展。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由于关税壁垒的存在,再加上列强也不向西班牙开放市场,在它们的竞争下,西班牙无法通过外界来发展她的生产资料。而在国内,如果能创造出一个稳定而富裕的农民阶级,就可以创造出一个国内市场。但这首先需要解决西班牙的主要问题——土地问题。在农业地区,存在着最激烈的社会斗争,造成了长久的仇恨。

农业问题

    一九三一年,二百万农业工人完全没有土地,而一半的耕地集中在五万名地主手里。有一百五十万小农只拥有不到一公顷的土地,为了谋生,他们不得不在大地主的庄园里工作;拥有一百公顷以上的土地的地主有一万人。某些省份的土地几乎完全为大地主所控制:在塞维利亚(Sevilla)省,仅占人口百分之五的大地主,拥有着全省百分之七十二的土地;在巴达霍斯(Badajoz)省,地主仅占人口的百分之二·七五,却拥有百分之六十的土地。梅迪纳塞利(Medinaceli)公爵拥有七万九千公顷土地,而佩尼亚兰达(Peñaranda)公爵拥有五万一千公顷以上的土地,这早已是尽人皆知。
    然而,这些枯燥的数字,远远不能展示出土地与农民的全部实际状况。各地的农业制度,都是按照当地的自然条件,特别是干旱程度而定的。农民为了争夺土地,进行了几百年的争斗,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土地所有制。在季节工(seasonal worker)与独立小农之间,存在着一个佃农阶层,他们要向地主租种土地,租期有长有短;小农也得按照中世纪封建制度的规定,缴纳各种费用。因此,正如杰拉尔德·布伦南[5]指出的,西班牙存在着两种基本的农业问题:北部和中部的小农拥有的土地过少,往往难以维持生计;而在南方,大地主通过雇佣体力工人,建起了自己的大庄园,由于人力资源十分充足,所以大地主可以把这些工人的工资压低到无法维持生活的地步。


    阿斯图里亚斯(Asturias)有广大的公共用地,这使当地小农获益不少;巴斯克地区、纳瓦拉(Navarra)或马埃斯特拉斯戈(Maestrazgo)的佃农虽然谈不上安逸,倒也很少会落到贫困的地步。然而加利西亚(Galicia)的农民却只有很少的土地,沉重的foro[6]——领主税的一种残余形式——将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雷昂(León)、旧卡斯蒂利亚(Castillala Vieja)和阿拉贡(Aragon)平原的农民往往得在放债人的压迫下挣扎求生。列万特的农民为了支付censo,不得不卖掉自己继承下来的土地,不过有时候他们还是能够买回来的;格拉纳达(Granada)与穆尔西亚(Murcia)的平原有着充足的供水,但在这些地方耕种的农民不得不支付高昂的地租。加泰罗尼亚的小农的生活稍微好一点,但他们的邻居“拉巴塞雷”[7]的处境却在逐年恶化。

    在新卡斯蒂利亚(Castilla laNueva)的平原上,贵族的庄园差不多一年到头都在出租。这里的问题在于租期比较短,租约没有保证,地主不承担任何义务,他可以随意提高地租,并经常放纵自己的代理人去欺压农民。根据一九二九年的纳税记录,一百万人口当中有八十五万人每日收入低于一比塞塔(peseta)。

    在拉·曼查(La Mancha)和埃斯特雷马杜拉(Estremadura),庄园规模比较大,小农比较少。“云泰洛”(yuntero)是当地平原上的典型农民,他没有土地,赶着骡子四处游荡,如果他能找到一块“不在地主”(absentee estate owner)的土地,他就在这块地上面耕作。

    安达卢西亚(Andalusia)是大庄园制(latifundia)的传统地盘。当地大地主的平均年收入为一万八千比塞塔,而小地主只有一百六十一比塞塔。但大部分农民都没有一寸土地:他们只能在大庄园里当“布拉塞洛”(bracero),也就是农业短工,他们很少会在同一个地方连续工作一天以上,终年都得在最恶劣的条件下工作,领着不能填饱肚子的工资[8],还得忍受监工(labrador)的监管,这帮仗势欺人的狗腿子动不动就会克扣工钱,或是借助开除工作来勒索工人。地主为了打猎,或是为了压榨短工,宁可让许多可耕作的土地抛荒。这里可能生活着全欧洲最悲惨的人;但它又是一片充满了阶级仇恨的土地,这片土地上的奴隶随时可能起来造奴隶主的反:造反的农民渴求土地。

    简单来说,统治西班牙的是一小撮大地主[9]。这些大地主被他们的敌人叫做“寡头”,几百年来,他们都在竭力保护自己的大部分特权与压榨农民得来的财富。他们曾通过君主制进行统治,这是唯一一种符合他们的利益与野心的制度。一九二三年,为了保住君主制,他们支持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发动“兵谏”[10],建立了独裁政权。一九三〇年,国王与寡头集团达成协议,迫使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辞职,由贝伦盖尔[11]将军接任。一九三一年,共和国兵不血刃地成立了:共和国新总统、大地主阿尔卡拉—萨莫拉[12]在广播讲话中将其描述为一场“格外光荣”的“和平革命”。君主制让位于共和制,社会制度与经济制度却毫发未损。阿尔方索十三世[13]虽然逃离了西班牙,却没有退位。广大寡头依然忠于阿尔方索十三世。在新的政治制度下,长期以来一直在支撑着寡头集团的统治的两大支柱,依然被寡头集团保存了下来,它们就是教会与军队。

教会

    西班牙教会拥有八万名教士、僧侣和修女,它就像是直接从中世纪搬过来的一样,早已落后于时代。它拥有可观的精神力量与世俗力量。但要准确估算它的财富是很困难的。虽然人们常说教会不是西班牙第一大地主,但它也相差不远。共和国成立后不久,便对教会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教会拥有一万一千处田产,总价值约为一亿三千万比塞塔。教会在城市里拥有不相上下的财产,它还下海经商,投资金融业与工业,直接控制着、或通过幌子公司操纵着一些重要企业:乌尔奇霍(Urquijo)银行、里夫(Riff)铜矿、北方铁路、马德里有轨电车和跨地中海公司(Transmediterranean Company)。

    在君主制时期,教会控制着教育;共和国成立后,教会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教育[14]:西班牙有半数人口——一千二百万人——都是文盲,在受过教育的成年人当中,有五百万人接受过教会学校的教育。但是,教会对教育的控制,并没有产生相应的效果。在一九三一年五月的反天主教骚乱中,多所修道院和教堂被烧毁,这一事件揭示了一种深刻的现象:人民群众正在挣脱教会的束缚,转而对付教会[15]。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在那些社会不公没有那么明显的地方,农民群众还会听教会的话;这些地方要么就像加利西亚,那里大家都比较穷,要么就像巴斯克地区、纳瓦拉、列万特、加泰罗尼亚等地(旧卡斯蒂利亚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算进这类地方),那里的生存条件总的来说还勉强可以接受。而在大庄园制盛行的地方,人们就把教会当成是有钱人的宣传工具和老巢、财产制度与不公正的社会秩序的捍卫者、顽固地反对一切社会改良的敌人、所有工人的公敌。托莱多(Toledo)大主教、红衣主教塞古拉[16]年收入高达六十万比塞塔,他就是西班牙教会的反动性质的完美化身。这位高级教士、西班牙首席主教,是“一个活在十三世纪的教士”,“他认为,洗澡如果不是魔鬼本人的发明,就是异教徒的发明;而且还像早期的苦行僧一样,穿着刚毛衬衣”[17],他顽固地反对共和国,他不仅坚决反对一切“颠覆”,还坚决反对一切自由主义。

西班牙军队

    西班牙军队的体制及其社会地位,在欧洲都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一百多年来,它在保卫自己的殖民地时屡战屡败,它却把自己变成了一种独立的政治实体。简单来说,它是一支“兵谏”(pronunciamiento)军队——pronunciamiento这个词是从西班牙语借来的,这绝非偶然。屡败屡战、丧师辱国的军官们,将失败迁怒于历任政府。镇压摩洛哥领袖阿卜杜勒·克里姆[18]的里夫(Riff)战争,从一九二一年一直打到一九二六年:仅在一九二四年,就有一万五千名西班牙士兵丧命,全靠利奥泰[19]率领的法军,才打赢了这场战争[20]。尽管遭到了这样的大败,军方首脑却把失败都归咎于政府的无能,并把自己当作挽救了殖民成果的英雄,这也是西班牙外籍军团指挥官之一、弗兰西斯科·弗朗哥(Francisco Franco)中校首次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而他扮演的正是这样一个英雄。打赢里夫战争后,摩洛哥仍是军队的封地:将军们才是那里真正的总督。

    军官团为自己的各种特权而感到自豪,它最重要的特权就是发动“兵谏”,在正统派看来,这是所有西班牙美德的化身,因此,参军当官,便成了富家子弟的一条光荣出路。在这一片无比绝望的形势中,军队是统治阶级唯一的武器、最终的救星与最后的希望。共和国的成立,得到了军方首脑的许可。但是,德高望重的桑胡尔霍[21]将军在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二日发表的“兵谏”表明:如果共和国不听寡头集团的话,军方随时会收回这种许可[22]。

    值得注意的是,西班牙陆军的炮兵用的是老式的七十五毫米口径野战炮,步兵用的是一九〇九年式勒贝尔(Lebel)步枪,它的飞机也比不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空军,但它却装备了大量的机枪。在跟任何一支现代军队交战时,它都撑不过一星期;但它却能把革命起义扼杀在血泊中。它的士兵吃不好、穿不好,装备差,训练也很差。从技术角度来看,它的军官也非常平庸,曾在摩洛哥殖民军服役的军官,就是它最有经验的军官了。但它也有一支精锐部队,那是一支真正的职业化军队,也就是外籍军团,它是在里夫战争期间,由米兰—阿斯特莱[23]将军组建的,它的摩洛哥团都是由最落后、最好战的山地部落民组成的。这些雇佣兵、外籍士兵和摩尔人构成了这支内战军队的突击队。一九三四年十月,阿斯图里亚斯矿工举行起义,企图阻止右协入阁。这支对西班牙精神毫无共感、但却冷酷高效的精锐部队,仅用了十二天就镇压了起义。指挥外籍军团镇压起义的军官中,有一些人曾在两年前参加过桑胡尔霍的政变,并因此被判刑。

    不过,这支军队并不缺少军官。在君主制时期,军官团有一万五千人,其中有八百名将官,也就是说,军官同士兵的比例为一比六,而将官同士兵的比例仅为一比一百。在共和国时期,支持共和国的军官一天比一天少。阿萨尼亚[24]政府为了摆脱军官团,曾向军官团许诺:只要军官愿意提前退役,就可以领取全额退职金,结果大批左翼军官趁机离开了军队,脱离了那种令人窒息的氛围。绝大部分的军官、所有的高级军官都是顽固的保王派,他们支持寡头集团、反对变革,他们全是革命的死敌[25]。

资产阶级

    西班牙资产阶级的历史并不长,它理论上是一支新生的力量,但就连它的身上,也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西班牙的工业化在十九世纪进行得非常缓慢,而且还只限于某些地区。工业化的缓慢进展与地方特色,使工业化催生出来的中产阶级带有一些独特的性质。真正的金融寡头仅存在于比斯开(Biscay)与阿斯图里亚斯,毕尔巴鄂与比斯开银行(Banco BilbaoVizcaya)便是一个典型范例。大部分历史学家强调指出:金融资本主义的出现所需要的政治环境,是在复辟时期[26]由农业寡头集团进行的自由化运动失败之后才广泛出现的。西班牙中产阶级的发育不良,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屡屡受挫的原因之一;自由主义总是被对手指控为外来之物,是它屡遭失败的另一个原因。二十世纪初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被扣上“亲法派”(afrancesado)的帽子[27]。西班牙资产阶级总是被怀疑为外国思想的代言人或外国资本的代理人,它为了挤进统治集团的圈子,不得不一再妥协、克制与投降。

    毕尔巴鄂与阿斯图里亚斯的富豪们急切地想挤进地主寡头集团的圈子,并同他们分享西班牙银行的管理权[28]。新生的金融寡头集团从一开始就同贵族有着千丝万缕的私人联系与经济联系。罗马诺内斯伯爵[29]是君主制时期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他是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省的一个大地主,马德里最大的房产业主,并且还是佩纳洛亚(Penarroya)矿山和多家大银行的大股东。要对西班牙经济进行剧烈的变革,就会触动地主的利益,而地主也只是强大的有产者寡头集团的一部分,所以,资产阶级根本没有进行剧烈变革的动力。

    在革命前夕,这个寡头集团最突出的代表人物,便是胡安·马尔奇[30]。他曾干过走私生意,后来在阿尔方索十三世统治时期获得了烟草专卖权,成了大银行家和大实业家;共和国成立后的首任政府指控他叛国和诈骗;他在乡下拥有无数田产;他曾秘密充当英国资本的代理人;他还参加过西班牙中央工业局(Central Office of Spanish Industry),参加这个机构的除了他之外,还有罗马诺内斯、里奥·丁托矿山的奥克兰德·盖德斯[31]男爵,以及意大利、法国、德国资本的代表。他资助一切反对共和国的组织,并在引发了内战的一系列国内外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班牙贵族与保守派政党

    英国贵族成功地赶上了资本主义扩张的浪潮,而西班牙贵族却没有赶上。把自己的庄园当成一桩生意来经营,把它给做大做强,这并不是西班牙贵族关心的重点,他关心的主要是保持自己对领地上的廉价劳动力的领主权,他相信这是他的天赋权利。他唯一的存在理由,便是他的贵族地位,他会公开承认自己就是西班牙的化身。他的姓氏、财富与权力,与他密不可分,而这些东西都是他的列祖列宗一代代传下来的。

    大部分贵族都支持阿尔方索十三世,并将君主制看作是维系社会的基础。在共和国时期,他们构成了“西班牙复兴运动”[32]的骨干,按照安萨尔多[33]的看法,这个政党是“起义的合法掩护”,它的领导人是戈伊科切亚[34]和何塞·卡尔沃·索特洛[35]。卡尔沃在结束流亡返回西班牙后,成了一个大张旗鼓的保守政党的领军人物,与其说他是君主主义者,不如说他是“组合主义者与极权主义者”。他还很年轻——他生于一八九三年——他还有辉煌的从政记录。他当选议员时年仅二十五岁,而且他在二十六岁就当上了瓦伦西亚省长,普里莫·德·里维拉建立独裁政权后,又请他出任财政大臣。他通过巴尔博[36]同罗马的法西斯政府保持着不间断的联系。他同寡头集团的各个有影响力的圈子都有关系,跟红衣主教塞古拉关系特别好,而塞古拉本人自称是纳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崇拜者。卡尔沃是一个杰出的演说家、一个优秀的记者,还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经济学家。在一九三六年的议会中,他是极右派的发言人,而且还是将军们的政变阴谋的主谋之一。

    另外一个君主主义运动叫正统派联盟,领导它的是一群狂热的教士,它在纳瓦拉的小农中间具有较强的群众基础。正统派联盟是卡洛斯派运动的组织,它是在拿破仑战争之后诞生的,一百多年来,它以“上帝、国王、国家”为口号,吸引了最狂热的天主教保守派分子,并不知疲倦地策划阴谋,企图把“正统”的卡洛斯支系捧上王位,而卡洛斯支系的最后一位王位觊觎者是年迈的阿尔方索·卡洛斯[37]。正统派联盟的真正领袖是曼努埃尔·法尔·孔德[38],他已经进行了数年的精心准备,企图通过武装叛乱推翻共和国。

    一九三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安东尼奥·戈伊科切亚(代表西班牙复兴运动)、安东尼奥·利萨尔萨[39](代表卡洛斯派)和巴雷拉[40]中将在罗马同墨索里尼签署了一项协定,按照协定的条款,墨索里尼会向他们的运动提供武器与资金,让他们推翻共和国。在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间,卡洛斯派从自己的军事组织“呼啸兵”当中抽调了许多年轻人,把他们派去意大利接受军事训练。他们利用意大利资助的钱财,在纳瓦拉囤积了大量军火[41]。

    其实,无论是卡洛斯派还是阿尔方索派[42],他们全都反对普选制,他们认为普选制冒犯了西班牙精神,并以粉碎自由派和革命派的颠覆企图、拯救西班牙与基督教为自己的天命。

人民行动

    西班牙教会中有一部分人参加了君主派阴谋家的活动,对于这些人的要求,教会并没有立即做出回应。政治上更加老谋深算的梵蒂冈肯定给西班牙教会出过主意,所以,在共和国时期,教会才采纳了耶稣会及其秘密代理人、《争论报》(El Debate)主编安赫尔·埃雷拉[43]的狡猾路线。这条路线的主旨是:建立一个群众性的天主教政党,为这个党提供人才和思想指导;明面上既不支持君主制也不支持共和制;同意在议会制的框架内参与政治,但公开宣称自己的目标是废除宪法中有关世俗国家的一切规定[44]。于是,教会先是为了参加竞选而成立了人民行动,然后又成了一个鼓吹专制的反动政党“天主教行动”( Acción Católica),并给它设计了一套等级森严的领导体制。这个组织的领袖是何塞·玛丽亚·希尔—罗夫雷斯[45],他是一个天主教律师的儿子,自幼聪颖,曾在萨拉曼卡接受过慈幼会[46]僧侣的教育,还当过《争论报》的记者。他被埃雷拉选中,来领导这个教会与有产阶级的政党;他还是一个大富豪的女婿;他具有扮演他的角色所需要的一切素质:他是一个优秀的组织者、熟练的演说家,拥有行动的能力;他虽然敬佩希特勒的能力,却并不以希特勒为榜样,因为希特勒是反对天主教的;他的理想是奥地利总理多尔弗斯[47]及其“组合国家”(corporative state)。

    一九三三年,希尔—罗夫雷斯把他的组织同其他几个右翼团体合并为“西班牙右翼自治团体协会”;在当年的大选中,右协同君主派组织组成竞选联盟,赢得了胜利。在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间,右协是右翼共和派联盟的核心,他们精心破坏了首届共和国政府所取得的每一个成果。这两年被共和派和社会党叫做“黑暗的两年”(bienio negro),在这两年里,土地改革遭到搁置,工资被逐步削减,曾一度靠边站的保王派军官也回到了原来的重要职位上。右协在残酷镇压了阿斯图里亚斯矿工起义后,由于共和国总统拒绝下令处决领导这次起义的社会党人冈萨雷斯·佩尼亚[48],便退出了联合政府。它的农业部长希梅内斯·费尔南德斯[49]曾提出有利于“云泰洛”的温和的改良措施,可就连这样的措施都遭到了它的反对[50]。从一九三五年起,它便企图独掌政权,于是便进行了紧锣密鼓的准备。

军方的阴谋

    希尔—罗夫雷斯在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间担任陆军部长,在他的包庇下,极端分子同军方相互勾结,进行着军事阴谋的准备。一九三四年大选产生的新政府刚一成立,就对参加了一九三二年桑胡尔霍军事政变的军人实行大赦。被判决有罪和被解职的军官都恢复了名誉。一九三四年,在桑胡尔霍的提议下,西班牙军事同盟(Unión Militar Española)成立了;它很快就成了阴谋集团的核心,许多高级军官都参加了这个组织:陆军参谋长弗朗哥将军、陆军部副部长范胡尔[51]将军、陆军总监罗德里格斯·德尔·巴里奥[52]将军,他们全都是在共和军担任要职的保王派与保守派高官。这个组织的成员巴雷拉中将还跟保王派分子利萨尔萨和戈伊科切亚一起与墨索里尼签订了协定。

    化名“唐·佩佩”(Don Pepe)的巴莱拉[53]上校(他不久后晋升为将官)四处奔走,加强了军方阴谋集团同卡洛斯派领袖的联系,他还指导了纳瓦拉“呼啸兵”的军事训练。按照国民运动的一位御用历史学家的说法,一九三五天夏天,在阿斯图里亚斯进行的年度演习期间,弗朗哥、范胡尔和戈戴德[54]“制定了全国起义的准备工作的基本纲要”。如果希尔—罗夫雷斯的党无法通过选举夺取政权,军方首脑就会出手。

长枪党

    德国与意大利的榜样,使寡头集团中的一部分人开始考虑采用比正统派政党更为现代化的政治工具。

    早在一九三六年之前,百万富翁胡安·马尔奇就资助过一个运动[55],这个运动后来在内战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一九三二年,独裁者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的儿子,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56]成立了西班牙长枪党,一九三四年该党与民族工团主义奋进会合并,但在一九三六年二月的大选之前,长枪党一直是一个小组织,并没有真正的影响力。

    长枪党提出了“二十六条纲领”,它是典型的法西斯主义纲领:它痛斥共和派在寡头集团面前表现软弱,鼓吹将银行和铁路国有化,并要求进行激进的土地改革,同时又谴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教条腐蚀人心、动摇国本,并提出了一套与马克思主义针锋相对的理念:西班牙祖国与欧洲享有“独一无二的天命”,“各个阶级与职业应该在这种天命中和谐共处”。长枪党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唯一的不同之处,是他们对待教会的态度:长枪党分子尊重天主教会在历史上的理想化的西班牙中发挥的作用,哪怕他是无神论者[57]。在何塞·安东尼奥的支持者看来,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的成功,可以使他们迅速获胜,实现他们染指法属摩洛哥、恢复对南美的统治的“帝国梦”——这是西班牙精神与“共同命运”的另一个产物。

    长枪党的创始人兼领袖何塞·安东尼奥是一个因富有魅力而出名的安达卢西亚青年,他具有青春赋予他的一切优点,举止优雅,慷慨豪爽,有不少人虽然是他的死对头,却也难以抵挡他的魅力。尽管如此,当时并没有多少人重视他的运动。就像法西斯运动与纳粹运动一样,长枪党运动也曾只能屈居于“社会”背景之中,以便同马克思主义组织作斗争,并使用恐怖与暴力来对付它们。在一九三六年以前,西班牙寡头集团对这个比较平民化的运动一直很冷淡,它更乐意看到希尔—罗夫雷斯通过选举合法夺取政权:如果它要靠一个采用了法西斯主义的方法与教义的政党来拯救的话,这个党对待它的盟友及支持者的态度,往往会像对待敌人一样严酷,而它还不打算接受这个缺点。一九三六年二月,长枪党的党员不过区区数千人,其中有一千人在马德里。它单独参加了大选,并遭到了惨败。它还只是一支预备军,只有等到工人阶级发出占领街头的威胁时,它才会派上用场。何塞·安东尼奥本人也见过墨索里尼,他同参与阴谋的军政高官保持着一定的联系。

追求地方自治的共和派

    可能会与这种威胁作斗争的力量并不强大,更重要的是,这些力量并不团结。

    尽管在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都有资产阶级存在,但是,由于西班牙民族的发育不良,以及各种自治倾向的存在,阻碍了真正的西班牙资产阶级的形成,这是西班牙自由派与共和派的悲剧之一。巴斯克地区的银行家与加泰罗尼亚的大商人同寡头集团紧密勾结。在西方国家,小资产阶级构成了那些最强烈支持议会制度的政党的基础,但在西班牙,所有这些小资产阶级分子都转向了自治运动。

    这些人当中,有曼努埃尔·德·伊鲁霍[58]和雷萨奥拉[59]这样的律师,也有何塞·安东尼奥·阿吉雷·雷库贝[60]这样的实业家,他在一九三六年成了巴斯克民族主义党的领袖,这个党成立于一九〇六年,它的口号最清楚不过地体现了它的种族、政治与宗教基础:Todopara Euzkadi y Euzkadi para Dios(人人为尤斯卡迪,尤斯卡迪为上帝)[61]。这个顽固而保守的巴斯克得到了乡村神甫的大力支持。这个党卖力地组织各种天主教黄色工会,鼓吹“巴斯克工人团结起来”,积极地保护教会与有产阶级,所以资本家也很乐意赞助它,让它去对抗工总和坚持阶级斗争思想的工会。比斯开地区的人民具有无可争辩的特殊性,他们也为自己的特殊而自豪,他们具有古老的传统,这种传统培养出了深厚的民族主义思想,而这个地区的工业在二十世纪初取得了一定的发展,虽然这种发展仍不免成为腐朽无能的寡头政权的盘中餐,却也加强了民族主义思想的吸引力。

    共和国成立后,巴斯克民族主义党顺理成章地同右派势力以及各种反动保守政党勾结了起来。然而,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大部分右派否决了巴斯克地区的自治地位,迫使该党转投反对派阵营,并在事实上同左派共和党与社会党结盟。

    加泰罗尼亚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当地的自治倾向,也是由于工业革命,以及资产阶级同落后的农业寡头集团之间的冲突而催生的。当然,资产阶级上层对此持谨慎态度:它还需要西班牙的市场,为了对付不断反抗的无产阶级,它也需要中央政府的支持。它的领袖是坎波[62]及他的加泰罗尼亚同盟的同伴,他们与其说是加泰罗尼亚人,倒不如说更像寡头集团的一分子。但是,小资产阶级却不一样,他们只要明白了加泰罗尼亚自治运动必须得到工人和农民的支持才能成功的道理,就不会再保持谨慎了。而且,加泰罗尼亚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艾斯凯拉是一个群众性的政党;它是在一九三一年四月由加泰罗尼亚的几个共和派政党与团体合并而成的,而且,它还得到了强大的农会(“拉巴塞雷”)的支持。这个党的发动机与思想领袖是路易斯·孔帕尼斯[63],他与萨尔瓦多·塞吉[64]是至交,长期担任全劳联的合法代表,与全劳联关系密切。早在马德里宣告成立共和国之前,巴塞罗那就已经抢先宣告成立共和国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五日,议会表决通过了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自治地位。但是,自治派对右翼政府的上台感到忧心忡忡,他们发动了反对右派政府的起义,起义失败后,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自治权被取消了。加泰罗尼亚自治派跟起义工人一起遭到了监禁。

资产阶级共和派

    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党仅在少数城市和富裕的列万特灌溉平原地区才有真正的基础。阿列杭德洛·雷鲁克斯[65]的激进党[66],是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这些小资产阶级反对军队与教会,希望建立一个新西班牙,挣脱封建时代的各种枷锁,开辟资本主义扩张的道路。但是,由于害怕工农暴动,激进党很快就退缩了,在一九三三年,它由于害怕革命,便与右协结成竞选联盟,大选获胜后同右协组成了联合政府[67]。一九三五年的财政丑闻让雷鲁克斯的党名声扫地[68]。马丁内斯·巴里奥[69](他出身工人家庭,是共济会领袖之一)带领一部分激进党参加了曼努埃尔·阿萨尼亚的左派共和党,但左派共和党与激进党之间也没有多大差别。

    为了准确起见,事先说一句:阿萨尼亚是一个典型的西班牙共和派,他在一九三一年十月当上了总理,右派在一九三三年大选中获胜后卸任,后来又在一九三六年当上了总统。他于一八八〇年生于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的一个富裕家庭,自幼天资聪颖,曾在艾尔·艾斯科里亚尔(El Escorial)的圣奥古斯丁修会主办的学校上学,尽管他上的是教会学校,但这根本没能阻止他成为教会的猛烈反对者;很久以前,他就更加倾心于文学,而不是政治。他当过马德里科技文艺社(Ateneo Científico, Literario y Artístico de Madrid)的主席,在君主制末期,他在共和党反对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上了共和行动议会党团主席,并很快在议会中名声鹊起。他崇拜资产阶级法国,梦想着建立一个井然有序、稳健平衡、由精英领导、并以有产农民构成的中产阶级为其牢固基础的共和国。他并没有因为害怕工农暴动而投入保守派阵营。这反而使他相信:共和派必须主动推行改良,这样才能争取到足够多的工人,阻止革命运动的发生。

    他的首届政府,令那些对君主制彻底绝望、但对共和国充满希望的人大失所望。他的政府颁布的农业法案,只向大庄园制的问题发起了进攻,却忽略了朝不保夕的小农的迫切需要。在他执政的两年里,几百万渴求土地的农民当中,仅有一万二千人获得了小块土地,而且他们还得为此支付补偿金,赔偿大地主的损失。

    他的军事改革的唯一成果,就是迫使支持共和国的军官离开军队:既然提前退役就能领取全额退职金,这些军官也就乐得脱离军官团;然而保王派军官却继续留任。阿萨尼亚政府在社会改革方面所作的一切努力,全都被世界经济危机对西班牙经济造成的影响给破坏了。它颁布的反天主教法令不但没能对教权主义的堡垒造成任何重大打击,反而还激怒了一大部分中产阶级。最重要的是,它对工农暴动的镇压力度,远远超过了对保王派的镇压。它通过的《保卫共和国法》允许进行不亚于君主制时期的严酷镇压。君主制时期遗留下来的国民警卫队原封未动。阿萨尼亚政府还从共和派当中抽调人手,组建了与国民警卫队相似的另外一支警察部队——突击警察,它在对付工农的时候,跟国民警卫队一样凶狠。

    一九三三年一月,在无政府主义活动家的鼓动下,安达卢西亚的卡萨斯·比耶哈斯(Casas Viejas)的农民揭竿而起,宣布建立“自由共产主义”。阿萨尼亚和内务部长、加利西亚人卡萨雷斯·奇洛加[70]对镇压起义负有重大责任:国民警卫队杀害了二十五名短工,烧毁了他们的小屋。到他下台时,他在镇压工农暴动这方面可谓功勋卓著:监狱里已经关满了革命战士——按照官方数据,足足有九千人,大多数是无政府主义者。阿萨尼亚政府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使其他共和派(包括马丁内斯·巴里奥这般温和的人)都不禁哀叹:这样一个浸透了“污泥、鲜血与眼泪”的政权,已经撑不了多久了。

    阿萨尼亚在下台后,本已名声扫地,但在被右派关押后,他的名望又回升了。尽管他与一九三四年十月起义毫无瓜葛,却还是被逮捕入狱:所以,他在执政时失去的声望,在下野之后又恢复了。这个左派共和党的领袖,“身材矮小”,面色苍白,一脸病容,长着一对“直勾勾的、呆板”[71]的眼睛(他的对手常把他的眼睛比作蛤蟆的眼睛),他是一个优秀的议会演说家,却是一个差劲的民主领袖。他获释后,在马德里附近的卡米亚斯(Camillas)召开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四万人之多,他在会上发表了声援政治犯的讲话。这仍是因为他象征着共和党与社会党的联盟,他是在代表议会制共和国向工人呼吁:为了使西班牙摆脱寡头集团的控制、重建现代化的西班牙,请支持共和国。

西班牙与工人运动

    在这个问题上,资产阶级共和派发生了分裂。由于害怕工人阶级革命,雷鲁克斯选择了同右协结盟。阿萨尼亚与马丁内斯·巴里奥则选择了同工人政党结盟,避免革命发生。他们认为一切深刻的体制改革都可以在宪法框架内进行。议会(Cortes)仅有一院,由男女选民经普遍、秘密、直接的选举产生,选举法规定:如果一个政党提出的候选人名单能够在一个选区赢得绝对多数的选票,就可以获得该选区的百分之八十的议席,这样就能在议会中产生一个可靠的多数党[72]。总统的强大权力——总统可以任命与撤换总理,还可以否决法案——以及宪法保障法庭的存在,似乎可以阻止任何阴谋。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希望建设一个真正自由、世俗、民主的国家,并通过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几百万无地农民,从而重建社会,而这项工作的规模在一九三一年仅仅显露出了冰山一角。

    没有工人运动的支持,没有工会与工人政党的支持,他们不可能指望完成这个任务。二十世纪的工人运动已成了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就连西班牙的核心——农民——也深受其影响。当然,尤斯卡迪农民依然固守着自己的传统,忠于民族主义党;纳瓦拉人和马埃斯特拉斯戈人仍然是卡洛斯派的基本盘,加泰罗尼亚和列万特的小农仍然愿意给共和党(无论右派还是左派)投票。但社会党已经在阿斯图里亚斯的农村、旧卡斯蒂利亚的农业工人,还有格拉纳达与穆尔西亚的huertas[73]里的农民组织当中获得了可观的影响力。无政府主义者发动和领导了加利西亚的subforados[74]的斗争、安达卢西亚的农业短工的起义、以及阿拉贡无地农民的斗争。工人运动正在努力争取农民阶级的支持。工人运动既成了资产阶级的敌人,又成了赌注。工人运动提出的哪怕是最温和的要求,都会直接威胁到寡头集团的切身利益。

    由于工人运动具有强大的爆炸力,小资产阶级共和派为了自己的目的,便企图获得它的友谊与支持。小资产阶级共和派有不少强大的敌人,它必须拉拢工人运动,使其成为自己的盟友,才能在西班牙农村掀起这个国家不曾经历过的革命,而没有这样的革命,社会与经济就不会获得任何重大的进展。可是,西班牙工人运动也有它自己的要求与目标。到了一九三五年年底,工人运动似乎已经做好了向寡头集团发出挑战的准备,而寡头集团想要消灭工人运动,共和派想要利用工人运动。

[1] 在革命前夕,里奥·丁托铜矿公司拥有1800万美元的资本,每年可赚取450万美元的利润。阿索尔(Atholl)公爵夫人指控该公司曾以40比塞塔兑1英镑的汇率,资助军方的叛乱头目,而正常的汇率是80至100比塞塔兑1英镑(《西班牙的探照灯》[Searchlight on Spain],哈蒙兹沃斯[Harmondsworth],企鹅书屋[Penguin Books],1938年)。值得一提的是,英国的一家大型军火商维克斯—阿姆斯特朗公司(Vickers-Armstrong)也在西班牙设有分公司,它与苏比拉与乌尔奇霍(Zubira and Urquijo)银行关系密切。——原注

[2] 运输、照明与电力公司(Traction ,Light & Electric Power)控制着加泰罗尼亚90%的电力生产。——原注

[3] 当时,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的独裁政府决定实行石油专营,美国富豪迪特丁(Henri Deterding,1866—1939)便对西班牙实行了经济制裁,导致比塞塔严重贬值。——原注

[4] 昂利·拉巴塞尔(Henri Rabasseire),《Espagne,creuset politique》,(巴黎:fustier,1938),第60页。——原注

[5] 布伦南,《西班牙谜题》(The Spanish Labyrinth),剑桥大学出版社,1943年,第87—131页。——原注

[6] 在中世纪,加利西亚的大部分土地都属于教会,佃农可以向教会永久租借土地,并能传给后代,教会也不得将佃农逐出租种的土地,但佃农必须向教会缴纳相当于田产价值的2%的税款,这种租种制度就叫做foro。下文的censo与这种制度相似,不过主要出现在卡斯蒂利亚一带。foro与censo的区别在于,foro的租约中会规定租借期限,但这种期限实际上是无限的,典型的foro租约中对租期的规定为:“三辈子再加二十九年”。——中译者注

[7] “拉巴塞雷”(rabassaire)这个词是由rabassa morta(意为“死根”)演变而来的,它指的是一种特殊的佃农,这种佃农的租约中规定:当租地上的作物有四分之三死亡时,租期立刻结束。在十九世纪,这种租约还算是比较有利的,但是,随着根瘤蚜(phylloxera)造成的破坏,以及寿命较短的、需要更仔细的照顾的作物的引进,这种租约就变得非常糟糕了。在1934年起义发生前不久,加泰罗尼亚议会表决通过了有利于拉巴塞雷的法案,但在坎波(Cambó)与右派的压力下,宪法保障法庭废除了这项法案。——原注

[8] 短工们的工作时间从日出开始,到日落结束。1936年初,大部分农业工人的工资在0.60比塞塔至3比塞塔之间,但他们的工作是季节性的,而且时有时无。——原注

[9] 拉巴塞尔估计无地农民的数量约为200万人。保守派马特奥·阿斯佩蒂亚(Mateo Azpeitia)也指出:84%的小地主需要可以维持生计的收入(《西班牙的土地改革》[La reforma agraria en España],马德里,Editorial Reus,1932年)。——原注

[10] 原文为pronunciamiento,本意为“宣言”。由于西班牙军队在西班牙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西班牙军队在发动政变时,往往只需要公开发表一个宣言,表明自己的态度与立场,就可以兵不血刃地完成政变,故将其译为“兵谏”。——中译者注

[11] 达马索•贝伦盖尔(Dámaso Berenguer,1873—1953),生于古巴,1889年参军。1909年晋升为将军。1918年曾任陆军大臣。普里莫•德•里维拉倒台后,贝伦盖尔被阿尔方索十三世任命为首相,1931年2月14日贝伦盖尔辞去首相之职,但仍担任陆军大臣。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成立后被捕,获释后退出政界。——中译者注

[12] 尼塞托•阿尔卡拉—萨莫拉•托雷斯(Niceto Alcalá-Zamora y Torres,1877年7月6日——1949年2月18日),生于科尔多瓦省的普里耶戈·德·科尔多瓦镇(Priego de Córdoba),1899年参加自由党(Partido Liberal)。曾当过律师。1917年至1918年任公共建设大臣、1922年至1923年任陆军大臣。因不赞成普里莫·德·里维拉的军事政变,他没有参加德·里维拉的独裁政府。1930年德·里维拉倒台后,他宣称自己是共和派,并参加了阿拉贡起义,失败后遭到关押,1931年共和派在市政选举中获胜后获释,并在第二共和国成立后出任临时政府总理,同年10月15日辞职。1931年12月10日当选为共和国总统,这个职位他一直担任到1936年4月7日。共和国被颠覆后流亡法国,法国被纳粹德国占领后流亡阿根廷,死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中译者注

[13] 阿尔方索十三世(Alphonso XIII,1886年5月17日——1941年2月28日),西班牙波旁王朝国王,1886年继位,1902年正式执政。1931年西班牙爆发了革命,共和派政党在4月12日的市政选举中大获全胜,阿尔方索十三世随即出逃,流亡巴黎,最后死于罗马。——中译者注

[14] 共和党曾提出《宗教结社法》(Ley de congregaciones),企图消除宗教对教育的控制,但这个法案却从未获得通过。共和国初期曾在世俗化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到了1936年的时候,这些成果仅剩下了三项:教会与国家分离、允许离婚和取缔耶稣会。——原注

[15] 在这方面,1936年5月的事件具有重要意义。当时在马德里的街头巷尾流传着一个谣言:教士和信天主教的妇女正在向工人阶级居住区的孩子散发有毒的糖果,随后,马德里各地都发生了程度不等的袭击教堂、教士和出名的狂热信徒的事件。当然,所有的党派一致将其归咎于挑拨分子散播的谣言。但是,反天主教的情绪一定已经有了很深的基础,否则没人会听信这样的谣言。——原注

[16] 佩德洛·塞古拉·萨恩斯(Pedro Segura y Sáenz,1880年12月4日——1957年4月8日),生于卡拉索(Carazo),曾就读于柯米利亚斯神学院(Universidad Pontificia Comillas),1912年在巴利亚多利德神学院任教,1916年任巴利亚多利德辅理主教,1920年任科里亚(Coria)主教,1926年任布尔戈斯(Burgos)大主教,1927年任托莱多大主教,同年升任红衣主教。1931年7月被共和国政府驱逐出境。1937年9月任纳瓦拉大主教。他是一个极端保守的反动分子。——中译者注

[17] 拉莫斯·奥利维拉(Ramos Oliveira),《现代西班牙的政治、经济与人物1808—1946》(Politics, Economics and Men of Modern Spain 1808-1946),伦敦,戈兰奇(Gollancz),1946年,第438页。——原注

[18] 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克里姆·哈塔比(Muhammad Ibn 'Abd al-Karim al-Khattabi,1882-1963),生于摩洛哥北部的阿杰迪尔(Ajdir),曾当过教师、编辑和法官。1920年发动了反对西班牙殖民军的里夫起义。1923年2月1日宣告成立独立的里夫共和国。1926年5月里夫共和国被西班牙和法国联合推翻后,被流放到留尼汪岛(La Réunion)。1947年获释后前往开罗,继续领导争取独立的斗争。1963年在开罗逝世。——中译者注

[19] 路易·于贝尔·贡萨尔夫·利奥泰(Louis Hubert Gonzalve Lyautey,1854年11月17日——1934年7月21日),生于南锡(Nancy),1873年入读圣西尔(Saint-Cyr)军校,1877年毕业后曾在阿尔及利亚、印度支那、马达加斯加等地服役。1907年任法属摩洛哥总督。1911年任军长。1912年—1925年任法属摩洛哥驻军司令。1917年曾短暂出任陆军部长。1921年晋升为法国元帅。1925年辞职后。晚年同法国法西斯运动关系密切。1934年逝世。——中译者注

[20] 法国对里夫共和国的侵略行动,其实主要是由菲利普·贝当(Philippe Petain,1856—1951)指挥的。——中译者注

[21] 何塞·桑胡尔霍·萨卡内伊(José Sanjurjo y Sacanell,1872年3月28日——1936年7月20日),生于潘普洛纳(Pamplona),父亲是军官,支持卡洛斯派。曾参加了镇压古巴起义的战争,并参加了两次里夫战争。1928年任国民警卫队总司令。第二共和国成立后继续担任国民警卫队总司令。1932年改任海关司令。1932年8月10日发动军事政变,失败后被判处死刑,后改判无期徒刑。1934年获释后流亡葡萄牙。1936年7月参加了反动派的武装叛乱,7月20日因空难身亡。——中译者注

[22] 这次政变会失败,是因为塞维利亚的工会发动了总罢工。警察并没有干预政变,反而向要求警方严惩政变军人的工人开火。桑胡尔霍和其他几个军官被判处死刑。桑胡尔霍在法庭上宣称:他支持解除对耶稣会的禁令,并企图阻止土地改革、阻止加泰罗尼亚获得自治(参见下文)。——原注

[23] 何塞·米兰—阿斯特莱·特洛雷斯(José Millán-Astray y Terreros,1879年7月5日——1954年1月1日),生于拉科鲁尼亚(La Coruña),1894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Academia de Infantería de Toledo),1896年入读高等军事学校。毕业后进入总参谋部工作。曾参与镇压菲律宾起义。在里夫战争期间组建了西班牙外籍军团。1924年晋升为上校,1927年晋升为准将。1932年被勒令退役后,投身右翼运动,内战爆发后投靠了弗朗哥反动派阵营。1954年去世。——中译者注

[24] 曼努埃尔·阿萨尼亚·迪亚斯(Manuel Azaña Díaz,1880年1月10日——1940年11月3日),生于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Alcalá de Henares)的一个富裕家庭,自幼父母双亡。1900年毕业于马德里大学,获博士学位。1914年参加改良党(Partido Reformista)。一战期间曾为多家报纸写过文章。1926年组建共和行动(Acción Republicana)。1931年第二共和国成立后,于4月14日出任陆军部长,同年10月14日出任总理, 1933年9月6日辞职。1934年他将共和行动与激进社会共和党(Partido Republicano Radical Socialista)、加利西亚自治共和组织(Organización Republicana Galega Autónoma)合并为左派共和党(Izquierda Republicana),同年10月被逮捕入狱,1935年1月获释后,参与组建人民阵线,1936年2月,人民阵线在大选中获胜后,出任总理,同年5月辞职,改任共和国总统。1939年3月,共和国失败后辞去总统职务,流亡法国,1940年10月死于蒙托邦(Montauban)。——中译者注

[25] 阿斯图里亚斯国民警卫队司令多瓦尔(Doval,1888—1975)上校甚至宣称:他“决心消灭所有革命的种子,哪怕是在孕妇肚子里。”草率的枪杀与大规模的酷刑,是1934年大镇压的特点,而工人阶级将其完全归咎于正规军。——原注

[26] 1874年12月29日,马丁内斯—坎波斯(Martínez-Campos,1831—1900)将军发动政变,推翻了西班牙第一共和国,将波旁王朝的阿尔方索十二世(Alfonso XII)推上王位,恢复了君主制,从这次政变到1931年第二共和国成立的这段时间,就叫做复辟时期。——中译者注

[27] 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只有极少数资产阶级才敢同法国占领军“合作”。——原注

[28] 根据维克托·阿尔巴(Victor Alba)的说法(《西班牙共和国史》[Histoire des Républiques espagnoles],万塞纳[Vincennes],南北[Nord-Sud],1947年,第307页),西班牙银行有一万六千名的股东,他们只需要大约五年的时间,就可以赚回跟投资额相当的利润。股息率从未低于16%。在阿斯图里亚斯起义被镇压的那一年,股息率高达130%。——原注

[29] 阿尔瓦洛·德·菲格洛亚·托雷斯—索托马约尔(álvaro de Figueroa y Torres-Sotomayor,1863年8月9日——1950年10月11日),罗马诺内斯伯爵(conde de Romanones),比利亚梅霍尔(Villamejor)侯爵之子。1884年毕业于马德里中央大学,1894年出任马德里市长。曾十七次出任内阁大臣,1910年至1912年出众议院议长,1912年至1913年、1915年至1917年、1918年至1919年三次出任首相,并于1923年短暂担任参议院议长。——中译者注

[30] 胡安·阿尔贝托·马尔奇·奥尔迪纳斯(Juan Alberto March Ordinas,1880年10月4日——1962年3月10日),生于马约卡岛(Mallorca)的圣马尔加利达镇(Santa Margalida)。年轻时曾干过从北美往西班牙走私香烟的生意。一战期间在交战双方之间做生意,大发横财。1926年在马约卡创办马尔奇银行(Banco March)。共和国成立后,他因非法交易而入狱,越狱后逃往直布罗陀。他向弗朗哥反动派资助了大笔金钱,弗朗哥胜利后也给了他巨额的回报,使他在二战后跻身于世界顶级富豪之列。——中译者注

[31] 奥克兰德·坎贝尔·盖德斯(1879年6月21日——1954年6月8日),英国政治家,曾当过贸易委员会(Board of Trade)主席与驻美大使。——中译者注

[32] 西班牙复兴运动(Renovación Española)是一个君主主义政党,主张由阿尔方索十三世复辟,并反对卡洛斯派。1933年1月,戈伊科切亚和他的一些追随者在脱离人民行动之后,成立了这个政党。该党在1937年4月解散,党员都加入了长枪党。——中译者注

[33] 胡安·安东尼奥·安萨尔多·贝哈拉诺(1901年6月24日——1954年4月20日),西班牙极右派政客,反动派阴谋家。在共和国时期曾经参与并策划了多次军事政变阴谋。——中译者注

[34] 安东尼奥·戈伊科切亚·柯斯库尤埃拉(Antonio Goicoechea Cosculluela,1876年1月21日——1953年2月11日),保王派政治家,曾参加国民行动,1933年建立西班牙复兴运动,内战爆发后他解散了西班牙复兴运动,1938年出任西班牙银行董事。1953年去世。——中译者注

[35] 何塞·卡尔沃·索特洛(José Calvo Sotelo,1893年5月6日——1936年7月13日),生于彭特维德拉省(Pontevedra)图伊镇(Tui),曾参加自由保守党(Partido Liberal-Conservador),并在1925年至1930年任财政大臣。共和国成立后流亡国外,1934年5月回国,代表西班牙复兴运动当选议员。1935年曾试图同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争夺长枪党的领导权,未能成功。1936年7月12日被刺杀。——中译者注

[36] 伊塔洛·巴尔博(Italo Balbo,1896年6月6日——1940年6月28日),意大利法西斯运动的重要活动家之一。1915年志愿参军。1917年接受飞行训练。战后在佛罗伦萨求学,并获得法律学位与社会科学学位。1921年参加法西斯党,很快成为法西斯党的重要人物。法西斯党上台后,他在1926年出任负责航空事务的国务秘书,并于1929年出任空军大臣。1933年出任利比亚总督。1940年因飞机失事身亡。——中译者注

[37] 阿尔方索·卡洛斯(Alfonso Carlos,1849年9月12日——1936年9月29日),圣海梅与安茹公爵(duque de San Jaime y de Anjou),唐·卡洛斯的孙子。阿尔方索十三世出逃后,阿尔方索·卡洛斯提出继承西班牙王位的要求,被卡洛斯派称为阿尔方索·卡洛斯一世。——中译者注

[38] 曼努埃尔·洛伦索·何塞·法尔·孔德(Manuel Lorenzo José Fal Conde,1894—1975),生于阿斯图里亚斯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大学期间开始接触卡洛斯派运动,1932年参加正统派联盟,很快就成为该党的领袖,并于1934年5月出任正统派联盟总书记。他曾积极参与策划了多次军事政变阴谋。弗朗哥下令将正统派联盟并入长枪党后,他失去了原先的地位,并拒绝参加长枪党,遂流亡国外。回国后企图重建卡洛斯派运动,未果。1955年退出政界。——中译者注

[39] 安东尼奥·德·利萨尔萨·伊里瓦伦(Antonio de Lizarza Iribarren,1891年1月16日——1974年9月27日),卡洛斯派民兵组织“呼啸兵”领导人之一。——中译者注

[40] 埃米利奥·巴雷拉·卢扬多(Emilio Barrera Luyando,1869年1月17日——1943年5月5日),西班牙将军。生于布尔戈斯(Burgos),1885年入读高等军事学院(Academia General Militar),1888年毕业后曾在古巴、波多黎各等地服役。1922年曾任陆军副大臣,并当过阿尔方索十三世的副官。共和国成立后参加了卡洛斯派的阴谋活动。1934年代表西班牙军事同盟(Unión Militar Española)在罗马同墨索里尼签署协定。内战爆发后被捕入狱,越狱后投奔弗朗哥。——中译者注

[41] 安东尼奥·利萨尔萨在他的《纳瓦拉密谋回忆录》(Memorias de la conspiración en Navarra,潘普洛纳,戈麦斯[Gómez],1953年)中写道:他们利用意大利提供的资金,从比利时购买了6000支步枪、150挺重机枪、300挺轻机枪、10000枚手榴弹和5000000发子弹。1936年1月10日,他们成立了第一支部队——潘普洛纳军团(第73页)。——原注

[42] 阿尔方索派(Alfonsists),指支持阿尔方索十三世一脉的保王派分子。——中译者注

[43] 安赫尔·埃雷拉·奥里亚(ángel Herrera Oria,1886年11月19日——1968年7月28日),西班牙记者、天主教政治家、红衣主教。生于一个与耶稣会关系密切的家庭,自幼接受耶稣会教育。1908年参与创建全国天主教宣传员协会,并在1908年至1935年间担任主席。1911年至1933年担任教会日报《争论报》(El Debate)编辑。1931年成立国民行动,1940年成为神父。1947年任马拉加主教。1965年任红衣主教。——中译者注

[44] 所以,这个党的象征希尔·罗夫雷斯才会写出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说,民主不是目的,而是建立新国家的手段。等到时机来临时,议会要么向我们屈服,要么就被我们消灭。”(《争论报》,转引自布伦南,《西班牙谜题》,第280页。)希尔·罗夫雷斯在对君主派的批判中,指出君主派使用了“灾难性的策略”,为了反对独裁政权,不惜造成“社会革命”,导致了“共产主义共和国”的成立。——原注

[45] 何塞·玛丽亚·希尔—罗夫雷斯·奇尼奥内斯·德·雷昂(José María Gil-Robles y Quiñones de León,1898年11月22日——1980年9月14日),生于萨拉曼卡(Salamanca),1919年毕业于萨拉曼卡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1922年参加社会人民党(Partido Social Popular),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担任全国天主教农民协会(Confederación Nacional Católico-Agraria)秘书,并进入《争论报》编辑部工作。共和国成立后,参与成立国民行动。1931年当选国会议员。1933年参与成立西班牙右翼自治团体协会,并在当年大选中率领右派获胜,1935年5月至12月出任陆军部长。人民阵线在1936年大选中获胜后,右协的成员大量流失,1937年4月他解散了右协,内战结束后流亡国外,弗朗哥死后回国。——中译者注

[46] 慈幼会(Salesians of Don Bosco)是天主教会的一个组织。——中译者注

[47] 恩格尔贝特·多尔弗斯(Engelbert Dollfuss,1892年10月4日——1934年7月25日),奥地利政治家,隶属于基督教社会党(Christlichsoziale Partei)。出生于特克辛塔尔(Texingtal)的一个农民家庭。一战期间在意大利战线作战,期间曾被俘。战后曾当过下奥地利农民协会主席。1930年被任命为奥地利联邦铁路(Österreichische Bundesbahnen)总裁,1931年3月被任命为农业与林业部长,1932年5月被任命为总理,1933年3月,奥地利议会议长和副议长为了能在议会中投票而辞职,多尔弗斯趁机下令议会无限期休会,颁布紧急法令,成为事实上的独裁者。同年9月将支持他的独裁政权的政党合并为“祖国阵线”(Vaterländische Front),1934年2月镇压了二月起义,同年4月30日颁布新宪法,正式建立起了法西斯政权。同年7月25日被奥地利纳粹分子暗杀。——中译者注

[48] 拉蒙·冈萨雷斯·佩尼亚(Ramón Gonzáles Peña,1888年7月11日——1952年7月27日),社会党人,工会活动家。生于奥维耶多省拉斯·雷格拉斯镇(Las Regueras),年轻时当过矿工,后来担任工人总同盟旗下的全国矿工联合会(Federación Nacional de Mineros)总书记。1934年10月领导了阿斯图里亚斯矿工起义,失败后被判处死刑,后改判无期徒刑。1936年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获释,并在1938年出任司法部长。共和国被颠覆后流亡法国和墨西哥。——中译者注

[49] 曼努埃尔·希梅内斯·费尔南德斯(Manuel Giménez Fernández,1896年5月6日——1968年2月27日),西班牙法学家,1933年参加右协,并在1934年10月至1935年4月间出任农业部长,任上曾提出了一些温和的土地改革措施,由于遭到包括本党在内的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而被迫辞职。——中译者注

[50] 希梅内斯·费尔南德斯是一个基督教民主派分子,在他任农业部长的几个月里,成了寡头集团的眼中钉,被寡头集团叫做“白色布尔什维克”。他为了给自己的计划寻找依据,引用了利奥十三世教皇的一段通谕,结果一个保王派议员这样回答他:“如果你敢用教皇通谕来夺走我们的土地,我们就要脱离教会。”——原注

[51] 华金·范胡尔·戈尼伊(Joaquín Fanjul Goñi,1880年5月30日——1936年8月17日),西班牙军事同盟的创建人之一,曾在1935年出任陆军部副部长。参加了1936年7月18日的叛乱,失败后被处决。——中译者注

[52] 安赫尔·罗德里格斯·德尔·巴里奥(ángel Rodríguez del Barrio,1876年8月28日——1936年11月7日),1893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曾参加镇压菲律宾起义。此后曾在摩洛哥服役。1924年晋升为少将。1933年出任陆军总监,1936年死于癌症。——中译者注

[53] 何塞·恩里克·巴莱拉·伊格雷西亚斯(José Enrique Varela Iglesias,1891年4月17日——1951年3月24日),生于加迪斯(Cadiz),曾参加过两次里夫战争。第二次里夫战争结束后晋升为上校。三十年代初曾出使德国、瑞士等国。1932年参加了桑胡尔霍军事政变,事败后被监禁。获释后参加了卡洛斯派的阴谋组织,并指挥训练“呼啸兵”。他积极参加了反共和国的政变阴谋。内战后投奔了弗朗哥。1939年出任弗朗哥独裁政府的陆军部长。1942年被撤职。1945年出任西属摩洛哥总督。后死于白血病。——中译者注

[54] 曼努埃尔·戈戴德·约皮斯(Manuel Goded Llopis,1882年10月15日——1936年8月12日),生于波多黎各的圣胡安城(San Juan),参加过第二次里夫战争。战争结束后晋升为准将,并出任驻非西军参谋长。共和国成立后参加了反共和国的阴谋组织。1936年5月被提升为中央集团军参谋长。1936年7月在巴塞罗那发动叛乱,事败后被处决。——中译者注

[55] 值得注意的是,长枪党的大金主中有一个人叫德·雷克里卡(De Lequerica,1891—1963),后来他当上了西班牙驻维希法国的大使,以后又当上了外交部长。(艾梅特·约翰·休斯[Emmet John Hughes],《西班牙报告》[Report from Spain],纽约,亨利·霍尔特[Henry Holt],1947年。)——原注

[56] 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萨恩斯·德·艾雷迪亚(José Antonio Primo de Rivera y Sáenz de Heredia,1903年4月24日——1936年11月20日),曾在马德里大学学习法律,1923年获得博士学位。1933年10月29日成立长枪党,并于同年当选众议员。1936年3月14日被捕,内战爆发后被处决。——中译者注

[57] 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是一个真正的富家少爷,而民族工团主义奋进会创始人拉米洛·雷德斯马·拉莫斯(Ramiro Ledesma Ramos,1905—1936)却正好与何塞·安东尼奥相反,长枪党的法西斯主义的平民性质,在雷德斯马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雷德斯马崇拜希特勒,敌视天主教,他负责民奋会的宣传工作,还设计了该组织的旗帜:跟全劳联一样,也采用红色与黑色(但图案不同)。1935年年底,他脱离了长枪党(跟他一起脱党的还有何塞·安东尼奥与鲁伊斯·德·阿尔达[Ruiz de Alda 1897—1936]),内战爆发后被民兵处决。——原注

[58] 曼努埃尔·德·伊鲁霍·奥约(Manuel de Irujo Ollo,1891年9月25日——1981年1月1日),生于纳瓦拉的艾斯特亚镇(Estella)。1908年参加巴斯克民族主义党。1921年、1923年当选纳瓦拉省议员,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曾被监禁。1930年曾参加纳瓦拉省政府。1936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内战爆发后支持共和国政府。1936年9月至1937年5月任不管部长,1937年5月至12月任司法部长,1937年12月至1938年8月任不管部长,1939年流亡国外,弗朗哥独裁政权垮台后回国。——中译者注

[59] 赫苏斯·玛丽亚·德·雷萨奥拉·桑切斯(Jesús María de Leizaola,1896年9月7日——1989年3月16日),生于圣塞巴斯蒂安(San Sebastian),1919年参加巴斯克民族主义党,从此投身巴斯克民族主义运动,1931年当选为议员,1936年出任巴斯克政府的司法与文化部长。共和国被颠覆后流亡国外。1974年秘密回国,1980年当选为巴斯克议会议员,不久退休。——中译者注

[60] 何塞·安东尼奥·阿吉雷·雷库贝(José Antonio Aguirre y Lecube,1904年3月6日——1960年3月22日),生于毕尔巴鄂。大学毕业后开始经营家族企业,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富豪。1926年开办个人律师事务所,不久后参加巴斯克民族主义党,1930年促使党内分裂的两派重新统一。1936年10月出任巴斯克自治区政府主席。共和国被颠覆后流亡国外,1960年在巴黎因心脏病去世。——中译者注

[61] 尤斯卡迪(Euzkadi)是巴斯克地区的统称。——原注

[62] 弗兰塞斯克·坎波·巴蒂耶(Francesc Cambó i Batlle,1876年9月2日——1947年4月30日),生于贝尔赫斯(Verges),1901年成立地方主义同盟,1918年出任开发大臣,1921年至1922年出任财政大臣。内战爆发后支持弗朗哥反动派。——中译者注

[63] 路易斯·孔帕尼斯·乔贝尔(Lluís Companys i Jover,1882年6月21日——1940年10月15日),生于农民家庭,毕业于巴塞罗那大学。早年即投身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运动。1916年当选为加泰罗尼亚区议员。1920年被捕,不久获释。1922年成立拉巴塞雷协会(Unió de Rabassaires)。1930年10月再次被捕,1931年获释后在巴塞罗那发动起义,宣告成立共和国。1933年6月至9月担任海军部长。1933年12月出任加泰罗尼亚政府总理,1934年10月发动起义,出任加泰罗尼亚共和国总统,事败后被判处30年徒刑。1936年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获释。内战爆发后支持共和国政府。共和国被颠覆后流亡法国,1940年8月被捕,9月初被德国秘密警察引渡给弗朗哥政权,10月15日遇害。——中译者注

[64] 萨尔瓦多·塞吉·鲁比纳特(Salvador Seguí Rubinat,1886年12月23日——1923年5月10日),外号“糖块小子”(El noi del sucre),二十世纪初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的重要领袖,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全劳联领导人,1923年5月10日被加泰罗尼亚总督雇佣的杀手杀害。——中译者注

[65] 阿列杭德洛·雷鲁克斯·加西亚(Alejandro Lerroux y García,1864年3月4日——1949年6月25日),共和派政客,年轻时投身共和主义运动,1903年参与创立共和同盟(Unión Republicana ),1908年参与创立激进共和党。1930年参加了推翻君主制的革命委员会。共和国成立后,于1931年出任国务部长,1931年4月至12月任外交部长,1933年9月至10月、1933年12月至1934年4月、1934年10月至1935年9月任总理,1935年9月至10月任外交部长。内战爆发后流亡葡萄牙,1947年回国。——中译者注

[66] 激进党,全称激进共和党(Partido Republicano Radical),1908年由雷鲁克斯等人在桑坦德成立。该党在1933年大选中与右协组成竞选联盟,获胜后上台组阁。1936年大选中该党惨败,从此一蹶不振,同年解散。——中译者注

[67] 右协起初并没有入阁,只是在议会中支持激进党政府。当激进党政府连连爆出腐败丑闻之后,右协才入阁。右协的入阁激起了一些左翼政党的起义。——中译者注

[68] 普里耶托(Prieto)甚至认为,雷鲁克斯和他的同伙把内阁变成了赤裸裸的董事会。——原注

[69] 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Diego Martinez Barrio,1883年11月25日——1962年1月1日),生于塞维利亚,1908年参加共济会,不久后参加激进共和党。他是西班牙共济会重要领袖之一。1930年参加了革命委员会。共和国成立后,1931年4月至12月出任通讯部长,1933年9月至10月出任内务部长, 1933年10月至12月出任总理,1933年12月至1934年1月出任陆军部长,由于不赞成让右协入阁的决定,退出激进共和党,组建了激进民主党(Partido Radical Demócrata ),并于1936年4月至5月短暂出任总统。内战爆发后,于1936年7月19日出任代理总理。共和国被颠覆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70] 桑蒂亚戈·卡萨雷斯·奇洛加(Santiago Casares y Quiroga,1884年5月8日——1950年2月17日),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运动活动家,1929年成立加泰罗尼亚自治共和组织(Organización Republicana Gallega Autónoma),1930年参加革命委员会,共和国成立后,在1931年4月至10月出任海军部长,1931年10月至1933年9月出任内务部长,1933年7月至12月出任司法部长,1934年参加左派共和党,人民阵线在1936年大选获胜后,曾出任公共建设部长和陆军部长,并在1936年5月至7月出任总理。共和国被颠覆后流亡国外,死于巴黎。——中译者注

[71] 拉莫斯·奥利维拉,《现代西班牙的政治、经济与人物1808—1946》,第301页。——原注

[72] 按照1931年5月通过的《选举法》的规定,国会(Cortes Generales)仅设一院,原先的参议院被废除;每50000人分配一个议席,人口多于100000人的城市额外多分配一个议席,国会共设473个议席;如果一个政党或政党联盟提出的候选人名单在某个选区获得绝对多数(超过半数)的选票,就能获得该选区的五分之四的议席;如果获得了相对多数,则可以获得三分之二;剩余的议席分给得票数第二、且得票率大于20%的政党。这种选举制度对多党联盟比较有利。1931年选举法虽然没有赋予妇女投票权,但1931年12月通过的宪法赋予了妇女投票权,所以1933年大选是西班牙史上第一次有妇女参加投票的选举。——中译者注

[73] huertas,意为灌溉农场。——原注

[74] subforados,意为被迫缴纳foro的农民。——原注

十六至十七世纪,加利西亚的人口迅速增加。原先租种教会和贵族土地的佃农发现,把租来的土地分成小块,再转租给别人耕种,要比他们自己耕种更有利可图。于是原先的佃农就成了“二地主”(foreros),而向二地主租种土地的佃农就叫subforados。——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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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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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工人运动





    西班牙工人运动也有自己的独特性质。在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的支持者同巴库宁[1]的支持者(后者自称“自由派”[libertarians][2],并把前者称作“集权派”[authoritarian])之间的斗争,在大多数欧洲国家里,都以马克思派的胜利而告终;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民主党及改良主义工会就是他们成立的。而在西班牙获胜的却是巴库宁派,巴库宁派成立的秘密组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3],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给西班牙工人运动打上了无政府主义与无政府工团主义传统的革命烙印。



无政府主义者




巴库宁的思想


    巴库宁的思想能在西班牙获胜,这并不足为奇;西班牙是一个农业国家,她的产业工人与无地农民和短工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农民暴动、短暂而猛烈的造反、落草为寇,是人民发泄愤怒和讨还公道的传统方式;这样的一个国家,简直就是巴库宁思想的沃土。


    其实,按照巴库宁的观点,只有通过被压迫者的自发暴动才能推翻资本主义,而由少数人构成的组织,只能通过他们的积极活动,协调各地的群众起义,反击镇压。比起通过政党开展政治活动(这在先进国家更有吸引力),巴库宁及其伙伴更喜欢到处搞起义,到处闹革命,这种方法更符合西班牙的阶级斗争传统。所以,在他们的构想中,西班牙农民既爱戴又敬畏的“绿林好汉”和“穷人的复仇天使”,就占据了关键的地位[4]。


    巴库宁的徒子徒孙把国家当作古老的压迫形式,他们激烈地反对国家,反对“组织任何形式的临时政权或革命政权”[5],他们把“自由公社”当作未来的公正而博爱的社会的雏形,而“自由公社”与中世纪的农民社团非常相似,每个西班牙革命者都会在这种农民社团中找到自己的理想。


无政府工团主义


    一九一〇年,在无政府主义理论家(比如著名教师弗兰西斯科·费雷尔[6],尤其是安塞尔莫·洛伦索[7])和法国总工会[8]的工团主义者的共同影响下,以加泰罗尼亚的自由派小组为基础,一个工团主义组织——全国劳工联盟成立了,虽然屡遭镇压,它仍然领导了一九一七年的加泰罗尼亚大罢工。


    全劳联曾把它的两位领导人——学校教师安德烈乌·宁[9]和华金·毛林[10]——派往莫斯科[11],他们在莫斯科皈依了共产主义,并建议全劳联参加共产国际,全劳联对这个计划产生过短暂的兴趣,但在喀良施塔德事件后,它又疏远了共产国际。此后,它曾在自己的重要据点——加泰罗尼亚同总督马丁内斯·阿尼多[12]进行了多年的流血斗争:几百名战士倒在雇佣杀手的枪下,其中就有全劳联总书记萨尔瓦多·塞吉[13]。


    一九二七年,正值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当镇压达到高潮的时候,一个神秘而又强大的组织——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出现了。它很快就彻底掌控了全劳联。它是一个地下组织,由多个类似共济会分会的“协会”(Alianza)组成,领导这些协会的是神秘的半岛委员会(Comité Peninsular);伊无联很快就成了这个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的灵魂与心脏。


    它不仅是一个活跃的秘密会社,也是西班牙精神的典型代表。法国工会活动家、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的同情者罗贝尔·卢松[14]曾这样写过:“‘伊无联主义’(FAIism),是由广大农民进行的农民起义,它达到了工人阶级斗争的水平,而且还得到了西班牙国内外工人的参加,并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系统化和‘理论化’”[15]。伊无联采用了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马拉泰斯塔[16]鼓吹的革命方法:“攻占一个城镇或村庄,使国家的代表不能害人,然后告诉人民,让他们自由地组织起来。”


    在伊无联的鼓舞下,各地频繁发生短暂而激烈的暴动,在一些地方建立起了短命的“自由共产主义”(Libertarian Communism):一九三二年一月的柳布雷加特(Llobregat)起义、一九三三年一月的卡萨斯·比耶哈斯起义和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的阿拉贡起义。伊无联制止了全劳联与共和派或社会党结盟,并继续在工会的宣传中将选举与议会痛斥为“骗人的把戏”。


全劳联—伊无联


    并不是所有工团主义者都愿意接受伊无联的统治。一九三一年,有不少全劳联的领导人站了出来,反对伊无联强加给全劳联的冒险主义与“盲动主义”政策。为首的有前总书记安赫尔·佩斯塔尼亚[17]、《工人团结报》(Solidaridad Obrera)的主编茹安·佩洛[18]和胡安·洛佩斯[19]等人,他们要求回归真正的工团主义行动,对当前要求与行动的长远前景予以更多的重视。由他们组成的“三十人集团”(treintistas)在被全劳联开除后,组建了“工会反对派”( Sindicatosde Oposición),这个组织只在阿斯图里亚斯、列万特和加泰罗尼亚的个别城镇有一些影响力。伊无联的支持者指责他们倒向了改良主义:一九三四年他们参加了阿斯图里亚斯和加泰罗尼亚的起义,而全劳联和伊无联对这些起义态度冷淡。


    内战爆发前夕,伊无联似乎已经同全劳联彻底合为一体,人们常常能在全劳联的红黑旗帜上,看见两者的缩写被连在一起写成“CNT-FAI”。但是,佩洛和洛佩斯始终在鼓吹:工会必须独立于包括伊无联在内的所有政治组织,在他们领导下[20],工会反对派设法重建过去的全劳联。一九三六年三月,全劳联在萨拉戈萨召开代表大会,庄严重申:它的目标是建立自由共产主义。但是,伊无联却在思想上倒退了一步:全劳联并没有抵制一九三六年二月大选的迹象,“三十人集团”也重新参加了全劳联,在他们回到全劳联之后的几个星期里,他们提出的意见多次获得通过。


    尽管全劳联面临着许多实实在在的困难,但它依然坚持了阶级斗争与直接行动的原则[21],并维持了一个敢打敢拼、战斗力强的工人阶级基础,它曾组织了多次非常顽强的罢工:费尔盖拉(Felguera)五金工人的罢工坚持了九个月之久;一九三四年的萨拉戈萨总罢工坚持了六个星期。更重要的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传统,使西班牙工会扮演了比日常斗争中的防御性武器更为重要的角色;它们成了社会有机体的活细胞,往往垄断了工人的全部业余生活。此外它们还独占了最优秀的革命手段、社会变革的工具——阶级团结,在这方面,任何一个政党都不能与工会相比。


    尽管如此,这个高度活跃的组织还是有一些缺点。现代经济是复杂的,它的各个部门是彼此紧密相连的,而在现代经济面前,全劳联的政治理论与经济理论就显得太幼稚了。在全劳联的宣传员笔下,一切都被简化到了极致:只要战士们敢于流血牺牲,美好的“公社”就会开花结果。在某些人看来,这个世界还是跟马拉泰斯塔的时代一模一样,而且,在他们眼中,既然他们能在柳布雷加特或菲戈尔斯(Figols)建立了几个小时的自由共产主义,那么,在全西班牙建立起长久的自由共产主义,也应该不会太困难。


无政府主义者的领袖:杜鲁蒂[22]


    不过,无政府主义运动的领袖都不是理论家。无论是永远不知疲倦的女演说家与宣传员菲德丽卡·蒙蔡尼[23],还是妙笔生花的记者迭戈·阿巴德·德·桑蒂利安[24](据说,这个富有异国情调的名字,是一个阿根廷活动家的笔名[25]),或是身残志坚的马诺洛·艾斯科尔萨·德尔·巴尔[26](他鼓舞了伊无联半岛委员会与全劳联的各支自卫队,激励他们积极活动),这些人发挥的作用,都不是那么容易讲清楚的。他们都是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代表,各自代表了这个运动的不同方面。但是,他们的名气都不能与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相比。


    一八九六年七月十四日,杜鲁蒂在雷昂出生了,他在八个兄弟中排行第二。他的父亲在铁路上工作。十四岁时他就在铁路车间里当机修工。由于积极参加一九一七年罢工,他被迫逃到法国,在法国工作了三年。回国后他参加了全劳联,成了无政府主义者。他后来去了巴塞罗那,那里是运动的中心。他在巴塞罗那参加了“团结”(Los Solidarios)小组,遇到了他的终生战友。杜鲁蒂、若维尔[27]、“皮肤黝黑、个子矮小、相貌平平”[28]的弗兰西斯科·阿斯卡索[29],以及四人当中“最有政治头脑”的何塞·加西亚·奥利维尔[30],这四个人成了“三个火枪手”,他们是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史上的传奇英雄。他们既是恐怖分子,又是抢劫犯,他们曾经抢劫西班牙银行的运钞车,用抢来的钱财资助组织,并准备刺杀当时的首相达托[31]。虽然杜鲁蒂死后,他的大部分传记作者都确认他参加了这次行动,但他似乎并不是这次行动的主角。本书第一版付印后,菲德丽卡·蒙蔡尼告诉我们:刺杀达托的准备工作其实是由拉蒙·阿尔奇斯[32]进行的,后来他死于毒刑拷打。刺杀行动的策划者之一仍然在世。参加者之一拉蒙·卡萨内利亚斯[33]逃往俄国避难,在那里皈依了共产主义,后来死于车祸。为了给塞吉复仇,阿斯卡索和杜鲁蒂在萨拉戈萨处决了红衣主教索尔德维利亚[34]。他们逃往阿根廷避难,阿根廷当局也指控他们犯有盗窃与恐怖活动等罪名,他们便再次逃跑。他们穿过了南美洲,潜入法国,准备刺杀阿尔方索十三世,就在准备工作即将就绪的时候,他们又被逮捕了。他们坐了一年的牢,法国当局威胁他们,要把他们引渡给西班牙当局。幸好左翼报刊发起了大规模的营救行动,他们才能获释。获释后,他们拒绝了苏联提供的政治避难,继续过着四处漂泊的生活。君主制垮台后,他们返回了西班牙,一九三二年再次被捕。杜鲁蒂在被流放非洲之前,在狱中设法安排了一次行动,销毁了法庭的证据,使涉案的其他工团主义活动家得以脱身。获释后他回到了巴塞罗那,内战爆发的时候,他正在积极参加纺织工会的活动。


    一些人认为他是不屈不挠的英雄,另一些人认为他是杀人凶手;他拥有健美运动员的身材,长着一张吓人的脸,“他拥有卓越、敏锐的头脑,令身边所有人全都黯然失色”?[35]他的朋友们说他“笑起来就像孩子;他会为别人的不幸遭遇而伤心落泪”[36]。难怪他——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的象征——会得到这么多的爱戴与仇恨;当内战达到高潮时,他曾宣称:“我们不会为废墟而感到一丝一毫的难过……我们正要接手整个地球……我们所展望的新世界,此刻正从我们的心中生长出来。[37]



社会党




    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拥有无可争辩的鲜明特色,而它的对手,便是更具有经典特色的社会主义运动。西班牙社会主义运动其实只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支系,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它的发展比较迟缓,在工人运动中也长期处于次要地位,这便是它的独特之处。


初期的社会党


    一八七二年,巴库宁派将集权派开除出了第一国际西班牙支部;后来,在一八七九年,五个朋友在一家咖啡馆里成立了社会民主工党(Partido Democratico Socialista Obrero),这个党的核心,便是七年前被开除的那一小批集权派。帕布洛·伊格雷西亚斯[38]凭借他非凡的个性,控制着这个小组织;儒勒·盖德[39]通过何塞·梅萨[40]和保尔·拉法格[41],用他严格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对这个小组织施加着强大的影响。一八八一年,这个年轻的党终于获得了合法地位,当时它只有一千多名党员,到了一八八六年,它才创办了自己的第一份机关报——《社会主义者》(El Socialista)周报。它发展迟缓的原因在于:它是一个积极参加议会与市政活动、力争改良的社会主义组织,而君主制时期的选举条件对它很不利,又没有完全任何社会改良,这对它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影响;然而,这却给本已获得了大部分工人阶级的支持的无政府主义者,提供了更多的论据。尽管如此,由于它居于次要地位,它必须不知疲倦地进行解释,并逐个逐个地说服新党员,这使社会党的组织获得了高度的纪律性与凝聚力、崇高的使命感,以及维护自己思想的纯洁性的坚定信念,而长相英俊、要求严格、令人敬畏的帕布洛·伊格雷西亚斯,正是这些素质的化身。一八八八年,社会党的两位领导人莫拉[42]与加西亚·凯西多[43]成立了工人总同盟。这个新成立的工会体制集中、态度温和,而且公开赞成改良主义,它成立的时候仅有三千名会员,十一年后,它的会员增加了一倍。


    不过,从二十世纪初开始,社会党与工总就开始摆脱了原先的宗派性质,逐步成为了群众组织。它的马德里组织起初只有一小批印刷工人,很快就扩展到了各行各业。在社会党的领导下,工总成功地组织了毕尔巴鄂五金工人罢工,这使它在毕尔巴鄂打开了局面,并建立了牢固的基础。当时的社会党通过广泛成立“人民俱乐部”(casas del pueblo),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工人积极分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工总在全国遍地开花,从无政府主义者手中夺过了不少阵地,但它在加泰罗尼亚仍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工总是一九一七年大罢工的主要领导,到了一九一八年的时候,它已经有了二十万会员。


    是否支持第三国际的问题,对社会党造成了重大打击。一部分社会党人批判议会道路,认为议会道路只是圈套和幻影,而一九一七年的西班牙事态,似乎证明了他们是正确的。俄国革命让全党的活动家为之心醉神迷。社会党召开了两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了两个彼此矛盾的决议,还把两个观点截然相反的代表派往莫斯科,最后,第三次非常代表大会总算以八千八百八十票对六千〇二十五票否决了参加第三国际的“二十一条”[44]。工总的创始人莫拉与加西亚·凯西多,还有从莫斯科返回的达尼埃尔·安吉亚诺[45],脱离了社会党,还带走了近半数的社会党活动家,他们与安德烈乌·宁、毛林,还有皈依了共产主义的其他全劳联会员一起成立了西班牙共产党。


从改良主义转向革命?


    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社会党又遇到了新的危机。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为了获得工人运动的支持,建议社会党同他合作。此举引发了新一代社会党领导人之间的首次重大冲突。工总总书记拉尔戈·卡巴耶洛[46](他是天生的马德里人,也是一个久经考验的集权派),战胜了毕尔巴鄂地区的社会党领袖普里耶托[47](他是自由主义者,同共和派圈子关系更密切)。卡巴耶洛同意“合作”:他当上了国务委员会委员,并企图通过根据双边仲裁委员会,趁着全劳联遭受残酷迫害的时机,夺取全劳联的地盘,加强工总的影响力,扩大工总的基础。


    在共和国成立后的头两年里,西班牙社会党模仿西方国家的社会党,同共和派组织了联合政府。拉尔戈·卡巴耶洛在第一届阿萨尼亚政府中担任劳工部长,他不遗余力地打击全劳联的活动家。不过,由于工会的宣传与组织工作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再加上大批工人的政治意识开始觉醒,所以,工总的会员人数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显著增长。一九三四年,它有一百二十五万会员,其中有三十万会员在工厂、矿山和铁路工作。


    右派在一九三三年大选中获胜后,社会党似乎抛弃了社会民主党传统的改良主义态度:一九三四年十月起义,表明它已经急剧改变了态度,采取了明确的革命立场。


拉尔戈·卡巴耶洛与工人同盟


    在此之前,拉尔戈·卡巴耶洛是改良主义的重要人物,但他又是推动社会党急剧左转的原因之一。


    一八六九年,弗兰西斯科·拉尔戈·卡巴耶洛出生在马德里的一个非常贫困的工人阶级家庭,八岁时他就必须靠打工才能维持生计;他二十二岁才开始学习阅读。他当过泥水工,一八九〇年参加工总,一八九四年参加社会党,很快就在这两个组织当中担任了重要职务。他在一九一七年大罢工后被判处死刑,后改判为终身监禁,由于在一九一八年当选为议员而获释。他坚决反对参加第三国际,激烈地反对共产主义,利用西班牙社会党的力量来支持第二国际的重建。他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担任国务委员,在共和国时期的阿萨尼亚政府中担任劳工部长,他鼓吹工会与社会党应该与国家合作,他是最公然的改良主义的领袖。然而,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他公开宣称:“如今社会革命是群众唯一的希望。”


    这是因为,他担任部长的经历,令他深感失望。他是最早同阿萨尼亚发生冲突的社会党人之一;劳工部的大小官员公然违抗他的命令,嘲讽他的改良计划。因此他得出结论:改良主义正在把工人运动带进绝路。他说:“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内,就连半点社会主义都搞不起来。”从那时开始,他就不得不另找出路[48]。


    一九三四年,社会党开始组建工人同盟(Alianza Obrera),便是这条新路线的第一个实际成果;工人同盟是工人阶级工会与政党的联合阵线组织,但是,只有阿斯图里亚斯的西共与全劳联愿意参加这个组织,其他地方的西共和全劳联都拒绝参加。一九三四年,工人同盟在阿斯图里亚斯组织了反对右协入阁的总罢工,西共到最后一刻才加入工人同盟;在总罢工之后,工人同盟又领导了革命起义。洛佩斯·德·奥乔亚[49]将军指挥军队镇压起义,并用包括摩尔人和外籍军团在内的部队打头阵;在来自不同组织的活动家的领导下,阿斯图里亚斯矿工利用各种简易武器,同镇压部队浴血奋战了十多天。其它地方的运动都失败了:运动在加泰罗尼亚失败的原因是某些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分子的背叛,以及艾斯凯拉的动摇,最重要的原因是全劳联拒绝参加;在马德里失败的原因是没有进行认真的准备。失败之后,紧接着就是镇压——超过三千名工人被杀害,他们大多是被当场枪杀的;七千多人受伤;四万多人被监禁——可是,鼓舞了这次运动的革命意识,却没有被摧毁。西班牙工人,无论是无政府主义者还是社会党人,都把阿斯图里亚斯起义当成光荣的榜样,它是工人通过阶级组织(革命委员会)武装工人、组建部队、夺取政权的第一次尝试;简单来说,就是建立工人国家、反对寡头国家的第一次尝试。它的战斗口号UHP(“Unios,Hermanos Proletarios!”的缩写,意为“无产阶级兄弟们,团结起来!”)成了整个阶级的口号。


    年事已高的拉尔戈·卡巴耶洛入狱了,这位工人运动的“实践者”与管理者,头一次开始阅读各种书籍。在六十七岁时,他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马克思、恩格斯、托洛茨基、布哈林……而最重要的是列宁的著作。他迷上了《国家与革命》,迷上了他曾激烈反对的俄国革命。他读的这些书,他身边的杰出知识分子(阿拉基斯泰因[50]、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51]、卡洛斯·德·巴莱巴尔[52]等人)对他的影响,使他更加坚信,他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所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他认为,“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的、议会的民主社会主义”,与“第三国际的受莫斯科指使的革命社会主义”都已经死亡,他幻想能有一个博采众前辈之长的第四国际,既能像第二国际那样,允许各国党自治,又能拥有第三国际的革命策略。他开始接近全劳联,并欢迎那些被共产党派来找他的人,而这些人找上他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支持“团结”的态度,而不是因为他迟迟才发现的革命前景。


    他的演变,正好与广大工农群众的演变一致,一九三四年十月之后的倒退,让他们都对共和国与改良主义感到幻灭,并转向了革命。拉尔戈·卡巴耶洛就成了他们的代表。没有一个工人阶级的领袖的威望可以与他相提并论,共产党为了利用他的威望,便拍他马屁,称他为西班牙的列宁。让—里夏尔·布洛什[53]给他描绘了一副迷人的肖像画:“他已经六十七岁,依然精力充沛……长着一个方方正正的脑袋,头发剪得很短……脸很宽,前额线条很直,嘴唇紧紧地抿着,个子虽瘦,却很有力,眼神明亮……疲惫不堪。”[54]


    卡巴耶洛的文章并不出色,他的演讲也很乏味,他能享有这样的威望,是因为他出身工人阶级,待人无比真诚,对自己要求严格。成千上万的工人在卡巴耶洛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就像他们一样,抛弃了改良主义。他是千万工人的一员。他的支持者总是说:“他不会背叛我们。”他属于人民俱乐部,他是马德里工人的偶像,他们热烈地倾听他的话语,他们动情地叫他“老头子”。他深受群众爱戴,在群众中间享有巨大的威望,这使他在关键时刻,成了西班牙政治舞台的主角之一。


因达雷西奥·普里耶托


    从一九一九年起,因达雷西奥·普里耶托就是卡巴耶洛在社会党内的劲敌。他是唯一一个比较有威信的社会党领袖,如果说他在群众当中没有威信,那么他至少在党的机关与政界里有点威信。长期以来,他和卡巴耶洛始终不能和睦相处,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气质和性格截然相反,更是因为他们代表着西班牙与西班牙社会主义运动的两股截然不同的势力、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双方的对抗,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要特点之一。


    普里耶托生于一八八三年,家境也十分贫寒,他十一岁就开始在毕尔巴鄂街头叫卖报纸和针线。他的聪明头脑,引起了银行家、实业家奥拉西奥·艾切瓦里耶塔[55]的注意,后者把他培养成了自己的得力助手。他很快就成了大报《自由主义者》(ElLiberal)的主人,成了社会党的领袖、左派人人尊敬的政界要人。


    美国大使克洛德·鲍尔斯[56]描写了他在议会中发言的样子:“个头不高,身材偏胖,头发几乎全部掉光了,只有后颈上面还有一点……他的演说富有激情,能够让人立刻肃然起敬。”他又写道:“他的嗓音洪亮,抑扬顿挫用得很巧妙,”不过,“他的演讲术的全部武器就是:风趣、讽刺、嘲讽、幽默、斥骂与戏仿。”[57]


    科尔佐夫[58]描写了他坐在安乐椅上的样子:“肥肥胖胖,脸色苍白,面带嘲讽……他的眼神是全西班牙最锐利的。”[59]他头脑敏锐,才智过人,他在社交场上无往而不利——他已经成了一个成功的商人——他是天赋异禀的议会演说家,能言善辩的辩论家,这使他成了共和派圈子里的社会党人,就像卡巴耶洛凭借耐心的组织工作与不懈的努力,成为了人民俱乐部与工人圈子里的社会党人一样。马德里泥水匠卡巴耶洛不知变通,又带有卡斯蒂利亚人的宗派主义,而普里耶托正好可以用他生意场上的自由主义、白手起家获得的成功,以及毕尔巴鄂工会活动家的灵活妥协的改良主义,来弥补卡巴耶洛的不足,普里耶托无疑要比卡巴耶洛更符合西方社会民主党人的精神,也更能得到西班牙共和派的青睐。


    所以,当社会党面临一九三六年的各种困难时,它便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自一九三五年起,普里耶托便控制了党的执行委员会;党内的干部与精英,特别是德高望重的阿斯图里亚斯矿工领袖冈萨雷斯·佩尼亚与贝拉尔米诺·托马斯[60],全都信任他。他是“机关的人”,而拉尔戈·卡巴耶洛是“群众的人”。卡巴耶洛控制着工总,并在党外享有巨大威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他与全劳联有过不少过节,但他却得到了全劳联的支持。普里耶托和卡巴耶洛在社会党里推行着相反的政策,使社会党在他们之间不断摇摆,这对彼此争斗不休的兄弟,似乎要利用每一个新问题,给他们的斗争做个了结。


全劳联与工总



    在共和国的最后时期,各个工人阶级政党与工会在政治上的分分合合,使人们难以对卷入其中的各种力量作出准确的分析。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比起具体的政治组织,工会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人民俱乐部与职业介绍所是工人的集体生活的中心,它们也就成了阶级的真正据点。




    在最后时期,工总与全劳联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一些变化,两大工会之间出现了全新的裂痕。两大工会确实都保住了自己的基本盘。加泰罗尼亚的产业工人基本都参加了全劳联,工总在那里的影响力并不强。全劳联还把安达卢西亚的农业短工给组织了起来。但在阿斯图里亚斯与里奥·丁托的矿工当中、在毕尔巴鄂的五金工人当中,大部分人都选择了工总;工总也在马德里地区占有优势。就算一个工会已经在某个地方占有优势,另一个工会也要在那里建立起有力的少数派,这样的少数派的影响力是不可忽视的。工总在科尔多瓦(Cordoba)、塞维利亚和马拉加(Málaga),以及安达卢西亚所有城镇都拥有强大的组织。它还在巴达霍斯、卡塞雷斯(Cáceres)和塞维利亚各省建立了日雇工的组织。全劳联也试图在马德里取得立足点,它控制了大部分的建筑工人,而建筑工会又是最有战斗性的工会之一。在阿斯图里亚斯,为了争取米耶雷斯(Mieres)与萨马·德·兰格雷奥(Sama de Langreo)的矿工的支持,全劳联的五金工人在拉·费尔盖拉和希洪(Gijón)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尽管工总在毕尔巴鄂占据优势,它却在巴斯克地区遭到了国民派的“团结”工团的有力挑战,而全劳联只能从外籍劳工当中吸收会员。在瓦伦西亚,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着码头工人,但工厂却掌握在工总手里。工总旗下的农业工人协会控制着中部地区的工人,而更贫穷、更偏远的地区则属于全劳联。工总的传统追随者,是无产阶级当中特权较多、比较保守的那些阶层,但由于工总在那几年里采取了激进的方针,这种传统的分野已经不那么明显了,而全劳联的优柔寡断,也不一定能使它获得更坚定的分子的支持。


    全劳联的力量时常会由于局部行动的成败,而发生剧烈的起伏与明显的变化,与它相比,人员调配得当、组织运转有方的工总,看起来力量要更稳定一些。尽管两大工会的会员人数在一九三五年大致相等,都有一百万会员,但在共和国的最后时期,工总却出现了大幅增长,很快就达到了一百五十万人,远远超过了全劳联。


    总而言之,由于这两大工会组织都吸收了上百万的工人参加,所以,由传统的思潮而产生的各种新思潮,就可以另辟蹊径,在这些工会内部发展壮大,然后转而反对旧的思潮。其实,“正统”的共产主义者——斯大林派,与共产主义者中的“异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就曾挺身而出,为了争夺工总与全劳联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控制权,向无政府主义者与社会党发起了挑战。


共产党


    下文讲述的是西班牙共产党的诞生。维克托·塞尔日[61]曾有一个梦想:以列宁和第三国际为核心,将共产主义运动重新统一起来;把由于马克思与巴库宁分道扬镳而产生的两个流派,集权派与自由派,社会主义运动与无政府主义运动,重新统一起来;而在俄国革命爆发后的几个月里,革命产生的吸引力,似乎就要让这个梦想化为现实了。但是它在短期内只获得了不多的成果。过了几年之后,它就显得荒谬可笑了。


    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是由三股潮流汇聚而成的:由安德拉德[62]与波尔特拉[63]率领的社会主义青年运动;然后是由佩雷斯·索利斯[64]、加西亚·凯西多、安吉亚诺、拉莫内达[65]与安德烈乌·宁等人率领的社会党少数派;不久之后又出现了以华金·毛林、佩德洛·波内特(Pedro Bonet)、戴维·雷[66]等人领导的《战斗报》(La Batalla)集团,他们后来成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活动家。两年后,加西亚·凯西多、拉莫内达和安吉亚诺脱离了共产党,回到了社会党。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共产党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共产国际发来的各种指示,又使它陷入了内部争斗,元气大伤。尽管它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统治的末期,得到了由何塞·迪亚斯[67]与米赫[68]率领的安达卢西亚全劳联活动家的支持,但也失去了由毛林和波内特领导的加泰罗尼亚与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三千名活动家。加泰罗尼亚与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参加了由乔尔迪阿克尔与茹安·法雷·加索[69]领导的加泰罗尼亚人共产党,成立了工农同盟(Bloque Obrero y Campesino)[70],波尔特拉和戈尔金[71]也参加了工农同盟,戈尔金曾在莫斯科为共产国际工作;毛林担任了总书记。安德烈乌·宁曾担任红色工会国际书记,后来参加了左翼反对派,支持托洛茨基的政治立场,反对斯大林。一九三一年宁返回西班牙,与安德拉德一起成立了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Izquierda Comunista de España)。而党的第一任总书记[72]奥斯卡尔·佩雷斯·索利斯却开始转向,他最后参加了长枪党。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三〇年,党员人数始终只有几百人,甚至无法召开代表大会。在一九三二年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曾经“战胜”过宁与毛林的总书记布利耶霍斯[73]、特里利亚[74]和阿达梅[75]等人,由于在桑胡尔霍政变中错误地提出了“保卫共和国”的机会主义口号,而被开除出党[76]。在一九三三年大选中,共产党仅有一人当选议员——波利瓦尔[77]医生在马拉加当选,而他能够当选的主要原因是他享有“穷人的医生”的美誉,而不是他的政纲。


斯大林派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与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


    共产党发展得比较缓慢:在内战爆发前夕,它只有三万名党员。它的领袖基本上没有多大名气,有些领袖加入的时间也不长,比如总书记何塞·迪亚斯是一九二九年才入党的。共产党领导层中的“强人”赫苏斯·埃尔南德斯[78]年仅二十六岁:他十四岁入党,二十二岁进入政治局。他和安东尼奥·米赫、马丁内斯·卡尔通[79]与乌里贝[80]都不曾在工人运动中发挥过真正的作用。他们从来没有领导过群众组织,只是因为接受过党机关的训练,能够灵活运用党机关的各种装置,才爬到高位的。唯一一个能在党外享有真正的威望的共产党领袖是一个女人:多洛蕾丝·伊巴鲁里·戈麦斯[81],外号“热情之花”,她擅长在群众面前演讲,并有过长年的斗争经验;在阿斯图里亚斯起义失败后,她被判处十五年徒刑。


    主流派共产党在西班牙的工人运动中是非常孤立的,他们只在阿斯图里亚斯矿工当中拥有一个比较有力的少数派,在马拉加、加迪斯(Cádiz)、特别是塞维利亚控制了几个工会;打破这种孤立局面,就是他们全部工作的重心。


    西班牙共和国成立时,共产国际正陷入了极端宗派主义的“第三时期”:世界各国共产党全力对付社会党,将其痛斥为“社会法西斯主义”,并拒绝同社会党结成统一战线。在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一日以前,西班牙共产党一直将工人同盟斥为“反动势力的集合”与“反革命的神圣同盟”。西共在最后一刻突然扭转了方向,参加了十月起义。但是,共产国际在此之后改变了路线。西共指出,必须“深化”和“扩展”工人同盟,它提出的公式,与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上提出的人民阵线其实并不一样,季米特洛夫提出的人民阵线,是以民主改良的纲领为基础,同自由主义共和派结盟。而西共却积极开展有利于工会的宣传活动,力争实现工人阶级的政治团结。它以前曾把自己控制的几个工会组成了工人联合总会(Confederación General del Trabajo Unitário,CGTU),并让工人联合总会参加了红色工会国际;现在它解散了工人联合总会,让工人联合总会的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工总。在政治方面,它以团结作为工作的主轴,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它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正式组织的余部同其它一些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组织(包括茹安·柯莫雷拉[82]的社会主义者同盟在内)合并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83]。在拉尔戈·卡巴耶洛的副手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的推动下,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共产主义青年团也合并为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拉尔戈·卡巴耶洛本人显然不愿意将两者合并,但他的政策却给合并开了绿灯,这一合并,使这位工总的老领导与社会党失去了二十万青年积极分子,他们都是工人阶级年轻一代的精华。几个月后,统社青的整个领导层访问苏联,然后他们全都参加了西共[84]。统社青总书记桑蒂亚戈·卡里约[85]年仅二十岁,他是国会议员、工会活动家和卡巴耶洛支持者文塞拉奥·卡里约[86]的儿子;他此前担任社青团总书记,在一九三四年以后曾同情过托派;他很快就进入了共产党的领导层,由他促成的青年们的团结,给社会党的大人做出了表率。


    这是主流派共产党的一大胜利,首先,它使共产党获得了群众基础,并能通过这个基础,在社会党内开展活动;其次,它使共产党获得了一个决定性的优势,压倒了共产党的死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异端”派别,这些“异端”当中,有些人还曾以为他们能够成为社青团思想上的领路人。


共产主义者的“异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各种以共产主义自居、但又脱离了主流的共产党的集团,都有各自的来历。共产国际曾强行推行组建“红色工会”——工人联合总会、同工总与全劳联对抗的政策,反对这一政策的毛林等人组建了工农同盟。而且,他们对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持同情态度,这使他们同艾斯凯拉的关系比较密切。在共产国际强推极左路线的这段时期,有不少集团向右偏转,反对极左路线,脱离了主流的共产党,工农同盟就是这类集团之一;在只涉及俄国的问题上,这类集团都没有明确表态,工农同盟也不例外,而且它的报纸《战斗报》往往会为一些非常接近斯大林派的意见辩护。


    另一方面,由于俄国共产党的内部分歧,产生出了托洛茨基左翼反对派,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支持左翼反对派的立场,它的领袖是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的另外两位先驱者——安德烈乌·宁与安德拉德。在一九三四年以前,这个组织人数很少,但它拥有一批很重要的干部,他们主要把精力用在理论工作上,创办了《共产主义》(Comunismo)杂志。托洛茨基一直要求他们打入社会党,构成社会党的革命派,但他们在一九三四年拒绝了这个要求,同托洛茨基决裂了[87];他们决定与工农同盟合并,成立一个新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反对统工党的人,给统工党扣上了“托派”的帽子[88];托洛茨基和他的朋友也与统工党一刀两断,对统工党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统工党只有在加泰罗尼亚才真正算得上一股力量,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它只有三千名党员。但是,西共与统社党具有各种弱点,而统工党既拥有宁和毛林这样深孚众望、英勇无畏的领袖,又有戈尔金、波尔特拉、安德拉德和阿克尔这样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骨干,它似乎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它在任何场合都会引起主流派共产党和全劳联的领袖的注意——他们正在有条不紊地把统工党活动家赶出全劳联旗下的各个工会。


    统工党自认为代表了真正的共产主义,并自称忠于列宁的思想,在革命时期,它对双方都构成了真正的威胁。西班牙工人运动正面临着一个难题:是同共和派结盟,还是在议会体制外进行暴力斗争?统工党自称能回答这个问题,它给出的答案就是:为了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政治斗争。它支持工人同盟,批判斯大林派共产党鼓吹的人民阵线政策,它批评人民阵线政策其实是阶级合作政策;它还试图让西班牙工人相信:战胜法西斯主义的唯一办法,就是工人革命。它确实曾有可能胜利,这点没有人怀疑——至少它确实有可能说服并争取那些“具有革命的本能、却在政治上被搅乱了头脑的群众”[89],而这部分群众当时追随的是全劳联—伊无联[90]。

[1]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巴库宁(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акунин,1814530日——1876713日),俄国革命家,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中译者注


[2] 巴库宁的徒子徒孙喜欢自命为“自由社会主义者”(libertarian socialists),简称libertarians,虽然这个词也翻译为“自由派”(又译“自由意志派”),但它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liberals)并不是一回事,希望读者注意鉴别。下文中凡是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自由派”,均为libertarians,其实就是无政府主义派。——中译者注


[3]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Alliance of Socialist Democracy),请参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18卷,第365515页。


可在下列地址阅读: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18/055.htm——中译者注


[4] 请参阅下文对杜鲁蒂的描写。这种传统或许可以叫做游侠骑士—游击队员—草莽英雄传统,它源自农民对绿林好汉的爱畏交加的感情。——原注


[5] 圣伊米耶(St.Imier)代表大会,1872年。——原注


1872年,巴库宁派在瑞士圣伊米耶召开会议,拒绝接受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拒绝承认第一国际总委员会,这次会议造成了第一国际的公开分裂。——中译者注


[6] 弗兰西斯科·费雷尔·瓜尔迪亚(Francisco Ferrer Guardia1859110日——19091013日),生于巴塞罗那。1901年在西班牙开办“现代学校”(Escuela Moderna),1906年因涉嫌刺杀阿尔方索十三世而被捕,一年后获释。1909年加泰罗尼亚工人暴动后被捕,同年1013日遇害。——中译者注


[7] 安塞尔莫·洛伦索·阿斯佩里亚(Anselmo Lorenzo Asperilla1841421日——19141130日),早期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的重要活动家,他是费雷尔的挚友。1871年参加第一国际西班牙支部。1910年参与创建全国劳工联盟。——中译者注


[8] 法国总工会(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travailCGT)是法国最大的工会组织,在二十世纪初曾被工团主义控制,从三十年代开始逐渐被法国共产党所控制。——中译者注


[9] 安德烈乌·宁·佩雷斯(加泰罗尼亚语:Andreu Nin i Perez;西班牙语:Andrés Nin Pérez189224日——1937620日),生于加泰罗尼亚地区塔拉戈纳省艾尔·文德雷伊镇(El Vendrell)。1917年参加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后参与成立西班牙共产党。曾在莫斯科为共产国际与红色工会国际工作。后参加左翼反对派,回到西班牙后,在西班牙共产党内建立了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Izquierda Comunista de España)。由于在许多问题上与托洛茨基产生分歧,脱离左翼反对派。1935年与毛林一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1936年初参加人民阵线,并出任加泰罗尼亚政府的司法部长。193612月辞去司法部长的职务。19376月,在斯大林党的强烈要求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被取缔,宁和党的大部分领导人都被逮捕,并遭到秘密杀害。——中译者注


[10] 华金·毛林·胡利亚(Joaquín Maurín Juliá,1896112日——1973115日),生于西班牙阿拉贡地区韦斯卡省波南萨镇(Bonansa),青年时即投身革命,参加了全国劳工联盟,1921年前往莫斯科参加了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回国后当选为全国劳工联盟总书记,随后被捕入狱。获释后在全劳联内成立布尔什维克派组织革命工会委员会(Comités Sindicalistas Revolucionarios)。1924年参加西班牙共产党,负责组建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地区的党组织——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Federació Comunista Catalano-Balear)。19251月再次被捕,1927年获释后流亡巴黎。1930年返回巴塞罗那,后因不赞成斯大林主义,率领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脱离西班牙共产党,同年与加泰罗尼亚人共产党(Partit Comunista Català)合并,1933年改组为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Federación Comunista Ibérica)。19359月,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与安德烈乌·宁领导的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合并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POUM),由毛林出任总书记。19362月,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参加了人民阵线,毛林当选为议员。西班牙第二共和国被弗朗哥领导的反动势力颠覆后,毛林被捕,1944年获释后流亡美国,1973年于纽约逝世。——中译者注


[11] 维克托·塞尔日(Victor Serge18901947)曾在莫斯科会见过宁和毛林,后来他是这样描写他们的首次见面的:“毛林是来自雷里达(Lérida)的教师,而宁是来自巴塞罗那的教师,他们俩的特点一眼就能看出来:毛林看起来就像是前拉斐尔时期的画家笔下的骑士;宁戴着一副金边眼镜,表情专心致志,只有强烈的刺激才能使他分神。”(《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19011941[Memoirs of a Revolutionary,1901-1941],牛津:牛津大学,1967年。)——原注


[12] 塞维里亚诺·马丁内斯·阿尼多(Severiano Martínez Anido1862521日——19381224日),西班牙军官,曾参加过镇压菲律宾革命与摩洛哥起义的战争。1920年至1922年出任巴塞罗那总督,任上利用雇佣枪手杀害了大批工人阶级的战士。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政权时期,于1923年至1930年出任内务部长。内战爆发后投靠弗朗哥,担任反动政府的公共秩序部长。——中译者注


[13] 萨尔瓦多·塞吉,外号“糖块小子”(ElNoy de Sucre),跟何塞·内格雷(José Negre)一样,他也担任过全劳联第一书记,他是安塞尔莫·洛伦索培养出来的无政府主义战士之一。他刚参加斗争时,是“普托之子”(Els Fils de Puto)小组的一员(他的后任、五金工人佩斯塔尼亚也参加过这个小组)。——原注


[14] 罗贝尔·卢松(Robert Louzon1882630日——197698日),法国工会活动家、革命工团主义者。——中译者注


[15] 《无产阶级革命》(La Révolution prolétarienne),1936125日。——原注


[16] 艾里科·马拉泰斯塔(Errico Malatesta18531214日——1932722日),意大利无政府主义思想家,生于卡塞塔省(Caserta)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在那不勒斯大学求学期间开始接触政治活动,并因参加示威游行而被开除。1871年参加第一国际那不勒斯支部。1872年遇见了巴库宁,并参加了圣伊米耶会议。1877年在贝内文托(Benevento)发动起义,事败后被捕,被监禁十六个月。1878年被迫流亡国外。1898年潜回国内,试图发动起义,1899年被捕,同年5月越狱。1919年回国,1921年又一次被捕,两个月后获释。1932年去世。——中译者注


[17] 安赫尔·佩斯塔尼亚·努涅斯(ángel Pestaña Nuñez1886214日——19371211日),生于彭费拉达(Ponferrada)一个穷困家庭,当过钟表匠学徒。青年时投身无政府主义运动。在工人运动中表现积极,1916年担任《工人团结报》编辑。1920年参加共产国际二大。1922年被当局收买的杀手刺杀,身负重伤。1929年曾短暂担任全劳联总书记,1930年至1932年再次担任总书记。1931年发表《三十人声明》(Manifiesto de los Treinta),严厉批判了伊无联,并因此被开除出全劳联。同年年底创建工团主义党(Partido Sindicalista),1936年参加人民阵线。1937年因病去世。——中译者注


[18] 茹安·佩洛·贝利斯(Joan Peiró i Belis1887218日——1942724日),生于巴塞罗那,当过玻璃工人。1906年开始参加工会运动,1916年至1920年担任西班牙玻璃工与油漆工协会(Federación Española de Vidrieros y Cristaleros)总书记,1922年至1923年、1927年至1929年两次担任全劳联总书记,1930年担任《工人团结报》编辑,1931年同佩斯塔尼亚等人一起发表《三十人声明》,被全劳联开除。193611月至19375月出任人民阵线政府的工业部长。共和国被颠覆后流亡法国,被维希法国政府逮捕后引渡给弗朗哥独裁政府,1942724日遇害。——中译者注


[19] 胡安·洛佩斯·桑切斯(Juan López Sánchez1900116日——1972年?月?日),生于布利亚斯,当过建筑工人。在参加巴塞罗那建筑工会期间开始参与政治活动,并因此在1920年被监禁。1926年获释后参加了全劳联的地下活动。1929年当选为全劳联全国委员会委员,19318月同佩斯塔尼亚等人一起发表《三十人声明》,1932年被开除出全劳联后,参加了工会反对派的活动。19331月佩斯塔尼亚等人建立自由工会联合会(Federación Sindicalista Libertaria),洛佩斯成为了这个组织的主要理论家,并推动该组织在1936年重新参加全劳联。内战爆发后,于19369月至19375月出任贸易部长。共和国被颠覆后流亡国外,1966年回国。——中译者注


[20] 佩斯塔尼亚自己成立了工团主义党。19362月他当选为国会议员。——原注


[21] 全劳联成立的各种自卫委员会是真正的民兵组织。——原注


[22] 何塞·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杜曼赫(José Buenaventura Durruti Dumange1896714日——19361120日),生于雷昂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4岁时在铁路上当机修学徒。1913年参加工人总同盟,在1917年大罢工中,由于坚持革命立场,被工总开除。为了躲避反动政府的追捕,逃往法国,1920年返回西班牙,1921年前往巴塞罗那,1922年在那里成立了“团结”小组,1923年“团结”小组刺杀了红衣主教索尔德维利亚。普里莫·德·里维拉建立独裁政权后,杜鲁蒂同“团结”小组向反动政府发动了多次袭击,随后逃往阿根廷,又重新返回西班牙。内战爆发后,杜鲁蒂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民兵的工作,在马德里保卫战中牺牲。——中译者注


[23] 菲德丽卡·蒙蔡尼·马尼耶(Federica Montseny Mañé,1905212日——1994114日),生于马德里,父母都是无政府主义者。1923年进入《工人团结报》编辑部工作,在那里一直干到1936年。1931年参加全劳联,开始参加宣传工作。内战爆发后参加了人民阵线政府,于193611月至19375月出任卫生部长。共和国被颠覆后流亡国外,1977年回国,1994年在法国图卢兹逝世。——中译者注


[24] 迭戈·阿巴德·德·桑蒂利安(Diego Abad de Santillán1897520日——19831018日),本名西内西奥·保迪利奥·加西亚·费尔南德斯(Sinesio Baudilio García Fernández),生于雷昂省,8岁时岁父母移居阿根廷。1912年返回西班牙,1915年进入马德里大学求学,因参加1917年大罢工而被监禁,在狱中开始接触无政府主义运动,1918年获释后返回阿根廷,参加了阿根廷地区工人联合会(Federación Obrera Regional Argentina),担任该组织周刊《抗议》(LaProtesta)编辑。1922年代表该组织前往柏林,出席国际工人协会(International Workingmen Association,该组织虽然与第一国际同名,但它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国际组织,请勿混淆)的成立大会。1930年因被指控犯有颠覆罪,逃往乌拉圭,西班牙共和国成立后,前往西班牙,1933年在巴塞罗那定居,为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合会工作。1935年担任半岛委员会书记。内战爆发后,帮助组建加泰罗尼亚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193612月至19374月在加泰罗尼亚政府中担任经济部长,共和国被颠覆后返回阿根廷。弗朗哥独裁政权垮台后返回西班牙,在巴塞罗那定居。——中译者注


[25] 按照何塞·佩拉茨(Jose Peirats)的说法,桑蒂利安本名西内西奥·加西亚·埃尔南德斯(Sinesio Garcia Hernandez),生于雷昂,少年时移民阿根廷,佩拉茨在他的报道中解释了这一点。——原注


[26] 曼努埃尔·艾斯科尔萨·德尔·巴尔(Manuel Escorza del Val19121968),全劳联会员之子,因患脊髓灰质炎而残疾。内战爆发后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民兵的工作,在无政府主义者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共和国被颠覆后流亡智利。——中译者注


[27] 格雷戈里奥·若维尔·科尔特斯(Gregorio Jover Cortés18911964),生于特鲁埃尔(Teruel),二十年代初参加“团结”小组,与杜鲁蒂等人参加过多次袭击行动,并在1921年刺杀了首相达托。1924年流亡法国,1926年随杜鲁蒂等人流亡拉丁美洲,1927返回法国,参加了刺杀阿尔方索十三世的行动。共和国成立后返回西班牙,内战爆发后积极参加组建反法西斯民兵的工作。1937年担任第28师师长,1938年担任第10军军长。共和国被颠覆后流亡墨西哥。——中译者注


[28] 布伦南,《西班牙谜题》,第250页。——原注


[29] 弗兰西斯科·阿斯卡索·阿巴迪亚(Francisco Ascaso Abadía190141日——1936720日),曾当过面包师和侍者,参加过全劳联。1922年与杜鲁蒂等人成立“团结”小组,进行过多次袭击行动。1923年流亡法国,随后与杜鲁蒂等人流亡拉美,参加过阿根廷无政府主义者的行动,返回法国后,因涉嫌谋刺阿尔方索十三世而被捕,获释后被驱逐出境,各地流浪,共和国成立后返回西班牙,参加了多次起义。1934年当选为全劳联加泰罗尼亚地区委员会总书记。内战爆发后,在第一天的战斗中牺牲。——中译者注


[30] 何塞·加西亚·奥利维尔(Juan García Oliver19011980),1920年参加全劳联,二十年代初参加“团结”小组,参加过多次袭击活动。1931年参加伊无联,积极鼓吹激进的革命路线。193611月至19375月参加卡巴耶洛政府,出任司法部长。在19375月巴塞罗那起义中劝说起义者投降。共和国被颠覆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31] 爱德华多·达托·伊拉迪耶尔(Eduardo Dato e Iradier1856812日——192138日),生于拉科鲁尼亚,1875年获得法学学位,1877年开设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1883年首次当选为议员,曾担任内务大臣和司法大臣,1907年出任马德里市长,191310月至191512月、19176月至11月、19205月至19213月三次出任首相。192138日被无政府主义者刺杀。——中译者注


[32] 拉蒙·阿尔奇斯·塞拉(Ramon Archs I Serra18831921),无政府主义者,全劳联活动家,1921年参与刺杀达托,同年6月被杀害。——中译者注


[33] 拉蒙·卡萨内利亚斯·柳奇(Ramon Casanellas i Lluch18971933),刺杀达托的实际执行者之一,刺杀得手后逃往苏联,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人大学学习,1924年前往墨西哥工作。1931年返回巴塞罗那,参与加泰罗尼亚共产党的工作,19323月被捕后被驱逐出境,19332月再次返回西班牙,因车祸去世。——中译者注


[34] 胡安·索尔德维利亚·罗梅洛(Juan Soldevilla y Romero18431029日——192364日),反动主教,曾窝藏镇压工人运动的杀手,192364日被处决。——中译者注


[35] 米哈伊尔·科尔佐夫(Михаил Кольцов),《西班牙日记》(Испанский дневник),莫斯科,苏联作家出版社(Советскийписатель),1957年,第43页。——原注


[36] 《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Buenaventura Durruti),巴塞罗那,全劳联—伊无联宣传处(Services Officiels de Propagande de la CNT-FAI),1937,全劳联—伊无联的小册子。——原注


[37] 出自《多伦多星报》(Toronto Star)的记者皮埃尔·范·帕森(Pierre van Paassen)对杜鲁蒂的采访,转引自菲利克斯·莫洛,《西班牙的革命与反革命》(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Spain),纽约,先锋出版社(Pioneer Publishers),1938年,第189页。——原注


这段采访可在下列地址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orrow-felix/1938/revolution-spain/ch17.htm——中译者注


[38] 保利诺·伊格雷西亚斯·波塞(Paulino Iglesias Posse18501017日——1925129日),通称帕布洛·伊格雷西亚斯(Pablo Iglesias,早期西班牙社会主义运动重要领袖之一。自幼家境贫寒,九岁丧父后辍学,四处流浪,当过印刷工人,学会了法语,开始翻译法文的社会主义著作。1870年参加第一国际西班牙支部。1873年参加图画印刷工会,1874年当选为该工会主席。1879年成立西班牙工人社会党,1888年成立工人总同盟,1889年当选为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他担任这个职务长达36年之久。——中译者注


[39] 儒勒·巴西尔·盖德(Jules Basile Guesde18451111日——1922728日),法国社会主义者,1880年与保罗·拉法格(Paul Lafargue)等人一起成立了法国工人党。长期积极参加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和第二国际的活动,一战爆发后,支持法国政府参战。——中译者注


[40] 何塞·梅萨·雷昂帕尔特(José Mesa y Leompart18311904),西班牙社会主义运动早期重要人物之一,曾是共和派,巴黎公社起义后转向马克思主义,1879年参与成立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并曾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译为西班牙语。——中译者注


[41] 保尔·拉法格(Paul Lafargue1842115日——19111126日),生于古巴圣地亚哥。1851年随全家迁回法国波尔多。1864年进入巴黎大学。在普鲁东影响下,参加了第一国际。后来逐步接近马克思主义。1868年与马克思的次女劳拉结婚。巴黎公社失败后流亡西班牙,与无政府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879年与盖德等人成立法国工人党。1889年主持召开第二国际成立大会。1911年与妻子一起自杀。——中译者注


[42] 弗兰西斯科·莫拉·门德斯(Francisco Mora Méndez1842926日——1924522日),当过鞋匠,1952年进入马德里皇家音乐学院学习。1869年参与创建第一国际马德里支部。1879年参与创建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曾任社会党全国委员会委员、副主席。——中译者注


[43] 安东尼奥·加西亚·凯西多(Antonio Garcia Quejido1856216日——1927612日),生于马德里,当过排印工人。1879年参与创建西班牙工人社会党。1888年参与创建工人总同盟,同年当选为工人总同盟主席。1894年至1905年担任工人总同盟总书记。1897年当选为工人社会党全国委员会总书记,1899年至1902年再次担任工人社会党全国委员会总书记。俄国革命爆发后,支持参加第三国际,并于1921年脱离工人社会党,建立了西班牙共产主义工人党,西班牙共产主义工人党与西班牙人共产党合并为西班牙共产党后担任总书记。——中译者注


[44] “二十一条”是指参加共产国际所必须满足的21个条件,具体请参阅《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9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98页。——中译者注


[45] 达尼埃尔·安吉亚诺·曼加多(Daniel Anguiano Mangado18821211日——1963812日),1905年参加社会党。因参与1917年大罢工而被监禁,被判处终生监禁。因当选为议员而在1918年获释。1920年被社会党派往俄国考察,回国后建议社会党参加第三国际。与加西亚·凯西多一起脱离社会党后成立西班牙共产主义工人党,然后又加入了西班牙共产党。共和国被颠覆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46] 弗兰西斯科·拉尔戈·卡巴耶洛(Francisco Largo Caballero18691015日——1946323日),生于马德里,1894年参加西班牙工人社会党。1918年至1938年担任工人总同盟(Unió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总书记,1919年参与创建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并当选为执行局委员。德·里维拉将军发动政变、建立军事独裁后,他领导社会党和工总同独裁政府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第二共和国成立后,于1931年至1933年任劳工部长。1932年至1935年任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书记。19369月至19375月任总理。1939年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47] 因达雷西奥·普里耶托·图埃洛(Indalecio Prieto Tuero1883430日——1962212日),生于奥维耶多,六岁丧父后,随母亲迁居毕尔巴鄂。曾在街头卖报,在报社当过速记员。1899年参加社会党。逐渐成为巴斯克地区社会党的重要领袖。曾参加组织1917年大罢工,后逃往法国。1918年当选议员后,于4月回国。在二十年代反对拉尔戈·卡巴耶洛的同独裁政府合作的路线。共和国成立后,曾在第一届阿萨尼亚政府中担任财政部长和公共建设部长,19369月至19375月担任海军与空军部长,19375月至19384月担任国防部长。1935年至1948年担任社会党主席。共和国被颠覆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48] 请参阅小册子《向工人发表的演讲》(discursosa los trabajodores)(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出版社[Ediciones El Socialista]1934)。——原注


[49] 爱德华多·洛佩斯·奥乔亚·波尔通多(Eduardo López Ochoa y Portoundo18771936),西班牙将军,曾镇压193410月阿斯图里亚斯起义。19368月在马德里被无政府主义者枪杀。——中译者注


[50] 路易斯·阿拉吉斯泰因·凯维多(Luis Araquistáin Quevedo1886618日——195988日),曾当过领航员,1915年至1923年担任《西班牙》(España)杂志编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加入社会党,1929年第二次参加社会党。共和国成立后,曾参与起草新宪法。他是社会党左翼的理论家,支持无产阶级专政。19323月至19335月曾任驻德大使。19367月出任驻法大使,共和国失败后流亡国外,流亡期间逐步抛弃革命立场,转向改良立场。——中译者注


[51] 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奥约奇(Julio álvarez del Vayo y Olloqui189129日——197553日)。曾在马德里大学学习法学,并在巴利亚多利德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又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读博士后课程。他年轻时就参加了社会党,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反对社会党同政府合作的路线。第二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驻墨西哥大使和驻苏联大使。19369月至19375月曾担任人民阵线政府的外交部长。共和国被颠覆后流亡国外。1963年成立西班牙民族解放阵线(Frente Español de Liberación Nacional),1970年西班牙民族解放阵线并入革命反法西斯爱国阵线(Frente Revolucionario Antifascista y Patriota)后担任代理主席,继续进行反弗朗哥独裁政权的斗争。1975年因心脏病去世。——中译者注


[52] 卡洛斯·德·巴莱巴尔·艾斯彭达布鲁(Carlos de Baraibar y Espondaburu18951972),记者,编辑。起初是巴斯克民族主义者,后来转向社会主义。与卡巴耶洛是终生至交,并大力支持卡巴耶洛的政策。共和国被颠覆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53] 让—里夏尔·布洛什(Jean-Richard Bloch1884525日——1947315日),法国作家、诗人。1921年曾参加法国共产党,在“布尔什维克化”时期退党。三十年代积极参加共产党组织的文艺界活动,1939年重新参加法国共产党。19414月流亡苏联,19452月回国。——中译者注


[54] 让—里夏尔·布洛什,《西班牙,西班牙!》(Espagne,Espagne!),巴黎,国际社会出版社(Editions Sociales Internationales ,1936年,第7980页。——原注


[55] 奥拉西奥·艾切瓦里耶塔·马鲁里(Horacio Echevarrieta Maruri1870915日——1963520日),西班牙商人、银行家、实业家。——中译者注


[56] 克洛德·格纳德·鲍尔斯(Claude Gernade Bowers18781120日——1958121日),美国民主党人,曾撰写民主党的史书,1933年至1939年任美国驻西班牙大使,1939年至1953年任驻智利大使。——中译者注


[57] 克洛德·鲍尔斯,《出使西班牙(19331939)》(Ma missionen Espagne[1933-1939]),巴黎,弗拉马里昂出版社(Flammarion),1956年,第43页。——原注


[58] 米哈伊尔·叶菲莫维奇·科尔佐夫(Михаил Ефимович Кольцов,1898612日——194022日),原姓弗里德兰德(Фридлянд),生于基辅一个犹太鞋匠家庭,1917年参加革命,1918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内战结束后成为著名记者,并进入《真理报》编辑部工作。曾被派往西班牙担任《真理报》特约记者。1937年返回苏联,1938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0年遇害。1954年平反。——中译者注


[59] 科尔佐夫,《西班牙日记》,第73页。——原注


[60] 贝拉尔米诺·托马斯·阿尔瓦雷斯(Belarmino Tomás álvarez1892429日——1950914日),阿斯图里亚斯矿工工会(Sindicato Minero Asturiano)总书记,1934年阿斯图里亚斯矿工领导人之一,起义失败后被判处死刑,后改判终身苦役。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获释。在内战期间积极组织阿斯图里亚斯工人民兵,共和国被颠覆后流亡墨西哥。——中译者注


[61] 维克托·塞尔日(Victor Serge18901230日——19471117日),本名维克托·利沃维奇·奇巴尔契奇(Виктор Львович Кибальчич),生于布鲁塞尔,父母都是俄国流亡者。早年曾是无政府主义者,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向往革命,1918年年底前往俄国,19191月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后来被派往柏林,192311月被迫离开德国,同年开始与俄国左翼反对派建立联系。1928年被开除出党,1933年被捕,1936年获释。离开苏联,定居法国。曾一度接近托洛茨基,但并未参加第四国际。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墨西哥。1947年病逝于墨西哥城。——中译者注


[62] 胡安·安德拉德·罗德里格斯(Juan Andrade Rodriguez189823日——198151日),1912岁参加激进共和党的青年团,1914年参加社会党的青年运动,1919年担任社青团机关报《革新》(Renovacion)周报编辑。十月革命后支持社会党参加共产国际,1920年率领部分社青团团员成立西班牙人共产党,并当选为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921年西班牙人共产党与西班牙共产主义工人党合并为西班牙共产党,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并担任机关报《火炬》周报编辑,1927年因支持左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1930年参与建立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并负责党的刊物《共产主义》(Comunismo),1935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成立后,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并担任机关报《战斗报》(La Batalla)编辑。内战爆发后前往巴塞罗那,并当选为统工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5月的巴塞罗那起义之后,于6月被捕,1938年年底获释,共和国被颠覆后流亡国外,1940年因参加法国抵抗运动再次被捕,1944年被抵抗运动解救,此后继续在西班牙流亡者当中进行革命工作。1978年返回西班牙,1981年于马德里去世。——中译者注


[63] 路易斯·波尔特拉·费尔南德斯(Luis Portela Fernández19011983),当过排印工人,1917年参加社青团,1919年当选为社青团全国委员会副书记,1920年随安德拉德等人一起创建西班牙人共产党,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流亡法国,共和国成立后回国,逐渐向右翼反对派靠拢,参加了工农同盟。因参加193410月起义,而被判处终生苦役,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获释。内战爆发后前往瓦伦西亚,当选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列万特联合会书记,19388月被捕,被判处15年徒刑,1939年共和军放弃瓦伦西亚前获释。共和国被颠覆后流亡国外,继续参加统工党的流亡活动。——中译者注


[64] 奥斯卡尔·佩雷斯·索利斯(óscar Pérez Solís1882824日——19511026日),出身于军人家庭,1898年进入炮兵学院学习,1904年获少尉军衔。在军队期间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10年参加巴利亚多利德社会主义小组(Agrupación Socialista ),1912年退役后,曾多次代表社会党参加选举。19174月因批评社会党应该对大罢工的失败负责,而暂时退出社会党,1918年重新参加社会党,并主张参加共产国际,1921年脱离社会党,参与创建西班牙共产主义工人党,西班牙共产主义工人党与西班牙人共产党合并后,担任党报《红旗报》(La Bandera Roja)编辑。19238月被捕,1924年获释后流亡法国,同年回国,1925年再次被捕,在狱中皈依天主教,抛弃了共产主义,出狱后投靠右翼运动,1933年参加长枪党,内战爆发后投靠了弗朗哥反动派。——中译者注


[65] 拉蒙·拉莫内达·费尔南德斯(Ramón Lamoneda Fernández189269日——1971227日),少年时参加社青团,后参加社会党与工总。1921年与佩雷斯·索利斯等人脱离社会党,参与创建西班牙共产主义工人党。后来又脱离西班牙共产党,回到了社会党。1936年当选为社会党总书记。1946年与内格林等人一起被社会党开除(2008年社会党恢复了他们的党籍)。——中译者注


[66] 戴维·雷(David Rey18891958),本名达尼埃尔·雷布尔·卡布雷(Daniel Rebull Cabré),1910年参加全劳联,1930年参与创建工农同盟,1935年参与成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19375月起义失败后入狱,1939年共和军放弃巴塞罗那之前获释,共和国被颠覆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67] 何塞·拉莫斯·迪亚斯(José Díaz Ramos189553日——1942320日),生于塞维利亚,当过面包师,1913年参加塞维利亚面包师工会,不久后参加了全劳联。曾领导了1917年和1920年的大罢工。1925年被捕,1927年获释后参加了西班牙共产党。在19324月的西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同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不久后担任总书记。1935年出席共产国际七大。1939年共和国被颠覆后流亡苏联,在共产国际书记处工作。1942年因不堪忍受病痛而自杀。——中译者注


[68] 安东尼奥·米赫·加西亚(Antonio Mije García1905924日——197691日),生于塞维利亚一个工人家庭,当过面包师学徒,1919年参加全劳联,二十年代开始担任塞维利亚面包师工会司库,不久后担任该工会书记。1926年参加西班牙共产党,1932年担任西共书记处书记。内战爆发后积极参加军事工作。共和国被颠覆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69] 茹安·法雷·加索(Joan Farré Gassó,18921944),铁路工人,加泰罗尼亚人共产党、工农同盟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创建人,1937年统工党被镇压后,继续在地下领导统工党,1938年被捕,1939年流亡法国,二战期间参加法国抵抗运动,1941年被捕,1944年获释后被西班牙斯大林派暗杀。——中译者注


[70] 这里讲的不是很明白。实际情况是这样的:1930年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Federació Comunista Catalano-Balear)脱离西班牙共产党,同加泰罗尼亚人共产党(Partit Comunista Català)合并,然后于1931年成立了工农同盟(Bloc Obrer i Camperol),作为自己的群众组织。19336月,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改名为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Federación Comunista Ibérica)。19359月,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同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Izquierda Comunista de España)合并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但人们往往把工农同盟、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与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混为一谈。本书中也用工农同盟来指代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与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希望读者能多加注意。——中译者注


[71] 胡利安·戈尔金(Julián Gorkin19011987),本名胡利安·戈麦斯·加西亚—里维拉(Julián Gómez García-Ribera),1921年参与成立列万特共产主义者联盟(Federación Comunista de Levante),1929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开除。1933年与毛林一起领导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与工农同盟。193410月起义失败后再次流亡法国,1935年返回西班牙,参与创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内战爆发后前往巴塞罗那,领导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机关报《战斗报》(La Batalla)的编辑工作。1939年在反动军队攻占巴塞罗那前逃往巴黎,随后流亡墨西哥。四十年代末逐步堕落为反共分子,从1953年起参加反共组织“文化自由大会”,积极为反动阵营效劳。——中译者注


[72] 西共的第一任总书记应为加西亚·凯西多。——中译者注


[73] 何塞·布利耶霍斯·桑切斯(José Bullejos y Sanchez18991975),当过邮局职员,1920年参加西班牙人共产党,西班牙人共产党与西班牙共产主义工人党合并为西班牙共产党后,领导党的比斯开支部,19251月担任总书记。在19328月的桑胡尔霍政变中,由于支持共和国政府,遭到共产国际代表的批判后辞职,同年10月被开除出党,后来重新参加了社会党。共和国被颠覆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74] 加布里埃尔·雷昂·特里利亚(Gabriel León Trilla189983日——194596日),生于巴利亚多利德的一个军官家庭,1918年参加社会党的学生组织,1920年参与创建西班牙人共产党。1925年担任宣传鼓动书记。1928年被捕,1930年获释。1932年因在桑胡尔霍政变中支持共和国政府,被开除出党。1936年重新参加西共。1939年流亡法国,二战期间组织西班牙流亡者参加法国抵抗运动,并在西班牙国内秘密组织游击队。1945年因卷入西共党内斗争而被暗杀。——中译者注


[75] 曼努埃尔·阿达梅·米萨(Manuel Adame Misa19011945),曾参加全劳联,1927年参加西共,并担任政治局委员。1932年西共四大上由于不赞成共产国际的立场而被开除出党。此后参加了社会党。共和国被颠覆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76] 这里的时间顺序有误,桑胡尔霍军事政变发生在19328月,而西共四大是在19323月召开的,布利耶霍斯、特里利亚和阿达梅等人都是在8月之后才先后被开除出党的。——中译者注


[77] 卡耶塔诺·波利瓦尔·艾斯克里瓦诺(Cayetano Bolívar Escribano18971939),生于弗莱雷斯(Frailes),1924年获得莱比锡大学博士学位。返回西班牙后参加了西共。在1933年大选中当选为议员。内战爆发后积极参加了马拉加的防御工作。共和国被颠覆后,被弗朗哥反动派逮捕,193974日遇害。——中译者注


[78] 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托马斯(Jesús Hernández Tomás,19071971),生于穆尔西亚,年幼时即参加左翼运动。14岁时便参与创建西班牙共产党。1927年担任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委员。1932年担任西共政治局委员。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19369月至19375月出任教育与艺术部长,19375月至19384月任教育与健康部长。19384月担任中南军区政委。共和国被颠覆后流亡苏联,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44年被开除出党。——中译者注


[79] 佩德洛·马丁内斯·卡尔通(Pedro Martínez Cartón1905621日——19771227日),当过侍者和排字工人,参加了共产党,在内战爆发后积极参加军事工作。共和国被颠覆后流亡苏联。——中译者注


[80] 维森特·乌里贝·加尔德亚诺(Vicente Uribe Galdeano19021230日——1961711日),生于毕尔巴鄂,当过五金工人,1923年参加西共,1927年担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于19369月至19393月出任农业部长。193610月下令将所有参加叛乱者的地产收归国有。共和国被颠覆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81] 伊茜多拉·多洛蕾丝·伊巴鲁里·戈麦斯(Isidora Dolores Ibárruri Gómez1895129日——19891112日),外号“热情之花”(La Pasionaria),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重要领袖之一,西班牙共产党荣誉主席。生于加利亚尔塔(Gallarta)。参加过1917年大罢工,1918年开始用“热情之花”的笔名给工人报刊写文章。1920年参与创建西班牙人共产党,西班牙人共产党与西班牙共产主义工人党合并为西班牙共产党后,1930年任中央委员会委员。1931年担任党报《工人世界》(Mundo Obrero)编辑。内战爆发后,1937年担任共和国议会副议长。共和国被颠覆后流亡苏联。1942年至1960年担任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1960年改任党主席,弗朗哥独裁政权垮台后回国,1989年去世。——中译者注


[82] 茹安·柯莫雷拉·索雷尔(Joan Comorera y Soler189495日——195857日),生于加泰罗尼亚地区雷里达省塞加拉县(Segarra),1913年开始给《广告报》(La Publicidad)当记者。1914年前往巴塞罗那,开始参加共和派运动,1919年移民阿根廷,1930年政变后被迫流亡乌拉圭。西班牙共和国成立后返回加泰罗尼亚,参加了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者同盟,1931年至1936年担任《社会公正》(Justicia Social)周报编辑。19334月当选为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者同盟执行委员会主席。19341月至10月在路易斯·孔帕尼斯的第一届加泰罗尼亚政府内担任农业与经济部长。193410月起义失败后被判处十三年徒刑。1935年初,加泰罗尼亚的几个社会主义政党开始就合并问题进行商讨,柯莫雷拉的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者同盟极力主张将各个社会主义组织合并为统一的组织。人民阵线赢得1936年大选后,柯莫雷拉获释,同年4月,加泰罗尼亚的几个社会主义组织合并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后,由柯莫雷拉出任总书记。内战爆发后,曾在加泰罗尼亚地区政府内担任多个部长职务。19374月起担任司法部长,在任上镇压了巴塞罗那工人起义。1939年共和国被颠覆后流亡国外,1951年潜回西班牙从事地下工作,1954年被捕,1958年死于狱中。——中译者注


[83] 合并的谈判从1936年初就开始了,各方最终于625日达成了合并的协议。——原注


[84] 这里的时间顺序交代的不是很清楚。实际上社青团与共青团的领导人在19363月访问了苏联,会见了青年共产国际的领袖,在访苏期间就合并问题进行了谈判,他们回国后,在9月召开两个组织的统一代表大会,选出了由7名社青团代表和7名共青团代表组成的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了统社青。原社青团的领导人(比如卡里约)是在此之后才参加西共的。——中译者注


[85] 桑蒂亚戈·何塞·卡里约·索拉雷斯(1915118日——2012918日),生于希洪,父亲是社会党领袖文塞拉奥·卡里约。小学毕业后当过印刷工学徒,13岁时参加社青团与工总。1931年开始给《社会主义者》当记者。19344月当选为社青团总书记,193410月起义失败后被捕入狱,与他的父亲文塞拉奥、卡巴耶洛和其他社会党领袖关在一起。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获释。出狱后参加了把社青团与共青团合并为统社青的工作,并在内战爆发后参加了西共。同年11月担任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委员,积极组织防御工作。共和国被颠覆后流亡国外。1960年接替多洛蕾丝·伊巴鲁里,担任西共总书记,1976年潜回西班牙,被捕,不久后获释。19772月提出“欧洲共产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想,并在西班牙“民主转型”期间帮助资产阶级巩固了统治秩序。1982年辞去总书记的职务。1985年被开除出党后,成立了西班牙工人党—共产主义者团结(Partido de los Trabajadores de EspañaUnidad Comunista),该党始终不成气候,1991年解散后,大部分党员参加了社会党,但卡里约本人拒绝参加社会党。2012年于马德里去世。——中译者注


[86] 文塞拉奥·卡里约·阿隆索—佛尔哈多尔(Wenceslao Carrillo Alonso-Forjador18891963),1903年参加社青团,1905年参加社会党,因积极参加工总的活动,在1910年至1917年间多次被捕。1931年当选为马德里市议员与国会议员。1936年当选为社会党执委会委员,并在拉尔戈·卡巴耶洛政府内担任内务部副部长。1939年参加胡安·卡萨多军政府,遭到他的儿子桑蒂亚戈的谴责。共和国被颠覆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87] 只有很少一批人仍然忠于托洛茨基,并执行了打入社青团的路线。格兰迪索·穆尼斯就是这批人之一(参见下文)。——原注


[88] 科尔佐夫认为统工党是“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联盟”,《西班牙日记》,第24页。——原注


[89] 胡安·安德拉德,《西班牙革命中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派与无政府主义者》,《西班牙革命》(La révolution espagnole),1937415日。——原注


[90] 托洛茨基写过这样的话(《西班牙的教训:最后警告》[Leçons d'Espagne : dernier avertissement],第2版,巴黎,先锋出版社[Editions Pioniers]1946年,第40页):“无产阶级最积极的分子,当然都被全劳联吸引过去了。他们凭借多年的经验做出了这个选择。巩固这个联盟,把它变成真正的群众组织,是每一个进步工人、特别是共产主义工人的迫切任务。”——原注


但在《西班牙的教训:最后警告》里并没有找到这一句话,可能出自这本集子收录的另外一篇文章,有待查证。——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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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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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革命的序幕




    共和国总统、天主教徒、保守派阿尔卡拉—萨莫拉解散了议会,结束了“黑暗的两年”。一九三五年,激进党与右协的联合政府连续遭到沉重打击。两起丑闻使激进党的政客颜面扫地。激进党这个中右政党已经信誉全无,这使右协放弃了继续同它组建联合政府的想法。从这一届议会诞生之初,希尔—罗夫雷斯就一直嚷着要让他自己的党执政,他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右协的部长驳回了一项预算案,这项预算案将地产遗产税提高了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并将公务员的工资下调了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于是政府只好辞职。希尔—罗夫雷斯想当总理,却被阿尔卡拉—萨莫拉拒绝了:他并不喜欢希尔—罗夫雷斯,而且他也不想让一个公开反对议会制度的人掌权。总统找来了一位中派政客波尔特拉·巴利亚达雷斯[1],让他出面组织政府,这个政府的任务基本上就是准备新的选举。总统没有成功:议会已经乱得无法收拾。才刚过了几个星期,波尔特拉·巴利亚达雷斯就发现选举不能加强中派的力量,于是他就不再为选举进行认真的准备,并辞去了总理的职务:总统签发了解散议会、并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六日举行大选的命令,波尔特拉·巴利亚达雷斯服从了总统的命令[2]。


竞选运动:右派大战左派


    大选的风险是非常巨大的。不用说,在前几年里发生的各种事件,比如一九三四年起义、对起义的镇压、“黑暗的两年”中的反动,以及工人的激进化,已经使许多人坚定了立场,还产生了一种氛围,这种氛围催生出了各种意志坚定、满怀恨意的选民集团。左右两派都有人希望终结议会游戏,但在这次大选中,选举法对左右两派的选举策略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选区划分得很大,竞选活动需要大量的金钱,只有规模很大的组织才负担得起。严格的多数制的投票制度,促使各个政党结成大型竞选联盟[3]:在一九三三年大选中,右派组成了竞选联盟,虽然它们获得的票数要比左翼政党要少[4],它们的议席数量却是左翼政党的两倍之多。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提醒大家这个事实,是因为保王派虽然在一九三三年大选中同右协结盟,但在这次大选中,保王派却不太愿意继续跟右协结盟,西班牙复兴运动还在某些选区推出了自己的候选人,跟右协竞争。长枪党自然是独自参加大选的[5]。不过,在选民面前,整个右派还是结成了统一战线,在某些地区,右派统一战线甚至还吸收了一些在一九三三年大选中跟自己关系冷淡的右翼自由主义者参加。右派发动了大规模的宣传攻势:印着希尔—罗夫雷斯的照片与“领袖”的竞选口号的大幅海报,贴满了全国的墙壁。希尔—罗夫雷斯本人也大打嘴仗,他辱骂和威胁自己的竞争对手,并赤裸裸地宣称:如果他能获胜,就会结束共和制,建立专制制度。


    为了同结成联盟的右派竞争,左派也组织了选举联盟。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五日,两个左翼共和派政党——马丁内斯·巴里奥的共和同盟(Unión Republicana)与阿萨尼亚的左派共和党同社会党(这意味着工总也支持人民阵线)、安赫尔·佩斯塔尼亚的工团主义党、共产党和统工党一起签署了这个联盟的竞选纲领——人民阵线盟约。


    这个盟约兼纲领由八项要求组成,不过,它并不完全是工人政党迁就共和派纲领的结果。这个纲领里有一些要求是共和派的传统要求,比如土地改革和教育改革;它还要求监督议会、改革市政、重组财政、保护轻工业和发展公共事业。它是一个资产阶级框架内的自由主义纲领,完全没有提出社会党的要求——对土地和银行实行国有化,并由工人阶级对工业进行监督。这个纲领指出:“共和派心中的共和国,不是受社会与经济阶级的考虑所影响的共和国,而是一种追求公共利益与社会进步的民主自由体制。”


    它无疑是一个温和的纲领,拉莫斯·奥利维拉[6]写道:“这个纲领的每一项要求都在逃避问题。[7]”但是,它提出的一项要求,得到了广泛的赞同,给真正的群众动员提供了机遇:无条件大赦一九三四年的起义者,恢复所有被迫离岗的工人的工作,并发给补偿金。卡巴耶洛的伙伴与统工党(他们都是工人同盟的拥护者)急于释放仍在狱中的三万名工人,给自己树立革命者的形象,并以此来证明自己参加人民阵线的正确性:他们认为人民阵线是一个没有未来的竞选联盟。急于解救狱中的工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工人大量投票支持这个纲领的原因,否则这个纲领几乎无法把工人发动起来。它也是无政府主义者改变态度的原因。诚然,全劳联与伊无联总是反对选举斗争的,而工会反对派也对人民阵线和所谓的竞选活动态度冷淡;但是,他们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提出惯用的“No Votad”(“不投票”)的口号,也没有抵制选举[8]。观察家估计,在以前的选举中,由于无政府主义者的抵制,大概会有一百五十万人不参加选举,但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为了解救狱中的起义者,这些人把选票投给了人民阵线的候选人。


大选的结果


    毫无疑问,这些人的选票改变了大选的结果。二月十六日,一千一百万登记选民中,有九百五十万人参加了选举,人民阵线获得了四百二十万六千一百五十六张选票,右翼联盟获得了三百七十八万三千六百〇一张选票,中派获得了六十八万一千四百四十七张选票,议会马上进行了复核,最后的得票数为:人民阵线:四百八十三万八千四百四十九票;右翼联盟:三百九十九万六千九百三十一票;中派:四十四万九千三百二十票。人民阵线获胜。


    从得票数来看,人民阵线仅获得微弱多数,但它在议会中却获得了绝对多数:它得到了二百七十七个议席,而右派仅有一百三十二席,中派只有三十二席[9]。对多数票获得者有利的选举法,产生了有利于左派的结果:右派尽管获得了比一九三三年更多的选票,但它的总票数却少于人民阵线各党的总票数,结果它失去了超过一半的议席。如此激烈的大选,必然会引发各种关于强迫投票和虚报选票的骂战。没有一个政党不参加骂战:当然,在一些无产阶级选区,资产阶级在投票时肯定会感到犹豫不决;但在乡下的许多地方,很多人遭到了警察的直接威胁,或是被大地主以解雇相要挟,不得不投了右派的票。历史学家不会从这些争吵中得出进一步的结论。


    不管人们怎么看待这次大选的有效性,但它从根本上改变了议会的格局,甚至彻底改变了西班牙的政治环境,这才是关键所在。


    总统阿尔卡拉—萨莫拉的愿望落空了:中派和中右派在大选中遭到了惨败。雷鲁克斯和坎波等人都没有当选议员:雷鲁克斯的激进党仅有六人当选,最重要的中派集团[10]是由即将卸任的总理波尔特拉·巴利亚达雷斯领导的,它仅有十四人当选。右协仍能组成有力的议会党团,它有八十六个席位,而农民党的十三个议员几乎总是与它站在一起。戈伊科切亚未能当选,卡尔沃·索特洛成了极右派的代言人,而他的西班牙复兴运动仅有十一人当选议员[11]。


    在人民阵线获得的总票数中,各个政党分别获得了多少票,已经无法查清了。各党当选的议员人数,其实并不是按照人民阵线的得票数来计算的,而是按照各个组织之间的协议来分配的,与候选人名单无关。阿萨尼亚的左派共和党有八十四人当选议员,马丁内斯·巴里奥的共和同盟有三十七人,路易斯·孔帕尼斯的加泰罗尼亚左派共和党有三十八人。社会党获得了九十个议席,共产党十六席,统工党一席(总书记毛林),工团主义党一席(年长的佩斯塔尼亚)[12]。


大选产生的政府


    大选的结果,激起了各种各样的情绪:胜者欢欣鼓舞,却也不无担忧;败者惊惧交加,心中顿生叛意。种种谣言不胫而走:“马克思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要发动武装起义的谣言,在右派当中流传;左派当中流传着军事政变的预谋者被人告发的传闻。这些传闻并非没有根据:各地的群众骚动似乎证明了右派的指控;波尔特拉·巴利亚达雷斯后来透露,弗郎哥将军曾向他许诺,只要他宣布大选无效,陆军就会支持他。


    波尔特拉·巴利亚达雷斯觉得情况实在太棘手,他应该立即辞职,他还向总统建议:找一位人民阵线的领袖来接替他。阿萨尼亚立即组成了新政府,政府成员都是资产阶级共和派,工人阶级政党并未参加政府,但在议会中支持政府。社会党曾在一九三一年同共和派组成联合政府,有了这个先例,它现在却不参加政府,乍一看实在令人惊讶;其实,卡巴耶洛派和普里耶托派的斗争,使社会党陷入了党内危机,这正是它不参加政府的原因。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普里耶托提出了在人民阵线的框架内同资产阶级结盟的政策,当时卡巴耶洛派无法阻止社会党采纳普里耶托的政策。但他们迫使普里耶托事先承诺:人民阵线只是竞选联盟,选举过后就不会维持这个联盟,不再受人民阵线约束。二月十六日之后,普里耶托再次提出组建一个由共和派和社会党组成的人民阵线政府。曾发誓绝不会重蹈一九三一年的覆辙、绝不会再同共和派组建联合政府的卡巴耶洛反驳说,既然人民阵线纲领是资产阶级的纲领,那就让资产阶级共和派自己去贯彻执行这个纲领,社会党无权执行一个不属于自己的纲领:他们顶多只会在议会中忠实地支持阿萨尼亚的新政府。拉尔戈·卡巴耶洛的意见占了上风。


    卡萨雷斯·奇洛加在五月组织新政府时[13],社会党也对它采取了同样的态度。立法机关的首批重大举措之一,就是免去了阿尔卡拉—萨莫拉的总统职务,由阿萨尼亚接任。阿尔卡拉—萨莫拉的的总统任期本该到年底才结束,但是,人民阵线的大部分人担心阿尔卡拉—萨莫拉可能会仓促解散议会或是支持军事政变,为了自卫,他们便指控阿尔卡拉—萨莫拉解散议会的行为不合法,这是罢免总统的唯一一个合宪的理由。右派有充分的理由讨厌阿尔卡拉—萨莫拉,他们投了弃权票。于是阿尔卡拉—萨莫拉就被罢免了[14]。许多观察家都对阿萨尼亚同意竞选总统感到惊讶。普里耶托在此事中发挥的作用,表明这可能是一个迫使社会党就范的阴谋:如果阿萨尼亚当上了总统,不久之后,普里耶托可能就会接替阿萨尼亚出任政府首脑[15]。无论如何,阿萨尼亚还是以绝对优势当选总统,仅有六人投了反对票,而右协投了弃权票。阿萨尼亚当上了国家元首,这似乎提供了抵御反动和抵御革命的双重保障。他很坚定,不会在未来成为军事政变的同谋;他对经济上与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始终不渝,不会成为革命的先驱者。简单来说,他能团结一切希望避免内战的西班牙人,成为他们的象征。


    在选举后的第一次演讲中,阿萨尼亚向“共和派与非共和派,与一切热爱祖国、遵守纪律、尊重宪法权威的人”发出呼吁,号召他们团结一致,“保卫共和国”。但他一边向法律与秩序的支持者发出呼吁,一边又采取了明确的措施,安抚人民的不满。他承诺要“纠正公务员的恶行”;不等新一届议会召开正式会议,就让议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命令,恢复了在“黑暗的两年”中被废除的市议会,任命了全国各地的市长和州长,最关键的举措是宣布大赦。加泰罗尼亚重新获得了自治地位,孔帕尼斯从马德里荣归巴塞罗那。阿斯图里亚斯工人走出了监狱,而镇压他们的洛佩斯·德·奥乔亚将军锒铛入狱。土地改革正在着手进行;巴斯克地区的自治地位正在审核。


    此后,议会的每一次会议都会变成一场吵吵嚷嚷的对骂;共和派政府试图在议会里通过社会改良的措施,它认为这些措施是合适的,可以满足人民的要求;而人民的要求,每一天都在变得更广泛、更深入。


革命形势


    大选过后,群众不等大赦令,就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打开了监狱大门,释放了从一九三四年起就被关在牢里的工人。据报道,二月十七日,瓦伦西亚的全劳联示威者打开监狱,释放了一九三四年被判刑的工人;仅在奥维耶多一地,就释放了数百人;在西班牙全国有数千人获释。次日,全国各地爆发了罢工,罢工工人提出的要求有:立即恢复被监禁或被开除的工人的工作;给在“黑暗的两年”里被关押的所有工人补发工资;提高工资;赶走老板的代理人;改善工作条件。除了这些由工会组织的罢工之外,还发生了一些政治性质更强的罢工、团结罢工、总罢工、地区罢工和局部罢工。一些冲突持续了较长的时间,促使其他人觉醒起来投入斗争。为了对付罢工,老板们关闭了工厂,斗争变得越来越激烈。


    农村地区出现了真正的革命形势。人民阵线曾向渴求土地的农民承诺进行土地改革:美国大使克洛德·鲍尔斯写道:“农民都是些头脑简单、举止粗鲁的生物,他们以为,既然在大选中获胜了,他们就可以把胜利变成既成事实了。[16]”二月底,巴达霍斯和卡塞雷斯发生了asentamientos[17],此后的几个月里,扩散到了埃斯特雷马杜拉、安达卢西亚、卡斯蒂利亚,甚至是纳瓦拉。四月,阿尔卡拉—萨莫拉和阿尔布凯尔克(Albuquerque)公爵的土地都被占领了。农民住进了大地主的庄园,并开始为自己耕种。农民很快便与国民警卫队发生了流血冲突。最严重的冲突发生在阿利坎特(Alicante)附近的耶斯特(Yeste):当地农民正在准备砍伐领主土地上的树木,国民警卫队进行了干预,逮捕了六个农民。耶斯特农民愤怒了,在国民警卫队准备把被捕的农民运走的时候,他们用草叉、棍棒和石块攻击了国民警卫队。国民警卫队开枪镇压,杀死了十八个农民。


    于是,城乡到处都笼罩着暴力的气氛:人们在游行之后火烧教堂,或是在听到教士在搞阴谋的传闻后便烧了修道院,此类事件在全国各地不断发生。所有制与现存秩序已经遭到了实实在在的威胁。


卡巴耶洛的角色


    拉尔戈·卡巴耶洛逐渐成了正在来临的革命的代表。从四月六日开始,一批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就接手了他的《明晰》(Claridad)晚报编辑部,他们的编辑工作做得十分出色。社青团就是他的突击队。五月一日,工人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明晰》把这次游行称作“工人大军向近在咫尺的最高权力发起了进军”,游行中的社青团员穿着统一的制服,高举拳头,高呼建立“工人政府”与“红军”的口号。卡巴耶洛主动接近全劳联,并在全劳联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参加了萨拉戈萨的一次隆重的会议。《明晰》继续鼓舞自己的支持者,让他们保持着高涨的革命热情,并预言社会主义必将迅速取得辉煌的胜利。拉尔戈·卡巴耶洛在每一次演讲、每一篇文章中都会强调:“我们想要的革命,只有通过暴力才能完成。要在西班牙建立社会主义,我们必须战胜资本家阶级,并建立我们自己的政权。”他自称支持“无产阶级专政[18]”,但他并不打算通过苏维埃(不管它叫什么名字)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是由社会党来建立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他上台之前,他和他的支持者就在等待共和派暴露出无力解决西班牙的各种问题的证据。但他们打算如何夺取政权呢?他们并不清楚。六月十四日,他在奥维耶多建议共和派辞职,“把事情留给工人阶级处理”,但是,阿萨尼亚总统居似乎永远不可能让他来领导政府。他想通过社会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党的执委会掌握在普里耶托手里:既然拉尔戈·卡巴耶洛没有控制党的机关,他怎么能指望通过党来夺取政权呢?许多历史学家对他都很严厉——布伦南说他是一个“玩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19]”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20]认为,由于卡巴耶洛的支持者掀起的暴力事件,引发了人们的恐惧,法西斯主义才能诞生。卡巴耶洛经常指出,工人不能因为害怕军事政变而减少革命行动,这让不少人相信他已经预见到了只有发生军事政变,迫使政府把工人武装起来,才能让他上台。


    无论如何,他曾在六月,也就是军事政变已经迫在眉睫的时候,请求阿萨尼亚把工人武装起来:他无疑是出于一番好意,但他未免太天真了。俄国的列宁肯定不会采用“西班牙的列宁”的方法,至少不会用同样的形式。


普里耶托的尝试


    拉尔戈·卡巴耶洛在社会党内的对手普里耶托,对他发出了最严厉的指控。普里耶托认为,罢工、游行、骚乱和过分的要求都是“幼稚的革命主义”的产物,法西斯主义会利用它来恐吓中产阶级。《明晰》的知识分子的预测、身着制服的社青团员的游行、热烈支持建立工人政府与红军的决议,只会吓坏富有的正派人,这些正派人在过去十八年里饱受反共宣传的恐吓,一听见“革命”两个字,马上就会激动地想到一九一七年的俄国的惨状:契卡的恐怖、穷凶极恶的布尔什维克、大屠杀与饥荒。普里耶托认为,如果把他们吓坏了,他们就会在绝望中投向将军们的怀抱。


    五月一日,拉尔戈·卡巴耶洛正在马德里扮演革命领袖,普里耶托则在昆卡(Cuenca)发表了影响深远的演说。普里耶托在演说中指出:他的对手正在准备使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这种无政府状态将会成为法西斯主义的温床;而他要提供给大家的,是“建设性的革命”。他认为,第一个合理且可行的任务,应该是建立联合政府:社会党的任务,应该是与共和派合作,“使工人阶级的权力牢不可破”。这就是说,要进行彻底而有效的土地改革,在农村地区发展灌溉,并实行工业化,吸收农村剩余人口,而这只有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才能做到。所以,工人不应该提出资本主义经济所无法满足的要求,这样会毁了资本主义经济。寡头集团肯定会发动武装叛乱,但即使他们能够击败叛乱,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最后也只能实现“社会化的贫穷”。不过,在他看来,另外一种情况更有可能出现:军方可能会发动预防性的军事政变,所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种情况出现。这位社会党领袖指出:弗朗哥具有哪些素质,这些素质将使他成为此类运动的重要领袖[21];他还呼吁工人保持克制,不要做出任何可能激起政变的事。


    昆卡演说无疑是政府的纲领。资产阶级共和派报纸《太阳报》(El Sol)对它大加赞赏,称赞它是一篇真正的国务活动家的雄文,并把普里耶托同阿里斯蒂德·布里昂[22]——另一位“现实主义的”社会党人——相提并论。但是,这个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进行谨小慎微、循序渐进的改良的纲领,并没有得到群众的积极响应——只有革命的热情才能打动群众,他们每天都在革命热情的鼓舞下,投入新的活动[23]。


    与之相反,拉尔戈·卡巴耶洛的同伴认为,昆卡纲领是公开的背叛,他们谴责普里耶托的发言是向弗朗哥乞求原谅。局势进一步激化:普里耶托在昆卡就已经收到了威胁,他和冈萨雷斯·佩尼亚、贝拉尔米诺·托马斯在艾西哈(écija)遭到了社青团的枪击,险些丧命。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党执委会将原定于六月二十九日召开的代表大会,推迟到十月召开。七月一日,报纸发表了社会党执行委员会的选举结果——在选举举行之前,拉尔戈·卡巴耶洛派就已经对选举进行了抵制、质疑与谴责。普里耶托派大获全胜;冈萨雷斯·佩尼亚当选主席,希梅内斯·阿苏瓦[24]当选副主席,拉蒙·拉莫内达当选为总书记。于是,社会党的分裂似乎已不可避免。


长枪党的反革命恐怖主义


    六月十六日,希尔—罗夫雷斯在议会发表演说,他引用了官方数据,介绍了大选后的国内气氛:在街头武斗中有二百六十九人死亡、一千二百八十七人受伤;三百八十一栋建筑遭到攻击或损坏;四十三家报社遭到攻击或洗劫;另有一百四十六次炸弹袭击的企图。这些数据本身并无争议,但这些伤亡和损失并不能全部怪到革命派头上(而这正是希尔—罗夫雷斯的打算)。其实,从二月开始,长枪党策划的系统的反革命活动就在不断增加。就像德国纳粹党和意大利法西斯党一样,长枪党的法西斯性质在街头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它的目标是用恐怖和暴力打垮革命与工人运动,它袭击政党的办公室与售报亭、集会与游行队伍,在必须消灭一个敌人,或是必须杀鸡儆猴的时候,它就会杀人。大选后,长枪党开始进行武装斗争。在马德里,一车车装备着自动武器的escuadristas(“行动队员”)在工人区散布恐惧。在安达卢西亚,每天都有人沦为雇佣杀手的牺牲品。他们有双重目的:消灭阶级敌人——“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活动家、记者,以及帮助他们的法官和警察;同时制造一种气氛,等到法律与秩序之友最终无法忍受这种气氛、但又无法可想的时候,就会把国家交给独裁者。大选的失败,让许多保守派幻灭了,他们抛弃了“合法”夺权的希望,转而采取直接行动。长枪党在二月取得了一定进展:右翼中的不满分子开始参加他们的队伍。希尔—罗夫雷斯的党的青年组织——人民行动青年团(Juventudes de Acción Popular)在拉蒙·塞拉诺·苏涅尔[25]的带领下,投靠了长枪党。


    由于犯下这些案件的人很少会承认自己属于哪一派,所以历史学家几乎无法肯定地断言谁该为这些案件负责。尽管如此,可以肯定的是:最著名的一些袭击事件,都是长枪党及其雇佣杀手所为:针对拉尔戈·卡巴耶洛的未遂爆炸案;针对共和派奥尔特加·加塞特[26]的爆炸案;针对社会党副主席希梅内斯·德·阿苏瓦的爆炸案,导致负责保卫他的警察身亡;四月十四日游行中发生的主席台爆炸案;社会党奥维耶多报社爆炸案;以及大量的政治谋杀案,比如圣塞巴斯蒂安(San Sebastian)的记者卡萨乌斯[27]遇害案、桑坦德的社会党人马伦布雷斯[28]遇害案、法官佩德雷加尔[29]遇害案(他判处一名长枪党杀手十三年徒刑)、突击警察上尉法拉乌多[30]遇害案(他在街上遇害,死在妻子怀里)、最后是七月十二日发生的突击警察中尉何塞·德尔·卡斯蒂利奥[31]遇害案(在四月十四日之后的一系列街头武斗中,他成了长枪党的眼中钉)[32]。


武装叛乱的准备


    尽管在大选之后到内战爆发的这几个月里,长枪党的影响力取得了一定的增长,但人们还没有把它当成一个关键因素。寡头集团、正统派、保王派和保守派都在等待着军队来拯救自己。共和派与革命派每天都在担心军队的活动。其实,每个人都能看出来,军方正在摩拳擦掌,准备一劳永逸地消灭革命运动。在军方首脑看来,这场革命危机是由人民阵线的胜利所引发的,温和的左翼共和派政客根本没法把它给停下来。


    二月十七日,卡尔沃·索特洛和我们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弗朗哥求见总统,恳求总统主动采取“果断措施”(coup de force),并宣布大选结果无效。波尔特拉·巴利亚达雷斯在二月二十日拒绝了他们的要求,然后,西班牙军事同盟的首脑便在全国各地举行会议,邀请军方高官和右翼政党的领袖参加。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由于部队被群众的热情所吸引,并不完全可靠,所以眼下还不是行动的时机。


    政府在得到这个消息后采取了行动。弗朗哥被撤掉了陆军参谋长的职务,调任加纳利群岛驻军司令。北方军队集群总监戈戴德被调到巴利亚里群岛,莫拉[33]将军,君主制时期的秘密警察头目,被免去了非洲驻军司令的职务,调到了纳瓦拉。在上任前,弗朗哥、莫拉和比利耶加斯[34]将军在马德里碰了面——他们在保王派议员德尔加多(Delgado)的家中召开会议,在最后一刻达成了必要的共识。


    在新的环境中,阴谋活动继续不受干扰地进行着:加纳利群岛和马德里之间的联络由加拉尔萨[35]上校负责。陆军总监罗德里格斯·德尔·巴里奥将军在指挥委员会里担任桑胡尔霍将军的个人代表。根据戈伊科切亚、利萨尔萨和巴雷拉将军在一九三四年签署的协议,意大利给阴谋集团提供了物质支援、军火与资金。胡安·马尔奇在伦敦负责为阴谋集团争取国际金融资本的协助。流亡到艾斯托里尔(Estoril)的桑胡尔霍将军在三月和四月间离家前往德国,同德国进行正式交涉。阴谋集团的政治目标依然暧昧不明:指挥委员会在一九三六年四月发布了首批书面命令,在这些命令中,它提醒大家注意,运动的目标是建立军事独裁,它还给自己准备拉拢过来的军官和士官开出了奖赏。叛乱计划根据新的情况进行了调整:弗朗哥离开加纳利群岛后,前往摩洛哥,指挥驻非部队;莫拉要去纳瓦拉,让当地部队进入警戒状态;冈萨雷斯·德·拉拉[36]负责在布尔戈斯发动叛乱,罗德里格斯·卡拉斯科[37]负责在加泰罗尼亚发动叛乱,而巴莱拉和奥尔加斯[38]负责领导马德里的叛乱。一切似乎都已准备就绪,叛乱定于四月二十日发动。但在四月十八日,罗德里格斯·德尔·巴里奥将军通知指挥委员会:政府已经得知了叛乱的消息,巴莱拉已被调往加迪斯,而奥尔加斯被调往加纳利群岛。计划的泄露,加上凯波·德·利亚诺[39]和卡瓦内利亚斯[40]两位将军的加入,使阴谋集团重新修改了计划——这两位将军都被认为是共和派,有了他们加入,阴谋集团就多了一张王牌。马德里的阴谋集团成员遭到了严密的监视。叛乱的中央组织设在纳瓦拉,莫拉在当地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而且当地还有不少人非常同情军官。对于如何在马德里发动叛乱,将军们还是感到很头疼,最后他们决定由范胡尔将军和比利耶加斯将军来指挥马德里的叛乱。阴谋集团预计叛乱会在纳瓦拉、布尔戈斯和瓦伦西亚迅速获胜,然后他们就可以立即从这些地方派出四个纵队,进逼马德里,支援马德里的叛军。然而又出现了新的困难:比利耶加斯将军受惊逃跑;政府对阴谋集团紧追不舍,它似乎准备收网了:冈萨雷斯·德·拉拉将军被调离布尔戈斯,接替他的是绝对忠于共和国的巴蒂特[41]将军。每出现一次差错,阴谋集团都得从头开始。


    同时,政变计划正在逐步落实:在加纳利群岛,弗朗哥在“海梅一世号”(Jaime I)上同萨拉斯[42]将军进行了长谈,后者向他保证海军军官会支持叛乱;随着大批初级军官的参加,阴谋集团的核心得到了极大的加强,这些初级军官将在叛乱中发挥重要作用。其实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找出哪些军官会反对叛乱,这些军官要么自己就是共和派,要么就是出于纪律,决定忠于政府,不管这个政府是什么样的政府。对于这些军官,必须仔细观察,使他们不能影响叛乱,如果有可能,就趁机除掉他们。阴谋集团同右翼领袖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卡尔沃·索特洛本人显然就是阴谋集团的领袖之一。不过,军方还希望能把希尔—罗夫雷斯和他的伙伴拉拢过来,而他们还在犹豫不决。卡洛斯派同意支持莫拉,他们还有七千名“呼啸兵”,这些士兵“按照战时编制组建,武器装备齐全,军容严整,队列整齐”,他们把这些宝贵的士兵都派给了莫拉。莫拉只收下了四千人,他打算把这四千人分给Regulares(正规军)的各个团。但是,莫拉在六月五日写的一个指示,激怒了卡洛斯派。莫拉在这个指示中规定,由五名军方首脑成立一个指导委员会,宣布暂时停止执行宪法,国家大事由指导委员会经商议后决定,但在指导委员会执政期间将保留共和制。政教分离也将得到保留。按照莫拉的说法,运动的目标是建立“共和制独裁政权”。卡洛斯派不愿接受这个纲领,他们的最低要求是采用君主制时期的双色旗、停止使用共和国的标志、立即解散一切政党、将西班牙变成一个“组合主义”国家。莫拉拒绝了卡洛斯派的要求。于是卡洛斯派便通知莫拉:他们不再支持他了;结果,原定于七月十二日发动纳瓦拉叛乱的计划便搁浅了。“呼啸兵”的领袖利萨尔萨求见桑胡尔霍,最后桑胡尔霍做出了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决定:有“呼啸兵”参加的部队不打旗子。政府将是一个“政治中立”(apolitical)的军政府,它的第一道命令便是废除社会与宗教方面的一切法律,它的目标将是摧毁自由主义的议会制度,并采取一种制度,按照桑胡尔霍的说法,“现在有不少人正在观察这种制度,他们觉得这种制度是现代的,但在我国却是一种古老的制度。[43]”六月,最后的困难也被克服了:在摩洛哥驻军举行夏季演习的时候,阴谋集团成员发下了著名的“利亚诺·阿马里利奥之誓”[44]。


    经过多次失败之后,叛乱的日期似乎总算定下来了:七月十五日,莫拉通知阴谋集团准备开始行动。弗朗哥在加纳利群岛让摩洛哥驻军进入戒备状态,戈戴德在巴利亚里群岛让加泰罗尼亚驻军进入戒备状态,凯波·德·利亚诺让塞维利亚驻军进入戒备状态。其他地方的叛乱交给当地的军官进行:卡瓦内利亚斯负责萨拉戈萨、萨利凯特[45]负责巴利亚多利德,范胡尔负责马德里,冈萨雷斯·卡拉斯科负责瓦伦西亚。七月十六日,莫拉提醒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叛乱将于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这几天发动。绝不能再推迟了。


政府的态度


    政府在这关键的几个月里的态度,给它招来了不少批评。毫无疑问,它已经注意到了军方首脑的阴谋。它只采取了很少的措施,就连这些措施都很蠢笨。既然弗朗哥将军在摩洛哥驻军当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加纳利群岛离摩洛哥又那么近,那么,把他流放到加纳利群岛又有什么用呢?何况阴谋集团还可以依靠仍然留在马德里的陆军总监呢。把莫拉调到纳瓦拉,非但不但阻止叛乱,反而是放虎归山,把一个危险的军方首脑放到了阴谋集团最活跃的中心。戈戴德可以在巴利亚里群岛毫不费力地指挥巴塞罗那的叛乱。而且,政府还在三月十八日发表声明,袒护那些参加了政变阴谋的军官,它在声明中对有关政变的谣言提出了抗议,并认为这种谣言是有害的。它对“矢志效忠宪法权力并坚决服从人民意志”的军官团遭到的“不公正的攻击”表示“关切”,并谴责社会党、共产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报刊“对军队发起了顽固而罪恶的污蔑”。毫无疑问,政府对参加阴谋的军官的软弱态度,对政变阴谋视而不见的行径,把不少原本踌躇不决的军官推向了阴谋集团一边。阿萨尼亚的后任卡萨雷斯·奇洛加盲目乐观,拒绝相信关于政变阴谋的消息和传闻,就连叛乱真的发生后,他还不愿相信[46],他的盲目乐观,真的应该在史书记下一笔。当凯波·德·利亚诺将军指挥塞维利亚叛军的时候,卡萨雷斯还坚持认为他忠于共和国,准备派他去镇压叛乱。


    然而,由于共和派领袖对政变阴谋的宽容,就对他们做出严厉的判决,这多少有点不够公正。卡萨雷斯·奇洛加和阿萨尼亚跟他们所代表的政治团体与社会力量一样,被夹在两道火墙之间,所以他们才会犹豫不决。阿萨尼亚曾在一九三三年宣称:他宁可在堂堂正正的战斗中失去权力,也不愿意靠阴谋诡计赢得权力。可是,发生在一九三六年的西班牙的这种斗争,并不是他期盼的那种堂堂正正的战斗,也不是他熟悉的那种议会里的较量。这是敌对的社会阶级之间的殊死搏斗,他曾想避免这种对抗,却徒劳无功。这个任务根本不能在议会框架内得到解决:大选才刚过去几个月,议会就已经不能真实地反映这个选出了它的的国家了。右翼议员(大部分属于右协)所代表的那些选民——至少是那些选民中最活跃的人——如今已经投靠了极右派,而极右派的代言人已经不是希尔—罗夫雷斯,而是卡尔沃·索特洛。同时,人民阵线的大部分选民已经变成了一股爆炸性的力量,不再受他们的领袖控制。人民阵线的胜利就是他们的胜利,他们想要通过自发的直接行动与革命暴力,来发扬、扩大、巩固和完善这个胜利。


    议会制共和国陷入了两面夹击——一边是工农革命,另一边是军队与法西斯反动势力。双方的武装斗争——内战——就是阿萨尼亚与卡萨雷斯·奇洛加的政策的破灭与破产的信号。所以他们才竭力避免内战,而他们避免内战的方法,就是轮流打击每一个敌人,但又小心地控制打击的力度,不让敌人遭到过度的削弱,以免让另一个敌人占了上风。


    政府全面改变了它在全国和议会中的方针,它轮流逮捕长枪党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关闭双方的办公室。总而言之,它拒绝对将军们进行严厉的惩罚,因为它如果这样做了,它就不得不把工人武装起来;它以同样的魄力,拒绝对罢工运动和工农暴动进行严厉的镇压,因为它如果这样做了,它就只能听凭将军们宰割。它被两股敌对的力量夹在中间,只好玩起了危险的双重游戏:它在左派的压力下,逮捕了普里莫·德·里维拉,但这位长枪党的领袖却可以随意会见他想见的人,政府还得在军方的圈子里,向每一个愿意倾听的人解释:这是唯一能保证他的安全的办法。[47]有许多革命者暗示说,政府面临着政变阴谋的威胁,可它对此并没有采取彻底深恶痛绝的态度,因为政变阴谋或许会有助于阻止革命运动,按照普里耶托的说法,可以把革命限制在“合理要求”的范围内。


    落在这个政府头上的一切责难,都可以归结到它唯一的一个缺陷上面:它是虚弱无力的。它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拖延时间,苟延残喘,躲避那终将降临到它头上的毁灭。


[1]曼努埃尔·波尔特拉•巴利亚达雷斯(Manuel Portela y Valladares,1868年1月31日——1952年4月29日),西班牙政客,曾于1910年至1912年任巴塞罗那州长,1923年9月任公共建设大臣,1935年4月至9月、1935年12月至1936年2月两次担任内务部长,1935年12月至1936年2月担任看守内阁总理。——中译者注


[2]这些事件的具体顺序是:1935年9月25日,由于激进党接连曝出丑闻,右协宣布不再支持激进党政府,导致雷鲁克斯政府倒台,由无党派议员华金·查帕普里耶塔(Joaquín Chapaprieta)接任总理。查帕普里耶塔政府提出的预算案被右协驳回后,查帕普里耶塔便于12月14日辞职。希尔—罗夫雷斯向阿尔卡拉—萨莫拉提出由他出任总理,遭到阿尔卡拉—萨莫拉拒绝。阿尔卡拉—萨莫拉任命无党派议员波尔特拉•巴利亚达雷斯担任总理,试图在议会中拼凑出一个支持政府的多数派,但波尔特拉•巴利亚达雷斯已无力回天,便于12月30日辞职,但他作为看守内阁总理一直留任到1936年2月19日。1936年1月7日,阿尔卡拉—萨莫拉下令解散议会,并于2月16日举行大选。——中译者注


[3]比方说,某选区分到30个议席,在该选区竞选的有甲、乙、丙三个党,三个党的得票率分别为49%、33%、18%。如果三个党全都独自参选,则甲党可获得20席、乙党10席、丙党0席。但乙党如果和丙党结成竞选联盟,则乙丙联盟总共可以获得24席,甲党只能获得6席。但乙党和丙党分别获得的议席数量不是按照他们各自获得的选票在乙丙联盟的总票数中所占的比例来决定的,而是根据两党事先达成的协议来分配。——中译者注


[4]其实,在1933年大选中,以右协和正统派联盟为首的右派同盟(Unión de Derechas)获得了31.02%的选票,而以社会党为首的左派联盟(Coalición de Izquierdas)得票率只有21.68%。——中译者注


[5]长枪党最后仅获得46000票,无人当选议员。——中译者注


[6]安东尼奥·拉莫斯·奥利维拉(Antonio Ramos Oliveira,1907—1975),西班牙作家、记者、外交官。——中译者注


[7]拉莫斯·奥利维拉,《现代西班牙的政治、经济与人物1808—1946》,第535页。——原注


[8]迭戈·阿巴德·德·桑蒂利安(Por que perdimos la Guerra,布宜诺斯艾利斯,EdicionesIman,1940年,第36—37页)说他和加西亚·奥利维尔同意这一点,但杜鲁蒂反对。——原注


[9]部分选区没有一个政党或政党联盟的得票率达到40%,还有一些选区需要举行第二轮投票才能决出胜负,这些选区便在三月进行了补选。新政府还宣称格拉纳达有两个选区发生了舞弊行为,必须在五月重新举行选举。五月之后,各方的议席数量才最终确定:人民阵线285席,右派131席,中派57席。——中译者注


[10]这个党是波尔特拉·巴利亚达雷斯在1936年1月底临时拼凑出来的,正式党名为民族共和中派党(Partido de Centro Nacional Republicano)。内战爆发后瓦解。——中译者注


[11]五月后的最终结果为:激进共和党5席、民族共和中派党17席;右协88席、西班牙农民党(Partido Agrario Español)10席、西班牙复兴运动12席。——中译者注


[12]五月后的最终结果为:左派共和党87席、共和同盟37席、加泰罗尼亚左派共和党21席(原文中的37席可能是把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另外几个左派小党的议席也算进去了)、社会党99席、共产党17席、统工党1席、工团主义党2席。——中译者注


[13]人民阵线在大选中获胜后,阿萨尼亚于1936年2月19日出任总理,为了竞选总统,他于5月10日辞职,由奥古斯托·巴尔西亚·特雷列斯(Augusto Barcia Trelles,1881—1961)临时顶替总理一职,5月13日又由卡萨雷斯·奇洛加接任。叛乱爆发后,卡萨雷斯·奇洛加于7月19日辞职,由马丁内斯·巴里奥接替。——中译者注


[14]按照1931年的西班牙共和国宪法,总统可以解散议会两次,但在第二次解散议会后,新选出的议会就要对总统解散议会的行为进行审查,如果总统提前解散议会的行为被认为是“没有正当理由”的,议会就可以弹劾总统。阿尔卡拉—萨莫拉已在1933年解散过一次议会,所以1936年这次是他第二次解散议会,而新一届议会中他的支持者非常少,所以就被弹劾了。1936年4月7日,阿尔卡拉—萨莫拉被议会弹劾后,由马丁内斯·巴里奥担任临时总统。5月11日,阿萨尼亚正式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他于1939年3月1日辞职。——中译者注


[15]普里耶托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阿萨尼亚总统曾邀请他组阁,但他拒绝了,这主要是因为“本党里的一些人”敌视他,如果他组阁,可能会削弱人民阵线,而“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人民阵线的)完整”。(转引自卡洛斯·拉马[Carlos Rama],《二十世纪的西班牙危机》[La crisisEspanola del siglo XX],墨西哥城,Findo de Cultura Economica,1960年,第238页。)——原注


[16]克洛德·鲍尔斯,《出使西班牙(1933—1939)》,第220页。——原注


[17]asentamientos的本意为“居住地”,这里指的是农民自发占领地主的土地,并在上面耕种和居住的行为。——中译者注


[18]请参阅马德里社会主义者集团的决议(《明晰》,1936年4月):“无产阶级不能将自己的活动局限在保卫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内,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革命,必须使用一切能保证夺取政权的手段。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政府的形式将是无产阶级专政。”——原注


[19]布伦南,《西班牙谜题》,第305页。


[20]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罗霍(Salvador de Madariaga y Rojo,1886年7月23日——1978年12月14日),西班牙外交官、作家、历史学家。——中译者注


[21]“弗朗哥将军年轻、富有才干,在军中人脉广泛,他的个人威望,使他最有可能成为反共和国体制运动的领袖。”——原注


[22]阿里斯蒂德·布里昂(Aristide Briand,1862年3月28日——1932年3月7日),生于南特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青年时即投身左翼运动,参加了法国社会党,1902年当选为众议员,1904年与饶勒斯一起创建《人道报》。1906年首次入阁,担任公共教育与文化部长,在1906年至1932年曾26次出任内阁部长。1909年7月出任总理,在1909年至1929年间曾11次出任总理。——中译者注


[23]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的立场更接近普里耶托,而不是拉尔戈·卡巴耶洛。请参阅西共总书记何塞·迪亚斯于6月1日在萨拉戈萨发表的讲话:按照迪亚斯的说法,罢工是“(无产阶级)争取提高工资或改善生活条件的强力武器。”但在发动罢工之前,应该仔细考虑一下,“除了罢工,是否还有别的办法能够解决争议。”他还说:“这是因为,现在老板们会挑唆和鼓励罢工,以便进行政治上的怠工;法西斯分子也混入了某些组织,充当挑衅分子,以便为反动势力效劳。”统工党的态度与共产党完全相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来说,革命已经结束了。而对工人阶级来说,正好相反,现在只是革命的一个发展阶段……反动势力每后退一步,革命每前进一步,都是无产阶级的主动性与超出法律的行动(extra-legal action)的直接结果。”(安德烈乌·宁发表在1936年7月的《新时代》[Nueva Era]上的文章,收录于《西班牙革命的问题》[Les problems de la revolution espagnole],巴黎,Fleury,1939年。)——原注


[24]路易斯·希梅内斯·德·阿苏瓦(Luis Jiménez de Asúa,1889年6月19日——1970年11月16日),生于马德里,曾在马德里中央大学学习刑法。1931年参加社会党,并担任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1936年当选为社会党副主席。共和国被颠覆后流亡国外,1945年至1970年担任流亡议会议长,1962年至1970年担任共和国流亡政府总统。——中译者注


[25]拉蒙·塞拉诺·苏涅尔(Ramón Serrano Suñer,1901年9月12日——2003年9月1日),生于瓦伦西亚,他是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的同学、弗兰西斯科·弗朗哥的姻亲。内战初期成为长枪党的领袖,积极参加反动阵营的叛乱阴谋。1936年至1975年任长枪党主席。1938年至1940年任内务部长,1940年至1942年任外交部长。——中译者注


[26]爱德华多·奥尔特加·加塞特(Eduardo Ortega y Gasset,1882—1964),西班牙共和派政客,他是西班牙著名哲学家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1883—1955)的哥哥。人民阵线在大选中获胜后,曾于1936年至1937年任总检察长。——中译者注


[27]曼努埃尔·安德雷斯·卡萨乌斯(Manuel Andrés Casaus),西班牙共和派活动家,1934年9月10日在圣塞巴斯蒂安被不明身份的枪手暗杀。——中译者注


[28]卢西亚诺·马伦布雷斯·弗兰塞斯(Luciano Malumbres Francés,1890—1936),西班牙记者,1936年6月4日被长枪党暗杀。——中译者注


[29]曼努埃尔·佩德雷加尔(Manuel Pedregal),法官,曾将涉嫌刺杀希梅内斯的凶手判刑,1936年4月13日被暗杀。——中译者注


[30]卡洛斯·法拉乌多·德·米切奥(Carlos Faraudo y de Micheo,1901年4月19日——1936年5月9日),突击警察上尉,1931年参加社会党。曾协助社会党训练民兵。1936年5月8日在与妻子散步时遭到长枪党袭击,次日不治身亡。——中译者注


[31]何塞·德尔·卡斯蒂利奥·萨埃斯·德·特哈达(José del Castillo Sáezde Tejada,1901年6月29日——1936年7月12日),突击警察中尉。同情社会主义。1936年4月14日后曾多次镇压极右翼分子的暴动,7月12日被长枪党暗杀。他的死激起了群众对长枪党的义愤,成了内战的导火索之一。——中译者注


[32]克拉拉·坎波亚莫尔(Clara Campoamor)认为,法拉乌多和卡斯蒂利奥曾当过社会党民兵的教官,所以才会被杀。长枪党分子布拉沃·马丁内斯(Bravo Martinez)自称他有幸在长枪党的“前线”上处决了这些人。——原注


[33]埃米利奥·莫拉·维达尔(Emilio Mola y Vidal,1887年6月9日——1937年6月3日),生于古巴。1907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曾参加里夫战争。1927年晋升为准将。1930年曾任保安警察总监一职,他是王国时期的最后一任保安总监。1936年开始积极参加政变阴谋,成为阴谋的主要策划人之一。叛乱爆发后,担任北部叛军司令,并在十月率军进攻马德里。他是“第五纵队”这个词的创造者。1937年6月3日因空难身亡。——中译者注


[34]拉法埃尔·比利耶加斯·蒙特西诺斯(Rafael Villegas Montesinos,1875—1936),叛乱阴谋集团成员,最高法院军事庭审判员。叛乱发生后被共和国政府逮捕,1936年8月23日被处决。——中译者注


[35]瓦伦丁·加拉尔萨·莫兰特(Valentín Galarza Morante,1882—1951),右翼军官,西班牙军事同盟创建人之一,曾参加桑胡尔霍政变。积极参加了1936年的军事政变阴谋。——中译者注


[36]贡萨洛·冈萨雷斯·德·拉拉(Gonzalo González de Lara,1874年10月8日——1936年7月22日),政变阴谋集团成员之一,1936年7月时任第11步兵旅旅长。在瓜达拉哈拉发动叛乱后,被共和军击毙。——中译者注


[37]经查证,阴谋集团中并没有叫Rodriguez Carrasco的人,可能作者指的是阴谋集团成员曼努埃尔·冈萨雷斯·卡拉斯科(Manuel González Carrasco)。——中译者注


[38]路易斯·奥尔加斯·约尔迪(Luis Orgaz Yoldi,1881年5月28日——1946年1月31人),政变阴谋集团主要成员,死硬的保王派。——中译者注


[39]贡萨洛·凯波·德·利亚诺·希埃拉(Gonzalo Queipo de Llano y Sierra,1875年2月5日——1951年3月9日),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曾进行过反对独裁政权的斗争,并因此在1928年被勒令退役。1930年曾参加推翻阿尔方索十三世的密谋,事败后流亡葡萄牙。1931年回国后,曾担任过边防部队总监。1936年5月参加政变阴谋集团。内战期间曾担任南方叛军司令。——中译者注


[40]米盖尔·卡瓦内利亚斯·费雷尔(Miguel Cabanellas Ferrer,1872年1月1日——1938年5月14日),骑兵军官,曾参加里夫战争。在1931年曾帮助过共和派,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过安达卢西亚总司令、摩洛哥驻军司令。1936年7月发动叛乱,死前曾担任陆军总监。——中译者注


[41]多梅内克·巴蒂特·梅斯特雷斯(Domènec Batet i Mestres,1872年8月30日——1937年2月18日),曾参加过镇压古巴革命和里夫战争。共和国成立后,镇压了1934年10月的加泰罗尼亚起义。内战爆发后,被叛军关押,1937年被叛军枪杀。——中译者注


[42]弗兰西斯科·哈维尔·德·萨拉斯·冈萨雷斯(Francisco Javier de Salas González,1871—1936),1935年曾任海军部长,1936年参与叛乱阴谋,叛乱爆发后被共和国政府逮捕,1936年11月8日被处决。——中译者注


[43]利萨尔萨,《纳瓦拉密谋回忆录》,第106页。——原注


[44]1936年7月12日,叛乱集团成员趁摩洛哥驻军举行演习之机,在摩洛哥的利亚诺·阿马里利奥(Llano Amarillo)宣誓,决心推翻共和国。1940年弗朗哥下令在此地建造一座纪念此事的纪念碑。——中译者注


[45]安德列斯·萨利凯特·苏梅塔(Andrés Saliquet Zumeta,1877年3月21日——1959年6月23日),1893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毕业后参加了镇压古巴革命的战争,并参加过里夫战争。1923年晋升为准将,1929年晋升为少将。叛乱爆发后,于1937年6月出任叛军中央集团军总司令。——中译者注


[46]人们送他一个绰号叫“西维利昂”(Civilion),这本是一头逃出斗牛场的著名公牛的名字。——原注


[47]克洛德·鲍尔斯,《出使西班牙(1933—1939)》,第213页。——原注

[ 本帖最后由 龚义哲 于 2016-8-4 21:33 编辑 ]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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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叛乱与革命







在武装叛乱爆发的那个七月,对立双方已经大打出手,软弱的政府根本无力制止。武斗、枪战、谋杀和以暴动收场的示威游行,成了家常便饭。议员在进入议会时,警卫都要搜他们的身,以防他们带入武器。用总理自己的话来说,暴力已经统治了乡村。在城镇里,恐怖活动与报复行动让双方的部队如坐针毡。七月十一日,长枪党徒占领了瓦伦西亚电台的发射站,并宣告:“这里是瓦伦西亚电台!这里已被西班牙长枪党用武力占领了。我们明天还要占领全西班牙的电台。”人民阵线各政党和工会组织了大规模的反游行,游行群众最后砸了右协总部与《瓦伦西亚日报》(Diario de Valencia)的办公室。不过,内战即将爆发的最明显的信号,还是每天都在马德里发生的暴力冲突。



建筑工人罢工




从二月起,一次又一次的罢工震动了马德里,就连最保守的行业,比如电梯操作员和侍者都举行了罢工。但在二月后的这几个月里,罢工的性质发生了改变。许多工人显然已经不满足于实现个别要求,他们更想接管公司。马德里有轨电车工人决定接管公司,由自己来运营:人们立刻慷慨解囊,给他们提供了大笔资金。首都虽然是工总的重要据点,但在二月后的几个月里,全劳联也在首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全劳联现在或许不是会员最多的工会,但一定是最有战斗性的工会。全劳联建筑工会的灵魂人物是年轻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达维德·安托纳[1]、西普里亚诺·梅拉[2]和泰奥多洛·莫拉[3],他们现在成了马德里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领袖。




六月一日,全劳联与工总联合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七万名马德里建筑工人将进行无限期罢工,只有在下一次大会上通过共同决议之后,才会复工。但老板们不肯就范。罢工工人开始使用强硬手段。饥饿正在工人区蔓延。罢工工人拿着武器,逼迫店主开门营业,或是占领餐馆,而且还经常吃了东西不给钱。小店主和小资产阶级吓得半死。警察天天都在跟罢工纠察队打架,根本无力应付群众。长枪党便企图利用这个机会,向建筑工人施行反革命的暴力。他们先是袭击落单的工人,后来又在被占据的工地前面,袭击小股工人。此时,全劳联中央保卫委员会(Comité de Defensa de la CNT del Centro)已经接管了罢工,还接手了工人的武装自卫组织。政府竭力平息冲突。七月四日,劳工部长做出了决定,基本上满足了工人的要求[4]。工总在跟自己的会员商量之后,下令复工:主要目标已经实现,次要目标可以通过协商解决,所以必须复工。工总旗下的马德里建筑工会书记多明格斯(Domínguez)告诉《明晰》:这次冲突“会变成体制的一场严重危机”。不过,全劳联或许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才会继续罢工。现在,建筑工人罢工已经不是一场单纯的争取提高工资、减少劳动时间的斗争了:老板们已经尽量妥协了,但在最有战斗性的工人影响下,全劳联马德里分会决定继续罢工,其实,这次罢工已经变成了对资产阶级及其国家的实力较量,成了一次真正的起义。全劳联立刻将工总领导层以及支持它的社会党和共产党谴责为破坏罢工的工贼:原本说好了只有联合大会才有权复工,你们现在反倒自己宣布复工了!?七月九日,保王派报纸《ABC》宣称,由于遭到了全劳联会员的暴力威胁,工总的会员不敢复工。罢工工人与复工的工人、全劳联会员与工总会员用各种武器进行了殴斗。这一天,有五名工人死在工地的入口:工总会员三人,全劳联会员二人。早在六月十一日至十五日,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就在马拉加与社会党和共产党发生过冲突[5],这样的事情似乎又要在马德里重演了。费尔南德斯—奎斯塔[6],长枪党最有能力的领导人之一,在七月四日获释后,率领长枪党再次向罢工工人发起进攻,企图粉碎罢工。全劳联为了报复,用机枪向一家被长枪党用作办公室的咖啡馆扫射,击毙了何塞·安东尼奥的三名保镖。在同工总的争斗中,全劳联被孤立了,政府打算趁这个机会,把它认为更加危险的全劳联的领导层给一网打尽。警察封闭了双方的办公室,并逮捕了以安托纳和梅拉为首的建筑工人领袖。罢工工人在全劳联中央保卫委员会的爱德华多·巴尔[7]领导下,为了控制街头和工地入口,继续同工总会员、警察和长枪党战斗。在这种特殊的形势下,尽管武装叛乱的威胁日益明显,政府还是拒绝了拉尔戈·卡巴耶洛提出的给工人分发武器的要求,这并不奇怪。在政府领导人看来,“把人民武装起来”,首先就是把全劳联马德里分会的建筑工人武装起来,也就是要把革命先锋队武装起来,而他们害怕革命先锋队,甚于害怕反动将军。



卡尔沃·索特洛之死




我们前面讲过,突击警察中尉何塞·德尔·卡斯蒂利奥在七月十二日被暗杀了,他的死,是引发内战的重要事件之一。继法拉乌多上尉之后,他是第二位在同样情况下被枪杀的突击警察,这两起案件的策划者很可能是同一人。他的战友迅速做出了反应:突击警察事实上已经成为长枪党的雇佣杀手的目标,而在目前这种气氛中,凶手很有可能逍遥法外。卡斯蒂利奥的连队下定了决心:他们为国效力,保卫法律与秩序,可国家却不能把杀害战友的凶手绳之以法;既然如此,在法拉乌多遇害后,他们就该为他复仇,可他们却没有这么做;现在卡斯蒂利奥也遇害了,他们必须为两位遇害的战友讨还血债。冤有头债有主,他们决定拿名气大、又被他们当成了主谋和首犯的卡尔沃·索特洛开刀,而在几天前,卡尔沃·索特洛还在议会中谴责卡斯蒂利奥组织了对长枪党的袭击。




第二天黎明,莫雷诺(Moreno)中尉和国民警卫队的一名少校费尔南多·孔德斯[8]带领一队突击警察,乘卡车抵达了卡尔沃·索特洛的宅邸。他们声称自己是来逮捕保王派领袖卡尔沃·索特洛的。卡尔沃·索特洛焦急之下,向警方打电话确认此事。然而突击警察已经剪断了电话线,卡尔沃·索特洛只好跟着他们走出房子。几小时后,有人在城东墓地里发现了一具遍布弹孔的尸体,在停尸房里,这具尸体被确认为卡尔沃·索特洛。




何塞·德尔·卡斯蒂利奥与卡尔沃·索特洛的葬礼,成了两军交战之前最后的阅兵。双方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羞辱对方。安东尼奥·戈伊科切亚在索特洛墓前发誓:“我们一定要为你复仇。”希尔—罗夫雷斯在议会发表了异常凶猛的演说:“索特洛的死,要算到政府账上。”苏亚雷斯·德·坦希斯(Suárez de Tangis)以卡洛斯派和西班牙复兴运动的名义,宣读了一份文件,它简直就是内战的宣战书:“从二月十六日起,我们就生活在彻底的无政府状态之中,政府在暴力面前屈膝投降,公正荡然无存,一切精神价值都遭到了可怕的颠覆。谁愿意作为文明人,拯救西班牙和她的精神遗产,就请走上这条责任与牺牲之路,我们会在这条路上等着你。”




在内战爆发前几个月的气氛中,辱骂和威胁随处可见,卡尔沃·索特洛的伙伴轻易就能从敌人的言论中挑出一些指控和攻击,把这些当成是挑唆谋杀的话语。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索特洛的行刑人与卡斯蒂利奥的复仇者的身份被发现了:他们是中尉手下的十五名警察。显然,他们并不是奉命行事,而是自发行动的。但是,右翼为了给叛乱造势,进行了大鸣大放的宣传,把索特洛被杀完全归咎于共和派政府。索特洛的死,给密谋已久的叛乱提供了绝佳的借口。西班牙各地的工人都开始挖出一九三四年藏起来的武器,并试图夺取新的武器。政府把几个将军调到了别的地方,加快了新兵的复员工作,并加紧逮捕长枪党徒,把一些刚释放不久的长枪党徒又关了起来。普里耶托在《自由主义者》上毫不含蓄地宣称:“反动派要是以为政变可以兵不血刃地完成,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




在这种变幻莫测、紧张不安的气氛中,卡萨雷斯·奇洛加总理依然稳如泰山。七月十四日,包括未来的巴斯克总统阿基雷在内的一批巴斯克议员求见总理,向总理汇报了有关冲突的情况,并询问总理:据传,人人皆知的阴谋集团首犯莫拉将军已被逮捕归案,此事是否属实?这个传闻让总理很不高兴,他宣布:“莫拉是一位忠于共和国的将军。[9]”维尔瓦(Huelva)省长向他提交了凯波·德·利亚诺将军参加叛乱的证据,并请求批准逮捕凯波·德·利亚诺将军,然而总理以同样的方式,断然加以拒绝。最后,当摩洛哥驻军突然发动叛乱后,普里耶托等人把这个消息通知了他,他却只回了一句话:“他们叛乱了?那好,我要睡觉了。”



摩洛哥的叛乱




一直以来,陆军在摩洛哥都可以说是高枕无忧。早在二月,当地的部队就已经铁了心追随叛乱将军,而本土的部队还在摇摆不定。摩洛哥驻军中的摩尔人部队是从里夫的山民中招募的。他们是可怕的战士,不受任何宣传影响的野蛮人,他们唯一在乎的是战斗与劫掠,这在他们镇压阿斯图里亚斯起义时表现得淋漓尽致。西班牙外籍军团是一支精锐的雇佣军,它由来自世界各国的志愿兵组成,这些人都是亡命之徒,往往还是通缉犯;他们自愿选择了这种拿钱打仗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也非常乐意打仗。当然,摩洛哥也有工人运动,而且在城镇中有较强的工会组织。但是,他们对组织良好的当地人当中影响力很小,最重要的是,他们跟职业军人——摩洛哥士兵与精锐的外籍军团——没有任何联系。




几乎所有的军官都参加了叛乱阴谋。军官们在大街上弹冠相庆,高呼“¡Café!”(“咖啡!”)——这是他们的口号“¡Camaradas, Arriba Falange Española!”(“战友们,跟着西班牙长枪党,一起站起来!”)的缩写。他们几乎是公开进行着征服本土的准备工作——他们要用殖民军传承下来的赫赫武功,使背叛了他们的本土获得新生。我们前面讲过,叛乱头目们在发了“利亚诺·阿马里利奥之誓”后,便开始分析形势。国家把陆军派来驻守摩洛哥实在是失策,现在它已经做好了向共和国反扑的一切准备。当地政府在军方首脑面前十分软弱,军方首脑甚至都不怎么隐瞒阴谋,只要做到让本土得不到比较准确的消息就可以了。七月初,警方在特图安(Tetuán)赌场里发现大量的武器、军服和传单。尽管叛乱头目的名字已经人人皆知,却没有任何人对此采取任何行动。




七月十七日,叛乱首先在梅利利亚(Melilla)爆发。当地的叛乱头目塞吉[10]中校争取到了突击警察的支持,他带着手下的军官,缴了驻军司令的枪。外籍军团向正在人民俱乐部举行集会的建筑工人进攻。各地都有士兵和工人试图反抗,但都被枪杀了。塞吉在几小时后控制了梅利利亚,他用电报向其它地方的驻军下达了叛乱的命令。摩洛哥与西班牙本土的联络被切断了。夜里十一点左右,外籍军团的指挥官雅古埃[11]和特利亚[12],还有各支摩尔人部队的指挥官——驻扎在里夫的保蒂斯塔·桑切斯[13]上校、驻扎在特图安的萨恩斯·德·布鲁瓦加[14]上校、驻扎在拉拉什(Larache)的穆希卡(Múgica)上校——开始了行动,他们占领了战略要地,控制了交通,并开始在工人区大肆搜捕。特图安的航空兵进行了抵抗,却被大炮镇压了下去,然后他们就被“按照军法”枪杀了。叛军占领了西属摩洛哥高级专员署后,找来了摩洛哥国王和首相,询问他们对叛乱的态度。他们表示赞成。工会在七月十八日发动总罢工,但陆军逮捕和枪杀了一些罢工工人,然后又让当地人充当“志愿者”,很快就粉碎了罢工。雅古埃在塞乌塔(Ceuta)敲响警钟,发出了叛乱的信号,两小时后控制了全城。拉拉什的工人进行了英勇的反抗,但他们在一天之内便被镇压了下去。七月十八日,陆军粉碎了一切反抗。当地驻军名义上的领导人莫拉托[15]将军在接到马德里的电话后,才得知了叛乱的消息。现在陆军正在等待它真正的领袖——弗朗哥。



共和国政府与叛乱




弗朗哥搭乘一架由英国飞行员驾驶的飞机,离开了拉斯帕尔马斯(Las Palmas)[16]。机智的他先是在法属摩洛哥降落,了解叛乱进展之后,才在七月十九日抵达了特图安。但在他抵达之前,叛军就已经用他的名义,在特图安发表了宣言:“陆军已决定恢复西班牙的秩序……弗朗哥将军已出任运动的领袖,他要唤起所有西班牙人的共和国情感。”七月十七日至十八日夜里,政府军的一架飞机朝特图安的叛军司令部投掷了六枚炸弹。宣言对此做出了恶狠狠的答复:“你们越是反抗,报复就会越狠。”




七月十八日早晨,政府不得不发表了一个通知,承认“部分陆军部队已在摩洛哥发动叛乱。”通知还写道:“政府表示,叛乱仅限于西属摩洛哥的某些地区,在本土绝对没有任何人参加这种荒谬的冒险。”然而,不到一天,这种“荒谬的冒险”就席卷了全国,马拉加和塞维利亚的驻军也参加了叛乱。政府在当天下午三点通过广播发表了与第一个通知相反的第二个公报,向各政党和工会做出了答复:




“政府注意到了各方提供的帮助,并诚挚地感谢各方,同时,政府认为,最好的帮助就是保持正常的生活,这样才能给国家的军事力量树立一个冷静与信任的榜样……政府采取了预防性措施,扑灭了一个大范围的反共和国运动。这个运动在本土没有得到任何帮助,仅在陆军中得到了一小撮人的支持。”在向正在镇压摩洛哥叛乱的部队致敬后,广播做出了结论:“政府的行动足以恢复秩序。”政府的广播电台甚至指出,塞维利亚的叛乱已被粉碎。




当天晚上,拉尔戈·卡巴耶洛以工总的名义,请求将武器分发给各工人组织,但内阁和普里耶托再次拒绝了他的请求。社会党与共产党发表的联合公报指出:“情况是艰难的,但还没到绝望的程度。政府确信它拥有足够的手段,完全可以粉碎这一罪恶之举。如果事实证明它的手段不足,那么,人民阵线向共和国庄严承诺:只要共和国求助,人民阵线将随时投入斗争。人民阵线将遵守政府的命令。”




当天晚上,全劳联与工总下令总罢工。七月十九日凌晨四点,当西班牙准备迎战的时候,卡萨雷斯·奇洛加内阁向阿萨尼亚总统递交了辞呈。



马丁内斯·巴里奥政府




阿萨尼亚立刻要求议长马丁内斯·巴里奥组阁,马丁内斯·巴里奥马上组织了一个清一色的共和派政府,但他把当时还没参加人民阵线的右翼政党——桑切斯·拉蒙[17]的民族共和党也给拉进了政府。他还任命米亚哈[18]将军为陆军部长。




历史学家和评论家普遍认为:马丁内斯·巴里奥内阁曾企图与一部分叛乱将军达成妥协,以此避免内战。但是,关于事情的具体经过,甚至是妥协的内容,则是众说纷纭。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认为:马丁内斯·巴里奥给叛乱将军留了几个部长职位。卡巴耶洛声称:马丁内斯·巴里奥曾亲自跟莫拉通过电话,这是马丁内斯·巴里奥告诉他的。克拉拉·坎波亚莫尔[19]也举出了几位听见马丁内斯·巴里奥提及此事的证人。法国历史学家贝特朗·古埃伊[20]指出,莫拉断然拒绝出任陆军部长:“如果你我能达成协议,我们就都背叛了自己的信念,背叛了自己的人。[21]”马丁内斯·巴里奥——现在的流亡政府总统——对这些说法一概否认,并给马达里亚加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们从来不打算跟叛军合作。我们相信,随着这一政策的改变,他们也会改变态度。[22]”




无论马丁内斯·巴里奥是否联络过叛军将领——显然他们确实联络过——某些叛军将领的态度,似乎证明了马丁内斯·巴里奥的看法是正确的、他的期待是合理的。莫拉、奥维耶多的阿兰达[23]和马拉加的帕克特索特[24]都曾暂时按兵不动,似乎是在犹豫——万一马丁内斯·巴里奥真的能说服共和派提出妥协,那就先别把事情做绝。但是,新政府成立的消息一传出,就像炸弹一样震惊了全国,连马德里也被惊动了。不等任何组织下令,几十万群众就走上了街头,要求发放武器,同叛军战斗。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和波克瑙[25]都认为,卡巴耶洛曾用社会党人的武装起义来威胁政府,他们两人都同意马丁内斯·巴里奥的观点,即政府“被卡巴耶洛的社会党和共产党给毁了。[26]”卡巴耶洛在回忆录里写道,他只是向工总建议,如果新政府同意武装工人,那就支持新政府。但马丁内斯·巴里奥像卡萨雷斯·奇洛加一样,依然拒绝了他的建议,在他们看来,武装工人就意味着工人革命的开始和议会制共和国的结束。于是马丁内斯·巴里奥也辞职了[27]。




在共和派互相观望之时,只有何塞·希拉尔[28]医生(他是一位著名的大学教授,又是阿萨尼亚的朋友)愿意采取至关重要的措施:他的政府下令解散陆军,并把武器分发给各政党和工会组建的工人民兵。他签署的这个命令,等于消灭了“共和国的合法性”;但在当时看来,这道命令只不过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从此以后,西班牙的命运,就要由双方的武力——一方是将军和他们的军队,一方是武装工人——来决定了。当两股社会力量发生冲突时,“合法性”就烟消云散了。



叛乱[29]的胜败




叛乱头目没有料到他们会遭到长期抵抗。他们的计划确实考虑到了某些地区会遭遇到特殊的困难,但经过数日的战斗之后,整个西班牙的形势出现了一些完全出乎预料的情况。纳瓦拉是卡洛斯派的传统堡垒,它热情地欢迎了叛军。布尔戈斯和潘普洛纳的街道上挤满了头戴红色贝雷帽、胳膊上扎着带有十字架的绿色臂章的人,他们都是卡洛斯派民兵“呼啸兵”的志愿兵。他们背着毯子,从山上走下来,准备按照经书的教诲,去帮助“基督君王”赢得胜利。德拉普雷[30]发现他们“在提到‘共和国’或‘工会’之类的词的时候,会厌恶地吐口水。”他还说:“如果我看见布尔戈斯广场上立起火刑架的话,我也不会惊讶的。[31]”那里的人拥护叛乱的将军,志愿兵参加了莫拉的部队,向首都进军。这支十字军在一派热烈的气氛中出发了,会破坏这种气氛的,或许只有“红色贝雷帽”与长枪党的“蓝衫队”之间的露骨的敌意。






但是,其他地方的胜败往往取决于一些预料不到的因素:警察、国民警卫队和突击警察的态度,他们的选择往往能决定胜负;当地的省长是坚决反抗还是摇摆不定;当地军队指挥官是勇敢反击还是犹豫不决;工人阶级的领袖是常备不懈还是麻痹大意。其实,只要叛军能够迅速控制敌人的组织,叛乱就能速胜;当工人领袖中了叛军军官的计,以为他们仍然忠于共和国的时候,叛乱也会胜利,但要多花一点时间。在这方面,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在叛乱初期,决定战斗胜负的关键,主要不是叛军的行动,而是工人、政党、工会的反应,以及他们把自己武装起来、组织军事行动的能力;简单来说,关键在于他们的政治洞察力。实际上,每当工人组织出于对共和国法制的尊重,而自缚手脚的时候;每当工人组织的领袖被叛乱军官的花言巧语欺骗的时候,叛乱就会胜利。反过来,只要工人不理睬自己的领袖的意见,不管“合法”当局的态度,抓紧时间武装自己,并向军队进攻,就能打退叛军。



叛军占领了安达卢西亚




阿尔赫西拉斯(Algeciras)的驻军自称忠于共和国,所以市长不肯给工人发武器,结果叛军迅速占领了这个城市。当铁证摆在市长面前时,他总算下令逮捕驻军指挥官,但被抓起来的却是他自己。七月十九日,加迪斯发生了总罢工,突击警察把武器发给了工会,但省长却保证当地驻军是忠于共和国的。七月二十日,阿尔赫西拉斯失守的消息传来,叛军的一艘战舰也开到了港口,当地驻军便叛变了;第二天,叛军粉碎了一切抵抗,叛军指挥官禁止了罢工和工会的集会。




科尔多瓦市长拒绝给罢工工人发放武器。卡斯卡霍[32]上校,一名假扮成共和派的军官,指挥国民警卫队和当地驻军同时发动叛乱,并粉碎了一切抵抗。格拉纳达的突击警察与国民警卫队和当地驻军一起参加了叛乱,他们迅速粉碎了郊区的武装抵抗。里奥·丁托的矿工在工会组织下,向叛乱的塞维利亚进发,维尔瓦省长调集国民警卫队护送他们,可国民警卫队却在路上伏击了矿工,杀死了许多人。然后国民警卫队就去攻占矿山了。




不过,叛军最重大的胜利,是攻占了工人阶级的堡垒——塞维利亚。政府不肯逮捕凯波·德·利亚诺将军,他隐姓埋名,来到了安达卢西亚首府,这里参加了叛乱阴谋的只有国民警卫队指挥官一个人。在国民警卫队的兵营里,长枪党徒和志愿参加叛乱的乡绅拿到了武器,并被编入准备发动叛乱的部队里。由这些人组成的突击队向突击警察兵营发起奇袭,而突击警察在兵营和电话局坚守到了最后一刻。与此同时,一小队叛军没开一枪,就占领了塞维利亚广播电台。凯波·德·利亚诺先让电台播放共和国国歌,然后突然宣布,他已经控制了全城。工人组织没有做出任何反应,而这位诡计多端的将军却占领了各个战略要地,并让一辆载满士兵的卡车在全城的街道上反复跑来跑去,造成了叛军拥有绝对数量优势的假象。等到全劳联和工总开始把他们的战士集合起来,准备进行武装斗争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突击警察已被彻底消灭,来自摩洛哥的第一批援军已在机场降落,开始占领机场。从军事角度来看,这些可怕、好战而又纪律严明的摩尔士兵的到来,成了决定胜负的关键。不过,这位狡猾的将军又一次赢得了心理战的胜利——无人不知摩尔士兵的残暴,摩尔士兵抵达塞维利亚的消息,造成了巨大的恐慌。工人的抵抗发动得太晚,形势对他们又非常不利。在塞维利亚,没有发生战斗,只有屠杀。根据律师学院的记录,有九千多名工人惨遭杀害[33]。《巴黎晚报》记者贝特朗·德·茹夫奈尔[34]描写了摩尔士兵进攻工人区的情景:“这些士兵发出骇人的嗥叫,冲进工人区的街道。随后就是冷酷无情地用手榴弹和匕首肃清残敌。这里毫无怜悯可言。第二天,我设法潜入废墟,发现尸体都被串了起来,身上满是刺刀与匕首留下的窟窿。”不过,特里亚纳(Triana)的郊区坚持了一个多星期。塞维利亚被“肃清”后,军队就去攻占其它城镇和村庄。各地都发生了激烈而殊死的抵抗,但它们都被同样的方法给粉碎了:莫隆(Morón)镇坚持了一星期;卡尔莫纳(Carmona)镇击毙了许多叛军。但叛军还是攻占了整个安达卢西亚地区。大批工人与工会活动家惨遭屠杀,有些地方在听到屠杀的消息后,便不敢坚决抵抗了,甚至决定投降。当地政府和国民警卫队为了向军队表示忠心,往往还没等凯波·德·利亚诺的部队抵达,就杀害了工人领袖。仅过了几天,安达卢西亚就沦陷了:凯波·德·利亚诺充分发挥了他的优势:坚决果断;机智地运用了现代的宣传手段和大规模恐怖,还利用了无线电广播与机场;而工人在这些方面都不如他。工会的战士们被打得措手不及、不知所措,虽然他们进行了勇敢而顽强的反击,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反击并没有取得效果。



叛军占领了萨拉戈萨




军队用同样的方式,占领了工人阶级的另外一个堡垒——萨拉戈萨。当地驻军的指挥官米盖尔·卡瓦内利亚斯将军也是叛乱头目之一。他是共济会员,人们以为他是共和派,他像凯波·德·利亚诺一样,是在最后一刻才参加叛乱的。七月十七日,摩洛哥发生叛乱的消息传来后,他自称忠于共和国,并下令戒严,提防“法西斯分子的活动”。全劳联威胁他,说要发动总罢工,他一边向全劳联让步,一边加紧把长枪党徒和乡绅塞进他的部队里。政府向工人领袖请求:不要制造麻烦,不要武装工人,保持冷静。全劳联的领导人接受了这个要求,让工人回家去了。七月十九日早上,经过右翼整肃过的军队,在右翼分子和国民警卫队的支援下,占领了阿拉贡的首府,并部署了野战炮和机枪。叛军通过广播宣称:“我们不会向共和国进军……我们会考虑工人的要求。”有人别有用心地散布了卡瓦内利亚斯正在向法西斯分子进攻的谣言。




直到警察开始逮捕工会活动家的时候,当地的工人领袖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七月十九日,全劳联与工总下令总罢工,并试图在军队不敢贸然进入的郊区组织武装抵抗。自青联组织的一支队伍遭到了国民警卫队的猛攻,伤亡惨重。当地工人领袖虽然遭到严刑拷打,却拒绝下令复工,总罢工在坚持了一个多星期后才被镇压下去。全劳联萨拉戈萨分会的一位领导人楚埃卡[35]后来承认,工会领导人太大意了,他们在谈判上浪费了太多时间,甚至还相信了省长的许诺;他们没有让“最有战斗力的三万名有组织的萨拉戈萨工人[36]”做好迎战的准备。几天之内,几乎整个阿拉贡都落入了叛军之手。



奥维耶多出乎意料地陷落了




奥维耶多是阿斯图里亚斯工人阶级的中心,当地的社会党活动家和无政府工团主义活动家拥有顽强的战斗传统,富有武装斗争的经验,有一批训练有素的干部,还掌握了一些武器,所以,莫拉的叛乱计划并不包括攻占奥维耶多。七月十八日,卡巴耶洛派报纸《前进报》(Avance)出了一份未经审查的特刊,报道了叛乱的消息。矿工立即在工会会堂集合,组建部队,挖出了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就藏起来的武器。在矿工的推动下,各政党和工会成立了一个省委员会[37],负责支持和监督省长利亚尔特·劳辛[38]的行动——这个省长的忠诚度令人怀疑。




当地驻军的指挥官阿兰达上校马上就向工人阶级与共和派的领袖表示,他坚决忠于共和国,并断然驳斥了有关他参加叛乱阴谋的指控。然而,就在前一天晚上,他已经把所有可用的武器都转移到了军营里,并向该省的国民警卫队发出了向奥维耶多进军的密令。他做得很小心,没有走漏风声,骗取了人们的信任。而且,当遭到围攻的马德里向当地求援时,他还向社会党领袖建议:组织三个矿工纵队,乘火车支援马德里。社会党领袖同意了。这支队伍共有三千人,由萨马·德·兰格雷奥的一千六百名青年、米耶雷斯的几百人和奥维耶多的一队“爆破手”[39]组成,由突击警察的警官指挥,其中只有四百人有枪。在雷昂,戈麦斯·卡米内洛[40]将军给了他们三百支枪。这支援军对保卫马德里意义重大,但他们却不能保卫奥维耶多了。




尽管社会党领袖很乐观,但不安的情绪却在不断增长。阿兰达确实已经下令让士兵留在兵营里,通往兵营的道路上都设了岗哨。人们都知道士兵拥有武器,而矿工手上那点武器已经跟着援军一起运往马德里了。省委员会分裂了:右翼共和派和社会党继续信任阿兰达上校;但全劳联的领导人知道阿兰达已经把武器都转移到了兵营里。以《前进报》编辑哈维尔·布埃诺[41]为首的社会党左派和共产党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他们不能继续玩下去了。他们要求阿兰达证明自己的忠诚:把囤积起来的武器分发给工人民兵、开放军营、把士兵和武装工人混合起来。阿兰达用一些模棱两可的话来敷衍他们。冈萨雷斯·佩尼亚劝他向极端分子做出一些保证,并借助普里耶托的官威,让阿兰达分发武器。阿兰达答复说,他在等陆军部长下令。此时,国民警卫队正在向奥维耶多进军。阿兰达找了个借口,溜出了省长官邸(省委员会就设在省长官邸里)。然后他跟自己的部队会合,占领了纳兰科(Narranco)山,并用两门野战炮瞄准了省长官邸。当军队占领战略要地时,省委员会四下逃窜。阿兰达上校的诡计得逞了:武装的矿工中了他的调虎离山之计,他不发一枪就拿下了首府。不过,城郊已得到了警报,建起了街垒。矿工居住区里的国民警卫队遭到矿工攻击,被矿工抓了起来,武器也都被矿工给缴了。希洪驻军在宣布忠于共和国后,也发动了叛乱;但是,在塞贡多·布兰科(Segundo Blanco)的人民俱乐部临时成立的保卫委员会,召集了拉·费尔盖拉的五金工人,他们立即包围了希洪驻军。最后,驰援马德里的两个矿工纵队之一在得到家里发生叛乱之后,掉头攻占了特鲁比亚(Trubia)的军火库,并包围了阿斯图里亚斯的首府。叛军占领了奥维耶多,虽然这并没有导致整个阿斯图里亚斯失陷,却让几万名几乎手无寸铁的工人动弹不得。当其他地方正在进行残酷的战斗时,原本可以投入战斗的几万名生力军,却由于阿兰达的狡诈和某些领导人的天真,而被牵制住了。



叛军在海军中遭到了挫折




叛军将领在享受意料之中的胜利与出乎意外的成功时,也遭遇了一些挫折。首先,一个意外使他们失去了一位领袖。桑胡尔霍本应在七月二十日乘飞机离开艾斯托里尔,前往西班牙,但螺旋桨在降落时出了故障,飞机着了火,弄死了桑胡尔霍。




但是,叛军在西班牙各地遭到的挫折,并不是由意外造成的。按照原定计划,在叛乱爆发后,摩洛哥部队应该在数小时内大举登陆西班牙本土,然而这并没有发生,因为海军并没有抵达预定地点。当海军在加纳利群岛举行演习时,弗朗哥与海军将领举行了多次会议,精心规定了海军的任务,并进行了细致的准备工作。绝大多数海军军官都支持叛乱。但叛乱却被水兵搅乱了:水兵基本上都是工人出身,他们有更高的政治觉悟,他们知道——至少比陆军士兵更了解——如何把自己组织起来,破坏军官的准备工作。几乎每一艘舰艇上都成立了由八到十名士官和水兵组成的地下小组,他们不是社会党人就是无政府主义者,并同港内的组织保持着联系。水兵在“自由”号(Libertad)巡洋舰上成立了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向各舰艇的水兵委员会发出了警告,于是,七月十三日,“塞万提斯”号(Cervantes)、“塞尔维拉将军”号(Almirante Cervera)、“西班牙”号(España)和“贝拉斯科”号(Velasco)的水兵委员会派出代表,在费洛尔[42]召开会议,决定了破坏叛乱阴谋的方法。七月十四日,他们设法联系上了“海梅一世”号上的水兵委员会。海军士官巴尔博亚[43]逮捕了马德里的海军通信中心主任,破坏了叛乱计划的重要环节。通过通信中心主任和每艘舰艇上的无线电台,水兵们获知了有关叛乱进展的最新消息,并准备向军官发起反击。




“楚鲁卡”号(churruca)驱逐舰在七月十九日把一批摩洛哥士兵运往加迪斯,这艘驱逐舰上的水兵在二十日举行起义,枪毙了军官。随后“巴尔德斯将军”号(Almirante Valdés)与“桑切斯·巴尔凯斯特吉”号(Sánchez Barcáiztegui)的水兵也举行了起义,将舰只驶离梅利利亚,前往卡塔赫纳(Cartagena)。在圣费尔南多(San Fernando),水兵控制了两艘炮艇和一艘巡洋舰,但它们最后被岸炮击伤,不能行动;水兵虽然占据了“塞尔维拉将军”号和“西班牙”号,但“塞尔维拉将军”号正在修理,不能战斗,“西班牙”号又没有炮弹,最后这两艘军舰还是被费洛尔的叛军夺回去了。但“海梅一世”号的水兵通过无线电得知自己的船只正在前往塞乌塔,他们便在海上发动起义,经过一番血战,控制了这艘巡洋舰。然后他们在丹吉尔湾(Bay of Tangier)与舰队主力会合[44],而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舰队主力的每一艘船上。水兵委员会控制了每一艘船,处决了大部分军官,逼迫剩下的军官服从他们的命令。这些军舰破坏了叛军的通讯联络,没有让摩洛哥的叛军在西班牙本土登陆。水兵们的壮举,沉重打击了叛乱将领的计划,它是叛乱初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45]。



巴塞罗那的叛乱失败了




叛军在巴塞罗那遭到了最惨重的失败,打败他们的是加泰罗尼亚工人,而国民警卫队和突击警察在关键时刻帮了工人一把,这虽然有点意外,却是真事。加泰罗尼亚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主张地区自治,他们对叛军的态度,要比西班牙其他地方坚决得多,尽管如此,经过数日血战,最终赢得了胜利的,还是工人。




在叛乱发生的前几天里,全劳联的领导人实际上同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Generalidad)和艾斯凯拉的领导人保持着几乎不间断的联系:无政府主义领袖迭戈·阿巴德·德·桑蒂利安后来回忆:“有几个晚上是在内务部里度过的。”但是,他们提出的分发武器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政府同意。桑蒂利安要求政府向全劳联的工人发放一千支步枪,后来他写道:“那一千支枪根本没有发给我们;我们已经夺到手的一些枪反而又被要走了。[46]”十八日下午,战士们四处搜集武器,从商店里的猎枪,到造船厂里的炸药,能找到的都被搜集一空。七月十八日至十九日的晚上,一群无政府主义码头工人把停在港内的船上的武器全部卸下。他们的领袖杜鲁蒂与加西亚·奥利维尔冒着遭到自己人的私刑的危险,马上亲自进行干预,阻止工人同警察发生冲突,他们甚至还同意归还一部分已被码头工人夺取的武器。




不过,一些突击警察从兵营里拿出武器,分给了工人。无论白天黑夜,都有工人在办公室和指挥部外面站岗放哨。




叛乱的计划执行得十分完美,负责指挥叛乱的戈戴德刚从马略卡(Mallorca)乘飞机抵达巴塞罗那,就下令逮捕共和派军官[47]。几周以来,青年志愿兵、乡绅和长枪党徒都在混入突击警察的队伍。只要一声令下,一万二千名叛乱分子就会涌出兵营,在市中心的加泰罗尼亚广场(Plaça de Catalunya)集合。七月十九日凌晨,佩德拉尔维斯(Pedralbes)兵营的叛军出动了。全城的工人哨兵在值完夜班之后,带着他们简陋的武器,正等着下一班哨兵来换岗。此时,来自阿塔拉萨纳斯(Atarazanas)兵营的部队正在占领督军府[48]和都督府[49],




可是,巴塞罗那工人拥有数量优势,他们觉得复仇的时刻终于到来了,这一刻曾使他们长期担惊受怕,却又让他们翘首以盼。他们从巴塞罗内塔(Barceloneta)和港区涌出来,阻挡了叛军的去路。他们缺乏武器,甚至赤手空拳,也没有一个中央指挥机关,他们只懂得一种战术——冲锋。尽管他们蒙受了沉重的损失,但每倒下一个工人,马上就有另一人顶替他的位置,叛军被群众压垮了。冲在最前面的是工人积极分子,牺牲最大的也是他们。加泰罗尼亚统社青书记弗兰西斯科·格莱利斯(Francisco Graells)、伊共青书记热米纳尔·比达尔[50]和巴塞罗那无政府主义团体联合会的书记恩里克·奥布雷贡[51]都倒在了加泰罗尼亚广场。叛军占领了广场一带最重要的建筑物——科隆旅馆(HotelColon)、电话局(Telefonica)和艾尔多拉多(Eldorado)旅馆。那些地方的叛军陷入了真正的围城战:勇气和恐惧具有同样的感染力,叛军根本没有料到群众居然会视死如归,他们顶着叛军的机枪火力冲锋,夺走了机枪,广场上和街道上留下了几百具尸体。




下午早些时候,国民警卫队的埃斯科瓦尔[52]上校(他就是安德烈·马尔洛的小说《希望》中的希梅内斯上校[53])率领四千正规军,前来增援工人。科隆旅馆和丽思(Ritz)旅馆很快就被攻下了。此时传来了几支部队正在“为了人民的事业”而集结的消息,还传来了共和派军官迪亚斯·桑迪诺[54]中校指挥普拉特(Prat)机场的航空兵赢得胜利的消息。全劳联的战士夺回了电话局。战斗虽然还在继续,但叛军已经遭到了沉重打击,哗变的叛军士兵越来越多。




七月二十日是星期一,这天早上,工人不知从哪里弄来了几门野战炮(可能是被工人夺取的,也可能是被叛军丢弃的),瞄准了都督府。一位临时指挥员、曾当过炮兵的码头工人雷查(Lecha)负责指挥这几门火炮。叛军的抵抗已没有意义。当佩雷斯·法拉斯[55]率领部下攻进都督府时,戈戴德将军打出了白旗。大部分被包围的叛军军官被就地处决;有人费了一番力气,才把戈戴德从愤怒的人群中救出来[56];他被带到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在加泰罗尼亚总统的请求下,他同意通过广播发表讲话:“我愿意告诉西班牙人民:命运没有站在我们一边。我要告诉所有不愿继续战斗的人:我已投降。从现在起,他们不用向我承担任何义务。[57]”




真相就此大白。许多兵营里发生了哗变。蒙朱伊克(Montjuïc)要塞的士兵枪毙了军官,把武器分给了工人。到处都有军官自杀。阿塔拉萨纳斯兵营是最后一个被攻克的叛军据点。迪亚斯·桑迪诺指挥几架飞机轰炸了这个兵营,但它经过一番血战之后才被攻克,而在最后的战斗中,弗兰西斯科·阿斯卡索牺牲了。此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战士们在开赴前线之前,都要列队经过这位无政府主义战士牺牲的地方,这里已成为在这三天中牺牲的战士们的象征。



马德里的叛乱失败了




七月十八日,从建筑工人罢工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转入战时状态的全劳联马德里分会,决定用武力打开此前被警方封闭的办公室,并开始征收汽车、收集武器。全劳联全国委员会书记达维德·安托纳在七月十九日上午获释;他前往内务部,威胁说要派他的人攻打监狱,放走所有还被关在牢里的活动家。两大工会下令总罢工。在来自全国各地的邮政工人和铁路工人的帮助下,卡洛斯·德·巴莱巴尔很快就在工总的办公室里建立了一个信息中心,使马德里能够及时得知各省最新的确切情况。社会党把从一九三四年起就藏起来的武器挖了出来,分发给群众。街道上筑起了第一批街垒。第一次枪战发生在托里霍斯大街(Rua de Torrijos),有人从这条街上的一家修道院往街上打枪。尽管军营里还没有发生什么反常情况,第一批工人民兵已经上街巡逻了。




其实,叛军已经失去了宝贵的时间。




十九日,阴谋集团控制下的各个团没有发动进攻。帕尔多(Pardo)团在叛变后立刻离开了首都,前往北方,可能是打算与莫拉会合。在赫塔菲(Getafe)的炮兵军营里,忠于共和国的士兵与叛军士兵发生了战斗。在所有部队里,叛军首先攻击的是反对叛乱的军官:普里耶托的朋友卡拉塔拉(Carratala)中校就是死于叛军之手。蒙塔尼亚(Monta ña)兵营是叛军的主要据点,叛军的军事领袖范胡尔将军,还有来自其他部队的叛乱军官、乡绅、长枪党徒都在那里。但是,范胡尔可能是动摇了,也可能是在等待援军;总之他浪费了很多时间:他跟部下高谈阔论,并下令戒严。当天夜里,他放弃了突围的念头,并下令向聚集在蒙塔尼亚兵营门口的人群开火,这一公开的挑衅激起了众怒。就在这时,希尔[58]中校,一个忠于共和国的军官,在炮兵公园(Parque de Artillería)向群众发放了五千支步枪,但这批步枪里有不少没有枪栓,因为狡猾的叛军事先已经把它们的枪栓拆了下来,运进了蒙塔尼亚兵营。




关键的战斗到了二十日才开始。街头巷尾的大喇叭反复播放着巴塞罗那成功镇压叛乱的消息和戈戴德的投降声明。叛军被迫转入防御。两门七十五毫米口径的野战炮开始向蒙塔尼亚兵营开火,然后又有一门一百五十五毫米口径野战炮加入了炮击。库瓦特洛·比恩托斯(Cuatro Vientos)机场的叛军被歼灭后,援军乘飞机抵达机场,增援共和国。上午十点左右,被包围的叛军打出了白旗。群众蜂拥而入,迎接他们却是机枪的子弹。这一背信弃义之举极大地激怒了群众。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两次,实际上,这表明兵营内部发生了斗争。尽管在场的共和派军官认为,靠航空兵和炮兵就足以迫使范胡尔的叛军投降,但群众还是不顾巨大的伤亡,组织了强大的攻势,攻下了兵营。范胡尔和一些军官被关进了装甲车,被一队突击警察押走了,几乎所有叛军都被就地处决,然后工人夺取了叛军的武器。




第二天,马德里人民给他们的胜利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在马德里,小股部队正在街道上清除pacos——孤立的狙击手,他们仍在教堂、修道院和房顶上负隅顽抗;临时组建的纵队向瓜达拉哈拉省首府进发,他们镇压了当地的叛军,夺回了瓜达拉哈拉,枪毙了巴雷拉将军[59],然后又攻占了托莱多,把叛军逼进了古老的阿尔卡萨尔(Alcázar)堡垒。然后他们又向昆卡进发,两天前获释的西普里亚诺·梅拉带着八百名战士和一挺机枪,夺回了昆卡。这几支匆忙建立的纵队,与其他部队一起,分别向三个方向进军:一队前往瓜达拉马(Guadarrama)山脉,准备迎击莫拉;一队前往西古恩萨(Sigüenza),向阿拉贡进军;还有一队向瓦伦西亚和马拉加进军。战争才刚刚开始。



马拉加的叛乱失败了




马德里叛军的犹豫不决,使工人获得了组织的时间。马拉加是一个战略要地,通过这里可以同摩洛哥保持联系,而叛军在马拉加发动叛乱后,犯下了一个可能更为严重的错误,使他们遭受了沉重的失败。叛军在马拉加似乎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反对叛乱的只有突击警察。工人没有武器。马拉加的叛乱是在七月十七日开始的:维林(Huelin)上尉率领一个连,准备占领督军府,路上遇到了突击警察。指挥国民警卫队的上校在劝说部下跟他一起参加叛乱时,被部下当场逮捕。晚上八点,按照帕特克索特将军的命令,叛军离开兵营,占领了市中心。但是将军却在第二天命令叛军撤回兵营。他是不是因为缺少其它地方的叛乱的消息,不敢贸然行事,以免陷入孤立呢?还是说,马丁内斯·巴里奥政府的成立,使他产生了妥协的希望,所以他才撤退呢(马丁内斯·巴里奥本人曾做过这方面的暗示,而弗斯和格拉蒂[60]也同意这一点)?总之,工人组织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工人没有武器,他们就放火烧了兵营周围的房子,并朝兵营投掷炸弹。叛军陷入了包围,又被烟熏得半死,他们害怕被活活烧死,就向突击警察投降了。维林上尉被群众处决。



巴斯克地区的叛乱失败了




巴斯克地区的叛乱之所以失败,也是因为叛军犹豫不决。毕尔巴鄂的驻军没有行动。桑坦德的一个兵营立刻遭到围困。原定在吉普斯科亚(Gipuzkoa)指挥叛乱的叛军头目在最后一刻临阵脱逃。而且,巴斯克民族主义党也全力反对叛乱——七月十八日,曼努埃尔·德·伊鲁霍发表广播讲话;次日,巴斯克民族主义党发表正式公报,呼吁自己的支持者为保卫共和国而战。




在圣塞瓦斯蒂安(San Sebastián),卡拉斯科上校向人民阵线委员会保证自己忠于共和国,然后巴斯克民族主义党的议员就过来讯问他。但在此时,洛约拉兵营的叛军按照巴列斯宾(Vallespín)中校的命令,发动了叛乱。卡拉斯科向议员们保证,他能劝说叛军投降,并派他的副官前去劝说,结果副官没有回来。于是他决定亲自前往兵营。议员们同意了。结果他也没有回来。二十一日,此前宣称自己忠于共和国的国民警卫队也参加了叛乱,并释放了原先被关押起来的军官,同他们一起攻打全劳联办公室。可是工人已经发动起来了。城里到处都筑起了街垒。国民警卫队没有打下全劳联办公室,便撤入了玛丽亚·克里斯蒂娜旅馆(Hotel Maria Cristina),这家旅馆在二十三日被工人占领了。洛约拉兵营遭到了一列装甲列车的炮击,叛军军官同巴斯克民族主义党议员谈判后,也在二十八日投降了,但议员并没有信守诺言:大部分叛乱头目被当场处决。卡拉斯科上校被逮捕了,两天后,有人把他劫走,不经审判就处死了他。



瓦伦西亚的驻军没有发生叛乱




瓦伦西亚倒是特立独行:驻军士兵没有参加叛乱。当然他们也没有参加革命。




七月十八日,第一批关于叛乱的流言传到了列万特首府。省长拒绝向工会发放武器,并为驻军指挥官的忠诚担保。七月十八日深夜至十九日凌晨,各工人组织和各共和派政党把他们的支持者发动了起来。十九日凌晨,全劳联与工总下令总罢工。当天晚上发生了第一次冲突:一些建筑工人怀疑一家道明会(Dominican)修道院窝藏武器,便进攻了这家修道院。




二十日早上,全劳联罢工委员会向战士们下令:封锁通往各个兵营的道路。人民阵线各党成立了一个革命委员会[61],并邀请全劳联罢工委员会的代表参加。社会党人、国民警卫队军官乌里瓦里[62]上尉负责指挥那些想用武力阻止驻军参加叛乱的人。全劳联代表向人民阵线提出:要想得到全劳联的支持,就必须满足下列条件:发动工人包围兵营;立即把忠诚的部队同工人“混合”起来,组成“干预队”,干预队里的突击警察和工人的比例要达到一比二;用这些部队控制所有战略要地(邮局、电话局、瓦伦西亚广播电台);向驻军递交最后通牒,假如驻军指挥官拒绝交出武器,就立即进攻兵营。委员会接受了全劳联的建议,并改名为“人民执行委员会”。但是,马丁内斯·蒙赫[63]将军拒绝发放武器,并要求停止总罢工,因为他认为,既然他和他的部下都忠于政府,就没有总罢工的理由,他还通过瓦伦西亚广播电台宣读了自己的意见。不过士兵仍在待命。总的来看,军队正在犹豫:阴谋分子得知了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的叛乱失败的消息,他们现在想的是如何尽量争取时间。城里的工人同长枪党徒发生了多次小规模战斗,攻击修道院和教堂的事件不断增加。停靠在瓦伦西亚港口的军舰上的水兵也举行了起义,扣押了军官,并同码头工人举行亲善活动。此时,希拉尔政府授权成立了一个代表团,由马丁内斯·巴里奥和三位共和派领导人——鲁伊斯—弗内斯[64]、艾斯普拉[65]和埃切瓦里亚(Echeverría)——组成,将代表团派往瓦伦西亚[66]。在革命气氛中,三种不同的权力——军队、马丁内斯·巴里奥的代表团和人民执行委员会——彼此对峙了两个星期。在七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间,西班牙大部分地区都发生了进攻兵营的事件,但瓦伦西亚直到八月初才出现这种情况。



七月二十日晚上的局势




到了七月二十日晚上,除了瓦伦西亚之外,各地的局势都已经明朗化:当然,在拉科鲁尼亚的街头,工人仍在街垒上用铺路石战斗;萨拉戈萨与塞维利亚的郊区还在战斗;许多兵营中的战斗仍未停止;圣塞瓦斯蒂安、希洪和桑坦德的战斗还没结束;叛军刚刚在阿尔赫西拉斯附近登陆;到处都有落单的狙击手进行着垂死挣扎。但这些都只是扫尾的战斗。双方的地盘都已经稳定下来,并开始在自己的地盘上巩固统治。






弗朗哥向凯波发出了贺电:“西班牙得救了:安达卢西亚、瓦伦西亚、巴利亚多利德、布尔戈斯、阿拉贡、加纳利群岛和巴利亚里群岛已经加入了我们的事业。”弗朗哥非常乐观。其实,军事政变已经失败了。叛军不仅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还激起了工人革命,而他们发动政变的目的,本来就是要阻止革命。叛军接连失去了他们声望最高、能力最强的领袖——先是卡尔沃·索特洛、桑胡尔霍、戈戴德,然后又是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67],他是在阿利坎特监狱里被民兵处决的。最重要的是,军队遭到的失败,打破了军队在国内冲突中不可战胜的神话,使军队失去了一张重要的王牌——恐惧。现在,军队面前的敌人,已经不是软弱的人民阵线政府,而是革命。军事政变失败了。内战开始了。



[1]达维德·安托纳·多明格斯(David Antona Domínguez,1904年11月22日——1945年3月15日),曾在马德里当过石匠,参加了全劳联的建筑工会。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曾流亡法国。共和国成立后,于1931年8月返回马德里。1936年领导了马德里建筑工人罢工,并因此入狱,7月19日获释。此后积极参加全劳联的活动。内战末期被反动政府逮捕后,被判处死刑,后改判为三十年徒刑。1945年因肺结核死于狱中。——中译者注



[2]西普里亚诺·梅拉·桑斯(Cipriano Mera Sanz,1897年11月4日——1975年10月24日),生于马德里,11岁开始做瓦工,参加全劳联后,于1931年担任全劳联旗下的马德里建筑工会书记,1933年因在萨拉戈萨进行革命活动而被捕。1936年领导了马德里建筑工人罢工,并因此入狱,内战爆发后获释。内战期间曾率领共和军参加过许多重要战役。1939年支持卡萨多政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到法属摩洛哥,1942年被维希法国政府引渡给弗朗哥反动政权,被判处死刑,后改判为三十年徒刑。1946年获释后流亡法国。——中译者注



[3]泰奥多洛·莫拉(Teodoro Mora,?—1936),三十年代初在西普里亚诺·梅拉的影响下参加全劳联,1936年领导建筑工人罢工,并因此入狱。内战爆发后获释,8月20日率领民兵同叛军战斗时牺牲。——中译者注



[4]政府同意将收入不足20比塞塔的工人的工资上调5%;其余工人的工资上调10%;并实行40小时工作周。全劳联的要求是:大幅涨薪;36小时工作周;一个月的带薪休假;承认包括风湿病在内的各种职业病。——原注



[5]当时,全劳联马拉加分会正在领导腌鱼工人罢工,结果同工总的渔民发生了冲突。6月10日,全劳联暗杀了工总的一位领导人安德列斯·罗德里格斯(Andrés Rodríguez)。全劳联领导人奥尔蒂斯·阿塞维多(Ortíz Acevedo)也遭到了袭击,虽然侥幸生还,他的一个孩子却不幸身亡。6月11日,在罗德里格斯出殡前,社会党人拉蒙·雷纳(Ramón Reina)遭到枪击。政府下令封闭双方的办公室。6月15日,全劳联与工总都谴责了袭击事件后,暴力冲突才停止。——原注



[6]莱蒙多·费尔南德斯—奎斯塔·梅雷洛(Raimundo Fernández-Cuesta y Merelo,1896年10月5日——1992年7月9日),生于马德里,从小就是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的好友。1933年参加长枪党,并担任总书记。内战爆发后被捕,1937年10月获释后担任长枪党总书记,1938年至1939年任农业部长,1945年至1951年任司法部长。弗朗哥独裁政权垮台后,他重建了长枪党,并于1976年至1983年担任长枪党全国领袖。1983年退休。——中译者注



[7]爱德华多·巴尔·贝斯科斯(Eduardo Val Bescós,1906—1992),无政府主义活动家,内战爆发后曾积极参加民兵工作。1939年参加了卡萨多政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8]费尔南多·孔德斯·罗梅洛(Fernando Condés Romero,1906—1936),社会党员。他是卡斯蒂利奥与法拉乌多的朋友。曾参加里夫战争,1928年转入国民警卫队。1934年10月曾参加起义,失败后被捕入狱。1936年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获释,恢复原职,并晋升为上尉。曾帮助社会党训练民兵。1936年7月13日率领突击警察处决卡尔沃·索特洛。次日被捕。叛乱爆发后获释,率领共和军迎击叛军时牺牲。——中译者注



[9]安东尼奥·德·利萨拉(Antonio de Lizarra),《巴斯克与西班牙共和国》(Los vascosyla República española),布宜诺斯艾利斯,VascaEkin,1944年,第31页。——中译者注



[10]胡安·塞吉·阿尔穆萨拉(Juan Seguí Almuzara,1888—1936),摩洛哥阴谋集团主要成员,1936年8月19日被共和军击毙。——中译者注



[11]胡安·雅古埃·布兰科(Juan Yagüe y Blanco,1891年11月19日——1952年10月29日),生于医生家庭,曾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与弗朗哥是同学。1934年曾参加镇压阿斯图里亚斯起义。同长枪党关系密切,并与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是好友。1936年参加叛乱阴谋,1936年7月17日在塞乌塔发动叛乱,8月14日率领叛军攻占巴达霍斯后,屠杀了数千名俘虏与平民,制造了内战中规模最大的大屠杀。内战后曾任空军部长。——中译者注



[12]埃利·罗兰多·德·特利亚·坎托斯(Heli Rolando de Tella y Cantos,1888年9月14日——1967年10月10日),生于加利西亚,曾就读于托莱多步兵学校,毕业后参加过里夫战争。1932年曾参加桑胡尔霍政变,失败后被流放到西属撒哈拉,1934年获得赦免。1936年7月17日参加叛乱,曾参加多次重大战役,为弗朗哥反动派效尽犬马之劳。1943年被迫退役。——中译者注



[13]胡安·保蒂斯塔·桑切斯·冈萨雷斯(Juan Bautista Sánchez González,1893年11月12日——1957年1月30日),曾参加里夫战争。1936年7月17日在摩洛哥发动叛乱,在内战中参加过多次重大战役。——中译者注



[14]爱德华多·萨恩斯·德·布鲁瓦加·波兰科(Eduardo Sáenz de Buruaga y Polanco,1893年4月15日——1964年2月17日),1910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曾参加里夫战争。1936年7月17日在特图安发动叛乱,随后短暂担任西属摩洛哥高级专员。在内战中参加过多次重大战役,并在巴埃纳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内战后曾任马德里督军、直布罗陀总督、第二军区司令和国民警卫队总监。——中译者注



[15]阿古斯丁·戈麦斯·莫拉托(Agustín Gómez Morato,1879—1952),1936年担任摩洛哥驻军总司令,叛乱爆发后被叛军关押。1940年被判处十二年徒刑。不久后获释。——中译者注



[16]这名英国驾驶员是贝布(Bebb)上尉,他是由著名工程师胡安·德·拉·谢尔瓦(Juan de la Cierva)雇佣的。——原注



[17]费利佩·桑切斯—拉蒙·加利法(Felipe Sánchez-RományGallifa,1883年3月12日——1956年1月21日),律师,曾在马德里大学教授民法。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开始参加共和主义运动。共和国成立后曾参与起草宪法的工作。1934年成立民族共和党(Partido Nacional Republicano),1936年曾准备参加人民阵线,但在共产党参加人民阵线后拒绝加入。1936年7月19日被马丁内斯·巴里奥任命为不管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18]何塞·米亚哈·梅南特(José Miaja Menant,1878年4月20日——1958年1月14日),生于奥维耶多,1896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曾在阿斯图里亚斯与摩洛哥服役。虽然曾参加西班牙军事同盟,但并没有参加叛乱。1936年7月19日任陆军部长。内战期间曾担任中部战区司令。1939年支持卡萨多政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19]克拉拉·坎波亚莫尔·罗德里格斯(Clara Campoamor Rodríguez,1888年2月12日——1972年4月30日),生于马德里的一个工人家庭,13岁开始当裁缝。曾就读于马德里大学法学院。积极主张女权主义,提倡保护妇女和儿童权益。共和国成立后,参加宪法起草委员会。在她的推动下,西班牙共和国宪法增加了赋予妇女普选权的条款。1937年离开西班牙,1955年在瑞士去世。——中译者注



[20]此人本名胡安·安东尼奥·古埃伊·洛佩斯(Juan Antonio Güell y López,1874年6月24日——1958年3月17日),是一位西班牙政治家、艺术收藏家与历史学家。不知为何作者把他当成了法国人。——中译者注



[21]贝特朗·古埃伊(Bertran Güell),《一个加泰罗尼亚流亡者的日记:1936—1945》(Journal d'un expatrié catalan : 1936-1945),摩纳哥,罗歇尔出版社(Editions du Rocher),1946年,第76页。——原注。



[22]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的《西班牙》(España)第四版序言,布宜诺斯艾利斯,南美出版社(Sudamericana),1950年。——原注



[23]安东尼奥·阿兰达·马塔(Antonio Aranda Mata,1888年11月13日——1979年2月8日),曾参加里夫战争。1934年参与镇压起义。1936年7月20日在奥维耶多发动叛乱。——中译者注



[24]弗兰西斯科·帕特克索特·马多斯(Francisco Patxot Madoz,1876年1月22日——1936年8月22日),1895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参加过里夫战争。1936年7月担任第12步兵旅旅长。7月18日在马拉加发动叛乱,失败后被捕,8月22日被处死。——中译者注



[25]弗兰茨·波克瑙(Franz Borkenau,1900年12月15日——1957年5月22日),奥地利作家,1921年参加德共,1929年退党,抛弃了共产主义,从此开始激烈地批判共产主义,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1947年返回德国,1950年同许多反共文人一起成立了“文化自由大会”(CongressforCultral Freedom,该组织的幕后主使其实是中央情报局),积极从事反共活动。——中译者注



[26]《西班牙》第四版序言。——原注



[27]在叛乱一周年之际,弗朗哥发表广播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马丁内斯·巴里奥曾想“成立一个支持军队、恢复法律与秩序的内阁,以此来换取军队撤退。”按照弗朗哥的看法,这个内阁“遭到了罪恶的群氓的背叛,而这些群氓是他的前任武装起来的。”《弗朗哥言论》(Franco ha dicho……),马德里,n.p.,1947年。——原注



[28]何塞·希拉尔·佩雷拉(José Giral y Pereira,1879年10月22日——1962年12月23日),生于古巴圣地亚哥,曾在马德里大学获化学与药学学位,1905年在萨拉曼卡大学任化学教授。1925年与阿萨尼亚一起成立共和行动,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曾因反抗独裁政权而三次入狱。共和国成立后,曾于1931年至1933年任海军部长。1936年7月19日至9月4日任总理。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45年至1947年任流亡政府总理。——中译者注



[29]此处原文为Movimiento(“运动”),作者在下文中有时用Movimiento或movement来指代叛军,有时又用来指代长枪党,或“国民运动”,故下文依照具体情况,分别译为“叛乱”、“叛军”或“国民运动”,不再一一说明。——中译者注



[30]路易·玛丽·若瑟夫·德拉普雷(Louis Marie Joseph Delaprée,1902年4月20日——1936年12月8日),法国记者,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为《巴黎晚报》(Paris-Soir)工作,在西班牙各地采访。1936年12月8日在返回法国途中,他乘坐的飞机遭到误击,不幸身亡。——中译者注



[31]路易·德拉普雷,《西班牙的死亡》(Mort en Espagne),巴黎,皮埃尔·蒂斯内出版社(Pierre Tisné),1937年,第22页。——原注



[32]西里亚科·卡斯卡霍·鲁伊斯(Ciriaco Cascajo Ruiz,?—1953),1936年7月18日在科尔多瓦发动叛乱,内战期间担任该地督军,有几千名共和派死于他的残酷镇压。——中译者注



[33]这份记录收录于何塞·佩拉茨,《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劳联》(La CNT en la revolucion española),三卷集,图卢兹,全劳联出版社,1951—1953,第1卷,第182—186页。——原注



[34]贝特朗·德·茹夫奈尔(Bertrand de Jouvenel,1903年10月31日——1987年3月1日),法国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中译者注



[35]米盖尔·楚埃卡·库瓦特洛(Miguel Chueca Cuartero,1901年1月3日——1966年10月18日),生于萨拉戈萨,二十年代中期开始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为无政府主义报纸担任记者,1929年9月被捕入狱,1930年8月出狱后积极参加了推翻君主制的革命工作。共和国成立后参加了全劳联的宣传工作。1935年7月被捕,同年12月获释,1936年4月担任萨拉戈萨地区工会委员会委员,7月,萨拉戈萨发生叛乱后,他设法逃离了萨拉戈萨。此后积极参加了阿拉贡地区的防御工作。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36]《阿拉贡的7月19日》(Le 19 juilleten Aragon),《混乱之中》(Dans la tourmente),巴黎,Bureau d'Informationet de Presse,1938年,第71页;译自《从七月到七月》(De julio a julio),巴塞罗那,土地与自由,1937年。——原注



[37]这个委员会的正式名称是“人民阵线省委员会”(Comité Provincial del Frente Popular)。——中译者注



[38]伊西德洛·利亚尔特·劳辛(Isidro Liarte Lausin,1892—1936),左派共和党人,曾担任过多个省份的省长。1936年7月5日担任阿斯图里亚斯省长,同年10月26日被暗杀。——中译者注



[39]dinamiteros本意为用炸药开山的矿工,这里指的是在战斗中投掷炸弹的工人民兵,故译为“爆破手”。——中译者注



[40]胡安·加西亚·戈麦斯·卡米内洛(Juan García y GómezCaminero,1871—1937),生于巴尔德佩尼亚斯(Valdepeñas),1888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1930年参加共济会,并参加了推翻君主制的密谋。共和国成立后担任马拉加督军,1933年晋升为少将,1936年7月任军队总监,8月担任最高法院军事庭审判员。1937年退役。——中译者注



[41]哈维尔·布埃诺(Javier Bueno,1891—1939),1933年担任《前进报》编辑,1934年10月起义后被捕,1936年人民阵线政府上台后获释,继续担任《前进报》编辑,内战爆发后,在阿斯图里亚斯与叛军作战,负伤后返回《前进报》,马德里陷落后被捕,1939年9月26日遇害。——中译者注



[42]费洛尔(Ferrol)是西班牙海军在北方的主要军港。——中译者注



[43]本哈明·巴尔博亚·洛佩斯(Benjamín Balboa López,1901—1976),1916年参加海军,担任电报员。1936年7月17日,叛乱发生的时候,他正好在海军部通信中心值班,他在接到叛乱的密电后,拒绝转发给叛军将领,并直接联系海军部长何塞·希拉尔,逮捕了参加叛乱阴谋的通信中心主任,然后将叛乱的消息通知了所有海军舰艇。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44]7月18日,海军部长何塞·希拉尔下令所有舰艇向直布罗陀海峡航行,试图阻止叛军通过海峡在西班牙本土登陆。途中几乎每一艘船上都发生了军官的叛乱或抗命,由于水兵们的奋战,才保住了大部分舰艇。——中译者注



[45]请参阅德国代办弗尔克斯(Voelckers)在1936年9月23日的报告:“海军的叛变,是弗朗哥的计划遭到的第一个挫折。这是组织工作的重大失败。它几乎毁灭了整个计划,并使大城市驻军的牺牲变得毫无用处——他们已做好了战斗准备,徒劳地等待着命令。最重要的是,它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1918—1945》(DocumentsonGerman Foreign Policy,1918-1945),D系列(1937年至1945年),第3卷,《德国与西班牙内战,1936—1939》(Germanyandthe Spanish Civil War,1936-1939),华盛顿,政府出版局,1950年。——原注



[46]桑蒂利安,《战争失败的原因》(Por qué perdimos la guerra),布宜诺斯艾利斯,伊曼(Iman),1940年。——原注



[47]戈戴德在7月19日上午11点从马略卡飞抵巴塞罗那后,立刻下令逮捕第4师师长利亚诺·德·拉·恩科缅达(Llano de la Encomienda)将军,但此时叛军已无力回天。——中译者注



[48]督军府(GobiernoMilitar)位于巴塞罗那科隆大道,始建于1928年。——中译者注



[49]都督府(Capitanía General)位于巴塞罗那科隆大道,始建于1605年,现为陆军总监部所在地。——中译者注



[50]热米纳尔·比达尔(Germinal Vidal,1915年1月6日——1936年7月19日),生于巴塞罗那一个工人家庭,1931年参加工农同盟,1934年当选为伊共青总书记。1936年7月19日在同叛军战斗中英勇牺牲。——中译者注



[51]恩里克·奥布雷贡·布兰科(Enrique Obregón Blanco,1900或1904—1936),1917年开始参加全劳联的活动,曾因积极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而多次被捕,1936年担任巴塞罗那地区无政府主义团体联合会(Federación Local de Grupos AnarquistasdeBarcelona)书记,7月19日在同叛军战斗中英勇牺牲。——中译者注



[52]安东尼奥·埃斯科瓦尔·维尔塔(Antonio Escobar Huerta,1879年11月14日——1940年2月8日),生于塞乌塔一个军人家庭。1936年7月担任巴塞罗那国民警卫队上校,虽然他是一个天主教保守派,却率领国民警卫队支援工人,镇压了叛乱。在内战期间曾在共和军中担任过一些重要职务。1939年支持卡萨多政变。3月26日被捕,1940年被反动政府枪杀。——中译者注



[53]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1901年11月3日——1976年11月23日),法国著名作家。《希望》(L'Espoir)是他以西班牙内战为题材创作的小说,希梅内斯上校的原型就是埃斯科瓦尔上校。——中译者注



[54]费利佩·迪亚斯·桑迪诺(Felipe Díaz Sandino,1891—1960),西班牙军事航空的先驱者之一,1915年开始飞行。曾参加里夫战争。1926年因反对独裁政权而入狱,1930年参加了推翻君主制的密谋。1934年因拒绝轰炸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而再次入狱。内战爆发时担任第3航空队司令,驻扎在巴塞罗那附近的普拉特机场。在巴塞罗那发生叛乱时,他指挥的轰炸给叛军造成了重大损失。内战期间担任过一些军队要职。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55]恩里克·佩雷斯·法拉斯(Enrique Pérez Farrás,1884—1949),曾在西班牙陆军中担任炮兵军官,1934年参加加泰罗尼亚起义,事败后被判处死刑,后改判无期徒刑。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获释,重新加入陆军,巴塞罗那发生叛乱后,率领部队抓获叛乱头目戈戴德。内战期间担任过一些军事职务。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56]按照1936年7月26日的《图卢兹电讯报》(La Dépêche deToulouse)的说法,当时把戈戴德将军救出来的,是一位共产党活动家——卡丽达德·梅尔卡德尔(CaridadMercader)。而杀害托洛茨基的凶手——苏联特务雅克松—莫纳尔(Jacson-Mornard),其实就是她的儿子拉蒙·梅尔卡德尔(Ramón Mercader)。这真是历史的讽刺。——原注



[57]1934年,孔帕尼斯在起义失败后,也通过广播发表了同样的讲话。——中译者注



[58]罗德里戈·希尔·鲁伊斯(1878—?),炮兵军官。曾参加反抗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政权的斗争。1936年7月,马德里发生叛乱后,曾在炮兵公园把武器分发给群众。1939年支持卡萨多政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59]巴雷拉没死,而是逃走了。——中译者注



[60]威廉·弗斯(William Foss)和塞西尔·格拉蒂(Cecil Gerahty)著有《西班牙的竞技场》(Spanish Arena)一书。——中译者注



[61]正式名称为“瓦伦西亚人民执行委员会”(Comité Ejecutivo Popular de Valencia),成立于1936年7月22日,它实际上成了瓦伦西亚地区的政权机关,1937年1月8日解散。——中译者注



[62]曼努埃尔·乌里瓦里·巴鲁特利(Manuel Uribarri Barutell,1896年11月23日——1962年10月6日),内战爆发时为国民警卫队上尉。1936年7月19日被罢工委员会任命为军事指挥员,并负责组建工人民兵。此后曾参加过一些重大战役。1938年初担任军事情报局局长,同年4月逃往法国。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古巴。——中译者注



[63]费尔南多·马丁内斯—蒙赫·雷斯托伊(Fernando Martínez-Monje Restoy,1874—1963),内战爆发时为第三师师长,因拒绝给工人分发武器,与工人发生冲突,后来在马丁内斯·巴里奥调解,改任其他工作。共和国覆灭后流亡阿根廷。——中译者注



[64]马里亚诺·鲁伊斯—弗内斯·加西亚(Mariano Ruiz-Funes García,1889—1953),西班牙法学家。1909年毕业于马德里大学,1925年在穆尔西亚大学任法学系主任。共和国成立后,参加了宪法起草委员会,并于1933年担任共和行动副主席,1936年参加左派共和党,1936年2月19日至9月4日任农业部长,9月4日至11月14日任司法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65]卡洛斯·艾斯普拉·里索(Carlos Esplá Rizo,1895年6月23日——1971年7月6日),生于阿利坎特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青年时投身共和主义运动,为多家共和派报纸当过记者。共和国成立后,于1931年至1933年任内务部副部长。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担任总统府办公厅副主任。1936年7月19日瓦伦西亚发生总罢工后,随马丁内斯·巴里奥一起前往瓦伦西亚进行调解。同年11月至次年5月任宣传部长。内战期间专注于宣传工作。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66]这个代表团的正式名称叫“共和国政府驻列万特代表委员会”(Junta Delegada del Gobierno para Levante),它是中央政府的代表。——中译者注




[67]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是被人民法庭审判定罪的,他在法庭上为自己进行了坚决而又生动的辩护。1936年11月18日,他被判处死刑,并于当天被处决。在被处决前,长枪党通过红十字会,向共和国内阁提出了用拉尔戈·卡巴耶洛的儿子帕科·拉尔戈·卡尔沃(Paco Largo Calvo)来交换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的建议。拉尔戈·卡巴耶洛拒绝了这个建议。——原注



[ 本帖最后由 龚义哲 于 2016-8-26 18:01 编辑 ]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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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共和国控制区的双重政权状态



在叛乱被粉碎的地方,失败的不只是叛军。叛乱军队与武装的人民群众的冲突,把夹在中间的国家政权给碾碎了。原有的政权机关已经彻底失去了权力,掌握权力的是街头的各种武装组织,它们在打退叛军后,马上就着手进行最迫切的任务:肃清残余叛军、巩固后方,以及维持生存。诚然,共和国政府依然存在,在左翼记者所谓的“忠诚区”[1],也没有出现一个公开同共和国政府对抗的革命政权。但希拉尔内阁只能控制马德里周围一带,它还能够存在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它采取了什么行动,也不是因为它还享有什么威信,而是因为各个工人组织:政府必须通过工总的联络与通信系统,才能同其它的忠诚区保持联系;社会党执委会已经把海军部设为自己的长期办公地点,不管部长普里耶托就坐镇在那里。


但是,在街头和政府之间,逐渐出现了各种新的权力机关,它们拥有真正的权力,并且往往自称与街头和政府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它们就是遍布各地的无数委员会,实际上它们已经取代了原先的地方政府和省政府。它们构成了新的政权,并且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把革命的力量组织起来,处理最重大的任务:一个是短期任务,即继续战争;另一个是长期任务,即在社会革命的高潮中恢复生产。


西班牙的危机吸引了不少外国记者和激进分子前往西班牙,在他们眼中,西班牙呈现出了一派非凡的景象,对立双方既让人困惑不解,又显得光怪陆离,但都令人眼花缭乱。她正在经历一场革命,将军们发动叛乱,本来是为了阻止革命,反倒激起了革命。革命在刚开始时处于守势,现在它开始转入反攻了。成千上万的人,对它做出了千差万别的自发反应,在这种情况下,肤浅的、对革命不怀好意的观察家只会看见一片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他们无法理解这种现象背后的深意:既然工人主动承担起了保卫自己的责任,他们也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新的政权也就随之诞生了。


巴塞罗那就是这种革命形势的象征。弗兰茨·波克瑙是一个专业的观察家,他认为巴塞罗那是“苏维埃西班牙的堡垒”——按照“苏维埃”这个词的本来意义,他的意思就是说,巴塞罗那就是工人代表会的西班牙。其实,巴塞罗那不仅是一个几乎全部居民都是工人的城市,它现在还是一个由工人掌权的城市:工人在城里随处可见,在街头,在建筑物门口,在兰布拉大道[2]上,到处都是肩扛步枪、腰挎手枪、穿着工作服的工人[3]。国民警卫队的三角帽不见了,几乎没有人穿制服,资产阶级和乡绅都不见了:据说,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不鼓励”戴帽子。工人组织接管了夜店、酒店与豪华旅馆,把它们改成了人民食堂。以往常见的乞丐也都不见了,工会办的福利设施正在照料他们。所有的汽车都插上了旗子,画上了各种各样的标志,涂上了各个工人组织的缩写。无论在哪里,都能看见楼房、咖啡馆、商店、工厂、有轨电车和卡车上贴着告示,表明该建筑或该物“已被人民收归集体”或“已收归全劳联”。各政党和工会纷纷占据了大型现代建筑、旅馆或右翼组织的总部,把它们改成了自己的办公楼。每个组织都有自己的日报和广播电台。除了已被封闭的大教堂之外,所有的教堂都被付之一炬。内战仍在继续,它每晚都在吞噬新的牺牲者。布洛什写道:“兰布拉大道过着双重的生活。白天,这里随处可见鲜花,随处可闻鸟声,游人络绎不绝,咖啡香飘四溢,汽车和有轨电车来来往往。到了黄昏,卖花的小摊贩就不见了,卖鸟人也消失了,咖啡馆打烊了。天黑以后,兰布拉大道就陷入了可怕的死寂之中,只有墙边偶尔会冒出几个鬼影。[4]”


几天后,马德里向法国客人呈现出了另一派景象。当然,马德里的各个工会和政党也占据了漂亮的楼房,并组建了自己的民兵,但街道上很少能见到武装的工人,几乎所有的武装工人都穿着新的制服,这是一种叫做“mono”的蓝色连身衣。旧的制服并没有消失:七月二十七日,官方警察重新开始执行日常勤务。所有的教堂都被封闭了,但都没有被纵火。马德里的各种委员会没有巴塞罗那那么多,征收的告示也没有巴塞罗那多。乞丐仍在街角伸手乞讨。豪华旅馆和夜店仍在照常营业。迫在眉睫的战争阻止了革命的进程。


马德里和巴塞罗那是共和区的两个极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千差万别的情况,没有两个相邻的城镇或省份是完全一样的。要想更清楚地了解这种情况,就得进行一番细致的分析。


各种武装组织的权力


当时有一种现象,虽然各地程度不等,但在整个共和区普遍存在,外国观察家对这种现象特别关注。外国的大报把这种现象叫做“无政府主义的恐怖”或“红色恐怖”。从战胜叛乱那一刻起,工人武装就开始了血腥的肃清。


而且,在之前的半年里,暴力冲突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只等最后的爆发。既让人畏惧、又让人渴望的斗争,使长久积压下来的仇恨与恐怖获得了发泄的出口。每一个人都清楚,斗争的结果不是胜利就是死亡,要想赢得胜利,首先就得跨过敌人的尸首。


在共和区,实际上已不存在任何维护法律与秩序的力量,警察部队已经消失了。警察要么投靠了叛军,要么与工人民兵合并了。从十八日、十九日两天开始,各地都爆发了总罢工,并持续了至少一个星期:工人拿着武器,从早到晚都在街上游行。起初只有积极分子才有枪,在攻占兵营、分发武器后,愿意拿枪的人都分到了枪:在马德里、巴塞罗那、圣塞瓦斯蒂安和马拉加等地总共发了几万支步枪。监狱里的政治犯都被释放了,但不少刑事犯也被放走了。没有了警察,带着武器招摇过市也不会引人注目,于是各种人渣败类便趁机大肆作乱。


所以,观察家笔下的“恐怖”,其实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现象,他们分不清这种现象中的各种因素,而且往往还故意把不同的因素混淆起来。在“恐怖”刚开始的时候,执行者和受害者的数量大体相当,所以此时的“恐怖”无疑是一种自发的运动,是真正的群众性的恐怖主义。这种“恐怖”是由恐惧而激发的本能反应,是面临危险时做出的自卫性反射动作,法国大革命中的九月屠杀[5]就是由此引发的;这种“恐怖”既是革命战争的要求,也是革命战争中无法避免的现象。


在抓获军官、国民警卫队员、长枪党徒和乡绅的时候,如果在场的积极分子名声不够响,镇不住场面,或是在场的警察部队的忠诚度还不够让人信服,保护不了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被就地处决。


其他一些“恐怖”事件是由危言耸听的谣言和集体恐惧心理而诱发的:马德里群众在得知叛军在巴达霍斯进行大屠杀的消息后[6],又听信了监狱中发生俘虏暴动的谣言,便攻占了模范监狱[7]。凯波·德·利亚诺通过塞维利亚广播电台发表的讲话,使群众心中产生了一种不健康的疑神疑鬼的心理,他们又被七月二十七日的轰炸所激怒,便攻占了马拉加监狱,处决了里面的叛军俘虏。这种“恐怖”既是一种预防手段,又是对革命行动的鞭策。民兵在击败叛军、夺回村镇后,急于继续推进,没有多少时间来巩固后方,所以他们只能用一种方法,那就是系统地肃清后方,把所有阶级敌人统统当作“法西斯分子”,不经审判就立即消灭。杜鲁蒂纵队在抵达弗拉加(Fraga)后,就处决了三十八个所谓的“法西斯分子”:一个神父、一个大地主、一个律师和他的儿子,以及所有的富农。在某些人看来,把旧制度下的统治阶级的每一个人,都从肉体上消灭,就能为真正的革命创造条件。这种“恐怖”也是与内战和革命密不可分的。


在叛乱后的几周里,城镇遭到了类似的行为的威胁,但这种行为更有组织性,它叫做“夜间处决”[8]。它总是按照相同的套路进行的:保卫委员会或警戒委员会选好目标后,就在晚上派武装人员把目标绑走,架出城外,在某个偏远的地方杀掉。在这种政治报复中被杀的有教士、大老板和小老板、政客、资本家和各式各样的反动派:以前曾跟工人组织作对的法官、警察、狱警、奸细、雇佣杀手;也有人纯粹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名声或社会地位而被选为目标的。而且,“阶级界线”也不等于工人就能获得充分的保护:在巴塞罗那就有一些工人活动家遇害了,比如工总旗下的码头工会的总书记、被全劳联斥为“码头恶霸”的共产党人德西德里奥·特里利亚斯[9];以及工总西班牙—瑞士(Hispano-Suiza)工厂分会的主席。


这种氛围自然会助长个人报复、乃至单纯的盗窃、抢劫和谋杀等罪行。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此前曾策划过夜间处决的各个政党和工会,才会转而反对这种行为,并开始“组织”镇压。由于此类罪行在传统上往往被归咎于无政府主义者,为了公正起见,有必要指出:一位重要的无政府主义者茹安·佩洛一直在《自由报》(Libertad)上谴责犯下此类罪行的人“躲在革命运动背后……借助这种形势来逃脱惩罚”,他还呼吁,“为了革命的荣誉”,“必须制止夜间处决的行为”,“严惩那些为杀而杀的人[10]”。在此期间,全劳联巴塞罗那分会的一位干部、餐饮工会总书记费尔南德斯(Fernández)出于私怨而报复杀人,被全劳联就地处决,以儆效尤[11]。


针对天主教会的恐怖


火烧、劫掠修道院与教堂,以及逮捕并处决教士,是早期的一种突出现象,对此必须从另外的角度来加以分析。据说,人们通常是为了报复教会才这么干的,而且有不少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在巴塞罗那,许多叛乱分子躲在教堂里负隅顽抗;在费盖拉斯(Figueras),教士躲在大教堂里,向工人射击;到处都有狙击手躲在宗教建筑里面,向外面打冷枪。


但是,反对天主教会的运动,绝不仅仅是混乱时期的应激反应。当然,有少数教堂遭到了窃贼的洗劫。但在大多数案例中,从教堂中搜出来的财宝,被用于资助初期的革命活动:赫洛纳(Gerona)的民兵从比克(Vic)的大主教官邸里搜出了价值一千六百万比塞塔的珠宝,并把这批珠宝交给了中央委员会。


革命者经常把死人的尸体和遗骨挖出来,举行骇人的展览,这种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单纯的报复,其实,这种可怕的行为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这些死人生前就被革命者当成最坏的敌人,就算他们已经死了,革命者也要让他们不得安宁。西班牙工农枪毙教士、烧毁教堂,不光是为了消灭他们的敌人,消灭敌人权力的象征,也是为了一劳永逸地使西班牙摆脱愚昧与压迫——在他们看来,教士和教堂就是愚昧与压迫的全部象征。当过部长的巴斯克人曼努埃尔·德·伊鲁霍是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他的话可作为佐证:“人们烧毁教堂,并不是要表达反宗教的情绪;他们只是用这种方式来反对国家,我大胆地说一句:人们燃起冲天的黑烟,不过是在祈求上帝关注人间的不公。[12]”


各种委员会的权力


法国工会活动家罗贝尔·卢松曾在八月初访问西班牙,他描写了自己在越过国界之后的经历[13]:


“您刚刚走过国界,就被一队武装人员拦住了。他们是什么人?工人。他们是民兵——也就是穿着日常服装,却拿着步枪或手枪的工人,胳膊上的标志表示他们的职务,或是表示他们代表着哪一个政权……他们能够决定……是否放您进去,还是带您去见‘委员会’。


“管事的委员会设在邻村,他们在这里行使一切权力。委员会负责行使日常的市政职能,并组建当地民兵,给民兵提供武器、食物和住房,费用由全体居民分担。进出城镇都需要他们批准;他们还能关闭法西斯分子的商店,征收生活必需品。他们毁坏了所有教堂的内饰,还在教堂门口贴出告示:教堂已经‘收归自治政府所有’,可用作人民设施。”


在西班牙共和国控制区的所有城镇与大部分乡村,都成立了同样的委员会,它们各有各的名字:人民委员会、战争与保卫委员会、执行委员会、革命委员会或反法西斯委员会、工人委员会、公安委员会。它们全都是在指导人民抗击军事政变的行动达到高潮的时候成立的。这些委员会的产生方式五花八门。在乡村、工厂和工地,人们有时会举行全体大会,选出委员会,不过有的选举进行得比较草率。这些委员会都很注意吸收所有政党和工会参加,哪怕它们是在革命之后才成立的,这是因为委员会既代表着全体工人,又代表着所有工人组织的总和——有许多地方在选举委员会时,都要“达成共识”:某个工会由谁来代表,谁来代表“共和派”,谁来代表“社会党”。在不少城镇里,当地最积极的分子马上就自己组成了委员会。有的时候,全体选民会从每个组织中各挑选一人,再由被挑中的人组成委员会;更常见的做法是:各个组织先进行内部投票,选出本组织的代表,或是由各政党和工会的当地委员会任命本组织的代表,再由各个组织的代表组成委员会。委员会在成立之后,很少会举行更大范围的投票,让自己的人选获得承认;不过,雷里达的革命委员会在成立后,倒是搞了一个由城里各政党和工会的代表组成的“立宪会议”,并向立宪会议负责,使自己得到了立宪会议的承认。但是,“基层”委员会只能控制到村庄委员会或行业委员会。在更高的层次上,各个组织的意志就压倒了基层委员会的意志。


各地的委员会的人选都不一样。不少地方只是简单地给原先的人民阵线委员会增加了几个工会的代表。在一些社会党执政的城镇,委员会是由原先的市议会再加上全劳联领导人而构成的。在加泰罗尼亚,以及从叛军手中夺回的部分阿拉贡地区,有许多委员会的委员全部是全劳联—伊无联或自青联的活动家,不过,城镇里的委员会往往由工总、艾斯凯拉、统社党、统工党、全劳联和伊无联的代表组成。但在雷里达,统工党把所有曾支持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专员、反对工会的共和派都赶出了委员会,这样一来,委员会就只限工人组织参加了。有的委员会是按照比例来分配各个组织的席位的,有的委员会则给每个组织都分配相同数量的席位。不过,更常见的做法,是按照各个组织在工业中的实际力量对比来分配席位。社会党在桑坦德、米耶雷斯和萨马·德·兰格雷奥的委员会中占据多数,但每个矿区的政治面貌都不一样。北方所有的委员会都被巴斯克民族主义党控制着,只有毕尔巴鄂委员会例外,它由巴斯克民族主义党和社会党组成。无政府主义者掌握了希洪和昆卡。社会党和共产党以工总的名义参加了马拉加的委员会,并逐渐把委员会的控制权从全劳联手中夺了过来。在瓦伦西亚,每个工会有两名代表,而每个政党只有一名代表。在卡斯蒂利昂(Castellón)的委员会里,有十七名全劳联代表、七名工总代表,没有社会党和共产党的代表,但共和派与统工党各有七名代表。在加泰罗尼亚,除了萨瓦德利(Sabadell)和雷里达之外,所有的大城镇的委员会都被全劳联—伊无联控制了[14]。


尽管各种委员会有着不同的名字、来历和构成,但它们全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特征。在叛乱之后的几天里,它们全都掌握了地方上的一切权力,接管了立法和行政职能,它们在自己的辖区内拥有说一不二的决定权,不仅可以处理眼前面临的各种问题,比如维持法律和秩序,控制物价等,还能处理当时的各种革命任务:将工业社会化或收归工会管理;剥夺教会、“叛乱分子”或大地主的财产;把土地分给金属工人或集体开发土地;没收银行;将住宅收归市政府管理;组织发布各种书面或口头的消息;组织教育;组织福利工作。格兰迪索·穆尼斯[15]给这种委员会起了一个吸引人的名字:“管理委员会”,不管在哪里,只要成立了“管理委员会”,它就会以工人武装为基础,建立起自己的权力,并迫使旧政权的专业机关的残余人员——有时候是国民警卫队和突击警察,还有大小官员——服从它的命令,不管他们是否愿意。西班牙共产党领袖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是当时最坚决地反对委员会的人之一,但是,他却对委员会的权力作出了最高的评价:“委员会是一种恼人的、隐蔽的、无形的政权,它没有明确的职能,也没有公开的权力,但它却像真正的政府一样,通过无情的专政,行使着无可争议的权力。[16]”


尽管委员会是地方上的真正政权,但在地区一级,却有多个权力机关,它们各有各的来历,有的能够与其它权力机关和平相处,也有的与其它权力机关相互对抗。


加泰罗尼亚反法西斯民兵委员会



诞生


七月二十一日,巴塞罗那的战斗结束后,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把控制了街头的革命派找去开会。无政府主义领袖桑蒂利安描写了这一事件:“我们几天没睡觉、没刮过胡子,样子就跟那些有关我们的传奇故事里讲的一样,我们就这样带着武器,去了加泰罗尼亚政府。自治政府的几个成员脸色苍白,不停地发抖,会谈时阿斯卡索不见了。陪同我们前来的战士们涌进了政府。[17]”孔帕尼斯主席向他们道贺:“你们自己打退了法西斯军队,所以你们已经成了本市和加泰罗尼亚的主人……你们胜利了,你们已经控制了一切。如果你们不需要我,不要我这个主席,只要一句话,我就很乐意成为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一个小兵。而在面对法西斯主义的时候,只有死亡才会使我让出这个职位,如果你们愿意相信我这番话,那么我本人、或许还有我党的同志、我的名声和我的威望,都任你们使用……[18]”


孔帕尼斯主席显然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正如他的副手米拉维特列斯[19]在几周后写的一样:“叛乱之后的两三天里,任何正规的公共力量都已不复存在,而在巴塞罗那也没有了军队,反法西斯民兵委员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国民警卫队和突击警察的消失是它能成立的另一个原因,因为国民警卫队和突击警察与人民武装并肩作战,打得非常凶猛,他们已经成了群众的一部分,与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20]”


工人武装、巴塞罗那街头成立的委员会与城乡的管理委员会掌握着真正的权力。据柯莫雷拉所述,社会党和共产党曾向孔帕尼斯主席建议,组建“自治政府民兵”,同全劳联和统工党的民兵争夺街头的控制权[21]。孔帕尼斯没有同意:他认为双方力量相差悬殊,而且,在这一时期,就像他说过的那样,共和国政权在加泰罗尼亚就剩下他本人以及他的“名声和威望”了。共和国政权的命运,共和国政权能不能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得到恢复,完全取决于群众是否需要他的服务。结果,全劳联的领袖同意继续合作。全劳联地区委员会在前一天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决定:No hay comunismo libertario,primero aplastamos a la facción.(现在还不是建设自由共产主义的时候;我们首先得粉碎叛乱。)他们同意了孔帕尼斯的建议。桑蒂利安对他们的决定做了这样的评论[22]:


“我们本来可以保持独立,我们本来可以废除自治政府,代之以真正的人民权力,而无人敢违抗我们,但我们不相信专政:它的实践违背了我们的原则;我们不想要专政:实行专政必然会损害别人。以孔帕尼斯主席为首的自治政府依然存在,而各种人民的力量,将会在民兵中自我组织起来,把解放西班牙的斗争进行到底。加泰罗尼亚反法西斯民兵委员会就这样诞生了,我们使它代表了政治、自由与工人的方方面面。”


组成与作用


在主席办公室隔壁的房间里,各个组织的代表召开了会议,并立即成立了加泰罗尼亚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Comité Central de Milicias Antifascistas deCataluña),其中温和派的代表有:艾斯凯拉三人、拉巴塞雷协会[23]一人、加泰罗尼亚行动[24]一人。建党过程尚未正式完成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有一名代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也有一名代表。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的代表是桑蒂利安和奥雷利奥·费尔南德斯[25],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代表是加西亚·奥利维尔、阿森斯[26]和杜鲁蒂,杜鲁蒂在几天后被马尔科斯·阿尔孔[27]代替。尽管加泰罗尼亚的工总会员只有全劳联的十分之一,但它也有三名代表[28]。


这个委员会的初步组成有点奇怪。全劳联在加泰罗尼亚拥有非常雄厚的力量,孔帕尼斯也刚刚承认了它的全面胜利;而工总在加泰罗尼亚的力量则薄弱得多,但全劳联却给了工总同样多的代表席位。加西亚·奥利维尔认为,全劳联纯粹是出于慷慨才这么做的[29],果真如此吗?桑蒂利安则认为,全劳联之所以这么做,是希望做出一个政治姿态,在它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以此换取同样的对待[30],真的是这样吗?在这件事上,这两个因素确实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此外,在革命初期,统工党与全劳联的竞争开始浮出水面,在这种情况下,给加泰罗尼亚共和派四个代表席位、给工总三个代表席位、给统社党一个代表席位,可以使全劳联获得很大的回旋余地,这正是无政府主义领袖所乐见的。统工党在中央委员会里处于绝对少数,而在加泰罗尼亚其它重要的权力中心,它的处境要好得多。还有,正如桑蒂利安指出的,中央委员会的构成方式,是由全劳联—伊无联决定的。


中央委员会是各政党与工会的领袖协商与妥协的结果,政府也通过法令,正式承认了它,既然它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它也就成为了一个混合式的组织。在中央委员会的例会上,有四名政府代表参加,他们以政府的名义行动,这使中央委员会在某些方面,显得像是政府的一个附属机构,一个得到授权的临时合作委员会。实际上,它在巴塞罗那同各个政党与工会的领导层保持着联系,但在巴塞罗那城外,它的基础是由各级管理委员会(即地方上的革命政权)组成的,同时它也是地方革命政权的最高表现形式。桑蒂利安对此进行了明确的描写[31]:


“在加泰罗尼亚,反法西斯民兵委员会是唯一的、众所公认的实际权力。自治政府依然存在,我们也尊重自治政府,但是,由胜利与革命的力量所创造出来的权力,是人民现在唯一服从的权力,因为经济革命与政治革命就是人民的胜利。”


实际上,中央委员会无所不管,桑蒂利安对此解释道:“反法西斯民兵委员会既是在后方建立革命秩序的机关,又是一个进行战争准备、培养指挥员的武装组织,还是通信与通讯、粮食与服装、经济组织、立法行动与司法行动的学校,它包罗万象,管理一切:将工业转入战时状态、宣传、与马德里政府的关系、帮助一切战斗中心、与摩洛哥的关系、在可用的土地上耕作、卫生、监视海岸与国境,方方面面,不分大小,全都要管。我们要给民兵和他们的家属发津贴,给战士的遗属发抚恤金;简单来说,我们只有十几个人,却得完成政府需要用一个昂贵的官僚机构才能完成的任务。反法西斯民兵委员会既是陆军部,又是内务部,还是外交部,它还要指导经济与文化领域的同类机关的工作。[32]”


中央委员会是一个兼具立法权与行政权的政治机关,它下面的各种工人委员会和专项执行委员会很快就干起了各个政府部门的工作。总书记处负责行政工作,兼管宣传,这个部门的领导人是年轻的艾斯凯拉领导人、前极左派活动家扎乌姆·米拉维特列斯。总书记处下设:民兵组织委员会,由桑蒂利安领导;负责军事行动的作战委员会由加西亚·奥利维尔领导;运输委员会由工总的杜兰·罗塞利(Durán Rosell)和全劳联的阿尔孔领导;粮食委员会由拉巴塞雷协会的茹塞普·托伦茨[33]负责;调查委员会由伊无联的奥雷利奥·费尔南德斯负责,这个委员会其实就是内务部;军事工业委员会由加泰罗尼亚左派共和党的茹塞普·塔拉德利亚斯[34]负责。在这些委员会下面又设立了其他部门,比如由统工党的工会活动家艾尔瓦斯(Hervas)担任书记的教育标准委员会,以及负责统计、军需、审查、报纸与广播、地图测绘和专业学校等技术事务的各个部门。中央委员会是在工人革命中诞生的工人政府,它采用了必要的组织结构。


瓦伦西亚的权力冲突


此时,瓦伦西亚的形势仍不明朗。驻军与罢工工人仍在对峙,而由马丁内斯·巴里奥领导的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试图用共和国政府的合法权力,来压服罢工工人的权力,它想尽快让工人解除对军营的包围,回去工作,使一切回归正常。七月二十一日,它试图劝说人民执行委员会的代表:驻军是忠诚的,请停止罢工吧。但是,此举却造成了强烈的不信任感,因为大家都知道:马丁内斯·巴里奥、莫拉将军和瓦伦西亚驻军指挥官蒙赫将军都是共济会会员。人们怀疑马丁内斯·巴里奥曾在七月十九日的最后几个小时——也就是他的总理任期的最后时刻——企图同叛军达成妥协。瓦伦西亚已经进入起义状态,军官和教士不敢上街,人民执行委员会把工人巡逻队和正规警察混合起来,在街上巡逻,到处都在进行着激烈的讨论。七月二十三日,艾斯普拉以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名义,下令解散人民执行委员会,并接管省长的职权,又成立了一个咨询委员会,邀请每个政党和工会各派一名代表参加。人民执行委员会发生了分歧:全劳联、社会党、工总和统工党不愿接受政府的最后通牒。左派共和党与共产党认为:既然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是合法政府在瓦伦西亚的代表,人民执行委员会就应该树立一个遵守纪律、服从合法政府的榜样。


最后,人民执行委员会拒绝了最后通牒。人民执行委员会的主导力量——全劳联—工总联合罢工委员会决定:出版一份叫《全劳联—工总》的日报,在与粮食有关的行业实行复工,并由工会组织保障粮食的供应,但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已把粮食供应的工作转交给了市政府。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仍在同驻军进行谈判,而工人每天都在举行示威游行,要求驻军出发,同叛军交战。


在马德里,内务部长向全劳联总书记安托纳保证,瓦伦西亚驻军是可靠的,最起码是中立的。但他却没有把此前承诺的武器交给全劳联。全劳联马德里分会便把自己的机枪和步枪运往瓦伦西亚,并把巴塞罗那送来的武器发给了新组建的民兵。瓦伦西亚驻军仍然守在各个兵营里面,封锁了兵营入口,并保持沉默。人民执行委员会扬言要进攻兵营,但最后还是没有下达命令。此时,叛军进犯特鲁埃尔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人民执行委员会便建议,把工人民兵与国民警卫队按三比一的比例混合起来,前去增援特鲁埃尔,这引发了新的争端: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坚决要求,混合部队中工人民兵与国民警卫队的比例应为一比三。在增援特鲁埃尔的路上,国民警卫队在拉·普维夫拉·德·巴尔维尔德(La Puebla de Valverde)伏击了民兵,然后投靠了叛军。


此后,各种事件接连发生。兵营中发生了起义:在罢工的第二周,帕特尔纳(Paterna)的工兵团在法夫拉[35]中士带领下,举行了起义,粉碎了军官的叛乱阴谋。每天都有士兵携带武器逃出兵营,参加民兵,使民兵的队伍日益壮大。但在七月二十七日,全劳联—工总联合罢工委员会还是下达了在运输业之外的一切行业复工的命令,。但是它失算了:工人不愿服从这个命令,反而继续罢工。全劳联和工总坚持己见。人民执行委员会成立了一个三人小组,由全劳联的洛佩斯(López)、工总的特洪(Tejón)和青年中尉贝内迪托(Benedito)组成,准备在八月一日进攻军营。七月三十一日,塞维利亚广播电台宣称瓦伦西亚驻军已发动叛乱,控制了瓦伦西亚。其实,瓦伦西亚驻军有三个团确实发动了叛乱,但这三个团的士兵在民兵的帮助下,举行了起义,制止了叛乱。驻军被解除了武装,涉嫌叛乱的军官被逮捕和审判,士兵被遣散;民兵接收了驻军的武器。政府让步了: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被解散了,人民执行委员会的权力获得了承认,人民执行委员会主席阿林[36]上校出任省长,不过这只是对现状的追认罢了。


此后,人民执行委员会很快就控制了全省,它在各方面发挥的作用,都与加泰罗尼亚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相同。安德烈乌·宁在瓦伦西亚的一次集会上,称赞它是“列万特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府”。它设立了一个拥有全权的经济委员会,并组建了几个民兵纵队,把这些纵队派往各条战线作战。它的公共秩序委员会、司法委员会、农业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被人们当作“政府部门”。在马丁内斯·巴里奥手下当过陆军部长的米亚哈将军,后来被希拉尔任命为瓦伦西亚督军[37],他曾向马丁·布拉斯克斯(Martín Blázquez)少校坦白:在人民执行委员会的军事负责人贝内迪托中尉面前,他就像“年轻中尉的傀儡”一样软弱无力:米亚哈将军代表的是虚幻的共和国政权,而贝内迪托中尉代表的是新生的“苏维埃”政权[38]。


其它的革命政府


西班牙其它地方的政权由其它的机关接管了。阿斯图里亚斯的矿区城镇和乡村被工农委员会控制了。阿斯图里亚斯出现了两个对立的省级权力机关,一个是由全劳联的塞贡多·布兰科领导的希洪战争委员会(Comité de Guerra de Gijón),另一个是设在萨马·德·兰格雷奥的阿斯图里亚斯人民阵线委员会(Comité del Frente Popular de Asturias),由社会党人冈萨雷斯·佩尼亚和阿马多尔·费尔南德斯[39]领导。两个委员会都设有军事委员会、运输委员会、粮食供应委员会与卫生委员会:按照阿斯纳尔[40]的说法,在九月里,萨马·德·兰格雷奥的委员会只用六天时间就能发动二万人。两个委员会在九月合并为战争委员会[41],这个委员会设在希洪,但由社会党人贝拉尔米诺·托马斯领导。


桑坦德成立了一个享有全部权力的战争委员会,它设立的各种委员会起到了政府部门的作用,社会党控制了这个战争委员会。但无政府主义者有时候不愿服从战争委员会主席胡安·鲁伊斯[42]的命令。


从七月二十日开始,公安委员会(Comité de Salud Pública)逐渐控制了整个马拉加地区。警卫委员会负责镇压,工人委员会负责卫生与粮食供应,妇女委员会负责难民问题。公安委员会的武装巡逻队逐步吸收了忠于共和国的国民警卫队。它有足够的权力,可以阻止屠杀监狱里的囚犯。八月十八日,德拉普雷写道:“工人与民兵委员会掌握着这里的一切权力。省长不过是橡皮图章,他就像一个无力的吉伦特派,在雅各宾派面前瑟瑟发抖,而跟西班牙的雅各宾派相比,我们法国的雅各宾派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43]”公安委员会在九月正式成立,它跟真正的政府一样,拥有陆军部、内务部、司法部和征收部。公安委员会主席、社会党人、教师弗兰西斯科·罗德里格斯[44]被任命为省长:事实上的政权获得了法律上的追认。


阿拉贡地区的革命政权最有独创性。我们上面讲过,阿拉贡地区的全部共和军军官都参加了武装叛乱。加泰罗尼亚民兵收复了大片的阿拉贡乡村,并在每个村庄都推行了激进的革命措施。政府和国民警卫队要么已经逃走,要么已被消灭,村民就召开全体大会,审判“法西斯”俘虏,并选出委员会,管理全村的事务,委员会得到了武装民兵的支持。因此,大部分的村委员会基本上都是由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甚至还有全部都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情况:他们是绝对不可能与已被彻底消灭的共和国政权合作的。十月初,各城镇与乡村的委员会的代表来到布哈拉洛斯(Bujaraloz),在杜鲁蒂的司令部召开了大会,选出了一个保卫委员会[45],全部由无政府主义者组成,主席为华金·阿斯卡索[46],他把委员会设在弗拉加。这个委员会得到了各支无政府主义纵队的领袖的同意,在阿拉贡拥有最高权力:它代表着阿拉贡地区所有的委员会,因此,它是西班牙唯一一个由地方委员会联合组成、并由地方委员会授权的地区政权机关。在它成立后,共产党马上猛烈抨击它是一个分裂性的、“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的”机关,过了几个月,它才得到共和国政府的承认。它也是存在时间最长的革命政权机关。


巴斯克地区的特殊现象


巴斯克地区的情况,与西班牙其它地区大不一样。巴斯克民族主义党在这里拥有绝对优势,它反对七月十九日的武装叛乱,并在几天后参加了人民阵线。


但是,各个工人政党与工会的活动家正在全西班牙发动革命,而巴斯克民族主义党的目标与它们可以说是南辕北辙,这给它们的合作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巴斯克民族主义党狂热地拥护天主教会与财产制度,它很快就与人民阵线中的大部分“盟友”发生了直接冲突。为了反击叛乱,整个巴斯克地区都成立了保卫委员会,而这些保卫委员会同时又是抵挡革命的堡垒。巴斯克民族主义党的领袖曼努埃尔·德·伊鲁霍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七日的《民族报》(La Nación,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日报)发表文章,准确地指出了他的党当时面临的困难:“资本主义专政的极端政党组建了‘呼啸兵’,而无产阶级专政的极端政党组建了民兵,我们从一开始就落后了。”而且,由于巴斯克民族主义党在所有的委员会中都拥有多数席位,所以它要求得到“公共秩序专员”这一职位,以便“在后方维持纪律与尊重”[47]。于是,吉普斯科亚委员会的公共秩序委员下达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停止夜间处决,并在银行面前设置警卫,保护财产。巴斯克民族主义党为了维持法律与秩序,保护财产,成立了自己的部队——巴斯克民兵;这支部队由萨塞塔[48]少校指挥,士兵都是从巴斯克民族主义党的积极分子当中招募的,随军牧师在这支民兵中有很重要的地位;他们挥舞着巴斯克旗,说巴斯克语。在几周的时间里,工人在攻占洛约拉兵营后缴获的武器,几乎都被他们要走了。


共和国政权在巴斯克地区瓦解了,但取代它的并不是革命政权,新政权是一个捍卫财产与教会、极具巴斯克民族特色的资产阶级政权,它一面保卫巴斯克的自由,组织防御,抵挡叛军;另一面又成功地镇压了内部的革命运动[49]。九月中旬,巴斯克民族主义党领导层决定迈出关键的一步:成立一个由它控制的巴斯克地区政府[50]。


新的国家机关的轮廓


起初,大部分委员会都兼管一切事务,并不专管某一方面的业务。委员会或村民大会同时身兼审议机关、法庭、军事委员会的职务。工农武装负责警戒、巡逻、监视、征收、逮捕与处决。但是,专业的机关很快就出现了,大一点的城镇都有了专业化的机关。


首先出现的是执行治安职能的部队——革命的法律与秩序必须得到维护,一方面要同革命的敌人斗争,另一方面也要阻止那些利用革命趁火打劫的人,制止盲目的恐怖。忠于共和国的国民警卫队与突击警察受到了严格的整顿;但人们还是不太相信他们,大型城镇的委员会都成立了专门负责监督旧警察、组建新警察的部门。在巴塞罗那,由奥雷利奥·费尔南德斯领导的调查委员会拥有审理控诉、调查取证、组织搜查与逮捕嫌犯的权力。它逐渐控制了各个工会与政党手下的治安部队。马拉加的警戒委员会负责在后方组织恐怖,而在其它地方,这个工作是由公共秩序委员会或治安委员会(各地叫法都不一样)负责的。


专门承担治安职能的民兵部队也以同样的方式出现了,这种民兵很快就被叫做“后方民兵”。


在巴塞罗那,无政府主义者阿森斯领导着著名的“治安巡逻队”(Patrullas de Control),这支部队是由中央委员会组建的,起初有七百名工人积极分子,后来扩大为一千人,其中一半由全劳联—伊无联选派,另一半由其它组织推荐,它拥有最新的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同样的部队还有希洪的治安巡逻队、雷里达的社会工人旅(Brigada Obrera Social)、卡斯蒂利昂的反法西斯人民近卫军(GuardiaPopular Antifascista)。


尽管无政府主义者极为推崇桑蒂利安所谓的“统一的革命权力”,并对权力的分割深恶痛绝,但专业化的过程依然在司法领域发生了。各地的法院都已被关闭,法官不是被杀就逃走了,于是一大堆“审判员”便冒了出来,而各个委员会全都已经不堪重负。在巴塞罗那,律师桑布兰卡特[51]带着全劳联的一队民兵,搜查了法院,并把文件和十字架丢出了窗外。他们成立了一个由职业律师组成的司法委员会,成员大部分是左翼律师,这个委员会下达的第一道命令就是遣散法院的全体官员,第二道命令是成立革命法庭。八月上旬,瓦伦西亚、卡斯蒂利昂、雷里达等地都出现了不同形式的革命法庭:审判员、公诉人与审判长均由各政党与工会推荐的积极分子担任[52]。革命法庭的判决是严厉的,审理程序是简略的,但辩护权基本上都能得到尊重。革命法庭有时甚至会做出无罪的判决,不管怎么说,在这方面它总比“夜间处决”要好得多。


民兵


不过,由于内战仍在进行,新军队的建设就成了最重要的任务。总之,新的政权机关就是为了满足这方面的要求而产生的。


民兵是各政党与工会奋战的成果,它首先是各政党与工会的武装组织。每一支民兵的名字都表明了它的出身:有的是行会的名字(Artes Graficas[绘图]、Madera[木头]),有的是政治标志(工总有“卡巴耶洛”纵队与“明晰”纵队,统社党有“卡洛斯·马克思”[53]纵队,统工党有“列宁”纵队与“毛林”纵队,艾斯凯拉有“马西亚”[54]纵队和“孔帕尼斯”纵队)。


七月二十四日,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在巴塞罗那组建了第一个纵队,它有三千名战士,指挥员是杜鲁蒂,副指挥员是佩雷斯·法拉斯少校。这个纵队唯一有组织的战斗力,是由一些装备了迫击炮和机枪的士兵组成的。在此之后,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组建的各个纵队,实际都处于各政治组织与工会组织的影响之下。代表中央委员会主持民兵工作的桑蒂利安,竭力同民兵中的派性作斗争,但他似乎落了下风,而派性往往会导致令人遗憾的后果,各派为了武器和人员争夺不休,有时甚至会导致流血冲突。瓦伦西亚人民执行委员会带头成立了几支民兵部队:“铁纵队”、“决死队”(Desperada)、“钢纵队”和“幽灵纵队”,但在瓦伦西亚的民兵当中,政治影响同样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幽灵纵队”由社会党人领导,而“铁纵队”是最可怕的无政府主义纵队。而在马德里,每个组织都有自己的民兵部队,唯一能把这些民兵联系起来的是政府:它只能尽量给民兵提供最好的补给,民兵的武器和津贴都是由它提供的。各政党与工会的全国委员会以及全劳联的中央保卫委员会承担了组织民兵的工作。左派共和党组织了“钢铁团”,而共产党组织了后来名声大噪的“第五团”(Quinto Regimiento),不过当时它还只是一支民兵部队,与其他民兵没有多少区别。


民兵的具体兵力是很难估算的。拉巴塞尔估计民兵的战斗人员共有十万人:全劳联五万人、工总三万人、共产党一万人、统工党五千人,此外还有一万二千名突击警察、几百名国民警卫队、陆军的约一千名士兵和区区二百名军官。九月初出版的《全劳联—伊无联公报》(Boletín CNT-FAI)指出:在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共有二万二千名民兵,其中统社党与工总共二千人、统工党三千人、全劳联一万三千人,剩下的四千人是前国民警卫队队员。与此同时,瓦伦西亚向各条战线派遣了九千名民兵,仅特鲁埃尔一地就派遣了四千人。马德里的民兵刚武装起来,很快就赶赴前线了,不过,桑蒂利安估计加泰罗尼亚后方民兵仍然拥有六千支步枪,他还承认中央委员会无法进一步加强作战民兵的力量:统社党曾把十挺机枪扣在萨瓦德利,杜鲁蒂不得不带上自己的人马,去把它们“要”过来;正当阿拉贡战线吃紧的时候,全劳联—伊无联的民兵却把四十挺机枪和几辆坦克长时间扣在巴塞罗那,不肯把这些武器交给急需它们的阿拉贡战线。


第一批民兵纵队的领导人既是政治活动家又是工会活动家。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接受过军事训练。巴塞罗那的首批民兵领袖都是工人:无政府主义者杜鲁蒂、乔维尔和奥尔蒂斯[55];统工党的活动家罗维拉[56]、阿克尔和格洛西[57][58];统社党的活动家特鲁埃瓦[59]和德尔·巴里奥[60]。他们中间夹杂着几个正规军人:佩雷斯·法拉斯少校;指挥艾斯凯拉民兵纵队的佩雷斯·萨拉斯[61]少校;桑蒂利安的技术助理马丁内斯(Martinez)少校和埃斯科瓦尔(Escobar)上尉,他们是共和国反法西斯军事同盟[62]巴塞罗那分会的领导人。


陆军航空兵的巴约[63]上尉指挥了马略卡远征军,而炮兵则由纳瓦拉人希梅内斯·德·拉·德拉萨(Jimenezde La Deraza)上校指挥。在民兵的组织工作中,士官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在佩雷斯·法拉斯调走后,前中士曼萨纳(Manzana)担任了杜鲁蒂纵队的军事顾问。少数几个前来担任技术顾问的外国反法西斯主义者自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瓦伦西亚的第一批民兵是由两位低级军官指挥的,他们就是国民警卫队军官、社会党人乌里瓦里上尉和贝内迪托中尉;帕特尔纳士兵起义的英雄法夫拉中士也和他们一起参加了民兵的组织工作。戈麦斯·卡米内洛将军负责指挥雷昂的矿工,但他却被扣押了起来。在阿斯图里亚斯,冈萨雷斯·佩尼亚手下只有几个军官,民兵纵队是由两位工人活动家指挥的:米耶雷斯矿工、社会党人奥特洛(Otero)和金属工人、全劳联会员卡洛塞拉[64]。在马德里,社会党的第一批民兵是由退役军官指挥的,这些人当中属曼加达[65]中校最出名,但连吃几次败仗后,他的名声就一落千丈了。第五团起初只有少数军官和士官[66]。全劳联录用了一些正规军官:全劳联的首批民兵纵队中,有两个纵队是由德尔·罗萨尔[67]中校与军医少校帕拉西奥斯[68]指挥的。但是,新的军事领导人也开始出现:建筑工人莫拉和西普里亚诺·梅拉当时只有几周的军事经验,但他们也当上了民兵指挥员。马拉加也出了一位优秀的军官:阿森西奥·托拉多[69]中校;马拉加还是民兵赢取声名的好地方:根据作战公报,“潘乔·比利亚[70]”支队曾同“铁屑”支队争夺荣誉。


大部分民兵都不会操作武器,也不知道最基础的自卫原则。当然,他们也缺少武器和指挥员,所以发动工人参加民兵的工作只能暂时停止:新来的民兵既得不到装备,也接受不到训练,更没有人去指挥他们。此外,不同意识形态的组织建立起来的民兵,性质也都不一样:无政府主义者的民兵纵队的指挥员是“政治代表”,由“军事技术顾问”辅佐他;而社会党、工总、统工党和统社党建立的纵队,以及共产党的第五团,是由军官指挥的,但军官要受“政治委员”的监督。在加泰罗尼亚,中央委员会曾试图整编民兵:十个民兵组成一个“小队”,小队的领导是由选举产生的“代表”(delegado);十个小队组成一个“百人队”(centuria),百人队的领导是“总代表”(delegado general),总代表直接受“纵队司令”领导。在马德里,全劳联的民兵是按照小队(一小队二十人)、百人队、营的编制组建的,纵队的领导层由各营的代表、保卫委员会的代表与总代表组成。而第五团的军官和政委理论上是由领导任命的,但利斯特尔[71]声称自己是“被选出来的”。所有的纵队里,士官和战士的津贴都是一天十比塞塔。民兵不用通过礼节表示敬意,也不佩戴任何军衔标志。不过第五团复活了敬礼的礼节,并引以为豪,而且第五团跟统工党的民兵一样,喜欢以整齐的队列行军,全劳联的民兵却故意把队列走得非常糟糕。


在马德里,第五团先从组织部队的骨干开始着手:它最初的一批士官是通过“红色救济会”的领导人招募的。在巴塞罗那,中央委员会命令加西亚·奥利维尔组织“人民战争学校”[72],这个学校每学期招收二千名志愿者,他们要在巴库宁军营接受速成军事训练课程。


一支武装力量就这样逐步建立起来了,它拥有高涨的士气和优秀的巷战能力,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它真正实现了“武装人民”的传统口号,而在当时,这几乎是在完全不依靠政府权力的情况下完成的。


国家政权


政府实际上依然存在。希拉尔总理虽然勉强签发了武装工人的命令,但是,只要在他还有一点点权威的地方,他就会力争维护对形式与合法性的尊重,并力图保存国家机关——如果国家机关已经严重受损,无法恢复的话,至少也要保存他个人的合法性原则。当他往东部省份派出由马丁内斯·巴里奥、鲁伊斯·弗内斯和卡洛斯·艾斯普拉组成的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时,他似乎已经打出了最后一张牌。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在给马德里提供给养、在列万特协助组建民兵、并帮助民兵收复阿尔瓦塞特(Albacete)、进军安达卢西亚等方面,无疑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在政治斗争中,它在瓦伦西亚、穆尔西亚、阿利坎特和卡塔赫纳屡战屡败。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解散后,政府几乎可以说是陷入了一段——用波克瑙的话来说就是——“无所作为的时期”,它只有小心翼翼地满足各个政党、工会、各支民兵和各种委员会的要求,才能活下去。


不过,政府依然存在,它首先存在于外国人的观察中,它竭力向外国人表示:自己仍然是合法性的化身。希拉尔博士曾在八月向瓦伦西亚人民保证:共和国海军绝不会让非洲的叛军登上西班牙本土,增援本土的叛军;但仅过了四十八小时,他就不得不屈从于外国的压力,下令舰队撤离丹吉尔海岸。政府通过这种方式,表明了自己在海上的存在,它似乎还对叛乱将军存有幻想,以为还能同他们达成妥协。七月二十九日,马丁内斯·巴里奥以共和国的名义郑重呼吁:“让那些本不该拿起武器的人放下武器,然后让我国恢复正常的生活。”次日,普里耶托代表官方发出暗示,政府并未彻底放弃妥协的希望:“为了抵御国外的敌人,政府军至今仍未部署到他们应该被部署到的地方。”


在革命后的头几天里,共和国政府企图把马德里街道的控制权从工人民兵手中要回来,再把街道交给警察控制:政府设计了自己的通行证,想用它来取代工会会员卡和委员会颁发的通行证。政府还试图重建已遭到重创的警察部队。在曼努埃尔·穆尼奥斯[73]领导下,保安警察招募了一批可靠的社会党活动家:它在突击警察中成立了“黎明巡逻队”(Escuadrilla del Amanecer),还成立了一支由突击警察和社会党活动家组成的“共和国山猫”(Los Linces de la República),这两支部队在镇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印刷工人、社会党员加西亚·阿塔德利[74]被任命为“罪案调查旅”( Brigada de Investigación Criminal)指挥员,这支部队很快就出了名,并把名字改成了时髦的“人民侦查民兵”( Milicias Populares de Investigación)。左派共和党人萨亚古埃斯(Sayagües)在陆军部组织了“特别勤务局”(Departamento de Servicios Especiales)。当然,所有这些治安机关,与八月初由各政党的代表组成的省调查委员会(Comité Provincial de Investigación),还有各党自己组建的镇压机关(这些机关已经开始被叫做“契卡”[checa]了),都是同时共存的,不过它们仍然是政府手中的利器。


军事方面的形势则更加困难。政府已经没有了军队。它用一批手枪同马德里民兵换回了千余支步枪。七月三十一日,政府发布法令,规定民兵可以凭政党或工会颁发的证明领取国家津贴,这个法令清楚地表明了政府的脆弱,但它也是政府开始恢复过来的第一个信号。组织民兵与粮食供应的工作,是由各政党和工会进行的,但它们是以国家的名义进行这些工作的,而在一定程度上还需要得到国家的授权。陆军部长卡斯蒂利奥[75]将军在八月七日因住院就医而辞职;一批共和派军官、总统卫队卫兵、各部部长的军事副官——萨拉维亚[76]中校、梅嫩德斯[77]少校、伊达尔戈·德·西斯内洛斯[78]少校、马丁·布拉斯克斯少校、迪亚斯—腾德洛[79]少校、科尔顿[80]上尉与休塔特[81]上尉——成立了民兵监察局(Inspección General de Milicias),招募指挥员,并分发装备;与此同时,他们又构成了一个总参谋部的雏形,各个纵队的领导越来越频繁地向它求助。八月四日,“志愿营”(batallones de voluntarios)成立了。八月二十日,马丁内斯·巴里奥再次同鲁伊斯·弗内斯共事,这次他们的任务是为志愿营征募兵员。国家希望通过这些方法,重建武装力量,更加坚决地维护自己的权力。


当然,此时所有的武装力量都在马德里城外几十里的地方陷入了苦战,首都郊区没有任何兵力可以保护正在工作的部长不受逮捕。不过,某种连贯性还是得到了维持:政府无奈之下,承认了各种代表会与革命委员会,但它总想把这些机构纳入共和国政权的框架内,哪怕只是在纸面上。政府任命阿林为瓦伦西亚省长、任命罗德里格斯为马拉加省长,这并不会给阿林和罗德里格斯增加一丝权力,也不会给它自己增加一毫权力,但这样做可以维持某种原则。政府花了一番力气,任命可悲的米亚哈将军为瓦伦西亚督军,然而在代表瓦伦西亚人民执行委员会的“新兵蛋子”贝内迪托面前,米亚哈将军只能俯首听命;可是,尽管米亚哈将军连一辆车子都没有,但他以督军的身份驻扎在都督府里,这件事至少可以传达出一种信息:共和国政府预感到自己的处境会得到改善,所以它要继续忍耐下去。在加泰罗尼亚,尽管孔帕尼斯主席的党无疑拥有强大的群众基础,但自治政府的实际权力仍然比不上中央委员会。可是,自治政府仍在继续“下令”组织民兵保卫政府办公楼,“下令”组织中央委员会——它想把中央委员会变成纯粹的“联络”委员会,并把中央委员会推荐的人选“任命”为国防部的委员。所有这些法令,无非是对革命权力机关已经做出的决定予以追认,那么,它们就只是毫无意义的过场吗?不,这些法令,维持了共和国的合法性的原则。政府管不了事,但它依然存在。


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是最早恢复活动的旧政权机关。八月二日,艾斯凯拉的卡萨诺瓦斯[82]成立了内阁,统社党有三人入阁:经济部长柯莫雷拉、粮食部长鲁伊斯[83]、通讯部长比迪耶利亚[84]。但是,此举明显是在针对中央委员会,全劳联与统工党对此作出了强烈的反应;统社党担心自己会在工人阶级面前名声扫地,遭到工人阶级的孤立,便让三位部长在八月八日辞职了。


在这段时间里,在马德里一带,只有马德里政府没有掌握武装力量,它下令征召前三年的预备役士兵[85],企图以这些新兵为肌肉,以忠诚的军官和士官为骨干,建立起一支武装力量。除了共产党之外,所有的工人组织和民兵都对此作出了激烈的反应。卡巴耶洛纵队声称:为了阻止重建正规军,他们要进军马德里。八月二十日的《明晰》直率地声明:“想用另一种军队来取代正在战斗的军队,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它们自己的革命行动,这就是反革命的想法。”全劳联在巴塞罗那召开了有一万名应征兵参加的大会,他们投票通过了一个决议:“我们想成为自由的民兵,而不是穿军服的士兵。军队早已证明了它是西班牙的心腹大患,只有人民民兵才能保卫公共自由:要当民兵!不当士兵!”


军营里的士兵烧掉了花名册和动员令。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同意将新兵编入民兵。各地的政党和工会纷纷要求在军营和新成立的部队中选出“工人士兵代表会”;正规军的重建过程刚一开始就遭到了挫折。


两个政权的首次公开冲突的结果,彻底暴露了希拉尔政府的软弱。正如胡安·洛佩斯在叛乱爆发后一个半月时写的那样:“政权的一切关节都已损坏,没有一个政治机关还能继续运转”;无论是希拉尔,还是孔帕尼斯,都无法“将损坏的部件重新拼好,使政权机关恢复正常,或重建一个新的、集中的国家政权。[86]”


[1]下文中,Republican Spain(西班牙共和国控制区)一律译为“共和区”,NationalistSpain(国民运动统治区)一律译为“国统区”。——中译者注


[2]兰布拉(La Rambla)大道是巴塞罗那市中心的一条步行林荫道,全场1.2千米。它是巴塞罗那著名旅游景点之一。——中译者注


[3]所有的工人,不论男女,都和枪支难舍难分,这一情景令所有观察家大为惊讶。德拉普雷(《西班牙的死亡》,第21页)就描写了这样一位妇女:她从市场回家,一手拿着菜篮子,一手挽着孩子,还背着一支枪。科尔佐夫(《西班牙日记》,第17页)发现,尽管旅馆和娱乐场所都贴有告示,建议大家把枪放在衣帽间,却没有一个人把枪放下来。8月8日,他写道:“工人已经夺到了枪,他们绝不会轻易把枪交出去。”——原注


[4]布洛什,《西班牙,西班牙!》,第45页。——原注


[5]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举行起义,彻底结束了君主制,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9月2日,普鲁士军队攻抵凡尔赛的消息传来,巴黎城内立刻流传起了狱中的保王党分子准备举行暴动的流言。巴黎群众在义愤之下,从9月2日到7日处决了大批监狱里的囚犯。——中译者注


[6]1936年8月14日,叛军在占领巴达霍斯后,屠杀了四千名俘虏与平民,制造了内战中最大的大屠杀。——中译者注


[7]1936年8月22日至23日的晚上,巴达霍斯大屠杀的消息传到马德里后,有人谣传模范监狱里的长枪党俘虏准备暴动,愤怒的民兵与市民便前往模范监狱,处决了三十名俘虏,他们大多是著名的右翼组织头目。——中译者注


[8]原文为paseos,本意为“闲逛、散步”。——中译者注


[9]德西德里奥·特里利亚斯·马里内(Desiderio Trillas Mariné,?—1936),早年曾积极参加全劳联的活动,1924年7月代表加泰罗尼亚工人出席了红色工会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末期开始参加加泰罗尼亚共产党的活动,共和国成立后参加了工总。1934年10月参加了加泰罗尼亚起义,1935年当选为社会党全国委员会委员,1936年7月参与创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7月30日被无政府主义者枪杀。全劳联—伊无联谴责了这起谋杀案,并保证他们会处决任何出于个人动机而杀人的全劳联会员。——中译者注


[10]转引自布伦南,《西班牙谜题》,第323页。——原注


[11]费尔南德斯枪杀了曾向警方控告过他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原注


[12]胡贝尔图斯·弗里德里希·冯·勒文施泰因(Hubertus Friedrich von Loewenstein)的报告,《西班牙共和国的一个天主教徒》(A Catholic in Republican Spain),伦敦,维克托·戈兰奇(VictorGollancz)出版社,1937年,第98页。——原注


[13]《巴塞罗那笔记》(Notes sur Barcelone),《无产阶级革命》(La Révolution prolétarienne),1936年8月10日。——原注


[14]萨瓦德利的委员会主席是何塞·莫伊克斯(Jose Moix),他曾是“三十人集团”的成员,后来参加了统社党与工总。雷里达的委员会主席是统工党的何塞·罗德斯(Jose Roddes),他还兼任公共秩序委员。——原注


[15]格兰迪索·穆尼斯(Grandizo Munis,1912年4月18日——1989年2月4日),曾参加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后参加第四国际西班牙支部,参加了1937年五月的巴塞罗那起义,被镇压后入狱。法西斯军队占领巴塞罗那时越狱,潜入法国。1940年春流亡墨西哥,二战后与第四国际书记处产生分歧,1948年脱离第四国际。1951年潜回西班牙国内,组织工人运动,1952年被捕后被判处十年徒刑。1957年获释后前往巴黎,继续在西班牙流亡者中间进行革命活动。——中译者注


[16]《黑与红》(Negro y Rojo),墨西哥城,当代西班牙(Espana Conteporanea),1946年,第233页。——原注


[17]桑蒂利安,《战争失败的原因》,第168页。——原注


[18]胡安·加西亚·奥利维尔,《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Le Comite Central des milices antifascistes),引自《混乱之中》,第251页。——原注


[19]扎乌姆·米拉维特列斯·纳瓦拉(Jaume Miravitlles i Navarra,1906—1988),生于费盖拉斯,1922年前往巴塞罗那学习工程学,1924年因参加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运动而被捕。出狱后流亡法国。1930年返回加泰罗尼亚,再次被捕,共和国成立后获释。1929年参加加泰罗尼亚人共产党,并随加泰罗尼亚人共产党加入工农同盟,1934年退党,参加了加泰罗尼亚左派共和党。内战期间担任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宣传委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62年返回加泰罗尼亚。——中译者注


[20]《马德里先驱报》(Heraldo de Madrid),1936年9月4日。——原注


[21]曼努埃尔·贝纳维德斯(Manuel Benavides),《加泰罗尼亚的战争与革命》(Guerra yRevolucion en Cataluna),《Luz sobra España》丛书,第3册,墨西哥城,Ediciones Tenochtitlan,1946年,第190页。——原注


[22]桑蒂利安,《战争失败的原因》,第169页。——原注


[23]拉巴塞雷协会(Unió de Rabassaires),全称“加泰罗尼亚拉巴塞雷与其他种植户协会”(Unió de Rabassaires i Altres Cultivadors delCamp de Catalunya),成立于1922年,是加泰罗尼亚地区主要的农民组织。共和国覆灭后被弗朗哥反动政府取缔。——中译者注


[24]加泰罗尼亚行动(Acción Catalana)已在1931年同加泰罗尼亚共和行动(Acción Republicana de Cataluña)合并为加泰罗尼亚人共和行动(Acción Catalana Republicana),作者这里指的应该是加泰罗尼亚人共和行动。——中译者注


[25]奥雷利奥·费尔南德斯·桑切斯(Aurelio Fernández Sánchez,1897—1974),无政府主义活动家,1922年参加“团结”小组,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曾多次入狱。1936年7月担任加泰罗尼亚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委员,1937年4月至5月担任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的卫生与社会福利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26]茹塞普·阿森斯·吉奥尔(Josep Asens Giol,?—1985),无政府主义活动家,1936年7月担任加泰罗尼亚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委员,主要负责巡逻队的组织工作,并兼任巴塞罗那工会联合会(Federació Local de Sindicats de Barcelona)书记、全劳联加泰罗尼亚地区委员会委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27]马尔科斯·阿尔孔·塞尔马(Marcos Alcón Selma,1902年4月10日——1997年7月6日),生于巴塞罗那,1917年参加全劳联旗下的玻璃工会,二十年代曾参加多次袭击行动,并因此入狱。1929年至1932年当选为玻璃工会主席,1931年至1933年当选为全劳联全国委员会委员,1936年7月接替杜鲁蒂出任加泰罗尼亚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委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积极参加了流亡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中译者注


[28]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为:全劳联的阿森斯、杜鲁蒂与加西亚·奥利维尔;伊无联的奥雷利奥·费尔南德斯与阿巴德·德·桑蒂利安;工总的何塞·德尔·巴里奥(José del Barrio)、萨尔瓦多·冈萨雷斯·阿尔瓦拉德霍(Salvador González Albaladejo)与安东尼奥·洛佩斯·莱蒙多(Antonio López Raimundo);艾斯凯拉的阿尔特米·艾瓜德尔(Artemi Aiguader)、扎乌姆·米拉维特列斯与茹安·彭斯(Joan Pons);统社党的茹塞普·米雷特·穆斯蒂(Josep Miret i Musté);加泰罗尼亚人共和行动的托马斯·法布雷盖斯(Tomás Fabrègues);拉巴塞雷协会的茹塞普·托伦茨(Josep Torrents);统工党的茹塞普·罗维拉(Josep Rovira)。——中译者注


[29]加西亚·奥利维尔,《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引自《混乱之中》,第255页。他说无政府主义者拒绝“模仿贪婪吞噬小鱼的大鱼,那样只会让他们不得安宁”。——原注


[30]他认为:“通过这一表态,我们就可以向世人表明自己同各方进行兄弟般的合作的诚意,而且在西班牙其它地方,以及我们的力量始终不够强大的地区,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一表态,来向其他组织表明:只要是曾与我们进行过一定程度的合作、协助我们赢得胜利的组织,都会得到我们的谦让与尊重,我们希望它们也能投桃报李,给予我们同样的谦让与尊重。”(桑蒂利安,《战争失败的原因》,第169页。)——原注


[31]同上,第170页及其后。——原注


[32]同上。——原注


[33]茹塞普·托伦茨·罗塞利(Josep Torrents i Rossell,1899—1943),青年时曾参加全劳联,1931年参加工农同盟,随后又参加了拉巴塞雷协会,1936年7月代表拉巴塞雷协会参加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1937年当选为统社党执委会委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古巴。——中译者注


[34]茹塞普·塔拉德利亚斯·茹安(Josep Tarradellas i Joan,1899年2月19日——1988年6月10日),青年时投身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运动,1931年参与创建加泰罗尼亚左派共和党,并当选为总书记。曾在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内担任过多个部长职务。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54年担任加泰罗尼亚流亡自治政府主席,弗朗哥独裁政权垮台后,于1977年回国,担任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主席,1980年卸任。——中译者注


[35]卡洛斯·法夫拉·马林(Carlos Fabra Marín,1904—1970),生于切利亚(Chella),16岁参军。1936年7月任职于第3工兵营。7月29日凌晨,他发现军官正在密谋投靠叛军,便率领士官和士兵发动起义,击毙了企图叛乱的军官,控制了军营。内战期间曾随第17混成旅和第26混成旅作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1970年逝世于圣丹尼。1986年瓦伦西亚的社会党政府决定将他的遗骸迁回切利亚。——中译者注


[36]埃内斯托·阿林·普拉多(Ernesto Arín Prado,1875—1937),步兵上校,曾参加共和国反法西斯军官协会(Unión Militar Republicana Antifascista)。1936年7月担任瓦伦西亚人民执行委员会主席,并担任省长。——中译者注


[37]督军(Gobernador Militar)负责管理和指挥一省的驻军,并兼管该省的治安。米亚哈曾在1936年8月底出任瓦伦西亚督军。——中译者注


[38]何塞·马丁·布拉斯克斯(José Martín Blázquez),《全面内战》(Guerre civile totale),巴黎,德诺埃尔出版社(Les éditions Denoël),1938年,第201页。——原注


[39]阿马多尔·费尔南德斯·蒙特斯(Amador Fernández Montes,1894—1960),1909年参加社青团,曾担任阿斯图里亚斯矿工工会(Sindicato de los Obreros Mineros de Asturias)主席,1934年10月起义失败后流亡法国,1936年回国。内战爆发后,参加了阿斯图里亚斯人民阵线委员会,负责内务与司法。随后参加了阿斯图里亚斯与雷昂省际委员会。1937年10月阿斯图里亚斯沦陷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40]曼努埃尔·阿斯纳尔·苏比加莱(Manuel Aznar Zubigaray,1893年11月18日——1975年11月10日),西班牙记者、历史学家。1916年曾参加巴斯克民族主义党。在一战期间当过战地记者,并当上了《太阳报》主编。内战爆发后投靠弗朗哥反动派。曾担任弗朗哥独裁政权驻联合国、摩洛哥、阿根廷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大使。——中译者注


[41]这个委员会的正式名称为“阿斯图里亚斯与雷昂省际委员会”(Consejo Interprovincial de Asturias y León),于1936年9月6日由希洪战争委员会与阿斯图里亚斯人民阵线委员会合并而成,1937年8月24日改组为阿斯图里亚斯与希洪最高委员会(Consejo Soberano de Asturias y León)。——中译者注


[42]胡安·鲁伊斯·奥拉萨兰(Juan Ruiz Olazarán,1901年2月3日——1999年3月23日),生于桑坦德,当过侍者。他是社会党在坎塔布里亚(Cantabria)地区的主要活动家之一。内战爆发担任桑坦德战争委员会主席,并在1937年2月8日创立桑坦德、帕伦西亚与布尔戈斯省际委员会(Consejo Interprovincial de Santander, Palencia y Burgos),担任主席。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43]德拉普拉,《西班牙的死亡》,第70页》——原注


[44]弗兰西斯科·罗德里格斯·罗德里格斯(Francisco Rodríguez Rodríguez,生卒日期不详),教师、社会党员,1936年10月11日至12月13日任马拉加省长。——中译者注


[45]这个委员会的正式名称叫“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 Consejo Regional de Defensa de Aragón),1936年10月6日正式成立。委员会最初设在弗拉加,1936年12月以后迁往卡斯佩(Caspe)。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在1936年12月23日得到了共和国政府的正式承认。1937年8月11日解散。——中译者注


[46]华金·阿斯卡索·布德里亚(Joaquín Ascaso Budria,1906或1907—1977),生于萨拉戈萨,当过建筑工人,青年时参加全劳联。他是弗兰西斯科·阿斯卡索的堂弟。内战爆发的时候,他在巴塞罗那,后随杜鲁蒂纵队在阿拉贡战线作战。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成立后担任主席。委员会被共和国政府下令解散后,于8月19日被捕。获释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47]圣塞瓦斯蒂安的兵营被攻占后,全劳联的战士控制了街头。曼努埃尔·德·伊鲁霍写道:“我们实际上已经沦为这些洛约拉的劫掠者的俘虏……都被全劳联控制了。”(转引自利萨拉,《巴斯克与西班牙共和国》,第53页。)——原注


[48]坎迪多·萨塞塔·埃切维里亚(Kandido Saseta Etxeberria,1904年12月13日——1937年2月23日),陆军军官,内战爆发后担任巴斯克民兵指挥官,1937年2月23日在指挥共和军进攻叛军阵地时阵亡。——中译者注


[49]伊鲁霍本人提出了“两线作战”的概念(利萨尔萨,同上,第95页):不仅要同“叛军”交战,还要同“后方的极端分子”战斗。——原注。


[50]拉尔戈·卡巴耶洛出任总理后,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建议曼努埃尔·德·伊鲁霍参加政府,曼努埃尔·德·伊鲁霍对此写道:“正当我们以革命的方式筹建尤斯卡迪自治政府的时候,我接到了入阁的邀请,读者不难想象我当时有多么惊讶。”(同上,第81页。)——原注


[51]安赫尔·桑布兰卡特·萨拉诺瓦(ángel Samblancat y Salanova,1885年5月1日——1963年2月24日),生于格劳斯(Graus),曾为多家共和派、自由派甚至无政府主义报纸当过编辑。内战爆发后担任巴塞罗那革命法庭审判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52]雷里达的革命法庭完全由工人组成,其中三分之一由统工党推荐、三分之一由工总—统社党推荐、三分之一由全劳联—伊无联推荐。审判长是全劳联会员拉洛卡(Larrocca),公诉人是统工党党员佩雷格林(Pelegrin),两人都是铁路工人。——原注


[53]西班牙语人名“卡洛斯”(Carlos)与德语人名“卡尔”(Karl)是同源词。——中译者注


[54]弗兰塞斯克·马西亚·柳萨(Francesc Macià i Llussà,1859年9月21日——1933年12月25日),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领袖,1932年12月至1933年12月任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主席。——中译者注


[55]安东尼奥·奥尔蒂斯·拉米雷斯(Antonio Ortiz Ramírez,1907年4月13日——1996年4月2日),14岁参加全劳联木工工会,1932年担任木工工会主席。1936年叛乱爆发后曾参与镇压巴塞罗那叛乱,并率领民兵四处征战。1937年4月至9月任第25师师长。1938年7月逃往法国。1939年2月被法国政府拘留,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被遣送至阿尔及利亚,盟军进攻北非后获释,志愿参加法军,曾随法军参加过多次战役。二战结束后移居拉丁美洲。1987年返回巴塞罗那。——中译者注


[56]茹塞普·罗维拉·卡纳尔斯(Josep Rovira Canals,1902—1968),生于工人阶级家庭,13岁开始当泥瓦工。曾因拒绝参加里夫战争而流亡法国。1933年参加工农同盟,1934年当选为工农同盟执委会委员。工农同盟与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合并为统工党后担任统工党执委会委员。1936年7月18率领统工党的民兵镇压了叛乱。7月21日当选为加泰罗尼亚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委员,8月率领民兵在阿拉贡作战。后来担任第29师师长。1937年6月16日被共和国政府逮捕,7月初获释后担任统工党地下执委会委员。1938年10月再次被捕,弗朗哥反动军队攻占巴塞罗那时趁乱逃出监狱。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试图重建统工党。二战期间参加了法国抵抗运动。1944年11月,在图卢兹召开的统工党大会上,带领部分党员脱党,建立了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运动(Moviment Socialista de Catalunya)。——中译者注


[57]曼努埃尔·格洛西·米耶尔(Manuel Grossi Mier,1905—1984),生于奥维耶多,14岁开始当矿工。1929年参加共产党。1932年参加工农同盟。曾因参加1934年10月的阿斯图里亚斯矿工起义而被判处死刑。1936年7月领导统工党的民兵镇压叛乱,并曾在阿拉贡战线作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58]格洛西是阿斯图里亚斯的矿工,也是军事领导人,德拉普雷曾对这位“勇士之中最勇敢者”作了一番动人的描写(《西班牙的死亡》,第55页)。——原注


[59]曼努埃尔·特鲁埃瓦·米洛内斯(Manuel Trueba Mirones,1908年5月20日——1981年1月13日),加泰罗尼亚共产主义活动家,1932年参与创立加泰罗尼亚共产党,1936年参与创立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叛乱爆发后,率领民兵作战,并曾担任第27师、第24师和第31师师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60]何塞·德尔·巴里奥·纳瓦洛(José del Barrio Navarro,1907—1989),生于巴利亚多利德,当过金属工人,1922年参加全劳联,后参加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1932年参与创建加泰罗尼亚共产党,1933年被全劳联开除后参加了工总。1936年参与创建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同年6月担任工总加泰罗尼亚分会书记。内战爆发后组织“卡洛斯·马克思”民兵纵队,前往阿拉贡战线作战。此后曾担任第124混成旅旅长、第4师与第27师师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43年因批评苏联的外交政策而被开除出党。——中译者注


[61]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Jesús Pérez Salas,生卒日期不祥),1930年曾参加反君主制的起义。内战爆发后,协助镇压巴塞罗那的叛乱。此后负责指挥艾斯凯拉的民兵“马西亚—孔帕尼斯”纵队,1937年初该纵队整编为第30师后,继续担任师长。1938年2月被撤换。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62]共和国反法西斯军事同盟(Unión Militar Republicana Antifascista):西班牙军事同盟成立后,以埃内斯托·卡拉塔拉·塞尔努达(Ernesto Carratalá Cernuda,1887—1936)中校为首的部分左派军官为了与之抗衡,成立了反法西斯军事同盟(Unión Militar Antifascista),该组织在1934年同共和国军事同盟(UniónMilitar Republicana)合并为共和国反法西斯军事同盟。——中译者注


[63]阿尔维托·巴约·希洛德(Alberto Bayo Giroud,1892年3月27日——1967年8月4日),生于古巴,1916年参加西班牙陆军航空兵,成为飞行员。曾参加里夫战争。1925年因伤退役。共和国成立后重返航空兵,并参加了共和国反法西斯军事同盟。内战爆发后曾率领共和军作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墨西哥,在瓜达拉哈拉的航空学校任教。五十年代曾协助训练“七·二六运动”的游击队,并在古巴革命战争期间担任游击队的顾问。古巴革命胜利后,获将军军衔,1967年8月4日在哈瓦那逝世。——中译者注


[64]伊希尼奥·卡洛塞拉·莫尔特拉(Higinio Carrocera Mortera,1908—1938),当过金属工人,青年时参加全劳联。曾因参加1934年10月起义而被捕,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获释。内战期间曾指挥阿斯图里亚斯围攻希洪,后来担任过第192机动旅旅长。阿斯图里亚斯沦陷后,不幸被反动军队被俘,1938年5月8日英勇就义。——中译者注


[65]胡利奥·曼加达·罗森诺恩(Julio Mangada Rosenörn,1877年6月30日——1946年4月14日),生于古巴,1896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1900年毕业后获中尉军衔,被派驻圣塞瓦斯蒂安。思想倾向进步,曾因发表同情工人的言论而被捕。1906年晋升为上尉,1918年晋升为少校,1929年晋升为中校。内战爆发后,指挥“曼加达纵队”,在马德里周边打赢了几次战斗,晋升为上校。但在连遭败绩之后被调任。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66]共产党领导人恩里克·卡斯特罗·德尔加多(Enrique Castro Delgado)是第五团的首任团长。他有两位副手:一位是曾当过士官的共产党活动家巴尔瓦多(Barbado),另一位是葡萄牙政治流亡者、也是全团唯一一名正规军官马尔克斯(Márquez)(请参阅恩里克·卡斯特罗·德尔加多,《在莫斯科塑造的人》[Hombresmade in Moscú],巴塞罗那,路易斯·德·卡拉尔特出版社[Luis de Caralt],1965年,第281—293页)。1936年10月,卡斯特罗被石匠恩里克·利斯特尔(Enrique Lister)替换,从那时起,工人领袖就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在这些著名的工人领袖当中,木匠莫德斯托(Modesto)曾在西班牙外籍军团当过下士(路易斯·费舍尔[Louis Fischer],《人与政治》[Men and Politics],纽约,杜艾尔、斯隆与皮尔斯出版社[Duell,Sloan and Pearce],1941年,第543页);恩里克·利斯特尔曾在内战爆发前,因参加罢工而被迫流亡苏联,在莫斯科地铁工作,然后接受了军事训练(路德维希·伦[Ludwig Renn],《西班牙战争》[Der spanische Krieg],柏林,Aufbau Verlag,1956年,第192页)。——原注


[67]弗兰西斯科·德尔·罗萨尔·里科(Francisco del Rosal y Rico,1883—1945),生于格拉纳达,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将军。曾参加反对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政权的密谋。1936年内战爆发后,曾指挥全劳联的“德尔·罗萨尔”纵队同叛军战斗。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68]米盖尔·帕拉西奥斯·马丁内斯(Miguel Palacios Martínez,1895年4月30日——1979年5月16日),生于德萨(Deza),早年参军,曾参加里夫战争。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曾参与反对独裁政权的密谋活动,在密谋活动期间接触了无政府主义者。内战爆发后,曾指挥“帕拉西奥斯纵队”,1936年年底这个纵队被改编为第39混成旅后,继续担任该旅旅长。1937年3月担任第5师师长。1938年春任第16军军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69]何塞·阿森西奥·托拉多(José Asensio Torrado,1892—1961),生于拉科鲁尼亚,内战初期曾在马德里、马拉加、瓜达拉马一带指挥共和军同叛军战斗。1936年10月担任陆军部副部长,任上极力推动民兵的正规化。1937年2月马拉加战役失败后被撤职。后出任西班牙共和国驻美国大使馆武官。共和国覆灭后定居纽约。——中译者注


[70]潘乔·比利亚(Pancho Villa,1878年6月5日——1923年7月20日),本名何塞·多洛特奥·阿兰戈·阿兰布拉(José Doroteo Arango Arámbula),1910年至1917年墨西哥革命期间的农民起义领袖。——中译者注


[71]恩里克·利斯特尔·弗尔汉(Enrique Líster Forján,1907年4月21日——1994年12月8日),生于拉科鲁尼亚,当过石匠。1918年移居古巴,1925年返回西班牙,参加了共产党,曾因参加革命活动而被迫流亡苏联,在莫斯科地铁当过工人,1932年至1935年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回国后,于1936年组建了第五团,并率领第五团四处征战。此后还担任过第1混成旅旅长、第11师师长、第5军军长等职务。共和国覆灭后流亡苏联,并随红军参加了苏德战争。1973年脱离西共,建立了西班牙共产主义工人党(Partido ComunistaObrero Español)。弗朗哥独裁政权垮台后,于1977年回国。1985年重新参加西共。1994年在马德里逝世。——中译者注


[72]人民战争学校(Escuela popular de Guerra)的入学条件为:会读写,具有基础的算数能力,而且还要有某个民兵部队的推荐书;从第二期学员开始,入学条件又增加了一项:必须要有两个月的前线战斗经验。学制为两个月,头两星期先教入门理论,然后是训练,接下来是专业培训。这所学校的第一期毕业学员有三分之二牺牲在前线。——原注


[73]曼努埃尔·穆尼奥斯·马丁内斯(Manuel Muñoz Martínez,1888年3月13日——1942年12月1日),退役步兵少校,共和国成立后曾在1931年代表激进社会共和党(Partido Republicano RadicalSocialista)当选议员,1933年退党,建立了独立激进社会共和党(Partido Republicano Radical Socialista Independiente)。1934年参加左派共和党,并当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担任加迪斯临时省长。内战爆发后,于1936年7月31日至12月31日任保安警察总监。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1940年10月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1942年被引渡给弗朗哥独裁政权,同年12月1日遇害。——中译者注


[74]阿加皮托·加西亚·阿塔德利(Agapito Garcia Atadell,1902年5月28日——1937年7月15日),内战爆发之后,曾指挥“罪案调查旅”,负责镇压叛乱分子。1936年10月,叛军逼近马德里后,因对前途悲观失望,侵吞大量公款后潜逃法国,途中被叛军抓获,1937年被处决。——中译者注


[75]路易斯·卡斯蒂利奥·潘托哈(Luis Castelló Pantoja,1881—1962),内战爆发时为步兵准将,任巴达霍斯的步兵第2旅旅长。1936年7月19日被何塞·希拉尔任命为陆军部长,8月6日辞职。1937年春天逃往法国。1942年在法国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然后被引渡给弗朗哥反动政权,被判处死刑,1946年获释。——中译者注


[76]胡安·埃尔南德斯·萨拉维亚(Juan Hernández Saravia,1880年7月24日——1962年5月3日),生于萨拉曼卡一个资产阶级家庭,1897年入读塞戈维亚炮兵学校(Academia de Artillería de Segovia)。共和国成立后,曾为阿萨尼亚担任军事参谋。1933年以中校军衔退出现役。此后参加了共和国反法西斯军事同盟。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重新入伍,担任阿萨尼亚的私人秘书。内战爆发后,于1936年8月6日至9月4日担任陆军部长,试图重建已支离破碎的共和军。此后曾任南方集团军司令、列万特集团军司令、东部集团军群司令等职务,参加过多次重要战役。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45年至1947年曾任共和国流亡政府陆军部长。——中译者注


[77]雷奥波尔多·梅嫩德斯·洛佩斯(Leopoldo Menéndez López,1891—1960),生于军人家庭,1907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毕业后曾在非洲和本土服役。内战期间曾担任过军长、集团军司令等职务,参加过多次重大战役。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78]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洛斯·洛佩斯·德·蒙特内格洛(Ignacio Hidalgo de Cisneros y López deMontenegro,1896年7月11日——1966年2月9日),生于一个保守的贵族家庭,父亲是卡洛斯派。1910年入读预备军校,1914年入读行政学院(Academia de Intendencia),秉持后前往摩洛哥服役,1919年至1920年接受了飞行员训练,并参加了陆军航空兵。参加了整个第二次里夫战争。1927年出任西属撒哈拉航空兵司令。曾支持普里莫·德·里维拉军事政变,但在二十年代立场逐步转向共和主义。并参加了1930年的反君主制密谋,事败后流亡国外。共和国成立后回国,曾于1933年出任驻罗马和柏林的武官。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曾任总理侍从武官。内战爆发后,于1936年9月出任西班牙共和国空军参谋长。1936年年底参加西班牙共产党。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54年当选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66年在布加勒斯特逝世。——中译者注


[79]艾雷乌特里奥·迪亚斯—腾德洛·梅尔查恩(Eleuterio Díaz-Tendero Merchán,1882年9月6日——1945年2月13日),曾上过神学校,1900年志愿参加陆军。参加过里夫战争。194年参与创建共和国反法西斯军事同盟。内战爆发后,为工人民兵的装备和训练做了重要的工作。1937年8月参与创建军事情报局。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被关押在达豪集中营,在达豪集中营秘密参加了共产党。1945年2月13日因长期折磨而逝世。——中译者注


[80]安东尼奥·科尔顿·加西亚(Antonio Cordón García,1895年7月25日——1969年1月23日),生于塞维利亚,1911年入读塞戈维亚炮兵学校,毕业后曾参加里夫战争。共和国成立后曾一度退役,并参加了西班牙共产党。内战期间曾担任东部集团军参谋长、东部战区集团军群参谋长等职务。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81]弗兰西斯科·休塔特·德·米盖尔(Francisco Ciutat de Miguel,1909年10月28日——1986年11月30日),1925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1928年至1935年驻扎在毕尔巴鄂。内战爆发时在军事学院学习,1936年8月参加西班牙共产党,内战期间曾担任北部集团军作战主任和列万特集团军作战主任等职务。共和国覆灭后流亡苏联,参加了红军,随红军参加了苏德战争。二战结束后,曾在古巴、摩洛哥、阿尔及利亚、越南、刚果等地担任军事顾问。1977年回国。1986年在哈瓦那逝世。——中译者注


[82]茹安·卡萨诺瓦斯·马里斯塔尼(Joan Casanovas i Maristany,1890年8月11日——1942年7月7日),生于诺亚河畔圣萨杜尔尼(SantSadurní d'Anoia),曾在巴塞罗那大学学习法律,1914年开始担任律师,主要为工会辩护。二十年代因参加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运动而多次被捕。共和国成立后,参与创立加泰罗尼亚左派共和党,并曾担任加泰罗尼亚议会议长、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总理等职务。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


[83]艾斯塔尼斯拉乌·鲁伊斯·彭塞蒂(Estanislau Ruiz Ponsetti,1889—1967),生于巴利亚里群岛的马翁市(Mahón),曾就读巴塞罗那大学,1911年获学士学位,1912年至1915年在巴塞罗那大学教授几何学。1915年毕业后当了工程师。1920年参与创立加泰罗尼亚技术员总工会(Sindicato General de Técnicos de Cataluña)。1923年参与创立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者同盟。1932年当选为加泰罗尼亚议员和西班牙议员。内战爆发后,参与创立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并于1936年7月31日参加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任供应部长。8月6日辞职。8月13日担任统社党驻加泰罗尼亚经济委员会代表。1937年6月担任柯莫雷拉的顾问,7月当选为统社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同年8月至1939年担任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经济副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84]拉法埃尔·比迪耶利亚·弗兰奇(Rafael Vidiella Franch,1890—1982),生于托尔托萨(Tortosa)。当过印刷工人,青年时曾参加全劳联。1923年至1930年曾任《工人团结报》编辑。1930年退出全劳联,参加了工总。1931年成为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社会党主要领袖之一。1935年参加了整合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左翼政党的工作。1936年5月退出社会党全国委员会,并在7月参与创立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内战爆发后,在加泰罗尼亚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调查委员会工作。1936年7月31日参加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担任通讯部长。8月6日辞职。同年12月17日再次参加自治政府,担任司法部长。1937年4月16日改任劳工与公共事业部长。同年5月改任公共秩序、司法与劳工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76年回国,1982年在巴塞罗那逝世。——中译者注


[85]1936年8月初,共和国政府下令动员1933、1934、1935年的预备役士兵应征入伍。——中译者注



[86]转引自《加泰罗尼亚36—37》(Catalogne36-37),第59—60页。——原注

[ 本帖最后由 龚义哲 于 2016-8-26 18:09 编辑 ]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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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革命的成果




    西班牙革命是由深刻的社会危机引发的。西班牙工人正在向共和国政权进行自发的进攻,代之以自己的政权,他们的目的不只是政治革命。在叛乱爆发后的几周里,他们的活动,把社会革命扩展到了社会的每一方面。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大刀阔斧地向西班牙的主要问题发动了进攻:寡头制国家政权、军队、教会与寡头制度的经济基础——工业所有权与土地所有权[1]。


教会问题


    在巴斯克地区之外的整个共和区,人们像“解决”军队问题一样,“解决”了教会问题,至少人们用来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手段是同等激烈的。几个月后,曼努埃尔·德·伊鲁霍在向卡巴耶洛递交的备忘录[2]中指出:所有的教堂都已被关闭,无法举行宗教活动,许多教堂已被烧毁,这种情况在加泰罗尼亚尤为严重。圣坛、圣像和圣物大多已被毁坏;钟、圣杯、圣体匣和烛台已被革命政权没收、融化,用做工业或军事用途。以前的教堂现在成了车库、市场、马厩和收容所。更有甚者,人们还在教堂里加装了水管、瓷砖地板、柜台、阶梯、围栏、门窗和隔墙,永久性地改变了教堂的样子。所有修道院的修士都被赶走了,修道院也落得跟教堂一样下场。一批又一批神父和僧侣被逮捕、监禁或处决:在雷里达发生的冷酷的镇压中,只有两人侥幸生还,因为人们都知道他们投了人民阵线的票,并曾为人民阵线拉票。不愿逃走的人躲进了地下,随时都可能遭到逮捕和处决。只有很少人能够获得“还俗”的机会:但也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有的修女结了婚;也有僧侣参加了民兵[3]。在实践中,禁止宗教崇拜发展到了禁止私人持有圣像和圣物(耶稣受难像、弥撒书等)的地步。革命的后方民兵会搜查这些东西,追查并逮捕其所有者。


    所有教会学校都已被关闭,校舍和教具被当地委员会或工会没收。在加泰罗尼亚,根据“人类劳动与兄弟友爱的理性主义原则”、“天下大同的情感”,和“压制一切形式的特权”的决心,宗教学校的校舍被转交给了新教育标准委员会[4]。在许多地方,人们在新楼房、大地主的豪华庄园、修道院和国民警卫队哨所里建立了新学校,或是把旧学校迁到里面。由于试验的时间太短,无法判断它的效果。但是,仅在一九三六年七月至十月间,巴塞罗那的入学儿童数量就增加了百分之十。


工业的所有权


    革命只用了几天时间,就摧毁了教会权力的经济基础,大部分资产阶级权力的经济基础也被摧毁了。在胜利了的革命派看来,这两者都是叛乱将军的盟友:革命能取得这样的“成果”,既是由于意识形态的要求,也是由于实际的需要。


    早在叛乱爆发前几周,许多企业的老板就已经逃走了,并把他们的资产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这进一步加剧了经济萧条[5]。革命的成功和恐怖行动吓坏了金融企业和工业企业的头头脑脑,瘫痪了本已在先前的战斗中受创严重的经济机关。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一九三六年七月的革命有自己的社会目标:工人接管了工厂,农民接管了土地,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就是他们的革命活动的最终目标,也是革命最重要的胜利[6]。


    西班牙工人为了终结“人对人的剥削”,采取了丰富多样的措施,要是把这些措施都记载下来,完全能写成一本大书[7]:这些措施总的来看缺乏条理,不够一致,而且带有一定程度的乌托邦性质。尽管如此,只要对其进行一番仔细的研究,就会发现工人迸发出了令人惊叹的首创精神,足以令人迫不及待探个究竟,虽然这样的首创精神不一定都能带来好的结果,但它总是能带给我们丰富的启示。


    最普通的例子,便是工人对企业的占领,这种行为叫做incautación:加泰罗尼亚的大部分企业,无论其雇主是否逃走,都已经被工人占领了。没有被工人占领的企业,则很快建立起了监督机制,由工人代表和官方代表共同监督其经营,这种机制叫做intervención。在当时看来,这两种合法的形式,使“工厂归工人”的口号真正得到了具体实现,在下一阶段,它们演变成了两种独特的形式:集体企业(又叫工会企业)和国有企业。这两种形式的应用范围,在当时取决于相应的工人组织的影响力。据波克瑙所述,在马德里一带,工总的影响力最强大,当地有百分之三十的企业成了“工人监督企业”[8],受着政府和工会的双重监督;这些企业都是最重要的企业。在全劳联的影响下,加泰罗尼亚百分之七十的企业和列万特百分之五十的企业成了“工人管理企业”[9]。阿斯图里亚斯的工业和运输几乎全部接受了工人的监督,但巴斯克地区的工厂全都逃过了占领和监督。不过,对这两种形式不应一概而论:一位记者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三日的《时报》[10]上撰文指出:在接受工人监督的企业里,工人委员会的权力同被工人占领的企业里的工人委员会一样大,因为管理层开的每一张单据都需要工人委员会盖章才能生效。八月初通过的一道法令对这一既成事实予以了承认:叛乱分子的企业,在被工人占领后,即由该企业全体工人所有,该企业的管理,由工人选举的代表同政府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负责;罗贝尔·卢松写道,这道法令“可能会使每一家工厂都出现国家政权目前的情况:政府代表只是一道帘子,而由工会指导和控制的工人委员会才是真正的权力机关。[11]”在这个权力机关多样化、“原子化”的时期,政府根本无力同各种委员会的影响力抗衡。


    在这个大背景下,各种各样的形式纷纷涌现出来;我们这里只讲几种情况。巴塞罗那是集体化的重镇,当地工人很快就接管了当地运输(有轨电车、公共汽车、地铁)、铁路(这些行业很快就被一个全劳联—工总联合委员会控制了)、煤气与电力、电话、报纸、娱乐、旅馆与酒店,以及大部分大型机器制造企业、大工业企业和运输公司:福特伊比利亚汽车公司(Ford Iberia Motor Company)、西班牙—瑞士公司、石油专营公司(CAMPSA)、阿斯兰德水泥公司(Asland Cement)、跨大西洋公司(Compañía Trasatlántica Española)与海陆机械公司(La Maquinista Terrestre y Marítima)。每个政党和工会都占领了一栋办公楼或印刷厂。每一家报纸都由工人委员会负责经营,工人委员会是由选举产生的,每一类领工资的人员(编辑、行政人员、车间工人)都在工人委员会里有自己的代表。


    全劳联—工总联合委员会接管了公共服务事业。叛乱之后仅过了两天,有轨电车、公共汽车、地铁就恢复了正常运行,煤气与电力也照常供应。不久之后,铁路也恢复了正常运行[12]。


    福特伊比利亚汽车公司是一家汽车装配厂,革命前它有三百三十六名正式工、一百四十二名临时工和八十七名职员。革命后,经理起初同意留下来担任技术顾问,并领取一千五百比塞塔的月薪;然后他就溜了。于是,工厂选出了一个由十二名工人和六名职员组成的委员会,由这个委员会来管理工厂,委员一半是全劳联会员,一半是工总会员。卢努瓦(Leunois)研究了该企业的的工作条件与工资情况,并在九月二十五日的《无产阶级革命》上发表了研究结果。该企业不实行计件工资制,不发奖金,不发家庭津贴。工伤事故的受害者在革命前可领取五天的全额工资,现在可领取一周。该企业仍在进行大规模生产,但生产速度较慢。工人委员会规定,最高工资为每月一千五百比塞塔,只有经理和副经理能领取。工人每干完一个工作日,可挣二十二·四比塞塔至三十六比塞塔,而职员的工资为每月五百至一千二百比塞塔。被解雇的工人和参加民兵赴前线作战的三十名工人,都可以领取百分之八十七的工资。工人委员会保持了原先的一千五百比塞塔以下的工资标准,因为“可能会受到工资标准化影响的那部分人表示了抗议:他们发动革命不是为了降低工资。”


    工作与建设促进公司(Fomento de Obras y construcciones)是一家公共工程企业,在革命拥有七千五百万比塞塔的资本,雇佣了六百名工人。它现在由全劳联和工总活动家构成的临时工人委员会管理,两家工会在这个工人委员会中的席位数量,是按照双方会员人数的比例确定的。该企业有三百多名工人参加了民兵。留厂工作的工人每周工作四十小时,并可领取四十八小时的工资,还有百分之十五的奖金。十月二十三日的《自由报》称,该企业的账簿已被公开,以前那些私自增加工资的“蛀虫”已经绝迹。工地上没有了工头,只有选举产生的领队;最重要的是“人力技术员”(manual technician)在生产方面没有任何权利。


    瓦伦西亚的列万特航海协会(Union Naval de Levante)造船厂拥有一千四百名工人,其中工总和全劳联的会员人数相当,它现在由工人委员会管理,工人委员会由七名经选举产生的委员组成,任期半年;大小事项都要由工人委员会与经理、技术主任和首席工头磋商后决定。革命后,该企业停止了造船,专营修理。


    希洪的渔业在集体化后,由工会监督委员会管理,它把鱼肉提供给工人食品供应委员会。无论是工人还是渔民都不领工资:他们凭配给证向食品供应委员会领取食品。拉雷多(Laredo)的所有船只都被收归经济委员会管理,经济委员会由六名全劳联代表和六名工总代表组成。所有的鱼获都要由它分配。鱼获的销售所得,在扣除了成本和百分之四十五的设备改善费用之后,平均分给全体“海上工人”。拉雷多渔民以前要遭受船主和批发商的层层盘剥,而现在每周可以挣到六十四比塞塔,这比以前要多得多。


    巴塞罗那电影院的集体化,被全劳联树立为样板,而它的对手立即对此大加嘲讽。巴塞罗那所有电影院都被整合成了一家企业,由一个委员会管理,这个委员会由十七名委员组成,其中两人是由全体大会选出的,其余十五人是由各个行业的工人选出的。当选的委员脱离了原先的岗位,与他们的同志领取相同的工资。工资随每周收入而浮动,总收入按照一定的比例,分给各个行业的工人(卫生间服务员可得百分之一,电影放映员可得百分之一·五)。工资上限为每周一百七十五比塞塔,最终的利润划归工会基金。每个雇员都要对自己的工作负责:每一项政策,都必须经全体大会讨论,得到四分之三以上的多数支持才能通过。每年有一个半月的假期,其中寒假半个月。雇员在生病或失业的时候,仍可领取正常的全额工资;如果雇员因故丧失劳动能力,可领取抚恤金,金额根据其责任而定,但不得低于正常工资的百分之七十五。利润必须优先用于建造诊所或学校。


    卢松告诉我们:普奇瑟尔达(Puigcerdà)的零售业在集体化后,组成了一家合作社,参加合作社的共有一百七十人,合作社制定了统一的工资标准:男工每周五十比塞塔,女工每周三十五比塞塔[13]。


    通过上文介绍的各种方法,不难发现工资问题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方法都介于两个极端之间:一端是无政府主义影响下、在普奇瑟尔达推行的统一工资制;另一端是基本保留现存的工资等级制。巴塞罗那有轨电车工人采用了折衷的办法:他们把原先的十一级工资制改为四级工资制,并规定所有人都要缴纳同样比例的养老金。但在某些情况下,工资的差距还是很大的:瓦伦西亚的西班牙旅馆(Hotel España)的厨师工资几乎相当于女服务员的四倍之多;巴塞罗那工厂的织工专家的工资为九十比塞塔,而助理为五十比塞塔,学徒工只有三十二比塞塔。


    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即使是在推行无政府主义的工资平等原则的地方,女工的工资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西班牙工人始终非常关心各种社会保障措施:养老金、退休金、假日、失业补助等。


农业的集体化


    普奇瑟尔达的无政府主义者虽然将商店集体化,却没有触及拉·塞尔达尼亚(La Cerdaña)的农场。这个初期的例子,反映了集体化手段的丰富多彩。


    其实,在革命期间和革命之后,农业集体化的全面推广,始终是亲历者与目击者争论得最激烈的话题之一。以无政府主义者为主的一部分人认为,由于他们的组织进行了宣传,树立了集体化的榜样,才促成了强大的自愿集体化运动,完成了集体化。而另一部分人(共产党和共和派)则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农业集体化是由民兵和无政府主义行动队利用恐惧强制推行的。“中立”的观察家也同样分成了两派:社会党人普拉茨(Prats)、独立工党议员芬纳·布洛奎[14]和意大利社会党人卡尔洛·罗塞利[15]为阿拉贡的集体农庄大唱赞歌,他们认为那些集体农庄完全符合农民的愿望。与之相反,波克瑙——总不能说他同情共产党的宣传吧——则认为,除了拉·曼查地区之外,其它地区的集体化都是通过恐怖强加给农民的。


    应当承认,两种观点都不乏有力的论据支持。首先,集体利用土地的形式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内战爆发前,农民在夺取土地之后,都会尝试进行集体耕作。全劳联与工总旗下的农会组织[16]都曾公开表示赞成集体化——当然必须是自愿的。最坚决反对集体化的是共产党,它为了阻止集体化,在列万特凭空创造了一个新的农民组织[17]。一九三六年夏季建立的集体农庄有一些坚持到了内战结束,甚至还有个别集体农庄在被解散之后又重建了起来[18]。


    而在其它地方,集体化进行得并不顺利:安达卢西亚虽然有着丰富的土地资源,足以进行集体化,但它很快就落入了叛军之手;而列万特、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的条件都不太适合进行集体化的试验。我们也知道,“集体农庄庄员”和“单干户”经常发生激烈的冲突,这在一九三七年曾一再发生。


    这种情况也是很复杂的。土地的集体化,往往是从消灭大地主开始的——杜鲁蒂和他的纵队就经常这么干——但这并不意味着集体化就不是自愿的。消灭地主,一方面给集体化创造了物质条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土地;另一方面创造了心理条件,因为只有这样做,农民才敢参加集体农庄。恐怖是革命的工具之一,而争论农民究竟是自愿还是被迫参加集体化,几乎是毫无意义的。最后,各地的集体化既是“自愿的”也是“强制的”,因为集体化是由多数决定的。还应该补充一点:反对集体化的人,在革命的头几个星期里,肯定会比几个月后少得多——漫长的内战和不断的征收都给集体化造成了种种困难。


加泰罗尼亚的集体化运动遭到了“拉巴塞雷”的反对。全劳联旗下的当地农会在九月五日通过了一个决议,很好地体现了全劳联对这个问题的谨慎态度:“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宣布,要把一切土地,包括小农通过辛劳和节俭得来的土地,都立即收归集体,那么我们将会遇到一系列困难,难以用正常的方式达到我们的最终目的。”全劳联在巴塞罗那召开了农民大会,要求自己的活动家尊重小农,并通过树立农业集体化的成功榜样,来说服农民。


    此外,加泰罗尼亚的集体农庄也是五花八门:有的集体农庄吸引了所有居民参加,比如罗斯皮塔莱特柳布雷加特(Hospitale deLlobregat)的集体农庄,就吸收了一千五百个家庭参加,面积达十五平方千米[19],安波斯塔(Amposta)的一个集体农庄有一千二百人参加,这两个集体农庄的农民全都是全劳联会员;一些地方存在着全劳联与工总合办的集体农庄,或单单由全劳联举办的集体农庄,与个体农户共存。集体农庄的土地或是从大地主没收来的(比拉波亚[Vilaboa],庄员二百人;塞洛斯[Serós],庄员三百人),或是将小农的小块土地集体化;或兼而有之(雷里达,庄员四百人;奥里奥斯[Orrios],参加集体农庄的有三十二家金属工人;雷里达附近的格拉纳德利亚[Granadella],当地二千名居民中有一百六十人参加了集体农庄;塔拉戈纳附近的蒙布朗[Montblanc],一万六千名居民中有二百人参加)。所有这些集体农庄,就像是小农沙漠中的几片绿洲,它们只是例外情况,而没有变成常规现象。


    在列万特,由全劳联和工总合办的集体农庄,是最常见的:比方说,在阿利坎特省的比利亚霍约萨(Villajoyosa),当地的土地(供养着约四千人)已被集体化,当地的纺织业(雇佣人数四百人)和渔业(四千人以此为生)也被集体化了;它们还在瓦伦西亚省的阿德穆斯(Ademuz)和乌蒂耶尔(Utiel)共同创办了集体农庄,各有五百户和六百户参加。卡斯蒂利昂省的圣马特奥(San Mateo)村有一点不同寻常:全劳联和工总在当地各自成立了一个集体农庄。瓦伦西亚省的苏维卡(Sueca)集体农庄为了摆脱中间商,成立了人民橙果合作社(CooperativaPopular Naranjera),专门负责销售橙子,后来这个集体农庄还拓展了新的业务[20]。最后是位于“菜园地带”[21]的塞戈尔维(Segorbe),它是一个拥有一万名居民的大型城镇,当地成立了一个“由农业生产者及同类组成的集体农庄”,这个事例经常被人引用。参加和退出集体农庄都是自愿的,农民在参加集体农庄时,要向集体农庄缴纳一定的股份,退出时可将其带走。但农民在参加集体农庄后,生活上就要受到经选举产生的管理委员会的严格管理,还要共同劳动,并根据“家庭情况”领取工资(单身男性为五比塞塔;单身女性为四比塞塔;家长为五比塞塔;主妇为二比塞塔;等等)。塞戈尔维的居民过得怎么样呢?被公认为偏爱集体化的布洛奎是这样讲的:“总的来说,我在塞戈尔维集体农庄过得很快乐。我不打算详细描写,但农民的活力和热情,他们为共同事业做出的奉献,以及他们对此的自豪感,都是非常可敬的。”


    罗塞利在访问阿拉贡的集体农庄后,得出了同样的观点,他写道:“新的社会制度的突出优点,证明了农民中间存在着团结互助的精神,推动着他们付出更多的努力,创下更大的功绩。[22]”


    其实,在无政府主义者的控制下,集体化运动已经席卷了四分之三的土地,这些土地几乎都属于由全劳联控制的村镇,这些村镇超过四百五十个,并拥有四十三万农民。此时,集体农庄庄员占了多数:佩尼亚尔瓦(Peñalba)、阿尔卡尼斯(Alcañiz)、卡兰达(Calanda)和奥列特(Oliete)的所有农民都参加了集体农庄;马斯·德·拉斯·马塔斯(Mas de lasMatas)的二千三百名居民中有二千人参加了集体农庄;阿尔科里萨(Alcorisa)的四千居民中有三千七百人参加了集体农庄。在自己的土地上亲自耕作、不雇佣工资劳动者的小农,理论上都能继续生存。农会为了组织试验农场、苗圃和农业技术学校,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集体化理论的辩护人宣称:在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间,农业产量增加了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但由于缺乏准确的统计数据,无法判断这些数字是否准确。


    无政府主义者在阿拉贡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试验,其中最令人好奇、然而无疑又是最不重要的一个试验,便是在货币与工资方面系统地运用无政府主义的原则与理论的试验。当地也按照家庭情况制定了工资标准:单身者每周二十五比塞塔;夫妻双方只有一人参加工作的,每周三十五比塞塔,夫妻有儿童要抚养的,每一个儿童增加四比塞塔。但是并不发钱,只发一种叫做vales的兑换券,农民可以用这种兑换券在集体农庄的商店里换取商品。这套制度虽然能够正常运转,但这种试验却不能令人信服,这是因为:不管集体农庄是否愿意,它都得用货币向西班牙其它地方购买物资,而它在理论上已经废除了货币。无政府主义者苏希[23]在《阿拉贡自由派》(Aragon libertaire)一文里描写了卡兰达的农村生活:


    “教堂前的村广场上,有一座崭新的大理石造的喷泉,顶上刻着‘CNT-FAI’。以前的教堂成了粮食商店。它还没有全部完工。


    “肉铺设在教堂的一间边房里,村里从来没有过这么明亮、卫生的地方。这里不用钱:妇女用兑换券换肉……因为它们都属于集体农庄,用兑换券就可以换到肉类和其它食物。


    “这个村子有四千五百人。大部分都支持全劳联。有七百户的家长是全劳联的人。有三千五百人参加了集体农庄,剩下的都是单干户。……这个村子整洁、快乐、富足。村子有二万三千比塞塔的资金。这里出产橄榄油(每年四千七百桶)、玉米、马铃薯和水果。……以前这里有几个大地主。七月十九日,他们的财产都被剥夺了。


    “集体农庄庄员和单干户在这里和睦相处。村里有两家咖啡馆:单干户去一家,集体农庄庄员去另一家。……这个村子用橄榄油同巴塞罗那的纺织厂交换布料和衣服,所以没有出现缺衣少穿的情况。


    “这里干活是挺累的,而且许多年轻人——都是全劳联会员——都上前线去了,劳动力总是不够。……这里一切都被集体化了,只有希望保持独立的小店主没有参加。药店和诊所都属于集体。诊所看病不要钱。医生也只是集体的一分子。


    “修道院是村里最漂亮的建筑,现在改成了学校,学校采用的是费雷尔的教学体制。以前村里只有八个老师,现在集体农庄又任命了十个老师。


    “单干户也能从集体化中获益:他们不用付地租,不用交电费。村子有自己的发电机,利用瀑布发电。


    “集体农庄庄员过得很快乐。以前农民在四月、五月、六月的时节都要挨饿。现在情况好多了。


    “以前这里有一家银行分行,现在已经关门了。征收来的七万比塞塔被交给了镇政府,用来买各种各样的货物。


    “土地被分成划分成片,农民在下地干活时,以十人为一组,每一组都在代表带领下,在各自的片区上耕种。小组是按照共同的感情结成的。集体农庄就像一个大家庭,照顾着每一个人。[24]”


    苏希描绘的这番景象即使不算完美,也是欣欣向荣的。然而,共产党报纸《红色阵线》(Frente Rojo)后来却对此做出了相反的描写:


    “在阿拉贡委员会的暴虐统治下,人和财产都得不到任何形式的保障。没有一个农民不被强迫参加集体农庄的。反抗者会遭到恐怖的报复,连自己的性命和小小的田产都保不住。成千上万的农民逃走了,他们宁可丢掉自己的土地,也不愿意忍受委员会的上千种折磨。……土地都被没收了,就连戒指、勋章、甚至平底锅也被没收了,谷物、做好的食物、供自己饮用的葡萄酒都被没收了。……著名的法西斯分子和长枪党头目堂而皇之地参加了市镇委员会。以前四处打家劫舍的土匪,现在凭着工会会员证,当上了镇长、委员会委员、公共秩序委员,他们把抢劫当成了职业,变成了一种统治体系。[25]”


    集体化的农村在苏希笔下,是泛着玫瑰色的自由乐土,而在《红色阵线》笔下,却成了暗无天日的无政府主义地狱,真相一定介于两者之间。


集体化与政权问题


    其实,在关于集体化的范围和重要性的分歧背后,是关于政治秩序的分歧。人民阵线的支持者、共和派、社会党和共产党对集体化的看法,可以用何塞·迪亚斯的话来概括:在初期“集体化有其合理性,因为大工业家、大地主抛弃了工厂和农田,而没有工厂和农田就无法进行生产。[26]”一部分人认为,一九三六年的西班牙并没有发生社会革命,但必须保卫议会民主制的共和国,他们认为“集体化”和“工会化”会破坏工人阶级与农民及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对之大加挞伐。共产党特别强调,必须保护“小工商业者”。何塞·迪亚斯宣称:“这些试验是荒谬的,进行这些试验就是在帮助敌人。[27]”


    虽然工总积极参加了列万特地区的集体化运动,但是,集体化和工会化基本上是由全劳联的活动家推行的。共和国政权及其镇压力量瓦解后,他们一夜之间掌握了地方政权,并立即按照马拉泰斯特的计划,着手摧毁资产阶级所有制,而且他们根本不在乎自己的领袖是如何的小心谨慎(“现在还不是建设自由共产主义的时候”),着手开始建设新的自由社会。


    这是一个无比复杂的任务,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为此做过准备,他们的武器只是朴素的概念和大致的原则,此前他们只在宣传中、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运用过这些武器。面对着出乎预料的形势,又缺乏正确的指导,工会和活动家们在领导集体化运动时,只能凭借一种方针,安德拉德对这种方针做了准确的评价:“无政府主义者的平等主义幻想”。然而,仅仅把工厂转变为集体企业(他们常常把这叫做“社会化过程”),以此为基础,建立一种新经济体制,并使它运转起来,还是不够的。信贷问题仍然难以解决。集体企业依然需要货币来向国外购买货物、维持日常运营。加泰罗尼亚提供了储蓄银行里作为担保之用的十亿比塞塔存款,而拥有黄金储备的马德里政府却不肯提供贷款。因此,大部分集体企业都要靠革命后没收的流动资产才能维持生存。各地的管理委员会试图通过各种应急的办法来维持日常的生活:没收叛乱分子的银行存款,没收并出售叛军、教会和修道院的珠宝和贵重物品。但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彻底解决[28]。


    由于政府作梗,银行、信贷与外贸都在阻挠集体化,于是便出现了一种或许可以叫做“工会资本主义”的倾向。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七日,巴塞罗那全劳联的一个委员会对此做了简要的描述:“把包括拥有预备资金的企业在内的一切东西集体化的不合理要求,暴露出了群众当中的功利主义与小资产阶级精神。……不仅仅以使用权,而且以私有财产权来看待每个集体企业,结果是无视集体企业中其他人的利益。……集体企业只关心自己的债务,就会使其他企业发生财政失衡。”胡安·安德拉德[29]在一项有意思的研究中着重指出,实际形势完全符合全劳联的传统思想,但它却造成了一些严重的后果:“自发的、不服从全局规划的工会化或集体化,使工人陷入了物质上的窘境。[30]”


    如果一家工厂在革命前夕拥有较多的库存与预备资金,革命后就能恢复正常生产,并提高工人的工资。它的利润可以用于维持工厂的日常运转、改善工人的生活水平,以及企业的社会保障。但是,如果工厂在叛乱爆发的时候,就已经处于亏损和库存减少的状况,在革命后它也无法恢复正常生产,也不能照常发工资。有的企业全靠逐步消耗预备资金才能生存下来。企业有富有穷,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工厂开出的工资都相差很大。集体化的拥护者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导致了各种不平等、不合理的现象,可是集体化同样导致了不平等和与不合理。它并不会走向社会主义或自由共产主义。


    土地的集体化也没有产生一个令人满意和彼此协调的生产制度。它固然解决了不少问题,而且无疑使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工作更为合理,还提高了产量。但是,要使这一改善明显而持久,要使它树立的榜样产生激励效果,就必须给这些西欧最穷苦的农民提供支持,然而西班牙的工业无能为力。阿拉贡委员会曾出售没收来的珠宝,用销售所得来资助集体农场,但这样的激进措施只能解决一小部分人的问题。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只能做到贫困的集体化,而土地的集体化所必需的农用机械、肥料和农业专家都不是一下子就能变出来的。正如波克瑙指出的,西班牙革命“陷入了争论农民自己的土地究竟该归自己所有还是该归集体所有的僵局”。


    在事实上废除了封建地租之后,当时的西班牙土地问题,就变成了没收大地主(无论是否参加叛乱)的庄园的问题。俄国革命有《土地法令》[31],西班牙革命却没有;杜鲁蒂纵队在弗拉加枪毙了二十八个“法西斯分子”,可是半个月过去了,当地的农民却还不敢动地主的土地,他们既没有分地,也不愿意在上面集体耕种。他们在观望。既然全劳联民兵来过这里,共产党或共和派的民兵也可能会来这里,万一他们宣布这些土地都是非法强占的,那该怎么办呢?再说,万一国民警卫队来了(这并不是不可能的),要求农民把土地还给被枪毙的法西斯分子的继承人,那又该怎么办呢?显然,不是人人都赞成杜鲁蒂对农民问题的观点,连阿拉贡的农民也一样,这就是原因所在。希拉尔政府在八月初颁布的一道法令规定:农民和佃农如果已在一块土地上耕种了六年以上的时间,便有权用现金买下这块地,也可通过可赎回的租金支付购地款。由于不再有人缴纳地租或捐税,这道法令在当时根本没有效力,虽然如此,政府还是要用这道法令来表示:私有制依然存在,政府仍然承认私有制的权利,尽管所有的地契早已在村广场上被喜悦的村民付之一炬了。不久之后,这一点就变得很明显了:夺取了土地的农民,在度过最初的狂喜之后,不禁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正拥有了这些土地,而且还担心自己能不能从中获利。他们很快就把仇恨转向了前来征粮、征税、有时手脚还不太干净的民兵,而且他们也不完全相信这些新“主人”会真心改善他们的处境。


    一开始,革命在农村势如破竹,但是,由于缺乏真正的领导,它似乎陷入了停顿。


控制经济的努力


    叛乱摧毁了整个经济体制与社会体制:工业区失去了原料产地;生产区失去了消费市场。由于缺乏原料,内战爆发后不久,加泰罗尼亚的纺织工厂就只能一周开工三天;列万特的农民则开始为优质粮食的销路而发愁了。城市得不到供给,饥荒的威胁迫在眉睫。罢工结束后,一切都在慢慢地恢复运转,老板和他们的手下要么逃走了,要么被关押起来,要不就是死了;一些工人上了前线,其他工人留在后方。任务十分艰巨:必须维持粮食供应、重新分配生产力和重建市场。最重要的是给民兵提供武器装备。


    工会与委员会的合法权力,意味着各种短期的困难可以得到解决。毕尔巴鄂委员会发行了粮票。巴塞罗那依靠征收和兑换券,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生活了半个月。工会接收了由于出租车被征用而失业的四千名出租车司机,试图重新给他们分配工作。巷战过后,巴塞罗那的街道被成群结队的商贩堵得水泄不通,中央委员会依靠全劳联的权威,颁布了法令,责令治安巡逻队清除了街道上的商贩。几天后城镇收到了粮食供给。七月二十五日,马德里成立了一个由市议员和市场工人组成的联合委员会,每日发放二万份口粮。在巴塞罗那,中央委员会任命拉巴塞雷协会的托伦茨领导粮食供应委员会:他在七月二十四日下令:禁止私自征收物资;商店开门营业;接管物资。


    他通过治安巡逻队和调查委员会,以及工人管理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提交的报告,掌握了可靠的情报,实行了有效的监管,并严惩了不法行为:民兵与市民的基本粮食供应得到了保障,而又没有引发明显的物价上涨。此外,粮食供应委员会还能直接影响贸易管道,保障了巴塞罗那的医院、慈善机构和人民食堂的供应:仅在八月,每天就有十二万人凭工会会员证在露天食堂就餐,而这些粮食都是它提供的;到了九月,它设法把这个数字减少到了比较合理的三万人,当然这三万人不包括民兵。在瓦伦西亚、马拉加和阿斯图里亚斯的大多数城镇里也成立了类似的委员会,而且通常是由全劳联与工总合办的,它们与农村委员会建立了直接联系,向民兵与失业工人提供粮食。但是,不是所有委员会都拥有巴塞罗那的粮食供应委员会那么大的权力的:它既是供应部门,又是经济监管委员会,它的决议在加泰罗尼亚的港口和市场具有法律效力。


    而且,这一切都是在真正的热情与双方的善意下实现的。当然,一开始民兵的生活与农民完全隔绝,农民并不总是善意地对待民兵,双方发生了不少摩擦。杜鲁蒂纵队曾被迫撤出皮纳(Pina)村:这证明了它毕竟是一支有纪律的部队,而不是一帮土匪。许多农民非常乐意出售粮食,而且还不加价,因为他们现在不用把售粮的利润分给地主了。


    不管别人怎么说,在同样的善意与热情影响下,军工生产也得到了改善。在阿斯图里亚斯,工人夺回了特鲁维亚(Trubia)兵工厂,七月二十五日,这个兵工厂就重新恢复了生产。托莱多也发生了相同的情况。加泰罗尼亚的军工生产情况非常糟糕,因为当地没有生产军事物资的工厂,化工厂和冶金厂只好匆忙转产军事物资。一些机器制造厂的设计图被工程师销毁或带走了,又找不到人来代替他们,这些工厂便无法开工。奥维耶多兵工厂的经理希梅内斯·德·拉·贝拉萨带着两个工程师,从纳瓦拉逃到了加泰罗尼亚,他们与艾斯凯拉的承包商塔拉德利亚斯、全劳联的金属工人巴列霍(Vallejo)与化工工人马尔蒂(Marti)承担起了这个任务。西班牙—瑞士工厂也转产了。两个月后,这些措施固然效果有限,但至少建立起了生产子弹、炮弹、火箭、炸弹和装甲板的工厂。此外,整个政治局势和经济形势,也造成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必不可少的外国钢材自不用说,就连阿拉贡的钢材和阿斯图里亚斯的煤也要用货币购买。“没收”来的资金只能顶用一阵子,后面的款项只能暂缓支付。


    必须要有一个控制经济的全盘计划,才能解决这一切问题。革命的权力机关发现了这一点:马拉加、瓦伦西亚和阿斯图里亚斯都成立了经济委员会。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为了控制该省经济,做了大量的工作。八月十一日,经济委员会在加泰罗尼亚成立了,政府颁布法令,承认它是“管理经济生活的机关”,它提出了一个纲领,这个纲领相当于对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计划。它包含下列条款:


1、根据消费的需求而控制生产。
2、垄断外贸。
3、强制组织个体农民参加农会,将大庄园集体化,交由农会开发。
4、通过征税和缩短租期,压低城市房价。
5、将重要工业、公共事业和地方运输集体化。
6、被雇主抛弃的企业,将被没收和集体化。
7、在物资分配方面,进一步推广合作社体制。
8、对银行的运营实行工人监督,甚至将银行国有化。
9、由工人组织对一切仍由私人经营的的企业实行监督。
10、迅速给工人重新安排工作。
11、迅速减少繁多的税种,逐步实行单一税。


    安德烈乌·宁与桑蒂利安是工人运动中最著名的经济专家,经济委员会吸收了他们两人参加,表明它会成为加泰罗尼亚的经济改造与社会改造的神经中枢,成为实行经济集中化与制定经济计划的机关。经济委员会的任务是监管经济,它依靠中央委员会与工人民兵的权力,在几周的时间里,真正地发挥了它的作用。但是,就像其它的革命权力机关一样,它很快就遇到了货币与信贷的政治问题。


经济、政治与战争


    革命在加泰罗尼亚发展到了顶点之后,便停滞不前了。政治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解决经济问题。各种监督机关无法发挥实际作用,变成了光吃不做的闲职。在新成立的各种委员会和代表会后面,出现了一整个官僚阶层。桑蒂利安写道:“我们曾是一个反资本主义、反财产的运动。我们在私有制中看见的是工具、工厂和运输工具,资本主义的分配机制是造成贫困与不公的主要原因。我们要把一切财富全都社会化,这样人人都能享受生活的快乐。我们做了一些工作,但做得不太好。我们赶走了原来的老板,换上了六个人来监督生产,他们却把自己监督的工厂和运输工具当成了私产,而在管理和经营方面,他们有时还不如以前的老板干得好。[32]”


    革命之后,半年过去了,西班牙经济遭到了严重的困难。批判“集体化”与“工会化”造成的“动乱”,攻击临危受命的新领导“无能”,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但是,要公正地评价革命取得的成就,就不能不考虑到战争造成的沉重负担。在头几个月里,革命给西班牙工人带来了可观的成果,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的管理原则与股息的废除,有效地降低了物价,这方面的成果,最后只是由于原材料价格猛涨才被抵消的;资本主义经济在同样的情况下做不到这一点。许多企业实行了机械化与合理化,在工人自己的要求下,产量得到了显著增长。热情高涨的工人愿意做出巨大的牺牲,因为他们大都相信:他们是工厂的主人,他们付出的劳动,最终的受益者是他们自己与阶级兄弟。分散的企业被集中起来,贸易的渠道得到了简化,这给西班牙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也让年老的工人、儿童、残障者、病人与全体雇员都能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


    西班牙工人的革命成果存在着临时拼凑的缺点,但是,革命成果的不彻底,是更严重的缺点。必须保卫仍在呀呀学语的革命。革命的成果需要时间来成长,在充满着前进与退却、探索与发现的日常试验中证明自己,可是,它们还没有成长起来,就被战争毁灭了。


[1]将1917年的俄国革命同1936年的西班牙革命做一番对比,就能得出相似的结论。安德烈乌·宁写道:“7月19日叛乱的爆发,对无产阶级革命产生了比俄国革命更为强烈的刺激,极大地加快了革命的进程。”(《西班牙革命的问题》,第230页。)托洛茨基写道:“西班牙无产阶级表现出了一流的军事素质。由于它在国内经济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它的政治水平与经济水平,从革命的第一天起,它的出发点就不是低于、而是高于一九一七年初的俄国无产阶级。”(《西班牙的教训》,第27—28页。)有一个现象可以雄辩地证明西班牙革命的深刻性:各地妇女都广泛参加了各种委员会和民兵;如果革命真的像托洛茨基说的那样,是“被压迫群众中受压迫最重、与理论最隔绝的阶层的直接行动”的话,那就应该得出结论:1936年的西班牙革命最符合他的判断。——原注


[2]转引自利萨拉,《巴斯克与西班牙共和国》,第201—202页。——原注


[3]比方说,9月4日的《ABC》就在头版发表了这样的新闻:“阿利坎特:一名神父结了婚,另一名神父参加了共产党。”。——原注


[4]新教育标准委员会(Consell de l'Escola Nova Unificada)成立于1936年7月27日,目的是在加泰罗尼亚地区根据“人类劳动与兄弟友爱的理性主义原则”,推行普遍、免费、世俗的新教育制度。1939年2月解散。——中译者注


[5]桑蒂利安估计,在叛乱爆发前半个月,从加泰罗尼亚各家银行撤走的资本总额高达9000万比塞塔。——原注


[6]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就是摧毁国家后的最终阶段,一切都会在这个阶段得到解决。——原注


[7]有的措施刚一颁布就立刻在心理上引发了最强烈的反响,我们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无偿收回抵押给当铺的一切生存必需品。马尔罗和德拉普雷都曾描写过在加泰罗尼亚“收回”的3000台缝纫机发出的“巨响”。——原注


[8]原文为intervenidas,即受工人监督的企业。——中译者注


[9]原文为incautadas,即被工人占领后,由工人管理和经营的企业。——中译者注


[10]《时报》(Le Temps)是巴黎一家著名日报,1861年4月25日创刊,1942年11月30日停刊。——中译者注


[11]《无产阶级革命》,1936年8月25日。——原注


[12]经历过俄国革命的西班牙革命者对此深感自豪:安德烈乌·宁曾告诉他的同事,在1936年的巴塞罗那,公共服务事业恢复正常运行的速度,要比1917年的莫斯科快得多。——原注


[13]请参阅卢松关于普伊格塞尔达的集体化的专著,发表于1937年6月25日的《无产阶级革命》。——原注


[14]阿奇巴尔德·芬纳·布洛奎(Archibald Fenner Brockway,1888年11月1日——1988年4月28日),生于印度加尔各答。1907年参加独立工党,一战期间因反对战争,曾三次被捕入狱。1931年至1933年出任独立工党主席,1933年至1939年出任独立工党总书记。——中译者注


[15]卡尔洛·罗塞利(Carlo Rosselli,1899年11月16日——1937年6月9日),生于罗马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一战期间自愿参军。战后参加了社会党,在党内支持改良主义派,反对参加共产国际。1926年因参加反法西斯活动而被捕,1929年7月逃往突尼斯,同年在巴黎参与创立反法西斯组织“正义与自由”(Giustizia eLibertà)。1936年8月率领由意大利志愿者组成的马特奥蒂营(Matteotti Battalion)前往西班牙,与共和军并肩抗击反动军队,后因病返回巴黎,1937年6月9日被法西斯分子刺杀。——中译者注


[16]内战爆发时,全劳联旗下并没有全国性的农会组织,但在几个月后,它已经在加泰罗尼亚、阿拉贡等地建立起了地区性的农会。1937年6月12月至14日,全劳联在瓦伦西亚召开了地区农民组织全国大会,成立了全国农民协会(Federación Nacional Campesina);工总则在1930年6月1日成立了全国土地劳动者协会(Federación Nacional de Trabajadores de la Tierra)。——中译者注


[17]卡巴耶洛派的活动家控制着列万特的工总及其旗下的农会。共产党成立了一个农民协会(Federación Campesina),由胡利奥·马特乌(Julio Mateu)领导。——原注


[18]比如罗斯皮塔莱特·德·柳布雷加特(L’Hospitalet de Llobregat)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佩拉茨在他的书中提到过。——原注


[19]法文版和英文版均为“15000平方千米”,但这明显不符合实际,经查阅《西班牙内战中的无政府主义者》(TheAnarchists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第1卷,第345页),应为15平方千米。——中译者注


[20]请参阅佩拉茨的《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劳联》,第1卷,第15章。——原注


[21]“菜园地带”(Huerta)是瓦伦西亚的一个地区,它是瓦伦西亚的农业和文化中心。——中译者注


[22]《正义与自由》,转引自莫洛,《西班牙的革命与反革命》,第144页。——原注


[23]奥古斯丁·苏希·鲍尔(Augustin Souchy Bauer,1892年8月28日——1984年1月1日),德国无政府主义者。一战期间为了逃避征兵而流亡瑞士、瑞典。1919年返回德国,参加了德国自由工人协会(Freie Arbeiter UnionDeutschlands),1922年至1933年担任该组织的报纸《工团主义者》(Der Syndikalist)编辑。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西班牙内战爆发后,积极参加全劳联的工作。共和国覆灭后逃往法国,被关押了两年。1942年流亡墨西哥。1966年返回西德定居。——中译者注


[24]摘自《与阿拉贡农民在一起》(Chez les paysans d’Aragon),转引自让·贝尔尼耶尔(Jean Bernier),《克拉普伊约》(Crapouillot)杂志的《无政府》(L’Anarchie)特刊,第44页。——原注


[25]《红色阵线》,1937年8月14日。——原注


[26]何塞·迪亚斯于1937年3月5日向中央委员会做的报告,《三年以来的斗争》(Tres años de lucha),巴塞罗那,西班牙共产党出版社,1939年,第297页。——原注


[27]同上。——原注


[28]实际上,政府通过工总控制了银行,并掌握了信贷业务与黄金储备。有了这两件武器,政府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给集体企业下绊子。这再次证明:除非通过政治手段,夺取政权的手段,否则经济问题无法得到哪怕是暂时的解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杜鲁蒂和桑蒂利安都曾建议攻占西班牙银行,他们都忠于无政府主义的“剥夺”传统——桑蒂利安一直梦想着能够抢光西班牙银行的金库。——原注


[29]《西班牙革命中的工会监督》(L'Intervention des syndicats dans la révolutionespagnole),《国际争鸣》(Confrontation internationale),1949年9月10月合刊,第43—48页。他引用了全劳联巴塞罗那委员会的结论。对“工会资本主义”的描述出自《战斗报》。——原注


[30]同上,第46页。——原注


[31]1917年11月8日,即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便通过了《土地法令》,规定立即无偿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没收地主、皇族、寺庙、教会的土地、耕畜、农具、农用建筑。具体请参阅《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18页。——中译者注


[32]《革命之后》(After the Revolution),纽约,格林伯格出版社(Greenberg),1937年,第121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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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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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从革命到内战




    据国民运动的一些历史学家记载,七月二十日晚上,莫拉将军觉得叛军的事业已经失败了,但是,此前跟他一起参加叛乱的呼啸兵和长枪党徒,不肯再听他指挥,所以他只能硬着头皮战斗下去。其实,莫拉会觉得悲观失望,也是情有可原:在最重要的地区,也就是工业区和商业区——马德里周边、北方最活跃的地区、阿斯图里亚斯与巴斯克地区、整个东海岸,军事政变都被粉碎了。而且,工人民兵在中心城市击退叛军后,又继续乘胜追击,大有彻底歼灭叛军之势。加泰罗尼亚民兵在阿拉贡连战连捷,正在逼近萨拉戈萨与维斯卡(Huesca)。马德里民兵在索莫西耶拉(Somosierra)和瓜达拉马阻止了莫拉的部队,拯救了马德里。几天后,忠于共和国的军队与民兵夺回了阿尔瓦塞特,恢复了瓦伦西亚与马德里的联系。巴达霍斯被夺回后,叛军被一分为二,弗朗哥或凯波·德·利亚诺都无法立即增援莫拉。工人攻占了希洪最后的几个兵营,控制了北方最大的海军港口。海军舰队停靠在丹吉尔沿岸,扼守着海峡,不让摩洛哥驻军在本土登陆。


军事力量的平衡


    叛军在战略上处于劣势,它在兵力和物资方面只有微弱的优势。我们前面讲过,海军反对叛乱。公认兵力薄弱的航空兵[1]已经参加了人民阵营。莫拉手上只有十几架旧式飞机,那是在奇袭雷昂机场时缴获的,全部部署在北方。在兵力这方面,叛乱将领确实较有优势。拉巴塞尔估计,叛军共有一万五千名军官和士官;在摩洛哥共有三万八千名外籍军团士兵和“摩尔兵”;国民警卫队三万人;呼啸兵三万人,几乎全都在莫拉手下;大约七万名正规军。但这些兵力不可能同时使用。正规军的新兵并不十分可靠,他们经常投靠到工人一边。在后方必须部署可观的部队[2]。加利西亚与安达卢西亚的战斗持续了好几个星期。只有零星的摩洛哥部队抵达了本土。


    八月初,叛乱将领只能部署兵力有限的几支小纵队:他们派了三千人对付巴达霍斯、一万人留驻艾斯特雷马杜拉、二万人对马德里发动第一次进攻。在这段时间里,叛乱将领不停地从国统区焦急地向德国外交官求助:他们缺乏资金和武器。嗜血好战而又纪律严明的摩尔兵和外籍军团固然是强力的王牌,但不能指望他们能独力赢得战争。


    另一方面,工农民兵很快就暴露出了他们的弱点和局限性。在故乡的街道上战斗时,他们的勇气、热情与牺牲精神使他们战无不胜。但是战争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困难。总的来说,他们的军事组织简直一塌糊涂。就像杜鲁蒂说的:“目前为止,我们有一大堆不同的部队,每支部队都有自己的领导、自己的战士——每天都会发生不可思议的变化——自己的军火库、自己的辎重列车、自己的补给品、自己的对待居民的政策,而且往往对战争有自己的一套观点。[3]”让—里夏尔·布洛什把内战的这一时期称作“流浪传奇[4]阶段”,他写道:“内战产生的第一幕景象,便是一大批完全不同的纵队,他们各自为战,在自己的作战区域居住、冲杀、征集粮草,有时还会按照独立的路线发展起来。[5]”此外,“前线”上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你在迷路的时候,可能会发现自己跑到了敌军战线后方;你可能会在自己战线的后方遭到伏击;即使村民向你报告说有部队经过了他们的村子,你也无法判断那到底是哪一方的部队。八月二十八日,成立了一个由军官与政治活动家组成的战争委员会。尽管如此,它的权威仍然很不牢靠。

    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制定和落实任何全局性的计划。各政党会为了一次进攻而组织或加强一个纵队,但进攻结束后,民兵们就都回家了。如果有谁不但要求民兵站岗,还要求他们挖战壕的话,就会遭到民兵的抗议。而且,你在站岗两次之后就能回家休息,夜间放哨时,如果你拒绝睡觉,就会被人当成疯子。纵队如果离开基地稍远一点,大部分民兵就会离队:他们喜欢晚上回家睡觉。杜鲁蒂说过,他“听过各种各样的老一套的借口:小孩生病、老婆临产、老母临终。[6]”没过多久,人们就发现民兵不适合在开阔的乡间作战。虽然民兵在初期取得了一些胜利,却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民兵不但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他们甚至不想保护自己:一支无政府主义纵队曾冒着敌军的猛烈火力,跟随自己的领导行军,这支纵队的领导还以此自豪。阿斯卡索就是这样牺牲的,莫拉后来也是这样被打死的。民兵瞧不起职业军人的“专业技能”,因为他们凭借热情与勇气打赢了巷战,所以他们也就把热情与勇气当成了最关键的因素。民兵不知道如何保养武器,很多民兵甚至都不会操作武器,他们拿到武器后,由于没有经验,就会把武器给弄坏,误伤自己。武器弹药十分缺乏。在阿拉贡和马德里战线上,从前线撤回的部队要把武器转交给接防的新部队。在奥维耶多,军事指挥部下令:除非发动总攻,否则不得向敌人射击。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土制武器就能大显身手了,比如开山的炸药,在熟练的矿工手里就成了威力巨大的武器。奥维耶多的民兵曾在八月改装了几辆卡车,他们用水泥做成装甲,加强了卡车的防护,然后让装备了火焰喷射器的志愿者搭乘卡车,突破了国民军的防线。这些随机应变的办法,虽然可以起到奇袭之效,却无法彻底改变力量对比。

    而且,民兵对待子弹的态度,就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他们把大量的弹药的浪费在打飞机上,甚至还有人向船开枪。这些民兵不是正规的士兵:他们没有接受过训练,也没有士官。许多临时充任的领导根本没起到任何作用。许多“共和派”军官投敌叛变,出卖了自己的部下,并积极或消极地怠工。炮兵故意朝自己人射击。即使是忠诚的军官也遭到了怀疑:因为他们是军官,所以没有人信任他们,没有人愿意服从他们的命令。

    在七月和八月,指挥部可能犯下了最严重的错误。首批有效的战略调动,是在叛乱刚刚爆发后进行的。此后,所有人就都被困在了自己的作战区域。在巴斯克地区,无政府主义者和国民军彼此对峙:在头几个星期里,莫拉完全可以不管他们,而不用担心他们会攻过来。加泰罗尼亚民兵在没有炮兵的情况下,正在向萨拉戈萨进军,这对敌人进军马德里的计划几乎不会产生任何影响[7]。所有人都在自顾自地打仗,根本不关心邻省的情况。

    最后,交战双方似乎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均衡。莫拉在瓜达拉马山脉止步不前,而加泰罗尼亚民兵也没有打下萨拉戈萨。矿工正在包围奥维耶多,但阿兰达也在为长期的围城战进行准备。在托莱多的阿尔卡萨尔,围城战已经开始了。在七月十九日参加了叛乱的国民警卫队据守在这座古老的堡垒里,里面有补给、弹药和人质。民兵包围了他们,就像民兵在瓦伦西亚和其它地方包围了可疑的兵营一样。偶尔,民兵会向厚重的城墙射击。围城战进行到第三十四天,才调来了一门野战炮。它没有立即向阿尔卡萨尔开火,而是先摧毁了堡垒周围的房屋,彻底地孤立了堡垒,切断了守军同外界的一切联系。在八月的第二周周末,希洪的矿工用炸药炸开了围墙,攻占了两个兵营。但在托莱多没人敢这么干,因为城堡里有六百多名人质,他们是被莫斯卡尔多[8]上校在撤退时从工人居住区抓来的,莫斯卡尔多上校拒绝释放这批人质,他们只好在黑暗而恶臭的牢房里度过了难熬的几周。阿尔卡萨尔围攻战其实是一场“静坐”战:八月二十四日,当这场战斗进行到第三十四天的时候,路易·德拉普雷首次目睹了这次战斗,他写道:“走在镇子里弯弯曲曲的小巷上,当您看到两个尖顶之间的四座塔楼时,您就会恨不得紧紧贴在墙上。……到处都能见到一堆堆沙袋,挡住了视线。戴着大草帽的民兵躲在街垒后面,观察着对面的观察者,双方间隔只有五十米、四十米,有时只有二十米。他们不时互射几枪,然后就大骂对方。到最后,您都搞不清到底是谁在包围谁了[9]。”昂利·克雷里斯(Henry Clérisse )写道:“穷凶极恶的赤党一心只想打垮英勇的保卫者。[10]”事实上,他们并不想。八月三日,民兵调来了一门四百二十毫米口径的重型野战炮[11]。他们曾向躲在城堡里的国民警卫队建议:只要释放全部人质,就保证国民警卫队的生命安全,但这个建议遭到了国民警卫队的坚决拒绝。然后,在停火期间,前军事学院教授罗霍[12]少校、马德里的卡马拉萨(Camarasa)神父和智利代办试图劝说国民警卫队投降,在停火期间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马尔罗和科尔佐夫对这件事的描写几乎一模一样:民兵把香烟和小刀送给国民警卫队,狠狠地羞辱了他们。

    在短暂的几周里,整个西班牙的冲突就跟阿尔卡萨尔一样陷入了僵持。双方似乎都无法赢得胜利。


平衡被打破了

    由于外国的干涉,这种平衡很快就被打破了。长期以来,葡萄牙就是阴谋集团的中心之一:从一开始,它就是叛乱的基地之一。里斯本的阿维兹酒店(Hotel Aviz)里设立了连接布尔戈斯与塞维利亚的电话交换机。叛军可以自由出入葡萄牙与西班牙边境,首批德国飞机就部署在葡萄牙境内的凯亚河(Caia),距离边境只有一英里。作为交换,萨拉扎尔[13]政府把所有的“左翼”流亡者都交给了叛军。八月底,意大利把她应允的飞机交给了叛军。八月初,德国开始通过里斯本把军事物资提供给叛军。德国舰队和意大利舰队挡住了共和国舰队,保护国民军的运兵船,让它们把摩尔兵运往西班牙本土。容克斯飞机与卡普洛尼飞机搭起了第一道“空中桥梁”[14],使凯波·德·利亚诺赢得了胜利。

    共和军没有获得可与之相当的援助。法国航空部长原本同意给共和国提供一批飞机,却遭到了广泛的抗议:舆论对此大加挞伐,英国政府也在施压,法国人民阵线政府屈服了,停止了交付飞机。七月十七日,法国人民阵线政府禁止向西班牙出口武器,然后又提出了“不干涉”的政策,并得到了英国和苏联的支持[15]。从此,叛军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大量武器弹药,因为德国和意大利虽然也参加了不干涉委员会,却还在不停地给叛军提供军火[16]。

    西班牙共和国从此陷入了孤立,而叛乱将军却能得到事实上的国际盟友的援助。八月初,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受到了来自弗朗哥的压力,再加上意大利政府和德国政府也要求遵守“丹吉尔的地位”[17],英法两国政府便劝说希拉尔将共和国舰队撤离丹吉尔海岸[18]。八月四日,首批来自摩洛哥的大部队在塔里法(Tarifa)登陆。摩洛哥与西班牙之间的交通从此不再有任何阻碍:国民军再也不会缺乏兵力和物资了。

国民军的攻势

    此时,国民军可以发动他们的首次大规模攻势,并试图将被分隔开的两片占领区连接起来。八月六日,弗朗哥的摩洛哥部队向西进攻:当他们兵分两路,向北方推进,企图同莫拉的部队会合时,他们的左翼得到了同谋的葡萄牙的保护。叛军的几路纵队沿着大道前进,一路上没有遇到真正的抵抗,各地工农委员会在路上建造的街垒被叛军包围、拆除了。八月十一日,特利亚纵队占领了梅里达(Mérida),该城虽然布满了地雷,却并没有引爆。雅古埃纵队有一千五百名摩托化步兵和几个轻炮兵连,它在八月七日渡过了莫雷纳(Morena)山脉,十三日抵达了巴达霍斯,并于次日攻占了该城。八月十二日,巴达霍斯突击警察领导阿维拉(ávila)少校越过葡萄牙国境,公开谴责了“武装平民”对该城的统治。十三日早晨,巴达霍斯市长弃城而逃。五十名民兵把自己锁在大教堂里,与摩尔兵奋战了两天,打完子弹后全部杀身成仁:战士们的英雄主义,无法抵消军事领袖的叛卖与革命引发的混乱所造成的损害。

    国民军现在把主要力量集中在北方战线上,莫拉虽然得到了充分的兵力——戴着红色贝雷帽、佩着圣像、披着肩章的呼啸兵,却开始担心弹药不足。八月一日,莫拉的私人特使波尔塔戈(Portago)侯爵在柏林请求德国政府提供飞机。十八日,他通过德国驻巴黎大使,请求德国政府提供一千万发子弹。物资和弹药通过葡萄牙运给了叛军。南北两块占领区连起来后,叛军的后方就巩固了。八月十五日,叛军的进攻计划成型了。十九日,圣塞瓦斯蒂安几乎被彻底包围,贝奥尔雷吉[19]纵队也打到了伊伦(Irún)城下。弗朗哥的摩尔兵正在通过巴达霍斯,源源不断地补充给莫拉的部队。



    这就是要塞战役的开始[20]。民兵背靠大海,与占有绝对优势的叛军交战。莫拉的进攻得到了德国飞机的支援。飞机突然出现在空中,向开阔的田地上的民兵扫射和轰炸,使民兵陷入了混乱。但在城镇里,民兵已做好了死战到底的准备。像巴达霍斯那样不战而逃的情况,也发生在了其它城市的保卫战中。全劳联的战士们已经准备战至最后一人,他们扬言,如果不停止轰炸,就处决人质,万一他们无法守住,就彻底摧毁城镇,把废墟留给敌人。然而,人民阵线中的温和派,特别是巴斯克民族主义党,却想把城镇和居民留给敌人,并拒绝对人质进行报复。直到最后,巴斯克民兵都在保护财产和教会,不让无政府主义民兵破坏。在伊伦附近的伦特里亚(Rentería),民兵在五金工人组成的工人委员会的政治领导下,并在法国志愿者、前军官雅克·梅纳雄(Jacques Menachem)的军事领导下,同叛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当局试图解救被关押在瓜达卢佩(Guadalupe)要塞里的一百八十名人质,这批人质最终获释[21]。最后他们放弃了:军事委员越过了法国边境,三天后伊伦失守。但是,共产党人、全劳联会员和一小批外国志愿者战斗到了最后一刻。保卫马尔西亚尔(Marcial)要塞的八名战士同摩尔兵死战了六十小时,用完炸药之后,就用石头砸敌人。九月四日,最后一批民兵渡过界桥时,嘲讽地指了指空空如也的子弹带。加泰罗尼亚派出了一列运输弹药的列车,却被法国当局截下了。一箱箱装有三万发子弹的弹药箱堆在巴塞罗那,等着政府承诺的道格拉斯飞机把它们运往伊伦。城镇陷入了一片火海:国民军得到的只是废墟。

    伊伦的悲剧,似乎使共和国阵营内重新发生了争执。九月八日,根据阿瓦斯通讯社(Havas)记者的报道,圣塞瓦斯蒂安 “正在进行巷战”。全劳联的战士向关押着人质的抽水站发动了进攻。当地的省长是社会党人、边防部队[22]军官奥尔特加[23]中校,他企图同莫拉谈判:他的儿子已前往法国,企图进入国统区。谣传他向叛军提出:只要国民军事先同意赦免守军,他就会保护人质、建筑物与历史遗迹,并交出圣塞瓦斯蒂安。官方并没有公布关于谈判的一点消息。但是,国民军的飞机在十一日向城里撒下了传单:“尊重城里的法律与秩序。我给你们四十八小时的时间。我等待着巴斯克民族主义党的答复。”人质在重兵保护下转移到了毕尔巴鄂。圣塞瓦斯蒂安的形势很混乱。国民军的广播电台宣称无政府主义者已经杀死了雷萨奥拉,逮捕了伊鲁霍。十一日,莫里斯·勒鲁瓦(Maurice Leroy )向《巴黎晚报》发电,称伊鲁霍“已控制局势”,十三日他又称无政府主义者“已控制城市”。其实,巴斯克民族主义党仍然控制着城市。革命派输掉了这场内战中的内战[24]。“抢劫犯”和“纵火犯”被警察和巴斯克民兵草率处决。十四日,卡洛斯派让出大道,让共和军沿着大道撤出了圣塞瓦斯蒂安。他们刚刚撤走,莫拉的部队就进入了这座吉普斯科亚的省会,城里还留下了五十名国民警卫队员,负责维持法律与秩序。

叛军兵临马德里

    九月初,在德国和意大利的大力支持下,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大部分观察家都认为马德里将会迅速沦陷:民兵看来是打不过职业军人、坦克和飞机的。但是原定的进攻却被推迟了。弗朗哥必须分兵增援北方,所以他谨慎地推迟了进攻:他似乎打算先集中充足的兵力,再发动致命的一击。但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个心理因素也对军事行动产生了影响。从八月初开始,国民军的报纸和同情叛乱的外国报纸就在齐声盛赞托莱多军事学院的学员。其实,在阿尔卡萨尔要塞的守军中只有几个军校学员[25]。但是,国民警卫队的英勇抵抗,在宣传中被安到了学员头上,于是,他们便成了抵抗“赤色”统治的西班牙青年的象征,“阿尔卡萨尔的学员”的神话就这样炮制出来了[26]。卡巴耶洛政府成立时,围攻阿尔卡萨尔城堡的一方加强了进攻:炮弹把建筑物轰成了瓦砾。国民警卫队仍在城堡的地下室内坚守。但他们的补给即将用完,饮用水已经不够用了[27]。弗朗哥拒绝进军马德里,准备解救阿尔卡萨尔[28]。他的部队沿着塔霍(Tajo)河谷,从南方进攻。九月四日,雅古埃上校的摩洛哥先遣队进入了塔拉维拉·德·拉·雷纳(Talavera de la Reina)。

    各地的民兵都进行了反抗,但是他们在遭到叛军的奇袭后,阵脚大乱,四处逃散了,马尔罗对此进行了鲜明的描写。马德里派出两个摩托化纵队,增援托莱多,他们遭到了奇袭,陷入了包围,被消灭掉了。九月二十七日,巴莱拉将军的摩洛哥先遣队进入了托莱多。黄昏时分,一队摩尔兵联系上了莫斯卡尔多的部下。叛军解救了阿尔卡萨尔。前一天还在围攻阿尔卡萨尔的民兵现在成了被围攻的一方,他们在堡垒周围的房子里,逐屋逐户地进行着最后的抵抗。托莱多沦陷后,首都门户大开,整个世界都在等待马德里的沦陷,以及可怕的报复。



白色恐怖

    叛乱爆发的时候,支持共和国的军官和士兵不是遭到逮捕、谋杀,就是在草率审判后被枪杀[29]。在随后进行的清洗中,任何被怀疑为工会、工人政党或共和派的领导人的人都会被迅速消灭[30]。夜间的私刑处决在国统区同样普遍,唯一的区别就是没有人来阻止这种行为,因为这种行为的组织者——呼啸兵与长枪党徒——也是公共秩序的控制者。各地监狱人满为患,为了腾出空间,每天都要处死大批犯人[31]。双方都恨不得把对方斩尽杀绝。这在共和区是普遍的、公开的和自发的。而在国统区是有组织的、得到控制的,并得到了最高级的教会首脑的支持,比如托莱多大主教就宣称“对上帝的爱,使半个西班牙的父亲拿起了枪”,反抗“当代的魔鬼,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长着七个头的怪物,一切异端邪说的象征。[32]”在有人正确地指出“白色恐怖”之前,“白色恐怖”已在整个国统区肆虐了几个月。


    叛军虐待俘虏的手段是骇人听闻的:他们允许战地记者前往前线采访,却绝不会允许记者进入监狱。从最落后的部落招募来的摩尔兵肆意凌虐妇女、阉割男人,在布拉西亚什[33]和巴尔戴什[34]看来,这“简直是某种仪式性的行为”。但其他叛军也毫不逊色。叛乱将军特别喜欢在妇女身上发泄他们的施虐欲望;妇女不但要被强奸,还要被系统地羞辱、剃光头、涂上红颜料、再用蓖麻油冲洗。凯波·德·利亚诺将军对此特别自豪。七月二十三日,他通过塞维利亚广播电台发表讲话:“赤党的婆娘们已经明白了,我们的男人才是真正的男子汉,被阉的民兵则不是;哭闹喊叫都救不了她们。[35]”

    国外报刊上登满了记者的报道,但记者大多是同情叛军的。贝特朗·德·茹夫奈尔在七月二十三日的《巴黎晚报》上发表文章,描写了一位保卫阿尔菲拉(Alfera)的铁路工人,他被埃斯卡梅斯[36]纵队的呼啸兵枪杀[37]。国民军攻占巴达霍斯后,制造了一场真正的大屠杀。阿瓦斯通讯社特派记者发回的电报称,当地大教堂里尸横遍地,就连圣坛上也是触目惊心,“政府支持者的尸体被成排地陈列在大教堂门前的广场上。”《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和《时报》的记者描写了这次屠杀,而国民军的军官却以无处容纳战俘来给屠杀开脱。一队逃兵想逃往葡萄牙边界,他们被带进城里,当场枪杀。据《时报》记者记载,一次就屠杀了一千二百人,“路上血流成河,头盔还在血河上漂浮”,而在广场上,屠杀还在进行。布拉西亚什承认:“这是非常粗暴的手段,”他还说,“每一个作战人员都被枪杀了,因为只要还没有进行总动员,他就会被当成激进分子。[38]”

    白色恐怖是镇压群众反抗的手段。至少那些叛乱头目是这么认为的。七月三十日,弗朗哥对《新闻记事》(News Chronicle)的记者说:如果有必要,他随时可以“枪毙半个西班牙”。凯波·德·利亚诺在八月十八日指出:“八成的安达卢西亚家庭都在服丧,我们必须坚决动用更加严厉的手段。”巴拉托(Barato)上校曾向《多伦多星报》记者宣称:“杀掉两百万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就能恢复秩序。”

    每当国民军发动进攻之前,都会有大批农民逃亡,这表明叛军头目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他们的目的,叛军已经激起了强烈的恐惧。德拉普雷在一篇报道中描写了埃斯特雷马杜拉农民的“大逃亡”:“农民赶着猪和山羊,后面跟着老婆孩子。[39]”但是,就在这群惊恐万状的逃难者当中,男人们——“脸色黝黑、穿着罩衣、戴着大帽子”——立刻要求发给他们枪支(如果发给了他们,他们无论吃饭睡觉都会带着枪),回去战斗。白色恐怖是一把双刃剑:成千上万人沿着公路逃走了,但又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正在夺取武器,用尽一切办法战斗下去。以前的各种偏见和愿望似乎都消失了,人们只剩下了一个念头:抵抗叛军、阻止叛军、战胜叛军。成千上万人的认为,叛军是一台拥有较高的训练水平和较好的装备的战争机器,为了对付它,必须使用另外一种同样有效的战争机器,他们愿意为此付出一切代价:“纪律”与“统一指挥”的口号得到了心甘情愿的回应。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战斗和坚守下去。为了生存,他们首先必须结束由多重政权和权力冲突而导致的混乱状态,建立秩序,建立司令部,使民兵能够胜任他们的首要任务:战争。


[1]内战爆发时,西班牙只有陆军航空兵和海军航空兵,1936年9月共和军重组之后才成立了独立的西班牙共和国空军(Fuerzas Aéreas de la República Española)。——中译者注


[2]不过,留在后方的是政治性的民兵,以长枪党徒为主,他们的任务就是“肃清后方”。——原注


[3]转引自A·普鲁多莫与D·普鲁多莫(A.etD.Prudhommeaux),《加泰罗尼亚1936—1937》(Catalogne,1936-1937),第18—19页。——原注


[4]原文为picaresque,本意为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在西班牙盛行的流浪汉小说,这类小说往往以一个流浪汉为主角,通过描述主角的传奇经历,描绘社会百态,讽喻世人。——中译者注


[5]布洛什,《西班牙,西班牙!》,第127页。——原注


[6]转引自佩拉茨,《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劳联》,第1卷,第221页。——原注


[7]据科尔佐夫所述,杜鲁蒂曾对特鲁埃瓦说过:“整个西班牙随你打,但别碰萨拉戈萨:萨拉戈萨留给我来打。”(《西班牙日记》,第45页。)各个集团多少都有类似的想法。——原注


[8]何塞·莫斯卡尔多·伊图瓦尔特(José Moscardó Ituarte,1878年10月26日——1956年4月12日),1896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曾参加过古巴独立战争、菲律宾独立战争和和里夫战争。内战爆发时任托莱多省督军。1936年7月21日在托莱多率领国民警卫队发动叛乱,22日挟持大批人质,撤入阿尔卡萨尔堡垒。民兵因顾忌人质的安全,没有强攻。9月26日,叛军逼近托莱多,民兵被迫解除对阿尔卡萨尔的围攻。莫斯卡尔多从此被吹捧为“阿尔卡萨尔的英雄”。后曾任安达卢西亚都督和加泰罗尼亚都督。——中译者注


[9]德拉普雷,《西班牙的死亡》,第77页。——原注


[10]《西班牙1936—1937》(Espagne36-37),巴黎,若尔日·封蒂亚尔出版社(Georges Ventillard),1937年,第189页。——原注


[11]此处与上文的描写不一致,不知何故。——中译者注


[12]比森特·罗霍·柳克(Vicente Rojo Lluch,1894年10月8日——1966年6月15日),1911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1914年毕业后曾在巴塞罗那、塞乌塔等地服役。1922年返回托莱多步兵学校任教。1932年入读高等军事学院(Escuela Superior de Guerra)。内战爆发后,支持共和国,曾担任过总参谋长和陆军参谋长等职务,参加过多次重大战役。加泰罗尼亚沦陷后流亡法国。1957年2月回国,同年7月被判处三十年徒刑,不久获释。1966年在马德里逝世。——中译者注


[13]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扎尔(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1889年4月28日——1970年7月27日),生于维塞乌省(Viseu),曾在科英布拉大学(Universidade de Coimbra)担任政治经济学教授。1928年军事政变后,担任独裁政府的财政部长。1932年担任总理,建立起了法西斯独裁统治。1968年因病辞职。1970年死去。——中译者注


[14]请参阅本书第二部第十四章。——原注


[15]请参阅本书第二部第十三章。——原注


[16]但是,西班牙政府根本没有在国外发动反对不干涉政策的宣传活动。社会党人德·洛斯·里奥斯(de los Riós)曾以西班牙政府的名义,要求莱昂·布鲁姆不要辞去总理的职务,尽管不干涉政策是布鲁姆主动提出的(请参阅本书第二部第十三章)。希拉尔总理曾在8月9日指出:“西班牙政府不希望这场正在进行的斗争遭到任何外国干涉,无论这种干涉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是支持共和国的还是支持叛乱的。”——原注


[17]按照1923年12月18日签订的条约,丹吉尔应为非军事的中立区。——中译者注


[18]请参阅本书第一部第五章。——原注


[19]阿尔方索·贝奥尔雷吉·卡内特(Alfonso Beorlegui Canet,1888年1月26日——1936年9月29日),步兵中校。1936年7月18日,按照莫拉的命令,在潘普洛纳发动叛乱,随后率叛军占领了吉普斯科亚。9月5日在伊伦战役中负伤,9月26日因伤重不治而死。——中译者注


[20]其实,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一系列的围城战。在奥维耶多、托莱多、拉·卡维萨(La Cabeza)、伊伦和圣塞瓦斯蒂安都发生了围城战。——原注


[21]8月25日,奥尔特加(Ortega)中校“出于人道主义”释放了一批人质,其中包括罗马诺内斯伯爵,他后来逃到法国避难。——原注


[22]边防部队(Carabineros)成立于1829年3月9日,由财政部管辖,主要任务为在边境和港口巡逻,防止走私。内战爆发后,三分之二的边防部队仍然忠于共和国。1940年3月15日被并入国民警卫队。——中译者注


[23]安东尼奥·奥尔特加·古铁雷斯(Antonio Ortega Gutiérrez,?—1939),边防部队军官,内战爆发后,于1936年8月6日被任命为吉普斯科亚督军。在吉普斯科亚战役中指挥共和军。1937年5月内格林政府上台后被任命为保安警察总监,不久后参加西班牙共产党。1937年至1938年担任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主席。1939年3月担任第3军军长。内战失败后被叛军逮捕,6月15日被杀害。——中译者注


[24]看来,全劳联领导人实际上并没有主动反抗巴斯克当局。勒鲁瓦在9月14日的《巴黎晚报》上发表文章,描写了一次戏剧性的会谈:一方是省长奥尔特加和共产党人拉拉尼亚加(Larrañaga),另一方是全劳联领导人盖斯戈布(Gesgobu)和奥尔蒂亚诺(Orthiano),最终会谈双方决定撤离。全劳联领导人加洛·迪耶斯(Galo Díez)写道(《混乱之中》,第30页):“我们可以宣称:撤离圣塞瓦斯蒂安,是所有时间如此之短的撤退行动中,最冷静、最有秩序、效率最高的一次。”这等于承担了撤退的责任。但是,他又指责巴斯克民族主义党把“教会的财产”和“工厂、车间与商店里的有用的东西”留给了叛军。他还指出:“我们的同志想摧毁这些东西,他们不让,他们手里有枪,为了避免内讧,我们只好让步。”——原注


[25]克雷里斯指出:守卫要塞的有国民警卫队650人、来自马德里的第14团的150名突击警察、十多名军官和8个学员。——原注


[27]关于这个课题,请参阅昂利·马西(Henri Massis)和罗贝尔·布拉西亚克(Robert Brasillach),《阿尔卡萨尔的学员》(Les cadets de l’Alcazar,巴黎,Librairie Plon,1936年;英文版为《The Cadets of the Alcazar》,纽约,Paulist Press,1937年)。比方说,两位作者记载了一件特别富有戏剧性的事件:7月26日,民兵通过电话向莫斯卡尔多上校发出威胁:如果他再不投降,就要枪决他的儿子,莫斯卡尔多拒绝投降,民兵就杀死了他的儿子。但是。佩德洛·伊萨西(Pedro Isasi)根据赫伯特·L·马修斯(Herbert L.Matthews)提供的证据,以及各方对此事的记载,在1957年9月27日的《社会主义者》上撰文宣称:整个事件都是编造出来的,莫斯卡尔多的儿子是在进攻拉·蒙塔尼亚(La Montaña)时被杀的,而莫斯卡尔多全家都保持了自由之身。他还指出,通往阿尔卡萨尔的电话线在7月22日就被切断了。马修斯在他的著作《轭与箭》(The Yoke and the Arrows)中承认,小莫斯卡尔多在进攻拉·蒙塔尼亚时被杀的事情是他搞错了。休·托马斯在对照了各方的说法、寻访了多名证人之后,认为国民军的说法是正确的。(《西班牙内战》[The Spanish Civil War],第203页。)——原注


[28]根据一名堡垒守军的回忆,堡垒里的储备肉类为98匹马和12头骡子。——原注


[29]在国民运动所有的历史学家当中,只有阿斯纳尔一人赞成弗朗哥的决定。其他人都认为,绕路解救阿尔卡萨尔,耽误了攻占马德里。——原注


[30]比如马德里的卡拉塔拉中校和巴利亚多利德的莫雷洛(Morelo)将军。在后来被枪杀的人当中,比较出名的有1934年加泰罗尼亚起义的镇压者巴蒂特将军和空军将军努涅斯·德·普拉达(Nuñez de Prada),然后还有在萨拉戈萨被杀的萨尔塞多(Salcedo)将军、卡里达德·皮塔(Carídad Pita)将军、罗梅拉雷斯(Romerales)将军和坎平斯(Campins)将军等人,他们的死,证明了陆军并没有完全参加叛乱。——原注


[31]关于这个课题,请参阅马德里律师学院的回忆录,收录于佩拉茨在《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劳联》一书。克雷里斯也承认了这一点。——原注


[32]巴蒙德,让·德·皮埃尔弗(Jean de Pierrefeu)。——原注


[33]路易·马尔堂—绍菲尔(Louis Martin-Chauffier)在《天主教与叛乱》(Catholicismeet Rébellion,巴黎,法国—西班牙协会[Comité Franco-Espagnol],未注明出版日期)一书中提供了许多国民军迫害教会的事例:教堂被烧毁,新教牧师被枪杀。——原注


[34]罗贝尔·布拉西亚克(Robert Brasillach,1909年3月31日——1945年2月6日),法国极右派作家、记者。生于佩皮尼昂(Perpignan),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公开支持法西斯主义,纳粹德国占领法国期间积极同纳粹德国合作。法国解放后,于1944年9月14日自首,1945年1月19日被判处死刑,2月6日被处决。——中译者注


[35]莫里斯·巴尔戴什(Maurice Bardèche,1907年10月1日——1998年7月30日),生于奥隆河畔丹镇(Dun-sur-Auron),1928年入读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932年在索邦大学任教。他是布拉西亚克的长期合作者,积极支持法西斯主义。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在1942年至1944年间在里尔科技大学任教。战后出版了多部著作,为维希法国、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辩护。——中译者注


[36]转引自阿尔瓦,《西班牙共和国史》,第331页。——原注


[37]弗兰西斯科·加西亚·埃斯卡梅斯·伊涅斯塔(Francisco García Escámez e Iniesta,1893年3月1日——1951年6月12日),曾参加里夫战争。内战爆发前即参加了莫拉的阴谋集团。内战期间参加过一系列重大战役。战后曾任加纳利群岛督军。——中译者注


[38]《日报》(Le Journal)与《巴黎晚报》对发生在安达卢西亚的大屠杀报道得比较多。据德·茹夫奈尔和勒鲁瓦所述,每个村子的竞技场都成了墓地。特里亚纳被用“刺刀和手榴弹”荡平了。人质被处决后,尸首会被弃置数日。昂利·丹茹(Henry Danjou)也记载了外籍军团在攻占梅里达后对工人活动家的屠杀,梅里达委员会的核心成员阿尼塔·洛佩斯(Anita López)也在这次屠杀中遇害。——原注


[39]这些报道在感情上对国际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后来,国统区的审查越来越严格,关于镇压的消息或文件很少能传出来。帕泰—纳坦制片厂(Pathé-Natan)的摄影师罗贝尔·布吕(Robert Bru)就在塞维利亚被捕了,他被指控把巴达霍斯的照片发往法国。——原注


[40]德拉普雷,《西班牙的死亡》,第89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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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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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革命政权的瓦解



在夏季战役中,巴达霍斯、伊伦、塔拉维拉和托莱多相继失守,对革命派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双重政权状态对此难辞其咎。战争中只能有一个政权。双重政权状态——一方是国家政权,另一方是各种各种委员会——阻碍了战争的进行。共和国政权和革命政权,谁能战胜谁,这就是一九三六年秋季唯一的问题。


委员会与苏维埃


西班牙工农建立起了各种代表会(condejos)、委员会和理事会——覆盖各个层次的苏维埃式的行政机关、斗争机关与政权机关,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无意识地继承和发扬了二十世纪工农革命的传统,而这个传统的典范,便是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中诞生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和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的德国革命中诞生的苏维埃(räte)[1]。


这种传统在西班牙工人阶级中分裂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七月十九日之后出现的各种革命政权最初采用的组织形式,才会都是经各政党和各工会商议之后决定的。尽管如此,我们上面已经讲过,这些委员会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各种组织的代表的集合。它们不仅是联络委员会,它们更表达出了成千上万的先进分子的革命意志,而不受他们所隶属的政治组织的束缚。最能证明这一点的,便是这样一个事实:在头几周里,他们有许多人对自己参加的委员会更加听话,对自己的党发来的指示却阳奉阴违或搁置不理。但这种情况不可能长期维持。各种委员会要想成为真正的苏维埃,就必须在某一时刻改变自己的组织形式:不能再使用由各个组织的领导人(无论是任命的还是当选的)组成委员会的方式,而要改为所有委员都经选举产生、并能随时召回的机关,它要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民主地进行活动,而不是根据上层领袖的协议行事。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在西班牙出现。工人和农民自发地任命了各种委员会。但他们也同样自发地任由委员会被各政党和工会掌控,而各政党和工会还不打算放弃由国家政权的瓦解而获得的威信与权力,转而建立新的政权机关。


没有一个政党或工会支持建立由各种管理委员会组成的政权,或是将管理委员会转变为苏维埃。桑蒂利安是这样来描述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的作用的:“必须加强和巩固它,这样它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因为它的力量源自每一个人,而它有了力量就能拯救每一个人。”他还勉强承认了中央委员会的失败:“由于坚持这种见解,我们遭到了自己的朋友和同志的孤立。[2]”对俄国革命十分熟悉的安德列乌·宁宣称委员会永远不会成为苏维埃,因为西班牙不需要苏维埃[3]。


各种委员会就这样逐渐失去了真正的革命机关的作用,因为它们没能成功地把自己转变为起义群众直接表达意志的机关。由于革命斗争逐渐远去,武装工人在街头直接行使权力的做法逐渐消失,各种委员会也就变得“名存实亡”,工人和农民在委员会中的地位越来越低,而政党和工会的机关开始发挥主导作用。


在一九三六年秋季,随着革命的进行,为了打赢内战,政权问题开始浮现出来,这个问题最终留给了各个政党和工会来解决。现在有两个政权,一个是人民阵线政府,它拥有各级官吏、法官、警察和军队——简单来说,就是重新得到巩固的国家机关;它以私有制为其基础,它是由提出自由主义政纲的人民阵线在二月的议会选举获胜后成立的;另一个是由各种代表会和委员会组成的政府,它拥有各级地区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工厂代表会、作战民兵、调查委员会、治安巡逻队和革命法庭,它以各级代表会和委员会为其基础,并以实现社会主义(集权派的或自由派的)的革命任务为己任,两个政权当中,究竟谁能取代另一个,获得全部的权力呢?


国际形势


革命本身提出了这个问题:应该继续革命还是中止革命?在这类问题上,起初的一点小分歧,很快就会变成长久的裂痕。不计代价地继续革命,就有可能输掉战争。中止革命,就等于阻挡革命前进,彻底改变内战的前提。


显然,世界上的力量对比,对一九三六年的西班牙革命,要比对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九年的俄国革命更为不利。苏联已经不再鼓励世界革命运动。斯大林正在磨刀霍霍,准备利用一系列的审判和清洗,消灭布尔什维克的老近卫军,毁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德国在过去十多年里一直面临着工人革命的威胁,然而现在的整个德国工人运动,包括它的各个政党和工会在内,都被纳粹主义的铁蹄粉碎了。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政权在意大利没有遭到任何挑战。东欧在短期内没有发生革命的可能。英国十分稳定。法国是唯一的例外,一九三六年六月的大罢工刚刚结束。可是,由社会党人莱昂·布鲁姆[4]领衔的人民阵线政府似乎已经彻底消除了罢工再度发生的可能性。革命社会主义者马索·皮维尔[5]曾在一九三六年六月指出“一切皆有可能”,他认为西班牙工人阶级的活动[6]是法国应该效仿的革命榜样,法国共产党总书记莫里斯·多列斯[7]却反驳他说,并非一切皆有可能,罢工应在达到目的后见好就收。来自希特勒的威胁,对那些主张缓和的人非常不利:社会党与共产党构成了人民阵线的左翼,它们连半步都不会逾越人民阵线的“激进社会党”纲领。此外,短期内军队也不太可能会叛乱。全劳联—伊无联和统工党在西班牙革命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但在法国却没有与全劳联—伊无联类似的工会,也没有与统工党类似的政党。法国工人阶级用成千上万种方法向西班牙革命表示同情,但他们只能通过《人民报》、《人道报》[8]和《巴黎晚报》[9]来了解西班牙革命,而这些报纸对西班牙革命的报道都是一个调子。人民阵线的两大机关报以及全国性的大报对西班牙革命进行着歪曲的报道,而全劳联和统工党在法国的朋友只是几个彼此争斗不休的小组织,他们只能通过发行不定期的报纸和私人杂志来宣传西班牙革命。西班牙革命派觉得自己遭到了孤立。


当然,大胆的革命政策,可以抵消孤立造成的不利影响,但是,西班牙革命派是否曾有过这样的机遇,如果他们抓住了这样的机遇,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抵消孤立造成的不利影响,这些问题可以无休止地争论下去[10]。托洛茨基认为,西班牙革命提供了逆转世界力量对比的机遇,正是由于西班牙革命的失败,才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11]。事实上,这种遭到孤立的感觉,正是影响了西班牙革命派的态度的因素之一,有不少革命派放弃了继续革命的想法。法国和英国出台不干涉政策的重要动机之一,便是法国和英国的资本家害怕自己在西班牙的利益受损,他们把自己的短期利益看得比本国的长远利益更加重要[12]。伦敦和巴黎可以考虑给民主共和制的西班牙提供谨慎的支持,却绝不会支持革命的西班牙。西班牙的所有人,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在内,都非常清楚这一点。“不能把潜在的供应者给吓跑”,说它确实有理也好,说它是借口也罢,总之,它正在变得越来越有说服力。而且,苏联的政策也正在向同一个方向转变:在莫斯科看来,绝不能让西班牙事件成为孤立苏联的借口,绝不能使西方民主国家同苏联断交,为此不惜付出一切代价。此外,斯大林也根本不想支持革命运动,在他看来,革命运动的代表人物(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统工党的共产主义者都是他的反对者)是最坏的敌人,因为他们会成为共产党的潜在对手,威胁到共产党对工人阶级的垄断,所以,苏联才会在不干涉委员会成立之初,就立即参加了该委员会。


当然,国际形势不能解释一切问题。不过,在一九三六年七月被夹在叛乱将军与武装工人之间的软弱的西班牙小资产阶级共和派,能够迅速重建自己的国家政权的原因,却可以用国际形势来解释。因为共和国政权的重建工作的真正设计师是社会党和共产党,很大程度上还应该算上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支持西班牙的“尊贵品格”,尊重财产与议会形式,反对委员会与集体化的革命;而国际形势使他们获得了最有力的论据。


重建共和国政权的支持者


其实,共和派政治家并不认为自己能够独力承担重建共和国政权的斗争。希拉尔政府的人选跟卡萨雷斯·奇洛加政府和马丁内斯·巴里奥政府完全一样。我们前面讲过,他们是如何努力生存、尽力维持合法性的外表依然存在的假象的。但他们根本无力行使自己的权力,革命部队完全不把他们放在眼里[13]。、


只有工人领袖完全容忍了政府,阻止了政府的消失。只有他们能够利用自己的威信,使合法政府恢复一点权威。普里耶托非常了解这一点。他坚信西班牙资本主义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正常发展,革命之后,他对此反而更加坚信。他认为“过分的革命”会给西班牙的未来造成越来越严重的毁坏。对他来说,唯一的现实任务便是建设一个有强大军力撑腰的、健全的共和国政权: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英法两个“民主国家”的援助,抵御叛乱将军和他们的同谋。因此,他在《社会主义者》上撰文指出:“我们希望某些民主国家能改变对西班牙革命的看法,因为革命在目前不会给我们提供任何积极的解决办法,如果加快革命的步伐,就会失去(获得援助的)机会,那将是可悲的,是一个真正的悲剧。”他急于获得西方的同情,在九月二日接受阿瓦斯通讯社采访时,他甚至宣称自己“很高兴看到法国政府主动提出了不干涉的提案。”


普里耶托虽然是不管部长,他却是第一个理解形势的严重性的人。八月二十六日,他在接受科尔佐夫采访时,坦率地承认了政府的虚弱无力。就像在革命前一样,他坚持认为社会党应当参加政府。但是,民心所向,迫使他立即提议,由他的老对手拉尔戈·卡巴耶洛带头组阁,政府要想赢得民心,就只能借助拉尔戈·卡巴耶洛的名望。“我对他的看法众所周知。他想装成聪明人,其实是个蠢人。他自以为是一板一眼的官僚,其实是一个愚笨不堪的捣乱分子。他会把一切给搞砸。不过在目前,也只有他——至少是他的名字——在当上新政府首脑后能有点用处。”普里耶托表示,他愿意参加卡巴耶洛内阁,并在卡巴耶洛领导下工作,他指出:“这是国家的唯一出路。如果我想为国效力的话,也只有这个办法。[14]”几天后,他曾非常敏锐、而又非常悲观地向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表示,拉尔戈·卡巴耶洛政府恐怕是共和国政权的“最后一张牌”[15]。


在工人阵营当中,拥护折衷主义、忠于共和国政权的人,不只有普里耶托和他的伙伴。西班牙共产党及其小兄弟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它们享有较大的行动自由,因为它们不用像社会党那样饱受内斗之苦)早在社会党之前,就经常采取比社会党更明显的温和立场[16]。七月十九日以后,西共与统社党的大部分干部追随革命的潮流,参加并支持了各种管理委员会的活动。与之相反,他们的领导层却支持共和派保存国家政权的一切尝试。瓦伦西亚人民执行委员会对马丁内斯·巴里奥率领的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反抗,曾遭到了共产党的反对。在巴塞罗那,统社党领袖柯莫雷拉曾怂恿孔帕尼斯反抗全劳联,在八月初还参加了企图废除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的卡萨诺瓦斯政府。而且共产党领导层也根本不打算掩饰自己的意图。它曾支持希拉尔重建军队的企图,并就此事发表了备忘录。


外国共产党报刊起初并没有全部理解这个政策。伦敦的《工人日报》[17]在八月二十二日指出:“红色民兵”的胜利,“使形势有利于建立西班牙苏维埃共和国”。然而他们很快就改变了调子。八月三日,《人道报》按照西班牙共产党的要求,指出“西班牙人民现在并不是为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战”,它“只知道一个目标:通过维持财产关系,保卫共和国的法律与秩序。”


八月八日,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宣称:“我们现在还谈不上在西班牙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因为历史条件不允许……我们既要保护工人,出于同样的立场,更要保护处境艰难的我国的弱小工业。”总书记何塞·迪亚斯明确指出了共产党的目标:“我们只会为一个拥有广泛的社会内涵的民主共和国而战。目前的问题不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或社会主义,而只是保卫民主、反抗法西斯主义。[18]”


但是他们的顽固态度并没有起到关键作用。在夏季,无论是西共还是统社党,都无法真正影响事态的进程。


社会党左翼进退两难


在政权问题上,比起普里耶托和西共,拉尔戈·卡巴耶洛及其同伴的观点要模糊得多:我们前面讲过,在阿拉吉斯泰因的倡导下,马德里社会主义者集团[19]在四月通过了一个纲领,这个纲领实际上指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在西班牙建立社会主义。但他们反对建立苏维埃[20],他们认为苏维埃是俄国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在四月和五月期间,他们并没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既然社会党的机关仍然被普里耶托牢牢控制着,那他们打算如何通过社会党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呢?到了七月和八月,他们还是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回答。


社会党虽然在形式上避免了分裂,实际上左右两派的裂痕并没有弥合;拉尔戈·卡巴耶洛通过工总和《明晰》推行着他自己的政策,而他的政策与社会党的政策大不相同。《明晰》激烈地批评希拉尔的动员令,用列宁关于“武装人民”的论点来批驳政府;它抨击了那些想把战争与革命分割开来的人,严厉批判《工人世界》[21],并指责共产党包庇反动派。然而这种对抗却并没有持续多久:七月二十三日,拉尔戈·卡巴耶洛告诉卡尔洛·雷奇曼(Carlo Reichmann):只有在战胜叛乱后才会考虑成立“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政府”。在慰问前线民兵、在参加工总的活动时,拉尔戈·卡巴耶洛总是站在盟友的立场上,对政府提出批评。当他的部下纷纷参加全国各地的管理委员会时,他似乎只要继续坐在权势无边的工总总书记的位子上,就心满意足了。


可是,八月的失败彻底改变了他的态度。效能与政权的问题再次摆在了他面前。八月二十七日,他向科尔佐夫解释了自己的观点。希拉尔政府的玩忽职守令他无法容忍,他指责这个政府“尽是一帮饭桶、蠢货、懒鬼”,根本不想打败叛军。他指出:“所有的人民力量都撇开了政府,团结在无政府主义工会和社会党工会的身边。……人民民兵不服从政府的命令,再这样下去,民兵就会自己掌权。”然后,他出于同样的理由,批评了他过去的缺点:“各个工人政党必须尽快清除官僚、官员和行政工作体系,转而采用革命监督的新形式。群众正在向我们伸手,要求我们领导政府,我们却消极以对,逃避责任,一事无成。[22]”


于是,拉尔戈·卡巴耶洛在接受俄国记者的采访时,提出了与普里耶托相反的另一种政权概念,这是一种摆脱了共和国的合法性与共和国的政权形式的“工人政府”。


面对政权的无政府主义者


有史以来,无政府主义者首次居于如此重要的地位:事实上,至少在加泰罗尼亚,一切全都取决于他们。然而他们的思想与社会现实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国家政权是最坏的压迫形式,他们坚决反对国家政权,并且一直拒绝区分资产阶级国家与工人国家(比如一九一七年的苏维埃俄国政权)。共和国政权在七月瓦解后留下的真空,被各种管理委员会填补了,而这些管理委员会是在全劳联活动家的帮助下自发创建的,它们是新的国家政权的雏形。然而战争容不下半吊子的措施:要进行战争就必须要有一个政权,所以没有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会认真地鼓吹建立自由公社联盟。


然而,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在对自己的原则进行初步修正后,并没有就此止步。伊无联在三十年代曾发动过多次徒劳的武装起义,大批无政府主义活动家出于对它的逆反,参加了一九三六年二月的大选,可这是违背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传统与信条的,甚至是对无政府主义运动中诞生的新改良主义潮流(它很接近“三十人集团”)的重大妥协。在这段关键的时期,从伊无联的各个小组到全劳联的各个工会,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无政府主义者作出了千差万别的反应。在叛乱爆发后的头几个星期里,马德里的全劳联站在了革命斗争的最前列;而在加泰罗尼亚,全劳联却为了对抗军事政变的威胁,而参加了孔帕尼斯政府。革命的头几天过去后,自由派领袖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要不要夺取政权?加西亚·奥利维尔在全劳联地区委员会会议上主张:“要么建立自由共产主义,这就意味着无政府主义专政;要么就选择民主,而这就意味着合作。[23]”最后他的意见占了上风:暂时搁置“建立自由共产主义”,而选择了“民主”。


加泰罗尼亚的方法——在自治政府之外,另外成立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是在形势所迫之下,在无政府主义者的原则与当前的要求之间做出的妥协。然而,我们前面讲过,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很快就成了第二政权。自由派管理着这个委员会,指挥着它下辖的各个重要的专项委员会,并担任了最重要的职务。在各种地方性的管理委员会里,情况也是如此。这一事实,似乎使全劳联领袖的公开发言都变成了谎言。长期以来,巴塞罗那人都相信:尽管无政府主义者原则上反对一切形式的国家或政权(即使它们有可能是革命的),但在七月事变后,他们却被自己引发的胜利激情给冲昏了头脑,无法再坚持反对国家。人们以为,无政府主义者只是出于谨慎,才会容忍自治政府继续存在下去,他们会试图让自治政府“静悄悄地消失”。经常有人认为:在消灭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的共和国政权之前,无政府主义者一直在坐等萨拉戈萨被攻陷。


全劳联在马德里给自己争得了不小的权力:它有自己的治安部队、自己的契卡、自己的监狱,最重要的是有自己的纵队,一支真正独立的军队。它与其它政党和工会只进行了最低限度的合作。但这种情形也没有持续多久:政府的存在,以及叛军对首都的威胁,提出了政权问题。全劳联马德里分会提议,成立一个由全劳联和工总的代表组成的“国防委员会”,但不能让共和派领袖参加。在地方和地区上也要成立同样的委员会(“革命热情的化身”),再把它们一级级地连接起来,构成他们认为至关重要的organismo aglutinante(“联合机关”):其实,按照他们的设想,在由各级管理委员会构成的金字塔的顶端,应该是一个单一的政权。无政府主义者依然敌视“资产阶级民主政府形式”,但在当前需求的压力下,他们似乎愿意建立一个机关,这个机关虽然不叫“工人政府”,但它实际上就是工人政府。


总之,这就是统工党对全劳联的演变的看法。统工党根据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认为一九三六年的西班牙已经没有民主共和国的容身之处。现在只有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对于全劳联来说,问题已经不在于成立人民阵线政府,而在于成立“一个坚决进行反法西斯斗争、并把权力交给工人阶级的工人政府;它只会把权力交给工人阶级及其各个政党与工会。”九月六日,安德列乌·宁在巴塞罗那的一次会议上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就意味着由工人行使权力。我们可以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已在加泰罗尼亚存在。”因此,他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在整个西班牙建立起反法西斯中央委员会和人民执行委员会那样的“工人政府”。这个政府首先应当“宣布自己的目的是把群众的热情转变为革命的合法性,并将其引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


此外,全劳联的“革命本能”克服了自己不参与政治的传统及其反对一切政府的原则,这也让统工党非常高兴[24]。在统工党看来,建立国防委员会的口号,同时符合战争与革命的当前要求:在统工党看来,无政府主义者提出了这个口号,也就是向马克思主义的政权思想靠近了一步。于是,从拉尔戈·卡巴耶洛到安德列乌·宁,似乎通过全劳联提出了提出了一种相同的概念:由工人政党与工会组成的革命政府。


拉尔戈·卡巴耶洛政府的成立


九月四日,一则简短的公报宣布:希拉尔已经辞职,由拉尔戈·卡巴耶洛领导的新一届人民阵线政府成立了。希拉尔亲自向阿萨尼亚请求,由工总总书记来接任总理。这是官方的说法。但在马德里的政治和工会圈子里却流传着另一种说法[25]。


巴达霍斯是社会党的重镇,叛乱之初就被叛军占领,不久后被民兵夺回,然后又在八月中旬失守;由它的失守而激起的情绪,便是这种说法不胫而走的原因。按照科尔佐夫的说法,卡巴耶洛与全劳联的观点是相同的。“全劳联—工总国防委员会”的口号大受欢迎,这个口号把马德里两大工会的活动家凝聚了起来。后来拉尔戈·卡巴耶洛轻描淡写地说过:“当时在某些圈子里,有人提起过攻占各部官邸、逮捕部长。”按照拉巴塞尔和克拉拉·坎波亚莫尔的记载,由工总和全劳联领袖组成的一个联席会议正在建立一个临时委员会,负责策划政变,成立由拉尔戈·卡巴耶洛领导的政府,这个政府将由社会党、共产党、伊无联、当然还有全劳联和工总的代表组成,但不会吸收共和派参加。


按照克拉拉·坎波亚莫尔的记载,临时委员会的发言人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警告了阿萨尼亚之后,阿萨尼亚拒绝让步(让步就等于合法性的终结),并以辞职相威胁。临时委员会原本打算任由阿萨尼亚辞职,但经过苏联大使马塞尔·罗森贝格[26](他是在八月二十四日抵达马德里的)的调停后,临时委员会做出了让步,避免了一场危机。


苏联大使同临时委员会的委员们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强调指出:迫使总统辞职,会在国际上造成无法预料的后果,这样会使西班牙的外交官陷入困境,使西班牙共和国的朋友无法用合法性来为共和国辩护,而且,一个彻底抛弃了议会制或共和制外衣的、赤裸裸的“赤色”政府,会正中叛军下怀,给了叛军在全世界面前为自己辩白的借口。罗森贝格建议:不要搞工总和全劳联策划的工人政府,而应该成立一个同样由卡巴耶洛领导的人民阵线政府,任命几个共和派部长,这样一来,表面文章做好了,阿萨尼亚也就不能不支持人民阵线政府了。罗森贝格的话看似非常有理:不干涉协定的签订,已经把“老头子”逼得无路可走:在八月二十四日之前,卡巴耶洛似乎一直以为,德国的坚决态度,将会打乱法国的计划,使西班牙免于遭到封锁[27]。但在八月二十四日之后,他就只剩下两个选择:一是被迫把革命进行到底,建立工人政府,谴责法国人民阵线政府和苏联政府的不干涉政策是对西班牙革命的“叛卖”,在这些国家激起剧烈的动荡,这样做有可能会使西班牙长期无法获得国外援助,等到国外援助抵达时,可能已经为时过晚;二是用一个共同的战争纲领把所有政治力量联合起来,也就是要维持共和国的形式,中止革命,这样就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来自法国和苏联的物质援助。


拉尔戈·卡巴耶洛做出了选择。九月一日,《明晰》指出:法国“在英国的有力支持下,比某些人想象的更为有力。其实,国际战争只会对法西斯主义有利,而这种危险已经暂时消失了。”卡巴耶洛做好了以工人政府首脑的身份接掌权力的准备,他接受了各方提供给他的一切:他成了一个强势政府的领袖(这是最关键的),并享有群众的信任,由于保留了共和国政权的形式,他也能获得国外的支持。为了尽快赢得内战,他停止了——在他看来只是暂停——推进革命。他相信,凭借他的人格、威望、影响力和他的组织的势力,就能保证革命斗争的暂停,绝不会变成革命开始瓦解的标志。


然而无政府主义者还在故作姿态。《工人团结报》指出:“如果我们继续留在拥有资产阶级式的体制的机构里面,群众就会对我们感到失望。”安托纳认为,全劳联不会放弃它反对一切政府的态度。因此,尽管全劳联保证支持卡巴耶洛政府,并向每个部门都派驻了一名代表,但它没有参加政府。普里耶托为之鼓吹了数月之久的人民阵线政府,终于由卡巴耶洛成立了,全劳联没有参加这个政府;在卡巴耶洛看来,虽然他放弃了原先的立场,但这种妥协倒还可以接受。此外,他的所有要求,只要不超出这个范围的,都得到了满足,但是,用科尔佐夫的话来说,“所有人都是忍痛同意由他来领导政府的。[28]”


拉尔戈·卡巴耶洛此前要求身兼总理与陆军部长之职,这个要求得到了满足。他在工总里的两位朋友也获得了关键职位:加拉尔萨[29]出任内务部长,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出任外交部长。普里耶托出任海军与空军部长,他在社会党里的两位朋友胡安·内格林[30]和阿纳斯塔西奥·德·拉·格拉西亚[31]分别出任财政部长和工业与贸易部长。参加政府的还有两位共产党人:乌里贝担任农业部长,埃尔南德斯担任教育部长;他们起初谢绝了入阁的要求,但在卡巴耶洛一再坚持下,最后同意参加政府。此外还有五位共和派。何塞·希拉尔出任不管部长,他指出,这表明“新政府是扩大的旧政府”。新总理指出,无论如何,“新政府的成员放弃了自己的原则与个人意见,为了一个目标而共同努力:打败法西斯主义,保卫西班牙。”


有了工总的参加,又有全劳联的支持,一般来看,这应该能使卡巴耶洛获得希拉尔所缺乏的权威。但是,卡巴耶洛的政纲仍是“团结一切力量,为合法的共和国而战”,以及“保卫民主共和国”。这个政纲的目的是消除双重政权状态,它反映了两个情况:让社会党人来领导政府,只是向工人做出的妥协;这个政纲是向列强承诺自己将会“妥善行事”的保证书。


全劳联虽然拒绝参加政府,但这似乎并没有使它遭到削弱,因为各地区的革命政权的代表已经屈服了。九月八日,工总、社会党和共产党在瓦伦西亚组织了一次会议,全劳联著名领袖胡安·洛佩斯在会上提出,人民执行委员会应当服从和支持新政府及其政纲。


反法西斯民兵委员会的解散


九月二十六日是一个转折点:加泰罗尼亚革命派在这一天向政府屈服了。孔帕尼斯主席成功地组织了一个囊括所有工人政党与工会的自治政府,他在八月初就曾经指使卡萨诺瓦斯搞过一回,但那次没成功。共和党人塔拉德利亚斯担任了自治政府评议会主席。艾斯凯拉获得了财政部长、内务部长、文化部长的职位,拉巴塞雷协会获得了农业部长的职位,统社党获得了劳动与公共建设部长的职位。革命派领袖也获得了重要的职位:无政府主义者担任了经济部长、供应部长和卫生部长(当然这些都是次要职位),安德列乌·宁担任了司法部长。


数年后,温和派安赫尔·奥索里奥·加利亚尔多[32]写道:“孔帕尼斯曾承认了工人的统治权,甚至还曾主动提议退位,但他用巧妙的手段,逐步重建了合法的政权机关,把权力转到自治政府评议会手中,将工人组织的作用降低为助理、帮手和跑腿……恢复了正常状态。[33]”桑蒂利安则在几乎相同的时间写道:“我们起初曾对赢得战争坚信不疑,但在这几个月里,我们同中央政府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留下了许多没有解决的困难;也仔细考虑了加泰罗尼亚在政治上的独立带来的好处与坏处,在此之后,战争的胜利,成了我们最关心的事。我们被一再告之,如果反法西斯民兵委员会——人民革命的组织——继续独揽大权,我们就不会获得这么多的支援。……如果我们不屈服,斗争的条件就会变得更差……,我们只能让步。因此我们决定解散反法西斯民兵委员会。”他总结道:“这一切都是为了获得军事与财政援助,为了打赢我们的战争。[34]”


新一届自治政府评议会的成立,实际上等于放弃了革命政权的组织。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并入了由迪亚斯·桑迪诺上校领导的陆军部。经济委员会和调查委员会被划归相关的政府部门,成为其下属机构。为了给自己“参加资产阶级式的机构”辩解,无政府主义者找了许多借口。他们强调指出,在他们的坚持下,新政府采用了“评议会”这个名字。他们认为,有全劳联代表参加政府,就能保障革命的成果得到合法化。


九月二十七日的《工人团结报》写道:“考虑到革命的利益与工人阶级的未来,双重政权状态已不可能维持下去。必须以某种简单的方式,把控制着绝大多数劳动人口的组织提升到管理与行政决策的层次。”几乎不会为支持全劳联的“改良主义”路线而感到内疚的《无产阶级革命》(La Révolution prolétarienne),通过安托万·里夏尔(Antoine Richard)之笔做出了自己对这一事件的分析:“在斗争中诞生、为革命而创建的新组织渗入了旧的机关里,这是向夺取政权迈出了一大步。[35]”


统工党在参加政府之前,曾坚持要求满足下列条件:“政府必须声明走社会主义道路”,“全劳联要进行积极而直接的干预”。因此,它在参加新的联合政府时宣称:“我们处于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一阶段,环境的力量迫使我们同自治政府评议会和其它工人团体进行直接的合作。”虽然统工党强调指出,自治政府的政纲很不完善,最重要的职位又都为共和派所占据,但它依然认为:“无产阶级政权”在加泰罗尼亚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而且它还提出了一个违背它当时的政策的新号召:“我们不会停止为建立工人、农民、士兵委员会而斗争,从这些委员会当中将会诞生出新的无产阶级政权。”


这种乐观主义很快就遭到了一系列事件的反驳。在全劳联与统工党支持下成立的自治政府评议会,实际上是对各种管理委员会的政权的死刑判决。十月一日,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并发表声明,拥护新政府的政策。十月九日,自治政府评议会下令解散全加泰罗尼亚的“一切地方委员会,无论其名字或头衔,并解散一切为粉碎叛乱运动而成立的组织”,这道命令得到了宁和全劳联部长们的同意。自治政府评议会主席塔拉德利亚斯宣称,原由各种委员会行使的“政府职能”将转交给各市政评议会,而市政评议会的组成将与自治政府委员会相同。全体工人组织都赞成解散委员会,统工党的法文报纸甚至宣称:“这些革命委员会,无论它们是叫人民执行委员会还是叫公安委员会,都只能代表各种工人组织的一部分,或是没有正确地代表各个工人组织……它们的革命主动性受到了压制,我们对此深表遗憾,但我们必须承认,有必要立法建立……多种市政组织,统一代替原先的革命委员会,并接受新的自治政府评议会的管辖。[36]”


九月十七日,安德列乌·宁陪同孔帕尼斯主席,一同访问了雷里达:他和孔帕尼斯劝说当地革命委员会的同志,要求他们服从新的政权组织,参加市政评议会,而在市政评议会里他们将是少数派,此前一直躲在角落里的共和派将是市政评议会的主导力量。


共和国政权恢复了对阿拉贡地区的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的领导人陷入了窘境。共产党和社会党对它大肆抨击,统社党指责它是非法组织,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共和国政权也不承认它,它无法保卫自己作为独立革命政权的地位。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主席华金·阿斯卡索甚至还遭到了某些全劳联领导人的猛烈攻击:全国委员会书记马里亚诺·巴斯克斯[37]指责他犯了革命幼稚病和狂想病。华金·阿斯卡索不得不让步:十月底,全劳联建议允许人民阵线的各党派参加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十月三十一日,华金·阿斯卡索率领一个代表团会见了卡巴耶洛。根据全劳联报刊的说法,代表团强调指出了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是在特殊情况下诞生的:在加泰罗尼亚民兵夺回的阿拉贡地区,公共权力已经消失,社会陷入了混乱状态。代表团确认,人民阵线各工会和党派已同意参加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的重组工作,此后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将根据各个工人组织的力量,吸收所有工人组织的代表参加。卡巴耶洛也承认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有权任命省长和省代表委员会的权力,并考虑到形势的特殊性,将维护法律与秩序、经济建设和组织军事工作等方面的政府权力委托给了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双方同意在未来举行公决,决定阿拉贡政权的性质。华金·阿斯卡索在辞别总理时说:“我们此次来访的目的是向政府首脑致敬,并向他保证我们会服从人民政府。我们准备接受人民政府通过的一切法律,作为交换,我们也会要求政府提供我们所需的一切帮助。[38]”随后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评议会也给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颁发了“品行端正”的证书:“与阿萨尼亚总统、孔帕尼斯主席和拉尔戈·卡巴耶洛的会谈,驱散了人们对(阿拉贡的)现有政府可能具有极端性质的一切怀疑。”


阻碍权力集中的最后一个重大障碍,就这样被消除了:其它的地区组织都轻易地让步了。巴斯克地区起初不愿等到议会对其自治法案进行表决,就坚决要求成立自己的政府,但它现在同意接受自己在新的合法政府形式内的地位。十月一日,议会就巴斯克地区自治法案进行表决后[39],十月七日,何塞·安东尼奥·德·阿吉雷当选为巴斯克主席,并在格尔尼卡之树[40]下宣誓就职。曼努埃尔·德·伊鲁霍参加了拉尔戈·卡巴耶洛政府,这个政府的政纲与由巴斯克民族主义党主导的巴斯克政府的政纲并无矛盾[41]。


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了政府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全劳联的报纸继续要求成立国防委员会,它会成立吗?共和派和社会党对此坚决反对。全劳联会参加卡巴耶洛政府吗?工总、社会党和共产党都在极力劝说它参加:跟它们一样,全劳联在事实上已经行使了一部分权力,却没有承担自己相应的责任。但是,接连获胜的叛军已经兵临马德里,加速了事态的发展。十月二十日,人民阵线在瓦伦西亚举行了一次会议,全劳联码头工会的领导人多明戈·托雷斯[42]在会上提出,打赢战争是目前的头等大事,无政府主义者应该参加一个指导斗争的组织,哪怕这个组织就叫政府,也要参加进去。十月二十二日,《工人团结报》指出,“拉尔戈·卡巴耶洛领导的政府还未得到”全劳联的“无产阶级力量的合作”,并批评了那些“拒绝共同合作、只会要求权利”的团体,这暗示了政府正在和全劳联进行谈判。按照卡巴耶洛的说法,无政府主义者要求得到六个部长职位,但卡巴耶洛只能给四个。双方没有谈到政纲问题:十月三十日,拉尔戈·卡巴耶洛在接受《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采访时说:“先打赢战争,再谈革命。”十月二十三日,茹安·佩洛通过全劳联—伊无联广播电台发表讲话,表明无政府主义者的新立场与卡巴耶洛完全一致:“目前有一些朋友忘记了资本主义制度……是分为不同的国际阵营的,忘记了我们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界对我们的热情、同情与帮助……他们还在大谈建立一种完美的经济与社会制度。”关于部长职位的讨价还价失去了一切意义:十一月四日,拉尔戈·卡巴耶洛调整了内阁,吸收了四位全劳联代表参加:加西亚·奥利维尔出任司法部长,菲德丽卡·蒙蔡尼出任卫生部长,胡安·洛佩斯出任贸易部长,茹安·佩洛出任工业部长。为参加政府进行理论辩护的任务落在了反对合作的桑蒂利安身上,他在九月十三日指出:


“全劳联参加中央政府,是我国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全劳联以前一直坚持反对国家的原则和信念,并且反对一切形式的政府。……但客观形势……已经改变了西班牙政府与国家的性质。……政府已经不再是压迫工人阶级的力量,国家也不再是维持社会中的阶级界限的机关。全劳联参加政府和国家的机关之后,就能进一步确保它们不再压迫人民。[43]”于是,在夺取政权的斗争的严峻考验面前,无政府主义的领袖讲出了最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才会说的话。“三个火枪手”之一加西亚·奥利维尔曾是一个逃犯,现在成了司法部长,为了在同志们面前给自己辩白,他后来写道:“国际资产阶级拒绝向我们提供我们急需的军火。……我们必须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掌权的不是革命委员会,而是合法政府,否则我们就什么也得不到。当时的形势就是这么无情,我们不得不低头,也就是要同政府合作。”桑蒂利安在一九三六年是最先为这个政策辩护的人,到了一九四〇年,他又是第一个在失败之后猛烈批判这个政策的人:“我们当时以为,必须先赢得战争,革命才有可能胜利。我们牺牲了革命,却没有料到这就等于葬送了战争的目标。[44]”


苏联的援助是关键的政治因素


从八月底开始策划建立工人政府,到十一月初建立了有无政府主义者参加的人民阵线政府,这个过程进展飞快。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党左翼的领袖和全劳联的领袖在谈到国外援助时,只想到了来自西方国家的援助,而西方国家会不会提供援助,依然不能确定。在九月发生了一件大事,它正好与卡巴耶洛政府的成立发生在同一时间,并使罗森贝格在这次“危机”中发挥的作用更具可信度,这件大事就是苏联决定向西班牙共和国提供物质援助。


其实,早在九月初,苏联政府就已经安排好了提供援助的各项技术细节。第一批苏联军官是随罗森贝格一同抵达西班牙的。首批飞机在十月运抵西班牙。拉尔戈·卡巴耶洛政府组建的年轻的“人民军”(Ejército Popular)和民兵得到了苏联提供的现代武器与弹药,守住了马德里。从此以后,苏联利用自己的援助,通过官方代表罗森贝格与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45](苏联驻巴塞罗那总领事)提出的各种建议与要求,并通过自己的正式代言人,也就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他们是利用苏联援助获得了巨大声望与威信的西共或统社党的领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与人民阵线各党派的政策。在“反法西斯主义”的大旗下,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






[1]关于这个课题,除了经典著作之外,还有一些近期的著作可供参考。关于俄国的苏维埃,可以参考奥斯卡·安维勒(Oskar Anweiler),《俄国的苏维埃运动(1905—1921)》(Die Rätebewegung inRussland[1905-1921]),莱顿(Leiden),1958年;关于德国的苏维埃,请参考瓦尔特·托尔明(Walter Tormin),《德国革命中的苏维埃运动史(1918—1919)》(DieGeschichte der Rätebewegung in der deutschen Revolution[1918-19]),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1954年。——原注
[2]《战争失败的原因》,第70页。——原注
[3]安德列乌·宁声称:“俄国无产阶级没有民主传统和有组织斗争的传统。而我们有工会、政党、报刊,还有工人阶级民主的体制。苏维埃的重要性也就可想而知了。无产阶级不需要自己的机关。1905年和1917年自发建立的苏维埃完全是政治性的。而我国无产阶级已经有了自己的工会、政党和组织。所以我们中间不会产生苏维埃。”——原注
[4]安德烈·莱昂·布鲁姆(André Léon Blum,1872年4月9日——1950年3月30日),生于巴黎一个犹太商人家庭,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巴黎大学。当过律师。十九世纪末参加社会党。1914年7月饶勒斯被暗杀后,成为社会党的主要领袖。一战期间支持战争。1919年出任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1920年反对参加共产国际。1936年6月至1937年6月、1938年3月至4月两次出任总理。二战期间被维希法国政府关押,1945年5月获释。1946年12月至1947年1月任临时政府总理。——中译者注
[5]马索·皮维尔(Marceau Pivert,1895年10月2日——1958年6月3日),法国教师、工会活动家、社会主义者、记者。他是全国教师工会(SyndicatNational des Instituteurs)的活动家,一战期间坚持和平主义立场,战后参加法国社会党,成为党内左翼流派“革命左派”(Gauche Révolutionnaire)领袖之一,1938年6月脱离社会党,成立了工农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 ouvrier et paysan,PSOP),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墨西哥,二战结束后回国,重新参加了社会党。——中译者注
[6]关于这个课题,请参阅马索·皮维尔发表在7月24日的《人民报》(Lepopulaire)上的《西班牙发生革命了!那法国呢?》(Révolutionen Espagne!Et en France?)和8月14日的《人民报》上的《法西斯主义,战争……还是革命》(Fascisme,guerre…ou révolution)。与之相反,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领导层却在8月13日,通过塞维拉克(Séverac)之口否认西班牙发生了阶级战争:“旧制度遗留下来的多种特权,使工人的世界没有完全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与任务。”法国共产党对此表示完全同意。——原注
[7]莫里斯·多列斯(Maurice Thorez,1900年4月28日——1964年7月11日),生于加来海峡省,12岁开始当矿工。1919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20年参与创建法国共产党。1930年至1964年任法共总书记。——中译者注
[8]《人民报》(Le populaire)是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法国社会党在1969年以前的正式党名)的机关报,《人道报》(L’Humanité)是法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中译者注
[9]让—里夏尔·布洛什是唯一一个如实地描写了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而没有把它写成一个地位模糊不定的联络机关的共产党记者。8月6日的《人道报》着重强调了希拉尔的声明:“共产党是尊重法律与秩序的人。”8月16日,加布里埃尔·佩里(GabrielPéri)对统社党参加政府(我们前面讲过,此举遭到了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的反对)一事做了如下评论:“全劳联领导层对此进行了无理指责。”《人道报》的读者怎么也找不出共产党哪里有“理”了。——原注
[10]托洛茨基写道(《西班牙的教训:最后警告》,第24—25页):“至今为止,每一场成功的革命都不是取决于国外支持者的军火。能得到国外支持的通常是反革命。我们要不要回顾一下法国、英国、美国、日本和其它国家对苏维埃进行武装干涉的经历呢?……革命的胜利首先取决于大胆的社会纲领,它让群众夺取武器并瓦解敌军。”——原注
[11]“弗朗哥的独裁,意味着欧洲大战将不可避免地加速爆发……西班牙工农若能胜利,必定会动摇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的统治。”(托洛茨基,《列夫·托洛茨基案件》[The Case of Leon Trotsky],第303页。)全劳联领导人的某些发言也符合这种观点。杜鲁蒂就曾经说过:“现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害怕我们,远远胜过害怕整个俄国红军。我们正在给德国和意大利工人阶级树立榜样,让他们学会如何对付法西斯主义。我并不指望世界上会有哪个国家的政府给自由革命提供帮助。也许帝国主义之间的利益冲突会对我们的斗争产生一些影响……但我们不指望得到帮助……”(转引自莫洛,《西班牙的革命与反革命》,第189页。)——原注
[12]温斯顿·丘吉尔,最明智、最警觉的英国政治家之一,在他的著作《一步接一步》(Step by Step)里明确地表达出了这种疑惧:“一个在法西斯主义统治下复苏起来的西班牙,会坚决地站在意大利和德国一边,这是一种灾难。一个共产主义的西班牙会把毒爪悄悄地伸向葡萄牙和法国,这是另一种灾难,不少人认为这种灾难更糟糕。”“现在发生的一切,加强了两股邪恶的极端势力的力量,威胁到了英国和法国的议会民主与个人自由。”(第52—53页。)请注意,他指出“苏俄已经彻底远离了共产主义,”这使苏俄获得了“更多的同西方接触的机会”(第61页),他认为,西班牙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比如“统工党之类,就像一个集天下之污秽于一身的教派”(第72页)。1937年4月,他描绘了一番“无政府主义势力与托洛茨基主义势力的成功”(第120页)所造成的恐怖景象,并指出,弗朗哥的胜利并不违背法国和英国的利益,而且也会使西班牙摆脱柏林和罗马的控制。


伊鲁霍(利萨拉,《巴斯克与西班牙共和国》,第58—59页)指出:保卫巴斯克地区委员会(我们曾在上文指出过它的保守性质),是在各国大使和外交官的“急切要求”下成立的,其中又以法国大使艾尔贝特(Herbette)为甚。——原注
[13]曼努埃尔·阿萨尼亚说过:“政府既不能、也不会对……在政府治下开始的革命活动……承担责任……政府既不愿意看见这些事情发生,也对其进行了谴责,但政府既无法阻止其发生,在其发生后也无力对其加以镇压。”(《贝尼卡尔洛之夜》[La velada en Benicarló],布宜诺斯艾利斯,罗萨达出版社[Losada],1939年,第96页。)卡萨雷斯·奇洛加穿着mono(即本书第五章中提到过的马德里工人民兵的制服——中译者注)和凉鞋,前往前线,许多记者都在前线看到了他这副样子。科尔佐夫写道,卡萨雷斯·奇洛加穿得像一个普通的民兵,“他在给自己赎罪”。(《西班牙日记》,第59页。)——原注
[14]科尔佐夫,《西班牙日记》,第74页。科尔佐夫的记载是否准确,无从查证,但普里耶托后来的态度与科尔佐夫的记载相符。——原注
[15]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在西班牙开始的战争》(La guerra empezó en España,墨西哥城,塞内卡出版社[Séneca],1940年),第216页。英文版为《最后一个乐观主义者》(The Last Optimist,纽约,维京出版社[Viking Press],1950年)。——原注
[16]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共产党宣传员在演说中都唱着这种温和的调子,以致于社会党曾在二月的选举运动期间,提出了一个嘲讽性的口号:“要想从马克思主义手中拯救西班牙,就投共产党的票!”——原注
[17]《工人日报》(Daily Worker)是英国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GreatBritain)的机关报。——中译者注
[18]总之,在工人阶级队伍中间,只要牵涉到全劳联和统工党的活动家,共产党就会采取守势。由于全劳联的抗议,他们退出了卡萨诺瓦斯政府。他们在宣传中时时不忘提到苏联,然而苏联却参加了不干涉委员会,这给他们造成了不小的困难。——原注
[19]马德里社会主义者集团(Agrupación Socialista Madrileña)由帕布洛·伊格雷西亚斯等人在1879年5月2日成立,它是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胚胎,后来成为社会党的马德里地区组织。——中译者注
[20]请参阅本书第一部第三章。——原注
[21]《工人世界》(El Mundo Obrero)是西班牙共产党的机关报。——中译者注
[22]科尔佐夫,《西班牙日记》,第76—77页。——原注
[23]转引自佩拉茨,《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劳联》,第1卷,第161页。另请参阅奥古斯丁·苏希,《西班牙之夜》(Nacht über Spanien,达姆施塔特[Darmstadt],Verlag die Freie Gesellschaft,未标明日期),第95—96页;博内特·波洛腾(BurnettBolloten),《大伪装》(The Grand Camouflage,纽约,普莱格出版社[Praeger],1961年),第152页及其后。——原注
[24]另外,统工党的影响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劳联的态度。恩里克·罗德里格斯(Enrique Rodríguez),统工党在马德里的一位代表,曾于九月在《全劳联》上为统工党在政权问题的观点辩护。这些观点似乎与全劳联马德里组织的观点相符。——原注
[25]拉巴塞尔(Espagne,creuset politique,第98页)记载了这种说法。克拉拉·坎波亚莫尔在《一个共和派眼中的西班牙革命》(La révolution espagnole vue par une républicaine,巴黎,普隆出版社,1937年)第143—145页详细记载了这种说法。科尔佐夫(《西班牙日记》,第85—86页)的记载与官方说法相同,但这并不符合卡巴耶洛和普里耶托先前的发言。按照科尔佐夫的记载,卡巴耶洛是主动向阿萨尼亚毛遂自荐的,普里耶托则对此表示反对。按照他的记载,拉尔戈·卡巴耶洛是在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大力劝说之下才接受妥协的,这倒是比较可能的。——原注
[26]马塞尔·伊斯莱列维奇·罗森贝格(МарсельИзраилевич Розенберг,1896—1938),1917年放弃美国国籍,参加俄国革命,1918年参加俄共(布),此后在外交界担任过多种职务。1936年8月至1937年2月出任苏联主西班牙大使,1937年2月被找回莫斯科,1937年12月26日被捕,1938年3月5日遇害。斯大林死后平反。——中译者注
[27]1936年8月24日,德国加入了不干涉协定。尽管如此,德国和意大利一直在支援叛军。——中译者注
[28]科尔佐夫,《西班牙日记》,第86页。——原注
[29]安赫尔·加拉尔萨·加戈(ángel Galarza Gago,1891年11月4日——1966年7月26日),生于马德里,曾在马德里大学学习犯罪学,毕业后当过律师。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参加反对独裁的革命运动,并在1929年参与成立激进共和社会党。共和国成立后曾于1931年4月至5月出任总检察长,5月至12月出任保安警察总监。1933年参加社会党,成为卡巴耶洛的亲密伙伴。1936年9月4日,出任卡巴耶洛政府的内务部长,1937年5月卡巴耶洛政府倒台后去职。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1946年被社会党开除。1966年在巴黎去世。2009年社会党恢复了他的党籍。——中译者注
[30]胡安·内格林·洛佩斯(Juan Negrín López,1892年2月3日——1956年11月12日),生于拉斯·帕尔马斯(Las Palmas),曾在德国学医,1921年担任马德里大学生理学教授。1929年参加社会党,属于普里耶托的右派。1936年9月4日出任卡巴耶洛政府的财政部长。任上利用边防部队夺回了被全劳联控制的西班牙—法国边境,并在1936年10月把西班牙银行的黄金储备交给苏联,换取苏联的军事援助。1937年5月卡巴耶洛政府倒台后,内格林于5月17日出任总理。1939年3月被卡萨多推翻后流亡国外。1939年至1945年继续担任共和国流亡政府总理。1956年在巴黎逝世。——中译者注
[31]阿纳斯塔西奥·德·格拉西亚·比利亚鲁维亚(Anastasio de Gracia Villarrubia,1890年9月18日——1981年3月14日),生于摩拉(Mora)一个贫困家庭,当过泥瓦匠,1903年参加家乡的工会,1911年迁居马德里,1913年参加马德里社会主义者集团,此后曾担任马德里建筑工会主席、工总旗下的马德里省联合会建筑工人分会总书记。1928年7月至9月当选为社会党执委会委员,1928年9月至1931年2月当选为工总执委会委员。1932年至1934年担任工总全国委员会委员。1934年当选为工总主席,1936年1月辞去工总主席之职。内战爆发后,于1936年9月4日至11月4日出任卡巴耶洛政府的工业与贸易部长,11月4日至1937年5月17日任劳动与福利部长。卡巴耶洛政府倒台后,在内格林政府内担任总军需委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墨西哥。——中译者注
[32]安赫尔·奥索里奥·加利亚尔多(ángel Ossorio y Gallardo,1873年6月20日——1946年5月19日),生于马德里。毕业于马德里大学,当过律师。1907年出任巴塞罗那省长。1919年曾任开发大臣。在1936年至1939年间曾任驻法国、比利时和阿根廷大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33]《刘易斯·孔帕尼斯的生平与牺牲》(Vida y sacrificio de Lluys Companys),布宜诺斯艾利斯,洛萨达出版社(Losada),1943年,第172页。——原注
[34]桑蒂利安,《战争失败的原因》,第115—116页。——原注
[35]《无产阶级革命》,1936年10月10日。——原注
[36]《西班牙革命》(La Révolution espagnole),1936年10月14日。值得注意的是,宁的做法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而应由统工党领导层的路线负责。——原注
[37]马里亚诺·罗德里格斯·巴斯克斯(Mariano Rodríguez Vázquez,1909—1939),自幼失去父母,在孤儿院长大。少年时曾因犯罪入狱,狱中接触到了无政府主义者,在其影响下脱离犯罪活动。当过建筑工人,1931年参加全劳联。1934年至1936年担任全劳联旗下的建筑工会书记。1936年11月至1939年6月担任全劳联总书记,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1939年6月18日神秘死亡。——中译者注
[38]佩拉茨,《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劳联》,第1卷,第229页。——原注
[39]1936年10月1日,忠于共和国的议员在瓦伦西亚召开会议,一致通过了巴斯克地区自治法案。——中译者注
[40]格尔尼卡之树(Gernikako Arbola)是象征巴斯克民族的自由传统的橡树。——中译者注
[41]在第一届巴斯克政府中,除了巴斯克民族主义党之外,还有几个共和派和社会党人,以及一位共产党人胡安·阿斯蒂加拉维亚(Juan Astigarrabía),当时共产党并没有对他参加政府提出批评,但是,何塞·迪亚斯后来批评他(1937 年11月16日)成了“由巴斯克民族主义者和大工业家、大资本家和银行的代表领导的政府的俘虏”。巴斯克政府的政纲包括信仰自由、尊重法律、秩序与财产。这个政纲在社会方面许诺“工人将通过共同管理企业,获取资本。”——原注
[42]多明戈·托雷斯·麦索(Domingo Torres Maeso,1895年1月15日或1896年6月25日——1980年6月25日),1913年参加瓦伦西亚码头工会。三十年代初曾支持“三十人集团”,脱离了全劳联。1934年因参加阿斯图里亚斯矿工起义而被迫流亡国外。1936年回到全劳联后,担任码头工会书记和西班牙港口工会联合会书记。1936年10月建议全劳联参加共和国政府。此后曾担任瓦伦西亚市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70年回国。1980年在瓦伦西亚逝世。——中译者注
[43]根据佩拉茨的《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劳联》,这句话出自1936年11月4日的《工人团结报》。——中译者注
[44]桑蒂利安,《战争失败的原因》,第116页。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马德里的革命社会主义者和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拒绝夺取政权,但是他们从矛盾的观点出发,却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托洛茨基认为:“拒绝夺取政权,就等于拱手将政权交给以前的掌权者,也就是剥削者。每一场革命的本质,历来都是让新的阶级掌握政权,使其能够实现自己的纲领。……”“拒绝夺取政权,使所有工人组织陷入了改良主义的泥潭,沦为了资产阶级的玩物。”(《西班牙的教训》,第20—21页。)而阿萨尼亚则写道:“无产阶级起义……是对军事叛乱的反应……它的目标不是政府。……一场革命必须夺取指挥权,建立自己的政府,按照自己的观点来管理国家。但他们没有这么做。……本来应该用新的秩序,革命的秩序,来取代旧的秩序。然而这并没有发生。一切依然虚弱无力、混乱不堪。……”(《贝尼卡尔洛之夜》,第96页。)——原注
[45]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Владимир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Антонов-Овсеенко,1883年3月9日——1938年2月10日),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原属孟什维克派。在1905年革命期间曾领导波兰和克里米亚的起义。革命失败被被捕,被判处二十年苦役。1910年越狱后流亡法国。一战爆发后参加布尔什维克。1917年5月回国,在十月革命期间参加了起义的准备工作,并率领赤卫队攻占了冬宫。内战期间在南俄和乌克兰等地指挥红军作战。内战结束后曾接近托洛茨基,并曾担任过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和波兰大使。1934年5月至1936年9月任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检察长,1936年9月至1937年8月任苏联驻巴塞罗那总领事。1937年9月任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司法人民委员。1938年2月遇害。1956年平反。——中译者注

[ 本帖最后由 龚义哲 于 2016-8-31 08:54 编辑 ]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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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卡巴耶洛政府与共和国政权的重建



在社会党内饱受批评的拉尔戈·卡巴耶洛,在短短几周的时间里,就成了天选之人,成了普里耶托口中的最后一张牌[1],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倒戈,对他的个人地位造成了不小的打击,他能够成为“最后的救世主”,全是因为共和派的软弱无能与声名狼藉,以及无政府主义者没有夺取政权的意愿与能力。党的领导人大都讨厌他,但他作为一个老战士,享有巨大的声望,这使他成为了唯一一个能够利用自己的威信慑服各政党、工会和各委员会,把温和派和革命派联合起来,诱使工人支持正规政府的领袖。


他做成了希拉尔和普里耶托没能做成的事情:把一些革命成果合法化,并把掌握革命权力的机关和个人纳入国家机关,从而使国家政权起死回生,拯救了国家政权,并进行了一场豪赌,让共和国政权重新控制了一切武装组织,并建立了一支军队和治安部队;简单来说,建立了一个统一、强势的共和国政权。然而,大部分革命工人仍然以为这个政权还是他们的政权,“人民政权”。他的成就,便是制造了拥护工人的胜利的假象,借此消灭了“第二政权”:在他身边,有加泰罗尼亚革命政权的象征人物加西亚·奥利维尔和列万特革命政权的的象征人物胡安·洛佩斯,这似乎就能保证他会坚持走革命的道路。对于各地的地区性革命政权,他不是简单地消除它们,而是在表面上将它们并入了国家政权。巴斯克人和阿斯图里亚斯人负责各自的战线,全劳联负责特鲁埃尔和阿拉贡战线,而不久后成立的保卫马德里委员会[2]就负责中部战线。但军事组织的任务被交给了由所有政党和工会的代表组成的“民兵委员会”。在拉尔戈·卡巴耶洛主持下,最高军事委员会每周召开两次会议,汇集与讨论各政党与工会关于如何处理各方面的任务的意见[3]。


所有人都认为,由于军事上连遭失败,必须把权力集中起来,卡巴耶洛从一开始就坚持要求建立统一的军事指挥体系:


卡巴耶洛对科尔佐夫说:“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建立统一的政权和指挥体系。现在,包括加泰罗尼亚在内,全西班牙的作战部队的领导权都集中在陆军部长手中。”话虽如此,但他其实是出于政治目的才如此强调军事指挥权的。十月三十日,他在接受《每日快报》采访时解释说:“就其定义而言,内战是有社会性质的,在内战过程中,自然会出现各种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就得先完成一个任务:打赢战争。[4]”


政府与委员会的对抗


为了实现这个政纲,政府首先要拿各种委员会来开刀。这个任务理论上并不难完成:这些委员会都是由各政党和工会的代表组成的,而这些政党和工会又都参加了政府,支持政府的政纲与活动。然而,各政党和工会的活动家们对自己一手创建的委员会更加忠诚,他们违抗自己组织的领袖的指示,坚决捍卫委员会。没有一个委员会是被强行解散的。各政党和工会开始向自己的活动家发起了强大的宣传攻势,要求他们承认:尽管各种委员会在革命时期非常有用,但现在已经过时了。比如《明晰》就写道:“我们可以认为,所有这些机关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它们无法应对以后的任务,只会碍手碍脚;而这些任务只能交给人民阵线政府解决,因为全国所有政治组织与工会组织都全心全意地参加了这个政府。”


在加泰罗尼亚,统社党领袖柯莫雷拉把解散各种委员会作为反法西斯联合政府的第一项任务,他指出:“针对恣意妄为的各种委员会,必须树立起合法的权威。”我们前面讲过,反法西斯民兵委员会解散后,在全劳联和统工党的主动配合下,各种委员会逐渐消失了。瓦伦西亚人民执行委员会坚持得久一些,因为它得到了统工党与部分全劳联的支持。十一月二十七日,茹安·佩洛在阿波罗剧场发表演讲:“在瓦伦西亚,委员会总是阻挠政府下达的各项命令。政府和委员会到底谁说了算?!”尽管他一再被群众的倒彩和嘘声打断,他还是坚持认为:“肯定不能让委员会说了算。各种委员会都必须服从政府。[5]”


卡巴耶洛巧妙地避免了冲突。他把各地的管理委员会的领导人任命为当地的省长和市长,并把革命政权机关换成正规政权机关,有时候连人员都没变,表面上看来,两者几乎一模一样,实际上,基层群众对政权机关的控制力减弱了,而卡巴耶洛对政权机关的控制力加强了。他在“复制”了某些组织,剥夺了这些组织的权力后,有时又会让它们继续存在下去。阿林上校和胡安·洛佩斯退出瓦伦西亚人民执行委员会,深孚众望的社会党议员、工总领导人里卡尔多·萨瓦尔萨[6]也被任命为省长后,人民执行委员会就名存实亡了。胡安·鲁伊斯、贝拉尔米诺·托马斯和华金·阿斯卡索分别被任命为桑坦德、希洪和阿拉贡的“政府代表”。马拉加公安委员会的前任主席、现省长罗德里格斯被调走了,换上了一个与革命组织联系不那么密切的人,这样就足以捆住它的手脚了。


十二月三十一日,卡巴耶洛政府颁布了市政改革法案,根据这个法案,各市镇成立了由各政党和工会的代表组成的市镇评议会(Ayuntamientos),地方上的管理委员会就只能退居末座了。两者看似几乎没有区别,实际却相差甚远。比方说,由于实行对等代表制,让主流派共产党在几个组织里占了不少便宜:西共、统社党和工总在各地的政权机关中占据了相当多的席位,特别是在加泰罗尼亚,而统社青则到处都是[7]。更重要的是,群众不再起到带头作用了:在委员会时期,无政府主义者掌握着武装的群众,所以他们可以用一切方式来施压,然而在市政改革后,无政府主义者即使能得到大多数工人群众的支持,在市镇评议会里却还是处于少数。最后,市长(alcalde)是由省长任命的:他直接听命于政府,而不是委员会。而且,政府谨慎地处理敏感问题,并巧妙地掺沙子,避免了许多纷争[8]。瓦伦西亚再也没有了人民执行委员会,换上了一个左翼社会党人省长和一个全劳联市长。只有少数几个全劳联或工总的活动家警觉到,卡巴耶洛下台后,政府就会用这些市政机关来对付他们。尽管市政改革法案是由一个自称民主的政权颁布的,它却取消了一切选举,然而这个自相矛盾之处却没有多少人发现[9]。


法律改革


无政府主义者加西亚·奥利维尔、统工党的共产主义者安德列乌·宁遵照同样的原则,分别在瓦伦西亚和巴塞罗那进行了法律改革。七月的革命果实在法律上得到了承认。但是,它们又被根据旧的法制和过时的资产阶级法律而设立的新机关所取代了。政府宣布大赦天下,所有在七月十九日以前被判刑的人,包括几位仍然背着死刑判决的革命领袖,都获得了赦免。妇女获得了与男人平等的权利,特别是法律承认了她们跟男人一样具有完全的法律行为能力,而此前的法律不承认她们拥有这样的能力。法律承认了民兵的同居关系,结婚仪式也得到了简化。法律税被废除了,法律手续全部免费,办理速度也大大加快了。在包括最高法院在内的一切法庭上,每一个被告人都能自由地为自己辩护,或是聘请专业或非专业的律师为自己辩护。加西亚·奥利维尔保留了希拉尔政府在七月二十三日设立的人民法庭制度:人民法庭由一名审判长、三名审判员、一名公诉人(此五人均为职业法官)和十四名由政党和工会指派的陪审员组成。加泰罗尼亚的人民法庭(它的创始人安德列乌·宁称其为“阶级法庭”)仅由一名审判长、两名审判员和一名公诉人组成,另有八名由各政党和工会指派的陪审员。在革命时期,两地的司法机关都经受了群众恐怖的严峻考验,遭到了彻底的肃清,现在它们又重建起来了:从此以后,这些法官就作为“司法技术顾问”,在新的司法体系中工作,确保法律与形式得以延续。


新的司法机关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它与旧的司法机关几乎没有区别,只不过做了一番现代化的打扮,吸收了所有得到参政政党与工会的支持的人参加罢了。


警察部队的重建


双重政权实际上导致了镇压机关的剧增:政府控制着保安警察、边防部队、突击警察、国民警卫队(它的部队散落在前线和后方,希拉尔政府将其逐渐收拢起来,改名为“共和国国民卫队”[10]),各委员会控制着各类后方民兵、治安巡逻队、警戒委员会和调查委员会。九月二十日的一项法令将所有这些治安部队合并为统一的“后方警备民兵”( Milicia de Vigilancia de Retaguardia):革命的治安部队得到了承认,同时又要接受内务部长的领导;十二月十五日,由政治领导人组成的最高安全委员会成立了[11]。十二月二十七日,国家安全委员会(Consejo Nacional de Seguridad)成立了,它由下列人员组成:全劳联代表二人、工总代表二人,以及分别代表五个政党的五名代表;由各政党和工会代表选出的内卫部队司令、总监与联络员;主席由内务部长任命的保安警察总监担任[12]。各省都成立了省安全委员会,由省长担任主席。治安机关的转变要比由政权机关的转变顺利得多,因为治安机关的联邦性质会妨碍治安工作有效开展。各级安全委员会很快就控制了局面。拉尔戈·卡巴耶洛准是明白了这一点,所以他才任命自己的老朋友文塞拉奥·卡里约为保安警察总监[13]。


同时,一支新的、真正的警察部队开始谨慎地建立起来。当时,边境上根本没有走私现象,财政部长胡安·内格林却大力扩充了战前本就规模不大的边防部队[14]。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八日,《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记者发回电报,称“一支可靠的警察部队已经成立”:此时边防部队已经招募了四万多人,其中一半拥有较好的武器装备。


革命初期,为了防止长枪党的渗透,每一个新的共和国国民卫队队员、突击警察或警察都要得到政党或工会的担保才能上任。但没过多久,大官们就觉得,各政党和工会妨碍了政府掌握自己的镇压力量。于是,政府便勒令边防部队、突击警察和共和国国民卫队的军人不得参加政党或工会,这个关键的决定使治安部队摆脱了工人组织的控制[15]。于是,警察在理论上又成了每一个政府都需要的盲从而又自觉的工具。


民兵的正规化


八月与九月的军事失败,沉重打击了那些坚持要求保留民兵的人。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比如杜鲁蒂、加西亚·奥利维尔和梅拉,要求建立统一的组织与指挥。每个人都很清楚,要想避免失败,就必须在部队里、在战斗中建立铁的纪律;必须组织好供应、装备和通讯;必须制定和执行一个全局性的战略计划。然而,围绕着这个问题,产生了许多分歧。无政府主义者要求在保留民兵的框架内进行这些改革,保留选举指挥员、所有人领取相同薪饷的做法,并废除军衔标志。统工党则要求仿效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的俄国红军,用政治委员和士兵代表会来监督军官,还为此印发了托洛茨基的《红军手册》。没有人胆敢宣扬重建旧式军队,许多人觉得,共产党提出的“人民军”的口号,可以把革命的雄心与对纪律的要求结合起来。政府一面小心翼翼地避免同民兵的独特斗志发生直接冲突,一面逐步将民兵改编为军队。


九月二十九日,政府下令征召二十岁至四十五岁的健康男性入伍,开始了民兵正规化的进程:民兵委员会(不久改为民兵司令部)控制了这个组织下辖的所有民兵部队的薪饷、粮食和军需[16]。政府成立了总参谋部,负责协调和集中智慧。政府利用从民兵纵队中动员和征集来的军官和士官,再加上刚征召的新兵,按照正规的军事编制——营、团、旅、师、军——建立了新的部队。正规化遭到了某些某些民兵部队的抗拒。全劳联民兵的机关报《自由战线》(Frente Libertario)在十月二十七日发表了题为《打倒军队》的文章,强烈抨击正规化。铁纵队(Columna de Hierro)用暴动来答复政府的强行正规化。但这些反抗没有取得任何效果。希拉尔没能重建军队,既是因为他毫无威望,也是因为他根本没有必需的现代武器。而卡巴耶洛政府既能得到要求建立统一指挥的各政党和工会的支持,又有苏联提供的军火。就连武器的发放都是为正规化服务的:只有接受重组的部队才能获得武器。共产党和政府组织的部队所赢得的胜利,也促使其它纵队接受了正规化。正规化得到了全劳联部长们的支持,全劳联和伊无联全国委员会还派出代表,到前线去劝说各纵队的领导和民兵。为了获得武器,最顽固的纵队不得不一个接一个地接受了“正规化”。工人与士兵代表会被废除了,《工人团结报》发现自己再也找不到理由为它们辩护,便高声赞美废除它们。民兵首先失去了原来的名字。根据原有的兵力,百人队改成了连或营,纵队改成了团或旅。各纵队的名字原先都与工人组织有关,正规化之后就改成了冷冰冰的数字。在阿拉贡战线上,杜鲁蒂纵队改编为第二十六师,卡洛斯·马克思纵队改编为第二十七师,弗兰西斯科·阿斯卡索纵队改编为第二十八师,列宁纵队改编为第二十九师,马西亚—孔帕尼斯纵队改编为第三十师。然后又设立了军衔:十人队代表成了下士或中士,百人队代表成了上尉,纵队领导成了少校。军衔标志悄悄地重新出现在了外套和大衣上。接受整编后,在新的军事法典拟好之前,作为一种临时措施,民兵不得不重新接受旧式军事法典。


干部的训练问题依然难以解决。我们前面讲过,民兵只有为数极少的正规军官:阿吉雷主席认为,全西班牙的民兵大概只有二百来个正规军官,整个北方只有十二个。而且,他们也不可靠,拉巴塞尔认为,一大部分正规军官只“忠于某些地区”。瓦尔什(Walch)将军在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二日的《时报》上提到,某些军官正在“蓄意怠工”。安德列·马尔罗讲过炮手朝己方民兵开炮的事情,波克瑙也举出了几个军官蓄意怠工的例子。尽管政府为他们的忠诚一再担保,但他们的出身,以及他们暴露出的各种不可靠的迹象,都让他们身边的战友对他们充满疑虑。埃尔南德斯·萨拉维亚、梅嫩德斯和马丁·布拉斯克斯都曾险些遭到私刑处决。里克尔梅[17]和米亚哈都曾遭到过威胁,政府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不得不把他们转移到别处。桑蒂利安的副手埃斯科瓦尔和马丁内斯被暗杀了[18]。因此,首要任务之一是训练军官。加西亚·奥利维尔曾接受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的委任,在巴塞罗那组织过人民战争学校,证明了自己的能力,所以拉尔戈·卡巴耶洛也指派他负责人民战争学校。经过两个月的速成课程,五所人民战争学校培养了三千名军官,他们都是由某个政党、工会或纵队推荐的[19]。军官团就这样培养出来了,尽管起用了旧式的纪律条令,恢复了在不执勤时也要敬礼的做法,但所有军官都领相同的薪饷,避免了他们成为一个特权群体。而且,民兵在正规化时,在革命初期临时充任领导职务的工人和活动家几乎都获得了相应的军衔,所以民兵的平等精神就能更容易地保持下去。


人民军的领袖,反映了这支军队的干部来源的多样化。其中有些人是革命前的中高级军官:米亚哈和波萨斯[20]原本就是将军;罗霍本是少校,后来晋升为将军;阿森西奥原是中校,在九月被晋升为将军;埃尔南德斯·萨拉维亚和梅嫩德斯曾是阿萨尼亚的副官;卡萨多[21]和佩雷亚[22]原是少校。其他人要么原先是民兵指挥员,要么是在组建总参谋部的过程中脱颖而出的:弗兰西斯科·加兰[23]、科尔顿、巴尔塞洛[24]、休塔特、海军参谋长普拉多(Prado)少校和空军参谋长伊达尔戈·德·西斯内洛斯少校。也有一些出身工人阶级、在革命初期的战斗中脱颖而出的人,他们主要是共产党员,比如石匠利斯特尔和木匠莫德斯托[25][26],曾在西班牙外籍军团当过中士、绰号“农夫”( El Campesino)的巴伦丁·冈萨雷斯[27],以及排字工人杜兰[28][29];也有无政府主义者乔维尔、比万科斯[30]和西普里亚诺·梅拉,甚至还有统工党的干部,比如金属工人巴尔德里斯(Baldris)和职员罗维拉。当时他们的军衔都不高于少校。但他们占据着重要的指挥职位:利斯特尔在一九三六年当上了旅长,一九三七年一月当上了师长;莫德斯托、杜兰和梅拉很快都当上了师长。这些领袖都很年轻:杜兰只有二十九岁,而第五团的阿尔维托·桑切斯[31]在当上旅长时年仅二十一岁。


人民军不但在军旗上采用了红星图案,还设立了政治委员,后者在国外对“共产主义革命”传奇的形成无疑起到了最大的作用。只要一提起“政治委员”,人们依然会马上想起俄国革命,和托洛茨基组建的红军。


  不过,早在一九一七年以前,政委就出现了。在法国大革命期间,革命政府也必须用政治上不可靠的军官组建正规军,还需要有人来监督正规军官,并对士兵进行政治教育。民兵的“政治代表”不仅可以追溯到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的“政委”,还能追溯到一七九四年的“特派代表”[32]。戈尔金认为这项制度“由卡诺[33]提出,由托洛茨基加以完善”,卡巴耶洛政府在相同的情况下,也采用和发展了这项制度。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六日,政府颁布法令,成立了总政治委员部(Comisariadode Guerra),并规定政委的任务是“在军队中代表政府的战争政策,并在不干预军事指挥员的情况下,使军队完成自己的任务。”这个定义非常模糊暧昧:根据具体情况,政委既能大权独揽,也可能无足轻重。其实,政委的任务是很繁重的。十一月五日通过的条令指出,政委是“指挥员的左膀右臂,他最优秀的第一号助手”,是“哨兵与警惕的眼睛(ojo avizor)”,是所有人的“同志与榜样”。他是战士和军官的政治指导员,是与平民沟通的联络员,是工作、休息与娱乐的组织者。由共产党制定的这个条令指出:“政治委员首先要关心的是人。”


敌人把政治委员叫做“红色随军牧师”,共产党把政治委员当做“人民军的心脏与灵魂”。在训练民兵、把民兵转变为军队的过程中,他们付出了最多的心血,他们常常是军队中的灵魂人物,有时还会成为实际上的领袖[34]。


革命成果的“合法化”


加西亚·奥利维尔在向全劳联活动家做述职报告时说:“我在司法部长任上,把事实上的成果转变成了合法的事实。”然而这不过是拉尔戈·卡巴耶洛政府的缓兵之计,它的目的是通过对革命成果的合法化,阻止革命进一步扩大战果。


教会实际上已经停止活动,宗教崇拜已经遭到禁止,然而这并没有得到任何法律的认可。这一事实十分明显。据加布里埃尔·佩里[35]报道[36]: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曾在一九三六年九月要求政府开放教堂并承认信仰自由,这在共产党的纲领中是很重要的一点[37]。不管怎么样,总之曼努埃尔·德·伊鲁霍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九日也向内阁提出了这个提议,但遭到了加西亚·奥利维尔的强烈反对,最后被拉尔戈·卡巴耶洛否决。教育方面的任务也很繁重:国家试图保障宗教学校的存续。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签发了一项法令,准许向由人民阵线各政党和工会推荐的候选人颁发“简化学位证书”。他还组织了由民兵教导员组成的专家小组,在民兵和农村进行突击扫盲。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虽然承认了“新教育标准学校”,但它的教学原则,以及在工会与教师的双重监督下进行的实际操作方法,都没有推广到全国范围,因为全国的教育体系仍未改变。


全劳联代表在担任工业部长后,人们本来希望他会采取措施,使革命后自发开展的集体化运动得以巩固与深化发展。希拉尔政府曾在八月二日颁布一道法令,允许工人占领参加军事叛乱的老板的企业。然而,如果企业是由于其它原因(比如缺乏资本或纯属恶意)而被抛弃的,工人对其的占领仍是不合法的。茹安·佩洛在就任工业部长时指出:他面对的是一个真正的烂摊子:部分工业企业已经成了“工人监督企业”,而“监督”实际上就是“工人管理”,其它的企业已被集体化,剩下的企业虽然改成了工人监督企业,但仍由老板管理,可老板唯一关心的就是挽回自己的资本。所有这些企业都已处于崩溃边缘:部长办公室被一万一千多份贷款申请书堆得满满的,可是他连一份都不能批。佩洛向卡巴耶洛建议,颁布集体化的法令,但卡巴耶洛没有同意,因为这样会对工业所有制造成沉重打击,并有可能会引发西方国家的报复,导致“武器禁运”进一步恶化。最后,佩洛的计划缩减为允许对事关战争胜败的重要工业企业进行政府干预。


在加泰罗尼亚,由于全劳联和统工党提出要求:要解散革命政权,就得必须将集体化“合法化”,所以,在它们的推动下,自治政府评议会走得更远。十月二十四日,自治政府颁布法令,将所有雇员人数超过二百人的企业集体化,并在其余的企业建立工人监督委员会。顾及到外交影响,全劳联与统工党代表同意给予外国股东一定的补偿。但是,西班牙股东也可以获得补偿,不过补偿的总数并未确定;这样一来,当共和国恢复法制后,集体化的企业就有可能要向以前的股东交付股息。全劳联和统工党曾极力主张垄断外贸,它们认为这是集体化的必然结果,最重要的是,它是实行计划生产的前提,而没有计划生产,集体化就只会陷入混乱。它们在这一点上也遭到了失败,外贸依然没有被垄断。


信贷问题是集体化真正的瓶颈,这个问题并没能按照革命派的意见来加以解决。我们前面讲过,信贷危机甚至威胁到了集体化企业的正常运转。全劳联与统工党要求成立工业信贷银行,却遭到了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评议会的拒绝。工总在马德里对银行实行监督,虽然阻止了资本外逃,但银行只向私人企业发放贷款,甚至还向政府的转账业务收取高昂的手续费。工业部长茹安·佩洛曾建议设立工业银行,给集体化的工厂提供资金,使它们能够运转。但财政部长内格林拒绝了这个建议;茹安·佩洛还曾要求内格林提供三千万比塞塔的贷款,这笔贷款对于集体化工业至关重要,然而内格林就是不批[38]。因此,集体化运动便举步维艰,甚至停滞不前了,政府依然通过银行控制着这些企业。政府还通过自己任命的监督员和经理,逐步恢复了对工人监督企业和工人管理企业的控制。政府出于对效率的考虑,以及它自己的政治偏见,往往会让老板或管理人员重新掌握他们原来的企业,只不过让他们换了个头衔而已。


政府也在农村推行了同样的政策。“土地改革”与“保卫共和国”相脱节的危险已经出现,但是政府并没有采取补救措施。乌里贝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七日颁布的法案,已经大大落后于农村的实际形势。地租与地契已成为最关键的问题——地租与地契实际上已被废除,但这种做法却完全没有得到法律上的承认——然而这个法案却对此不置一词,只提到将叛乱地主的一切田产“无偿收归国有”,农民可以自行决定在被没收的土地上集体或单独耕作。因此,这项法案没有完全将没收土地合法化:只有上了官方名单的地主,才会被没收土地。一些重大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有些没有参加叛乱的地主也被没收了土地。所以,以前被当作叛乱分子的地主,也有可能被法律认为没有参加叛乱。结果,某些地主的继承人就能继续享受他们的权利。所以,成千上万的农民仍在担心:在一九三六年夏天夺来的土地,会不会有一天还得交回去?


无政府主义者一再退让


如果没有全劳联—伊无联最受欢迎的领袖的配合,没有他们控制的各级机关的支持,拉尔戈·卡巴耶洛政府就不可能重建国家政权。但在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家们看来,自己的领袖并没有进行充分的解释,就突然彻底扭转了自己的政策。我们前面讲过,某些领导人(比如桑蒂利安)怀着沉重的心情,勉强交出了革命政权,但其他人很快就做出了更过分的事,甚至幸灾乐祸地践踏起了此前被他们奉若神明的无政府主义信条[39]。全劳联领袖告诉大家,杜鲁蒂为了胜利愿意献出一切,在许多人看来,这个“一切”就等于革命的成果[40]。入阁的无政府主义拿出了真正的部长派头[41],宣传部长给加西亚·奥利维尔安的正式头衔叫“最尊贵的司法部长阁下,加西亚·奥利维尔同志”(Elexcelentissimo señor ministro de Justicia, camarada Garcia Oliver)。无政府主义者当上军官和警察后,他们的言行都变得更像军官和警察,而不像无政府主义者了:治安委员艾洛雷斯[42]宣称他“最热切的希望”就是建立一支统一的警察部队,而梅拉则无视自己的“同志”,宣称他从此以后只认上尉和中士。


许多领导人都深感不安:他们还没有忘记,就在不久之前,法官、军官和部长还是阶级敌人的化身。他们并没有质疑同政府合作的策略,但他们对某些狂热地推行这个策略的人进行了公开的批评。于是,桑蒂利安在失去了职权之后,最终站了出来,对他自己的组织的机关进行了愤愤不平、疑虑重重然而又毫无用处的批评。总的来说,无政府主义活动家们并不怎么觉得于心不安。地方组织、地区组织甚至个人不考虑全国组织的政策,自作主张的情况空前增多。大部分反对派(“宗派主义者”)并没有把时间浪费在争论和解释理论上。他们通过多种方式(从脱离战线到武装示威)的直接行动,来表示自己的不满。十月一日,铁纵队(这支纵队是在瓦伦西亚组建的,骨干都是无政府主义者)脱离了特鲁埃尔战线,在瓦伦西亚推行“革命秩序”。它袭击了国民警卫队,缴了他们的枪,攻打法院,烧毁了法院的档案,然后又搜查夜总会和歌舞厅,帮助客人摆脱了珠宝与钱包的重担。政府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让铁纵队鸣金收兵;社会党领袖何塞·帕尔多·阿拉西尔(José Pardo Aracil)也死于这次暴动。十月底,铁纵队的一位领导人阿里萨·冈萨雷斯(Ariza González)被暗杀了,很可能是有人蓄意报复,十月三十日,铁纵队在瓦伦西亚为阿里萨·冈萨雷斯举行了葬礼,结果这次葬礼又变成了武装暴动。当送葬队伍经过特图安广场(Plaza de Tetuán)时,遭到共产党武装用机枪扫射,造成五十多人死亡。这样的冲突随处可见,天天都有,而且几乎全都如出一辙:对一切都极不信任、也没有具体目标的无政府主义者,盲目地用暴力发泄他们的不满,然后警察和共产党武装就会对他们进行粗暴的镇压,并趁机夺占他们的阵地。在昆卡就发生了这种情况:波克瑙在一九三六年八月还说昆卡是真正的无政府主义堡垒,到了一九三七年二月,他就把昆卡称作工总的重镇了。


叛军刚开始向马德里发动进攻,政府就撤往了瓦伦西亚,无政府主义者对此作出了各种不同的反应,这是无政府主义者已在思想上陷入彻底混乱的一个典型例子。无政府主义者部长起初反对撤退,最后改变了主意,跟着卡巴耶洛一起撤走了。《工人团结报》迅速指出,政府迁往瓦伦西亚,可以重建和加强它的道义威信。而全劳联—伊无联马德里分会则向摆脱了部长们的首都致敬,瓦伦西亚分会则指责政府成员都是懦夫和逃兵。一百多名来自西古恩萨战线的无政府主义民兵在塔兰孔(Tarancón)拦下了政府专列,扣留和恐吓政府成员与各国使节(包括苏联大使罗森贝格);全劳联马德里分会领导人爱德华多·巴尔使出浑身解数,总算说服民兵释放了他们,让他们毫发无损地离去[43]。


这些冲突损害了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声誉,并让它的敌人获得了指责它的队伍中的“捣乱分子”的借口。最重要的是,它们加剧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孤立处境,并使敌视无政府主义的力量坚持己见,公开表露自己对无政府主义的敌意。


在前几个月里,城镇里的小资产阶级被吓得东躲西藏。然而,无政府主义者虽然造成了恐怖气氛,他们却没有赢得胜利,没有夺取政权,最重要的是没有消灭敌人。他们看不到革命有完成的可能,便听任革命被葬送:半途而废的革命开始反噬自己的创造者了。


农村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在革命初期欢天喜地地接受了集体化的农民,现在也开始为自己前途未卜的处境而忧心不已。民兵的征收,给农民造成了很重的负担,他们不再把集体化当成民兵曾向他们许诺的乐土了。官方关于秩序、法制和财产的声明,鼓舞了集体化的敌人,加强了他们的自信。他们知道新的警察部队是靠得住的:塔拉戈纳省有一个叫法塔雷利亚(Fatarella)的村子,村民六百人,一九三七年一月, 无政府主义者来到这里推行集体化,遭到小农的武装反抗,造成多人死伤。农村各地的革命形势出现了程度不等的倒退。


事实就是:在革命达到高潮时,无政府主义者没能推翻软弱的希拉尔政府,并巩固胜利;而现在,他们的队伍已经四分五裂,他们没有领导也没有政策,却奋起反抗一个强势的政府,这个政府不但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甚至还得到了他们自己的领袖的支持。更有甚者,力量不断壮大的西共与统社党在各地向无政府主义者发起了挑战,他们拥有纪律严明的干部,拥有物质手段,还拥有一个政策:从上到下,共产党都在挖无政府主义者的墙角,打击无政府主义者,从无政府主义的衰落中获利最大的就是共产党。


共产党的势力大涨


我们前面讲过,从一九三六年九月开始,西班牙共产党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就成了西班牙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内战爆发时,它们共有大约三万名党员,几个月后就达到了数十万人,到一九三七年六月已经达到了一百万人。不过,由于苏联政府亲自干预战争,西共和统社党的领袖便不再是党内唯一的主角了。一九三六年七月底,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便接管了党的领导层与组织。派往马德里的共产国际代表有化名“梅迪纳”(Medina)的阿根廷人柯多维利亚[44],保加利亚人斯捷潘诺夫[45] ,来头最大的是莫斯科派来的“钦差大臣”(éminences grise)、化名“艾尔科利”(Ercoli)和“阿尔弗雷多”(Alfredo)的意大利人托里亚蒂[46][47]。派往巴塞罗那的是化名“佩德洛”(Pedro)的匈牙利人格洛[48]。在这些共产国际代表身边还有一批拥有宝贵经验的技术专家和顾问,他们可能曾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过很长时间。西班牙共产党的整个军事政策全都由意大利人维托里奥·维达利[49]一手掌控,他是苏联情报机关最重要的外国特工之一,西蒙娜·泰里[50]说他身材矮小,“长着一张喜剧演员的脸,脸色白里透红,还有一头金发”。他在西班牙化名“卡洛斯·孔特雷拉斯”(Carlos Contreras),更常用的化名是“卡洛斯少校”(Comandante Carlos)[51]。他们全都拥有充足的资金,可以使他们建立庞大的行动与宣传机关。


全世界反动报刊利用“莫斯科黄金”(Oro de Moscu)[52],大肆渲染“布尔什维克革命”正在毁灭西班牙;而共产党却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坚决保卫共和国的法律与秩序,保卫财产与法制。共产党的所有领袖都在演讲中一再重申:在西班牙还谈不上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现在进行的斗争,既是反抗半封建制的西班牙与外国法西斯分子的民族战争和人民战争,也是世界民主阵营与法西斯阵营的斗争的一部分。一切有可能破坏工人阶级与“人民中的其它阶层”之间的统一战线的东西,都会遭到共产党的强烈谴责。共产党特别注意维护它与共和派领袖之间的良好关系,并不知疲倦地重复这句口号:“保护农民、小工厂主和小商人”。何塞·迪亚斯宣称:“我们在为新式的议会民主制共和国而战。”这种制度,意味着摧毁西班牙半封建制度的物质基础、剥夺大地主、消灭教会的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消除军国主义、粉碎大金融寡头集团。何塞·迪亚斯认为,这些目标已经实现了。因此,当前唯一的任务就是打赢内战:“首先打败弗朗哥”成了共产党的主要口号。要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巩固民族与人民的联盟,加强人民阵线政府的权威:共产党支持孔帕尼斯政府对抗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支持马丁内斯·巴里奥的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对抗瓦伦西亚人民执行委员会,支持合法政权对抗“不负责任的委员会”。他们从一开始,就坚决要求建立正规军,支持希拉尔,并按照这条路线,帮助拉尔戈·卡巴耶洛上台。何塞·迪亚斯曾多次指出:“强行进行社会化或集体化……是荒谬的,这等于帮了敌人的忙。”此外,共产党还发动了强大的宣传攻势,痛骂所有要求继续革命的人。“在打赢战争之前,我们不能推动革命。”他据此向共和国阵营中的左派,也就是革命派发起了全面进攻。在同一篇讲话中,何塞·迪亚斯宣称:“人民的敌人是法西斯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捣乱分子”,共产党的宣传员根据莫斯科审判的结果,无休止地重复批托的谎言:“托洛茨基主义不是一个政党,而是反革命匪帮。法西斯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捣乱分子是人民的三大敌人,必须在西班牙、乃至所有文明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彻底消灭它们。”弗兰茨·波克瑙指出了这条政治路线造成的后果:它超出了反弗朗哥斗争的范围,把斯大林派共产党的组织拖入了一场以效率为名,全面反对革命的斗争:“共产党不仅反对社会化的大潮,他们还反对几乎一切形式的社会化。他们不仅反对将农民的小块田地集体化,还成功地阻挠了一切试图将大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他们不仅反对在局部地区废除货币的幼稚想法——在这一点上他们确实有理——他们还反对国家控制市场……他们不仅试图建立一支活跃的警察部队,还特别青睐那些遭到群众痛恨的旧政权的警察部队。他们不仅破坏了委员会的权力,还敌视一切自发的、不受他们控制的群众运动。简单来说,他们不是去引导群众,把群众自发的、纷乱的积极性,变成有序的积极性,而是企图用刻板划一的行政性的、军事化的行动,来代替群众的行动,彻底消除群众的主动行动。[53]”


这种保守的政策,使西共与统社党迅速壮大,并加强了它们的影响力。由统社党控制的工总加泰罗尼亚组织原本比较弱小,但由于政府通过了强制工会化的法令,使工总在当地的势力大增。在工总旗下成立的加泰罗尼亚小贸易商与小实业家协会,是一个以维护商人、技术员和小实业家为借口,帮助中小资产阶级同革命成果作斗争的组织。另一方面,工总在列万特的小农中间拥有较强的基础,共产党便在这里成立了以马特乌(Mateu)为首的独立农会,集体化的所有敌人,包括地方豪强在内,都支持这个农会。


总的来说,凡是拥护共和区的法律与秩序以及财产关系的人,都投靠了捍卫这些东西的西共与统社党。法官、高级公务员、军官、警察都把共产党当作是实现他们喜欢的政策的工具,以及在关键时刻保护他们的安全的手段[54]。同时,共产党也不再是一个由无产者组成的党了:根据它自己提供的数字,在一九三八年,它在马德里拥有六万三千四百二十六名党员,其中只有一万〇一百六十人是工会会员,不难推算出工人仅占党员比例的一小部分[55]。此外,在共产党的大力宣传下,一些名人也参加了共产党,可是这些人当中,有的人对工人的事业远远谈不上百分之百的忠诚[56]。


不过,共产党能发展得如此之快,原因不仅仅在于它实行了温和的政策并坚决效忠共和国。其实,在革命初期的混乱中,共产党证明了自己是一支强大的、有组织的力量,是一件非常有效的武器。它的一大成就,便是号召所有反法西斯主义者团结起来,赢得了所有一心想同弗朗哥斗争的人的广泛响应,无论他们是共和派、社会党、工会会员还是无党派人士。无论是埃尔南德斯、“热情之花”、甚至柯莫雷拉,都只有在他们痛斥各委员会与捣乱分子的时候,在要求实行严格的纪律、遵守法制的时候,才会得到认真的对待,因为他们的党证明了自己具有出色的作战能力,因为他们的党知道如何树立榜样。


保卫马德里的传奇,也证明了共产党在一定条件下,不仅可以借助十月革命与红军的革命传统,也能利用具体的革命方法——简单来说,就是能在群众面前装成一个真正的革命党。在许多参加了革命史诗一般的首都保卫战的西班牙籍和外国籍战士看来,不久之后,这次战役将不仅仅是反法西斯主义的象征。在同德国和意大利雇佣军战斗时,他们认为自己是在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而战。他们当中有不少人相信,暂停革命只是短暂的战略撤退,反法西斯斗争最后一定会变为世界共产主义革命。


从这个观点来看,第五团成了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力的最有效的手段。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马德里共产党员占领了库瓦特洛·卡米诺斯(Quatro Caminos)的慈幼会修道院,在修道院里成立了第五团,到了月底,第五团的兵力就达到了八千人。“第五团”这个番号大有深意:共产党领导层选择这个番号,是因为在叛乱爆发前,在马德里只有四个团。政治局任命恩里克·卡斯特罗·德尔加多[57]为第五团团长,卡洛斯少校为副团长,让他们把第五团建立起来。他们在每一个营里都成立了一个主要由共产党员组成的“钢铁连”,并有条不紊地吸收预备役和现役军官、士官参加。在苏联帮助下,第五团迅速壮大。它拥有充足的装备,获得了良好的训练,并拥有优秀的骨干。政府器重第五团,因为它是纪律的楷模:它重新采用了正规军的编制,设立了军衔与军衔标志,并恢复了敬礼的礼节。


在其它纵队中工作的正规军军官不断要求调到第五团,他们觉得第五团跟他们习惯的工作环境一模一样。第五团有自己的乐队和合唱团,还有一份日报《人民民兵》(Milicia Popular)。它很快就有了自己的传奇。九月底,它的兵力已达三万人。它后来扩编为第五军,兵力超过了十万人,拥有中央集团军的绝大部分兵力。


第五团是第一个设立“政治委员”的部队:其实,在共产党领袖看来,不能让不断壮大的第五团脱离党机关的控制。政治委员负责在正规部队中维持党的政治纪律、监督技术专家、并维持士气。共产党还能通过总政治委员部扩大自己在军队中的影响力。只有这个组织才真正明白,军中的大批政治委员,能给一个活跃的政党带来什么样的机遇。在总政治委员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的庇护下,在总政治委员部成立后的第一年里,共产党逐渐掌控了整个总政治委员部[58]。因此,他们可以把自己的口号灌输到部队中去,向士兵宣传自己的主旋律:民主、爱国、纪律。红军的政治委员是革命与社会主义的宣传员,而西班牙政委的词汇表中却没有这两个词,按照西共的设想,设立政委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在军队中彻底消灭那些认为革命与战争同等重要、必须立即推进革命的思想。


为了继续获得苏联的军事援助,所有人都不敢批评斯大林派共产党,因此,共产党成了恢复国家政权、重建军队的反法西斯政纲的捍卫者,成了执政联盟当中最为活跃的因素。阿萨尼亚、孔帕尼斯、普里耶托、乃至拉尔戈·卡巴耶洛都曾衷心信任并大力支持共产党,然而后来他们却责备同样信任和支持共产党的德尔·巴约。共产党的地位日益提高,它不但广受舆论好评,更在国家机关中加强了自己的地位。我们前面刚刚讲过,共产党已经控制了人民军的政治干部与军事干部。它还控制了审查与密码部门。它的人在新建的警察部队里高踞要职,比如马德里的布里利奥[59]和巴塞罗那的罗德里格斯·萨拉斯[60]。它的凝聚力和纪律性,使人们产生了这个疑问:它就没有形成一个国中之国吗?


从共产党在一些重大事件中的表现来看,它动用自己的职权的目的,并不像它经常自称的那样,是为了共同利益和统一战线;更重要的是,它是在苏联政府的指示下采取这种方针的。在成立保卫马德里委员会时,尽管已经决定所有党派都要参加,但共产党却坚决不让被它斥为“托洛茨基派”和“苏联之敌”的统工党参加[61]。十一月十五日的《战斗报》对此提出抗议,并将矛盾公开化:“斯大林真正关心的并不是西班牙与国际无产阶级的命运,而是根据他与某些国家结成的、反对另一些国家的盟约的政策,来保护苏联政府。”十一月二十八日,苏联驻巴塞罗那总领事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向报刊发布照会,干预西班牙共和国内政,谴责《战斗报》“卖身投靠国际法西斯主义”。这次事件在加泰罗尼亚引发了政府危机,最后导致统工党被赶出了自治政府评议会。十二月十七日,正值第一次莫斯科审判结束后,《真理报》对此作出评论,进行了毫不掩饰的威胁:“加泰罗尼亚已经开始消灭托洛茨基分子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必须拿出跟苏联一样的劲头来完成这项工作。”


关于重建国家政权的得失


地平线上仍有不少令人担忧的乌云。双重政权状态已经消失了,但职权不明、交叉管辖、政策彼此矛盾的情况依然不少。马拉加的情况并非孤例。马拉加的省长阿莱斯(Arraiz)和委员会都没有掌握实权,实权落在军人手里,但他们又无法理解或掌控手下的工农部队。警察部队重建后,几百个村庄各自拥有治安力量的缺点也就随之消失了,但波克瑙正确地指出,农民对内战的热情也随之冷却了。意大利自由派贝尔托尼[62]在维斯卡战线上写道:“西班牙的战争失去了一切新的信念,没有了改造社会的思想,伟大的革命性已经丝毫不剩……只剩下了非生即死的可怕问题,但这已经不再是建立新制度、锻造新人的战争。[63]”


然而,就在此时,马德里保卫战开始了:它既是现代战争:两支有组织的军队正面交锋,双方都动用了飞机、火炮和坦克;又是革命战争:战士的士气突破了技术条件的限制,武装起来的人民奋勇抵抗欧洲两大军事强国。马德里保卫战和瓜达拉哈拉战役,是共和军在内战中仅有的重大胜利,它是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组织性与纪律性尚未扼杀激情与信念,而激情与信念还能依靠纪律性与组织性——还得依靠武器:任何事业,无论它能激励多少人为它献身,如果没有武器,它就不可能胜利。






[1] 根据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转述(《在西班牙开始的战争》,第216页)。——原注


[2] 1936年11月6日,弗朗哥率领叛军兵临马德里城下,拉尔戈·卡巴耶洛政府撤往瓦伦西亚,11月7日,留守在马德里的各政党和工会成立了保卫马德里委员会(Junta de Defensa de Madrid),在它解散前,它实际上接管了马德里地区的防御工作和一切市政业务,成了事实上的马德里政府。1937年4月23日解散。


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1936年11月7日):
主席:何塞·米亚哈·梅南特将军;
书记:费尔南多·弗拉德(FernandoFrade)(社会党);
副书记:马克西莫·德·迪奥斯(Máximo de Dios)(社会党);
军事委员:安东尼奥·米赫·加西亚(西共);
副军事委员:伊西多洛·迪耶格斯·杜维纳尼亚斯(Isidoro Diéguez Dueñas)(西共);
公共秩序委员:桑蒂亚戈·卡里约·索拉雷斯(统社青);
副公共秩序委员:何塞·卡索尔拉·毛雷(José Cazorla Maure)(统社青);
军事工业委员:阿莫尔·努尼奥·佩雷斯(AmorNuño Pérez)(全劳联);
副军事工业委员:恩里克·加西亚·佩雷斯(Enrique García Pérez)(全劳联);
供应委员:帕布洛·雅古埃·埃斯特瓦兰斯(Pablo Yagüe Estebaranz)(人民俱乐部);
副供应委员:路易斯·涅托·德·拉·弗恩特(Luis Nieto de la Fuente)(人民俱乐部);
通讯委员:何塞·卡雷尼奥·艾斯帕尼亚(José Carreño España)(左派共和党);
副通讯委员:赫拉尔多·萨乌拉·梅里(GerardoSaura Mery)(左派共和党);
财政委员:恩里克·希梅内斯·冈萨雷斯(EnriqueJiménez González)(共和同盟);
副财政委员:路易斯·鲁伊斯·维多夫洛(LuisRuiz Huidobro)(共和同盟);
信息与联络委员:马里亚诺·加西亚·卡斯卡雷斯(Mariano García Cascales)(自青联);
副信息与联络委员:安东尼奥·奥尼亚特(AntonioOñate)(自青联);
疏散委员:弗兰西斯科·卡米内洛·罗德里格斯(Francisco Caminero Rodríguez)(工团主义党);
副疏散委员:安东尼奥·普雷克塞斯·科斯塔(Antonio Prexés Costa)(工团主义党)。


帕布洛·雅古埃·埃斯特瓦兰斯和路易斯·涅托·德·拉·弗恩特虽然代表马德里人民俱乐部参加了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但他们都是西共党员。


1936年12月,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增设了负责宣传、民兵、运输和勤务等业务的委员,其他委员也有一些变动。——中译者注


[3] 最高军事委员会(Consejo Superior de Guerra,成立于1936年11月9日)的委员有:拉尔戈·卡巴耶洛、普里耶托(军工生产)、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军队政治工作)、加西亚·奥利维尔(训练军事干部)和乌里贝(粮食供应与军需)。——原注


[4]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观点得到了当时的各反法西斯组织的一致赞成。孔帕尼斯号召“成立一个强势的、拥有全权的政府”,因为这样的政府“吸收了所有包括各政党和工会在内的反法西斯力量的代表参加,得到了它们的完全授权。”阿萨尼亚在拥护一项战争政策时,要求“为共和国成立一个意志统一、纪律严明、认真负责的政府”。共产党人米赫指出:“当前的口号必须是一切通过政府,一切为了政府,加强政府的威信与权力。”当上了部长的无政府主义者茹安·佩洛断言:“我们认为战争第一,革命第二。现在要听政府的指挥。”——原注


[5] 摘自佩拉茨,《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劳联》,第1卷,第253—254页。——原注


[6] 里卡尔多·萨瓦尔萨·埃洛尔加(Ricardo Zabalza Elorga,1898年1月29日——1940年2月24日),生于纳瓦拉的一个医生家庭,青年时曾在阿根廷求学和工作。1930年返回西班牙,共和国成立后参加了社会党,1933年3月当选为全国土地劳动者协会纳瓦拉省书记。1934年2月当选为全国土地劳动者协会总书记。因参加1934年十月起义而被捕入狱。叛乱爆发时在马德里参加平叛战斗。1936年10月底接替埃内斯托·阿林,出任瓦伦西亚人民执行委员会主席,11月被拉尔戈·卡巴耶洛政府任命为瓦伦西亚省长。不久后调到中央农业合作社协会(Unión Central de Cooperativas Agrícolas)工作。共和国覆灭后被捕,1940年2月24日遇害。——中译者注


[7] 这个比例有时会变得完全不同。比方说,卡斯蒂利昂的委员会原有35名委员,其中全劳联14人、统工党7人、工总7人、共和派7人。市政改革之后,全劳联、工总、统工党、西共、统社青、社会党和共和派政党都拥有相同的代表数量。——原注


[8] 许多活动家借此在行政机关当上了官,这或许就是他们倒戈的原因。达维德·安托纳在1936年还是是建筑工人,到了1939年就已经当上了王城省(Provincia de Ciudad Real)省长。只有少数几个人,比如胡安·洛佩斯,在当过部长或高官之后又回到了工厂。——原注


[9] 在各个组织一致同政府合作的情况下,各委员会进行的反抗可能超出了一般人的预料。1937年2月8日,市政改革法案颁布一个多月后,何塞·迪亚斯在瓦伦西亚发表重要讲话,其中一大半都在强调必须摆脱“微型政府”、必须用市镇评议会来代替各委员会。1937年4月27日,已在1936年7月被共和派占领的《ABC》报道称,在卡斯蒂利昂某地,为了用市镇委员会来取代委员会,卡斯蒂利昂政府不得不进行干预。


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殊情况,由于史料记载得不多,在这里必须提一下。在阿斯图里亚斯,由于没有出现替代它们的组织,各种委员会得以继续存在下去。社会党国会议员、阿斯图里亚斯与希洪省际委员会委员阿马多尔·费尔南德斯对媒体指出(《ABC》,1937年2月 12日):“应该承认,这里没有人患有委员会恐惧症。”1937年1月8日,全劳联和工总在阿斯图里亚斯的地区组织签署了一份协议,在该地区全面成立全劳联—工总联合监督委员会(在各地的监督委员会中,双方各占一半席位,委员会主席由当地人数较多的组织的人担任)。1937年4月13日,工总阿斯图里亚斯组织召开代表大会,哈维尔·布埃诺在《明晰》上指出这是“第一次革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批准了这条路线。在执行委员会的选举中,共产党提出的候选人反对委员会,主张“统一”,结果只得了12000票,而现任领导层得了87000票。统社青阿斯图里亚斯组织(请参阅第本书第一部第十一章)违抗共产党的命令,与自青联组成了“革命阵线”。


在被叛军攻陷之前,阿斯图里亚斯一直是一个被围攻的公社。即使在弗朗哥攻占该地后,游击队依然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抵抗,可见该地的革命精神之强烈——在该地小心谨慎地进行的恢复共和国政权的工作,并未将革命精神扑灭。——原注


[10] 共和国国民卫队(Guardia Nacional Republicana)成立于1936年8月29日,由忠于共和国的国民警卫队改编而成。1936年12月27日并入新成立的内卫部队(Cuerpo de Seguridad Interior),但部分共和国国民卫队的整编工作直到1937年才完成。——中译者注


[11] 最高安全委员会的委员有内务部长加拉尔萨(工总)、赫苏斯·埃尔南德斯、艾斯普拉和加西亚·奥利维尔。——原注


[12] 这一句的法文版和英文版都讲得不清不楚,所以译者参照其它资料重新编写。——中译者注


[13] 卡里约的前任是革命前上任的曼努埃尔·穆尼奥斯(Manuel Muñoz)。内格林担任总理后,由共产党人安东尼奥·奥尔特加接替卡里约出任保安警察总监。——原注


[14] 边防部队的传统任务是巡逻边境,检查出入境的人员与货物。由于内格林大力扩充边防部队,人们便给边防部队起了个外号叫“内格林之子”(hijos de Negrín)。——原注


[15] 这项措施似乎没有得到彻底贯彻执行,至少它涉及到的几个政党没有完全遵守它。请参阅本书第一部第十一章注释[15],由玛尔加丽塔·内尔肯(Margarita Nelken)劝诱突击警察“皈依”共产党而引发的争端。——原注


[16] 1936年8月6日成立的民兵监察局(Inspección General de Milicias),在10月20日划归中部战区作战主任何塞·阿森西奥上校管理,改称民兵司令部(Comandancia de Milicias),负责管理民兵。——中译者注


[17] 何塞·里克尔梅·洛佩斯—巴戈(JoséRiquelme y López-Bago,1880年8月31日——1972年1月28日),西班牙将军,曾参加里夫战争,内战爆发后忠于共和国,1936年9月初曾率领共和军进攻叛军,遭到失败后被调离前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18] 埃斯科瓦尔(Escobar)和马丁内斯(Martínez)在11月21日被杀。官方调查未能查明凶手。桑蒂利安认为,“另一个反法西斯组织”教唆杀害了他们,这个组织无耻地指责自己的盟友玩弄两面派手段。马丁·布拉斯克斯指责某些伊无联民兵企图暗杀他和他的朋友。——原注


[19] 加西亚·奥利维尔以巴塞罗那人民战争学校为模板,组建了这些学校。然而,这样培养出来的军官被证明无法掌握现代战争的技术:没有人能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学会指挥一个连。——原注


[20] 塞瓦斯蒂安·波萨斯·佩雷亚(Sebastián Pozas Perea,1876—1946),生于一个保守派家庭,1892年入读萨拉戈萨军事学院(Academia Militar de Zaragoza),毕业后担任骑兵军官,曾参加里夫战争。1936年出任国民警卫队司令,1936年7月19日至9月6日出任内务部长,10月5日担任第一师师长。曾参加过马德里保卫战、哈拉马战役、维斯卡战役、萨拉戈萨战役和阿拉贡战役。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21] 塞吉斯蒙多·卡萨多·洛佩斯(Segismundo Casado López,1893—1968),生于军人家庭,1908年入读巴利亚多利德骑兵学校(Academia de Caballería de Valladolid),参加过里夫战争。1935年担任共和国总统卫队长。1936年下半年负责训练和组建混成旅,并参加了马德里保卫战、哈拉马战役和布鲁内特战役。1938年3月担任安达卢西亚集团军司令,1938年5月担任中央集团军司令。1939年3月5日发动军事政变,企图同弗朗哥谈判投降条件,遭到弗朗哥拒绝。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61年回国。——中译者注


[22]胡安·佩雷亚·卡普利诺(Juan Perea Capulino,1890—1967),1906年参加陆军,曾参加里夫战争。1926年曾参加反对独裁者普里莫·德·里维拉的密谋,事败后被判处六年徒刑,1932年退役。内战爆发后重新参加共和军,参加了一系列重要战役,1936年12月31日出任第5师师长,1937年4月至10月担任第4军军长,1937年10月担任第21军军长,1938年3月担任东部集团军司令。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继续参加反弗朗哥的密谋活动。1967年在阿尔及利亚策划密谋时死于心脏病。——中译者注


[23] 弗兰西斯科·加兰·罗德里格斯(Francisco Galán Rodríguez,1902—1971),生于军人家庭,在内战爆发前担任国民警卫队军官,并曾为西共的反法西斯工农民兵(MiliciasAntifascistas Obreras y Campesinas)担任教官。内战爆发后曾担任第五团团长,1936年11月担任第22混成旅旅长,1937年改任第39师师长,1937年7月担任第51师师长,1938年2月担任第10军军长,1938年12月担任第12军军长,1939年3月改任卡塔赫纳海军基地司令。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24] 路易斯·巴尔塞洛·霍维尔(Luis Barceló Jover,1896年8月31日——1939年3月15日),内战前即参加了西共,并参加了共和国反法西斯军事同盟,1935年当选为共和国反法西斯军事同盟全国委员会委员。1936年8月6日担任民兵监察局局长。10月20日改任中部战区作战主任。1937年5月至1938年4月担任第2师师长,1938年4月担任第1军军长。卡萨多发动政变后,巴尔塞洛率领第1军杀回马德里,试图镇压政变,失败后被政变军队杀害。——中译者注


[25] 胡安·莫德斯托(Juan Modesto,1906年9月24日——1969年4月19日),本名胡安·吉利奥托·雷昂(Juan Guilloto León),生于加迪斯省圣玛丽亚港(El Puerto de Santa María)的一个工人家庭,当过木工。曾参加西班牙外籍军团,在摩洛哥服役。1930年参加西共,共和国成立后曾前往苏联,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4年回国后开始参加反法西斯工农民兵的组织工作。内战期间曾担任第五团团长、第4师师长、第5军军长和埃布洛集团军司令,参加过多次重大战役,共和国覆灭后流亡苏联,在二战中随苏联红军并肩作战。战后移居布拉格,1969年去世。——中译者注


[26] 请参阅本书第一部第五章注释[66]。——原注


[27] 巴伦丁·冈萨雷斯·冈萨雷斯(Valentín González González,1904年11月4日——1983年10月20日),绰号“农夫”(El Campesino),生于巴达霍斯省马尔科西纳多镇(Malcocinado)。8岁开始当矿工。曾参加西班牙外籍军团。共和国成立后参加了西共。内战爆发后,先后担任第五团团长、第10混成旅旅长、第46师师长,参加了瓜达拉哈拉战役、布鲁内特战役和贝尔奇特等重大战役。共和国覆灭后流亡苏联,本已进入军事学院就读,却被赶到沃尔库塔服苦役,1949年逃离苏联,定居法国。1977年回国,1983年在马德里逝世。——中译者注


[28] 古斯塔沃·杜兰·马丁内斯(Gustavo Durán Martínez,1906—1969),生于巴塞罗那,少年时期曾学习音乐,与加西亚·洛尔卡、萨尔瓦多·达利等人是好友。内战爆发后参加第五团,并在国际纵队第11旅担任克雷贝尔(Kleber)将军的参谋长。此后曾担任过第69混成旅旅长、第47师师长、第10军军长,参加过马德里保卫战、塞戈维亚战役、布鲁内特战役、特鲁埃尔战役等多次重大战役。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29] 安德列·马尔罗的小说《希望》中的主要角色之一,共产党员曼努埃尔的原型可能就是杜兰。杜兰曾向西蒙娜·泰里(Simone Téry)介绍过自己的身世(《自由战线,西班牙1937—1938》[Front de la Liberté,Espagne 1937-1938],巴黎,国际社会出版社[Editions SocialesInternationales],1938年,第147页),而《希望》里曼努埃尔的身世跟他很像。第五团根据马尔罗的建议,成立了一支摩托化冲锋枪连,叫“钢铁连”,而这个连队的指挥员就是杜兰。——原注


[30] 米盖尔·加西亚·比万科斯(Miguel García Vivancos,1895年4月19日——1972年1月23日),生于穆尔西亚地区马萨隆镇(Mazarrón)。曾在卡塔赫纳兵工厂当过工人。参加过全劳联。内战期间曾担任第126混成旅旅长和第25师师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在二战期间参加了法国地下抵抗运动。二战结束后改当画家,曾多次举办画展。——中译者注


[31] 阿尔维托·桑切斯·梅嫩德斯(Alberto Sánchez Menéndez,1915年2月26日——1937年7月25日),生于古巴哈瓦那,1936年因参加革命活动,而被迫流亡到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参加了第五团,并参加了西共。在战斗中表现出色,不久便担任第9混成旅旅长。1937年7月25日在布鲁内特战役中牺牲。——中译者注


[32] 从一七九二年开始,国民公会向各地革命军派遣特派代表(représentant en mission),监督部队作战。特派代表享有几乎无限的权力,并可处决抗命的指挥官。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可以参阅维克托·雨果的名著《九三年》。——中译者注


[33] 拉扎尔·尼古拉·玛格丽特·卡诺(Lazare NicolasMarguerite Carnot,1753年5月13日——1823年8月2日),法国数学家,政治家,军事将领。1773年毕业于军事工程学院。1791年10月当选为立法议会议员,1793年8月至1794年10月当选为公安委员会委员,负责军事工作,在战争的关键时刻重组了革命军,为赢得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被誉为“胜利的组织者”(L'Organisateur de la Victoire)。1794年5月至6月任国民公会议长。1795年11月至1797年11月任督政府督政官。1800年4月至10月任陆军部长。1807年退出政界。1814年在百日王朝时期,于3月20日至6月22日任内务大臣。波旁王朝复辟后流亡国外,1823年在马格德堡逝世。——中译者注


[34] 1936年10月17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被任命为总政治委员(Comisario general)。他任命的几位副总政治委员分别是米赫(西共)、克雷森西亚诺·毕尔巴鄂(Crescenciano Bilbao)(社会党)、希尔·罗尔丹(Gil Roldán)(全劳联)和佩斯塔尼亚(工团主义党)。12月9日米赫被任命为总政治委员。这一时期,工总的普雷特尔(Pretel)担任总政治委员部秘书长。——原注


[35] 加布里埃尔·佩里(Gabriel Péri,1902年2月9日——1941年12月15日),生于土伦。1917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21年参与创立法国共产党,1924年进入《人道报》编辑部工作。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参加地下抵抗运动,1941年5月18日被捕,同年12月15日就义。——中译者注


[36] 《人道报》,1937年4月19日。——原注


[37] 洛沃(Lobo)神父,一位天主教教士,曾通过共产党的广播电台向马德里市民发表讲话,呼吁他们加入人民的行列。——原注


[38] 据茹安·佩洛所述,内阁经过漫长的讨论后,最后还是把这笔贷款批给了他,不过贷款数额减为2400万比塞塔,工业部还得偿付6%的利息。——原注


[39] 《工人团结报》曾向法国人民请求;在这场同“德国鬼子”(Boches)的战斗中,请支持西班牙。菲德丽卡•蒙蔡尼说过,这场战争是一场抵抗“外国侵略者”的战争。——原注


[40] 杜鲁蒂死后遭到了所有派别的利用。针对这句经常被人引用的话,我们要引用他对皮埃尔·范·帕森说过的另一句话:“我们现在就要在西班牙闹革命,而不是等到不知哪天才来的下一次欧洲大战之后。”(转引自菲利克斯·莫洛,《西班牙的革命与反革命》。)——原注


[41] 加西亚·奥利维尔曾对军校学员说过:“你们的士兵……不再是你们的同志了,必须把他们当成是军事机器上的齿轮。”——原注


[42] 迪奥尼斯·艾洛雷斯·巴特利耶(Dionís Eroles i Batlle,1900—1940或1941?),无政府主义活动家,早年参加全劳联。1920年被捕,被判处二十年苦役,共和国成立后获释。内战爆发后,1936年7月在巴塞罗那参加治安巡逻队的工作,1936年10月22日担任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总治安委员。1937年五月事件后被免职并遭到逮捕。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从此下落不明。——中译者注


[43] 大部分作者都认为,在塔兰孔拦截政府专列的无政府主义民兵是铁纵队的人,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们可能是从马德里来的。请参阅古斯曼(Guzmán)在《马德里的红与黑》(Madrid rojoy negro,n.p.,Talleres Socializados del SUIPAG-CNT,1938年)一书中对他们的领导人比利亚努埃瓦(Villanueva)的描写。——原注


[44] 维克托里奥·柯多维利亚(Victorio Codovilla,1894年2月8日——1970年4月15日),生于意大利,1911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Partito Socialista Italiano),1912年移民阿根廷,后参加阿根廷共产党(Partido Comunista Argentino),1924年在阿根廷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32年8月前往马德里,代表共产国际对西班牙共产党进行整肃,换上了新一代领导人。1937年被召回莫斯科。1941年返回阿根廷,1941年至1963年任阿根廷共产党总书记,1963年至1970年任阿根廷共产党主席。1970年在莫斯科逝世。——中译者注


[45] 斯托扬·米涅耶维奇·米涅夫(Стоян Минеевич Минев,1890年8月21日——1959年5月5日)1907年参加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一战期间流亡瑞士,1916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19年至1943年间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1936年至1938年化名“鲍里斯·斯捷潘诺夫”(BorisStepanov),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前往西班牙协助西共与统社党开展工作。——中译者注


[46] 帕尔米洛·托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1893年3月26日——1964年8月21日),生于热那亚(Genoa),1914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1921年参与创建意大利共产党(Partito Comunista d’Italia),1927年至1934年、1938年至1964年担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垮台后,曾于1944年至1945年任副总理,1945年至1946年任司法部长。——中译者注


[47] 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指出:托里亚蒂是在叛乱爆发后的头几天抵达西班牙的,也就是说在1936年夏天就到了,托里亚蒂还担任了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常务委员。但费拉拉夫妇——托里亚蒂的官方传记作者——却认为,托里亚蒂是在1937年7月才抵达西班牙的(第280页),他“尽量保持低调”(第288页),并证实了托里亚蒂“一心扑在西班牙问题上,专心致志地研究与西班牙共产党和西班牙人民运动相关的各种问题。”请参阅玛尔切拉·费拉拉(Marcella Ferrara)与毛里奇奥·费拉拉(Maurizio Ferrara)合著的《帕尔米洛·托里亚蒂传》(Palmiro Togliatti),法文版由让·诺阿洛(Jaean Noaro)翻译,巴黎,社会出版社(Editions Sociales),1954年。——原注


[48] 格洛·埃诺(GerőErnő,1898年7月8日——1980年3月12日),匈牙利共产党(Kommunisták Magyarországi Pártja)建党成员之一,匈牙利共和国成立后在共产主义青年工人同盟(Kommunista Ifjúmunkások Magyarországi Szövetsége)工作。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覆灭后流亡苏联,在共产国际工作。西班牙内战爆发后,被共产国际派往西班牙协助西共开展工作。1939年返回苏联。1945年返回匈牙利。1956年7月18日担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Magyar Dolgozók Pártja)总书记,10月25日辞职,流亡苏联。1960年回国,但被开除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Magyar Szocialista Munkáspárt)。1980年在布达佩斯逝世。——中译者注


[49] 维托里奥·维达利(Vittorio Vidali,1900年9月27日——1983年11月9日),生于穆吉亚(Muggia),1921年参与创立意大利共产主义青年团(FederazioneGiovanile Comunista d'Italia),此后曾被共产国际派往古巴和墨西哥工作。西班牙内战爆发后,被共产国际派往西班牙协助西共开展军事工作,曾用“卡洛斯·孔特雷拉斯”(Carlos Contreras)的化名担任第五团团长。共和国覆灭后返回墨西哥,曾参与刺杀托洛茨基的阴谋。1947年返回意大利。——中译者注


[50] 西蒙娜·泰里(Simone Téry,1897年1月28日——1967年12月12日),法国记者、小说家。1935年参加法国共产党。曾长期担任《人道报》记者。


[51] 他和共产党的几位军事领袖的名字被编入了著名的《第五团之歌》(El QuintoRegimiento),这首歌有一段是这样唱的:


跟着利斯特尔和“农夫”,
跟着加兰和莫德斯托,
跟着卡洛斯少校,
民兵心中就充满了勇气。
(Con Lister yCampesino,
Con Galán y con Modesto,
Con el Commandante Carlos,
No hay miliciano con miedo.) ——中译者注


[52] 1936年9月14日,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动用510吨黄金储备,向苏联购买军备物资,资产阶级舆论便借此大做文章,攻击苏联骗取了共和国的黄金。——中译者注


[53] 波克瑙,《西班牙战场》(The Spanish Cockpit,伦敦,1937年),第292页。——原注


[54] 当然,也有右派分子为了寻求庇护而混入全劳联的情况。但只有共产党既能提供庇护,又能提供为保卫法律与秩序而战的机会。——原注


[55] 波克瑙认为,在西共的党员中间,军队和行政人员占的比例最多,其次是小资产阶级、富农与职员,最后才是产业工人。多列安斯(Dolléans)介绍了瓦伦西亚的前右协成员参加共产党的情况,并得出结论:共产党的党员“来自共和国阵营中最保守的分子”。大部分正规军军官(其中一些人在战前只是共和派)只要不是右派,都参加了共产党。比方说,米亚哈和波萨斯,还有年轻一些的伊达尔戈·德·西斯内洛斯、加兰、休塔特、科尔顿和巴尔塞洛都是共产党员。——原注


[56] 1937年1月1日,阿尔卡拉—萨莫拉总统的儿子何塞·阿尔卡拉·卡斯蒂利奥(José Alcalá Castillo)刚刚结束流亡生活,就参加了共产党:1月6日,在巴尔冯丁(Balbontín)的协助下,共产党通过广播电台,向“为敌人阵营而战的富裕资产阶级子弟”发出呼吁,要求他们“一起投靠西班牙人民”。何塞·阿尔卡拉·卡斯蒂利奥随“工人”代表团一同前往苏联,参加了五一节庆典。他在五月六日的的《消息报》上发表文章,感谢“伟大的斯大林同志”,这篇文章被西班牙多家报刊转载。


西共党员中的这个新阶层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康丝坦西娅·德·拉·摩拉(Constancia de la Mora),她出身于西班牙寡头集团中最显赫的大家族之一,外祖父是保守派政治家安东尼奥·毛拉(Antonio Maura),她从不掩饰自己对外祖父的崇敬之情。她与马拉加的一位乡绅结了婚,这场婚姻以灾难收场,导致她与家庭发生了矛盾(另据凯斯特勒[Koestler]和查尔默斯·米切尔[Chalmers Mitchell]记载,她的前夫姓波林[Bolín])。她离婚后,又和伊达尔戈·德·西斯内洛斯结了婚,并在马德里管理书报检查办公室,她总是遵照党的命令,批评政府的决策。她的自传《双倍的显赫》(Doble splendor,墨西哥城,大西洋出版社[Atlante],1944年;英文版标题为In Place of Splendor,纽约,Harcourt,Brace,1939年)是一部有趣的目击证词:这个聪明、活泼、勇敢的女人依然说着她那个阶级的语言,并像她的外祖父仇视社会党人一样,仇视极端革命派。——原注


[57] 恩里克·卡斯特罗·德尔加多(Enrique Castro Delgado,1907—1965),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在第二共和国时期曾担任反法西斯工农民兵领导。内战爆发后参与创建第五团,并担任第五团首任团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苏联,担任西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44年被开除出党。后移居墨西哥。——中译者注


[58] 在1937年3月19日的《工人世界》上,“热情之花”引用了一份政委的伤亡报告,可能在无意间披露了共产党在政委中的绝对统治地位:阵亡的32名政委中,有21人是共产党员,7人是统社青团员;负伤的55名政委中,有35人是共产党员,1人是统社青团员。她还承认,由于共产党员表现得比其他人更英勇,负伤和牺牲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即使考虑到这个原因,仍能看出共产党在政治委员中间占有绝对优势。卡巴耶洛曾坦率地指责德尔·巴约,说他放任共产党渗透总政治委员部。普里耶托曾指责马德里战线政治委员部主任、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安东(Antón)。必须承认,共产党最了解政委的重要性,共产党提出的政委候选人也远远多于其他组织。——原注


[59] 里卡尔多·布里利奥·斯托利耶(Ricardo Burillo Stholle,1891—1940),曾参加陆军,晋升为步兵少校。共和国成立后调入突击警察。1936年参加西共和共和国反法西斯军事同盟。内战爆发,参与镇压马德里的叛军,此后曾担任第9师师长、埃斯特雷马杜拉军军长和加泰罗尼亚保安警察总监。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40年被维希法国政权逮捕后移交给弗朗哥反动政权,被判处死刑。——中译者注


[60] 尤塞维奥·罗德里格斯·萨拉斯(Eusebio Rodríguez Salas,1885—1952?),一战期间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曾在抢劫塔拉戈纳银行时失去一支手臂。1920年参加塔拉戈纳省全劳联第一次代表大会组织委员会,1921年担任全劳联海运工会(Sindicato de Transporte Marítimo)书记。1930年参加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1935年脱党后参加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者同盟,1936年参加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1936年12月担任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公共秩序委员。在1937年五月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墨西哥。1942年被开除出党。——中译者注


[61] 这个消息是社会党人阿尔瓦尔(Albar)告诉给统工党马德里组织的领导人恩里克·罗德里格斯的:“罗森贝格大使不让你们参加。这当然很不公平,但请理解我们:苏联太强大了;我们要么放弃提名统工党,要么就得失去苏联援助。我们只能让步,放弃了统工党。”安德拉德和戈尔金随后赶往马德里,但他们也遭到了拒绝。统工党没能参加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原注


[62] 路易吉·贝尔托尼(Luigi Bertoni,1872年2月6日——1947年1月19日),意大利无政府主义作家。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曾率领无政府主义者支援共和国。——中译者注


[63] 转引自卡米洛·贝尔耐里(Camillo Berneri),《西班牙的阶级战争》(Guerre de classes en Espagne,巴黎,工人印刷厂[ImprimerieOuvrière],1938年),第40页。——原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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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保卫马德里:“此路不通!”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坚守在托莱多医院里的最后一队全劳联民兵被消灭了,托莱多的最后一丝反抗被扑灭了。内战的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首都保卫战开始了。在国民军将领看来,这将是最后一战:马德里的陷落标志着共和国的覆灭。他们谁也没有想到民兵会进行认真的抵抗。大部分外国观察家也同意他们的观点:外交界正在为首都的陷落做准备,在德国和意大利看来,攻克马德里,就会改变西班牙的法律地位,并使弗朗哥政府获得正式承认。



叛军将领原先预计他们将在十月十二日,也就是奔牛节那一天开进马德里[1]。巴莱拉将军负责指挥进攻部队:他手下有两万名正规军士兵、摩尔兵和外籍军团雇佣军,他们嗜血好战、纪律严明而又充满自信,深信自己不会遭遇任何抵抗。起初一切进展顺利:进攻部队沿着塔霍河谷行进,在十月十日与从瓜达拉马山脉出发的达维拉[2]军会合。途中他们只遭到了由乌里瓦里和巴约率领的列万特民兵的一些骚扰,而这种游击行动是无法阻止现代化军队的前进的,要想阻止它前进,除了正面进攻别无他法。叛军在三天内推进了二十七千米;在十五日占领了查皮内里亚(Chapinería),在十八日占领了纳瓦尔卡尔内洛(Navalcarnero),又在二十一日攻占了伊列斯卡斯(Illescas);叛军就像一把钳子一样,牢牢地钳住了马德里。

马德里即将陷落


弗尔克斯[3]在九月底向柏林发去了十分乐观的报告。马德里是守不住的。它没有粮食储备,没有防空措施,没有布置防线,甚至没有挖掘一条战壕。守卫马德里的民兵装备差,训练也差,更缺乏优秀的指挥员。马德里守军的确刚刚获得了第一批现代武器,那是苏联提供的第一批物质援助,然而,这批武器却令人震惊地暴露出了民兵缺乏训练的缺点,有了现代武器就能扭转战局的观点,似乎也随之不攻自破。九月二十八日,拉尔戈·卡巴耶洛在广播讲话中宣称:“我们拥有强大的机械化装甲部队。我们有坦克,还有一支强大的空军。”就在同一天,四十辆苏联坦克在空中支援下,突破了叛军的防线,可是步兵却未能及时跟上,共和军的首次反击便以失败收场。此外,马德里的军方首脑被艰难的形势给压垮了,他们似乎打算放任叛军攻占马德里。负责指挥中央集团军的阿森西奥将军毫不掩饰自己的悲观。他在十月二十四日被波萨斯将军接替,但波萨斯将军也不相信马德里能守得住。阿森西奥和波萨斯都劝政府尽快撤离首都。







十一月初,莫拉将军重组了部队,着手为总攻进行准备;叛军总参谋部经过一番讨论后,决定沿着田园之家[4]和大学城进攻马德里,这样就能避开工人区,避免巴莱拉等人最担心的巷战。叛军将领在得知苏联正在给马德里提供支援的情报后,决定先发制人,趁马德里保卫者军心未定之时进攻。十一月四日,赫塔菲机场落入叛军之手;十一月六日,雅古埃纵队占领了卡拉万切尔(Carabanchel)和天使山[5]要塞。莫拉把未来的马德里市议会议员们召集到他的司令部,准备带着这些议员一起进入首都。布尔戈斯电台在十一月四日开办了一个叫《马德里的最后时刻》的节目。弗朗哥在十一月七日宣称:他将于次日在马德里参加弥撒;十一月八日,叛军抵达了曼萨纳雷斯河(Manzanares)上的塞戈维亚大桥和托莱多大桥。



马德里眼看就要在数小时内陷落:在内阁会议上,共产党和无政府主义者坚决要求政府留在马德里,但拉尔戈·卡巴耶洛力排众议,决定将政府撤往瓦伦西亚。虽然在公开报道中,内阁是一致同意撤往瓦伦西亚的,但许多战士却把这种预防措施当作临阵脱逃[6]。在塔兰孔发生的冲突[7]令人哭笑不得,虽然无政府主义者缺乏纪律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它仅是导致这次冲突的原因之一:全劳联民兵拦下政府车队,反映了马德里工人的普遍情绪:马德里工人比其它地方的工人更信任政府,更愿意接受政府的纪律,然而,在十一月九日,政府却当着他们的面溜走了,政府的军事专家消极地等待首都陷落,而没有全面发动群众保卫首都。在九月初,有两万多人自愿参加构筑防御工事,然而政府只录用了不到两千人。在社会党、共产党和无政府主义活动家看来,首都保卫战仍未失败。枪毙全部部长的强烈愿望,与奋战至死的强烈意志共存。全劳联马德里分会提出的“没有政府的马德里万岁!”(“¡Viva Madrid sin gobierno!”)的口号,将这种非常普遍的情绪体现得淋漓尽致。


米亚哈将军与保卫马德里委员会



拉尔戈·卡巴耶洛政府在撤离时,将保卫马德里的重任交给了米亚哈将军。从那时起,无数作家和目击者就在反复争论:政府为什么会把如此重任交给这个即将退役的将军,让他成了保卫马德里的英雄呢?米亚哈将军是正规军军官,在西蒙娜·泰里笔下,他“年约六十,体格肥胖,但充满活力”;他向来都不是积极的共和派:内战爆发前他曾参加过西班牙军事同盟。马丁内斯·巴里奥在组建那届短命的妥协政府时,将他任命为陆军部长——这个选择意味深长——等到希拉尔政府成立时,没有继续让他担任陆军部长,反而让他自谋出路。他曾率领共和军收复了阿尔瓦塞特。然后又被贬到瓦伦西亚,忍受着何塞·贝内迪托中尉的轻慢;后来被调去指挥安达卢西亚战线,在那里又被自己的部下指控“怠工”,拉尔戈·卡巴耶洛便在十月二十四日把他调到了马德里[8]。有人声称政府之所以把保卫马德里的重任交给他,是因为受到了共产党的“威逼”或“怂恿”,然而无论政府的真实动机如何,这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当时与共产党并无特殊关系。



内阁在十一月六日决定成立保卫马德里委员会,负责组织和管理守卫首都的部队,并下令由米亚哈将军担任守军的司令官[9],同时授权他作为政府代表,参加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保卫马德里委员会是根据政府的命令成立的,它的主席是政府代表,它的委员是所有支持政府的政党与工会的代表,但它却不是单纯的顾问委员会,也不是政府的附庸。政府撤离后,首都事实上已经被那些一心求战的人掌握,在这个时候领导首都的保卫马德里委员会,自然就成为了真正的革命政府,它的言论和行动名副其实。



它的革命性首先体现在它的人选上。米亚哈将军起初似乎想找总政治委员部的人帮忙,毕竟所有政党都参加了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但是最著名的人已经跟着政府撤出了马德里。因此,他没有人可以依靠。他身为职业军人的气质和眼光,他对组织性、纪律性与效率的信任,自然使他寻求第五团的支持,而米赫也马上把第五团交给他使用,并让共产党书记切卡[10]担任联络员。十一月七日晚上,保卫马德里委员会成立了:它的委员都很年轻,几乎全都不满三十岁,因此被戏称为“米亚哈的娃娃兵”。共产党通过自己以及工总和统社青的代表控制着保卫马德里委员会,最重要的职位都被他们占了[11]。



保卫马德里委员会成了西班牙共产党、共产国际与苏联的事务。在整个西班牙内战期间,共产党人在马德里保卫战之后,就再也没有表现出如此高涨的战斗激情,苏联的援助力度也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达到了顶点,此后就再也没有如此大力地支援共和国。



由苏联提供的、或是由苏联的代理人购买的物资早在十月就运抵了马德里,在十一月和十二月间,一批又一批的物资不断运来。马德里的保卫者很快就有了步枪、手榴弹、机枪、坦克、野战炮和弹药。一支现代军队在首都周边成长起来了。它的军事领袖熟知一切现代技术,远胜于忠于共和国的少数军官。罗森贝格上任之初,就带来了一批军官,协助创建第五团。十月二十日前后,第二批苏联军官也抵达了西班牙,他们的人数要比第一批多得多;虽然人们只知道他们的化名,但他们起到的作用,要远远超过米亚哈和罗霍,这点是众所公认的。“桑乔”[12]负责总参谋部,并成为了保卫战的实际组织者。“帕布洛”[13]负责指挥装甲部队,“道格拉斯”[14]负责指挥空军,他指挥的这支空军就跟安德列·马尔罗笔下的英雄中队一样厉害[15]。最后还有米哈伊尔·科尔佐夫,他无疑是一个优秀的军事人才,同时又是一位真正的政治领袖,他在西班牙的正式身份是《真理报》特约记者,这使他能够直接联系斯大林与伏罗希洛夫[16]。莫斯科训练出来的外国共产党员也担任了重要的军事职务:除了前面介绍过的卡洛斯·孔特雷拉斯之外,还应该专门介绍一下米盖尔·马丁内斯(Miguel Martínez),他是马德里集团军政治委员部主任[17]。


当马德里保卫战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候,国际纵队抵达了前线:据科洛德尼[18]的记载,国际纵队第XI(十一)旅[19]的三千五百名战士迈着整齐的步伐,沿着格兰大道(Gran Vía)开进了马德里,一路上群众向他们欢呼“俄国人万岁!”(¡Vivan los Rusos!);在十一月和十二月里,国际纵队第XI旅和第XII(十二)旅的八千五百名战士参加了首都周边的战斗。一批优秀的将领也随国际纵队来到了西班牙,其中最出名的是克雷贝尔将军[20],他的名气盖过了米亚哈、卢卡奇[21]和汉斯[22]。这批部队是先头部队,到了十一月八日晚上,他们已经按照一个国际纵队战士对五个西班牙人的比例,部署到了田园之家的阵地上:他们以身作则,教西班牙人如何操作武器和利用掩体。更重要的是,国际纵队的外国志愿者往往经历过多年的艰苦斗争,经历过罢工、街头武斗、地下工作、坐牢、酷刑、苦役和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科洛德尼认为台尔曼[23]旅和埃德加·安德列[24]旅[25]的德国人都是坚不可摧的人[26]。总之,革命热情、献身精神与铁一般的纪律,把他们锻造成了了一支无可替代、名声显赫的突击队,他们光荣的战斗,不仅对他们自己意义重大,也给西班牙同志树立了榜样。


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工作方法


当苏联军事顾问与欧洲各国革命者抵达马德里时,对十月革命的宣传,使全城沉浸在史诗般的气氛中。共产党贴出的大幅海报宣称:“要像保卫彼得格勒一样保卫马德里”。罗森贝格带来了《喀良施塔德的水兵》、《恰巴耶夫》、《战舰“波将金”号》等电影,在马德里所有电影院上映,引得马德里市民蜂拥观看,看了这些电影后,他们觉得自己与俄国革命的传统紧密相连,他们相信自己正在复活这种传统。“热情之花”穿着黑衣,宛如工人革命的化身,组织马德里妇女进行了盛大的游行,令在场的所有观察者无不为之动容,她不断地用西班牙语呼喊着简短而英勇的口号:“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宁做英雄的寡妇,不当懦夫的老婆”。为了守住马德里,必须激励它的保卫者踊跃行动。保卫马德里委员会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它才根本不谈共和国的法制,或遵守法律与秩序、保护财产。它立刻向马德里工人呼吁:要给他们正在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增添光彩[27]。


在马德里保卫战期间,全劳联与统工党的活动家在其它地方、在伊伦和圣塞瓦斯蒂安所提倡的方法,被保卫马德里委员会采纳了:把人民武装起来;让各委员会掌握大权;让群众自由行动;实行简化的革命审判。十一月九日,各工会组织的工人纵队开赴前线,他们没有武装,等到了前线后再领取阵亡者和负伤者的武器。人民俱乐部和自由派的文艺社[28]成了征兵站;在可能遭到叛军进攻的街区,每一条街道上都筑起了街垒。科洛德尼写道:“妇女和儿童组成的人链,源源不绝地马德里的砖石递给建筑工人,他们用这些材料筑起了象征性的城墙,虽然这在军事上毫无用处,却在心理上产生了坚不可摧的感觉,他们用这些城墙来迎击……巴莱拉的进攻。”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的社区委员会、房屋委员会和街区委员会立即接管了组织防御、防空观测、监视可疑人物的任务。第五团亲自号召市民成立这些委员会,西共马德里组织没有一个人敢批评这些委员会是非法组织[29]。在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倡议下,各种专门的委员会也自发地成立了:有粮食供应委员会、通讯委员会与弹药委员会;有负责做饭洗衣的妇女委员会。如果有人遭到共和国警察之外的其他人的搜查和逮捕,也没人会抱怨这是非法的或未经授权的。突击警察与国民卫队遭到了迅速而严厉的整肃;在几天里就有一百多名国民卫队队员遭到逮捕。前几个月里成立的警察部队大多已被调往瓦伦西亚。加西亚·阿塔德利和他的助手已经潜逃出国[30]。由佩德洛·切卡领导的第五团治安卫队和由爱德华多·巴尔的同志、无政府主义者萨尔加多[31]领导的陆军部特别处负责搜查、逮捕和处决。据科尔佐夫记载,米盖尔·马丁内斯在十一月六日下令,将关押在模范监狱里的最重要的叛军俘虏疏散到其它地方。就在同一天,本应被疏散的六百名俘虏却在阿格兰达(Agranda)大道上被枪毙了。据加林德斯[32]记载,两天后又有四百名俘虏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从十一月到十二月,在桑蒂亚戈·卡里约和他的副手卡索尔拉[33]的许可下,不经审判的处决多次发生。保卫马德里委员会虽然顾忌外交上的影响,然而这并没有阻止它到外国使馆里逮捕支持弗朗哥的难民和为弗朗哥工作的特务[34]。无论这些措施会招来什么样的看法,它们都实现了自己的目标:第五纵队[35]未能发挥叛军头目期待的作用。


十一月的战斗


当战斗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候,米亚哈的军队获得了幸运的眷顾。十一月九日,在一辆叛军坦克上,民兵从一具军官的尸体上搜出了一份文件,经鉴定,这份文件就是《第十五号作战命令》的副本——也就是说,这是巴莱拉为十一月七日的总攻所制定的作战计划。罗霍中校把胜利赌在这份文件上,他赌赢了。他推测十一月七日的总攻因故推迟了,而缴获的这份文件表明国民军刚刚发动进攻。共和军领导人原先预计叛军的主攻方向是巴列卡斯(Vallecas),他们在二十四小时内调整好了部署,准备在田园之家和大学城两个方向上迎击叛军的主攻。十一月八日,两个摩洛哥营突破了共和军防线,向模范监狱进军。经过激烈的战斗,突破口被堵上了。当天晚上,国际纵队第XI旅进入了阵地:东布洛夫斯基[36]营驻守在比利亚维尔德(Villaverde);埃德加·安德列营驻守在大学城;巴黎公社营驻守在田园之家。最关键的田园之家—大学城地带由克雷贝尔将军指挥。巴莱拉的攻势未能取得突破。当天夜里,共和派、无政府主义者、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共同召开大会,纪念十月革命:群众齐声高呼由“热情之花”推广的口号:“此路不通!”(¡No pasarán!)援军在当天夜里开始向马德里进发。但在十一月九日早上,只有从瓜达拉马山脉出发的“农夫”营[37]抵达了马德里。巴莱拉的部队在托莱多大桥和公主桥(El puente de laPrincesa)加强了攻势。苏联飞机摧毁了一个意大利装甲车队。埃德加·安德列营损失惨重,虽然它守住了大学城,但是,已经攻入田园之家的摩洛哥部队正向北面推进,对它构成了威胁。克雷贝尔大胆地把部署在前线的国际纵队第XI旅全部撤回,让他们装上刺刀,在田园之家向巴莱拉的摩尔兵发起决死的反击,经过彻夜奋战,击退了摩尔兵。国际纵队歼灭了田园之家的敌军,但他们也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兵力。战斗的中心现已转移到了下卡拉万切尔(Carabanchel Bajo),那里由“农夫”的游击队员防守,他们正在同摩尔兵争夺每一栋房屋。米亚哈和罗霍利用这一时机,将来自加泰罗尼亚和瓦伦西亚的四万援军派上前线,部署在尚未被突破的十六千米长的防线上,并构筑了一个由工事和堑壕组成的复杂的防御网。十一月十二日,共和军总参谋部向天使山发动反攻。这次反攻虽然失败了,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前线的压力。


十一月十四日,由三千五百人组成的杜鲁蒂纵队从阿拉贡战线赶赴马德里,赢得了马德里市民的热烈欢迎。杜鲁蒂要求把自己的纵队派到最危险的地段。他的纵队被调到了大学城对面的田园之家。总参谋部把一位化名“桑蒂”(Santi)的苏联军官派给他,担任顾问。马德里的战斗与加泰罗尼亚的战斗完全不同,起初这让加泰罗尼亚民兵非常吃惊,但他们打得很英勇,但他们的领袖却觉得还不够英勇,他曾多次斥责他们不够大胆。


十一月十五日,叛军向他据守的地段发起了主攻:叛军用野战炮和迫击炮压制了曼萨纳雷斯河岸上的共和军阵地,雅古埃纵队趁机向共和军阵地发起了一波又一波进攻;与此同时,秃鹰军团[38]的德国轰炸机正在对大学城和城西公园(Parque del Oeste)狂轰滥炸。下午晚些时分,阿森西奥[39]纵队设法突破了共和军防线,在大学城内占领了一处阵地,国际纵队第XI旅立刻发起了反击。每一栋楼房、每一层楼层都发生了激烈的争夺。路易·德拉普雷写道:“他们在几乎伸手可及的距离上互相射击,在每一层楼梯上厮杀……在一些房子里,叛军占领了一楼,而政府军在二楼据守……他们通过烟囱相互叫骂。[40]”


在临床医院,民兵在货运电梯里塞满手榴弹,再用电梯把手榴弹送往一楼,轰炸那里的摩尔兵。阿斯图里亚斯爆破手四处投掷他们那种致命的小炸弹,所到之处人仰马翻,尸横遍野。从十七日到二十日,叛军在付出惨重代价后,取得了一点进展。十一月二十一日,杜鲁蒂在大学城牺牲了[41],在他的纵队里,有一些人对他深怀不满,因为他不断驱使他们投入危险的战斗,并在这种极端危险的环境中要求他们服从纪律,他很可能就是被这些人之一枪杀的。杜鲁蒂的葬礼,成了展现各反法西斯组织团结一致的盛大示威。大学城的防线几乎巍然不动;就在杜鲁蒂牺牲的那一天,国际纵队第十一旅在克雷贝尔和汉斯率领下,在大学城发动了反攻,并赢得了胜利。次日,国际纵队第XII旅在边防部队的支援下,在赛马场北边发起反攻,一栋房子接一栋房子地夺回失地。十一月月底,当它终于完成这个任务后,它从前线撤下休整:它已经损失了一半兵力。


但是,奇迹发生了。马德里没有陷落。狂热分子和宣传家一再宣称,马德里将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坟场”,现在看来,这似乎要成真了。


空袭的恐怖



叛军将领根本没有料到马德里的抵抗会如此顽强,他们失去了耐心。他们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迅速赢得胜利。弗朗哥曾宣称不会轰炸平民,但他最终决定,用他的空军司令的话来说,“试图通过空袭瓦解平民的士气”[42]。据他估计,战乱和物资短缺(无论领取什么食物,都要排上很长的队),已经严重挫伤了马德里的士气,只要再丢下一点炸弹,就能彻底打垮马德里的斗志。十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和三十日,叛军的空军进行了首批空袭。不过,真正的空袭直到十一月四日才开始。仅在十一月八日晚上至九日早上,就有三百五十人被炸死。在十一月十日、十一日和十二日,多处房屋被烧毁;十一月十五日,库瓦特洛·卡米诺斯医院遭到轰炸。十一月十六日,叛军的空军开始“有计划地屠杀平民”[43]。据科洛德尼记载,有五千名平民在夜间空袭中丧生。在空袭警报结束时,全城似乎都陷入了火海:德拉普雷在十一月十七日写道:“在过去二十四小时里,我们每一脚都踏着血泊,每一次呼吸都能闻到火焰的味道。[44]”整个十一月里,空袭都在不断进行。马德里似乎无时无刻不在燃烧。国民军的飞机在完成轰炸任务后,又飞下来用机枪扫射消防员。第五纵队的特务趁乱枪杀民兵、投掷手榴弹,企图以此协助轰炸。在马德里的废墟上,在布满弹坑的街道上,三十万人四处奔逃,寻找避难所。马德里平时有一百万居民,现在又增加了五十万难民。几百栋楼房被炸毁,无数人无家可归,这些憔悴、绝望的可怜人在街头游荡;母亲在呼唤自己的孩子;筋疲力尽的老人带着一点可怜的家当,在街头徘徊。全城的避难所仅能容纳十万人,只藏得下马德里人口的十五分之一。谣传弗朗哥曾声称不会轰炸萨拉曼卡区。尽管最多只能容纳二万人的萨拉曼卡区早已人满为患,市民却还是纷纷涌入那里,在小巷里住了下来。《巴黎晚报》记者路易·德拉普雷不露声色地表达了二十世纪的人类在目睹如此惨剧时产生的强烈憎恶,这在当时是空前的:


死亡以堑壕里的士兵为食。
我得说,我不过是个小人物;
然而,请让我说出自己的想法。



耶稣基督说过:“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45]”在目睹了马德里的无辜平民惨遭屠杀后,我认为,我们应该这么说:“不要赦免他们,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46]”



日复一日的屠杀折磨着马德里市民的神经,然而却没有打垮他们的斗志。国民军的战略家蔑视群众,导致他们犯下了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滔天大罪,巴斯克天主教徒加林德斯对他们的误算做出了庄严的判决,他在判决结尾写道:“敌人没能进城。他们唯一的成果,就是激起了那些此前一直无动于衷的人的仇恨,犯下了远超契卡的屠杀的恶行,跟他们相比,就连契卡都算是好的。[47]”


转折点



九月末,马德里处于一种热烈的混沌状态,而到了十月,德拉普雷发现这座城市“冷静下来了,几乎是沉默的,坚定的决心使它变得紧张起来。”在恐怖的十一月里,马德里只要没有遭到空袭,就变成了一座梦魇般的都市:日落之后完全看不到一丝光线,灰色的人影彼此交叠,汽车不开车灯,在布满弹坑的街道上行驶,唯一的生命迹象是汽车的喇叭声,它听起来既像炮声,又像有人在很近的距离开枪的声音。死亡时刻萦绕在市民心头,他们紧绷着神经,无时无刻不在焦急地注视着天空,准备在第一声警报响起时躲进避难所,并毫无哀悼之情地埋葬空袭的受害者;只要街区委员会或房屋委员会向他们请求,他们就会站出来站岗放哨,跟踪间谍,或乘着地铁前往前线。叛军重重包围了马德里,准备把它扼死,在这黑暗的时期,英雄时期的火焰逐渐熄灭了。我们前面已经引用过美国作家科洛德尼的话,他对十二月以后的形势做出了非凡的分析:“在红军将领的指挥下,马德里的战争改变了形式,它原先是由革命委员会领导的战争,现在变成了由总参谋部的技术专家领导的战争。在头几个星期里,马德里是一座欢腾雀跃的城市,它在包围中变得阴郁、单调了,寒冷与饥饿仍没有放过它,楼房在空袭中化为废墟,平民在空袭中被炸死,已经成为再熟悉不过的平凡景象。英雄时期已经变成了传说与历史:在致命的危险面前,所有人万众一心,共同奋战,然而当敌人正在挖掘防御工事时,这种危险似乎就消失了。[48]”



在十一月里,各工人政党暂时停止了相互攻击。在街区委员会和房屋委员会里,各政党和工会的代表毫无保留地进行合作。无政府主义者向国际纵队的共产主义者欢呼致敬,共产党人也以同样的热情向杜鲁蒂纵队欢呼致敬。在战斗中,所有的民兵都得到了平等的对待,统工党的纵队跟其它纵队一样,获得了武器和弹药,守住了分给它的阵地。到了十一月月底,这种良好的关系开始变质。在关键时期成立的各种人民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曾得到了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承认,然而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现在却不再承认它们了。共产党的各个支部、小组、区委会的书记开始致力于解散各类委员会,迫使它们放弃自己的革命主动性,让保卫马德里委员会掌握一切事务。全劳联的部队又同共产党的武装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十二月十二日[49],米亚哈和共产党委员促使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做出决定,立即将所有民兵部队正规化。十二月二十四日,保卫马德里委员会颁布法令,命令后方民兵将它们从马德里保卫战开始时接管的一切治安、保卫和监督职能转交其它部门。这道法令禁止了在首都携带步枪。治安职能转交给了由总参谋部和保安警察总监领导的保安警察与突击警察的专门机构。十二月二十六日,全劳联民兵借口检查粮食供应委员帕布洛·雅古埃[50]的车子,把他打成重伤。共产党、社会党与共和派的报刊对此发表了愤怒的声明。全劳联的报纸《全劳联》(CNT)想对此发表解释,却因新闻审查而不能出版,但行凶者在被捕后,却被人民法庭宣判无罪。全劳联的报纸又指责共产党,说共产党为了报复,在马德里郊区枪杀了三名全劳联会员。



但是,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主要目标,却是在马德里力量较弱的统工党。在正规化之后,统工党的民兵就得不到薪饷、武器和弹药;巴尔德里斯和他的战士没有办法,只能参加了全劳联的民兵。统工党的报纸连遭打击:它的周报《统工党》(POUM)和日报《红色战士》(El Combatiente Rojo)先后被停刊。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不许马德里伊共青(统工党的青年组织)出版它的周报《火炬》(La Antorcha);而在前线担任连长的马德里伊共青书记赫苏斯·布兰科(Jesús Blanco)刚刚牺牲,年仅二十一岁。统工党的办公室、广播电台、总部以及它的红十字会的总部都被查封了,统工党和伊共青实际上已被禁止活动。眼前的危险刚刚过去,报复就马上开始了:《真理报》的威胁眼看就要成为现实。形势已经到了转折点。



军事形势也已经到了转折点。诚然,叛乱头目还没有发现他们的计划已经彻底失败:弗尔克斯认为,到了十一月二十四日,叛军的高层仍在低估攻占马德里的困难。弗朗哥依然在全力进攻这个至关重要的地方,然而,如果说共和军在当时只在一个地方能够进行有效的抵抗,那这个地方非马德里莫属。他这么做的原因,肯定是因为马德里保卫战已经成了举世皆知的共和国的抵抗的象征。这是一场豪赌:用弗朗哥的话来说,粉碎了马德里的抵抗,整个西班牙就会跪地乞降。



然而,直到此时,叛军的方法和兵力都不足以突破马德里的防线。十一月的失败表明叛军几乎无法从正面粉碎马德里的抵抗。在巷战中,在士气高昂、积极主动的工人民兵面前,国民军的物质优势与战略优势根本发挥不出来。因此,国民军改变了目标,把战斗转移到了对自己更有利的开阔地上:在开阔的乡村,它能够重新发挥自己的优势,而且足够宽广的战线可以使它部署坦克,并进行大范围的战略机动。


包围圈之战



于是,叛军改变了思路,不再强攻马德里,转而从侧翼包围它,企图迫使它投降。意大利和德国提供的物资,足以使它完成这个作战。此时,马德里战线上的叛军拥有六万名装备齐全的士兵。



叛军把西北地带选作首次进攻的目标,十一月二十九日,叛军在波苏埃洛(Pozuelo)发动了进攻。叛军的目标是消除北方突出部,切断马德里守军同瓜达拉马山脉的联系,断绝首都的水电供应。第一天,由弗兰西斯科·加兰指挥的第十三旅防守的共和军防线被叛军突破了,但是,共和军先是投入了苏联坦克,然后又用飞机赶走了斯图卡轰炸机,恢复了防线。随后,奥尔加斯接管了国民军的指挥权,并大批投入了预备队,国民军在喘息之后又发起了进攻:国际纵队第XII旅在波苏埃洛顶住了摩洛哥部队的进攻;罗霍指挥共和军向加拉维塔斯山(CerroGarabitas)发动反攻,却遭到了伪装巧妙的重型火炮的炮击,因而未能成功。战局暂时平静下来。由于严寒导致的通讯不畅,战局到了十二月十六日才重新活跃起来:巴尔塞洛上校的部队遭到一万七千名叛军的进攻,被击溃后不得不撤至波亚迪利亚·德尔·蒙特(Boadilla del Monte)。此时,又是苏联坦克和国际纵队第XI旅的东布洛夫斯基营阻止了叛军的攻势。经过四天四夜的激战,国际纵队损失惨重,但他们也让敌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迫使奥尔加斯取消了进攻。



一月的战斗仍然发生在同一地段,但天气条件更加恶劣,以至于科洛德尼称其为“雾中之战”。德国将军为叛军调拨的援军抵达后,叛军于一九三七年一月三日再次发起进攻:叛军的目标是推进至比利亚努埃瓦·德尔·帕尔迪利奥(Villanueva del Pardillo)、拉斯·罗萨斯(Las Rozas)和马哈达翁达(Majadahonda)一线。跟前两次进攻一样,这次进攻起初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叛军攻占了比利亚努埃瓦·德尔·帕尔迪利奥;不过,国际纵队把守着最关键的阵地:巴黎公社营守在波苏埃拉,正对着叛军的右翼;埃德加·安德列营与台尔曼营守在拉斯·罗萨斯东面。一月五日,奥尔加斯的大部队突破了曼萨纳雷斯河西岸的防线,沿着这个突破口,叛军的飞机、坦克、轻型火炮和步兵以及第二批坦克大举向东推进。共和军总参谋部把生力军集中在艾尔·帕尔多(El Pardo),由利斯特尔少校指挥,并派出了国际纵队第XIII(十三)[51]旅和第XIV(十四)旅。在四十八小时里,共和军被叛军逼得步步后撤。一月十日,国际纵队第十三旅和第十四旅向马哈达翁达与拉斯·罗萨斯发动反攻。米盖尔·马丁内斯和帕夫洛夫接管了这一地段的指挥权:双方的拉锯战持续了三天三夜。最后,奥尔加斯放弃了:他推进了二十千米,却损失了一万五千人。米亚哈的损失大致相当,其中三分之一是国际纵队的战士。由于兵力消耗殆尽,加上缺乏预备队,叛军不得不再次停止进攻。



哈拉马(Jarama)战役持续了整个二月。叛军的短期作战目标是抵达并渡过哈拉马河,长期目标是在马德里东南部建立一条宽广的战线,切断马德里同瓦伦西亚的联系。由于连降暴雨,叛军迟至二月六日才发动进攻。国民军攻占了拉·马拉尼奥萨(La Marañosa)的小城堡,从那里可以用野战炮封锁通往瓦伦西亚的铁路。共和军的防线岌岌可危。连日的大雨拖慢了国民军的推进速度,安德列·马尔蒂[52]营也进行了殊死的抵抗,他们遭到了来自拉·马拉尼奥萨的猛烈炮击,以及摩洛哥骑兵的多次冲锋,几乎全军覆没;但国民军还是在二月十日渡过了哈拉马河。二月十一日,国民军攻抵阿尔甘达·德尔·雷(Arganda del Rey),截断了通往瓦伦西亚的道路。国际纵队损失惨重,而原定的西班牙援军却迟迟不来。但是,二月十四日成了叛军的“哈拉马惨剧”:就在这一天,国际纵队第XI旅、第XII旅[53],第XV(十五)旅的残部,刚刚抵达的第XIV旅,利斯特尔的第十一师和由帕夫洛夫指挥的一个坦克营发动了反击。二月十五日,米亚哈和罗霍重组了部队,把国际纵队各旅,利斯特尔、古埃梅斯[54]和鲁贝尔特[55]的部队,同瓦尔特[56]师和加尔[57]师一同整编为第三军;二月十七日,他们发动了进攻,但遭到了秃鹰军团的猛烈轰炸,被迫撤退[58]。二月二十七日,加尔将军在既无火炮也无坦克支援的情况下,贸然向平加隆(Pingarrón)发动进攻,结果亚伯拉罕·林肯营的美国人和西普里亚诺·梅拉的第七旅[59]的无政府主义者暴露在机枪火力下,损失惨重。前线再次陷入了僵局。双方都开始掘壕固守。



马德里和瓦伦西亚之间的道路守住了,但交战双方都已精疲力尽:至少有一万五千人在这次战役中丧生。马德里守军避免了最糟糕的情况发生,却未能消灭哈拉马河上的叛军桥头堡,而南方战线和东南战线延伸过长,兵力严重不足。迄今为止,马德里北部一直都比较平静,弗朗哥打算在这里进行最后一次包围马德里的尝试。他打算依靠刚刚攻占马拉加的意大利干涉军来实现这个计划,而“领袖”[60]也希望自己的手下能赢得一场辉煌的胜利。



意大利干涉军在二月底抵达,此前他们只起到了辅助性的作用。墨索里尼肯定向弗朗哥施加了压力,要求他让意大利干涉军参加一场关键战役。二月后,国民军总参谋部为了向马德里和瓜达拉哈拉一线发动进攻,集结了五万人的兵力。国民军战线的左翼由罗亚塔[61]将军指挥,目标是瓜达拉哈拉,他手下有四个意大利师,每师有五千二百人;两个意大利—德国混合轻步兵旅;四个摩托化机枪连;二百五十辆坦克、一百八十门野战炮与数量可观的各类装备。三月三日,曼奇尼[62]将军向意大利干涉军的士兵宣读了命令:法西斯主义大委员会[63]对战役的胜利充满信心,这次胜利将会“终结布尔什维克在西方的一切计划,并为西班牙人民开创一个力量与社会公正的新时代。[64]”



三月八日早上,在三小时的炮火准备后,柯皮[65]将军的坦克带头发起了进攻。三月九日,他们攻占了距离瓜达拉哈拉四十千米的阿尔马德洛内斯(Almadrones)。罗霍将军调集守军,将利斯特尔师、梅拉师、卡雷的国际纵队第XI旅、卢卡奇的国际纵队第XII旅、加里巴尔迪[66]营和“农夫”旅集中在瓜达拉哈拉。战役沿着两条道路,即马德里—托里哈(Torija)—萨拉戈萨公路和托里哈—布里维加(Brihuega)公路进行。三月九日晚,柯皮将军攻占了布里维加。三月十日至十三日,他继续推进,并投入了所有的意大利师。加里巴尔迪营向布里维加进发,并在途中遭遇了柯皮的部队。在政治委员部里,加洛[67]、内尼[68]、尼科雷蒂[69]、维达利少校,以及国际纵队意大利营的政治领导人已经针对意大利志愿军[70]的同胞,制定了一整套宣传方案。在整条战线上,飞机撒下的传单和扩音器里的喊话,打击着曼奇尼的士兵的斗志:“兄弟们,你们为什么要跑到异国的土地上屠杀工人呢?墨索里尼许诺给你们土地,可你们在这里只能得到坟墓。他许诺给你们光荣,可你们只能得到死亡。[71]”意大利干涉军的士兵在成长过程中饱受法西斯主义宣传的毒害,又受到了国民运动的口号的进一步毒害,他们本是作为趾高气昂的征服者来到西班牙的,但加里巴尔迪营的革命者却用无产阶级的兄弟情谊和国际团结来教育他们,于是他们便纷纷开小差、参加共和军,甚至还向自己的军官——意大利工人与西班牙工人共同的敌人——造反。恶劣的天气妨碍了军事行动。降雪开始了。意大利干涉军的士气开始跌落:意大利战俘和逃兵正在劝说自己的战友,告诉他们自己获得的热情款待,号召他们过来投诚。加里巴尔迪营的巡逻队悄悄穿过树丛,他们向自己的同胞扔去的不是手榴弹,而是包在石头上的传单。曼奇尼将军越来越焦躁不安,他把前线的一些部队撤了回来。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利斯特尔攻占了特里惠克(Trijueque):意大利干涉军的后卫部队纷纷投降。加里巴尔迪营在卢卡奇指挥下,包围了伊瓦拉(Ibarra)要塞。他们一边用扩音器播放意大利共产主义歌曲《红旗》(BandieraRossa),一边劝说守军投降;与此同时,四辆坦克和一批爆破手发动了进攻。城堡守军投降了,通往布里维加的道路打通了。从三月十四日到十六日,帕夫洛夫的坦克和共和军的步兵打得曼奇尼难以招架。他十分担心自己的士兵的士气,并给自己的军官下达命令,要求他们提醒士兵:企图阻挡法西斯党在意大利夺权的敌人都被粉碎了,他们今天面对的敌人也一样会被消灭。三月十八日是巴黎公社六十六周年纪念日,就在这一天,伊达尔戈·德·西斯内洛斯上校率领八十架飞机对叛军进行了大规模轰炸,随后第五军发动了进攻。曼奇尼要求派出摩洛哥部队增援自己。利斯特尔和梅拉随即在两翼发动了进攻:在西边的是梅拉师和国际纵队第XII旅;在东边的是利斯特尔师,打头阵的是卡雷指挥的埃德加·安德列营和台尔曼营;他们同时突破了意军防线。“农夫”旅开进了布里维加。“黑衫队”[72]闻讯惊慌失措,向西古恩萨蜂拥逃窜,丢下了大批武器、弹药和装备。共和军拼命追击,直到他们极为有限的储备用完才停止。加里巴尔迪营的战士围着几千名意大利战俘,对他们进行教育,政治委员也向他们发表了演讲。三月十八日,在法西斯统治下长大的这几千名意大利青年惊讶地发现,以前被他们视如洪水猛兽的“赤匪”,居然把自己极为有限的口粮分给他们,并对他们说:“请听我们说:我们不会为了自己所遭到的侵略而报复你们,而要向你们展示天下大同的兄弟情谊。[73]”意大利俘虏们的征服梦破灭了,一种新的情感在他们心中萌生了。


瓜达拉哈拉战役的意义



美国记者赫伯特·马修斯[74]写道:“在我看来,自从欧洲大战之后,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于意军在瓜达拉哈拉战线上的失败。无论内战的结局如何,布里维加之于法西斯主义,就如白伦[75]之于拿破仑帝国主义。[76]”



在瓜达拉哈拉战役中,人民军既能像现代军队一样作战,又能利用革命的方法,在敌人中间传播失败主义,最后战胜了训练和装备都比自己强的敌军,这一胜利,证明了几个月之前就被人提出的大胆预测:“马德里将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坟场。”这是无产阶级首次战胜法西斯军队。在国际纵队与西班牙的战士们看来,黑衫队的溃逃与意大利干涉军的溃退,预示着所有法西斯政权的下场。自从墨索里尼与希特勒上台以来,这是国际无产阶级的首次复仇。



这是一次战略性的胜利,但也是一次政治性的胜利——阶级敌人的军队被打败了。科尔佐夫在报道中,称赞这是国际反法西斯主义的胜利,看来也确实如此。然而,这却是最后一次胜利。西班牙发生了一场货真价实的革命,然后革命战争就被内战吞没了:为了赢得内战,革命献出了全部的热情,然而,内战却终结了革命。


[1]奔牛节是为了纪念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美洲而设立的节日。——原注


[2]菲德尔·达维拉·阿隆多(Fidel Dávila Arrondo,1878年4月24日——1962年3月22日),生于巴塞罗那。1894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毕业后曾参加美西战争和里夫战争。共和国成立后退役,并开始参加右翼军人的阴谋。1936年7月18日在布尔戈斯发动叛乱。1936年10月至1937年6月任国家技术委员会(Junta Técnicadel Estado)主席,1938年1月至1939年8月任国防部长,1945年7月至1951年7月任陆军部长。——中译者注


[3]汉斯·赫尔曼·弗尔克斯(Hans Hermann Voelckers),时任纳粹德国驻国统区临时代办。——中译者注


[4]田园之家(Casa de Campo)位于马德里市中心以西,以前曾是皇家狩猎场。——中译者注


[5]天使山(Cerro de Los Angeles)是赫塔菲的一座著名山丘,在马德里以南约10千米的地方,这里被认为是伊比利亚半岛的几何中心,也是当地著名景点之一。——中译者注


[6]卡巴耶洛的理由是:政府有遭到突袭的危险:一旦政府被叛军俘获,会造成巨大的危机;部长们应当领导全国,而在被包围的首都里他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原注


[7]请参阅本书第一部第九章。——原注


[8]卡巴耶洛在10月24日还做出了下列任命:阿森西奥将军担任陆军部副部长;波萨斯将军担任中央集团军司令;米亚哈将军担任马德里集团军司令。拉尔戈·卡巴耶洛在《我的回忆》(Mis recuerdos,墨西哥城,联合出版社[Ediciones Alianza],1954年)一书中指出,为了避免米亚哈遭到私刑处决,他才把米亚哈调来马德里,让他担任一个有名无实的职位。但是,他为什么要把保卫马德里的任务交给一个他并不信任的高级军官,其原因依然是个谜。——原注


[9]米亚哈的传记作者洛佩斯·费尔南德斯(López Fernández)、科尔佐夫以及后来的科洛德尼(Colodny)均声称,阿森西奥将军犯的一个错误,意外地避免了一场灾难的发生:阿森西奥给米亚哈和波萨斯两人留下了几封信,里面装有被列为最高机密的命令,让他们到最后一刻方能拆阅;但是阿森西奥却装错了信封。根据这几位传记作者的记载,米亚哈未到指定时间就拆开了信封,及时发现并纠正了错误,避免了一场灾难。——原注


[10]佩德洛·费尔南德斯·切卡(Pedro Fernández Checa,1910—1942),生于瓦伦西亚,当过绘图员。1931年参加西共,1932年当选为西共中央委员,1935年担任西共组织书记。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死于墨西哥。——中译者注


[11]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书记弗拉德名义上是社会党人,但被巴雷亚与科尔佐夫当成共产党人。在11月9日,委员会里有三名共产党人:米赫代表共产党,卡里约代表统社青,雅古埃代表工总。共产党人占据了一切重要职位。第五团以米赫为首,建立了参谋部:卡洛斯·孔特雷拉斯担任参谋长,卡斯特罗·德尔加多负责作战,何塞·卡索尔拉负责组织,达尼埃尔·奥尔特加(Daniel Ortega)负责后勤,普拉内利耶斯医生(Dr.Planelles)负责卫生。以卡里约为首的统社青执委会负责内政:卡巴耶洛管理广播电台,克劳丁(Claudin)管理报刊,塞拉诺·彭塞拉负责治安,费德里科·梅尔乔尔(FedericoMelchor)负责指挥国民卫队与突击警察。共产党人米盖尔·马丁内斯(Miguel Martínez)和弗兰西斯科·安东(Francisco Antón)——据埃尔南德斯、卡斯特罗与坎佩西诺所述,他是“热情之花”的恋人——管理政治委员部。12月4日,委员会进行了改组,由共产党人迪耶格斯接替了已被提升为总政治委员的米赫。卡索尔拉成为了卡里约的副手,卡里约由于需要专心应对统社青的工作,便在1937年1月1日让卡索尔拉接替自己。雅古埃负伤后,被统社青领导人、共产党员路易斯·涅托接替。委员会的其他委员有:共和派卡雷尼奥、恩里克·希梅内斯和冈萨雷斯·马林(Gonzáles Marín);全劳联的阿莫尔·努尼奥;自青联的恩里克·加西亚;工团主义党的卡米内洛,以及社会党人马克西莫·德·迪奥斯,他在12月4日接替了弗拉德。——原注


[12]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戈列夫(ВладимирЕфимович Горев,1900—1938),生于维利日(Велиж),高中毕业后入读彼得格勒铁路工程学院(поступилв Петроград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инженеров путей сообщения),未及毕业便于1918年参加了红军,曾担任第51旅旅长、第17步兵师师长。内战结束后继续留在红军工作。1925年至1927年曾前往中国担任军事顾问。1936年8月,化名“桑乔”(Sancho)前往西班牙,担任共和军的军事顾问,1937年10月回国。1938年1月被捕,同年6月20日遇害。1956年平反。——中译者注


[13]德米特里·格里高利耶维奇·帕夫洛夫(ДмитрийГригорьевич Павлов,1897年10月23日——1941年7月22日),生于科斯特罗马(Кострома)。曾参加一战。1919年参加红军,曾担任骑兵连长、副团长。1928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Военная академия им. М. В. Фрунзе)后,曾任骑兵团长、机械化团团长。1934年至1936年任机械化旅旅长。1936年至1937年,化名“帕布洛”,前往西班牙,担任共和军的军事顾问。1937年回国担任红军汽车坦克装甲兵总监。1940年参加了苏芬战争。1940年6月担任西部特别军区司令。苏德战争爆发后,担任西方面军司令。因遭遇惨重失败,在1941年7月22日被判处死刑。1956年平反。——中译者注


[14]雅科夫·弗拉基米洛维奇·斯穆什凯维奇(Яков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Смушкевич,1902年4月14日——1941年10月28日),生于立陶宛罗基什基斯(Rokiškis)。1918年年底参加俄共(布),在1918年至1920年间曾在西方战线作战。内战结束后,于1928年担任第2航空旅第43中队政委,1930年担任第2航空旅政治部副主任。1931年担任第2航空旅旅长兼政委。1936年11月至1937年6月,化名“道格拉斯”(Douglas),前往西班牙,担任共和军的军事顾问。1937年回国后担任空军副司令。1939年参加了哈勒欣河冲突。1939年至1940年担任空军司令。1941年6月8日被捕,同年10月28日被判处死刑。1954年平反。——中译者注


[15]关于这支空军,以及前往西班牙参战的苏联军官的真实身份,请参阅本书第二部第十五章。——原注


[16]克利缅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КлиментЕфремович Ворошилов,1881年2月4日——1969年12月2日),出身于乌克兰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派,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被捕后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后逃脱。1918年再次被捕。1913年获大赦。二月革命后,于1917年8月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3月在卢甘斯克组织红军游击队。后任第10军军长。1919年改任乌克兰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1921年至1924年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1923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5年11月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6年至1960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34年任国防人民委员,1935年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1940年改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二战后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2年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5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0年退休。——中译者注


[17]罗伯特·科洛德尼认为(《保卫马德里之战》[The Struggle for Madrid],纽约,佩因—惠特曼出版社[Paine-Whitman],1958年,第33页),米盖尔·马丁内斯是苏联军官,并指出他的消息来源是科尔佐夫。科尔佐夫则认为(《西班牙日记》,第18页),米盖尔·马丁内斯是墨西哥共产党人。马尔罗笔下的恩里克“参加过六次革命”并“自称是墨西哥人”,这个“恩里克”会不会就是米盖尔·马丁内斯呢?最后,卡斯特罗·德尔加多指出(《我在莫斯科感到幻灭》[J'ai perdu la foi a Moscou],巴黎,加伊马尔出版社[Gallimard],1950年,第33页;西班牙文版:Mife se perdío en Moscú,巴塞罗那,刘易斯·德·卡拉尔特出版社[Luis de Caralt],1964年):“米盖尔是保加利亚人,曾在马德里当过政委,后来在列宁主义学院当过教务主任。”不管他到底是谁,当维达利(卡洛斯·孔特雷拉斯)等外国共产党人成为媒体的宠儿时,米盖尔·马丁内斯却像苏联技术顾问一样,继续躲在阴影之中。——原注


[18]罗伯特·加兰德·科洛德尼(Robert Garland Colodny,1915—1997),生于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曾就读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哥伦比亚大学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1937年2月前往西班牙,参加了国际纵队第十五旅,曾在布鲁内特战役中身负重伤。伤愈后归队,继续战斗。1938年2月返回美国。1941年至1945年参加美国陆军,被派驻阿留申群岛。1959年至1984年在匹兹堡大学历史系任教。——中译者注


[19]由于共和军当时已经有了十个旅,所以国际纵队下属的各个旅的番号从第十一旅开始。为了与共和军的旅区分,国际纵队的旅的番号一般使用罗马数字,而不使用阿拉伯数字,比如第十一旅就写成第XI旅,而不是第11旅。本文在翻译国际纵队的番号时一律使用罗马数字。——中译者注


[20]曼弗雷德·施特恩(Manfred Stern,1896—1954),曾用化名埃米利奥·克雷贝尔(Emilio Kléber)、拉扎尔·施特恩(Lazar Stern)、莫伊舍·施特恩(Moishe Stern)、马克·齐尔伯特(Mark Zilbert)等。出身于奥匈帝国的布科维纳(Bukovina,现属乌克兰)的一个犹太家庭。一战期间参加奥匈帝国军队在东线作战,被俄军俘虏,十月革命后参加布尔什维克党,曾在西伯利亚率领红军游击队同高尔察克白军作战。内战结束后进入工农红军军事学院就读。1923年被派往德国协助准备起义。1924年毕业后进入总参谋部军事情报总局工作。1929年至1932年在美国工作,1932年前往上海,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总顾问。1935年返回莫斯科。1936年9月前往西班牙,指挥国际纵队作战。1937年被召回莫斯科,1938年被捕,1939年被判处十五年苦役,1954年病逝于流放地。——中译者注


[21]佐尔卡·马泰(Zalka Máté,1896年4月23日——1937年6月11日),本名弗兰克尔·贝拉(FranklBéla),18岁时志愿参加奥匈帝国军队,1917年在俄国作战时被俘,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接受了共产主义。1918年2月率领由匈牙利战俘组成的赤卫队在远东作战。1936年11月,化名“卢卡奇”(Lukács),前往西班牙,指挥国际纵队第十二旅作战。1937年6月11日在维斯卡附近牺牲。——中译者注


[22]汉斯·卡雷(Hans Kahle,1899年4月22日——1947年9月1日),出身于高级军官家庭,1917年参军,1918年在法国被俘,1921年—1926年在墨西哥工作,1927年返回德国,1928年参加德共,并参加了军事机关的工作,1933年流亡瑞士,1936年11月,化名“汉斯上校”,参加国际纵队,在西班牙作战。1938年撤往法国,后流亡英国。二战期间参加自由德国运动。1946年回国,担任梅克伦堡人民警察首长与统一社会党梅克伦堡党组织主席,1947年因病逝世。——中译者注


[23]恩斯特·台尔曼(Ernst Thälmann,1886年4月16日——1944年8月18日),出身于小贩家庭,1903年参加社民党,在党内属于左翼,反对工会官僚。1915年至1918年被强征入伍,1918年参加独立社民党,成为汉堡的独立社民党左派领袖。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年3月发动失业者罢工。在共产国际三大上反对列宁和托洛茨基,为进攻理论辩护。后当选为德共中央委员会委员,成为左派的旗手。在1923年10月的汉堡起义中承担重要工作。1924年入选中央政治局,在费舍和马斯洛夫被开除后担任党主席,支持斯大林,1933年3月被捕,1944年8月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遇害。——中译者注


[24]埃德加·约瑟夫·安德列(Edgar Josef André,1894年1月17日——1936年11月4日),出身于亚琛(Achen)一个手工艺人家庭,自幼丧父,少年时前往比利时投奔亲戚,1911年参加比利时工党,一战期间应征入伍,1918年被法军俘虏,返回德国后参加了德国社民党,1922年移居汉堡,组织了失业工人委员会,1923年1月1日参加德共,与台尔曼关系密切。在汉堡组建和领导了红色阵线战士同盟。绰号“红色将军”,纳粹对他恨之入骨,1933年纳粹上台后,他被捕入狱,并遭受了毒刑拷打。纳粹罗织罪名,以莫须有的谋杀罪将他判处死刑,1936年11月4日就义。——中译者注


[25]实际上应为台尔曼营与埃德加·安德列营。——中译者注


[26]政治委员汉斯·拜姆勒(Hans Beimler),德国志愿者的激励者,就是这类人的完美化身:他生于1895年,曾参加社会党,在一战期间参加了德国共产党的前身斯巴达克集团,后来被征召入海军。他参加了1918年革命,担任了库克斯港(Cuxhaven)水兵苏维埃委员,又参加了1919年巴伐利亚革命,在革命水兵赤卫队中工作。因参加1921年的三月行动,坐了两年牢,他在1930年当选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被捕,被关押在达豪(Dachau)集中营,几周后逃脱。逃到莫斯科后,他发表了小册子《在达豪死亡营里》(Au camp des assasins de Dachau,莫斯科,1933年),这是第一篇谴责希特勒的集中营的文章。他在1936年7月下旬抵达巴塞罗那,并组建了台尔曼营。我们将在第二部第十五章讲到他发挥的作用,以及他是如何牺牲的。安东尼娅·施特恩(Antonia Stern)曾就这个课题写了一本书:《当代革命战士汉斯·拜姆勒的生平:从达豪到马德里》(Das Leben eines revolutionären Kämpfers unserer Zeit:HansBeimler,Dachau-Madrid),可惜此书尚未出版。——原注


[27]1936年11月13日,特里丰·梅德拉诺(Trifón Medrano),第五团的一位指挥员、统社青组织书记、西共中央委员通过广播电台呼吁:“要想让西班牙成为一个进步的国家,一个保障人民的福祉、并坚定地捍卫世界的和平与进步的国家,我们就必须为自由与未来而战,我们必须仿效苏联人民的光辉榜样,有了他们同我们站在一起,我们对胜利便充满了信心。人民军与民兵的战士们!武装起来的青年们!未来掌握在我们手里。要让烈士死得其所!让我们用胜利,去鼓舞全世界的被压迫者!“(《ABC》,11月14日,根据第五团电台的广播抄录。)


在我们看来,这篇演讲在以下方面,都是非常好的范例:(1)它利用了苏联的革命威望以及十月革命的传奇;(2)当时,革命情绪是最能激发工人阶级的能量的兴奋剂,它在这个时候唤起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是一种危险的武器,共产党仅在非常短的时期里使用了它。——原注


[28]人民文艺社(ateneo popular)或工人文艺社(ateneo obrero)是在工人群众中间开展文化教育的社团,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西班牙语国家广泛成立。——中译者注


[29]房屋委员会与街区委员会的普遍成立,实际上是马德里的第二次革命,它们是一个真正的公社的基础。这种组织是唯一一种能够发动所有无产阶级力量的组织,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以及它背后的共产党虽然支持这种组织,却又企图控制它们。所以,保卫马德里委员会才会(通过11月12日的通知)宣布,街区委员会要想得到它的承认,就必须有至少三个政党或工会的代表参加;并且还要求街区委员会必须接受各区人民阵线委员会的领导。街区委员会与房屋委员会联盟的一切自发行动,都遭到了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反对;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为了彻底控制各个街区委员会,还成立了一个房屋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然而这个中央委员会只存在于纸面上。最后,保卫马德里委员会还(通过11月12日的公报表示,由于“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人选,是经过各政治组织与工会组织同合法政府协商后决定的”,所以它反对“由街区委员会的许多委员提出的、让街区委员会的代表参加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要求”。因此,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一边鼓动各街区委员会发动革命,并从中汲取力量,一边又在想方设法不让自己被各街区委员会抛在身后,并且绕开各街区委员会,竭力保留一个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不是源于各街区委员会,而是源于政府),从而维持自己对各街区委员会的控制。由于它采用了这些预防措施,才阻止了第二次马德里革命变成一个公社。——原注


[30]加西亚·阿塔德利和他的两个助手侵吞了一部分没收来的珠宝,然后潜入了法国。他们打算乘船前往南美,倒霉的是,当那艘船途中停靠在圣克鲁斯·德·拉·帕尔马(Santa Cruz de la Palma)时,他们被反动政权逮捕了,之后他们被转移到了塞维利亚,在那里被判处死刑。——原注


[31]曼努埃尔·萨尔加多·莫雷拉(Manuel Salgado Moreira,1899—1967),生于拉科鲁尼亚。少年时参加全劳联。共和国成立后积极参加重建全劳联与伊无联的工作。内战爆发后,与爱德华多·巴尔一同领导全劳联中部地区保卫委员会。在马德里保卫战期间,担任陆军部内卫情报处(Servicios de Inteligencia del Estado Mayor de la Defensa,通称“特别处”[Servicios Especiales])处长。1939年支持卡萨多政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32]赫苏斯·德·加林德斯·苏亚雷斯(Jesús de Galíndez Suárez,1915年10月12日——1956年?月?日),西班牙记者,诗人。少年时参加巴斯克民族主义党,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多米尼加共和国。因批判独裁者特鲁希略,于1946年逃往纽约。1956年3月12日失踪,可能是被特鲁希略的特务绑架杀害。——中译者注


[33]胡安·卡索尔拉·毛雷(José Cazorla Maure,1906—1940),1932年2月当选为社青团执委会委员,1936年参加了把社青团与共青团合并为统社青的工作。1936年11月参加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同年12月接替卡里约担任公共秩序委员。1937年7月至1938年5月担任阿尔瓦塞特省省长。1939年3月5日,被卡萨多军政府逮捕,3月28日越狱。共和国覆灭后继续留在马德里,重建西共组织,同年8月被反动政府逮捕,1940年4月8日遇害。——中译者注


[34]因此,萨尔加多的特别处在处死为比利时大使馆工作的波尔什格拉夫男爵(Baron de Borchgrave)后,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和政府还要帮他们“掩饰”,加林德斯甚至认为这是弗朗哥干的。芬兰大使馆内有1100名西班牙“法西斯分子”避难,米盖尔·马丁内斯和马德里保安警察的领导人、青年共产党员塞拉诺·彭塞拉率领部队便率领部队攻打大使馆,科尔佐夫对此进行了生动的描述。为陆军部特别处工作的无政府主义者贝拉尔迪尼(Verardini)甚至还布置了一个圈套,开设了一家假的泰国大使馆。卡斯特罗·德尔加多在《在莫斯科塑造的人》一书中数次提及隶属于西共马德里组织的一个特殊机关ITA及其领导人托马斯(Tomás)。


[35]这个词的来历已经很清楚了:它是莫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首次提出的。叛军起初计划用四个纵队围攻马德里,在城内还有一个纵队接应,这便是“第五纵队”这个词的来历。——原注


[36]雅洛斯瓦夫·东布洛夫斯基(Jarosław Dąbrowski,1836年11月13日——1871年5月23日),波兰革命家,生于日托米尔一个破落贵族家庭。六十年代开始参加波兰革命运动,1862年参与策划华沙起义,1863年起义失败后被判处死刑,后改为十五年苦役,1864年年底越狱后流亡巴黎。巴黎公社成立后,积极参加了保卫巴黎公社的战斗,并在1871年4月6日担任巴黎城防司令。5月23日在战斗中牺牲。——中译者注


[37]原文如此,应为“农夫”巴伦丁·冈萨雷斯指挥的第10混成旅。——中译者注


[38]秃鹰军团(Condor Legion):1936年10月,德国空军为了支援弗朗哥叛军,派出部队组成“秃鹰军团”赴西班牙参战。秃鹰军团人数最多时约有5500人,相当于一个加强航空联队的规模。——中译者注


[39]卡洛斯·阿森西奥·卡瓦尼利亚斯(Carlos Asensio Cabanillas,1896—1969),1911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毕业后派驻非洲军,参加过里夫战争。1936年7月在特图安参加叛乱。内战后被提升为中将,曾担任西属摩洛哥高级专员、陆军部长等职务。——中译者注


[40]德拉普雷,《西班牙的死亡》,第171页。——原注


[41]全劳联组织的调查委员会没有发表官方结论。杜鲁蒂的同志们不同意这种说法(请参阅费德丽卡·蒙蔡尼发表在1961年7月15日的《全劳联》上的文章),但休·托马斯(《西班牙内战》,第328页)也认为这是最有可能的。然而必须指出,杜鲁蒂是被从正面飞来的子弹打死的。——原注


[42]阿尔弗雷多·金德兰(Alfredo Kindelán),《我的战时笔记》(Mis cuadernos de guerra,马德里,Plus Ultra,未注明出版日期),第33页。——原注


[43]德拉普雷,《西班牙的死亡》,第187页。——原注


[44]同上,第155页。——原注


[45]出自《路加福音》23:34,这一节的全文为:


那时,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士兵们抽签分了他的衣服。——中译者注


[46]德拉普雷,《西班牙的死亡》,第195页。——原注


[47]赫苏斯·德·加林德斯,《住在被包围的马德里的巴斯克人》(Los vascos en el Madrid sitiado,布宜诺斯艾利斯,VascaEkin,1945年),第70页。——原注


[48]科洛德尼,《保卫马德里之战》,第93页。——原注


[49]保卫马德里委员会还在这一天决定,有轨电车重新开始收费。房租也在不久后恢复了。从这一天开始,革命的保卫手段被逐渐抛弃了。——原注


[50]帕布洛·雅古埃·埃斯特瓦兰斯(Pablo Yagüe Estebaranz,1909—1943),1925年参加工总旗下的面包师工会,1930年参加西共。1936年11月参加保卫马德里委员会,担任供应委员。1936年12月23日被无政府主义者枪击,身负重伤。伤愈后回到面包师工会工作。1939年卡萨多发动政变后被捕。1941年9月获释,不久后再次被捕,1943年5月19日被弗朗哥法西斯政权杀害。——中译者注


[51]原文如此,但经查证,国际纵队第XIII旅没有参加这次战役,应为国际纵队第XII旅。——中译者注


[52]安德列·马尔蒂(André Marty,1886年11月6日——1956年11月23日),生于佩皮尼昂(Perpignan),当过锅炉工人,1908参加法国海军。1919年,法国把“让·巴尔”号(Jean Bart)战列舰和“法兰西”号战列舰派往黑海,协助白军作战,安德列·马尔蒂当时在“让·巴尔”号上工作,参加了1919年4月19日的水兵起义。起义失败后判处二十年苦役,1923年获释后参加法国共产党。1926年当选为法共中央委员。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前往西班牙,指挥国际纵队作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苏联,在共产国际工作。1943年5月前往阿尔及尔,代表法共参加戴高乐临时政府。二战结束后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52年12月7日被法共开除出党,1956年在图卢兹因肺癌逝世。——中译者注


[53]此处法文版为“第十三旅”,但英文版为“第十二旅”,经查证,确认国际纵队第XIII旅并未参加1937年2月14日的哈拉马河战役,故按照英文版译为“第XII旅”。——中译者注


[54]埃内斯托·古埃梅斯·拉莫斯(Ernesto Güemes Ramos,1902—1970),西班牙军官,曾参加里夫战争。内战爆发时前已退役,内战爆发后重新参加共和军,并参加了马德里保卫战。此后曾担任第24混成旅旅长、第3师师长和第16师师长。共和国覆灭后被反动政权逮捕,并被判处死刑,后改判三十年苦役。数年后获释。1970年逝世。——中译者注


[55]安东尼奥·鲁贝尔特·德·拉·伊格雷西亚(Antonio Rúbert de la Iglesia,生卒日期不详),西班牙军官,内战爆发后站在共和军一边作战。曾参加托莱多战役和马德里保卫战,1936年12月月底担任第45混成旅旅长,并参加了哈拉马战役和瓜达拉哈拉战役,1937年4月至1938年2月任第9师师长,1938年3月至7月任第7军军长。此后生平不详。——中译者注


[56]卡洛尔·瓦茨瓦夫·施维尔切夫斯基(Karol Wacław Świerczewski,1897年2月22日——1947年3月28日),生于华沙,因家境贫寒,12岁就开始进工厂做工。1918年参加俄共(布),并参加红军作战。1927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后,在红军总参谋部工作。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化名“瓦尔特”(Walter),前往西班牙,担任国际纵队第十四旅旅长,参加过多次重大战役。1938返回苏联,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任教。1943年8月担任波兰人民军第1军副军长,1944年担任波兰工人党(Polska Partia Robotnicza)和波兰人民共和国领导人。波兰全境解放后,于1946年2月担任波兰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1947月3月遭到乌克兰反共组织袭击,不幸身亡。——中译者注


[57]加利奇·雅诺什(Gálicz János,1890—1939),匈牙利人,一战期间参加奥匈帝国军队,在东线作战时被俘,十月革命后参加俄共(布)和红军。1936年化名“加尔”(Gal),前往西班牙,指挥国际纵队作战。曾任国际纵队第十五旅旅长、人民军第15师师长。返回苏联后,在大清洗中遇害。——中译者注


[58]卡斯特罗·德尔加多援引布里利奥的证词,指责共产党的“英雄”利斯特尔与莫德斯托根本不称职。——原注


[59]原文如此,应为第70旅,该旅当时隶属于西普里亚诺·梅拉指挥的第14师。——中译者注


[60]“领袖”(Il Duce)是墨索里尼独享的尊号,相当于希特勒的“元首”(Der Führer)。——中译者注


[61]马里奥·罗亚塔(Mario Roatta,1887年2月2日——1968年1月7日),生于意大利摩德纳(Modena)。1906年参加意大利陆军,一战期间担任参谋军官,此后曾担任步兵团长和意大利驻华沙使馆武官。1934年至1936年任意大利军事情报局(Servizio Informazioni Militari)局长。1936年9月至1938年12月在西班牙指挥意大利干涉军。1939年担任意大利驻柏林使馆武官。1939年10月至1941年3月担任意大利陆军副总参谋长。1942年1月担任意大利第2集团军司令,曾在南斯拉夫犯下严重的战争罪行。1945年3月,为了躲避审判,逃往西班牙。1966年回国。——中译者注


[62]“曼奇尼”(Mancini)是罗亚塔在西班牙的化名。——中译者注


[63]法西斯主义大委员会(Gran Consiglio del Fascismo)是法西斯意大利的最高权力机关与立法机关。——中译者注


[64]转引自科洛德尼,《保卫马德里之战》,第130页。——原注


[65]圭多·阿梅里戈·柯皮(Guido Amerigo Coppi,1884—?),时任黑衫队第2师师长。——中译者注


[66]朱塞佩·加里巴尔迪(Giuseppe Garibaldi,1807年7月4日——1882年6月2日),意大利政治家、军事家,在意大利统一运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被誉为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中译者注


[67]路易吉·隆戈(Luigi Longo,1900年3月15日——1980年10月16日),生于意大利阿列桑德里亚省(Alessandria)富比内镇(Fubine)。1921年参与创立意大利共产党。墨索里尼上台后,流亡法国。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化名“加洛”(Gallo),前往西班牙,担任国际纵队第十二旅政委,后改任国际纵队总监察员。1939年2月撤回法国。二战爆发后被关押在法国集中营,1941年被引渡给法西斯意大利。墨索里尼垮台后,于1943年7月25日获释,负责组建意大利共产党的武装。1964年,帕尔米洛·托里亚蒂逝世后,隆戈继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1972年退休,改任意大利共产党荣誉主席。1980年在罗马逝世。——中译者注


[68]皮耶特洛·桑德洛·内尼(Pietro Sandro Nenni,1891年2月9日——1980年1月1日),生于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尼亚大区(Emilia-Romagna)法恩扎镇(Faenza)一个农民家庭,自幼父母双亡。1915年自愿参军。1921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1923年担任意大利社会党机关报《前进报!》(Avanti!)编辑。1926年流亡法国。1936年前往西班牙,担任国际纵队加里巴尔迪旅政委。西班牙共和国覆灭后撤回法国。1943年8月返回意大利,参加了民族解放委员会(Comitato di Liberazione Nazionale)的工作。1944年当选意大利社会党全国书记。二战结束后曾担任副总理、外交部长等职务。——中译者注


[69]朱塞佩·迪·维托里奥(Giuseppe Di Vittorio,1892年8月11日——1957年11月3日),生于意大利普利亚大区(Puglia)切里尼奥拉镇(Cerignola)一个贫农家庭。少年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21年参加意大利共产党,1924年当选为众议员。1925年被判处十二年徒刑,1925年越狱,流亡法国。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化名“尼科雷蒂”(Nicoletti),担任国际纵队第十一旅政委。西班牙共和国覆灭后撤往法国。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引渡给法西斯意大利。1943年获释后参加了意大利抵抗运动。——中译者注


[70]意大利志愿军(Corpo Truppe Volontaire)是墨索里尼派往西班牙的干涉军的正式名称。——中译者注


[71]《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马德里,战士之声出版社[Ediciones La Vozdel Combatiente,1937年),第18页(政府发行的小册子)。——原注


[72]“黑衫队”(Camicie Nere,CCNN)是意大利法西斯党的武装力量的俗称,正式名称为“国家安全志愿民兵”(Milizia Volontaria per la Sicurezza Nazionale)。黑衫队的士兵通称squadrista。——中译者注


[73]路易吉·隆戈(Luigi Longo),《国际纵队在西班牙》(Le BrigateInternazionali in Spagna,罗马,里乌尼蒂出版社[Editori Riuniti],1956年),第306页。当时向意大利战俘发表演说的是赫苏斯·埃尔南德斯,但隆戈没有点出他的名字。——原注


[74]赫伯特·莱昂内尔·马修斯(Herbert Lionel Matthews,1900年1月10日——1977年7月30日),美国记者、报纸编辑。生于纽约,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后,曾前往西班牙,报道西班牙内战。五十年代末曾前往古巴,报道古巴革命。——中译者注


[75]白伦(Bailén)是安达卢西亚东部的一个城镇,1808年7月16日至19日,西军在此与法军激战,最后击败了法军,扭转了半岛战争的局势。——中译者注


[76]《两场战争与即将到来的战争》(Two Wars and More to Come,纽约,卡里克与埃文斯公司[Carrick& Evans],1938年),第264页。——原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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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反法西斯联盟的破裂

如果您真的以为,战争的压力,是决定共和区的政局变化的唯一因素,那么您就很难理解,为什么拉尔戈·卡巴耶洛政府虽然守住了马德里,还打赢了瓜达拉哈拉战役,但在赢得这样重大的军事胜利之后,还是很快就倒台了。它这么快就倒台的原因,就是因为严格的政治问题最终压倒了其它一切问题,这也符合克劳塞维茨[1]那条经常被人引用的原则:“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从一九三六年九月,到一九三七年四月这段时间里,军事形势的变化已变为次要因素,而政治形势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具体过程、以及这种变化造成的后果,才是主要因素。
拉尔戈·卡巴耶洛以为,只要他当上了政府首脑,就能保证政府再也不会向右转,并能保证无论发生什么情况,西班牙都会是一个“工人共和国”[2]。然而,他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接受这个不再革命的体制,绝不能突破这个体制的限制。为了避免使西班牙遭到孤立,他不敢触怒法国、英国和苏联,而正是这三个国家的政策,成了影响他的国内政策的主要因素,甚至支配了他的战争政策。
国家政权的重建,同样导致了那些似乎已在七月事件中被彻底消灭的势力死灰复燃:在新的“人民政权”中,被剥夺财产的股东与有产者、新旧官僚及各政党的代表的势力不断增大,而各工会的势力却不断减弱。卡洛斯·拉马就这个问题写道:“这三股紧密相连的势力——国家官僚、有产者与政客——发现要想解决他们的各种问题,就必须重建国家政权,恢复合法的机关,并恢复他们在政治上、司法上和社会上的影响力。[3]”
拉尔戈·卡巴耶洛认为,要想打赢内战,就必须重建国家政权;然而,国家政权的重建,却打乱了现状,破坏了各方势力的均势:对于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和官僚阶层而言,重建国家政权本身就是目的。卡巴耶洛在工人群众当中享有盛誉,所以他才能打着向革命作出妥协的幌子,重建了国家政权。可是,国家政权在恢复之后,它就越来越想摆脱革命,越来越想反对革命:参加了国家政权的各种政治势力,背后都受着西方强权和苏联的压力。出现了一股强大的逆流,它先是要求暂停革命,现在又变为了反对革命,而拉尔戈·卡巴耶洛就成了它的最大障碍。
来自国外的压力:摩洛哥问题
拉尔戈·卡巴耶洛政府在摩洛哥问题上的立场,是它的“反法西斯”战争政策所导致的后果的最佳例证。革命前,“老头子”在马德里社会主义者集团的纲领中,表达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明确承认包括独立在内的各种自决权利。在内战期间,弗朗哥军队内有大量的摩洛哥部队,这使这个问题变得更为尖锐。如果共和国政府承认摩洛哥的独立,不难想象这会对叛军中的摩洛哥土著部队的士气产生何等强烈的影响:所有支持共和国的政治组织、摩洛哥民族主义者,以及弗朗哥本人,都非常清楚这一点[4]。
但是,在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西班牙共和派与摩洛哥民族主义者结盟的问题,却已不只是西班牙一国的问题了。西班牙人民阵线想获得法国和英国的援助,但法国和英国都是殖民大国:如果摩洛哥发生革命起义,很可能会对法国在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5]构成直接的威胁,并让英国感到焦头烂额——埃及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暴动已经让英国感到疲于应付。
某些革命派建议“在阿拉伯世界引发起义”[6]。卡巴耶洛政府却采取了相反的政策:摩洛哥民族主义者派了一个代表团前往瓦伦西亚,请求提供资金和物质援助,最后却空手而归[7]。西班牙共和国丝毫不敢触犯英国和法国的利益。莱昂·布鲁姆政府是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的潜在盟友,它下令禁止在法属摩洛哥出版报纸和举行集会;而弗朗哥为了确保大后方的安全,安抚西属摩洛哥,便允许在法属摩洛哥被禁止出版的报纸在西属摩洛哥出版,还允许在西属摩洛哥举行被法属摩洛哥当局禁止的集会。卡巴耶洛政府甚至还向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建议,向英法两国割让部分西属摩洛哥[8]。卡巴耶洛政府害怕触犯西方强权的利益,结果它不仅抛弃了支持殖民地人民自决的原则,也放弃了真正能够对弗朗哥的要害造成致命一击的机会。因此,革命的暂停,就对战争的形势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外交部长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借口尊重自《阿尔赫西拉斯条约》[9]之后的一切国际条约,致使西班牙革命失去了同北非民族主义运动结盟的机会,导致人民军失去了向敌军宣传失败主义的革命武器,而在对付意大利干涉军时,这一革命武器曾发挥了巨大作用。
西班牙共和国与苏联的关系
西班牙共和国在国际上处境孤立,只有苏联给它提供了大量的物质援助,因此,苏联外交官在西班牙就获得了特殊的地位。罗森贝格和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马上就逾越了大使和领事的传统职权范围。他们每天都与西班牙政治家及军方首脑进行商谈,插手媒体,并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讲,为本国政府的政策辩护,并支持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政策[10]。苏联政府认为,它与西班牙的同盟关系是一种全新的、不受任何礼节束缚的关系。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罗森贝格把一封由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莫洛托夫[11]签名的信件转交给了拉尔戈·卡巴耶洛,路易斯·阿拉吉斯泰因第一个将这封信公之于众[12]。三位苏联领导人向卡巴耶洛询问:“军事顾问同志们”的活动是否令他满意?他们非常想了解军事顾问是否逾越了顾问的地位,并表示卡巴耶洛如果对罗森贝格同志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而坦率地向他们反映。这封信的妙处主要在于苏联政府向西班牙政府提出的“友好建议”:西班牙政府应该关注农民问题,发布一些事关农业问题和税收问题的法令,赢得农民的忠诚;通过保护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免遭剥夺财产,争取他们的支持,至少也要使他们保持善意的中立;并“通过尽量保障他们的贸易自由”,把阿萨尼亚的伙伴争取过来,“以免让西班牙的敌人认为西班牙是一个共产主义共和国,而这对西班牙是特别有害的”;最后,西班牙政府还应该郑重宣布,“凡居住在西班牙的外国人,以及不支持叛军的国家的公民,他们在西班牙的财产与合法权益都会受到政府的坚决保护。”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二日,拉尔戈·卡巴耶洛作出了简短的答复。苏联的来信中指出“议会行动在西班牙也许会比在俄国更为有效”,而卡巴耶洛针对这句话,断然指出“即使是在普通的共和派当中,也找不出一个议会体制的积极支持者。”他还肯定了苏联顾问“在执行任务时表现出了真正的积极性与非凡的勇气。”至于罗森贝格,“大家都喜欢他。”拉尔戈·卡巴耶洛感谢苏联领导人提供的建议,并指出:他们向他建议的政策,其实就是他自己的政策。在这一阶段,苏联政府与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在大政方针上还没有出现重大分歧。可是,拉尔戈·卡巴耶洛在回信中的语气,却暗示了他的不满:斯大林的“建议”或许是正确的,但这却表明斯大林那边可能消息不够灵通,而且斯大林那种屈尊俯就的态度,也让敏感的卡巴耶洛觉得很不舒服。
毫无疑问,这就是双方分歧加深的根源所在。几个月来,“西班牙的列宁”一直被共产党斥为官僚、党阀和破坏统一的人。其实,真正的分歧,源自深刻的猜疑。
苏联建议让西班牙的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但遭到了卡巴耶洛的拒绝,这可能是双方关系恶化的原因之一。据阿拉吉斯泰因记载,斯大林通过西班牙驻莫斯科大使帕斯库瓦[13],向卡巴耶洛递交了另一封信,在信中向他提出了这个建议,卡巴耶洛收到这封信后,曾打算断然拒绝。但工总的这位老领导毕竟始终是维护团结的旗手。不过,必须承认,在统社青壮大、社青团原先的领导层集体投靠了共产党之后,他肯定不会对这种政策有多少好感。最重要的是,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态度,让他深感不快——我们前面讲过,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领军人物都是共产党员和统社青团员;他在《我的回忆》一书中,用了好几页的篇幅来描写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和米亚哈的“公然抗命”,以及他们企图让政府退居次要地位的野心。共产党对马德里的全面控制,共产党通过第五团、政治委员和苏联顾问,控制了首都周边的军队,这都让他忧心忡忡。他的副手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此前一直深受他的信任,但他现在却觉得,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是受苏联指使的,并严厉地指责了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他认为,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影响了他的权威。最后,他抱怨罗森贝格“插手”西班牙内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用了一些不那么圆滑的手法”,赶走了罗森贝格。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一日,罗森贝格被召回莫斯科[14],由列昂·海奇斯[15]接任。此前一直隐而未发的危机,一下子爆发出来了。大量的冲突,以及涉及共和区所有政治组织的政局变化,酿成了这一危机。
右翼反对派取得了进展
要想在一九三六年重建国家政权,就不能没有拉尔戈·卡巴耶洛;然而,到了一九三七年,那些不希望进行社会革命、并急于从人民政权身上抹消掉革命的一切痕迹的人,就把他当成了眼中钉。拉尔戈·卡巴耶洛与苏联的同盟关系的破裂,给这些人提供了机会。法国政府采取谨慎态度,并坚决执行不干涉政策,也给这些人提供了口实。
社会党内的各种势力进行了洗牌。当拉尔戈·卡巴耶洛的支持者疏远了共产党的时候,普里耶托的支持者却在向共产党靠拢。由冈萨雷斯·佩尼亚和拉莫内达领导的社会党执委会成了“团结”的吹鼓手,并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同共产党签订了协议,在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各级机关全面建立了联络委员会,使这两个工人政党在人民阵线内结成了统一的联盟。普里耶托在这一阶段甚至提议立即与共产党合并[16]。导致卡巴耶洛疏远共产党的原因,正是导致普里耶托靠拢共产党的原因。社会党右翼和共产党事实上都赞同重建国家政权,他们都支持建立正规军,反对集体化,赞同保护中产阶级,反对工会的干预,支持暂停革命。他们都没有把内战当成阶级战争,而是当作国际民主力量与国际法西斯主义之间的战斗。统社青的壮大,让拉尔戈·卡巴耶洛忧心忡忡,却令普里耶托大为宽心;一九三七年一月,统社青在瓦伦西亚召开代表大会,桑蒂亚戈·卡里约在大会上号召全国团结,并鼓吹放弃一切社会主义的当前目标。他提议组成反对三大敌人——弗朗哥、托洛茨基派和捣乱分子——的联盟,这与共和国那些希望同“极端分子”作斗争的温和派不谋而合。
共和派也对这一演变深感欣慰:“布尔什维克革命”现在已经变成了过去的幽灵,而共产党已经成了一个令他们大加赞赏的“可敬的”组织。马德里的共和派青年组织与统社青结成了永久“联盟”。共和派希望通过大国的调停,使国家恢复正常。卡洛斯·艾斯普拉和一些共和派领导人准备出访法国,而阿萨尼亚已派贝斯泰洛[17]出访英国[18]。马丁内斯·巴里奥重新捡起了妥协方案,并开始付诸实施:据传米亚哈将军将在英国政府支持下,成立一个军政府,争取同叛军达成妥协,实现和平[19]。这一切行为都缺乏组织和协调。反法西斯联盟已经满身裂痕,但还要发生许多冲突,各方势力重新洗牌的迹象才会出现。
马拉加的陷落:反卡巴耶洛大联盟的形成
第一次公开斗争并不是针对拉尔戈·卡巴耶洛本人进行的,他当时威望仍然很高,不能直接对他下手。自从马德里保卫战打响以来,政府的反对派就在不断向何塞·阿森西奥将军——卡巴耶洛的左右手——开火。这个共和国的正规军官“高大健壮,外表年轻,拥有聪颖的头脑,是一个优秀的军人,一个煽动家……略带狡黠,大胆,喜好冒险,充满野心[20]”,他曾穿过民兵的外衣,先是在马拉加、后来又在索莫西耶拉战斗过,在一九三六年夏天,在瓜达拉马战线获得了卡巴耶洛的赏识。卡巴耶洛当上总理后,任命阿森西奥为陆军部副部长。在十二月以后,阿森西奥在陆军部副部长的职位上,领导了组建人民军的工作,并策划了多次军事行动,同共产党多次发生冲突,共产党向他发起了系统而谨慎的、然而又是非常有效的抹黑行动,全劳联也跟共产党一起抹黑他[21]。
一九三七年二月八日,马拉加猛然陷落,成了对他进行公开攻击的导火索。从一九三六年夏季开始,马拉加就陷入了叛军的包围,它从来没有获得过增援,更重要的是,它曾多次要求提供武器和物资,然而却什么也没有得到。当地的共产党和无政府主义者手持武器彼此对峙。当意大利干涉军乘船前往马拉加时,停靠在卡塔赫纳港口的共和国舰队对此毫无反应,结果意大利干涉军最后攻占了马拉加。当叛军逼近马拉加时,共和国政府无动于衷。当时他们真的没有办法既能拯救马拉加,又不至于危及马德里吗?这多半只有理论上的可能性。总之,马拉加被共和国政府忽视了;它的保卫者没有齐心合作;它遭到了叛军的猛烈轰炸;保卫它的军官消极怠工,他们甚至控制不了自己的部队;最后,马拉加的斗志垮了:民兵在恐慌中涌上挤满了难民的道路,夺路而逃,他们的领导往往跑得比他们还快[22]。马拉加的陷落、国民警卫队与突击警察在最后一刻向敌人进军、叛军进城之后的残酷镇压,令人不禁为之唏嘘。二月十四日,全劳联与工总在瓦伦西亚联合举行示威游行,参加游行的群众多达数十万人,他们高声要求进行总动员、清洗军官团并实行有效的统一指挥。这些口号得到了拉尔戈·卡巴耶洛的赞同,他下令进行总动员。但是,共产党控制的报刊却将马拉加的失守归咎于阿森西奥。共和派、社会党右派和全劳联也加入了声讨阿森西奥的行列:反法西斯联盟的所有党派一致要求陆军部副部长离职。拉尔戈·卡巴耶洛对阿森西奥无限信任,并为了保住阿森西奥而抵抗到了最后一刻,当他不得不屈服时,他“不禁洒下了热泪”:二月二十一日,阿森西奥递交了辞呈[23]。这是总理的一次个人失败。
卡巴耶洛用自己的另一位追随者卡洛斯·德·巴莱巴尔接替了阿森西奥[24]。共和党左派报纸《政治报》(Política)对这一任命大加抨击,总理亲自对此加以反驳,然后又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不点名地抨击了混入政界的外国间谍与代理人,并暗示共和派企图通过西方调停,同弗朗哥达成妥协。于是卡洛斯·艾斯普拉取消了出访计划。

拉尔戈·卡巴耶洛的反击虽然逼退了他的对手,却使自己失去了人们的同情。共和派、社会党右派和共产党都在考虑替换卡巴耶洛的人选。他们考虑的人选有普里耶托、马丁内斯·巴里奥和内格林。三月二十三日的《时报》写道:“比方说,一个由现任财政部长内格林先生领导的内阁(当然少不了这个计划的领军人物普里耶托先生的参加,他目前一直谨慎地躲在幕后),也许会接受调停,并给共和区指出一条更可取的出路,结束无望的挣扎。”
全劳联与共产党的冲突
马拉加的陷落还导致了共产党与全劳联发生新的冲突。尽管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党都同意把马拉加的陷落归咎于阿森西奥的“背叛”,但他们马上又相互指责对方曾协助了阿森西奥的背叛。共产党指责马拉加的无政府主义者“玩弄革命的游戏”,设立了过多的委员会,结果导致了纪律混乱、不负责任的局面。而无政府主义者则指责共产党到处拉拢其他党派的人的行为,搞得反法西斯阵线人心惶惶,还指责共产党帮助释放了一批不忠于共和国的军官。阿尔梅里亚(Almería)省长下令逮捕著名无政府主义活动家、纵队领袖弗兰西斯科·马洛托[25],给双方的对立火上浇油。同时,社会党也发表了一份怒气冲冲的宣言,谴责了无政府主义的“契卡机关”的活动,列举了在中部地区被杀害的社会党活动家的名单。为了反击,全劳联报刊也列出了在卡斯蒂利亚被共产党武装杀害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家的名单。政府试图让双方冷静下来,将攻讦共产党的全劳联与伊无联报纸暂停出版,但又暂时释放了莫拉托[26]。
然而“契卡”事件仅仅是个开始。《全劳联》发表了监狱代表梅尔乔尔·罗德里格斯[27]对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公共秩序委员何塞·卡索尔拉的详细控诉。根据梅尔乔尔·罗德里格斯的控诉,共产党仍在马德里私设监狱,共产党的警察不经正当程序,就逮捕全劳联活动家,把他们关进共产党私设的监狱里,对他们严刑拷打,有些人还惨遭枪杀;此外,根据卡索尔拉的命令,有些被国家警察逮捕的囚犯虽然被人民法庭宣判无罪,但马上就被警察带到了其它监狱。
由保安警察进行的调查发现:卡索尔拉身边有一个团伙,通过反复拘押和释放犯人大发横财。四月十四日,《全劳联》发表了耸人听闻的头条文章《卡索尔拉是领法西斯钱的奸细》,并要求卡索尔拉离职。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受到了各方的压力,也宣布将进行调查。这是一起严重的丑闻;拉尔戈·卡巴耶洛抓住这个机会,于四月二十三日解散了保卫马德里委员会,一举摆脱了它。此后,马德里也成立了一个市评议会[28]。
卡巴耶洛与共产党的冲突
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解散,是重建后的国家政权的一次胜利,也是拉尔戈·卡巴耶洛的报复。这使卡巴耶洛夺回了主动权。就在保卫马德里委员会解散的同一天,马德里的《社会主义者》与《卡斯蒂利亚自由报》(Castilla Libre)谴责了“穆尔西亚丑闻”:共产党私设监狱,关押和拷打社会党活动家。与此案有牵连的省长被政府撤职,涉案的四名共产党警察也被逮捕审判。拉尔戈·卡巴耶洛随后又向军队——共产党的另一个重镇——下手了。他严格限制了政治委员的权力,并规定只有他自己才能任命政治委员。许多政治委员被迫离职。这实际上就等于向共产党宣战,而共产党也是这么认为的。共产党马上对卡巴耶洛大加挞伐,把此前媒体对卡巴耶洛的各种抨击加以歪曲之后,再改头换面重发一遍。他们把一切军事失败都归咎于卡巴耶洛。他们把卡巴耶洛描写成一个“独断专行的党阀”,尽管根本不称职,却想把一切都抓在手里:出于致命的自负,他不信任苏联专家的意见,企图指挥一切,以为自己是小拿破仑。他包庇叛徒阿森西奥,拒绝肃清军队;在人民军需要米亚哈出任参谋长的时候,他却由于嫉妒米亚哈而不肯批准这一任命[29]。
在这种权力斗争中,卡巴耶洛是无法获胜的。在瓜达拉哈拉战役之后,他提出了一个由阿森西奥制定的进攻计划。这个计划要求共和军向埃斯特雷马杜拉和安达卢西亚发动进攻,沿着梅里达—巴达霍斯一线建立一条战线,把国统区切成两半。这个计划的依据是:国民军在这一地区兵力比较薄弱,共和军的进攻会得到当地游击队的同情甚至支持,如果这个计划能成功,就能立即缓解北方战线的压力。但米亚哈反对这个计划,他不愿意从马德里周边分兵;苏联顾问也反对这个计划,他们不相信凭借当地战线上的兵力就能完成这个计划。
尽管拉尔戈·卡巴耶洛是总理兼陆军部长,但他却未能实施这个作战计划:苏联只给了他十架飞机,而米亚哈又拒绝从马德里战线上抽调他需要的部队。显然,拉尔戈·卡巴耶洛的权威,已经不足以控制重建后的国家政权了[30]。
革命反对派的兴起
此时,政府还得面临新的政治困难与经济困难,尽管政府在宣传中一再号召大家要英勇地忍受各种困难,但这些困难已经再也无法遮掩下去了。工厂不是已经停产,就是产量很低。供应系统已经几乎断炊了。食品供应的情况非常糟糕。从一九三六年七月到一九三七年三月,生活成本上涨了一倍,而工资的平均涨幅只有百分之十五。根据供给卡领取的最低限量配给也不一定能按时提供。面包店前永远排着长队。另一方面,黑市却兴盛起来了。包括巴塞罗那在内,各地的饭店又重新开张了,但饭菜的价格却令人望而生畏。取代了各种委员会的政府机构往往都是腐败的巢穴。统工党和全劳联—伊无联的报纸上登满了读者抱怨生活成本高涨、要求消灭特权与不平等的来信。四月十四日,巴塞罗那妇女举行游行,抗议粮价过高。但是,工会和政党却还在不断要求工人为了军事胜利而节衣缩食:工人对此报以冷嘲热讽。
因此,在一九三七年头几个月的形势影响下,在那些曾在一九三六年秋季同意与政府合作的组织内部,革命反对派的势力开始增长起来。
统工党是第一个被赶出反法西斯联合政府的组织,它似乎又要从头走一遍老路。几周以来,《战斗报》都在要求自治政府允许统工党复归,它痛批自治政府,认为自治政府从赶走统工党那一刻开始,就“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然而,这条路线在统工党内部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安德列乌·宁曾与孔帕尼斯一同前往雷里达,平息当地统工党的不满。伊共青的报纸公开批评本党参加政府的政策。后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似乎证明了“不参加政府”理论的正确性: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三日,胡安·安德拉德在《战斗报》上发表文章,认为参加政府是“消极的和有害的”。安德列乌·宁向统工党大会提交的理论草案却对这个关键问题不置一词。统工党的政治战略与策略也暴露出了同样的暧昧模糊与同样的自相矛盾。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统工党中央委员会号召以工农兵代表会为基础,举行立宪会议选举[31]。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安德列乌·宁将其解释为“工会、农民组织与战士组织的会议”。四月四日,安德拉德提出,用选举产生的基层委员会来取代工会,他还在四月里在《战斗报》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提出了建立委员会和代表会的口号,他将这些委员会和代表会理解为西班牙版的苏维埃。另外,共产党和统社党对统工党的攻击,许多党派的地方组织对统工党的迫害,再加上新闻审查,逼得统工党别无选择。它已经彻底被反法西斯联盟拒之门外。它越来越明显地采取了革命反对派的政策,它批判反法西斯联盟,说它已经变成了“神圣的联合[32]”,批判革命的暂停与退步,批判共产党与统社党的反革命行径。自始至终,统工党都在高度重视同全劳联的活动家保持联系,竭力劝说他们同自己一起组织保卫工人运动与革命成果、反击温和派联盟的革命联合阵线。
统工党的青年组织伊比利亚共产主义青年团表现得要比自己的母党更为坚决果断。伊共青系统地发起了宣传[33],公开要求解散议会,并以工厂委员会、农民会议与士兵会议为基础,选出一个立宪会议。伊共青不像安德列乌·宁,它果断宣称革命派应当致力于建立苏维埃式的委员会。它提议:为了赢得内战与革命的胜利,应当组织一个革命青年阵线。
全劳联内部也形成了一个独立于统工党的革命反对派。一批反对民兵正规化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家在巴塞罗那成立了“杜鲁蒂之友”集团(Agrupación de los Amigos de Durruti),并出版报纸《人民之友》(El Amigo del Pueblo)。他们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发行的一篇小册子中,对内战与革命做了总结:“战争与革命的八个月过去了。我们对革命的退步深感痛心。……八个月前成立了反法西斯委员会、各种地区委员会和各支治安巡逻队,八个月后它们一个都不剩了。”他们对战争与革命的观点与统工党和伊共青相同:“战争与革命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这种观点:先打赢战争,再进行革命。”在一九三七年春天,他们的意见得到了全劳联与伊无联许多地方组织的赞同,各地的全劳联报纸上都出现了这种意见,就连全劳联巴塞罗那组织的《晚报》(La Noche)也发表了由“杜鲁蒂之友”的领军人物巴利乌斯[34]签名的文章[35]。
这个反对派有一个重大缺点,那就是它没有一位重要的西班牙领袖。桑蒂利安依然保持沉默。意大利人贝尔耐里[36][37]便成了这种革命观点的理论家与鼓吹者。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五日,贝尔耐里在自己主办的意大利文报纸《阶级战争》(Guerra di Classe)上撰文反对“首先打败弗朗哥”的口号:“打赢战争是必要的;但是,要想打赢战争,就不能只依靠纯军事手段,而应该同政治和社会问题联系起来。”贝尔耐里是一个老资格的流亡者,他拥有比西班牙同志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更为深厚的修养,他谴责了莫斯科审判,并看出了斯大林的总体政策同西共的态度之间的联系:“(西共是)西班牙民主与自由主义的外籍军团。[38]”他责备自己在全劳联—伊无联里的朋友们“政治幼稚”,他警告他们:“诺斯克[39][40]的阴影正在逼近。……君主主义—天主教—正统派法西斯主义只是反革命的一部分。……要么通过革命战争战胜弗朗哥,要么就只有失败,这是唯一的抉择。”
但是,这个缺乏领导的反对派却在日益壮大。一九三六年九月,加泰罗尼亚自由青年联合会与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签订了统一行动的协定。但加泰罗尼亚自由青年联合会的报纸《道路》(Ruta)却采取了革命的立场。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它对卡巴耶洛政府发出了坚决的控诉[41]。加泰罗尼亚自由青年联合会谴责西共与共和派结成的联盟,批判它是苏联同法国和英国结成的联盟在西班牙的翻版,目的是为了“扼杀革命”。
因此,伊共青的口号能在自青联中获得广泛的响应,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四日,一万四千多名青年在巴塞罗那召开大会,成立了加泰罗尼亚革命青年阵线。加泰罗尼亚自青联书记菲德尔·米洛[42]、伊共青总书记索拉诺[43]和加泰罗尼亚革命青年阵线书记、青年自由派阿尔弗雷多·马丁内斯[44]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这个运动迅速向其它省份发展:在马德里[45]和列万特,自青联和伊共青联合举行了多次群众大会和宣传活动。
青年工人也分成了两大阵营。一方面,在统社青的倡议下,反法西斯青年联盟成立了,桑蒂亚戈·卡里约认为它代表了“所有捍卫自由……、保卫民主、反对法西斯主义、捍卫祖国的独立不受外国侵犯的青年共和派、青年无政府主义者和青年天主教徒的统一”,但它实际上是由统社青和其它几个共和派政党的青年组织结成的联盟。另一方面,来自伊共青和自青联的革命派都参加了革命青年阵线。青年成了革命运动和武装斗争的先锋队,如果说他们没有在政党和工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话,至少他们在武装力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加泰罗尼亚之外,统社青构成了西共背后的“青年近卫军”的主力。它的许多活动家,特别是原社青团的老战士认为反法西斯青年联盟过于温和,他们拒绝参加反法西斯青年联盟,并坚守革命的目标。瓦伦西亚代表大会刚刚闭幕,统社青内就涌起了批判“新路线”、“妥协与暧昧的政策”、“忽视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怒潮[46]。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日,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阿斯图里亚斯联合会书记拉法埃尔·费尔南德斯[47]退出了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委员会。阿斯图里亚斯联合会拒绝接受卡里约的路线,谴责统社青内缺乏民主精神,并与阿斯图里亚斯自由青年联合会签订了建议革命青年阵线的协定[48]。几天后,强大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列万特联合会的书记何塞·格雷戈里(José Gregori)也退出了统社青全国委员会,列万特联合会也随之退出统社青。桑蒂亚戈·卡里约在《现在》(Ahora)上指责他的对手受到了托派分子、弗朗哥和希特勒的指使。但这个运动仍在不断发展,就连统社青在加泰罗尼亚的一些地方组织都参加了革命青年阵线。西共原本通过统社青控制了相当重要的一部分青年,但在统社青内爆发的这场危机,表明它的控制权已经受到了有力的挑战。
局势一触即发

于是,在一九三七年春天,革命涨潮所需的各项条件再次齐聚了。革命反对派的理论至少在加泰罗尼亚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工人群众的响应,他们以前曾追随全劳联,却发现自己的革命成果面临着前功尽弃的危险。在工总、陆军和行政机关里,拉尔戈·卡巴耶洛的支持者也开始向共产党发起反击。经济困难与契卡丑闻成为了骚乱的温床。

执政联盟中的温和派在焦躁中不断发展。执政联盟原先就面临着各种势力要求暂停革命的外部压力,而在革命初期被吓得魂不附体的小资产阶级,在经过几个月之后,终于缓过神来,恨不得彻底抹去革命的每一丝痕迹的他们,也向执政联盟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在列万特和加泰罗尼亚,农民有时会向集体化的支持者进行激烈的报复,并向强迫他们参加集体化的工会或工人民兵宣泄自己的怒气。工总旗下有一个组织,叫加泰罗尼亚小贸易商与小实业家协会(GEPCI),它集中表达了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情绪。巴斯克政府向革命发起了坚决的进攻。它派警察占领了《北方全劳联》(CNT del Norte)设在毕尔巴鄂的印刷厂,这家印刷厂是在七月革命期间被全劳联占领的;随后,共产党报纸《红色尤斯卡迪》(Euzkadi Roja)接管了这家印刷厂。全劳联会员手持武器进行反击,然后阿吉雷政府逮捕了当地全劳联的领导层。几天后,巴斯克政府在三月二十四日宣布将在整个巴斯克地区举行盛大的复活节庆典,并在耶稣受难日[49]那一天关闭所有的电影院。被激怒的革命派制定了联合的计划。共和派、社会党普里耶托派和共产党很清楚革命派的联合会给自己造成什么样的威胁,他们觉得必须先下手为强,挫败统工党、全劳联与伊无联,从而一劳永逸地巩固共和国。

拉尔戈·卡巴耶洛也发现了自己已陷于孤立。他身边的人越来越多地讨论起了建立工会政府[50],全劳联—工总的团结被捧上了天,一九三六年九月的各项计划似乎又要死灰复燃。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全劳联和工总在瓦伦西亚召开联席会议,卡洛斯·德·巴莱巴尔含蓄地攻击了共产党和苏联,并对全劳联与工总的联盟大唱赞歌,认为两大工会的联盟代表了整个西班牙。然而,在革命刚开始时可以做到的事情,现在却再也做不到了。全劳联和工总都已不再是整齐划一的力量:两大工会的统治集团都发生了分裂,它们内部都出现了两个阵营,不同阵营之间的裂痕日益明显。拉尔戈·卡巴耶洛仍被夹在中间。他希望以国家为后盾,成为左右两派的仲裁者,慑服那些不服从他的控制的右派和那些拒绝承认他的权威的左派。他不想重新发动革命,因为他担心这样会输掉战争;他也不想公开反对革命,因为这样做的话,工人就没有理由继续支持战争。然而,尽管他是作为工人的代表出任政府首脑的,但他现在却既控制不了工人,也控制不了国家政权了。工人与国家政权一旦发生冲突,他就会下台,所以他竭力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然而,正如拉巴塞尔所说的,他必须“躲在僵化的国家政权背后”,避免做出任何重大决定,才能让他的政府苟延残喘。因此,拉巴塞尔总结道:“他玩弄阴谋诡计,一边同台面上的各种势力签订协议,一边培植私人的小集团;例行公事成了政府的主要工作,因为他找不到别的办法来把各方势力调和起来。他既不要民兵,又不要正规军;他既不要旧的官僚机构,又不要新的革命机关;他既不要游击战,又不要堑壕战。他向共产党许诺进行总动员和实行强化防御的计划,又向无政府主义者许诺进行革命战争;然而他到头来什么都没做。[51]”
巴塞罗那五月事件

在加泰罗尼亚,革命的成果与工人武装基本上得到了保留;这里也是革命反对派的重镇。而这里也有一个最坚决地企图结束革命的组织——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52],孔帕尼斯的共和国政权与小资产阶级急于摆脱无政府主义者的束缚,他们给统社党予以坚决的支持。加泰罗尼亚的事变引爆了火药桶。

首先,自一九三六年七月开始,全劳联民兵就控制了边境关口,但是,从一九三七年四月中旬开始,内格林的边防部队开始接管边境:四月十七日,边防部队控制了普奇瑟尔达的边境,随后又控制了费盖拉斯的边境,最后控制了整个共和区的西班牙—法国边境地带。全劳联民兵对进占的边防部队发起反击,而全劳联加泰罗尼亚地区委员会赶忙派人前往当地调停,达成妥协。四月二十五日,工总领导人、统社党党员罗尔丹·科尔塔达[53]在莫林斯·德·雷(Molins de Rei)被暗杀。统社党对此反应激烈,并将其归咎于“捣乱分子”和“暗藏的法西斯特务”。全劳联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正式谴责,并要求组织调查,它认为调查能够洗清自己的罪名。但是,罗尔丹·科尔塔达之死令人想起了革命后发生的“夜间处决”与报复。统社党利用此事大做文章。它给罗尔丹·科尔塔达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统社党从自己控制的警察和军队中抽调人员,进行了长达三个半小时的示威[54]。参加葬礼的统工党代表和全劳联代表发现,情况比他们原先预料的更为严峻:统社党通过这次葬礼,向他们炫耀自己的力量。次日,自治政府的警察在莫林斯·德·雷进行了报复:警察以涉嫌谋杀罗尔丹·科尔塔达为由,给当地的无政府主义领袖铐上手铐,押送巴塞罗那。在普奇瑟尔达,边防部队与无政府主义者发生交火:八名无政府主义者身亡,其中包括当地集体化的核心人物安东尼奥·马丁[55][56]。

此时,一个流言在巴塞罗那不胫而走:内务部长已经下令,要把所有不属于国家警察的工人武装统统缴械。工人立即做出了反应:几天内,工人和警察相互缴械,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均势。巴塞罗那眼看就要爆发巷战。政府下令禁止在五月一日举行游行和集会。《工人团结报》谴责了它所谓的“反全劳联圣战”,并请求工人保持克制,不要中了敌人的挑拨。《战斗报》号召“拿好武器”,保持警惕。

五月三日,星期一,当天发生的电话局事件,引爆了一触即发的局势。一九三六年七月,全劳联从叛军手中夺回了电话局,此后这栋建筑就一直被全劳联占领着。设在电话局里的电话交换机原先属于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merican Telephone & Telegraph),在被全劳联占领后,电话交换机的工作便由工总—全劳联联席委员会和政府代表共同监督。由全劳联民兵把守的这栋建筑,是所余无几的双重政权状态的典范,因为全劳联加泰罗尼亚地区委员会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的通讯,阻止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下达命令,还能控制撤至瓦伦西亚的共和国政府同它的国外代表之间的联系[57]。五月三日当天,公共秩序委员、统社党党员罗德里格斯·萨拉斯带着三卡车的突击警察前往电话局,进入电话局后,他缴了一楼的民兵的枪,但在楼上的机枪威逼下,他没敢往上走[58]。治安部队的领导、无政府主义者阿森斯和吉奥尔马上就得到了消息,他们迅速赶到现场,根据五月四日的《工人团结报》报道:“正当我们的同志对突击警察在建筑内的行动进行反抗时,他们及时赶到,劝说同志们采取正确的态度。”但是,大部分工人已经开始了罢工:尽管没有一个组织下令,巴塞罗那全城却还是建起了街垒。

全城已经进入了战争状态,当天晚上,全劳联地区委员会、伊无联、自青联与统工党执委会举行了联席会议。统工党代表指出:这一运动是巴塞罗那工人对挑衅做出的自发回击,关键时刻已经到来:“我们必须领导这场运动,击败内部的敌人;否则运动就会失败,而我们也都要完蛋。[59]”但全劳联和伊无联的领导人不同意他们的看法,并决定退让。

次日,也就是五月四日,工人的自发行动得到了统工党、自青联与“杜鲁蒂之友”的支持,他们控制了加泰罗尼亚的首府,但他们却逐渐遭到了包围。孔帕尼斯同全劳联领导人会谈后,通过广播发表讲话,谴责了罗德里格斯·萨拉斯在电话局的行动,并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全劳联地区委员会也支持孔帕尼斯:“放下你们的武器。我们应该对付的是法西斯主义。”《工人团结报》仅在第八版报道了前一天的事件,只字未提遍布全城的街垒。当天下午五点,工总领导人、拉尔戈·卡巴耶洛的私人朋友埃尔南德斯·桑卡霍[60]与两位无政府主义部长加西亚·奥利维尔和菲德丽卡·蒙蔡尼从瓦伦西亚乘飞机抵达巴塞罗那。他们轮流发表广播讲话,为孔帕尼斯和全劳联地区委员会领导人助阵:“一股疯狂的浪潮席卷了全城,” 加西亚·奥利维尔惊呼道。“我们必须立即停止手足相残。所有人都要保持冷静。……政府……将采取必要措施。[61]”

五月五日,星期三,工人依然留在街垒上。广播电台播放了全劳联与自治政府达成的协议:双方停火,维持军事现状,警察和武装市民将同时撤离。协议中没有提到由谁来控制电话局。然而,运动已经开始退潮。第二十六师的全劳联分子和第二十九师的统工党分子[62]在得知巴塞罗那市内的消息后,集结在巴尔瓦斯特洛(Barbastro),准备向巴塞罗那进军,但他们在比内法尔(Binéfar)停了下来;全劳联地区委员会派代表劝说第二十八师[63]师长格雷戈里奥·乔维尔,要求他不要采取任何进攻性的行动。全劳联的另一位领导人、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副陆军委员胡安·曼努埃尔·莫利纳[64]经过一番犹豫之后,劝说无政府主义指挥官马克西莫·弗兰科[65]把他的部队停在比内法尔。但冲突仍未彻底停止:菲德丽卡·蒙蔡尼的汽车遭到了统社党分子的攻击;加泰罗尼亚工总书记安东尼奥·塞塞[66](他参加政府的消息刚刚通过广播播放出去)被杀死了,很可能是全劳联的民兵干的。杜鲁蒂之友号召继续斗争,他们遭到了全劳联—伊无联的猛烈批判。
五月六日,星期一,秩序几乎完全恢复了。孔帕尼斯宣布这次事件中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各方都在呼吁巴塞罗那工人群众保持冷静,统工党也支持这一呼吁,它宣称:“无产阶级已经对反革命取得了局部胜利。……工人们,回去工作吧。”新成立的加泰罗尼亚临时政府由一个共和派、全劳联会员巴雷里奥·马斯[67]和工总会员比迪耶利亚组成,但没有柯莫雷拉和罗德里格斯·萨拉斯[68]。除了请求中央政府进行干预之外,孔帕尼斯的手段似乎都是正确的。被中央政府派往巴塞罗那平息局势的加西亚·奥利维尔和蒙蔡尼(假如他们可信的话)曾向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保证:只要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不向中央政府求助,中央政府就不会对加泰罗尼亚进行军事干预。然而,就在五月五日,普里耶托已下令舰队出发,抵达了巴塞罗那港口。几小时后,孔帕尼斯向中央政府求助,在部长们的压力下,拉尔戈·卡巴耶洛决定接管加泰罗尼亚的公共秩序与防务。曾担任过国民警卫队司令、现在又投靠了共产党的波萨斯将军接管了加泰罗尼亚所有部队的指挥权。为了保卫法律与秩序,政府从哈拉马战线抽调了五千名突击警察,组成了一个摩托化纵队,派往加泰罗尼亚。可是——这件事很好地体现了当时的混乱情况——这支刚刚恢复了加泰罗尼亚的秩序的警察部队,原本应该受到无政府主义者的恐惧,可这支部队的指挥员托雷斯·伊格雷西亚斯(Torres Iglesias)中校,以前却是无政府主义民兵“土地与自由”(Tierray Libertad)纵队的领导:一些突击警察进入巴塞罗那时,甚至还高呼“伊无联万岁!”(¡Viva la FAI!
这支部队抵达巴塞罗那后,彻底平息了战斗。官方公布的伤亡数字为五百人死亡、一千人受伤。政府一方的死者除了安东尼奥·塞塞之外,还有共产党军官阿尔卡尔德(Alcalde)上尉;革命派一方的死者有弗兰西斯科·阿斯卡索的哥哥多明戈·阿斯卡索[69]、著名无政府主义教育家弗兰西斯科·费雷尔的孙子、绰号“奇科”(Quico)的费雷尔,他们都是在街上被打死的。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了其它的死者。五月六日晚上,卡米洛·贝尔耐里和他的合作者巴尔比耶里[70]的尸体被人发现了。工总的民兵在白天闯入他们家中,将他们抓走后,枪杀了他们[71]。值得注意的是,革命青年阵线书记阿尔弗雷多·马丁内斯也在同一时间失踪了,几天后他的遗体才被发现。他们生前全都谴责过莫斯科审判,并批判西共、统社党及其盟友的“反革命”态度。他们都是革命反对派的领导人。尽管在当时的混乱局面下,不可能进行调查(就算进行了调查,结果也几乎不可能公布),但人人都能肯定贝尔耐里和马丁内斯一定是政治报复的牺牲者。由于《真理报》曾发出威胁,许多人都相信这一定是苏联特务干的。
五月事件的意义

五月事件因何而起,历来众说纷纭。统社党声称五月事件是被统工党内部的法西斯特务挑起的,真是这样吗[72]?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相信,五月事件是加泰罗尼亚资产阶级在西方列强支持下挑起的,目的是粉碎加泰罗尼亚的革命形势,真是这样吗[73]?其他人则认为,这次事件是由统社党挑起的,目的也是要破坏革命,真的是这样吗?

这种讨论或许纯粹是浪费时间:如果一两个间谍(充其量十个)就能挑起这种事件,那就说明局势本身就已经达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而我们前面讲过,局势确实已经一触即发。此外,没有共和国军警和加泰罗尼亚政府的配合,统社党内的共产党人是不会轻举妄动的,我们认为,五月三日的武力示威并不是他们想要的。进攻电话局是恢复国家政权的步骤之一。我们甚至认为,他们根本没有料到进攻电话局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应;如果他们想用武力摆脱加泰罗尼亚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不会等上这么久才动手——话虽如此,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还是抓住这个机会,占据了优势,竭力粉碎革命运动。在五月初的紧张局势中,进攻电话局肯定会被加泰罗尼亚工人当成挑衅。

工人对进攻电话局的反应,其实是一种自发的应激反应,明白了这一点,就能理解:为什么在五月事件期间,在没有任何指示的情况下,全劳联—伊无联的各个街区自卫委员会成了工人的领导机关。当全劳联命令工人放下武器时,工人服从了纪律,执行了命令,这件事也可以作为佐证。乔治·奥威尔[74]与统工党的武装一起经历了整个五月事件,他写道:“工人们自发走上街头,组织防御,全体工人一致要求的只有两件事:交回电话局;解除他们痛恨的突击警察的武装。[75]”

罗贝尔·卢松在研究五月事件的文章[76]中指出,武装的工人占有压倒性的优势,他们几乎不放一枪就控制了十分之九的城市,这给卢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还指出,这股力量虽然十分强大,却只用在了防御上:在整个冲突期间,全劳联在办公楼后面有六辆坦克,但却没有投入战斗。工人手中的七十五毫米火炮未发一炮;被全劳联民兵控制的蒙朱伊克要塞从未开火[77]。他写道:“从第一声枪响到战斗结束,全劳联与伊无联地区委员会只下达了一道命令,他们利用电台、报纸和一切手段,反复下达这道命令:停火。”他认为,全劳联的领导人最担心的是:政权万一落到他们手里,他们就会不知所措;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他们不惜“放弃一切、抛弃一切,迎接失败”。在他们私下谈话时,他们以外国军舰已开进港口为借口,来为自己辩解。对他们而言,这件事其实在去年秋天就已经解决了。他们当时选择了合作,而不是夺取政权。桑蒂利安起初同意合作,但他很快就批评起了自己原先的态度,针对他的批评,加西亚·奥利维尔和巴斯克斯回答道:“我们能做的,只是坐等事件发生,然后尽量顺势而行。[78]”

据维克托·塞尔日记载,统工党的领导人一直在担心:当工人遭到挑衅,自行发动起义时,无政府主义领袖的优柔寡断、软弱无力和政治无能,会导致起义失去领导,最后被反革命势力利用,给无产阶级造成沉重打击。统工党的领导人知道自己的力量远不如全劳联,如果他们撇开全劳联单独行动,就有可能陷入孤立;奥威尔指出:“统工党领导层直接下令,要求我们支持全劳联,但只有在遭到枪击,或是我们的建筑物遭到进攻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回击。”

巴塞罗那工人的自发反应,究竟是给革命提供了新的动力,还是造成了革命的倒退,这当然是一个值得商讨的问题[79]。历史学家只能指出:无政府主义领袖不愿推动革命,而统工党的领袖不相信自己能推动革命。孔帕尼斯虽然宣称五月事件是一场“平局”,然而实情并非如此:五月事件敲响了革命的丧钟,预示了所有的政治失败,最后还导致了一些革命领袖的死亡。
五月事件的直接影响

总之,五月事件造成的第一个可见的影响,是加泰罗尼亚自治的结束:中央政府接管了加泰罗尼亚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的基础机关。但这似乎并不意味着要向全劳联和统工党进行大镇压(这是它们最担心的事)。当然,全劳联和统工党的武器被收缴了,它们的报纸和广播电台遭到了审查,但公共秩序委员郑重保证,他的部队“不会把任何工会或反法西斯组织当成敌人”。这一表态,是在卡巴耶洛和他的内务部长加拉尔萨指示下做出的。五月四日,他们的喉舌、瓦伦西亚报纸《前进报》(Adelante)写道,巴塞罗那事件是“几个组织之间的共谋,它们虽然都参加了全加泰罗尼亚反法西斯阵线,但它们具有不同的路线,它们在工会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利益也是矛盾的,它们选了一个错误的时间,进行了这一准备不充分的阴谋。”

在这种情况下,全劳联肯定要一再呼吁保持冷静,《全劳联之家》(Casa CNT)在五月事件的最后一天发表了声明:“全劳联与伊无联会一如既往地继续同反法西斯阵线的所有政治组织与工会组织精诚合作。最能证明这一点的证据,便是全劳联正在继续同中央政府、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和所有的市镇政府合作。”全劳联的领袖以为只要对这件事闭口不谈,就可以把它瞒过去了,他们在五月六日发表了声明:“当我们了解到事件的影响有多严重时,我们马上就下令所有组织保持冷静,并避免报道任何可能产生严重后果的事情。”不幸的是,尽管全劳联拼命地隐瞒巴塞罗那事件的重大影响,共产党的报刊却还是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攻势,将五月事件斥为“受德意特务机关指使的统工党托派分子策划的”叛乱。这场宣传攻势进行得非常巧妙,而全劳联也小心翼翼,就连马德里全劳联民兵的喉舌《自由战线》都采纳了共产党的论点,并写道:“反抗……由人民选出的政府……的叛乱分子,都是希特勒、墨索里尼与弗朗哥的同谋,”“必须无情地消灭。”在五月事件刚结束时,双方看似打了个平手,但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胜利的天平倒向了拥有明确的政治路线、勇气和坚定意志的一方。
拉尔戈·卡巴耶洛的倒台

共产党把五月事件归咎于托派分子和暗藏的法西斯分子:他们大谈革命,只是为了制造混乱,必须严惩他们。五月九日,何塞·迪亚斯在瓦伦西亚发表讲话,要求内务部长严惩捣乱分子,否则就得辞职。他大声疾呼:“第五纵队已经揭下了假面具,我们要做的就是消灭他们。”五月十一日,《前进报》做出了答复:“共产国际外国支部煽动政府采取镇压措施,但政府如果这样做,它就成了希尔—罗夫雷斯政府或雷鲁克斯政府;这样做会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会导致内战的失败和革命的破灭。……一个主要由工人运动的代表组成的政府,不能使用那些专属于反动政府和具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的政府的手段。”从这一刻开始,卡巴耶洛政府的寿命便屈指可数了[80]。五月十四日,马德里的几家日报宣称:为了满足共产党在公共秩序与战争指挥等问题上的要求,内阁将在几天内进行改组。五月十五日,共产党籍的农业部长乌里贝在内阁会议上发言,要求政府下令解散和取缔统工党,并逮捕统工党的领导人。拉尔戈·卡巴耶洛回答道,作为一个长期遭受迫害的工人组织的战士,他拒绝解散任何工人组织。全劳联籍的政府部长支持卡巴耶洛:菲德丽卡·蒙蔡尼翻开一份文件,指出五月事件是以统社党为首的势力挑起的。乌里贝和埃尔南德斯随即起身退席。卡巴耶洛宣称,“政府会继续坚持下去”。但共和派的部长和普里耶托的伙伴没有接受[81]。于是,拉尔戈·卡巴耶洛便辞职了。


[1]卡尔·菲利普·戈特弗里德·冯·克劳塞维茨(Carl Philipp Gottfried von Clausewitz,1780年6月1日——1831年11月16日),德国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学家。——中译者注
[2]拉尔戈·卡巴耶洛于1936年10月1日在议会的发言。10月3日的《时报》认为,他的发言表明他将发动一场深刻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改造国家政权。——原注
[3]《二十世纪的西班牙危机》,第270页。——原注
[4]桑蒂利安曾提及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同摩洛哥民族主义者的谈判。《战斗报》曾号召支持摩洛哥独立,并力争使共和国与阿卜杜勒·克里姆结盟。共和派统治者对摩洛哥问题的消极态度,曾使科尔佐夫大为惊讶;而弗朗哥却声称:“我们西班牙民族主义者非常理解其他民族的民族主义,我们尊重他们的民族主义。”——原注
[5]当法国人民阵线政府勒令解散革命的民族主义运动“北非之星”(L’Etoile Nord-africaine,该党后来改组为阿尔及利亚人民党,后来又改组为争取民主自由胜利运动)时,以巴斯蒂亚尼(Bastiani)为首的该党党员正在国际纵队中战斗。——原注
1926年,在法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以梅萨利·哈吉(Messali Hadj,1898—1974)为首的一批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成立了“北非之星”,该党在1929年被法国殖民当局取缔,1933年重建,1936年参加了法国人民阵线,但在1937年1月却被人民阵线政府取缔。1937年3月11日,该党党员另建阿尔及利亚人民党(Parti du Peuple Algerien,PPA)。1945年5月,阿尔及利亚人民党再次遭到法国殖民当局镇压。1946年10月,该党部分党员建立了争取民主自由胜利运动(Mouvement pour le Triomphe des Libertes Democratiques,MTLD)。阿尔及利亚人民党的另一批党员决定采取武装斗争,他们在1947年建立了与争取民主自由胜利运动关系比较松散的“特殊组织”(Organisation spéciale),“特殊组织”后来与争取民主自由胜利运动分道扬镳,在1954年与其它一些组织成立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Front de Libération Nationale,FLN),并于同年发动武装起义,经过8年的艰苦斗争,终于在1962年赢得了彻底独立。——中译者注
[6]关于这个问题,请参阅贝尔耐里发表于1936年10月24日的《阶级战争》(Guerra di Classe)上的文章。——原注
[7]格兰迪索·穆尼斯(《失败的里程碑:胜利的保证》[Falones de derotta:promesa de victoria],墨西哥城,工人斗争,1948年,第329页)曾特地提到了一个被派往西班牙的代表团,代表团团长是一位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者。(达维·鲁塞[David Rousset]以前的一些朋友宣称,这个代表团团长就是达维·鲁塞,果真如此吗?)——原注
[8]1937年3月18日的《泰晤士报》(TheTimes)披露了英国外交部拒绝这一建议的消息,它是首家对这一建议进行报道的媒体(而且并没有遭到否认);菲利克斯·莫洛认为卡巴耶洛政府是在2月9日提出这个提议的。这家保守派报纸写道:“西班牙政府正在考虑改变西属摩洛哥的形势……考虑签订领土协议。”拉尔戈·卡巴耶洛对此闭口不谈,他在《我的回忆》一书中写道,当他被赶下台时,他正在同摩洛哥民族主义者谈判。关于这个问题,请参阅波洛腾,《大伪装》,第135—138页。——原注
[9]1906年1月16日,为了解决第一次摩洛哥危机,欧洲列强在西班牙海港城市阿尔赫西拉斯(Algeciras)召开了会议。经过近三个月的激烈争论,会议最后于4月7日通过了《最后议定书》,承认摩洛哥独立,但规定:摩洛哥的警察组织和治安权力交由法国和西班牙管理;对摩洛哥财政实行国际监督。由与会的几个大国提供资金,成立国家银行,法国占较多股份,业务活动受法国法律的管辖;外侨可以购置土地,从事商业、采矿等活动;关税由一名政府代表、一名外国代表和一名国家银行代表组成的常设委员会管理。《阿尔赫西拉斯条约》其实是欧洲列强瓜分摩洛哥的分赃协议。——中译者注
[10]罗森贝格于1936年11月1日和9日在马德里纪念(Monumental)剧院发表了演讲。安东诺夫也出席了一次露天集会,孔帕尼斯在这次集会上获得了参加四十万人的掌声。——原注
[11]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ВячеславМихайлович Молотов,1890年3月9日——1986年11月8日),原姓斯克里亚宾(Скрябин)。时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中译者注
[12]这封信最初发表于《辛辛那提时代之星》(Cincinnati Times-Star),后来被不断翻印。——原注
[13]马尔塞利诺·帕斯库瓦·马丁内斯(Marcelino Pascua Martínez,1897年6月14日——1977年6月14日),生于巴利亚多利德。1919年参加社会主义运动,但在1921年退出社会党。1931年重新参加社会党。内战爆发后,于1936年9月21日出任西班牙共和国驻莫斯科大使,1938年4月11日改任驻巴黎大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14]据加西亚·普拉达斯(García Pradas)记载,拉尔戈·卡巴耶洛曾通知莫斯科:罗森贝格生病了,他或许需要“换换空气”。——原注
[15]列昂·海奇斯(Leon Hajkis,1898—1937),俄文名为列昂尼德·雅科夫列维奇·海奇斯(ЛеонидЯковлевич Гайкис),生于华沙。1916年参加波兰社会党左派(PolskaPartia Socjalistyczna – Lewica),1917年参加俄共(布),1919年参加红军,1921年进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1937年2月19日出任苏联驻西班牙大使,6月17日被召回国内,8月21日遇害。1955年平反。——中译者注
[16]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最后一个乐观主义者》,第288页)记录了这次执委会会议的情况。他本人支持两党采取统一行动,但认为组织上的统一仍然为时过早。皮耶特洛·内尼(《西班牙战争》[La Guerre d”Espagne],巴黎,弗朗索瓦·马斯佩洛出版社[François Maspéro],第67页)记录了他在1937年3月3日同普里耶托的谈话,普里耶托在谈话中要求立即同共产党合并。——原注
[17]胡利安·贝斯泰洛·费尔南德斯(Julián Besteiro Fernández,1870年9月21日——1940年9月27日),生于马德里。曾在马德里大学、索邦大学等学校求学。1908年参加阿列杭德洛·雷鲁克斯的激进共和党,1912年参加马德里社会主义者集团,不久后参加工总与社会党。1917年10月,因积极参加罢工运动,被判处终身监禁,1918年2月在狱中当选议员,获得特赦。在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时期主张工总同独裁政府合作,并于1925年至1931年出任工总主席和社会党主席。1931年共和国成立后,于1931年至1933年出任议会议长,并于1932年再次出任工总主席,1934年辞去工总主席的职务。1939年3月5日,支持卡萨多发动政变,推翻内格林政府,企图向弗朗哥乞和。马德里沦陷后被反动军队逮捕,同年被判处三十年徒刑,后死于狱中。——中译者注
[18]关于艾斯普拉的出访计划,请参阅1937年3月23日的《时报》。阿萨尼亚曾告诉费舍尔,他已经派贝斯泰洛出席英国国王乔治六世(George VI,1895—1952)的加冕仪式,以便争取英国进行调停:先实现停火,然后撤出外国军队,最后各方再召开会议,争取实现“民主的解决方案”(《贝尼卡尔洛之夜》,第420页)。1936年12月15日,拉尔戈·卡巴耶洛曾经拒绝了英国和法国提出的先休战、再举行全民公决的计划。1937年2月,美国国务卿柯德尔·赫尔(Cordell Hull)又提出了新的建议(请参阅1937年2月26日的《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上的声明)。——原注
[19]据《每日邮报》报道,有人正在采取行动,准备扶植一个以米亚哈为首的政府,企图同叛乱头目达成“光荣的和平”,全劳联全国委员会专门在1937年4月26日发表声明,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原注
[20]胡利安·戈尔金,《西班牙的食人政治(希特勒与斯大林)》(Caníbales politicos [Hitler y Stalin] inEspaña,墨西哥城,克扎尔出版社[Ediciones Quetzal],1941年),第215—217页。戈尔金是在监狱里认识阿森西奥的。——原注
[21]据戈尔金记载(同上,第218页),阿森西奥曾解释说,共产党之所以这么恨他,有两个原因:一、他曾拒绝支持第五团;二、玛尔加丽塔·内尔肯(Margarita Nelken)曾代表共产党在突击警察中间进行宣传,他曾为此威胁要枪毙她。——原注
[22]马拉加守军司令比利亚尔瓦(Villalba)中校被军事法庭指控犯有抛弃自己的司令部与部队的罪行。但是,一直跟他在一起的政治委员波利瓦尔是共产党的国会议员,而国会拒绝剥夺波利瓦尔的议员豁免权。在此类事件中,很难分清什么是背叛、什么是无能,也无法分清什么是合理的镇压、什么是政治报复。——原注
[23]阿森西奥后来由于希洪失守而被内格林政府指控犯有叛国罪,但最后被宣判无罪,并重新担任指挥职位。他的参谋长、跟他一起受株连的马丁内斯·卡夫雷拉(Martínez Cabrera)也跟他一起被宣判无罪,但马丁内斯·卡夫雷拉最后还是被弗朗哥杀害了。——原注
[24] 卡洛斯·德·巴莱巴尔在七月革命后身负重伤,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没有参加任何活动。根据他的记载(《斯大林主义的背叛》[La traición del stalinismo],第70—71页),共产党曾拉拢过他,准备推举他当陆军部长;这一针对卡巴耶洛的阴谋遭到了他的拒绝,结果使他遭到了共产党的嫉恨。——原注
[25] 弗兰西斯科·马洛托·德尔·奥霍(FranciscoMaroto del Ojo,1906年3月15日——1940年7月12日),生于格拉纳达。当过家具工人。安达卢西亚全劳联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内战爆发后组建了“马洛托纵队”。1937年初被捕,同年5月1日获释,共和国覆灭后被反动军队逮捕,1940年遇害。——中译者注
[26] 马洛托后来被内格林政府指控犯有叛国罪,被判处死刑,但又获得了特赦。不过莫拉托最后还是没有躲过弗朗哥的残杀。——原注
[27]梅尔乔尔·罗德里格斯·加西亚(Melchor Rodríguez García,1893年5月30日——1972年2月14日),生于塞维利亚。马德里全劳联主要领导人之一。内战爆发后,于1936年12月5人被司法部长加西亚·奥利维尔任命为马德里监狱总监。卡萨多政变后被任命为马德里市长。共和国覆灭后被反动政权逮捕,1944年获释后一直居住在马德里。1972年逝世。——中译者注
[28]马德里市评议会是根据4月18日颁布的一道法令成立的,这道法令发表于4月21日的《政府公报》(Gaceta)。4月24日,米亚哈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告解散保卫马德里委员会,随后共产党也公开赞成这一举措。在卡索尔拉事件中,只有共产党和统社青为这位年轻的公共秩序委员辩护。共和派报纸《ABC》的立场一般比较亲共,但它也在2月23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马德里的公共秩序》,里面有多处因审查而开的天窗,这篇社论建议卡索尔拉遵守法律。4月24日,已经解散了的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它已经取消了对这起事件的调查。4月26日,卡索尔拉向媒体发表声明,驳斥了对他的指控,并发出威胁:如果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不愿意为他辩护,他将亲自为自己辩护。几天后,他在《ABC》上发表了一篇报告,他在这篇报告中只强调了同伪装成反法西斯组织的第五纵队作斗争有多么困难。这一事件最后无果而终。——原注
[29]拉尔戈·卡巴耶洛下台后,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在5月29日的讲话中历数了卡巴耶洛的各种罪过,我们这里举出的便是他对卡巴耶洛的指控的概括。——原注
[30]在1936年,卡萨多、埃尔南德斯和阿拉吉斯泰因等人立场相差甚远,但在内战后,由于他们都反对共产党,使他们的立场相互接近;在埃斯特雷马杜拉攻势这个问题上,他们都赞成卡巴耶洛对共产党的指责。但很少有人像埃尔南德斯那样认为这一事件是导致卡巴耶洛政府倒台的关键因素。拉尔戈·卡巴耶洛指出,他得到了共产党部长们的支持,并迫使米亚哈服从了他的命令,这次进攻本来准备于5月16日开始。但迄今为止,这还只是卡巴耶洛一家之言。——原注
[31]1936年12月12日至16日,统工党召开中央委员会扩大全会。这次会议反对建立正规军,要求建立革命的红军;谴责了莫斯科审判;拒绝参加第二、第三和第四国际;定于1937年2月15日召开统工党下一次代表大会;会议指出:“革命已到了关键时刻。……战争与革命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我们允许反革命获胜,就会输掉战争。……维持资产阶级议会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应该用一个由工人委员会、农民委员会、士兵委员会、工厂委员会等组织选出的立宪会议来取代资产阶级议会,并通过资产阶级议会产生一个工农政府……”(比克托·阿尔瓦与斯蒂芬·施瓦茨[Stephen Schwartz],《西班牙马克思主义对阵苏联共产主义》[SpanishMarxism vs Soviet Communism],Transcation Publishers,1988年,第五章。)——中译者注
[32]一战爆发后,法国社会党立刻站在本国资产阶级一边,支持战争,1914年8月4日,法国总统雷蒙·庞加莱(Raymond Poincaré)呼吁法国人民实现“神圣的联合”(L'unionsacrée),同日,法国议会任命勒内·维维亚尼(René Viviani)为总理,组织“神圣联合”内阁,法国各主要党派都参加了这个内阁,社会党人儒勒·盖德和马塞尔·松巴(Marcel Sembat)也参加了。本文中的“神圣联合”,是指左翼政党同资产阶级政府相互勾结、放弃国内的阶级斗争、欺骗工人阶级为资产阶级去充当炮灰的同盟关系。——中译者注
[33]关于这个课题,请参阅维雷瓦尔多·索拉诺(Wilebaldo Solano)和路易斯·罗克(Luis Roc)发表在《共产主义青年》(Juventud Comunista)上的文章。——原注
[34]扎乌姆·巴利乌斯·米尔(Jaume Balius i Mir,1904—1980),生于巴塞罗那。起初是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1922年参加加泰罗尼亚行动,并因参加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运动而被迫流亡法国。共和国成立后,于1931年回国,并一度与工农同盟比较接近,但后来又疏远了工农同盟。此后成为无政府主义者,1932年参加全劳联,并参加了1933年1月和1934年10月的两次起义。内战爆发后,积极参加了巴塞罗那的平叛战斗,并当选为记者工会副主席。1937年1月26日加入《晚报》编辑部工作。1937年3月15日参与创建“杜鲁蒂之友”集团,巴塞罗那五月事件后被捕,不久获释。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35]下柳布雷加特的《思想》(Ideas)是被争取到革命反对派立场上的无政府主义报纸之一。卡洛斯·拉马明确地概括了《思想》所代表的纯正的无政府主义路线与“杜鲁蒂之友”的路线的区别,从“杜鲁蒂之友”所使用的术语中可以看出他们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此外,巴利乌斯曾是工农同盟成员。另一方面,穆朗(Moulin)和弗兰茨·赫勒(Franz Heller)等外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也同巴利乌斯的组织合作。——原注
[36]卡米洛·贝尔耐里(Camillo Berneri,1897年5月28日——1937年5月5日),生于意大利洛迪市(Lodi)。1912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同盟,一战期间转变为无政府主义者。1926年流亡国外。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前往加泰罗尼亚,同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并肩作战。1937年5月5日,在巴塞罗那五月事件中被斯大林派杀害。——中译者注
[37]卡米洛·贝尔耐里生于1897年,曾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一战期间成为无政府主义者,曾在佛罗伦萨大学担任哲学教授,墨索里尼上台后流亡国外。1936年7月自愿参加全劳联。他在国际自由运动中享有盛誉,并在西班牙享有一定的威望。——原注
[38]《西班牙的阶级战争》,第17页。——原注
[39]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 Noske,1868年7月9日——1946年11月30日),社会民主党人,1906年当选议员,十一月革命爆发后利用自由军团镇压革命,并且是杀害卢森堡与李卜克内西的幕后黑手。——中译者注
[40]诺斯克:为总参谋部效力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他挫败了1919年的德国苏维埃革命,并下令杀害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与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原注
[41]“为了逼迫我们放弃全部革命成果,中央政府正在抵制加泰罗尼亚的经济。人民被要求做出牺牲,工人和民兵放弃了一大部分工资,而政府却紧抓着自己的黄金不放,用来保障这个新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资本家的珠宝与财富得到了保护……,高得离谱的工资得到了保留,有些人的工资甚至还涨了两倍。……当人民正在忍饥挨饿时,奸商却被允许进行可耻而罪恶的投机买卖。……由于阿拉贡战线坚持革命立场,为了整垮当地的各支纵队,武器一直不发给他们。……人民的儿女被送上前线,穿着制服的军队却被留在后方,为反革命效力。”——原注
[42]菲德尔·米洛·索拉内斯(Fidel Miró i Solanes,1910—1998),生于塔拉戈纳省埃尔普拉德圣马里亚镇(El Pla de Santa Maria)一个农民家庭。14岁失去父母,移民古巴,开始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1933年返回加泰罗尼亚,1934年参加全劳联,并参加了自青联。1936年当选为全劳联加泰罗尼亚地区委员会委员。1937年2月当选为自青联书记,同年6月当选为自青联半岛委员会总书记,9月与统社青签订协议,成立全国反法西斯青年联盟。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七十年代后期参加了重建全劳联的工作。——中译者注
[43]维雷瓦尔多·索拉诺·阿隆索(Wilebaldo Solano Alonso,1916年7月7日——2010年9月7日),生于布尔戈斯。1932年参加工农同盟的青年组织。1935年9月当选为伊共青总书记,内战爆发后,代表伊共青参加了统工党执委会,1936年11月当选为革命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国际局(International Bureau of Revolutionary Youth Organizations)总书记。1937年2月同自青联一同创建革命青年阵线。1937月巴塞罗那五月事件后,协助重建统工党执委会,1938年4月被捕,法西斯军队占领巴塞罗那时越狱,后流亡国外。1947年当选为统工党总书记。1953年至1981年为法新社工作。弗朗哥独裁政权垮台后参加了统工党的重建工作。2010年在巴塞罗那逝世。——中译者注
[44]阿尔弗雷多·马丁内斯·昂格里亚(Alfredo Martínez Hungria,?—1937),三十年代巴塞罗那自青联主要领导人之一,1932年参加自青联。1936年内战爆发后当选为自青联加泰罗尼亚地区委员会委员。1937年5月7日被斯大林派绑架杀害。——中译者注
[45]1937年3月2日,自青联在马德里召开代表大会,伊共青书记、统工党党员恩里克·罗德里格斯(Enrique Rodríguez)在大会上发表讲话,赢得了满堂喝彩。被众人当作是首都革命反对派的领袖的加西亚·普拉达斯对共产党和统社青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指出:革命青年应该为了“社会革命”而团结起来,并“绝不接受议会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原注
[46]1937年1月15日,桑蒂亚戈·卡里约在瓦伦西亚代表大会上指出:“我们现在不是为社会革命而战。我们的组织既不是社会主义组织也不是共产主义组织。统社青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青年团体。”——原注
[47]拉法埃尔·费尔南德斯(Rafael Fernández,1913年10月1日——2010年12月18日)。曾参加西班牙工人社会党阿斯图里亚斯联合会。1936年10月15日当选为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阿斯图里亚斯联合会书记。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48]统社青执委会的一个代表团访问北方,此举遭到了统社青阿斯图里亚斯联合会的反对,这很可能就是导致统社青阿斯图里亚斯联合会拒绝中央政策的原因。1937年2月18日,统社青的两位领导人罗德里格斯·塞斯塔(Rodríguez Cesta)和特里丰·梅德拉诺在毕尔巴鄂开会时被炸弹炸死。——原注
[49]1937年的复活节与耶稣受难日分别为3月28日和3月26日。——中译者注
[50]但是,最积极地讨论“工会政府”的人,却是共产党的领导人,他们坚决反对“工会政府”的建议。工会政府这个主意,似乎是把“工人政府”这个旧口号,打扮得温和一些之后,再重新拿出来用,而卡巴耶洛的朋友早在1936年9月就放弃了“工人政府”的口号。——原注
[51]Espagne,creuset politique,第152页。——原注
[52]柯莫雷拉与统社党的代言人贝纳维德斯写道:“共产党有一句名言:‘要拿下萨拉戈萨,首先得拿下巴塞罗那。’这句话正确地反映了当时的形势,并真实地表达了全国的心愿:把被无政府主义者夺取的权力交还给自治政府。”(《加泰罗尼亚的战争与革命》,第426页)。——原注
[53]罗尔丹·科尔塔达·多尔塞特(Roldán Cortada i Dolcet,?—1937),工会活动家。当过石匠,曾参加全劳联。1931年8月参加“三十人集团”,反对伊无联对全劳联的控制,退出了全劳联。1933年参加工总,成为工总旗下的建筑工会书记和社会党加泰罗尼亚联合会书记。1936年7月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成立后,成为统社党巴塞罗那委员会委员。1937年4月25日被暗杀。——中译者注
[54]《战斗报》就此事写道:“这是一场反革命示威,它的目的是要在小资产阶级群众和工人阶级的落后阶层中间制造仇视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的先锋力量(全劳联、伊无联和统工党)的气氛。”——原注
[55]安东尼奥·马丁·艾斯库德洛(Antonio Martín Escudero,1895年1月17日——1937年4月27日),早年参加全劳联,曾与杜鲁蒂的“团结”小组有过联系。1924年流亡法国,共和国成立后回国。内战爆发后,曾担任普奇瑟尔达镇长。1937年4月27日在与边防部队交火时身亡。——中译者注
[56]安东尼奥·马丁以前是一个走私贩,1936年7月以后实际上成了海关主任。根据桑蒂利安记载,这就是他遭到众多人仇恨的原因。但是,共和派、社会党与共产党认为他是“普奇瑟尔达的屠夫”,并在当地进行了长期的恐怖统治。贝纳维德斯在《加泰罗尼亚的战争与革命》一书中将安东尼奥·马丁称作“马拉加拐子”,用了很长的篇幅对他进行控诉。——原注
[57] 阿图尔·科斯特勒(Arthur Koestler)描写了瓦伦西亚的共和国政府是如何同巴黎大使馆进行秘密联络的:外交部长德尔·巴约和大使阿拉吉斯泰因是连襟,他们的妻子都是瑞士的德意志人,所以他们就通过自己的妻子用德语进行秘谈,这样一来就能避免监听。据贝纳维德斯记载,阿萨尼亚的谈话经常被全劳联监督委员会窃听(《贝尼卡尔洛之夜》,第424页)。——原注
[58]政府后来采取的措施,似乎可以证明:罗德里格斯·萨拉斯是在得到内务部长、艾斯凯拉党员艾瓜德尔(Artemi Aiguader i Miró)的同意后才这么做的。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是共产党报刊给罗德里格斯·萨拉斯找的各种借口:保障电话交换机的正常运行(《工人日报》,5月11日);夺回前一天被统工党和捣乱分子占领的电话交换机(《国际新闻通讯》,5月29日);或只是为了护送政府代表上任(罗德里格斯·萨拉斯本人对媒体的声明)。——原注
[59]戈尔金后来解释说:“当天晚上,在统工党执委会的倡议下,安德列乌·宁、佩德洛·波内特(Pedro Bonet)和我与全劳联地区委员会全体委员、伊无联与自青联举行了会议。我们坦诚地介绍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你我双方都没有让群众参加这次运动。这是群众在遭到斯大林主义的挑衅时的自发反应……我们猜测你们跟我们一样了解,无论是对于革命,还是对于战争而言,目前都是一个无比关键的时刻。我们要么去领导这个运动,赋予运动明确而重大的目标,并实现这些目标,消灭内部的敌人,要么就会让运动陷于失败,士气大涨的敌人就会消灭我们所有人。必须马上做出决定。’”然后戈尔金发现无政府主义领袖们“低头不语,犹豫不决”,他便建议:“我们应该立即派代表团去瓦伦西亚,向拉尔戈·卡巴耶洛和他的部长们解释,告诉他们这个运动针对的不是中央政府,而是针对斯大林派挑拨者。但我们没有成功。”戈尔金还说,无政府主义领袖们在驳回了统工党的建议后,还宣称他们在加泰罗尼亚政府里面有人,不用极端措施也能对付得了共产党(罗伯特·J·亚历山大[Robert J. Alexander],《西班牙内战中的无政府主义者》[The Anarchists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伦敦,雅努斯出版公司[Janus Publishing Company],1999年,第2卷,第929—930页)。——中译者注
[60]卡洛斯·埃尔南德斯·桑卡霍(Carlos Hernández Zancajo,1902年11月4日——1979年9月27日),生于马德里,当过司机。1918年参加工总和社青团。1924年参加马德里社会主义者集团。1928年当选为马德里城市运输工人总工会(Unión General de Obreros del Transporte Urbano de Madrid)副主席,1928年至1929年任社青团全国委员会委员,1934年至1936年任社青团主席。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61]加西亚·奥利维尔发表这次讲话后,在街垒上的工人中间流传起了一个流言:加西亚·奥利维尔和他的朋友已被自治政府的警察逮捕,他们是在枪口威胁下才呼吁保持冷静的。而在统社党一边则流传着另一个流言:加西亚·奥利维尔曾警告他的朋友,不要相信他说的任何话,除非里面含有暗号。——原注
[62]“第二十六师”在英文版中为“第二十三师”,但在法文版为“第二十六师”,经查证,确认为第26师。第26师前身是全劳联的“杜鲁蒂”纵队,第29师前身是统工党的“列宁”纵队。——中译者注
[63]法文版和英文版此处均为“第26师”,经查证,实为第28师,该师前身为全劳联的“阿斯卡索”纵队。——中译者注
[64]胡安·曼努埃尔·莫利纳·马特奥(Juan Manuel Molina Mateo,1901年8月4日——1984年9月20日),通称胡安内尔(Juanel),生于胡梅利亚(Jumella)一个农民家庭。青年时参加全劳联,二十年代中期曾因参加革命活动而流亡法国。1927年在伊无联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内战爆发后作为全劳联代表,参加了供应委员会,在五月事件发生时担任加泰罗尼亚陆军部副委员。五月事件后曾任第10军和第11军政治委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在法国参加了重建全劳联的工作,并于1946年2月潜入西班牙,同年4月被捕,被判处十五年徒刑,1953年获释后流亡法国。弗朗哥独裁政权倒台后返回西班牙,参加了全劳联的重建工作。——中译者注
[65]马克西莫·弗兰科·卡维洛(Máximo Franco Cavero,1913—1939),富家出身,当过理发师,参加过《土地与自由》和《维斯卡人民》(El Pueblo de Huesca)的编辑工作。共和国成立后曾参加过几次无政府主义起义。1934年9月被捕,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获释。内战爆发后曾参加过“红与黑”(Roja y Negra)纵队。民兵正规化后曾任第127混成旅旅长、第71师师长。1939年4月1日,共和国覆灭后自杀。——中译者注
[66]安东尼奥·塞塞··阿尔塔索(Antonio Sesé Artaso,1895—1937),生于维斯卡。青年时曾参加全劳联,在毛林影响下参加了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并参与创建工农同盟。1931年因支持参加共产国际而被开除出党。此后参加了工总。1932年参与创立加泰罗尼亚共产党,1936年6月11日担任加泰罗尼亚工总组织书记,后来又担任临时总书记。内战爆发后,参与创立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1937年5月5日在巴塞罗那被杀。——中译者注
[67]巴雷里奥·马斯·卡萨斯(Valerio Mas Casas,1894年5月22日——1973年7月19日),少年时参加全劳联。1936年11月担任全劳联加泰罗尼亚地区委员会书记,1937年5月5日至6月29日参加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负责经济、公共事业与卫生。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39年3月,代表全劳联加泰罗尼亚地区委员会,参与创建西班牙自由运动(MovimientoLibertario Español),并当选为该组织总委员会委员。1939年9月被关进法国集中营,1942年7月被遣送至北非,盟军在北非登陆后获救。二战后继续参加全劳联流亡组织的活动。——中译者注
[68]1937年5月5日,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评议会辞职,由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执行委员会代替。自治政府执行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

主席:孔帕尼斯(艾斯凯拉);
委员:巴雷里奥·马斯(全劳联),负责经济、公共事业与卫生;
委员:拉法埃尔·比迪耶利亚(统社党),负责公共秩序、司法与劳工;
委员:华金··波·马斯(Joaquim Pou i Mas)(拉巴塞雷协会),负责供应与农业;
委员:卡雷斯·马尔蒂·菲塞德(Carles Martí i Feced)(艾斯凯拉),负责财政。

比耶迪利亚的职位原本由安东尼奥·塞塞担任,但由于他在参加政府后不久即身亡,便由比耶迪利亚接任。——中译者注
[69] 多明戈·阿斯卡索·阿巴迪亚(Domingo AscasoAbadía,1895年6月10日——1937年5月4日),曾在萨拉戈萨当过面包师,二十年代初开始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内战爆发后,曾在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内担任加西亚·奥利维尔的助手,并曾率领阿斯卡索纵队作战。阿斯卡索纵队改编为第28师后返回巴塞罗那。1937年5月4日,在五月事件期间牺牲。——中译者注
[70] 弗兰切斯科·巴尔比耶里(FrancescoBarbieri,1895年12月14日——1937年5月5日),生于意大利卡拉布里亚(Calabria),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志愿参军,曾两次负伤。二十年代初开始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西班牙内战爆发后,率领一批无政府主义者前往西班牙参战。五月事件期间与贝尔耐里一同遇害。——中译者注
[71] 贝尔耐里和巴尔比耶里是在5月5日晚上被抓走的,次日他们的遗体才被发现。——中译者注
[72]德国大使在5月11日的笔记中指出,弗朗哥亲口承认五月事件是他的特务干的;他还说他在巴塞罗那城内有十三个特务。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特务打入了统工党或统社党,或其它工会组织与政治组织。——原注
[73]桑蒂利安写道:来自布鲁塞尔的阿根廷作家冈萨雷斯·帕切科(Gonzáles Pacheco)曾听大使奥索里奥·加利亚尔多讲过,在巴塞罗那确实有这样一个计划正在进行。除此之外,英法军舰也开到了巴塞罗那岸边,因此,他认为五月事件是由国际势力策划的一次挑衅,共产党在这次事件中只是受命而为:当巴塞罗那城内发生暴动的时候,第27师师长何塞·德尔·巴里奥和他的参谋长出现在市内,可以证明这一点。——原注
[74]奥威尔在1936年12月抵达西班牙,参加了统工党的民兵,1937年初随民兵在阿拉贡战线作战,五月事件发生时,他正在巴塞罗那休假,亲眼目睹了整个事件的经过。——中译者注
[75]《论争》(Controversy),1937年8月。另请参阅《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第9章至第11章。——原注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可在下列地址阅读: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arxist.org-chinese-homeagetocatalonia.htm ——中译者注
[76]《五月事件是又一个五月十五日吗?》,《无产阶级革命》,1937年6月10日。——原注
1848年5月15日,法国人民群众举行了革命发动,起主要作用的是以路易·布朗基为首的巴黎工人。他们的口号是进一步深入革命,支持意大利、德国和波兰的革命运动。示威群众冲入制宪议会会议大厅,要求履行向工人提供面包、工作以及成立劳动部等诺言;他们试图解散制宪议会,成立一个新的临时政府。这次人民发动遭到镇压,领袖布朗基等人被捕。
关于5月15日,马克思的评价是:
“无产阶级以自己的行动加速了结局的到来,因为它在5月15日冲入了国民议会,作出了一个徒劳无功的尝试;目的本来是想恢复自己原有的革命威望,结果却只是使自己精干的领袖落到了资产阶级狱吏手中。”(《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7卷,第34页。)
可在下列地址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1850/01.htm ——中译者注

[77]据桑蒂利安记载,在他同孔帕尼斯会谈之前,他下令海岸炮兵连瞄准自治政府大楼,并要求海岸炮兵的指挥员每隔一定时间,就给孔帕尼斯的办公室打电话,如果他没有亲自回话,就向自治政府大楼开炮。——原注
[78]桑蒂利安,《战争失败的原因》,第164页。——原注
[79]托洛茨基主义者菲利克斯·莫洛就是这么认为的;桑蒂利安虽然同意无条件停火,但不久后就开始对自己所起的作用感到后悔了,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么认为的。——原注
[80]赫苏斯·埃尔南德斯记录了西共政治局的一次会议,据他记载,这次会议决定卡巴耶洛必须下台。按照他的说法,他与何塞·迪亚斯反对这个“会毁灭正在斗争的阵线”的举措。出席会议的苏联大使馆的顾问、格洛、柯多维利亚、斯捷潘诺夫和奥尔洛夫(Орлов)反对他和何塞·迪亚斯,他们坚持认为“卡巴耶洛不再听从我们的建议了”,“他拒绝将《战斗报》停刊,还拒绝取缔统工党”,在苏联顾问的大力要求下,会议最后通过了莫斯科的意见。——原注
[81]埃尔南德斯写道,当共产党籍的部长退席抗议后,普里耶托也随之退席,之后他还要求政府辞职。普里耶托指出(《西班牙战争的具体经过》[Entresijos de la Guerra de España],布宜诺斯艾利斯,Bases,1954年,第52页):他只是警告了想“继续坚持下去”的卡巴耶洛,向卡巴耶洛“指出,如果不向阿萨尼亚总统提交自己的解释,他就不能这么做。”普里耶托在被赶出内格林政府之后,急于撇清自己过去同共产党的联系,所以他这番话可信度不高;内阁危机的发展及其结果,实际上表明:在推翻拉尔戈·卡巴耶洛这个问题上,普里耶托与共产党籍的部长们达成了协议,至少也是默契。——原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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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内格林政府与反对派的瓦解


由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的内阁会议引发的危机,是一九三六年七月以来的第二次内阁危机。解决这次危机的具体经过,表明了从一九三六年七月到一九三七年五月这段时间里,形势发生了何等深刻的变化。解救危机的重任,落到了从一九三六年九月起便退居幕后的阿萨尼亚总统身上,他要参照最纯粹的议会传统来解决这次危机。
解决危机的第一个方案,便是保留原来的内阁人选,但撤换所有的共产党籍部长[1],可是这个方案被社会党执委会枪毙了:他们做出了决定,所有社会党籍部长都要辞职。阿萨尼亚先让拉尔戈·卡巴耶洛“跑第一圈”,政府危机正式开始了。事实上,以全劳联和工总为一方,以社会党和共产党为另一方,双方都宣称愿意支持一个人选与前一届相同的政府,全劳联和工总甚至表示,如果政府首脑不是卡巴耶洛,他们就不参加政府。卡巴耶洛迅速提交了新的组阁方案:工总将获得总理兼陆军部长、内务部长和外交部长三个席位;其它组织将分别获得两个席位:财政与农业部长、工业与贸易部长归社会党,教育部长与劳工部长归共产党,通信部长与海运部长归共和同盟,公共事业部长与宣传部长归左派共和党,司法部长和卫生部长归全劳联。难道拉尔戈·卡巴耶洛真的以为各政党会接受他的方案吗?全劳联的席位确实少了一半,但关键的职位仍然掌握在工总手里。此外,新方案也没有普里耶托和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的份。总之,尽管拉尔戈·卡巴耶洛的伙伴们一直在鼓吹建立“工会政府”,但他并不打算这样做。


各政党的议会党团的代表对此发表了模棱两可的声明,可见新政府并没有得到他们的全力支持。左派共和党人凯马德斯[2]极力主张“维护公共秩序”和“重建经济”。伊鲁霍宣称,为了“坚决消除混乱与暴动的根源”,巴斯克人希望能有“一个由社会党人领导、并得到共和派信任的民族团结政府”。这与社会党人拉莫内达的要求不谋而合,他要求“急剧改变内务部长的政策”。与此同时,共产党虽然没有提出部长的人选,却要求由“所有参政党派及组织都支持的人”出任内务部长和陆军部长。但是,此时阿萨尼亚已经知道社会党想让普里耶托出任陆军部长,他还从何塞·迪亚斯那里得知,共产党反对让拉尔戈·卡巴耶洛继续身兼总理与陆军部长两职。
当天晚上,阿萨尼亚同时召见了拉尔戈·卡巴耶洛、普里耶托、拉莫内达、何塞·迪亚斯、马丁内斯·巴里奥和凯马德斯。拉尔戈·卡巴耶洛拒绝让出陆军部长之职。共产党坚决要求:如果卡巴耶洛继续兼任陆军部长,就不参加政府。社会党和左派共和党则提出,如果共产党不参加政府,他们也不参加。拉尔戈·卡巴耶洛的新方案便陷入了僵局。阿萨尼亚先是恳求共产党改变立场,然后又找来了内格林——共产党、社会党和共和派都愿意支持内格林,早在几个月前,他们就已经将内格林列为接替拉尔戈·卡巴耶洛的人选之一了[3]


五月十七日,内格林政府成立的消息正式公布了[4]。三个普里耶托派社会党人占据了关键职位:内格林担任总理兼财政部长,普里耶托担任国防部长,苏加萨戈伊蒂亚[5]担任内务部长。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和乌里维继续担任教育部长和农业部长。艾斯凯拉党员、被全劳联指控为五月事件的罪魁祸首之一的加泰罗尼亚人艾瓜德尔[6]出任劳动部长[7]。伊鲁霍担任司法部长,希拉尔博士担任外交部长。坚定地支持拉尔戈·卡巴耶洛的全劳联和工总没有参加政府。


胡安·内格林


新总理的名气并不大。四十六岁的他正值壮年(他拥有非凡的精力),在内战爆发前,他不过是一个富有才干的政治玩票者。他的崇拜者拉莫斯·奥利维拉[8]说他是“备受命运宠爱的孩子”:他生于加纳利群岛的一个富裕家庭,曾随心所欲地周游世界;他凭借在莱比锡大学获得的医学证书,在一九三一年当上了马德里大学的生理学教授。他与一个俄国女人结了婚,在西方有着广泛的人脉。他在一九二九年参加了社会党,一九三一年当选国会议员,此后从未落选。他并不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认为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代表:他是一个出身上层资产阶级的“西式”社会党人,是一个卓越的学者;他更像普里耶托,而不像拉尔戈·卡巴耶洛。但他以前从未积极参加社会党的内部斗争,他对政治斗争不感兴趣,也没有这方面的灵敏嗅觉,比起政治斗争,他更喜欢享受生活中的各种美事。在普里耶托推荐他出任财政部长之前,他几乎默默无闻。他说他完全是出于责任感才接受这一任命的,他相信“国际因素是影响战争的最关键因素,因此,如果社会党极左派或共产党参加了拉尔戈·卡巴耶洛政府,这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甚至……比法西斯开进赫塔菲更加糟糕。[9]


他就是抱着这样的成见出任财政部长的;他坚定地捍卫资本主义财产制度、坚决反对集体化、顽固地阻挠全劳联籍部长们的一切提案。他重建了一支阵容整齐、训练有素的边防部队。他还曾负责将共和国的黄金储备运给苏联。他得到了温和派的信任,在这次政府危机期间,伊鲁霍首先提名他出任总理。他被认为是普里耶托的人。他与共产党的关系非常好,共产党事先许诺会支持他当总理,并通过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提名他为联合政府的总理。有了他当总理,共产党的政策、普里耶托的政策——在当时,共产党的政策就等于普里耶托的政策——就能得到推行。


伊无联在秘密散发的传单中,将内格林政府斥为“不仅是资产阶级—共产党联盟的胜利,也是法国、英国和俄国的胜利”,而西方反动派却对内格林政府大加赞赏。五月十七日的《时报》要求新政府在“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法律和秩序与无法无天之间”做出选择。五月十九日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宣称内格林准备“对内使用铁腕”,并指出:“政府希望以此来赢得英国和法国的同情,对西班牙而言,英国和法国最重要的两个民主国家;并以此来换取俄国对西班牙的继续支援,俄国是对西班牙予以最多帮助的国家。政府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平定或摧毁无政府主义反对派。”法国的半官方刊物《外交事务》(Affaires étrangères)点明了任命新总理与新外交部长的重要意义,指出了极端分子已被驱逐、巴斯克地区的重要性加强的事实,以及新政府的“合理”性质,并希望这样会促使新政府采取妥协措施。
总之,所有参政党的报刊都在欢呼新政府的成立,宣称它是“胜利政府”。


对统工党的镇压


早在卡巴耶洛倒台之前,共产党和统社党的报刊就已经向统工党发起了堪比“猎捕女巫”的宣传运动。在共产党所谓的“巴塞罗那的法西斯暴乱”之后,这场运动进一步扩大。拉尔戈·卡巴耶洛曾否决了对统工党进行镇压的提案。但内格林只能同意。五月二十八日,《战斗报》被迫停刊。胡利安·戈尔金曾在五月一日发表社论,号召工人“拿好武器”保持警惕,并建议与全劳联建立“革命联合阵线”,而现在这都成了他的罪状。六月十六日晚上,统工党执委会全体委员被捕:宁是在办公室里被捕的,有些人是在家里被捕的,还有一些人是在前线被捕的。警察当时未能逮捕安德拉德和戈尔金,便逮捕了他们的妻子。
六月十一日,出现了第一篇对统工党的控诉书,其中写道:“该党文宣的主要倾向是通过暴力手段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颠覆共和国及其民主政府。”这一指控并不稀奇,可以套用在所有引用了列宁思想的革命派头上。但接下来的指控却暴露了指控者的另一种心思:统工党被指控“污蔑一个给西班牙提供道义与物质支持、使西班牙人民能够保卫自己的独立的友邦”,“攻击苏联的司法制度”——这指的是莫斯科审判——“曾与公认的‘托派’组织保持联系,而这些组织在友邦境内的活动表明他们拿的是欧洲法西斯主义的钱。”


这份控诉书的内容和腔调,都令人想起《真理报》的威胁:那只在莫斯科消灭了老布尔什维克的手,又要伸向西班牙了。在莫斯科为被告的“供词”炮制荒唐无稽的“物证”的那些人,又要在西班牙大显身手了。他们为统工党案件炮制的“物证”叫“N地图”:警察从长枪党特务戈尔芬(Golfín)那里搜出了一张马德里地图,在这张地图上面,警察发现了一个用密写墨水[10]写的字母“N”,这个“N”指的是一个可靠的特务。不用说,“N”肯定就是“宁”(Nin)!赫苏斯·埃尔南德斯说这份“物证”炮制得如此拙劣,就连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深感不满。米拉维特列斯公开宣称这份“物证”假得谁都不敢用。然而警方就是凭这份“物证”来逮捕统工党领导人的。
七月二十九日,司法部长伊鲁霍发表声明,宣布以间谍和叛国罪起诉戈尔金、安德拉德、波内特和另外七名统工党领导人,同时受审的还有长枪党特务戈尔芬。被莫斯科审判证明行之有效的“咬人”技巧,也在西班牙用上了。这份声明指出:“在统工党设施内发现了大量涉案文件:密码本、电报码、涉及运输武器与传递货币与贵重物品的文档、在多国首都发行的多种刊物,以及与外国人进行联络的记录,这些联络记录表明(统工党领导人)在忠诚区内外与外国人进行了多次联络,还表明有外国人参加了刺探情报的活动与五月的颠覆运动。”但在回答麦克斯顿[11]委员会提出的质询时,伊鲁霍声称“没有证据表明统工党领导人参加了间谍活动”,“物证N是无效的”。
伊鲁霍认为统工党应该在法庭上对“自己的反共和国的革命行动”做出辩解。普里耶托也同意进行政治审判:“鉴于在西班牙进行革命的时机并不成熟,共和国为了自卫,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粉碎一切革命的企图。”只有共产党仍在拒绝承认这场审判是对革命派的迫害,它仍然继续把统工党斥为“间谍”和“法西斯分子”。预审法官的观点与共产党相同,因为他在报告中宣称:“被告人卖身投靠至今尚未现身[原文如此]的德国特务机关,被告人在五月为了扰乱政府,在巴塞罗那进行了秘密的破坏活动与武装叛乱。”十一月十三日,何塞·迪亚斯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指出,既然统工党的背叛已经“大白于天下”,那就应该“让行刑队完成工作,消灭这帮叛徒与恐怖分子”。[12]


然而,当这个案件在一九三八年十月进行宣判时,被告人的间谍罪名被撤销了。安德拉德、戈尔金、波内特和希洛内利亚[13]因“企图颠覆现行秩序”而被判处十五年徒刑[14]。统工党与伊共青被勒令解散。其实,早在宣判之前,统工党执委会全体委员就已经在一九三七年六月被捕了,在一九三七年秋天,新一届执委会委员——罗德斯[15]、法雷[16]、索拉诺、佩雷格林(Pelegrin)也被逮捕了;他们的被捕,使统工党陷入了群龙无首的状况,也使革命反对派失去了潜在的领袖:简单来说,政府的目的已经实现了。


安德列乌·宁之死


对统工党的审判,并没有变成莫斯科审判的重演。在莫斯科审判中使用的伎俩,也用在了对统工党的审判上:有炮制罪证的警察,有负责“咬人”的真正的法西斯分子,还有“间谍活动”的罪名。但其中却少了一个关键要素:供词;而此类伎俩要想成功,供词是必不可少的。有人想利用这个案件,像在苏联一样,在西班牙把“托洛茨基主义者”——斯大林主义体制的敌人——给打成希特勒、墨索里尼和弗朗哥的特务,然而,也许是因为安德列乌·宁的拼死抵抗,才使这个阴谋未能得逞。
我们前面讲过,安德列乌·宁是在六月十六日,跟他的同志们同时被捕的。但他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七月二十九人的被告人名单上。此时已有传言称,他在被捕后落入了共产党警察手中,被转到了马德里的一个拘留所,在那里遇害了。菲德丽卡·蒙蔡尼第一个向政府质问:“你们把宁带到哪里去了?”政府回答说:“宁被捕了,他正在拘留所里。”然而,部长们无意间泄露了真相,供认了自己的无能:苏加萨戈伊蒂亚告诉统工党民兵纵队的领导乔尔迪·阿克尔,宁被关在共产党私设的监狱里。苏加萨戈伊蒂亚劝说阿克尔不要去找宁,因为在这种案件中,没有任何官方途径可以保证宁的安全。内阁里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内格林召见共产党籍的部长,向部长声明:如果必须掩盖什么事情,他都愿意帮忙,但必须事先通知他。不久后,由于丑闻越闹越大[17],政府不得不在八月四日承认了部分真相。政府在八月四日发表的公报指出:“政府获得的情报表明,宁是与其他统工党领导人同时被保安警察逮捕的,他被押往马德里的一个拘留所,在那里失踪了。”
安德列乌·宁事件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他曾担任全劳联书记和红色工会国际书记,在世界工人运动中享有盛誉。西班牙国内外成立了多个质询委员会,质问宁的下落的信件和电报如雪片一般飞来。大街小巷的墙上贴满了同一个问题:“宁到底在哪里?”擅长押韵的共产党找到了答案:“不是在萨拉曼卡[18]就是在柏林”。在不断的追问下,部长们作出了自相矛盾的回答:司法部长伊鲁霍声称宁从未被关押在政府监狱里,而内务部长苏加萨戈伊蒂亚却说宁曾被关进了政府监狱,但后来又被转运到了“某个地方”。伊鲁霍任命了一个初审法官,对宁失踪一事进行调查。涉案的一些警官在遭到逮捕的威胁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其中几个人躲进了苏联大使馆。最后,这位初审法官在瓦伦西亚遭到了政府警察的绑架,死里逃生。伊鲁霍扬言要退出政府。他得到了苏加萨戈伊蒂亚的支持,苏加萨戈伊蒂亚谴责了保安警察总监、共产党人安东尼奥·奥尔特加的活动。最后奥尔特加被撤职,但宁还是没有找到。一九三七年八月八日,《纽约时报》驻马德里记者写道:“尽管有人在拼命掩盖这起案件,但所有人现在都知道了:在马德里郊区发现了宁的尸体,他是被谋杀的。”


宁的伙伴们认为,他是被苏联特务机关绑架的,而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后来披露的情况证明了这种观点。现已查明,在逮捕统工党领导人的警察中间,有一个在西班牙担任技术顾问的苏联军人,叫列昂·纳尔维奇[19],几周前,他曾自称俄国反对派成员,同宁和安德拉德进行了接触。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提供的证据,还原了整个过程:共产党警察在逮捕宁之后,把他交给了苏联特务机关驻西班牙机构的领导人奥尔洛夫[20],然后宁就被关进了设在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的一个拘留所。他们企图从宁的口中榨出他们想要的“供词”,有了宁的“供词”,他们就可以再搞一次莫斯科审判,再次“证实”斯大林的反对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都是法西斯的特务。然而宁尽管身体状况极差,还是顶住了严刑拷打,没有“招供”。如果让宁活下去,他就会成为一个可怕的指控者。但又不能宣称宁是死在拘留所里的。据埃尔南德斯所述,在必须找出收场的办法时,卡洛斯少校出了个主意:把现场布置好,对外就宣称宁在“德国特务”的帮助下,打扮成国际纵队的战士,逃出了拘留所。拘留所负责人在接受官方调查时就是这么说的。然而,宁的遗体是否已被找到或被确认,至今仍不得而知。


官方的解释骗不了任何人。当贝尔耐里和阿尔弗雷多·马丁内斯在五月事件期间遇害后,人人都知道了有一批“警察”正在猎杀斯大林最害怕的敌人,无论他们是西班牙人还是外国人。苏联特务机关在西班牙有自己的网络,尽管它的领导人和它私设的监狱最终被曝光,它却依然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在国家政权的重建过程中,各政党、工会和各委员会的“契卡”都被消除了,然而新的法制却制造了这个权势滔天的秘密警察。


在统工党的民兵纵队被解散后,外国的反斯大林革命者流落四方,《真理报》扬言要毫不留情地肃清他们,在佩德洛与奥尔洛夫的鹰犬追杀之下,孤立无援而又找不到工作的他们纷纷遇害。比利时社会主义者若尔日·柯普[21]曾有一段时间被共产党报刊打成特务头目,但外国社会党报刊发起了营救运动,最终使他获释[22];他指出有许多人沦为了斯大林派的受害者。英国独立工党青年协会[23]的代表鲍勃·斯麦利[24]在瓦伦西亚一所监狱里,死于可疑的“盲肠炎”。其他一些人则无影无踪地消失了:奥地利活动家库尔特·兰道[25],他曾是国际左翼反对派的书记,后来又与统工党一起反对托洛茨基;年轻的俄国社会主义者马尔克·雷因[26][27];化名“穆朗”的波兰托洛茨基主义者弗洛因德[28];曾当过托洛茨基的秘书的捷克托洛茨基主义者埃尔文·沃尔夫[29][30];以及曾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担任过戈列夫将军的秘书的何塞·罗夫雷斯[31][32]。“私设”监狱和国家监狱里都挤满了反法西斯主义者,他们大多是外国人。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由菲利西昂•沙亚耶[33]和英国人麦戈文[34]率领的调查团访问了巴塞罗那模范监狱,五百名囚犯高唱《国际歌》欢迎他们,使他们大感惊讶。在兰道的妻子的鼓动下,巴塞罗那的反法西斯囚徒发动了绝食抗议,曼努埃尔·德·伊鲁霍亲自出面,改善了囚徒的待遇,绝食才结束。


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的解散


遭到“胜利政府”打击的,不只是统工党和反斯大林的共产主义者。在拉尔戈·卡巴耶洛执政期间,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享有一定的自治地位,并成了全劳联与伊无联的极端分子的堡垒,然而内格林政府不愿再容忍它了。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主席华金·阿斯卡索被指控在五月事件期间曾怂恿某些捣乱分子的活动。政府急于证明自己能够捍卫法律与秩序,保卫财产制度,所以它就必须消灭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与阿拉贡的集体农庄。政府希望以此赢得所有温和的共和派的信任,并打击全劳联的革命派。


政府使用了非常巧妙的手段。七月十九日,华金·阿斯卡索在广播中指控政府蓄意忽视阿拉贡战线并拒绝向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提供任何援助,尽管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是由所有政党和工会(包括共产党、统社青和工总在内)的代表组成的。事实上,全劳联彻底控制了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内的社会党、共产党和共和派的代表从未向全劳联的绝对统治发起过认真的挑战。但是,内格林政府的成立,改变了形势,给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内的社会党、共产党和共和派的代表提供拆支持。七月三十一日,共产党报纸《红色阵线》向“同第五纵队相勾结的……某些组织中的……极端分子”发起了第一轮攻击。几天后,各政党和工会的代表在巴尔瓦斯特洛召开会议,准备推翻全劳联对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的统治。共和党、共产党和工总以人民阵线的名义,要求解散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因为它的政策“有悖于本地区的经济利益”,并要求政府向阿拉贡地区派出“联邦特派员”,担任自己在该地区的代表。八月十日,政府下令解散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政府的理由是:“要想打赢战争,就必须实行高度的集中,而阿拉贡已经偏离得太远了。”政府任命共和派曼特孔[35]为总督,取代了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人民阵线的报刊一致要求解散阿拉贡的各类委员会,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被解散后,普里耶托立刻派共产党人利斯特尔少校指挥的第十一师进驻卡斯佩(Caspe)一带,解散了各类委员会。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的报纸《新阿拉贡》(Nuevo Aragón)被迫停刊,换成了共产党的《日报》(El Día)。各种地方委员会也被利斯特尔的部队成立的市镇评议会所取代。军队占领了全劳联和自由派组织的办公室,然后封闭了它们。包括华金·阿斯卡索在内,许多领导人都在八月十二日被捕了,他们被指控“走私”和“盗窃珠宝”[36]。九月十八日,华金·阿斯卡索被无罪释放。此时,政府已经达成了目标,一劳永逸地摧毁了残余的革命政权。


与此同时,伊无联与全劳联的强硬派也遭到了沉重打击。五月事件后,桑蒂利安试图劝说他的朋友加西亚·奥利维尔和巴斯克斯,想让他们相信,全劳联和伊无联不应该“在问题尚未解决之时就[在巴塞罗那]停火”,目前还有机会发动反击,“收复失地”。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失去了一切全国性的职位:尽管伊无联赞成他的观点,但全劳联的领导层出于另外的考虑,已经决定全面支持内格林,而没有了全劳联,伊无联就毫无力量。一九三六年[37]十月,当自由运动进行到高潮时,马里亚诺·巴斯克斯就对“捣乱分子”表示了异议:他谴责了治安巡逻队的活动、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的“堂吉诃德式的立场”与华金·阿斯卡索的“阴谋诡计”。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政府动用坦克和火炮,攻打全劳联—伊无联保卫委员会所在地埃斯科拉皮奥斯修道院(Los Escolapios),经过数小时的战斗,占领了这个地方。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自青联与统社青一起参加了反法西斯青年联盟,在五月事件中遇害的阿尔弗雷多·马丁内斯的同志菲德尔·米洛与反法西斯青年联盟的领袖卡里约相邻而坐。从此,革命青年阵线就成为了过去。


忠诚反对派[38]的瓦解


在政府独揽大权的道路上,只剩下了最后一个障碍,那就是拉尔戈·卡巴耶洛,他仍是工总的总书记,在社会党和统社青内依然拥有强大的影响力,从他的伙伴控制的报纸——《明晰》、瓦伦西亚的《前进报》和《瓦伦西亚通讯》(La Correspondencia de Valencia)——就可以看出来他的影响力有多强。普里耶托与国家政权携手合作,企图彻底控制机关,他们遭到了“老头子”的顽强抵抗。但是,“老头子”想避免反法西斯阵线的公开分裂;等到他决心这么做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统社青少数派是第一个被打垮的。在费尔南德斯领导的阿斯图里亚斯联合会和戈雷格利领导的列万特联合会造反之后,又有一批统社青领导人——雷昂西奥·佩雷斯[39]、马丁内斯·达西[40]和图恩迪多尔·洛佩斯[41]等人——加入了反对派的行列,反对派似乎要在两条战线上同共产党进行斗争:一是反对“神圣的联合”政策,二是夺取统社青的领导权。一九三七年六月,反对派做好了进攻的准备,它发行了一份叫《复兴报》(Renovación)的日报,并要求召开代表大会,选出一个包含所有观点的代表的领导层。但是,阿斯图里亚斯落入了叛军手中,这使反对派失去了自己的重要基地。拉尔戈·卡巴耶洛对他们的行动保持沉默,使他们只能单打独斗,而政府又禁止他们举行公开示威。由于得不到外界的支援,统社青反对派的造反失败了。


社会党内的斗争是围绕着由拉尔戈·卡巴耶洛和他的伙伴控制的各家报纸而展开的。埃尔南德斯·桑卡霍在五月被免去了《明晰》经理的职务;卡洛斯·德·巴莱瓦尔和阿拉吉斯泰因不久也被赶出了编辑委员会。工总书记处在七月发表声明,表示《明晰》与巴塞罗那的《新闻报》(Las Noticias)不再代表工总的意见。七月中旬,社会党瓦伦西亚省联合会召开全会,宣称只要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和“热情之花”不收回他们对拉尔戈·卡巴耶洛的指责,就解散与共产党共同组建的一切联络委员会。七月二十六日,瓦伦西亚的社会党组织根据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命令,占领了瓦伦西亚省联合会的办公室。《前进报》是依旧忠于拉尔戈·卡巴耶洛的瓦伦西亚省联合会的机关报,社会党籍的省长莫利纳·科内赫洛[42]组织了一个委员会,企图夺取《前进报》编辑部。瓦伦西亚省联合会的活动家进行了反抗:社会党籍的内务部长苏加萨戈伊蒂亚出动突击警察,用武力攻占了编辑部。社会党召开了一次非常全会,批准了这次占领。七月二十七日,《前进报》的编辑部被交给了全国执委会委员克鲁斯·萨利多[43],他以前当过普里耶托的秘书。


卡巴耶洛手里只剩下了工总的晚报《瓦伦西亚通讯》。不久后他连这家报纸也失去了。其实,内格林政府成立后,工总内部很快就发生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工总执行委员会在政府危机期间,曾主张如果拉尔戈·卡巴耶洛不出任总理,就不会支持政府;五月二十八日,工总全国委员会以二十四票对十四票,批判了执行委员会在政府危机期间的立场。这次投票的结果对工总的领导层不利,共产党抓住这个机会,巧妙地发起了一场攻势,重组了工总的各级领导机关——按照比例代表制原则,在重建后的各级领导机关里,共产党、社会党和无党派人士人人有份。工总执行委员会先是决定辞职,然后又收回了这个决定,因为不光是共产党人,还有大批只是反对不参加政府的社会党人,尚未做好更换执行委员会的准备。但是,在八月一日,由共产党和亲共人士控制的几个大型产业联合会要求全国委员会举行一次新会议。被卡巴耶洛控制的执行委员会拒绝接受,并以不缴纳会费为由,开除了造反的产业联合会,包括矿工联合会、皮革工人联合会、煤气与电力工人联合会、教师联合会与银行职员联合会,这些工会的会员总数高达二十万人。九月二十八日,少数派要求全国委员会在四十八小时内召开会议,讨论“开除工总旗下的三分之一的联合会”的问题。社会党报纸《前进报》宣称全国委员会将于十月一日召开会议。九月三十日,卡巴耶洛和执行委员会谴责了这次会议,宣称这是违纪行为。十月一日,工总旗下的四十二个联合会中,有三十一个(其中十三个被开除了会员资格)派出代表,在执行委员会办公楼的台阶上举行会议,并由执行委员会司库、总政治委员部秘书长、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的合作者费利佩·普雷特尔[44]担任会议主席。


这个会议自称全国委员会,撤销了以前的开除各联合会的决定,选出了一个新的执行委员会[45],由冈萨雷斯·佩尼亚担任主席,并宣布无条件忠于内格林政府。内务部长勒令《瓦伦西亚通讯》停刊:瓦伦西亚的工人举行了抗议示威。十月六日,卡巴耶洛控制下的执委会发表声明,宣布正在准备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声明中谴责了同政府勾结的“分裂分子”;通信部长希内尔·德·洛斯·里奥斯[46]命令邮递员将所有的的工总邮件和转账支票转发给由冈萨雷斯·佩尼亚控制的执委会。银行也接到了同样的命令。与此同时,社会党—共产党联络委员会谴责了卡巴耶洛派执委会的“分裂与专横行径”,并向“靠拢政府,结束了暴力与混乱局面的工总全国委员会”致敬。
冲突自此全面公开化:拉尔戈·卡巴耶洛宣称,他将在共和区各大城市召集一系列的群众大会,争取舆论的支持。政府以为“老头子”已经过气,他在马德里举行的群众大会肯定会门可罗雀,便批准了他的要求。十月十七日,拉尔戈·卡巴耶洛在帕尔迪纳斯(Pardinas)电影院举行大会,通过扩音器向五个大厅播放他的讲话,结果五个大厅全都挤得水泄不通,连扩音器旁边的路面都挤满了人。他讲了他是如何跟共产党打交道的,共产党是怎样搞垮了他的政府的,并谴责了社会党右翼与共产党的联盟,谴责了他们利用国家政权,从他手中夺走了对工总的控制权的行径。他尖锐地批判了内格林政府的政策,却没有提出另外的道路,也没有提出任何口号。他的讲话依然充满了忠诚反对派的味道,而这对政权根本构不成威胁[47]。然而,从他获得的强烈反响来看,他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回过神来的政府决定阻止他:十月二十一日,他在前往阿利坎特途中被逮捕了,然后被带往瓦伦西亚,软禁在家中。他唯一的反抗就是给国会议长写了一封公开信;他放弃了斗争。政府乘胜追击,在十一月二十八日承认了冈萨雷斯·佩尼亚的执行委员会为工总唯一的合法领导机关。十一月三十日,政府占领了《瓦伦西亚通讯》编辑部。正在准备召开代表大会的卡巴耶洛执委会实际上已被宣布为非法。现在剩下的就是等待国际工会联合会[48]对新执委会的承认。一九三八年一月初,法国总工会总书记莱昂·茹奥[49]代表国际工会联合会访问了瓦伦西亚,试图找到“妥协”办法。一月二日,他终于促成了妥协:四个卡巴耶洛派——迪亚斯·阿洛尔[50]、萨瓦尔萨、托马斯[51]、埃尔南德斯·桑卡霍——参加了冈萨雷斯·佩尼亚的执委会。工总的“分裂”结束了,代表大会不会召开了。拉尔戈·卡巴耶洛被彻底击败了,他从此淡出了西班牙政坛[52]


镇压机关的建立


然而,此时内格林政府为了进行大规模的镇压,正忙于建立镇压机关。司法部长伊鲁霍改组了人民法庭:根据二月十六日颁布的法令,人民法庭的陪审员只能从合法组织中挑选。伊无联被取缔后,它的成员就被赶出了人民法庭。可是人民法庭仍然不够听话,在审判反法西斯囚犯时往往会心慈手软。政府既然决心彻底摧毁反对派,就需要一种更听话的工具。因此,政府在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三日颁布法令,设立了专门镇压间谍与叛国行为的特别法庭。特别法庭由三名平民法官和两名军法官组成,五名法官全部由政府任命。“间谍”与“叛国”这两种罪名十分模糊,可以拿来对付任何反对者,哪怕反对者根本不是法西斯分子;因此,特别法庭就成了政府的一件利器。其实,被划为这两种罪行的行为有:“在共和国领土内外进行反对共和国的活动”;“编造、传播关于指挥作战或有损共和国的名誉与权威的谣言,或为这些谣言辩护”;“削弱公众的斗志、打击军队士气、或损害集体纪律的言行”。特别法庭的量刑范围,小到拘留六天,大到死刑。更糟糕的是,对于既遂罪行的惩罚,跟对“预谋和未遂;密谋与策划;串谋和共谋”的惩罚是一样的。这道法令鼓励了各式各样的告密,并授予警察自由裁量权,因为它规定“凡同意参加此类罪行者,只要在罪行发生前向当局告发,即可免除一切惩罚。”


这等于禁止了一切反对政府的示威游行,禁止了一切批评。一切不同意政府的全部或部分政策的人,都有可能被政府扣上“叛国罪”的帽子。对统工党领导人的定罪,就是按照这道法令进行的,然而当他们被捕时,这道法令甚至尚未颁布。


然而,这种镇压政策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在革命前,工会要想举行集会,必须至少提前三天申请,现在也还是一样要提前三天向公共秩序代表申请;革命前报刊要接受审查,而现在报刊也还是要接受审查,名义上是出于军事需要,实际上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五月十八的《前进报》第一版一片空白,只留下了标题《拉尔戈·卡巴耶洛万岁!》(¡ Viva Largo Caballero!)。六月十八日,政府决定垄断无线电广播,并没收了各组织的广播电台。八月七日,《工人团结报》因违反审查指示而被停刊五日,因为它开了“天窗”:审查机关现在要求报刊中不得留下任何被审查的痕迹。八月十四日,政府下令禁止批评苏联政府:“特此通知:有人正企图冒犯一个特别重要的友邦,并以此来给政府制造困难,多家报纸对待苏联的态度是不能容忍的。……审查委员会绝不能给这种应受谴责的行为放行。……任何违反这条规定的报刊都将被无限期停刊,即使它已经通过了审查;如果发生此类情况,审查员将被传唤至怠工罪特别法庭。”在工总的分裂中,审查机关跟警察和广播电台都出了大力,卡巴耶洛执委会的声明,与全劳联就这个问题而发表的文章,都遭到了审查机关的系统“裁剪”。


军情局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根据因达雷西奥·普里耶托的建议,军事情报局成立了,它在镇压机关中发挥了特殊作用。起初它是一个反间谍机关,很快就变成了一个权势滔天的政治警察机构,它可以不经审判或调查,就自行进行逮捕或释放。它的首任局长是共和派萨亚古埃斯,他不久后被社会党人乌里瓦里接替[53];乌里瓦里曾是国民警卫队军官,曾与苏联特务机关密切合作;乌里瓦里逃往法国之后[54],由桑蒂亚戈·加尔塞斯[55]接任,他被认为是谋害安德列乌·宁的凶手之一。军情局的缔造者普里耶托用了大量篇幅来描写军情局脱离他的掌控的经过。军情局马德里分局局长、共产党员古斯塔沃·杜兰少校在所有的重要岗位上都安插了共产党员,当普里耶托想把他们调到陆军时,苏联“技术专家”纷纷抱怨。军情局成立后还没几个月,就已经完全脱离了国防部长的控制;它拥有六千多名特务,管理着好几家监狱和集中营[56]


强力的国家政权


在内格林统治下,由拉尔戈·卡巴耶洛建立的“民主”国家政权,就这样变成了一个强力的国家政权。它依然自称“议会民主制国家”,然而国会已经大权旁落,国会里只剩下了一帮跑腿的帮闲,无论国会还是市镇评议会都不考虑进行选举[57]。没有人敢于声称自己是真正的反对派,一切批评都变成了叛国的同义词。人们嘴上还在讲“人民革命”,实际上革命的成果却在不断消失。内格林政府提出了宗教自由的主张,并在伊鲁霍的反复怂恿下,企图同教士阶层和天主教会缓和关系。许多以前被认为“失踪”了的地主又回来了;其他地主则获释了。一九三六年被农民夺取的土地,又都还给了地主:地主们有这个权利,法律也站在他们一边,政府也给他们撑腰[58]。在加泰罗尼亚,实行农业集体化的法令被撤销了,因为它“违背了宪法的精神”。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八日,政府颁布法令,对所有涉及金属和矿物生产的企业实行监督,实际上接管了这些企业。不久后,《经济学家》(L'Economist)在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写道:“为了对抗集体化和工人监督,国家对工业进行了干预,恢复了私有制的原则。[59]”经理们恢复了原来的职位。国家“没收”了叛乱分子的股息,又向外国资本家支付股息。


中央政府的集中倾向越来越严重,搞到最后,就连加泰罗尼亚自治派与巴斯克民族主义者都退出了政府[60]。人民军完全变成了一支传统的正规军。拉尔戈·卡巴耶洛设想的新军事法典从未问世,旧的法典一直沿用下去。内格林政府恢复了森严的军衔等级制度,各级军衔与工资严格挂钩[61]。普里耶托最高只允许“工人”军官晋升至少校军衔。他严格限制了政治委员的权力,并大幅削减了政治委员的数量[62],还禁止军人参加政治性的示威游行(1937105日)。军官阶层的精神又复活了,所以温斯顿·丘吉尔才会写道:


“在去年一年当中,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在实行有序的统治与进行战争两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无政府主义者被火焰与钢铁镇压下去了。……成立了一支条理分明、组织严密、令行禁止的军队。……当一个国家的整个文明结构和社会生活都被原始的仇恨毁灭时,国家政权就只能在军队的基础上重建起来。……有了这支新军队,……西班牙共和国就不仅拥有了一件重要的军事工具,更拥有了一件重要的政治工具。”


丘吉尔这位保守派领袖总结道:“(内战)双方都在稳步地趋向一致的西班牙精神。现在正是西班牙所有真诚的朋友尽力促成和平的大好时机,不是吗?[63]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八日,《泰晤士报》发表文章,对内格林的行动进行了评价,这篇影响深远的文章写道:“两个新因素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一个与革命的性质有关,另一个与战争的性质有关。前者由对自下而上的暴力行为的强烈反动构成;后者由渴求独立——这是西班牙民族性格中最强烈的潜在情感之一——这种情感的深刻而广泛的影响组成。前者如果发展得足够强大,就会改变革命的性质;后者如果发展到底,最后就会使目前勾心斗角的各参政党紧密联合起来。”


这个政府,究竟是共产党所谓的“胜利政府”,还是丘吉尔期望的“全国和解政府”呢?总之,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国会重新召开时,国会里已经没有了卡巴耶洛,当然也没有一个无政府主义领袖:他们在一九三六年[64]二月并没有提名候选人,也没有人当选议员。但国会里却有保守派米盖尔·毛拉[65],还有刚从法国回来的波尔特拉·巴利亚达雷斯(他此前在法国避难),他表示看见“西班牙正在深刻而认真地重建”令他十分欣慰。一周后,国民军的报刊为了羞辱他,特地揭发了他曾为“民族事业”提供帮助的事迹,共和国一方对此却几乎闭口不谈:这是对他们的“体面”的回报。全劳联的报刊对毛拉和巴利亚达雷斯的抨击全部被审查机关删除了,年长的佩斯塔尼亚在讲话批评了共产党的统治地位,还批评了革命的倒退,他的讲话也被审查机关删除了。
事实上,革命已经结束了。国家政权已经恢复了。“冒犯”上级的士兵现在要被判处死刑。工人要遵照“军事化”的严酷纪律,在工厂里工作。巴塞罗那模范监狱的六栋监舍里,有两栋半挤满了统工党和全劳联的囚徒。


革命被击败了,但是击败了革命的这些人能打赢内战吗?只有打赢了内战,西班牙人民付出的牺牲和承受的苦难才不会白费,而这些人也能用胜利来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在混乱与热情中打响了战争的人,或至少是他们当中幸存下来的那部分人,继续进行着战斗:此后,在一个赢得了丘吉尔和《泰晤士报》交口称赞的政府领导下,他们以秩序井然的方式进行着战争。可是,在同弗朗哥及其盟友战斗时,一九三七年的这个“民主”而又体面的西班牙,跟一九三六年的革命的西班牙一样,遭到了孤立。


[1] 按照拉尔戈·卡巴耶洛的看法,要想让政府维持到516日,也就是原定发动埃斯特雷马杜拉攻势的那一天,这是唯一的方法。——原注


[2] 萨尔瓦多·凯马德斯(SalvadorQuemades,生卒日期不详),曾是无政府主义者,1918年曾当选为全劳联加泰罗尼亚地区委员会委员,1919年曾出访苏维埃俄国,但未抵达苏俄即在巴黎停步。1934年参加左派共和党。——中译者注


[3] 关于这个课题,请参阅1937323日的《时报》,我们在第11章已经引用过了。克里维茨基(Кривицкий)声称,苏联大使馆的商务专员、斯大林的秘密特工斯塔舍夫斯基早在193611月之后,就认为胡安·内格林将是拉尔戈·卡巴耶洛的继任者(瓦尔特·克里维茨基将军[General Walter Krivitsky],《斯大林的特工》[Agent deStaline,巴黎,Corporation1940年,第127页;英文版为《我曾是斯大林的特工》[I Was Stalins Agent],伦敦,Hamish Hamilton1940]。埃尔南德斯(《黑与红》,第71页)描写了他亲自同内格林会谈,代表共产党向内格林提供支持的经过。——原注


[4] 1937517日成立的胡安·内格林政府由下列人员组成:
总理兼财政部长:胡安·内格林(社会党);
外交部长:何塞·希拉尔(左派共和党);
司法部长:曼努埃尔·伊鲁霍(巴斯克民族主义党);
国防部长:因达雷西奥·普里耶托(社会党);
内务部长: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社会党);
教育与卫生部长: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共产党);
劳动与社会福利部长:扎乌姆·艾瓜德尔·米洛(艾斯凯拉);
农业部长:比森特·乌里维(共产党);
通讯、运输与公共事业部长:贝尔纳多·希内尔·德·洛斯·里奥斯(共和同盟)。
从这一届政府开始,陆军部与海军部合并为国防部。——中译者注


[5] 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门迪耶塔(JuliánZugazagoitia Mendieta189925日——1940119日,生于毕尔巴鄂。少年时参加毕尔巴鄂社青团,1920年担任毕尔巴鄂社青团主席。参加社会党后,属于普里耶托派,担任过《社会主义者》编辑。19375月至19384月出任内务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1940年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后被引渡给弗朗哥法西斯政权,同年11月遇害。——中译者注


[6] 阿尔特米·艾瓜德尔·米洛(ArtemiAiguader i Miró,18891946),生于塔拉戈纳省雷乌斯镇(Reus)。青年时投身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运动。1922年参加“加泰罗尼亚国”(Estat Català),后来参与创建艾斯凯拉。1936416日至193755日在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内担任内务部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死于墨西哥。——中译者注


[7] 作者这里弄错了,参加了内格林政府的是扎乌姆·艾瓜德尔·米洛(Jaume Aiguader i Miró,18821943),他是阿尔特米·艾瓜德尔·米洛的哥哥。——中译者注


[8] 安东尼奥·拉莫斯·奥利维拉(AntonioRamos Oliveira19071975),西班牙作家、记者与外交官。内战爆发后,曾在西班牙共和国驻伦敦大使馆工作。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9] 《普里耶托—内格林书信集》(EpistolarioPrieto-Negrin,巴黎,Imprimerie Nouvelle1939年),第41页。——原注
[10] 密写墨水是工业时代的间谍活动中的常用道具,用这种墨水写下的字迹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比如加热或滴洒专门的药水)才能看见。——中译者注


[11] 詹姆斯·麦克斯顿(James Maxton1885622日——1946723日),生于格拉斯哥。1904年参加独立工党。一战期间反对战争,1916年被捕,被监禁一年。1918年当选为工党全国委员会委员。1922年当选为下议院议员。1926年至1931年、1934年至1939年两次出任独立工党主席。——中译者注


[12]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报告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揭露“混入党员队伍的托派分子”。——原注


[13] 恩里克·阿德洛埃尔·帕斯库瓦尔(EnricAdroher i Pascual19081987),化名希洛内利亚(Gironella),生于希洛纳(Girona),当过教师。1931年当选为工农同盟执委会委员,1935年参与成立统工党。内战爆发后曾担任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委员。1937616日被捕,1938年被判处十五年徒刑。巴塞罗那失陷时越狱,流亡国外。1976年带领统工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力量脱离统工党。——中译者注


[14] 阿克尔被判处十一年徒刑,艾斯库德尔(Escuder)和雷布尔无罪。拉尔戈·卡巴耶洛和菲德丽卡·蒙蔡尼都曾提供了对被告人有利的证词。——原注


[15] 茹塞普·罗德斯·布雷(JosepRodes Bley18951968),生于雷里达一个鞋匠家庭,三岁时失去父母。年轻时曾参加艾斯凯拉,1928年参与创立加泰罗尼亚人共产党,随后参加创立工农同盟和统工党。19376月统工党执委会全体委员被捕后,参与重建执委会,同年秋天被捕,1939年越狱后流亡法国,1941年被维希法国的警察逮捕,移交给纳粹德国,被关进集中营,1945年被美军解救。1950年至1967年重新担任统工党执委会委员。1968年在巴黎逝世。——中译者注


[16] 茹安·法雷·加索(Joan Farré Gassó,18921944),1928年参与创建加泰罗尼亚人共产党,1931年参与创建工农同盟,1935年参与创建统工党。五月事件后被捕,巴塞罗那失陷前越狱,流亡法国。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参加了地下抵抗运动,被捕后军事法庭判处五年徒刑,在狱中被西共杀害。——中译者注


[17] 在那些谴责这桩“丑闻”的人看来,它主要“丑”在两个地方:从纯粹的民主观点来看,在一个以恢复法制、结束暴力而自豪的政府治下,警察却把囚犯交给杀人凶手,而当局却还企图掩盖真相,这当然是可耻的。而且,即使是在经过了“夜间处决”和相互用仇杀来解决宿怨的那段时期之后,宁的遇害依然显得触目惊心:绑架宁的行动策划得如此周密,实施得如此周全,揭示了苏联特务机关的无孔不入和无所不能,以及共产党消灭一切碍事敌人的坚定意志,反法西斯联盟的其他领导人不由得心生畏惧,担心宁的命运有一天也会落到自己头上。最后,在许多共产党同情者看来,绑架和杀害一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异见分子,标志着斯大林派共产主义的性质发生了真正的改变,此前斯大林派只会向革命派下死手。——原注


[18] 弗朗哥法西斯政权的临时政府设在萨拉曼卡。——中译者注


[19] 列昂·纳尔维奇(Leon Narvitch)大尉后来在巴塞罗那被杀,有人指控凶手是穆尼斯。穆尼斯的朋友则坚持认为纳尔维奇是被苏联特务暗杀的,因为他知道得太多了。他恐怕是被统工党的人暗杀的。——原注


[20]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奥尔洛夫(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Орлов,1895821日——1973325日),本名列夫·拉扎列维奇·费尔德宾(Лев Лазаревич Фельдбин)。生于白俄罗斯波布鲁伊斯克(Бобруйск)一个犹太家庭。1918年参加红军,1920年参加俄共(布),192012月开始进入契卡工作。1926年进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国外处工作。19369月前往西班牙,与西班牙共和国内务部建立联络委员会,在共和区建立了苏联情报网。1938年携妻女叛逃加拿大。——中译者注


[21] 若尔日·柯普(Georges Kopp19021951),生于圣彼得堡,1910年随父母移民比利时,毕业于布鲁塞尔大学后当了工程师。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前往西班牙参战,参加了统工党的“列宁”纵队。五月事件后被捕,一年半后获释,1939年前往英国治疗。二战爆发后参加了法国外籍军团,并参加了1940年的法国战役。因重伤被俘,但又逃出了军医院。逃往阿尔及利亚后,重新参加法国外籍军团,但因伤势过重而退役。随后在马赛当工程师,协助英国情报机关工作。身份暴露后潜回英国。1951年在马赛逝世。——中译者注


[22] 若尔日·柯普曾因帮助西班牙购买和运输武器,而被判处长期徒刑,他在逃离比利时后,在西班牙获得了中校军衔。——原注


[23] 独立工党青年协会(ILP Guild ofYouth)是英国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的青年组织,1924年成立。二战爆发后被独立工党解散。——中译者注


[24] 罗伯特·拉姆塞·斯麦利(RobertRamsay Smilie19171937),昵称“鲍勃”(Bob),1935年参加独立工党,并协助组建独立工党青年协会。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前往西班牙参战。193610月前往当选为国际革命青年局(International Revolutionary Youth Bureau)执委会委员。五月事件后被捕,1937612日死于“盲肠炎”。——中译者注


[25] 库尔特·兰道(Kurt Landau1903129日——1937923日?),1921年参加奥地利共产党,1927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开除出党。1929年在柏林参加了列宁同盟(Leninbund)。他曾为托洛茨基工作过,但很快又与托洛茨基疏远。1936年前往巴塞罗那参加西班牙革命,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工作。1937923日失踪,据猜测他可能是被格伯乌绑架杀害的。——中译者注


[26] 马尔克·拉法伊洛维奇··雷因(MarcRafailovich Rhein19091937?),生于维尔纽斯(Vilnius),1911年随父母逃离沙皇俄国。1917年回国,1920年再次与父母离开俄国。长大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瑞典社会民主党。1932年大学毕业后,曾为多家社会党杂志担任记者。他比父亲更加同情苏联,主张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重新统一。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前往西班牙,支援共和国。193749日被绑架,此后下落不明,据推测他很可能是被奥尔洛夫领导的苏联特务机关绑架的。——中译者注


[27] 马尔克·雷因是俄国孟什维克领导人拉法伊尔·阿布拉莫维奇·阿布拉莫维奇(РафаилАбрамовичАбрамович,18801963)的儿子。他是瑞典一家社会民主党报纸的记者,非常同情“反法西斯”理论。——原注


[28] 汉斯·弗洛因德(Hans Freund19121937),住在瑞士的德国学生,但参加了国际主义工人党(第四国际法国支部),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化名“穆朗”(Moulin),前往西班牙参战。五月事件后被苏联特务机关绑架杀害。——中译者注


[29] 埃尔文·沃尔夫(Erwin Wolff19021937?),生于苏台德地区的莱亨贝格(Reichenberg,现为捷克共和国的利贝雷茨[Liberec])的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家庭。在德国求学期间开始参加左翼运动,希特勒上台后流亡巴黎。1933年开始参加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367月进入国际书记处工作。19374月底前往西班牙,协助西班牙托洛茨基主义者开展工作。五月事件后被苏联特务机关绑架杀害。——中译者注


[30] 在莫斯科审判中,公诉人维辛斯基提出了一个重要证据:皮亚塔科夫(Пятаков)曾前往哥本哈根(Copenhagen),在布里斯托尔旅馆(Hotel Bristol)与托洛茨基的儿子列夫·谢多夫(ЛевСедов)会面;然而,埃尔文·沃尔夫和列夫·谢多夫经过合作,证明了布里斯托尔旅馆当时已不存在,推翻了维辛斯基的证据。——原注


[31] 何塞·罗夫雷斯·帕索斯(José RoblesPazos18971937?),出身贵族家庭,但因参加左翼运动而与家庭决裂,出走美国。1920年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教授。西班牙内战爆发时,他正在西班牙度假;他随即支持共和国。1937年被苏联特务机关绑架杀害。——中译者注


[32] 费舍尔(《人与政治》,第429页)详细描写了何塞·罗夫雷斯的失踪,不久后,他的儿子被弗朗哥判处死刑。作家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对他的失踪进行了调查。——原注


[33] 菲利西昂·沙亚耶(FélicienChallaye1875111日——1967826日),法国哲学家、人权活动家。——中译者注


[34] 约翰·麦戈文(John McGovern18871213日——19682 4日),生于天主教家庭,青年时投身激进左翼运动,二十年代中期参加英国独立工党,1931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37年曾率领独立工党的调查团访问西班牙共和国。1941年至1943年担任独立工党主席。1947年退出独立工党,参加了工党。——中译者注


[35] 何塞·伊格纳西奥·曼特孔·纳瓦萨尔(José IgnacioMantecón Navasal19021982),生于萨拉戈萨一个商人家庭,年轻时即参加了共和主义运动。共和国成立后,参加了阿萨尼亚的左派共和党。内战爆发后,全家惨遭叛军杀害。人民军成立后曾担任第72混成旅政治委员。19371月在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内担任司法委员。1937810日被共和国政府任命为阿拉贡地区总督。19383月,阿拉贡地区失陷后,担任东部集团军政治委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担任西班牙难民疏散局(Servicio de Evacuación de Refugiados EspañolesSERE)总书记。19407月流亡墨西哥。1948年参加西班牙共产党。——中译者注


[36] 1936年秋天,他们曾代表保卫阿拉贡地区委员会,没收了大量珠宝,并将其出售。——原注


[37] 法文版和英文版原文均为“1938年”,但结合前面的内容,应为1936年。——中译者注


[38] “忠诚反对派”(loyalopposition)是指资产阶级议会中反对某项具体政策或某个具体的执政者、但却不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换句话说,就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反对派。——中译者注


[39] 雷昂西奥·佩雷斯·马丁(Leoncio Pérez Martín19131914——?),生于马德里。1934年在社青团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在社会党流亡机关内工作。——中译者注


[40] 萨尔瓦多·马丁内斯·达西(SalvadorMartínez Dasi1915624日——198354日),当过会计。工总会员和瓦伦西亚社青团团员。内战期间担任社会党瓦伦西亚联合会省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其机关报《前进报》经理。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在社青团流亡机关工作。1946年至1956年担任社青团总书记。1958年退出政治活动。——中译者注


[41] 胡安·马丁·图恩迪多尔·洛佩斯(JuanMartín Tundidor López19111111日——200629日),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父亲是马德里社会党人。幼年时随家人返回西班牙,在瓦伦西亚定居。1929年参加社会党,同年当选为瓦伦西亚社青团总书记。内战爆发后,参与了平定瓦伦西亚叛乱的战斗。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参加了地下抵抗组织,二战后参加了重建社会党流亡机关的工作。弗朗哥独裁政权垮台后回国。2006年在瓦伦西亚逝世。——中译者注


[42] 曼努埃尔·莫利纳·科内赫洛(ManuelMolina Conejero19001939),生于瓦伦西亚。10岁开始当机械工人。1918年进入《社会共和国》(República Social)编辑部工作。1927年在工总非常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书记。1933年担任社会党瓦伦西亚联合会主席。因参加1934年十月起义而被迫流亡法国。1936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37714日担任瓦伦西亚省长。共和国覆灭后被弗朗哥法西斯军队逮捕,同年1125日遇害。——中译者注


[43] 弗兰西斯科·克鲁斯·萨利多(FranciscoCruz Salido1898910日——1940119日),生于安达卢西亚地区的哈恩市(Jaén)。11岁丧父。少年时即在家乡报社工作。1931年参加马德里社会主义者集团。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社会主义者》编辑。因参加1934年十月起义而入狱,19362月获释。19366月当选为社会党全国执委会书记。内战期间曾担任多家社会党报纸的编辑。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1940711日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7月底被引渡给弗朗哥法西斯政权,同年119日在马德里遇害。——中译者注


[44] 费利佩·普雷特尔·伊格雷西亚斯(FelipePretel Iglesias,?—1964),1931年至1934年担任工总全国委员会委员,19341月至19394月担任工总执委会司库。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45] 艾德蒙多·多明格斯(Edmundo Domínguez)任副主席,罗德里格斯·贝加(Rodríguez Vega)任书记,普雷特尔任司库。他们的观点与德尔·巴约非常接近。——原注


[46] 贝尔纳多·希内尔·德·洛斯·里奥斯(BernardoGiner de los Ríos1888131日——1970822日),生于马拉加一个进步知识分子家庭。长大后成为了一名建筑师。1936年至1939年曾在共和国政府内担任多个部长职务。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45年至1960年担任共和国流亡政府总统秘书长。——中译者注


[47] 108日的《泰晤士报》对他的讲话做了如下评论:他“代表了人民阵线内部的一种反对派,如果命运允许的话,这个反对派愿意接掌政府。”他的表现证明了这个评论是完全正确的。——原注


[48] 国际工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成立于1919年,通称阿姆斯特丹国际。它与第二国际关系密切。1945年解散,由世界工会联合会(World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取代。——中译者注


[49] 莱昂·茹奥(Léon Jouhaux187971日——1954428日),法国工会活动家。曾长期担任法国总工会领导。——中译者注


[50] 何塞·迪亚斯·阿洛尔(José Díaz Alor18891967),生于马德里。当过面包师。1917年参加马德里社会主义者集团,1920年退出,1930年重新加入。1931年至1934年当选工总全国委员会委员。共和国覆灭后参加了社会党地下组织的活动。19413月被捕,194212月获释后继续从事地下工作。1967年在马德里逝世。——中译者注


[51] 帕斯库瓦尔·托马斯·塔恩瓜(PascualTomás Taengua1893818日——197254日),生于瓦伦西亚。8岁开始当金属工人。14岁参加工总与瓦伦西亚社会主义者集团。1923年参与创建瓦伦西亚金属工会(Sindicato Metalúrgico de Valencia),1928年当选为社会党瓦伦西亚联合会省委会委员。1931年当选为全国钢铁联合会(Federación Nacional Siderometalúrgica)书记,1932年至1934年担任工总全国委员会委员。19341月至193710月任工总执行委员会副书记。19381月再次当选为工总执行委员会委员。19393月当选为社会党执委会总书记。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64年至1967年担任社会党主席。1972年回国。1976年于瓦伦西亚逝世。——中译者注


[52]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问题,法国总工会的领导,无论是社会党人还是共产党人,都完全站在内格林一边,反对卡巴耶洛;在国家干预下,卡巴耶洛失败了,茹奥的“裁决”给他的棺材钉上了最后一颗钉子。几个月后,万松·奥里奥尔(Vincent Auriol18841966)试图劝说卡巴耶洛同内格林“和解”,但卡巴耶洛没有接受。——原注


[53] 军事情报局的首任局长应为安赫尔·迪亚斯·巴萨(ángel Díaz Baza),他在不久后就被普鲁登西奥·萨亚古埃斯(Prudencio Sayagües)接替。——中译者注


[54] 关于这件事请参阅普里耶托的小册子《我离开国防部的经过与原因》(Como y por que sali del Ministerio de Defensa Nacional,墨西哥城,Impresosy Papeles S. de R.L.1940年)。乌里瓦里先是抱怨他受到了苏联“专家”的压力;后来他屈服于压力,绕开部长,直接与苏联专家联系。19385月初,他侵吞了一小部分被查抄充公的珠宝,逃往法国。西班牙政府要求法国政府将他引渡回国,但法国政府没有同意。——原注


[55] 桑蒂亚戈·加尔塞斯·阿洛约(SantiagoGarcés Arroyo1915—?),生于马德里。少年时参加社青团与社会党。曾当过普里耶托的警卫员。19367月参加了刺杀卡尔沃·索特洛的行动。内战爆发后参加了边防部队,193847日担任军情局副局长,5月担任局长。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56] 二战后,东欧各国共产党在苏联支持下,逐渐控制了国家政权,许多作者把这种情况,与内格林政府统治下的西班牙共和国作了对比。胡利安·戈尔金写了一篇文章,不过尚未发表,这篇文章叫《西班牙:“人民民主”的首次尝试》(L'Espagne, premier essai de démocratie populaire)。这种对比是模糊的,它曲解了人民民主国家的诞生过程,而且往往带有成见;人民民主国家要么是群众运动的产物,要么是共产党控制下的革命的产物,或是在红军直接占领下成立的。
双方的相似之处确实很明显,但它们只有在那些毫无争议的、往往被忽略的方面,才具有相似的地方:
1、东欧国家先是在1945年经历了革命的涨潮。在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掀起了成立“工人代表会”的浪潮(请参阅贝诺·萨雷尔[Benno Sarel],《德国东部的工人阶级》[La classe ouvrière d'Allemagne orientale],第1749页;保尔·巴尔通(PaulBarton),《Prague a l'heure de Moscou》,第120页及其后。);
2、然后,共产党往往会帮助重建社会民主党与民主共和派,与他们共建“全国阵线”,致力于摧毁工人代表会,重建国家政权,在此期间,共产党会牢牢抓住政治警察不放,同时尽量掌握军队(请参阅巴尔通,《Prague a l'heure de Moscou》;弗朗索瓦·菲特(FrançoisFejtő),《人民民主国家史》(Histoire des Démocraties populaires),在第107页提到了拉科西对警察的控制);
3、在这三个阶段中,只有第三阶段比较出名,在这一阶段,共产党会实行拉科西所谓的“切香肠”战术(“salamitactic):共产党逐步地甩脱不久之前的盟友。它先与社会民主党统一(德国统一社会党[So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SED]、波兰统一工人党[PolskaZjednoczona Partia RobotniczaPZPR]和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等),然后它的机关就控制了统一的党。它把盟友的人逐步争取过来,最后彻底控制了自己的盟友(它在西班牙先是利用普里耶托推翻了拉尔戈·卡巴耶洛,然后又利用内格林搞垮了普里耶托)。——原注


[57] 1937年年底,普里耶托试图限制共产党的影响力,共产党便发动了一场要求举行大选的宣传运动,对普里耶托进行反击。——原注


[58] 工总旗下的列万特土地劳动者协会给农业部长乌里维起了个外号,叫“头号公敌”。——原注


[59] 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艾瓜德尔设立了劳动委员会,它由31名委员组成,其中国家代表7人,雇主代表12人,工会代表12人。——原注


[60] 1938811日,由于在加泰罗尼亚政策上与政府存在“严重分歧”,艾瓜德尔和伊鲁霍退出了政府。他们的职位分别由统社党党员茹塞普·莫伊什(Josep Moix18981973)和巴斯克民族主义行动(Acción Nacionalista Vasca)成员托马斯·毕尔巴鄂(Tomás Bilbao18901954)接任。但他们在政府中无足轻重。——原注。


[61] 普通士兵的日薪原为7比塞塔,后增加到10比塞塔;少尉为25比塞塔,上尉为50比塞塔,中校为100比塞塔。——原注


[62] 只有集团军政委、师政委和旅政委得以保留。——原注


[63] 《一步接一步》,第189191页。——原注


[64] 此处英文版为“1938年”,但法文版则为“1936年”,结合前面的内容,应该是“1936年”。——中译者注


[65] 米盖尔·毛拉·加马索(MiguelMaura Gamazo18871213日——197163日),生于马德里,父亲是著名保守派政治家安东尼奥·毛拉。1916年当选为国会议员。曾支持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政权,后来逐步转向温和的共和主义立场。1930714日与阿尔卡拉—萨莫拉共同建立右派自由共和党(Derecha Liberal Republicana)。共和国成立后,于19314月至10月担任内务部长。1936年为了躲避无政府主义民兵的追杀而逃到法国。1953年回国。1971年死于萨拉戈萨。——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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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第十三章 欧洲与战争


“如果民主在这场战斗中落败,如果法西斯主义获胜,国王陛下的政府就能宣称这是自己的胜利。[1]”劳埃德·乔治[2]这句话道出了一个新的事实:在世人眼中,西班牙内战已经成了一场意识形态战争。虽然并没有其它欧洲国家公开参战,但它已经变成了一场欧洲大战。因此,在共和国一方的各革命政党衰落之后,西班牙内战就变成了欧洲列强的角逐。这场角逐促成了德国和意大利迅速接近,并成立了罗马—柏林轴心;无情地暴露出了西方民主国家——法国和英国——的犹豫不决与自相矛盾;并致使苏联采取了谨慎观望的政策。


欧洲均势与西班牙内战


要想理解西班牙内战对欧洲的政治均势产生了何等的影响,首先就得明白,在一九三六年,德国在欧洲地位仍是很不稳固的。一九三三年纳粹党夺权后,德国就退出了国际联盟。希特勒的扩军备战,并向周边国家提出领土要求,使德国的小邻国心生警惕,但它们并未对希特勒的力量有多少认识。另外,西方列强的外交地位也很强势。法国、英国和比利时组成的协约看似非常牢固。虽然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一世[3]在访问马赛时遇刺身亡,法国在巴尔干依然拥有较强的影响力。最后,面临着扩军备战的德国的威胁,第三共和国政府刚刚加强了它与东欧国家的联盟:一九三五年,法国与苏联签订了互助条约,苏联也与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互助条约。德国的重新武装让苏联无比担忧:难道希特勒不会把“布尔什维克主义”当成他的头号敌人吗?
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发现自己也陷入了困境。它入侵了阿比西尼亚[4],企图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非洲“帝国”,结果反倒暴露了它在军事上的无能,国际联盟大部分成员国决定制裁墨索里尼政府。
法西斯意大利政权和纳粹德国政权都在欧洲陷入了孤立,他们在西班牙内战中发现了相互接近的机遇。西班牙内战引发了全面的政治对抗,促成了各种联盟的形成;它迫使每个列强选边站队。从这个意义来说,它为世界大战创造了政治前提。
对中欧的独裁者们而言,西班牙内战不仅是对民主国家的弱点的考验;它还是彩排,是第一次冲突,是他们用来测试准备用于对付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武器的试验场,是那些准备用于更宏大的战场的设备的首次应用。只有在读过关于这个问题的无数文章之后,才能明白这场“有限战争”在军事上引起了何等强烈的兴趣。
相反,西班牙的战略意义和经济意义却退居次要地位了;西班牙虽然拥有马略卡和塞乌塔这样的战略要地,还有阿斯图里亚斯和里奥·丁托的矿山,但这个因素并不足以影响国际政治的走向。随着一九三八年夏天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及苏台德问题的发生,西班牙变成了欧洲大棋中的一枚小卒。


国民政府获得了外交承认


在西班牙的两大阵营中间,欧洲列强是如何选择的呢?
从法律角度来看,这是个很简单的问题。在西班牙有一个经合法选举产生的议会,还有经议会任命的政府:只有这两个机关的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由于七月十九日的叛乱未能获胜,国民军就只是控制了一些省份的叛军。他们自己对此非常清楚,因为在头几个月里,他们拼命建立一个正式的政权,但这个政权的目的,却是在打赢战争之后,让位给一个合适的政府[5]。即使是最积极地支持叛军的国家,也没有把叛军的首都布尔戈斯[6]当一回事:一九三六年十月,当弗朗哥被任命为国家元首后,向希特勒致电问候,但希特勒并没有回电,说明他并不认为在这个时候正式承认弗朗哥是可取的;德国驻巴黎大使维尔切克[7]在柏林分析西班牙形势时,他很自然地将其描述为“西班牙政府”与“叛军”的冲突。
但是,如果欧洲列强的执政者都拒绝承认叛军具有合法的交战国地位,他们就不会承认叛军是合法的政权,不会允许叛军从任何一个外国获得军需物资。但意大利、德国和葡萄牙显然没有理睬这种情况,他们拿出了一整套借口来为自己的干涉辩护:左派操纵了选举法,使人民阵线政府上台,造成了革命形势;自从一九三六年二月大选之后,合法的政府形式就已经消失,叛军将领是为了恢复合法政府才这么做的。我们不妨回想一下:选举法可是得到了右翼集团的赞成的,他们以为凭着选举法就能使自己长期执政。
总之,这种关于“合法性”的借口只能小心使用;各法西斯政府更喜欢使用制造既成事实的方法。德国外交部长冯·诺伊拉特[8]和意大利外交大臣齐亚诺[9]打算等到叛军攻克马德里后再正式承认国民政府,这样更体面一些。一九三六年十月底,德国起草了一份电文,准备发给西班牙政府驻柏林临时代办,开头写道:“弗朗哥将军现在已经占领了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因此他的政府已经控制了大部分西班牙国土。……”
出于法律上的其它需要,“现实国家”必须在占领首都及其政府建筑物——即实际控制——之后,才能成为“合法国家”。总之,这样做之后,就有了“保障德国利益”的借口。共和国政府撤往瓦伦西亚,法西斯政府的美梦眼看就要成真,然而马德里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战争还得继续下去。为了更坚定地表明立场,德国和意大利终于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八日提前承认了布尔戈斯政府。葡萄牙紧随其后。
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中旬,以为弗朗哥政府已经控制了大半国土,跟以为共和区已经彻底失去了政府权威,都是错误的。国民军并没有实际控制西班牙任何一个地中海沿岸省份或中部省份;尽管共和区的情况仍然很不稳定,但卡巴耶洛政府的权威无疑要强于前几届政府。因此,在八月同西班牙共和国维持外交关系,到了十一月又同它断交,是自相矛盾的。
但是,同国际局势联系起来,就能对他们改变态度的原因看得更加清楚;同情弗朗哥的列强以此宣示了他们以西班牙合法政府为敌的决心。此举在欧洲列强中间制造的分裂,与德国—意大利—日本三国协约的签订一脉相承,预示着这个强大的军事同盟的成立。


轴心国的成立


在七月十八日叛乱的前夕,尽管法西斯意大利政府和纳粹德国政府拥有同样的政治立场,对社会主义同样地仇恨,但他们在很多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实际上,两国的扩张野心,使它们经常较劲[10]。意大利还把地中海当作自己的“禁脔”,并怀疑德国到底会不会干涉西班牙。
但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和九月之后,轴心国在西班牙问题上采取了坚定的态度,而西方国家却在敷衍推脱;轴心国一致决定加强军备,这也有助于解决它们的分歧。安东内斯库[11]在罗马尼亚成立了极右翼政府,引发了一系列的谈判,破坏了对德国和意大利有利的中欧均势。希特勒在与匈牙利摄政霍尔蒂[12]会谈时,首次提出了德意结盟支持弗朗哥的主意。匈牙利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得不赞同这种联合行动,因为匈牙利政府在当时对周边国家(主要是罗马尼亚)的匈牙利少数民族居住的土地提出了领土要求,它企图通过接近德意两国,换取德意两国支持它的领土要求。
一九三六年九月底,德国司法部长弗兰克[13]访问了意大利,得到了墨索里尼的接见,意德关系出现了明显的改善。弗兰克向墨索里尼指出:希特勒认为地中海是“意大利海”,他对西班牙的干涉并不包含任何扩张野心。墨索里尼随即指出:他并不希望改变“地理形势”,但他认为巴利亚里群岛应该留给意大利。齐亚诺伯爵指出了这次会谈的关键问题:“在西班牙已经成立了两个阵营:一个是德国—意大利阵线,另一个是法国—比利时—俄国阵营。领袖赞同希特勒提出的两大阵营已经事实上存在的观点。”会谈的主旨是成立一个联盟,并在欧洲划分势力范围。
不过,直到十月下旬齐亚诺伯爵访问柏林后,两国才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德国外交部长冯·诺伊拉特和意大利外交大臣齐亚诺在十月二十一日签订了秘密协议,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接见了齐亚诺;十一月一日,墨索里尼在米兰宣称:“两国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达成了协约,其中有几个非常迫切的问题。[14]”最迫切的问题当然就是西班牙问题。双方对联合行动的主要方针,乃至一些具体细节进行了磋商:他们研究了在外交上承认弗朗哥政府的各种方法;在军事方面,他们研究了两国分别应该出多少部队,特别是应该各出多少飞机。德国和意大利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罗马—柏林轴心正式成立了,它的敌人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而布尔什维克主义在西班牙势力很强大;罗马—柏林轴心的主导思想是彻底消除“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威胁”。齐亚诺向希特勒极力主张:轴心国必须给予马德里政府“致命一击”[15]。
其实,早在叛乱爆发前,意大利政府和德国政府就已经向叛乱集团的领袖们许诺过会为他们提供支援。如有必要,叛军可以在其它国家的领土上接收这些支援物资,只要这样做不会造成大规模运输的问题。但是,在一九三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几架萨伏伊—马尔切蒂(Savoïa-Marchetti)飞机因意外降落在法属摩洛哥,暴露了意大利对西班牙的干预之深,给法意关系制造了一场重大的危机。
此外,弗朗哥军队也作势要攻占丹吉尔。丹吉尔当时由国际共管,但丹吉尔周边地区都倾向于革命。法国坚持认为西班牙政府可以自由使用丹吉尔港。意大利表示反对。这是第一次重大的外交考验,因为西班牙政府如果能够利用丹吉尔港为基地,就能扼守直布罗陀海峡,极大地阻滞叛军从摩洛哥往西班牙本土调遣部队的行动。最后,英国的善意中立,使意大利占了上风[16]。
在这个问题上,英国当局的态度是中立的,甚至可以说是有利于叛军的;它的态度,清楚地表明了英国政府的意见,并在西方国家中间造成了分裂。这两个因素,无疑是不干涉政策的两个决定性因素。


法国的立场


关于法国提出不干涉的建议的缘由,已经有了大量的资料,特别是莱昂·布鲁姆在一九四七年向议会调查委员会所在的陈述;他的陈述,大体上并无异议。但是,我们必须记住:莱昂·布鲁姆知道自己的西班牙政策已经彻底破产,比起为自己的西班牙政策辩护,他更关心是证明不干涉政策是在一九三六年夏季唯一可行的政策,以此来为自己辩解。
叛军发动武装叛乱(布鲁姆称其为“戏剧性的事件”[coup de theatre])之后,法国人民阵线政府肯定是同情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但这种同情只能停留在口头上吗?
七月二十日,希拉尔政府向法国政府请求提供物质援助,给布鲁姆出了个难题:“恳请贵方立即就提供武器与飞机与我方进行商谈。”这封电报里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除了谈到两国的人民阵线政府具有共同的利益之外,电报里还提到了法西两国的特殊协议,根据这个协议,西班牙的军火供应全部由法国垄断。因此,向法国政府求援,不仅是希拉尔的权利,更是他的义务。此时布鲁姆并未犹豫。他在二十日至二十二日之间,先与德尔波[17]、后与陆军部长达拉迪耶[18]举行会谈,商讨了给西班牙政府提供物资的数量与方法。但在七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的内阁会议上,虽然正式通过了支持西班牙共和国的方针,却又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第一个情况与外交政策有关,这无疑是最重要的情况,因为它对莱昂·布鲁姆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西班牙内战爆发前,布鲁姆就准备访问英国;在他访问英国时,他发现鲍德温[19]政府反对对西班牙内战进行任何干预,记者佩蒂纳克斯[20]首先向他发出警告(“这里不好记下”),透露了鲍德温政府的态度;随后,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21]向他谨慎地提出了建议,确认了英国政府的立场。布鲁姆深感诧异:他的整个外交政策,都是建立在英法协约之上的,在面对着扩军备战的德国时,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英法协约。在西班牙问题上,他不可能抛开英国,单独行动。
布鲁姆回国后,又遇到了新的挫折。昂利·克里伊[22]将政府准备采取措施援助西班牙一事公之于世,在《巴黎回声报》(L'Echo deParis)上发起了一场攻势。卡尔蒂耶[23]在七月二十三日发表了题为《法国人民阵线敢武装西班牙人民阵线吗?》的文章,打响了第一炮。他在文章结尾写下了极其激烈的句子:“我们仍然不愿相信政府会犯下这种反民族的罪行。”《巴黎回声报》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提到了提供飞机、炸弹、七十五毫米野战炮和机枪等细节。值得注意的是,文章中暗示法国政府将采取不干涉原则,而法国政府要到一周之后才宣布不干涉原则。
法国政府当然不会指望右翼反对派能给这个任务带来什么帮助。但在政府内部和议会内的中派集团也反对布鲁姆。参议院向来是保守反对派的大本营,它对此作出了更强烈的反应:参议院议长让奈尼[24]对此反应强烈:“没有人能够理解……我们要为西班牙问题而开战。”激进党的态度更是麻烦:激进党占了外交部长和陆军部长两个要职;他们如果倒向反对派,就有可能引发一场内阁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爱德华·埃里奥[25]发出的“别管闲事”[26]的警告,产生了多么强大的影响,就不难想象了。
向西班牙合法政府提供军火,为什么会在法国政界引发如此的恐慌呢?原因首先是当时的和平主义。从一九三四年开始,法国左派,无论是激进党还是社会党,都在不停地宣称热爱和平,并决心用一切手段来保卫和平。由于害怕引发战争,法国默认了德国的重新武装,最近又默认了德国在莱茵兰地区的驻军[27]。许多社会党人认为,法国政府会与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签订新的洛迦诺公约,并把希望寄托在这个公约上面。布鲁姆对此并不抱有幻想;他预料到法德必有一战,并支持加强军备,期望能在军事方面赶上德国。但他本人是一个温和派,他不可能冒险亲自发动战争。此外,布鲁姆本人也曾指出[28],国外战争的威胁,有可能会在法国引发内战:“法国正处于军事政变的边缘。”必须承认,右翼——至少是其中一部分——自从一九一九年起,就趋向了极端民族主义,从几年前开始,他们就对国家政权表现出刻骨的仇恨;他们同情德国和意大利的政权,要求对它们采取和平主义政策,要求优先处理由一九三六年的社会危机与人民阵线的上台而加剧的国内困难,而不是国外问题。右翼反对派并不只出现在《巴黎回声报》上。关于一九三八[29]年的事态,布鲁姆认为:“法国议会里的某些重要政治家成了弗朗哥的代表。”
在这种不利局面中,内阁在七月二十五日召开会议,不敢公开考虑支援西班牙,只能寻求隐瞒运输军火的方法:他们谎称军火是卖给墨西哥政府的,然后又把这批武器转给了西班牙。这只是它遇到的第一个挫折。几天后,发生了萨伏伊—马尔切蒂飞机事件,使它重新考虑自己的做出的妥协。但布鲁姆回顾说,以英国和比利时报纸为首的媒体,向他的政府发动的攻击,影响了公众舆论。当时对纳粹主义并不怀有敌意的丘吉尔认为:“灵活的中立是目前唯一的办法。[30]”
法国政府的意见分歧,是更加严重的情况。布鲁姆只介绍了内阁就西班牙问题在八月八日召开的第三次会议的情况,在这次会议上,部长们发生了分歧。在这次会议上,部长们分成了两派:支持支援西班牙的一派,以航空部长皮埃尔·科[31]为首,处于少数派;而“主要由激进党人和接受了保尔·弗尔[32]的劝说的社会党人”[33]组成的反对支援西班牙的联盟,处于多数派。布鲁姆想扭转这种局面,如果他支持西班牙共和国,实行干预政策的话,就有可能遭到孤立,他竭力想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为此他只能需求英国的支持。
因此,当诺尔—贝克[34] 建议,派遣公认的共和派领袖、海军参谋长达尔朗[35]将军出访伦敦时,这个建议得到了布鲁姆的热烈欢迎。达尔朗此次出访的任务,是通过他的私交、第一海务大臣查特菲尔德[36]勋爵,与内阁秘书莫里斯·汉奇[37]爵士接触。如果达尔朗能够让汉奇相信阻止弗朗哥夺权的必要性,那么汉奇就有可能召开内阁会议,从而使英国政府改变态度。
其实,就算英国内阁会在八月初举行会议,它会不会改变自己的既定态度,仍是很可疑的;英国认为,干预西班牙内战是得不偿失的。英国在西班牙本土的矿业利益,不允许它与任何一方断绝关系。此外,在前几年里,由于埃塞俄比亚事件,导致地中海一带陷入了紧张的形势,英国希望使地中海形势得到缓和。英国向意大利发出了缓和关系的信号,而且正在起草英意海军协定。英国有充分的理由不去直接冒犯意大利。最后,英国保守派更同情弗朗哥将军,不同情“赤匪”,他们在报刊上大肆渲染革命的“暴行”。查特菲尔德勋爵认为弗朗哥是一个“优秀的西班牙爱国者”,这无疑也是大部分大臣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达尔朗的出访只能无功而返。查特菲尔德拒绝插手。英国的政策没有改变。
这次失败的出访,是法国政府为西班牙共和国做的最后一次外交努力。八月八日,法国内阁召开会议,会上认为法国在这个问题上遭到了欧洲的孤立,只能依靠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必须承认,苏联政府对西班牙共和国只是口惠而实不至,它要等法国政府带头干预,然后自己再跟上。法国政府原则上同意把已经做好发货准备的五十件物资运给西班牙,但拒绝从军队储备物资中抽调火炮或航空设备。布鲁姆辩解说,他认为继续进行干预,只会制造外交麻烦,不会获得有价值的回报:西班牙共和国只获得了为数极少的物资,而且质量很可能不是最好的。布鲁姆随后还打算辞职,在他的西班牙朋友费尔南多·德·洛斯·里奥斯[38]和希梅内斯·德·阿苏瓦的一再坚持下,他才放弃了这个念头。


不干涉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总理布鲁姆向所有直接卷入西班牙内战的大小国家提出了不干涉西班牙内部事务的建议。
不干涉政策无疑是一种高尚的思想,符合英国在十九世纪初针对神圣联盟和梅特涅[39]体系的积极干涉而提出的自由主义原则。布鲁姆认为不干涉也是一个政治策略:用一个德国和意大利很难违反的国际条约来约束它们,阻止它们给弗朗哥提供实际帮助。法国政府提出的这个提议,既能让世人注意到轴心国的险恶用心,又能间接地使法国获得较大的行动自由,或在实际上阻止意大利—德国的干涉。
何况,既然没有下定开战的决心,或是缺乏作战的能力,难道不应该利用一切手段避免战争吗?德尔波在十二月六日说:“肩负和平与战争之重任的人,无权向一时的感情冲动屈服。”次日,布鲁姆指出:“我相信,在八月底,欧洲已经濒临战争,我相信正是由于法国的倡议,欧洲才避免了战争。”
其实,在八月一日,关于西班牙问题签署国际条约的问题就已经提出了。维尔切克伯爵在八月二日给德国政府写了一封信,提议欧洲四大强国——德国、意大利、英国和法国——联手“呼吁西班牙作战人员放下武器”。这个建议未被采纳,但在八月一日,法国政府就已经向其它国家发出呼吁,要求它们一起签订不干涉西班牙冲突的协议。这个呼吁发出后,相关国家的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
英国事先保证支持这个提议;它认为这个提议是对它此前的严守中立的立场的赞成。保守党政府就此事发表的备忘录指出:“英国政府乐于见到向西班牙提供武器弹药的各国政府迅速达成协议,这样就能使它们中止向西班牙提供武器弹药,并中止从它们各自的领土上向西班牙提供武器弹药。然而,英国政府认为,这样的一个条约,必须从一开始就获得在西班牙拥有重大物质利益的国家、或所有西班牙邻国——比如法国、德国、意大利、葡萄牙和英国——各国政府的一致接受。”
但是,要使各方同时做出不干涉的声明,就必须获得德国和意大利的全面支持。尽管证据确凿,齐亚诺伯爵仍在八月三日狡辩“法西斯政府没有进行哪怕是间接的干涉”,并以必须向墨索里尼(他实际上不在)请示为借口,拒绝在法国的宣言书上签字。德国外交部长冯·诺伊拉特友善地答复说,德国政府从未插手西班牙国内事务,自然不需做出任何声明,要想签订一个长期的条约,就必须使苏联也参加这个条约。这个精心设计的答复,及其暗含的提示,引发了一连串混乱的谈判和浪费时间的计划,它的真实目的是拖延时间,让德国和意大利给国民军提供必要的军火,在当时看来,有了这些军火,国民军就能迅速赢得内战的胜利。八月六日,意大利外交大臣向法国大使尚布朗[40]做出了答复,并提出了三个问题。
首先,“不干涉”应如何理解?“通过公众游行、报界宣传、捐赠和征募志愿兵表示团结,难道不是一种明目张胆的、危险的干涉吗?”意大利提到了法国和苏联报刊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并试图指出法国和苏联已经结成了同盟,针对这个同盟做出的每一个措施都是防御性的。当法国大使弗朗索瓦—彭塞[41]就德国向叛军提供帮助一事对德国外交部长表示抗议时,冯·诺伊拉特一再向他提及“(法国政府)提供给西班牙的货物”。轴心国抢占了先机:它把向西班牙合法政府提供支援,同向叛军提供支援混为一谈。
意大利的第二个问题,意在探明由各国政府作出的承诺,究竟是只约束各国的政府行为,还是对政府行为与个人行为均有约束力。其实,从一开始,它的目的就在于以个人或私人公司的销售为幌子,掩盖德国和意大利的干涉。
意大利政府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监督方法”的问题。这个反对理由要比其它理由更为严肃认真。法国原本只打算“在各国政府间互通声气”,并没有打算对禁运措施进行真正的监督。这种监督能执行下去吗?难道说法国政府完全相信禁运措施的有效性?还是说法国政府相信只要发表了不干涉的宣言,就能让舆论放心,并极大地阻碍对国民军的大规模援助,所以只要发表宣言就心满意足了?不管怎么说,意大利和德国肯定不会接受有效的监督。它们提出这些要求的真正目的是拖延时间。
德国政府也提出了法国政府无法回答的问题。法国大使预计一系列国家(比利时、英国、荷兰、波兰、捷克,特别是苏联)的政府会做出有利的答复,因此,冯·诺伊拉特坚持要求美国、瑞典和瑞士也要做出不干涉的承诺,他非常清楚:瑞士肯定会以中立为借口对此加以拒绝;而美国也绝不会做出这种违背了一系列美国原则的承诺。苏联在参加与它有关的国际条约之后,可能会通过共产国际采取行动,为了阻止这种情况发生,第三帝国政府还提出了这个问题:如何监督一个国际机构?最后,怎样才能保证武器和志愿者不越过法西边界?八月十日,维尔切克伯爵写道:“我解释说:法国作为西班牙的邻国,处于特殊的地位,而在比利牛斯山脉一带,政府很难监督武器的出口和志愿者的越境。[42]”其实,西葡边界也同样重要,然而法国政府显然认为这个论据还是不提为好,它肯定是担心提出这个论据之后,就会暴露出它的计划的无用性。
而且,尽管德国和意大利不断提出异议,但德国或意大利似乎不打算对条约提出正式的反对意见。此时,德国和意大利似乎都不担心会引发欧洲冲突。德国还没有完全卷入西班牙内战。希特勒并不认为一纸禁令能对叛军与德国的联系构成多大障碍。因此,德国政府在八月十七日宣布,它愿意同意参加拟定中的条约,只要条约的规定对其它国家和私人企业同样有效。
为了应付不断提出的异议,法国向各国提出了外交建议。瑞士和美国虽然拒绝签署任何文件,但都宣称他们做好了实行禁运的准备。意大利虽然企图拖延条约的完成,但最终还是接受了法国的计划,当然做了不少保留。八月二十一日,意大利向法国大使表示原则上接受法国的计划。于是,欧洲主要国家都接受了不干涉的原则,并正式宣布禁止向西班牙出口武器。法国的温和派与英国的保守派可以心满意足了:爆发全面的冲突的危险消失了。
但是,意大利就监督方法提出的异议,仍未得到答复。事实上,意大利政府对于进行认真的监督几乎不感兴趣。它只要求建立一个由各国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对禁运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没有人想指出:授权成立这样的一个委员会,是国际联盟的权利。也许人们仍对国际联盟在阿比西尼亚问题上的失败记忆犹新。总之,它的这一失败,是它从威信扫地到土崩瓦解的明显标志。


不干涉委员会


列强均宣称原则上同意成立一个委员会。但对于这个委员会的具体作用却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法国政府认为,必须使委员会成为各国之间的常设联络机关,并实施真正的监督,为此必须赋予委员会政治权力。德国和意大利政府根本不打算遵守禁运的诺言,用迪克霍夫[43]的话来说,就是“要避免使这个机构成为一个很可能给我们造成麻烦的常设政治机关”[44]。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但英国促使双方达成了协议。双方决定:委员会“实际上只是各国外交代表的会议”,因此它没有决策权。列强同意参加委员会的各国代表只能“交换意见”,而在某些情况下,这就会变成对提交的抗议的更为具体的检验。最后,为了安抚意大利,在法国的正式赞成下,不干涉委员会设在了伦敦,而不是巴黎或日内瓦。值得注意的是,在八月初,外交活动主要是由法国政府进行的,但它慢慢转入了英国手中。根据法国驻柏林代办所述,不干涉委员会及其权力主要是由英国创造的[45]。
尽管西方国家展示出了急于绥靖的渴望,谈判却还是拖了一个多月;九月九日,不干涉委员会终于在具有象征意义的伦敦洛迦诺会场举行了就职仪式。包括立陶宛和卢森堡在内的二十五个国家派代表出席了仪式;葡萄牙虽然接受了不干涉的原则,但并未派代表参加。
第一次会议唯一的实际成果,就是给不干涉委员会取了“履行不干涉西班牙协议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greementRegarding Non-Intervention in Spain)这个正式名字。德国驻伦敦代办俾斯麦亲王[46]仍然觉得,对于法英两国而言,不干涉委员会“不过是为了安抚群情激愤的两国左派政党而做做样子罢了”[47]。因此,这个绥靖的任务在英国进行得比较容易:九月十日,根据工会大会[48]总书记沃尔特·西特林[49]爵士和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Transport and GeneralWorkers’Union)书记厄内斯特·贝文[50]的建议,全体工会一致反对干涉西班牙。十月初,工党在爱丁堡(Edinburgh)召开大会,支持工会的立场,并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支持不干涉政策的决议。
与此同时,尽管不干涉委员会一再缓和争论的调子,避免激起激烈的争吵,但到了一九三六年十月初,国际形势还是变得紧张起来了。意大利和葡萄牙虽然一再赌咒发誓,但关于它们不断干涉西班牙的报告却已堆积如山。西班牙共和国第一个编纂了关于这两国干涉西班牙的最重要的文件,并将其提交给了国际联盟。十月四日,一个由三位英国下议院议员组成的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报告,指出意大利和葡萄牙在不干涉委员会成立后仍在向叛军提供援助。最后,苏联政府公开向德国、意大利和葡萄牙发动了猛烈的抨击,指责它们违反了不干涉条约,并扬言要退出不干涉委员会:“某些参加了不干涉条约的国家企图把不干涉条约变成掩盖它们向叛军提供军事援助的幌子,对此苏联政府绝不会容忍。……因此,苏联政府认为自己有义务声明:如果这种违反条约的行为不马上中止,它将认为自己不再受条约的约束。[51]”
苏联的声明,是一系列扬言退出不干涉委员会的正式声明中的第一份;它激起了强烈的反响。然而这个声明却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它提出了无法否认的指控,而且它的结论也是非常合理的。但是,为了避免引发公开讨论所引发的争端,苏联政府曾同意不干涉委员会的活动应秘密进行;苏联发表了这篇声明,就是故意破坏了它保持沉默的承诺。
另一方面,西班牙共和国政府提供的文件也已经证明了法西斯国家违反了不干涉条约。苏联并没有提供什么新证据。尽管他们早就知道这些事实,但为什么要等到现在才勃然大怒呢?原因便在于,在十月上半月,苏联在西班牙问题上的政策发生了剧变。
尽管如此,在十月十日召开的“激烈的全体会议”[52]上,并没有哪个国家退出委员会。不干涉委员会主席普利茅斯勋爵[53]以他个人与英国政府的名义,提交了这些文件。被指控的国家的代表只是宣称西班牙和苏联的声明纯属子虚乌有,借此来阻挠委员会采取行动。与会的葡萄牙代表作出了更为强硬的姿态:他退席抗议,但又声称他此后仍会参加不干涉委员会。如果苏联的目的就是暴露不干涉委员会的彻底无能的话,那他们完全成功了。
此时,法国代表科尔邦[54]——法国驻伦敦大使——再次居中调停,挽救了委员会;他请求苏联政府就“进行有效监督的手段”提出建议。十月十三日的《泰晤士报》写道:“毫无疑问,法国总理热切地想保存不干涉条约,而在委员会最近的讨论中,他的代表发挥了非常有益的作用。”委员会暂时休会,下次开会的日期并未确定,因为它首先需要获得被指控的三国政府的答复。
过了很长时间,三国政府才做了答复。此时弗朗哥正连战连捷,任何对不干涉政策的监督——特别是在西葡边界上的监督——都有可能阻止叛军获得援军与武器,使叛军的速胜化为泡影。苏联政府曾在十月六日建议向西葡边界派遣一个调查团,但是,即使不干涉委员会采纳了这个建议,由于葡萄牙拒绝接受,这种措施根本无法执行。随后苏联代表要求对葡萄牙海岸线进行检查。这个新要求遭到了普利茅斯勋爵的否决。在这种情况下,很难采取外交手段。
由于苏联政府从十月开始给西班牙共和国提供援助,轴心国便以此为借口重启争端。于是,不干涉委员会便充斥着德国和意大利代表与苏联代表的相互指责。十一月十日,经过这些争论后,不干涉委员会出乎意料地宣称这些指责都未得到证实。有谁会认真看待这种态度呢?只要读过报纸的人,都能找到关于意大利干涉军的登陆、国际志愿者的抵达、交战双方获得武器弹药的大量消息。不干涉政策成了一场可悲的闹剧。


监督方案


英国政府为了使不干涉委员会重回正轨,向委员会提交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要求对运给交战双方的战争物质实行监督,并对海陆运输实行监管。这个方案在十一月十二日提出,最后在十二月二日通过,尽管葡萄牙投了弃权票。德国和意大利耍了不少花招,才使谈判拖了这么长时间;他们利用了以前的成功策略,并声称英国的提议是不充分的,应当对空运也实行监管。由于监督委员会并未在各地机场派遣代表,所以这个要求实际上毫无意义。一旦列强接受了实行监督的原则,那就要在西班牙的陆上边界和港口实行监管,而这需要得到两个西班牙政府的同意,这几乎无法办到。
此外,在十二月二日的会议上,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这个问题在后来的谈判中逐渐占据了优先的地位,这个问题就是志愿者的问题。布鲁姆对维尔切克说:“当务之急是阻止士兵和军事物质涌入西班牙。[55]”列强似乎并没有把这个问题当作当务之急,因为讨论持续了整整一个月。当然,这并不是法国政府的过错;相反,它声称愿意“对比利牛斯边界、军队驻地、机场、武器工厂和其它设施实行监督”[56]。由于法国是唯一一个愿意做出如此牺牲的国家,所以这个提议毫无成效。
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问题,英国政府暂时放弃了实行监督的主意,只要求各国政府从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起禁止本国公民在西班牙参与军事行动。就连这个局限性极大的方案,都没能获得各国的赞同。苏联拒绝接受这种不受监督的决定。德国、意大利和葡萄牙宣称不能一点一滴地解决干涉的问题。到了一九三六年年底,谈判彻底失败,英国也不再坚持在不干涉委员会内举行谈判,而德国外交部长正在考虑“全面停止维持委员会体制”。
虽然此前的谈判毫无成果,但谈判还是重新开始了:一九三七年一月八日,德国和意大利一致同意在答复中宣称:它们“愿意按照此前的要求,就志愿者问题制定特别的协议,从近期内的某一天开始,禁止招募和派遣志愿者。”其实,只有意大利政府想继续拖延下去,但它必须考虑自己的德国盟友。德国似乎不打算把事情做得太绝。它认为不干涉委员会是一个绝好的幌子,不应该彻底破坏不干涉委员会。德国政府里仍有不少头面人物赞同英国的立场,不想同英国政府发生争吵。一月二十五日,英德两国发表声明,宣称两国政府已经设立了“禁止派遣志愿者”的法令:为了使法令生效,它们正在等待其它国家的呼应。虽然两国释放了善意,但德国政府却不允许监督委员会的官员在德国港口实行监督,使这一善意大打折扣。由于共和国政府和国民政府均作出了否定的答复,在西班牙国内也不可能实行监督。
总之,不干涉委员会成立后,经过冗长的争论,所取得的成果却少得可怜。对空运进行监督的方案由于无法实施而被全体代表一致放弃。对海运和陆运的监督倒是可行的,而德国政府认为部署在西班牙的德意干涉军的数量已经足够,便要求增加监督员与监督哨位的数量。据推测,在法西边界上,区区一百五十名监督员根本无法完全阻止走私。而西葡边界比法西边界更长,却只有同样数量的监督员,就更无法制止走私了。
对海运的监管由国际海上巡逻队负责[57]。但是,这个监管方案却没有设立统一的监管机构,而是把西班牙海岸划分为五个部分,每一部分由一个大国巡逻。二月二十七日,苏联停止在比斯开湾巡逻,这很可能是因为它不愿意承认自己没有足够的海军力量来执行这一明显毫无意义的任务。此外。当意大利正在慷慨地向弗朗哥提供军舰时,让德国和意大利来进行海上巡逻,就显得非常荒谬。
不过,监督机制的设立,无疑会使各方不敢进行过于明目张胆的干涉,不干涉委员会也首次得到了一个能够被人认真看待的好理由。就连葡萄牙最后也接受了监督;我们前面讲过,二月二十一日,英国与葡萄牙签订协议,在港口和边境检查站部署了一百五十名监督员。从三月八日开始,各项监督措施开始实行。在第一阶段,负责监督的官员将在指定地点出现,但只有当必要的官员全部招募完毕时,他们的工作才会正式开始。
对英国政府而言,这仅仅是第一步。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和四月,当内战已经进行了差不多九个月的时候,阻止志愿者进入西班牙就变得比较容易了,因为大部分前来西班牙参战的外国人已经越过了国界。因此,为了使不干涉的原则真正得到遵守,英国建议将志愿者撤回本国。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协议的希望迅速消散了。意大利代表格兰迪[58]经常在讨论中用过分的言辞煽风点火,但这次他在不干涉委员会的会议上冷静地声明:意大利志愿者“只有在弗朗哥赢得最后的全面胜利后才会离开西班牙国土”。意大利干涉军在瓜达拉哈拉惨败的消息传出后,意大利的立场反而更加坚定,因为墨索里尼绝不会在遭遇如此羞辱之后撤离西班牙。
因此,只有接受对陆运和海运的监督,才能限制列强对西班牙冲突的干涉。然而,在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九日至二十日的晚上,监督开始实行后,迅速暴露了这个政策的毫无用处。内战已经进行了九个月。历时八个月的谈判却徒劳无功,到了五月,谈判又重启了:经过八个半月的谈判后,好不容易才达成了一个协议,然而这个协议只坚持了不到一个半月!
谈判徒劳无功,原因在于纷乱的外交现实。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它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罗马—柏林轴心的建立,它很快发展为由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三国参加的《反共产国际协定》;另一方面是法国的孤立,它对于履行法苏同盟犹豫不决,又经常向英国寻求支持,但英国又往往不那么情愿支持它。十二月七日,布鲁姆承认:“我们的一些希望与期待事实上变成了失望。”十二月之后,法国的政治错误变得更加明显,德国和意大利的干涉有增无减。


[1]希洪陷落后,劳埃德·乔治在下议院的演说,转引自鲍尔斯,《出使西班牙(1933—1939)》。——原注


[2]戴维·劳埃德·乔治(David Lloyd George,1863年1月17日——1945年3月26日),英国著名政治家,曾任首相、财政大臣、军需大臣和外交大臣等要职。——中译者注


[3]亚历山大一世,全名亚历山大·卡拉乔尔杰维奇(Александар I Карађорђевић,1888年12月17日——1934年10月9日),南斯拉夫王国首任国王。他是塞尔维亚国王彼得一世的次子。1919年成为塞尔维亚大公。一战期间担任塞尔维亚军队总司令。1921年8月17日加冕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王国国王。1929年1月解散议会、废除宪法,并将国号改为南斯拉夫王国。1934年10月9日在出访法国时,在马赛被马其顿民族主义者刺杀。——中译者注


[4]阿比西尼亚(Abyssinia)是埃塞俄比亚的旧称。——中译者注


[5]关于这个临时政治体制,以及1938年2月政府的成立,请参阅本书第二部第十七章和第十八掌。——原注


[6]叛军的“首都”起初由萨拉曼卡和布尔戈斯分担,但叛军的中枢机关逐渐转移到了萨拉曼卡:弗朗哥的司令部、长枪党总部、德国和意大利的外交使团,以及大部分政府机关都设在萨拉曼卡;西班牙银行、司法部和劳动部设在布尔戈斯。——中译者注


[7]约翰内斯·伯恩哈德·冯·维尔切克(Johannes Bernhard von Welczeck,1878年9月2日——1972年10月11日),德国外交官,1904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25年至1936年任德国驻马德里大使,1936年至1939年任德国驻巴黎大使,1943年退休。——中译者注


[8]康斯坦丁·赫尔曼·卡尔·弗莱赫尔·冯·诺伊拉特(Konstantin Hermann Karl Freiherr von Neurath,1873年2月2日——1956年8月14日),生于符腾堡(Württemberg),1897年大学毕业后在故乡开办律师事务所。1901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21年至1930年任德国驻罗马大使,1932年至1938年任德国外交部长,1939年至1941年任波西米亚与摩拉维亚总督。纳粹德国覆灭后,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十五年徒刑。1954年获释。——中译者注


[9]吉安·加莱亚佐·齐亚诺(Gian Galeazzo Ciano,1903年3月18日——1944年1月11日),生于利沃诺的一个贵族家庭。二十年代初参与创立法西斯党。1930年与墨索里尼的女儿结婚。1935年6月至9月担任新闻与宣传大臣,1936年6月至1943年2月任外交大臣。1944年1月被法西斯意大利政府以叛国罪枪决。——中译者注


[10]为了争夺巴尔干的控制权,德国和意大利一直在较劲。德国对奥地利的威胁,引发了意大利政府的强烈反应,它对纳粹德国在布伦纳(Brenner)驻军一事并不觉得高兴。意大利还担心奥地利重新对蒂罗尔(Tyrol)提出领土要求。——原注


[11]约恩·维克托·安东内斯库(Ion Victor Antonescu,1882年6月15日——1946年6月1日),生于布加勒斯特西北的皮特什蒂县(Pitești)的一个军人家庭。1904年参加罗马尼亚陆军。参加过1913年的第二次巴尔干战争。1916年罗马尼亚参加协约国后,曾在总参谋部工作。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参与了对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军事干涉。1922年任驻法国大使馆武官,1923年至1927年任驻英国大使馆武官。1937年任总参谋长,1938年任陆军大臣。1940年逼迫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尔二世(Carol II,1893—1953)退位,扶持米哈伊一世(Mihai I,1921—)上台,并成为独裁者。1941年参加了纳粹德国对苏联的入侵。1944年8月底被人民起义推翻。1946年5月17日被布加勒斯特人民法庭判处死刑,6月1日被枪决。——中译者注


[12]霍尔蒂·米克洛什(Horthy Miklós,1868年6月18日——1957年2月9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4岁进入奥匈帝国海军学院学习。1918年3月被任命为奥匈帝国海军总司令。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任反革命政府的国防部长,1920年3月1日任匈牙利王国摄政兼国家元首,成为法西斯独裁者。二战爆发后同纳粹德国结盟,1944年3月19日德国占领整个匈牙利,10月15日霍尔蒂被迫退位。轴心国投降后曾被短暂监禁,1946年获释后流亡葡萄牙。——中译者注


[13]汉斯·米歇尔·弗兰克(Hans Michael Frank,1900年5月23日——1946年10月16日),生于卡尔斯鲁厄的一个律师家庭。1919年参加纳粹党的前身“德国工人党”,1926年获得律师执业资格后担任希特勒的私人律师。1930年当选国会议员。1933年出任巴伐利亚邦司法部长,1934年担任不管部长。1939年9月担任波兰占领区总督。二战后被美军抓获。1946年被判处绞刑。——中译者注


[14]在多莫(Duomo)的讲话。——原注


[15]加莱亚佐·齐亚诺伯爵,《走向灭亡的欧洲》(L'Europa verso la catastrofe,米兰,Mondadori,1948年;英文版为《齐亚诺外交文件》[Ciano's DiplomaticPapers》,马尔科姆·马格里基(Malcolm Muggeridge)编辑,伦敦,Odhams Press,1948年)。——原注


[16]请参阅本书第一部第七章。——原注


[17]伊冯·德尔波(Yvon Delbos,1885年5月7日——1956年11月15日),生于法国多尔多涅省(Dordogne)托纳克村(Thonac)。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参加激进社会党后担任《激进报》(LeRadical)编辑。1925年担任教育部长,1936年至1938年担任外交部长,1939年至1940年担任教育部长,1947年至1948年曾任国务部长、临时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中译者注


[18]爱德华·达拉迪耶(édouard Daladier,1884年6月18日——1970年10月10日),法国政治家,生于沃克吕兹(Vaucluse)省卡庞特拉(Carpentras)镇。1911年当选为卡庞特拉镇长。1919年代表激进党首次当选为众议员。二十年代曾多次入阁,曾当选过殖民部长、公共工程部长、国防部长等职。1933年1月31日至10月26日、1934年1月30日至2月9日、1938年4月10日至1940年3月21日三次出任总理。在第三任总理任上签署了著名的慕尼黑协定。1940年9月被监禁,1945年5月获释。战后多次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57年任激进党主席,1959年退休。——中译者注


[19]斯坦利·鲍德温(Stanly Baldwin,1867年8月3日——1947年12月14日),英国保守党政治家,1923年5月至1937年5月任保守党党魁,1923年5月至1924年1月、1924年11月至1929年6月、1935年6月至1937年5月三次出任英国首相。——中译者注


[20]佩蒂纳克斯(Pertinax)是法国记者安德列·热洛的笔名。安德列·热洛(André Géraud,1882年10月18日——1974年12月11日),生于法国吉伦特省圣路易·德·蒙菲朗(Saint-Louis-de-Montferrand),曾在《每日电讯报》(DailyTelegraph)、《巴黎回声报》(L'écho de Paris)和《时报》等大报工作,并曾担任《巴黎回声报》外事部主任。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反对弗朗哥。法国被纳粹德国占领后流亡美国。法国解放后回国,在《法国晚报》(France-Soir)工作。——中译者注


[21]罗伯特·安东尼·艾登(Robert Anthony Eden,1897年6月12日——1977年1月14日),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任外交大臣、陆军大臣和自治领大臣等职务。1955年至1957年担任英国首相。——中译者注


[22]昂利·阿德里安·德·克里伊(Henry Adrien de Kerillis,1889年10月27日——1958年4月11日),生于军官家庭。一战期间参加空军,很快成为著名的空军飞行员。二十年代成为记者,曾为《巴黎回声报》工作。1936年当选为议员。持民族主义立场,反对布鲁姆政府,反对同德国绥靖。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流亡美国。——中译者注


[23]雷蒙·卡尔蒂耶(Raymond Cartier,1904年6月13日——1975年2月18日),法国记者。与昂利·德·克里伊关系密切。——中译者注


[24]儒勒·艾米尔·让奈尼(Jules émile Jeanneney,1864年7月6日——1957年4月27日),生于贝桑松(Besançon)。1896年进入政界。1902年当选为众议员。1909年至1944年当选为参议员。1932年至1940年任参议院议长,1944年10月至1945年11月任国务部长。——中译者注


[25]爱德华·玛丽·埃里奥(édouard Marie Herriot,1872年7月5日——1957年3月26日),激进党人,1905年至1957年任里昂市长。1924年6月至1925年4月、1926年7月底、1932年6月3至1932年12月三次出任总理。——中译者注


[26]出自布鲁姆向调查委员会的陈述。——原注


[27]1936年3月7日,纳粹德国违反《凡尔赛条约》的规定,派兵进驻莱茵兰,这是纳粹德国的第一次进攻性军事行动。——中译者注


[28]出自布鲁姆向调查委员会的陈述。——原注


[29]原文如此,疑为“1936年”之误。——中译者注


[30]丘吉尔,《一步接一步》。——原注


[31]皮埃尔·科(Pierre Cot,1895年11月20日——1977年8月21日),生于格勒诺布尔一个保守的天主教家庭。二十年代初进入政界。1928年代表激进社会党当选为议员。三十年代中期支持人民阵线。曾于1933年1月至1934年2月、1936年6月至1938年1月任航空部长,1938年1月至4月任贸易部长。——中译者注


[32]保尔·弗尔(Paul Faure,1878年2月3日——1960年11月16日),1901年参加法国工人党,1920年反对参加共产国际,1920年至1940年担任法国社会党总书记。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投靠了维希法国,1944年被社会党开除出党。——中译者注


[33]柯莱特·奥德里(Colette Audry),《LéonBlum ou la politique du juste》,巴黎,1955年。——原注


[34]菲利普·约翰·诺尔—贝克(Philip John Noel-Baker,1889年11月1日——1982年10月8日),英国政治家,1929年至1931年、1936年至1970年代表工党当选为议员。曾担任能源部长、英联邦关系大臣等职务。——中译者注


[35]让··路易·沙维尔·弗朗索瓦·达尔朗(Jean Louis Xavier François Darlan,1881年8月7日——1942年12月24日),法国海军军官,1902年参加海军,1929年晋升为海军少将,1932年晋升为海军中将,1936年晋升为海军上将,1937年出任海军参谋长,1939年担任海军总司令。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担任维希法国的海军部长。1942年被法国抵抗运动战士刺杀。——中译者注


[36]阿尔弗雷德·恩利·蒙塔库特·查特菲尔德(Alfred Ernle Montacute Chatfield,1873年9月27日——1967年11月15日),英国海军军官。曾任大西洋舰队司令和地中海舰队司令。三十年代中期曾任第一海务大臣。——中译者注


[37]莫里斯·帕斯卡尔·艾勒斯·汉奇(Maurice Pascal Alers Hankey,1877年4月1日——1963年1月26日),1916年至1938年任内阁秘书。——中译者注


[38]费尔南多·德·洛斯·里奥斯·乌鲁蒂(Fernando de los Rios Urruti,1879年12月8日——1949年5月31日),生于马拉加省隆达市(Ronda)。1919年参加社会党,1920年当选为社民党执委会委员,并曾前往莫斯科,商讨社会党参加共产国际的事宜,回国后,反对参加共产国际。1926年参加共济会。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司法部长、公共建设部长和内务部长等职务。共和国覆灭后流亡美国。——中译者注


[39]克莱门斯·文采尔·冯·梅特涅(Klemens Wenzel von Metternich,1773年5月15日——1859年6月11日),1809年至1848年任奥地利外交大臣,是十九世纪初期最重要的外交家之一。——中译者注


[40]夏尔·皮内通·德·尚布朗(Charles Pineton de Chambrun,1875年2月10日——1952年11月6日),法国外交官,1928年至1933年任法国驻安卡拉大使,1933年至1935年任驻罗马大使。——中译者注


[41]安德列·弗朗索瓦—彭塞(André François-Poncet,1887年6月13日——1978年1月8日),1931年至1938年任法国驻德国大使,1938年至1940年任法国驻意大利大使。——中译者注


[42]出自德国外交部档案。——原注


[43]汉斯—海因里希·迪克霍夫(Hans-Heinrich Dieckhoff,1884年12月23日——1952年3月21日),德国外交官。1937年至1938年担任德国驻美国大使。——中译者注


[44]出自德国外交部档案。——原注


[45]同上。——原注


[46]奥托·克里斯蒂安·阿奇巴尔德·冯·俾斯麦亲王(Otto Christian Archibald, Prince vonBismarck,1897年9月25日——1975年12月24日),“铁血宰相”奥托·冯·俾斯麦的孙子。曾当过律师。1927年进入外交界。曾在斯德哥尔摩、伦敦和罗马等地工作。——中译者注


[47]出自德国外交部档案。——原注


[48]工会大会(Trade Unions Congress)是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全国工会中心,成立于1868年,是英国最大的工会中心。——中译者注


[49]沃尔特·麦克勒南·西特林(Walter McLennan Citrine,1887年8月22日——1983年1月22日),英国改良主义工运活动家,生于利物浦一个工人家庭,1906年参加独立工党,1924年担任工会大会副总书记,1926年任总书记,1928年至1945年任国际工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主席。——中译者注


[50]厄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1881年3月9日——1951年4月14日),英国工会活动家。1922年参与创建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并于1922年至1940年担任该工会总书记。1940年至1945年担任劳工大臣,1945年至1951年担任外交大臣。——中译者注


[51]1936年10月6日的声明;与此同时,共和国政府向不干涉委员会递交了抗议书。——原注


[52]请参阅《时报》——原注


[53]艾沃尔·迈尔斯·温莎—克莱夫(Ivor Miles Windsor-Clive,1889年2月4日——1943年10月1日),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担任多个外交职务,并曾担任不干涉委员会主席。——中译者注


[54]夏尔·科尔邦(Charles Corbin,1882—1970),法国外交官,1933年至1940年任法国驻英国大使。——中译者注


[55]出自德国外交部档案。——原注


[56]同上。——原注


[57]理论上应对领海(距海岸三英里)和公海(据海岸十英里)进行监管。——原注


[58]迪诺·安东尼奥·朱塞佩·格兰迪(Dino Antonio Giuseppe Grandi,1895年6月4日——1988年3月21日),意大利法西斯党重要活动家,1920年参加法西斯党,1923年担任副内务大臣,1929年至1932年担任外交大臣,1932年至1939年担任意大利驻英国大使。——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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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德国与意大利的干涉


西班牙军队和保王派在谋划推翻共和国之初,就考虑到了向法西斯意大利求援的可能性。共和国赶走了王室,它与教会的关系仍不稳定;尽管保王派和天主教徒对共和国的意见并不一致,但他们都同意向意大利求助。他们在原则上并不一致,却有共同的利益;换句话说,他们都必须找一个强国来为自己撑腰。

几年前,他们与意大利进行了第一次接触[1]。安萨尔多,一九三二年的桑胡尔霍叛乱与一九三六年七月叛乱的主谋者之一,曾在一九三二年与巴尔博会面,后者向他保证,意大利会支援他们。桑胡尔霍叛乱失败后,安萨尔多和卡尔沃·索特洛在一九三三年一起逃到了罗马。

同年,纳粹党夺取了德国政权。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叛乱发动前不久,桑胡尔霍前往柏林,向希特勒求援。德国政府内部有一些人主张支持叛乱,但德国的羽翼仍未丰满,德国政府似乎只有在叛乱发生一段时间后才愿意向叛军提供援助。尽管意大利政府和德国政府都想在西班牙扶植一个亲近自己的政权,但它们显然还在估算失败的风险有多大。由于葡萄牙紧邻西班牙,左派在西班牙进行的宣传,给萨拉扎尔独裁政权造成了很大的危险,所以萨拉扎尔非常希望看见西班牙共和国消失,尽管如此,葡萄牙依然要遵守一定的形式。桑胡尔霍乘坐的飞机不得不在一个临时构筑的简易机场降落,是这位叛乱头目身亡的原因之一。

意大利的干涉

尽管如此,意大利还是比较认真地援助了叛军。一九三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法西斯意大利的代表与西班牙保王派领导人签订了协议,承诺向后者提供支援。当叛军刚刚取得局部胜利时,意大利很快就按照协议提供了援助。

叛乱刚刚爆发,意大利就迅速进行了大规模的干涉。意大利为了帮助弗朗哥打赢内战,可谓不遗余力。法西斯意大利的领导人实际上把西班牙叛军的冒险当成了自己的事业。墨索里尼想利用干涉西班牙来展现自己的统帅才能。他频频出席军事会议,并向意大利海军下令:“潜艇应阻止军舰抵达赤匪港口。”他的亲生儿子布鲁诺[2]是飞行员,在巴利亚里群岛表现突出。

意大利政府认为,在西班牙能否打胜仗,关乎自己的颜面。西班牙内战给意大利军队提供了一个机遇,使它有机会与阿比西尼亚部落之外的敌人交手,并能趁机夺占地中海的战略要地。因此,意大利的政策具有两重性质:它企图在巴尔干和西班牙扩张势力,也就是要向地中海西岸和东岸扩张。意大利对西班牙的干涉如此之深,不能用意识形态上的考虑来解释。当然,西班牙正在进行着“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意大利干涉军的士兵也被当成了“为理想而战的十字军战士”。但这仅仅是表象。对墨索里尼而言,地中海的霸权才是至关重要的。德国一再保证,自己对地中海没有野心,所以意大利才会与德国结成罗马—柏林轴心。

对西班牙的干涉事关重大。虽然法西斯政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来哄骗意大利人民,但人民却并不买账。就连海军大臣卡瓦尼亚里[3]这样的高官也对此态度冷淡。尽管法西斯主义全身心地投入了西班牙的冒险,但意大利人民却不愿追随它。

派往西班牙的意大利干涉军有部分是志愿者,他们主要是现役军官。《齐亚诺日记》记载道:“库皮尼[4]问我,能否帮他安排一下,让他去西班牙当个指挥官,我当场就给了他一个满意的答复。”然而,意大利干涉军的正式名字——意大利志愿军——却充满了讽刺意味:它的士兵都是在军队办公室和法西斯党党部里招募的,他们在那里得知自己将被派往阿比西尼亚或“未知地点”。被派往西班牙的士兵多半是从训练有素的部队中选拔出来的;最早的一批人主要出自参加过阿比西尼亚战争的老兵。

总之,意大利干涉军绝不是零散地前往西班牙的一批批志愿者,而是一支真正的远征军,它有自己的军旗和统帅。意大利干涉军的首任司令是罗亚塔将军;在比斯开战役期间他被巴斯蒂科[5]接替,巴斯蒂科后来被贝尔蒂[6]接替,贝尔蒂最后又被甘巴拉[7]接替。尽管意大利干涉军在战斗中总是接受萨拉曼卡总参谋部的指挥,但它始终是一支独立的部队。

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以前,意大利士兵并未大举进入西班牙,参与干涉西班牙的意大利士兵的数量仅维持在可以确保国民军迅速获胜的程度。但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起,意大利加大了干涉西班牙的力度。十二月二十九日,哈塞尔[8]报称三千名黑衫队员和一千五百名技术人员已经前往西班牙。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四日,哈塞尔宣称意大利又派出了四千援兵。与此同时,意大利还在准备派遣一个师,这个师预计将于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出发。

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之前,有四个训练有素、装备齐全的师,合计五万多人,被运到了西班牙。此后,意大利干涉军的数量略有减少。一九三八年一月,墨索里尼告诉戈林:意大利干涉军有四万四千人;一九三八年七月一日,德国大使报称,意大利干涉军的人数为四万〇七十五人,几天后还将派出八千援兵,共计近五万人。如果我们把尚未披露的技术人员的人数也算上,再考虑到参加了瓜达拉哈拉战役的四个师后来削减为二个师,我们就能得出:意大利干涉军人数最多的时候是一九三七年三月,当时意大利干涉军的兵力不少于七万人。艾登提供的数字为六万人,但这明显低于真实数字。考虑到弗朗哥和莫拉当时能投入前线的兵力不超过二十五万人,意大利干涉军的作用就更加重要了。

如果没有操作航空设备的技术人员,弗朗哥在叛乱之初就不可能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当时时间非常紧迫,根本没有时间来训练西班牙飞行员。意大利不但给叛军提供了运输机和轰炸机,还派自己的飞行员来驾驶这些飞机,这些飞机和技术人员先是被运往摩洛哥,然后又被运到了塞维利亚。可以肯定的是,意大利派来的这些飞机数量比较多——在塞维利亚机场上一次就停着六架卡普洛尼轰炸机[9]——此外,还有几艘意大利潜艇也参加了运输摩洛哥部队和西班牙外籍军团的行动。

而且,当政府军进攻马略卡岛时,国民军在驻扎在巴利亚里群岛的意大利飞机的帮助下,击退了政府军——政府军虽然装备很好,却根本没有防空能力。从此,马略卡岛就成了意大利“军团”的飞机的主要基地,这些飞机并未移交给国民军,仍归意大利干涉军指挥。墨索里尼曾向里宾特洛普[10]指出:意大利干涉军在马略卡设有三个机场,还有几艘军舰长期驻扎在那里。对瓦伦西亚的日间轰炸任务,以及从一九三八年起对巴塞罗那的日间轰炸任务,几乎都是由这些飞机执行的。墨索里尼和齐亚诺确信:占据了马略卡这一战略要地,就能极大地加强意大利在地中海的势力。然而西班牙却从未考虑过割让马略卡岛;相反,弗朗哥还一再强调指出:他绝不会容忍外国侵占西班牙领土。这一开始无疑就是个误会,所以许多意大利人才会抱怨:他们给西班牙国民军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对方却忘恩负义。

另外,意大利提供的不只有飞机——卡普洛尼轰炸机与萨伏伊—马尔切蒂轰炸机,菲亚特战斗机与阿拉多战斗机,总计七百多架——这些飞机固然十分宝贵,但光靠它们并不足以保证弗朗哥军队的胜利。在叛乱遭到挫败后,意大利海军也给叛军提供了积极的支援。在这方面,意大利的援助显著增加:根据《齐亚诺日记》的记载,在一九三七年八月,意大利海军有两艘潜艇和两艘驱逐舰参加了对西班牙的干涉,到了九月又增加了四艘潜艇,等等。要想准确计算出国民军究竟接收了多少军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各方资料往往相互矛盾;不过,可以参考维瓦尔迪(Vivaldi)上校提供的数字:一千九百三十门野战炮、一万多件自动武器、九百五十辆坦克。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之后,装甲车和火炮随着士兵一起,源源不绝地运往西班牙。

意大利干涉军参加的军事行动

在一九三七年头几个月里,意大利干涉军把几个师集中在塞维利亚,然后派它们截断马德里与南方各战线的联系。德国驻萨拉曼卡大使法乌佩尔[11]在一月七日记载道,在塞维利亚有四千名黑衫队员;还有二千人正在前来会合。他预计这些部队将在半个月内抵达。实际上,他们来得迟了一些,在意大利干涉军首次参战时,罗亚塔能动用的兵力,只有南方总参谋部的五千人。这次行动只是一次小规模的局部机动,最后意大利干涉军在一月十五日占领了马拉加地区的艾斯特波纳(Estepona),在十七日占领了马尔维利亚(Marbella)。原定对马拉加发动的主攻不得不推迟,但也没推迟多久,因为法乌佩尔在一月十八日报称塞维利亚一带已经集结了两万名士兵、两个炮兵连和一千八百辆卡车。





意大利干涉军在南部配齐了武器装备,它本应接受凯波·德·利亚诺将军的指挥,在整个战争期间只参加这一带的大规模作战。然而,尽管这一带地形崎岖,但在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就开始拟定的作战计划中,似乎没有考虑到会遭遇任何重大困难;因此,对罗亚塔的部队而言,这次作战是一个绝好的考验。马拉加守军司令比利亚尔瓦[12]中校手下的部队组织混乱,缺乏武器,尤其缺乏火炮,尽管如此,叛军南方集团军还是为进攻马拉加做了极其慎重的准备工作。叛军原本打算直捣莫特里尔(Motril),一举包围马拉加的守军,这个野心过大的计划被放弃了,改为分进合击的计划:西班牙部队沿着海岸前进,而意大利部队兵分三路,分别从罗亚塔的司令部所在地安特克拉(Antequera)、洛哈(Loja)和阿拉马(Alhama)三处出发,从内陆向马拉加进军。两艘巡洋舰“加纳利群岛号”(凯波·德·利亚诺将在这艘船上指挥作战)和“巴利亚里群岛号”将支援进攻。由罗亚塔指挥的部队仍然只有三个意大利团、两个混成团和两个坦克连,他们会得到驻扎在塞维利亚的飞机的支援。

叛军在进攻马拉加时动用了机械化装备,所以马拉加战役也许可以算是闪电战最早的成功战例之一。进攻始于二月三日,但在二月五日之前,双方都没有发生真正的交战,这也表明共和军的防线是何等的空虚。二月五日下午,装甲部队已经深深地切入了安特克拉—马德里公路。尽管糟糕的天气影响了作战,使飞机在作战初期未能投入战斗,但叛军还是很快就赢得了胜利。二月八日早上,首批叛军攻入了马拉加;二月十日,叛军占领了莫特里尔。共和军溃不成军,几千人被俘,成千上万的难民堵塞了道路,意大利军趁机大杀特杀,获得了令人鼓舞的战果。马拉加是一个“红色”城市,也是一个重要的供应基地,它的沦陷在政治上产生了巨大影响。意大利干涉军现在有了一个位置更好的供应基地,它的几个师正在向马德里进军。

意大利干涉军的规模如此之大,要想把意大利正在向弗朗哥提供物资与人力支援的事情给隐瞒下来,已经几乎做不到了。总之,在攻占马拉加之后,意大利政府就公然撕下了“不干涉”的伪装。相反,意大利政府强调指出,这些作战行动是由“志愿者”进行的,坦克和意大利步兵在攻克马拉加之后,就撇开城市,继续进军。即使是在谨慎的英格兰,《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都断然宣称马拉加战役是意大利的胜利。

三月九日,叛军开始向瓜达拉哈拉地区进攻。参加这次战役的部队,除了四个完全由意大利人组成的师之外——这四个师的师长分别是罗西将军、柯皮将军、努沃洛尼将军和贝尔贡佐利将军[13]——还有“黑箭”旅和“蓝箭”旅[14],这些旅的军官和士官是意大利人,士兵是西班牙人,这种由意大利人指挥的西班牙部队一直存在到战争结束。它们与意大利干涉军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战争结束前的几个月,它们甚至并入了意大利干涉军。

在瓜达拉哈拉战役开始时,柯皮和努沃拉里的两个师先行投入进攻,支援他们的是由莫斯卡尔多指挥的一个师,另有以轻型坦克为主的大量装甲车支援。另外两个意大利师留作预备队。但战局扩大后,整个意大利干涉军都投入了战斗,参加进攻的坦克多达二百辆。结果众所周知:意大利干涉军彻底溃败;这一失败的军事意义不应夸大,但它确实给意大利干涉军的士气造成了沉重打击。墨索里尼曾对意大利干涉军给予厚望,他在写给曼奇尼的信中写道:“战胜国际部队,将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与军事意义。”三月二日,法西斯主义大委员会以为胜利在望,便大肆吹捧道:这次胜利将会“终结布尔什维克在西方的一切计划”。三月九日,意大利人还在嘲讽自己的西班牙盟友:“你们怎么用了好几个月才打下一座空城?”

意大利干涉军的士兵以为等着他们的将是一场胜利的进军,然而,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还用小册子和扩音器发起了广播,意大利干涉军的士气没过多久就一落千丈。三月十六日,意大利干涉军的军官接到通知,要求他们重视自己的责任:“部队缺乏干劲”,“往往高估敌人”。必须告诉士兵,敌人都是“法西斯党在征服意大利的道路上打倒的那些人的兄弟”,从而“提振士气”。但才刚过了几天,情况就愈加恶化。一些黑衫队员为了逃避战斗不惜自伤;还有一些人干脆开了小差。“就连最优秀、最勇敢的部队当中都有懦夫。”此时已经不可能阻止他们逃跑了。意大利干涉军司令部请求弗朗哥派兵救援。

在这次战役之前,意大利领袖曾自吹自擂,然而这次惨败却使他们大丢脸面,就连他们的盟友都取笑他们;萨拉曼卡的德国人说,国际纵队第XI旅的士兵尽管都是犹太人和共产党,但他们打起仗来跟德国人一样狠,打得意大利人哭爹喊娘。莫斯卡尔多的士兵唱道:

“瓜达拉哈拉可不是阿比西尼亚。
西班牙人就是当了赤匪也还是勇敢的。
这儿的卡车更少,炮弹更多。”

但是,还有比各种讽刺歌曲或西班牙人与意大利人的冲突(三月二十六日,双方在丹吉尔人就发生了冲突)更严重的事情。瓜达拉哈拉是法西斯主义的一次惨败。这次失败使人们发现:意大利人并不打算为墨索里尼的野心去送死。

意大利最高统帅部对这次失败深感失望,同意对远征军的进攻力量加以限制。四个意大利师当中,只有“利托里奥”师和“三月二十三日”师[15]留了下来;黑箭旅和蓝箭旅也留在了西班牙。重组后的意大利干涉军具有更强的防御力。无用或无能的人不再被派往前线充数。此后,除了补充损失之外,意大利就不再向西班牙派遣大规模部队了。意大利干涉军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在瓜达拉哈拉有一千五百多人伤亡。在战争的头二十个月里,意大利干涉军在西班牙共有一万一千五百五十二人死亡、负伤或失踪[16]。总共死亡六千人。

失败本身就是苦涩的,而沉重的伤亡,又给它雪上加霜。本以为能在西班牙迅速取得重大胜利、因而鼓吹大规模干涉西班牙的意大利军政首脑,开始对是否继续干涉西班牙产生了怀疑。他们把这些错误全都推卸到了西班牙叛军的司令部头上。齐亚诺说:“我国的将军们忧心忡忡,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17]”墨索里尼自己也难掩焦躁之情。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后,他曾数次谈及撤出干涉军。不过这多半是在逞一时口舌之快。意大利的利益与此牵涉极深,它不可能不干涉西班牙。结果,直到内战结束时,意大利干涉军始终没有撤出,“作为意大利的全力支持的证明”[18]。

意大利的债务

弗朗哥的胜利也是意大利的胜利。但意大利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它不仅遭受了重大的人员伤亡,损失了大量的重装备,还投入了大笔的金钱。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八日,法乌佩尔在报告中写道:“曼奇尼告诉我,意大利已经为西班牙问题花了八亿里拉。[19]”墨索里尼在同戈林谈话时指出,到了一九三七年年底,开支已高达四十五亿里拉[20]。到战争结束时,开支共计一百四十亿里拉。国民政府在战后偿还了部分费用,但没有全部偿还。当时意大利以为能够从未来的经济发展中获得补偿。然而情况却令人失望。一九三七年初,曼奇尼抱怨说,意大利“可以说没有从西班牙捞到半点油水”[21]。

意大利与西班牙的贸易关系逐步发展起来了。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齐亚诺满意地写道,意大利军事工业获得了它急需的十万吨铁。其它的补偿也是可以设想的:墨索里尼说:“这也是一个政治问题。[22]”按照意大利的设想,“没有意大利和德国的援助,西班牙国民政府就不可能得救,它应该与意德体系保持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这个问题的财政方面也与政治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只有让西班牙留在我们的体系内,我们的付出才能得到彻底的回报。”这个体系就是德意轴心。因此,墨索里尼希望西班牙国民政府参加《反共产国际协定》。

但是,意大利政府与西班牙国民政府的政治谈判却只取得了很少的实际成果。意大利曾企图在西班牙的战略要地建立基地,但它的希望破灭了。意大利取得的唯一一个重大成果,就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协定,这个协定的正式目标是“加强与深化”两国关系。这个协定首先规定:两国在西地中海采取共同的政策,彼此相互支援;其次,双方互不侵犯,并承诺在一方陷入冲突时,另一方采取善意中立的立场;最后,双方承诺签订经济协议,并互相给予特惠关税。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在签署这个协定时,首先承诺它将“为了保卫包括本土与殖民地在内的西班牙的独立与完整,全力支持西班牙”。因此,意大利对西班牙的干涉尚未得到回报,就放弃了以获得领土作为补偿的企图。一九三八年三月,齐亚诺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为西班牙献出了热血。可这点回报值得吗?”其实,意大利还付出了大笔的金钱,然而并没有什么用。

德国的干涉

法西斯意大利政府未经深思熟虑,就一头扎进了西班牙;至少在这方面,德国的谨慎态度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德国在地中海的直接利益要比意大利少得多,对于德国政府而言,弗朗哥的彻底胜利也不是绝对必需的。毫无疑问,德国政府并不指望在西班牙取得任何政治进展,因为德国政府对于在西班牙建立纳粹主义制度并不抱有幻想,德国领导人对弗朗哥只抱有非常审慎的同情态度。德国政府里还有人认为,同西班牙签订一个条约,使西班牙政府赶走极左派,并阻止西班牙同西方国家结盟,这种方法更可取。出于同样的考虑,有人担心西班牙内战会暴露出意大利和法国之间由来已久的敌意。

另外,德国军方对于弗朗哥以及他的将领的军事素质并没有多少信心。在这方面,意大利总参谋部和德国总参谋部意见完全一致,他们直截了当地向西班牙国民政府提出建议,但后者却很少注意这些建议。总之,德国国防军认为干涉西班牙的前景不妙,不太乐意派大部队参加。

当然,纳粹政府对于弗朗哥能否取得最终的胜利十分关心。但它派遣的兵力并不多。据施佩勒[23]将军记载,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有六千五百名德国干涉军抵达了加迪斯。但是,这样的大规模派兵却仅此一次。参加干涉西班牙的德国人从未超过一万人。他们主要是专业人员与干部。为了训练以长枪党徒为主的西班牙人干部,德国专门选派了一批军官和士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日,法乌佩尔从萨拉曼卡寄出了一封信,这封信证明了这一点:“请尽快将所有会说西班牙语的军官和士官都派到这里。请解除冯·伊森多夫(Von Issendorf)少校的骑兵指挥官的职务,将他派到这里训练长枪党。另请调西班牙—美洲研究所[24]的退役少校冯·弗兰齐乌斯(Von Frantzius)到这里担任步兵训练学校校长、请调退役少校西贝尔(Siber)来这里训练情报部队。”这些干部在一九三七年一月抵达了西班牙,随他们同去的还有少量援军,弗朗哥为此专门向意大利政府和德国政府致谢。

上面提到的这些军官在西班牙部队中服役。但大部分德国技术人员被编入了专门的部队——秃鹰军团。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当共和军殊死抵抗时,秃鹰军团成立了;它主要是由高射炮兵和飞行员等技术人员组成的。德国政府同意出兵,但提出了严格的条件:德国部队的司令官必须是德国人,在事关德国部队的问题上,只有他有权向弗朗哥建言。事实上,德国人在塞维利亚的玛丽亚—克里斯蒂娜旅馆里设立了一个指挥部,由瓦尔利蒙特[25]上校领导。于是,一支具有战斗力的部队成立了,它主要由航空兵组成:一个轰炸机大队、一个战斗机大队和一个加强的侦察机中队。此外,还有三个高炮团、几个通信连、几个水兵连和四个装甲连(每个装甲连有十二辆坦克和一个工兵排)。秃鹰军团的前后两任司令官都是飞行员:第一任司令是施佩勒,第二任是冯·里希特霍芬[26]。

德国干涉军的招募工作进行得非常谨慎。在柏林有一个由空军将军维尔贝格[27]领导的“W特别处”(SonderstabW)。秃鹰军团的人都是被上级派往西班牙的,但他们得到的好处——优渥的薪水与冒险的诱惑——往往是他们接受委派的关键原因。飞行员加兰德[28]讲述了他被选调派往西班牙的经过,他和许多同事一样,突然就消失了,在长达半年的时间内不见踪影。有人要他到W特别处报道,那里负责派遣“志愿者”,并给“志愿者”提供平民服装、文件与必要的资金。飞行员离开W特别处时,打扮成和平的旅客,然后通过“快乐工作”组织[29]送往西班牙。他们的收信地址仍在柏林。加兰德虽然不是自愿前往西班牙的,但他对自己的命运仍很满意,而且似乎对于参加西班牙内战兴致很高。抵达西班牙后,他再次穿上了橄榄色的军服,被分派到了秃鹰军团。根据战局的需要,他随着战斗机大队在各条战线来回穿梭,往来于战况最危急的地方:德国飞行员打趣说,他们是“弗朗哥的救火队员”。弗朗哥也欣然承认他们的重要性;在送别秃鹰军团最后一任司令冯·里希特霍芬的仪式上,弗朗哥在致辞中特地提及了德国飞行员的贡献。德国提供的援助,在数量上不如意大利;它的效果,主要体现在精湛的组织与提供给国民军的物资的价值。

除了秃鹰军团的装备之外,德国显然还提供了大批的军火。其实,国民军的物资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德国货。弗朗哥在柏林安排了一个可靠的代理人,专门负责提供有关国民军所需的武器弹药的具体细节。起初,这些装备是通过加利西亚的港口,或是通过被国民军控制的南方,或是通过葡萄牙运进来的——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有人在葡萄牙目睹了“卡梅伦”号(Kamerun)和“维格贝特”号(Wigbert)两艘轮船[30]。在宣布对西班牙实行武器禁运后,甚至有人建议取道荷兰发货。但是,这种迂回的运货路线会带来很多麻烦,而国民军又在反复请求德国政府尽快把它急需的军火运给它。弗尔克斯在一九三六年九月写道:“拥有物质优势的一方将赢得胜利。”于是,运输军火的货船走了一条更直接的路线。尽管如此,据施佩勒将军报告,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他手下仅有一个Ju52轰炸机中队、一个He51战斗机中队、一个海因克尔水上飞机中队和一个八十八毫米高射炮连;各个航空大队(每个大队有四个轰炸机中队,每个中队有十二架轰炸机;一个战斗机中队,有十二架战斗机;还有十二架侦察机)、工兵连、重型高炮连和探照灯部队都是后来才到位的。
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这支部队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当苏联的援助开始运抵西班牙时,它的作用就不那么显著了。秃鹰军团使用的第一批飞机速度很慢,在西班牙内战中,它们不但不如苏联飞机,甚至还不如意大利的萨伏伊—马尔切蒂飞机。不过,当加兰德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初抵达西班牙后,没过多久,德国就派来了新型飞机:He111轰炸机和Do17轰炸机,还有Me109战斗机,这种战斗机是西班牙内战中速度最快、操纵性最好的飞机,它使国民军获得了全面的空中优势;在波兰战役和法国战役期间,这些飞机再次大显身手。

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

在整个西班牙内战期间,德国一直在源源不断地把物资与军火运给叛军,只有在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月,因捷克斯洛伐克危机而短暂中断过一段时间。一些德国人想利用这个机会来赚钱,他们成立了一家企业。当然,支援西班牙叛军的工作是由希特勒亲自指导的,重要决策都是由他做出的;墨索里尼在意大利也是这么做的。不过,希特勒下达的命令,具体是由外事部[31]来执行的。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德国情报机关“阿布维尔”(Abwehr)的首脑卡纳里斯[32]将军,但在西班牙的负责人是一个住在摩洛哥的德国商人、外事部成员约翰内斯·伯恩哈特[33]。为了更方便地向弗朗哥提供物资,伯恩哈特成立了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简称西摩有限公司[HISMA Ltd.]),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公司开张后的第二天,它就做成了第一笔业务:将摩洛哥部队运往西班牙。

在赫尔曼·戈林的帮助下[34],在德国成立了一家叫“原材料与日用品采购有限公司”(Rohstoff- undWareneinkaufsgesellschaft mbH,简称ROWAK)的出口公司,专门同西班牙的西摩公司接洽业务。有了西摩公司与ROWAK做掩护,弗朗哥与莫拉在柏林的代表的交易活动就不会显得过于明目张胆。从此以后,运给弗朗哥的每一船物资都是由这两家公司经手的。西摩公司主要负责将军事物资运往里斯本和被国民军控制的各个港口。这家公司发展迅速,它很快就把业务扩展到了海运之外的范围。戈林有一个可靠的代理人叫冯·雅格维茨[35],他为外事部工作,负责经营ROWAK,一九三六年十月,他在柏林的哥伦布大厦[36]包下了十二个房间,设立了办公室。此后,该公司就拥有了一支船队。

无论是在柏林还是在西班牙叛军内部,伯恩哈特都拥有重要的影响力,他的影响力与西摩公司的能力,使西摩公司驻西班牙代表完全按照德国利益行事。实际上,德国政府最操心的事情之一,就是提醒弗朗哥:别忘了你欠了多少钱。一九三七年十月,冯·施托勒尔[37]计算了德国截至当时为止的支出,并向国民政府递交了账单:“德方的支出为九千万马克;提供给西班牙的各项物资另计,价值七千万马克。”战争快结束时,副部长维茨塞克[38]重新计算了开支。把秃鹰军团的维持费用也算上的话,截至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人事费用共计七千五百万马克;物资与装备方面的费用要高得多:累计为一亿九千万马克。这个估测数值似乎远低于真实数字,因为萨巴特(Sabath)在一份文件中估计德国的总开支高达五亿马克[39]。

此时,德国政府只要求弗朗哥承认这笔债务。德国想让弗朗哥偿还这笔债务,但不一定要用货币支付。而且,弗朗哥政府在一九三九年根本无力偿还它欠意大利和德国的债务。弗朗哥政府只好接受分期偿还债务的原则,实际上它已经在分期偿付欠德国的债款了。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在这方面捞到了比意大利多得多的好处。

实际上,柏林的野心是巨大而模糊的。它企图“在西班牙恢复崇尚德国的精神”。一九三九年四月十四日,冯·施托勒尔在一份文件中总结了德国对西班牙的渗透的成效:双方签订了警务协定;一九三九年一月双方签订了文化协定,使双方都得到了可观的好处;成立了由财政资助的文化机构;西班牙的德国学校颁发的文凭,具有相当于德国中学毕业证的效力;双方定期交换学生、教授和教师,进行文化合作;双方均可在对方国家设立广播电台,发行电影,但因政治原因而在一国被禁的作品,在另一国也不得发行。

这份文件表明,德国对西班牙的渗透取得了较好的进展;其中还包括这些成果:弗朗哥政府承诺,被逐出西班牙的德国人在返回西班牙后,可获得优待,能够恢复原来的工作;西班牙—德国友好条约,这个我们以后再谈;西班牙参加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这是德国与意大利共同的成果。

在经济方面,西班牙和德国没有就汇率达成贯彻整个内战时期的协定。现有的协定已在一九三六年年底到期,到期后双方仅续约一年。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谈判都要根据一份文件来进行,这份文件就是范围广泛、意义重大的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议定书。由德国大使法乌佩尔和弗朗哥政府的外交部长约尔达纳[40]签署的这份文件解释说:“两国政府真诚地希望,在提供原材料、食品,以及对于进口国而言具有特殊利益的加工成品与半成品等方面彼此互助。两国政府也将同样地尽力关注出口国的利益。”这些条文十分暧昧。西班牙关心的主要是通过向德国出口农产品,维持财政平衡。

德国与弗朗哥政府签署矿业协议

德国政府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西班牙的德资采矿公司,它们可以提供德国军事工业必不可少的原料。自从内战爆发后,德国就对西班牙和西属摩洛哥的矿产资源——铜、钨和青铜——垂涎不已。一九三七年一月,德国政府指出:梅利利亚附近的泽根根(Zeghenghen)铁矿正处于德国人的管理之下。占领里奥·丁托铜矿和阿斯图里亚斯之后,德国驻西班牙机构的主要业务之一就是处理西班牙的矿藏。

一月二十日,法乌佩尔写道:西摩公司承诺,它将获得里奥·丁托铜矿的至少百分之六十的矿产。一九三八年年初,伯恩哈特编纂了上一年向德国出口矿石的记录,这份记录表明:在一九三七年,有二百五十万吨矿石被运往德国,其中有一百六十万吨铁矿石,这些铁矿石中有一部分是从毕尔巴鄂运出的[41]。这些数字十分可观,但要维持这样大规模的进口,德国政府不仅需要得到西班牙政府关于出口的保证,还需要由德国人亲自监督生产。因此,伯恩哈特代表西摩公司,同弗朗哥政府进行谈判,要求成立由德资控股的采矿公司。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德国的经济渗透遭到了顽强的抵抗。在一批西班牙技术专家与财政人员[42]的压力下,弗朗哥政府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九日颁布了一道法令,阻止了德国的经济渗透。内战爆发之后,弗朗哥政府在矿业方面做出的让步,全都被这道法令给一笔勾销了。弗朗哥政府宣称这道法令的目的是谴责瓦伦西亚当局做出的让步。其实它是冲着德国去的。这道法令规定,外资在采矿企业中的股份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弗朗哥政府也许是受到了英美在这段时间里提出的建议的影响,才颁布这道法令的(内战爆发前,西班牙的大部分矿产都是运给英国的)。

德国政府随即试图诉诸弗朗哥政府的友谊。我们发现伯恩哈特在报告中写了这么一句话:“在经济战中,我们有权要求西班牙立即提供供应品”[43]。为此伯恩哈特建议,应该成立一家私营公司,叫西摩—蒙塔尼亚公司[44],控制各家采矿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份,这样一来,德国就能控制采矿公司的开采了。伯恩哈特写道:“为了获取经济上的支配地位,我们必须动用自己在外交、军事和文化方面的影响力。”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西摩公司官员对那道有关采矿公司的法令提出了抗议。此后,德国为了获得各家采矿公司的至少百分之五十的股份,进行了一系列外交活动。十月二十日,约尔达纳与西摩公司的两位代表帕什(Pasch)与克林根贝格(Klingenberg)举行了首次会谈;德国方面提议,双方实行“互惠待遇”,但遭到了西班牙方面的拒绝。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三日,伯恩哈特与秘书长尼古拉斯·弗朗哥[45]举行了会谈。西班牙方面向德国方面提出了两个补偿条件:第一,布尔戈斯政府承诺在真正的政府成立后会认真考虑西摩公司的要求[46];其次,西班牙方面建议德国方面立即向布尔戈斯政府提出要求,请求布尔戈斯政府批准正在进行的采矿活动,布尔戈斯政府会对此做出有利的答复。

然而西班牙与德国的关系此时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同的阶段。就连冯·施托勒尔大使也无法从弗朗哥那里获得坚实的承诺。此外,德国对西班牙的出口也遭遇了一些障碍[47],弗朗哥政府拒绝发放进口许可证。主张使用强硬手段的戈林便把冯·雅格维茨派往萨拉曼卡,让他“用手枪顶着弗朗哥的胸膛”。事实上,由于战争旷日持久,弗朗哥对物资的需求又很大,德国政府需要较长的时间来准备,无法一下子满足弗朗哥的胃口。

因此,德国与弗朗哥政府的谈判,便分两路同时进行:一边由代表西摩公司和ROWAK的伯恩哈特进行,另一边则由新上任的冯·施托勒尔大使进行,冯·施托勒尔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的才干很适合这种工作,但他是一个传统的密谋型外交官[48]。十二月二十日,伯恩哈特与冯·施托勒尔同时求见弗朗哥,这表明“西摩公司与帝国代表其实是一回事。[49]”在这次会谈中,弗朗哥的态度并不太热情,他说:“我设立西摩公司是为了管理贸易与付款,现在西摩公司却想悄悄地获得采矿权,这让我很惊讶。”不过,弗朗哥还是同意双方共同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相关问题。

最后,弗朗哥政府在一九三八年六月通过了新的法令,准许德国开采矿物。这项法令规定西班牙采矿企业中的外国股份不得超过百分之四十,不过,外资要想增加持股,也不是不能考虑。伯恩哈特说:“这道法令通过后,我们就完全可以参加西班牙地下资源的开采了,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

但是,根据这道法令的规定,德国人要想获得采矿企业的过半或部分股份,必须要得到西班牙人的同意。于是,伯恩哈特提出,应向社会募集百分之二十的资本,这些资本由西摩—蒙塔尼亚公司的西班牙人出面认购。当然,这个办法要想奏效,除非政府对此视而不见。既然弗朗哥政府的物资供应完全依赖意大利政府和德国政府,只要威胁停止提供武器弹药,就可以迫使弗朗哥政府让步。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家匿名公司获得了西摩—蒙塔尼亚的采矿权[50]。根据这道法令的规定,德资拥有百分之四十的股份;实际上,德资通过这几家匿名公司,控制了另外的百分之三十五的股份。

与此同时,由于采矿法案的适用范围仅包括西班牙本土,而不包括摩洛哥,西摩—蒙塔尼亚公司便买下了里夫各家采矿公司的大部分股份,弗朗哥政府也允许德国在摩洛哥成立一家叫“毛里塔尼亚”(Mauritania)的独资公司,这家公司的办公地点设在特图安。德国和西班牙的经济谈判,使西摩公司通过“被它控制的多家企业”捞到了大量的好处。

新星公司[51]获得了特殊的地位,它不仅获得了建设西班牙广播网的合同,还在西班牙的战后重建中占有重要地位,它的经营范围包括空中武器、陆军装备、运输船和经济性的防卫任务,它还增加了西班牙向德国的出口,并投资机器制造业,提供机器。

这就是经济方面取得的进展。德国政府付出了大笔金钱,并提供了大量的物资,不过,这些物资有一部分是可以回收的,剩余的部分已经过于陈旧,德国国防军已经用不上了。德国从西班牙内战中学到的经验教训,还从西班牙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矿产,这对于德国的重新武装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补偿了德国为干涉西班牙而付出的金钱与物资。

西班牙参加了反共产国际协定


尽管轴心国与弗朗哥政府签订了两个协议,但它在政治方面的成果却不如经济方面那么好。第一个协议是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日的协议,它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班牙—意大利协议的影响;这个协议规定,双方要就共同关心的政治问题举行磋商;彼此互不侵犯;其中一方与第三方发生战争时,另一方要保持善意中立。内战结束后,轴心国与弗朗哥政府签订了真正的友好条约,这项条约于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生效,有效期五年,它的条文比一九三七年的协议更精准、更具体。不过,这并不等于双方建立了无条件的同盟。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意大利、德国和日本三国的大使,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约尔达纳在布尔戈斯签订了一项备忘录:西班牙参加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墨索里尼在一九三七年的愿望实现了:西班牙参加了轴心国的同盟体系。无论盟友之间会发生什么样的争吵,出现什么样的困难[52],经济上和道义上的债务都把弗朗哥和他的同伙绑在了一起。


[1] 关于这些接触的信息主要来自利萨尔萨的《纳瓦拉密谋回忆录》与胡安·安东尼奥·安萨尔多的《一个西班牙保王派的回忆录》(Mémoires d’unmonarchiste espagnol,摩纳哥,1953年)。——原注

[2] 布鲁诺·墨索里尼(BrunoMussolini,1918年4月22日——1941年8月7日),意大利法西斯党领袖贝尼托·墨索里尼之子。1935年参加意大利空军,1941年因事故身亡。——中译者注

[3] 多梅尼科·卡瓦尼亚里(DomenicoCavagnari,1876年7月20日——1966年11月2日),1934年至1940年任意大利海军参谋长兼副海军大臣。——中译者注

[4] 拉涅利·库皮尼(Ranieri Cupini,1904年3月3日——1983年5月11日),生于卢卡(Lucca)。1923年参加意大利空军。1937年参加西班牙内战。二战期间晋升为准将。二战后继续在意大利空军服役,1952年退役。——中译者注

[5] 艾托雷·巴斯蒂科(EttoreBastico,1876年4月9日——1972年12月2日),生于博洛尼亚(Bologna)。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28年晋升准将。1932年晋升为少将。1935年担任黑衫队第1“三月二十三日”师师长,1935年担任第3军军长,参加了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1936年晋升为中将。1937年担任意大利干涉军司令。1939年回国后担任第2集团军司令。二战爆发后,担任被意大利占领的多德卡尼斯群岛总督。1940年晋升为上将。1941年7月担任北非轴心国军队司令。1942年晋升为意大利元帅。1972年死于罗马。——中译者注

[6] 马里奥·贝尔蒂(Mario Berti,1881—1964),生于拉斯佩齐亚(LaSpezia),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曾在1937年担任过意大利干涉军司令。二战爆发时担任意大利陆军参谋长。意大利投降后退役。——中译者注

[7] 加斯托内·甘巴拉(GastoneGambara,1890年11月10日——1962年2月27日),1938年11月被任命为意大利干涉军司令,他是意大利干涉军最后一任司令。二战期间曾在法国、利比亚和南斯拉夫等地作战。由于他在南斯拉夫犯下了累累罪行,南斯拉夫政府在战后曾要求引渡他,但未能成功。——中译者注

[8] 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乌尔里希·冯·哈塞尔(ChristianAugust Ulrich von Hassell,1881年11月12日——1944年9月8日),贵族出身。1909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32年至1938年任德国驻罗马大使。二战期间参加了反希特勒的密谋活动,1944年7月29日因涉嫌“七·二〇”事件被捕,9月8日遇害。——中译者注

[9] 出自德国领事德莱格尔(Draeger)的报告。——原注

[10] 乌尔里希·弗里德里希·威廉·约阿希姆·冯·里本特洛普(Ulrich Friedrich Wilhelm Joachim von Ribbentrop,1893年4月30日——1946年10月16日),纳粹党主要领袖之一,1938年至1945年担任纳粹德国外交部长,二战后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中译者注

[11] 威廉·弗莱赫尔·冯·法乌佩尔(WilhelmFreiherr von Faupel,1873年10月29日——1945年5月1日),一战中在德军总参谋部任职,1919年至1921年间曾任右翼军事组织“自由军团”(Freikorps)领导,后来曾在阿根廷和秘鲁担任军事顾问,1936年至1937年间曾任德国驻弗朗哥政府代表。1939年晋升为中将。1945年5月1日于柏林自杀。——中译者注

[12] 何塞·爱德华多·比利亚尔瓦·鲁维奥(José Eduardo Villalba Rubio,1882—1960),生于托莱多一个著名军人世家。1904年入读托莱多步兵学校。1908年获少尉军衔。参加过里夫战争。内战爆发后,他的几个兄弟全都投靠了叛军,但他依然站在共和国一边。1937年1月担任马拉加城防司令。马拉加失守后因涉嫌叛国而受审,但最后无罪开释。共和国覆灭后流亡法国,1950年回国。1960年死于马德里。——中译者注

[13] 艾德蒙多·罗西(Edmondo Rossi)准将、圭多·阿梅里戈·柯皮(Guido Amerigo Coppi)准将、路易吉·努沃洛尼(LuigiNuvoloni)准将和阿尼巴雷·贝尔贡佐利(Annibale Bergonzoli)准将分别担任黑衫队第一“神旨”师(1a Divisione CC.NN. "Dio lo vuole")、黑衫队第二“黑火”师(2a Divisione CC.NN. "Fiamme Nere")、黑衫队第三“黑羽”师(3a Divisione CC.NN. "Penne Nere")和陆军第四“利托里奥”步兵师(4a Divisione fanteria "Littorio")的师长。——中译者注

[14] “黑箭”(Flechas Negras)混成旅与“蓝箭”(Flechas Azules)混成旅是由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组成的混合部队,军官和技术人员为意大利人,士兵为西班牙人。——中译者注

[15] 1937年10月,黑衫队第一“神旨”师与黑衫队第二“黑火”师部分人员整编为黑衫队第一“三月二十三日”师(1a Divisione CC.NN. "23 Marzo")。——中译者注

[16] 其中有2352人死亡,196人失踪。——原注

[17] 《齐亚诺日记》。——原注

[18] 意大利干涉军参加了多次军事行动:它在北方战线参加了进攻毕尔巴鄂和桑坦德的战斗;在特鲁埃尔战役中参加了突破北方防线的战斗;还参加了艾布罗河战役。请参阅1938年3月的意大利报刊上的报道,安德列·雅克郎(André Jacquelin)在《西班牙与自由》(Espagne et la liberté,巴黎,Kérénac,1945年)一书中引用了这些报道。
  
[19] 出自德国外交部档案。——原注

[20] 1937年11月,墨索里尼与戈林举行了会谈,齐亚诺记载了会谈的经过。——原注

[21] 出自德国外交部档案。——原注

[22] 转引自齐亚诺。——原注

[23] 胡戈·施佩勒(Hugo Sperrle,1885年2月7日——1953年4月2日),生于路德维希堡(Ludwigsburg),1903年参加德国陆军,一战爆发时参加德国陆军航空队,一战结束时任德国第7集团军航空队司令。战后曾参加自由军团,镇压德国革命。1935年参加了新成立的德国空军。1936年担任秃鹰军团司令,干涉西班牙内战,1937年10月回国。二战爆发时担任第三航空队司令,1944年8月被解职。1953年死于慕尼黑。——中译者注

[24] 法乌佩尔在1934年被任命为西班牙—美洲研究所所长,然后才被调任驻西班牙大使。值得一提的是,德国最早是在官方机构里招募间谍的。——原注
  
[25] 瓦尔特·瓦尔利蒙特(WalterWarlimont,1894年10月3日—1976年10月9日),生于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1913年参加德国陆军,1914年获少尉军衔。一战结束后曾参加自由军团镇压革命。在魏玛共和国国防军内曾担任多种职务。西班牙内战爆发后,曾担任德国驻弗朗哥政府的军事代表。二战爆发时担任国防军作战部副部长。二战后被判处无期徒刑,1954年获释。——中译者注

[26] 沃尔夫拉姆·冯·里希特霍芬(WolframVon Richthofen,1895年10月10日——1945年7月12日),生于西里西亚一个贵族家庭。一战期间参加德国陆军航空队。1920年退役。1923年重新参加国防军。1933年参加德国空军。1936年11月参加秃鹰军团,干涉西班牙内战。1937年1月担任秃鹰军团参谋长,施佩勒回国后接任秃鹰军团司令。二战期间曾任第8航空军军长、第4航空队司令和第2航空队司令。1944年退役。1945年死于奥地利。——中译者注

[27] 赫尔穆特·维尔贝格(HelmuthWilberg,1880年6月1日——1941年11月20日),1899年参加德国陆军。1913年参加德国陆军航空队,是德军首批军事飞行员之一。一战期间曾担任第11野战航空大队大队长和第4集团军航空兵司令。一战结束后在德国国防军担任过多种职务。1933年德国空军成立后,在德国空军的建军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1937年设立“W特别处”,负责为秃鹰军团招募人员,干涉西班牙内战。1938年晋升为空军上将。二战爆发后负责领导空军的训练工作。1941年在德累斯顿附近因飞机失事身亡。——中译者注

[28] 阿道夫·约瑟夫·费迪南德·加兰德(AdolfJoseph Ferdinand Galland,1912年3月19日——1996年2月9日),1929年进入汉莎航空公司(Lufthansa),1932年参加国防军,1934年转入空军。1937年参加秃鹰军团,干涉西班牙内战。回国后担任空军教官。二战爆发后曾担任过战斗机联队长与德国空军战斗机总监。二战结束后担任阿根廷空军的顾问,五十年代中期回国经商。1996年死于雷马根。——中译者注

[29] “快乐工作”(Kraft durchFreude)组织是纳粹党的劳工团体——德国劳工阵线(Deutsche Arbeitsfront)的一个下属机构,负责组织工人的业余娱乐活动。——中译者注

[30] “卡梅伦”号与“维格贝特”号是德国货船,德国用这两艘船把军火运往里斯本,再经过陆路将军火运给弗朗哥叛军。——中译者注

[31] 外事部(Auslands-Organisation)是纳粹党负责处理国外事务的机关。——中译者注

[32] 威廉·弗兰茨·卡纳里斯(WilhelmFranz Canaris,1887年1月1日——1945年4月9日),1905年参加德国海军,一战中即从事军事情报工作,十一月革命后,任陆军部长副官,参加过自由军团。1920年参加了卡普暴动。1935年1月1日起任德国军事情报机关“阿布维尔”(Abwehr)首脑。1944年初被希特勒解除了阿布维尔机关首脑的职务。1944年7月20日,部分德军军官企图暗杀希特勒并发动政变,事败之后,卡纳里斯因涉嫌此事被逮捕,并于1945年4月9日被处决。——中译者注

[33] 约翰内斯·艾贝哈德·弗兰茨·伯恩哈特(JohannesEberhard Franz Bernhardt,1897—1980),一战期间参加德国陆军,一战结束后参加自由军团,镇压革命。1919年至1924年在汉堡经商。1936年8月,成立西班牙—摩洛哥运输有限公司,并担任总经理,借此向弗朗哥叛军提供军事物资。——中译者注

[34] 戈林亲自处理与西班牙内战有关的一切事务,包括空中支援与经济谈判。——原注

[35] 艾贝哈德·冯·雅格维茨(EberhardVon Jagwitz,1887—1945)是伯恩哈特的旧友,1934年起在纳粹党外事部工作。——中译者注

[36] 哥伦布大厦(Columbushaus)是一栋位于柏林波茨坦广场的商业建筑,1932年竣工。——中译者注

[37] 艾贝哈德·冯·施托勒尔(EberhardVon Stohrer,1883年5月2日——1953年3月7日),生于符腾堡一个军人家庭。1909年进入外交部工作。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在马德里担任观察员,负责监视共和国政府的活动。1937年8月担任纳粹德国驻国统区的大使。——中译者注

[38] 恩斯特·海因里希·冯·维茨塞克(ErnstHeinrich von Weizsäcker,1882年5月25日——1951年8月4日),生于斯图加特。1900年参加德国海军。1920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38年至1943年担任纳粹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相当于副部长)。1943年至1945年任德国驻梵蒂冈大使。1947年在纽伦堡被捕,1949年被判处7年徒刑。1950年获释。——中译者注

[39] 当然,外交顾问萨巴特的文件中还补充说,这个数字把直接运给叛军的各项物资所产生的“单利与复利”也算进去了。——原注

[40] 弗兰西斯科·戈麦斯—约尔达纳·索萨(FranciscoGómez-Jordana y Sousa,1876年2月1日——1944年8月3日),生于马德里一个军人家庭。1892年参军。曾参与镇压古巴革命。1915年至1919年任西属摩洛哥总督。1923年参加了普里莫·德·里维拉政府,主要负责镇压西属摩洛哥的独立运动。1928年至1931年再次担任西属摩洛哥总督。1937年6月出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席。1938年1月担任弗朗哥政权的外交部长。——中译者注

[41] 仅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毕尔巴鄂就运出了90000吨锡;由摩洛哥运出的货物共有十万吨。——原注

[42] 其中包括比斯开矿业的经理萨瓦拉(Zabala)。——原注

[43] 伯恩哈特关于蒙塔尼亚项目的报告,1937年11月4日。出自德国外交部档案。——原注

[44] 蒙塔尼亚公司(Montaña S.A.)是西摩公司的分公司,专门投资采矿业务,1937年开始营业。——中译者注

[45] 尼古拉斯·弗朗哥·巴蒙德(Nicolás Franco Bahamonde ,1891年7月1日——1977年4月15日),法西斯独裁者弗兰西斯科·弗朗哥的哥哥,在内战期间曾担任弗朗哥政权驻意大利和葡萄牙的大使。——中译者注

[46] 真正的政府在两个月后成立了。——原注

[47] 请参阅冯·施托勒尔在11月27日的报告。——原注

[48]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担任德国驻马德里大使馆一秘,由于涉嫌参加反对罗马诺内斯伯爵的阴谋,而被调离。——原注

[49] 出自德国外交部档案。——原注

[50] 这五家公司是:托洛萨(Tolosa)的阿拉拉尔采矿控股公司(La Compañía de Explotaciones Mineras Aralar);奥伦塞(Orense)的加利西亚矿山开发公司(La Compaña Explotadora deMinas Montes de Galicia);比戈(Vigo)的桑塔特克拉矿业研究与开采控股公司(La Sociedad anónima de Estudios yExplotaciones Mineras Santa Tecla);萨拉曼卡的格雷多斯矿山公司(LaCompañía de Minas Sierra de Gredos SA);塞维利亚的苏尔矿山公司(La Compañía Minera Montañas del Sur)。——原注

[51] 新星公司(Nova S.A.)是西摩公司旗下的另一家分公司,它垄断了德国的通信设备与运输设备的销售业务,由ROWAK出口到西班牙的武器也由它负责销售。——中译者注

[52] 1939年5月,戈林准备出访西班牙,与弗朗哥举行会晤,由于西班牙与德国关系出现了一系列困难,戈林最后没有成行,伯恩哈特因此被德国政府召回国内。——原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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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苏联援助与国际纵队


苏联跟意大利和德国一样,都把西班牙当成了试验场。它们在西班牙测试的主要是各种装备。苏联的武器与法西斯国家的武器在实战中交手——比方说,苏联的“拉托”飞机[1]同德国的梅塞施密特飞机交手——使苏联获得了珍贵的数据。苏联从战争中学到了宝贵的经验教训:炮兵齐射的运用;根据新的作战技术而进行机动的方式;利用游击队对付有组织的军队的方法。大批苏军干部在西班牙拓宽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与才干。

另一方面,也应该指出:如果没有苏联提供的物资,共和国就不可能撑过一九三六年。

斯大林的苏联与西班牙内战

苏联提供的援助物资虽然是不可或缺的,但总是不够用。在整个战争期间,共和军始终缺乏足够的航空装备、防空武器乃至轻武器。考虑到这一点,就不能认为苏联的援助是全心全意、毫无保留的:苏联提供的援助,使西班牙共和国坚持斗争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如果它能更慷慨一点,内战的结局就一定会对西班牙共和国更为有利。不少政治家,特别是一些前西共党员,将其归咎于苏联领导人的极端马基雅维利主义,结果,他们把斯大林的政策看得过于简单,以为斯大林的政策都是始终如一的[2],但内战期间的各种情况恰好与此相反。

只要认真地思考西班牙内战提出的各种问题,就能看出: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苏联政策的态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内战刚开始时,它在事实上处于中立,但对西班牙共和国抱有明显的同情与友善之情;从一九三六年十月开始,它向西班牙共和国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并在不干涉委员会内积极维护共和国;最后,从一九三八年夏季开始,它逐渐减少了军事援助,最终彻底抛弃了共和国。

初期的中立

在内战的头几个月里,苏联没有明确支持西班牙革命中的任何一方。在这一阶段,全劳联—伊无联和统工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对苏联的政治体制并没有多少好感,斯大林政府也没有理由去鼓励或支持这些革命组织。进一步来讲,西班牙当时还没有与苏联建交。双方为了建立外交关系,进行了谈判,但在共和国成立后的五年里,谈判没有取得丝毫进展。最后,在斯大林眼中,西班牙仅仅是纷乱不安的国际局势中的一个很不重要的因素。苏联不打算卷入任何冲突。它担心陷入孤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匈牙利革命和德国革命的失败,导致西方列强联手干预“布尔什维克主义”,它对这件事依然记忆犹新。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放弃了世界革命,企图在一国范围内建成社会主义,同时,它企图通过与外国结盟来保护自己。一九三四年,法国与苏联签订了《法苏互助条约》(拉瓦尔[3]—斯大林条约),这是苏联为了建立国际安全保障体系而使出的第一招。但是,法国和苏联的同盟关系仍是不牢靠的,如果英国不参加这个同盟,它实际上是没有用的,而英国对参加法苏同盟根本没有兴趣。在西班牙问题上,莱昂·布鲁姆政府犹豫不决,最后采取了谨慎中立的立场,斯大林也就不愿意冒险卷入西班牙内战了。因此,当法国发起不干涉运动时,苏联马上就参加了。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日,苏联政府和西方国家宣布,禁止“向西班牙出口、再输出、运输一切种类的武器、弹药、战争物资、飞机和军舰”。各方遵守这个禁令的时间,充其量不过一个月。十月中旬,载着苏联物资的苏联船只与外国船只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地抵达西班牙。

一九三六年秋季的转折点

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苏联政府最终改变了自己的政策,这是它在西班牙问题上的态度首次出现转变。首先,叛乱与人民的反抗,在全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左翼运动内,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在民意普遍倾向于援助西班牙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置身事外,否则它就很可能会失去国外的支持者。在意大利和德国的左翼力量连遭失败后,西方国家的左翼激进分子对西班牙人民阵线寄予厚望,他们非常担心西班牙人民阵线会遭到失败,西方国家的共产党领袖,特别是莫里斯·多列斯,反复强调这种危险。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尽管苏联政府表现出了温和的态度,但各方势力已经深深地卷入了西班牙内战,苏联政府不能继续坐视不管。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都干涉了西班牙内战,法西斯意大利尤其明目张胆。所有人都会把弗朗哥的胜利,当成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胜利,以及苏联政策的失败;考虑到苏联当时正竭力在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面前澄清自己,把自己的干涉解释为维护民主与和平、维持欧洲现状之举,它的政策就显得更加失败了[4]。

苏联的国内政策,是它改变了自己对西班牙问题的态度的另一个原因,这种观点也许是比较合理的。当时,斯大林正在进行大清洗,西班牙的传奇史诗,正好可以帮助转移苏联国内的激进舆论的注意力[5];另外,它还可以用帮助西班牙共和国为借口,要求苏联工人加班加点,提高产量,尽快完成一九三三年制定的五年计划定下的目标。

总之,据克里维茨基[6]记载,一九三六年九月初,在卢比扬卡(Лубянка)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干涉西班牙的决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宣布的;苏联特务机关驻西班牙全权代表奥尔洛夫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参加了不干涉委员会的各国,包括苏联在内,都接受了不干涉的原则,因此,这个决定是与不干涉原则相悖的,所以必须尽可能谨慎地执行这个决定;九月初,为了购买苏联军火,并将它们从敖德萨运往西班牙,成立了几家私营企业。

援助物资

从一九三六年十月到一九三七年二月和三月,每月都有三四十艘不同吨位的货船抵达西班牙。在“国际援助西班牙人民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Aid to the Spanish People)的大力活动下,运抵西班牙的布料和粮食不断增加,早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之前,这些货物的数量就已经十分可观了。苏联提供了一些汽油和卡车——不干涉协定中事实上并没有对此加以禁止——但提供的主要是武器和飞机。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到一九三七年四月这段时间里,共和军的飞机大半来自苏联。根据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档案(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五日)记载,共和军的四百六十架飞机里,有二百架苏联战斗机、一百五十架苏联轰炸机和七十架苏联侦察机。这些飞机主要是“卡秋莎”轰炸机[7]、伊—15战斗机和伊—16战斗机,它们的性能优于德国干涉军初期使用的飞机,但远不如梅塞施密特飞机。共和军几乎所有的坦克都来自苏联:十二吨坦克和十八吨坦克[8]速度快,火力强[9]。尽管这些坦克的性能与叛军使用的德国坦克和意大利坦克不相上下,但它们的数量不足,而且在大部分战斗中都没有得到正确的运用。苏联提供的火炮数量比较少,主要是共和军缺少的七十六毫米野战炮和重型火炮。

另外,苏联提供的援助物资并不是全都通过苏联货船运来的,而且也不一定是苏联生产的。它们的质量也并不都是最优秀的:阿吉雷主席曾提到一些步枪“是克里米亚战争时期的旧货”;克里维茨基也介绍了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甚至德国采购物资的情况,他说:“一些物资虽然陈旧,但还能派上用场。”这并不算什么:在内战爆发后的头几周里,法国提供给西班牙的物资也是旧货,有一些质量也很差。西班牙不只是新武器的试验场;它还是一个以优惠价格处理陈旧军事物资的好地方。苏联提供的西班牙的武器并不是免费的,就像德国也没有免费给弗朗哥提供援助一样:从最早的谈判开始,苏联就一直要求西班牙银行为这些援助物资付款。

将西班牙的大部分黄金储备运往苏联一事,后来在共和国领导人中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现在,这些争论凝聚为一个问题:这一行动的责任,应当由当时的财政部长内格林一人承担,还是应当由内格林、总理拉尔戈·卡巴耶洛和陆军部长普里耶托共同承担?当叛军逼近马德里时,内阁召开会议,决定将西班牙银行的黄金储备保存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这批黄金起初从马德里转移到了卡塔赫纳。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在四位西班牙官员的监督下,这批黄金(总重量为五亿一千〇七万九千五百二十九克)运抵敖德萨。普里耶托将责任全部推给了内格林。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答复说,这个决定是由拉尔戈·卡巴耶洛和内格林作出的,普里耶托也知晓此事。可以确定的是,最初将黄金转移到卡塔赫纳的决定,得到了全体部长的一致赞同;如此重大的决定,如果没有总理的许可,几乎是不可能做出的[10]。

当这批黄金抵达苏联时,苏联对西班牙的援助也达到了高潮。事实上,大部分的黄金很可能被用来在国外购买武器了。另外,对于外贸额不算太多的苏联来说,西班牙内战创造了大量的贸易量:西班牙成为了苏联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两国的贸易额是战前的二十倍之多。

当然,如此之大的货运量是隐瞒不住的:来来往往的大批货船很容易就能发现,地中海中部的意大利潜艇可以轻易观察到货船的活动。德国和意大利借此大做文章,在不干涉委员会里反击苏联,并企图离间苏联与西方国家。英国也借此佯装中立,它声称这样会使交战双方维持均衡。斯大林所担心的苏联代表在外交谈判中遭到孤立的情况,在不干涉委员会里经常发生。另一方面,随着叛军在马德里周边遭到挫败,国民军迅速获胜的希望破灭了。战争的延长对苏联的政策比较有利,它想利用西班牙内战来慢慢地消耗德国和意大利的力量。

所以,苏联继续向西班牙共和国提供援助,但又减小了援助的力度。另外,不干涉委员会各成员国对海上禁运实行了监督措施,也妨碍了物资的运输,导致一九三七年春季运抵西班牙的援助物资大幅减少。由于苏联的海上力量比较薄弱,它不想轻率地动用,所以,苏联拒绝参加海上禁运,但这样一来,西班牙共和国掌握的地中海沿岸就都被德国和意大利的军舰控制了。最后,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起,意大利为了彻底封锁西班牙,开始用武力攻击苏联船只和任何可能载有苏联军事物资的船只。“共青团”号可能是第一艘遭到攻击的船只,尽管很难分清楚击沉它的究竟是叛军的潜艇还是意大利海军的军舰[11]。

苏联提供的军事人员


苏联虽然从一九三七年开始减少援助,但不应忘记:不管它提供的援助多么有限,要是没有它的援助,瓦伦西亚政府就不可能继续抵抗。即使是在一九三八年,特别是阿拉贡战役期间,苏联仍是唯一一个能够给共和国提供大量援助物资的国家。明白了这个事实,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苏联顾问能对共和区的政治演变与军事演变产生巨大的影响。共和国的敌人也利用这一事实来指责内格林是苏联的代理人。内格林做出了一个政治抉择,他的理由是:他不能同当时唯一一个向西班牙提供大量援助的国家闹翻。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国民政府在宣传中系统地“夸张”了苏联的援助。即使忽略掉那些过度的夸大,叛军一方仍有不少人认为共和国一方得到了成千上万的外国兵员。然而,苏联派到西班牙的兵力是非常少的。布拉西亚克和巴尔戴什在一九三九年估计苏联军事人员从未超过五百人。另一方面,克里维茨基和卡特尔(Cattell)等人也只提供了稍微大一些的数字;总之,前往西班牙的苏联军事人员总共还不到一千人,大多是专业人员、坦克兵和飞行员,他们像叛军一方的德国人一样,有着自己的指挥部和基地,与当地平民保持着距离。

当然,这不包括“苏联技术人员”。首先是苏联外交官,他们似乎都真诚地致力于西班牙事业,但在一九三七年,他们几乎全都被召回国内,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不是坐牢就是被处决了。这些人当中有第一任苏联驻马德里大使马塞尔·罗森贝格;苏联驻巴塞罗那领事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负责磋商军火交易的商务参赞斯塔舍夫斯基[12][13];还有米哈伊尔·科尔佐夫[14],仿佛有人打定了主意:凡是能证明这一政治干预的人都得死;或者说,这些人的消失,是抛弃西班牙所必不可免的前奏。随着这些外交官(或他们的继任者)而来的是军事顾问,他们人数较多,影响力也更大,但却几乎不为人知,他们当中只有很少几个人的真实身份得以披露:戈列夫将军[15],马德里保卫战的组织者,他身边的人无不与他意气相投;格里戈洛维奇[16]将军;道格拉斯[17]将军,苏联飞行员的指挥员;帕夫洛夫[18],苏联坦克兵的指挥员;还有柯利亚[19],苏联水兵的指挥员。他们中有些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了重要的军事统帅。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八日,首批苏联军事顾问随罗森贝格抵达西班牙;第二批军事顾问于九月抵达,第三批于十月抵达。科尔佐夫对雷格勒[20]说:“将军们总是换来换去,他们是来这里研习的,既然失败比胜利更有教育意义,他们也就不会在这里呆上太长时间。”总之,除了苏联顾问团的总部之外,所有西班牙共和国的高级领导人身边似乎至少都有一位苏联技术顾问[21]。所有军事顾问时刻都受到权势滔天的特务机关——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务的监视,当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班牙的负责人是奥尔洛夫[22]。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运作下,大批在共产国际机关工作的外籍共产党员从俄国来到了西班牙,比如格洛等几个人,他们的工作主要是监视、控制与管理,而不是参加政治或军事活动[23]。

首批国际志愿者

由于国际纵队里几乎没有苏联人(讽刺的是,倒是有一些白俄[24]),所以,组建和指挥国际纵队的工作,基本上是由在苏联受过训练的外籍共产党员进行的,苏联军事人员在这方面起的作用不大。

当外国军事人员赶赴西班牙、协助共和国作战时,这些来自国外的援军,实际上是由大批以个人名义独立参战的人组成的。德国与意大利的领导人组建了专门的干涉军,将他们派往西班牙支援国民军;而共和国却只能孤身苦战,只有苏联政府大力支援它的斗争——我们前面讲过了苏联政府支援的力度。然而,共和国得到的援助,主要是由共产国际出面发动和组织的。

当然,在内战爆发后的头几个月里,在革命民兵的时期,就已经有一小批外国人自愿前往西班牙,协助共和国作战:他们有些是居住在西班牙的外国人,比如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德·罗萨[25];或是由于某些原因,在叛乱爆发时正好呆在西班牙的人,比如前来巴塞罗那参加斯巴达克运动会[26]的运动员们,他们在叛乱爆发后立即宣布支持加泰罗尼亚工人。这就是首批外国志愿者的来历,意大利、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等国的反法西斯战士也纷纷取道法国,前往西班牙,加入他们的行列。在北方战线,有一小批外国志愿者参加了伊伦保卫战;“台尔曼百人队”的德国人、“罗塞利纵队”的意大利人、“巴黎公社百人队”的法国人和“加斯托内·索奇[27]百人队”的意大利人参加了瓜达拉马山脉的战斗,保卫了马德里,还有一些外国人参加了杜鲁蒂纵队[28]。

不过,第一支规模较大的外籍部队,是安德列·马尔罗组建的国际飞行队[29]。在内战初期,共和军根本没有轰炸机部队,“西班牙”飞行队至少在这一时期发挥了重大作用。这支部队虽然没有多少轰炸机(只有大约二十架),但只有他们的行动能产生一些效果,特别是他们轰炸了梅德林(Medellin)的叛军纵队,正如它的领导指出的,这是共和军在战争的第一阶段进行的唯一一次大规模作战。国际飞行队的战斗机部队(约有四十架飞机)同样有效地缓解了共和国空军的燃眉之急,当时共和国空军只有一些老式的布雷盖(Breguet)战斗机。可是,这支临时拼凑的飞行队毕竟不是更为现代化、速度更快的德国和意大利空军的对手。“西班牙”飞行队的最后一次任务,是冒着敌军战斗机的机枪,掩护撤退,它完成了自己的任务[30]。

国际纵队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首批苏联飞机在西班牙参战,它们的性能与叛军飞机不相上下。国际纵队也在十一月参加了战斗。记者们和作家们虽然政见不同,但他们总是强调:国际纵队的参战极大地振奋了共和军的斗志。在一九三八年年底之前的一切大小战斗中,国际纵队都是精锐部队。十一月七日,国际纵队参加了马德里的战斗,十一月十三日,他们参加了天使山的战斗;他们在十二月转战科尔多瓦战线,参加了特鲁埃尔与洛佩拉(Lopera)的战斗。在一九三七年二月至三月间,他们参加了哈拉马战役、马拉加战役和瓜达拉哈拉战役。他们后来还参加了一切重大攻势:布鲁内特(Brunette)战役、贝尔奇特(Belchite)战役、特鲁埃尔战役,最后是艾布罗(Ebro)战役——在这场战役中,他们参加了共和军的最后一次进攻。

国际纵队在一切战区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所以人们经常以为它拥有庞大的兵力。时至今日,西班牙都还有人以为国际纵队有数十万外国志愿兵。国际纵队的兵力、实际参战的人数虽然无法准确地计算,但较为认真的研究表明,它的实际兵力要少得多。

国际纵队的战士都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都来自哪里?他们在战斗前都做过什么准备?他们又是怎样投入战斗的呢?起初只有一些外国人零散地参加了共和派的民兵。后来,这些外国人逐步重组为独立的部队。这些战士主要是德国和意大利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他们被本国的法西斯政权赶到国外,他们打算利用这个机会,继续同独裁者斗争;还有一些法国人,他们人数比较多,这是因为法国紧挨着西班牙,从法国越境前往西班牙比较容易,而且两国的人民阵线都刚刚在大选中获胜,两国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友谊。实际上,这些零零星星地参战的外国志愿兵并不能使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重大的变化,他们往往只会给本已非常混乱的共和军添乱。

到了一九三六年九月底,援助西班牙的工作已经初具规模,尤其是在招募和派遣志愿兵这方面。领导班子是由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政治流亡者的领导人组成的。隆戈指出:负责招募志愿兵的委员会是由化名“阿拉尔”(Allard)的朱利奥·切雷蒂[31]管理的。另一位共产党员约西普·布罗兹,也就是后来的铁托元帅,在中欧招募了一批志愿兵,并把他们派往西班牙[32]。化名“加洛”的路易吉·隆戈与法国共产党的机关共同负责将志愿兵带过法西边界。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国际纵队正式成立,但在此之前,已经有大量志愿兵在组织安排下,越过了法西边界,抵达了西班牙。一九三六年十月初,阿萨尼亚和拉尔戈·卡巴耶洛先后接见了一个由三名共产党人(意大利人隆戈、波兰人维斯涅夫斯基[Wisniewski]和法国人雷比耶尔[Rebière])组成的代表团[33]。最后,马丁内斯·巴里奥接见了这个代表团,当时他正在负责组建共和军的第一批旅。双方很容易就达成了协议。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国际纵队的头几个旅就投入了战斗。

国际纵队的招募工作


当然,国际纵队的招募工作仍是独立进行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兵先在法国会合,然后他们再分成小组,越过比利牛斯山脉,前往西班牙。事实上,尽管负责征募志愿兵的组织有很多——征兵办公室设在工会或左翼政党的办公地点里——但主持招募工作的是共产党。共产党还负责把志愿兵运到西班牙。此外,尽管法国当局明令禁止志愿兵穿越法西边界,实际上并没有人阻拦他们[34]。在佩皮尼昂(Perpignan)有一个为国际志愿兵而设立的兵营,那里的志愿兵可以随意出入城镇。仅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就有至少三十五辆卡车顺利越过了边界。法国共产党还利用“法国航海公司”(France-Navigation)作掩护,在边界上组织了一支船队,通过水路把志愿兵运往西班牙。隆戈指出,首批志愿兵中,有五百人取道费盖拉斯进入了西班牙,另有五百人在马赛乘坐“巴塞罗那城”号(Ciudad de Barcelona)邮轮抵达了阿利坎特。国际纵队在西班牙各大城市均设立了办事处,迎接新来的志愿兵。运送人员的问题虽然得到了解决,但是,由于国际纵队是由各国志愿兵组成的军队,所以,在组织方面便出现了一些特殊的问题。
   
我们前面讲过,要想准确判断国际纵队究竟有多少兵力,是很困难的;大部分档案都已散失,就连国际纵队以前的领导人也对它的兵力各执一词。夸大国际纵队的兵力无疑是最常见的倾向:法西斯国家企图系统地夸大它们所谓的“赤色”志愿兵的数量,而各国的反法西斯政党和团体也会夸大自己的贡献。比克托·阿尔瓦[35]估计,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国际纵队里有二万五千名法国人、五千名波兰人、五千名英国人和美国人、三千名比利时人、二千名“巴尔干人”以及五千名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总兵力不少于四万五千人[36]。考虑到兵员的损失与补充,以及在一九三八年年初之前志愿兵都在不断地抵达西班牙,国际纵队的总兵力应该不少于五万人;这个数字可能大大超过了真实的数字。一个满编的旅应有三千五百人,按照这个编制来计算的话,由于国际纵队很少有满编的时候,所以它的总兵力应为三万人。它的实际兵力可能没有这么多。马尔罗认为志愿兵的总人数不超过二万五千人。维塔尔·盖曼[37]经过仔细的考证,也认为二万五千人是比较合理的数字。他认为国际纵队的可用兵力从未超过一万五千人,在一九三七年春夏之交,当国际纵队的兵力达到最大值的时候,它拥有约一万名作战人员。此后,作战人员的数字就开始下降了:国际纵队承受了重大的伤亡(有二千人牺牲),许多志愿兵因负伤、疲惫或气馁而离开了西班牙,但他们留下的空缺却没有足够的人员来补充。

在这二万五千人当中,法国人无疑是最多的,但他们的战斗力往往不如德国人或意大利人;德国籍和意大利籍的志愿兵是从流亡者中间招募的,在参加国际纵队之前,他们就已经参加了自己国家的反法西斯斗争,为此不得不背井离乡,流亡国外。尽管在军工生产的刺激下,经济略有起色,但震撼了欧洲的一九二九年大危机仍未完全消退,它在法国造成了大批的游民无产者,有一些游民无产者出于私心,前往西班牙参战。这些人往往并不清楚自己有几斤几两,到了西班牙后,他们很快就被残酷的战斗给压垮了,于是他们便离开了西班牙,回到了法国,在法国的亲弗朗哥报纸上有时能看到这类人发表的声明。法国志愿兵究竟有多少人,他们的贡献究竟有多大,向来是分歧最大的问题。国际纵队第XIV旅和重建后的第XIV旅[38]的战士大多是法国人,但其它旅也有由法国人组成的部队:第XI旅有“巴黎公社”营,第XII旅有法国—比利时营,第XIII旅有“昂利·维耶芒”[39]营。要想算清楚这些营各有多少人也是不容易的,因为出于一时的需要,或是由于伤亡太大,这些营总是不断重组,反复与新部队合并。西班牙共和国志愿兵协会(Association des volontaires de l’Espagne républicaine)试图弄清国际纵队的准确兵力,它的研究结果表明:大约三分之一的志愿兵是法国人,人数约为一万人,而且法国志愿兵往往会跟比利时志愿兵搞混。在这批法国籍—比利时籍志愿兵当中,还有一部分波兰人,他们主要来自法国和比利时的矿区[40]。算上这部分波兰人的话,在西班牙参战的波兰人的总数肯定超过了四千人。


志愿兵当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德国和意大利的流亡者。他们在国际纵队中担任了许多重要的领导职务。他们中间有一些是政治干部,主要是共产党员。意大利党和德国党派出的几乎都是“全国性”的领袖:意大利社会党的皮耶特洛·内尼、意大利共产党的路易吉·隆戈(化名“加洛”)和迪·维托里奥(化名“尼科雷蒂”)、共和党的帕恰尔迪[41];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尤里乌斯·多伊奇[42];德国共产党的汉斯·拜姆勒[43]与弗里茨·达雷姆[44]。其它国家的党派出的“全国性”领袖就只有安德列·马尔蒂,不过它们派遣了大量“中层”干部,尤其是法国共产党,它把共青团的许多领导人派去了西班牙。

其余的志愿者来自盎格鲁—萨克逊国家(英国、加拿大和美国各有数百人参加了国际纵队,他们被编入了林肯营)和中欧(主要是南斯拉夫人,但也有匈牙利人、捷克人、保加利亚人,甚至还有阿尔巴尼亚人,他们想方设法,用了一切可用的手段抵达西班牙,甚至还有步行过去的)。最后,还有一些人不远万里,从亚洲[45]和非洲赶来参战。国际纵队的志愿兵总共来自五十三个国家[46]。

国际纵队的高级干部与普通战士一样,也是由来自世界各国的人担任的,其中当然有法国人和意大利人,也有德国人、匈牙利人和波兰人。可能与不少人的印象相反,最重要的一些职位大多是由中欧人担任的。其中绝大多数是共产党人,在一大堆共产党人中间,内尼和帕恰尔迪这两个非共产党人就显得特别突出了[47]。他们中有不少人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些人曾在正规军中接受过军官训练,另一些人是在莫斯科接受军事训练的。有的人两种训练都接受过:比如汉斯·卡雷[48](化名“汉斯中校”)、威廉·蔡瑟[49](化名“戈麦斯将军”)、匈牙利人佐尔卡·马泰[50](化名“卢卡奇将军”)、波兰人卡洛尔·施维尔切夫斯基[51](化名“瓦尔特将军”),他们都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参加了共产党,又在苏联上过军事学院。还有一些有过从军经历、担任了政治地位较低的职务的人,也接受过这两种训练:法国人迪蒙[52][53];德国作家路德维希·雷恩[54]、古斯塔夫·雷格勒;匈牙利人加尔上校,他曾是库恩·贝拉[55]的同伴;当然还有国际纵队最神秘、最著名的领袖——克雷贝尔将军,当时有不少人认为他是保卫马德里的英雄[56]。

阿尔瓦塞特基地

国际纵队的组织者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把这些成分复杂的分子给凝聚起来,日后再将他们编入西班牙军队作战。志愿者在抵达西班牙后,首先要给他们找个地方落脚,再让他们接受训练,然后再根据他们的国籍和能力,把他们分派给各支部队。阿尔瓦塞特基地起初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设立的。

这个城镇被国际纵队选为基地,并非出于偶然:其实第五团在那里已经有了一个基地。在维达利(即“卡洛斯少校”)的帮助下,隆戈在当地弄到了一些房屋,用来迎接国际纵队的第一批战士。在西班牙人的配合下,当地迅速建起了一个总部,它主要的用途是迎接源源不断的志愿者,给他们提供住处和伙食。刚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很不完善,就连洗澡水都不够用。不过,这些最紧要的问题逐步得到了解决。

阿尔瓦塞特总部的工作人员主要是法国人,他们与西班牙军方保持着不间断的联系。一旦西班牙司令部觉得哪里的形势最危险,就会请求把国际纵队派到那里去。在人民军中很常见的军官与政治委员的双重领导,自然也出现在了阿尔瓦塞特。军事方面由以维塔尔·盖曼(即“维塔尔少校”)为首的一批法国军官负责,而政治方面则由迪·维托里奥、隆戈和安德列·马尔蒂领导,政治方面的主要领导人是安德列·马尔蒂。由于安德列·马尔蒂是一位享有盛名、久经考验的老革命,所以他才获得了“战士们的领袖”这个关键职位。很久以前,他曾是“黑海的起义水兵”,但他的盛名也给他招来了许多灾难,有不少人痛斥他是“阿尔瓦塞特的屠夫”[57]。就算您不相信扣在他头上的大部分罪名,您也必须承认:这个脾气暴躁、牢骚满腹的老人并不适合领导这支由各色人等混合组成的部队。不过,盖曼却声称安德列·马尔蒂始终专注于政治工作,从不插手军官的任命,也从不干预作战指挥。

没过多久,接待来自各国的自由战士,就不是阿尔瓦塞特基地唯一的职能了。它既要负责给前线的部队或正在组建的部队补充兵员,还要负责训练和监督各个兵种与勤务。它在周边建立了训练营,还给军官和政治委员设立了军事学院。它下设多种勤务部门,有一间可以修理各种设备的车间,后来还建立了一家生产手榴弹的工厂。有一段时间,它甚至还盖了个牲口棚,里面养满了各种牲畜,这些牲畜是从艾斯特雷马杜拉弄来的,它们在内战爆发时被抛弃了,在艾斯特雷马杜拉的野地上晃荡了好几个月。不过,最关键的是邮政与运输业务。国际纵队的战士们使用的语言将近四十种,对这么多语种的信件进行审查,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在国际纵队刚成立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运输工具——“只有三辆摩托车和几辆旧卡车”——运输状况后来逐渐得到了改善。一些志愿兵以前曾在雷诺公司和雪铁龙公司当过工人,在他们的精心维护下,车库的状态维持得很好。

卫生勤务是最重要的工作。西班牙当然有医院,但这些医院主要集中在马德里一带,而叛军对马德里的狂轰滥炸给伤员的救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在西班牙医院里,国际纵队的伤员几乎都不认识身边的西班牙伤员,这让他们觉得十分孤单,对士气造成了不良的影响。起初,马德里各家医院给国际纵队的伤员划出了专门的病房;后来;国际纵队的伤员被集中到专门的医院里。到了十月,在罗克(Roquès)医生和诺伊曼(Neumann)医生的领导下,六位医生建立起了卫生勤务部门,它拥有野战医院、急救车和机动疏散队。女医生施特鲁泽尔斯卡(Struzelska)建立了穆尔西亚国际医院,这家医院在该地区有四家[58]分院。国际纵队还设立了疗养院。国际纵队的急救与医疗设备是从巴黎运来的。为了建立卫生勤务部门,志愿者们暂时捐出了三分之二的津贴[59]。

国际纵队的组织体系

国际纵队的组织体系,以及国际纵队在武器装备方面的困难,与共和军的其它部队别无二致,所以,在这一节中,我们只讨论那些国际纵队所特有的问题。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国际纵队除了步兵旅之外,还有一些炮兵群:葛兰西[60]炮兵连、安娜·波克尔[61]炮兵连和斯科达炮兵连,其中斯科达炮兵连是最早成立的。

在指挥方面,国际纵队就像整个共和军一样,在政治委员与指挥员之间并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起初,政治委员的职责是监督指挥员:他的制服上有特殊的标记。政治委员的作用因人而异。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政治委员的职责首先是处理人的问题——在国际纵队里,这类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但政治委员逐渐变成了指挥员的副手,他代替指挥员分担了物资、撤离伤员、医疗与邮政、食品等方面的问题。在内战快结束的时候,政治委员与指挥员最终合而为一,从而恢复了经典的一元化指挥体系,这一点在国际纵队中,比在共和军的其它部队中更为明显。

国际纵队有一批富有经验的军官,他们为西班牙战士的训练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他们训练出的西班牙战士中,有不少人最后又被编入了国际纵队。这是因为,起初外国志愿者的数量不断增多,到了后来,外国志愿者的数量又在不断减少,所以国际纵队总是在根据当前的需要而不断重组。为了便于训练和指挥,国际纵队司令部起初想按照志愿者的国籍来编组部队。因此它把德国人(与少量奥地利人)编入了台尔曼营和埃德加·安德列营。加里巴尔迪营是国际纵队首批能够作战的营之一,它在瓜达拉哈拉战役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它的战士全都是意大利人。但这种方法有时也行不通,有些国家的志愿者数量很少,很难把他们都编进同一个部队里。另一方面,志愿者在抵达西班牙后,立刻就会被编入训练部队里。加斯托内·索齐营就是这样成立的,它由意大利籍和波兰籍的志愿兵组成。国际纵队第XIV旅的第九营被称作“九国营”。意大利人彭切尼亚蒂(Pencheniati)告诉了我们关于季米特洛夫营的情况:这个营的营长是保加利亚人格列别纳洛夫[62],政治委员是德国人弗尔曼(Furman)[63]。有时候国际纵队不得不仓促组建较大的单位,迅速将其派往前线,这样一来,就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国际纵队第XII旅就是这样仓促组建的,它下辖一个德国营(台尔曼营)、一个意大利营(加里巴尔迪营)和一个法国—比利时混合营。后来,国际纵队又进行了重组,将台尔曼营和埃德加·安德列营转给第XI旅,而第XIV旅则全部由法国营组成。国际纵队在初期的战斗中伤亡惨重,加剧了这种倾向,迫使阿尔瓦塞特总部对国际纵队进行全面重组。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巴黎公社营损失了相当于两个排的兵力。在特鲁埃尔战役期间,国际纵队第XII旅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三十一日这几天里,就损失了一半的兵力。因此,有些部队被撤编了:露易丝·米歇尔[64]营在组建后,参加了几次战斗,然后就并入了昂利·维耶芒营[65]。把这些重组考虑进去,再根据AVER[66]提供的部队表,可以确认国际纵队有五个旅自始至终参加了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的战斗:第XI旅,旅长为克雷贝尔,政治委员为拜姆勒;第XII旅,旅长为卢卡奇,政治委员为隆戈(化名“加洛”);第XIII旅,旅长为蔡瑟(化名“戈麦斯”);第XIV旅,旅长为瓦尔特;第XV旅,旅长为加尔。还有一些由外国人组成的部队直接并入了西班牙军队,而一些西班牙士兵也被编入了国际纵队。隆戈认为,在一九三七年三月以后,这种合并是必要的。

所以,国际纵队在共和军中发挥了双重作用。他们英勇无畏,乐观积极,他们是共和军的精锐部队,可以胜任最艰苦的战斗。他们斗志顽强,敢打敢拼,他们既是共和军的楷模,在某些方面又是共和军的良师益友。但是,他们兵力过少,使他们只能投入有限的战线。尽管他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最终却无力回天,尤其是在北方失陷之后。另外,在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国际上掀起了保卫西班牙共和国的浪潮,然而这个浪潮却很快就消退了:从一九三七年开始,各国共产党逐渐放弃了以反法西斯主义的名义动员群众的工作。但是,国际纵队毕竟存在过,并且在多次重大战役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事实是不可动摇的。因此,古斯塔夫·雷格勒等人后来虽然与共产党决裂,虽然他们为之颠沛流离、四处漂泊的理想破灭了,但时至今日,当他们回想起国际纵队的兄弟情谊时,依然能感到衷心的喜悦。




[1]经查证,苏联提供给共和军的飞机中,没有叫“拉托”(Rato)的型号,作者指的可能是伊—15战斗机: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共和军飞行员给这种飞机起了个绰号叫“查托”(Chato),意为“扁鼻子”。——中译者注

[2]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就认为,斯大林能够决定拉尔戈·卡巴耶洛政府在哪一天倒台,甚至还能决定最终的失败在哪一天降临。——原注

[3]皮埃尔·拉瓦尔(Pierre Laval,1883年6月28日——1945年10月15日),1903年参加社会党,一战期间持暧昧的和平主义立场。1920年图尔代表大会之后脱离社会党。1931年1月至1932年2月、1935年6月至1936年1月。法国战败后,于1940年7月至1940年12月、1942年4月至1944年8月两次任傀儡政府总理。法国解放后被判犯有叛国罪,1945年10月15日被处决。——中译者注

[4]1936年10月30日,马塞尔·罗森贝格在纪念剧院发表演讲,谈到了这方面的重要意义:“我并不打算邀请任何人参加反对某个政权的圣战,这是因为,用武力迫使别人接受我们的思维方式,是与我们的民主概念相悖的。问题只在于各个民主国家应该团结一致,保卫和平。”另请参阅1936年12月1日何塞·迪亚斯在议会发表的讲话(《斗争的三年》[Tres años de lucha],第277页及其后),他还向遭到正在扩军备战的德国和意大利威胁的英法两国的民主政府发出了呼吁。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也是按照这个基调来进行宣传的:《人道报》在1936年8月底打出了这样的口号:“支援西班牙就是保卫法兰西!”——原注

[5]许多激进分子之所以默认了苏联国内的血腥清洗,主要原因便是西班牙革命的存续以及苏联对西班牙的援助。安德列·纪德(André Gide)讲述了他承受的巨大压力:有人以西班牙民兵的名义,要求他不要发表《访苏归来》(Retour de l’USSR)。在当时,苏联的同路人,比如安德列·马尔罗和路易斯·费舍尔等人,在解释自己对莫斯科审判保持沉默的原因时,都声称自己这样做是为了避免破坏西班牙保卫者的团结。——原注

[6]瓦尔特·盖尔曼诺维奇·克里维茨基(ВальтерГерманович Кривицкий,1899年6月28日——1941年2月10日),本名萨穆埃尔·金斯贝格(Samuel Ginsberg),出身于奥地利加利西亚的一个犹太家庭。1917年参加十月革命,1919年参加俄共(布),1921年进入工农红军军事情报总局工作。1923年曾前往德国协助准备起义。1937年被派往海牙主持地下工作。大清洗开始后,克里维茨基与好友伊格纳斯·瑞斯先后逃亡国外,并在巴黎接触过托洛茨基的儿子列夫·谢多夫。1938年流亡美国。披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939年在非美活动委员会作证。1941年神秘死亡。——中译者注


[7]即图波列夫(Туполев)设计局设计的图波列夫SB轰炸机。——中译者注


[8]苏联提供给西班牙共和国的坦克只有BT-5轻型坦克和T-26轻型坦克,BT-5轻型坦克重量约12吨,但T-26轻型坦克重量只有10吨。——中译者注


[9]我们这里提供的数字,主要来自戴维·卡特尔(David Cattell)编纂的《苏联外交与西班牙内战》(SovietDiplomacy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版社,1957年)一书。——原注

[10]苏联政府声称这批黄金被全部用于购买共和军的补给与武器。内格林死后,似乎是在他的授意下,他的家人将黄金的收据交给了弗朗哥政府。——原注

[11]1936年12月14日,运输人道救援物资的“共青团”号货船在地中海被叛军巡洋舰“加纳利群岛”号击沉。——中译者注

[12]阿图尔·斯塔舍夫斯基(Artur Stashevsky,1890—1937),拉脱维亚犹太人,原姓希尔施菲尔德(Hirshfeld)。内战期间参加红军的军事情报机关。1936年担任苏联驻西班牙大使馆商务参赞,1937年6月被召回国内后下落不明。——中译者注

[13]值得一提的是,马塞尔·罗森贝格和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以前都是托派分子。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曾是托洛茨基的合作者,曾担任红军总政委(应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中译者注),在1923年是反对派领袖之一。他们俩为什么会被派往西班牙,曾引起了不少讨论。斯大林是不是在给他们下套呢?斯大林是不是打算把他们置于严密监视下,再搞垮他们呢?(在巴塞罗那,有人说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很害怕格洛。)斯大林是不是对他们俩起了疑心,便借此来考验他们的忠诚呢?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被斯大林下令枪毙了,他是赫鲁晓夫平反的首批共产党员之一。

克里维茨基认为,斯塔舍夫斯基是苏联的西班牙政策的实际负责人,用内格林来接替卡巴耶洛就是他的主意。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证实了内格林与斯塔舍夫斯基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原因很简单:在1936年,内格林是财政部长,而斯塔舍夫斯基是商务参赞。——原注

[14]我们在第十章讲过,米哈伊尔·科尔佐夫聪慧过人,他在西班牙发挥了重要的政治作用,而且很可能还发挥了重要的军事作用。科尔佐夫的仰慕者雷格勒(Regler)在自传中,描写了科尔佐夫作为一个有些复杂的“明智的斯大林主义者”的心理状态。科尔佐夫和罗森贝格、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一道在1938年的大清洗中消失了,他们未经审判就被处死了。他的名字被从一切官方著作中抹消了,斯大林对他的谴责,是他曾经存在过的唯一证据。赫鲁晓夫为他平反后,他的西班牙日记也得以重见天日:关于他的死因,官方的说法是“过劳死”。科尔佐夫和他的整个团队的死亡,无疑表明反法西斯路线遭到了彻底的抛弃,他在自己的书里详细解释了这条路线。——原注

[15]请参阅本书第一部第十章注释[12]。——中译者注

[16]格里高利·米哈伊洛维奇·施特恩(Григо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Штерн,1900年8月6日——1941年10月28日),生于基辅省斯米拉市(Сміла)一个犹太医生家庭。1919年参加俄共(布),同年在红军第46步兵师担任连政委。1929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1936年担任第7骑兵师师长。1937年1月,化名“格里戈洛维奇”(Grigorovich),前往西班牙,担任共和军的军事顾问。1938年4月回国后,担任远东方面军参谋长,参加了张鼓峰冲突和诺门罕冲突。1939年8月29日被授予“苏联英雄”荣誉称号。在苏芬战争期间担任第8集团军司令。1940年6月被授予大将军衔,并担任远东方面军司令。1941年6月被捕,同年10月遇害。1954年平反。——中译者注

[17]请参阅本书第一部第十章注释[14]。——中译者注

[18]请参阅本书第一部第十章注释[13]。——中译者注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