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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流网在佳士事件期间发布的几篇历史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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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秋火 于 2018-9-24 20:2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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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jiliuwang.net/archives/75254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赤色工会为什么会失败?

历史  2个月前 (07-25)  1,265  激流网



(一)        赤色工会及其活动

四一二政变后,上海国民党当局对中共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实行了查封、解散等严厉镇压政策,上海总工会、各区工联及各产业总工会等工会领导机关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公开活动条件的丧失,使总工会已难以获得过去那种巨大的权威性,党领导的群众组织迅速缩小。1929年6月,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成立进行地下活动的上海工会联合会(简称“工联会”),并指示上总及所属工会全部参加工联会,以工联会的名义去指导基层工会。6月18日,上海工会联合会宣告成立。工联会成立之初,上总并未立即撤销,仍在发布政治宣言、告工友书等文件、传单,并领导工人纠察队。同年下半年开始,上总的名称不再出现。转入地下的上海总工会和上海工联会及其所领导的基层工会,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赤色工会,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上海工人中建立的主要群众组织。

1.组织概况

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后,上海总工会所登记的基层工会达到502个,会员有82万之众, 是为赤色工会力量鼎盛时期。

四一二政变后,大批基层工会遭到取缔或瓦解,共产党所能掌握的工人群众数量也大幅度下降。据1927年10月的《江苏省委最近工作总报告》称,其时党有把握号召的工人为5万人,估计“暴动时可号召十万人。” 到1928年8月,江苏省委估计则是:“目前我党在工人群众中的组织基础大部分在店员手工业工人及一(部)分轻工业工人和市政工人上,聚积起来不到六万人,能号召的虽可达十万人,但大半是无组织或动摇的。” 由此可以看出,这时赤色工会仍保持着至少5万人的规模,但产业工人会员已严重缺乏,且会员质量不高。

进入1929年后,上海赤色工会的规模开始急剧减少。邓中夏在赤色职工国际第十次执行委员会上的发言中估计:“上海赤色工会会员大概约一万人,能影响并能动员的群众大概约四五万人;但大半还是店员,纱厂工人还只有几厂。” 而据上海工会联合会1929年10月14日的工联党团会议的记录,其时“全上海我们有把握的一千人”。  

1930年1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向赤色职工国际报告中华全国总工会所属的工会会员,总计39 800人,其中上海工联会会员为3000人。 同年6月15日出版的《全总通讯》报道丫上海的赤色工会情况:“有二千余会员,而下边的组织仍然表现得非常之散漫。” 据上海工会联合会的统计,1930年上海赤色工会人数为2 777人 ,按上海80万工人计算的话(实际不止此数),上海地下党领导下的赤色工会会员仅占工人总数的2.6‰,其中,有明确统计的沪东区工人总数为53 180人,赤色工会会员296人,占工人总数的约0.56%。可见,这时的赤色工会在数量上已经不成气候。

此后,上海赤色工会进一步萎缩。罗迈在1931年2月7日出版的《实话》第19期上抱怨,上海“赤色工会和会员都猛烈的缩小(现在只有七百人了)所有产业工会都变成了空架机关,现在几乎没有真正的赤色工会。” 到同年10月2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给赤色职工国际执委会的信中,汇报了这一时期赤色工会的组织状况,其中上海的赤色会员仅仅600多人。

九一八事变后到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国民党政府陷入了空前的政治危机,上海出现了一个群众救亡运动的高潮,各种民间组织大量涌现,但赤色工会的发展仍无起色。按照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说法,这时赤色工会在组织上已获得“相当的发展”,即“市政发展五十八人,印刷十人,青工六十人,女工十人,香烟二十四人,共一百六十二人。” 3个月总共才增加了162名会员,就被认为是“相当的发展”,可见情形之窘迫。

到1932年5月,“全上海赤色工会会员不过四百人左右”,而且,“即使四百赤色工会会员,也没有在组织上巩固起来。” 据上海工联会组织部统计,是年底全上海的赤色工会人数仅剩126人 。到t933年,“一些赤色工会小组相继停止活动,以后会员寥寥无几。”

对于赤色工会规模不断缩小这一可悲的趋势,中共江苏省委曾竭力试图予以扭转,多次下达严厉的指示,制定详细的计划,要求基层党组织及赤色工会干部组织坚决地发展会员。如1931年5月,江苏省委在制定六、七月份工作计划时,要求基层组织“帮助上海工联党团并领导支部发展会员,建立赤色小组,成立正式分会,完成六月份发展会员三百人,七月份五百人。” 同年10月,江苏省委再度提出,“在今年广暴(广州暴动纪念日一作者注)以前一定要发展三百真正的赤色工会的会员。对于各种附属组织,必须加以切实的注意,在广暴纪念以前发展五百人。” 1932年,江苏省委更提出“在‘十月革命’前须实现‘为一万赤色工会会员而斗争’ 的口号。但事实证明,这些计划最后都只是一个个美丽的梦幻,在衄雨腥风中破灭得了无踪迹。

大量事实表明,这一时期上海赤色工会不仅规模不断缩小,其内部的组织建设也基本乏善可陈。

1930年1月5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派员巡视上海赤色工会后,即致信上海工会联合执行委员会,批评说:“各区下级工会很少是有群众组织。所谓工会大都是建立在少数干部分子或活动分子关系上,工会都没有基本的组织。” 虽然此时上海赤色工会尚有三千多人的规模,但“实际上是拉夫来的,拿暴动欺骗来的,没有工会生活,所以产委一结束,赤色工会和会员都猛烈的缩小” 上海赤色工会的领导机构实际上也是一个空的机关,严重脱离群众“不但不能集体化,不开会,负责人彼此不知道有些什么工作。……没有组织,没有分子。一切问题由秘书处负责,不能时刻指导下层群众工作。”

许多工厂分会或赤色支部都是经常处在流动状态。如“沪西赤色工会组织在九一八和一二八以前大部分是中国纱厂,但是到了现在,沪西只有日本厂的组织,中国纱厂又没有了,或者已经很少了,这是常有的事!几个月中间,上海工会组从这一部分换到那一部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对此,有人分析道“赤色工会的流动,完全因为领导机关没有去巩固。一般工会工作同志,把赤色小组成立了,以为‘大功告成’,有意无意抛在一旁,寒热病似的注意了东,忘记了西。常常听见工人们说‘有斗争你们就来找我,斗争结束后找不到你们。” 无怪乎中华全国总工会惊呼“组织不稳固,会员流动太厉害。”

上海赤色工会不仅组织机构散漫,对于会员的联系也极其薄弱。作为一个秘密组织,赤色工会内部没有最起码的组织生活,甚至平时也不与会员发生联系,只是在开展斗争时上级才出来对会员发号施令。“工会以至工会支部,缺少经常工会的活动工作,不能开会,不能收费,对于会员没有很好的工作分配与活动方法的指导。因此,工会与群众的关系不密切,组织的作用,仅在斗争时候表现其作用,在平常一般工人群众是尚未认识工会是他们自己的组织。”

2.基本任务和主要活动

1929年,中共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职工运动决议案》规定,赤色工会的基本任务包括政治与经济两大部分。其政治任务是:“坚决的领导群众做反对帝国主义斗争”、“坚决的反对国民党政府”、“力争工人一切自由”、“必须与国际工人阶级有亲密的联合”、“拥护工人祖国苏联”、“赤色工会在工人群众中宣传工人阶级应该赞助农民的土地革命”。其经济任务是“不应忽视群众的经济要求与领导,增加工资,规定最低工资,星期日休息,改良待遇,及工人卫生等要求,”而“八小时工作制是目前工人经济斗争中最主要的一个要求”。

基于上述基本任务的规定,中共江苏省委及上海基层党组织指挥赤色工会开展了一系列斗争。

首先就是组织或策动各种政治性的罢工。GCD的领导机关认为,“革命工会应该很坚决的站在工人前面,领导工人群众的斗争,要有计划的去领导斗争,有计划的去运用罢工战术,组织罢工,由日常斗争发展到罢工和一业同盟罢工。只有广大群众罢工斗争的发展,才能使革命力量加强,才能走上武装暴动,推翻反动统治阶级的革命道路。”

在实际工作中,赤色工会所组织或策动的罢工,主要就是政治性罢工,即使是普通的经济性罢工,领导机关也总是设法将之引向政治斗争的轨道,至少也要贴上政治性的标签,“在一切经济斗争中必须提出政治要求” 。理由即是:“在现时为在一省或数省中形成并巩固一强有力的苏维埃根据地斗争的时期,赤色工会的任务,便是在准备很好的群众斗争中去发动组织与领导广大工人阶级的群众,应该从工人迫切的经济和政治斗争要求着手,应很巧妙的把他们和政治斗争以及为苏维埃斗争的中心目标联系起来,而使他们革命化。” 在这种“左”倾思想的指导下,罢工斗争必然“红”得发紫,并导致不断的失败。

如1930年1月11日,美商安迪生灯泡厂部分工人准备组织赤色工会性质的俱乐部,资方闻讯,即勾结当局逮捕了3名工人代表,全厂八百多工人于13日举行罢工。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上海工联会即向所属工会发出援助该厂工人斗争的号召,提出的口号单中,便有“工人有组织自己阶级工会、罢工示威的自由”、“拥护上海总工联会”、“打倒帝国主义”、“扣‘倒国民党”的口号,这立即暴露了这次罢工的政治背景,工人无法达到目的,被迫于当月15日复工。同月,祥昌棉织厂资本家借门营业不振,宣布关厂,该厂三百余工人竭力反对,并向国民党党政机关请愿。这本是一次合法的经济斗争,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上海工会联合会却提出“打倒国民党”、“准备第四次暴动”、“建立工农兵苏维埃”等过“左”的口号,结果未能获得什么效果,反而是吓退了群众。

同年6月18日,法商水电公司机务部全体工人,在法电机务部工会领导下,为改善经济待遇举行罢工,遭到法租界捕房的武装镇压,被打伤三十多人,24人被捕,是为“马浪路惨案”一上海地下党领导机关即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坚决抓住这一流血事件,来号召组织全上海八十万工人,以至广上(大)贫民群众,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运动,实现总同盟罢工的方针” ,并把从实际出发、试图坚持进行合法斗争的法电工会负责人徐阿梅指责为“黄色工贼”,把法电工会指责为“黄色工会”。同年7月14日,英商老怡和丝厂三千余工人因收入减少,生活困难,反对资本家停止夜工而罢工,江苏总行委也准备将之扩大为全市总同盟罢工,除提出“反对开三日班”、“加工资”、“发米贴”等经济要求外,还加上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屠杀工农的国民党”、“全上海各厂工人实行总同盟罢工”、“建立苏维埃政权”、“_拥护红军” 等口号。结果当然遭到镇压,有十余人受伤,工人被捕,后又有数名罢工积极分子被捕,21日,工人被迫无条件复工。

1934年3月7日,美亚绸厂旧千五百余工人,为反对资方工资打七折,在共肯团支部的领导下举行大罢工,赤色工会却趁机提出“冲破五次围剿”、“援助工农红军”等与劳资双方都不相干的口号,还让罢工委员会带领群众包围市政府,结果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血腥镇压,重伤二十余人,轻伤百余人,坚持近50天的罢一:斗争失败,罢工中的积极分子167人被开除。

赤色工会的第二个任务,就是组织成员参加各种政治性的群众集会。即“各工会应即召集各种群众会议,以宣传赤色工会的政治主张以及斗争纲领,以扩大赤色工会的组织,建直强固下层组织基础。” 由于每次示威和集会几乎都遭到镇压,都有群众被捕甚至牺牲,群众愈来愈不愿意参加,最后便只剩下党团员和赤色工会会员参加,结果,损失更加惨重。

准备武装暴动,则是赤色工会的最终任务。这实际上也是当时中共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最高理想。中共领导机关一再强调,“发展工农(人)武装的组织——纠察队、维持队等,要在斗争中扩大这些工人武装组织,不仅是工人自卫,而且以为准备武装暴动,实行武装拥护苏联的主要工作之一。在群众中开始进行武装的军事训练。”

按照全国总工会和中共江苏省委的要求,上海赤色工会一直在尝试建立工人武装组织,准备实行上海工人的第四次武装起义。如1929年8月,上海工联会提出:“我们应当宣传准备第四次暴动。工人武装起来,打倒国民党。”1930年3月,建立了160人的工人纠察队,同年4月20日,上海工联会冒险举行了一次工人纠察队的大检阅,参加的有400人。检阅时还举行了授旗宣誓仪式。结果遭到当局冲击,多人被捕。1931年“五一”前后,上海工联会准备再扩大工人纠察队,强调“这队伍在暴动时就叫暴动队”、“组织工人纠察队不仅是保卫工会,而且要组织武装进攻,为上海工人第四次武装暴动做准备”。 但由于这类工人武装的活动过于冒险和公开,往往在罢工斗争和游行集会中遭受损失,始终没有能获得切实有效的发展。

另外,赤色工会会员还被要求参加一些其他的革命组织,做相应的工作。如要求参加革命互济会等。“各工会以至赤色工会支部,所有会员,应有组织的加入革命互济会,在互济会的分部或支部中,应选举负责人出来组织革命工人救济委员会,与互济会一致的进行工作。”

在国民党白色恐啼下,赤色工会偏重于从事政治活动,而且不讲究策略,这样就注定赤色工会大多数的斗争活动必然遭受挫折,特别是政治色彩过于浓重的活动必然遭到当局的残酷镇压。因此,工人群众对赤色工会有很大的恐惧心理。“一般群众原来对我党及上总,信仰很好。……在本党及上总能够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很信仰,及至叠次失败,受严重的打击,和切身的痛苦,同时我党的指导上发现许多的错误,组织上发现许多的弱点,所以渐渐对我党及上总的信仰减削了,甚至失望了。”

3.赤色工会失败的原因

这一时期赤色工会作为党领导的工人群众组织,总体上无疑是失败的。虽然它进行过大量英勇的斗争,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斗争能切实起到扩大中共政治影响,进而团结、领导广大群众的有效作用。赤色工会对普通工人群众,明显缺乏吸引力,因而队伍呈现出不断缩小的趋势。它既然不能有效地团结和引导群众,不能获得群众的信任,因而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群众组织,更不能承担起中共领导机关为它所规定的基本任务。

赤色工会工作失败的原因,显而易见。

第一,        这与上海地下党尚未建立有效的城市群众工作的秘密斗争模式有关。

如前所述,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在上海领导的工人运动获得很大的成就,主要是公开斗争模式的成功。这种斗争模式的最大隐患,就是工人运动的发展高度依赖一个公开的工会领导机关——上海总工会,从而使表面上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缺乏可靠的基层组织基础。上海总工会统辖的基层工会虽然数量众多,大多却是凭着革命形势的高涨、借着政治口号的激荡建立起来的,并没有巩固而健全的组织基础,普遍存在着“委派制度、命令主义,少数包办,缺乏工会民主生活,下层基本组织薄弱,在各组织上都是严重表现涣散现象等等” 问题,亦没有坚强的党的基层组织作为核心,也普遍缺乏独立开展经济斗争的能力与经验。尽管中共上海区委在五卅运动后的一段时间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也曾在组织经济斗争方面做过一些努力,但总的说来,还没有摸索出一套比较成熟的秘密斗争模式。因而,一遇严重的白色恐嗬,需要通过脚踏实地的经济斗争来凝聚群众时,多数基层工会就显得有些无所适从了。如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一份文件所说:“在过去,赤色工会虽领导了广大工人群众作了许多伟大的革命斗争,但未能充分注意工人切身的经济利益的要求,因此又使一般的工人群众认为工会是政治斗争的组织,养成群众依赖政治的观念,轻视本身的阶级力量。所以国民党反动以后,赤色工会的机关一遭关闭,工会群众的组织和基础即完全瓦解。甚至在秘密活动时,一般工人群众不愿秘密进行工会组织,而希望某种政治势力来解决他们一切政治问题。这都是公开时代在工作上的错误,而遗留于群众中的影响。”

土地革命时期上海政治环境的最大特点,就是白色恐怖严重,没有任何进行公开政治斗争的空间。上海地下党因受到曾经行之有效的公开斗争模式的深刻影响,在缺乏扎实的基层工作基础的条件下,继续袭用过去的办法来动员群众,自然要碰得头破血流。由上而下的强迫命令、委派制度等完全不符合地下党群众工作规律的工作方法,遂成为这一时期工会工作中难以克服的痼疾。

四一二政变后,赤色工会领导机关曾热衷于用“红色恐怖”手段来胁迫群众参加斗争,就是这种错误工作方法的典型例子。1927年11月,恒丰纱厂工人罢工,永安纱厂部分工人也开展同情恒丰纱厂的罢工,资本家勾结巡捕房拘捕罢工领袖,上海总工会即指挥一批“红色恐怖队”队员冲入永安纱厂,迫使全厂一千八百余名工人都参加罢工。申新纱厂五厂工统会控制下的厂工会拒绝参加罢工,上海总工会又“组织了四五十名武装的‘红色恐怖队’队员,持枪冲进申新五厂‘大打一阵’,关闭机器,强制罢工,”于是,“工贼走狗拼命躲避,许多不理解情况的工人也吓得逃出厂去”,该厂1 800名工人遂于11月4日“实行同情罢工”。日华一厂、二厂工头由于害怕“打厂”,“连忙派出代表表示同情斗争,也于同一天参加罢工”。在这种红色恐怖的气氛中,沪东纱厂实现了所谓的总同盟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虽然有“7个厂,约15 000人” ,但实际上群众并不理解为什么要罢工,只好分散回家,罢工斗争的局面冷冷清清。最后,一遭大规模镇压,工人群众又纷纷复工,同盟罢工彻底失败。

赤色工会甚至还曾动用“红色恐怖”来打击积极复工的工人,以阻止工人复工,坚持罢工。1927年11月,上海英电90号司机被巡捕流弹扣‘死,8号司机负伤,工人群众囚不满资本家的处理,在市政总工会的领导下罢工。因有少数工人没有参加罢工,赤色工会便派出7名“红色恐怖队”队员前去袭击阻拦。结果,“英电驾驶员和售票员惧怕出事,不敢驾驶,英电各路电车就全部停驶。” 但资方义派查票员开车,到12月7日上午,开出的电车增至20余辆,上工工人有100余人。“红色恐怖队”队员再次出击,先后将两名带头出车的查票员打死在家中。 这虽然暂时阻止了复工,但因为没有群众基础,最后无法避免斗争彻底失败的命运。不仅如此,这次活动还使该企业的群众疏远了共产党。一名GCD的工运干部即写道:“罢工工人在这一个大行动以后的恐慌更蕴蓄在各人的胸中……在青莲阁召集车务工人,到者只60余人,群众表现其动摇犹豫的心理。……他们与我们约定听同音的时间,竞避而不敢与我们见面。” 用所谓的“红色恐怖”的方法来强行发动1潮,显然完全违背了党的群众工作必须团结、教育群众和必须尊重群众利益、群众心理的要求,必然会被群众唾弃。

第二,对GCD与工会的关系界定不清,导致赤色工会失去群众组织的特点。

政党是政治组织,理应以开展政治活动和政治斗争作为主要任务。而工会是党领导的群众组织,理应表达广大群众的基本经济利益,其功能定位首先应该是维护群众经济利益的组织,而非主要关注政治问题的政治组织。因此,工会必须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工会干部必须来自群众,这样才能及时而且准确地反映群众的利益诉求,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威信。然而,这一时期GCD的领导机关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过多地直接干预工会的活动,使赤色工会实际成了党的政治外围组织。

这突出地表现为赤色工会的组织和活动形式单一和狭隘,甚至“处处模仿党,依靠党。以至于上海工联报告中,把党与工联的关系的不好,当作工联工作上最主要的缺点”。  1927年10月中共江苏省委在总结上海赤色工会发展情况时,也承认:“群众的组织,前月发展到三十个工厂委员会,因党与工会系统未分开,工厂委员会仍是等于虚设。”而造成党过多包办工会事务、党与工会的组织不能划分清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党的干部认为工会中的工人“能力太弱,没有独立指挥的能力……复加以白色恐怖和失业的恐慌,同志只有直觉,没有认识革命的出路,以工作为差事。上级指导机关,也不会应用他们的能力” ,所以只能包办。

对此,中共江苏省委也曾进行过积极的探索,希望建立独立的工会系统,通过组织工会党团来领导工会,而不是直接干预包办工会,“肃清派人包办职工会及工人团体的传统观念及其制度,尽可能发展工人群众自己独立能力,吸收广大的非党群众,而党从中发生党团作用,以消灭代替工会及不发生工人群众组织的目前现象”;还曾强调工会领导机构中的党员人数比例要适当,“在党领导下工人群众的任何组织,指导机关的地位,我们同志只能占相当数目,绝对不能采用包办的形式,这不仅在下层组织中应如此,在上层总工会中亦应如此。”

然而,赤色工会过于浓厚的政治色彩,必然要求入会会员有很高的政治素质,至少愿意参加各类冒险的公开政治活动。因当时的中共领导人认为:“严重的白色恐怖和极端秘密的条件之下,极广泛的群众组织是不能组织的,只能组织最先进的分子,共产党员和积极的无党工人。”但能满足这种标准的工人为数不多,这就必然导致赤色工会组织的狭隘}生。早有研究者指出:“在那时环境下,赤色工会本身不可能发展的,因为它提的要求不是一般工人所能参加的,而是党员的标准。……事实上也是以党员要求来发展会员的。”实际上,有理由相信,1930年以后的赤色工会会员,大多数就是共产党员,因为其时的会员数量,与党员数量极其接近。见下表:



由于赤色工会中几无普通工人参加,明显缺乏群众基础,甚至很难算作一个群众组织,党的领导机关自然无法从中造就一支有力的工人骨干队伍,结果必然导致党对工会工作的包办,“把职工运动完全建筑在上总的工会工作人员身上,区委几乎成了单纯的党内组织部,支部更加离开了群众工作,形成了党与职工运动的对立的形式。”党对赤色工会的包办,直接的恶果就是赤色工会无法及时而又准确地反映广大群众的利益诉求,不能完成团结和凝聚广大工人群众的基本任务。

第三,赤色工会失败的最根本原因,应该是“左”倾指导思想所导致的一系列错误方针和策略。

由于受俄国十月革命斗争道路的影响,“城市中心论”在土地革命初期的中共党内占据统治地位。如强调“党的责任就是努力领导工人日常斗争,发展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涨,组织暴动,领导他们到武装暴动,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  “从大城市日常的工人斗争的发动与扩大,进于工人群众反抗政府的总的政治斗争,以至大城市的武装暴动活动胜利,成为四周农民暴动的中心与指导者,而夺得工商业中心的政权——一省的政权。” 曾经成功地实现过工人暴动的上海,更由此成为中共中央心目中最重要的暴动基地。因此,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便不得不以准备暴动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导致了赤色工会工作中一系列的“左”的错误方针。

由于以城市暴动夺取政权为最终任务,GCD在赤色工会的功能定位上,便不可避免地过分强调其政治使命,忽视了工会组织的基本任务,从而脱离了群众。大革命失败后,上海的工人群众政治热情明显下降。GCD却基本无视这一点,赋予赤色工会过于沉重的政治任务,完全脱离了广大群众的觉悟程度,因而不可能对广大工人群众产生吸引力。赤色工会在发动政治性罢工或其他斗争时,在策略上还总是按照上级不切实际的要求,只强调进攻和扩大,拒绝退却或必要的妥协,既不符合群众的切身利益,又造成了巨大的安全风险,更令群众,望而生畏。

同时,赤色工会及其活动浓厚的政治色彩,使得其无法通过合法的公开活动来影响和团结广大群众。虽然当时即有人认识到,“群众工作绝不是秘密所能发展的,必须公开的宣传赤色工会的主张,争取群众” 。但是,在“左”倾方针的指导下,赤色工会不仅拒绝任何合法活动,还竭力把一般的工潮强行贴上共产党的标签。严重的白色恐怖条件下,这种公开活动无异于以卵击石,更不会对群众产生任何有益的影响。

赤色工会的冒险和关门主义的政治活动使其基本丧失了活动的空间,工会组织在斗争中不断遭到破坏。“在1933年至1934年问,赤色工会平均每一两个月就要遭到一次破坏,最多不超过四五个月。” 既不能有效吸收新的成员,党员和工人骨干又不断地流失,赤色工会当然要日益走向衰落。


(二)“冒险主义教徒”的礼拜日——飞行集会和示威游行

这一时期,地下党及赤色工会领导的群众斗争,除罢工等日常的斗争形式和模式外,还比较突出地采用了飞行集会和示威游行的方式。飞行集会,就是由党的领导机关对集会的日期(一般为纪念日)、时间、地点(一般为热闹地区)做出具体规定。届时参加者扮成行人分散前往,到约定时问,则由一人或数人以燃放爆竹或摔酒瓶为号,与会者立即集合,有人演讲、喊口号、唱革命歌曲、散发传单,然后在军警到来之前解散。

1.党对飞行集会、游行示威的认识与组织

当时党的领导机关一再强调,飞行集会是一种有效的斗争.手段。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职工运动决议案》中就断定,飞行集会是在“不能经常的召集群众的会议中(时)最好的一种鼓励群众而带有行动的集会方法。”并要求各级党组织认真准备飞行集会,使“飞行集会易于转变为群众的示威活动。” 同年11月8日,中共中央在给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的一封公开信中,进一步对此类群众示威作了充分肯定,称“群众示威是斗争发展到了高度的一种最热烈的表示”,“他表示对于统治阶级政治上的反抗,他检阅了自己的团聚力量,故这种行动实含有庄严的意义”,故“一年来我党领导的示威运动的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他每次给予群众的政治影响与给予敌人的恐慌畏惧都显然是很大的”。示威运动组织不力者,则被该文斥为“机会主义者”。  1930年7月22日,全国组织会议通过的《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组织任务》中更是断定:“示威运动,在目前将成为群众主要的政治斗争的行动。”

根据中共中央的上述要求和指示,江苏省委组织这类活动可谓不遗余力。特别是各种纪念节日,都有具体布置。当时的纪念日还特别繁多。仅1929年来看,就有:1—3月的“列宁逝世五周年纪念”、“二七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纪念日”、“上海三次暴动二周年纪念”;4—6月的“四一二”、“五一”、“五三济南惨案周年纪念”、“五四”、“五五马克思生日”、“五九国耻纪念”、“五卅四周年纪念”、“六二三沙基惨案四周年纪念”;7—9月的“八一国际赤色日纪念”、“九一”、“九五”、“九七”;10一12月的“双十节”、“十月革命十二周年”、“广州暴动二周年纪念”等等。为了组织是年的五卅运动纪念活动,“党内成立了由中央、团中央、省委团省委、上海总工会等单位负责人参加的‘总行动委员会’,指挥这次行动。党外的群众团体成立了上海各界纪念五卅运动四周年筹委会,发了大量的宣传大纲和传单。30日清晨,示威群众从各方面陆续汇集南京路两旁。10时整,一声哨响,积极分子拥上街头,一面散发传单,一面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等口号。少数积极分子撤退时砸了电车和国民党在上海的机关报《民国日报》馆。这天有的区也分片组织了示威、群众大会或飞行集合。”结果“这次活动有近百人被捕。”“五卅”示威后,省委又筹备“八一”总示威,“‘八一’当天有数千工人,学生、少数农民、士兵,冲破中外反动派的警戒封锁,在南京路、福州路、白渡桥、天潼路示威游行,持续了三、四个小时。上海各区也举行了罢工、飞行集会或群众大会。” 按照时任沪东区委书记何孟雄的说法,是年“从‘五卅’以来,上海平均每十天有一示威,无论大小,变成不断示威。”

1930年则有:1月19日“以灯泡厂惨案为中心”的“反军阀战争,武装保护苏联与准备武装暴动”示威,参加者一千多人,数十人被捕;3月18日的示威活动,一千四百余人参加,20人被捕;4月8日,省委在北京大戏院召开上海“五一”总示威第一次筹备代表大会,“散会时被武装巡捕包围,百余人被捕”;4月20日,“上海各区工人纠察队近四百人,在杨树浦临清路一带公开举行检阅大会,遭到敌人的冲击,许多人被捕”;4月27日,“省委在‘仁济善堂’召开上海‘五一’总示威第二次筹备代表大会,二百多人被捕”;5月1日,“上海有一万多群众拥到南京路,占领马路,阻拦电车、示威游行,遭到早有准备的中外军警巡捕的冲击,被捕多人” 。

特别是到后来,由于罢工斗争已很难发动,地下党更是全心投人到此类活动。飞行集会甚至一度成为党领导上海群众开展斗争的唯一方式,直到党的力量损失殆尽,再也无力发动为止。

2.飞行集会与游行示威的效果

刘少奇早就指出,飞行集会之类是典型的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行动。“纪念节在过去几乎成了我党冒险主义‘教徒’的‘礼拜日’。在这一天,照例要发宣言、发传单、出特刊、关车、罢工、到马路上示威、叫口号、开会等。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不管敌人的戒备和阴谋,我们是照例要做这些事的。甚至完全没有群众,仅仅只有我们的干部,也要到马路上叫口号、散传单、打石头——示威。……结果在这些纪念节的损失,是难以计算的。” 由于这种内容空洞的政治示威与群众利益无关,严重脱离群众,群众不想参加,加以几乎每次示威和集会都遭到镇压,都有人被捕甚至牺牲,群众也愈来愈不愿意参加,只有党团员参加。结果是:这类活动非但不能起到任何教育或鼓舞群众的作用,反而造成越来越多的党员骨干暴露、被捕。1931年五一节,上海地下党要求分区举行飞行集会,沪东区“组织上动员并集中了四十人以上,虽没有做到演讲,但有十七人散了五六千份传单,七个人喊了口号,张开了红旗”;“岳州路集中二十六人,散了四百份传单、喊了两个口号”, 闸北沪西的则示威没有实现。沪西的三次飞行集会都告失败。

而当时“左”倾领导人对此类不但不进行反思,反而自欺欺人地夸大其实际意义,说这是“冲破统治者的恐怖,表示自己的力量伟大,这是宝贵的成功。”“吓得帝国主义、资本家、国民党不断的发抖”。如1929年的五一节南京路示威,被捕一百多人,内部的总结却说“虽然损失了一百多同志,却使敌人在政治上受到打击。” 在这种认识下,“左”倾冒险主义者不顾恶劣的白色恐怖环境,对实际困难视而不见,对组织这类冒险活动不力者,扣上“机会主义”、“右倾”的帽子予以打击、排挤。

这一时期的飞行集会和示威活动,固然表现了地下党员及其领导下的积极分子敢于同敌人斗争、不畏牺牲的勇气,但此类活动无关普通群众的切身利益,超出了多数人的觉悟程度,非但不能起到团结群众的作用,甚至还使群众疏远党。这是一种明显错误的群众工作方式。


(三)对群众的宣传工作

有效的政治宣传,是政党传播政治主张、扩大政治影响、争取群众支持的重要途径。重视对群众的政治宣传工作,是这一时期上海地下党开展群众工作的重要特点。这一时期,上海的中外统治当局均实行严厉的言论控制政策。但由于租界的存在,行政体制的割裂和政策的差异,也使得统治阶级无法绝对封杀所有的反抗言论。只要GCD执行正确的方针和策略,仍有机会利用统治制度的这个缝隙,特别是利用租界的特殊政治环境,开展有效的政治宣传活动,争取广大的群众。但由于“左”倾指导思想的干扰,党在群众宣传和教育工作上存在很多缺陷:宜传组织机构由于力量的限制得不到合理的配置;宣传目标和内容由于过于政治化而不易为群众接受;宣传缺乏策略,不讲合法和公开,不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做适当的改变;宣传的形式和载体上没有能考虑到宣传对象的特殊要求,单一而死板。因而这一时期,尽管党高度重视对群众的宣传工作,却并没有取得相应的成绩。

1.        群众宣传工作的机构与力量

上海地下党的宣传领导机构是江苏省委宣传部,下设部长、秘书、宣传科、鼓动科、出版科、印刷局等部门,并成立有省委宣传委员会、党报委员会、职工宣传委员会(《上海工人》编辑委员会)等。宣传部决定群众宣传的目标、内容和主要形式等。

地下党的各区委均设有宣传委员会,由“区委宣传委员,工联宣传委员,K.M.T.区委党部宣传委员,c.Y.区委宣传委员”组成,“每周开会二次,计划该区宣传工作”。

各区委、支部还都应该成立宣传队,开展广泛的群众宣传活动。各区委的宣传队“专司秘密散发宣传品,写标语,造谣言,侦探消息,传达命令等”,“各支部均应组织三人以上的宣传队,执行一切宣传工作,在较大而有力量的支部须设立宣传委员会,计划并指引该支部的一切宣传工作”。 工厂中“均应立即组织宣传队、粉笔队、传单队”。 从文献中看,当时有些党组织所建立的宣传队还有标语队、口号队、演讲队、毛笔队、炭条油墨队、鼓动队等名称。

这种专业化的宣传队主要由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有的还享受津贴,如“特别服务队每月给生活费十元。” 因而,始终规模不大,而且活动模式固定和僵化,往往只是在工厂门口和大街上发传单、作演讲等。其中,以散发传单和书写标语为最主要的活动方式。上级党组织往往以一种相当浮躁的心态,强迫命令各级组织人员大量印刷传单,在规定的时间、地点作规定数量的散发。这就使得这项工作带有极大的风险性,一不小心就会遭到逮捕。

2.        群众宣传的主要内容

这一时期,政治宣传工作的目标是“使党的独立的政治宣传普遍的深人群众去,扩大工人阶级对本党的信仰,使群众对于阶级的意识更进一步的认识,而走向我们所指导的道路。” 围绕着这个目标,宣传工作的主要内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反对国民党的统治

国民党背叛革命后,疯狂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国民党统治下,中国继续遭受列强的欺侮,政局动荡不稳,军阀割据,内战频仍,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群众几无政治权利和自由可言,生活极度困苦。特别是“九一八”以后,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引起了各阶层普遍的愤慨,在上海一二八抗战中又不积极,缔结了可耻的城下之盟,更是遭到国人几乎一致的唾骂。

共产党人坚信,国民党是“国民公敌”,国民党政权是反动的政权,也是中国人民一切痛苦的主要根源。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不仅是GCD的使命,也是人民群众一致的心声。因此,旗帜鲜明地喊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向群众“揭破国民党背叛革命,勾结帝国主义,欺骗民众,屠杀工农的事实”,将使群众更加认识到“国民党的反动面目,更加加强群众的革命认识和情绪。” 此外,中共江苏省委还要求抓住群众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问题,作反对国民党的宣传。如“在每一工厂的每一个小问题,党及上总都不要放弃对于工人的宣传——使工人认识国民党一切形式的工会组织为政府机关,而非为工人的组织。”

(2)        反对帝国主义及拥护苏联的宣传

帝国主义是阻碍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三座大山之一。上海作为近代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长期处在中外民族矛盾的中心。外国人直接在沪投资开办工厂,凭借技术、资本上的优势和治外法权的庇护,不仅对民族资本企业构成巨大的压力,还对工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和令人发指的侮辱压迫,历来是人民群众最痛恨的对象。尤其是租界当局凭借不平等条约和炮舰政策的保护,多次对上海人民的政治抗议活动进行血腥镇压,更使上海人民形成了强烈的反帝情绪。因而,在上海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无疑有着较好的群众基础。

同时,上海地下党还大力开展“拥护苏联”的宣传。强调苏联是“无产阶级的祖国”,宣传苏联工人的“幸福生活”、宣传苏联的经济社会发展、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但这些宣传并没有很好地针对群众的心理,更无法与群众切身利益结合起来,完全脱离群众的需要与政治水平。有些材料甚至在宣传“苏联的五年计划”,结果群众根本不知所云。特别是在1929年“中东路事件”中,GCD简单地号召群众打倒国民党,拥护苏联,完全无视民族感情,更使得广大群众感觉莫名其妙,甚至引起反感。

(3)反黄色工会及改良主义的宣传


在关门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上海地下党还曾大力开展反对黄色工会及改良主义的宣传。将一切非党的思想一律斥之为反动的思想,必将之打倒而后快。甚至认为改良主义倾向比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更为恶毒和危险。党的领导机关一再要求“扩大反改良主义的宣传,打击群众的合法观念和对国民党的幻想”,  “加紧揭破改组派、取消派、黄色工会的改良欺骗” 。

(4)有关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政策的宣传

除了进行反对国民党、帝国主义、改良主义的宣传外,中共江苏省委还要求,“在斗争中须利用一切事实联系到党的政治宣传’’ ,即宣传自己的各项政治主张,力图使自己的主张为群众所了解,所理解,所信服,从而凝聚在党的旗帜下。但宣传的口号,往往明显脱离群众的认识程度,也难以为一般群众所理解,如“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八小时工作制;统一中国,解放帝国主义的羁绊;推翻国民党的资产阶级与地主政权及建立工农专政与组织苏维埃” ;“工人聚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 ;“加紧工人纠察队与准备第四次暴动” 等。

3.        宣传的方式和方法

在严重的白色恐阼条件下,国民党对言论及出版物实行严厉的高压政策和严格的检查制度,对异己的公开言论予以残酷的打击。在此种条件下,采取何种宣传形式和宣传方法,便决定了宣传的范围和宣传可能取得的效果。如何做到既公开扩大自己在群众中的宣传,又不暴露自己的革命力量,做到公开与秘密的很好结合,做到宣传的群众性与党性的统一,这就需要采取较为合适、群众容易接受的宣传方式和方法。

除了飞行集会之类的集中宣传活动之外,文字宣传始终受到地下党的高度重视。中共江苏省委认为:“在残酷恐怖阻碍口头宣传与煽动宣传的条件之下,各种形式的刊物宣传(报纸、传单、小册子、宣言等等)便获得极重大的意义了。”

这一时期,江苏省委及上海地下党一直大量散发各种文字宣传材料如小报、宣言、传单、标语、墙报等来扩大自己的影响,教育群众。1927年8月,江苏省委为反蒋介石政变而制定的行动大纲中,就要求上海“各工会立刻根据此次运动(反蒋介石——作者注)目的发表宣言”,“各区应尽可能的自出一种小报;或不断的散发许多传单”,并要求各区宣传部赶快计划出版党报、三日刊、政治宣传大纲、快报等 。

1932年8月江苏省委为准备“九一八”纪念,规定各区委“应该立刻准备‘九一八’的各种宣传品,沪西、特区、法南、沪东至少二万份,沪中、闸北至少一万五千,其他各区至少一万。……对各区小报、壁报必须加强它的领导。……增加小报发行的数量至少一半至一半以上,每一个中心厂必须有壁报,保证小报、壁报按期出版……同时必须充分计划来准备口号队、演讲队、散发队等等的组织各区宣传部应该准备画报、新剧、歌谣各种宣传工作,来兴奋群众的情绪,动员群众。” 由此可见,文字性的各种宣传在群众宣传中占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出版的群众刊物比较讲求针对性。如《三日旬刊》是以“浅俗讽刺文字”对工人及一般市民宣传的;各区工委办的各种油印的每日小报,“专给工人阅读”;C.Y.编辑的旬刊则“侧重青年阅读”;《向左周刊》则“侧重智识分子及商民阅读”;上海总工会编辑的各种画报“侧重工人阅读”;济难总会编辑的月刊“侧重文艺性作品;介绍死难者的历史” 。这样,有针剥。’性地开展群众宣传工作,使党的主张能为各阶层群众所了解,避免了造成宣传对象的模糊和混乱,从而可以更好地抓住群众的需求特点,表达群众的心声。

上海地下党也积极探索群众易于接受的宣传形式。如沪西区就报告“文字宣传以滑稽画报及简单标语最宜,在车问内散发,到处粘贴,同志很高兴有效力(原文如此一~作者注),不至焚毁,大的散在工房,工人家中,宣传反对工统会……再之发些大乌龟人头狗身……等带滑稽画的宣传,此种宣传品,备受同志及群众欢迎。” 地下党还比较注意宣传品适合不同类型群众口味和理解能力的问题。“对于工农宣传工作,应尽量的利用各地各种的工人刊物,而文字务宜通俗化。对于小资产阶级、中学生、小商人等一一则应利用各种由同志编辑的公开文化刊物,必要时省委亦可出可公开的文化刊物,以广宣传。” 有些党组织还注意到群众大多文化程度比较低,不识字的占很大一部分比例,因而还举办了各种阅读班,以更好地发挥文字宣传的效果。

4.        群众宣传工作的效果及原因分析

这一时期,虽然地下党制定了群众宣传的很多计划,布置了很多任务,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也都十分努力勇敢,但由于指导思想失误,宣传效果十分有限。这一时期党的档案文献中,有关这个问题的批评,比比皆是。如1927年10月1日《江苏省委宣传部组织及工作计划》称:“最近报告有将宣传部发出之《前锋》及他种宣传品,不向外散发而自行烧毁者,有聚累宣传品,久不发出者,有以散发出宣传品了事,不问对象如何,无宣传计划,以至无效果者。” 省委在1928年11月总结中承认:“江苏党过去对于宣传工作,并未有计划的执行,只有应付工作,而扩大的党的宣传,固然无有,更无党的教育工作。” 1929年2月的省委的评价亦是:“江苏党一直到现在不仅没有能建立经常而有系统的教育宣传工作以战胜改良主义的宣传,扩大自己的政治主张到广大群众,并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线,连日常应付的工作也非常缺乏。” 由于缺乏有效的宣传,这一时期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并没有扩大。“江苏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日益减少,党所能领导的群众日益削弱,群众在国民党的欺骗与压迫之下,对于我们党发生许多恐惧与误会,甚至于在浦东便已有以为共产党是杀人掳掠的党徒。上海工人斗争中,国民党用各种方法隔绝群众,使不与我们接近,工人亦便有些害惧,不敢接近我们。”

以反改良主义的宣传为例,可以看出党的有关努力非但没有什么效果,群众反而始终比较容易接受所谓的改良主义,甚至一些党员和积极群众也对“改良主义”发生兴趣。“现在汪陈派的宣传大多超过我们党若干倍。工人斗争渐次扩范围,我们的宣传反有缩小的形势,本来我们宣传工作就做得过少。总之现在的形势,改良欺骗的宣传,不仅扩大到广大群众,而反映到我们党内(合法观念),我们的宣传,不只不能进攻,连防御也不够。”  “工人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复生,合法观念的发展,党内合法观念的右倾的倾向之生长。”  “一般的工人斗争,群众仍旧是依赖国民党的仲裁调停……甚至上海的区委支部负责同志亦认为除仲裁、调停以外,没有办法。”

此后,由于GCD的力量在“左”倾思想指导下受到严重摧残,宣传工作进一步萎缩。秘密报纸的发行量明显下降。共青团省委领导下的《少年真理报》每期仅发行600份,而且由于“不通俗、不青年化、论文太多、信息太少”,对群众几乎无影响。各区虽有团委领导下的一些刊物,如沪东《沪东青年》、《反帝国报》,沪南《美亚工友》,沪西《沪西青工》,但“四月份刊不出,每期份数、散发、反映都不知道”。此时,各种宣传品的数量也急剧减少,三八妇女节仅发宣言单2 500份,标语2 500份,而且宣言由于“缺乏煽动性”、“文字太冗长,词句不通俗”、“发出的迟缓”而不能造成预期影响。

当时的地下党也曾对宣传工作的失败原因进行过一些分析。

中共江苏省委曾经认为,主要原因是党历来忽视日常经常系统的宣传工作。“自有党以来,没有建立其经常的系统的宣传鼓动工作,以前一切文字、刊物、传单、口头等宣传鼓动工作,都是临时无常的。” “因为地下党的宣传不易,便幻想来一个军阀战争或等待一个革命的高潮,爆发广大的宣传,因此忽略了日常的宣传工作。” 而后来由于突出非经常性的纪念宣传,使得平常的宣传工作也始终缺乏计划性,带有浓厚的应付性质,即“缺乏精细的、切实的工作计划,和执行这一计划的坚决不动摇的斗争精神。每天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纪念节’!因为缺乏计划,所以有时是‘临时抱佛脚’,工作迟缓的原因也正在此,宣传品太迟缓,甚至有时过期还未发出去”。

宣传工作没有明显成效的根本原因,应该是“左”倾错误的指导,导致了宣传内容失当、错误,根本不能反映群众的心声,因而不受欢迎。如在中苏两国发生冲突时,甚至在日本侵占东三省时,中共领导机关却无视广大群众的民族感情,提出“武装保卫苏联”之类的口号。大量的政治宣传被简单化、口号化,无法使群众理解和接受。1932年6月,中共江苏省委在总结“红五月”工作时便承认:“在反日、反帝、反国民党的宣传品中,还是很少活泼的运用每一事变,提出更具体的部分口号……假若我们仔细检查各区群众组织的宣传品,那立刻可以发现,这些宣传品差不多都是相同的,没有地方性,很少当地具体事实的联系” ,“各区宣传工作普遍缺点是太机械而主观,不能考虑群众心理,认识宣传对象” 。在许多经济斗争中,政治的宣传口号还经常被强加在群众的经济要求上,令人反感。如“在一张纸上,同时写上‘加一元钱’和‘苏维埃政权’的确相隔甚远的口号,使群众莫名其妙”。 当时还有一种倾向, 就是认为宣传口号的调子越高,就越能争取群众。如“改良主义宣传八小日寸‘工作制,而我们的同志便提出七小时工作制的口号……以为我们的口号比他们高便能战胜敌人”。 宣传内容的简单化、口号化、不考虑群众的认识能力和接受能力也是重要的原因。

这种“口号崇拜”即过分强调甚至夸大宣传、口号作用的实质,就是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也是当时的地下党群众工作失败的表现。因为归根到底,真正能够打动群众的是事实,是共产党代表和维护他们切身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的事实,而绝不是宣传、口号。宣传、口号只有以无可辩驳的事实为基础,才能产生效力。


三、基本经验与教训

土地革命时期,上海处在最严酷的白色恐怖条件下,地下党的广大干部党员怀着对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无比忠诚,始终不畏艰险,坚持开展群众工作,组织政治斗争,努力探索白区地下工作的有效方式,以争取群众,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基础。他们在这一奋斗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高尚的献身精神和绝妙的政治智慧,可歌可泣,永远是GCD宝贵的历史遗产。

但是,这一时期,也是GCD备受“左”倾错误困扰的时期。不仅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发生了三次严重的全局性“左”倾错误,就是一些干部和基层组织中,也曾弥漫着强烈的“左”倾情绪。上海在1927年10月至1933年初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直接受“左”的思想的指导,各方面的工作都深受其害。尤其是以工人运动为主的群众工作,遭受到特别严重的挫折。这主要表现为:党领导下的工人群众组织曾经声势浩大,现在却不断萎缩,最后落到几无群众参加的地步;党领导的群众斗争不断失败,群众的积极性和热情遭到沉重打击;党的组织及其主张在群众中的影响日益低落,越来越多的群众对党缺乏信任,甚至不敢和党接触。党在上海的政治影响下降到历史上的最低点。因而可以断定,这一时期GCD在上海的群众工作尽管十分努力,也不是没有任何成就,但总体上说,或者说与其他时期相比,基本上是失败的。总结这一时期上海地下党群众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可以更加清晰地获得对GCD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群众工作规律的完整认识。


(一)有益的经验

土地革命时期,上海地下党虽然多数时间处在“左”倾思想指导下,但也有一些时间,提出或实行了比较正确的群众工作策略方针。如中共六大,把争取群众作为当时党的总路线,要求各级党部“用一切力量去加紧团结收集统一无产阶级的群众,使他们围绕党的主要口号,做极巨大的组织工作,以巩固革命工会,农民协会,尽可能领导日常经济政治斗争,以发展工农群众组织。”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中共六大以后一年多的时间内,上海地下党的群众工作一度出现相对较好的势头。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得到发展,赤色工会会员数量有所恢复和发展,“1929年11月,已有二十多个公开的工会,会员达2.7万余人。”这也是国民党统治时期赤色工会发展的最高峰。群众斗争的次数、参与人数和斗争胜利的次数都有所增加,仅1929年7—10月,“上海工人斗争共76次,其中领导的就有44次,参加入数12.65万人。76次中,得到胜利的28次,其中工联领导的有20次。” 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这一时期群众工作的指导思想较为正确,组织、宣传、斗争均比较讲究策略。具体来看:

第一,在群众工作指导思想上,中共江苏省委注意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纠正盲动错误,将群众工作从组织暴动转变到争取群众上来。

第二,在组织群众方面,虽然继续以组织赤色工会为中心,但也准许党员用合法的方法和手段来团结群众,曾要求尽量利用和组织具有公开或半公开的合法性组织,诸如兄弟团、姐妹团、互助社、体育会、读书会等去团结群众,或加入非党领导的群众团体中去争取群众。中共江苏省委还曾专门指出:“不可说笼统的‘反黄色工会’口号,致使黄色工会群众的误解,发生工人阶级问的恶感,更给反动领袖以利用的机会”,甚至禁止在黄色工会中组织赤色工会性质的秘密组织,因为“这很容易走到分裂广大群众,和给敌人在群众中以破坏我们工作的机会”。时任江苏省委常委的彭湃在指导邮务支部工作时,就认为应该通过合法的群众团体来组织群众。邮局地下党遂针对不同群众建立了多种形式的组织,邮局快信问成立了赤色工会小组干事会,主要在信差中开展活动;在职员中组织了邮社、护工团;在一般工人中组织兄弟会等团体。这样,共产党人在邮局很快扩大了影响,“到1929年3月,邮局有党员12人,护工团210余人,积极分子几乎遍布各分局车间” 。

同时,中共江苏省委鉴于曾有巨大威望的上海总工会在严重的白色恐怖活动下已无法公开活动,难以继续有效地团结、领导多数基层工会和群众,便于1929年6月18日新建了上海工会联合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上海总工会原有的艰难处境,使得群众工作得以继续开展。建立不拘泥于名称和形式的群众组织,无疑是秘密工作环境下一种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第三,在发动群众日常斗争的策略方面,中共领导机关比较注意根据客观环境状况和群众的力量,从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提出适合的要求,尽可能夺取斗争的胜利,为群众争得利益。如1929年5月,沪东老怡和纱厂资方为节约能源,取消工人中午蒸饭,工人只能吃冷饭,遂开展自发的怠工。时任沪东区委书记的刘少奇,即指示工人恰当地提出“恢复蒸饭”的口号,派代表与资方谈判,资方被迫同意恢复蒸饭,并答应不得开除怠工工人,这一斗争遂取得胜利,党的影响就此扩大。同年9月,同兴工厂的日本资方将工人吃饭休息的时间从每天半小时缩短到15分钟,引起工人的强烈不满,厂里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暗中商议后,决定发动罢工。时任沪东区委书记的何孟雄,了解情况后便指示要注意策略,以免碰硬,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工人遂决定将罢工改为深夜怠工。由于日本监工和工头深夜极少来车间,以便派人放哨,发现工头来车间就通知工人开车,工头一走再关车休息。这样怠工后资本家发现产量明显减少,又无能为力,最后不得不宣布收回减少休息时间的规定,斗争取得胜利。

实践证明,只要较为准确地把握丫群众的利益诉求,切实地维护群众利益,就能取得斗争的胜利;而胜利的斗争,就能比较有效地消除部分群众的疑虑,从而团结更多的群众,提高党的威信,扩大党的影响。


(二)沉痛的教训

回顾和分析这一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实际情况,可以发现,党在群众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策略方面都存在着严重失洪,相比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而言,教训更为深刻。

1.        关于群众工作的目标和指导思想

这一时期,GCD在上海群众工作的最大失误,就是不顾客观环境的变化,无视当时白色恐怖下群众的基本状况,不组织群众有秩序的退却,而是坚持城市中心的路线,一味地强调发动工人开展政治斗争,希望重现大革命时期工人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的辉煌,从而实现中国革命的迅速胜利。中共中央认为,“上海是本党工作非常重要的地方,他的现状与地位,都必须本党能很坚苫的去执行认真准备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工作,去认真准备群众暴动的基础,做成本党无产阶级的根据地”,“苏维埃中国的最终胜利,必定要以上海无产阶级的胜利来决定”。 基于这种一厢情愿的幻想和要求,GCD的各级组织,特别是基层组织就不能从实际的力量对比出发,从而对整体的工作或具体的斗争,都规定了过高的目标或大而无当的内容。一切工作,都以是否有利于直接的政治目标甚至暴动作为取舍的标准,有利于政治宣传或暴动的工作就去做,还试图把所有的经济斗争都升级为政治斗争,而不体现政治内容的经济斗争则遭到贬损,基本拒绝通过经济斗争来争取群众、积蓄力量。这种指导方针的结果,就是严重脱离群众,而脱离群众,必定导致一再遭受惨重损失。

实践证明,群众工作的指导思想至关重要。指导思想与客观状况要求有偏差,群众工作必然遭遇挫折。GCD必须从实际出发,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基于群众的心理和需求,及时、合理调整每一时期的群众T作目标和指导思想。可惜,在“左”倾错误统治下,当时的上海地下党人还无法做到这一点。

2.        关于组织群众的策略

大革命后期上海群众工作的实践已经表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环境下,GCD必须寻找一种既善于隐蔽自己力量,又能有效凝聚群众的秘密斗争模式来开展城市群众工作。当时的上海地下党已开始进行初步的探索。国民党政权建立后,其统治的严密和镇压革命力量的残酷程度,已远远超过了北洋军阀。在这种环境中,探索建立有效的秘密工作模式更显必要。采取适当的形式来组织群众,是秘密斗争模式的重要内容。但是,“左”倾冒险主义的长期统治,使得这一探索没有能够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这一时期,上海地下党坚持建立非法的、秘密的、关门主义的、政治色彩鲜明的群众组织。这些组织既无法公开活动,又不能吸引和团结群众,明强不适应当时严重的白色环境,自然难以生存和发展。

这时,GCD在工人中的群众组织以赤色工会为主,这是一个存在着严重关门主义倾向的组织,带有极其鲜明的政治色彩,实际上也以政治活动为主。这样的“群众”组织,对于多数群众没有吸引力,因而并不能真正起到团结、凝聚广大工人群众的预期作用。

GCD所领导的其他群众组织,也存在着同样的关门主义问题。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由于实行消极的抵抗政策而遭遇了严重的统治危机,社会上各种自发组织曾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上海地下党也乘机领导建立了一批公开的救亡组织。但由于“左”倾分子的错误领导,这些群众组织都被强行带上浓厚的政治色彩,因而人数始终不能有很大发展,还动辄被查封。如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成立的“上海工人反丑救国联合会”,最初以合法的抗日团体面貌出现,刘少奇为该会起草章程,规定“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国民族之完全独立与解放,增进工人本身利益为宗旨”。这个表述比较符合当时抗日环境和工人的要求,得到了群众拥护和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有四十多个工会参加。但临时中央却认为章程调子太低,没有强调“武装工人、组织总罢工及组织群众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政治运动”,是“右倾机会主义”和“经济主义”的观点,逼迫刘少奇检查反省。 最后,“工反会”因组织飞行集会而暴露政治面目,失去了合法地位,于同年3月下旬就被工部局捕房查封。

基层党员建立的灰色组织,如兄弟团、姊妹团、体育会、互助社等,党的领导机关也一味地强调要将这些组织尽可能向赤色工会转化,使其成员尽可能加入赤色工会。结果这些组织失去了其特有的联系不同群众的功能,同样沦为狭隘的秘密政治组织,失去了对普通群众的吸引力。

实践证明,群众组织应该基于群众的利益需求,组织形式和活动内容应多样化而非单一化。在白色恐怖环境中,应该尽量采用合法形式、隐蔽自己的政治背景,以最大限度地把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3.        关于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

这一时期上海地下党领导的群众斗争,大多不是基于群众的切身利益需求,不是从群众的迫切要求和实际生活中提出群众斗争的目标和口号,而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把各种政治斗争的要求强加给群众,因而很难获得群众的支持。特别是飞行集会、游行示威之类并无多少实质意义的街头斗争,更不能被群众所接受。因而,GCD的基层组织不得不采取种种自上而下、强迫命令的方式去动员群众,甚至动用“红色恐怖”的武力去胁迫群众。结果,且即使斗争开展起来,也因缺乏群众基础而不能持久,反而使党失去群众的尊重。

由于受到党内“左”倾思想的影响,GCD在指挥具体的群众斗争时,也很少注意考虑群众的情绪与风险,讲究技巧,进退有度,张弛得当,而往往是一味地蛮干,有进无退,拒绝妥协,拒绝仲裁、调解。同时,也严重缺乏统一战线观念,片面狭隘,对异己力量一概采取排斥甚至攻击,结果不仅失去社会其他力量的同情与支持,甚至也不能获得工人群众广泛的支持,孤立了自己。即使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党在组织抗日团体、开展救亡斗争时,仍然采取唯我独尊的孤家寡人态度,拒绝与其他团体合作,并坚持加紧开展反对国民党统治和建立苏维埃的斗争,甚至在一二八抗战结束时发动了一次冒险的起义。这种做法,使党在政治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实践证明,引导群众斗争,必须基于群众的切身利益和需求,尊重他们的情绪。在工作方法上,应当是尽量采取启发、引导、教育的方式,启发他们的觉悟,使他们自觉行动,而绝对不能采取强迫命令甚至武力威胁的粗暴方式;群众斗争形式应当多样、灵活,并讲究指挥斗争的策略,注意运用统一战线的政策,尽可能争取斗争的胜利,避免群众的损失,以保护群众的积极性。

显然,由于“左”倾错误的干扰,土地革命时期的上海地下党未能探索出一套有效的群众工作方法,大革命时期党在上海积累起来的群众基础丧失殆尽,党自身的力量也受到严重摧残,这是一个永远不能忘却的沉重教训。

节选自《获得权威》


(作者:朱华。本文为激流网整理录入,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黄大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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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中共高层结识及秘密交往

历史  2个月前 (07-30)  3,138  激流网   0



从文学史上看,1930年鲁迅领导的“左联”取得了很大成绩:出版刊物,发表文章,团结进步青年,开创文学空间,与国民党右翼势力及其文人集团进行斗争。整个工作似乎红红火火,颇有声色。但是,从中共党史和革命史的角度来看,“左联”实际是在错误的“立三路线”和王明领导的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思想指导下开展工作的。党的指导思想存在的一些失误,导致“左联”工作被动,带来重大损失。最惨重的代价是1931年2月,柔石、胡也频等“左联”五烈士的牺牲和许多青年共产党人的被捕。之后,大批左翼刊物和出版物被禁,许多“左联”作家纷纷离开上海,被迫转入“地下”状态。

“左联”一面取得很大成绩,一面也遭受巨大损失。或者说,用巨大损失换来了很大成绩,整个左翼文化战线是在斗争和牺牲中获得进步和成功的。因为那个时候,GCD还处于走向成熟的幼稚阶段,一切都在摸索和失败中前行。

在这种恐怖蔓延的情况下,作为非中共党员的鲁迅也三次被迫离家避祸,三次迁居,过着紧张、匆忙而颠簸的生活。但就在这个时候,一些在抓捕风潮中东躲西藏、穷于应对的中共高层领导人纷纷找到鲁迅,或求助,或避难,或借钱,或利用鲁迅的家召开秘密会议,或经鲁迅牵线,通过内山书店周转材料物资。在30年代初的几年中,鲁迅的寓所成了中共领导人暂避风浪的港湾,鲁迅也相对从容地接待了众多中共地下工作者,包括许多中共高级领导干部。这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瞿秋白、陈赓、陈云和冯雪峰等人。

在与这些中共高级领导干部的接触中,鲁迅更全面直接地了解了GCD,同时,中共高层通过与鲁迅的交往,也更深刻地理解了用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一代文化人与中共革命的命运联系,从而改善和促进了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进而为党的统一战线建设,开辟第二条战线积累了经验。本文选取斗争最复杂、形势最严酷的1933年,分析鲁迅与几位中共高级干部秘密往来的情况,用以观察鲁迅与中共高层先疏离后亲近、既疏离又亲近、疏离中有亲近、与此疏离而与彼亲近的复杂而微妙关系,进而探究鲁迅思想如何受到他们的影响,他又是如何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发出个人的声音,有尊严地展开文化活动,成为暗夜风雨中一座独立而严峻的历史雕像。

1

早在1927年,鲁迅便与共产党取得了联系;准确地说,是中共地下组织有意识地接触鲁迅,了解鲁迅,试图争取鲁迅加入党组织。在徐彬如《回忆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的情况》一文中,比较详细地记录了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山大学支部如何有计划地接近鲁迅,派党员毕磊公开与鲁迅联系。先是做党的宣传工作,送党刊《做什么》《人民周刊》《少年先锋》等给鲁迅,促成鲁迅会见了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1

鲁迅通过接触青年党员和阅读他们的刊物,对共产党的主张和抱负有了认识。后来情形突变,广州发生了“四一五”大屠杀,包括毕磊在内数以千计的青年共产党员和优秀青年死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4月15日当天下午,广州大雨。中山大学三百名学生被捕,鲁迅出于义愤,不顾个人安危,冒雨赶到中山大学召开紧急会议,商议营救被捕学生,要求学校当局立即协调释放被捕者,并阻止军警搜查教授宿舍。但这些行动几乎没有任何效果。见营救无效,鲁迅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以示抗议。2他亲眼目睹血腥的场面,思想上受到巨大震动。后来他在《三闲集》序言中说:“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州的。”之后又醒悟道:“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年,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为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而轰毁……”3

血的事实让鲁迅震惊、惶惑而无所适从。他的进化论思想受到空前挑战,革命风暴又让他感到世界的纷纭复杂。总之,他是因看到共产党和革命青年惨遭屠杀而思想开始转变,思路因此“轰毁”。“轰毁”的结果,便是逃离“革命策源地”广东。几经挣扎,1927年9月,鲁迅携许广平来到上海,住在景云里,闭门不出,专注于著述、翻译和写作,过上了半隐居的生活,当然也减少了与共产党的实际接触。

不料,原本对共产党抱有好感和深刻同情的鲁迅,到上海不久便遭到以年轻共产党员为主体的创造社、太阳社的攻击,这就是著名的1928年“革命文学”论战。在广州时期,鲁迅与创造社约好共同恢复《创造周报》,并公开登了启事。而到上海之后,不但联合办刊的事没了下文,而且忽然间遭到了成仿吾、郭沫若、冯乃超等人的联合批判,几十篇文章密集不断地从《文化批判》《创造月刊》《太阳月刊》等杂志上刊发出来,批判鲁迅是“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说鲁迅代表了“死去了的阿Q时代”,是革命文学道路上的绊脚石,并讽刺鲁迅整日喝着绍兴黄酒,醉眼朦胧,以趣味为中心,闲暇度日,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文人等等。4

关于“文学革命”论争中鲁迅与青年理论家的论战,其优劣得失早已被文学史家认真探究,此处不再申说,本文要讨论的重点是在这场论争中,鲁迅与中共的关系发生了哪些曲折。其实,创造社和太阳社的这些人多数是共产党人,他们从日本归来,受到日共左翼文艺家福本和夫影响较大,在理论上有机械阶级论和宗派主义倾向。也就是说,这批年轻共产党员以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文艺理论,即使对中国革命不甚了解,也可以横扫一切。

成仿吾、冯乃超、钱杏邨、李初梨等回国后,认为鲁迅是旧时代的人物,《阿Q正传》代表了五四时代的文学,与“革命文学”格格不入,正是他们理论批判的靶子,也正是他们试炼“先进”理论的好机会。而鲁迅却看透了这些年轻人的轻浮气焰和幼稚弱点,毫不客气地予以反击,写了大量文章讽刺和批评这些喝洋墨水而不了解中国文坛的年轻人。整整一大本《三闲集》,许多文章都是他迎接挑战的愤激之作。

鲁迅批评的,是典型的食洋不化和左倾幼稚病,是教条主义与利己主义相结合的病症。他哪里知道,这批从日本归来的自诩的无产阶级文化代表所犯的错误,其时与中共高层本时期所犯的错误相同。这种左倾幼稚病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

鲁迅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在遭到创造社、太阳社等人集中批判的情况下,并没有因此对冯乃超、钱杏邨等人当作武器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予以简单摒弃,而是借机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理论进行学习和钻研。他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5

与别人只是拿马克思主义当敲门砖不同,鲁迅是真心研究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理解其精髓,并将其化作自己思想的一部分。除了上述他说的翻译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之外,他还翻译了日本片上伸的《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与目标》、苏联卢那卡尔斯基的《艺术论》《文艺与批评》、苏联论文集《文艺政策》等专著。这些论著都是大部头的专书,鲁迅都是一字一句地译出、校对、印行。正因为他花了这么大的工夫精研这些理论,他便在无产阶级文艺方面有了深入的认识和发言权,成为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专家。

1928年12月,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冯雪峰来到上海,以普通文学青年的身份与鲁迅接触。他发现鲁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远超一般共产党员,而且鲁迅同情革命,向往建设新文化的思想与共产党人的目标非常一致。于是,冯雪峰开始了与鲁迅不平常的交往,并把他对鲁迅的观察和理解报告给上级党组织,引起中共高层关注,并立刻采取措施对批判鲁迅的错误予以纠正,决计“争取鲁迅”。

据当事人阳翰笙回忆,1929年秋,在上海霞飞路一家咖啡馆里,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李富春找到他(当时他是在上海领导文化界工作的党支部书记),进行了一场谈话。李富春向他详细了解了创造社、太阳社成员与鲁迅进行论争的情况后,严厉地指出:你们与鲁迅的争论,党很注意,你们的论争是不对头的,不好的。你们中有些人对鲁迅的价值,对他的活动的意义估计不足。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对争取鲁迅提出了三点意见:第一,鲁迅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过来的一位老战士,坚强的战士,是一位老前辈,一位先进的思想家。他对我们党员个人可能有批评,但没有反对党。对于这样一位老战士、先进的思想家,站在党的立场上,我们应该团结他,争取他。第二,我约你来谈话,是要你们立即停止这场争论,如再继续下去,很不好。一定立即停止争论,与鲁迅团结起来。第三,请你们想一想,像鲁迅这样一位老战士、一位先进的思想家,要是站到党的立场方面来,站在左翼文化战线上来,该有多么巨大的影响和作用。你们要抓紧解决这个问题,我相信你们也会解决的,然后向我来汇报。

这次谈话之后,阳翰笙找到中共在上海文化支部的另一位负责人潘汉年,共同召集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党员开会,传达李富春的指示,开展了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很多人认识到对鲁迅的地位和贡献估计不准确,自己作法不对头。他们一致认为,敌人正在残酷地迫害我们,我们应该想法壮大自己的队伍,不应该与鲁迅争论。会上决定:创造社、太阳社所有的刊物一律停止对鲁迅的批评,即便是鲁迅还批评我们,也不要反驳。在这次会议上,决定派冯雪峰、夏衍和冯乃超去找鲁迅谈一次话,告诉鲁迅,党决定停止这次论争,并批评了他们的不正确作法。鲁迅见了他们,接受了他们的歉意,表示愿意谅解,愿意团结起来。6

在中共高层干预和说服下,上海基层党组织与鲁迅保持了畅通而经常的联系,决定让鲁迅领导“左联”工作,成为左联“盟主”,并依靠鲁迅开展文化斗争和文学运动,建立统一战线,扩大中共在文化领域的影响。同时,冯雪峰也把鲁迅介绍给在上海的中共高层,一些中共领导人如李立三、李富春、瞿秋白、陈云、陈赓等开始与之秘密交往。鲁迅的价值和意义为中共所重视,中共与鲁迅的关系也日趋密切。

2

即便被推上“盟主”位置,但由于其时左倾幼稚病在党内处于主流,并不时发作,鲁迅的许多想法不能贯彻执行,他仍不时感到孤独。

左倾幼稚病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不切实际、狂热和盲动。“左联”初期,中共指导下的这个组织仍有一段时间采取了不正确的策略,进行了许多不切实际的活动。《GCD历史》一书对这段历史有一段权威描述:“在工作中不顾文艺组织的特点,忽视创作,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散传单、贴标语、参加游行示威和飞行集会等冒险行动上。在组织队伍时,不注意广泛团结处于中间状态的文化工作者。在进行思想理论斗争时,有公式化、简单化的缺点。这些‘左’的错误,曾使工作受到许多损失。”7

对一些年轻共产党人容易犯的“左”的错误,鲁迅心里非常清楚。1930年3月2日,在“左联”成立大会上,他就告诫他们“‘左翼’作家很容易变成‘右翼’作家的”。他苦口婆心地劝告作家们一定要与革命实际接触,要丢掉小资产阶级浪漫幻想,坚决不断地斗争,并且注重实力,要扩大战线,不能关起门来自己搞,要搞统一战线,还要发展和培养新的战士,要有新作品,要做韧性的创作等。8

但鲁迅的教诲没起多大作用,因为当时的“立三路线”占据党的统治地位,作家们还是受到这种错误思想的影响,盲目搞游行示威和飞行集会。1931年2月,“左联”成立近一年后,柔石、胡也频等青年作家和另外18名革命青年被国民党当局抓捕、杀害,鲁迅也受到牵连,离家避难。1933年2月,在“左联”五烈士牺牲两周年之际,鲁迅写下了著名的《为了忘却的记念》,记录了他与这几个可爱的青年共产党人的交往和一起工作的过程,心里充满了浓浓的爱和痛惜之情。请看这些质朴沉郁的文字,就知道鲁迅对失去好青年是多么痛心疾首,文字也隐隐表达了对党内一些错误决策的不满——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栈里,他们却是走向刑场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声中逃在英租界,他们则早已埋在不知那里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旧寓里,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9

鲁迅知道,革命一定会有牺牲和流血,但依他与敌人打交道几十年的经验,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能赤膊上阵,要善于堑壕战,要懂得做韧性的战斗。另外,鲁迅认为,作家进行革命活动,必须用笔,用文章,用作品,而不是用标语口号。而“左联”五烈士的牺牲,在某种程度上是党的“左”倾错误酿下的苦果。鲁迅的纪念文字虽然没有提这一点,但字里行间的痛惜分明包含着这样的义愤和苦恼。

毛泽东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面对国民党当局的迫害,鲁迅自然绝不屈服;即便是来自中共高层的压力,只要鲁迅觉得不对的地方,他也是坚决顶回去的。这里,可以举一个实例,说明鲁迅对当时中共“左”倾错误路线的抵制。

1930年5月,“左联”刚成立不久,时任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李立三与鲁迅见面,展开了一次很有意味的会谈。查鲁迅日记,5月7日记载:“晚同雪峰往爵禄饭店,回至北冰洋吃冰其林。”10据冯雪峰《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的谈话》一文提到,这次谈话约四五十分钟,谈的问题较多。但主要议题是李立三要求鲁迅发一个宣言,拥护他那套政治主张,即新的革命高潮已经来临,必须在大城市开展暴动,在一省或多省首先胜利,夺取政权。对李立三的盲目乐观和冒险主义观点,鲁迅是不同意的,更不愿意发表什么声明。


李立三

谈话中,李立三盛赞法国作家巴比塞,因为巴比塞发表过一篇宣言,题目叫作《告知识阶级》。鲁迅说,中国的革命不能与欧洲革命相比,他也不是巴比塞。鲁迅认为,中国的实际决定了中国革命是长期的、艰巨的,不同意赤膊上阵,要采取散兵战、堑壕战、持久战等战术。鲁迅回到家后对冯雪峰说:“今天我们是各人说各人的。要我发表宣言很容易,可对中国革命有什么好处?那样我在中国就住不下去,只好到外国去当寓公。在中国我还能打一枪两枪。”11

关于鲁迅与李立三的这次会面,胡愈之曾撰文专门谈论过,提到李立三要发给鲁迅一把枪。鲁迅对胡愈之说:“李立三路线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明白。一天晚上,人家开好旅馆找我谈话,开门进去一个高高大大的人接待我。他自我介绍说他是李立三,党要在上海搞一次大规模游行示威,搞武装斗争,还说:‘你是有名的人,请你带队,所以发给你一支枪。’我回答:‘我没有打过枪,要我打枪打不倒敌人,肯定会打了自己人。’”12胡愈之判断,鲁迅说的李立三发给他枪的事,一定是把谈话内容漫画化了,但他指出,鲁迅当时是在谈到“憎恶自己营垒里的蛀虫”时顺便提及的。当时,正是党内“左”倾机会主义闹得很凶的时候,这些人搞宗派,搞分裂,出现了大批叛徒,有些人是披着“左”的外衣进来的,有些人对革命失望被敌人拉了出去。鲁迅谈及这些问题,表明他对党内的“左”倾思想及其代表人物是多么深恶痛绝。


鲁迅一家与冯雪峰一家

与一般文艺青年和其他革命作家相比,鲁迅有更自觉的独立意识和反思能力。当别人狂热的时候,他能保持清醒。他敢于否定中国高层领导人的决定,拒绝李立三的要求,保持一个作家的独立人格。而当周围同志对革命陷入悲观的时候,他往往看到前途和光明。当党内出现叛徒,许多人被捕被杀,“左联”文学运动陷入困难的时候,他总是鼓励党内同志,要看到未来,看到希望,而且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收留、藏匿逃难的中共党员,包括高级领导干部。

这方面,他和瞿秋白的交往已成为文化史和革命史上的佳话。但是,他们怎样交谊,如何达成默契,他们之间有哪些差异和分歧,倒是值得深入研究。

3

人们都知道鲁迅与瞿秋白的那段著名交谊,也知道鲁迅集联的那两句名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经常借以称颂人间友情;但很多人却不知道,瞿秋白之所以能与鲁迅交往,很大原因在于当时瞿秋白在党内处于被排挤、冷落的人生低谷。换句话说,瞿秋白是在政治上失意,被驱逐出中共高层,致力于翻译和著述以消解苦闷的时候,认识了鲁迅,并与他交往和共同工作。在交往中,瞿秋白见识到了鲁迅,这样一位有思想、有风骨、代表中国文化气象的卓越人物,倍感振奋;而鲁迅在瞿秋白身上也看到了共产党人的风貌,进一步了解了中共致力于革命和解放事业的理念和方向,真心服膺这个政党的政治主张及其代表人物的优秀与卓异。

我们不妨简单介绍下瞿秋白在政治上的遭遇及其潜伏上海的情景,看看瞿秋白和鲁迅的交往是在怎样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中进行的。

党史材料表明,瞿秋白是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清党”后的“八七”会议上进入中共核心层的,他坚定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彻底与国民党决裂,走向武装斗争的新方向。但在1928年的中共六大上,向忠发被选为主要领导人,瞿秋白落选政治局常委,并留在苏联成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0年,李立三的“立三路线”抬头,实施大城市武装暴动,夺取全国胜利等不切实际的冒险激进行动,使得党在城市中的组织和力量受到巨大损失。共产国际派瞿秋白和周恩来到上海纠正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召开了扩大的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瞿秋白再次进入中央核心层。但是,由于中共的话语权仍然掌握在苏联人控制的共产国际手中,苏联人培养的中共领导人王明很快进入中共高层,在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米夫的主持和压力之下,1931年1月,召开了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占据主导地位,点名批判瞿秋白和周恩来,瞿秋白在这次会上被迫退出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在上海进行“疗养”。中共领导权落在了王明手中。

瞿秋白在上海疗养期间,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6月中共最高领导人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共中央机关仓促撤离上海,上海地下党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左联”5位作家和其他18位革命青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捕杀,而留守的临时中央局成员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坦福(后叛变)、李竹声(后叛变)等六人也都蛰伏起来,在极秘密的状态下开展工作。13此时,“左联”党组织在掩护和接纳中共高层干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作为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冯雪峰是骨干力量,成为瞿秋白和鲁迅交往的重要联络人。

冯雪峰是五四时期著名的湖畔诗人,他与柔石是同学,1928年底由柔石介绍与鲁迅交往。由于他性格质直,办事认真,外语好,文笔优美,深受鲁迅信任。因为稿件往来和翻译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等工作,鲁迅与冯雪峰结下了深厚友谊。当时,鲁迅并不知道冯雪峰是中共党员,“左联”成立后,鲁迅成为“左联”领导人,冯雪峰才亮明身份。冯雪峰也把鲁迅的家当作一个重要的联络站,经常把一些党内重要人物介绍给鲁迅。

在叙述鲁迅与瞿秋白交谊之前,我们不妨宕开一笔,插叙一段鲁迅与陈赓的秘密交往。1932年夏秋之间,陈赓因为负伤在上海治疗,上海地下组织派人看望,陈赓便把红军在反“围剿”的战斗故事和红军英勇作战的事迹讲给他们听。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朱镜我把这些精彩故事记录下来,送给鲁迅看。鲁迅看了,非常高兴,也很感兴趣,便对冯雪峰讲,能否把陈赓请到家中当面谈谈。尽管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但上海党组织考虑到,如果鲁迅能够通过陈赓的讲述,写一些反映苏区红军作战的作品,在政治上起的作用将是无法估量的。因此他们研究决定,无论怎样困难也要促成这次会面。

经过一番细密布置,在冯雪峰、朱镜我和楼适夷等上海地下工作者精心组织下,陈赓终于来到鲁迅家中。那天,宾主相见甚欢,许广平专门为陈赓准备了丰盛的酒菜,边吃边聊,谈了整整一个下午,夜间继续进行,直到深夜陈赓才离开鲁迅家。这次会谈的主要内容有:1、陈赓向鲁迅谈了苏区红军四次反“围剿”的战斗情景,红军战士怎样勇猛作战,不怕牺牲,克服了哪些困难,以及他们如何用先进的战略战术战胜国民党军队的铁桶合围;2、陈赓向鲁迅介绍了苏区的政治生活、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以及苏区经济和文化建设等情况;3、鲁迅详细询问了苏区人民的土地改革进程,改革后人民生活好转情况,也问到了被分了土地的地主是否有反抗,人民群众如何支援和配合红军作战等等。14当陈赓谈到苏区的房子时,鲁迅详细问了房子的结构和门窗情况。得知苏区的房子四面都有窗子,鲁迅非常高兴,他说,房子四面都有窗子,说明人民的生活安定了,开始注意卫生条件,空气流通一定非常好,有利于身体健康,这是一种进步。陈赓对这个细节印象很深,认为鲁迅不愧是著名作家,观察细致。他只知道作家的敏感,而不知道鲁迅那时在上海住的房子是不通风的,而且朝向北面,很难看到阳光,海婴因此吃了不少苦头,经常得病。

据楼适夷回忆,陈赓曾第二次到过鲁迅家。他在《鲁迅二次见陈赓》一文中详细叙述了他们第二次见面的经过,更细致地记述了谈话的内容和过程,以及鲁迅的音容笑貌。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见面陈赓曾为鲁迅画了一张鄂豫皖形势图,形象直观地为鲁迅介绍苏区战况。至今,这张草图仍保存在北京的鲁迅博物馆。15

与陈赓见面曾引发鲁迅创作一部描写苏区红军作战小说的计划。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部小说鲁迅没有写成,但他与中共高级将领秘密交往的事实,他试图详尽了解中共及其军队情况的愿望,以及他为此付出的努力和心血是不会被遗忘的。

但是,从以上内容,我们也可从另一个侧面得出结论,作家不可能仅凭道听途说就进行文学创作,尤其像鲁迅这样严谨而忠实于内心的作家更是如此。他事后没有写成这部反映红军生活的长篇小说,完全出于对艺术的忠诚,他不会随随便便写一些应景的宣传品,更不会违心地写作。


陈赓

另外,鲁迅没有写成这部长篇,也是有现实考虑的。冯雪峰回忆:“我觉得他不很有意去计划写长篇,主要的是他埋在现实社会的短兵相接的斗争里,从他的岗位来说,对于现在中国社会,他以为社会批评的工作比长篇巨制的作品更急需。记得他曾说:‘我一个人不能样样都做到;在文化的意义上,长篇巨制自然重要的,但还有别人在;我是斩除荆棘的人,我还要杂感杂感下去……’鲁迅先生特别看重社会的、政治的、也是文化的那更首要的迫切的任务,是不消说的。”16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鲁迅不愿屈从于外界强加给他的任务和指令,即便以组织、权威的名义也不成。

4

瞿秋白被王明等排挤出中央政治局后,并没有被安排什么重要职务,而是以养病为名,隐居上海。冯雪峰通过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了瞿秋白。据冯雪峰1952年出版的《回忆鲁迅》记载,1931年5月初,冯雪峰到茅盾家送“左联”杂志《前哨》,见到一对中年夫妇。经茅盾介绍,冯雪峰方知那是党的领导人瞿秋白和夫人杨之华,他们因党的中央机关被破坏而避难茅盾家。那天,他们在一起谈了鲁迅主编的《前哨》和发表在上面的鲁迅亲笔撰写的纪念被害作家的文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瞿秋白看后赞不绝口。从此,冯雪峰便与瞿秋白相识。

几天后,冯雪峰再次去茅盾家,瞿秋白仍住在那里。瞿秋白请冯雪峰帮忙,可否找一个比较安静而安全的地方,他想借休养之机翻译一点苏联作品,写一写文章。冯雪峰立刻答应,很快找到一个在钱庄做事的朋友谢澹如。谢家正好在上海南市有一处两间的小楼房,冯雪峰为瞿秋白夫妇租下谢家的房子。瞿秋白在这里翻译苏联文艺作品,写论文和杂文,冯雪峰定期来取稿子,帮他们夫妇与外界传递消息。


瞿秋白

此时,冯雪峰正在帮助鲁迅编辑“左联”刊物《前哨》《十字街头》《文学导报》《北斗》等,也协助鲁迅翻译苏联文艺作品,正需要好的作者和优质稿件,瞿秋白的稿子便经常经鲁迅的编校和介绍发表出版。鲁迅和瞿秋白经由文字之缘,彼此相知和欣赏。鲁迅经常对冯雪峰说:“何苦(瞿秋白的别名)真有才华”,“至今文艺界还没有第二个人。”瞿秋白也非常佩服鲁迅,多次对冯雪峰说:“鲁迅看问题实在深刻。中国有了鲁迅,说明我们的民族大有希望。”17

此时,鲁迅与瞿秋白还没有相见,但两人已有很多文字和书信往来。瞿秋白在给鲁迅谈论翻译问题的信末说:“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18鲁迅让冯雪峰拿了《铁流》的序文请瞿秋白翻译,瞿秋白很快便完成任务;卢那察尔斯基的剧本《被解放的堂吉诃德》第一场已经由鲁迅翻译并刊登在《北斗》上,但由于是从日文版转译,鲁迅认为还是从原文直接翻译为好,便请瞿秋白根据俄文从头翻译。瞿秋白欣然从命,很快译出。鲁迅舍弃自己的译文,开始在《北斗》登载瞿秋白的译本。

1932年初,鲁迅和许广平带着海婴一起去看望瞿秋白夫妇;夏秋之交,鲁迅再次看望瞿秋白。隔不久,瞿秋白夫妇回访鲁迅。那时候,鲁迅夫妇和海婴住在拉摩斯公寓朝北的楼房里。同年11月,鲁迅去北平探望生病的母亲。期间,由于相关人员被捕,党组织要求瞿秋白暂时离家避难,冯雪峰便安排瞿秋白夫妇到鲁迅家。几天后,鲁迅返回上海,与住在家中的瞿秋白朝夕相处,经常彻夜长谈,晨昏皆忘。此次避难,瞿秋白在鲁迅家住了一个月左右,直到12月下旬才离开。

离开之际,时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陈云去鲁迅家接瞿秋白。1936年10月,陈云以“史平”为笔名,写了短文《一个深晚》,刊于法国巴黎的《救国时报》上,记录了这段经历。陈云写得非常细致,具体可感,让人能领略到彼时的紧张气氛——

一九三二年阴历十一月的某一天,大约是深晚十一时许了,我坐着一辆黄包车,把戴在头上的铜盆帽挪低到眉毛以下,把吴淞路买来的一件旧的西装大衣的领头翻起盖满两颊,由曲曲弯弯的小路到了北四川路底一路电车掉头的地方就停下了黄包车。付了车钱,望四边一看,没有人“盯梢”,我就迅速地走进了沿街的一座三层楼住宅房子的大门。这是一座分间出租的住宅,走进大门就是楼梯。大约是在三层楼的右首的那间房间的门口,门上有着一个同志预先告诉我的记号。我轻轻的扣了两下,里面就出来了一位女主人。我问:“周先生在家吗?我是×先生要我来,与×先生会面的。”女主人就很客气的请我进去。

秋白同志一切已经准备好了,他的几篇稿子和几本书放在之华同志的包袱里,另外他还有一个小包袱装着他和之华的几件换洗的衣服。我问他:“还有别的东西吗?”他说:“没有了。”“为什么提箱也没有一只?”我奇怪的问他。他说:“我的一生财产尽在于此了。”他问我:“远不远?”“很远,我去叫三辆黄包车。”我说着,正想下楼去叫车子,旁边那位五十以外庄重而很关心我们的主人就说:“不用你去,我叫别人去叫黄包车。”说着就招呼女主人去叫黄包车去。这时候,秋白同志就指着那位主人问我:“你们会过吗?”我和那位主人同时说:“没有。”秋白同志说:“这是周先生,就是鲁迅先生。”同时又指着我向周先生说:“这是×同志。”“久仰得很!”我诚恳地尊敬地说了一声。的确,我是第一次见鲁迅。他穿着一件旧的灰布的棉袍子,庄重而带着忧愁的脸色表示出非常担心地恐怕秋白、之华和我在路上被侦探、巡捕捉了去。他问我:“深晚路上方便吗?”“正好天已下雨,我们把黄包车的篷子撑起,路上不妨事的。”我用安慰的口气回答他。我是第一次与鲁迅会面,原来不知他哪里人,听他的说话,还多少带着绍兴口音。后来我把秋白、之华送到了他们要去的房子里,问起秋白同志,才知道鲁迅确是绍兴人。

一会儿女主人回头说:“车子已经停在门口。”我说“走吧”,就帮助之华提了一个包袱,走到门口。秋白同志向鲁迅说:“我要的那两本书,请你以后就交××带给我。”又指着我向鲁迅说:“或者再请×同志到你这里来拿一下。”我就顺便插口:“隔几天我来拿。”正想开门下楼去,之华还在后头与女主人话别。我们稍微等了一下,鲁迅就向秋白同志说:“今晚上你平安到达那里以后,明天叫××来告诉我一声,免得我担心。”秋白同志答应了。一会儿,我们三人就出了他们的房门下楼去,鲁迅和女主人在门口连连的说:“好走,不送了。”当我们下半只楼梯的时候,我回头去望望,鲁迅和女主人还在门口目送我们,看他那副庄严而带着忧愁的脸色上,表现出非常担心我们安全的神气。秋白同志也回头望了他们一眼,说:“你们进去吧。”他们默不作声地点了点头。当我们走下到了二层楼梯口,才听到三层楼上拍的一声关上了房门。19

陈云把奉命去鲁迅家接瞿秋白夫妇的经过描述得详尽细致,尤其是对鲁迅当时的神态样貌刻画细微,令人仿佛立刻觉察出当时的紧张气氛和鲁迅夫妇对瞿秋白夫妇的担心与挂怀。这份珍贵史料充分再现了中共高级干部与鲁迅的交谊和情感。但我们从史料得知,鲁迅和瞿秋白交往,既不是组织决定,也不是工作安排,完全是个人行为,是两个相互欣赏的知识分子在恐怖岁月里的惺惺相惜。一个是被排挤出局,政治上失意,一个前后受敌,选择横站,倍感孤独。他们在为“左联”刊物翻译苏联文艺作品和艺术理论过程中,通过文字相互欣赏,相互认识,在逃难和避祸中最终结成生死友谊。正如冯雪峰所说:“他们之间相互认识和接近,是因为有一个‘左联’,而秋白同志来参加领导‘左联’的工作并非党所决定,只由于他个人的热情;同时他和‘左联’的关系成为那么密切,是和当时的白色恐怖以及他的不好的身体有关系的。”20

1933年2月,瞿秋白夫妇又在鲁迅家避难一次。这一次恰逢英国作家萧伯纳访问中国,鲁迅和瞿秋白一起搜罗报刊文章,分门别类,鲁迅作序,用乐雯署名,编辑出版了《萧伯纳在中国》一书。213月间,鲁迅和许广平为瞿秋白夫妇在他们居住的北四川路附近的日照里租了一处房子,他们的住处距离只有一条街,瞿秋白几乎隔天便到鲁迅家一次,畅谈文艺、政治和国家前途。22就在这个时候,瞿秋白为鲁迅编选了《鲁迅杂感选集》,并写了万言长序。

鲁迅读了瞿秋白的序言,感慨万端。他从来没想到瞿秋白对他的杂文是如此看重,评价如此独到,认识如此深邃,立意如此高远。因为在那个时候,对鲁迅的杂文,总是被他的论敌嘲讽而轻视,说他搞不出创作,尽弄些不值钱的杂感而已。就连鲁迅自己的朋友和同道,也对他的杂感没什么高的评价,都劝他在精力尚且旺盛之际多搞些创作,少弄些杂感。瞿秋白对鲁迅的杂感却非常珍视且评价极高。他说,鲁迅杂感是战斗的“阜利通”,不必用老旧眼光看取这些光辉文章——

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不但这样,这里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词。23

以前从没有人这样评论过他的杂文,也没有人从中国二十多年来的历史现状和思想历程中看取自己的杂文。只有瞿秋白能够在那么深远的视野中分析他和他的杂文,而且切中要害,让人为之震惊。这一评价让鲁迅深深地体验到一种知己之感。因为,瞿秋白并没有完全唱赞歌,他也分析了鲁迅的弱点,分析了鲁迅前期思想的不足,这更凸显了鲁迅杂文的时代气息和战斗分量。对此,鲁迅是心悦诚服的。

1933年6月,还是由于安全原因,瞿秋白再次搬家,离开日照里,搬到冯雪峰的住处,上海中央局让他负责一个通讯社的工作,审查和修改通讯稿件。7月下旬,冯雪峰所在的江苏省委机关被侦探发现,牵连到冯雪峰的住所,于是,他们又要匆忙搬家。当时,国民党特务机关到处抓人,许多秘密地点已不再安全,冯雪峰只好把瞿秋白夫妇再次安顿到鲁迅家中。此时,鲁迅已经搬到大陆新村9号,那是个三层小楼,鲁迅夫妇住二楼,瞿秋白夫妇住在三楼。

这是瞿秋白第三次在鲁迅家避难。此次避难没有几天时间,瞿秋白夫妇就搬到上海中央局的另一个秘密机关中去了。1933年底,中共中央来信,要瞿秋白到江西瑞金的苏区去工作。临走前,瞿秋白到鲁迅家辞行。当晚,鲁迅夫妇把床让给瞿秋白夫妇,鲁迅在地板上搭了个睡铺,觉得只有如此,方能稍尽友情。他们都没想到,此时一别,竟成永诀。



1    徐彬如:《回忆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的情况》,《鲁迅回忆录》一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

2   参阅何春才:《回忆鲁迅在广州的一些事迹和谈话》,《鲁迅研究资料》第3辑,文物出版社,1979年。

3   鲁迅:《三闲集·序言》,《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页。

4   主要文章有成仿吾《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文学革命”论争资料选编》,知识版权出版社,2010年。

5   鲁迅:《三闲集·序言》,《鲁迅全集》第四卷,第7页。

6   参见阳翰笙:《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教研室编:《左联回忆录》,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

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GCD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372页。

8   参见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第四卷,第233-238页。

9   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鲁迅全集》第四卷,第488页。

10  鲁迅:《日记十九[一九三○年]》《鲁迅全集》第十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822页。

11  冯雪峰:《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的谈话》,《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文物出版社,1976年。

12  胡愈之:《谈有关鲁迅的一些事情》,《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文物出版社,1976年。

13  参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GCD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299-313页。

14  参阅张佳邻:《陈赓将军和鲁迅先生的一次会见》,《新观察》1956年第20期。

15  参阅楼适夷:《鲁迅二次见陈赓》,《鲁迅回忆录》二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

16  冯雪峰:《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宇宙锋》(十日刊)第50期,1937年。

17  冯雪峰:《回忆鲁迅》,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选编:《鲁迅回忆录:专著》(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639、646、637页。

18  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全集》第四卷,第378页。

19 史平(陈云):《一个深晚》,载1936年10月30日法国巴黎《救国时报》。

20 冯雪峰:《回忆鲁迅》,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选编:《鲁迅回忆录:专著》(中册),第636页。

21 参见鲁迅:《〈萧伯纳在上海〉序》,《鲁迅全集》第四卷,第500-502页。

22 参见朱正:《关于瞿秋白在鲁迅家避难的情况》,《鲁迅回忆录正误》(修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

23 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瞿秋白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115页。


(作者:郝庆军。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责任编辑:邱铭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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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人运动史话:坐在屋子里写“佛经” ,昏乱糊涂葬送罢工

历史  2个月前 (08-07)  550  激流网   0

1931年12月,河南巩县孝义兵工厂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枪厂工人首先发难,关车怠工。

枪厂工人冲出工厂后,忽闻厂里本年所得红利12万元,已经被“蓝牌”(指上等职员。他们的徽章是蓝色的)秘密分光。工人要求平分红利,宣布午饭后实行同盟罢工,得到其他厂工人的赞成。

厂方宣布,答应工人的要求:阳历年关发双薪,增加工资。枪厂工人信以为真,第二天就开始上工,同盟罢工便告停止。

厂方害怕工人同时上工发生意外,决定枪厂工人仍按老规矩6点半上工,其他厂工人推迟半小时,7点上工,使枪厂工人与其他厂工人拉开距离。

其他厂工人仍然按照老规矩6点半上工。他们看到,厂方只给枪厂工人发上工牌子,不给其他厂工人发上工牌子,非常不满。7点到了,厂里拉了3次上工汽笛,他们不进厂,直鼓噪到9点才上工。

枪厂工人早已进厂工作,不知道其他厂的工人进厂受阻。等他们出厂吃午饭时,才知道发生了这么回事,决定再次发动同盟罢工。由于新来的工人不听指挥,进厂上工,第二次同盟罢工没有发动起来。

厂方贴出布告“国难当头,工人要帮助政府努力工作,同御外侮,平定内乱,国有工厂,绝对禁止有轨外行动,严密调査反动分子,给以严惩”。[1]

这次罢工,断断续续共3日,但罢工时间合计只有1天。 结果,工人没有增加工资,也没有分到红利,反而被厂方视为“反动分子”,要“给以严惩”。

1932年1月21日,刘少奇在《红旗周报》第三十二期, 发表《某某兵工厂罢工斗争的经过和教训》一文,对河南巩县孝义兵工厂罢工失败的原因,提出自己的看法。

刘少奇认为,孝义兵工厂罢工失败,有两条深刻的教训。

第一条教训是:我们的支部在罢工之前,根本不了解群众的要求,不做组织工作,不做准备工作,等到群众自发起来罢工时,我们才去领导。这个错误,表现在5个方面。

一、枪厂工人怠工冲出工厂后,才“忽闻”本年红利12 万元已被“蓝牌”分完。我们的支部平日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去了解工厂的情况,了解工人的要求,简单明了的提出来,写在工人住宅的墙壁上、厕所中,让工人为实现这些要求而斗争。我们的支部没有这样做。“这次罢工完全暴露了该厂支部及其上级领导机关过去在工厂中的工作,是完全空虚的。”

二、枪厂的工人从怠工转变为各厂工人同盟罢工时,我们的支部没有召开群众大会宣布罢工,没有组织罢工委员会领导罢工,没有宣布罢工纪律,不得私自上工,没有推举代表与厂方交涉,工人的行动完全处于无组织状态。所以,厂方只放出一个谣言,说给工人发年关双薪和增加工资,同盟罢工就停止了。

三、第二天上工时,其他厂的工人在厂门口受阻,鼓噪了两点多钟。我们的支部没有利用这个机会,推出代表,同厂方谈清楚发年关双薪和增加工资的问题,就去上工,把这个难得的机会错过了。

四、新工人对罢工是很不坚决的。我们的支部没有做新工人的工作,被厂方利用,破坏罢工,这是我们的失策。

五、当厂方贴出布告,宣布发动罢工的工人为“反动分子”,要“给以严惩”时,我们的支部没有反对厂方借口“困难当头”来压迫工人,没有组织群众的力量防御厂方的进攻,又是我们的失策。

刘少奇说,以上这些错误,是这次罢工失败的主要原因。“如果我们不发生这些错误,这次罢工是完全有胜利可能的”。

第二条教训是:我们的支部为什么不能发动第二次罢工呢?不是工人不要罢工,而是我们自己做错了。错就错在“经济罢工政治化”。

刘少奇说,群众最迫切的要求是增加工资,分配红利。我们的支部应该根据这两条,领导工人起来进行坚决斗争。可是,我们的同志以为提出的要求愈多愈好,愈革命,把经济要求同政治口号混在一起,提出14条斗争纲领:

一、红利全部发给工人。

二、增加工资5元。

三、实行8小时工作制。

四、夜工4小时作一工,8小时作双工。

五、反对罚金。

六、反对规定物价。

七、年关发双薪,年假工资照给,免费乘火车。

八、反对无故开除工人。

九、反对指派代表。

十、打倒吃工人血汗的国民党。

十一、打倒出卖中国工农给帝国主义的国民党政府。

十二、打倒进攻苏联、压迫中国工农的帝国主义。

十三、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区。

十四、拥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组织工农自己的政府。

刘少奇说,这个斗争纲领的后半部分,显然不是群众的迫切要求,而是“左”倾教条主义者坐在屋子里写成的“佛经”。他们以为“拿了这个纲领到工人中去,照和尚念佛经的样子,去念他娘的千万遍,或者会‘显圣’吧!工人群众将会‘不得不’在这14条之下,起来罢工吧!除此之外,我们就不能解释这个要求纲领的‘正确’。照我‘凡夫俗子’看来, 这14条,恰恰是要葬送罢工的。落后的工人看过我们这14条就会离开我们,怕和我们接近,工人群众脱离我们之后,厂主就可以很简单的把我们几个‘光杆’同时开除了事”。

刘少奇认为,把群众目前迫切的经济要求,同党的宣传鼓动政治口号一起,写在斗争纲领上,作为罢工要求提出来,这是把工人的经济要求,同党的政治口号“混淆到一塌糊涂”。这样干,只能葬送罢工。孝义兵工厂第二次罢工发动不起,这是重要原因之一。

经济斗争应该怎样和政治斗争联系起来呢?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刘少奇认为,工人的经济要求,同党的政治口号,绝不是不可联系,而是可以联系的,问题在于如何联系。

拿这次孝义兵工厂罢工来说。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我们就应该向工人解释:工资低,不能维持生活,是因为物价太高。物价高涨,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战争造成的结果。工人要解除自己的痛苦,就必须驱逐帝国主义和消灭军阀战争。要达到这个目的,那就得靠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只有苏维政权和红军取得胜利,才能改善工人的生活。所以,工人在为自己的切身经济利益进行斗争的时候,也应为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的胜利而斗争。接着,我们就应该告诉工人,目前应该这样来帮助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参加红军,募捐慰劳红军,或制造炮弹枪械时,如何使这些炮弹枪械不能使用,或在军事任务紧急的时候,举行经济罢工。

刘少奇说,“这样就使工人的经济罢工,和拥护苏维埃的任务联系起来了。这比在要求纲领上加上拥护苏维埃的口号要好多了。实际多了吧!这只有糊涂虫才不懂得!”[2]

刘少奇这篇文章,被“左”倾教条主义者视为“反对经济罢工政治化”的证据。


注释

[1] 《刘少奇论工人运动》,9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2] 《刘少奇论工人运动》,9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校对:孺子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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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左”倾路线对上海地下斗争的危害

历史  6天前  332  激流书摘   0

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宗派集团控制了党中央的领导,开始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王明等人错误地估计形势,过分夸大当时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提出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普遍地实行武装工农”,“罢工、罢课、罢市、罢操、罢岗”等等错误主张。这条错误路线,使当时上海地下党的组织和革命力量遭到了严重的损失。

一九三一年春,党中央决定成立“上海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简称“上反”),领导全市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上反”的党团成员有五人,书记老洪、委员老赵、老郦(即郦成明)、小李和我(当时规定都用代姓)。老洪是个知识分子。老赵是经过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王明一起回国的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老郦是个饱经风霜的地下工作者。小李是大学刚毕业的学生。在当时所谓改变各级领导成份的干部路线下,工人党员得天独厚,我从塘山路街道支部书记一下子被提升成了“上反”党团成员。“上反”成立以后,我们的工作是经常地无条件地号召和组织政治罢工、同盟罢工、罢课、罢市、飞行集会和示威游行等活动。我们印制了许多标语、传单,发给“上反”在各区和各基层组织里的积极分子,让他们到热闹的马路上去散发。有时他们乘坐公共汽车、电车经过闹市中心时,突然从怀里掏出一叠传单抛出去。有时他们到南京路几个大公司的屋顶花园里把传单丢向马路上。我们还分区发动一个或几个单位的群众举行飞行集会或游行示威。有一次,我在杨树浦平凉路一块空地上,组织纱厂工人示威。正在集合开会时,我发觉巡捕房的一个密探已经盯住我们,估计大批巡捕马上会开来。在这紧急关头,只有发动群众包围密探,我们才好脱身。于是,我通知总指挥马上发出打走狗的信号。此时,密探从袋里掏出警棍要抓总指挥,一霎间,组织好的工人纠察队包围了密探,扭住他不放。这时,已听得见警车的喇叭响声了。负责纠察的同志一面催我和总指挥马上离开,一面不顾被捕坐牢的危险,毫不畏惧地和密探进行搏斗。


王明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以后,上海各界人民纷纷行动起来,掀起了抗日救国斗争的新高潮。但是,王明路线却错误地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并列,把反对国民党南京政府和反对国民觉的一切派别并列,继续主张打倒一切和发动冒险行动。有一天,“上反”党团开会,老洪传达上级指示说:现在日本步步侵略,国民党不抵抗,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剧烈反对。红军已经冲破了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这些都证明革命危机已经发展到了尖锐阶段,国民党反动派内都已经动摇、恐慌万状,中国革命出现了全国性的新高潮。他又说,当前政治形势“中心的中心”,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死斗争”,一切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军阀都是一致的,就是资产阶级也是我们无产阶级的最危险的敌人。所以,我们应当采取进攻路线。他接着又说:在进攻路线下,“上反”的任务是进一步发动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老赵是王明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一听到党中央这些指示他马上提出:现在群众要大干,要革命,我们先在一个地区或者一个行业发动反帝斗争,然后扩大并推动全市的反帝斗争。他还具体建议,人力车工人在大革命中表现勇敢,他们生话苦,受压迫深,最恨帝国主义开设的公共汽车和电车公司抢去了他们的生意。如果发动人力车工人去砸公共汽车、电车,斗争一深入,一定能够引起全市反帝斗争的高涨。他认为“上反”党团应该成立具体组织这个斗争的指挥部。这个错误主张得到了老洪的同意,于是,便指定老赵和我去发动这场斗争。

我们到了人力车工人聚居的潭子湾棚户区。人力车工人每天作牛作马地日夜两班拉车,老婆、孩子去捡破烂、挖野菜,还是不得温饱,长年挣扎在饥寒之中。他们日日夜夜地渴求改变这种非人的生活。当时,我们是这样进行宣传鼓动的:现在全国的革命高潮已经到了,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步步胜利,苏维埃政权扩大到了半个中国,穷人的出头日子为期不远了。你们的饭碗给帝国主义的公共汽车、电车抢走了,要报仇,要伸冤,大家要积极参加斗争,迎接天亮呀!那些年壮气盛的小伙子,一听到要去砸公共汽车和电车,立刻激动起来,摩拳擦掌地要上。我们就把他们按照英商、法商公共汽车,电车的路线编好组。第二天一早,大家埋伏在一些偏僻的地方,等到公共汽车、电车开过时,用石共对准车头掷去。由于出其不意的袭击,使几条路线的车辆一度停驶。开始,巡捕房一时查不到线索,斗争似乎“胜利”了,但以后在敌人严密监视下,再去行动,不少群众就遭逮捕。被捕工人家属的生活因此陷于绝境,群众斗争情绪就此低落。后来,虽然指挥部布置群众继续行动,但大多数人不肯冒险,只有几个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勉强应付一下,斗争已流于形式。

这场斗争引起了“上反”党团内部不同意见的争论。老赵曲解人力车工人斗争的失败为胜利,说是“成绩很大”,主张要以此为基础发动全市的暴力斗争。他还提出:要吸取组织这次斗争的经验,要把党、团、赤色群众组织、工会、学联、妇联、互济会等力量集中起来,统一组织“运动委员会”,斗争才声势浩大,才能持久。老郦不同意他的主张,认为人力车工人仇视公共汽车、电车是从狭隘的行会思想出发的,他们反对帝国主义还不到政治上自觉斗争的程度,现在他们的斗争受到挫折,原因不是什么声势小的问题……老赵不让他把话讲完,就暴跳如雷地扣大帽子:你看不到反帝运动的胜利发展,看不到全国革命高潮,看不到群众迫切的革命要求,反对采取进攻路线,这是可耻的取消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老郦严正地提出:从“四一二”事变以后,党的战斗力还刚刚恢复,人力车工人中党团力量本来不强,现在斗争遭到挫折,党团员大部分被捕,这种没有政治方向、孤立的暴力斗争,是脱离多数群众要求的。他还对下一步要推向全市的暴力斗争,表示怀疑。老赵听了,蛮横地说,老郦的思想是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党内最主要的危险。老洪一向支持老赵,我和小李支持老郦,大家争论不休。老洪只得说向上面请示汇报以后再作决定。后米,党中央派来了一个领导同志。他听取了双方的陈述以后,认为老郦的意见不符合中央指示精神。以后,老赵竟以老郦“反对党中央的反帝斗争路线”、“不满‘上反’党团的领导”、”不坚决执行‘上反’党团的奂定”等“反党”错误报上级,决定撤销老郦在“上反”党团的职务,并责成他写出书面检查。这时,正是上海地下党开展“反两面派”斗争的时候,不少知识分子成份的党员遭到批判。老郦也被诬陷为“改组派”、“右倾机会主义”,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自从党中央批准老赵提出的组织“运动委员会”的主张后,“上反”党团要求把反帝斗争从局部推向全市。一九三二年,为了纪念“九一八”一周年,“上反”与“上海人民反日大同盟”(简称“民反”)准备召开一次全市性的由各界群众参加的示威大会。为此成立了筹备处,并在租界的大旅馆里开了几次筹备会议。会议最后确定大会地点在泥城桥,因为那里马路纵横,行人众多,易于分散;同时组织一部分群众事先在北站集合,以转移巡捕房的注意力。会议还规定了集合、开会、全市游行与分区游行、解散等联络暗号,各区纠察队人数,秘密与公开的总指挥人选。我被指定为公开的总指挥。那天上午,泥城桥一带成千上万的工人、店员、学生、教师等好象是若无其事地在逛马路,其实是聚精会神地在注意集合暗号。

由于巡捕房的注意力在北站,这里只有一队巡捕来回巡逻。九时正,秘密总指挥通知发出集合的暗号,我马上右手拿了帽子向分区指挥走去。霎时间,一个工人在集台的会场中心高举起一面红旗,四面八方的群众前推后拥地向中心汇合。“纪念九一八!““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日本强盗”等口号声四起,传单象雪片似地飞舞。主持会议的人站在红旗下讲了几句话,就通知整队出发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向西藏路涌去,少数巡捕怎么也阻挡不住游行人群。到了南京路,巡捕房的警戒突然森严起来。红色警车、救火水车和骑马的“三道头”,杀气腾腾地排在那里,准备冲散游行队伍,镇压革命群众。秘密总指挥及时通知发出分区游行的暗号,各区队伍就按事前规定的路线,分散前进了。

在此前后,“民反”在劳勃生路(现长寿路)共舞台戏院召开了上海各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代表大会。这些代表,都是党团员或赤色群众中的骨干分子。那天开会,每个代表胸前还挂着一条红绸做的代表证。我负责带闸北区的队伍去参加大会,在会场里看到老郦也挂着红绸代表证。为了怕闸北区有些代表进了会场找不到队伍,我就去大门口等侯。但刚出去一会儿,巡捕房的摩托车队就到了会场门口,立即封锁了大门。随即捉人的红警车和大批巡捕都来了。已经进会场的二百多名代表无一幸免,全部被捕。后来,听说租界当局将被捕者中比较重要的干部,引渡给国民党反动政府,押送到南京入狱,其中有三十余人在雨花台被敌人用机枪扫射,壮烈牺牲。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破坏下,不少同志遭到了无谓的牺牲,但是他们慷慨就义的英勇事迹,仍在同志们中间传颂着。一九三三年我被捕后,曾听到难友为我讲老郦坚贞不屈的斗争事迹。老郦被捕后,国民党认为他是“共舞台”会议的领导人。他被押送到南京后,国民党特务就来劝降,但他干脆拒绝说: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我信仰共产主义,决不动摇。特务们在失望之余施加酷刑,妄图逼他就范。但是,他坚贞不屈,直至殉难。他曾经对难友们说,我们是共产党人,为了民族独立,为了人民的未来,才决心抛弃自己的生活,甚至生命。如果在敌人的威胁下,背离了自己的理想,或以别人的生命来保存自己的生命,这不但会被人民所唾弃,连敌人也会瞧不起的。这样比死还不如!像老郦那样由于敢于坚持真理,受到错误路线打击、排挤,却仍然坚定执行党的路线方针,以后又遭到反动派屠杀的同志,何止一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直接或间接地葬送了很多久经考验的同志的生命。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严重错误,给了敌人以可乘之机。国民党反动派不但派特务混进了我党内部和各级领导核心,从中进行破坏,而且威胁利诱党内的一些不坚定分子、不满分子,先让他们秘密办理叛变手续,然后伪装革命,继续在革命队伍内部扩大缺口,进行破坏。从一九三一年到三四年,上海笼罩在严重白色恐怖下,党的组织迭遭破坏,迫使党中央机关在一九三三年初迁往苏区。一九三二年冬,党中央决定缩小党组织,撤销“运动委员会”,恢复各级组织的严密领导。如杨浦区被划分为纱区、烟区两个产业区委,并以齐齐哈尔路为界,划分齐东和齐西两个街道区委。我被任为齐西街道区委书记。工作方法实行单线联系的方式,省委设巡视员领导区,巡视员单线和区委书记联系;区委所属的支部和党员,也都是单线领导。区委设立绝对保密的机关,以家庭形式作掩护。我爱人陈琳当时就“住机关”,负责安置安全信号,与省委巡视员联络。当时,不但白色恐怖严重,而且党的经费很困难,要求基层组织的干部一般不脱产,生活条件相当艰苦。我和陈琳是脱产工作的,组织上每月发十二元,房租、车费、生活费都在内。我们往往要降低到起码的生活费开支来应付意外支出,帮助更困难的同志。对失业的区委委员,组织上每月只发给四元津贴。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还是克服一切困难,坚持地下斗争。

一九三三年四月,省委巡视员小李把我的领导关系交给了老沈。一天,老沈通知我,烟区已遭破坏,但是还留下一个关系要我去接上,然后由齐西区委来领导。傍晚,我按照老沈说的地点和暗号找到榆林路一条弄堂里的一个灶披间门口,看看周围没有可疑痕迹,灶披间的门也是按规定虚掩着的。我正伸手推门跨进一步时,只听见“不许动”,我的手被铐住了。原来,这个地方是敌人破坏烟区组织后有意保留下来引诱老沈上钩的,我代替了他。敌人把我当作老沈,草率刑审后,就被押送到南京警备司令部监狱。

我们这一批押送南京的共有四个政治犯。和我铐在一起的是黄励。在狱中,我才知道黄励在“共舞台”事件后担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一九三三年二月为叛徒出卖,在租界里遭秘密逮捕。从上海列南京,尽管反动派蜜言引诱或严刑逼供,但她始终忠贞不渝。

在南京警备司令部监狱里,由于反动派管制严密,政治犯对外面形势盲无所知。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中,黄励物色了一个青年看守,耐心细致地向他宣传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开始这个看守听了默默地走开,以后就主动讲了一些外面的消息。黄励再设法把消息传到男监,大家都佩服她能抓住机会,创造条件,解决了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从此,监狱里的政治空气比较活跃了。后来,这个青年看守被特务搜查出黄励托他带出监狱的信,即被逮捕枪决。黄励受尽非刑折磨,于七月五日清晨,在雨花台壮烈就义。

(上海党史调查组沈忆琴、薛森荣一九七九年九月访问整理。)


(作者:林立。校对:如晦。本文为激流网整理录入,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邱铭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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