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新话题
打印

北京部分专家学者曾座谈十月革命(2007年6月)

北京部分专家学者曾座谈十月革命(2007年6月)

北京部分专家学者曾座谈十月革命
发信站:
天益社区([url]http://bbs.tecn.cn[/url],版面:学术沙龙
本文链接: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230007

北京部分专家学者曾座谈十月革命

今年是“十月革命”九十周年。北京部分学者、专家曾座谈研讨十月革命,冯兰瑞先生、郑仲兵先生主其事。部分发言内容(包括书面发言)曾整理出来在《往事》上发表。这里转贴一些,供有兴趣的网友看看。
                                                                 重新认识十月革命
        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227799&extra=page%3D3
那里有些资料值得一看。
真该好好重新认识十月革命,重新认识苏联,重新认识苏共。
======================================================

                                  如何评价十月革命


                                           何方

          (在2007年6月15、16日举行的十月革命座谈会上的发言)

对十月革命的评价历来存在肯定、否定两大派。现在俄罗斯和其他分裂出去的独立国家,仍然是这样两种看法,只是情绪上在逐渐缓和。根据我担任中俄友协(先是中苏友协)副会长和进行学术交流的见闻,俄罗斯多数人持否定态度。其他脱离苏联而独立的国家,更是绝大多数,有些如波罗的海三国和几个原南俄国家,几乎是全体(也许有些俄移民例外)。俄现当局在新的中小学历史课本上,已经将十月革命定性为十月政变,但二月革命仍称二月革命。

     在同一些俄国人接谈中,我曾和他们辩论。但他们却振振有词,一言以蔽之,十月革命搞糟了,是一场政变。一次是列宁格勒正在改名字的时候,我正好在那儿,当时实在有点想不通。他们也是讲得很坚决,说这是经过全市市民投票取得多数人的赞成,并不是来自上面的决定。每次谈论,我都有最后一着,就是如果没有十月革命的产物苏联,谁来打败法西斯,拯救欧亚大陆?得到的答复竟然是;没有十月革命,没有苏联,就不会有希特勒的上台,当然也就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了。作为对比,他们还举例说,芬兰是沙俄最落后的一个省,爱沙尼亚等三国条件比它好,但二战时并入苏联,差距就迅速拉大。1985年,芬兰人均产值已达一万四千多美元,爱、拉、立三国只有三千美元,还是苏联最高的。所以爱沙尼亚等最早提出脱离苏共和苏联,连境内的俄族人也支持。

     肯定十月革命的道理过去讲得够多了。我自己就是在学习和讲授《联共(布)党史》中长大的。所以只谈一下从俄罗斯等国了解到的一些负面评价,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 十月革命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张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在生产力高度发达、无产阶级在人口中占多数的国家发生,而俄国则正好相反。所以十月革命不能说成是无产阶级革命。其次,马克思主张无产阶级建立的应当是自由人联合体,十月革命建立起的却是压迫人民的专制体制。

     二, 十月革命是对二月革命的反动。二月革命是俄国各阶层人民自发的推翻沙皇专制的民主革命,由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为主导,人民也确实得到了民主自由。十月革命反而使人民失去民主自由以至财富(生产手段和部分生活手段)。

     三, 十月革命造成的许多恶果

    (一)妨碍和阻滞生产力发展。一战前俄在世界经济中处第五位,现在已降至第十位。以前苏联经济统计存在极大的虚假和水分。苏联最后一次公布国民经济统计是1976年,宣布它的经济总量已达到美国的67%。后经世界银行等四大权威机构调查,苏联解体前(这时已实行公开性,公布了一些档案)经济总量和加拿大相当,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后来美国承认,冷战期间中情局搞垮苏联的手法之一,就是故意高估苏联实力来麻痹它。苏联正好喜欢人吹捧,再加上自吹,在很长时间都给人以世界第二强国的印象。后来西洋景已彻底拆穿了,原来经济还很落后。苏联实行单打一,80%的工业企业都直接间接为国防服务。军工消耗国家资源80%,机械产品的70%。1971—1983年,苏联军费超过美国,从五六百亿到两三千亿美元。所以苏联军事技术虽然很先进,但国民经济技术和装备却十分落后,至今外贸出口还只能主要靠能源和原材料。俄国官方也承认,苏联粮食生产直到解散前还没恢复到1913年水平。1992年进口粮食即达2500万吨。

    (二)政治上实行专制和残暴统治,残害人命前后达数百万。包括各种镇压、作为阶级消灭富农、民族和人群的迁徙以及其他迫害,还不算内战和由于政策失误在二战中造成的大量死亡。苏联消灭了一切民主自由,造出权贵阶层和严格的等级制和特权制。

    (三)扼杀科学文化,败坏道德风习。大搞个人迷信,实行愚民政策,言行不一,弄虚作假。直到俄当局公布大部档案,人们了解一些真相后才大吃一惊。

    (四)搞世界革命,实行对外扩张,危害世界和平。本来1925年洛迦诺公约的签订,连斯大林也说西方的目的在于维持现状。但后来由于共产国际在各国的活动,却增强了西方的警惕和反苏反共的意向。而德国社共两党的互斗也有利于希特勒的上台。二战后苏联又进行疯狂扩张,退出了和西方盟国的合作,还以柏林事件和朝鲜战争启动长期的冷战。当然,发动二战的是法西斯,美英对冷战也应负重大责任。这里只是说十月革命消极作用的一面就是了。

    (五)对中国的影响。我们过去的长期落后和经受无数灾难,主要也是实行一边倒和照搬斯大林模式的结果。连胡乔木都说,“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悲剧,追根溯源还要追到斯大林。”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可把中国给害苦了!

TOP

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失败原因辨析

                                                                林蕴晖(国防大学退休教授 )

                           (在2007年6月15、16日举行的十月革命座谈会上的发言)

对社会主义在东欧和苏联先后失败,迄今仍有人认为:源于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另一说是戈尔巴乔夫搞的民主化、公开性和填补历史空白造成的。

实际上,人们只要把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翻开看看,所谓“全盘否定斯大林”说,根本就站不住脚。因为赫鲁晓夫在报告中,除了历数了斯大林残酷镇压反对派的罪行外,对斯大林与反对派的争论,对斯大林领导的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是作了全盘肯定的。并认为没有斯大林,就没有苏联的社会主义。白纸黑字表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恰恰是做了全盘肯定,而不是相反。所以,我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对赫鲁晓夫在苏联进行的改革做了这样的评说:在国内改革问题上,与其说赫鲁晓夫失之于离开社会主义方向,还不如说失之于未摆脱传统的体制而改革不彻底。赫鲁晓夫既没有改变斯大林时期的经济管理理论和产业结构,也没有完全抛弃行政命令的管理体制和方法,既没有调动起工农群众真正的生产积极性,也没有依靠一批得力的智囊、充分发挥知识和科技的力量。32

至于说到戈尔巴乔夫,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从反面证明,原有的社会主义,正是没有民主,没有透明度,人民被蒙蔽、欺骗了几十年,一旦真相大白,被人民唾弃,乃逻辑必然。因此,也不能将失败的责任归罪于戈尔巴乔夫。

可见,上述两种说法,不是主观臆断,就是没有触及到根本。

那末,问题的症结究竟在那里呢?我们不妨听听从1954年开始就任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到1989年下台,整整主政35年的日夫科夫是怎样反省的。

日夫科夫说:

我们共同体各国的社会主义悲剧。我们将向马克思做什么样的总结呢?显然,在这个总结中不能漏掉马克思如何经常从源头、从主要方面被伪造。他被伪造得已不成其为马克思了。还有,不能漏掉马克思所奠定的原理怎样没有被进一步发展,以致使我们能从所处的死胡同里找到出路。特别重要的是,它没有被进一步发展到让我们能够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

最使我失望的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仍没有完全弄清楚。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仍旧像斯大林著作中已定型的那样。而这种情形,总的来说,在斯大林死后也一直保留下来。问题越来越紧迫。却没有找出那种决定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这里指的是社会主义的原则。

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就是按照那些为它后来的垮台奠定了基础的‘原则’建立起来的。33

被认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原则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日夫科夫称,这是斯大林著作中已定型的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是从源头“被伪造得已不成其为马克思了”。遗憾的是在斯大林死后也一直保留下来。

历史证明,过去实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各国,结果无一不是高投入低效益,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计划经济所导致的是短缺经济;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专人民的政。苏联和东欧各国,在政治上哪一家不是历史欠帐太多,没有民主自由;经济上物资短缺,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不然,如何解释,经过几十年共产党教育的人民大众,居然不再要这种社会主义,而会选择资本主义呢?这个历史现象,不正好说明这种被扭曲了的社会主义,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产物吗?

显然,苏联和东欧各国领导人也曾经试图进行改革,但是,也正如日夫科夫所感叹的,改革的每一步都会碰到“要还是不要社会主义”34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是姓“社”还是姓“资”。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正是这个问题成了所有社会主义各国领导人难以逾越的障碍。

有材料表明,东欧各国对经营不善的亏损国营企业,不是向市场引导扭亏为盈,而是由国家直接包揽扶植——匈牙利每年以2000亿福林,占国家预算开支35%的资金补贴这些企业;保加利亚每年的补贴资金也达5.67亿列弗,相当预算支出的25%。为了安抚人民对生活水平下降的不满,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各国长期违背价值规律,实行大量补贴的政策而高举外债,以稳定物价。351983、1984两年,东德就求救于西德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巴伐利亚州总理施特劳斯,从西德借了二十亿西德马克36。日夫科夫说:“民主德国是当时我们常开玩笑说的‘尽管居民生活水平高,但还吃着两头母牛的奶的国家’——从经互会和通过与联邦德国。”37这样做法的结果是,加快触发了经济危机。正是由经济危机,导致政治危机。

因此,日夫科夫把问题归结为:“社会主义就是按照那些为它后来的垮台奠定了基础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不能否认,这才是最本质的原因。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体会到,为什么邓小平在总结建国后的历史经验时说:“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38 又说,总结历史经验,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39 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提出质疑,这可以说是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问题。对反了几十年修正主义的一代共产党人来说,得出这样的结论,需要多么大的胆识和勇气。同样,我们也才可以体会到,为什么在1991年12月26日苏联正式解体后才20天,邓小平在1992年1月17日就启程南下,沿途发表谈话,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怎样判断姓“社”姓“资”,为什么要搞市场经济等问题做出回答。邓小平当时这种焦虑和急迫的心情,恰恰表明,是他真正看到了什么是苏联和东欧失败的前车之辙。中国的改革如果不继续向前推进,推进到市场经济的轨道,那末中国的改革也将夭折。

    当然,还有一个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这也是无法回避的。如果不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上向前迈步,矛盾就会越结越多,压力越大,反弹也就会越凶。这同样也是苏联和东欧失败的前车之辙。

应该说,我们的口号早就提得不少了。现在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把口号叫得多么响亮,人民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谢谢!

-----------------------------------------
33 《日夫科夫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99,第226-229页。
34 《日夫科夫回忆录》,第227页。
35 阚思静、刘邦义主编:《东欧演变的历史思考》,当代世界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5页。
36 [德]克里斯塔卢夫特著  朱章才译:《最后的华尔兹——德国统一的回顾与反思》,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页。
37 托多尔•日夫科夫著:《日夫科夫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37页。
38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7页。
39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TOP

十月革命与中国

                                                                                    朱正

                                       (在2007年6月15、16日举行的十月革命座谈会上的发言)

十月革命首先是俄国人的一场灾难,中国也是深受其害。这里我只说一下与中国有关的几个问题。

十月革命以后,有一个一九一九年对华宣言(即《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北南政府的宣言》),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苏联对中国友好的一个证据。包括前些年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那里面也把它当作一个很好的文件,说是“宣言的发表,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给予了新的有力的推动。”那个文件我看了一下,实际上是一个欺骗。

它里面有四条:第一条是废除中俄之间的不平等条约。说是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二天通过的《和平法令》就宣布废除临时政府跟中国和协约国所订立的条约。事实上临时政府和中国没有签订任何条约。所以这一条跟中国完全无关。

第二条是放弃占领中国的土地。实际上沙皇政府占领中国的那么一大片土地,当时有的是白卫军谢苗诺夫的地盘,有的在日本的占领之下,都不在苏维埃政府的有效管辖之内。而且它的用词很巧妙,没有说“归还”给中国,用的只是“放弃”,还说“在那块土地上的人民,愿意成哪样的国,采那种的政权,一任人民的自由选择。”意思就是说我不要那块地方,可并不是归还给你,而实际上也是预告将要在那个地方成立一个远东共和国,当时已经决定要建立的一个缓冲国家。说放弃这个地方只不过是说不把它算我苏维埃的领土而已。当时它没讲明白,因为那时远东共和国还没有宣布成立。

第三条是放弃庚子赔款。这当然不错,但事实上这笔赔款当时中国根本没有送到苏维埃政府去,而是交给原来那些沙皇时代驻中国的公使、领事们拿去享用了。苏联政府很不愿意让这些人白得这笔钱,就说这笔赔款我们已经声言放弃了,你们千万不要再送给那些公使、领事了。可见他们声明放弃的是并没有到他自己手上的东西。

第四条,就是关于中东铁路,它说是要归还中东铁路的权益。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我看到《新青年》杂志影印本上面登的译文,这四条都有的。后来翻到三联出的《五四运动文选》,其中所收这一宣言的译文,据称是根据苏联最新出版的文本重新翻译的,翻译者说过去那些译文不准确。我拿两个版本的译文一对照,发现新译本里少了一条,就是第四有关中东铁路的那一条。《新青年》杂志上登的是当时报刊上翻译过来的,而“准确”的版本中根本没提中东铁路。可见苏联官方后来根本不愿意让人们知道这宣言里面原来有这样一条。由此也可以知道这个事情完全就是一个骗局。

还有,北图出版社出版的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的档案里有一个材料提到,1922年受命来和中国政府订协定的越飞,得到的指示是:不能以那个宣言作为谈判的基础——让越飞不要再提那个对华宣言了。但越飞是个国际主义者,感到很为难,他在给中央的复信中说:“当然,耍某种‘手腕’可以把这些宣言说成一纸空文,但我认为,这将是我们对华政策的破灭,而最终这是我们全面灭亡的开始,因为在对外政策上我们成了最一般的帝国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世界革命的推动因素。”这讲的很对,所以我说毛泽东把苏联称作新沙皇是一大贡献,确实就是新沙皇,而且不是从赫鲁晓夫开始,从列宁、斯大林起就是新沙皇。
再讲一个与中国有关的事。就是列宁夺取政权以后,发动波兰战争,又派人到匈牙利、德国去发动革命,这些努力最后全部以失败告终。为了摆脱孤立的处境,共产国际要在全世界各国建立共产党,也要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它最早找的是谁呢?瞿秋白的《俄乡纪程》写了一件事:他到了赤塔,和当地华侨联合会的会长谈话,那个会长告诉他,历届政府都对我们挺好,但现在形势有些变化了。为什么呢?他说,“现在有些红胡子都冒充信仰共产主义,共产党有时竟相信他们,他们也就倚势妄为,处处和华侨会为难。”这里瞿秋白没写这两个人叫什么名字,后来登在《晨报》上的通信就把这两个人的名字写出来了。最早的中共党员,在陈独秀、李大钊他们之前,共产国际直接发展的、而且是非常正统的中共党员——连柯、赵永禄,两个“红胡子”。后来我在书上看到,在共产国际的档案材料里还真有赵永禄的名字,在中国共产主义者领导人这一栏里。

去年《百年潮》的一篇文章透露了一条信息,共产国际认为,现在(连柯、赵永禄)他们这些人根本不起作用,关于中国的工作已经转到中国国内去了。这是因为维经斯基在中国已经找上了陈独秀、李大钊,陈独秀和李大钊可是思想界的明星,那两个“红胡子”是根本不能与他们比的。——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们迫不急待的心情,想在中国建党,“红胡子”他们也要。

维经斯基到了中国,人生地不熟,找到巴列维,北大俄文系的一个教员,俄国侨民,去替他们联系。他们找了李大钊,李大钊再介绍他们去找陈独秀(当时陈独秀已经去上海办《新青年》,离开北大了)。这个巴列维是什么人呢?后来我看到张西曼的回忆,说巴列维帮共产国际干活儿,向共产国际报花账,后来共产国际发现他贪污,要调他回国,他一看坏了,就跑到了美国,入了美国国籍。这个运动初期就是这么一些人物。

1924年加拉罕到中国来谈判,最初是跟王正廷谈。王正廷是个糊涂蛋,做了好多有损中国利益的承诺。外交总长顾维钧是个很仔细的人,他看后说:“这不行。”就否定了草签的那个条约,于是加拉罕就生气了,说你要承担一切后果。正在争吵的时候,共产国际就发动中国民众给政府施加压力,于是北京大学的一个代表团,以李大钊为首,带了一些教授和学生找顾维钧,希望政府按照王正廷草签的那个条约签字。顾维钧说这份草案有损中国的国家利益。在谈到当时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问题的时候,李大钊说:“即使把外蒙古置于苏俄的支配和控制之下,那里的人民也有可能生活得更好。”这个论点顾维钧没法理解,顾维钧说了句“请原谅”,说完就走了。顾维钧的回忆录把这一段写得很清楚。按照共产主义的观念,工人无祖国,李大钊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苏联“是全世界劳动群众的祖国”,所以他要为他的那个祖国服务。

我对十月革命的记述的资料看的少,但是看了一些评论,像考茨基的《共产主义与恐怖主义》、卢森堡的《论俄国革命》,不久以前又看到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都对这个事件分析得很透彻。顾准在《漫谈民主》这篇文章里提到了列宁和考茨基的争论,他说,如果从夺取政权的角度看,列宁胜利了,考茨基失败了;如果从夺取政权以后的发展看,考茨基他们胜利了,列宁失败了。顾准在这方面很有见解,他在《民主与“终极目的”》一文里谈到列宁和伯恩斯坦的争论,也是这个意思。

TOP

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与十月革命

                                                   马龙闪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在2007年6月15、16日举行的十月革命座谈会上的发言)

过去,我们在对十月革命性质的认识上总感到困惑,为什么布尔什维克用“面包、和平、自由”这一基本上是结束战争危机和带有民主革命性质的口号做动员而发动起来的一场革命,怎么就变成了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呢?可是,要说它不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也解释不通:因为在十月革命成功后,布尔什维克的确马上就采取了没收资本等不少社会主义革命的措施。那么,这样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以民主革命性质的口号发动起来的一场革命,会导致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呢,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就是,种下的原本是五月结果的夏桃,为什么提前结出了本该十月收获的秋梨呢?

    这曾是多年萦绕在人们脑海里的一个苦苦不得其解的问题。

经过近年的研究和思考,愚以为对于这个问题,要从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角度来破解。
这样一来,就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怎么俄国化的?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了解得并不深,更不透彻。

过去说,列宁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这样说对了大部分,但并不完全准确。也就是说,列宁主义并不完全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因为除了列宁主义之外,还要添加上主要以斯大林为代表的那些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成分,以及其他一些并不符合列宁主义的那些思想理论要素等,才能最终实现并完成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

俄国著名哲学家弗兰克等人有这样一个思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同俄国革命民粹主义的思想传统的相结合。就这个问题,我曾请教过俄罗斯学者,他们认同这一思想论断。

    今天,我想就这个问题同十月革命联系起来谈一谈,就取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与十月革命,或者说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必然产物。

一,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问题

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就是从西方传来的马克思主义,主要同俄国革命民粹主义思想传统的相结合,这样才产生了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这一论断,这一说法,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当然对此,肯定会有人立即大加反对:马克思主义是反对民粹主义的,怎么会同它相结合而产生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呢?说这些话的人仅仅是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简单化教条中来了解民粹主义的。

在俄国,最早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实际上是俄国的民粹派。《资本论》1—3卷就是最先由民粹派人物Н.Ф.达尼耶里松翻译为俄文的;19世纪下半期的俄国,既出现过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民粹主义者,也产生过深受民粹主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少人是从信仰民粹主义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最著名的就是普列汉诺夫等人;在俄国革命者的队伍中,有许多人是从民粹主义者最后成长为布尔什维克的。所以,布尔什维主义从“胎记”上就带有俄国民粹主义特别是革命民粹主义的思想传统。列宁自称俄国社会民主派,有时也自称是“60年代遗产的学生”;所谓“60年代的遗产”是什么意思?就是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一批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思想遗产,就是60—70年代革命民粹主义的思想遗产。列宁从这些思想遗产中吸取了极为丰富的思想营养。在我国学术界,有个别人不了解列宁说过车尔尼雪夫斯基是“民粹主义的创始人”这句话,就武断地下结论,说什么,把列宁和斯大林的一些思想同某些革命民粹主义思想传统联系起来,就是给列宁和斯大林“扣民粹主义帽子”。这样说,表明他们根本不了解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同平民知识分子革命运动存在的继承关系,也不了解一般思想史上,特别是革命思想史上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阶级革命者之间的思想继承关系。

那么,布尔什维克究竟从俄国民粹主义特别是革命民粹主义那里吸取并继承了哪些东西呢?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一些方面:

1,“直接过渡”的思想

俄国民粹主义的严格定义,就是通过俄国传统村社的道路,绕过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或者简练些说,俄国民粹主义就是“村社社会主义”或者“公社社会主义”。俄国民粹主义的主要创始人赫尔岑,早在19世纪40—50年代就提出了“俄国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他的“俄国社会主义”就是上面说的“村社社会主义”或“公社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害怕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极力要绕过资本主义,直接实现社会主义。所以,俄国民粹主义从其产生之日起,就有“直接过渡”的思想特征。这一思想是由布尔什维克吸取和继承了的。

2,“反资产阶级性”、“反资本主义”,反商品、反市场的思想

俄国民粹主义上述“直接过渡”的思想,是紧密同这种“反资产阶级性”、“反资本主义”,反商品、反市场的思想相联系的。

俄罗斯民族本来就有反商品、反市场的思想传统。俄罗斯土地广大、人烟稀少,历史上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盛行物物交换,人们对商品、市场有反感。这一点为俄国民粹主义继承了下来。他们当中有些人不接受商品货币关系,对发财致富精神采取否定态度(第166页),所以他们是反资产阶级、反资本主义的,而且这种思想很强烈;同时,他们也看到西欧资本主义给人民带来的血淋淋的遭遇,所以对俄国可能面临的资本主义不寒而栗。
俄国民粹主义的这一思想传统也被布尔什维克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下来。

3,建党的思想

布尔什维克的建党思想,吸取了俄国民粹主义革命急进派特卡乔夫的思想。特卡乔夫主张把党建设成一个“革命的战斗组织”,这种组织必须是集中统一的、下级服从上级的,应该具有严格的纪律,保持绝对的秘密的。

列宁写于1901年的一篇关于布尔什维克建党学说的文章《怎么办?》1,明显地吸收了特卡乔夫关于建立革命党的思想。有些关于建党思想的短语就是来自特卡乔夫。

4,关于采取“直接革命行动”、直接“夺权”,把“暴力”绝对化的思想

特卡乔夫这一派在总的指导思想上,主张采取“直接革命行动”,直接“夺权”的方针。所谓“直接革命行动”,就是主张立即号召人民起义,向沙皇专制国家发动冲击,以期通过暴力、密谋的手段夺权国家政权。

他们还将暴力绝对化,主张不仅夺取政权的革命时期需要暴力,革命胜利后改造社会的过程中也主张暴力。

很显然,布尔什维克是吸收并继承了这一思想的。

5,意识形态的宗教性色彩。

俄国民粹主义思想中具有浓厚的宗教性色彩。这里说的“宗教性”并非指的是有神论,信仰宗教,而是指的对某种信仰的狂热的非理性、痴迷性。我从一个革命民粹主义派别的纲领中引出一段话,就可明显地看出这一点。

这个革命民粹主义派别有一个取名为《革命者基本信条》的文件,其中有几段是这样说的:

“革命者是命中注定的人。他没有自己的利益,没有自己私事,没有个人的感情,没有个人的眷恋,没有自己的财产,甚至也没有自己的名字。他身心的一切都被唯一的兴趣、唯一的思想、唯一的热情,即革命,完完全全所吞没。”

“革命者在自己身心深处,不只是在口头上,而是在事实上,同所有民事秩序,同整个有教养的世界都断绝了关系,也同这个世界的所有规则、礼节、通行的约定和道德要求断绝了任何关系。对于这个世界来说,他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只要他要还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他唯一之所为,只能是义无反顾地破坏这个世界。”

革命者“对自己很严厉,对他人也很严厉。任何多情善感,缠绵悱恻,任何亲情友谊、妻儿情怀,以及感恩图报,甚而荣誉本身,在革命者身上都应该被革命事业所具有的唯一的冷峻和严厉压抑下去。对他来说,只存在一种愉悦,一种安慰,一种奖赏和满足,这就是革命的成就。他日日夜夜只应当有一种念头,一个目的,就是无情地破坏。他在冷静地、不倦地致力于这一目标时,应该时刻准备着自我牺牲,并用自己的双手消灭妨碍达到这一目标的一切”。

从这里可以透出某些布尔什维克人的气质。一个倾向革命,站在十月革命一边的俄国诗人勃洛克,在1918年1月,几乎是在十月革命的同时写了一首长诗《十二个》,这是写在革命风暴中的12个赤卫军、革命“使徒”,写在他们前面行走着、引导着他们的是“耶稣基督”。全诗充满着一片浓厚的宗教气息。这首诗一向得到苏联时代官方评论家的肯定。
所以,布尔什维主义里面带有某种虔诚的宗教色彩,对信仰有某种狂热的非理性和痴迷性。原本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性的,是科学的社会主义,但是经过俄国化后,带有了某些狂热的、痴迷的非理性色彩。

6,崇尚“人民”,贬抑知识分子的思想成分

在俄国民粹主义看来,俄国人民是同古老的“村社”传统联系在一块的,天生倾向“集体精神”,习惯互帮互助,用巴枯宁的话说,是俄国“人民”有“共产主义的天性”。
但俄国民粹主义对知识分子总体上是贬抑的。一个叫契尔文斯基的民粹派人物认为,“普通人民从总体上来说,特别是来自我们农村的人们,在道德元素上要高于文化阶层”。(第173页)

布尔什维克同这种思想是相通的。

7,策略和道德原则

布尔什维克吸收了俄国革命民粹主义的不少策略思想。最突出的是“目的可以为手段辩护”。在目的与手段的问题上,他们认为:只要目的高尚,为此而采取的一切手段都是合理的。。用他们说法是,“目的可以为手段辩护”。他们的革命道德原则与此也是相符合的。他们所遵循的道德总则是:“凡能促使革命胜利的一切,都是道德的”;“凡妨碍革命取得胜利的一切,都是不道德的和罪恶的。”2所以,凡是能促进革命胜利的,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

苏共、布尔什维克就是如此。

二、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必然产物

马克思主义同俄国革命民粹主义的思想传统的相结合,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而布尔什维克党从俄国革命民粹主义思想传统中所吸取的上述思想成分,又同它所推进的十月革命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这样,就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十月革命是马克思组俄国化的必然产物。

现在让我们对这一论题加以展开。

1,        列宁的“四月提纲”与“直接过渡”思想。

2,        只有高度集中、具有严密纪律和坚强战斗力的党,才能成功领导十月革命。

3,        “反资产阶级性”、“反资本主义”、反商品反市场的思想,使布尔什维克最容易直接走向社会主义革命。

4,        把“暴力”绝对化的思想,使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当中和此后的社会改造当中,自然而然地大多依赖于暴力和专政。

5, 在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采取的策略和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都同革命民粹主义的传统有联系。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社会主义为总目标的各种社会政治派别和思潮在俄国汇成了一股相当强大的社会力量。十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党从人数上看,其本身的力量虽不算强大,但对各个社会主义政党和派别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有力武器,特别发挥其高度集中,具有严密纪律和坚强战斗力的优势,加上又有列宁这样一个既有革命胆略智慧,又有极高革命策略技巧的伟大领袖人物,所以,布尔什维克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而布尔什维克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通过十月革命加以实现,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但这种靠革命急进主义推进、实现的革命,也给日后的革命和建设带来了十分艰难的任务和难以预料的明天。

TOP

陈独秀谈十月革命

                                                                                    唐宝林

                                            (在2007年6月15、16日举行的十月革命座谈会上的发言)

陈独秀对于十月革命的论述,可以分三个阶段:一、1920年建党时期至1936年狱中思索时期;二、1937年出狱至1940、1941年苏联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前;三、逝世前半个月(即1942年5月13日)写的一篇文章。

第一阶段,1920年建党以前,陈独秀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时期,是一个西方民主主义和共和政治的狂热拥护者和鼓吹者。因为当时中国与世界只有封建军阀专制统治、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制度,陈对早在1917年发生的十月革命还没有什么认识。所以,他向往用西方民主共和制度来改造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儒家的伦理思想。

1920年,一方面经过去年巴黎和会和五四运动的刺激,他对西方民主思想的向往彻底破灭;另一方面,经过早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的宣传,特别是陈自己学习了《资本论》和在日本的施存统、陈公博介绍的日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图书、特别是《哥德纲领批判》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后,再加上列宁的苏俄政府两次发表放弃沙皇时期侵略中国掠去的权利的声明传到中国,陈独秀由一个狂热的法兰西民主的崇拜者彻底地转变为一个列宁主义者,开始重视对十月革命的宣传,并立志在实践中加以效仿,从这年五月开始,在列宁派来的维经斯基第三国际代表指导下,发起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的中国共产党。
从这一年至1936年,他对十月革命的态度始终坚持着一个基本认识:

十月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反对“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就是资产阶级专政),就是要实现“多数人的民主和幸福”;就是在经济上彻底否定资本主义制度,政治上对资产阶级等一切剥削者实行专政。

——这是标准的列宁主义者的世界观。列宁在与当时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为代表的一切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论战中,宣称:是否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识别是否是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

陈对十月革命的这个基本认识在1920年发表的几篇文章中得到了充分的论述。

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后,9月1日,陈在已经成为中共理论机关刊物的《新青年》第8卷第1、3期上,发表他思想转折的重要文章《论政治》和《国庆纪念底价值》等文章与通信,以下观点值得重视:

    一、 宣称“十八世纪以来的政制已经破产”。这表明他承认过去所拥护的西方民主制度“已经破产”。

    二、 十月革命后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合理性:要扫除世界上的不平和痛苦,“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

    三、 无产阶级专政是针对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各国共和革命后,民主派若失了充分压服旧党的强力,马上便有复辟的运动。此时俄罗斯若以克鲁巴特金的自由组织代替列宁的劳动专政,马上不但资产阶级要恢复势力,连帝制复兴也必不免。”——这表明,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只针对敌人即复辟势力,而不是针对党内和人民内部的不同意见者的,更不是对付人民的。

    四、 民主是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护身符”、“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的利器”,资产阶级总是用“民主”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只有经过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无产阶级民主,即“社会主义的政治”。因此资产阶级民主是虚伪的,它是少数人的民主,只有“少数人得着幸福”,“主张实际的多数幸福,只有社会主义的政治”。社会主义政治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亦即是无产阶级民主,十月革命后“凡劳动的人都得着自由,有什么不合乎‘德谟克拉西’”。他甚至这样断言:“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阶级在从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现在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底诡计。在从前政治革命时代,他打倒封建主义底功劳,我们自然不能否认……但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全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民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意。”

    五、 “由封建而社会主义,中间还必须经过共和时代”,但在过渡时间上,西方与东方不同,“西欧共和政治经过长久岁月……现在的东方各国却和他们的情形不同,所以俄罗斯共和推翻了封建半年便被社会主义代替了,封建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必经过长久的岁月,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正是出于以上的认识,他在为中共起草的成立纲领和创刊共产党政治机关报《共产党》创刊词《短言》中,主张立即在中国进行十月革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宣称:“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的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什么民主政治,什么代议政治,都是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我们不可听议会派底欺骗,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中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

后来,在列宁的帮助下,1922年的中共二大,纠正了直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纲领,决定分两步走,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但在民主与专政问题上的上述基本思想,一直没有改变。甚至在1929年他转向托洛茨基主义被共产党开除而一度成为中国托派的领袖以后,也是如此,因为托洛茨基主义的核心也是“无产阶级专政”。

第二阶段,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因领导托派进行“反蒋抗日”斗争,被捕入狱。1937年8月23日,因抗战爆发出狱。这时的陈独秀经过了1926-1927年在斯大林控制下的共产国际及其在华代表监督下指导大革命由胜利到惨败,其中陈独秀曾多次提出不同意见而被拒绝,最后,斯大林却把失败责任推到陈身上,扣上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帽子,进而,陈又看到斯大林在国内残酷杀害一切与他有过不同意见的老布尔什维克,在外交上为对付英法的“慕尼黑阴谋”不惜与希特勒德国及日本妥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在1939年11月借口防卫列宁格勒,入侵小国芬兰。于是,他彻底否定了以上关于十月革命——民主与专政的观点,并郑重声明:“我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

这些意见主要发表在1940—1941年苏联参战前他给表弟西流(即濮清泉)、连根(即王文元、王凡西)、郑学稼等人的信中。主要内容是:

一、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发明,至可宝贵。不幸十月(革命)以来,轻率地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

二、如果不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无级(即无产阶级——引者)独裁,必然流为史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政制,这是事势所必然,并非史大林个人的心术特别坏些;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产阶级独裁制之逻辑的发展。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哪一样不是凭藉着苏联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而发生呢?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

三、以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是进步的;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的助成这一退步的人们,都是反动的,不管他口中说得如何左。

四、民主国与法西斯之显然限界,请看下列对照表:

               英、美及战败前法国的民主制                                                俄、德、意的法西斯制(苏俄的政制是德、意的老
                                                                                                                                 师,故可为一类)                                          
                                                  
(一) 议会选举由各党(政府党反对派在内)而各党仍           (一)苏维埃或国会选举均由政府党指定。垄断其选   
须发布竞选政纲及演说,以迎合选民要求,因为选民毕               选举区,开会时只有举手没有争辩。
竟最后还有投票权。开会时有相当的讨论和争辩。
(二)无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杀人。                                                  (二)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杀人。           
(三)政府的反对党甚至共产党公开存在。                                  (三)一国一党不容许别党存在。   
(四)思想、言论、出版相当自由。                                              (四)思想、言论、出版绝对不自由。        
(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                                                         (五)绝对不许罢工,罢工即是犯罪。
                     
五、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名词,有它的具体内容,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如果说无级民主与资级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了解民主之基本内容(法院外无捕人杀人权,政府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权利等),无级和资级是一样的。

六、民主之内容固然包含议会制度,而议会制度并不等于民主之全内容。许多年来,许多人,把民主和议会制度当做一件东西,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斥民主,这正是苏俄堕落之最大原因……俄国的苏维埃,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

七、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的历史现象。近代民主制的内容,比希腊、罗马要丰富得多,实施范围也广大得多,因为近代是资产阶级当权时代,我们便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其实此制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

八、一班无知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更加把独裁制抬到天上,把民主骂得比狗屎不如,这种荒谬的观点,随着十月革命的权威,征服了全世界,第一个采用这个观点的便是墨索里尼,第二个便是希特勒,首倡独裁本土——苏联,更是变本加厉,无恶不作……第一个是莫斯科,第二个是柏林,第三个是罗马,这三个反动堡垒,把现代变成了新的中世纪,他们企图把有思想的人类变成无思想的机器牛马,随着独裁者的鞭子转动……所以,目前全世界的一切斗争,必须与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连系起来,才有意义。40

九、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

十、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反而非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

十一、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41

陈独秀从以上关于“民主与专政”的思想中,得出两个总结论:

一、彻底否定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及其在苏联的实践。他说:

应该毫无成见的领悟苏俄二十余年来的教训,科学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列宁托洛茨基都包含在内)之价值。我自己则已估定他们的价值,我认为纳粹是普鲁士与布尔什维克之混合物。42

    二、只崇信“民主主义”,而彻底抛弃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他在给郑学稼的信中说:

列(宁)托(洛茨基)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弟久拟写一册《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43

在另一封给S和H的信中,他甚至这样说:

    “圈子”即是“教派”,“正统”等于中国的宋儒所谓“道统”,此等素与弟口胃不合,故而见得孔教道理有不对处,便反对孔教,见得第三国际道理不对处,便反对它,对第四国际、第五国际,第……国际亦然。适之兄说弟是一个“终身反对派”,实是如此,然非弟故意如此,乃事实迫我不得不如此也。44

陈独秀以上关于民主与专政并波及到彻底否定列宁—托洛茨基主义的见解,被当时至今的中国和世界历史证明是伟大的英明预见,是他一生思想发展的最高峰,从而奠定了他是近代世界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的崇高地位。

由于1920-1936年是陈独秀一生奋斗最重要的时期,是列、托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信仰者和实践者,所以,他晚年以上的民主思想更显得难能可贵。用胡适的话来说:“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他为什么能不顾及大半生信仰的主义,而到晚年作出这样的选择呢?这是他一生光明磊落,不愿沉默、不顾对错、有感即言的性格决定的。如他自己所说:“我不懂得什么理论,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说不错又不对的话。”这种性格,使他有些言论具有深刻的真理性,成为伟大的预言家和思想家,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民主”和“科学”思想及晚年的“民主见解”等;有些言论则成为“极错误的话”,自然,他不是明知错误而说,而是囿于主观判断和客观条件的限制。他多次强调:“一切理论和口号都有其时间性和空间性”,而他的文章不过是记录“社会思想变迁的产物”45。所以,一般情况下,他的前后见解不管有多大的不同与矛盾,却是从来不认错的。

可是,有许多人认为陈独秀晚年的这种民主见解是对十月革命的否定,表明他回到了1920年建党以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时期。这是对陈独秀晚年思想的无知。陈独秀晚年的民主见解,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民主思想,根本不能同日而语。它是陈一生艰苦奋斗经验教训的思想结晶,也是包括中共和托派无数革命者和烈士奋斗牺牲经验教训的总结,更是前苏联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高度总结,也是欧美民主制度发展历史的总结。这样的思想,在五四时期怎么可能产生。再说,陈独秀两个时期的民主思想反对的对象也是根本不同的:五四时期的民主思想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晚年的民主思想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对党内、革命阵营内和人民内部不同意见者的专政。

第三阶段,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41年发生了重大转折,希特勒转而攻打苏联,日本突袭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于是,形成德日意法西斯阵营与英美法民主阵营的对垒,苏联加入后者。陈独秀在他去世前一个半月(也是他生前最后一篇)文章《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中,改变了以上一个见解,即对苏联采取了分析的态度,肯定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及“前期苏联”,依然否定斯大林的独裁统治的“后期苏联”。他说:“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是要根本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统制,所以自第一国际以来,‘解放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和‘解放被压迫的民族’,是这一运动的两面大旗……这不仅是一种理论,而且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实际经验,十月革命是全俄绝大多数人民集合在共产党‘解放劳动者’‘解放农民’‘解放小民族’三大旗帜之下成功的;革命胜利后,三样都一一实现了,并非是俄国共产党的空头支票……所以当时全世界劳动人民,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都看着莫斯科是全世界被压迫者的灯塔,是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参谋部……(但是)前期苏联是站在世界革命的立场,后期苏联则站在俄国民族利益的立场”;“中途变革”后的“后期苏联”,“若要硬说她是社会主义国家,便未免糟蹋社会主义了。”

其实陈独秀的这一点修正,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十月革命是暴力革命,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一切暴力革命的结果都是“以暴易暴”,如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前期苏联”那样,必须对被打倒的敌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而陈独秀一年前说过,制度是决定一切的,是这个制度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才产生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这个制度不改变,“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

所以,我们的结论应该是不要“十月革命”式的暴力革命,不管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现在自称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应该坚持和平改革,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也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如果没有别的更好的道路可走的话,这是惟一的选择。


————————————————————————————————————
40 以上八条,均载陈独秀给西流的信(1940年9月),《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36-40页。
41 以上三条,均载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1940年11月28日),《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3页。
42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1940年11月28日),《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3页;陈独秀致S和H的信(1941年1月19日),《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41页。请注意:H是胡秋原,是国共之外的中间派人士;S是孙几伊。过去人们把S当作孙洪伊,直到1996-1997年,大陆上的郑超麟写信问及台湾的胡秋原,胡在1997年1月18日的回信(载唐宝林主编:《陈独秀研究动态》第12期,1997年10月)中,才澄清是“孙几伊”。此人是苏州人,民国初期已是有名的作家,抗战爆发后,与胡秋原一起任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常在《东方杂志》发表文章,并对陈被中共诬蔑为“汉奸”,深表不平和同情,为陈所闻。当时,他们二人从何之瑜处见到陈的《我的根本意见》,极表赞成,并有所提议,故有此陈独秀的回信。
43 《陈独秀先生晚年致郑学稼教授原函墨迹》,台湾《传记文学》,第30卷第5期。
44 陈独秀致S和H的信(1941年1月19日),《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42页。
45 《独秀文存》自序,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

TOP

十月革命的前因后果

                                                     金雁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导)

                                                   (本文是十月革命座谈会发言之一)


                                                    一、十月革命的解释体系面临的困境

说我们都是“十月革命”的后代应该没有什么错,这场在世界土地上1/6的革命过去90周年了,至今没有令人满意的诠释体系。过去十月革命被说成是“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这话是托洛茨基说的,他下面还有一句话:“开辟了铁与血的新纪元”,这个一般我们都不提),社会主义革命的普遍模式,以此为题材的著作以数十万计。苏联仅1958-1959年就发表了7千部著作,多是内容重复的应景之作。就连搞十月革命史的明茨也说,没有一部像样的总结性著作。白俄学者说得更坦率,“每个独揽大权的领袖人物,实际上自己就是历史学家”。斯大林二十五年的统治是最没有历史成果的,克伦斯基说“苏联关于十月革命的历史著作都是赝品”。西方普遍认为“缺乏逻辑、太贫乏无力和残缺不全了”,苏汉诺夫等社会主义者认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总之,至今还没有一部客观的、科学的、接近于历史真相的十月革命史。


                                                        二、为什么能够发生革命?

我认为,十月革命与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论述的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没有关系,革命是突然爆发的。俄国是后发资本主义国家,1861年刚刚起步,进入20 世纪还在慢慢爬坡,和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不沾边,与最后的、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不靠谱。当时产业工人只有300万,占总人口3%,但是比较集中,绝大部分在彼得格勒、乌拉尔、中部工业区,彼得格勒有40万人,占12%,60%是集中在500人以上的企业,这在其它国家是少见的。

    在这样的条件下,列宁创造了与马克思不同的革命前提:马恩认为建设社会主义需要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需要高度的文明,这是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层次的前提;而列宁把这个逻辑顺序倒过来了,说马克思说的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丝毫不排斥在发展的形式和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俄国就不是像经典马克思主义那样,先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建立起物质基础,然后使上层建筑与之适应,而是恰恰相反,先用革命手段取得社会主义,然后发展经济赶上别国——理论上叫“逆向操作”。列宁说:“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新的文明呢?”过去说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其实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篡改马克思主义。他本人当时对革命即将来临也表示过怀疑,说“我们这些老头子看不到未来的革命了”。他根本就没有想到一国可以胜利,认为十月革命只是欧洲革命的一个导火索,没有世界革命做后盾俄国革命是没有办法成功的。

当时有一点说得不错,十月革命“是各种矛盾的总爆发”。

    1905年革命是一个关键。20世纪初俄国在农奴制改革以后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宗法式的农村公社与市场机制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当时俄国有两个总理大臣(维特和斯托雷平),荷兰血统的自由派贵族维特(当过财政大臣和总理大臣)主张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相配套,他从03年开始修改农民立法;斯托雷平(1911年被民粹派暗杀)主张用警察方式以铁腕解决农民问题,先搞经济改革,他的典型语言是“哪里富足了,哪里就会有文明和真正的自由”。日俄战争失败,国内的革命情绪大涨,维特忙于日俄合约在国外奔走,国内的保守派一度得势,于是发生了“1•9流血星期日”。这一事件在社会上造成极大的影响,沙皇的威信扫地(以前俄国是传统皇权主义的,沙皇一直是慈父的形象,“抑强扶弱”,是弱者的沙皇,“流血星期日”打破了人们对沙皇的幻想),紧接着革命爆发。为了调查1•9事件,沙皇命令成立由各方人士参加、工人占相当比例的调查委员会,“苏维埃(совет)”一词是古俄语(同拉达、杜马一样),来自于村社议事会的协商传统,意即“以公众的民主决策”为首选,立宪民主党人提出借用这个古老词汇命名新的人民协商机制——调查委员会,后来在05年革命中人们就用它命名群众选举产生的权力机构。苏维埃存活了五十天。

    05年革命当中,维特要求群众运动克制、冷静、在法律的程序下运行,只要给他时间,他一定会尽力而为,但是托洛茨基说,我们不需要沙皇的配合,维特的宪法是虚伪的,我们24小时就能唤起整个俄国。这样使俄国的变革错过了一个上下互动的绝好时机,沙皇下决心镇压,自由派右转。

05年革命是失败了,但是沙皇也象慈禧一样,镇压了戊戌变法,却成为革命遗嘱的完成者。所以沙皇公布了1905年10月17日法令,政治上开禁,允许杜马存在(杜马是以西方议会为设想的),给予公民言论自由、结党结社自由等等,当然有一定的条件限制(比如工人的四十五票,农民的十五票,资产阶级的三票,等于地主的一票),但是它毕竟拉开了这个闸门。

    二月革命是自发的。苏汉诺夫说,“没有一个政党直接参加了革命的准备工作”。列宁是四月十七日回国的,托洛茨基是五月十七日,二月革命的时候他们都不在场。二月革命是因为面包脱销出现主妇们抢购而突然发生的事件。政权在没有反抗的情况下转到临时政府和苏维埃手中。二月革命在彼得堡死了6个人,全国一共死了1315人。正如列宁在几个月后指出的,这次夺权是“轻而易举的”。191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彼得格勒苏维埃是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统治着,由于孟什维克的组织要更好一些,又有有才干的政治家,是能够左右苏维埃的“大伙伴”。但他们回避了掌握政权,有两点考虑:1、象05年革命中那样,工人阶级没有经过训练,管理不了国家;2、他们担心极端的激进势力会分裂进步势力;3、按照马克思的传统理论,俄国正在进行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不能掌握政权。 7月以后马尔托夫提出过成立“民主主义政府”的建议。

    但是这并不排斥革命的先决条件在此前的奠定。

    杜马是革命催生的合法母体。1905年沙皇迫于形势的压力批准了以“杜马命名的俄国议会,它是以各国议会做楷模,具有在某些领域里使君主和政府必须服从的力量,” 1905年8月6日沙皇政府颁布了由内务大臣布留根主持制定的《国家杜马宪章》、《国家杜马选举法》,标志着沙皇首肯了宪政改革的部分内容。1905年 10月17日宣言以后,沙皇表示进一步发展普选法原则,召开国家杜马,任何法律未经国家杜马认可不得生效。沙皇政权披上了立宪的外衣,因此《10月17日宣言》被看作是俄国政治现代化与国家法制化的标志,终于在专制制度上打开了缺口,俄国多年的立宪主张已经部分实现了。《宣言》以后出现了100多个政党,社会主义政党都浮出水面公开活动。此后十几年是革命党最好的演练时期,甚至可以说是沙皇的让步为自己下台铺平了道路,正应了那句话:“亡国之君一般是仁君、弱君”。沙皇提供的杜马锻炼了反对派的组织能力和宣传能力,列宁说“没有1905年革命,就没有1917年的十月革命”。杜马是革命的母体和掩护所。正如人们评价的,“任何一个不好的制度最糟糕的时候就是它开始自我修正的时候。”沙俄在经过摇摆、迟疑、时断时续的19世纪以后终于在1905年革命之后开始了自上而下的自我修正,虽说晚了几十年,但效果仍是极其显著的。

    反政府的力量逐渐扩大。首先是分裂教,谈十月革命时我们很少提到历史最久远的“分裂教徒”。早期俄国的东正教有很多的萨满教、自然崇拜的成分,不像希腊正教那么规范,自由度很大。1666年大牧首尼康进行宗教改革,严格按照希腊正教统一所有的宗教活动,仪式、圣书、颂词、祈祷等,统一宗教的目的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结果导致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分裂运动”,出现过几万人的自杀狂潮,大批人员从中央区逃离到北方冻土地带,他们约占人口的1/10。接下来几百年他们就是为与沙皇抗争而活着,每次农民起义当中都有他们的身影。这些人始终不认同沙皇,是俄国历史上最早的反对派,而且文化程度比较高。分裂教派只有一个信念:我的勤劳,我的积累财富是为了弘扬真正的上帝,我不认同现在官方的东正教,东正教在民间。他们聚敛财富去资助教徒和一切反沙皇的力量。大家都在想布尔什维克那么多年在地下活动,他们的经费从哪里来的呢?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分裂教徒。分裂教徒和布尔什维克的联合,使得布尔什维克可以在地下到处活动,到处都有老百姓掩护。十月革命的时候,分裂教徒达到1000万人,这是一支多大的力量!
     著名的莫罗佐夫家族就是分裂教徒,1915年该家族的工厂中有6万工人,私人资产在1亿卢布以上。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的大本营普梯洛夫工厂就是他们家的,所以能够把那么多工人组织起来,就是因为厂主是分裂教徒,允许建工人组织,建赤卫队,建反沙皇的力量。萨•季•莫罗佐夫与高尔基私交很好,05年革命呼吁厂主向工人妥协,要求集会、结社的权利,他自杀以后把财产委托高尔基的妻子捐献给俄国社民党(1918年6月整个家族的企业被全部没收)。

关于这笔钱还有一桩公案。那个时候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分又不分,莫罗佐夫给的是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没指定给哪个派别,所以两派都争。高尔基跟列宁私交甚好,之所以列宁一直没有跟高尔基发生冲突,这也是个原因(其实他给加米涅夫的信中经常说:“让高尔基下去。”我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时把这作为列宁主张跟工农兵相结合的例证,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他在给加米涅夫的信中说:现在我要向孟什维克动手,高尔基老在给他们求情,我又不能对高尔基怎么样,因为他在世界上有影响力,我们还要让他争取外援,争取资金,他老待在首都我就没法动手。所以“赶快让他下去,只要他赶快离开首都去哪里都可以”)。这笔钱最后一直闹到委托第二国际考茨基、蔡特金、梅林三个人来掌管,其中考茨基向着孟什维克,蔡特金向着布尔什维克,最后钱还是让布尔什维克拿走了。我介绍这个公案,主要想说明很多表面看冠冕堂皇的争论(如布、孟政见之争)掩盖了其中有利益争夺的因素。

    其次,波兰人、犹太人、格鲁吉亚人。布孟两派虽然都是知识分子占优势(其中犹太人、格鲁吉亚人、波兰人数量很大,因为这三大民族在受压迫的少数民族中知识分子比例和接触西方的人最多),但是成分却有很大的不同,在孟什维克中犹太人和格鲁吉亚人比重很大,出席二大的57名代表中犹太人占了25名。

革命队伍中犹太人多很容易理解,因为沙俄长期以来的排犹传统,尤其是19世纪末尼古拉二世加大了打击犹太人的力度,把犹太知识分子都推到了对立面(20世纪初沙俄有530万犹太人)。至于为什么他们在孟什维克中占了绝大多数呢?孟什维克深受西方社民党的影响,而犹太知识分子一贯同俄国以外的世界保持联系,他们往往定居在世界性强、包容性大的移民城市,生存的经历使他们能包容自己队伍里的不同意见,倾向一种松散的联盟。1903年,孟什维克同崩得派(现代犹太语Bund,联盟的意思,全称是“立陶宛、波兰、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建立了密切联系。崩得派的方案被否决以后退出俄国社民党。几年以后,崩得派的领导人总结经验说,他们在组织上、思想上同孟什维克如此接近,这样继续分裂下去对双方都无意义,1907年甭得再次加入俄社民党,从此与孟什维克结盟,一直到十月革命两派一直密切合作不分彼此,以至于无法把崩得的领导人同孟什维克的领导人区分开来(斯大林把孟什维克称为“犹太帮”)。

    格鲁吉亚虽是山地国家,但它并不闭塞,城市化程度是当时俄国中最高的,19世纪末城市人口就占30%多,而且这个民族历史上以反抗波斯、土耳其和俄国的统治而著称。

    成功的无政府主义宣传(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激进主义”)。在俄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上,文化激进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巴枯宁是第一位俄国知识分子,没有巴枯宁,就不可能产生别林斯基的左倾,车尔尼雪夫斯基也不可能成为传统社会主义思想的继承人。”由于俄国历史发展中专制国家的农奴制压迫形成的社会鸿沟以及分裂教派的偏执行为,导致俄国知识分子中的“社会责任感”和“力求极端”内在冲动的特点十分突出。19世纪40年代以文学批评为主导的整个过程都过于政治化了,与沙皇政府相对立而产生的革命思想、唯物主义、无神论中充满了绝对化的血腥和虚无主义的无根基性。文化激进主义典型的口号是“不要调和!”它与社会激进主义遥相呼应,人人争相与温和、中庸对立,从否定国家到否定一切秩序,于是在俄国思想史上兴起“旋风效应”,向激进主义每迈出一步,就伴随着更加严厉的批判与否定。否定过程导致文化连续性的中断与思想视野的缩小,官方对知识阶层的打压和禁令,赋予了思想蒙难者圣徒般的光环与荣耀,进一步促使青年人对激进主义产生更大的兴趣,促成了革命党情结。统治阶级出于维护自己利益和对革命的惧怕实行反动政策,对革命者进行严酷镇压,又进一步导致革命情绪和行动的高涨,于是形成紧张对立的恶性循环。

    知识分子的政治激进主义、文化激进主义与民众本能的社会激进主义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嫁接,这是因为知识阶层在上层改革需要纠偏的情况下缺位和民粹大潮涌起时的草率的引导促成了民众的政治情绪和社会革命化。在普遍革命的思想的催促下社会情绪“激进化”和“雅各宾化”,政治紧张、民族紧张和社会紧张极大加剧,像脓疮一样在俄国社会积存了数十年,等待着疮口破裂的一天。这给民粹主义化的布尔什维克党提供了趁乱而起的机会,因为他们懂得抽象的民主原则不具备感染民众的能力,“在革命风暴中,采用温和的、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原则的人是永远无法获胜的,民主原则对动荡的革命时代是不适用的,革命时代总是那些采取极端手段的人、热衷于铁腕的人可以获胜,只有专制才能结束混乱和无政府状态。”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称呼不对,它只有革命没有民主,革命的方向是明确的,社会主义革命,革资本主义的命。它即便有民主也是宗法性的“村社民主”,小共同体的民主,和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有很大的差别。它与自由主义的区别在于:1、反对温和、渐进、非暴力,对托尔斯泰那种“用仁爱的办法解决社会问题”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这是19世纪70年代革命民主主义与托尔斯泰分手的真正原因;2、认为西方的民主是“虚伪的”,不如“人民专制”;3、反对资本主义,不承认它的进步性。它的致命点在于反对沙皇专制虽然很坚决,但是把旧时俄国理想化作为参照物,所以反掉了沙皇专制就会重建布党的专制。车尔尼雪夫斯基反对现存社会的情绪十分强烈,列宁非常欣赏他摧毁旧制度的果敢和勇气。

    十月革命前无政府主义与布尔什维克关系最密切,他们是抱着十足的决心推翻临时政府的。十月革命后双方差距的拉大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变了,而是布党变了,无政府主义对自己的盟友非常失望:布党在每一个领域里恢复等级高压控制,人民委员会在革命词句下压制争取自由的行动,军官不是选举而是按照沙皇的军队原样克隆了一个,工人也没有按自己要求的那样管理工厂,农民的地方组织被架空,或者是通过他们强制征粮。无政府主义也在镇压之列。

无政府主义主张“破坏的合理性”。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给他们建立“天堂”,把“群氓”领出黑暗,拒绝做这一点的任何人和事都是“恶”,都应当无情地消灭。“破坏”现实就是扫除“恶”。建立天堂的激情和破坏现实的冲动在俄国人看来是一种和谐的自然状态,甚至不要求创造和建设,只要求破坏——破坏是创造的手段之一。经过几个世纪的奋斗,知识分子在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变得焦虑、急迫和不计后果。无政府主义认为,新的社会制度当然要有物资保证,但它是通过破坏来达到的,只要从少数占有财富的人手中剥夺这些财富,还给另一部分人,自然就获得了物资保证。

    所以俄国知识分子“坚定有余、宽容不够”。文学界喜欢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布洛留波夫)如果掌了权,很轻易地可以成为“新沙皇”。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说,“革命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再造一个沙皇”。托尔斯泰倡导的宽容是个例外,因此他为整个俄国知识界所不容,直至被开除教籍。19世纪后半叶,民粹派“恐怖主义”在俄国盛行,1874-1880年的6年间,沙皇流放的“民粹派恐怖分子”就达1.7万人,他们宣扬“破坏的合理性”而不屑于做 “温文尔雅”的理论家,认为“干革命”比“宣传革命”要重要的多。仅在1905-1907年革命的两年半时间里,社会革命党就搞了200多次恐怖活动,以至于这一时期,沙俄的政治苦役犯与流放者中,该党成员占了大部分。二月革命后带有温和色彩的孟什维克和“社民党化”的社会革命党都难成气候(俄国的孟什维克就其思想渊源说,是最接近马克思主义原本思想的一批人,它可以说是一直没有“本土化”、“民粹化”的马克思主义派别,但是在俄国也是最吃不开的人,到如今都没有恢复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

    战争加剧了破坏的社会心理。俄国军队丢弃了前线,跑回了俄国,武装的农民像一股狂潮涌回家园,没有希望、没有食品、没有纪律,这是一个毁坏的时刻,社会在腐烂的时刻,社会在瓦解,在烧毁地主庄园的同时对地主进行残酷的惩罚。军队的崩溃导致千百万逃兵的出现和前所未有的犯罪的猖獗。战争使俄国的流氓活跃起来,战争又使流氓心理扩大,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数百万士兵、水兵、逃兵和从德军占领区逃出来的难民,在这样一个深厚的社会土壤上,无政府主义倾向迅速增长,软弱的临时政府不能有效的给予抵制。

    战争导致社会结构瓦解,使人民大众冷酷无情地拿起枪杆,他们习惯了杀人不受惩罚,动摇了政权的权威,暴力法则取代了法律的威力。动乱时期的象征就是到处都是带枪的人,他们从前线回来剥夺地主的财产,国家处在农民和士兵暴动,醉汉们的无法无天和无政府状态。所有这一切为实现“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一荒唐口号创造了条件。秩序、保守、温和、法律都成了骂人的话。列宁对孟什维克说,“群众比你们左一千倍,比我们左一百倍。”

斯托雷平改革。以前,沙皇政府一直在扮演着村社和民众的“保护人”的角色,当时的国策宣布:“村社是俄国人民的特点,村社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它是凝结俄国人民生活的水泥”。亚历山大二世曾提出过一个著名口号,“俄国的一切不是为了强者,而是为了弱者”而存在的。沙皇当局认为,专制政权“唯一可以依靠的是农民,农民是国家保守力量的支柱”。1905年以后,沙皇丢掉“抑强扶弱”的口号,放下了为“民”做主的旗帜,改而实行“保住地主,扶植富农,牺牲贫弱,分化农村”的改革(即斯托雷平改革),以明显反道德的“原始积累”方式“勇敢地走上了”俄国的资本主义道路。政治上专制主义的反动与经济上自由主义的进步奇异地混合在一起,结果虽然有了“经济史上的黄金时代(1907-1914年)”,农业生产的繁荣成为俄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现象,但是这场以权贵利益为出发点的改革同时也为自己种下了苦果,这就是“反对肮脏的进步”的十月革命。传统的惰性再次发挥出它巨大的威力。

    斯托雷平不公正的经济改革导致农民从沙皇的基石变为最大的反对力量。早在1914年,有一份著名的备忘录就已经预见了未来的事态发展:他的起草者是极右的保守派杜尔诺沃,他坚决反对斯托雷平改革,认为太自由化、太西化了,这场改革如果再与战争联系起来,社会革命就不可避免了。“万一失败了,决不能忽视可能是败在与一个像德国这样的敌人的战斗中,一场最极端形式的社会革命就不可避免了”。(果真给他说中了,但是现在人们早已把这个老冬烘的警示忘掉了)。

一战前的“黄金时代”无人能够否认,但它是以社会的紧张加剧作为代价的。二月革命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十分强烈,提出分配皇室土地、国有土地、大庄园土地和 “不在地主的土地”(有很多贵族自己不住在乡下,而是由管家经营)。农民要求恢复公社的“斯托雷平农民”(独立农民的另一种称呼)的权威,重新确认农村公社。这种战斗精神是农村本身的内部源泉涌现出来的,虽说当时涌现出的“自发夺地斗争”,其实对“贵族庄园的侵犯和分割都是经过农村公社来组织和协调的”。

    斯托雷平不但瓦解村社,还有一个措施给十月革命埋下伏笔——移民政策。经济上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办法:既可以消除中部地区过剩的人口,又可以发展西伯利亚等地的经济。但是瓦解村社遭到农民反对(农民已经习惯用村社的“平均”来抵偿自己的贫困),而移民不但遭到了当地的反对,由于组织不好又出现了“回流”移民——一贫如洗和极度不满的农民,成为十月革命中的中坚力量。考茨基有一句名言:“我们的政策不应优惠农民,就像不应优惠封建主义一样。”农民越多,叛离马克思学派的人就越多。

    斯托雷平改革促使农民反沙皇,向后看,与1905年革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说农民反资本主义使他们有了社会主义要求,其实是想回到过去的民粹主义要求,这也是很多人说十月革命是民粹主义大释放的理由。

    一战造成的外部条件。因为一战,俄国20%的青壮男人都在军队里,1917年俄国总人口是15360万,在海陆军中服役的1100万,占全国人口的 7.2%,军人在国家的地位非常重要。俄国打输了日俄战争不到十年又投入一场更大的赌博,到1917年俄国约有600万人在战争中丧生、受伤、致残、以及被俘,在2月-10月这段时间又增加了100万。但是临时政府不肯缔结和约,和平成为首要问题。这越发加重经济上的困苦和秩序上的混乱,“战争及其所造成的疲惫不堪的人民空前的困苦为爆发社会革命提供了土壤。”

    在普遍革命的思想的催促下,理性温和的政党逐渐丧失民众,拥护激进的社会政治变革的人增多,妥协、让步、协商都成为贬义词,在相互对立的两端没有回旋余地。布尔什维克学说中囊括了一切趋势:工人的反资本主义情绪,农民的反私有制情绪,由于战争困苦而产生的反战情绪,对公正的企盼和根深蒂固的集体传统—— 布尔什维克的确从现实潮流中抓住了几个关键问题。拖延战争结束和等待时局平静进行政治社会变革的常识都会被民众的浮躁急迫所否定,从1917年夏天开始,反战的士兵开始自称为“布尔什维克”,军官的报告也把他们与布尔什维克等同起来。这时的“布尔什维克”等同于无政府主义。

社会主义的分化组合以及列宁为最高目的的多次调整。当时被革命形势推向前台、成为俄国最强大政治势力的,是两大左派(当时通称两大“社会主义政党” )——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这两党内部都有明显分化:社会革命党传统上本是以搞“革命恐怖主义”推进“人民专制”起家的极左党,但这时它的主流已经在斯托雷平时代“社会民主党化”,只有其坚持原教旨民粹主义的支派,即所谓“左派社会革命党”还带有“人民专制”色彩;社会民主党本是传统的“革命宪政”主张者,其中的孟什维克此时仍然持有俄国马克思主义正统的革命宪政理念,而布尔什维克尽管已经在“超民粹主义化”的路上走得很远,但仍然保留有社会民主党传统的“革命宪政”话语,其“激进”主要表现在不断指责别人拖延宪政进程(列宁本人当时就一再抱怨“政治自由”太少,认为“在自由的国家里,管理人民是通过政党的公开斗争以及它们之间的自由协议来进行的” )。在二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列宁指责临时政府拖延立宪会议选举,但并没有要求“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在苏维埃中的影响也不大。后来他两度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但其含义只是1:苏维埃取代临时政府来承担筹备召开立宪会议的责任;2:排除以立宪民主党为代表的自由派左翼,建立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主导的“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亦即左派多党联合政府。他并没有说要用苏维埃取代立宪会议,相反他仍然强调苏维埃只应该在立宪会议之前临时掌权。

    因此,经过斯托雷平时代的政治分化与重新定位,到二月革命后,传统的社会民主党与社会革命党(即俄国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之分野已经完全模糊,取代它的是新的、十分戏剧性的分野:两党的各一部分(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派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结盟,反对两党各自的另一部分(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派与社会革命党主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前者更多地体现了当年以民意党为代表的原教旨民粹主义或超民粹主义传统,而后者更多地体现了当年普列汉诺夫开创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正统(但是在1917年内,双方都还没有脱离“革命宪政”话语)。

以上各点,是十月革命得以爆发的基本背景或者条件。

TOP

三、1917年自由主义为什么会被挤下舞台?

    1905年革命是自由主义唱主角,列宁曾说“当时的杜马是世界上和欧洲最革命的议会”,“立宪民主党既能说服庄稼汉又能说服小市民,”主流是自由主义的。

到了1917年,却几乎没有了他们的立足之地,究其原因是自由主义向右转。1、10月17日法令在沙皇的政治体制上打开缺口,自由主义对沙皇的让步欢欣鼓舞,马克拉科夫说:“尽管还有些不完善之处,但是比绝对专制前进了一大步,值得认真对待”。他们与孟什维克有相象之处:立宪民主党渴望俄国民主化,孟什维克渴望俄国工人运动欧洲化;2、05年的暴动使他们感到暴民政治的可怕以及担心革命的代价可能会把以前所有的文明积累摧毁。它逃离了天然的盟友,从05年的立场上向后缩,在保守派和革命派之间做出“第三条道路的选择”,结果在沙皇的铁板和革命的铁锤的双重打击下被打得粉碎;3、1915年沙皇在战场上失败以后,把更多的自由主义吸收进来管理国家,他们主张强化国家权力加强国防、防止革命,引起了人民的不满;4、虽然他们一再强调要搞土地改革,又害怕社会变革会影响到军队的供应;5、他们对战败总结时认为指挥无能,因此要“拧紧螺丝帽”,而列宁认为是普遍厌战,竭力瓦解军队和后方的士气。自由主义者的声音抵不过布尔什维克的有效宣传;6、自由主义的涣散、教条、缺乏应变能力;7、对战争问题的考虑:不割地、不赔款、不与德国单独议和,认为那样做有损俄国荣誉与尊严,是对民主法国和英国的背叛,因为德国的胜利会导致君主制复辟和革命的灭亡;8、他们没有想到危险会来自左面。立宪民主党欢迎列宁回国,孟什维克为列宁与德国的关系百般辩解,他们曾设想,革命先推出温和的党,在群众的压力下推出极端的党,以极端的党对抗掉沙皇以后,极端主义是群众厌恶的,理性温和的党将再次上台。

    临时政府的无所作为有各种原因:社会和他们自己都缺乏充分的准备。他们希望通过法制渠道解决问题,希望联合社会上的积极力量(协商模式、立宪会议),可是在排山倒海的政治自由的局面下他们做不到;临时政府有“权力恐惧症”。用切尔诺夫的话说“先前的大多数革命都是激烈的争权夺利的竞技场,而我们俄国革命有时却退化为争取放弃权力、争取将权力推到别人肩上的斗争” 。另一些人认为在战争期间所有的党派必须相互让步结成神圣同盟。还有一些人认为,社会主义太年轻,如试图执掌权力,就肯定失败;对国家制度不尊重的氛围。卢那察尔斯基在一封信中说“临时政府根本不能胜任繁重的日常事务,它甚至连纲领都没有”。立宪民主党的领导成员迪尔科娃说“从3月到10月存在的临时政府未建立任何政权,未制定任何国家措施和纲领,它把一切都推给了立宪会议” ;过于依赖苏维埃。“屈从于社会主义的目的”,拿不出有效可行的方案。李沃夫的临时政府是不自觉幼稚的无所作为,策列铁里的临时政府是说服基础上企图理性的无所作为,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是想签合约、先召开立宪会议、以国内问题作为借口的无所作为,孟什维克是死守“资产阶级革命”教条的无所作为(早在几年前孟什维克就制定了革命的理论:俄国经济落后,社会主义条件不成熟,应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执政的应该是自由主义的立宪民主党)。

    要特别强调的是,孟什维克其实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俄国马克思主义的鼻祖、被列宁称为“教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的普列汉诺夫后来是孟什维克;世所公认的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普列汉诺夫建立的劳动解放社所有成员,除早逝的伊格纳托夫一人外后来都是孟什维克;与马克思、恩格斯有过交往的所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第二国际1889年巴黎成立大会的全部俄国代表,凡是活到1903年以后的也都是孟什维克。

由于以上的原因,自由主义终于在1917年被挤下历史舞台。


                                                         四、并不“震撼”的冬宫之夜

    在二月革命后直到1917年年底,包括所谓“十月革命”的前后,俄国政坛上的斗争焦点除了对外关系上的“和平”与经济上的“土地”外,政治体制上就是尽快召开还是推迟召开立宪会议的问题。虽然苏联时期的官方史学声称那时出现了“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和“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两个政权并存”的状态,然而实际上,二月以后相当时期内布尔什维克不但并未在苏维埃中占优势,也并不主张“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而只是强烈指责临时政府拖延召开立宪会议。甚至在他们控制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并据以发动推翻临时政府的“十月革命”时,虽然提出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也只是把它作为革命措施,而并未宣布苏维埃是永久性政府。相反,当时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明确宣布:“工人和农民的临时政府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掌握国家政权”。他们继续指责临时政府终于宣布的立宪会议选举日期是靠不住的,宣称只有苏维埃才能保证立宪会议选举如期举行。在十月革命前两周,列宁指示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军队要给士兵放假,以便组织他们回乡进行“关于立宪会议的鼓动工作”,争取农民选票以便“在立宪会议中获得多数”。在十月革命前夜,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工人之路》以通栏标题向人民发出号召:“把唯一彻底的和坚忍不拔的革命党——布尔什维克选进立宪会议!”

    就在俄历1917年10月26日,即打下冬宫、夺取政权后的次日召开的第二次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上,列宁不仅重申临时政府不愿召开立宪会议是它被推翻的理由之一,而且强调即将召开的立宪会议才是唯一有权决定国家问题的机关。他并且信誓旦旦地保证,即使布尔什维克在选举中失败,他们也将服从“人民群众”的选择。可见正如“土地”(废除斯托雷平改革恢复农村公社)与“和平”(退出世界大战)一样,“立宪会议”在当时的俄国实际也是众望所归无人反对。各方争论的似乎只是“快慢”问题。

    而且更重要的是:苏联时期被描绘为连续体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其实并不存在。从二月到十月,动荡中的俄国实际共经历了五届党派构成不同的短暂政府,其主导力量从右翼自由派、左翼自由派到“社会主义者”,总的趋势是一个比一个更“快”的主张者轮番得势。十月之变产生的苏维埃政府似乎只是第六个更“快”的主张者上台。

    实际上,这个变化在“十月革命”的前一天已经开始:俄历10月24日,在各党派召开的共和国预备议会上,社会主义者已占多数但尚容纳了几个立宪民主党人的克伦斯基联合政府受到抨击,两大社会主义政党提出议案,要求“通过一项法令把土地移交给土地委员会”、“坚决支持建议与盟国宣布和谈条件并开始和平谈判的对外政策”,这两项要求与苏维埃政府次日提出的“土地法令”与“和平法令”几乎如出一辙。该议案以123票对102票被预备议会通过。此举相当于对联合临时政府的不信任案,如果没有当夜的冬宫事件,它也将导致出现一个排除自由派的“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而这正是布尔什维克在两周前提出的主张。

由于列宁的坚持,尽管中央委员会中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卢那察尔斯基、李可夫等不少人反对,布尔什维克党还是退出了预备议会,并赶在“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出现前抢先夺取了政权。虽然布尔什维克采取的是类似军事政变的手段,可是当时俄国处在非常时期,前五届政府也并非经过全民选举,而且期间还有“四月危机”、“七月事件”、科尔尼洛夫兵变等非常事件,与之相比,十月冬宫之夜“水兵与士官生的冲突”也不算多么激烈。

    其实,在农民出身的俄军普通官兵往往具有皇权主义和保守倾向的时代,“士官生”,既有文化而又并无军官特权的“军人知识分子”曾是俄军中最富进步精神的力量。自十二月党人事件以来他们一直是倾向民主的,二月革命后他们中多数还倾向社会主义——自然是民主社会主义。在反沙皇、甚至反对右翼自由派方面他们与布尔什维克并无矛盾。而且,在二月革命后初期自由派主导临时政府时他们与布尔什维克关系良好,当时彼得格勒军事学校社会主义者士官生联合会经常请布尔什维克人士在他们举办的“社会主义理论讲座”上作演讲。只是在社会主义党派主导联合临时政府后,由于不满布尔什维克的“暴力倾向”,他们才成为“冬宫之夜”的 “反革命”力量。实际上,这天晚上夺权与被夺权的双方多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党内同志”——社会民主党与社会革命党人,只是被夺权的最后一届临时政府成员多为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派和主流派社会革命党,而夺权的是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在一般人看来,双方的差别还不如前几次政府更替的双方明显。

    所以,尽管当时在彼得格勒的美国记者约翰•里德后来对“十月革命”的报道以《震撼世界的十天》为题而闻名于世,但在当时,这场变革不要说对“世界”,即使对彼得格勒人而言也并不是多么“震撼”的。起义当晚,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发布《关于临时政府被推翻的通告》称:起义“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了胜利。” 而军事革命委员会任命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政委别雷舍夫事后报告说:军舰“在彼得保罗要塞打出信号弹之后发射了几发空弹,准备视情况决定是否需要打实弹。结果无需如此,因为冬宫很快就投降了。” 在赤卫队涌向冬宫大门时,由冬宫的防卫长官帕里琴斯基亲自打开宫门,并把他们带到了临时部长正在开会的地方。一直反对暴动的温和派布尔什维克党人卢那察尔斯基在当时的家信中也不无宽慰地记道:“事变竟轻易实现”,“暂时牺牲极少。暂时。” 显然,这场“暴力革命”几乎是波澜不惊地就成功了。

    而成功者当时也相当低调。苏维埃政府当晚成立时自称是“工人和农民的临时政府”,人们也将其作为“第六届临时政府”来接受。应当说,支持布尔什维克当晚行动的人并不多,而反感者不少。如前所述,就连布尔什维克党内都有相当一批人反对以这种方式夺权。他们当然支持以一个对苏维埃负责的政府取代临时政府,但既然以苏维埃的名义做这件事,总应该由苏维埃授权。不能先造成既成事实,“在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前夕就夺取政权,这一点我想谁也不知道。”于是正如卢那察尔斯基所言:“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甚至连国际主义者,都断然抵制我们。市杜马对我们十分恼火。市民、知识分子,乃至所有人,所有人都是这样,……”“目前是可怕的令人胆寒的孤立”。但尽管如此,并没有什么人想采取实际行动与布尔什维克对抗。当时俄国人普遍相信,二月以来的革命形势在动荡中持续发展,而其目标就是立宪会议。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和会议的召开,将意味着“革命宪政”大功告成,俄国将出现一个全民选举产生的、因而是有权威的而非 “临时”的民主共和宪政政府,到时俄国的政局就会走上正常轨道。可以设想,如果布尔什维克当时不是以召开立宪会议为号召,而是公然提出取消立宪会议,那它的夺权必然会“震撼”得多,而能否成功也就未可逆料了。


                                                   五、“震撼世界”的1月5日

    真正令人“震撼”的剧变来自两个月以后。

    原来列宁一直认为,选举时谁执政,谁来召开立宪会议是至关重要的。显然,他相信在自己大权在握的情况下,加上卓有成效的宣传鼓动工作,“革命宪政”会批准他所做的一切。

    纵观列宁从1905年到1917年使用“君主立宪制”(монархическая конституция)、“立宪君主制”(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ая монархия)、“民主立宪制”(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конституция)、革命立宪……的排序上就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变化,把立宪制放在词尾是为了强调“立宪”,用立宪作形容词是为了强调“君主制”。 “君主立宪”与“立宪君主”是同一制度的两种叫法,意思相同但侧重点不同:立宪君主制,是把它看作君主制的一种,与其他的君主制并列在一起,君主立宪是把它看作立宪制的一种,是同民主立宪制并列在一起。1905年革命时他对君主立宪还是比较称赞的,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内容,“俄国掀起的立宪运动,当代人还没有看到过类似的当前这样的政治活跃局面” ,“专制制度不可能和这个阶级保持和平,以立法形式直接反映统治阶级的利益是必要的”,“无产阶级应当支持资产阶级的立宪运动”,“无产阶级的地位使它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在这个过程中列宁还专门把“自由派”与“反动派”区分出来。孟什维克认为“召集立宪会议是革命的彻底胜利”。……十月革命当中,列宁多次说:“自由派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力图使革命半途而废,把君主制保留下来,由君主即旧政府来召集立宪会议,实现君主立宪制。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则力求把革命进行到底,彻底废除君主制,由临时革命政府来召集立宪会议,实现民主立宪制,即民主共和国。”

    然而事态发展出乎他的意料。就在布尔什维克掌权的条件下,选举按期于11月12-15日进行,25日大致的得票结果,布尔什维克获得23.9%的选票,在 703个席位中,只获得163席,远远低于社会革命党所获40%的选票。到了1918年年初,立宪会议召开前最终结果揭晓:在总共707个席位中,布尔什维克得到175席,占24.7%,只略高于最初结果。而社会革命党得到 410席(其中左派社会革命党占40席),孟什维克16席,立宪民主党17席,各民族政党86席,其余几个席位属于几个小组织。这就是说,布尔什维克在他们主持的这次选举中只得到四分之一的议席,即使加上与布尔什维克结盟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列宁方面也只占有30%的议席,而主要的民粹派政党社会革命党,即使不算它的左派,仅其主流派就占有370席,已经明显过半。

显然,布尔什维克输掉了这次选举,而且输得很惨。其惨还不在于得票少,而在于这是在它当权条件下、由它组织的选举。它没有理由、而且的确也并未指责这次大选有什么舞弊、贿选一类的污点。后来布尔什维克反对的理由只是说立宪会议的选举是根据临时政府的法律进行的,而这个法律现在已经过时。这个理由显然太牵强了:既然这次选举本来就没有合法性,你为什么又组织了这次选举呢?考茨基也认为:“在立宪会议居于少数之后,才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其实布尔什维克在选举过程中已经感到不妙,并通过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法令,授权那些选出的代表不符合其意愿的地方的苏维埃可以暂停选举、召回已选出的代表并组织改选。然而,受到“革命宪政”思维影响的各地苏维埃并没有行使这一不得民心的权力。于是列宁的人民委员会政府又在立宪会议预定开会日(11月28日)前,以到达的代表太少为由宣布推迟会期。当天一些立宪民主党人示威抗议这个决定,要求“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结果遭到严厉镇压。立宪民主党事实上被取缔,其当选代表或被杀被捕,或逃亡。

    直到一个多月后,立宪会议才在排除了立宪民主党人的情况下于1918年1月5日召开。会前列宁政府便宣布在彼得格勒戒严,并调集忠于布尔什维克的军队进入首都。开会当天,布尔什维克代表建议立宪会议按人民委员会要求把权力交给苏维埃并自行宣布解散,多数立宪会议代表拒绝了这个蛮横的要求。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遂先后退出会议。其余多数代表在暴力的威胁下一直坚持到次日凌晨4时,终被布尔什维克调来的军队驱散。当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即宣布解散立宪会议。

    这一天,主要由孟什维克组成的(联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发表《致全俄公民书》,这个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开头、以“社会主义万岁!”结尾的声明指出:“立宪会议被以武力驱散了。……甚至早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打算做出解散立宪会议的决定之前,立宪会议就已经被解散了。布尔什维克一如既往,首先用武力解散了立宪会议,随后便关闭了塔夫利达宫不让任何一位立宪会议成员进入。只是在这以后,才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关于解散的命令。因为自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以来,苏维埃的全部作用归结为在‘人民委员会’的决定上盖上一个印章。没有任何‘苏维埃政权’,有的只是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权,以及追随他们的那些武装队伍的政权。”

    这一天,除布尔什维克以外的各社会主义党派,即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人民社会党还联合发表传单,指出:“1905年1月9日,尼古拉•罗曼诺夫和特列波夫枪杀过要求召开立宪会议的工人。今天,当劳动人民经过12年斗争之后,立宪会议已由人民选举产生,而彼得格勒的工人又一次为立宪会议而遭到自称是工人阶级代表的那些人的枪杀!”从此,“沙皇专制式的黑暗时代开始了。”“公民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被剥夺了。”“工人的旗帜被撕毁、被烧掉了。”

    与这份传单类似,沙皇时代素来同情布尔什维克的左派作家高尔基,也在这一天激愤地写下了《1月9日与1月5日》一文,严厉谴责布尔什维克的暴行。他也把当天发生的惨案比之为点燃1905年革命烈火的沙皇屠杀和平请愿工人的“流血星期日”,并悲愤而又绝望地说:布尔什维克的“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罗莎•卢森堡说“列宁和托洛茨基曾经强烈地要求召开立宪会议”,而十月革命后的立宪会议选举又“是根据世界上最民主的选举”,“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进行的第一次人民投票”,布尔什维克却“毫无敬畏之念,干脆宣布投票结果毫无价值”,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考茨基说:“苏维埃组织优于普选,在于它更加专断,它可以把一切它看着不顺眼的组织排除在外”。“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同志把一切都押在欧洲普遍发生革命这张牌上,因为这张牌没有拿到手,他们就感到不得不依靠行使赤裸裸的权力,即实行专政来代替他们所缺乏的条件。”

    显然,1月5日事件给俄国社会造成的“震撼”远远超过上年10月25日黎明前的“冬宫事件”。10月事件基本上是2月以来“革命宪政”进程的延续,斯托雷平改革的失败就注定了自由派的失势和社会主义者的上台,事实上这个变化在7月和9月两次临时政府更迭时就基本完成,10月末如果没有冬宫事件,自由派彻底下野和“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的出现也是势在必然。尽管布尔什维克的夺权手段招人非议,但既没有马上激化社会矛盾也没有导致什么反抗。克伦斯基政府已在冬宫事件前一天的预备议会上遭到实际上的不信任投票,产生“第六届临时政府”并不出人意料。十月之夜逃出冬宫的克伦斯基等一些临时政府领导人曾试图组织反夺权,但因没什么响应者而不了了之。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控制的全俄铁总等工会组织曾对布尔什维克的“政变”持异议,并威胁要罢工,但在立宪会议选举如期进行后即宣布与苏维埃政权和解。由于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主要政治力量都宣称俄国前途最终取决于立宪会议,人们也就在等待立宪会议结果的心态下大体平静地接受了既成事实,这两个月因而在传统上被称为苏维埃政权“凯歌行进”的时期。

    但驱散立宪会议就不同了。它把“革命宪政”进程完全倒转过来,成了革宪的命,堪称是二月革命后俄国历史进程的又一次剧变。按后来“列宁主义”的说法,这是 “无产阶级专政”粉碎了“资产阶级民主”。而按布尔什维克以外的其他社会主义党派的说法,则是“民主革命”的毁灭和“专制黑暗”的重返。不管哪一种说法,这一变化作为“民主”与“专政(专制)”的对决都可谓超级“震撼”。你可以说它是革命,也可以(按反对派的立场)说是反革命,但唯独不能说这变化的意义比十月事件小。苏联时期的党史和历史教科书总是说:“人民一致拥护解散资产阶级立宪会议”的决议,这种掩盖事实真相的乌龙说法实在是太难以自圆其说了:既然 “一致拥护”何愁布尔什维克不能高票当选?既然要求“解散”为何当初去踊跃投票?既然“一致”为什么内战中任何人都高扬着“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的大旗?这显然都是事后拿“人民”来给布尔什维克强权做遮羞布。

    事实上,所谓十月革命后相对平静的政局,即苏维埃政权“凯歌行进”的局面,正是在这场“一月剧变”后被打破的。俄国的国内矛盾自此迅速尖锐化,不久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残酷内战。

    关于这场内战各种“官书”上有着许多定义,但是列宁1919年致罗日科夫的一封私人信件有个坦率的说法值得一提:列宁认为当时的内战是“苏维埃政权反对 ‘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的斗争,即反对反革命立宪会议的斗争”,“这是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世界性大崩溃,无论在哪个国家,没有国内战争就不会有进步。情愿者命运引着走,不情愿者命运拖着走。” 于是十月革命刚刚完成接着就演变成一场“骨肉相残的国内战争悲剧”。

从某种意义上讲,内战是一场围绕“立宪”的战争,列宁政府的反对派最著名的口号就是“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而内战中出现的许多反苏维埃势力也都以民主立宪为旗帜。包括大量的左派势力,也在 “既不要列宁也不要高尔察克”的口号下成了反对派,他们要求在“左派”专政与右派专政之外选择道路,回到1917年9月前的民主政府甚至“一月剧变”前的苏维埃。“专政”与“民主”的冲突如此尖锐,以至于布尔什维克方面当时抨击“民主”常常连“虚伪的”、“资产阶级的”等限制词都不用,干脆流行起“民主反革命(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ая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я)”、“立宪反革命(Кадетская контрреволяция)”的说法,并由此衍生出“民主反革命时期”、“民主反革命缓冲地带”、“民主反革命政治派别”等一系列术语。“专政”是 “革命”,“民主”就是“反革命”,一月前后的剧变乃至于斯!

    这当然不是说后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力量都是立宪会议的支持者或所谓民主派,而是说:二月革命以来人们期待的宪政民主前景在1918年1月的消失引起了空前的震动,打破了俄国社会当时已十分脆弱的平衡,使各种矛盾都集中爆发出来。各支民主派(后来被称为“资产阶级民主派”,但当时布尔什维克更常称之为“民主反革命”)都打出立宪会议的旗号反对布尔什维克,先后在伏尔加河流域的萨马拉、乌法等地形成很大势力,在格鲁吉亚等地还建立了孟什维克领导的民主共和国。更严重的是,在二月革命后慑于当时人们对民主的认同而一时蛰伏的各种旧俄势力,现在随着宪政民主前景的破灭也堂而皇之地出来抢夺江山:既然不搞民主了,沙皇的遗产凭什么就是你的?“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局面于焉形成。继“一月剧变”布尔什维克驱散立宪会议后,4月乌克兰哥萨克首领斯科罗帕茨基驱散了二月革命后出现的乌克兰议会(中央拉达),12月初军阀高尔察克驱散了从伏尔加河迁移到鄂木斯克的立宪议会委员代表大会,二月革命后昙花一现的民主权威至此荡然无存。而二月革命以来对“混乱的民主”不耐烦的人们,在混乱变成内战后也就各立山头“收拾残局”。加上乘乱而起的民族分离运动、外国支持的势力,俄国一时陷入了空前残酷的兵燹战祸中,数百万人死于非命。……

    1994年莫斯科高校出版社出版的《俄国政党史》这样评价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上的所作所为:他们“放弃了建党时候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观念、背离了他们原来追求的政治变革的目标,这是成为后来政治冲突和流血事件的根源”。 1917年2月开始的进程本来是由传统专制向宪政民主的转型,结果到1918年1月后演变成“专制”到“专政”之间一场改朝换代式的战乱。继1905年后俄国历史上又一次民主大实验,就这样以更惨痛的内战以及内战后的“专政”告终了。

TOP

俄国革命与民粹主义

                                                                      金雁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导)

                                                                               原载《往事》第五十六期

十月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口号下民粹主义的大释放

我们现在常说,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实践,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全面的继承和发展。其实,马克思主义远离了先进的欧洲故乡,在向落后国家的胜利进军中,首先被文化背景大不相同的俄国改造,以列宁主义取代了马克思主义。在还没有出现“列宁主义”这个名词的时候,当时各种立场的人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我们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以权力等同于真理,把符合人类长远利益的科学精神变成了政治功利主义,或者人为塑造成封闭的宗教神学,对列宁主义的认识一直处在“政治正确”氛围中。

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老一代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列宁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俄国人如果认同了列宁在1917年的主张,只能证明这30年在俄国宣传马克思主义是失败的。”米留科夫说,相对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来说,列宁、托洛茨基领导的这场运动更像普加乔夫。切尔诺夫认为,列宁主义就现实来源接近特卡乔夫要多于接近马克思。特卡乔夫曾断言,“将在俄国发生的革命决不会按西方的方式进行,因而不能套用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不发展正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有利条件,俄国沿着民粹派的道路走下去,不会成为资产阶级立宪国家”。实际上列宁自己也称十月革命为“农民式的革命,农民式的大民主”。别尔嘉耶夫认为,俄国革命的胜利,使原本不具备俄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获得了几乎与民粹主义、斯拉夫主义接近的风格,俄国彻底转向东方的源头在于列宁。“民粹主义换了一种形式进入到列宁主义中来”。俄国共产党宣言的起草者司徒卢威说,表面上看与民粹主义进行斗争的是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战无不胜、所向披靡的民粹主义吸引并同化了马克思主义,民粹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差别至多是政治纲领和社会学意义上,这种差别完全不具有文化哲学意义上的差异,在道德上俄国马克思主义秉承了民粹主义功利主义倾向,“数十年来他们始终保持着民粹主义的精神气质”。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认为,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是一场否定马克思《资本论》中某些观点的革命”。

对这些评价我们完全可以用这是反列宁主义的诽谤来予以回答,但是要看到上述人物立场各异,但是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都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列宁主义更接近于后者,客观地说,这个评价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的,要驳倒它决非易事。中国理论界最常见的答复是,俄国马克思主义是从民粹主义脱胎出来以后就与其决裂,并与自由主义联手对民粹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这的确是事实,早期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对民粹派的五大特点(1、俄国特殊论。2、政治上的人民专制。3、经济上的村社社会主义。4、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5、黑社会式的精英党)都极端厌恶,并且完全与之划清界限。首先,公开宣称自己是西化论者,文化论战中的西方派,自称“西方社会主义”,普列汉诺夫的名言是:“特殊论”是停滞和反动的同义词,俄国的进步力量都凝聚在西欧主义的大旗下,我们是自由主义之友,民粹主义之敌。
第二,民粹派奉行精英领导群氓,用特卡乔夫的话说“革命”就是把少数人的意志强加在习惯在黑暗中生活的群氓身上,车尔尼雪夫斯基说,革命成功后如果“人民需要沙皇的话,可以再造一个沙皇”。社会民主党反驳说,政治自由、政治民主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民粹派扭曲个人的独立价值扼杀个人精神自由并不亚于沙皇。

第三,民粹派认为只要革命消除了“个人主义”,原本深藏在农民身上的“社会主义”本能就会显露出来,加以整合自然会走向统一意志驱动下的集体经济。普列汉诺夫认为,这是皇帝——国王的国家社会主义,是宗法式的社会主义,人身依附下的公有制是全能专制国家的基础,马克思的集体是自由人联合体,个人并不淹没在集体之中,民粹主义的集体主义是压制个人的集体,扼杀个人的集体,以集体的人格代表对个人实行专政。要发展独立农庄,走市场经济,土地只能在中农中间进行分配,决不能分到贫农或无法成为农场主的懒惰农民手中。

第四,民粹主义行为方式是“通过‘恶’达到善”,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为了最终目的一切都可以忽略不计,负负得正,“以恶抗恶就可以得到善”,否则君子永远斗不过小人。俄国社民党坚决谴责这种“涅恰耶夫式”的工作作风。普列汉诺夫认为,一定要脱离黑帮习气,目的正确手段要光明正大。

第五,在党务活动上以民意党为榜样,党的领袖是绝不允许背叛的绝对权威,精英党要高度集中、严守纪律,限制党内争论。这就是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在党建问题上的争论的核心,受第二国际影响的孟什维克认为,德国社民党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民主建党、政教分离、允许党内争论、有派。列宁受其兄亚历山大•乌利扬诺夫的影响在对民粹派理论口诛笔伐的同时,却对民粹派组织模式情有独钟,认为那种集中、秘密、纪律、限制争论的组织是党必须坚持的,他的解释是,由真正的革命家组成的党组织越坚强,党内的不坚定性和动摇性就越少。“共产党只有……在党内实行近似军事纪律那样铁的纪律,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把俄国翻转过来”的政党,“西欧型的社会民主党不适合俄国准备夺取政权的任务,因此俄国需要新型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列宁称赞民意党是“我们大家应当奉为模范的出色组织”。列宁的做法被同是社民党内的左派的托洛茨基、卢森堡等人认为是搞“农奴制”、“搞戒严”,正是这种党务方式与行动准则为布尔什维克向民粹主义的过渡埋下伏笔。可以说除了这最后一点有分歧外,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民粹派纲领性的东西都逐一进行了批判。

1917年由于斯托雷平改革造成的特殊的历史时刻,布尔什维克对民粹主义的扬弃发生了颠倒,从自由主义之友、民粹主义之敌变成了民粹主义之友、自由主义之敌,从批判“人民专制”走向无产阶级专政,从弘扬政治自由走向践踏政治自由,认为“民主妨碍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建立,在公民权利和自由习惯缺失的专制国家比西方民主国家更容易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从反对土地国有、村社化到“把村社放在第一位”。列宁《俄国资本主义发展》1899年、1908年两个版本:从“村社对农民的危害很大”到“解散村社对农民的危害很大”;从6个自由到4个禁止;从反对俄国特殊论走到和民粹主义抢“俄罗斯民族特殊论”的潮头,最后把原来的师傅挤下历史舞台,1917——1918年对民粹主义的三次大分化,联合左派社会革命党打击社会革命党,联合最高纲领派、村社共产党镇压左派社会革命党,每次都是取其原教旨主义、宗法性强的一派打击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一派。一直到把社会革命党全部关进监狱,一直到对封建主义、农民、资本主义、议会主义等一系列问题发生重大的变化。(十月革命中颁布的土地纲领都是社会革命党的。)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是斯托雷平改革改变了俄国的利益格局,使俄国的政治派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斯托雷平改革的不公正性、掠夺性、以牺牲广大农民的利益而保证向权贵资本主义道路上发展,强烈地触发了人民的反改革情绪,俄国的反体制运动于是从知识分子方面转到了下层民众方面。怎么看待这场群众自发的“民粹主义”运动呢?普列汉诺夫认为,这是个罕见的历史时刻,农民想使历史车轮倒转,但鉴于它具有反暴政的革命意义,也就是说农民反改革的村社复兴运动是推翻沙皇的革命因素,对此我们采取宽容的态度不去反对就是了。列宁说不对!在经济上反动的东西,在历史上可能是正确的。我们不但不反对,还要站在这场运动的潮头来领导它。从夺取政权考虑,首先对民粹派的态度要转变,但是仍然要斥责他们,这是争夺领导权所必要的,过去我们说他们的纲领不行,现在我们要说他们是自己纲领的背叛者,换句话说,过去我们是站在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上批判他们,现在我们要站在“超民粹主义”的立场上批判他们。普列汉诺夫反对说,如果对这场运动持一种民粹主义的赞赏态度,那么这场以“人民名义”完成的革命的后果将是:1、政治上的怪胎,是一个共产主义基础上革新了的皇帝专制,2、革命后公社所有的土地将比现在多3倍,这样就会成为向更高级社会形态发展的障碍,虽然从历史否定之否定的角度似乎会更容易,但中间的缺课,“超越历史阶段”早晚要补课的,3、革命后我们又回到自然经济,但同时西方也就不能影响我们,俄国的传统色彩将会更浓。

在这一过程中,列宁主义从党务上的民粹主义发展到意识形态的民粹主义,由否定民粹主义到肯定超民粹主义,从而完全脱离了社会民主党的轨道。普列汉诺夫说,我们和旧列宁没有分歧,与新列宁的分歧在于,他推翻了他过去推崇的东西,而赞成他过去反对的东西。季诺维耶夫说,我们看到了一个奇怪的化妆舞会,无产阶级革命党指责的社会革命党的人民专制、国家社会主义,现在恰恰是他自己正在大力倡导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认为的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这两支左派的分歧(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被我们一直奉为正朔的“共产党”有很多内容都是民粹主义的。

俄国民粹主义的缘起

经典民粹主义以俄国民粹主义为代表,它是我们认识民粹主义的门径。要想了解俄国民粹主义,首先要了解俄国的传统农村。

俄国农村是一个公社的世界(在俄语中米尔——村社和世界是同一个词),农民则是米尔公社社员,米尔实行土地公有、定期重分,有劳动组合和共耕地,并且实行“征税对社不对户,贫户所欠富户补”的连环保制度,具有村会选举和村社审判等“小共同体”的自治功能,甚至住宅都必须建在一起。让我们中国人不可想象的是,米尔成员对村社的义务要超过对国家的义务。共同体给每个人安排了不容竞争也不可改变的位置,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束缚——保护”功能的统一,由此形成了一种“俄国式的集体主义传统”,既对抗国家主义也压制个人主义。

这种传统对俄国社会文化有极大的影响,使之形成了深层的历史积淀:首先,村社的平均意识、轻商抑商传统与“不与私有化共谋”的民族理念,“宁可全部土地归沙皇,只要不归地主”的村社观念更直接产生了“好沙皇”情怀。俄国人常以鄙视的态度看待经商者,认为那只不过是“贪婪的犹太人的营生”,在民族认同中有普遍的仇富心理和反西方传统,他们认为,富人都是恶棍,财富是腐蚀人类灵魂的东西,从心底里向往一种贫穷和朴实无华的社会模式。

其次,在民族性格中,村社生活使俄国人重视邻里关系的和谐,这使俄国人成了一个重感情的民族。因此俄国人性格外向,浪漫有余理性不足,所以近代俄国在文学史上群星灿烂,却罕有伟大的哲学家。处事行为中浪漫有余、易大嗡大轰、一蹴而就,缺乏理性思维、缺乏妥协精神和持久耐力,总是力求用快捷的方式解决问题,因此容易导致群众性歇斯底里运动。

再次,村社的集体观念导致的抽象的人民崇拜、体验苦难、底层意识和土地崇拜,对抽象人的“爱”和具体人的“恨”是并行不悖的,在精神共性中独立个人是不和谐的原子,“爱”大多数和“恨”个人是可以自然转换的,由此又导出了从宗法角度对西方民主自由的鄙视,民粹派的一句名言是:“自由的概念只与集体有关,个人对集体来说是没有自由的,对个人说,自由就是对集体的服从,只有把个人溶于集体中才能获得最大的自由。”

还有,在东西两大文明夹击下造就的独特的民族诉求和强国诉求,决定了它的“民族身份辨认性”较为突出,有强烈的弥赛亚(救世性)情结。总之,在村社里,平均与剥削、“民主”与专制、权利与义务取得了美妙的协调,同时又体现了斯拉夫传统,因此在俄国根深蒂固。

19世纪上半叶随着农奴制危机的加深,反抗农奴制的革命民主主义在平民知识分子中蔓延,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主张农民连同土地一起解放,通过自己特殊的农民村社,走上一条非资本主义、非西方发展模式的农民社会主义理论都非常流行。1861年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因为改革的方式极不公正,贵族以割地形式把部分村社土地攫为己有,农民还需为得到另一半土地缴纳赎金,从这个意义上说,农奴制改革与其说是农奴得到了自由,不如说是地主得到了自由,改革以后地主经济快速地向资本主义经济迈进,它的发展方向是以追赶欧洲的现代化为目标,但是却以牺牲俄国农民利益为特征,农民不但仍然处于无权的地位,而且原来的温情世界被打破,贫富分化快速加大,农民在失望中掀起了抵制改革和争取土地与自由的斗争。

与社会情绪激进化相应的是平民知识界发起了“民粹主义”运动,他们积极充当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反对这种非人道的改革,要求恢复原有“抑强扶弱”和社会平等的传统。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发展在俄国不是历史的必然,只是一种偶然现象,是不和谐、是祸害、是倒退和腐蚀人类灵魂的污泥浊水。俄国传统中的“平均”和“民主”是极其宝贵的财富,在村社集体主义的土壤上培养出的“社会主义”是对抗西化、自由化、资本主义的天然屏障,是通往理想王国的桥梁。他们“相信俄国生活的特殊方式,相信俄国生活的村社制度,由此相信农民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他们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主要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按本能、按传统来说是共产主义者”的农民,因而农民是俄国革命的动力。他们还说历史是英雄创造的,整个人类的进步是“芸芸众生”盲目地跟随“那些能够批判地思维的精英”。

民粹主义的“村社社会主义”反映了俄国农民反对农奴制和沙皇专制制度的要求,争取土地和平等的朴素愿望,用恩格斯的话说,在政治上是正确的,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但是他们的主张在经济学形式上是错误的,他们不懂得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企图“倒转历史车轮的”,“宁肯让农民继续停留在因循守旧的宗法式的生活当中,也不要在农村中给资本主义扫清道路”的想法是愚蠢的、会被时代抛弃的。

纵观整个俄国历史上的民粹主义可以分为理论、思潮、运动、体制,四者间又独立又联系几个方面,又有革命民粹主义、自由主义民粹主义、警察民粹主义、社会革命党、新民粹主义等五种类型。

民粹主义研究在我们目前的党史教科书中有一些“盲点”,以往的民粹主义研究是基建于“革命民粹派”与“自由主义民粹派”两个概念上的,据说19世纪70年代的民粹派是革命民主主义,而80-90年代民粹派逐渐“转到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去了”,成为堕落的“自由主义民粹派”,从而标志着民粹派运动的衰亡。所以因为一般历史教科书中的介绍,人们对巴枯宁、特卡乔夫并不陌生,对丹尼尔逊、沃龙佐夫也有所闻,其实现实远非这么简单,就是仅就人员组成来说也一直延伸到20世纪30年代。

“两段式论”后面最突出的是“警察民粹派”,它的特点是它的“警察性”,即政治上的专制倾向。它打着“人民的”、“社会主义的”旗号反对民主政治中的政治自由、议会民主、公民权利等原则。他们声称立宪政治只是富人的工具,贫富不均条件下的民主是虚伪的,西方的自由与民主是抽象的、毫无疑义的,是政客们腐败的游戏,根本不具有什么普世价值,西方的政党政治是“有害于人民群众本身利益的”,人民当家作主不过是皇帝的新衣,远不如一个高高在上的主宰来“抑强扶弱”、“为民做主”更合乎正义,所以社会主义者甚至可以认为,对于人民来说,在两害中间,专制的沙皇毕竟比立宪的沙皇要好些,因为它可以使那些“贪婪的私有者”害怕。选举选出来的都是富人,富人管事很不公道,俄国的统治机关不是选举的,一切有专制沙皇来管,沙皇高于一切人,既高于穷人又高于富人,因此对一切人都是很公道的。

提出这种理论的往往是一些所谓的正统理论捍卫者,他们把“人民专制”奉为理想模式,在他们看来法国的雅各宾专政这个标本应该广泛推广,对不顺服这个专制者将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原则,“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予以消灭。”

十月革命后苏联对民粹主义的批判一直都很高调,但是细观起来只是在打击民粹主义旗号下批判他们向自由主义转化的一面,直到1930年在“劳动农民党”案件中新民粹主义的主要人物被从肉体上消灭为止,虽然在俄国以“民粹主义”命名的活动不再存在了,但是民粹主义本身、尤其是警察民粹主义的那些价值反而在斯大林体制的框架下得到空前强化。以往的研究有很多误区和错误论断,比如“两段式论”、有些代表人物的定位,一边接过他们的思想一边批判他们背叛自己的纲领,甚至把在苏维埃政权下党外人士对社会主义的探索都网罗在“民粹主义”的罪名下,给人造成一种假象,好像苏联批判民粹派很卖力,但实际上是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下把民粹主义的消极一面更加发扬光大。

革命民粹主义

革命民粹主义,也叫“积极行动的民粹主义”。1861年农奴制改革的结果使原来对沙皇怀有期望的俄国知识分子大失所望,纷纷从“利益协调倡导者”转向“积极的行动者”,他们对暴力革命的狂热日益加剧,以革命颠覆主张取代了改良,“暴力变革”的公式已为当时的民粹主义者普遍接受,至此民粹主义从一种理论思潮扩展到运动,成为俄国的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史学界一般把革命民粹主义运动分为大体上以十年为基数的三个阶段:小组阶段、到“民间去”运动以及“民意党”的恐怖活动阶段。(这是一般教科书都会提到的)

60年代末是小组活动时期,民粹派的小组遍布于各大学,他们受巴枯宁、柯鲁泡特金、拉甫洛夫等人“知识分子对人民欠有无法偿清债务”和“农村才是战场”理论的影响,到70年代的运动是以“到民间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数千名革命青年和一些贵族到民间去,策动农民造反,全国至少有37个省卷入这一运动。这可以说是民粹派学说的第一次全面检验。民粹派相信农民中蕴藏着“共产主义的本能”,用三两年时间很快就可以完成“社会革命的”目的。但是这一腔热血很快在农民面前碰了壁,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使农民本能地排斥这些“精神失常者”的行为,农民仍然是“好沙皇”的信奉者,仅1874年就有一千多名“宣传员”被捕,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许多民粹派是被当地农民告发而被捕的。从1873——1879年因“社会革命宣传”案件而受审判的人就有2500人。在沙皇和农民的夹击下,“到民间去”运动遂告失败。

运动失败以后,民粹派首先意识到必须把各个小组联合起来,于是1876年成立了一个秘密的民粹派团体——“土地与自由社”。该组织最大的特点是它奠定了我们耳熟能详的“集中制”组织原则的雏形:秘密、集中、互相监督、少数服从多数、严守纪律(在此之前涅恰耶夫也曾提出过要以极端专制、铁的纪律的小型革命支部覆盖全国,但是没能付诸实践)。著名的“土地与自由社”与后来的“民意党”领导人之一,亚•德•米哈伊洛夫说,正是从这个时候起,秘密活动变成了一门“完整的科学”,这门科学对与专制制度作斗争特别适用。“土地与自由社”失去了到农村发动群众的热情,便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少数“革命家”同政府的拼死一搏上,以个人恐怖活动作为主要的斗争手段,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发生了多起刺杀沙皇和反动官僚的事件。

1879年“土地与自由社”分裂为两个独立的组织:“民意党”与“黑色土地平分社”。民意党是80年代革命民粹主义的主要组织,该组织把恐怖手段视为最重要的“斗争形式和生命力”。在党纲第五条第二款上专门论述“破坏与恐怖活动”的必要性,它明确指出要实现任何途经的变革,都离不开“独立革命的成果和借助于密谋取得的成果”。它的另一大“贡献”是发展了土地与自由派的“黑社会式”组织原则,并且鼓励采用以任何方式同“恶”作斗争,在他们看来将来的“善”是通过现在的“恶”来达到的。1884年民意党停止活动,传统上认为的革命民粹主义运动结束。

革命民粹主义者的分化,使部分民粹派从目的和手段上向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转化,成为完全对立的派别,这就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与“警察民粹主义”。1882年“黑色土地平分社”分裂成一些小组,以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等人经过几年的探索以后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在斗争方式上仍然是“革命”的,但是革命的目的不再是民粹派的反对政治自由的“人民专制”和反对市场经济的“村社社会主义”。

就在同一年“民意党”在沙皇的严厉镇压下彻底失败,幸存的中坚分子大都流亡国外。他们中最狂热、最铁杆的革命分子吉霍米罗夫、卡拉马洛夫等人经过一段反思以后发现,其实沙皇政府中最反动的那一部分人也和他们一样热衷于弘扬“村社集体主义”精神,抵抗西方个人主义的瘟疫,恢复斯拉夫民族特殊的传统。既然革命无望,何不转而依附当局,于是公开出版了《我为什么不再做革命者?》理论性忏悔著作。这些人回国后一头扎进保皇主义的阵营,从革命的圣斗士变成了传统的卫道士,很快完成了从“雅各宾的民粹派”到“波拿巴民粹派”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不再是革命者,但仍然坚持民粹主义传统价值。
谈革命民粹主义一般都要提到的三个主要代表人物分别是特卡乔夫、巴枯宁和拉甫洛夫。这三个人实际的理论诉求差异非常大,以后的分化使其追随者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但是在当时他们在坚持革命和相信农民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以及相信村社制度这些基本点上是一致的。

文学评论家特卡乔夫,他一生中主要受三个人的影响:他们分别是国内的涅恰耶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国外的布朗基。特卡乔夫是个狂热的俄国的布朗基主义者,他对国内的资本主义发展充满了恐惧和不安,认为必须马上、毫不拖延的进行变革,任何犹豫不决、任何拖延耽误都是犯罪。如果现在不干革命,资本主义的发展将推迟革命,也许永远就干不成了,革命家不是准备革命,而是干革命。他把涅恰耶夫“人民惩治协会”“以恶抗恶”那一套发挥到极致,一般认为“民意党”的纲领和斗争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特卡乔夫,而布尔什维克又是民意党纪律的坚决主张者,列宁当年深受其兄民意党敢死队员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的影响,对民粹派的集中、秘密、纪律、限制争论组织模式十分欣赏,并明确指出“民意党”是“我们大家应当奉为模范的出色的组织”。

“暴动派”巴枯宁在立即革命这一点上与特卡乔夫不谋而合,鼓吹“热爱破坏就是热爱建设”,人天生是要造反的。当有人问道,如果他成功地实现了他的计划,创造了他想要创造的一切以后还会做什么?巴枯宁回答说“那我就立刻开始又一次摧毁我所创造的一切”。但在暴动的归宿问题上两人却有原则的分歧,巴枯宁着眼于农民,特卡乔夫则看中的是“少数密谋分子”。

温和的具有人道倾向的贵族出身的数学教授拉甫洛夫被认为是70年代革命民粹主义中的“右翼”,传统上把他叫做“宣传派”、“准备派”。其实在反对专制制度问题上,他不但主张直接采取政治行动,甚至在必要的时候他并不反对使用“恐怖手段”。他1882年加入“民意党”,并认为它是俄国唯一能够培养出社会力量的革命党。他参加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与马克思、恩格斯相识并深受其影响,是俄国早期民粹派中最接近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他的许多论述对普列汉诺夫等人脱离民粹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对俄国革命的作用有其民粹派中少有的冷静与理智。他认为不能通过人工的革命去“促进历史,”即便能够获得胜利,历史的欠债总是要补偿的。他反对当时在革命家中流行的以“为达到目的一切过程都可以忽略不计”的阴谋策略,更反对特卡乔夫的那句名言“我们考虑的是应该留下多少人”。他认为“在社会革命中暴力是必要的。但是应该尽可能地把它降低到最低限度,如果社会的一切物质力量转到了获胜了的政党手中,而它的党员占居民的绝大多数,新制度的敌人仅在思想上和精神上拥有势力的话,那么对敌对分子采取的强制手段也可以降到最低限度。不管新的暴力政权以什么为基础,我们不希望以新的暴力政权代替旧的暴力政权”。

革命民粹派发展的最高阶段——社会革命党

19世纪80——90年代民意党失败以后,俄国又出现了新一轮的民粹派组织,它们多以“社会革命”来命名,这是因为在当时“社会革命”与“积极行动”几乎是同义词。这些“前民意党人”的重新组合过程是,先产生了一系列的地方性团体,其中最著名的是以切尔诺夫和斯列托夫组织的“农业社会主义同盟”,1902年就以这个团体为基础,在海外成立了全国性的社会革命党。1905年12月社会革命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纲和党章并表明自己的立场是,俄国是一个农民的国家,作为农民的政党其目的是推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把土地变成全民的社会财产交给农民平均使用。

社会革命党并没有承袭“民意党”的高度集中的“黑社会式”组织模式,由于加入第二国际,受西欧社民党的影响,他们采取的是“组织上的虚无主义和党内民主,没有硬性明确的组织界限和强制性的纪律约束”。这种组织上的“联邦制”色彩,导致该组织纵向联系松散和团体内部的多元性,斯托雷平改革后更具体地分为以切尔诺夫为代表的中派、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劳动派”以及具有无政府主义激进色彩的“最高纲领派”。对此切尔诺夫总结说,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共同“瓜分”了民粹派的遗产,布尔什维克得到的是铁的纪律约束的“组织原则”,而社会革命党则继承了“恐怖主义”搞暗杀的斗争手段。仅在1905——1907年革命的两年半时间里,社会革命党就搞了200多次恐怖活动,以至于这一时期,沙俄的政治苦役犯与流放者中,该党成员占了大部分。

“社会革命党”正像它的名称一样,以“毫不妥协的革命立场”为争取“土地和自由”在进行不懈的努力。与民粹派运动低潮时期的妥协倾向的“自由民粹主义”、“合法民粹主义”乃至与沙皇合流的“警察民粹主义”截然不同,它的革命性不仅没有衰落,而且如果把“革命”理解为激进的反抗立场的话,在斯托雷平的反村社改革激起了社会上“村社复兴运动”的新条件下,一贯具有村社捍卫者形象的社会革命党重新成为当时最典型的“革命者”。

在三次革命当中,社会革命党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支持并参加临时政府,克伦斯基先后担任临时政府司法部长、海陆军部长和总理,切尔诺夫任农业部长。这时社会革命党的影响超过了其他一切政党(包括布尔什维克),成员多达一百万,是当时俄国最大的政党,并控制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农民苏维埃以及地方新政权。在十月革命中他们与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共同组建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有7人参加委员会,2人进入核心局,同时也是许多地方起义的领导人。

一战以前社会革命党内部各派没有什么原则分歧,他们主要在国家杜马和农村组织方面工作。一战爆发以后部分社会革命党人因不同意党中央的护国主义立场导致内部分歧,1917年12月左派社会革命党分裂出来成立独立的政党,与布尔什维克建立同盟。但是两者的合作是短暂的,先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发生了“最尖锐最剧烈的冲突”,左派社会革命党在1918年讨论“和约”问题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上退出人民委员会,紧接着,因不同意布尔什维克政府实行“粮食专卖法”的粮食垄断政策与其彻底决裂。“三仙巷事件”以后,左派社会革命党在布尔什维克的全面封杀下分裂,其左翼组成了村社共产主义党和民粹派共产主义党继续与布尔什维克合作,其他人转入地下活动。1923年社会革命党宣布解散,切尔诺夫等人流亡国外(他们仍在办杂志探索社会主义模式,切尔诺夫写了一系列很有价值的专著,但是毕竟只是“事后诸葛亮”。由于封杀和排斥,我们也只是在苏东剧变后才看到这些深刻的总结)。

社会革命党在斗争形式上依然保持了“革命民粹主义”的斗争性与革命性,但是作为一种理论却与革命民粹主义的正统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因为民粹派正统理论具有害怕“时间对俄国革命不利”的“时间恐惧症”,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发展使俄国在20世纪初跃升世界第五位,成为中等资本主义国家,有关绕过资本主义的“俄国特殊道路”之说信奉者日少,形势已经把严重的问题摆在了面前:村社解体了,民粹派怎么办?在俄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的情况下,“村社社会主义”还有立足之地吗?社会革命党的理论家在对革命民粹主义和自由民粹主义理论和实践进行总结之后,形成了自己的行动纲领和理论,它是对民粹主义正统理论的大修正。

第一,以“劳动原则”取代“公社原则”。我们前面讲过,传统民粹派对农民的尊崇具有浓厚的整体主义色彩,他们推崇的是农民公社,是“公社世界”中的农民社会,而不是农民个人,他们对一个个具体农户的“个人主义”要求持敌视的态度,因此在农民的两大美德即“劳动”与“集体主义”中,传统民粹派最看重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他们历来是把“公社原则”置于“劳动原则”之上的。而社会革命党则认为,劳动战胜剥削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首要阶段。
第二,提出了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区别,明确革命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首先应该实现的是“人民——劳动主义”的“最低纲领”,在这个阶段不是用“集体主义”战胜“个人主义”,而是用“劳动原则”战胜剥削原则,具体说就是消灭地主经济,使土地由地主手里转到劳动人民手里,至于劳动人民占有和使用土地的形式已不是最重要的事。这时并不是社会主义,经过几十年“个体主义”的发展时期,直到“自愿的合作化成为集体化的高级形式”,才可以实现“第二步的最高纲领”,这时“通过集体主义社会在本质上的吸力来逐渐使他们进入社会主义。”这样社会革命党便把旧民粹主义的一次性“社会革命”论变成了由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分别指导的两次革命:第一次革命打倒地主,第二次革命才是打倒资本家,第一次可以以个体劳动农民为动力,第二次革命才要求他们成为“公社”成员,这样就解决了“个体农民”从革命的对象变成革命的动力这一大难题。

这期间社会革命党最重要的贡献是“土地社会化”理论的提出。他们认为,应该依靠俄国农民的村社生活传统和劳动观念,按照农民习惯上认为“土地是无主的,谁劳动谁就有权使用”的习俗,把俄国现有的土地私有制改造成“社会化”。“土地社会化”的优点在于采用了非集中和个人权利和谐共处的原则,可以避免“国有化”的集中垄断和官僚化。它的操作步骤是:首先是把土地变成不能买卖的全民财产,然后把土地委托给用民主方式组建的村社以及以相同原则结合成的地域联盟管理,由这些机构按照“平均、劳动”的原则在耕种者中平等地分配土地,然后通过劳动合作组织,使农民走上集约化的统一模式。

这个设计方案符合俄国平均主义传统,适应当时反对斯托雷平破坏村社的不公正改革的社会情绪。众所周知,十月革命中实行的土地纲领,就不是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提出的“土地国有化”的主张,而是“按照社会革命党所规定的方式”解决了土地问题,用列宁的话说,这个土地纲领“完全是按照社会革命党人的委托书照抄的”。(社会化与国有化最大的区别在于,抵制来自国家的垄断,但是这种模式到了共产党有把握控制整个社会的时候,就发生了质变)。

第三,社会革命党除了在村社、农民土地问题上对民粹主义传统进行修正,同时相应地在其他问题上也使“民粹主义变得欧化了”。改变了传统民粹派过去动辄强调俄国独特性的斯拉夫主义倾向与对“西方社会”的敌视,逐渐向马克思主义靠拢。首先,承认资本主义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创造性工作并制造了能够改变社会的无产阶级力量。其次,抛弃了反对政治自由、认为它仅仅是资产阶级工具的彻头彻尾的民粹派观点,而把政治自由列为其“最低纲领”政治部分的核心,表示该党要为政治自由而奋斗,他们已经意识到,“如果不把政治要求放在第一位,在实现政治要求之前无论是土地社会化、八小时工作制以及最低纲领中其他经济要求都是不能实现的”。

早期列宁认为,承认资本主义的进步,热心政治自由,为发展资本主义的“最低纲领”而奋斗的社会革命党人,要比一味仇视资本主义、热心反自由的“人民专制”、为恢复“公社世界”而奋斗的旧民粹主义更接近自由主义。但是列宁从这些“自由主义”的变化中看到的不是民粹派的堕落,反而称之为“进步”,称之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并明确指出这些修正了传统的新民粹派是“革命知识分子”,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极左翼”。而且列宁后来还特别指出社会革命党中正是以切尔诺夫为代表的中间派最倾向于“遵循马克思主义”,倾向于“从小组习气向政党过渡”,倾向于“以社会民主党的原则为依据”,他甚至认为,“关于这个宗派向社会民主党方向转变的问题,现在只是时间问题”。社会革命党的这些“自我修正”,体现了他们“向社会民主党学习的愿望”,和与时俱进的进步。

总之,社会革命党是民粹主义在20世纪初受文化西方化、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诸潮流的影响,尤其是受斯托雷平改革中“村社危机”的影响而出现的一种修正模式,由于欧化之风日益浸染了民粹派知识分子,逐渐淡化了其传统色彩罗斯,由于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临时性理论联盟对民粹主义论战的胜利,使坚持革命立场的民粹主义日益向自由民主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靠拢。换句话说,革命民粹派的“复兴”与自我“修正”是新形势下各政党各思潮重新定位中最突出的现象。它表现了两个两位一体的特征:其一是民粹派的社会影响与活动能力大大提高,以及革命性与19世纪末相比明显增强。其二是民粹主义的自由主义化与它的革命化、社会民主主义化并行不悖。因此可以说“社会革命党”标志着革命民粹派主义运动的最高阶段。

十月革命后的民粹主义——“新民粹主义”

十月革命后的新民粹派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已经转向自由主义理论的“实践的民粹派”,他们来源于19世纪80——90年代革命民粹主义失败以后,一些放弃“主义”转而从事工作的民粹派,也就是阿波拉莫夫倡导的“小事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既然在政治领域无法有作为,“社会革命”的积极行动目标一时达不到,不如退而求其次,不和沙皇政府来硬的,而是脚踏实地的从事一些实际工作,从“小处着眼”地帮助农民。他们不是通过革命方式、而是通过参加地方自治局的活动,在政府与农民之间架起一道桥梁,关心农民的疾苦、解决农民实际生活问题,比如给农民提供贷款、组织销售农产品、提高农民的知识水平和农业技术、改善农民医疗条件等方式逐渐使农民提高劳动能力,走独立发展的道路。

另一部分是社会革命党的学者成员。十月革命胜利后他们脱离原来的组织为苏维埃政府服务,但是他们的理念和价值认同并没有随之改变,他们认为十月革命的意义只在于从斯托雷平式的暴政下挽救了农村公社,为实现“村社社会主义”创造了条件,而且革命后为了抑制农村自发势力,苏维埃政权在集体化条件成熟之前,采取了“把村社放在第一位”的政策,这也为民粹派所拥护。因此革命后民粹主义思想一度相当活跃,在群众中、学术界乃至党政机构都有影响,当时民粹主义宣传也是合法的。

由这两股力量组成的以拥护苏维埃政权为前提的民粹派就是所谓的“新民粹派”。和此前的民粹主义派别最大的不同在于,十月革命后的“新民粹派”已不是独立的政治派别,也没有独立的组织活动,在政治上是完全依附于苏维埃政府的,它只是一种思想学术流派。

新民粹派出现的社会背景是,十月革命后俄国不仅仍是农民国家,而且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内战、饥荒,大批的工人返回农村,在战前最好时候俄国大型工业的雇佣工人也超不过300万,到内战结束的时候,只有1/3的工人还被雇佣。就是这些人中大部分也由于工厂开工不足而无所事事,成为领取救济金的穷人,只有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完整的保留下来,而且由于工人返回农村,农民比重大增。另外,革命不仅消灭了地主,打击了富农,使农村中农化,加之对斯托雷平改革的反动,农民又回到古老的村社中。战时共产主义阶段人为抑制商品货币关系,货币的使用量极度萎缩到战前的1/70。俄国从普鲁士道路上退下来,又没有走上美国式的道路,而是回到了35万个村社的自然经济中去了。布尔什维克尽管在理论上不满意村社,当时为了抑制农村的自发势力一直实行“反对独立农庄化”的政策,企图把全国变成全俄规模的重分土地公社。十月革命的胜利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胜利,另一方面也标志着与西方资本主义对峙的俄罗斯精神的复兴,这种政治经济氛围都有利于民粹主义的活跃。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几年,1929年党外经济学家比较集中的财政部和农业部开始清洗,1930年,在由新经济政策向斯大林模式的“大转变”和全盘集体化的运动的高潮中,苏联宣布破获了一个“反革命地下党”——“劳动农民党”,新民粹主义者的主要代表人物均在其中,15名学者在没有公开审判的情况下被处以死刑,至此,冠以“民粹主义”称呼的思想流派在俄国绝迹。但是民粹派的政治经济等主张在斯大林模式中得以变本加厉的发扬光大(以“人民”名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统一意志驱动的单一经济体系”,领袖崇拜、铁的纪律、只有一个头脑的政党。查韦斯一语道破:“民粹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这些“前社会革命党”的“新民粹派”学者之间差异很大,其主张也是五花八门,最典型的大约有这么几种类型:

一、组织——生产学派。这一派在新民粹主义者中人数最多,其代表人物是新经济政策时期最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恰亚诺夫。恰亚诺夫认为村社农民是俄国这类不发达社会的希望所在,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主要动力,任何一种可取的发展计划都不能违背他们的利益,否则农民革命将粉碎这类计划,也就是说像俄国这样的国家,无论革命还是建设,都既不能脱离农民又不能不改造农民。恰亚诺夫学说中最引人注目的理论创新是农民经济运行中的“微观理论”与“宏观理论”。

所谓“微观理论”指单个农民经济运行规律、即农民家庭内劳动与资源分配的经济逻辑。恰亚诺夫认为,农民经济中没有劳动力市场,不知道平均利润率观念,由于农业生产有季节性,农民所拥有的资本就是可观的无用时间。从这种“无用时间”中产生了农民经济的另一个规律,即劳动无限密集化的趋势,在生计的压力下,农民家庭会在同样的单位面积上投入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以致造成劳动效益下降,即所谓的“边际报酬递减”,革命前俄国农业中这一趋势十分明显。“无用时间”与边际效益递减“一方面被用以证明小农的贫困是这种经济内在规律所决定的,(言外之意是不应归罪于资本主义或殖民化)另一方面说明农民经济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在劳动不断密集的条件下,对小农家庭来说不存在过剩的劳动力,而且资本主义大农场难以用其生产率的优势排挤掉这些小农”,进而又为“小农经济稳固论”找到根据。恰亚诺夫反对小农经济经不起风吹雨打的说法,他认为非资本主义的小农将按照自己的经济逻辑进化下去,发展为一种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的“理想”的农民经济。

恰亚诺夫学说中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宏观理论”,其核心就是农户人口结构“周期性变动”说。他认为革命后村社并不存在阶级分化,贫富差别是由于“人口结构的周期性波动”造成的,即劳动力的多寡和赡养人口的比例在家庭中的变动导致一个家庭贫而富、富而贫的周期循环。

恰亚诺夫还认为,小农经济在私有制下不能巩固,只有在村社基础上发展合作社,利用村社传统发展小农之间的合作,可以使农业生产集中化。谁都知道俄国的集体耕种不是有了集体农庄、国营农场以后才有的,而是来自村社传统。但是这个过程的完善与提高是不能由农民自己来完成的,因为农民落后,是“黑暗愚昧的群众”,必须要有科学家的布道和灌输,这些科学家不仅要在技术上帮助农民提高生产,而且要组织农民进行社会变革,“组织——生产学派”由此得名。

二、康德拉季耶夫的行情理论与农村改造论。康德拉季耶夫是著名的“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学生,二月革命后曾是临时政府粮食部部长助理。十月革命后两度入狱,后进入财政人民委员部,参与了一系列重大财政经济问题的决策,并起草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农业部分,他领导的行情研究所集中了一批当时最有才干的党外经济学家,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康德拉季耶夫主要从事微观经济研究,他最著名的论断是“长波理论”。他在分析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大量统计数据以后得出结论,在发达商品经济中存在着平均为期54年的周期波动,经济发展的兴衰与其运行阶段有密切的关联。他认为苏维埃经济不能不受国际经济形势制约,在长波中的衰落期的情况下,苏联的发展不可能很快,因此他反对不现实的“高速度”。该理论使他在西方知名度很高,以至于为研究他的这一理论形成一个学派。后来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景气短暂、危机频繁的事实,尤其是1929年起连续数年的“大萧条”的事实似乎也证明了他的语言,也极大地增强了“长波理论”的吸引力。

然而当时在国内他并不是由于“长波理论”而知名,作为“新民粹主义者”康德拉季耶夫与一般民粹主义者一样,把“非资本主义”的、“劳动类型”的农民视为苏联农业的基石,但是与恰亚诺夫的“生产——组织学派”不同,康德拉季耶夫十分强调当时村社份地农业的弊病,对其发展潜力十分悲观,他也不像恰亚诺夫那样否认农村分化,在他看来市场经济下一定程度的分化比宗法式的平均好,应该支持“强有力的农民”脱颖而出,他要求苏维埃政府放宽对独立农民的限制,认为独立农民是俄国农业生产率和商品率提高的希望所在,他甚至认为斯托雷平改革后农业效率提高就是“独立农场”功劳。他在为国家计委制定的15年远景规划中提出,在苏联第三个五年计划结束时“独立农民要比村社占有优势”,到1941年这种“效率高的劳动农户”应不少于3500万人。可见在农村发展道路的整体观点上,康德拉季耶夫的思想与传统民粹主义的村社社会主义观点已有很大的差异,他的“重农”倾向与其说是民粹主义的,不如说是自由主义的魁奈式的重农学派。

用统计方法研究市场动态及其规律是康德拉季耶夫的专长,他在国内热心用这种方法向农民提供市场信息,他所领导的“行情研究所”发行的“行情问题”,被称为“农民索引”,这份杂志收集了各地农产品成本、价格、市场供求变化等方面的统计信息定期发表,这对于指导新经济政策下的个体农民适应市场需求、搞活经济有很大的意义,但是随着“大转变”的来临,以市场指导农民生产的做法自然与斯大林模式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冲突,1928年行情研究所被解散。

三、尤罗夫斯基的“商品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尤罗夫斯基是这三个思想流派中距离民粹主义最远距离马克思主义最近的一支,把他归于“新民粹派”只是由于十月革命前他与上述二人一样,同是社会革命党的成员。与恰亚诺夫、康德拉季耶夫在专业背景上也不同的是,他是货币金融学家而不是农业经济学家,并且与党外经济学家大都致力于应用经济学不同的是,他对通常只在党内展开讨论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理论问题有独到的建树。十月革命后尤罗夫斯基脱离社会革命党积极为苏维埃政府工作,新经济政策时期他是财政部部务委员,国家计委主席团委员,是革命后奠定新的货币金融体系的主要设计者之一。他重视市场经济下的价值规律,主张国家计划与市场机制的协调,在这批“新民粹派”当中,他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最深,尤罗夫斯基是第一个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仍然起调节作用的人。

新经济政策是以允许市场经济发展为特征的,但是由于这个转变最初是作为一种迫不得已的“退却”而实行的,具有明显的被动性。当时苏联还来不及理顺货币金融系统,市场货币关系十分混乱,于是从1922——1924年苏联进行了多次币制改革,建立了新的货币体系。尤罗夫斯基是这一系列改革的设计者,通过改革他看到正常的商品货币关系对苏维埃经济的成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认为“商品货币规律”即使在战时共产主义条件下都在起作用,在新经济政策中就更不在话下,于是提出了“公有制+商品交换=苏维埃经济”的著名公式。

他说,社会主义经济本身就是一种“商品货币经济的特殊形式”,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就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这是我们直到1982年才提出来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并不是历史上最后一种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市场作为标准和调节者”被保留着,而价值规律“作为经济中的基本因素”仍然在起作用,计划可以影响市场,但不能代替市场,苏维埃的垄断同一切垄断一样,同样必须受经济规律制约。这些现在社会主义经济学界共识的理论,在56年前是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的。

其实,这些“新民粹派”是在20年代“这样试试,那样试试”的探索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都是在承认苏维埃政权的前提下以“发展、人道、减少弯路”作为宗旨,遗憾的是,这种可贵的探索付出了血的代价。

TOP

斯大林时代的苏俄史学界及其他

                                                                     金雁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导)

原载《往事》第五十八期   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

《往事》编者的话:黑格尔断言:历史的就是逻辑的。但历史充满了“偶然性”,有时会与逻辑不符。十月革命时期的布尔什维克发现,他们面对的,正是这种情形——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逻辑推论,与俄国现实的历史条件不符。但是,为了“创造”历史,他们不得不触犯逻辑。他们成功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成功的合法性。也就是说,要使成功看起来符合历史的逻辑。但历史也有它的执拗:那些不易更改的史实,以及客观性、真实性和公正性的基本要求。

对此,尽人皆知的反驳是:如果说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史,如果说人的属性就是阶级的属性,那么,你不是站在进步的阶级一边,就是站在反动的阶级一边。离开了阶级性谈论史实,客观性、真实性和公正性是虚伪的,因而是资产阶级的。另一方面,既然无产阶级代表了全人类的利益和历史的方向,那么只有它才是最客观,最真实和最公正的。推论下去,阶级由先锋队带领,先锋队由领袖带领,因此,只有领袖才是最客观,最真实,最公正的。至此,图穷匕见,露出拜占庭式暴君的狰狞嘴脸。

虽然取缔了资产阶级史学家的文字,却无法取缔他们头脑中的思想。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于是,阶级斗争从理论延伸至现实,罪名也从“啃档案的老鼠”升格为“史学界的暗杀集团”。按照唯物主义观点,存在决定意识,取消了肉体的存在,也就根除了思想。
结果非常之有效。“资产阶级的史料”被剔除了,只剩下干干净净的“无产阶级”的逻辑框架,再填进“无产阶级的史料”,就炮制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部“共产主义的圣经”。

可悲的是,直到今天,对于我们中国普通大众,十月革命的“知识”几乎全部来自这部早被历史废弃的“圣经”,以及同样荒唐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我们不知道真相。

金雁女士这篇《斯大林时代的苏俄史学界》令人深思:脱胎于理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何以会一步步走到如此荒腔走板的地步?君不见这世上大大小小的斯大林,无论何时何地,行为方式和对待历史的态度如出一辙。

这其间必有内在的逻辑。

===========================


                                                        一、以党性原则为准绳的史学观的确立

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通过党内斗争确立了自己的领袖地位。他既需要为自己树碑立传,也需要反驳流亡海外的托洛茨基与白俄学者对俄国革命史的描写。起初,他组建了几套班子按“斯大林的意图”编写党史,都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斯大林意识到,整个史学领域是个统一体,仅仅要求党史这一块贯彻“旨意”,就等于孤军深入,很难拿下整个阵地,要想扭转史学界标榜以“客观性、真实性、公正性”为标准的传统,就必须全面控制史学阵地。他需要在贯彻自己路线的同时掌握话语权,因此首先要在史学界来一个“意识形态净化运动”,清除掉那些“自以为是”的史学家。只有以“党性原则”、“党的意图”作为准绳,才能保证臆造出符合统治者口味的历史。斯大林自负地认为,天下都可以打下,当然也可以左右历史、驾驭历史、改造历史和按照统一的口径教诲民众,这是保证统治者合法性的关键步骤。他第一步是要下大力气改造史学队伍,把他们训练成“为尊者言”的史家。

首先,《真理报》连篇累牍发表文章,强调党性与客观性是一致的,要求史学家必须改变不分青红皂白刨根问底地穷追“真实性”的传统——对史学家来说,“意识形态纪律”就是最高原则,“和党保持一致”与追求“客观性”是不矛盾的,“党中央是最高的裁判员”(葛罗米柯语)1。历史科学的作用是“圆满地解释党和政府的历史性决议”。

苏共中央宣传部门不断告诫历史学家,你们“写的不是一般的历史,而是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史,是政治作战史,我们的历史是无产阶级革命壮大和创造性的世界历史”,“我们必须在一切地方极其明确地强调党作为群众的领袖和组织者的作用。要揭露目前居住在侨民中间的自由主义者的狡诈伪善,他们当时的报刊,以及后来的回忆录虽然提供了这方面的大量材料”,但是他们的“忠实历史”的提法有很大的欺骗作用。资产阶级的实证主义的“实录直书”的历史记述方法是不适应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的“公正性、客观性”的“伪善说法”是与党性原则相对立的。历史研究中的唯一指导思想就是“党性原则”。学术活动必须服从于政治路线。党的历史是“党意识形态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在这里完全不适用”。我们要用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战胜伪科学的历史学。凡是脱离了烘托布尔什维克党“这条主线的历史就不是历史”。现在个别历史学家竟然对党的历史说三道四,这是令人发指的“缺乏意识形态纪律的行为”,客观上是在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效力。作为党的宣传员,不仅要消除掉过去的历史记忆,而且要抵制那种认为“历史应当真实可信、不讲情面”的傲慢想法。应当明白:苏联的历史研究摆在第一位的不是追求“客观性”、“真实性”,不是从确定某个历史现象出发,而只能服从唯一的原则——党性原则。2

这个时期,联共(布)中央除了谴责“资产阶级史学”,还批评一些老布尔什维克的回忆作品中许多“不正确或不准确的提法”,“完全是随心所欲的”,没有统一口径的。

1917年前的布尔什维克几乎是个政治侨民党,包括列宁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央委员长期流亡国外,几个国内的中委又多在偏远的流放地。施略普尼科夫是沙皇垮台前在俄国政治中心坚持斗争、并参与了二月革命的唯一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同时他作为彼得格勒五金工会主席,也是该党很少几个直接从事工人运动的老革命家。1923年出版了他根据亲身经历和第一手资料写的《 1917 年》一书,反响很大。但是此时这本书被指责为竟然“使用了资产阶级的史料——《俄国晨报》,对俄国革命进行了孟什维克式的解释。”施略普尼科夫对这种指责很气愤,回应说:什么叫“无产阶级的史料”?你们有吗?3

《俄国晨报》是孟什维克报纸,而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两大派。与主要在国外流亡者中活动的布尔什维克不同,孟什维克的活动主要在国内,尤其在大城市的工会中影响远远超过布尔什维克。因此沙皇倒台后发展迅速的几个最大的工会组织(如全俄铁总),乃至二月革命后早期的工人代表苏维埃都由孟什维克控制。俄国国内工人阶级的声音主要也是通过《俄国晨报》这类孟什维克出版物发出的。施略普尼科夫作为布尔什维克工会活动家并不认同孟什维克的派别立场,并且在与孟什维克争夺对工人影响力方面贡献巨大。但是不仅在反对沙皇时期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乃至比较激进的一些立宪民主党人)是盟友,就是在1917年2月到10月之间,布、孟、社这三个当时社会上习称的“社会主义党派”与以立宪民主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派别的对立也常常是主要的政治分野。建立排斥后者而包括前三者的“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一度是布尔什维克也赞同的口号。只是在十月革命后,孟什维克才被镇压并被戴上了“资产阶级”帽子。

可见施略普尼科夫在讨论二月革命时引用《俄国晨报》是很自然的。慢说该报并非“资产阶级”的,就是“资产阶级”传媒,引用其资料也不等于认同其观点。然而奉命批判者认为:施略普尼科夫的书引用了《俄国晨报》,而且“引用的党的文献比其它书少”,还“竟然说二月革命是‘自发的’”,这把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作用置于何地?4这就足以对施略普尼科夫的书进行封杀了。

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所谓的布尔什维克“新史学”。在它看来,白俄史学家号称是在“真实地记述历史”,说什么他们的写作是建立在档案文献的基础上的,这是托洛茨基之流的疯狂叫嚣。作为无产阶级的历史学在对待史料的态度上要与境外的“白俄侨民史料对着干”,要建立一套属于我们自己的“历史文献学”,把他们那种所谓“公开、透明”的真实历史彻底驳倒。

二、《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事件

20年代末,意识形态大转变的条件已经具备,斯大林终于等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1930 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在第 6 期上刊登斯维尔德洛夫大学世界史教研室的史学家斯卢茨基的一篇文章:《论战前危机时期布尔什维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政策》。斯卢茨基在文章中谈到,“没有找到足够的文献资料证明列宁对第二国际的以考茨基为首的中派主义进行过不妥协的斗争”,他认为列宁对德国社民党内存在的危险估计不足。这篇文章本来是站在比列宁还“左”的立场上论述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参与国际共运中派别斗争的情况。《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并不认可斯卢茨基的观点,但这样“左”的观点无论如何扯不上“资产阶级的”,当时的尺度下完全可以存在。更重要的是,文中讲的事实本来平淡无奇:作为马恩嫡传弟子的考茨基当时在第二国际各党中享有极高的理论权威,作为“中派”领袖他又是左右都要争取的人物,打开那一时期的文献,列宁对考茨基的尊敬和盛赞比比皆是。即便与考茨基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关键问题上最终决裂后,列宁也仍然承认考茨基在许多问题(如土地——农业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地位。因此本着学术争鸣原则,发表斯卢茨基的一家之言,在当时并不是很出格的事情。

但这篇文章成为斯大林拿史学界开刀的导火线。令斯大林恼火的并不是斯卢茨基比列宁还左或者还右,而是决不能允许那些自以为是的史学家评判作为“正义化身的领袖”。如果此例一开那不是很多党内的历史旧账都可以翻腾出来随意讨论、谁都可以对已经取得胜利的俄国革命历史指手画脚了吗?因此,斯大林需要杀一儆百。1931年 10 月,斯大林公开发表了《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一封信——论布尔什维克历史中的几个问题》,盛气凌人地对斯卢茨基的文章提出“坚决抗议”,指责他把“早有定论”的“布尔什维克的公理”拿出来讨论,而《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给这种“诽谤列宁”、“诽谤布尔什维克”的“历史的伪造者”“提供讲坛”,刊登这种“反党的半托洛茨基主义的论文”等于给反革命开辟论坛。斯大林以“政治正确”的权威大加指责斯卢茨基掌握一点文献资料就敢对无产阶级领袖评头论足,骂他是“啃档案的老鼠”。斯大林宣称:党中央已有定论的东西不是随便什么学者就可以质疑的,占有“原始的文献资料”也不能作为了解历史的凭证和历史研究的基础——难道原始资料就没有阶级属性吗?白俄文人使用的档案史料还少吗?斯大林质问道:以这种方式“掩盖他们的无知和欺骗性还不明显吗?需要什么样的文献资料,除了啃档案的老鼠以外,谁都知道检验一个政党和领袖人物首先要看他们的行动,而不能只看他们的宣言”。5尽管谁都知道恰恰是档案中埋藏着大量与公开“宣言”有异的“行动”,但在斯大林这只“猫”的盛怒之下,史学界“啃档案的老鼠”们销声匿迹,人们只能把社论当“行动”了!

然而斯大林借这件事决不仅仅是要刹住历史学家“啃档案”的风气,他还要借此开展一场大清洗。以《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事件为契机,苏联开始了30 年代对史学界的“反自由化”和“重塑运动”,“反对腐朽的自由主义”成为苏联所有报刊的通栏大标题,由此拉开了史学领域整肃的帷幕。所有的史学机构都按斯大林《信》的精神进行自查,各史学部门、出版机构展开大规模的清查和整顿。首先从组织上改组史学战线,一大批史学家被给予组织和行政处分,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后来又把他们说成“托洛茨基私货的贩卖者”、“托洛茨基主义的伪造者”、“暗藏的托洛茨基分子”而予以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被勒令停刊整顿一年,斯大林给该编辑部的定调是“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腐朽的自由主义”的藏污纳垢之地。

1931年,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给共产主义研究院主席团的信中说:“我所为了执行斯大林同志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指示,进行了以下工作:审查了历史研究所科研人员队伍,对那些伪造布尔什维克主义历史和不能完成对历史科学当前提出的任务那些工作人员,免除他们在研究所的职务,……改变了研究所的组织结构,建立了研究当代史的工作小组”。共产主义研究院列宁格勒分院在工作总结中说,根据斯大林的《信》中的指示,“我们在历史战线上开展了广泛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历史领域中的揭露工作,根除了托洛茨基主义、卢森堡主义、孟什维克反革命匪帮”。6接下来整个史学界都成为重灾区,被点名批判的人延伸到所有的史学学科。1932 年有一份报告中说:“每一个写过历史著作的人都被指责为托洛茨基主义的私贩或纯粹的托洛茨基分子”。7

这场运动过后,史学界元气大伤,尤其党史学界几乎全军覆灭。“顽固分子”从肉体上消灭,20 年代出版过党史著作的老布尔什维克史学家布勃诺夫、涅夫斯基、梁赞诺夫、科诺林等相继被捕遇害,对20年代最有名的党史研究者雅罗斯拉夫斯基大加批判。在这个过程中,普列汉诺夫、布哈林、苏汉诺夫、波格丹诺夫等理论家著作都被“彻底翻腾一遍”,把他们的理论观点清扫一空。其他人则“重新改造”成与领导保持一致,只会机械地按照《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公式写作的传声筒。在党中央定调“官方解释权”的“遵命史学”以后,史学研究方法千篇一律,都是先有结论然后填充史料,众口一辞,不允许有个人风格的独创精神,不允许以历史的客观性为借口而违背“意识形态纪律”。学术争论和理论探索完全停止,很少有人敢说真话,编辑们大都畏畏缩缩,只关心一件事——“可别犯错误”,“可别出什么事”。8“使历史的面貌符合执政者的观念,对历史研究采取先入为主,提出明确的意识形态目标和分别评价好坏”的做法,从此统治了历史研究。

三、搬倒波克罗夫斯基及其“学派”

在《无产阶级革命》杂志受点名批判的同时,另一个打击目标是“波克罗夫斯基学派”。
    波克罗夫斯基是 1905 年的老党员和党内的理论权威, 1917 年十月革命期间是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主席,与列宁私交甚笃,十月革命后一直主管教育部门,曾任副教育人民委员,协助卢那察尔斯基工作。波克罗夫斯基是苏联早期科学机构和学校的创始人,先后创办共产主义研究院、红色教授学院、历史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协会、中央档案馆、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合会等一系列学术机构,主编《阶级斗争》、《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红色档案》、《共产主义学院通报》等多种学术刊物,培养了大批苏维埃“自己的学者”。 1929 年他当选为科学院院士,他的学生遍布整个史学界和理论界,几乎可以说苏联所有第一代“红色历史学家”都和波克罗夫斯基有或多或少的师承关系(战前的大多数史学家都在红色教授学院或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生班听过他授课)。在他生前死后,他以及他的学生编写过多部历史教科书和苏联通史,波克罗夫斯基因此被称为“苏联史学之父”。

    毫无疑问,波克罗夫斯基也是个“为革命而研究”的人,作为俄国传统史学的终结者和“红色教授之父”,实证主义史学界并不看好他的贡献。但是波克罗夫斯基作为革命前已经成名的左派学者毕竟还遵守正常的学术规范,并不是个存心杜撰“历史”的人。他的理论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甚至是“极左”的,但却未必是“斯大林主义”的。其中许多内容并不符合斯大林时代的需要。例如作为从西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派学者,他对旧俄斯拉夫主义传统否定多,而对“伟大帝国”肯定少,同时对西方乃至蒙古等外部因素推动俄国发展的作用评价较高(典型的是:在古罗斯国家起源这个老问题上他倾向于西方流行的“诺曼起源说”,而不赞成罗蒙诺索夫倡导并得到沙皇支持的斯拉夫起源说),这与斯大林时代借助斯拉夫主义和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进行统治的需要相矛盾。作为革命前反对沙俄的激进学者,波克罗夫斯基热衷于批判历史上的专制主义,激烈抨击沙俄历代“暴君”,这让内心崇拜伊凡雷帝的斯大林也很不舒服。

更重要的是,波克罗夫斯基革命资格老,对列宁都以朋友相待,不是那种俯首称臣接受斯大林耳提面命的人。他属于思想虽左但为人比较正派的老一代,在史学界“德高望重”,对下属也相对宽容。实际上在 20 年代苏联史学界并不存在以波克罗夫斯基为中心的流派或者体系,在学术界还保持相对正常的争论氛围的情况下,他的学生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很多人并不赞成波克罗夫斯基的看法,他们撰写历史教科书基本上反映的是个人的观点。其中不少人在波克罗夫斯基本人生前就对他的学术观点进行过商榷和质疑。总之,波氏之所以影响很大主要是因为他资历深,被列宁所欣赏,既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者,又培养了众多的史学家。以他来命名的“史学体系”主要是后来为了大清洗的需要而附会的。

20世纪20年代末,波克罗夫斯基已经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史学净化运动”中多次检查,并长期抱病不出。但斯大林的目的是通过批判波氏而整肃整个史学界,所以并没有因他自我批判而善罢甘休。 1932 年波克罗夫斯基去世,对他的批判不仅没有停止,反而骤然升级。1934年基洛夫遭暗杀,史学界首先成为大规模镇压浪潮的重灾区。当年列宁格勒史学单位所有的第一把手都被撤换,据 1937 年新成立的苏联科学院列宁格勒历史研究所所长讲,该系统内揭露出来的“破坏分子”在科学院系统名列第一,光是列宁格勒分所 20 人当中就有 14 人被捕。9 1935 年镇压的势头扩展到莫斯科和外地省份,中央马列研究院、共产主义学院历史所、莫斯科大学、红色教授学院、莫斯科文史哲学院、国立图书馆、出版社、档案馆等单位负责人相继落网,很少有人幸免于难。各加盟共和国历史所以及大专院校历史系人员,只要曾经在波氏任教的地方有学习经历的统统成为“污点”,被无休止地上纲上线,成为政治迫害的理由。

1936 年 1 月 26 日,联共(布)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再次通过决议,指出某些历史学家,特别是研究苏联历史的历史学家中还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而实际上是对历史科学的取消主义和反科学的观点”,这些错误首先是“紧跟波克罗夫斯基学派。”10随着这一决议发表,对波克罗夫斯基的批判规模越发扩大,给他的学生们扣上各种帽子,什么“史学界的暗杀集团”、“托洛茨基派的思想大本营”,当时的一篇很有来头的文章中说:“内务部揭露出来的波氏学派是人民敌人”,是“进行暗害活动的基地”。

    这场史学领域的运动从 1929 年一直持续到 1938 年,随后扩大到整个教育领域。“1937-38 年几乎所有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教育部全部被摧毁,其中牺牲的不仅有教育部的许多工作人员,而且还有几万名普通教师”。11

四、斯大林钦定“教科书”

1934年 5 月 16 日,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联合做出《关于苏联各学校教授本国历史的决定》,指出:需要统一编纂世界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苏联史、殖民地国家近代史五套教科书,并普及推广。“苏联各学校中的历史教学情况不能令人满意,教科书和教学本身都流于抽象化和公式化,不是依照年代次序叙述最重要的事件和事实以及历史人物的特点,而是向学生讲授一些社会经济形态的抽象定义,这样就以抽象的社会学公式代替了本国历史的系统叙述”。12从表面上看,这个要求从史实入手改进历史教学的决定是相当有说服力的,因为用意识形态的社会发展阶段理论来图解、简化复杂的历史过程的确是当时的大弊。但实际上《决定》的言外之意并不在此,它指责历史学过于“抽象”,主要用意是要“具体”地突出个别历史人物,尤其是加强对斯大林的宣传,形成个人崇拜。

由于决议的措辞模棱两可,史学家们不得要领,在对俄国历史作了系统的编排以后,新教材仍然不过关,几易其稿后仍大受指责。这令史学家们苦恼,他们不理解重新编写的教科书无法通过的症结所在。后来中央明确指示“要加强现代史部分”,特别指出教科书把历史叙述截止在1923年,而没有写到1934年以来,即没有写到斯大林时期,是个“大错误”。13
1934年 8 月,斯大林、日丹诺夫、基洛夫三位重量级的国家领导人联名对历史教科书发表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在历史教科书中要讲述“执政的苏联共产党内的派别斗争”,特别是讲述俄共(布)“对托洛茨基主义即对小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斗争”; 1937 年,斯大林撰文再次强调在党史教材中要突出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历次反党集团斗争的地位和作用,凸现出以斯大林为代表的一派胜利就是党的路线的伟大胜利。斯大林强调说:“如果不做这样的说明,联共(布)历史上各种流派的斗争就会被看作是不可理解的纠纷,而布尔什维克就会被看作是一些不可救药的好闹纠纷和好打架的人”。14后来斯大林经常绕开教育人民委员,直接钦定教科书,或在不通知教育人民委员的情况下做出教育方面的重大决策,例如《关于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决议》,就是在不通知教育人民委员布勃诺夫的情况下做出的。

按照斯大林的要求,苏联成立了“历史教科书专门委员会”,对所有的问题如何撰写都有专门的指示,比如将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定义为“人类历史开辟了新纪元”,并将世界近代史划分为以巴黎公社、十月革命为界的三个阶段。该委员会还规定:不能把 1789 年法国革命称为“大革命”,而应称为“资产阶级革命”;对 1917 年十月革命不许简单地称为“十月革命”,而应该标准化地称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苏维埃革命”;对于历史上乌克兰、格鲁吉亚、中亚等地并入俄罗斯帝国的过程不能写成征服,而必须强调“自愿归并”于俄罗斯大家庭;对于党内的争论应该怎样写,规定尤其严格,对列宁前后期理论上的矛盾之处必须加以消除,因为“列宁主义是统一的,不能有两个列宁”。如此等等。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都有非常具体的指示,列出一个长长的单子,比如 30 年代的饥荒一直都是“禁忌”话题,有人就因为提到“ 30 年代的饥荒”这几个字就作为“反革命宣传”而被捕。

1938年,在斯大林亲自参与撰写与审定下,《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这部被誉为“共产主义的圣经”、“马列主义基础的百科全书”的大作就是按照“加强党对党史编写的统一领导,对联共(布)的历史和马列主义基本问题的解释必须置于联共(布)的监督之下,不允许任何随意解释”的文件精神撰写的“史的样板”。同年 11 月中央下发的有关宣传《简明教程》的文件中说,这一伟大著作的问世“将使以前出版的一系列党史教科书在介绍党的历史问题中随心所欲和观点混乱的现象一去不复返了”。15后来苏共把这种“官方解释权”进一步用中央文件的形式确定下来,规定未经苏共中央和克里姆林宫的同意,不得对执政党、领袖人物和国家的历史进行任何有别于官方的解释。一直到苏共二十大以后,《简明教程》的地位才逐渐被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波诺马廖夫主持编写的《苏联共产党史》取代。

五、小说家主编的官修  “正史”

更为荒唐的是,30年代苏联史学界还出现了“小说家挂帅编历史”的怪现象。

当时的许多专业史学家尽管已经绝对驯服,但是职业习惯仍然使他们不适应于“创作”历史。他们可以听话地对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闭口不谈,视而不见,但要把历史上根本没影的事“创作”出来,还是显得功力不足。于是斯大林想到了小说家高尔基。

高尔基作为革命前的左派作家是布尔什维克的老朋友,但在十月革命后初期因同情被镇压的孟什维克和其他派别的社会主义者而一度与布尔什维克闹翻。他抗议对知识界的大逮捕,尤其对列宁政府1918年1月武力解散全民普选的议会并屠杀抗议的工人感到痛心疾首,把这一天比为沙皇时期的“流血星期日”,并激愤地写下“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16等文字,成为著名的“不合时宜”者,并因而于1921年出走国外。但是随着苏俄政权的日渐巩固、民主希望已经破灭,苏联工业化成就与国力的发展引起了他的民族主义认同,尤其是国外生活的不顺利等种种原因,使得高尔基在1920年代后期逐渐“转弯”,开始不断回国“参观”,在斯大林异乎寻常的隆重“礼遇”下,他终于在1931年回国定居,从此“痛改前非”,从“不合时宜”者转变成为斯大林在意识形态方面重要的宣传家。17

基于“补偿式表忠心态”,高尔基此时在宣传上特别高调。在大清洗的初潮时期,他以那“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名言”,对无数“人民的敌人”(许多是他过去的朋友)落井下石。血流成河的清洗高潮虽然是在他死后,但那舆论的制造他无疑功不可没。而在历史问题上,这位文学家更常常言那些受“事实”束缚的职业史学家所不敢言。加上他多年旅居海外,在国际上颇有影响力,因此斯大林想到了让他来领衔修“史”。于是文学家高尔基俨然坐上了苏联史学界第一把交椅,成为为斯大林塑造“新史学”的带头人。

他从意大利回国以后不久,就领导批人写作了“俄国文学史上第一次颂扬奴隶劳动的可耻书籍”(索尔仁尼琴语)《斯大林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史》。这部“史诗”把那个“古拉格群岛”式的劳改工程描绘为充满“理想”色彩的“共产主义工程”。当年的“人道主义者”这样赞美斯大林的集中营:“对人这种原材料的加工,比对木材进行加工不知要困难多少倍”。18
《白波运河史》的“成功”,进一步体现了高尔基的“史学”才能。选中他来主编斯大林时代最重大的历史学项目——多卷本《内战史》,便十分顺理成章了。

“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内战,不仅以高达数百万的死亡成为俄罗斯有史以来最残酷的国内战争,而且是布尔什维克历史上树敌最多的一场冲突。它对外与14国“干涉”者冲突,对内处决了沙皇全家,不用说是旧俄势力的死敌;镇压了立宪民主党,成为自由派(推翻沙皇后二月共和体制的主导者)的冤家;驱散普选议会,又与民主派决裂;取缔二月革命后苏维埃中的主导力量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又得罪了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当时的社会主义者指第二国际阵营中的所有左派党);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得罪了“爱国主义”势力,而击溃各地分离势力又与各种非俄民族主义结仇。在阶层方面,没收土地与工厂固然得罪了地主与资本家,实行“仇智主义”和取消言论自由得罪了知识界,余粮征集制与严惩“背小口袋者”又得罪了农民,禁止罢工和取缔全俄铁总等革命时最重要的几个大工会,又把相当大的一部分工人推到了对立面,最后对喀琅斯塔得水兵的严厉镇压,又使曾是十月之夜攻打冬宫主力的波罗的海水兵也从布尔什维克最有力的支持者变成了造反者。

所有这些各种“主义”各个阶层的反布尔什维克人士大量流亡海外,他们中有不少史学家,带走了许多资料与档案。到1920年代末,就1917年以后的这段历史他们已经写出多种大部头著作。这些著作左中右倾向不一,往往彼此辩驳,但共同点是对布尔什维克不利。它们在世界上、尤其在国际知识界影响广泛,自然对苏联体制的道义合法性构成威胁。然而,布尔什维克方面的历史学对此的回应却十分无力:由于“啃档案的老鼠”大量被清洗,敢于“创作”历史的能人尚未大量产生,余下的只有把历史变成干巴巴几条“规律”的理论家,他们写出来的东西正如前述关于历史教材的《决定》所言:“流于抽象化和公式化”,“以抽象的社会学公式代替了本国历史的系统叙述”。这种“左派小册子”在国际学术界根本无法回击那些卷帙浩繁、资料丰富的反布尔什维克史学著作。

于是斯大林想到了高尔基,他既不是“啃档案的老鼠”,也不是理论家。他的文学天赋无疑可以使斯大林式史学著作变得“内容丰富”起来,于是让这位小说家挂帅,组织一大批史学家成立了阵容庞大的写作班子,开始编纂《苏联国内战争史》。19按照斯大林的设想,这部书的重点并非叙述战争过程本身,而是要从战争与革命的前因后果来全面展示和解释20世纪以来的俄国历史。这部大部头史书的编写工程从1932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60年,第一卷于1938年出版时高尔基已经去世。而第5卷问世时已是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时代,苏联又一次面临“史学革命”,“上面的精神”变了,于是这部大书尽管是十月革命后苏联史学界投入最大的工程,却在出齐时就受到冷落和非议。

然而这部晚年高尔基为之呕心沥血的大作已成为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齐名的斯大林时代两大史学“名著”。《内战史》第一卷与《简明教程》几乎同时出版:《简明教程》是官修党史,《内战史》是官修国史。前者主要对党员解释党内斗争,篇幅不大,更像一本政治理论著作,后者要在国际学术界争夺话语权,当时被誉为“资料最完备”。但高尔基对“资料”的认识当然不同于“啃档案的老鼠”,他在谈到该书的编纂方针时说,“因为我们的历史是世界无产阶级的指南,它的国际意义是无容置疑的,必须认识到在这种背景下过滤杂音和分歧是时代要求的,比如党内的某些倾向就不能在历史学中表现出来。”他明确提出:不能承认十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的土地纲领是借用的社会革命党的(尽管列宁著作中明确提到这一点),不能承认新经济政策是由孟什维克提出来的(尽管今天俄国史学界都承认这个事实,而当时这也不是秘密),对谈论十月革命以前和国内战争年代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争论,必须“摆正立场地加以叙述”,20——这意味着把民粹派(社会革命党)当年激烈谴责“资本主义”而鼓吹集体经济、抨击“虚伪民主”而鼓吹“人民专制”的话,以及包括列宁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形成“文字同盟”批判民粹派时强调资本主义进步、西方民主优越的话全部消除,以显示社会革命党这个“资产阶级——富农”党、“资产阶级民主派”与代表“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的斗争是多么一以贯之。这也意味着仿佛“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从来就是两个敌对的政党,而不是同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中的两个派别。这还意味着1917年2——10月间俄国似乎只有一个“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一个“无产阶级”的苏维埃,而不是有五届(一届比一届更左)的临时政府和“流水席”式的苏维埃,而且最后一届临时政府的主要成员就是前苏维埃的领导人……。

受到这种“小说家编写历史”的“经验”启发,苏联当局又想让高尔基除《内战史》外再主编《工厂史》、《农村史》乃至《地铁史》等等,几乎把他扶立为苏俄全方位的“历史总管”了。尽管大包大揽的高尔基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实际上没有完成这几部“官书”中的任何一部,但是他关于编写这类书籍的许多言论足以获得这样的评价:高尔基在回国后的几年时间里完成了布尔什维克话语下“只存在革命与反革命两维图像的历史学科的奠基工程”。
4 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东方出版社2006年,545页。
2Л•А•Сидорова,Оттепель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о
йнауке.Советскаисториограияпервогопо
слесталинского десятилетия. М.1997с.176.
3 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1卷,506页。
4 《Правда》12.25.1930г.
5 斯大林:就布尔什维克历史的若干问题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一封信。见《斯大林全集》第13卷,86页。
6 安•尼•阿尔季佐夫:《波克罗夫斯基学派史学家的命运》见《历史问题》,1994年第7期,译文见中央编译局《斯大林研究》1995年,第5期,250-274页。.
7 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17-1937年)》下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733页。
8 《俄罗斯苏维埃新闻期刊史纲(1933-1945)》,莫斯科1968年,62页,转引自马龙闪:《苏联剧变的文化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201页。
9 安•尼•阿尔季佐夫:《波克罗夫斯基学派史学家的命运》见《历史问题》,1994年第7期,译文见中央编译局《斯大林研究》1995年,第5期, 250-274页。
10 《Правда》3.28.1937г.又见《反对波克罗夫斯基的历史观点》译文集,三联书店1962年,第6页。
11 麦德韦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上册,357页。
12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61年,287页。
13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61年,295页。
14 刘彦章:《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445-470页。
15 Пропаганда и агитацияврешениях и документахВКП(6)М.1947.с365-381.
16 参见金雁:《火凤凰与猫头鹰》文集,三联书店1999年,113-119页:《读不懂的高尔基》,
17 关于晚年高尔基的争议甚多。即便在批判斯大林的人中也形成了两种相反观点:一种认为高尔基晚年一直在以曲折的方式与斯大林斗争,甚至他的死都可能是斯大林所害。另一种认为他晚年完全听命于斯大林,是后者的奴才与工具。事实上人是复杂的。高尔基的“痛改前非”不能说一点没有真正思想转变的因素,但个人利益的权衡是主要动机应当毫无疑问。所谓的“曲折方式”恰恰意味着:回国后他对当时的苏联也许有自己的想法,但形成的文字、包括解密档案中的文字足以说明他在行动上是完全驯服的。所谓斯大林谋害他的说法更完全没有事实依据。
18 《Правда》11.15.1930г.
19 过去对《内战史》的缘起有过种种说法。有人说编写该书并非斯大林的意愿,而是高尔基为了曲折地表现对农民的同情,而主动争取撰写的。根据如今公布的解密档案,可以说这种猜测完全不可信。
20 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1卷,525页。

TOP

“真空罩”下:1920-30年代的苏联      

                                                                                            金  雁


内战结束后的苏俄


俄国十月革命后又经历了1918年——1920年的国内战争,不但经济极度萎缩和自然经济化,社会文化领域也呈现出“荒漠化”景象,完全丧失了19世纪下半叶文化上“最辉煌的”黄金时代的繁荣。战前的1913年俄国大约出版了2万种图书,而1920年只出版了3260种,且主要是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宣传品。党内外许多人,包括曾经反抗过沙俄专制、相信自己追求的是比“资产阶级社会”更自由的社会的那些“老派的布尔什维克”们都认为,内战时的严酷是迫不得已,1921年内战结束,革命度过了最紧要的关头之后,布尔什维克党应该实行曾经许诺的“政治自由”。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内战时也讲过,在得到政权、清除内乱以后会放松“专政”的阀门,还人民一个“民主社会”。当时的说法是:“(自由)条件不成熟是因为政治反对派还存在,这将导致新诞生的制度夭折。”

但人们发现:和平到来后“自由的条件”似乎更加“不成熟”了。1921年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说,“我们要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论他们是公开的或装扮成‘非党人员’的,统统关进监狱。”11922年,对这些过去的“社会主义同志”——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逮捕变成大规模的行动,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因此得以顺利完成“在较短的时间内彻底消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任务。俄共中央委员会提交给党的十一大的《关于党的巩固和新任务》的纲领中说,俄国共产党“是国内唯一合法的政党”。不允许任何政治派别出版物“以写作为掩护”毒害人们的思想。2


从《白天》到《长夜》


但那时到底还不同于后来的斯大林时代,最厉害的铁腕尚未出现,人们还在与列宁们玩捉迷藏。

后来常被人提起的最典型的故事是: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波特列索夫,俄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最早一批社会民主党人、著名的《火星报》创办者之一和列宁的老战友,也是孟什维克首领之一,他原办有一家报纸叫《日子》。十月革命后孟什维克的媒体纷纷被关闭,但除文字外并未参加任何反抗活动、而且又与列宁是老搭档的波特列索夫却得以坚持下来,《日子》在整个内战期间都维持出版。到了和平时期,当权的老朋友逐渐不客气了,1922年它先后被查封了6次。但老资格的波特列索夫本人并未失去自由,于是,每一次被查封他都换一个新的名称再次出版:先叫《白天》,查封后改出《夜》,再被封又改叫《深夜》,然后是《午夜》、《漫漫长夜》,——最后一次叫《未来的日子》……3报名恰如其时。直到1922年夏天,持不同意见的学者和知识分子200多人被驱逐出境,波特列索夫也在其中,他在国内的报纸才最终停刊,而“未来的日子”则成了他的期待(在国外波特列索夫又办了新的《白天》)。

1922年6月8日,人民委员会决定成立图书出版总管理局,以统一管理全国的书报检查机关,它的明确职能是:预审各种出版著作、期刊并作政治上的把关,开列查禁书单,管理出版社、杂志社、印刷厂、图书馆,并唯一有权举办图书订货会。


米亚斯尼科夫事件


然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还是使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一定的松动,当时执政的俄共(布)也急需革命后新社会秩序的复苏和新政权下的文化繁荣。于是在新经济政策的大背景下,众多的私人出版机构纷纷开办,总管理局的预审和政治把关尺度也相应作了调整。1923-1925年,剧目审查委员会共审定了3686部电影,没有通过的有632部,占16•3%;1923-1926年审查剧目1106部,禁演134个,占12%。可见当时还未出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局面。

关于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呼声再次高涨,对此党内也有强大的动力,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瓦尔金事件和米亚斯尼科夫事件。

1921年4月,全俄肃反委员会特派员瓦尔金首先上书中央,要求允许“苏维埃中有反对派”,建议给他们“法律允许内的自由”。5月份,有15年党龄的老党员米亚斯尼科夫给列宁写信,谈及一系列重要问题,特别强调必须“给予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说这曾经是俄国共产党建党时期宣布的“主要任务”,兑现这一承诺将会大得人心,激发群众中的革命积极性。米亚斯尼科夫在信中说:“我们需要制订一个言论和出版自由法,使那些发昏的热心人不至越轨。必须把全国最大的日报之一办成各派社会思想进行论战的报纸。苏维埃政权将拥有像罗马帝国一样的胸襟,用自己的钱供养起攻击它的人。这也将是我们俄国条件下的出版自由,我们的任务是使我们的出版自由主要为遵守法律的人所享用,而不是为资产阶级所用。”4米亚斯尼科夫没有说明那些“攻击”布尔什维克但又不是“资产阶级”的人是谁,但这似乎不言自明:十月革命后一个时期内人们并不认为工人阶级或者社会主义运动只能有一种声音。立宪民主党也许是“资产阶级”的,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不是,他们只是社会主义运动或工人运动中的其他派别,1917年布尔什维克曾经呼吁与他们组成“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虽然后来转而镇压他们,但像米亚斯尼科夫那样的人显然认为那是内战中的非常措施,和平到来后还是要“关系正常化”的。

政治局否定了瓦尔金的建议,米亚斯尼科夫则被开除出党。从此全党噤若寒蝉,再没有人敢提“政治自由”,在党内斗争中一次次地把“敢讲真话的人”剔了出去,只留下那些识时务者和知趣者。社会民主党曾经强调的“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已经被连根拔去,形成了“权威与自由之间的紧张对立”。


“真空化政策”


尽管拒绝了米亚斯尼克夫,新经济政策时代毕竟还是有点舆论空间,就像那时有市场成分一样。但是到1920年代末,国内的私人媒体又一次遭遇查封停业,多元化的文学出版活动完全停止。“大转变”以后私人出版社全被取缔,这时所有的新闻媒体都在国家文化安全单位和新闻检查机关的一元化控制下,按理说出版审查制度的作用理应降低,没承想新闻检查和出版限制反而常规化、制度化了,查禁书目、勒令停演的比例大大上升,而且掌控的尺度较20年代大为严格。按当时苏联人自己所说,30年代采取的是封锁消息的“真空化政策”。斯大林以渲染“一国社会主义的敌对包围圈”来动员社会,以清除“异教”的方式来保证意识形态的神化和整齐划一的思想,重弹民粹主义精英领导群氓的老调,提出普通老百姓是“没有鉴别能力”的,只有规划未来社会的领导者才知道真理。而对一般人来说,真理就是顺从,就是争当螺丝钉,他们只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材料”,而要成为建筑者使用的便捷材料,就必需有“真空化”的头脑。用别尔加耶夫的话说“人不被当作自由的、有精神的生物”,而“被当作必须驯服与加工的生物”。

苏联学者与外界的交往被终止。他们与世界学术界的联系完全隔绝,只聘请个别为苏联唱赞歌的左翼作家来访,而且让他们参观的也只是“波将金的村庄”5。在反对“世界主义”和抵制崇洋媚外的口号下,苏联科学家不再参加国际会议,也不再举行国际科学家的会议,文献资料的交流降低到沙俄时期的几十分之一,而且陈旧得几乎无法使用。中央组织局更换了共产主义研究局和各意识形态机构的大批干部,以剔除那些党不信任的知识分子,解散了几乎所有的民间团体和文艺派别,建立了由中央统管的权属统一的学术团体。为形成命令畅通的组织领导系统,当时明确提出,人文社会科学的认知功能必须退居到第二位甚至第三位,它的第一位功能是歌功颂德的“宣传”功能。


焚书


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的“纯洁性”,需要有一个无产阶级的“真空”环境以避免遭到毒害。“清除环境”的第一步是焚毁“政治上有害的图书”,消除“人民敌人”的腐蚀和毒害,这期间苏共中央向各地的图书馆下发了清除和销毁书籍的清单。在这次“焚书”中被销毁的外国和过去的图书资料是惊人的,1938年被宣布为政治反动的图书达10375706种、宣传画223751种,有55514种外文报刊被销毁。6从此“‘人民敌人’的成千上万册图书从各个图书馆中取缔,只有少数个人敢于在自己的私人藏书中保留这些书籍。”7即使过期的报刊杂志也被停止使用和销毁。苏联史学家直到1980年代末几乎接触不到国外的书刊信息,完全生活在一个自说自话的封闭圈子里。

随着斯大林体制的完全建立,整个知识界受到了严厉的监视与制裁。20年代苏联与外部的联系中断,苏联学者对西方同行一无所知。在1917年以前浑然一体的俄罗斯知识界已经一分为二为“白俄学者”与“苏联学者”。一部分流亡在外,另一半在国内遭到贬黜,革命将他们分裂成两种不同的人。1932年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改组文学与艺术团体》的决定,建立统一的作家协会,进一步把文学变成“统一的党的机器上的小轮子、螺丝钉”。从20年代末到二战前夕,社会完全原子化,知识分子成为无所依托的“有罪阶层”。对知识界而言这是俄罗斯历史上最黯淡的年代,也就是所谓的严寒“结冰”时期。能够发表和出版的大多是粗制滥造、矫揉造作、千篇一律的奉命文字,生活在苏联国内的学者对外面解释说“生存压倒了一切”,“对知识分子来说,那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年代”8。而那些保持人文精神的学者都把自己视为19世纪俄国最后的代言人,从学术传承上他们都说自己属于俄国,绝口不提苏联,他们觉得19世纪文化是自己的真正家园和避难所。


“真空罩”打开以后


这种“真空”的“无菌世界”使苏联失去免疫力。

正如麦德韦杰夫说的:“苏联时期的很多东西不仅是靠暴力维持的,也是靠欺骗和伪造维持的,建在‘铁幕’后面的苏联社会缺乏民主制度和传统,不具备进行意识形态和经济竞争的机制。它不允许异己思想和反对派,粗暴地拒绝任何外来的批评,借助镇压手段来保护政治上的无菌状态,结果社会丧失了对各种疾病的免疫力。而这些疾病在别的社会很容易对付。”麦德韦杰夫因为讲了这些话而被开除党籍、公职并被流放。但是到1991年苏联剧变、苏共被解散时,几千万浑浑噩噩的党员像当年顺从斯大林统治那样低眉顺眼地接受现实,苏维埃与人大会场上,几千名“党信任的”代表鸦雀无声,唯一起来抗议的,就是这个当年被开除而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中刚刚恢复党籍的麦德韦杰夫!

一个大国如果只有在精心隔离的环境中才能够生存和发展,就像一个失去了免疫系统的机体只有在玻璃罩下靠人造食物才能生活一样,一旦玻璃罩打碎,社会就开始崩溃。

这种制度在历史上注定是要失败的。


1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230页。
2 参阅《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334页、第43卷30页。
3 ѕ•Тютюкин,меньшевикстраницы  истории  ,М.?2002?стр523.
4 《自由思想》1992年第1期。
5指俄国历史上叶卡特琳娜女皇外出视察,宠臣波将金在女皇路经之地搞的粉饰太平的假村庄,俄国人讥称“波将金村庄”。
6 格•维•日尔科夫:《19-20世纪俄罗斯书报检查制度史》莫斯科2001年,339页。
7 罗•伊•麦德维捷夫:《让历史来审判》人民出版社1981年,896页。
8 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持不同政见论文选编》外文出版局1980年,279页。

TOP

6,崇尚“人民”,贬抑知识分子的思想成分
--------------------------------
马大爷,现在已经二十一世纪了,“反思”的流行论调是民主、自由、篡改马克思~~~连市场化都有些俗套了,您这种上世纪70年代的调调会被同事笑话的。啥叫与时俱进,懂不

TOP

发新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