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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 2013 搬厂 罢工(全书连载)

2013 搬厂 罢工(全书连载)

前 言


  这起搬厂罢工持续两周多,斗争有所展开;组织者有过一定的讨论策划;期间经历了多次冲突和谈判;资方和政府部门的打压手法比较复杂,这些,都使我们感到有必要深入访谈,为珠三角工人的集体斗争进程刻下一个印记。

  我们访谈了此次D厂罢工中几种不同类型的工人。有最积极,也被迫害最严重的吴代表,有担任组织者和谈判代表的组长,有表现积极或普通的男女普工。

  每个人在罢工中的表现不同。哪些人会成为代表,哪些人只是普通参与者,这里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每个人的工作经历、入厂年限、家庭情况、性格特征、甚至工位特点都可能影响到他们在罢工中的表现,从而影响罢工进程。

  这些访谈记录了他们在罢工中各自的所见所闻、所做所想。其中吴代表的讲述最为详尽,部分内容与其他人所讲述的有所出入,或存在一些重复的地方,我们都全部照实记下了。这是因为,每个人参与罢工的程度不同,对于事件的了解、态度都各有不同。从他们不同角度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代表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他们各自怎么卷入和看待这场罢工,不同的角色如何在行动中影响罢工、在罢工中自身又发生了什么变化。

  工人维权本来就不容易,随着经济再次陷入停滞,难度又加大了。一些工人难免以为自己最惨、工人最不齐心、维权环境最恶劣,以为其他年代和国家地区就不会这样,但其实,这块土地上的劳资纠纷,尤其是罢工的数量,都比别处要高(例如在台湾,工人很少因为裁员、减薪起而抗争),并且就像第一篇分析所讲的:“严酷的战斗尚未发生。”

  附录《1939-1948 上海工人斗争的几个瞬间》提供了一个初步的参照:六、七十年前的上海工人有过怎样的群体经历,处在怎样的社会环境中,意识、组织和斗争水平如何。不难看出,当年的斗争要尖锐、残酷得多,工人所受的磨难更为深重。但斗争的本质一样,工人、老板、政府的许多表现也是相通的。

  2015年的珠三角,劳资纠纷在持续增加。这本小册子,就是为集体行动的工人,提供一个参考,少走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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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2013年典型搬厂罢工分析


范世刚


背景


  2005年,广东省政府对珠三角产业升级做了整体规划,工厂搬迁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措施。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下,省政府开始加快推进经济调整政策,计划在2012年为产业转移做好准备。2011年底,深圳市出台了细化措施,要在5年内搬迁上万家企业。各级政府的准备工作到2012年基本完成。2013年,政府主导、配合下的工厂搬迁集中出现了。
  经济形势的变迁已影响到越来越多的企业。许多工厂都在调整经营策略,包括把厂搬到工资更低,或能享受更多优惠的地方去。对这些工厂来说,搬迁是主动选择,或顺理成章的事,并非只是被动执行国家政策。有一些搬迁工厂还享受到国家提供的便利和补贴。
  在珠三角,工厂搬迁一直是劳资纠纷的重要原因。2013年的搬厂潮同样伴随着大量罢工。焦点之一,是经济补偿问题。
  不是所有搬迁的工厂都发生了罢工,也不是所有的搬厂罢工都那么艰难。有个女工回忆说:“我们厂搬的时候,老板主动赔钱了喔,而且是按照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赔的喔。”另一个女工说:“我有一个老乡,她那个厂要搬的时候,老板开始不给赔。后来他们把厂门堵住啦,不到两天,老板就同意赔钱啦。听说那个老板早就把钱准备好了,就放在办公室的桌子下面,看工人闹就给,不闹就不给啦。”
  可是还有很多老板,虽说没有拖欠工资,但补偿款是一分也不想给。他们最讨厌工人“得寸进尺”。有时候,企业实力越是雄厚,老板就越是寸步不让。这些老板的名言——“拿出一千万来拖垮工人”,“宁肯把钱丢到河里也不给工人一分钱”——激怒了工人,迫使工人的行动升级了。
  那么,为什么工人一定想要这笔钱,而且能够坚持罢工呢?
  首先,长期的经济繁荣、近几年的工资增长和珠三角工人群体的生活演变,都使工人有了更多的需求。2008年经济危机后,各地冻结工资标准;国家采取扩张政策刺激经济,许多企业利润大幅回升的同时,物价也涨得厉害。最近五年,珠三角的底薪连年上调,但每次底薪上调都伴随着又一轮房租、物价的攀升。
  其次,20多年来珠三角工业的巨大发展,造就了新生的工业资产阶级,聚集了上千万的工人群体,也产生了无数的劳资纠纷。各种集体和个人维权经验(包括停工、堵路、堵厂门、拉电闸、投诉、仲裁、找媒体、打官司等)也在工人中扩散着,使工人对集体行动的后果、资方和政府的应对,以及法律法规(包括可在搬厂等劳动合同条件变更时要求经济补偿),都有所了解。2013年的一次罢工中,某派出所警察说:“你们这些工人都成精了,(维权的时候)动不动就报警找政府。”
  2008年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工人被压得抬不起头,却也加大了随后集体行动的爆发力度,就像往后退一步,再加速冲刺一样。2010年后,要求加薪的罢工一时间遍及珠三角,在汽车行业尤其明显,着实让老板和国家紧张了一把。回忆四年前的某次加薪罢工时,某个汽车厂男工感慨道:“哇,那感觉就像是整整过了一个时代。以前每年涨十块钱的(月)工资,现在听说有的厂罢工后一下子涨了七八百。怎么说呢,大家都蠢蠢欲动起来,那个心兴奋得不得了。”
  另一方面,虽然这些年工人积累了一些见识,但是在繁荣时期,习惯“大不了换家厂”、没有经历严酷冲突的工人,一般还缺乏抗争毅力。同时,老板们忙着赚钱,并不如临大敌一般对付罢工。
  此外,除了上调底薪,珠三角政府部门也广泛介入罢工调停,避免工潮扩散。国家虽然不会随便为某个老板出头,但整体上总是站在老板一边,经常敷衍、欺骗和压制工人,必要时还会动动拳脚。
  凡此种种,使罢工的深度和广度一直水平较低。
  绵延至今的搬厂罢工潮,有些斗争的时间长,过程复杂,冲突相对激烈。工人们尝试了已知的各种方法,也在面临更大的考验。

D厂的罢工简析

  罢工概况和劳资对抗的动力



  珠三角某市D厂是一家老牌港资厂,实力雄厚。2004年,赚了大钱的老板在邻近的Z市买了块儿地皮,自建分厂。老厂规模不断缩小,但是订单一直充足。有些工艺复杂的产品,只能靠老厂的员工来做。所以,工人很了解厂里的经营变化。

  2013年开工不久后,D厂老板打算把老厂进一步合并到分厂去。随后,因为搬迁赔偿问题,发生了几百名员工参与的全厂罢工。老板不肯就范,工人也不愿放弃。二十几天中,工人三次“扣留”资方车辆,一次在厂门口堵路,两次围堵工厂办公楼,两次在街道办外静坐抗议,一次围堵劳动站,两次在工厂附近示威,一次游行去市政府上访。其间政府四次出动防暴警察,工人两次被全体抓进派出所。最后,去市府上访的路上,工人被警方“修理”了一顿。部分工人被抓后关了几天,罢工瓦解了。
  “罢工好辛苦的,比上班还要累喔。”一个大姐这样说。“哎呀,真的,你没看到,那天他们好像土匪一样喔!”另一个大姐讲起上访途中被打的情形,依然气愤难平。
  持续的对抗让D厂工人身心俱疲。最后,面对庞大的国家机器,紧张兴奋的工人一下子被“打醒”了:他们没了主意,害怕了,退却了。
  工人事先都没想到罢工“会搞这么久”。一个谈判代表说,最初估计罢工不会超过7天。不少工人听过或见过其他厂的罢工,多少有点心理准备。他们觉得,只要不是被逼到仲裁打官司,事情就不会拖太久。
  那么,为什么在这次罢工中,工人跟老板斗得那么久,斗得还挺凶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劳资双方积累的“宿怨”。
  D厂的老员工会提起大老板的“江湖”出身,也记得多年前大老板在车间巡视,如何亲手殴打“犯规”的工人。在大老板的纵容下,那些年厂里的保安也很嚣张,动辄打人。2006年后,大老板的弟弟二老板开始接手厂里的管理。此后虽然打人的事情少了,但是管理开始“正规化”,用工人的话说就是规矩越来越多,罚款越来越多。二老板像他哥哥一样,喜欢亲自上阵,没少闻车间厕所的臭味——他经常神出鬼没地“抓捕”躲在厕所吸烟的工人。2007年,老板取消了全勤奖。2008年,工资上调至900元,但不再包吃,而且无论是否在食堂用餐,每月都要扣除270元的餐费。2012年,取消了年终奖。
  在珠三角的搬厂罢工事件中,“积怨爆发”是很常见的。例如:
  成立20多年的某台资玩具厂,发了大财,老板投资广泛。但工人常年工作在充满有毒化学品的环境中,至少有5名工人死于职业病,是名符其实的“卖命”。对于被诊断为职业中毒的工人,资方一概不理。此外,该厂加班费不合法,只要工人计件赚多了,就下调单价。还发生过两名男工因加班过多、不能请假而跳楼自杀的惨剧。2008年,这家玩具厂开始为部分工人购买养老保险,但是很多工人超龄,不能再买社保了。
  由于担心失去工作,老员工们平时比较谨慎,即便发生罢工,也不太敢出头,甚至不会参与。但是搬厂时,再消极的老员工也不怕跟老板撕破脸了。

  除了“宿怨”,一些老板拒不赔偿的死硬态度和对工人的耍弄,也是罢工持续的重要原因。
  就D厂来说,工人很清楚老板完全有能力支付补偿。罢工期间,有传言说老板要拿出1000万来“玩死”工人,让大家更加愤怒,坚定了要到补偿的决心。
  无独有偶。2013年8月,珠三角一家纺织厂决定撤销某部门。资方宣称“把钱丢到河里”也不给工人补偿,工人的口号针锋相对:“把河水抽干也要拿到钱。”
  上文提到的那家台资玩具厂,2013年5月,在转移机器后,派了个律师通知工人“企业即日倒闭,工人须当日办理工资结清手续”。满肚子怨气的几百工人,随即到区、市政府上访,还与防暴警察在国道上对峙。
  有的老板在工人面前像个笑面虎,很会迷惑人。2013年珠三角某上市公司旗下钣金厂,发生了搬迁补偿纠纷。事后一名男工说:“我们罢工后,老板娘又说两年内不搬了。她人看着很亲切,说话很和蔼,我们就信她。谁知道后来还是一台一台地搬机器,我们越来越火大。到最后,要不到钱也要争口气。”
  这些老板时而凶神恶煞,时而亲切动人,但就是不想掏钱。D厂的一个组长说:“工人是弱势,本应该工人耍无赖,怎么反倒成了老板耍无赖?”工人是否“弱势”暂且不管,但是应该说,资方“耍无赖”,是因为老板认定:“工厂是我的财产,厂里一切我说了算,我赚多少钱、搬哪里去都是我的事,跟你们工人没关系!工人要我掏钱,纯粹就是找我麻烦。”所以千方百计把工人打发掉。工人则认为,工厂要搬了,是时候跟老板算算账了。正是这些死硬的老板,让冲突变得复杂起来。


罢工准备


  D厂工人早就开始讨论搬厂的事情了。组长们也密切注意工厂生产的变化,比如采购计划的变动、订单的外发和机器设备的转移计划等等。组长互通有无,同时也向关心补偿问题的老员工“泄露情报”。这样,就出现了以各组组长为核心的维权小圈子。
  对于D厂的大部分员工来讲,不愿意跟着搬厂,主要是不想挪地方。在一个地方做久了,亲戚朋友都在,挪了地方一切从头开始。就算去新厂有更好的位置、甚至多一点补贴,也有很多人不愿去。至于管理层,分厂已经有完整的管理架构,老厂的管理过去了,地位尴尬。而且管理层普遍工资高、工龄长,能拿一笔不小的搬迁补偿,所以,D厂管理策划“闹事”是不奇怪的。

  在老板搬过几次机器之后,组长开了个小会,一是统一诉求,二是确定发动时机。大家决定要在下次机器装上车的时候开始罢工,同时各部门拉闸断电,让犹豫不决的人“心安理得”地离开产线。
  不久,员工和基层管理又开了一次扩大会议。为了防止泄密,组长们只叫了一些可靠的工人来开会。大家被告知:“有人要挑头了,愿意参加的就来开会。”会上根据某管理人员提供的“情报”,决定在三天后资方搬注塑机的时候拦车罢工。大伙还挑出20来个人做联络员,分头收取“罢工基金”,预备饮水和交通的花销,此外他们还要协调各部门的行动。
  D厂某些高管显然知道工人们在“搞事”,但却装聋作哑。二老板及其个别亲信,则一直蒙在鼓里。严格来讲,这并不是因为工人“保密”工作做得好,而是二老板治厂无方,失去了管理层的支持,没能提前“解决”带头闹事的人。与D厂不同,有些预先做了安排的老板,搬厂就顺利多了。比如一家港资厂,老板逼迫老员工和基层管理自离,同时对中高层管理人员下手:赔钱辞退经理,从外地调来新管理,把老厂的干部调走,等等。最终,保证了这家厂没赔工人钱就搬走了。
  目前,不少搬厂罢工都是基层管理发起的。为了切身利益,基层管理往往比员工更能挑头维权。但是一旦投入行动,基层管理也容易摇摆不定,怕得罪老板,而且习惯于单方面发号施令,不利于普通工人积极思考和行动,妨碍罢工活动的进一步发展。

罢工初期工人的决心

  “扩大会议”召开后不久,厂里又开始搬机器了。当注塑机被装上老板租来的平板车时,一名货仓部工人用叉车拦住了平板车的去路。罢工开始了。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资方和政府部门显然错误估计了工人的决心,只想敷衍了事。罢工发生后,厂里先是要工人回去干活,但没人理会,于是搬出桌子,让罢工工人签辞工书,结工资走人,还是没人理会(除了几个临时工之外)。紧接着,来了一个自称代表政府的警察,凶巴巴地吓唬工人,没成想被工人围着骂,吓得躲进办公楼。不久,派出所又来了一个警察,跟工人代表攀起了老乡关系,但工人态度冷淡。隔天,十来个不明身份的男子在厂门口晃悠了一阵又消失了。到第三天,大老板露面了,当着全厂工人的面前说不搬了,让工人回去上班。一个大姐说,当时大家都不信他,喊得好心齐:“你当我们是三岁小孩呀!”大老板见势不妙,抬腿就走。
  几个回合下来,工人一度士气高涨。看到工人的决心,老板和政府也不得不认真起来了。
  罢工第七天,资方与工人进行了第一次正式谈判。上午的谈判虽然没什么结果,但工人代表觉得“还算正常”。到了下午,资方突然翻脸了。谈判室里新安装了录像设备,等工人代表一进屋,二老板就拿起一张纸“通知”工人:搬迁取消,要求工人立即复工,否则按旷工处理,并且要求工人赔偿罢工造成的损失。跑来帮工人维权的律师见状,什么都没说,立马就走了。随后,工人代表退场,向等待谈判结果的工友们说明了情况。愤怒的工人自发地冲出厂门,堵住了厂门口的一条马路。很快,大批的防暴人员赶到,强行把工人赶回了工厂。冲突中一名中年女工摔断了胳膊。

  这次事情之后,有几个组长不愿再做代表了。但是大多数工人不仅没有害怕,反而更生气了,马上又从员工中选出了新的代表。事后第二天,工人集体到街道办静坐,要求政府做主。
  很快,工人们就遇到了更大的考验。


放车和堵路

  大家还记得,D厂罢工第一天,不仅机器没拉走,老板租来的平板车也被工人留在了厂里。有的人说租金是5000块一天,也有人说是9000块一天。5000也好,9000也罢,老板希望工人能尽快把车放掉。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工人中第一次出现了较大的分歧。
  第一次谈判破裂后,工人到街道办外静坐,很快资方就同意了进行第二次谈判。谈判时,资方律师代表老板表态,说同意赔钱了,剩下的就是对赔偿数额进行协商。他们提出的数额是每人每年工龄补300块,后来请示老板,加到400,接着500,但是距离工人的要求还是太远。代表们提出要2000(底线是1600块)。律师声称,老板已经拿出了诚意,同意再谈,要求工人也拿出诚意来,也就是把车放掉。为了打消工人的顾虑,政府部门也出面作保,承诺一定会帮助工人解决问题,同时要求工人先把车放掉。工人代表产生了分歧,但很快就统一了意见,当场表示同意放车。谈判结束后,代表们向工人通报谈判进度,并劝说大家放掉车辆。工人中间同样出现了分歧,但是反对放车的人除了抱怨,并没有阻拦车辆放行。当天晚上,扣留在厂里9天的平板车终于开走了。
  事后,某工人代表说他当时同意放车,主要是因为政府信誓旦旦地书面承诺会帮工人到底,而且他也觉得工人应该表现出诚意。但也有代表从未考虑过“释放善意”,只是害怕“不识抬举”会惹毛政府,担心“政府不帮我们了怎么办”。
  放车的时候,现场只有一百来个工人。据一个中年女工回忆,谈判那天她身体不舒服,回家比较早,等到第二天去厂里的时候,发现车不见了。她忙问其他工友是怎么回事,这才知道车已经被放走了。她说,如果当时她在现场,就是躺在地上也不会让车开走。
  果然,车一走,老板就翻脸了。再次谈判时,只有资方律师露面,改口说不搬了,让工人回去上班。工人情绪很激动,有人开始骂工人代表。一部分工人留下来“看住”律师,另外一百多人去“围”街道办,结果全被“请”进了派出所,在操场上罚站了几个小时,最后把公安买给辅警的盒饭“抢”来吃了,稍微出了口气。
  从这之后,直到罢工失败,工人们再也没见过老板。后来,有的代表也后悔当时把车放了。不过话说回来,坚持扣车百分之百可以迫使资方就范吗?让我们看看另一场罢工。

  2013年冬季的一天,珠三角某电子厂搬迁,随后工人罢工,抗议老板不给经济补偿。罢工工人封堵了仓库,阻止资方出货。第二天深夜,守在工厂里的近百名工人突然被防暴警察袭击,多名工人被打伤打晕,还有多名工人被抓。打跑工人后,资方开始在防暴警察的保护下出货。但是,该电子厂的工人并没有屈服,第二天还集体去市政府上访,在政府部门的安排下与资方进行了谈判。老板敷衍了事地抛出了一个每年工龄补400元的方案后,单方面终止了协商,还要求工人立刻回厂上班。同时,警察继续抓人,甚至到工人的出租屋搜查。工人新选的代表,也被政府部门“请”去谈话,并被强迫签字,保证不再参与集体维权。

  对照这个案例来看,如果D厂工人当时坚持不放车,很难说会不会提前被“修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使用某种维权手段,而在于工人对于“要不要做”和“怎么做”的集体参与讨论的过程。对D厂工人来说,稀里糊涂地把车放了,确实让自己陷入被动。但是如果反对放车的那部分工人,只是简单地阻拦,那也等于在老板和政府面前,公开内讧,同样让自己陷入被动。假设在放车前,大家一起公开讨论这个决定,至少能有机会共同进退,比匆匆放车或直接内讧,要好得多。
  如果说放车是工人内部第一个严重分歧,第二个分歧则是围绕是否堵路产生的。
  在罢工的第一天,就已经有工人喊着要堵路,游行示威,去市政府上访。据几个代表说,当时几乎每天都有工人喊着要去堵路。代表则反复告诫工人要“理性维权”,不要过激。
  在第一次谈判破裂之前,代表还能约束工人。虽然几个天天喊着要上街的工人经常说代表“胆小怕事”,但是大部分工人并没有响应“激进派”的号召。
  代表的想法比较复杂。他们告诫工人要“理性维权”,但私下里也谈到亲眼见过某厂工人把马路堵得水泄不通,“那些汽车从路口一直被堵到万联商场”,结果老板马上就按照工人的要求支付了补偿款。
  说到底,代表们是害怕被扣上煽动工人“闹事”的罪名,但他们心里很清楚,如果工人不“闹”,就算代表的嘴皮子再厉害,也休想从老板的口袋里掏出一分钱来。
  回想当初,一个代表说:“只有最后那一天的工人行动,代表们没有掌控得到。”
  “最后那一天”,就是工人集体游行去市政府上访的那一天,就是工人们徒步三个多小时后,在公路的僻静处被防暴警察殴打抓走的那一天,就是罢工失败的那一天。至于“掌控”,那意思并不是说工人集体“闹事”都是代表们暗中策划的。不仅如此,工人们的“过激”行动,代表们从来都没有参加过,但是他们对工人“闹事”的后果也有个大致的判断。所以,在罢工的最后一天,当有工人喊“走,大伙去市政府吃饭啦”的时候,当工人们要求代表一同去游行的时候,预感到情况不妙的代表就躲开了。一个代表对工人暗示说:“这次去可能没有饭吃。”还有个代表后来说,当时他要求工人站成五人一排的队伍,整整齐齐列队前进,如果能做到,他就跟着去。当然,这恐怕只是他躲开的借口。
  珠三角的工人一直“偏爱”堵路这种手段,因为他们从经验中得知,上街堵路快速有效,而且基本不受惩罚。
  一位工人回忆说,当初他们罢工上访,劳动站的一个工作人员被工人纠缠得烦不胜烦的时候说:“好了,好了!都说了一定会帮你们解决的。要是解决不了,到时你们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堵路,上访,随你们便。”
  另一位工人回忆另一场罢工,他记得当时派出所某警察说:“你们堵马路不要堵完。堵一半,这样就没事。”
  而在D厂的罢工中,工人在街道办外静坐时,每个人的手机都收到了政府发来的两条短信,一条是《信访条例》中的某个规定,另一条“让我们不要堵这个,不要堵那个的,说要拘留5到10天”。不过,很多工人对于拘留几天这种事见怪不怪,已经不拿它当回事。
  但是工人“堵路没事”的预想落空了。最后一天挨打时的恐怖和随后的处罚,都出乎工人的意料。

代表的产生、监督和保护

  组织罢工一个重要环节是代表的产生。珠三角的很多罢工,代表的产生都很简单。
  比如说,2014年珠三角某韩资厂的韩籍管理打了一名女班长。消息传到车间后,一个中年男工喊了一声:“我们连基本的人权都没有,大家不要做了!” 工人停工后聚集到了操场,资方出来道歉,但不提工资待遇的问题。工人很不满,冲出厂门堵路。很快,警察带着两车机训队员赶到现场,要工人找代表出来谈。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集中到了那个“发动”罢工的中年男工身上——第一个代表就这样产生了。
  那么D厂工人代表是怎样产生的?罢工开始后,资方和政府部门天天催工人选代表,但是工人们坚持说没有代表,每个人只能代表自己。实际上,罢工的当天下午,工人就选出了代表。过程也很简单。大家聚集在工厂内某处,几个组长往大家面前一站,有人问大伙:“他们做代表,大家同不同意?”一致通过。全部过程也就几分钟。
  D厂的组长为罢工做了准备,当了代表,却对工人说:“(要是政府问起,)不要说谁是代表,我们每个人都代表自己。”但是,当劳动部门要求工人选出代表与资方谈判时,工人的说辞有点不同。几个大姐回忆说:“他们(政府)让我们选代表,我们就说我们哪里敢选代表啊,选出来被收买了怎么办呀,代表们拿钱跑掉了,我们可怎么办呀。”
  代表不愿意被资方和政府当作带头闹事的人,更愿意表现得像个倒霉蛋,被工人强迫推出来的。除此之外,因为害怕老板报复,代表之间商量好,租一辆车,等赔钱的那一天,代表先拿钱,等大家都拿了钱之后保护着代表上车逃掉。这个有点天真的谋略没用上,因为最后打人的是政府。
  工人理解代表的担忧,但是也有自己的担心,因为他们知道不少罢工是因为代表被收买而失败的。大姐们总是爱拿老乡当例子,这次也不例外。一个大姐说:“我有个老乡的厂里罢工,几个代表拿了老板的钱就跑啦,其他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啦,最后一分钱都没赔到喔!”
  担心归担心,工人没想过监督代表,也不知道要是代表真的逃跑或被收买了,该怎么办。同时,工人也没有认真考虑过保护代表。
  在D厂罢工中,一直喊着要去堵路的工人,成天骂代表“胆小怕事”。罢工最后一天,对于代表们的“贪生怕死”,一些女工很生气,在厂门口大骂他们是“汉奸”,是“叛徒”,“赔了钱没有他的份”。但是女工们恐怕从没想过,如果代表真的被抓了,她们该怎么保护代表。这一点,在罢工失败后表现得非常明显。一个罢工积极分子事后说,代表们被抓以后,很多工人怕了,拿了钱就走了。另一个积极参与罢工的大姐有点内疚地说:“我们还后悔呢,当时真不应该走路去市政府,害了他(那天被抓的工人代表老吴)。可是我们以前两次出来都没人管,以为这次也没人管。一次是在厂门口的路上堵了十几分钟,另一次是拉着横幅围厂转了一圈,都没人管,这次不知道为什么会抓人。……代表都是政府的那些人让我们选的,现在他们又把代表抓起来……。”
  大部分被抓的工人第二天就放了出来。有些工人非常害怕,连工资都没要就走掉了。其他工人觉得只要不再闹事,大家很快就会被放出来。当时的情况,代表不是被抓,就是缩了回去,没有人出来组织。结果,一两天之内,D厂的工人斗争集体就不复存在了。
  趁着工人被打垮,老板立刻宣布解雇所有的工人代表,同时“请”其他工人回厂上班。对不愿意复工的人,老板依然愿意支付每年400元的象征性离职补偿。工人无可奈何接受了这个结果。但是,让工人意外的是,最积极的一个代表老吴,一直被关押了一年零九天。



在这几年政府处置沿海工人罢工的案例中,这个“一年零九天”破了纪录。
  被释放后,老吴开始反思代表的保护问题。他认为:目前工人代表的主要作用就是把工人意见传达给资方和政府;代表不是组织者,这一点与“工人领袖”不同;工人领袖有可能鼓动,联络,甚至在厂与厂之间串联,这样“百分之百是要被打压的”。当然,他认为现在还不存在这种工人领袖。
  不过,在D厂案例中,最初是组长们负起了组织、联络的任务,最初的代表,也是从他们中产生的。这些代表并不只是谈判代表。换句话说,在这场斗争中,他们是事实上的“工人领袖”。此外,工人代表毕竟不是录音机,不可能只是机械地“背诵”工人的要求。集体维权一旦深入,只要工人不愿轻易屈服,就不得不加强组织。工人代表也好,谈判代表也好,积极分子也好,不管叫什么名字,都不得不承担起组织任务,否则罢工和谈判都坚持不下去。就算代表处处“遵纪守法”,向老板和政府不停地“释放善意”,只要他们不愿出卖工人,就难免被视作眼中钉。

罢工中工人的不同表现

  上面说了,在罢工中,吴代表自始至终扮演了很积极的角色。
最后一天,当准备去市府的大姐们,想把“那些人”(指躲开的代表们)骂出来的时候,组长们劝老吴不要跟着去。老吴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自己虽然也担心(镇压),但是看到工友那么激动,感到自己有责任跟着大家一起去。后来在上访途中,一个制服警员指着老吴,高喊“快!就是他!”,紧接着一群“黑皮”就冲了过去。虽说那场面让工人很害怕,但刚刚还“骂人”的女工们这时却抢先围住了老吴,试图阻止警察抓人。
  女工在集体行动时经常冲在前面,这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某厂男工提到集体行动中“女孩子”的表现时说:“我们跟政府部门冲突的时候,女孩子冲在最前面。去市里那天,打人、抓人的时候都是女人冲在最前面。我们都说,现在的男人都不如女人,还要靠女人去冲锋陷阵,让女人在那里和防暴队对峙。”
  至今为止,珠三角的维权工人并没有打算同政府“斗”,但却多少做了挨打的准备。罢工时,女工往往冲在前面,希望多少缓冲一下国家暴力的程度。这种时候,男工呆在后面并不一定是“怕死”,而是工人集体本能地意识到:男工往前“冲”更容易挨打;一旦被打得七零八落,后面的抗争就更难坚持。
  有个代表提到这次罢工中的女工时,觉得这些没文化的妇女除了爱冲动之外,没啥用。实际上,正是这些女工本能的“冲动”推动了罢工的发展。反倒是有些代表在罢工遇到波折时,立即往后缩了。
  有人害怕,但是也有“不怕事”的顶上来。第一次谈判破裂后,一个男工主动出来做代表,他原来是厂里食堂的大师傅,很多工人都认识他。后来食堂外包,他被派到了包装部开机器。罢工开始后的一两天他没参与,但是看到谈判破裂后有代表退缩,他主动站了出来,要求做代表,还说“我不怕”。
  还有一个中年男工,虽然不是代表,但是自始至终都很积极。每次集体行动都冲在前面。最后一天上访的路上,他因为站在队伍前面举横幅而被打了一顿,关押了一个多礼拜。放出来后,因为没人继续组织,他也没了主意,否则“要是有人组织,我还跟着干”。后来回忆起在罢工中的表现,他感觉“自己就像根棍子”,代表们指哪儿,他就打哪儿。
  有积极的,自然也有不积极的。D厂罢工后,有些工人去找事做,不怎么参加大家的集体行动。对于积极的人来说,也有热情减退的时候。吴代表说,开始几天,每次开会代表们都来,后来就懈怠了,开会人都凑不齐。

政府的态度

  政府的处置手法,最能表现它对罢工的态度,在老板坚决不让步的案例中,政府的所作所为充分的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总的来讲,政府在尽力压制工人,帮助老板省钱并顺利搬厂。有些案例中,对于“不知好歹”(有点习惯了近几年的加薪、补偿)的工人,政府使出了各种手段,包括拖延、推诿、欺骗、恐吓,以及诱使工人去仲裁、出动武力震慑等等。如果这样工人还不就范,政府就恼火了,瞬间露出几颗獠牙,咬工人两口;但也很会拿捏分寸,既不会让工人不痛不痒地越闹越长脸,也不会把工人打急了要拼命。
  上文提到的某电子厂工人,他们才罢工守厂一天,就遭到暴打,而D厂工人闹了半个多月才被压了下去。某钣金厂的工人断断续续地从1月一直闹到8月,到市政府上访受挫后,回到厂里,在驻厂黑社会的恐吓下,“兵败如山倒”,被逼着签了离职协议。在不同的罢工之中,政府如何把握“最后出手”的时机?这个不得而知。但有一点要指出,政府不是专门为单个资本家服务的,它要站在整个统治秩序的高度,通盘考虑如何应对搬厂罢工潮,分出轻重缓急,避免手忙脚乱,四处出击。
  D厂罢工后,先是一个穿警服的人前来恐吓工人,然后又派了另一个警察跟工人代表套近乎,两种手法都无效了,就开始拖延。劳动站和派出所每天都来厂里“巡视”,发现工人老老实实待在厂里,还对工人“理性维权”大大称赞,承诺一定帮工人解决问题。可是工人不傻,他们罢工不是为了坐在那里听政府的表扬,所以没人当回事,听多了还反感。
  第一次谈判的下午,老板和政府显然是唱了一出双簧。老板不承认搬厂,政府也否认厂里有违法行为,而且他们可能算准了工人会冲出厂门,因为防暴警察几乎是立即赶到的。但是这第一次大规模动用警力还不算是动真格,只是把工人赶回厂里。工人并没有害怕,回到厂里,又把二老板堵在办公楼里将近两个小时。
  第二次谈判时,劳动部门出具了书面承诺,同时要求工人放车。到了第三次谈判,老板却不再露面,政府的基层工作人员也对工人抱怨,说“你们的老板太赖了,我们早晚要把他赶走”。老板是不是连政府都骗了,这个不得而知。但是工人们知道,不管基层政府人员是否对老板不满,反正政府没有让老板回到谈判桌上;在利益问题上,政府始终是站在老板一边的。
  国家是一个强大的整体,早就预备了一整套应对工人维权的手段。在2013年的搬厂罢工潮中,国家频频出手,一是压制工人诉求,等于让工人勒紧裤腰带,帮助老板渡过经济“寒冬”,二是国家要掌控局面,不允许个别老板随意处置劳资纠纷,更没打算放弃劳资之间最高仲裁者的地位。还有一点也很明显,在处置搬厂罢工潮的时候,国家机器实际上还没有发力,因为工人以“轻快”的心态投入罢工,组织水平、抵抗意志和经验都不足,国家还没有大肆镇压的必要,只需敷衍一下,忽悠一下,拖两下,打两下,再哄一下,也就都解决了。

结 语

  罢工结束后的D厂工人,状况如何?有的进了新厂,有的给小业主亲友打工,有的暂时回老家,有的玩了几个月都不急着找工作,有的尝试着自己做小生意。总之,现在工人没那么容易陷入绝境。毕竟好工作不好找,烂工作一大把,而且这些年来,工人家庭多少有些积蓄。
  近几年,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一直在调整中,以便早日走出萧条。搬厂罢工潮,是珠三角工人对这一经济调整的本能反应。工潮延续了多年来“就事论事”的特点,事后也没有留下固定的组织形式。工人在罢工中的手段,比如堵路、集体上访,几乎都没有什么自觉的总结,更不要说有意识的改进了。
  整体上,珠三角工人不怕罢工,有需要的话,也不怕突破法律,采取堵路、阻拦出货、集体上访等手段。这些手段,好用的话,工人就用;不好用的话,先暂时搁置起来。就算被打了,被抓了,工人也只是害怕一会,愤怒一阵,就过去了,谈不上被吓破了胆,也谈不上对老板的深仇大恨。

  无论搬厂罢工,还是其他的劳资纠纷,工人都比过去更加在意自己的行为是否违法。但是工人行动起来,有时又并不把法律当作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只要他们觉得能达到维权目标,就敢想敢干。可以说,目前的工人处于“不愿违法,不怕违法”的矛盾心理中。这并不奇怪,单抠条文的话,20年来珠三角工人的无数罢工,一直在违反各种律条(破坏生产,损害财产,破坏公共秩序,寻衅滋事,等等)。只不过一直以来,国家并没有大规模地应用多如牛毛的镇压性条文罢了。至于网开一面的原因,无非是高度繁荣让老板和国家都以赚钱为第一要务,任何其他事都先搪塞一阵再说。此外,对于混沌状态的劳资矛盾,如果一板一眼地开动镇压机器来压制懵懂的自发罢工,反而可能刺激工人,让局面复杂化。对此,政府心中有数。
  经过了漫长的生存挣扎,珠三角的工人站稳了脚跟,比过去更有自信,也有了更高的生活追求。工人想得到更多,但老板比前几年更不愿让步。国家是全副武装的,时刻保护着资产阶级的全局利益,也还没打算把工人打击得不敢吭声。严酷的战斗尚未发生,在今后一段时间的集体抗争中,是否会涌现出一批从阶级的高度看待工人利益的积极分子?最敏锐的那部分工人,是否会产生学习如何对抗老板的需求?工人与代表是否会在集体行动中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总之,珠三角工人能否向前再迈一步?还要拭目以待。






吴代表访谈记


一、工厂基本情况

  ● 工人状况与劳动条件
  2004年这家工厂在厂门口招聘,我就这样进了厂。暂住证厂里给办,但要员工出钱。厂里不预支工资。工人的工资还要压2个月。这家厂货源充足,每天都有事做,两班倒。除了周日,每天都加班,基本没休息,做得很累。无故不加班的话算旷工,当天工资不给,还要罚3天工资。赶货的时候会通宵,错峰用电时可以休息,但是休息日没有任何工资。平时请假要组长和主管几个人批。
  我们两公婆都在这家厂,吃住都在一起,有个照应。当时我们也不考虑工作环境怎么样。
  我被分到开料部,做相片架和相片框。开料部有50多人,还有十几个杂工,负责码料、捡料,此外还有计数、调机、质检和机修。
  组长每半个月派一次单,看哪些急,就先做。说是计件,其实是计时又计件。厂里规定了基本产量,还有一份基本的价格表,但要在规定时间完成,否则挣得更少。你工资多少,看上头给你安排的活好做不好,这要看关系,有明显的亲疏。好搞的模材,推下去就是完整的好几根,做得就快一点,工资高一点。有的模料,有宽有窄,要反复推几次,还要修边,花同样时间,出的活少,赚钱少。计数计算产量只是大致估计。开料比较粗,然后还要出条,四面刨。
  单价是老板乱订的,不考虑产量,其实是假的,原则是一天不许多于60元。月工资七八百,员工之间的工资差别不会超过二三十元(附近工厂的工资都差不多)。
  我们线上工人的计件收入,每个人扯平了,分一部分给杂工、计数和调机,他们的工资是直接从我们计件的收入里划出去的,不是老板另外开工资。
  车间里面,都是亲戚套亲戚。管理安排自己人做计数岗位,做师傅。有个主管和助理是四川的,是连襟,娶的老婆是亲姐妹,助理下面包括计数、QC(质检)、码料,都是亲戚,打也打不赢。质检和计数比我们工资高一两百。两个有关系的调机师傅,一般不做事,在办公室里喝茶谈天。平时我开料也没啥要问师傅的,认识卷尺,知道怎么调档位就行,半天就学会了。被照顾的工人可以提前下班,完成定额就能轻松回家,不用再加四个小时班。只有很少几个人能得到这样的照顾。工人在厂里一般都会形成小团体。
  年终奖早先是有的,按工龄,每年加一百,六百封顶。2008年没发年终奖,2010年以后都不再发了。当时工友也议论,但是没人闹。因为年终奖没写进合同里,老板想给就给,不给也不违法。
  没打卡要罚款。把料开坏的话,一般不罚款,因为一般不会上报,上报的话,管理的日子也不好过,所以直接就在车间处理了。
  赶货的时候,厂里用过凉山彝族工人,干了几个月。他们工资比一般员工低,还要交一部分给他们内部的领头。彝族老板委托自己的亲戚,在厂里看着。彝族工人各部门打散,年轻的普通话还好,年老的没读过书,不会说。彝族工人要请假,需要向厂里和内部头头同时申请。厂里把工资发给他们带头的,带头的再发给普通员工,比我们一小时少一两块钱。
  我们厂给沃尔玛供货。每年沃尔玛验厂的时候,厂里教工人怎样回答,答得好的话给两百。我从没被抽到过。原来我们厂每年都要招一些童工,各部门都有。童工是未满十六岁的,15岁左右的,哪里人都有,包括四川彝族。验厂时厂里把童工赶回去,不用上班。
  2007年家私部正规化,分成三四个部门,每周休息一天,计时,平时不加班,赶货时加班四个小时,加班费按正规计算。厂里剩余的几个部门也跟着都改为新制度。底薪提了一点,感觉工资有所提高,工人很高兴。
  调机工一般在车间里看着,负责两台机,拿1140元,包括300多的技术津贴。发工资按花名册,签字后直接打卡。
  我后来做了调机师傅,跟那些组长也混熟了,有时喝喝酒,每人出个二三十块,加深感情。我这个人责任心比较大,调试机器很认真,尽量避免出废品。
  另有工程部,负责修机器。工程部的修机师傅,那时候工资就有四五千块,能修大的平板机。
  我们厂一般旺季是6-10月,每天加四个小时,有时通宵。其余是淡季,正常加班的话,有1700元左右。调机师傅要跟着加班。我当时没想离厂,这里多一个津贴,轻松,人际关系也好,所以不想走。家私部的管理是从东莞一家倒闭的家私厂招来的一整套班子。我没什么当管理的机会。
  ● 管理层
  我们大老板90年代就来大陆开厂了。听说他们家原来是文革时期偷渡去的香港,然后回来投资,现在五六十岁了。他有老婆,没小孩,平时不露面。他喜欢玩,过年搞个演唱会,中秋节请个乐团。大老板2006年去了惠州,这里的厂就交给他弟弟管理。厂里香港的管理人员很少,都在高层。
  二老板从不给工人好脸色。工人在厂里抽烟,罚款两百,半个月不许加班。一年总有几个倒霉的被抓住。厂里有摄像头,主要是监视我们在做事还是聊天。
  厂里的管理一般是内部培养。我表哥原来是普工,跟主管一起打麻将,吃吃喝喝,杀只鸡,把主管叫来喝酒,就这样当了组长。组长都有个小办公室,工资比我们多一两百。组长上边还有助理、主管和经理。
  ● 社保和工伤
  社保是自愿购买,不买的签字放弃。一百个工人里只有两三个买了养老保险,多数管理也没买,说不长做,又要买那么多年啊,谁买得起呀。
  厂里强制买了工伤保险。工人进厂要体检抽血,每年还要交35元体检费,但厂里从不给员工体检结果,只给一个健康证。收钱是真的,体检是假的。在我们开料部,电机带动锯片,工人把原料推过去,不留心会伤到手,主要是手指。这种事很多,每年都有。住院有基本工资,生活费一天12元。我受伤时技术津贴没给,只给基本工资。当时我住的病房里,有好几个其他厂的工友,老板都不管他们,我还觉得自己幸运多了,医药费给报了。
  厂里工人流动性较大,所以一年四季都招工。我们是劳动密集型,不需要什么技术,培训一下就可以做。但是年轻人呆不住。工作环境比较差,啤机温度高,开料灰尘大,每天要换几个口罩,年轻人不习惯戴。平时工人不找厂里要,他也不主动给。需要戴耳塞,年轻人也不习惯,不愿戴。车间使用二甲苯,需要通风,带口罩。但工人自我保护意识很差,我跟他们说,他们认为这都是多余的。工作中手指受伤常有,更重的伤没有。
  ● 环境、食宿和福利
  一些工人在厂外租铁皮房,每月50元。那时候这里有很多铁皮房,又潮又热。我第一次租的是楼房,170元每月,太贵了。那时旅馆都没有多少,礼拜六礼拜天去晚了都没房开。打麻将都没地方去。录像厅比较多。
  之前在食堂吃饭不扣钱。伙食不咋样,豆腐豆芽,南瓜冬瓜都不削皮,沙子、蟑螂是肯定有的。菜里的肉用打肉机打得稀烂,我们都说打成肉分子了。因为免费,我们还是吃。从2008年开始收伙食费,要员工签字,好多人不愿签。管理人员先动员亲戚签字,不签字的结工资走人。少数人没签,走了。我签了,因为那段时间我老婆回家,我一个人懒得做饭。
  原来我们厂还有福利,一个月一小袋洗衣粉、两卷卫生纸,每个礼拜一个水果,后来被二老板的秘书取消了。
  2004年到2005年,厂里有两千多人。年饭时有抽奖,两年工龄的员工才能参加。奖品有彩电、自行车、手机,是供应商送来的礼品。2006年以后就不吃年饭了。
  ● 保安
  过去我们厂几乎每月都出一次事,在派出所都挂号了。
  据说老板年轻时就喜欢打打杀杀。那时厂里除了保安,还组建了厂内防暴队。参加的员工每个月多发一百元,武装了钢管,厂里出现打架的,防暴队要来维持秩序。
  我跟保安吵过架。有一次下班,很累,排队打卡的时候有人插队,很乱。有个年轻的保安一下子跳到桌子上骂。我说你骂谁呀,老子长老子短的,这里哪个不是你大叔大妈?他就要打我。我们人多,把他扭倒了。
  保安打人,有的是故意找茬,有的是帮朋友打架。管理人员之间也打架,管理人员跟工人也打架,保安跟管理人员也打架,但一般都是保安打员工。
  保安队长有两次被打。大年三十上街打麻将,在厂门外几个湖南人找厂里的管理人员闹事,队长出面调解,被一砖头打破头。第二次厂里安徽人打架,保安队长也是安徽的,出面调解,腿被老乡砍了三四刀。
  有个保安是保安队长的兄弟。打饭的时候挤,这个保安的老婆说有个贵州的员工抓她屁股,保安听说了,就找那个贵州的员工。厂里有个管理人员是贵州的,出来替那个员工说话,说保安没有真凭实据。然后几个保安把他们两个打得住院。老板给赔了一点钱。这个管理自己也没脸面,就走了。
  2008年厂里的保安全部换了,保安队长也走了。厂里不再让队长直接招人,过去都是招亲戚。原来保安归老板直属,后来归行政部,这以后保安就变老实了,不再出现打架的情况。

  从2006年到2013年,厂里一直在往惠州搬机器,今天搬一台,明天搬一台。2006年惠州开分厂后,老厂的一千多人,慢慢压缩到三百多人。
  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春节提前放假。那时好久都不加班,有时没事做,扫地、打杂,在厂里玩,开基本工资。

二、2006年第一次搬厂

  2004年大老板在惠州买了地皮,建起了厂房。2006年,老板把一些部门搬了过去。厂里也不问工人愿不愿意去,直接让外住的工人带上行李跟车一起走。开料部工人不愿去,围了办公室,问经理搬厂是不是老板的意思。经理说是,还宣布不愿去的放一个月假,因为机器已经打包了。
  当时我们对法律和策略一窍不通。我们部门三十多人找过镇上的劳动站。拿主意的几个工人都是些有主见、说话说得开的工人。劳动站的人先是劝我们跟着去惠州,后来答应来厂里帮我们解决问题。他们来了两三个人,进了老板办公室,出来就说老板不在,要我们安心等几天,要相信政府。那时我们不知道有搬迁补偿金这回事,只要求结工资,但是老板要我们跟着去惠州。
  后来搬的部门越来越多,人越聚越多。大家在厂里等了十多天,看着搬厂,有时一起去劳动站问一下。大家担心的是拿不到工资。经理对我们理都不理。当时没人闹事,很安静,有的人已经开始找工作了。劳动站的人又来了一次,跟老板谈完,出来叫代表进去。劳动站的人在场,老板让员工写辞工书,写的就结工资走人。代表进去了四五个人,包括我。因为我比较活跃,有的工友说让我去。
  开料部50多人,20多个去了惠州,最后剩下5个人没走。老板是跟各部门分别谈的,也不是同一天,各部门搬也不是同一天,这样让员工也比较零散,不能一起提要求。当时我们也不懂得各部门联系,都是单打独斗。
  其实老板早就打算在厂里开个家私部,但一直没说。只是搬厂的时候,老板找了一个外地家私厂的人来我们厂里,不知道干什么。等人分流得差不多了,老板说家私部需要人,让我们留下。惠州新厂偏僻,招不到人。当时去惠州的人也有后悔的,心里就有一团火,觉得被坑了,被老板骗了,窝囊,但是都不知哪里被坑了,不知道怎么发火。找政府部门投诉不起作用,也没人帮我们。
  新成立的家私部做珠宝柜子出口。我去了还是开料,后来当了调机师傅,比普工多一个技术津贴。当时东莞有个家私厂,老板跑了,员工连搞三天,堵了路,要工资。镇政府卖了厂房、机器,给工人发了工资。我们老板认识那边的一个经理,让他把工人都带过来。那个厂有些工人已经找到工作了,我们老板叫他们直接自离到这里上班,先给他们发两个月工资。我们厂家私部的机器大部分是从台湾买来的,都是新的。

三、个人维权

  2007年我调机时手受了伤,在病房遇到公益机构发法律宣传资料,才知道原来有这样的民间公益组织,就聊了一会,觉得可以啊,以前没遇到这样的组织。后来我就开始学法律,学怎么算工资,怎么辞工。原来以为辞工要找老大批,工资是老板怎么给就怎么算,学了才知道有21.75天/月标准劳动时间,怎么算加班费,等等。
  2012年,我开始个人维权。第一次投诉的问题包括:食堂吃不吃都扣钱(每月270元)、不发工资条、使用童工、没买养老保险。我寄快件给劳动监察部门,说厂里有问题,要他们整改一下。劳动监察来了一次,没去车间,只在办公室转了一圈。我知道是因为我写了信,劳动监察才来的。过了几天,我去劳动监察(问结果),他们说没问题呀,都是合法的呀。当时我冒火了。我说你们那天去了就坐在空调房里都没出来过,问都没问一下工友。他们说我们下星期再去,不通知你们老板,亲自下车间去看。我回来后,跟几个玩得好的管理说,过几天劳动监察的人会来查厂的。那几个工友,主管,组长,什么态度都有,有的支持,有的旁观,还有的背后说风凉话。劳动监察的人又来了,还打电话让我去厂里的办公室。我在投诉信里要求他们给我保密,所以我就说不去,让他们到车间里看,他们真跑来了,但是后面跟着尾巴——行政经理,总之厂里知道是我投诉了。
  不久,老板那个女秘书上班时找我,说我瞎搞,也不问一问其他员工有谁愿意买保险。我装糊涂,说不清楚。
  老板开始报复我,调我去产线上,工资少了几百,还不给我加班。
  我被调岗后,打12345电话,投诉说劳动监察泄露我的私人信息给老板。监察的人开车来厂里,说没泄露我的信息,至于厂里怎么知道的,他们也不知道。打12345这个电话,小事有时还管用,大点的事就一点作用不起了。我们行动(罢工)的时候,天天打,电话里每次都说“信息还没反馈回来,要继续等待”。
  在产线上做了两个月,我给当地社保局写了投诉信,反映养老保险的问题,但是信原封不动给我打回来了。收到退信的那天,正好区社保局召开医保问题研讨会,我作为“网民代表”去参加了,把投诉信当面交给社保局长,说厂里没买养老保险,要求给我们补缴,而且要厂里缴纳滞纳金。局长说这个事我接受了。
  没过两天,镇上的社保站给我打电话,说好话,说对不起。二老板叫我去办公室,说因为沟通不良,有误会,让我回原工作岗位,待遇不变,让我不要往上面跑了。我回到了原岗位。这段时间的事情没跟我老婆说过,只说我没班加。那两个月因为调岗而少给的工资后来也没有补给我。
  食堂进行了整改。不在食堂吃饭的不再扣钱。不久开始停止使用童工。工资条也开始发了,但上面没有具体内容,没有时间,连“工资”两个字都没有,只有一个数字。我直接找财务部的人说,什么都没有,看不懂。
  我个人维权的时候也想过后果。老板逼我辞工,我就不辞,想看他怎么办。我想无论如何得有个结果。我坚持了两个月,主管旁敲侧击,让我辞工算了。不过我还是坚持了下来。
  公积金的事,我给社保中心发了快件,中心回信说反映的事属实,会尽快落实。后来厂里出了一个公告,宣布开始买公积金,但以前的没补。我们没要求补缴,有些工友不愿买公积金。很多工友都不了解养老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事情。
  当时有一次,行政经理在走廊叫住我,他是我老乡,叫我不要搞了,安心打工。他说自己毕竟是厂里的经理,现在老乡闹事,别人都说是老乡扯他后腿。我敷衍说可以,看老乡面子上,不搞了。我跟他没私人关系。
  我们厂没有工会。本来我还想建个工会,但是2013年开始放风说搬厂,就没必要建工会了。工会不是一两天能建起来的。维权和投诉这些事情,我都没跟老婆说过,怕她担心。

四、搬厂和罢工

  从2009年开始,我们厂辞工就批。到最后厂里只剩下四百多人。
  2013年过年之前,高层传出消息,说要彻底搬到惠州去。我们半信半疑。过了春节,厂里的负责人在全厂大会上宣布:半年之后工厂要搬完。这样,厂里员工之间基本只讨论一个问题:搬厂以后怎么办?两个工友遇到,说得最多的就是“你过不过去?……我不过去。……那不过去怎么办?”各部门慢慢就形成一个个小圈子,圈子之间互相打听。
  圈子里比较积极的主要是管理人员和工龄比较长的普通员工。员工大多有五六年工龄,也有十几年的。这些圈子比较松散,只是互通信息,比如货仓部的人跟老板打交道比较多,透露说老板已经不进料了。生产管理部门也传出消息,说订单都拿到惠州去做了。各方消息就综合起来了。
  罢工前半个多月的一天,我们临时决定开小会。除了我,参加的十来个人全是管理,包括一个助理,其他是组长。开会是为了正式讨论这个事儿(搬厂),统一诉求和行动。这次小会之前,我没跟其他员工说过什么。会后,跟其他调机师傅笼统说了一下:开过一次会,商量了一些问题,有人挑头了,找老板要补偿金。问他们要不要参加。工友觉得有人挑头了,跟着走就行。
  那个助理不愿出面,躲在后面。他说你们去搞吧,我是不反对的,搞好了大家都有好处。他没提过具体的意见,唯一的贡献是透露说老板在找家私厂的场地,准备要交押金了。他后来做了厂方的证人,没出庭,在派出所做的口供,说罢工是我组织的,但他说不清楚是否是我让工人堵马路的。
  几乎没有管理人员愿意去惠州,包括那个是我老乡的行政经理。最后只去了两个,一个是后来指证我有罪的主管,还有一个是仓库主管。惠州的厂已经有一套班子了,这里的管理去了是多余的,没好日子过。没去惠州的管理有的回家了,有的在其他地方做文员,有的去搞建筑了。
  罢工前三天,我们几个人分头通知其他工友到厂外一个偏僻的地方开第二次会。为了防止出现叛徒,我们都是挑可靠的通知。通知到的四五十个人基本都来了。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统一诉求,二是确定发动时机(搬机器之前或之后)。我们决定等他把机器放在平板车上时发动(罢工)。如果机器不装上车,就抓不到老板把柄,他可以说不是装机器,车停在这里是要装其他东西。机器上了车,老板就会受到两方面的压力:一是我们的压力,二是车老板的压力。车是租来的,押一天要多少钱?第一次谈判,老板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我们放掉车,把机器弄下来。
  这次开会的时候,大家都说惠州那边基本工资太低,只有1080元,都不愿意去。我们确定了一些人做联络员,负责部门之间的联络和向员工传递消息,比如跟他们说要搬厂了,问他们愿不愿去,不愿去怎么办。联络员由积极的员工来做,不一定是管理。
  这次开会的原因是当天厂里又搬走了一些机器,但是因为没准备,大家都没行动。开会时大家说,今天拉走的就算了,下次再拉机器的时候就行动。具体的日子也确定了,因为我们已经从上边知道了下次拉机器的日期。
  第二次开会后,车间里的员工就都知道了(要罢工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要拦车。

罢工第1天

  早上一开工,就随时有人向我们通知外边的情况:来了平板车,吊车也来了,装了一台机器了,装了两台机器了,车子已经要动了,等等。紧接着货仓部的人出来就把车拦住了,因为他们部门离厂门口最近,最方便。车被拦住后,各部门都拉了电闸,这样工人就可以出去了,就不会有人说:“我不去,你们前面闹吧,我就坐在这里,这样老板不会骂我。”
  拦车的时候,仓库的工友把叉车的底板(码货的木板)甩在那辆平板车前。车拦住后,因为天气热,工友在四周乘凉。开始的时候,司机还想把车开走,但是只要一点火,工友就把车围住。试了几次没成功,司机就把车门关上,走了。罢工后,员工基本都下来了,只有几个主管呆在车间。二老板那个秘书让主管下来劝说员工回去上班,主管还让我们不愿做就辞工。大家本来就一肚子火,听了更火了。
  拦车的时候没人指挥。行动开始之后,我们立刻写“告工友书”,贴在厂里,选出20个联络员,每个部门一两个。然后写诉求信。经过讨论,向每个人收十元的经费。
  保安向我们提供二老板的信息,去哪里了,何时回来,等等。保安说,我们在看厂,老板知道我们还在做事,就不会换掉我们,对你们也是一种保护。保安还让我们员工在保安室吹风扇、喝水。保安队长躲开了,不露面。
  厂里报了警,我们也给劳动站打了电话。劳动站的人来了。我们把诉求书给了他,他就走了。我们提出要找法人代表(大老板)出面。
  下午,我们选了八个代表,其中5个是组长,3个是普工。选代表的时候,有几个铁皮房挡着,二老板秘书他们看不到。整个过程几分钟搞定。“这个是代表,同意不同意?举手同意。”代表都是口才比较好的。我们这些代表来自不同部门,互相之间不可能都认识。有一个女员工被选为代表,因为她能说会道,比较有胆识。我以前也不认识她,只知道她是QC的员工。我跟那些当代表的管理也不都很熟悉。之前的各个小圈子,都知道每个部门有哪几个人天天问这事,所以开会的时候就知道找谁了。
  我记得好像是那天下午,派出所有个警察开着车,用喇叭喊“工人来一个”。工人不理他,他就进来了。工友们让我把诉求书给他一份,他看也不看,当场就揉了。当时我已经转身走开了。他指着我说:“你过来!”我不理他。工人们围了过来,一些女工骂起来。他就躲进办公楼,要从后面跳墙逃跑,但是爬不上去。后来派出所又来了一个警察,自称是值班领导,要我进办公楼说话。我不进去,进去了就说不明白了。他就把我叫到一边,说刚才那个警察中午喝了点酒,还说他们都是我的老乡,要我向工友们解释一下。我们提出:要向工友道歉,并保证工友的安全。那个警察就出来了,跟我们道歉的时候扯什么“我的中国梦”。因为天很晚了,工友们就让他走了。

开始的几天

  罢工开始那几天,劳动站和派出所那些人每天都来转一圈,不超过10分钟,看我们乖不乖,看没事就走了。一次几个工友围上去,他们就说:“你们这种还是比较理性的,是值得表扬的。”因为罢工的头几天工友们都没出过厂,就一直在厂里面静坐。工友们看见他们就会上去问嘛,还给他们水喝,都是工友自己买的。大家围上去问的时候,好像诉苦一样,说都等了几天了,老板跑了,都不理我们了。
  我们收的经费,用来买水,给上访的代表车费,给守夜的工友买夜宵。罢工当天就有七八个工友去了区劳动局,是一两个联络员带着工友去的。
  不是所有的事都是预先想到的。工友想到了就会提议,比如值班要安排夜宵,买面包饼干。我们几个代表把工友提的意见综合起来。八个代表当中,我和另一个讲话比较多。有的代表完全不说话。开会时不止八个代表参加,联络员也参与,经常是二三十个人开会。有时也会增补联络员,因为原来的联络员外出办事,需要一个人联系工友。
  我们对外说代表是过了几天之后大老板来了才选的。实际上罢工第一天就选了。有什么事情八个代表都是一起商量的。每天早上和晚上各开一次会。每天晚上都有一两个代表带着二三十个工友守夜,怕老板把车子开走。我们开会都是在宿舍里。前期工作是比较好的,老板怎么说也没能让我们动摇,大家有什么事都在会上说,在会上安排。坏就坏在后面,工友不团结,代表不团结。老板从中分化、瓦解。那个助理就被分化,说老板有黑社会背景,找黑社会搞你们几个。时间长了,工人也有些急躁、冲动,有时候开会找不到人,就难以做决定。
  我们那边另有一个厂也搬迁。老板给了代表一人两万块钱,结果第二天谈判,工人代表都跑了,没有人去谈判。我们讨论过这个事情。
  当时我估计(罢工)7天内就能解决,因为有一批货要出。罢工后有一天,有个洋客户打电话给我,要我把货放了,说要走柜了。那个人普通话讲得很好,听不出是洋人。大家去工会也好,去劳动局也好,留的都是我的电话。事先也没想过这事,不知道去那些地方投诉还要留电话。
  罢工开始到第一次谈判,代表的情绪都很高昂。代表每天开会,安排事务,比如派几个人送材料去市工会。送完回来还要开会,说说工会的态度是怎样的。派出所和劳动站的人来厂里,我们还要有人接待,然后还要开会,把他们说的话给工友传达。
  市工会没表态,只说“东西我们收到了”。区工会给我打过电话,说工会是党领导的,不能离开党,要解决还是要去找基层党委,有结果再汇报给它(工会)。除此之外,我们与工会再没其他的联系。
  后来工友去走马路,去拦了路,然后街道办党工委副书记就天天接触我们。我们以为通知了街道信访办,就是通知了党委。因为一般来说,只要去找党委,他们总是说“去找信访办”。
  有一天,我们看见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在厂门口。虽然工人代表都认为老板不会找人来打我们,但是也考虑拿到补偿后怎么脱身。我们想的是(笑),准备一辆车,赔偿的时候代表们先拿钱,然后代表监督着给所有工人发钱,拿到钱的不能走,最后等大家一起走,然后代表们直接跳上车,先找个地方躲几天。
  罢工后有一天,听小道消息说,二老板发话,宁肯拿出一千万跟工人斗,也不给工人半分钱。有人说这是二老板私下里当着某些人的面说的,不是在谈判桌上说的。消息是从管理那边传出来的,意思就是要我们不要搞了。我们粗略地估算过,所有人的赔偿,按照法律,共四五百万,不到一千万。
  罢工前,我在电视上看到了附近一家厂罢工的事情。我们厂出事后,我就跑去那家厂了解情况。他们也是搬厂的问题,不妙得很,老板已经搬走机器,在另一个地方恢复生产了。厂房是租的,水电都停了,只有几十个工友在坚守。我跟他们交谈了一下。他们不接受当初老板提出给30%的建议,坚持要100%,结果听了区政府的建议去劳动仲裁,一拖四五十天。他们等得非常烦了,还有点害怕:万一仲裁结果不利,不是连30%都拿不到了!
  我把这个消息跟工人代表和联络员说了,申请劳动仲裁就是那个样子,我们千万不能申请。所以司法所一来建议仲裁,所有代表都反对。我说仲裁快的四五十天,慢的半年,而且风险大,所以我们不要仲裁,要跟老板面对面地谈。

罢工第3天

  大老板开车来了,带着保安队长,跟我们说不搬了,让我们回去上班,没有赔偿。当时几百人都听到了,大家高喊:“你说不搬就不搬啊!机器都上车了。”他自讨没趣,就走了。工友当时也没想拦住他。大老板平时下车间,经常跟工人打招呼,中秋发两个月饼,一个苹果,一瓶饮料。他平时对管理、员工比较和蔼。所以有些工人就信了他的话,说:“大老板都说了(不搬了),他说话算数的嘛……”有少数人第二天准备去上班了。代表们没出面,决定让几个女工去守着打卡机,劝阻他们不要去上班。一说他们就不去了,本来就挺不好意思的。代表们没有想过强行阻止工人,都是用嘴巴说。

罢工第6天

  有一辆从惠州过来的小车,要拉模具。我们把它拦下来了。车是老板从惠州请过来的私人的车。当时大家都说,连一根螺丝钉都不许他带出厂门。司机不知道我们厂里的情况,说是老板让他拉模具到惠州去。工友说我们厂都罢工了。司机就傻了,说怎么会这样子啊,还说他是做生意的,叫他来就来了。工友不放他的车,他就自己回去了,车留在厂里。其实开始时我们的筹码还是很多的,后来老板承诺给钱了,我们就把所有的车子都放了。我们是带着诚意去谈的,哪知道被老板耍了一个花枪。
  下午,厂长从外地的分厂过来,带着律师。那天轮到我休息,没在厂里。工友打电话给我,说厂长开车来了,要把车拦下。后来工友去保安室查出车是免登记的,就拦了车不让出门。厂长很生气,说是他的私车。工人说这是厂里的车。结果厂长报了警,拉来一车防暴警察,但是没进厂。工友看到特警来了,都围到了厂门口,就是不放厂长的车,看他们要怎么样,是不是会去抢人。工友们也做准备了。
  我骑电动车赶到厂门口。他们把我拦住了。派出所所长要我放厂长的车,否则抓去派出所。我说关我什么事,你要放就让工友放,你要抓就抓。我不理他,就跑去工友中间,问咋回事,工友说律师来了。我又去问律师是什么情况。律师说他们是来找工人代表谈的。我说可以啊,就约了第二天在厂会议室谈判。
  律师走后,我们开会商量第二天怎么谈,决定八个人一起去,我和另一个代表主谈。我们还请了维权律师。

罢工第7天

  上午从10点到11点在厂里谈判。对方是律师出面谈,劳动站的人也来了,我们请的律师也来了。老板的律师跟我们说不搬了。我们则提出了5点要求(经济补偿,高温补贴,养老保险,年假,法定节假日工资)。厂里的律师说他没权做主。就这样,上午的谈判没什么结果,但我们觉得谈判进行得还算正常,准备下次再谈。
  中午的时候,厂里突然打电话通知我们下午2点继续谈。我们就把我们的律师叫了回来。
  下午两点,回到会议室,我们发现屋子里装上了上午还没有的摄像机。这次二老板来了,他拿着一份声明念了一遍,说不搬厂了,要求工人回去上班,不上班的算旷工,超过三天就开除,而且还要工人赔偿罢工给厂里造成的损失。他说完后,劳动站的人来了,说经过检查厂里没有违法行为,现在也不搬厂了,让我们回去上班,否则就是无理取闹。然后他们就不跟我们谈了。
  我就火了,喊道:“厂里不给买养老保险算不算违法?厂里不给……算不算违法?……”首先一条,他在搬厂,机器都已经搬上车了,被我们拦下来。他不承认搬厂说不过去。第二个问题,社保没买。还有年休假没有,法定节假日的工资也没有,高温补助也没有。怎么能说厂里没有违法呀。还有工资条的问题,都不是按照深圳市工资支付条例制作的。工资条根本看不出什么东西,就是一张纸条,除了一个阿拉伯数字什么都没有,月份都没有。我说了他们一顿。我说:“你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厂里这么多违法的地方,你还说没有违法。”
  总之,厂里的态度是不谈了。我们的律师见状,什么也没说就走了,也没有跟我们代表商量下一步怎么办。这个心照不宣嘛,留下来有什么事情就说不清了。
  律师走后,我们出去把跟老板谈判的结果对工友们说了。工友们一听情况是那屌样,当时就炸了窝。大家冲到了街上把北环路拦了。防暴警察来得非常快,明显是有备而来的,不到半个小时就把工友们赶回到厂里。有一个女工还把胳膊摔断了。
  工友们被赶回厂里的时候,还不到下班的时间。办公楼里还有行政人员,二老板也在里面,大家就把办公楼围住了。后来政府的人也进去了。在办公楼外静坐的时候,有一个工友因为心脏病发作,病倒了。人命关天的事,厂里面都没有一点表示。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从人道主义来说,也应该有所表示啊。经过这些事,工友们把他们看透了,更加愤怒了。
  围了办公楼,劳动部门就介入了,那个站长给工人做思想工作,让我们不要闹了。工友们就要求让二老板出来,跟我们见个面,跟我们说一下为什么,收回他的那个通告。我们一直搞了一两个小时,二老板躲在办公室不出来。我们没有冲进办公楼,只在外面叫,让他出来说清楚。警察没进厂,但厂里有巡防,就是那些骑摩托车的,都是打工的。最后二老板终于露了脸,说了一大堆什么“做不了主”,“代表不了法人代表”,就这样。
  我们听到了传言,说厂方“要用黑社会手段对付工人代表”。为防万一,我在微博上把这件事披露出去了。
  这以后,有5个代表退缩了。退出的代表有管理,也有普工。我们从联络员中补选了5个新代表。后来我们做工作,那5个代表又回来了,补选的那5个人还去做联络员。

罢工第8天

  工友们一早就出发去街道办静坐,二老板也跟着队伍去了,是街道办叫他去的。工友们大概去了300多人,三三两两坐在街道办门外的草坪上,带着横幅,是临时用毛笔写的。这次去请愿静坐是
自发的,不是代表决定的,工人代表都没有参加。因为前一天老板



拒绝谈判。没得谈判,我们代表就不起作用了嘛,所以我们就不当工人代表了。街道办应该不知道工友要去请愿,知道的话应该会提前拦下。当时我在出租屋,街道办打我电话,让我去现场。我去了现场一看,出动了好多警察,把工人从两边围住了。围起来又找不到工人代表——因为我们8个代表都没去——所以才打电话叫我们去现场。不久,政府说老板同意谈判了,让我们这些代表给工人做思想工作,劝他们回去。大老板通过政府给我们传的话。这次街道办没有抓人。政府的人还承诺会帮我们解决问题。
  我们跟工人传达也很顺利,就说老板承认给钱了,同意第二天下午3点在劳动站的会议室就具体问题进行第二次谈判。
  代表们以为会向好的方面发展,但是也开会讨论过,如果谈崩了,要把老板逼回谈判桌来。我觉得应该以同等的地位来谈。我都跟他们说:“谈判应该抱着诚意来。你们不能盛气凌人,就认为我们是雇员,就是下级,好像古代封建社会和解放前的长工一样,就要听你的。那样就谈不了,是不是?”耍阴谋手段,让工友们把他那个都看透了。其实每天都有工友说我们代表胆小怕事,也经常有人喊着要去走马路。

罢工第9天

  上午,我就被派出所的教导员叫去谈话。他给我施加压力,让我不要再发微博,说了一通大道理,把毛泽东都搬出来了。“我是听毛泽东的话的呀,他说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呀”,说那些鬼东东。总之他就是要我别发微博,政府部门有压力;再一个就是,让我对下午的谈判不要有过高的期望,让我也跟工友说一下。他说话的时候好像半开玩笑,并不是那种蛮严肃的。
  我就打哈哈,说可以啊,只要政府部门出面组织谈判,我发不发微博都可以;只要促成了这次谈判,我们发微博还有什么用?我还说:“我的微博又不犯法,要是谈判没有成果,微博肯定还要发呀,我的微博又不是煽动工友们做什么事,只是记述每一天工友所做的事情,以及事情发生的经过。我又不是捏造事实。”反正我就讲发微博又不犯法,该发的我还是要发。他也没说你再发我就抓你,就是打哈哈,说不要紧的,政府会出面的,要相信政府,相信党。
  他们也知道机构,说那些都是境外势力,没安好心,让我不要和他们搅在一起。我就说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找这些机构出出主意啊。当时旁边还有一个穿着制服的警察,他也开口了,说希望了解一下机构那些人,有机会让我带他去。他还说跟我是老乡。开始我还觉得这个人挺好的,因为他说了一些同情我们的话。
  我从派出所出来没多久,就接到房东的电话,说不让我租房了,限定我5天内搬走。我马上给派出所打电话。我说:“你们怎么回事呀,你们这样搞太不人道了吧!”派出所的就说:“这个问题我给你调查一下。”然后我去找房东,刚好见到房东的时候,那个警察就给我打电话过来了,我直接把电话给了房东。后来房东又不赶我走了,我就一直住着。
  我想他们早跟老板沟通好了,已经准备好了筹码。当时派出所只叫我一个人去,我觉得不可能抓我,但我还是把这事告诉了其他代表,其中有两三个人还跑到派出所门口去等我。后来,他们还找我的亲戚和老乡来劝我。我们厂2006年搬厂的时候,我的一些亲戚和老乡跟大老板去了惠州厂。现在,老板让他们给我打电话,叫我不要搞了,不要跟老板对着干,安安心心地打份工就行了,还叫我到惠州去。没说给我什么好处。我那些老乡也不敢承诺那些。他们应该没受到什么压力。我就说:“要的,要的,我马上就搬过去,你给我把房子租好。”因为是亲戚,打哈哈嘛。
  下午,第二次谈判在劳动站开始了。虽然上午那个警察叫我们有心理准备,但是谁知道老板给的牌吓人——300块——当时把我们就搞懵了。他们叫我们期望值不要过高,谁知道给那么少。
  谈判一开始,大老板就来了,装得好可怜的样子,说自己感冒了,还让我们看他手上的针眼。他说对工人从来不刻薄,这么多年了,拼命在外面跑单,尽量给工人多一些加班时间,让工人多赚些钱。总之是些收买人心的话。他穿的衣服,普普通通的。老二也一样,穿得干净些,整洁一些,那衣服也不贵。老二那个秘书穿得很好,打扮得花枝招展。秘书给自己搞钱,每周六把厂里那些边角料拿车拉出去卖钱,搞了一两年。那个废料好贵,一车大概要上万。
  大老板露了个面就走了。他只是答应给钱(没说给多少),具体让我们跟律师和行政部经理谈。所以我们都把老板想得非常好,觉得应该会谈成功的。有一两百工友在劳动站外面等。
  我们开始跟律师谈。律师说给300块。虽然有心理准备,但我们还是一下就懵了。打发叫花子啊!我们不干。
  谈判之前,我预期的数额是2000块。当时我们以为对方会以最低工资为底线,所以我们就加个码,提出2000块,考虑到有加班、法定节假日工资,都算在一起,这样也不为过嘛。双方讨价还价,不就成交了。哪知道给个300块。谈判前,我跟大家说,不要把工人分成几份,否则有的工资低,有的工资高,工资低的就不闹了。跟管理人员也做思想工作,就说是一口价,罢工了,不管是管理还是普工,商量一个统一的诉求,2000块一个月。参加进来的管理大都是基层管理,他们都非常赞同。
  我是首席谈判代表,其他代表七嘴八舌也发言了,都说300不行。律师提出300块,我们也抛出2000块。律师说2000块比较高,要打电话给大老板,于是现场就打了电话。然后律师说,大老板同意加到400块。我们说不接受,要继续谈。最后律师说经香港董事会研究决定,再加100,加到500。我们说不行,还是差得太多了。
  谈到500的时候,天已经黑下来了。我们就说今天不谈了,选个日子再谈。跟律师约定两天后谈。最后,律师转达大老板的意思,说既然再谈,把车留下就没有意义了;老板有诚意,工人也要拿出诚意。我们就中招了。我们觉得原来老板不愿意谈,现在愿意谈了。我们就说行行行,要拿出诚意来。我们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同意了。车子可以放,但是机器设备不准搬走,卸下车,放到车间里面去。
  我们代表在现场交头接耳地谈了几句,就决定了。有反对的,但当时是少数。而且还考虑到,车子放在厂里,每天还要派人去守,比较麻烦;夜里蚊虫多,大家也烦了。刚开始几天还有人积极报名去守车,后边几天就没有几个了。我们就按部门轮流守。把车子放了,工友就轻松一点。所以我们决定把车放了算了。
  我们以为再谈一次应该就有结果了,至少会有1600吧。我们也向工友承诺了,保底1600。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因为300,400,500,还在加价嘛。
  谈判是劳动站的站长主持的。对方有四五个人,派出所的人都在楼下。劳动站的人在做会议记录。我们没有做,没想到要记录。
  晚上7点行政部经理又给我们打电话确认,因为他怕有工人在放车的时候再闹。放车比较顺利。当时现场有一两百个工友。
  放车的事情不可能每个工友都通知到,有的工友出去跑电动车,有的搞了手工活在家里做。这就是工友不团结的表现嘛。没在厂里的肯定就不知道了。在场的大部分同意了,我们就放了。
  我们搞了那么久,政府部门好像是站在我们一边的,还当着我们的面说:“哎呀,这个老板我们要把他赶跑的,他不跑我们也不让他在这里做了。”劳动站的站长就说过这些话。律师和劳动站都没有说过我们拦车是违法的。那个时候劳动站的人来厂里,看到我们拦车,还说从现在起一根螺丝钉都不让老板搬走了。我们一听就感到舒服,觉得是在为我们说话嘛。我们以为政府部门也给了老板不少的压力,比较乐观地估计了形势。

罢工第10天

  老板把办公室和车间的门都锁上了。我们开了一个会,商量第二天怎么谈,怎么坚持到1600块。
罢工第11天

  第三次谈判又是下午3点,但是这次情况就不一样了。老板没露面,只有律师、行政部经理和一个文员,谈判地点还是在劳动站。一见面我们就发现他们的态度不一样了。律师说老板已经决定了,最多只能给500块钱。这样等于根本就没得谈嘛,就是告诉我们只有500块,干不干都是500块。辛辛苦苦十几天,等到这样一个结果。我们马上出去给工友说。工友火了,就在劳动站闹了起来。
  律师说作不了主,我们就要求他把老板叫来。他跟老板通电话的时候也发火了。老板在电话里说不管了,律师说:“你不管了,我被工人围在这里了。”老板说:“围住了就围嘛,你就坐在那里嘛。”律师说再也不接这种案子了。当时在劳动站,那个站长什么都没说。有的工友开始抱怨,说本来不同意放车,结果现在老板翻脸了。这时我们工人代表好像两头不是人一样的。
  后来一部分工友就跑到街道办去抗议,把街道办前面的路给堵了,当时正是下班的时间。这次街道办采取行动,把堵路的一两百个工友全都抓到派出所去了。还发生了冲突,有两三个女工被打伤,在医院挂盐水,住了一个晚上。
  我们这些工人代表没有跟着去街道办,是联络员跟着去的。有些问题工人代表该避嫌还是要避嫌。我们工人代表都不参与工友的那些过激的行动。
  工友们被抓去派出所之后,那个所长给我打电话,让我去给工友做思想工作。我到了派出所,看到工友们被围在派出所的操场上,有联防队员,有特警,总数不止一两百,估计几个社区的联防队员都去了。那些人你挨着我,我挨着你,但都空着手。派出所大厅里面还坐了不少穿制服的民警。
  派出所给那些联防队员买了盒饭,但是工友们都喊着还没吃饭,肚子饿,就把他们的饭抢来吃了。
  搞到晚上11点,所长想让工友们都赶紧回家。工友说不行,抓的时候用车子,走的时候也要用车子送走。所长让我赶紧做思想工作,让工友们回去,因为天又在下雨嘛。他们给了我一个大喇叭,我就对工友说,下雨了,我们早点回去算了。

罢工第12、13天

  周六和周日,平平淡淡,没有什么事情。我们几个代表和一些联络员,几十个人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有人提议大家一起去写字楼里喝水吹空调,把老板逼回来。之前我们都没有进过写字楼,有意识地避开,怕老板说我们干什么什么的。

罢工第14天

  100多个工友进了写字楼。写字楼里有一些文员在上班。工友没打扰他们,自己在写字楼里找水喝,乘凉,有的就坐到会议室,把空调也打开了。工友们年龄都比较大,不是那种毛头小伙子,不会有打砸抢。大家就是进去吹空调,不动他的东西。
  那天街道办专管政法的书记来了。他来了以后联系厂长,把厂长也给叫来了,那时已经晚上8点多钟了。厂长还带着一个律师和一个外国人。那个老外是厂里的客户。厂里有一批货做好了,一直放在仓库里。他们说船期到了,要走货柜,很急,让我把货放了。车放了工友们现在还一肚子火气,打死也不放货了。
  我们刚要谈,政府的人撤了,然后厂长又不想谈了,想跟着一起走。工友们不让他走,把他堵到办公楼里了,一直搞到晚上2点钟。他写了份书面承诺,答应第二天早上9点来谈。劳动站的主任也写了保证书,还签了字。我们就信了他们,准备第二天再谈。

罢工第15天

  上午,劳动站的人找我去,说是要做口供。从我们罢工第一天到现在这么久了,到现在才收集材料,我觉得劳动站就是要逃避责任,留一个后手。好像说不是他们不作为,一直在查,口供也都有。我去的时候就已经想到这些了,他们不是真的要解决问题。这次去算是正式立案。罢工第一天我们就找他们投诉,他们都没有立案,一直拖。现在他们一看老板这样,没办法,就找我们做个口供。我去劳动站,有几个代表知道,其他人还不知道。
  这次去,我们又多了一个诉求,要求解决我们吃饭和喝水的问题。厂里什么都有,有厨师,有厨工。我们一闹起来,食堂就停伙了。我们要求政府出面,把食堂开起来,让工友有饭吃,这样工友心里平静下来,就不会做出什么上街呀,上访呀这些事。街道办的那个政法委书记承诺派个工作组到厂里,讨论工友吃饭的问题,还有如果老板跑了我们这个厂怎么办的问题。
  我从劳动站回到厂里,发现工友们已经上街了,这次也有二三百人,还打了横幅。我都感到奇怪,怎么搞出横幅来了。原来是他们自己订做了那种打印的横幅。这次没有抓人。工友们游到街道办,警察是陪着走的,还有摩托车给开路,有警察控制路口。
  那一天晚上出了怪事。天上下了好大的雨,但铁皮房着火,全部烧完了。里面有一部分废料,一些机器设备。起火时厂里有保安。我是第二天早上才知道的。有工友打电话给我,让我不要来了,说全部被火烧完了。我跑到厂里看,厂外停了十几台消防车。
  工友们对起火议论纷纷。有的说是老板自己找人放的火。
  派出所把所有当班的保安都带走了。我们也联系不上这些保安,不知道什么情况。工友们都很紧张,到处打听,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罢工第16天

  政府派了工作组进驻到厂里,跟我们讨论吃饭的问题。因为办公室都锁了门,我们就在宿舍的空房间里谈。工作组人员有劳动站的,街道办的,信访办的,综治办的,开了十几辆小车子来。
  整整一天,谈了两三次,吃饭喝水的问题都没谈好。当时有个书记说不能同意工人要政府管饭的要求,他说工人不是给街道办打工的,怎么能管吃饭呢。工作组说我们可以借钱,找村委的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厂房的出租方。但是我们不同意,因为借钱明显是分化工友,就形不成战斗力了。我们说不要你们的钱,只是把饭堂开起来,有饭吃有水喝就行了。但是他们始终不给我们明确的答复。谈得没有结果,工友们就在外边叫。
  到了晚上7点钟,他们(工作组)开着车子又跑了,留下我们工友在那里发怨气。工友们开始吵闹,说要去市里。
  那个时候大家都被搞疲了,而且有些工友因为起火的事情有恐惧感,不知道会不会算到我们工人头上。
  保安一直坚持上班,因为如果保安也罢工,老板就会从另外的地方请保安来,这样对工友不利。所以保安就坚守岗位。
  当时的形势,我对起火不好判断,不知道是不是工友气愤不过放了火,或者是老板找人放的火。在不能对事情做整体判断的时候,我也有点恐慌,六神无主,不知道会怎么样。所以那天晚上我早早就回去了,晚上也没有开会。当时保安也没有回来,不知道派出所对着火的事情下什么结论。
  那天有个记者来拍起火的原因。政府宣传办的干事拦住记者,他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
  晚些时候,保安们就被放回来了。派出所查了半天,监控也看了,定性为自然起火,与工友没关系。

罢工第17天

  因为怕出问题,这天我来得早,六七点就到厂里转了一圈。保安被放出来的事情,大家都听说了。工友听说失火的事情跟自己没关系,就放下了包袱。所以早上一到厂里就闹起来了。大概八点多的时候,已经有不少人聚集在厂门口,有人喊着要去市政府,这时代表们还没来。
  大概9点左右的时候,劳动站的人开车来了,但是没进厂,把车停在离厂100多米的地方。我就去找他们谈。
  大部分工友在外面住。9点半左右,大部分工友都到齐了。大家就在厂门口吼。我一看,不知道谁又把前一天那个横幅拿出来了。大家又要上街。
  之前,工人的行动都在代表的掌控之中,但是这次行动代表没有掌握到,那天一些工人代表都没来。
  看大家从厂里冲出来,我想让劳动局的人劝阻工人不要上街,但是他们不理不睬。这时我们工人代表做思想工作已经做不通了,政府部门这时应该出来做思想工作,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工人代表身上。他们不理,好像看戏一样。事后,那个劳动站的主任一直不承认我有让他们出面劝阻工人。
  工友们劝不住,我也不放心,就从后面赶了上去,跟大家一起走。我们走的时候,派出所的和街道办的都跟着我们走。
  开始我们走的路比较繁华,路上有很多人看,还给我们拍照。后来走了两个多小时,走到没有人烟的地方了,公路中间都是隔开的,对面的车子都看不到这边发生的事情,他们才抓人。我觉得他们真会选地方下手。
  抓我们的不是联防队员。我们那里的联防队员曾经跟我说:“我们是不会抓你们的,听说要抓你们,我们都跑了。我们也是打工的,也希望工人闹,这样才能加工资。”他们一个月工资才一千七百多块,加上七七八八的,才两千二三百多块钱,他们也不满意。
  上次街道办抓人,派的是机训队的人。这次去市政府上访被抓后,也是机训队押送。一个年轻的机训队员还跟我说,之前看见过我在派出所劝工友,表现很好,不知道我怎么今天又一起上街了。我就跟他聊,问他属于公安还是什么,他说不是,是招聘的,每天搞训练,也是维稳。
  街道办抓人那次是晚上,离大路比较远,抓的时候也没有过激行为,就是两个人,或三个人抓一个,抬上车。这次不一样,那些人冲上来,一抓头发,往地上一按。
  当时他们冲着我过来,好多工友就把我围住,不让他们抓我。但是他们一个个牛高马大,工友们顶不住。
  我看到工友们被打,嘴巴流血,头发都撕掉了,大家都坐在地上哭爹喊娘,我心里真的是不好受。我就冲到前面去和他们理论。我说我们是要工资的,不是社会上那些歹徒,我们是想要我们的血汗钱。我说你们也是父母生的,你们也有姐妹父母在外边打工。
  大家被打,不是感到恐慌,而是愤怒。
  当时我就唱了一首社会主义好,喊共产党万岁。
  他们开始还不知道我在哪里,我一喊,他们就知道了。有个警察就来指认我。他们冲过来,我就放弃抵抗,跟他们走了。那个场景一辈子都忘不了。
  最后开了几辆旅游大巴过来,把工友们带走,分别关在不同的派出所,每个所关了二三十个人。
  他们给我戴上手铐,到派出所后,把我关在小房间里。关了一两个小时后,有一个警察来审问我。他说是我老乡。我说老乡你不要害我。他说没事的,会让我看的(口供)。后来我看了口供,签了字。过了一会,他说不行,要重新做口供。第二份我没仔细看就签字了,因为太累了。后来庭审的时候就发现问题了,口供里出现了工友打警察,而且出现在口供的底端,还有工友不听劝告一类的话。
  最后,警察说今天晚上肯定不放你,要放也是明天早上放。第二天很多人都放走了,剩下六七个。我就叫喊,抗议。我关的地方没空调的,好热。他就把我和其他几个工友关在一起。到晚上,那些机训的人又来了,我们就被分开,穿的马甲都不一样,有刑事拘留,有行政拘留的。我们是红马甲。
  后来庭审时,我说做了几次口供,第二次口供我都没仔细看。只有一个人给我做口供,没有告知我的权利和义务。根据条例,应该两个人问。他们的做法不符合程序。我的律师就这样为我辩护。我也跟法官说,被抓后带着手铐,被关在小屋子里,精神处于崩溃边缘了,而且还连续提审我。

看守所中

  所里最后剩下的几个人是被列为重点的,有走在队伍前面的,有打横幅的,有反抗了的。除了我,还有两个人关的时间很长,都是关了37天。其中一个是工人代表,另一个女工友好像打警察了,他们说有录像。
  派出所说最多关三天,但是后来知道,有延长羁押通知书就可以延长。我们没有想到会判刑。
  我出来的时候,才知道有工友交钱了。我老婆当时都准备了3000块,但是传出话来,说3000块不行,我老婆就准备了5000块。有个警察跟我老婆说,不行,放不出来了,还把钱退回来了。我进去后一直到开庭才见到我老婆。
  有个维权律师帮我介绍了一个女律师,来所里看了我一眼,收了我 3000块。
  后来我被调到区看守所,开始在一个仓里呆了10天,然后到另外一个仓,就一直呆在那里了。进去的时候新老分开,有个过渡仓。
  过了六个月才正式提审我。我不承认游行,我说不是游行,我们是去上访,是自发的。还是一个人审,就是问最后一天的事情,问是不是我组织的,横幅是谁做的,钱是不是我收的,工人代表是谁,就问这些。我说你们都头戴钢盔,手持警棍,只有你们打我们的份,哪有我们打你们的。
  里面吃饭,冬瓜不刮皮,南瓜不刮皮。要吃好一点得自己买。烟不能买。管教会给牢头烟,其他人就捡烟屁股。里面有三分之一都是贩毒的。
  一个仓12米长, 3米6宽,最多装51个人。大通铺宽两米,过道宽1米6,有身份的睡铺上,其他人搞点纸睡地上。睡在下边的人像狗子一样蜷着睡,腿是伸不直的。
  信可以写,收信好一点,往外写很难。每一封信都要拆开看的。开始还能收到信,后来管教知道了我的事情,我就收不到信了。
  开始我睡下边。后来成老人了,跟他们玩得比较好。我跟他们说我的情况,他们觉得我不是坏人,是冤枉的。逮捕后,他们说我最多关五六个月,拘役6个月以下,不会有案底。
  后来我也很急躁,急了的时候就用手打床板。平时上午跑步,下午看书,有时也讨论问题,家庭,社会,政治啊,打发时间嘛。 晚上看电视,7点看新闻联播。仓里有电视,挂在墙上的,台式的,不是平板的。里面可以买书看,他们送个书单过来,可以自己选,选了给你买了送进来,扣你卡里的钱。
  我买了好几本书,有郎咸平的,于征荣的,经济学的也有。外面的人是不能送书进来的。里面看书的人也有一些,但是只能在他们那个书单里选,不能随便挑。

关于工人领袖和工人代表的一些想法

  为了进行劳资谈判,要培养的不是工人领袖,而是工人代表。工人代表需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工人代表不是一天两天能产生的。需要漫长的时间,需要和工友们摸爬滚打,形成一定的关系以后,才能真正地代表工人。否则罢工那一两天上去(做代表)的工友,很容易被资方收买。
  目前来说,在广东这地方,在每一个工业区,每一个厂,都进行劳动法的学习,培养工人的意识,是比较行之有效的。普及了以后,其中一些积极分子,把他们聚拢起来,让他们慢慢明确谈判的理念。这样万一厂里有什么事,涉及到具体行动的时候,他肯定就会站出来,挑起那个重担。
  工人代表,首先一条,他还是一个工人。工人代表只能起到一个沟通或桥梁的作用。但是工人领袖就不一样。领袖有绝对的权威,敢担当,挑大梁的那种姿态。资方和政府,他们不怕工人代表,他们怕工人领袖。
  领袖鼓动,在厂与厂之间进行串联,有那种可能。他就会脱离工友。从现在中国的国情来说,工人领袖是百分百被打压的。但是工人代表的定位与工人领袖不一样。代表本身还是个工人,只起到与资方和政府部门沟通的作用。
  工人领袖和工人有脱节的地方,就在于他有绝对的权威,他就会说怎么样就怎么样,没有跟工友们协商的那个阶段。他可能会自己片面地,或者武断地做出判断。工人领袖容易认为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你们”好,所以跟工友产生隔阂。现在来说,还是不能培养工人领袖,要培养工人代表。我觉得现在也还没有那种工人领袖。
  还有工人团结和工人代表团结的问题。有一件事,有个主管给一个工友打电话,要他去车间,其他工友就以为他被收买了,很多人都针对他一个。他去了车间没找到主管。我听了这个情况,马上就向工友解释清楚了,告诉大家下次不要这样了,下次有什么事情不要单独行动。
  基层管理做代表和普工做代表有一点点差别。基层管理平时要能管住工人,必须在工友中有一定的威信,到行动的时候,也用那种行政的方式。但是普工就不一样,靠自己的本事上去,他做工友的工作就困难些,因为工人会想,“你不是我们部门的,或者你不是当官的,我为什么听你的”,差别在这一点。
  基层管理说的话就会起一定的作用。但是平时对工人很凶,关系不好的,就不会成为代表。
  罢工中,有些普工有很大变化,胆量和口才都有变化。有个女工,现在进了一个厂,马上带起3个工友去告老板。我就说,这种子,不能灭了,要保持联络。

个人经历

  我1993年中专毕业,学的土木工程。学校就在老家的市里。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乡镇集体企业。我们是学校最后一批包分配的。我在工地的施工现场,是施工技术员,就是把图纸变成实物,现在都叫项目经理了。刚毕业时工资好低,才两三百。当时经济比较拮据,想着找到马上能挣钱的活,没有想自己创业。
  我做了几年,到1997年,经济疲软,通货膨胀,对房地产冲击很大。我又结了婚,有了小孩。
  我们公司的经理和书记有矛盾。那时还是计划经济,物资要指标,工地上用20吨钢材,批了25吨,就可以卖掉5吨的指标。当时我刚进公司,有些流程不太熟悉,上了别人的圈套。他们让我去物资局签字领材料,我就跑去签了字。但是指标被那个材料员卖掉,他拿了钱跑到别的地方去做。后来上面派工作组进驻调查,发现是我签的字,要我说明情况。我就去找书记。书记又跟经理斗,就说不清了。其实那5吨钢材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一气之下就走了。
  出来后我投奔几个朋友。陕西也去过,柳州也去过,修高速,修厂房,工资要等工程搞完了才结帐。搞了几年,没意思。
  2002年到深圳,找职业介绍所,花了100块进了一家生产弹簧和螺丝的五金厂。厂里给办暂住证。押两个月工资,年终聚餐,没有什么奖金。那时工资才四五百,工人的工资都差不多。开始进厂做学徒,学那个仪表车床。这个厂没有休息日,就是星期天不加班,其余每天都加。那个时候也听说有最低工资标准。厂里有宿舍,但是我租房住。厂里管饭,伙食还不错。星期天还打饭回家和我老婆一起吃。
  那时厂里小工伤还是有,但不知道有工伤赔偿。受伤后,厂里会安排一些轻松的事情做。受了伤,老板给治好了,就是好老板。不知道老板一年赚多少钱,但是肯定赚钱,因为第二年老板就买了一块地皮,修了一栋5层的厂房和一栋7层的宿舍楼,买了些先进的机器。老板是当兵出身的,当时30多岁,从部队退伍。
  工人都是厂里培养的,工资不会太高。五金厂比较脏,工人流动性很大,有的人来了,看条件不好,就走了。
  员工上面是主管,主管上面是经理。老板管单价,主管组织生产,工资也才几百块,比我们多不了多少。我那个主管才20多岁,比我还小。
  我的工资开始是计时,后来计件。离开这个厂是觉得单价不公平,他想多少就多少,你做的多了,他就降单价,没有科学测算。五金厂辞工不好辞。但是我的技术还是比较好的,跟主管玩得也好,经理说要留我,重点培养我,但是我说要去步步高,他就给我批了。其他人很难批的,那时招人很难的。
  离开这家五金厂,我堂弟介绍我去步步高。那个厂名声好大,哪知道工作强度大,工资又低。我的工作是推着小车给产线上送料,把半成品送到产线上。它有11条产线,几千个人。工资350块一个月,1比1.1的加班,累死了,每天喝水的时间都没有。
  我老家主要还是种植农产品,茶叶,蜜桔,橙子。这些年,我的老乡不少都回去了,在老家打工。我们那边就我一个还在外边打工,其余都回家了。有的自己在家里开车,有的开个废品收购站,总之自己找门路,卖衣服,做个小买卖什么的,但还是在厂里的人比较多。我们那里有水泥厂,石灰厂,各种矿,还有做预制板的厂。那里的厂一个月2000块钱,管理没那么严,农忙时回家种田。
  我有个表弟在老家做代理,卖金立手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有个老乡在广州开制衣厂,后来回家开,不久就垮了。
  我现在早就忘记怎么种地了。我们现在完全与城市挂钩了,如果回到农村就是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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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代表害怕了,不敢再去。我不怕……”
——货仓部员工访谈



  2001年我进了一家本地老板开的五金厂。工人有200多人吧,底薪是每月350元,包吃住。我开冲床,认识了老吴。他因为有学历,当了厂里的QC。那时候,他给我感觉是能说会道的,还会看图纸。他从来不赌钱,不打牌的,爱看书。我在那个厂做了8个月就离开了,后来进了D厂。真巧,又跟他一个厂。
  我是2004年6月进的D厂,当时厂里有3000多人呢。进厂后我一直在饭堂做厨师。2013年罢工前,厨师的工资是2200元,不加班。2013年3月,老板把饭堂解散了。我们这些饭堂员工,有的走了,有的安排到车间。我到货仓部开机器,很简单,半天就学会了。我本来是不愿意去车间的,不过车间有班加,工资比在饭堂高一些,2900元左右;组长的工资比工人多400块。
  D厂罚款多,随地吐痰罚100元,吸烟罚200元。过去老板经常去厕所抓抽烟的。员工的全勤奖一个月60块,请假一天扣100块。车间里有产量要求,要完成产量才能下班。年轻点的员工玩手机,被管理发现会挨骂。有些新来的年轻人,长头发,戴耳环,还纹身。还有人是进了厂以后纹身的。
  大老板和保安以前很凶。打饭要排队。排队站不好,保安就打人。现在变化很大,保安也不打人了。我刚进D厂的时候,附近很荒凉,现在很繁华,当地村民盖的楼越来越高。
  2006年,D厂就开始搬了,前前后后减少了一千多员工。原来厂区挺大的,后来不断缩小,有的厂房都退掉了。保安室也不断内移。
  2013年开工直到我们罢工前,厂里已经搬走了8台大注塑机。那天,我从货仓部走出去打水,一看,厂里在搬机器。其他人罢工了,堵住搬机器的平板车,不让他们走。我在的这个货仓部跟其它厂房不是一个地方,所以我事先不知道罢工的事。直到罢工第4天,我才跟他们一起堵车,因为那几天,有工人跑去骂我们几个还在上班的人,我们就不上班了。负责修理机器的工程部的老大也叫我们关掉空压机,因为全厂都不做事了,就我们几个人还开着空压机,费电。
  第一次谈判我没去。听说谈判的时候,政府的人在那里录像,所以很多代表害怕了,不敢再去。我不怕,而且我在厂里很长时间了,大家都认识我,所以第二次谈判我就去了。谈判地点在劳动站。员工有八个代表,厂方和政府代表是五个人,包括厂里的律师和一个经理,劳动站的两个人,加上大老板。
  大老板一开始就说:“我在外国跑单,很辛苦;员工都是我的财富;现在不好做,没有钱;我还感冒了,在打吊针。”大老板说根本就没有要搬厂,但是如果有的员工不愿意做了,他愿意给400块一年的补偿。他问:“你们愿不愿意,你们这些代表到底能不能做主?”我说:“太少了吧。我们只是传达一下(工人的意见),我们代表不了其他工人,只能把你讲的话传下去,看他们同不同意。”
  劳动站的一个人,歪着脖子,还一抽一抽的。他当时听到大老板说给400元,就说:“老板你给的太少了。”劳动站的人一点都不凶。大老板就说:“我要去打吊针了,有什么跟律师说吧。”临走的时候,还回头跟我们说:“你们要自己保护好自己。”这次总共就谈了一个小时,大老板还提前走了。
  我们是上午去劳动站谈的,很多员工都在劳动站外边等消息。大家的意思是至少要按底薪水平来赔,听说老板只赔400块钱,就说“不干不干”,有人当时就要去找市政府。
  这次谈完回去,我也对工人说,把老板搬机器的车放了吧,厂里一天要交9000块钱租金呢。政府也说他们来厂里调查过几次了,知道老板要搬东西,让我们先放厂里的车走,政府担保解决赔偿的事。我们代表当时想,大老板说赔偿标准是每年400元,如果我们放了车,他会不会心软一些,(我们)减轻他的负担了嘛,这就好讨价还价。还有,我们也怕如果不放车,把政府惹火了,到时候不给我们解决就麻烦了。所以我们就对工人说“让一步嘛”。
  大老板说赔偿400块,八个代表都不同意。放车的事情,所有代表都同意放,但是很多工人不同意。有人抱怨:“跟老板谈都没谈好,就放车。”
  放车的事,我们每个代表都跟工人说过。不过老吴说的比较多,他就站在厂区里,给大家讲。
  谈判后的第二天,劳动站给我们发调查表,让每个人在上面写要求多少赔偿。有的写两千,有的写一千六,有的写一千八。
  最后那一天,我们走马路去上访,都被抓了。放出来以后,大家回厂里,看到厂方的通知:参加过谈判的工人代表全部解雇。我们罢工期间的工资都没发。
  我对老吴的印象很深。他讲法律是一条一条地讲。那个厂里的律师都被他讲服了。老吴反应快,不冲动,能主持公道,当然一般人可能会说他“多管闲事”。
  我老家是江西的。政府搞退耕还林,据说是为了养大熊猫。我们家一共十亩地,一亩地给了两百块。后来政府专门辟了一块地,推平了,给村民盖新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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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实在太赖了”
——付组长访谈


  我今年46岁,在D厂做了十年,其中八年当组长。我是谈判代表,多次参加与厂里的谈判。罢工后的第一次谈判我参加了。那次男的多,大都是组长。我们谈得很硬气,让厂里的人都没话说。但是谈判的时候,厂里拿着摄像机照来照去的,把代表们都照怕了。第二次谈判,就没几个代表敢去了,怕被报复。
  第二次谈,员工换了一批代表,这回女的多。照我看,第二拨谈判的人不行,说不过厂里的,容易被厂里忽悠,也是这批人同意放走扣在厂里的那部(搬机器的)车。老吴一直参与谈判,没有退出来过。
  当时来了几个所谓的“维权律师”帮工人,不过我对他们印象不好。他们一开始就说工人的赔偿要求没有依据,因为厂里确实还没搬完机器,没法要赔偿。律师的话让我们很不满意,后来没再找他们。厂里的法律顾问是个女的,太张扬了,谈判的时候老是抢劳动站站长的话,被那个站长骂了。
  我对劳动站站长的印象不错,感觉他还是挺帮工人的。谈判之前,那个站长还给我们出主意,教我们怎么跟厂里谈。之前听说这个站长惩罚过一些违法老板。据说当初有个老板欠工资,站长打电话让他过去协商,老板不敢去,站长说“没事,你来吧”,老板去了就被工人打了一顿,结果老板很快凑够了钱,把该给工人的钱都给了。
  厂里还请了一个律师来谈判,因为跟工人一直谈不妥,被我们留到半夜两点半,他也不敢走,那么多工人在外面呢。后来他说不干了,老板的钱也不要了,以后再也不接这种劳资案例,受不了。
  老吴这人太实在,死板。我原来在厂里就知道这个人,但是没来往。我也知道他在D厂附近发过关于维权法律常识的传单。这次罢工,我们经常劝老吴不要在工人行动的时候露面。他有时候听,有时不听。这次被抓就是没听。当时工人走马路上访,第一批警察阻拦工人的时候,有几个在场的代表见势头不对,就走了,还给老吴打电话说“快撤”。他觉得没事,还是和工人继续走。后来又来了几百特警,把大家全抓了。
  抓老吴的时候,好几个女工抱着老吴不让抓,但是没拦住。最后大家都被带走了,老吴被单独带上一辆小车。那些被审讯的工人都没说什么对老吴不利的话,只有一个工人听警察说他犯法了,被吓着了吧,说是老吴让他们上访的。
  最后被抓前两天,本来我们跟厂里说好继续谈的,我都听到厂方有个人说(最多赔)1600了。就是那些大姐,喊叫几声,大家就跟去走马路了。她们简直是一群冲动的农村妇女……
  最后的结果为什么这么糟?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把搬机器的车放走了,没有了谈判的筹码。而且不仅不该放搬机器的车,二老板和他秘书的私人小车也不该放走。我们上了厂里好几次当了。二是老板实在太赖了,在当地又有背景。
  D厂罢工之前,附近还有两个厂因为搬厂的事情闹过,堵厂门堵了两天就解决问题了。一个是按照1600元赔的,一个按照12个月的平均工资赔的。那些老板早都准备好钱了,能少给工人多少,算多少。现在还有一个厂的人在闹,守厂好几天了。
  从D厂出来以后,我没怎么上班。前段时间进了一个厂,一个月干26天,两千八九的工资,加班费另算。做得没意思,又出来了。现在正规大厂不好进。我去应聘一个厂,厂里说超过45岁就不能买工伤保险,所以不要我。现在新开了好多小厂。以前大厂搬空的厂房,就租给这些小厂,有的一层楼能分租给好几个小厂。我不愿意进小厂,加班费不按法律,一个小时才9块,做起来没意思。所以,我现在生活主要靠老婆。
  我平时喜欢买码(买彩票),玩老虎机。家里一个女儿正在读大一,刚开学,学费还没凑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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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控制不了员工的情绪”
——烫金部龚组长访谈


罢工之前
  我今年34岁,广西人,初中毕业。2004年到深圳打工,10月份进了D厂,做普通员工,后来厂里看我头脑灵活,让我做了组长。组长那时候工资也不高,1000多块钱一个月。2006年2月我就出厂了,回家过年。
  2007年3月,我第二次进了这家厂。
  罢工前,我是二楼烫金部的一个组长。
  我们做老大的肯定知道厂里搬机器的事情啊。厂里搬过好几次机器了,我们还拍了照片。我也用手机拍了照,拆机器的时候照了,吊车搬机器的时候也拍照了。现在照片都删掉了。
  老板在惠州还有个工厂。我还去那边帮过忙,怎么会不知道他搬厂的事情。我们厂里技术好的人会被派到惠州,因为那边有些技术上的事情搞不定嘛。
  2012年年前,厂里就搬走了一些机器。年前厂里招聘新员工,但是很多人做了几个月就走了。我们厂规定辞工要提前一个月说。这几个月,有人辞工,我们就放走。这种事还不是组长说了算。组长跟上边说,某某员工做事不好,辞工就放走,上边就会同意的。
  年后头一天上班没做事,抽奖发红包,全厂开大会。二老板跟全厂员工说,工厂今年可能会搬走,但可能留一部分在深圳继续生产。
  罢工前,厂里已经搬了两次机器。
  厂里的订单就转到惠州了嘛,我是组长,当然知道了。订单拿来,就放在我的桌子上。员工抱怨加班少了,就来翻我桌子上的订单。后来有的订单本来拿给我了,但是没有做,又拿走了,所以都知道把订单拿到惠州去做了嘛。订单好像从三四月份就开始转到惠州了。
  老板搬机器,又说要搬厂,其他什么也不说。员工心里肯定不舒服是不是?大家肯定都不舒服,尤其是老员工们。
  我以前也上过学,这个(罢工)就像那时候交团费一样嘛,大家自己都有出钱。罢工要喝水啦,七七八八的啦,要花钱的嘛。罢工前,每个组长都去收钱,收自己那个组的钱。很少有没交钱的。没交钱的那些人,罢工后都补上了。每个人最少交10块钱。
  罢工前我们就跟员工说,现在都是为了自己,不要说哪个人是代表,每个人都代表自己,罢工时一口声说没有代表,大家都是为自己的。
  罢工前,我们这些组长也在一起简单地商量过这些事情,老吴那个时候还提醒我们,不要跟员工说,因为怕有人告密。实际上也没有什么计划,就是商量好,厂里在拉机器的时候,等他把机器装到平板车上,我们就不让他走。
  我们也听别人说过,有的厂罢工一两个月,员工就天天在那里晒太阳,很辛苦的。特别是做老大的,要一直鼓励他们,告诉大家为了自己的利益,都要努力坚持。
  打工这么多年,工厂如果搬走的话,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如果我们现在不努力争取自己的权益,厂搬走之后,再去惠州找老板就没人搭理我们了。
  罢工那天,搬机器那个部门,啤机部,就是有大的注塑机那个部门,老员工有人知道当天要拉走机器。因为做得久了,就会知道这些事情。知道今天会来拉,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
  罢工前已经搬了两台到惠州嘛,一台大的,一台小的。员工都是这样想,等他再搬几台过去,那边(惠州)就可以生产了,这边的人全不顾了。再拖几个月,没班加,1600,很多人就要辞工走了。
  我们厂大部分人上白班,要上夜班的只有三四十个人。注塑机部门两班倒。

工人和厂方的冲突

  那天早上九点半,吊车把啤机装上车了,我们员工就从车间出去把门堵了,不让车出去,开始罢工。车间里只有很少的人还在做事。第二天还有人在做事。厂房有四层楼,每层都有一个主管,主管都没有参与罢工,他们就站在那里看。有些中立的组长也没出来,坐在车间里玩。
  主管都不敢叫我们去上班。主管为老板,都不为员工,从来不提员工的福利。很多厂有工会,我们厂连工会都没有。我刚出来打工的时候进过一个厂,有工会,搞员工福利,生日晚会,或者过年过节发点什么东西。这个厂什么都没有。我们连这里的镇工会在哪里都不知道。员工连“工会”是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没人理解“工会”是什么意思。
  主管给组长打电话,我没接。主管平时对我们不好,这时我们都不理他。(以往)我们跟主管提涨工资的事情,主管(总是)说,你们事情都没做好,跟我们谈什么东西,很凶。他既然一口咬定,我们就没话说了。
  罢工第一天老板不在,好像是第二天来的,我也忘记了。经常是车在,人不知道去哪里了。
  罢工后,二老板的秘书从写字楼里下来了,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让工人回去老老实实上班,有什么事等老板回来再说。秘书好像比老板的权力都大,主管都听她的话。以前她管得少,现在行政部都归她管了。
  有人说秘书是老板的情妇,这个东西不能乱说的,你没有证据,都是猜测。她是有个小孩,但是没结婚。我们不管别人的私事,是吧。我们只管公司的什么事情是她处理的。私人的事情对我们也没什么,影响不大。
  我们人多,七嘴八舌,就把她哄回去了。人多,她听哪个的?我们说上班有什么用,没班给我们加,在深圳怎么活,每个月才一千多块钱;你们偷偷搬机器不行的,本来说的现在不搬厂,怎么又提前了;员工心里都不舒服,现在就要搬空了,让大家怎么做事。罢工前的一个月加班就少了。

老吴印象
  开始我也不认识老吴,他是三楼的,我是二楼的车间。但是我见过他在我们厂门口不远的那个路口发那些宣传法律的单张,什么劳动合同法一类的。厂里很多人都见过他在那里发的。后来认识了,有时上三楼的时候,也会找他说话。
  老吴是普通员工,天天在那里做事的。平时的时候,他不可能像我们组长那样有时间去组织什么东西。再说了,让主管看见怎么办,你不在那里做事,到处跑干什么,是不是。
  罢工头一天也没听到他说什么话,堵车的时候也没看到他。
  罢工以后,有几天员工气馁了。政府都不理我们。老吴作为一个工友,跟我们组长一起鼓舞大家的士气。毕竟我们在那里说一下,员工也听的,是吧。
  有些员工还是懂那些事情,说我们肯定还要守住啊,要有个交代,等大老板过来跟我们对话嘛。员工就这样说,我们有权保护老板的财产;他把财产拉走了,我们有什么保障,什么保障都没有。有的员工比我们老大懂多一点,想到一些事情,就叫我们去安排。
是吧。
  开始那几天,老吴没有当众讲话。后来谈判,老吴也做了代表。老板过来,说不跟我们谈了的时候,老吴看到我们情绪低落了,就安慰我们,跟员工代表坐在一起,说说话,劝导我们一下。
  以后每次劳动局的人一来,就冲老吴喊来来来,就让他去谈判。
  有一天我看到派出所的和劳动纠察的人来了,叫老吴去,说老吴说的话员工才听。老吴说他不是组长也不是主管,员工怎么会听啊。那些人还是说,员工全部听他的话。老吴说员工不是听他的话,而是信任他。开始那几天,派出所的都是这样,一来就叫他去。为什么要专门找老吴?就是因为感觉老吴说的我们都听。那几天,老吴经常叫员工不要乱来,不要做什么(不合适的事)呀。派出所觉得他好像就是个头一样。
  其实我感觉,他又不是组长,又不是什么,下边的很多员工,根本不认识。我感觉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不认识他。
  那几天,有个工友天天在厂里等,心脏病发作,晕倒了。我们找车送他到医院。
一个犯众怒的警察
  有一次一个人开着警车,穿着警服,腰里系着武装带,里面好像还带着枪。他一来就气势汹汹地说是代表政府来解决问题的,要我们找代表出来跟他谈。我们就让老吴去,老吴恭敬地用双手把写着工人要求的纸递给他。他一把抓过来,看都不看,就扔到地上,还很凶地喊:“你回来!”
  哪有这么凶的警察,还为人民服务呢,看他是为自己服务。有枪又怎么样,我们不怕,我们又没有犯法。他一个人,敢开一枪试试,我们这么多人,肯定要打死他。
  我们都很生气,把他围起来,让他跟我们道歉。我们问他:“政府的人就是这么为人民做事的吗?你到底是不是政府的人?” 他就躲到写字楼里,后来他试图爬围墙出去,但都没成功。
  开始我们怀疑是老板叫他来吓唬我们的。后来我们见了派出所所长,问这个人是不是真的警员。我们说:“你们找个黑社会,给他配把枪,那就不对了。”所长说:“我回去开导开导他。”

来了黑社会
  劳动局的人开始来了,忽悠我们。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部门的。开始来的几个人没有穿制服。他说他是什么什么的,但是我们都不知道嘛。他们是来了,后来还把黑社会也请来了,跟在屁股后面,屁颠屁颠的。我们齐心,不让他们进来,他也不拿证件给我们看。我们那天是做了有点过分的事情,不让他们进来嘛。秘密调查也要告诉我们知道嘛。
  具体是那一天我忘记了。请那些人来,拿着棍啊,拿着叉什么的。我们说,我们这不是闹事,你们最好不要进来。我们堵在厂门口,不给他们进。可能是深圳的巡防队什么的,杂七杂八的,有的没穿制服,就拿着棍棍棒棒的。我说我们又不是打架,又不是闹事,为我们的利益;我们也没打老板,没动厂里的一个纸箱,老板的东西我们没有砸,什么东西都没动;我们只是堵住车,也没有要砸车。那天来了十几二十个。我们说,你最好不要进来,要是进来打人,我们是不肯的,我们这两三百人会跟你还手的。我们不动手,你们拿那些东西干嘛。我们要是拿着棍子什么的,你们来镇压一下,派出所什么的来,还可以说的过去。在现场的员工都是空着手的。
  听他们说行政部有个女的,拿着钱去给那些人,被员工看见了。我没看见。请他们来了,肯定要给钱的嘛。就是吓唬员工,看员工能不能吓唬一下。给了钱,他们就走了。他们在门口站了半个多小时,就走了。那时候大老板还没来呢。
  后来大老板来了,跟我们解释的时候,他说你们还是好好做,我们没有搬厂。他说我们只是搬了一台机器。我说,你去年搬那么多机器怎么不说呢?要是只搬了一台,我们就不说了,那车间全部都搬空了。我们人多,老板被轰下来了,就跑了,不来了。

选代表谈判
  后来,他们经常来谈判,就让我们找几个代表。我说,员工都怕,要是把几个代表轰走,或者给钱让他们走了,怎么办?我们都没有代表。本来员工心里都这样想,你们七八个人去,老板一个人发一两万块钱,走了,下边员工怎么办;到时候,老板不理我们了,政府也不理我们了,我们饿死怎么办。员工就这样想的。
  他们还是让我们选代表,说我们七嘴八舌的什么都说不清。老板说两句,就被轰下来了。人多意见不统一。劳动局那几个人天天来。他们说他们也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老板说没有搬厂。只是这样回答我们。后来才来了两个穿制服的,不知道是哪里的。一个高高大大的,袖章上写着“劳动纠察”,不用说肯定是劳动局的。
  开始的谈判我没参加,最后几次才去。
  那一次,老板说:你们那么多人七嘴八舌,一句我也听不进去,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说,你们要选几个代表。
  劳动局,派出所也这样跟我们说,不可能300个人挤到一个办公室里面去。
  有的员工就说,我们没代表,一个个的进去。
  劳动局的就说,不可能让你们每个人都进去,人民大会堂可以,我那个办公室容不了那么多人。
  进去了,你也知道,派出所怕工人砸东西,怕有的员工兴奋了,做出什么事情。
  最后,选了8个代表。有两个大姐和老吴是普工,剩下几个是组长。老吴应该是每次谈判都去了。员工开始推荐老吴去的时候,他也有点不想去的。他们员工叫谁去,谁就去。两个大姐代表女工,她们做了好多年了嘛。还有的人说叫几个组长去就可以啦。
  选上的代表们让我们这些剩下的组长看好员工,要员工不要闹事,不要砸东西,那样不对。员工兴奋的话,砸东西,那样不好嘛。
  后来谈判破裂,派出所和劳动站的人就见过老吴跟工人讲话嘛。一直有人在旁边,看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派出所的人就拿着手机拍,做证据什么的。你的一举一动他都会录下来。
  开始两三天平平静静,后来搞得那么久了,都晒的那么黑了。
  我们在厂里喝水,老板的秘书把电源拔了。我们员工喝冷水,拉肚子怎么办。我们就跟派出所的人说,这人小气的,就一点电费嘛!水是我们自己买的喔,我们没喝你们厂里一点水。本来有的员工肚子不好,喝冷水不舒服,我们插一下电,有热水喝,你拔了……我就对警察(等等)说,我们罢工这么多天,你们不给我们处理,再大的老板你们政府也可以压他啊,政府就由着他乱来,这么多员工等着吃饭。人家可能一个人养着一家三口。
  我们就是这么说,谈判前也跟他们这么说。反正政府也来了,劳动站的,他们什么东西的也来了。反正我们也不熟悉。镇劳动局的那个人,高高的,来了几次,我们都认识他了。
  他们一来厂里,都是一些员工或者我们几个组长围上去说,老吴没有去说过。只是后来选代表谈判了,经常会看到老吴跟我们谈心了,看到他坐在中间或某个位置,看上去员工好像特别听他话,所以那些人每次都找他,有时硬拉他过去。
  谈判前商量好了,有什么要求打印出来,清清楚楚地给老板看。就写偷偷搬机器,员工心慌,没心情做事,我们员工要求几点……
  第一条是关于补偿金的,老板说他不能答应这个。第二条是高温补贴,然后是养老保险。他就答应了后边那些。我说那些是小数目,员工说最重要的是第一条。重要的他不答应,次要的他答应了。
  老板一直没有做过的事情,劳动局要他做,他不可能不做,是不是?比如那个养老保险,人家要买,他不能不给买。老板答应说几年前的养老保险都可以买。但我们没有钱嘛,自己都要交一万多。
  罢工三天后,大老板来了一次,被我们轰下去了。后来他就到劳动站那里跟我们谈了一次,不到几分钟就出来了。他没有谈,他要我们找他的律师。他说我跟你们没得谈。他开始说赔补偿金300块一个月,代表就说不行。老板就推辞,说自己感冒了。当时厂长也在,厂长还说老板确实感冒了,不能谈。然后就跟律师谈。讲讲讲,讲到500,员工就发气了。当时外边很多员工在等消息,本来想着很有希望,谁知道大老板一出来就跑了(以后一直都没看到他了,不来了)。看大老板几分钟就出来,不用说也知道没谈成。后来听代表出来说,最高只给500。
  第一次跟大老板谈判我没去,后来几次跟二老板谈的时候我去了。秘书经常下来劝我们。她打出个通告贴在墙上给我们员工看。上边写着要买养老保险的,可以拿身份证复印件……员工想,我做了五六年,七八年,那要交多少钱啊。
  劳动局的跟我们说老板不搬厂,让我们放机器,回去工作。
  老吴也劝大家把车放走。那个时候有人就怨老吴。我就说人是你们选的,现在又抱怨。员工不想让车走的。那时员工之间也有吵。有人怪放车,有人怪七七八八的事情。放车时也有吵,有人说行,有人说不行,很乱,也听不太清楚。
  后来,老板又让车来拉模具,有员工很激动,还把车胎的气放了。
  政府劝我们去劳动仲裁。劳动局还派人到我们厂里调查,问有没有拖欠工资,加班费是不是合法,等等。员工怕劳动局的人借着调查,把厂里的什么重要资料拿走,就堵着他不让走,要检查他带的东西。

去市政府上访
  第一次抓人的时候没轮到我。自从镇政府抓我们那次,我们就劝员工不要去镇政府,但是大家起哄说,镇政府抓了我们一次,现在堵路都不理我们,只能去市政府了。
  去市政府上访前一天,有一个戴眼镜的,是个书记——是政府的还是劳动局的我也记不清了——他来厂里劝员工们不要做出格的事情,因为那天大家都喊着去市政府嘛。毕竟我们已经做了那么多事,今天游行,明天去静坐,后天去……所以他们经常派人跟着我们。
  我们游行的时候打着横幅,上面写着黑心老板什么的。以前有的横幅是用手写的,后来员工说手写的容易掉,让我们几个代表去做了一个印刷的、红底白字的那种。横幅是我保管的。
  那天一大早,有员工跑来找我,让我把横幅拿出来。他们说马上就要游行去市政府。我说去那里干吗,那么远,走到晚上也到不了。我劝他们不要去。我还跟老吴说了,让他也劝员工回来。我还说,又不是中国跟别的国家闹矛盾,跑出去做什么。
  有的员工听说马上就去市政府,很兴奋,还说去市政府吃饭了!我说这次可能没饭吃喔。几个大姐在那里叫,说谁不去谁是汉奸。
  还没出厂门的时候,我就对他们说,你们找不到政府的,就算找到了,也到了晚上,天黑了,人家都下班了,你们还找谁。有员工说我们能等吗,都这么多天了。
  那天老吴也不想去,但是他为员工着想,担心大家在路上出事,就跟着去了。他不是为自己的。说到这里,我想起来有一次谈判结束后,听人说老板想给老吴 11万买通他,叫他不要管这些事情了。老吴做人很老实,如果是为自己,早就拿钱走了。谈判的时候他也不会激动,很冷静。我去过老吴家,他家里都没有装修,负担也挺重的。
  老吴一直没有让大家去做那些事。游行、静坐还有最后去市政府都不是他的主意。他从一开始就说,要是去找政府也可以,但是只能选七八个人去,让代表带着员工们的委托信和诉求书去上访。
  员工都说七八个人不行的,人多力量大。我们的事情,五六个人,七八个人,去找各种部门好多次了,没用的嘛。找到一个部门,把诉求书交给他们,他们就放到一边,有的还不受理,回来后也没有音信。政府的人尽给我们拖延,踢皮球。有一次去派出所,一个所长说,这些事不归他管,是另一个所长管的。我们再一问,原来那个所长出差了。他就是故意敷衍我们。最后,员工越来越激动了。
  游行去市政府的路上,防暴队一直跟着,劳动站和派出所的人也跟着,出了镇,他们就没跟了,换了另外一个劳动站的人和派出所的人。路上他们一直劝大家回去,没人听。高速路那里刚好有个缺口,那些武警就赶紧跑到我们队伍前面,拦住了去路,然后就把我们围住,往那个缺口里赶。有的员工不服气,那些警察就开始打人。有一个大姐在里面向警察丢饭盒,特警就过来抓人。我们镇的那个警察指着老吴喊:“他在这里!他在这里!”然后特警就过去抓他,几个工友就胳膊挽着胳膊挡在老吴前面,不让他们抓,但还是被特警抓上了车。我们也被全部带走了。
结 局

  有人被送到医院,有的是被打,有的不是。走了三个多小时,可能是太累了。听说在医院,有个大姐激动得要跳楼。
  录口供的时候,警察问我是哪里的,我说是广西的,他就说他女朋友也是广西的。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他就凶起来,吼道:“坐!”我说不敢坐。他说让你坐你还……那就坐地上!我说凭什么听你的,我又没犯法。
  他们问我谁带的头,有多少人。我说没人带头,我们大家自己要走路去市政府的,人数有两百吧。他们还问了厂里失火的事,问是不是我们放火。我说我怎么知道,着火时我们都在外边出租屋里。
  然后就给我一张打字的东西给我按手印,打印了几十条。我说看一下,他们不让看,让我快点按手印,十个手指全部按指纹。
  我就说了几句话,他就打了那么多,拿着我的手按了手印。我都不知道上面写了什么东西。
  我第二天就放出来了,关了七天的是拉横幅的,还有两个关了一个多月,一个大姐用饭盒砸特警被拍到。一个大哥是带大家喊口号,他声音大个子高。我们在路上喊:“黑心老板!”不知道老吴怎么关了这么久。
  我们也控制不了员工的情绪。当时我就说现在堵路不行了,用过一次了,不能再用两次,三次。政府第一次让特警把我们扛上车的时候已经很激动了。
  最后我们都被抓到派出所,跟着我们走了三个小时的所长说:“你看你们,走了三个小时,害我也走了三个小时,现在好了。蹲在那里不要动!那还有饭吃!”
  我们也去咨询过,建议是,一不能有过激的行为,二可以通过发微博把厂里的事告诉给更多的人,引起大家的关注。不做过激的事情,外边的人都会支持的。
早年打工经历

  我1997年出来打工,进了一家中山的厂,有1000多人,生产相机。我在那里做了两三年。厂在开发区,开发区派一个厂长进去,再派一个工会主席进去。那个时候加班费3块钱一个钟,大米才几毛钱一斤。厂里有工会,工会主席年纪蛮大的,四五十岁的样子。那时厂里一年四季很少招工。
  厂里搞员工生日晚会,有时2个月搞一次,有时3个月搞一次。员工就都发瓜子,组长发衬衣。那个时候,开发区还搞什么十佳人才评选,每年都评。记得奖金是2000块。
  记得有一次厂里另一个部门出事故,一台注塑机失灵,有个员工手被压住。他们搞不定,就打电话给技术员。搞了一个多小时才拿出来。当时说肯定压断了,让他拿出来,他不肯,就在那里哭喊,一个组长架着他。最后机器打开,只剩下渣渣了,那个手就像个网一样的东西,变成肉酱了。后来大家还捐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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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有关部门也骗我们”——烫金部工人何大姐访谈

  我是2008年进这家厂的,在二楼烫金部当员工。罢工前,从没见过大老板。

  二老板对全厂员工说要搬厂,原因是现在的厂址要修地铁。二老板说要搬到深圳市内的某个地方,还没确定具体地点。但我们都知道老板在惠州有个分厂,过去老板也往惠州搬过机器,四楼都搬空了,一楼也搬了一半。

  罢工开始那一天,有个员工,好像是一个清洁工,上来告诉我们二楼的人,说一楼在罢工,我们就从窗户往下看,果然看见厂里在搬机器。我们一听,谁也没心情做事,都下去了。三楼主管是两公婆,四楼主管也是两公婆,他们四个人都没有参与罢工。还有写字楼的那些妹仔,我们罢工的时候,她们还在做事。

  我们在办公楼下坐着,等老板来谈。厂里把车间封了,不让员工进去。我们在门卫的饮水点打水喝,结果厂里就把电源切断了,不让我们喝热水。

  我参加了第一次谈判。老板那边来了三个人,还有镇政府和派出所的人。我们工人代表就是站在那里,也没怎么说话。谈了不到五分钟,二老板不承认搬厂,就走了。政府的人说需要调查一下。

  过了几天,大老板来了。记得那天下雨,他在厂里的铁皮房前面对我们说:“谁说搬厂的?”我们说:“二老板说的。”大老板就说不搬了,延期两年,你们回去好好做事。我们不信,说:“厂里面都在搬机器了,搬完了还怎么做事。”大老板当时就走了。



罢工开始了



  罢工刚开始的时候,政府、老板的人来厂里,我们这些老太婆就围着他们,七嘴八舌的。他们就要我们选代表。有一次,一个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人开着车来厂里面,一下车就说是代表政府来解决问题的。然后大家就七嘴八舌的开始跟他说,他让我们选个代表,大家都让老吴当代表。当时好多人都不认识老吴,罢工后,我只知道别人叫他的外号,现在我才知道他的名字。谈判时,我们就叫老吴代表工人去谈,因为他说话清楚一点。

  老吴有时候会站在高一点的地方,跟我们说:“大家要齐心,努力争取赔偿。”他不是自己主动要说的,都是工人让他出来说话,他才说的。

  我们被政府骗了两次。第一次是政府的人打包票说,只要我们放了车,让厂里把机器拉走,老板就会跟我们谈的。因为拉机器的车是租来的,老板很着急。政府的人也说老板租车一天很贵,要5000多块呢。

  政府的人还写了字据,我们让他们盖章,他们说没有章,让工人相信政府不会骗人。虽然我们都很不愿意,但也不想跟政府闹翻,就把车放了。结果老板还是没有跟我们谈。

  还有一次,厂长从惠州带了一个美国客户过来。美国客户会说中国话,但是我们也不知道美国人来干什么。厂长跟工人代表说不搬厂了,还要我们赔偿工厂不能出货造成的损失。我们就不放厂长走。政府的人也在场,又打包票说,明天厂里一定过来谈。结果第二天又没来。

  这次罢工拖了这么久,关键是政府也骗我们,因为我们是求助于政府的嘛。



被打……



  去市里的头天晚上,很多员工商量着第二天去市政府,都是些老太婆、老太公在那里商量。老吴没有要大家去市政府。第二天早上八点出发的时候,有的老太婆就在那里骂:“今天谁不去谁就是汉奸,不去就不行,以后老板赔钱不给你。”当时我看到老吴是不想去的,是那些女工把他骂出来的,他只好跟着大家去。

  那天太阳很大。走在去市政府的路上,我们很渴,我就在那里哭。我跟尾随工人的特警说:“你们都是有爹妈的。你们的爹妈在外面受欺负,你们忍心吗?”一个特警还把他自己带的水拿给我喝。

  走在半路上,我们被警察围在高速路口。老吴让大家唱国歌。后来大家就被警察抓走了。我关了十天。给我录口供的时候,派出所的人问:“你认不认识这个人?”我说:“认识。”他就把我的手指在文件上按个指印,然后还拿着我的手,让我在一张不知道写着什么东西的文件上打指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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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代表经常讲要守法,都有点过头了”——型材部工人姜大哥访谈
先说说这家厂

  我们厂人最多的时候有一两千。据说大老板起初在香港混“江湖”的,九十年代到大陆开厂,从小厂起家。大老板在山东开过厂,因为气候冷,产品生产需要高温,就转到惠州。现在惠州的厂房是老板自己花钱盖的。二老板是大老板的弟弟,有个女秘书,平时处理厂里的各种事情。企业法人是个女人,据说是这里村长的前任老婆,这里劳动站站长好像是她的妹夫,要不就是小舅子。老板下边就是主管,然后是助理,下边是组长。

  我2004年进厂,2005年辞工回了一趟家,帮人做建筑,搞木工活。同年又回厂至今。厂里两班倒,计时工资,部分现金,部分打卡,工资条你要他才给你。厂里有几个部门:型材部,啤机部,等等。我在的型材部门有三个组。

2007年以前进厂的有全勤奖,2007年以后进厂的没有。宿舍免费,水电30元,但是住在厂里的人不多。2004年包吃,2008年工资涨到900,就不包吃了,改为270元一个月,管三餐。现在改为临时买餐票,5元一张。涨底薪后,原来一个人开一台机,现在开两台;实行扣分制,做坏东西严重的扣分,每扣一分,罚款5块钱。二老板经常去厕所抓吸烟,抓到罚100。按工龄累计发年终奖,做满一年200,一年加100,最高为600。去年取消了年终奖。罢工前工资大概为2500-3000。

  我们厂每年有体检,医院的车开进厂,检查心肺功能,血压什么的,要自费。厂里也有受伤的,伤到手指,老板赔了一万二。

  平时车间很热,有风扇,没空调。我们都不知道有高温津贴。这次罢工期间,代表提出要高温补贴五百元,老板后来给了,还给了带薪假,补了去年的高温津贴。我小学二年级没毕业,法律啊什么的都不懂,直到后来罢工的时候,听代表一说,我才知道还有那些东西。

  以前厂里没有过罢工,但是小冲突就有。2009年左右,有六七个河南人,年龄不大,经常打架,在食堂就打过。他们有次发动车间罢工,说谁上班就揍谁。老板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但是后来还不是一个个被搞掉。

  过去厂里保安很嚣张,2004年那时候经常打人,比如食堂有人插队,保安就大骂着抢工牌,敢还嘴就用对讲机叫一群保安来打人。还有,那时过年前,大家玩得回去晚了,保安不让进厂。后来保安发展到学着黑社会在厂外巡街,结果保安队长被挑了脚筋。再后来保安就比较老实了。在厂里,保安有老板撑腰,到外边打架与老板无关。在外边惹事被打了的保安,老板就会赶走他。听说惠州厂那边跟深圳这里2005年差不多,(保安)会打人的。

2006年,有个工人到另外一个车间领料,被巡视的大老板看到,大老板说他在那里玩。他顶嘴。大老板说信不信老子打死你,然后就动手打人,最后不了了之。


  我们厂里以前也有偷东西的。200块的木制相框,有个人一次偷了6个,那个时候工资才700块一个月。那个人后来被发现了,没拿到工资就走了。

  四川地震的时候厂里让捐款,捐了两次,第一次自愿,第二次强迫。我们主管是四川的,指定金额,员工最少20块,从工资扣,不知道钱到哪里去了。我们老家也捐款了,按人头收,10元一个人。

2008年危机没有影响到订单,但是深圳很多厂倒闭。这个厂慢慢正规,差不多很多地方都完善了。

2013年春节后,二老板开全厂大会,说要搬去惠州,愿意的跟去,不去的结工资。年初已经只有四百多员工了,五年以上工龄的超过半数。90后很少,女工多为30岁以上的。
罢 工

  我们罢工那一天是老板第三次搬机器。前两次我们也都知道,但没人动。

  罢工前两天,一个助理的老婆,也是女工,在车间里挨个人征集签名,收十块钱。问她干嘛,她说要罢工了,罢工要水喝吧,不是一两天的事,需要集资。我第一次听说罢工,给钱了,也没觉得惊讶。当时也有人没给。

  玻璃部带头罢的工。那一天,老板又找来那种大平板车和吊车,在我们车间搬机器,一些机器都搬上去了。但是我们部门没人动。玻璃部的人到我们车间送料,应该看到搬机器了。我的组长对大家说,外面在罢工,都出去,但是组长自己没有参与罢工,没出去,待在车间。组长还让我转告夜班的人,让他们不要到车间里来,因为主管在,进了车间就要开机器了。后来组长去惠州厂了。

  老板找来的吊车是租的,按小时算钱。我们把两辆车堵在厂里几天后,吊车司机还跑来要强行开走。我们说要开就从我们身上压过去,那个司机就怂了。

  因为租的车被堵着,大老板才从惠州过来,跟几个代表谈。代表说:“老板答应赔四百,我们先表示出诚意,然后再慢慢谈,争取赔1600。”代表说先把车放走,表示诚意。我们当时也有人反对,但是代表是我们的主心骨,我们都很相信他们。老板是奔着车来的。我也不知道他们具体是怎么谈的。代表说,老板同意谈了,让了一步,同意给400,也要求我们让一步;我们也要表现出诚意,拿出诚意,然后慢慢谈。谁知道放了车,老板就不理我们了。

  罢工期间,我们在厂里守着,厂门口也有人守着。夜里守机器的工人,到凌晨一点,有个面包吃。忘了是哪一天了,有一个警察,四十多岁,穿警服开警车到厂里来,边说边开着车进了厂里,说“我代表人民政府,有什么要求跟我说”。他要我们找代表出来跟他谈。老吴把书面诉求拿给他,转身就走。他都不看,很凶,大声指着老吴说“你回来”,要抓人的样子。老吴说我不是代表。大家很生气,就把警察围起来,不让他走。他被围在厂里,三次想翻院墙逃跑,但是翻不出去,我们没人拽他。后来大家都觉得自己不会说话,还是让老吴去跟他谈。后来他们跟老吴到办公室谈了很久,写了一个东西说保证解决,警察还说他“发高烧了”,其实他想跑。这样我们才让他走。我当时还打了12345,想证实一下那个人是不是真警察,怕是老板找来骗我们的。

  还有一天,我们正在厂里玩。我听有人说,黑社会来了,就去看,发现厂门口有十来个身份不明的人,没看到带家伙,但肯定有备而来。我们人多,他们看看就走了。在老家也见过(这种人)啊,带着东西冲过来打,但是他们没有。

  有一天厂里失火了。以前我们打电话记者都不来,这次来了。我们给他讲罢工的事情,他竟然问是不是我们放的火。后来听说新闻报了,但只有失火的消息,我们讲的罢工一个字都没有。失火的时候,保安挡在外边,不让工人靠近。那个时候报警没用,只要是我们厂的工人打的电话,他们都不理。谁知道这次是着火,等消防队来了,都烧得差不多了。

  罢工的时候,有个河南人经常发牢骚。他反对代表放走搬机器的车。他还说应该到外面,去政府请愿示威。他也参加夜里堵门的值班,平时就开黑车赚点钱。他认为我们不值班的时候应该出去赚钱。代表认为大家应该聚在一起,不能散。代表让放车的时候,有河南人骂。开黑摩托的河南人不知是不是骂人的那个,他说,光等有什么用,不如出去挣钱。罢工期间基本上没什么人出去挣钱。

  文员一开始在办公室呆着,没事做。我们在院子里喊叫,他们还爬窗户看。后来厂里让文员下车间做事。拉上的工作技术含量不高,不需培训。

  有一天(忘了哪天),我们把法人代表围在办公楼里。围了几个小时,后来下班了,我们把文员放掉了。围办公楼的女工多。她们说:我们都没饭吃了,还让老板吃饱饭对付我们?那时候,一呼百应。

  罢工期间,工龄两年以上的没有一个中途辞工走掉的。
谈 判


  第一次跟老板谈判,我们有8个代表,有组长,有普工。

  大老板跟代表谈的时候,要求工人都回去上班。代表说怎么可能,都这么久了。还有一次大老板当众讲话,要求工人回去上班,承诺暂时不搬。工人要求他把机器搬回来,他说不行。工人们很生气。老板说你们七嘴八舌的,我听不清楚,你们选代表出来跟我谈。老板讲话时,厂里也有警察在现场。没人骂老板,也没有威胁到他的人身安全。钱在他兜里,我们总不能抢吧。

  每次工人集会,都是老吴在讲。代表领工人去镇政府静坐,老吴在厂里,电话提醒我们,说只静坐,不要堵住路。


  在镇政府静坐那天,有100多人,老吴没去,他在厂里。但是后来政府出来说我们违法,警察也来了,要抓人。那一天搞到晚上10点多。后来政府还给我们水喝(忘了有没有说给吃的了)。静坐的时候有的人一看警察来了就跑掉了,有害怕的。老吴说去了不要乱来,只静坐,不犯法。主要是他懂法律。他还说不要做输理的事。他懂那些法律条文,要是现在出来,站在那里,还会有很多人跟他站在一起,我也会。

  我们的代表一直劝大家不要冲动,要理智。我平时跟代表没来往,只知道彼此是这个厂的,不知名字。这次罢工才认识,一辈子也忘不掉。我内心讲,很崇拜他的。罢工后,我们在一起吃过一次饭,有三个组长,那个代表和我。

  现在回想起来,罢工时我就像根棍子一样,代表指哪打哪。

  有的代表经常讲要守法,感觉太配合政府了,都有点过头了。
去市政府

  最后一天集体步行去市政府,路上遇到防暴队,最后有3个被刑拘。其中一个是女工,她把手里拿的饭菜扣到了一个“黑皮”(联防队员)身上,被抓后说这是“袭警”。那个女工我们在厂里守机器的时候,都要带饭的,所以那天去上访就有人带着饭。

  我们以为不会打女的,就决定游行时让女的在前面。女员工不少,大都30-50岁。

  我被抓后还在想,出来后要不要继续罢工。派出所里没打人,只有一个警察审问我,有半个小时,问我是否自愿罢工,是否有人指使,没问老吴的事。我说是自愿的。我是拿标语的,警察指着照片上的我问是不是我,我说是。他用电脑做记录,然后打印给我看,要我按手印,我都没看就按了手印,没文化,看也看不懂。审问我的警察态度还好,就是那些看管我们的治安仔态度恶劣。上街走在前面的十几个人全部行政拘留十天。最后一天上访被围的时候,走在前面的人有的想要冲出去,但冲在前面的人被打了,而且被关的时间长。我和我老婆没被打,我也是在前面的,但是我老婆把我拉住了,要不我也冲过去了。我这个人很冲动的。政府把走在前面的工人全都拍照了。

  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抓人的时候像土匪一样。
进出派出所

  在派出所,警察吼:“全部坐好,你们以为是来过年的!”

  派出所里伙食很差,米饭扎嗓子,包菜和白菜用水煮一下就给我们吃。饿得要死也吃不下。待了十天,我肚子上的肥肉下去得很快,出来的时候小肚子都没有了。那里边减肥不要钱的。我们两个工人被关在一间牢房里,里面还有其他人,吸毒的,小偷,违章驾驶的,打架受伤的一个也给关进来了。有个小子还想欺负我……

  最后,有的人被打,很多人被关,都怕了。

  被抓后,大多数人是第二天晚上放出来的,出来的人中有提议集资,帮老吴请律师。也有人(不知多少)不出钱,那些人没良心。最后集资2000多。现在都怕救不了他,自己又搭进去。

  现在我们还有不少人在这一带,但是没有老吴那样带头的了。最后签字证明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愿意来,怕了。

  有不少人担心(再闹的话),搞不好老吴出不来,自己也被搞进去,就糟了。打人事件后,大家都怕了。我们是弱势群体,出来打工不是斗气的。

  我堂弟在东莞开了个小厂,他都说他跟当地派出所很熟。我们这个厂的老板,在这里根深蒂固,就更不用说了。
尾 声

  我在的部门效率高,废品率低,因为工人是熟手,管理也懂生产。惠州厂效率比我们这边低,所以老板也不可能把订单全拿到惠州去做。这事(罢工)结束后,管理叫了几十个人回厂,还把几个拿了补偿离厂的调机师傅专门返聘,工资3200,包吃住,让大家拼命干,补回罢工的损失。


  我这个人比较直,没念过书。女儿上高三了,在武汉学美术,学费就7千,刚给她打了1万1千元。我爸妈都70多岁了,我负担很重,否则可以更积极帮助代表。现在我要考虑个人问题。我老婆跟我是一个厂的,她昨天才找到工作。我现在找了一家五金厂,五天8小时,没加班,工资1600块,压力大。我今年46岁,年龄大了,用我弟弟的身份证进的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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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好有什么用,老板是没良心的老板”——廖大姐访谈


罢工的开始



  我2007年进D厂,开始在二楼型材部,今年被调到一楼开啤机。工厂2007年之前就在搬机器。以前二楼有43台塑胶相框机,2010年全部搬走了。烫金机也搬走了十来台。做了这么多年,每年都在搬机器。

2013年发红包的时候,二老板对全厂的人说,下半年工厂要全部搬完。厂里一直招不到人,好像贴了什么通告,我也不太清楚是什么。有人说不搬机器了。然后厂里招了很多临时工。我们做了那么长的时间,厂里要怎么样,老板应该跟我们说一下嘛。

  罢工前,搬了两次啤机,一次两台,一次一台。我们以为老板会给我们什么说法,可是一直也没说什么,就是搬机器。整个四楼都搬空了。

  罢工那天早上拆了三台机器。拆机器那天我正在开5号机。早上开早会,组长说做完数量,就拆机器。主管让拆机器,我们哪敢说什么。在哪个厂都是主管最大嘛。

  啤机一装上车,我们就做不下去了,出去把车堵了,不让开走,让老板给个说法。然后二楼三楼的人也都下来了。我们厂400多人,几乎全都下来了。组长们站在写字楼那边看着我们。我心里想,当官的肯定应该都知道这些事。

  二老板的秘书出来,问我们想干嘛。我们说,想让老板给个说法。秘书让我们先把机器放出去。写字楼办公室有个职员,当时还给老板打了个电话。

  后来从写字楼搬了一张桌子出来,让要辞工的过来登记,可以立刻结工资。当时有一些人走了,都是临时工。走了几个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有人走了,看见他们过去签名字了。那些临时工说,反正到哪里打工都一样,就走了。这下我们更奇怪了,我们只不过想要个说法,怎么就要让人辞工。

  我都记不住是第一天,还是第二天呐,来了一个警察,你不知道,那个警察凶死了,我们要他向我们道歉。


二老板的忽悠



  第一次劳动局来了三个人,没穿工作服,穿着便衣,说是劳动局监督办的人。我们要他们的工作证,他们不给。我们都不相信他们,不让他们进来。他们说会给我们解决问题的。我们问怎么解决。他们说按劳动法,一年给一个月的平均基本工资,还有高温津贴什么的。他说要到36度以上高温津贴就有得赔,没有那么高温的就没有,而且是在没有办法把那个温度降下来的情况下。我们开啤机肯定是高温的。很多人围在那里问他们。

  我也问过那个劳动局的人,劳动法是不是只适用于某个地方。他说不是,全国都一样的。反正离开这个地方就要赔偿。劳动局就这样说哦。

  老板第一天没有出来。那些政府来的人去办公室找秘书什么的,但是怎么谈我们不清楚。他们到办公室里面,呆了很长时间的嘛。

  那些劳动局的人天天都到厂里来。罢工第二天就来多几个啦。我们罢工一直到最后,我都没看到过他们带工作证。


  第二天,二老板来啦。他说机器搬到哪里他都不知道。我们就问他,你的机器搬到哪里你都不知道吗?虽然我们是员工,但是我们也是这个厂的一份子。他说搬到哪里他现在还不知道,现在还在找厂房。老板这样,不是忽悠我们吗?这些话是二老板亲口说的哦。

  我们就问他(我们好多人,好齐心,那个声音好大):“老板,你是不是当我们是三岁小孩呀?”我们就这样大声叫了嘛。老板就叫我们停下来,但是我们感觉他是忽悠我们的,就不听他讲。他就问我们想怎么样。我们说,搬厂要给我们个交代,要赔钱。

  二老板后来说要我们跟着厂走。我们说跟着厂走也要先赔偿。赔了钱,愿意的就去,不愿意的就不去嘛。二老板没有回答我们,进了办公室。


选代表



  劳动局的人让我们选代表。第一天我们没选,第二天我们也没选。我们都没有一个代表,哪里有代表啊,应该没一个人敢自己出来代表我们这么多人讲话。选代表要经过我们大家商量的,要经过统一意见才可以选代表。第三天,二老板还是没出来。劳动局、街道办和公安局的人都让我们选代表。

  选代表这个事情,我们也有一点怕。因为这里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有一个家私厂要倒闭了,选了一个代表,后来老板拿钱给那个代表,代表就走了,很多人都没拿到钱呐,做了十多年的都没拿到钱。这个厂大部分人1999年以前就来这里了,一直在这里。发生这样的事,肯定很多人都知道的嘛。那个厂里面有很多我的老乡啊。后来都没拿到钱,就是找劳动局补了一个月的工资。他们厂还有一个老大,睡在厂门口都没有拿到钱。所以我们哪里敢选代表,哪里会相信代表嘛。哪一个人能保证老板不会收买代表嘛。

  到了第四天还是第五天,他们说:“你们那么多人,我们怎么跟你们商量嘛。你一句,我一句,都不知道你们讲什么。”老板也说都听不清楚我们讲什么。

  后来,每个车间都选会讲话一点的,就这样一个一个车间选出来的嘛。选代表的时候都到第三天啦。我的车间选的代表就是我那个老大(组长)。他不愿意当啊,呵呵……我没有选,其他人说让组长去。那些代表的名字我都说不出来,就知道有两个是老大。


罢工期间点滴


  罢工的时候,我们就是一天到晚吃饱了饭,这里坐一堆,那里坐一堆(在厂里)。

  守厂都是自愿的。每个部门轮流派人守夜。一个部门守一个晚上。别的部门想来也可以来,不想来可以不来。每天晚上都有30多个人吧。守夜的事情不是代表安排的。

  有一天保安守在厂里的,他们让我们回去,我们就回去了。就那一天我们没有守在工厂里,厂里失火了。

  罢工开始到结束,时间太长啦。有一天到厂里,很多人都说,天天这个样,不知道几时是个头。我们就说这里的政府是被老板收买了,政府是向着有钱人的,所以我们要去市政府里面问嘛。就这样去的。……那些人后来都是被人骂着去的,呵呵……(所有代表都不愿意去吗?)哪里愿意去呀。

  去市政府的事情,可以说天天都有人大声叫,看一下有没有人有反应,一有人反应了,就是这样走的。那些人来了又不给我们解决,反正我们没饭吃嘛。有班上的就有饭吃,没班上的就没饭吃。

2004年我就出来打工了,我要送我孩子读书,还要养家。我老公两条腿都不行了,他做工都做不了的。我一个人在外边打工挣钱,送孩子读书,什么都要钱的。罢工那么长时间,我们在这里吃什么?就是这样。反正大家说要去那里(市政府),就都跟着走了,都没怎么商量。

  有一天,下好大的雨,我躲在厂里宿舍打牌,呵呵……我就没有看到大老板。就是那一天大老板来厂里的。那一天我们就一直等,到下午2点大老板还没来嘛。我就跟几个工友去宿舍打牌了。后来他们说大老板来了。我都不知道哪一个是大老板,我都不认识。

  最后那一天,我去厂里拿钱(工资和赔偿),从写字楼下来,看到一些人围着一个人站在那里,有人告诉我是大老板。我就走到他旁边,听见他说对不起我们,他说你们员工是真的好,做事很用心的……我说员工好有什么用,我就一句话顶上来嘛,要老板好……老板是没良心的老板。我就这样讲的嘛。后来那个主管就拉了一下老板,说:“走,我们不理她。”


谈 判


  第一次谈判的时候,我们在外边等着的应该都有差不多300人。

  我告诉你,如果我知道放车的话,我是不会让放走的。我睡都要睡在厂门口。那么大的一个事情,搞到那个样子了,我肯定要老板一个说法。我们是轮流守那个车的。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放走的。其他人有的也说不知道车怎么放走的。

  那一天去镇政府,谈判的那些人(代表)出来,说老板愿意赔偿给我们,叫我们先放那些机器走嘛。我记得当时在政府外边,是一个女的(工人代表)说的,先放那两个拖车走。后来我们就回来了嘛。我自己就回租住的地方了。我身体不怎么舒服,腰间盘突出,所以第二天去得晚一点。第二天早上,9点多钟我进厂里面,都不知道他们已经把车放走了。咦,我说怎么车不见了。我就问他们。他们说放走了。我说那你们死定了,放走了车,老板就不给赔偿的。


  代表出来,没有说老板赔多少钱。我们就傻傻的,我们也没有经历过什么事情嘛。要说其他人为什么当时没有反对放车,我就说不上来了,不清楚,呵呵……现在想起来,真的感觉以前好傻,叫回家,我们就回家。到后来,老板讲话都不算数,大老板也不出来了。把拖车放走了,后来老板又把两部小车开走,然后一直都不出来了。后来我们就冒火了,我们就要去政府那个门口那里。

  去劳动局那里,有老板请的一个律师在那里谈判。我没有上去,代表们上去谈的。我听他们说跟律师谈了好久谈不成,就让律师打电话给老板,老板就在电话里说他不要这个厂了,工人愿意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律师让老板赶紧过来,说自己上厕所都有工人跟住,洗个手都不自由。后来老板就挂了电话。代表说,老板不要也行,但是要传真一个证明过来,证明你不要这个厂了。老板这个样子,我们肯定要再去政府问的嘛,因为是政府答应了给解决的嘛,还叫我们放走老板的车。
第一次被抓


  在劳动局谈判和去镇政府是同一天。在劳动局谈不成,我们就分开了。我们去政府的时候都5点多钟了。到了那里,他们就把我们全部抓去派出所。

  不是代表让我们去政府的。在劳动局谈的时候,代表出来,在楼门口那里,我们就问谈得怎么样嘛。代表把里面谈判情况一五一十地对我们讲了。我们就说,不行,这样不行,政府都答应我们的,我们现在去问政府。我们一帮人就走了。开始大家都要去,我说,你们全部跟来干吗,在这里看住,不让那个律师走。大家就这样讲,然后一半人就去了政府。代表没有跟我们去政府,都留在劳动局了。

  就这样,有的人看住律师和厂里的代表,不让他们走。有的人去找镇政府。

  到了政府,我们就坐在门口,要政府给我们一个说法。坐了半个小时,6点多钟就把我们抓走了。我就看到很多特警部队在那里,一身衣服都是黑的。有的人是被抬着上车的,(特警)一人抓一边。有些人不走,他就抬嘛。不让抬,他们就抓手抓脚。我说你放手,我不要你抓,我犯什么法了,你要我去哪里。还有人挣扎,他们就用手肘打,就这样被抬上车了。当时有一个女工晕了,送去了医院,住了三天。我也不认识她。

  我们全部被抓去公安局里面,就在里面大声吵,大声骂。那个公安局长说,你们吵吵吵,吵什么吵?!我说我们肚子饿,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喝水,我们这么多天都没有喝水,没有吃饭。后来他就给我们一人一瓶矿泉水,后来我们又吃饭。

  到了晚上9点,局长说要放我们回去。我们不愿意回去嘛,都晚上11点多了,我们就想公安局里面有饭吃。他答应第二天早上9点来给我们处理,让我们先回去。他说他也要睡觉,不睡觉怎么给我们处理问题。我们就说,你们是用车把我们弄来的,现在要保证我们的安全,还要开车把我们送回去,呵呵呵……是啊,是政府答应了我们,我们才去问的嘛。现在开车抓我们来,肯定要开车送我们回去嘛。他不愿意送,后来我们自己回来了。

  劳动局守着律师的那些人,后来没办法,8点多的时候就把律师放走了。第二天连那个律师都找不到了。

  后来,老吴和另外一个代表就过来了。那个时候,我们被抓,都已经吃过饭了。他们知道我们被抓了,不放心,就过来看一下。老吴说:“大家都回去吧,不要那么麻烦,他们说怎么样就怎么样。”代表叫我们听话,叫我们不要太为难(警察),说警察也是没办法的,他们明天给我们处理,大家就先回去休息吧。代表劝我们回来嘛。毕竟他们是我们的代表,我们不愿意也要回来嘛,就是这么样。他是我们的代表,开始信任他,选了他,现在还是要信他的嘛。但是我们不相信政府,因为他们骗了我们几次了。

  如果第二天早上他们有一点诚意,我们就不会那么冒火。他说9点来谈,结果人都没看见一个,11点都没有,下午两点钟才有人来。政府一点信用都不讲。我们更冒火了嘛。

  下午2点,政府,劳动局,公安局,都有人来了。但是谁是谁,我就分不清楚。

  就是那样,政府天天来,天天来,老板就不出面。说给我们处理问题,就没有一天是真的处理问题的。他们来了就到上边办公室坐着。有时候就叫代表进去说一下。


关于堵路


  我们从来没有堵路,我们就拿着一个横幅游街嘛,从这一边下去,从那一边上去。哦,对了,第一次是堵路了,在厂门口。那次我没有跑过去参与,因为我腰痛嘛,我怕万一摔到了,碰到了,我这个腰怎么办呐。很多事情我也参与了,但有时就是远远地看着,呵呵……来了好多警察,他们就把我们往厂里面挤嘛。不知道有一个人怎么就摔跤了,手断了。警察把她送去医院。然后二老板就出来了,让我们不要堵马路,答应给我们解决。我们又相信一次,又放过他们嘛。堵路不是谁的主意,就是大家在那里讲,天天这样不行……


  我们以前看到过(堵路)。有个电子厂,老板搬厂不愿意给钱。那些人就堵马路,一直堵到万联商场那里。堵了半个小时,那个老板就给钱了。我们都看到过。

  我们堵马路的时候,老吴和其他代表都没出来,组长也都没有去。那个路很小的,反正有10多个人站在马路上车都不能过去了。

  第一次在厂门口堵路以后,我们游行了一次。那次转了一大圈。有三个警察跟着我们走,还有两个当官的。我走着走着就跟警察说我腰痛得走不了,他开个摩托车嘛,我说让我坐一下。他说:“让你坐我就犯法了,谁叫你走的。”我说你们早一点给我们解决问题,我们是不想走的。后来我还给警察开了一句玩笑。我说我们在这里走,还有你们给我们保镖,呵呵……那个警察都要笑了。

  代表也问我们的意见。我们就是要老板赔钱嘛。反正那个劳动局的告诉我们有那么多赔,那个是法律规定的,多了我们也不懂。我们全部都是不懂法律的,有的书都没读过的,哪里懂啊,就是知道要钱,就是这么样。反正我们的意见就是这样,很多人都说不赔就去堵马路。我们不懂法律,一看到人家那样做,我们也就那样做。
第二次被抓


  去市政府上访那一天,我刚走到厂门口,看到他们出来,我就跟着去了,反正我就知道他们又要去游一圈了嘛。我们走了一段路,看到后面那些人都跟来了。老吴说让我们再等两天,政府说给处理的。哪里还有人听他说啊,都没有人听他说了。大家说罢工不是一天两天了,天天在这里等,还等什么,要去市政府上访,这样就走啦。我们还不明白市政府在什么方向,弄不明白。前边带路的人我都不认识。有劳动局,有公安局,那些人都跟着我们走。他们没有拦我们,我也不清楚为什么。

  跟我们从厂门口一起走的好像有6个人(政府和公安)。警察叫我们回去。我们不愿意。我们说:“能给我们处理问题就回去,不能处理问题就去市政府上访。”后来他们也没有办法。他们说:“不管什么理由,不能堵马路。”我们就说我们现在不是堵马路,我们是在走路。如果有人给我们处理问题,我们就愿意回去;不能给我们解决问题,就不要出来讲话。刚开始就不是(把整个路都堵住),后来走着走着,走散了,就是了。

  有一个三叉路口,具体在哪里我也记不清了,来了一些警察,他们就想把我们走在最前面那些人拦住,不让走了。我们的很多人就要骂了嘛,很多人都要说那些警察了嘛。我们说现在要去市政府上访,你们拦我们干嘛,你们能给我们处理问题吗?我们就是这样说的。警察没吭声,后来就不拦我们了,一直在旁边跟着我们走。有人在前面给我们照相,一直给我们照。一出厂门口就有人给照相。

  我们一直走,一直走,不知道走到哪里,就有更多警察出来,把我们全都抓了。警察很多,多得我都数不过来。我们人也多,警察也多。警察还打人。

  警察叫我们不要走了,让我们站到路边。他们说让我们站到一边,有人来处理问题。我们不愿意站到路边,他们又用拳头打,又用手肘打,又用脚踢。我哥穿的人字拖掉了,想捡那个鞋子,就被打得腰都痛了。

  我们的人全部都哭啦。后来我就一边哭,一边骂。我说:“你们也是妈生的,如果你老妈也在外边打工遇到这样的事情,你要怎么样啊?”我就这样说说说。后来有几个警察跟我们一起流泪了,跟我们从厂里走出来的那几个警察哭啦,有一个领子上还有领章的,那人都哭啦。我说:“我们打工也不容易,我们罢工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以为我们想这样吗?我们只想去市政府上访,你们就要对我们拳打脚踢。”

  后来他们就开那个大班车来,让我们上车。我说上车就上车,反正我也没犯罪,就是要求给解决问题。我是第一个上车的。一辆车都可以装几十人。每一个座位都有警察站在旁边。

  老吴被手铐铐啦,其他人都没有。在车上我们就看到他旁边一边一个人(警察),抓着他的胳膊,手上戴着手铐。我们就在车上大声叫,问他犯了什么法,为什么要用手铐铐他。老吴对我们说没什么事的,他叫我们不用担心他。

  在车上我发现不是带我们去市政府,而是掉头沿着我们走过的路往回开。后来我们就在车上骂,骂了一轮,还打电话给我老乡,问他们在哪里,说在另外一部车上。


  我们下午两点钟被抓进去,第二天两点钟放出来。审问后,叫我们按手指印,要照相,要去录口供。问我们骂警察没有,我说我骂了。我还反问:“人民警察在哪里?人民警察为人民,那现在你这个警察是为人民还是为老板?我说你们就是为老板的。”我就这样问他。他问我哪个是代表。我说:“哪个是代表啊!?都是你们叫我们选的,我们都没有代表,要是你们不让我们选,我们哪里会有一个代表,哪一个敢代表我们讲话,没有一个人可以代表我们每一个人讲话。”还问了着火的事情。我说:“那天晚上是你们的人在里面,又不是我们的人在里面。我们哪里知道怎么会着火的。”

  后来给我看审讯笔录。反正我怎样讲,他就怎样记的。他没有说不让我看。他还让我看那个照片,问我哪个是代表,我就说不知道。他问我,我就一句不知道。后来有一个警察说我很凶。我就说:“如果是你老妈遇到这样的事情,我看你老妈凶不凶。”后来他就没吭声。后来警察说:“看你还算老实,放你出去。”


出来以后


  放出来那一天,我没有去厂里,出来了我就回去睡觉。后来哪一天去的厂里,记不得了。出来的时候,他们把手机还给我了。

  有人第二天放出来后,又去厂里面坐,因为没有拿到钱嘛。有的人关了十多天才放出来。

  放出来后,很多人都怕了。那个秘书就通知,不想做的就辞工走人,想做的就签名继续上班。有的人走了,有的人就一分钱都没有赔到,就是拿了一点工资就走了。有十多个没有拿赔偿就走了。也有的人想签名去上班。被抓进公安局里面一个晚上,很多人都怕了,(所以)很多人拿了工资就走人。

  放出来后,我找了一个地方做临时工。有一天,我在那里做临时工,我同事打电话过来,他说你还不过来,大家都拿钱走啦,差你一个人还没签名。我说你给我签一下。是他给我签名的。后来我就赶过去了,拿到工资都到了6点多了。

  先放出来的一些人去过公安局,想看看那些没放出来的人,但是很多人都不愿意去。公安局连门都不让我们进。我们去了没看到,就回来了。然后我就回老家了,一个月后回来的。


说说我自己


  我老家是广西的。2004年之前我一直在家里。我小孩子读初中的时候,我就来深圳打工,进了一家厂。2007年厂里搞双休,我有三个小孩要读书,双休我就没办法供我孩子读书。我妹妹之前在这里一个市场里卖猪肉。现在我孩子大学读出来了,还没有找到工作。

  现在孩子都大了,家里面还没有盖房子,读书借的钱还要还,负担好重。2006年,我家公被蛇咬,医好他都要差不多4000块。医好才半年,又瘫痪了,筷子都拿不起来,又医了半年,一天花100多块,把盖房子的钱,全部都花掉了。后来瘫痪也医好了,自己也能走路了,也能吃饭了,但是过了半年又死了。唉……以前我老公还能做事,靠他一个人赚钱,我在家里服侍家公。家公死了,家婆又傻了,傻了三年。我老公没出来打过工,后来得了风湿病。


  离开D厂后,现在我又进了一家厂,工资高一点。以前我还要上12个小时,现在只上11个小时。底薪1600,平时加班12元一小时,周六日15块钱一小时,住房补贴100元,生活补贴150元,全勤奖50元,全部加起来底薪有1900。厂是新开的,不大,总共十多个人,有三个老板,都是北方人,做五金的。礼拜天不上班,礼拜六就上八个小时。礼拜一到礼拜五就是11个小时。没有社保,什么都没有。每月28号发上个月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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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前两次出来,以为这次也没人管”——田大姐访谈




2010年8月,我第二次进了这家厂。之前我进过一次,后来去别的厂打过工。比较而言,附近的厂都不怎么正规,这家厂还比较正规,虽然周六不给双倍工资,但平时按劳动法发加班费,一般一天加四个小时,22号左右发工资,一部分打在卡里,过几天再发一次现金。这次我们还在罢工的时候(刚刚月初),老板就把钱全部打到卡上了。这么早发工资的原因,我猜是因为政府验厂的时候,老板都是说每月第一周发工资的,所以这次罢工以后,为了不给政府借口向厂里施加压力,老板就把钱早早打到工人卡上了。

  说起这次罢工的代表老吴,老板很早就对他不满了。这几年,隔一段时间会有政府的人来验厂。验厂之前,厂里会教大家怎么回答提问,不能讲真话,要说假话。谁被抽到回答问题,只要是说假话,厂里就给200块钱。我们的工资条都是两份,一份是实际发工资的工资条,一份是给验厂的人看的工资条。我们的伙食费每个月要扣300元,不管吃不吃都要扣钱,还不能打包。饭堂的菜也不好,我们打了包带回家去再做个菜不行么,厂里就是不让。有次验厂抽到老吴,他就说了实话,不知道政府有没有罚老板的钱,不过后来就不强扣伙食费了,谁吃饭谁交钱。

  因为这件事,老板很生气,就不让老吴加班。后来老板还招童工,老吴去劳动站投诉,老板大概是觉得这么僵持着不好,才又让老吴加班了。



搬迁、罢工、守厂



  年初,老板在开年搞抽奖的时候,就说会把厂搬到惠州去,希望大家一起过去。结果有些人就辞工走了。厂里本来有1000多人,后来就剩400人了。订单明明很多,但都被弄到惠州去了,也没班加。今年老板已经搬了两次机器,第三次用吊车、平板车搬机器的时候,我们开始罢工,要求经济补偿。四楼组长组织大家出去阻止搬机器,一楼的人先去的,三楼四楼的随后下去。老板的秘书从办公室出来,说工厂啤货要从惠州发,所以机器要搬到那边去,让大家让开,别挡着搬机器的车。我们没人听她的。那天有两三个工友去附近劳动站投诉,还有人去市劳动局投诉。劳动局说先让镇劳动部门解决。镇劳动站的人来了,说七嘴八舌的听不清楚,让我们选代表。

  当时我们轮流守厂,不让老板把机器搬走。后来劳动局的人给我们保证说不会搬机器之后,我们就不守了。也是巧,那两天工人没守厂,厂里的铁皮房着火了,媒体因为失火的事过来采访,但没理睬工人要赔偿的事。老板也没出现。我们当时议论,说大火都烧不来老板。

  谈判的时候,商量好了赔多少钱。我们虽然不懂法,但也听说过别的厂赔偿多少。可是我们老板没良心,就是不赔,还说拿一千万跟我们对着干(这话不知道是真是假,一传十,十传百)。

  这次罢工时,劳动局的人说:你们老板就是癞皮狗,他不出来谈,我们也没有办法;他如果欠你们工资,我们可以找他,但他没欠你们工资,也没离厂赔偿这一说。大家听了这个话不满意,都想去市劳动局上访。因为没钱坐车,只能走过去。老吴也是倒霉,去市劳动局上访的时候,他不想去,就在厂里呆着。后来他觉得大家如果都想去的话,他不去就对不住大家,就跟着去了。

  上访的时候,一路上都有派出所的人跟着摄像。如果上访队伍挡路了,派出所的人会叫我们让路,不让的话就硬拖开。路上的车也没有冲我们按喇叭,有些司机还停车录像看热闹,派出所的人不让拍。走到半路的时候,派出所开始抓人。有的工友跑到厕所去躲着。抓了差不多180人,被关在附近的五个派出所。我被关了24个小时,只给了一瓶水,一个面包,在地上睡了一晚。派出所给我录了口供,问谁鼓动工人上街的。我说没人鼓动,我们自己要去的。第二天,我被放出来了。另外十几个工友关了十来天,有两个关了一个月,可是老吴一直关到现在还没有放出来。

  我们现在后悔那天真不应该走路去市里,害了老吴。可是我们以前两次出来,一次在厂门口的路上堵了几分钟,另一次拉着横幅围厂转了一圈,都没人管,以为这次也没人管。不知道这次为什么会抓人。


尾声



  我们从派出所放出来后,厂里贴了通告,说不想干的员工,厂里赔偿每年四百块钱,并且补发前两年的节假日工资,想干的就继续上班。厂里还开除了24个人,贴出了名单。所有人的赔偿都一样,但是没有罢工期间的工资。我们想反正要搬厂,现在还有得赔,以后说不定一分钱都没有了,就拿了钱离厂了。有些人回去上班。后来,被关了十几天的人放出来了,他们也拿了相同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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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大姐一起说




  罢工以后的一天,我们去劳动局上访。劳动局的人说,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你们想干嘛就去干嘛(意思是怎么闹都行)。是劳动局的人说我们可以去堵路的。我们真去堵路了,政府就把人抓了,现在都不放。

  刚开始不认识老吴,后来罢工了,大家谈的多了,就互相认识了。老吴把厂里搬机器的车放走了,我们都骂他。他做这个事不能代表我们。

  罢工的时候,我们跟其他厂的员工说我们是D厂的,在争取补偿。他们说,你们搞不过你们老板的,你们老板以前是“出来混”的。听说以前D厂也有过罢工,后来被老板给压下去了。

  罢工以后,老板跟我们说不搬了,我们不信。我们说先把我们以前的工龄清了,然后谁想在厂里干,再继续干,不想干的就走,可是老板不同意。机器已经搬了那么多了,我们怎么办?

  厂里的律师来了,我们不让他走,我们要求起码一个月1600元的补偿金。律师说他做不了主,让我们找老板。可是你做不了主来这里干什么?后来劳动站的人跟我们打包票,说老板会过来谈,我们才让那个律师走。

  罢工最后一天,当时在那个高速路口,我们的上访队伍被特警包围了。我看见有的特警打我的老乡,我就想上去问他们为什么打人。可是我刚想走过去,就被一个特警踢了。

  录口供的时候,派出所的人就指着照片问,认不认识这个,认不认识那个,然后就拿着你的手按手印,很霸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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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这起搬厂罢工持续两周多,斗争有所展开;组织者有过一定的讨论策划;期间经历了多次冲突和谈判;资方和政府部门的打压手法比较复杂,这些,都使我们感到有必要深入访谈,为珠三角工人的集体斗争进程刻下一个印记。

  我们访谈了此次罢工中几种不同类型的工人。有最积极,也被迫害最严重的吴代表,有担任组织者和谈判代表的组长,有表现积极或普通的男女普工。

  每个人在罢工中的表现不同。哪些人会成为代表,哪些人只是普通参与者,这里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每个人的工作经历、入厂年限、家庭情况、性格特征、甚至工位特点都可能影响到他们在罢工中的表现,从而影响罢工进程。

  这些访谈记录了他们在罢工中各自的所见所闻、所做所想。其中吴代表的讲述最为详尽,部分内容与其他人所讲述的有所出入,或存在一些重复的地方,我们都全部照实记下了。这是因为,每个人参与罢工的程度不同,对于事件的了解、态度都各有不同。从他们不同角度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代表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他们各自怎么卷入和看待这场罢工,不同的角色如何在行动中影响罢工、在罢工中自身又发生了什么变化。

  工人维权本来就不容易,随着经济再次陷入停滞,难度又加大了。一些工人难免以为自己最惨、工人最不齐心、维权环境最恶劣,以为其他年代和国家地区就不会这样,但其实,这块土地上的劳资纠纷,尤其是罢工的数量,都比别处要高(例如在台湾,工人很少因为裁员、减薪起而抗争),并且就像第一篇分析所讲的:“严酷的战斗尚未发生。”

  附录《1939-1948 上海工人斗争的几个瞬间》提供了一个初步的参照:六、七十年前的上海工人有过怎样的群体经历,处在怎样的社会环境中,意识、组织和斗争水平如何。不难看出,当年的斗争要尖锐、残酷得多,工人所受的磨难更为深重。但斗争的本质一样,工人、老板、政府的许多表现也是相通的。

2015年的珠三角,劳资纠纷在持续增加。这本小册子,就是为集体行动的工人,提供一个参考,少走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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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2013年典型搬厂罢工分析
范世刚


背景
  2005年,广东省政府对珠三角产业升级做了整体规划,工厂搬迁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措施。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下,省政府开始加快推进经济调整政策,计划在2012年为产业转移做好准备。2011年底,深圳市出台了细化措施,要在5年内搬迁上万家企业。各级政府的准备工作到2012年基本完成。2013年,政府主导、配合下的工厂搬迁集中出现了。
  经济形势的变迁已影响到越来越多的企业。许多工厂都在调整经营策略,包括把厂搬到工资更低,或能享受更多优惠的地方去。对这些工厂来说,搬迁是主动选择,或顺理成章的事,并非只是被动执行国家政策。有一些搬迁工厂还享受到国家提供的便利和补贴。
  在珠三角,工厂搬迁一直是劳资纠纷的重要原因。2013年的搬厂潮同样伴随着大量罢工。焦点之一,是经济补偿问题。
  不是所有搬迁的工厂都发生了罢工,也不是所有的搬厂罢工都那么艰难。有个女工回忆说:“我们厂搬的时候,老板主动赔钱了喔,而且是按照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赔的喔。”另一个女工说:“我有一个老乡,她那个厂要搬的时候,老板开始不给赔。后来他们把厂门堵住啦,不到两天,老板就同意赔钱啦。听说那个老板早就把钱准备好了,就放在办公室的桌子下面,看工人闹就给,不闹就不给啦。”
  可是还有很多老板,虽说没有拖欠工资,但补偿款是一分也不想给。他们最讨厌工人“得寸进尺”。有时候,企业实力越是雄厚,老板就越是寸步不让。这些老板的名言——“拿出一千万来拖垮工人”,“宁肯把钱丢到河里也不给工人一分钱”——激怒了工人,迫使工人的行动升级了。
  那么,为什么工人一定想要这笔钱,而且能够坚持罢工呢?
  首先,长期的经济繁荣、近几年的工资增长和珠三角工人群体的生活演变,都使工人有了更多的需求。2008年经济危机后,各地冻结工资标准;国家采取扩张政策刺激经济,许多企业利润大幅回升的同时,物价也涨得厉害。最近五年,珠三角的底薪连年上调,但每次底薪上调都伴随着又一轮房租、物价的攀升。
  其次,20多年来珠三角工业的巨大发展,造就了新生的工业资产阶级,聚集了上千万的工人群体,也产生了无数的劳资纠纷。各种集体和个人维权经验(包括停工、堵路、堵厂门、拉电闸、投诉、仲裁、找媒体、打官司等)也在工人中扩散着,使工人对集体行动的后果、资方和政府的应对,以及法律法规(包括可在搬厂等劳动合同条件变更时要求经济补偿),都有所了解。2013年的一次罢工中,某派出所警察说:“你们这些工人都成精了,(维权的时候)动不动就报警找政府。”
  2008年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工人被压得抬不起头,却也加大了随后集体行动的爆发力度,就像往后退一步,再加速冲刺一样。2010年后,要求加薪的罢工一时间遍及珠三角,在汽车行业尤其明显,着实让老板和国家紧张了一把。回忆四年前的某次加薪罢工时,某个汽车厂男工感慨道:“哇,那感觉就像是整整过了一个时代。以前每年涨十块钱的(月)工资,现在听说有的厂罢工后一下子涨了七八百。怎么说呢,大家都蠢蠢欲动起来,那个心兴奋得不得了。”
  另一方面,虽然这些年工人积累了一些见识,但是在繁荣时期,习惯“大不了换家厂”、没有经历严酷冲突的工人,一般还缺乏抗争毅力。同时,老板们忙着赚钱,并不如临大敌一般对付罢工。
  此外,除了上调底薪,珠三角政府部门也广泛介入罢工调停,避免工潮扩散。国家虽然不会随便为某个老板出头,但整体上总是站在老板一边,经常敷衍、欺骗和压制工人,必要时还会动动拳脚。
  凡此种种,使罢工的深度和广度一直水平较低。
  绵延至今的搬厂罢工潮,有些斗争的时间长,过程复杂,冲突相对激烈。工人们尝试了已知的各种方法,也在面临更大的考验。

D厂的罢工简析
  罢工概况和劳资对抗的动力

  珠三角某市D厂是一家老牌港资厂,实力雄厚。2004年,赚了大钱的老板在邻近的Z市买了块儿地皮,自建分厂。老厂规模不断缩小,但是订单一直充足。有些工艺复杂的产品,只能靠老厂的员工来做。所以,工人很了解厂里的经营变化。

  2013年开工不久后,D厂老板打算把老厂进一步合并到分厂去。随后,因为搬迁赔偿问题,发生了几百名员工参与的全厂罢工。老板不肯就范,工人也不愿放弃。二十几天中,工人三次“扣留”资方车辆,一次在厂门口堵路,两次围堵工厂办公楼,两次在街道办外静坐抗议,一次围堵劳动站,两次在工厂附近示威,一次游行去市政府上访。其间政府四次出动防暴警察,工人两次被全体抓进派出所。最后,去市府上访的路上,工人被警方“修理”了一顿。部分工人被抓后关了几天,罢工瓦解了。
  “罢工好辛苦的,比上班还要累喔。”一个大姐这样说。“哎呀,真的,你没看到,那天他们好像土匪一样喔!”另一个大姐讲起上访途中被打的情形,依然气愤难平。
  持续的对抗让D厂工人身心俱疲。最后,面对庞大的国家机器,紧张兴奋的工人一下子被“打醒”了:他们没了主意,害怕了,退却了。
  工人事先都没想到罢工“会搞这么久”。一个谈判代表说,最初估计罢工不会超过7天。不少工人听过或见过其他厂的罢工,多少有点心理准备。他们觉得,只要不是被逼到仲裁打官司,事情就不会拖太久。
  那么,为什么在这次罢工中,工人跟老板斗得那么久,斗得还挺凶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劳资双方积累的“宿怨”。
  D厂的老员工会提起大老板的“江湖”出身,也记得多年前大老板在车间巡视,如何亲手殴打“犯规”的工人。在大老板的纵容下,那些年厂里的保安也很嚣张,动辄打人。2006年后,大老板的弟弟二老板开始接手厂里的管理。此后虽然打人的事情少了,但是管理开始“正规化”,用工人的话说就是规矩越来越多,罚款越来越多。二老板像他哥哥一样,喜欢亲自上阵,没少闻车间厕所的臭味——他经常神出鬼没地“抓捕”躲在厕所吸烟的工人。2007年,老板取消了全勤奖。2008年,工资上调至900元,但不再包吃,而且无论是否在食堂用餐,每月都要扣除270元的餐费。2012年,取消了年终奖。
  在珠三角的搬厂罢工事件中,“积怨爆发”是很常见的。例如:
  成立20多年的某台资玩具厂,发了大财,老板投资广泛。但工人常年工作在充满有毒化学品的环境中,至少有5名工人死于职业病,是名符其实的“卖命”。对于被诊断为职业中毒的工人,资方一概不理。此外,该厂加班费不合法,只要工人计件赚多了,就下调单价。还发生过两名男工因加班过多、不能请假而跳楼自杀的惨剧。2008年,这家玩具厂开始为部分工人购买养老保险,但是很多工人超龄,不能再买社保了。
  由于担心失去工作,老员工们平时比较谨慎,即便发生罢工,也不太敢出头,甚至不会参与。但是搬厂时,再消极的老员工也不怕跟老板撕破脸了。

  除了“宿怨”,一些老板拒不赔偿的死硬态度和对工人的耍弄,也是罢工持续的重要原因。
  就D厂来说,工人很清楚老板完全有能力支付补偿。罢工期间,有传言说老板要拿出1000万来“玩死”工人,让大家更加愤怒,坚定了要到补偿的决心。
  无独有偶。2013年8月,珠三角一家纺织厂决定撤销某部门。资方宣称“把钱丢到河里”也不给工人补偿,工人的口号针锋相对:“把河水抽干也要拿到钱。”
  上文提到的那家台资玩具厂,2013年5月,在转移机器后,派了个律师通知工人“企业即日倒闭,工人须当日办理工资结清手续”。满肚子怨气的几百工人,随即到区、市政府上访,还与防暴警察在国道上对峙。
  有的老板在工人面前像个笑面虎,很会迷惑人。2013年珠三角某上市公司旗下钣金厂,发生了搬迁补偿纠纷。事后一名男工说:“我们罢工后,老板娘又说两年内不搬了。她人看着很亲切,说话很和蔼,我们就信她。谁知道后来还是一台一台地搬机器,我们越来越火大。到最后,要不到钱也要争口气。”
  这些老板时而凶神恶煞,时而亲切动人,但就是不想掏钱。D厂的一个组长说:“工人是弱势,本应该工人耍无赖,怎么反倒成了老板耍无赖?”工人是否“弱势”暂且不管,但是应该说,资方“耍无赖”,是因为老板认定:“工厂是我的财产,厂里一切我说了算,我赚多少钱、搬哪里去都是我的事,跟你们工人没关系!工人要我掏钱,纯粹就是找我麻烦。”所以千方百计把工人打发掉。工人则认为,工厂要搬了,是时候跟老板算算账了。正是这些死硬的老板,让冲突变得复杂起来。

罢工准备

  D厂工人早就开始讨论搬厂的事情了。组长们也密切注意工厂生产的变化,比如采购计划的变动、订单的外发和机器设备的转移计划等等。组长互通有无,同时也向关心补偿问题的老员工“泄露情报”。这样,就出现了以各组组长为核心的维权小圈子。
  对于D厂的大部分员工来讲,不愿意跟着搬厂,主要是不想挪地方。在一个地方做久了,亲戚朋友都在,挪了地方一切从头开始。就算去新厂有更好的位置、甚至多一点补贴,也有很多人不愿去。至于管理层,分厂已经有完整的管理架构,老厂的管理过去了,地位尴尬。而且管理层普遍工资高、工龄长,能拿一笔不小的搬迁补偿,所以,D厂管理策划“闹事”是不奇怪的。

  在老板搬过几次机器之后,组长开了个小会,一是统一诉求,二是确定发动时机。大家决定要在下次机器装上车的时候开始罢工,同时各部门拉闸断电,让犹豫不决的人“心安理得”地离开产线。
  不久,员工和基层管理又开了一次扩大会议。为了防止泄密,组长们只叫了一些可靠的工人来开会。大家被告知:“有人要挑头了,愿意参加的就来开会。”会上根据某管理人员提供的“情报”,决定在三天后资方搬注塑机的时候拦车罢工。大伙还挑出20来个人做联络员,分头收取“罢工基金”,预备饮水和交通的花销,此外他们还要协调各部门的行动。
  D厂某些高管显然知道工人们在“搞事”,但却装聋作哑。二老板及其个别亲信,则一直蒙在鼓里。严格来讲,这并不是因为工人“保密”工作做得好,而是二老板治厂无方,失去了管理层的支持,没能提前“解决”带头闹事的人。与D厂不同,有些预先做了安排的老板,搬厂就顺利多了。比如一家港资厂,老板逼迫老员工和基层管理自离,同时对中高层管理人员下手:赔钱辞退经理,从外地调来新管理,把老厂的干部调走,等等。最终,保证了这家厂没赔工人钱就搬走了。
  目前,不少搬厂罢工都是基层管理发起的。为了切身利益,基层管理往往比员工更能挑头维权。但是一旦投入行动,基层管理也容易摇摆不定,怕得罪老板,而且习惯于单方面发号施令,不利于普通工人积极思考和行动,妨碍罢工活动的进一步发展。

罢工初期工人的决心

  “扩大会议”召开后不久,厂里又开始搬机器了。当注塑机被装上老板租来的平板车时,一名货仓部工人用叉车拦住了平板车的去路。罢工开始了。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资方和政府部门显然错误估计了工人的决心,只想敷衍了事。罢工发生后,厂里先是要工人回去干活,但没人理会,于是搬出桌子,让罢工工人签辞工书,结工资走人,还是没人理会(除了几个临时工之外)。紧接着,来了一个自称代表政府的警察,凶巴巴地吓唬工人,没成想被工人围着骂,吓得躲进办公楼。不久,派出所又来了一个警察,跟工人代表攀起了老乡关系,但工人态度冷淡。隔天,十来个不明身份的男子在厂门口晃悠了一阵又消失了。到第三天,大老板露面了,当着全厂工人的面前说不搬了,让工人回去上班。一个大姐说,当时大家都不信他,喊得好心齐:“你当我们是三岁小孩呀!”大老板见势不妙,抬腿就走。
  几个回合下来,工人一度士气高涨。看到工人的决心,老板和政府也不得不认真起来了。
  罢工第七天,资方与工人进行了第一次正式谈判。上午的谈判虽然没什么结果,但工人代表觉得“还算正常”。到了下午,资方突然翻脸了。谈判室里新安装了录像设备,等工人代表一进屋,二老板就拿起一张纸“通知”工人:搬迁取消,要求工人立即复工,否则按旷工处理,并且要求工人赔偿罢工造成的损失。跑来帮工人维权的律师见状,什么都没说,立马就走了。随后,工人代表退场,向等待谈判结果的工友们说明了情况。愤怒的工人自发地冲出厂门,堵住了厂门口的一条马路。很快,大批的防暴人员赶到,强行把工人赶回了工厂。冲突中一名中年女工摔断了胳膊。

  这次事情之后,有几个组长不愿再做代表了。但是大多数工人不仅没有害怕,反而更生气了,马上又从员工中选出了新的代表。事后第二天,工人集体到街道办静坐,要求政府做主。
  很快,工人们就遇到了更大的考验。

放车和堵路

  大家还记得,D厂罢工第一天,不仅机器没拉走,老板租来的平板车也被工人留在了厂里。有的人说租金是5000块一天,也有人说是9000块一天。5000也好,9000也罢,老板希望工人能尽快把车放掉。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工人中第一次出现了较大的分歧。
  第一次谈判破裂后,工人到街道办外静坐,很快资方就同意了进行第二次谈判。谈判时,资方律师代表老板表态,说同意赔钱了,剩下的就是对赔偿数额进行协商。他们提出的数额是每人每年工龄补300块,后来请示老板,加到400,接着500,但是距离工人的要求还是太远。代表们提出要2000(底线是1600块)。律师声称,老板已经拿出了诚意,同意再谈,要求工人也拿出诚意来,也就是把车放掉。为了打消工人的顾虑,政府部门也出面作保,承诺一定会帮助工人解决问题,同时要求工人先把车放掉。工人代表产生了分歧,但很快就统一了意见,当场表示同意放车。谈判结束后,代表们向工人通报谈判进度,并劝说大家放掉车辆。工人中间同样出现了分歧,但是反对放车的人除了抱怨,并没有阻拦车辆放行。当天晚上,扣留在厂里9天的平板车终于开走了。
  事后,某工人代表说他当时同意放车,主要是因为政府信誓旦旦地书面承诺会帮工人到底,而且他也觉得工人应该表现出诚意。但也有代表从未考虑过“释放善意”,只是害怕“不识抬举”会惹毛政府,担心“政府不帮我们了怎么办”。
  放车的时候,现场只有一百来个工人。据一个中年女工回忆,谈判那天她身体不舒服,回家比较早,等到第二天去厂里的时候,发现车不见了。她忙问其他工友是怎么回事,这才知道车已经被放走了。她说,如果当时她在现场,就是躺在地上也不会让车开走。
  果然,车一走,老板就翻脸了。再次谈判时,只有资方律师露面,改口说不搬了,让工人回去上班。工人情绪很激动,有人开始骂工人代表。一部分工人留下来“看住”律师,另外一百多人去“围”街道办,结果全被“请”进了派出所,在操场上罚站了几个小时,最后把公安买给辅警的盒饭“抢”来吃了,稍微出了口气。
  从这之后,直到罢工失败,工人们再也没见过老板。后来,有的代表也后悔当时把车放了。不过话说回来,坚持扣车百分之百可以迫使资方就范吗?让我们看看另一场罢工。

  2013年冬季的一天,珠三角某电子厂搬迁,随后工人罢工,抗议老板不给经济补偿。罢工工人封堵了仓库,阻止资方出货。第二天深夜,守在工厂里的近百名工人突然被防暴警察袭击,多名工人被打伤打晕,还有多名工人被抓。打跑工人后,资方开始在防暴警察的保护下出货。但是,该电子厂的工人并没有屈服,第二天还集体去市政府上访,在政府部门的安排下与资方进行了谈判。老板敷衍了事地抛出了一个每年工龄补400元的方案后,单方面终止了协商,还要求工人立刻回厂上班。同时,警察继续抓人,甚至到工人的出租屋搜查。工人新选的代表,也被政府部门“请”去谈话,并被强迫签字,保证不再参与集体维权。

  对照这个案例来看,如果D厂工人当时坚持不放车,很难说会不会提前被“修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使用某种维权手段,而在于工人对于“要不要做”和“怎么做”的集体参与讨论的过程。对D厂工人来说,稀里糊涂地把车放了,确实让自己陷入被动。但是如果反对放车的那部分工人,只是简单地阻拦,那也等于在老板和政府面前,公开内讧,同样让自己陷入被动。假设在放车前,大家一起公开讨论这个决定,至少能有机会共同进退,比匆匆放车或直接内讧,要好得多。
  如果说放车是工人内部第一个严重分歧,第二个分歧则是围绕是否堵路产生的。
  在罢工的第一天,就已经有工人喊着要堵路,游行示威,去市政府上访。据几个代表说,当时几乎每天都有工人喊着要去堵路。代表则反复告诫工人要“理性维权”,不要过激。
  在第一次谈判破裂之前,代表还能约束工人。虽然几个天天喊着要上街的工人经常说代表“胆小怕事”,但是大部分工人并没有响应“激进派”的号召。
  代表的想法比较复杂。他们告诫工人要“理性维权”,但私下里也谈到亲眼见过某厂工人把马路堵得水泄不通,“那些汽车从路口一直被堵到万联商场”,结果老板马上就按照工人的要求支付了补偿款。
  说到底,代表们是害怕被扣上煽动工人“闹事”的罪名,但他们心里很清楚,如果工人不“闹”,就算代表的嘴皮子再厉害,也休想从老板的口袋里掏出一分钱来。
  回想当初,一个代表说:“只有最后那一天的工人行动,代表们没有掌控得到。”
  “最后那一天”,就是工人集体游行去市政府上访的那一天,就是工人们徒步三个多小时后,在公路的僻静处被防暴警察殴打抓走的那一天,就是罢工失败的那一天。至于“掌控”,那意思并不是说工人集体“闹事”都是代表们暗中策划的。不仅如此,工人们的“过激”行动,代表们从来都没有参加过,但是他们对工人“闹事”的后果也有个大致的判断。所以,在罢工的最后一天,当有工人喊“走,大伙去市政府吃饭啦”的时候,当工人们要求代表一同去游行的时候,预感到情况不妙的代表就躲开了。一个代表对工人暗示说:“这次去可能没有饭吃。”还有个代表后来说,当时他要求工人站成五人一排的队伍,整整齐齐列队前进,如果能做到,他就跟着去。当然,这恐怕只是他躲开的借口。
  珠三角的工人一直“偏爱”堵路这种手段,因为他们从经验中得知,上街堵路快速有效,而且基本不受惩罚。
  一位工人回忆说,当初他们罢工上访,劳动站的一个工作人员被工人纠缠得烦不胜烦的时候说:“好了,好了!都说了一定会帮你们解决的。要是解决不了,到时你们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堵路,上访,随你们便。”
  另一位工人回忆另一场罢工,他记得当时派出所某警察说:“你们堵马路不要堵完。堵一半,这样就没事。”
  而在D厂的罢工中,工人在街道办外静坐时,每个人的手机都收到了政府发来的两条短信,一条是《信访条例》中的某个规定,另一条“让我们不要堵这个,不要堵那个的,说要拘留5到10天”。不过,很多工人对于拘留几天这种事见怪不怪,已经不拿它当回事。
  但是工人“堵路没事”的预想落空了。最后一天挨打时的恐怖和随后的处罚,都出乎工人的意料。

代表的产生、监督和保护

  组织罢工一个重要环节是代表的产生。珠三角的很多罢工,代表的产生都很简单。
  比如说,2014年珠三角某韩资厂的韩籍管理打了一名女班长。消息传到车间后,一个中年男工喊了一声:“我们连基本的人权都没有,大家不要做了!” 工人停工后聚集到了操场,资方出来道歉,但不提工资待遇的问题。工人很不满,冲出厂门堵路。很快,警察带着两车机训队员赶到现场,要工人找代表出来谈。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集中到了那个“发动”罢工的中年男工身上——第一个代表就这样产生了。
  那么D厂工人代表是怎样产生的?罢工开始后,资方和政府部门天天催工人选代表,但是工人们坚持说没有代表,每个人只能代表自己。实际上,罢工的当天下午,工人就选出了代表。过程也很简单。大家聚集在工厂内某处,几个组长往大家面前一站,有人问大伙:“他们做代表,大家同不同意?”一致通过。全部过程也就几分钟。
  D厂的组长为罢工做了准备,当了代表,却对工人说:“(要是政府问起,)不要说谁是代表,我们每个人都代表自己。”但是,当劳动部门要求工人选出代表与资方谈判时,工人的说辞有点不同。几个大姐回忆说:“他们(政府)让我们选代表,我们就说我们哪里敢选代表啊,选出来被收买了怎么办呀,代表们拿钱跑掉了,我们可怎么办呀。”
  代表不愿意被资方和政府当作带头闹事的人,更愿意表现得像个倒霉蛋,被工人强迫推出来的。除此之外,因为害怕老板报复,代表之间商量好,租一辆车,等赔钱的那一天,代表先拿钱,等大家都拿了钱之后保护着代表上车逃掉。这个有点天真的谋略没用上,因为最后打人的是政府。
  工人理解代表的担忧,但是也有自己的担心,因为他们知道不少罢工是因为代表被收买而失败的。大姐们总是爱拿老乡当例子,这次也不例外。一个大姐说:“我有个老乡的厂里罢工,几个代表拿了老板的钱就跑啦,其他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啦,最后一分钱都没赔到喔!”
  担心归担心,工人没想过监督代表,也不知道要是代表真的逃跑或被收买了,该怎么办。同时,工人也没有认真考虑过保护代表。
  在D厂罢工中,一直喊着要去堵路的工人,成天骂代表“胆小怕事”。罢工最后一天,对于代表们的“贪生怕死”,一些女工很生气,在厂门口大骂他们是“汉奸”,是“叛徒”,“赔了钱没有他的份”。但是女工们恐怕从没想过,如果代表真的被抓了,她们该怎么保护代表。这一点,在罢工失败后表现得非常明显。一个罢工积极分子事后说,代表们被抓以后,很多工人怕了,拿了钱就走了。另一个积极参与罢工的大姐有点内疚地说:“我们还后悔呢,当时真不应该走路去市政府,害了他(那天被抓的工人代表老吴)。可是我们以前两次出来都没人管,以为这次也没人管。一次是在厂门口的路上堵了十几分钟,另一次是拉着横幅围厂转了一圈,都没人管,这次不知道为什么会抓人。……代表都是政府的那些人让我们选的,现在他们又把代表抓起来……。”
  大部分被抓的工人第二天就放了出来。有些工人非常害怕,连工资都没要就走掉了。其他工人觉得只要不再闹事,大家很快就会被放出来。当时的情况,代表不是被抓,就是缩了回去,没有人出来组织。结果,一两天之内,D厂的工人斗争集体就不复存在了。
  趁着工人被打垮,老板立刻宣布解雇所有的工人代表,同时“请”其他工人回厂上班。对不愿意复工的人,老板依然愿意支付每年400元的象征性离职补偿。工人无可奈何接受了这个结果。但是,让工人意外的是,最积极的一个代表老吴,一直被关押了一年零九天。



在这几年政府处置沿海工人罢工的案例中,这个“一年零九天”破了纪录。
  被释放后,老吴开始反思代表的保护问题。他认为:目前工人代表的主要作用就是把工人意见传达给资方和政府;代表不是组织者,这一点与“工人领袖”不同;工人领袖有可能鼓动,联络,甚至在厂与厂之间串联,这样“百分之百是要被打压的”。当然,他认为现在还不存在这种工人领袖。
  不过,在D厂案例中,最初是组长们负起了组织、联络的任务,最初的代表,也是从他们中产生的。这些代表并不只是谈判代表。换句话说,在这场斗争中,他们是事实上的“工人领袖”。此外,工人代表毕竟不是录音机,不可能只是机械地“背诵”工人的要求。集体维权一旦深入,只要工人不愿轻易屈服,就不得不加强组织。工人代表也好,谈判代表也好,积极分子也好,不管叫什么名字,都不得不承担起组织任务,否则罢工和谈判都坚持不下去。就算代表处处“遵纪守法”,向老板和政府不停地“释放善意”,只要他们不愿出卖工人,就难免被视作眼中钉。

罢工中工人的不同表现

  上面说了,在罢工中,吴代表自始至终扮演了很积极的角色。
最后一天,当准备去市府的大姐们,想把“那些人”(指躲开的代表们)骂出来的时候,组长们劝老吴不要跟着去。老吴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自己虽然也担心(镇压),但是看到工友那么激动,感到自己有责任跟着大家一起去。后来在上访途中,一个制服警员指着老吴,高喊“快!就是他!”,紧接着一群“黑皮”就冲了过去。虽说那场面让工人很害怕,但刚刚还“骂人”的女工们这时却抢先围住了老吴,试图阻止警察抓人。
  女工在集体行动时经常冲在前面,这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某厂男工提到集体行动中“女孩子”的表现时说:“我们跟政府部门冲突的时候,女孩子冲在最前面。去市里那天,打人、抓人的时候都是女人冲在最前面。我们都说,现在的男人都不如女人,还要靠女人去冲锋陷阵,让女人在那里和防暴队对峙。”
  至今为止,珠三角的维权工人并没有打算同政府“斗”,但却多少做了挨打的准备。罢工时,女工往往冲在前面,希望多少缓冲一下国家暴力的程度。这种时候,男工呆在后面并不一定是“怕死”,而是工人集体本能地意识到:男工往前“冲”更容易挨打;一旦被打得七零八落,后面的抗争就更难坚持。
  有个代表提到这次罢工中的女工时,觉得这些没文化的妇女除了爱冲动之外,没啥用。实际上,正是这些女工本能的“冲动”推动了罢工的发展。反倒是有些代表在罢工遇到波折时,立即往后缩了。
  有人害怕,但是也有“不怕事”的顶上来。第一次谈判破裂后,一个男工主动出来做代表,他原来是厂里食堂的大师傅,很多工人都认识他。后来食堂外包,他被派到了包装部开机器。罢工开始后的一两天他没参与,但是看到谈判破裂后有代表退缩,他主动站了出来,要求做代表,还说“我不怕”。
  还有一个中年男工,虽然不是代表,但是自始至终都很积极。每次集体行动都冲在前面。最后一天上访的路上,他因为站在队伍前面举横幅而被打了一顿,关押了一个多礼拜。放出来后,因为没人继续组织,他也没了主意,否则“要是有人组织,我还跟着干”。后来回忆起在罢工中的表现,他感觉“自己就像根棍子”,代表们指哪儿,他就打哪儿。
  有积极的,自然也有不积极的。D厂罢工后,有些工人去找事做,不怎么参加大家的集体行动。对于积极的人来说,也有热情减退的时候。吴代表说,开始几天,每次开会代表们都来,后来就懈怠了,开会人都凑不齐。

政府的态度

  政府的处置手法,最能表现它对罢工的态度,在老板坚决不让步的案例中,政府的所作所为充分的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总的来讲,政府在尽力压制工人,帮助老板省钱并顺利搬厂。有些案例中,对于“不知好歹”(有点习惯了近几年的加薪、补偿)的工人,政府使出了各种手段,包括拖延、推诿、欺骗、恐吓,以及诱使工人去仲裁、出动武力震慑等等。如果这样工人还不就范,政府就恼火了,瞬间露出几颗獠牙,咬工人两口;但也很会拿捏分寸,既不会让工人不痛不痒地越闹越长脸,也不会把工人打急了要拼命。
  上文提到的某电子厂工人,他们才罢工守厂一天,就遭到暴打,而D厂工人闹了半个多月才被压了下去。某钣金厂的工人断断续续地从1月一直闹到8月,到市政府上访受挫后,回到厂里,在驻厂黑社会的恐吓下,“兵败如山倒”,被逼着签了离职协议。在不同的罢工之中,政府如何把握“最后出手”的时机?这个不得而知。但有一点要指出,政府不是专门为单个资本家服务的,它要站在整个统治秩序的高度,通盘考虑如何应对搬厂罢工潮,分出轻重缓急,避免手忙脚乱,四处出击。
  D厂罢工后,先是一个穿警服的人前来恐吓工人,然后又派了另一个警察跟工人代表套近乎,两种手法都无效了,就开始拖延。劳动站和派出所每天都来厂里“巡视”,发现工人老老实实待在厂里,还对工人“理性维权”大大称赞,承诺一定帮工人解决问题。可是工人不傻,他们罢工不是为了坐在那里听政府的表扬,所以没人当回事,听多了还反感。
  第一次谈判的下午,老板和政府显然是唱了一出双簧。老板不承认搬厂,政府也否认厂里有违法行为,而且他们可能算准了工人会冲出厂门,因为防暴警察几乎是立即赶到的。但是这第一次大规模动用警力还不算是动真格,只是把工人赶回厂里。工人并没有害怕,回到厂里,又把二老板堵在办公楼里将近两个小时。
  第二次谈判时,劳动部门出具了书面承诺,同时要求工人放车。到了第三次谈判,老板却不再露面,政府的基层工作人员也对工人抱怨,说“你们的老板太赖了,我们早晚要把他赶走”。老板是不是连政府都骗了,这个不得而知。但是工人们知道,不管基层政府人员是否对老板不满,反正政府没有让老板回到谈判桌上;在利益问题上,政府始终是站在老板一边的。
  国家是一个强大的整体,早就预备了一整套应对工人维权的手段。在2013年的搬厂罢工潮中,国家频频出手,一是压制工人诉求,等于让工人勒紧裤腰带,帮助老板渡过经济“寒冬”,二是国家要掌控局面,不允许个别老板随意处置劳资纠纷,更没打算放弃劳资之间最高仲裁者的地位。还有一点也很明显,在处置搬厂罢工潮的时候,国家机器实际上还没有发力,因为工人以“轻快”的心态投入罢工,组织水平、抵抗意志和经验都不足,国家还没有大肆镇压的必要,只需敷衍一下,忽悠一下,拖两下,打两下,再哄一下,也就都解决了。

结 语

  罢工结束后的D厂工人,状况如何?有的进了新厂,有的给小业主亲友打工,有的暂时回老家,有的玩了几个月都不急着找工作,有的尝试着自己做小生意。总之,现在工人没那么容易陷入绝境。毕竟好工作不好找,烂工作一大把,而且这些年来,工人家庭多少有些积蓄。
  近几年,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一直在调整中,以便早日走出萧条。搬厂罢工潮,是珠三角工人对这一经济调整的本能反应。工潮延续了多年来“就事论事”的特点,事后也没有留下固定的组织形式。工人在罢工中的手段,比如堵路、集体上访,几乎都没有什么自觉的总结,更不要说有意识的改进了。
  整体上,珠三角工人不怕罢工,有需要的话,也不怕突破法律,采取堵路、阻拦出货、集体上访等手段。这些手段,好用的话,工人就用;不好用的话,先暂时搁置起来。就算被打了,被抓了,工人也只是害怕一会,愤怒一阵,就过去了,谈不上被吓破了胆,也谈不上对老板的深仇大恨。

  无论搬厂罢工,还是其他的劳资纠纷,工人都比过去更加在意自己的行为是否违法。但是工人行动起来,有时又并不把法律当作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只要他们觉得能达到维权目标,就敢想敢干。可以说,目前的工人处于“不愿违法,不怕违法”的矛盾心理中。这并不奇怪,单抠条文的话,20年来珠三角工人的无数罢工,一直在违反各种律条(破坏生产,损害财产,破坏公共秩序,寻衅滋事,等等)。只不过一直以来,国家并没有大规模地应用多如牛毛的镇压性条文罢了。至于网开一面的原因,无非是高度繁荣让老板和国家都以赚钱为第一要务,任何其他事都先搪塞一阵再说。此外,对于混沌状态的劳资矛盾,如果一板一眼地开动镇压机器来压制懵懂的自发罢工,反而可能刺激工人,让局面复杂化。对此,政府心中有数。
  经过了漫长的生存挣扎,珠三角的工人站稳了脚跟,比过去更有自信,也有了更高的生活追求。工人想得到更多,但老板比前几年更不愿让步。国家是全副武装的,时刻保护着资产阶级的全局利益,也还没打算把工人打击得不敢吭声。严酷的战斗尚未发生,在今后一段时间的集体抗争中,是否会涌现出一批从阶级的高度看待工人利益的积极分子?最敏锐的那部分工人,是否会产生学习如何对抗老板的需求?工人与代表是否会在集体行动中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总之,珠三角工人能否向前再迈一步?还要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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