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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共运百家] 中国毛左理论界领军人物之一李民骐文集 [打印本页]

作者: 秋火    时间: 2011-11-27 03:57     标题: 中国毛左理论界领军人物之一李民骐文集

按:李民骐(笔名“程广胜”)是中国毛主义左翼里比较有影响力和代表性、也似乎比较激进的一个人物,多年以来一直暗暗活跃于中国左翼运动和工人斗争中,他更与中国工人网主编张耀祖(以笔名“严元章”)联名公开发文回应2009年7月吉林通钢工人斗争事件。

李民骐主张革命、反对阶段论的观点值得一定程度的肯定和注意(从这方面看接近革马派),他对当代社会主义革命将会近似于文革的具体阐述也似乎更接近经典工人革命形式,但是他的整个论述仍紧紧陷在毛主义的框架里特别是强调老工人对工运的决定性地位,需要再辨析、再考察。另外李民骐对六4的看法也证明了吴灿泽同志对中国工人网小册子包办替代主义观点的批判(见吴文《对毛式官僚社会主义的反思与今日中国阶级斗争》)。

李民骐的另一笔名“远航一号”,是目前活跃的新兴毛左网站“红色中国网”(http://redchinacn.com/)的编辑之一。其观点和活动值得一定程度之注意。

特做此辑,以跟进学习。(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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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出自李民骐的一个文集 李民骐: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级斗争.chm (330.49 KB)


我怎样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李民骐

    我的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我的青少年时代从家庭获得的认识是极其狭隘的。但是,象所有的知识分子家庭一样,我的家庭也自认为属于一个比体力劳动者更高贵的社会阶层。我的父母希望我明白,我必须进入名牌中学和名牌大学,只有在升学竞争中把别人挤掉,我才能保住自己的高贵身份,或许还有希望在社会地位和名望上超过父母。

    我自幼好读历史。历史故事倾力描绘的英雄人物成了我最早的模仿对象和个人理想。我发现,社会中有一些人,他们生来与众不同,他们高贵的形象淹没了无知的芸芸众生,历史仅仅是由他们写的并且仅仅记住了他们。我强烈地希望自己成为"伟人"、"超人"。主宰历史命运的领袖,其他的生存方式似乎都是毫无意义、不值一提的。

    历史也教会了我另外一些东西。在历史中,我看到了人民群众为了摆脱压迫的枷锁所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我从中看到了一种理想,一种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我开始有了追求社会正义的愿望,并且开始把这种追求当作自己生活的目的。

    我带着这两种矛盾的心态开始了我的大学时代。一种心态是英雄史观、精英统治论和个人奋斗,我幻想成为一个名垂青史的开明政治领袖。另一种心态是人道主义以及对真理和社会正义的追求,当时我自称是共产主义者。入学不久,现实就给了我一个沉痛的教训。我幻想能够通过官僚政治的渠道爬到上流社会中去。但是,我对官僚政治的技巧显然一窍不通,我没有来得及学会这些技巧,我的"领袖梦"很快被击得粉碎。在官僚政治中出人头地的幻想一旦破灭,我的共产主义者的假面也就戳穿了。我真正渴望的是爬入上流社会,而不是为理想献身。社会正义、追求真理现在对我毫无价值,被挤出官场在我看来似乎就是失去了一切。人生从此不再有任何意义。极度灰心中,我百无聊赖,每日到图书馆偷书填补空虚的生活。

    一九八八年六月,北京大学学生在校园内展开了要求民主的斗争。一些学生组织了"行动委员会",准备发起政治性示威游行。在最后几天,我参加了游行的准备工作。我参加学运的思想基础是非常复杂的。这里决不能排除个人失意、生活空虚、喜欢出风头的因素。但是,也决不仅仅是这些,而且主要不是这些。一些学运活动家的勇气和胆识(当时给我深刻印象的有刘刚、萧旭)唤起了我原有的良知和热忱,我从中又找到了生活的目的和意义,不能够再无动于衷了。无论如何,从此我从颓废萎靡中爬了起来。

    这期间我的政治信仰急剧转变,我不再自称为共产主义者。参加学运以后,我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日益成为自由主义者。八十年代后期,资产阶级新古典经济学事实上已经在中国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我所在的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由主张激进的市场导向经济改革的厉以宁教授领导,事实上是当时中国传播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中心。资产阶级经济学在中国的迅速普及反映了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上与统治阶级相一致的方面。当时,集权计划经济日益暴露出自己不再是合适的统治方式,官僚统治阶级迫切需要新的更加强有力的统治手段。象所有同学一样,我刚入学时无形中已经接受了统治阶级的如下观念:生产率、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唯一目标和衡量标准,劳动者不是被看做人而只是被视为应该尽量削减的一项成本要素,虽然自己有强烈的精神生活要求却有意无意的认为劳动者生活的意义仅仅是物质消费的增长,国民福利似乎仅仅是更多的彩电、冰箱、汽车......这些观念是通过无数的广播节目、电视节目、文学作品、学术著作和家庭教育灌输进来的。按照这种灌输好的观念,我站在与劳动者对立的立场上,把劳动者视为天生是懒惰的、唯利是图的。既然资本主义早已被经验证明是制服劳动者的行之有效的手段,我就把私有化看做中国经济的唯一出路,主张全面拍卖国有资产。这一时期是我系统研究并接受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时期。一九八八年和一九八九年初,中国知识界的自由思想运动达到高峰,北京大学在运动中处于中心和领袖的地位,我个人的批判意识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写了一篇论文,驳斥专制政府和国有制可以与市场经济相容的理论观点(即所谓"硬政府、软经济")。这是概括我当时思想状况的代表作,可惜现已遗失(这篇论文曾与萧旭、王丹交流过)。

    一九八九年四月中旬,全国性民主革命运动爆发。在运动期间,我始终与核心学生领袖保持密切来往。我对运动的认识最初也十分模糊,将它限定为单纯的学生运动,对它的意义估计不足。五月中旬以前,我一直倾向于选择适当时机收尾。后来事实证明,这个判断是过于保守了。在自由思想运动的高潮时期,波及的也仅仅是少数知识分子和大学生这样一个极其狭隘的范围。表面的思想活跃掩盖了反对派对人民群众的极端无知。没有人了解劳动人民的社会心理状况,对社会革命的成熟程度没有什么科学估计,斗争行动往往带有赌博的性质。但是,天安门广场的绝食斗争是一次中了巨奖的赌博。在实际斗争中,人民群众比反对派领袖们要先进得多、英明得多。五月十八日至二十日,斗争进入了全新阶段。一方面,运动已经超出了狭隘的学生运动范围,一举上升为全民性的民主革命运动;另一方面,以发布戒严令为标志。官僚统治集团悍然向人民宣战。斗争进入决战阶段,革命和反革命都再无退路可言。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反对派分子都认识到这一点。当时的反对派领导集团或者幻想与统治集团取得妥协,或者寄希望于上层宫廷政变。五月中旬以后,我对运动的认识一天天明确起来,坚决主张采取断然的革命手段反击反革命的进攻,争取决定性的胜利。但是,我的主张没有形成居于领导地位的意见。由于我对运动的认识和判断始终与当时的学生运动领袖们相左,至运动最后失败时,我始终没有正式加入反对派组织和承担起领导责任。

    对一九八九年民主革命运动的反思促成了我的思想的第二次重大转变。首先,反对派没有任何成熟的革命理论。他们迷恋民主,却不懂得民主为什么能够战胜独裁;他们认为自己受到人民拥护,却找不到自己可以依靠的力量。在刺刀临头的时候,"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口号除了剥夺人民反抗的权利还有什么其他作用呢?(有些患了革命恐惧症的反对派迄今不敢提"革命"二字)其次,反对派严重脱离广大劳动群众。在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潮阶段,人民群众用他们的集体的伟大力量废除了统治秩序平时加于他们的束缚,首都的警察和官僚机构完全瘫痪,人民在当时实际上争得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权利。但是,反对派由于对群众的无知和不信任,看不到群众的伟大历史创造力,在关键时刻不敢发动群众。

    这种对群众的恐惧和不信任心理,这种革命理论的贫乏,是不能在自由主义政治思想范围内解决的。因为它表面上以全民代表自居,实际上排斥了对革命动力源泉的分析。这种排斥,是为了掩盖它事实上把知识分子精英看做特殊公民的实质。我的疑问恰恰在马克思主义当中获得了回答。社会分裂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被统治者要获得解放只有以革命推翻统治者,这是我们社会的真实情况。真正的革命者从反对一切压迫和统治出发,只有完全站在被压迫者的立场上,而决不能以高人一等的领袖自居,认为民主不过是用开明的统治代替暴政,更不能认为人民大众只是自己实现"民主"的工具。开明的统治还是统治,凡统治未有不以暴政告终的。而民主如果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精英垄断政治的一种形式又哪里是什么民主?(有的反对派分子认为,人民大众的民主权利仅限于投票挑选由哪些精英来代表他们。殊不知,如果精英总是高高在上,他就只能代表他自己。)

    在民主运动发展过程中,发生了革命领导机关的迅速官僚化。革命领导机关一产生,马上就脱离了基本的革命群众,领导成员成为某种难以接近的特殊人物。另一方面,争权夺利消耗了领导机关的大部分精力,在后期,相当一部分领导成员追求个人的物质生活特权。表面上,这是由于运动中一些投机分子窃据了领导地位,革命组织成份复杂所致。但是,某种"领袖欲"、个人投机心理难道不是每一个反对派活动家或多或少沾染的问题吗?归根到底,这与实现人人自由平等的革命理想如何相容呢?既然自认为是自己是特殊的高级人物,又怎么能建设平等的新社会呢?"六o四"之后,我隐约感觉到了这些问题,但是当时并没有深入地思考下去。

    为了建立新的革命理论,我的学习重点从资产阶级经济学转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原来是均衡的、合理的、自由平等的地方,现在我看到了矛盾、不合理、专制和压迫。我刚刚开始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认识社会的方法,一次突发事件就打断了我的学习,也结束了我的大学生涯。一九九零年六月三日夜,北京大学学生在校园内自发集会纪念一九八九年民主革命运动。反动学校当局公然对集会学生威胁恫吓。集会者由于群龙无首,有自行瓦解的可能。在紧要关头,我在十分仓促的情况下挺身而出,发表反政府演说。演说本身并不精彩,可以说拙劣,但它客观上表现了革命者不屈服于反动派高压统治的大无畏斗争意志。另一方面,这次斗争是全国革命低潮中的一次孤立行动,没有引起任何反响。六月十五日,我被学校开除学籍,同日入狱。

    中国的刑事司法制度与一切压迫社会的刑事司法制度一样,建立在惩罚和报复原则的基础上。犯人一入狱,立即就失去了全部人的尊严。看守人员对犯人任意打骂,预审人员经常滥用逼供、诱供手段。管理制度禁止犯人阅读书刊,要求犯人全天静坐反省,实际是变相体罚。另一方面,刑法强调使用重刑、死刑,认为法律的主要作用在于威慑。但是,我与犯人的实际接触让我看到这种刑事司法制度不是在消灭犯罪而是在不断再生产着犯罪。那种认为人天生就有邪恶心理,只是由于对刑罚的害怕才不去犯罪的说法纯属一派谎言。我们的社会既然到处是不公正和压抑,就难免有些人产生病态的心理结构,因而随时可能产生破坏性行为。但是,社会不是把这种破坏性行为看做由它自己造成的病态去医治,而是采取把破坏者排斥在社会之外的做法。很多初次犯罪的人仍然有不少天真善良纯朴的品质,在监狱的环境中生活几年以后心理彻底扭曲,成为恶性犯罪分子。至于死刑,不过是社会无力解决自身问题的标志。随着越来越多的犯罪适用死刑,恶性犯罪也有愈演愈烈之势。

    在监狱中,依靠牢头管理监号。牢头是犯人中的统治者和压迫者。他们在监号中占据最宽敞的床位(想象一下,在人均只有半平方米的监号中,一个人睡两三米宽的地方是怎样一种特权)、掌管食物分配、支使他人为自己劳动(捶背、洗衣等),还可以打骂其他犯人、从中取乐,有的还占有同性恋伙伴。所有的革命者都会承认,牢头现象是一种必须根除的压迫现象。在监号中,牢头们散布这样一些言论:"人到哪里都分三六九等";"在什么地方都有柳爷(特权阶层),也有鼠蔑(奴隶阶层)";"牢头也是从擦地擦板儿一点点熬上来的"。每一个革命者都清楚,这无非是说压迫有理、被压迫活该。但是,这些话难道不是压迫社会(包括"民主"社会)中流行观念的表现吗?比如:任何社会都有上中下之分;国家只能交给精英、优秀人物来管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对立是永恒的;资本家也是从洗盘子开始辛辛苦苦奋斗起家的......为什么大多数反对派分子遇到这些问题就失去了批判性呢?反对派的绝大多数本身就是知识分子精英,或者接受了知识分子精英灌输的观念,认为只有自己才代表社会价值,而劳动者大众实际上没有社会价值。在监狱中,被牢头压迫的人也往往认为这种压迫结构既然约定俗成就没有什么不合理,他一旦当上牢头又反过来压迫别人。在社会中,压迫结构看起来似乎也是天经地义的,以至于被压迫者都认为它是正常的,似乎自己天生该受别人支配,公共管理永远是少数人的事。但是,社会中的压迫与监狱中的压迫一样不合理,也一样可以根绝。任何社会关系,都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因而也是人自己可以改变的。到底是根据哪条生物学原理,一些人要奴役另一些人,压迫和被压迫、奴役和被奴役要支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在监狱中,我常常意识到,在那样特殊的环境中,随时可以以自我生存为借口,在道德上堕落下去。如果你介入了牢头压迫、奴役他人的行为,如果你对此习以为常,如果你自己管理监号的时候沿袭牢头那一套做法、克扣他人饭菜、对别人肆意凌辱打骂,你还算什么革命者!(有许多"政治犯"在监狱中正是如此表现的)铁窗生涯没有挫折我的良心和意志,反而使我在思想上和道德上都进入了一个新层次。

    刚刚入狱时,我为海外传媒有关我的报道沾沾自喜。随着时间推移,我才有了一些较为清醒的认识。是什么在支配我的行为?是个人名利还是争取被压迫者解放的理想?如果是后者,我有什么可以引为骄傲的呢?这种学生自发集会和反政府演说难道不是众多的脱离群众的孤立反抗行动之一吗?我这才发现自己远不是真正的彻底的革命者,除非我把这个肮脏社会加于我心灵上的一切污垢都剔除干净。

    革命者离不开对全部现存社会结构的彻底批判,这种批判也必须深入自己的心灵。革命者的心灵必须完全浸沐在对人、对被压迫者的普遍的爱中。既然是真诚的爱,就不是高人一等,不是特殊的优秀人物,不是主宰历史的英雄。只有这样,才能认识群众,进入群众,与群众一起而不是利用群众去战斗,与群众一起争取自己的解放而不是替他们争取解放。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仅仅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彻底解放、彻底人道的革命学说。

    1992年12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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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秋火    时间: 2011-11-27 04:03

转自红石头论坛:http://mzd.hst1226.net/showtopic-5134.aspx
(秋按:此文曾在张耀祖主编的中国工人网上长期置顶推荐)

红石头论坛按:广胜同志的《当前形势与社会主义革命》。鉴于此文虽然流传于泛左网站,但是绝大多数被封。我们在此再贴一下。程广胜同志此文运用马列毛主义分析了革命形势,不足之处是没有点出中修的帝国主义性质。请读者阅读时注意鉴别。整体上该文是马列毛主义启蒙的佳作,值得广为流传。


当前形势与社会主义革命

作者: 程广胜(李民骐)

(一)资本主义危机

当前正在深化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我们乐观其变。我们认为,这次危机更加不可克服的局面还没有出现,危机正处于第一个阶段,即经济衰退正在发生,其后是一个相继持续数年的停滞阶段;第二个阶段美元面临崩溃,美国首先出现经济的滞胀,即经济停滞并伴随通货膨胀的阶段;第三个阶段,由美国一国的经济滞胀发展到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滞胀。这是我们对未来十年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状况的大致估计,其中能源、资源和环境问题是资本主义起死回生的最大制约因素。目前我们看不到资产阶级克服这次资本主义重大危机的可能途径,全世界无产阶级反对资本的运动也将成为日常现象。

在这次危机中,除欧美外,被称为“金砖四国”(BRIC)的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尤其是我们关注的重点。这四个国家都有如下共同特征:一、高度依赖欧美帝国主义国家的市场;二、人口基数大,工人阶级数量和力量相对增长较快,斗争进一步在发展;三、都存在严重的能源、资源和环境问题。也就是说,是帝国主义的脆弱地带。

中国资产阶级目前还有一些本钱,即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殷实的财政收入及较强的投资能力。在全球危机进一步加深的情况下,其财力却也是个不断消耗的过程。美元贬值导致外汇储备缩水,外贸顺差转变为逆差,国内税收逐渐减少和挽救危机不断消耗财政资金的过程。期间也不排除出现阶段性繁荣的可能(当前中国金融货币状况理应处于资产阶级可控制的范围内。出口减少主要打击私营企业,不会对整体经济造成致命的影响。就业问题引发社会革命是个逐渐表现的过程)。但是,随着以美国为核心的超帝国体系走向瓦解,中国的中央集权体制也将是个分化瓦解的过程。它的两根支柱(中央军队和中央财政)之一的中央财政趋于枯竭可能会导致政治危机的发生。中国的政治危机更可能的是中央集权制的瓦解。

面对危机,中国资产阶级究竟采取何种政治统治形式,他们内部是存在分歧的。一般来说,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统治,总是要加强专政的。只有当自己的统治面临危机,无产阶级的力量足够强大的时候,他们才会做出让步以保全自己。当前,中国统治集团坚持采取一党专制是有利于整个资产阶级的(今年两会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谢绝“三权分立”,证明是在统一认识——政权的稳定,抑制工人的斗争是资本增殖的保证)。只有当危机深化,“‘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资产阶级面临被无产阶级革命所推翻时,为避免革命的发生,资产阶级便有可能利用人民痛恨“党腐败”和渴望“民主监督”而做出表面的让步,即玩弄欺骗人民的两手:一手“打倒共产党”,并宣布共产党非法,共产主义者为恐怖主义;一手实行“宪政民主”,推行议会民主制度,以此把小资产阶级争取到自己一方面来。但是资产阶级的这种类似演双簧的伎俩,却使一些所谓左派人士一时欢喜一时愁。某些“保皇派”人士把人民的民主要求看作洪水猛兽,对人民遭受的专制压迫视而不见,鼓吹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什么“社改派”与“资改派”,进而用“资改派”的“颜色革命”吓唬人民,用“社改派”的“和谐社会”让人民产生希望,这种行为不是愚蠢便是反动。另一些“开明派”人士却不能正视政权的资产阶级一党专制的性质,时不时地把它同无产阶级一党专政相提并论,这种混淆阶级专政甚至拒绝承认阶级专政的思想,使他们完全陷入了“民主”的空想,其结果不能不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事实上,统治集团中根本不存在什么 “社改派”和“资改派”之分,而只有资产阶级一党专制与多党制之别。“4+4宪章”分子只不过是后者的摇旗呐喊者、资产阶级队伍中的投机分子罢了,但是,它却产生了显著的效果,这就是对小资产阶级的迷惑作用。

(二)左翼改良派

改革的极右道路把广大劳动人民推向了对立面,对市场经济抱有幻想的小资产阶级也随着危机的加深逐渐成为“改革”的反对者。他们的加入使得左翼阵营壮大了,伴随人数的增长所必然产生的思想混乱也逐步加剧起来。分歧尤其表现在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上:中国社会的性质及其主要矛盾,以及对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是改良的任务选择上。

改良派的基本认识是:中国是依附性资本主义,主要矛盾表现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同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是人民的一部分。社会主义革命不能毕其功于一役,经济上需经一个混合经济的阶段,发展一段国家资本主义;政治上须经一个民主革命的阶段,主张建立无产阶级和所谓进步资产阶级联合执政的多党民主政治体制。但改良派在实现途径上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部分人主张通过加强“共产党内社改派”的力量,促其左转,最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另一部分人则主张通过与所谓“民族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派联合,结束一党专制,实行议会民主道路,实现社会民主主义。左翼改良派的共同特点是惧怕资产阶级,惧怕革命;缺乏对无产阶级的信心,本质上是一条精英思想路线。

改良派不能认清或承认中国资本主义的实质就是依附于美帝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一党专制正是资产阶级的一党专制,工农被剥夺了管理国家和经济事务的权利。他们往往通过强调中国对美帝的依附性买办性而掩盖它本身正在膨胀的帝国主义倾向,从而错误地把革命目标确定为本国范围内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鼓吹国家资本主义和工农民主政权(同时打着为我所用包装起来的“毛主义”和民主自由两面旗帜)就是他们的既定政策。这只不过表明了一些人寄托于“党内社改派”(似乎对国有经济成分逐年减少的事实视而不见)对工农的开明,另一种寄托于“工农民主要求”对统治者的胁制罢了(后一种认识往往基于如下借口:今天的腐败独裁专制制度即将崩溃,代替它的将是民主监督的多党制度,工农将在未来的民主政治结构中拥有一定的权力,从而能够与“民族资产阶级”形成力量的制衡)。

我们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立场在对待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当代反映。一方面,他们否认今日中国资本主义是由社会主义直接复辟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一事实(忘记了这是一个在帝国主义时代积极参与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开放”过程),从而要么把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误判为政权上的社会主义与经济上的资本主义的混合物,幻想在这个基础上由“党内社改派”加大国有化成分把中国“改回”到社会主义(应该是邓小平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要么把资产阶级简单地划分为腐败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所谓进步的“民族资产阶级”,并夸大两者之间的矛盾,幻想后者具有革命要求,企图与其建立统一战线的关系。促成他们宁走改良道路而不思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另一方面原因是,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进行了错误的总结并从根本上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对工人阶级未来作为革命阶级和领导阶级丧失信心,形而上地理解暴力革命甚至惧怕革命从而失去了革命的想像力。由此看来,如果说刘少奇当年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停止不前,那么,左翼改良主义的路线在今天就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今天看似进步的改良派,由于它的主张满足了一部分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因此会得到部分急切希望改变自身处境的群众的追随和呼应。但由于它最终将把无产阶级引入到资产阶级的制度体系中这一根本性的错误,从而消弱无产阶级的力量并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的重要干扰力量。

(三)社会主义革命者

社会主义革命者比较完整地继承了马列毛主义关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认为当今中国是一个资产阶级全面复辟的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是不断激化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革命的性质是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者不会简单地理解中国的资产阶级,我们认为这个资产阶级的形成、壮大及其所表现出来的阶级特征,是与修正主义集团复辟、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施行的政策(新自由主义)以及共同瓜分公有财产、剥削压榨工人农民紧密相关联的。中国的资产阶级从历史形成来看,主要来源于两个部分,一部分来源于走资派修正主义集团,一部分来源于修正主义政策培养的新兴资本家。由于现代修正主义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政策的产物,所以它对外极具投降买办性,对内推行大官僚资本集团专制;而新兴资本家阶级不仅继承了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两面性和软弱性的传统,而且形成于修正主义卵翼之下共同瓜分公有财产,具有资本原始积累特征的短期暴富,所以精神上自满,政治上幼稚胆怯。它不但惧怕和屈从于美帝国主义和中国官僚专制集团,同时惧怕任何形式的革命打烂自己的坛坛罐罐。因此,社会主义革命者既不会寄希望于腐朽腐败的官僚买办集团改弦易辙,也不会对新兴资本家阶级抱任何革命的幻想。但无产阶级革命并不排除对在修正主义政策下缓慢积累资本的部分资本家以社会主义改造的机会与政策。

社会主义革命者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是与社会主义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一个阶级,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必须始终坚持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基本方针。指导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思想理论基础是一以贯之的马列毛主义,反对任何人将马列主义与毛泽东主义割裂和对立起来,采取为我所用的伎俩诠释和包装“毛泽东主义”。一个社会主义革命者,不仅要承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还要始终贯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的毛主义群众路线。反对以任何借口以任何形式推行那种“相信少数,依靠少数,发动少数”来“运动群众”的反动精英路线。

(四)中国工人阶级

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向中国大举输入资本获取超额利润的同时,中国修正主义集团为了自身利益,不惜与跨国资本合流把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公共财富进行了最直接最野蛮的剥夺。如果说这是一次阶级报复,一次反攻倒算也是毫不夸张的。摧毁公有制经济导致老工人丧失了稳定的工作岗位和福利保障,迫使他们成为待价而沽的商品;中止了农村集体化进程排挤出大量的青壮年农民,迫使他们背井离乡充当了国际国内资本增殖的廉价劳动力,劳动力商品化的这一过程伴随着的是工人的自相竞争加剧,众多的老工人或者接受工资福利的消减,或者被排挤出了生产领域。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新工人的数量也在急剧增长,然而经济危机的发生迫使资产阶级必须毁灭掉一部分生产力,这其中就包含一部分资本家不再使用的劳动力——越来越多的人失业了,其他的人为了保持住工作岗位不得不接受更加苛刻的条件。这就使工人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同其他商品一样,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有交易成功或者卖个好价钱才能生存。

但是,工人毕竟是人,它除了具有商品的一般属性外,还有其特殊性。这一特殊性就是他能形成阶级联合并与资本相对立,否则,他将会任由资本来宰割。最能体现无产者反抗力量的是工人作为阶级的组织力量和思想精神力量。犹如衡量一个人的机能和健康状况往往从他的肌体协调性和大脑思维逻辑性两方面进行考查一样。那么,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反抗力量究竟会是个什么样子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对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特殊组织成分做出说明。

中国工人阶级的时代特性需要从这个阶级的形成过程中得到考察。它的独特性是基于其间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阶段,从而中断了“劳资对立形成阶级”的传统形式。归根结底,它与中国近六十年来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复辟道路的交替具有直接相关性。有鉴于此,我们把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组成按照他们的形成历史和条件分为老工人和新工人这两类来说明这一问题。

老工人不完全是一个年龄的、个体的概念,他们是指这样一类工人:都具有在公有制经济单位中体验一定阶段工人角色的经历,并能够把个人与单位集体看作为一个共生的统一体;观念上把自己所属单位的生产资料看作为集体创造公共所有而非官僚或经理私有,一旦管理者对单位用工制度、生产制度、分配制度或所有制进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更时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被剥夺被雇用处境。新工人同样不完全是一个年龄的、个体的概念:他们是随着中国城乡资本增殖扩张、境外资本输入所建立起来的劳资关系中成长起来的雇用工人。这类工人的基本共识是:企业是企业家或资本家的企业,自己是仅靠工资为生的、别无其他出路的劳动者。

关于中国工人,我们常听到一些议论,归纳起来表述如下:中国的大多数老工人已经被排除在生产领域之外,失去了组织起来的条件,就职于企业之中的此类工人由于官方工会的控制和工作岗位的竞争,完全趋于保守;他们的阶级意识是毛泽东时代因为政治斗争的需要附加上去的,随着原来公有制体系的崩溃,他们便成为了散兵游勇,阶级意识随之消散;如果他们有斗争,也只是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他们怀念历史只是一次回光返照,他们没有未来。新工人是中国工人的主体,他们居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此起彼伏的罢工斗争说明他们正在经历着“劳资对立形成阶级”的进程中,毫无疑问,他们将在汲取国内外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中成长,其斗争成长的轨迹完全符合马列关于欧洲工人阶级的论述。鉴于列宁曾经讲过:“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它的“ 阶级觉悟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因此,今天社会主义革命者的主要任务不是去关注老工人而是要向新工人灌输社会主义的理论。

前面提到,有一种改良派他们形而上地割裂历史联系地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划分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所谓民族资产阶级,然后把前者说成是坏资产阶级,后者看作为好资产阶级并企图与其建立统一战线关系。显而易见,我们不能同意这种人为地割断历史,任意抠掉了几乎60年社会主义建设和资本主义复辟过程的分析方法,似乎今天的中国资本主义只是消除了土地封建因素并在量上发生了一些赋有时代特征的变化,其社会性质基本保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前的状态,从而得出须经一个民主革命阶段的结论。同样,社会主义革命者不能像上述改良派一样也犯割裂历史的错误,把中国的工人阶级简单地划分成所谓保守的老工人和激进的新工人,并断言背负“伤痕历史”、丧失斗争手段的老工人退出革命的舞台是生命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而新工人是工人运动的主体,并肩负着未来则是不言而喻的。这种分析思路,联系到今天大量的农民处于小生产状态、新工人大量来自于农民这一事实,得出社会主义革命须经一个民主革命阶段的结论也不是不可能的了。因此,我们不但要用辩证统一的历史的观点分析认识中国的资产阶级,避免将资产阶级的成分进行简单地切割和对立,同样必须运用这一观点分析认识中国的工人阶级,从而才能说明为什么我们的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不是民主革命性质的。

中国的老工人,也可以称作为城市传统工人,是伴随着中国30年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和30年资本主义复辟过程形成的。这一过程包含着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的交替,但对老工人而言时间上是连续的,无论就某个个体来说他处于时间序列的哪一个点上。如果我们能把其阶级的组织化程度和阶级意识进行量化并作为纵坐标,时间作为横坐标,那么,有人也许会得出两者在六十年里的变化轨迹均表现为一个正态分布的结论。我们认为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工人的组织化程度由于容易受外力干预,比如国家政权的扶持或打击,它的确更接近于一个正态分布;而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却是由无数个个体的经验和认识统一形成的集合体,同时,两个阶级的对立越激烈越显著,就越会加强各自的阶级意识,对资产阶级是这样,对无产阶级也是这样。例如对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评价,老工人与修正主义集团得出的结论则是完全对立的,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尤其能说明这一问题。因此,老工人的阶级意识不是一个呈现正态分布的状态,这个曲线呈现出来的恰恰应该是一个逐步增长增强的趋势。但是,综合考虑老工人群体的年龄因素、组织化程度和阶级意识,显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更像是一个头脑发达、肢体残缺的事物,无产阶级这样的状态将怎样同有组织的资产阶级决战呢?这个问题我们留待后面做进一步的阐述。

中国的新工人,通常被认为形成历史短暂,只有不到30年。有两个方面似乎可以说明这一结论:一是这一群体本身的形成历史时段,二是从它被隔断与老工人之间的阶级意识联系。前者容易理解,它形成于30年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过程。第二个方面我们需要做些分析(由于中国的新工人没有自己的政治和社团组织,甚至缺乏形成“工联主义”的组织条件,所以后面在分析新工人的时候忽略了对他们的组织化程度的考察。)。这里讲的新工人,主要来源于农民和城市工人的后代(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分别按出身包含在各自部分),显然农民占其中的最大多数。无论从农民的视角,还是他成为工人,即便是接受了大中专教育之后成为工人的视角,他们眼中的老工人都有着完全不同于自己的历史。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是工作还是生活,他们很少能够把自己与老工人建立起什么联系。即便是在某些存在新老工人工作岗位混合的场合,这些有“特权”的老工人也是新工人表示不公平的对象。就是对那些下岗工人,他们一方面认为自己比他们强(自己有土地保障和竞争力),另一方面对这些“计划经济的弃儿”、“吃大锅饭的懒汉”仍然获得政府的经济补贴深表不理解和不认同。总之,不了解及认同度低是来自农民的新工人对老工人的基本认识。尽管这些老工人中的相当大一部分都是上世纪来自农村的农民,是这类新工人的先辈,但这却是他们所不知道的,也很少有人向他们提供了解这一历史事实的材料。在这里,新老工人的历史是断裂的。但是,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统治阶级利用种种手段制造新老工人之间隔阂的时候,我们不能把这种结果加罪于农民及新工人。众所周知,疏于同老工人发生联系的新工人获得信息的主要来源是主流媒体和官方的宣传,那么在他们的头脑中形成这种对老工人乃至与老工人的命运紧密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扭曲的认识就不奇怪了。当资产阶级学者以专家教授的名义向他们大量灌输毛泽东时代“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对立、导致城市传统工人优越于农民的时候,新工人能有什么样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觉悟抵挡得了这些精英们的说教呢?没有,他们刚刚形成的一点劳工阶级的意识和经验会被这种“权威解释”击得粉碎。这种无非是要分裂新老工人阶级队伍,堵塞新工人产生丝毫社会主义要求的伎俩,要被这类新工人彻底看穿还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学者是会不断制造出种种谬论迷惑和麻痹工人为建立劳动解放制度进行斗争的意志。可以设想,某一天由精英们普遍呼吁“组织独立工会,争取罢工自由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感到有多么令人惊奇。相对于修正主义集团开出的“农民工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领导阶级成员的空头支票,实则默认甚至怂恿“血汗工厂”的存在而言,精英们的“呼吁”对新工人来说要更吸引人一些。

那么,那些是为老工人的后代的新工人有什么样的阶级意识呢?首先,他们是在耳闻目睹自己的长辈被推入深渊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毫无疑问,他们不会简单接受主流宣传加在老工人身上的种种诬陷,但同时,长辈的悲惨命运也促使他们产生强烈的摆脱本阶级队伍的愿望,然而,其中的大部分最终还是成为了雇佣劳动者,从逻辑上讲这种新工人正是联系新老工人之间阶级意识和阶级历史的一个纽带。首先,他们清楚地看到,老工人是个由企业的主人自上而下进入劳动力商品市场的过程,来自农民的新工人是个由下而上进入劳动力商品市场的过程,最后两者共同汇集到劳动力市场出卖自己,受资本家压迫和剥削。其次,他们从父辈那里得到了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模糊认识,同时又能深刻体会到血汗工厂对工人的摧残,这样,我们可以把这一群体的特征看作为联系新老工人的过渡状态。过渡状态是一个力量相对均衡的状态。但是,鉴于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阶级对立的客观存在,阶级力量的对比是个不断发生变化的过程,因此,本阶级内部的这种均衡就只能是相对的暂时的。如果资产阶级的危机引起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在近些年来广泛展开,老工人因为仇恨和绝望所产生的清算修正主义集团的斗争必将达到一个新的政治高度,那么其后代的政治意识就会向着自己长辈的水平看齐,并将这种力量传导给新工人的主体部分,使其阶级意识迅速迈过“工联主义”实现阶级意识和政治意识的跨越式发展;如果资产阶级的力量长期保持优势于工人阶级,那么,兼具无产阶级政治意识与资产阶级经济意识的这类新工人被以农民为主体的新工人的工联主义倾向所拖累的可能就会大大增加。因此,如果我们静态地观察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组成,并忽略掉来自老工人的后代建立在新老工人之间的历史联系,且假设资产阶级长期处于优势地位,那么,新老工人之间的阶级历史就中断了,我们就可以做出新工人的阶级历史不到30年的结论。而要改变这一结论的,将是一场把所有工人阶级都卷入其中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这一阶级斗争的方向将是指向社会主义革命的。

(五)社会主义革命

革命的爆发总是要具备一定的主客观条件,尤其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取得成功还需要满足更多的条件,其中革命路线正确与否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

从世界体系来看,今天垄断资产阶级已经把全球联系成一个更加紧密的、结构分明的整体,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和垂死性表现得更加明显了,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在不断加剧。包括国际资产阶级在内的有识之士也不得不承认,以美国为核心的超帝国主义世界体系正在走向衰落,那么,列宁关于链条将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环节断裂的观点能否再次成为现实,这是每一个社会主义革命者都特别关注的问题。前面提到的被称为帝国主义脆弱地带的“金砖四国”,其中就包括中国,而且在帝国市场依赖、无产阶级的数量质量以及能源资源环境问题三个方面较其他三国表现得更为突出。从亚洲来看,唯一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日本十多年来经济低迷,它在能源和资源上又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可以预计,这次持续的全球危机必将重创日本经济,进一步消弱日本资产阶级力量。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是一个资产阶级主要依靠能源资源和军事力量(所谓井架加导弹)维持统治的国家,危机不仅对它的能源出口国地位产生微妙的影响,同时使其安抚俄国无产阶级的能力大打折扣。印度同中国一样,是亚洲一个人口大国,全球危机致使国内两极分化越发严重,它的持续蔓延的人民武装力量为世人所瞩目。可以说,全球“金砖四国”中有二个半在亚洲,占全球人口总数的大约五分之二。

中国除了具有“金砖四国”的上述一般特征外,还有着自己突出的一面,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和严重缺乏基本保障的数量达三亿之众的阶级队伍。修正主义集团在摧毁社会主义工业体系的同时又把中国变成为帝国主义的世界加工厂,这就不可避免地为自己锻造了一个置自身于死地的庞大的革命无产阶级队伍。中国一旦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不仅会对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产生辐射作用,而且将大大加速世界帝国主义体系的崩溃。

中国资产阶级的腐朽腐败与堕落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为世人所共知。不仅如此,他们的贪得无厌和短视、他们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勾结致使中国东部和西部发展差距与贫富两级分化均超出了临界状态,这无异是掘好了埋葬自己的坟墓。中国的东部及沿海一带是资本主义相对发达的地区,国际垄断资本和中国的大资本家也主要盘踞在这里,大量来自外省城市和农村为他们服务的无产者却只能取得“暂住”的条件。资产阶级借用“户籍制度”来达到自己最反动的目的,使这种居无定所、岗位不稳定的无产者不断处于流动状态,这无疑会消弱无产阶级的凝聚力量和队伍的稳定性,成为资产阶级取得对当地无产阶级绝对优势的重要影响因素。相反,中国的中西部是资本主义欠发达的地区,它没有能力吸收和消化因大量国有集体企业私有化或产业向东部转移而排挤出的老工人,另一方面,这一地区又是新工人劳动力的主要供应地,当经济危机导致失业发生时,他们往往必须从东部退回到当地,这就为中西部新老工人阶级对当地资产阶级形成力量上的优势创造了重要条件。其次,西部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不断激化的民族矛盾本质上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应该说,中国是全球帝国主义体系的一个缩影。全球有“金砖四国”,中国也有“金砖西部”。

那么,中国的无产阶级应该怎样利用国际国内的有利条件壮大自己的力量,力争中国首先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呢?

超帝国主义体系走向衰落是作为外因影响着中国革命的发生和发展的,中国革命的是否发生并取得一定胜利,归根结底在于中国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力量对比,以及无产阶级采取正确的战略路线。这就是,找到中国资产阶级的薄弱地带,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革命优势。

中国的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贫富两级分化加剧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垄断资本的本性所决定的,是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经济危机只能加剧而不是缓解这一趋势。中西部一方面是东部沿海一带的能源、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供应地,另一方面又是东部金融资本输入和商品倾销地。同时,东部及沿海一带又连接着世界帝国主义市场,充当着国际垄断集团蓄血池的角色。因此,切断西部与东部之间的输血管道,无疑将会消弱核心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重创国际跨国集团和中国买办集团,增强东部沿海一带无产阶级的力量,改变这一地区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优势地位。

中西部地区是近现代革命爆发的策源地,无论是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还是无产阶级的土地革命均是从这里发生发展的,因而是一个具有革命传统的地区。近年来频频发生的直接挑战当地政权的群体性事件,就主要集中在这一地区。今天,这一地区又集中了中国最革命的阶级——中国工人阶级的一支特殊队伍:千百万曾受社会主义大工业三线建设训练,深得毛泽东革命思想影响,后遭修正主义集团阶级报复,生活极其艰辛而渴望革命改变自己命运的老工人;数量庞大的遭受资本家“血汗工厂”压榨今又因危机而承受更加严酷剥削的以及失业回乡才真切体验到自己一无所有而艰难寻找出路的新工人。

从以往老工人的反私有化“护厂运动”以及近年来为争取生活保障待遇同地方政府发生对峙和新工人为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进行的罢工斗争来看,他们均缺乏有形的组织而表现为自发运动。这一方面因为专制政权不择手段地压制和打击,工人没有条件建立自己的组织;另一方面,恰恰因为不存在有形的组织才使得斗争以群众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群众运动的形式通常都局限在一厂一事的范围内,资产阶级力量的强大很难使他们跨越这一范围进行更广泛的动员。然而,无论是有组织的抗争,还是群众运动,都是斗争的外在形式,真正推动运动前进的是斗争的实际内容。对于老工人而言,他们的斗争内容是分层次的,既有最低要求也有最高目标。最低要求就是大家通常看到的,表现为经济的内容,反映的是个体生活的要求。诸如“要吃饭,要生存”的口号便是这一目标的表述。这一要求能最广泛地动员群众,也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工人免遭政权的打击。其次是保护或夺回工厂的斗争,具有反私有化的性质,表达的是一个单位工人集体的共同利益。这一斗争反映的是工人这样的理念:工厂企业是工人们的劳动积累而不是资本家的,是政府做嫁通过官商勾结私分了工人的财产,打碎了工人的饭碗。因此,工人们的斗争矛头直指当地政府,而较少与资本家或管理层发生纠葛。“保护国有资产”、“惩治腐败分子”等口号便是表达这一层次斗争内容的。如果需要用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概念来表述,那么,这一阶段的斗争就是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之间的过渡。老工人的最高要求便是政治的并涉及社会制度的要求,这一层次的要求很少在可观察到的现实斗争中表现出来。2002年东北一个地级城市辽阳发生的工潮,是在同一个城市由多家工厂联合并有数万工人参加的持续数日的群众运动,他们打出的主标语 “罢免XXX,解放辽阳市”就表现出了浓厚的政治斗争取向。这可以说明,工人的斗争一旦超出工厂范围并表现为阶级的行动,便可能向着政治斗争的方向发展。

在修正主义集团的专制统治下,老工人无比艰难地进行着反复辟斗争,新工人还处在为争取工资和劳动条件的自发斗争中,还没有建立起为自己的未来进行斗争的阶级意识。这时候我们一些革命同志便产生了悲观的情绪,认为既然没有暴力革命的条件,资产阶级的多党制度总是要比专制来得好一些,它至少可以给工人以组织的权利。怎样看待这一问题呢?首先,今天的资产阶级是有民主自由的,这可以从资本的自由程度上来考察;如果说还不充分,那是因为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已成历史,中国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故。缺乏民主和自由的正是工农劳动人民,老工人缺乏抵制企业私有化的民主自由,新工人缺乏实行罢工对抗资本家的民主自由,农民缺乏反抗官僚压榨的民主自由。工农的民主自由多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就少了,资产阶级怎么会赐予工农民主自由来反对自己呢?其次,如果资产阶级开放党禁,那只能是因为他们面临被推翻危险的时候,或者如俄罗斯的叶利钦一般,只为了最上层的官僚和大资本的利益不惜牺牲整个资产阶级利益和国家民族利益的时候。这种民主既然是资产阶级为一时之利对无产阶级的让步,那么,一旦他们的统治得到巩固,马上就会收回这种民主自由的承诺,甚至向人民的民主发起进攻。叶利钦炮轰俄国议会应该还存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俄国工人阶级至今不能有效组织起来捍卫自己的利益,根本的原因是俄国的工人阶级没有真正的民主自由。多党制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只不过是一种资产阶级玩弄的游戏。中国工农渴望真正的民主自由,但这只能由工农自己去同资产阶级战斗来争取。今天,工农的斗争表现为群众运动的形式也是有着它的优越性的。小规模的不断的群众斗争,剔除了群众团体固有的顽疾,即社团组织条件下的个人利益追求和官僚气息,从而能够筛选出最优秀的最能代表群体利益的先进分子;自发的群众运动也是一个群众自我教育的过程;群众对组织的渴望,会在一定条件下成为组织起来的强大动力。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一定的地区一定的条件下,工人斗争表现为阶级的联合斗争后,斗争的方向将是指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而不会停留在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自由要求阶段。其理由是,一、今天老工人的处境完全是由于企业的私有化造成的,这一点他们有着深刻的体会并已经认识到了。二、清算官僚和资本家是他们的强烈愿望,这种清算不是简单的经济补偿(谁为他们补偿?),而是政治的清算。日常的斗争已经使他们看到,即便自己提出的要求是经济的内容,却也在经济的范围内得不到解决。大多数老工人都有向一个目标——当地政权示威的经历,他们只需要一个能使自己产生联合的机会或条件。三、一旦群众运动充分展开,不但会按照历史上革命运动的一般规律发展,而且老工人将很容易回忆起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斗争经验——自下而上地充分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夺取政权!四、新工人掌握着生产,但却没有维护自己利益的组织。但是我们可以作出大胆的预见,由于工人阶级利益的一致性,他们将被政治觉悟高、斗争经验丰富的老工人引入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来,到那时,将是老工人的政治觉悟同新工人的革命热情充分结合的时候,阶级意识的“灌输”将会在短时期产生出显著的效果。五、斗争会使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充分涌现出来,一个党只有由这样的先进分子组成,才能领导无产阶级战无不胜。无产阶级的团结和组织的有力本身就是一种暴力。五、由于老工人有过当家作主的经历,新工人渴望当家作主,因此他们将有能力管理好一个企业,同样有能力管理好一个国家。

在一九六五年九十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接着十月在与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中,毛泽东又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历史似乎就是按照他的预计发展着。他为中国西部留下了三线建设的巨大成就,同时也为西部造就了一个经过社会主义大工业建设训练的先进的工人阶级队伍。今天修正主义集团再为自己造就了一个年富力强的掘墓人——新工人阶级队伍。

2009年4月初稿

作者: 秋火    时间: 2011-11-27 04:14

转自美国侨网主人公论坛http://chinausanews.com/bbs/redirect.php?tid=19206&goto=lastpost



中国工人阶级的兴起与中国革命的前途

程广胜(李民骐)

2011年春



在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以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成为世界资本积累的一个主要推动力量。中国的制造业出口部门,完全建立在对亿万廉价工人残酷剥削的基础之上,在新自由主义全球调整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能源和许多种原材料的最大消费者。按照现在的趋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将在几年内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简言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态矛盾的中心。

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论述的,并且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所证明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必然带来产业工人队伍的日益壮大,不仅如此,资本主义工业化同时也为工人阶级的组织准备了物质方面和社会方面的条件。这一基本规律正在中国发生作用。

2009年7月,吉林省国有通化钢铁公司的工人阶级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对私有化的斗争。愤怒的工人将代表资本家执行私有化的总经理打死。这次斗争,迫使当地政府放弃了私有化计划,并且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其它地方的反私有化斗争。

2010年夏,罢工浪潮席卷了中国沿海各省,打击了中国的出口制造业部门。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失败、退却与沉默之后,中国工人阶级正在重新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与政治力量。2009年与2010年的事件将被证明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中国即将进入一个工人阶级斗争高潮的新时代。

随着中国工人阶级成长为新的社会与政治力量,这一重大发展将怎样影响中国与世界的未来进程?历史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及某些“半外围”国家的资产阶级都曾试图通过社会改良的办法来调和与工人阶级的阶级冲突,从而达到维护资本主义的基本社会经济秩序的目的。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不是也可以通过采取类似的办法来调和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冲突呢?            
     
        当前的世界历史条件与资本主义历史的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不同。全球资本主义正处于深刻的结构性危机之中,面临着不可克服的经济、政治、社会以及生态方面的矛盾。中国的资本主义积累所依靠的,一是对广大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二是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以及对环境的疯狂破坏,三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随着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加深,以上三个条件在未来的不长时间都将不复存在。

        中国资本主义积累的机器一旦停止运转,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必然迅速上升到资本主义的狭隘历史界限所无法容纳的程度。中国资本主义的坍塌,将为中国以及全世界的新的社会主义革命扫清道路。

无产阶级——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吗?

在《共产党宣言 》中,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必然产生新的社会条件,无产阶级化的工人阶级(即自身不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不得不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佣劳动者)将要成长壮大,并且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人口的绝大部分。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为工人阶级的组织准备了物质方面和社会方面的条件。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工人在工作中与生活中都更加集中了。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扩大以及工人的进一步集中,工人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为了维护自身的直接利益开始与资本家展开斗争。

        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为工人阶级提供了政治教育与一般教育的因素。在交通与通讯方面的进步便利了工人在全国范围乃至在国际间组织起来。在工人斗争发展的一定阶段,无产阶级将通过政党的方式组织成一个统一的阶级。马克思预言,随着无产阶级在经济上与政治上组织起来,无产阶级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无产阶级终将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遭到了来自西方工人阶级以及非西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严重挑战。1914年至1945年,世界资本主义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大萧条。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蓬勃发展。世界资本主义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面对空前严重的危机,资本主义被迫进行重大的自我调整。大政府、凯恩斯主义的资本主义代替了小政府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了一系列社会改良。亚非殖民地国家纷纷获得独立。        

        通过对西方的工人阶级以及非西方的民族资产阶级做出有限的让步,全球资本主义的内部阶级冲突得到缓和,而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得以保全。全球资本积累复苏的条件具备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出现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所谓“黄金时代”。

        但是,到了所谓黄金时代的末期,新的世界矛盾产生了,出现了新的世界工人阶级斗争高涨的局面。革命浪潮席卷了世界的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差不多所有的主要资本主义经济都遭到了利润率急剧下降的打击。在整个七十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动荡不安。到了1979年,美元几乎完全崩溃。

        面对这种局面,世界资产阶级决定对世界革命力量进行反扑。新自由主义就是世界资产阶级的反攻。表面上,新自由主义是企图恢复早已破产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实际上,新自由主义是世界资产阶级为了重新调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恢复利润率并重建资本积累的有利条件而采取的战略措施。     
   
        新自由主义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是极大的扩充全球廉价劳动力的产业后备军队伍。通过将工业生产从西方“核心”国家转移到外围和半外围地区的办法,跨国公司就可以通过直接剥削外围和半外围的廉价劳动力获取超额利润。不仅如此,通过以产业转移相威胁,跨国公司还可以迫使西方工人接受更低的工资和更高的劳动强度,并且迫使西方国家政府削减社会开支并减少对资本家的征税。   
     
        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调整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哈佛大学的理查德•弗里曼认为中国向市场资本主义的转变、印度的自由化“改革”以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使全球可供资本主义剥削的实际有效劳动力队伍增加了一倍。2007年,中国工业部门雇佣的工人达到两亿人,几乎相当于全部西方国家工业就业人数的两倍。没有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和加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调整将受到很大的限制,并且未必成功。      

        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后半期,主要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率都恢复到了比较高的水平,资本积累速度加快了。到了本世纪初,中国与印度的高速经济增长开始对世界经济增长做出显著贡献。2003年至2007年,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个小“黄金时期”。   
   
        但是,新自由主义战略的暂时得逞,也为它的自我灭亡准备了条件。就近期来说,全球工业的大部分转移到半外围的所谓“新兴市场经济”(如中国、印度、东欧和拉丁美洲)以后,出现了严重的全球工业生产过剩。半外围资本主义工业的快速扩张大大超过了这些国家贫困的工人阶级的购买力。于是就产生了所谓的“全球失衡”,半外围国家的生产过剩不得不通过向西方核心国家大量出口的办法来加以消化。而美国,则成为半外围国家的主要出口市场。美国自己,则靠借债消费维持需求扩张。这根本是不可持续的,并终于导致了2009年的世界经济大衰退。

        就中期和长期来说,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调整造成了全新的世界历史条件,这种新形势,将最终导致不仅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的失败,而且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土崩瓦解。      

        首先,随着中国、印度和其它所谓“新兴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全球自然资源的耗竭与环境的破坏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全球生态系统已经处于完全崩溃的边缘。在未来几十年,世界所面临的前途,不是人类奋起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代之以一个在社会与生态方面都完全可持续的、崭新的社会制度,就是人类在全球生态灾难中与资本主义同归于尽。这一与以往根本不同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是21世纪压倒一切的世界历史性要求。

        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调整同时也为它自己以及全球资本主义的灭亡准备了新的掘墓人,那就是在广大的半外围地区形成了新的无产阶级化的工人阶级队伍。特别是在中国,随着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并且学会组织起来,假以时日,中国工人阶级必将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与政治力量,并且要求实现越来越广泛的经济、社会与政治权利。     
   
        无论是中国资本主义还是世界资本主义都面临着无法逾越的生态极限。中国资本主义不可能既满足工人阶级的要求,又维持资本主义积累所必需的各种必要条件。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为利润生产的要求与社会和生态可持续的要求,两个方面的冲突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一切客观的历史条件都表明,只有以革命手段打倒资本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与世界所面临的基本矛盾。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将从根本上改变全球力量对比,使全球力量对比极大地有利于全球无产阶级,并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扫清道路。

        中国的工人阶级与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能够承担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并且无愧于世界资本主义“掘墓人”的伟大称号吗?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既取决于各方面的客观历史条件,但是同样取决于工人阶级能不能、敢不敢发扬伟大的革命首创精神,为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一切必要的主观历史条件。

中国的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

        1949年的中国革命是在充分发动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劳苦大众的基础上,推翻了帝国主义和本国地主、资本家的反动统治。GCD在经过了二十二年的革命武装斗争以后夺取政权。大多数的党员来自于工农并且忠实于劳动人民的基本利益。这些历史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基本性质。

        尽管存在着相当的历史局限性,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其基本性质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国家。这表现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内阶级关系相较于一般外围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对于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的一般劳动群众,要有利地多。

        在五十年代,所有的工农业基本生产资料都完成了国有化和集体化。到了六十年代初期,毛泽东及其同志们已经认识到,要真正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要在形式上改变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而更加主要的,是要改变实际的生产关系,使工人阶级能够在实际上领导经济和政治。   
   
        在城市里,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工人拥有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权利,受到“铁饭碗”的保护。所谓“铁饭碗”,包括就业保障、公费医疗、廉价教育、廉价住房、退休养老保障等广泛内容。“铁放碗”使工人能够在工作场所敢于抵制干部和管理人员滥用权力。“铁饭碗”使工人在事实上对于劳动过程有了相当的控制权,并限制了官僚主义特权的发展。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业领域的生产关系得到进一步改造。很多工业企业实行了“鞍钢宪法”,要求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

        在农村,在最初阶段受到一些挫折以后,人民公社制度在六十年代得到巩固。从六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末,农业产量和农村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公共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在农村得到了大发展。到七十年代末,百分之九十的农村普及了合作医疗。

        1960年至1980年,中国人口的人均预期寿命由47 岁提高到了66岁(增加了19岁)。在同一时期,世界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由52岁提高到了63岁(增加了9岁)。所有低收入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由42岁提高到了51岁(增加了9岁)。所有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由48岁增加到了61岁(增加了13岁)。

        1980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与韩国一样(66岁),超过巴西(62岁)和土耳其(60岁),比印度(55岁)整整多了11岁。

        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就,社会主义中国仍然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并且受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基本运动规律的制约。为了加速资本积累和完成工业化,经济剩余集中掌握在国家手中。这就使新生的官僚特权集团和技术精英集团有了产生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这些集团一旦得势,必然要求拥有越来越多的物质特权和政治权力,并且在共产党内寻找自己的代理人,也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及其战友决心通过直接号召与发动广大的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学生,来制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趋势。由于政治上缺乏经验、思想上缺乏准备,中国的工农劳动群众没有能够承担起直接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重任。再加上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还处于萌芽状态,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尚未完全暴露,使工农群众无法明确斗争对象与团结对象,不能够理清阶级阵线,毛主席的战略意图没有得到实现。在毛主席逝世以后,以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策动了1976年9月的反革命政变。毛泽东的战友遭到监禁与迫害,GCD内的革命派完全被清洗掉了。“GCD”在事实上堕落为一个代表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专政的党,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进程开始了。

        所谓的“经济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人民公社被解散,农业生产完全私有化了。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打工”,成为被中外资本家剥削的廉价劳动力。到九十年代初期,私有制企业(包括当时事实上已经私有化了的所谓“乡镇企业”)已经超过国有企业,占到中国工业产值的一半以上。

        九十年代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所有的中小国有企业和部分大型国有企业都被私有化了。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都是被贱卖甚至于直接赠送给资本家的。私有化的受益者包括政府官员、原国有企业经理、与政府有联系的私人资本家以及跨国公司。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在事实上完成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在盗窃掠夺全民和集体资产的基础上完全形成了。与此同时,几千万国有和集体职工被迫下岗,沦为城市贫民。

        “GCD”的领导集团很快就承认了这个新的资产阶级的合法性。在2002年召开的“十六大”修改了党章。旧党章仍然声称“GCD”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新党章宣布,“GCD”是所谓“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人们普遍认为,所谓“先进生产力”不过是资本家阶级的委婉语罢了。

        尽管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进行了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的无产阶级化的工人阶级队伍仍然比较弱小。中国工人阶级仍然年轻,在政治上缺乏经验。一旦失去了一个成熟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中国工人阶级尚不能自觉地组织成一个阶级去战斗。在失去了政治上的领导和方向以后,中国工人阶级也就丧失了抵抗和反击资本主义复辟的能力。

        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有力地配合了世界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进行的新自由主义反革命。通过为全球资本主义提供数以亿计的廉价劳动力,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理想的“全球工厂”。这一客观历史条件使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得以快速扩张,并在一段时期内造成了有利于资产阶级统治巩固的条件。        

中国工人阶级的兴起

        2002年,中国官方的社会科学院发表了一份“中国当前社会阶层结构研究报告”。报告作者的初衷是为官方所谓“三个代表”的理论提供依据并且宣传所谓“中间阶层”正在迅速发展的观点。但是报告所提供的数据却表明,中国阶级结构的无产阶级化是资本主义复辟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最重大、最主要的变化。

        1978年至1999年,无产阶级(包括工业工人、商业工人、服务业工人、职员和失业者)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从23%增加到了43%,即增加了20个百分点。在同一时期,小资产阶级的各个社会阶层(包括各种所谓自由职业者、技术人员和城市小业主)从4%增加到了9%,即增加了5个百分点。1999年,资产阶级(包括私营企业主、经理和所谓“国家和社会管理者”)合计占劳动力队伍的4%。农村半无产阶级(农业劳动者)占44%。

        另据《中国统计年鉴》,非农业就业人口占中国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由1980年的31%上升到了2000年的50%,又进一步上升到了2008年的60%。这一趋势与社会科学院研究报告所表明的阶级结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对两组数据相比较表明,无产阶级化的工人队伍约占中国全部非农业劳动力队伍的85%。由于非农业就业人口的绝大部分是没有生产资料并被迫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者,非农业劳动力就业人口的迅速增长代表了中国无产阶级队伍的成长壮大。

        中国的快速资本积累主要是依靠对亿万中国工人的残酷剥削。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有关数据,2005 年,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月工资为140美元,而巴西工人的平均月工资为310美元,墨西哥工人的平均月工资为340美元,波兰工人的平均月工资为590美元,韩国工人的平均月工资为2300美元,美国工人的平均月工资为2900美元。中国工人的工资仅相当于美国工人工资的5%。

        1990年至2005年,中国的劳动性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50% 降到37%。这一数据包括了各种类型的工资和薪金收入,包括资本家经理的高额薪金。所以,这一数据实际上低估了工人阶级相对贫困化的程度。

        根据中国官方统计,1978年至2005年,中国城市消费价格指数上涨了5 倍。但是人们基于日常观察普遍怀疑官方价格指数的可靠性。有一项研究根据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城市的价格纪录发现,1978年至2005年,食品价格平均上涨了10倍,衣服价格平均上涨了10-50倍,医药和教育服务的价格的平均上涨了50-100倍,房租和水电的价格上涨了至少50倍。按照这项研究,1978年至2005年,消费者价格平均上涨了15-50倍而不是5倍。   

2005年一个普通的中国工人月工资约为1000元。1978年中国城市职工的月平均工资约为50元。考虑到住房、医药和教育成本,2005年一个普通中国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很可能还不如1978年一个普通工人的生活水平。尽管根据官方统计,中国经济在此期间增长了19倍,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却陷于停滞甚至下降。

“农民工”承担了中国制造业工作的70%和建筑业工作的80%。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大约一亿五千万农民工离开农村到城市打工。中国的出口制造业正是依靠剥削农民工发展起来的。

2003年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项研究表明,三分之二的工人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平均每天工作10小时。有的工人日劳动时间甚至达到16 小时。超过70%的工人节假日从来不休息。

另外的研究表明资本家经常对工人侮辱和体罚。管理人员经常找借口克扣工人工资,工人被克扣的工资平均达到“正常工资”的15%。

根据中国政府提供的资料,约两亿中国工人在危险有害的环境中工作。每年约有70万中国工人因工受重伤,因工而死的工人每年达到10 万。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的斗争发展要经历几个阶段。起初,只是个别工人起来反抗直接剥削他们的资本家。在这个阶段,工人仍然处于分散的、不团结的状态,偶尔的团结也往往被他们自己相互之间的竞争所破坏。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的数量增加了,并且大量集中在工厂和城市。工人的力量增长了,并且工人日益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以集体的力量与资本家做斗争。很多地方的斗争逐步地联合为全国范围的斗争。马克思所指出的这一发展规律正在中国发生着作用。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在城市定居下来,他们越来越将自己看成是工人而不是农民,新一代的、无产阶级化的、阶级觉悟逐步增长的工人队伍正在形成。官方文件和主流媒体都注意到了所谓“新生代农民工”。

        根据主流媒体的描述,目前约有一亿工人属于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在1980年以后出生。他们在初中或高中毕业后很快就来到城市。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没有农业生产经验。他们更加认同城市而不是农村。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有较高的学历,对工作要求比较高,期待更高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并且不大能忍受艰苦的工作条件。

        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在为中国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斗争准备着有利的客观条件。在经过多年的快速资本积累以后,中国农村的巨大的廉价劳动力后备军终于开始萎缩了。2007年和2008年,也就是在上一轮全球经济扩张接近尾声的时候,中国的出口制造业已经开始出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了。2009年的全球经济衰退使这一问题得到了暂时的缓解。但是,2010年,中国经济刚一开始加速增长,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在沿海各省又出现了。广东省声称缺少工人两百万人。为了吸引工人,很多城市被迫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

        2010年5月,本田公司设在中国南方的一家工厂约2000名工人罢工,造成生产瘫痪。随后本田和丰田公司其它若干家工厂的工人罢工。在整个夏季,罢工浪潮席卷了中国的汽车、电子、纺织等行业。主流学者为此忧心忡忡,担心中国将由此进入一个罢工频繁发生、廉价劳动力体制终结的时代,并会威胁“社会稳定”。

        在今后几年,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潜力很可能继续增长。在经过了持续几十年的稳步增长以后,中国的全部劳动年龄人口(指年龄在15岁至64岁之间的人口)预计将在2012年达到9.7亿人的顶峰,此后将逐步下降,至2020年将下降到9.4亿人。其中,作为制造业廉价非熟练劳动力主要来源的最佳年龄段青年人口(年龄在19岁至22岁之间)在2009年达到1亿人的顶峰以后,预计至2020年将急剧下降到5000万人。

        另一方面,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从2010年的1.1亿人急剧增加到2030年的2.3亿人。老年人与劳动年龄人口之间的依赖比预计将由现在的1:9上升到未来的1:3。   
   
        最佳年龄段青年人口的快速减少有可能在未来造成广泛的青年劳动力短缺,造成有利于工人斗争的局面,并且为工人组织的发展创造条件。另一方面,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将使中国政府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养老金支付和医疗开支方面的压力。如果政府增加对资本家的征税以应付老龄化开支,将遭到资本家的反对,并威胁资本积累。如果政府无力解决老龄化问题,将进一步激化原有的社会矛盾。        
        如前所述,可以用一个国家非农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来代表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化的程度。图1比较了中国、韩国、巴西和埃及自1980年至2008年非农业劳动人口比重的变化情况。这几个国家都属于世界上重要的半外围国家。[本文的图、表均置于文件的结尾部分]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至九十年代,韩国工人运动曾经蓬勃发展并对韩国政治民主化做出了重要贡献。1980年,巴西工人党建立。到九十年代,巴西工人党已经成为巴西政坛举足轻重的力量。在韩国和巴西,工人斗争的高潮以及工人组织的大发展都发生在非农业就业人口达到全部就业人口的70%-80%的历史时期。在最近的埃及政治动荡中,埃及工人阶级对于推翻穆巴拉克政权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埃及的非农业就业人口近年也达到了70%左右。非农业就业人口达到70%,似乎是一个国家工人运动转入高潮的“临界点”。

        中国的非农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目前已经达到60%。按照1980年至2008年的趋势,中国的非农业就业人口平均每年上升约一个百分点。按此趋势,中国将在2020年前后达到并超过非农业就业人口比重70%的临界点。

在韩国和巴西,经过工人阶级的斗争,工人阶级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权利都一度得到了改善。但是,无论在韩国和巴西,工人运动和工人政党都已经放弃了推翻资本主义的目标而专注于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范围内争取局部改良。本世纪以来,韩国的工人运动停滞不前,在资产阶级新的进攻面前,无所作为、徘徊迷茫。在巴西,广大工农群众照样生活在赤贫之中。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全世界的改良主义都已经走进了死胡同。

如果说,在未来的一二十年,中国工人阶级必然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是,中国的工人运动在政治上要走什么样的道路?要不要走韩国和巴西工人运动的老路,承认资产阶级的统治,在资产阶级统治的范围内争取工人的“合法利益”,实际上放弃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正如列宁所说的:“为了一碗红豆汤,而放弃长子继承权。”

事实上,中国政府目前在名义上的政策就是建设所谓“和谐社会”,也就是努力标榜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妥协。统治集团的一部分则幻想通过所谓“政治改革”,引进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某些形式,以达到迷惑工人阶级、并将工人斗争引向歧途的目的。

        伟大的中国工人阶级不应当跟在外国工人贵族的屁股后面,走外国工人一再走却走不通的老路,更不能受嗟来之食。中国工人阶级,应当有勇气、有胆识,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走世界历史的新路,走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路,走与剥削人压迫人的现存社会秩序完全决裂的路!抛掉红豆汤,夺回长子继承权!

        是走老路,还是走新路?是要红豆汤,还是要长子继承权?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既取决于客观历史条件,也取决于主观历史条件。就客观历史条件来说,问题取决于,根据中国资本主义的实际历史特点,中国的资产阶级是否有见识、有本钱能够在对工人阶级做一些必要的但是有限的让步以后,照样维持资本主义的正常运转。就主观历史条件来说,问题则在于中国工人阶级能否超越自身眼前的、狭隘的经济利益,认识到只有通过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实现自己长远的、根本的阶级利益,并将这一远见付诸实现 。

毛主席留给工人阶级的宝贵财富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工人阶级曾经享有广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在“铁饭碗”制度的保护下,中国工人敢于与官僚主义和管理人员的特权做斗争,不仅在企业里参加管理,而且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管理国家大事。社会主义中国的工人阶级所享有的权利与尊严是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也是现在一般的中国工人,所不能想像的。

        尽管中国工人阶级曾经取得这些伟大的历史成就,中国工人阶级仍然年轻,在政治上缺乏经验。在毛主席逝世以后,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失去了方向和领导。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资产阶级发动了大规模私有化,数以千万计的国有工人下岗,挣扎在贫困之中。从此以后,国有部门的工人阶级反抗私有化和捍卫自身基本生存权利的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种斗争,不仅包括下岗工人(“老工人”),也包括目前仍然在国有部门就业的工人。通过这种斗争,国有部门的工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历史经验,产生了不仅是一般的阶级意识,而且是相当程度的社会主义意识 – 即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就这一意义来说,国有部门的工人阶级,集中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独特历史以及由此带来的特点和优点,因而是毛主席留给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宝贵财富。        

        据一位工人活动家讲,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相比较,中国的国有部门工人阶级有“比较完整的阶级意识”。通过三十年的社会主义经历,中国工人阶级体会了当家作主并且认识到了自己改造社会的伟大力量。又通过三十年的资本主义经历,中国工人阶级又深刻体会了资本主义的剥削,认识到了资本主义是怎样把人变成鬼。

由于有了这种历史经验,国有部门工人阶级的斗争往往不是局限于眼前的直接经济利益。很多工人领袖都认识到,工人目前被剥削被压迫的状况不是由个别资本家造成的。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中国工人阶级在以往的阶级斗争中没有能够战胜资产阶级,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暂时得逞。正是因为失去了列宁所说的“长子继承权”,中国工人阶级才更加懂得珍惜“长子继承权”。中国工人从自己的亲身经验中认识到,如果丢掉了“长子继承权”,“红豆汤”也是保不住的。        

        一位下岗工人领袖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工人是工厂的主人,是阶级兄弟姐妹,所以就不会有大规模下岗。但是,私有化以后,工人成了雇佣劳动者,他们不再是主人了,这就是为什么工人会大规模下岗。”这位工人领袖进一步指出,工人的斗争不应该限于个别问题、个别要求,只有恢复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实现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

现在在国有企业就业的工人,很多是下岗的老工人的后代 ,或者有与老工人一起工作的经历,或者与老工人生活在同样的工人阶级家属区。所以,国有企业的在岗工人经常受到老工人的现实斗争与历史经验的影响。2009年发生在吉林通化的钢铁工人大罢工就是新老工人团结共同反对私有化的模范事例。

通化钢铁公司(“通钢”)原为国有钢铁企业。2004年,王珉被任命为吉林省长。在担任苏州市党委书记期间,王珉就曾经疯狂推行私有化,曾经创下在一年内“改制”一千多家国有企业的纪录。来到吉林以后,王珉决定当年就要“改制”八百多家国有企业。

通钢在2005年实行“改制”。价值100亿元的国有资产被评估为仅值20亿元,号称拥有中央高层背景的私人建龙公司实际仅仅支付了8亿元就接管了通钢。在建龙接管以后,36000名工人中的24000名被迫下岗。过去,从事危险工种的工人月工资在3000元以上,私有化以后,这些工人的月工资降为1000元。建龙还推行所谓台湾式管理方式,实行封建把头式的等级制度。一个中层经理的月收入就可以高达30万元,管理人员可以任意惩罚工人。

自2007年开始,通钢工人就展开了反私有化斗争。在斗争中,老工人的代表吴师傅成为工人公认的领袖。2009年2月,建龙公司竟然对下岗工人住宅区停止供暖。吴师傅连续几个星期在公共场合发表演讲并张贴海报。吴师傅告诉工人,问题不仅仅是供暖或任何其它具体问题,问题的关键是私有化,工人恨的就是改制的政治路线。工人代表开始定期聚会,并讨论斗争策略。

2009年7月,通钢工人发动总罢工。建龙公司派驻通钢的总经理错误估计形势,藐视工人力量,竟敢威胁将所有罢工工人开除。这个丧心病狂的资本家,被愤怒的工人当场击毙。王珉率大批武装警察赶到现场,但是慑于通钢工人的强大斗争声势,不敢轻举妄动,坐视资本家被工人打死。事后,吉林省政府不得不宣布取消对通钢的私有化改制。

通钢工人的伟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工人阶级的斗志。在通钢胜利的鼓舞下,其它几个省的钢铁工人也进行了反私有化斗争,并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其它地方的工人将通钢工人的胜利看作是他们自己的胜利,纷纷表示“打死的(资本家)太少了”。

在九十年代的斗争中,国有部门工人对于政府仍然有着较大的幻想。在当前的斗争中,这种幻想已经比较少了,工人普遍认识到政府是代表资本家利益的。工人也产生了独立的政治意识,他们不再相信资产阶级的所谓“私有制比公有制更有效率”的鬼话。他们认识到,正是因为失去了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才失去了一切权利并陷于贫困。在很多斗争场合,工人都明确提出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在经过多年的私有化以后,国有企业(含所谓“国有控股企业”)占中国工业产值的比重已经下降到不足30%。但是,在几个关键的工业部门,国有企业仍然占主要地位。2008年,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产值的59%,占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产值的96%,占石油加工和炼焦业产值的72%,占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即钢铁工业)产值的42%,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产值的45%,占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产值的92%。

国有企业占工业部门就业人数的比重已经下降到约20%。但是国有工业企业工人仍有约2000万人,并且集中在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有战略意义的能源工业和几个重工业部门。如上节所述,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和无产阶级进程的深化,中国工人阶级斗争的高潮是迟早要发生的。这个高潮一旦来临,国有部门工人,只要能就近控制几个关键的工业部门,就必然发挥出远远超出他们人数比例的经济与政治力量。不妨设想,如果在国有部门工人的领导下,整个煤炭行业的工人总罢工,那就足以使整个资本主义经济陷于瘫痪,并迫使资产阶级投降。

最主要的是,中国国有部门的工人阶级有自己独特的历史经验和政治优势。只要有革命知识分子的适当帮助,中国国有部门的工人阶级就完全可以成为整个中国工人运动的领导力量,并引导中国工人运动沿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方向前进。

腐朽的中国资产阶级

        在经过了几十年的资本主义复辟以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为悬殊的国家之一。据世界银行的有关数据,2005年,中国最富的10%的家庭拥有全部居民收入的31%,而最富的20%的家庭则拥有全部居民收入的48%。另一方面,最穷的10%的家庭只占有全部居民收入的2%,最穷的60%的家庭加起来的收入只有全部居民收入的30%。        

        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更加令人震惊。据2006年“世界财富报告”,中国最富的0.4%的家庭竟然拥有全部居民财富的70%。当年,有3200人拥有的财富超过一亿元,成为中国的“亿万富翁”。其中,据估计有2900人属于党政高级官员子女。他们拥有的财富总量达到20万亿元,相当于中国2006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中国的资产阶级是靠挖社会主义墙脚、吃社会主义老本、搞资本主义复辟起家的。他们的绝大部分财富来自于对社会主义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的财产的掠夺和盗窃。这一点,广大人民群众心里是有数的,是记着一本帐的。

        有人估计,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累计流失的国有资产达5000亿元,相当于当时国有资产总量的20%。杨帆近年做过一个估计,在私有化过程中损失的国有和集体资产总量达到30万亿元。

        根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发表的报告,2008年,中国居民部门的“灰色收入”达到5.4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8%。所谓“灰色收入”,绝大部分属于政府官员通过贪污受贿而获得的非法收入。

        在2008-20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期间,温家宝到处鼓吹要人们对世界资本主义保持信心,说什么“救美国就是救中国”,慷中国人民之慨,将中国出卖亿万工人血汗换来的外汇储备用来购买实际上一文不值的美国国债,给美帝输血,使其得以苟延残喘。

        这位号称“亲民”的大领导,一面继续推行私有化,一面不忘了“公私兼顾”。其子温云松,掌握中国最大的私募基金。其妻号称珠宝界女王。温氏家族拥有资产300亿元,号称世界上最富有的总理家族。

        前总理朱镕基,在任期间主持了大规模私有化,并迫使几千万工人下岗。他的另一项主要政绩,是完成了与美国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所进行的谈判,将中国转变成了剥削亿万廉价劳动力的所谓“世界工厂”。朱氏家族在金融业占有一席之地,拥有资产50亿元。

        江泽民,在担任“GCD”总书记期间,将所谓“三个代表”的“思想”写进党章,从而正式完成了“GCD”向资产阶级专政党的转变。江氏家族拥有资产估计为70亿元。
      
        曾庆红,为江氏政治盟友,号称掌控石油与石化工业。其子在房地产投机中暴富。曾氏家族据称拥有资产120亿元。

这种普遍腐败的情况,不仅早就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而且也严重削弱了统治阶级的所谓“执政能力”。主流社会学家孙立平近期提出,“中国社会正在加速溃败”。孙立平认为,中国现在的统治集团,其成员所追求的完全是他们个人的短期利益,而没有人关心中国资本主义的长远利益。中央政府不再能有效控制地方政府,而任何一级政府也都不能有效控制它自己的各个部门。几乎每一级政府的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部门利益。腐败不仅已经失控,而且已经“不可治理”。

小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化

        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和九十年代,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相当于当时的所谓“知识分子”,现在一般所说的“中产”、“白领”,即自由职业者与技术工人,属于拥有一定特殊技能、劳动力再生产成本较高、对自身劳动过程有较高控制程度的雇佣劳动者上层)是所谓“改革开放”(即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社会基础之一。如果当时没有小资产阶级做资产阶级的帮凶,资产阶级要打败无产阶级,是不那么容易的。

        1989年的所谓“民主运动”,虽然是现实社会矛盾的产物,并且部分地反映了城市工人阶级对于资本主义“改革”的不满,但是,就其基本性质来说,是一次由反动的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由派”知识分子)所领导的小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其基本纲领就是推行大规模私有化和尽快完成向资本主义过渡。在“自由派”知识分子与“GCD”的领导集团之间,没有根本的政治分歧。他们之间的争斗,无非是在资本主义复辟以及掠夺社会主义财富的过程中分赃不均而引起的。

        但是,近年来,资本主义的贫富分化不仅使亿万工农沦为赤贫,而且也彻底打碎了很多小资产阶级分子的“中产梦”。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高等教育曾经为很多来自底层的青年人提供了通过投机钻营混迹于上层社会的机会。但是,到了九十年代后期,中国的教育已经“产业化”了,实际上就是私有化了。从2000年至2010年,大学入学人数增加了6倍,但是政府的高等教育支出却没有增加,额外的支出只能由学生自己负担。中国的大学实际上变成了变相的牟利机构。

        由于大学毕业生人数暴增,大学毕业生的劳动力价格急剧贬值。根据官方统计,至2010年底,约四分之一的当年高校毕业生没有找到工作,而2009年的高校毕业生仍有15%没有找到工作。而那些“有幸”找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则不得不接受低工资,甚至不比农民工的工资高。据说有大约100万的大学毕业生不得不生活在各大城市边缘的贫民窟中,被称为“蚁族”。

        住房、医疗、教育成本的暴涨使得中国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进一步下降,迫使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完全放弃所谓“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有一个大学毕业生在一篇网文中描述了他月薪4000元的“悲惨生活”。他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在苏州工业园区找了一份职员工作,扣除各种税费后年收入5万元。相比之下,2008年,中国职工平均工资(税前,不包括农民工和非正式工人)为29000元。这说明这位复旦毕业生的工资待遇是比较好的。
这位复旦毕业生这样描述他的日常开支。十二个月的伙食大约6000元;租一套40平方米的公寓外加水电费等,年开支2万元;交通费、固定电话费和手机费每年约4000元;另外上网、买书、去外地探亲、与亲友往来等各项开支约9000元。如果一年下来不生病,不上医院,那么每年可以结余5000元。
几年下来,这位复旦毕业生积攒了3万元,但是苏州每平方米的住房均价当时是6000元。人到三十,却发现自己既买不起房,也结不起婚,更养不起小孩。这位复旦毕业生现在退了城里的公寓,在郊区农民村与另外七位“白领”合租一间房。

在网文即将结束的时候,这位复旦毕业生代表当今中国的千百万“小资”发出近乎绝望的呼号:“要老婆干嘛?要小孩干嘛?要爹妈干嘛?只要转变观念,像我现在这样,不养父母,不讨老婆,不生小孩,不供楼,不坐车,不生病,不娱乐,不穿商场里卖的衣服,不吃正规快餐店里的盒饭,就可以找到幸福生活的真谛!

  社会要把我们逼疯,这样的简单的要求我们都满足不了,我们错了吗,我们只想活!”

随着越来越多的小资产阶级面临着社会经济状况的无产阶级化,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在政治上开始追求进步。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实际上没有左派(即站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立场上或出于同情劳动人民的立场,拥护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派别)。在过去十年中,左派在群众中的影响有了很大的增长。有些左派网站,如“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中国工人网”,已经取得了全国性影响。有些主流网站,如人民日报下属的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也被左派言论主导。
2005年,江西省几所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人员对所在高校的在校生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试图了解“新左派”思潮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调查发现,有半数的大学生浏览过左派网站。有30%到70%的大学生不同程度地接受左派思想。负责调查的思想政治教育人员认为,日益增长的左派思潮,有可能会削弱大学生对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信念。他们建议政府组织专门的网络评论员来抵消左派思想的影响(表1概括说明了这次调查的内容和结果)。

与其它国家的左派相比,中国左派有一个目前独一无二的特点,那就是毛泽东主义或毛泽东思想在形式上已经在中国左派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事实上,任何人现在想要在中国当左派,都必须首先声明赞成毛泽东主义或毛泽东思想。2010年,在毛主席的逝世纪念日和诞辰纪念日,全国几百个城市的工人群众和近百所大学的师生,不顾当地政府的阻挠和破坏,自发地举办了广泛的群众性的纪念毛主席的活动。2011年春节期间,到毛主席的故乡韶山向毛主席表达敬意的群众达到70万人。

当前,赞成毛泽东主义或毛泽东思想泛指如下的政治立场:正面肯定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赞成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资本主义复辟,主张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

尽管左派在表面上已经统一在毛泽东主义的旗帜之下,在左派内部实际上存在着严肃的政治分歧。在目前阶段,这种分歧是不可避免地要存在的。这是因为,随着左派的发展壮大,各种小资产阶级的乃至资产阶级的成分必然混入左派队伍,他们的政治主张也必然反映他们实际的阶级立场。只有通过相当一个时期的实际革命斗争,这种状况才能加以改变。只有通过实际的革命斗争,才能将各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不良成分逐步地从左派队伍中驱逐出去,并确立工人阶级的立场和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在左派内部的完全的领导地位。

这是因为,只有这样的斗争,才能反复地证明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只有这样的斗争,才能反复地证明一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潮的失败和破产;也只有这样的斗争,才能真正地教育群众,并逐步地将群众引向正确的革命道路。

改良还是革命——中国资本主义向何处去?

        面对即将来临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高潮,中国的资产阶级能否学习西方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先进经验”,搞一些经济和社会改良,在对工人阶级做一些有限让步以后,保持资本主义的各项基本制度,从而达到巩固资产阶级统治、长久剥削压迫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目的?这个问题,将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未来一个时期都必须面对的基本政治问题。

        事实上,“GCD”的领导集团已经花了好几年宣传那个所谓“和谐社会”,把它描写成是阶级调和的天堂。站在反动的新自由主义立场上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目前实际上已经控制了中国的几乎所有媒体和报刊,也积极地为资产阶级出谋划策。按照“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意见,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所谓“权贵资本主义”造成的,问题在“权贵”,而不在“资本主义”,只要推行“政治改革”,搞西方式的“民主的”资本主义,中国的社会就可以稳定了。

        权贵资本主义也好,民主资本主义也好,只要是资本主义,就要靠资本家,而资本家生产的目的必须是利润。如果资本家有利润,资本积累能够照常进行,那么就有本钱搞改良、搞政治改革。反之,如果资本家没有利润,资本积累陷于危机,那么无论资产阶级的御用文人怎样妙笔生花、创造出怎样新鲜的理论和名词,都不能够挽救资产阶级统治灭亡的命运。

        只要搞清了这个问题,就能够坚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立场,就不会被一些眼前的、表面的变化搞得眼花缭乱、五心不定。

        那么,中国的资本家是怎样获得利润和进行资本积累的呢?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是靠什么为资产阶级积累本钱的呢?过去几十年,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能够实现高速积累,一是靠对亿万中国工人的残酷剥削,二是靠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和对环境的疯狂破坏,三是靠对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以弥补国内市场的不足。除此以外,没有什么别的秘密。

        首先来看出口。在2009年的世界资本主义大危机以后,美国和欧洲的资本主义经济受到沉重打击,未来将陷于长期停滞,并可能在今后几年遭遇到新的严重危机。这样,中国就不再可能依靠欧美市场来维持出口 的高速增长并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了。

        目前,在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居民消费约占40%,政府消费约占10%,投资约占45%,净出口(即贸易顺差)占5%。也就是说,在国内需求中,投资是最主要的。在资产阶级的经济评论中,也已经广泛认识到,中国的投资比例偏高,长此以往,将造成严重的生产能力过剩、利润率下降,并导致经济危机。另外,维持高投资需要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生态上都是不可持续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国经济必须改变目前的“失衡”状态(也就是中国国内所说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消费主导的新的增长模式。   

        但是,怎样才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呢?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工人阶级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工资并且工资绝大部分用于消费。所以,工资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大体上就决定了居民消费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资本家之间经常处于你死我活的竞争之中。为了在竞争中占上风,资本家不得不把利润的绝大部分用于投资(也就是扩大再生产),以便增加生产抢占市场。所以,利润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也就大体上决定了投资占国民收入的份额。

        当然,这是一个简单化的分析方法。具体分析时,还必须考虑到政府税收和开支,工人的储蓄以及资本家的消费等因素。但是,一般来说,在这些次要因素相互抵消以后,工人的工资总额与全体居民的消费大体相当,资本家的利润总额则与整个经济的投资水平大体相当。比如,中国目前的工资总额(包括农村居民的劳动收入)大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与居民消费大体相当。从国内生产总值中扣除工资总额和政府消费,可以算出资本家的总利润大约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0%,这与投资和净出口之和大体相当。考虑到折旧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则净利润目前约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5%。正是因为有了这样高的利润,中国的资本家才有本钱搞大规模的资本积累,从而实现高速经济增长。

         但是,如果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由投资为主转变为消费为主,问题就来了。因为就长远来说,要提高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必须首先提高工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就是必须降低利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但是,中国的哪些资本家愿意牺牲他们个人的利益,拿一些本钱出来给工人阶级消费,以便实现整个资产阶级的长治久安呢?是不是可以依靠“GCD”来代表一下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强迫资产阶级的个人成员拿出一些本钱来搞改良呢?然而,按照上述的主流社会学家的分析,似乎“GCD”已经不具备这样的“执政能力”了。况且,本来中国资产阶级的一大部分财富就是通过掠夺社会主义时期形成的全民财产外加贪污腐败积聚起来的,如果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对资产阶级的某些个别成员逼迫过甚,一旦内部矛盾激化,搞成鱼死网破的局面也不一定。

即使中国的资产阶级有远见和决心要搞改良,他们也未必出得起搞改良的血本钱。要了解这个问题,首先要分析一下,从资本主义经济稳定发展的角度来说,“合理”的投资水平是多少。表2说明了根据不同的经济增长率,“合理”的投资水平和利润水平分别应该是多少。

比如,如果将来的长期平均经济增长率是7%,折旧率为5%,且资本-产出率为3:1(也就是机器、厂房等固定资本的总价值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3:1的资本-产出率相当于美国经济的长期平均资本-产出率,也与中国目前的资本-产出率接近),则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合理比例应为36%(在表2 中约计为35%)。

如果不是这样,比如,如果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大于36%,那么在扣除折旧以后,净投资(即用于新增固定资本的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就要大于21%。用净投资除以现有的固定资本,就会发现,按照这样的投资比例,固定资本的增长速度将大于7%,也就是说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或者说,生产能力的增长将超过对产品的有效需求的增长。这必然导致生产能力过剩以及资本家的利润下降。如果这一情况长期得不到纠正,利润率下降到一定程度,资本家有可能突然大幅度减少投资,从而导致经济危机。

所以,按照上述的假设的各种情况,要保证资本主义经济稳定运行,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应保持在35%左右,未来的净出口假设为0(即假设贸易平衡),则总利润和净利润应分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和20%。与现在的利润份额相比,这就要求将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5%由利润改为工资。按照中国目前的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规模大约为6万亿元。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愿意拿出6万亿元来搞改良,以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稳定吗?但是,6万亿元可能还远远不够。

中国的长期平均经济增长率将来能维持在什么水平呢?有一个方面,当前的历史条件与资本主义历史上的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不同。那就是,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无所顾忌的资本主义积累以后,全球生态系统现在已经到了全面崩溃的边缘。气候变化和其它全球生态灾难已经威胁到了人类文明的存续。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的资本主义积累已经集中反映了全球的生态矛盾。 下面着重分析能源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制约情况。

        首先看石油。石油约占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的20%。中国目前的石油日消费量约为1000万桶(大约相当于美国的一半)。按照目前的增长趋势,至2020年,中国的石油日消费量有可能达到1500-2000万桶。另一方面,世界石油生产很可能在未来几年就达到峰值,并开始下降。那么,中国所需要的500-1000万桶额外的石油日消费量将从哪里获得呢?如果采用煤制油的办法,那么,要每日生产1000万桶燃料(相当于每年5亿吨石油),需要每年消耗20亿吨煤炭,相当于中国现有煤产量的三分之二。

        再来看煤炭。煤炭约占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的75%。所以,煤炭的生产和消费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1979年至2009年,中国的煤炭消费年平均增长5.3%,同期,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10%。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率大约比煤炭消费的增长率高5%。考虑到将来石油消费将趋于下降,并制约经济增长,未来的经济增长率与煤炭消费增长率之差很可能会小于5%。但是,本文在下面的论述中,仍然乐观地假设,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比煤炭生产的增长率高5%(假设煤炭生产与煤炭消费的增长率相同)。

        中国的现有煤炭储量约为1900亿吨。中国的历史累积煤产量约为500亿吨。两者相加,中国煤炭的最终可采储量约为2500亿吨。据此可以推算出,中国的煤炭产量很有可能在2030年以前达到峰值,峰值产量约为50亿吨。图2比较了中国历史上的和未来预期的煤产量。

        中国未来煤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预计为:2010-2020年,3.4%;2020-2030年,0.6%;2030-2040年,-2.3%;2040-2050年,-4.6%。预计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010-2020年,约8%;2020-2030年,约5%;2030-2040年,约3%;2040-2050年,约0%。

        从表2可以看出,至2020年,净利润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须下降到15%,也就是比现在的比例下降20个百分点。至2030年,这一比例须下降到10%。至2040年,这一比例须下降到0%。

        什么样的资本主义能在0%的利润条件下正常运转呢?

无产阶级的胜利与资产阶级的灭亡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人类已经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如果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继续存在下去,那么,不仅数以十亿计的人民将永远沦为贫困,而且,人类文明的自我毁灭也就为期不远了。

        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国,并且中国的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还在迅速增长。除非中国资本主义积累的机器完全停下来,并且被砸得粉碎,要想避免全球生态灾难是不可能的。

        这就提出了一个十分严重的世界历史性的问题。人类应当依靠什么力量来完成21世纪的世界革命,打倒资本主义,从而拯救自己?

        马克思认为,只有现代无产阶级才能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在世界历史的实际进程中,西方资产阶级曾经一度通过社会改良 暂时缓和了与工人阶级的矛盾。西方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妥协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历史条件下取得的,依靠的是通过剥削广大外围地区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所取得的超额利润,以及对世界环境和资源的疯狂掠夺。

        这些特定的历史条件都已经不复存在了。在未来的一二十年,无产阶级化的工人阶级有可能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占到世界人口的大多数。随着亚洲工人阶级的大批无产阶级化,世界历史条件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符合马克思所预言的情景。        

        中国,目前正处于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政治和生态矛盾的中心。上述各节的分析表明,在2020年以后,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生态危机,将很可能在中国集中爆发,这就排除了通过改良主义手段解决中国资本主义矛盾的一切可能性。

        由于中国革命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中国的主观历史条件将有利于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经过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武装起来的国有部门工人阶级,有条件占领并控制中国的关键工业部门,并在未来的全国革命斗争中起领导作用。在国有部门的工人阶级、广大的一般无产阶级(“农民工”)和进步的小资产阶级之间,可以形成一个广泛的革命阶级的联盟。这个联盟一旦形成,就将是不可战胜的,将有力量粉碎资产阶级一切可能的抵抗。

        由于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所处的关键的地位,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胜利,其世界意义将是怎样估计都不过分的。世界资本主义的整个分工体系将崩溃。新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将极大地改变世界范围的力量对比,使其发生对世界无产阶级决定性的有利的变化。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为21世纪的全球社会主义革命开辟道路,从而使人类能够在克服21世纪危机的基础上实现文明的进一步繁衍和发展。

        历史将见证,中国的无产阶级以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将无愧于他们的伟大的世界历史使命。


表1        关于“新左派”思潮对大学生影响状况的调查报告
(2005年9月,江西5所高校,被调查对象1271人)
对下列问题做肯定回答的比例 (%)
曾经浏览过至少一个左派网站        52%
曾经浏览过至少十个左派网站        10%
20世纪的中国革命是历史的必然        65%
苏联解体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        49%
中国不应当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一套        70%
全球化背后掩盖着不平等        56%
改革的目标不应当是走向自由放任资本主义        72%
开放不意味着无条件接受资本主义的逻辑        66%
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民主比自由更重要        42%
中国社会已经形成激烈的阶级对立        39%
中国工人被剥削得连简单的生命再生产都难以为继了        39%
中国的贫富差距太大需要强有力的国家干预        43%
医疗市场化使老百姓看不起病        52%
教育市场化导致大学生就业难        26%
党内权力资本精英实行权贵私有化将中国人民的大量财富送给外国        41%
改革开放导致大批工人下岗群众看不起病上不起学        45%
资料来源:“关于新左派思潮对大学生影响状况的调查报告”,有关资料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3fc83b370100n3eg.html.

表2        经济增长率与投资、利润之间的关系

经济增长率        10%        7%        5%        3%        0%
资本-产出率        3        3        3        3        3
投资占GDP比重        45%        35%        30%        25%        15%
净出口占GDP比重        5%        0%        0%        0%        0%
总利润占GDP比重        50%        35%        30%        25%        15%
折旧占GDP比重*        15%        15%        15%        15%        15%
净利润占GDP比重        35%        20%        15%        10%        0%
* 折旧率假设为5%,即固定资本每年折旧5%。若资本-产出率为3:1,则折旧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与作者的计算。

作者: 秋火    时间: 2011-11-27 04:20

转自红石头论坛http://mzd.hst1226.net/showtopic-6893.aspx



论当前左派的几种思潮
——兼论社会主义在中国必然胜利




广胜(李民骐)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国的思想界、舆论界的广义“左派”已经发展到相当规模,获得了相当一部分人民群众的广泛同情。在意识形态领域,左派不仅已经与所谓“自由派”或右派形成了分庭抗礼的局面,而且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在若干局部斗争中甚至能取得一些胜利。

      客观上,中国资本主义的矛盾日益加深,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怀念社会主义;全球资本主义在遭遇了2009年大衰退的打击以后,正在酝酿新的更大的危机;美帝国主义的衰落趋势日益明显,世界各国的阶级斗争正在向革命形势发展。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左派内部发生分歧乃至出现激烈的争论,不仅不是有害的,而且是左派过去一个阶段发展的结果,也是未来左派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

      在最近左派的争论中,出现了两种影响比较大,但是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无产阶级革命方向的错误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左派的发展方向是依靠“党内”的健康力量,逐步地扭转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促成“左转”,以便集中力量反对美帝国主义和买办,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的“复兴”。另一种相当有影响的观点认为,目前限制左派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一党专制,左派的发展有阶段性,在目前阶段应以要求民主、反对专制为“最低纲领”,为将来在宪政民主条件下更好地斗争准备条件。个别同志、朋友甚至主张为了反对专制,左派可以与自由派联合。

      从无产阶级的观点看,这两种观点都是根本地、完全地错误的。在目前阶段,这种错误仍然属于革命阵营以及广义的进步阵营内部错误的性质。但是,如果不与其进行斗争,不保持警惕,不加以纠正,任其泛滥,那么它们的长远危害将是十分严重的,乃至致命的。

      从认识上来说,这两种观点的共同错误是,极大地低估了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剥削被压迫劳动人民的力量,而极大地高估了和夸大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孤立地、静止地看问题,只看到资产阶级表面强大的现状,而看不到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危机乃至崩溃、无产阶级必然觉醒并团结起来进而推翻资产阶级的前途。从物质条件和历史条件来说,这两种观点都是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阶级局限在目前左派运动中的反映。

      通过分析和批判这两种错误观点,并澄清一些基本问题,将有助于左派在更巩固的基础上健康、有力地发展。中国左派的前途,在于逐步使自己锻炼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和思想代表,逐步地清除各种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从而确立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观点,既做无产阶级的学生,又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关于中国目前的社会性质

      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首先提出的问题就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那么毛主席是怎样回答这个问题的呢。毛主席首先正确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范围内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而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基本的阶级结构以及这种阶级结构下各阶级与革命的关系,以后又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确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也就是以广大农民群众为基本同盟军并在革命高潮来临时欢迎“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革命策略。

      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按照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路线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劳动人民重新站起来当家作主,不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必须首先正确地认识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基本阶级关系,并据此提出未来革命的基本任务和策略。

      中国已经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左派的任务在于与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反对资本主义复辟,使中国重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恢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关于这个基本主张,可以说在中国左派内部已经没有分歧了。正因为这样,今天中国的左派,无论是在我们自己看来,还是在各种敌对政治派别看来,也就是毛泽东主义派,或简称“毛派”。那么,左派内部在理论思想方面有哪些分歧呢?分歧在于,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是部分完成、基本完成还是完全完成?分歧在于,中国未来的革命性质是什么,要不要分几个阶段,各个阶段之间的过程和关系又是怎样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是中国无产阶级在可预见将来的历史任务?分歧又在于,谁是革命的领导力量,谁是革命的依靠力量,是依靠所谓党内健康力量,还是靠其他的什么政治派别,比如所谓“民族资产阶级”,比如自由派,还是真正地、实实在在地依靠无产阶级?

      在这些问题上,“左转”派认为,中国虽然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但是这种复辟还不完全,还不彻底,红旗还没有完全倒掉。按照“左转”派的观点,目前左派的中心任务就是护党保旗,只要红旗不倒,就有社会主义复兴的希望,左派必须团结一致、全心全意、毫不保留地支持党内健康力量。如果左派不支持党内健康力量,或者“健康力量”在权力斗争中失败了,或者统治集团改旗易帜了,那就是社会主义彻底失败了,社会主义复兴的希望也就没有了,左派也就没有前途了。

      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看,对于这些观点应当怎样认识呢?首先,必须尊重事实,而不是自欺欺人、掩耳盗铃。中国现状的事实是,资本主义已经完全复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完全确立,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占据着统治地位。但是,资产阶级的暂时得逞,不仅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彻底失败,恰恰相反,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复辟和资本主义矛盾的充分发展,才在客观上造就了一个日益发展壮大的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同时在主观上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因而为在不远的将来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取得新的、更加巩固的胜利准备了必要的历史条件。

      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以盛产假冒伪劣产品而著名于世的。作为消费者,要避免上当受骗,决不能只看招牌、只看商标,必须要仔细了解商品的实际内容,了解其真正的功能、质量、成分,才能做到不上当少上当,否则就会白花钱,甚至花钱买罪受,乃至危及自身的生命。

      同样的道理,在分析中国的社会性质时,我们也不能只看招牌,而必须看商品的实际内容,更不能明知自己买的是假货,却仅仅因为假货上贴了名牌商标而沾沾自喜,或者因为心理承受力低下而不允许别人指出自己实际上买了假货,爱护假货上的名牌商标甚至超过了爱护商品本身。

      那么,今天的中国,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社会性质呢?是资本主义,还是半资本主义,或者是半社会主义半资本主义,或者是有一点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或者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要在各种纷乱的现象中理清头绪,必须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出发。只要从马列的基本原理出发,尊重事实,不带偏见,不夹杂私心,那么,这个问题本来是不难回答的。

      首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只能由中国目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来决定。无可争议的事实是,我们目前仍然处于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时代,中国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一种人类历史上特定的生产关系,它既不同于封建主义或奴隶主义,也不同于社会主义。它有哪些具体的特征呢?就生产资料所有制来说,一般情况下,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归少数资本家私人所有,但是有时也采取国家所有制的形式。就各个阶级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关系来说,绝大多数劳动者不占有生产资料,被迫出卖劳动力为生,也就是雇佣劳动者或无产者;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家居于统治地位,而劳动者居于从属地位。就社会劳动产品的交换和分配来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占统治地位,绝大部分产品是作为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资本家的生产目的,既不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也不是单纯地为了个人享受,而是为了生产剩余价值也就是利润;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而工人只获得劳动力价值。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纯而又纯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从来没有存在过,将来也不会存在。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除了通常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外,往往还存在着其它的所有制形式,比如比较常见的劳动者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小商品生产所有制(例如农业生产中的所谓家庭农场以及工商业个体户),有时还有工人合作社。但是,这些所有制形式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都处于次要的、从属的地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大大加强了国家干预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的一种形式,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都或多或少地建立了国有企业。在有的资本主义国家(比如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国有企业的产值甚至占到整个国民经济产值的大部分。但是这些,并不改变这些国家是资本主义的基本性质。

      在经历了三十年的资本主义复辟以后,中国生产关系的基本状况是怎样的呢?工业部门是中国经济的主要部门。工业的大多数部门,已经为跨国公司或与之相联系的外国资本和港澳台资本控制。在这些部门,国内私人资本也占重要地位。至于国有企业,在多数制造业行业已经濒于绝迹。工业中的国有企业目前仅限于能源、采矿、钢铁等少数行业,占工业部门产值的比重不超过30%。

      在服务业或所谓第三产业,除了银行、铁路等少数部门,也是中外私人资本占绝对优势。在农业的直接生产领域,资本主义形式的农业企业增长十分迅速,但是尚不占农业产值的大多数。然而,农业的流通领域,包括农产品的销售以及农业生产资料(如种子、化肥、机械)的采购,已经为少数几家跨国公司所垄断。

      综合看来,国有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估计不超过20%。去掉小商品生产的产值(主要是农业产值),则明白无误是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中外私人资本至少占有整个国民经济产值的70%,这难道还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绝对统治地位、资本主义复辟已经完成吗?

      至于仍然存在的国有企业,在今天中国的具体条件下,也不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而是属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看劳动关系以及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今天国有企业中的劳动者,早已经沦为完全的雇佣劳动者,不再受“铁饭碗”的保护,同时失去了养老、住房、公费医疗等社会主义权利,更没有参与企业管理的权利,八小时工作制也名存实亡。虽然国有企业职工比私人企业职工在工资待遇方面稍好一些,但这改变不了他们沦为雇佣劳动者的基本性质。

      再看国有企业的生产目的。众所周知,中国今天的国有企业,已经为大大小小的官僚资本家所控制,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沦为各官僚资本家家族的私产。这些官僚资本家通过领取天文数字的巨额年薪,或收受贿赂、回扣,或公款消费,或其它手段,将国有企业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很大一部分据为己有,实际上使国有企业成为自己发财致富的手段。至于国有企业利润用于再投资的部分,无非也是扩大资本积累,使官僚或私人资本家能够在更大的规模上发财致富罢了。

      就整个社会的劳动者状况来说,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被迫出卖劳动力为生,在各类资本主义企业中忍受资本家的剥削,其余的劳动者则从事小商品生产,从属于资本主义在流通和其它领域的剥削。就发展趋势来说,雇佣劳动者即无产阶级将逐步成为中国劳动者的绝大多数。

      至于分配领域,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决定了,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这在今日的中国,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广大劳动人民勉强维持生存,社会财富高度集中于不到人口5%的少数资产阶级手中。除了承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确立、资本主义复辟已经完成,对这样的事实还能做怎样的解释呢?还有怎样的解释是符合逻辑与事实的呢?

      综上所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已经完全确立并占统治地位。现有的、已经不占统治地位的国有企业实际上已经成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服务于少数官僚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目的。主要是在农业领域尚存的小商品生产关系从属于资本主义在流通和其它领域的剥削,不改变整个国民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所有这些,都明白无误地说明,资本主义复辟在中国已经完全、彻底地完成了,中国目前的社会性质只能是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只能是资产阶级,而决不是别的什么阶级或阶层,更不可能是什么超越阶级利益之外的政治集团。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彻底失败了,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的无产阶级只有接受失败并长久地、无限期地忍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对于左派来说,资本主义复辟了,是不是就等于世界末日来临了?红旗一旦倒掉,是不是就再也树不起来了?

      事实恰恰相反。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悲观失望的观点,无所作为的观点,都是完全错误的。毛主席又教导我们,世界是充满矛盾的,世界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一定的条件下,矛盾的主要的、占统治地位的方面与矛盾的次要的、占被统治地位的方面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今天资产阶级在中国的统治,是过去历史发展的结果。同样的,历史继续发展的结果,必将造成无产阶级胜利和资产阶级灭亡的条件。



关于现在的“GCD”的性质——兼谈修正主义问题

      如上所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确立并完全占统治地位,这是当下中国现状的基本事实。我们不能因为爱惜商品的商标,便对商品本身被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状况视而不见。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体谅一下“左转”派爱惜名牌商标的苦衷,进一步分析一下他们思想认识的来龙去脉。在“左转”派同志看来,虽然中国已经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这是“左转”派同志也不否认的,只是认为这种复辟还不彻底、不完全),但是中国仍然是共产党执政,宪法(虽然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仍然规定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党内还有“健康力量”,仍然有通过党的自身的变化实现“左转”的可能性。

      “左转”派的这些论点是站不住脚的。那个酷爱商标却无视自己买了假货的消费者,最终还是要吃假货的苦头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不是教条,而是真理。众所周知,在资本主义国家,国家、法律以及上层建筑的其它组成部分必然是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保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常运行的。正是因为资产阶级的国家和法律经常地、积极地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调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行、镇压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反抗,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够正常运转,资产阶级才能比较放心地发财致富。

      那么,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发展了还是萎缩了呢?中国资产阶级拥有的财富是大大增长了还是大大缩水了呢?劳动人民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地位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呢?如果我们承认,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大大发展了,资产阶级拥有的财富大大增长了,而劳动人民的地位大大下降了,那么,所有这些,如果没有一个实际上由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并积极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上层建筑,又怎么可能发生呢?

      事实表明,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国现有的上层建筑大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的发展,也就是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而一个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难道不就是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上层建筑吗?

      凡是左派同志,都了解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现在的“GCD”早已经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早在1976年,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华国锋叛徒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时候,已经变质的“中共”就已经走上了反革命的不归路。随着“中共”确立了所谓“改革开放”的方针,就已经在实际上确立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总路线。而随着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形成,特别是原来的官僚特权集团(即党内走资派)逐步演变为官僚买办资本家,构成中国资产阶级中最有权势、也是拥有财富最多的一部分,“GCD”也就在实际上演变为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政党。这个过程,至迟到1992年就完成了。正是在那一年,“中共”公开宣布要搞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决心对当时在工业部门仍然占优势的国营企业发动大规模私有化并迫使几千万工人阶级下岗。

      如果对于这一点还有疑义,我们不妨观察一下“中共”党员和干部的实际的生活状况和思想状况。首先,就基层党员来说,可以不夸张地说,99%的基层党员不信仰共产主义,完全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而入党,其中相当一部分甚至强烈仇视社会主义制度、仇视毛主席所领导的共产党及其革命。不是这样吗?不妨设想一下,在国内的任何一个地区,任意找来100个名义上的共产党员,在其中发现至少1名真正的共产主义信仰者的概率有多大?这个概率,恐怕还大大低于在普通群众中发现共产主义信仰者的概率吧?

      当然,党的实权不掌握在基层党员手中,那么党的领导干部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党政官员的腐败与“潜规则”的泛滥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在物质生活方面,中央、省、市、县的各级领导干部及其家属普遍过着资产阶级的或近似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最低限度,也是可以与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相匹配的生活。他们的家属普遍从事经商、金融和房地产投机等活动,直接充当资本家或资本家代理人,很多还充当跨国公司的买办。他们平常交往的,不是他们自己的同类就是大大小小的资本家。

      古人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个党,其领导干部,普遍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他们的家属往往不是资本家就是买办;他们在各种公开或私下的场合所交往的都是资本家,而从来不与工人阶级交往;那么,这个党,难道不是已经与它要为之服务的那个阶级融为一体了吗,而这个阶级,难道不是已经在实质上占有了这个党吗?

      我们不妨按照“左转”派同志的思路再进一步思考一下。如果党内确实存在着那么一股“健康力量”,这些健康力量并且确实想搞社会主义,那么问题就来了。首先,这些属于健康力量的党内同志,他们整天被腐败分子、买办和资本家包围着,难道就不会耳濡目染?就算他们想要做到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稍微有点社会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一个官僚圈子里,别人都腐败,你不腐败,怎么能站住脚呢?最低限度,是失去升迁机会,往往还要被清理出“阶级队伍”。再设想一下,比如有那么少数一两个人,确实大智大勇,一直能做到身在邓(江、胡)营心在毛,终于有一天爬到了中央领导岗位,那么他在中央领导岗位上又能有什么作为呢?崇祯贵为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想要挽救大明朝尚且挽救不了。一个已经变质的“GCD”的总书记又能怎么样呢,如果不允许别人腐败,又不允许别人搞资本主义,中央能指挥得动哪一个部、哪一个省?即使是总书记,没有政治局其他常委的支持,又能怎样?即便是他自己的秘书,都未必听从他的号令吧?

      如果我们肯定,现在的“GCD”已经堕落为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政党,那么就必须澄清另外一个与此相关联的错误。有些同志,沿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习惯,将现在的“GCD”的领导集团称为修正主义集团,认为左派与他们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这种说法,虽然在左派中十分流行,却是十分错误的,因为它严重混淆了两类完全不同性质的矛盾。

      无论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还是根据毛主席所发展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于修正主义都有着严格与明确的定义。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反映;它在各个历史时期和不同历史条件下的表现形式不同,但总的来讲,修正主义的一般特征,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推翻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统治,主张工人运动的目的应当限于社会改良,主张阶级调和、阶级妥协。修正主义在本质上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是它仍然属于工人运动内部的一种倾向和思潮。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仍然属于工人运动与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斗争。这种斗争,主要采取理论的和意识形态的形式,其目的是通过批判和说服教育,使广大工人群众摆脱修正主义的影响,接受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这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展开的革命斗争是有原则区别的。

      列宁在领导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斗争的时候,始终是将其作为国际工人运动内部斗争来对待的。毛主席所领导的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也是采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论战的形式。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走资派,除了刘少奇被定性为叛徒以外,对于其他人,包括邓小平,毛主席仍然是按照党内矛盾来处理的。

      但是今天的情况是,不仅走资派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就已经夺取了“GCD”的领导权,而且在此之后,原来的走资派已经演变为官僚资本家,并以这些官僚资本家为核心形成了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复辟也已经完成。将现在的“GCD”领导集团仍然称之为修正主义,就好比在说美国侵略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是犯了修正主义错误,这是完全错误的,甚至是十分荒谬的。

      如果我们观察邓小平上台以后官方意识形态的演变过程,曾经有那么一个时期,虽然官方的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做了大量的歪曲和篡改,但是可以说还算有一个官方的理论体系,官方理论家还试图在官方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建立某种形式上的理论联系。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实行“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虽然实际上是为资本主义复辟做铺垫,也还算能自圆其说。这个时期的官方理论,一方面认为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另一方面仍然提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主,仍然认为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与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相比有“社会主义优越性”,对已经出现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仍然主张限制;“共产党”仍然自称工人阶级政党,理论上还没有放弃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而在生产关系方面,国营企业在工业部门仍然占优势,整个社会的贫富分化尚不算十分严重。那么,这个时期(1978-1992年),或许勉强可以算做“中共”的修正主义时期。

      而到了1992年以后,更不必说1997年以后,在生产关系领域,资本主义全面复辟;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可以说官方理论家已经放弃了一切在形式上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保持联系的努力。所谓官方“理论”无非就是一堆随意拼凑起来的、没有任何内在联系的胡言乱语。所谓“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除了更加拙劣以外,与一般资产阶级政客糊弄选民的花言巧语哪里有任何差别?除了理论白痴,谁会认为这些东西哪怕在名义上与马克思主义有任何关系?将“中共”现在的“理论”说成是修正主义实在是对伯恩施坦、赫鲁晓夫等历史上的修正主义人士的侮辱。

      有一家商店,本来卖的都是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另外挂了一块正宗纯金的金字招牌。后来到了儿子辈,实行“改革开放”,旧货清空了一半,另外进了一半西洋进口的新货,也有少量孔家店淘来的假古董,招牌也换了,还是金字,但是改成镀金,质地不祥,但估计好歹是铜、铁、锡一类金属。于是知情人都说这家店“修正”了。

      再后来,到了孙子辈,实行“市场经济”,旧货全部清空,全部换成西洋新货和一些孔家店的假古董。因为是市场经济,要利润最大化,为了节约成本,招牌改为用朽木制作,招牌上的几个字撒点金粉了事,由于撒得不太均匀,若干字迹已经模糊不清。却仍有一些不明真相的顾客,因为对老店主有感情,认为这家店仍然挂着金字招牌,只是“修正”,尚未“变质”,仍然几十年如一日地到这家店买货。其中有几个不知趣的,上去劝那孙子店主回心转意,回到老店主的办店方针,结果反被这孙子店主奚落,说他们妄想要“回到过去”,不能“与时俱进”,还威胁这些顾客说,如果他们再啰嗦,索性换招牌,金粉也不撒了。

      远方,老店主的真正传人已经人丁兴旺,正在学习老店主的办店史以及儿孙店主的败家史,一旦学习完成,就会打出真正的金字招牌,到那个时候,撒金粉也好,不撒金粉也罢,不怕那个不孝儿孙的假金字招牌店不垮。



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三十年,是中国资产阶级兴旺发达的三十年。然而,万事万物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中国古代的朴素的辩证法就懂得“物极必反”的道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建立在残酷剥削亿万雇佣劳动者的基础上,但是同时,也就造就了一个越来越壮大的无产阶级队伍,造就了自己在未来的掘墓人。

      中国的无产阶级队伍,在资本主义复辟初期,大约占全部劳动者队伍的20%,现在,已经发展到占全部劳动者队伍的50%左右,在未来的二十年时间,中国的无产阶级队伍估计将发展到占全部劳动者队伍的三分之二,也就是占绝大多数。

      中国的无产阶级,不仅在数量上不断壮大,而且阶级觉悟也不断提高。最近几年,中国的无产阶级已经初步进行了大量有组织的经济斗争。根据马克思主义所说明的无产阶级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其它国家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的无产阶级将成长为一支强大的社会力量,有能力进行强有力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

      一旦出现了这样的局面,中国的无产阶级就将面临一个国际工人运动的老问题 – 改良还是革命?

      关于这个问题,左派中的一部分同志认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还弱小,社会主义暂时还摆不上历史日程;中国的现状是“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反对专制、要求民主,是中国各个社会阶层都能接受的普遍要求;左派目前应当力争“最低纲领”,首先争取实现宪政民主,在此基础上,为无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比较好的条件。

      赞同类似观点的有左派中的多种派别、倾向。有的照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理论,认为现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官僚资产阶级”,为此,左派必须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实际上是主张以“民族资产阶级”为核心),先打倒官僚资产阶级。有的则从托派立场出发,认为现政权是“斯大林主义专制”的延续,比资产阶级民主更坏,应当先用不那么坏的资产阶级民主来代替最坏的斯大林主义专制。有的,则又采用类似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孟什维克以及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还不充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必须首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摆上日程。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里,限于篇幅,不一一加以深入评论,但他们的基本主张可以概括为中国应该先搞“民主革命”,然后在一个不确定的、遥远的未来才谈得上社会主义革命。

      如果中国的无产阶级放弃社会主义的要求,而在可预见的将来满足于一般的“民主”的要求,那么是不是就可以达到“民主革命”派同志所期望达到的结果呢?殷鉴不远,仅仅二十多年前,国际工人运动与中国工人运动在这方面就曾经有过十分惨痛的、血的教训。

      以波兰为例。团结工会本来是波兰工人阶级自发形成的群众组织,但是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团结工会逐步为帝国主义和新兴资产阶级所掌握,在“民主”的口号下,推翻了波兰社会主义制度。当时的波兰社会主义,尽管已经变修,毕竟仍然保持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保留了工人阶级的各种社会主义权利。资产阶级上台后,马上大搞所谓“休克疗法”,全面私有化,工人阶级大批失业、绝对贫困化。很多国有资产被廉价卖给外资,原来的官僚特权集团以及旧资产阶级的后代在私有化过程中一夜暴富。东欧其它国家和前苏联的情况大同小异。

      在毛主席逝世以后,中国的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曾经在相当一个时期中失去了政治上的领导和方向。二十多年前,中国的城市工人阶级曾经参加过由小资产阶级右派(自由派)领导的所谓“民主运动”。那次运动的基本要求,正如现在左派中的“民主革命”派所主张的,是抽象地、一般地要求“民主”和“自由”,没有任何社会主义性质的要求。工人阶级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主张,而是把运动领导权完全交给了小资产阶级右派。结果怎样呢?在运动的紧要关头,或者,必须充分发动广大城市工人阶级、争取真正的民主,而为此,就必须提出真正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要求;或者,就只能投降逃跑。小资产阶级右派做出了历史的抉择:投降逃跑,而工人阶级为此付出了沉重的、血的代价。

      历史经验证明,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右派宁可放弃民主,也决不愿意把工人阶级发动起来。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右派,与中国资产阶级一样,就像魔鬼惧怕阳光一样,无限地惧怕任何可能的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或任何与之类似的事物。

      如果中国的无产阶级不是独立地、大无畏地提出完全属于自己的政治要求,而是屈从于所谓社会各阶层普遍能接受的、而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右派所能接受的,抽象的、一般的、没有任何实际内容的、不痛不痒的所谓“民主”,那么其结果,必然是重蹈1989年的覆辙,严重推迟中国革命的进程。难道中国无产阶级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右派的当,上得还少吗?难道无产阶级的血是白流的吗?

      列宁曾说过,国家问题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理论家搞得混乱不堪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所谓“民主”,无非是国家的一种形式,也就是一个阶级对另外一些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而在今天中国的左派中,“民主”也是一个经常被搞得混乱不堪的问题。

      中国目前的左派,就其社会阶级构成和来源来说,绝大多数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小资产阶级主要是这样一些社会群体,他们在形式上是雇佣劳动者,但是从事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正常运转比较重要的各种工作(比如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教育医疗、意识形态等),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比较高,因而通常其生活水平显著高于一般的无产阶级;运气好的时候,有的小资产阶级成员还可以上升为资产阶级。

      中国的左派主要由小资产阶级组成,这在目前阶段是不可避免的。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无产阶级化,越来越多的小资产阶级会尝试走向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加入到左派的队伍中来,但是因此也就给左派队伍带来了大量的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

      小资产阶级,由于其物质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在思考一般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时候,容易从书本出发,从想象出发,而不是从社会实际出发,从而经常在思想方法上犯有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

      在民主问题上,“民主革命”派所设想的实现途径大约是这样的。在中国政治发展的一定阶段,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社会阶层一起提出要求,比如通过上街游行的形式,要求实现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类似的民主;而资产阶级中的某一派(比如“普世价值”派)或许也会赞成。于是,各方社会贤达一起在北京开一个会,比如制宪会议,颁布一部新宪法;各个地方遵照执行;然后就是大选,开议会,产生新政府。从此以后,中国政治就算进入“和平民主新阶段”了。这样,无产阶级不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特别是不需要流血牺牲),就可以获得各种政治自由,无产阶级可以自由地组成自己的政党,从此以后就可以在宪法保护下太太平平地、自由自在地开展议会斗争了。

      这一切,听起来都很美好。但是,这个美好的如意算盘符合中国与世界的实际状况吗?

      首先,查遍世界现代史,到目前为止,无产阶级政党通过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方式真正夺取政权并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还没有先例。最接近的一次,智利阿连德领导的社会党政府所做的尝试,最终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所策动的法西斯政变残酷镇压了。目前查韦斯在委内瑞拉所进行的所谓“21世纪社会主义”的实验,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对资产阶级没有任何触动,查韦斯政权到目前为止还只能算做一个一般的进步政权。

      接下来我们再分析一下中国的具体情况。如果资产阶级民主(由于篇幅所限以及出于讨论的需要,本文所谈的“民主”仅限于资产阶级民主)确如“民主革命”派所认为的,对于无产阶级是一件大好事,那么中国的资产阶级为什么要赞成它呢?为什么不坚决反对,甚至像在1989年一样让无产阶级付出血的代价呢?难道中国的资产阶级突然都变成了无产阶级的慈善家,真的会相信“公平和正义比太阳更加光辉”?如果不是这样,而实际情况是,凡是无产阶级赞成的,资产阶级就一定要反对,那么“民主革命”派所主张的“最低纲领”又低在哪里呢,这个最低纲领是真的比较容易实现吗,真的可以让无产阶级少付代价吗?

      反之,如果资产阶级民主是属于对资产阶级有利,而对无产阶级不利的,那么一方面,既然是对资产阶级有利的,资产阶级自己自然会去做,何须无产阶级争取?另一方面,既然是对无产阶级不利的,那么无产阶级为什么要尽心尽力去做一件对自己不利的事情呢?

      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情况,即资产阶级民主既对无产阶级有利,也对资产阶级有利,因此在现阶段,无产阶级可以联合资产阶级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曾经有一个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赞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首先推翻封建贵族,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是,在1848年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很明确地认为,整个社会已经日益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 –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从那以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2011年的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难道还不如1848年的法国,或者还不如1917年的俄国?在已经经历过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国,难道还需要退回去搞民主革命?

      在今天的中国,除了资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其它阶级(如城市小资产阶级、农村半无产阶级)都处于从属地位。那么无产阶级去与资产阶级联合,是要反对谁呢?是反对所谓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吗?姑且不论中国资产阶级的其它部分是否有任何兴趣与无产阶级一起反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如果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真的被反掉了,中国的资产阶级还剩下什么呢?另一方面,中国的无产阶级又能为资产阶级的其余部分,也就是私人工商业资本(有些左派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做哪些有利可图的事呢(如果无利可图,难道私人资本会对民主有任何兴趣)?是允许他们继续大搞血汗工厂、黑砖窑,还是允许他们对剩余的国有企业大搞私有化并且由他们(而不是外国资本)侵吞剩余国有资产的大部分?除了这些,无产阶级还有哪些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的本钱呢?

      咱们来谈一点实际问题吧,谈一些书斋以外的问题。在今天中国具体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下,搞那种“费厄泼赖”(英文“公平游戏”的汉语音译)的资产阶级民主,有多大的现实可能性?撇开各种广泛的社会历史条件不说,单就具体条件而言,要搞像模像样的资产阶级民主,至少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公民有参加选举和被选举的自由,并且无人身安全之虞;二,选举的过程必须保证基本的公正,选票计算至少要基本准确,没有大规模的选举舞弊行为;三,经过选举产生的民主政府,其权威得到尊重,可以号令全国。

      那么,今天中国的现状是怎样的呢?从中央到地方,几乎已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而在基层,很多地方的政权已经黑社会化,离开了地方的黑社会、土豪劣绅和宗族势力,很多地方的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开了一个制宪会议,就可以自由地大选了?

      “民主革命”派的女士们、先生们(附带地也告诫一下自由派中有“良心”的朋友),请注意一个常识,选举是要由人来搞、由人来组织进行的。面对贪官、黑社会遍地的局面,这个“费厄泼赖”的选举怎么搞呢?首先,在竞选阶段,地方贪官与黑社会相勾结通过买选票加暴力威胁等方式,威逼利诱选民给他们所属意的候选人投票,这不是很平常吗?这还是比较文明的。比较不文明的,对于真正主张民主、敢于挑战地方贪腐势力的候选人,黑社会对他们直接实行“人间蒸发”,也不是很难的事情吧?

      其次,在选举和选票计算阶段,需要有人组织投票、计票吧。如果这些人是由现在的贪官领导下的政府组织的,是不是很容易受各级贪官操纵呢?即使选举组织表面上是中立的,要对组织选举的工作人员搞一些威逼利诱的伎俩,无论是腐败官员还是黑社会都应该很在行。

      假设,经过了无数的艰难险阻,发生了很多不可能发生的奇迹,终于产生了能够基本反映人民意愿的民主政府,这个民主政府怎么开展工作呢?你手下的警察、公务员,过去一向是在贪污腐败官员的领导下,自己也参与贪污腐败,并且与各种黑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你能怎么办?能把他们都解雇了?不解雇他们,他们能服从民主政府的号令吗?中国官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阳奉阴违的经验难道还不够丰富吗?一群有丰富贪污腐败经验的官僚,外加与他们串通一气的律师、学痞、黑社会大哥,要摆平几个“民选”的书生,那还不是小菜一碟。

      所以,哪怕只是要在中国搞资产阶级的民主,也有一个最最基本的前提,那就是现有的贪污腐败官员都被全部打倒或基本上打倒,地方的黑社会已经被全部或基本镇压并清理干净,公务员队伍经过清理和改造。

      但是,要实现以上这几点,哪怕是其中一点,不经过一次十分广泛的、彻底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的人民革命,又怎么可能呢?换句话说,不经过人民群众夺取政权,又怎么可能呢?但是,如果真是这样,夺取了政权的无产阶级难道会仅仅满足于空洞的资产阶级民主吗?已经夺取了政权的无产阶级还要把政权归还给资产阶级,凭什么?中国的资产阶级有何德有何能?

      让我们进一步设想一下,如果确实发生了广泛的人民革命,确实将全部或大部腐败官员打倒,难道他们通过非法私有化和腐败获得的私人财产还能够“神圣不可侵犯”,难道人民还会承认他们的财产受所谓“物权法”的保护,难道革命的人民不会断然没收其全部财产并收归人民所有,难道已经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应当把这些已经收归人民所有的巨额财产再重新私有化?

      如果确实发生了广泛的人民革命,并且确实将全部或大部黑社会加以镇压和清理,难道对那些长期与这些地方黑社会相勾结的大量私人资本家不应该同样进行镇压和清理吗?对于他们的血汗工厂和黑砖窑,难道不应该一概予以关闭或由人民予以接管吗,这是不是就严重地触犯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呢?但是如果不触犯这些“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无产阶级的八小时工作制和其它的起码利益又怎样保证呢?

      在对外关系方面,如果确实发生了广泛的人民革命,新的反映人民利益的民主政府难道还能够像旧的“共产党”政府那样对于美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的侵略继续扮演不闻不问甚至为虎作伥的角色?难道对于旧政府所签订的诸如“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等牺牲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不平等条约不应该一概加以废除吗?如果这样,那岂不是又严重侵犯了帝国主义和跨国资本的利益?

      总之,在今天中国具体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下,如果不真正地、彻底地广泛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彻底打碎现有的国家机器并清除资产阶级的其它一切剥削人民、镇压人民的工具(如黑社会),就不可能有哪怕是形式上比较完备的资产阶级民主。但是,人民群众一旦充分发动起来了,旧的国家机器一旦打碎了,那么革命就不可能人为地限制在资产阶级民主的狭隘界限内,而是必然极大地超越这个界限,革命的逻辑必然指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必然胜利?

      “左转”论和“民主革命”论,在本质上都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立场观点在左派队伍内部的反映。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大量的小资产阶级成员加入到左派队伍中来,他们一方面同情无产阶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又不十分相信无产阶级真的有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力量,或者仅仅是口头上相信而心里实际上不相信。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终究是“弱势群体”,终究不如资产阶级、官僚、媒体、学者有力量。

      面对这样的矛盾心理,很多尚未摆脱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左派同志就不得不努力寻找其他的、在他们看来比较有力量的政治势力。对于“左转”派来说,这就是所谓的党内健康力量;对于“民主革命”派来说,这就是所谓的党内“改革派”以及小资产阶级右派(自由派)。

      以上的分析表明,这些所谓的力量,都是靠不住的;不仅靠不住,而且如果无产阶级真的去依靠他们,是必然要吃大亏的。

      那么今日与未来之中国,究竟谁比较有力量呢?那就是无产阶级,以及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

      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并且必然为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组织起来准备必要的条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所证明的,中国也不例外。

      但是,考察世界工人运动的发展史,就会发现,无产阶级发展和壮大的结果,可以有两种前途。一种前途,就是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前途,在世界资本主义处于危机的时候,无产阶级首先在资本主义链条最薄弱的一环取得革命胜利,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一种前途,也是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国家工人运动的发展结果,那就是在工人运动发展的一定阶段,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做出一定的让步,无产阶级获得一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利,但是从此放弃了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目标。

      随着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展,中国的工人运动将会走向哪种前途呢?是改良的前途,还是革命的前途?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是取决于实际的、客观的历史条件。在世界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和相对繁荣时期,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核心国家(即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剥削广大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而积累了巨额超额利润。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可以将这些超额利润中的一部分拿出来搞一些社会福利,以此换取本国的无产阶级放弃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这就是改良主义一度风行的基本历史条件。但是,到了21世纪,世界资本主义已经整体衰落并且正在进入新的总危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已经空前激化。在这种情况下,连欧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福利国家都已经全面破产,资产阶级疯狂加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像中国这样的为跨国公司打工的二流资本主义国家怎么可能逆历史潮流而动,而搞所谓北欧式的福利国家呢?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谓改良,那就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做一些有限的让步,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的前提下,给无产阶级增加一点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权利,以达到缓和阶级矛盾、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目的。改良要成功,有两个前提,第一,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让步必须是有限的,不能触动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不能危害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运转。第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让步又必须是充足的,要能够相当程度地满足无产阶级依据其当时的阶级觉悟和斗争能力所能够提出的基本要求,这才能够达到缓和阶级矛盾、稳定资产阶级统治的基本目的。如果不是这样,如果这些让步既不能满足无产阶级的基本要求,又超出了资产阶级所能容忍的最大限度,那么,改良就失去了客观基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只能通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的方式来解决。

      那么,中国的资产阶级有没有能力满足中国的无产阶级在可预见的将来可能提出的基本要求,从而将未来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化解于一系列的改良之中呢?在我们看来,中国的资产阶级先天不足,它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本钱,更没有必要的决心和远见,因而不可能将中国未来阶级矛盾的发展限制在改良主义的范围内。

      首先,中国的资本主义先天不足,名不正,言不顺。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在反革命、复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财富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来源于对劳动人民在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积累起来的全民和集体财富的非法侵占。一旦中国的工人运动高潮来临,一旦人民群众普遍发动起来了,广大人民群众必然要求要对历史上一切非法的私有化进行清算、要对一切腐败官员非法积累的财产进行清算,而这些是中国资产阶级绝对不可能接受的。

      第二,中国的资产阶级靠贪污腐败起家,因而极端自私自利,又贪婪吝啬。搞社会改良的大前提,是资产阶级国家能够有效地代表整个的资产阶级,并且有足够的意志和能力强迫资产阶级的个别成员做出必要的让步和牺牲,以保障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中国的现状是,贪污腐败已经完全泛滥和失控,资产阶级内部矛盾重重、各怀鬼胎。既没有任何的资产阶级集团愿意为了资产阶级整体利益而牺牲,所谓“中央”也早就丧失了约束资产阶级各集团、各派别的能力,更不必说动他们的“奶酪”了。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是中国资产阶级确有能力、确有本钱,可以搞改良,任何严肃的社会改良都必然由于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而胎死腹中。

      第三,也是最主要的,中国资本主义无法克服其自身的基本矛盾。中国的资本主义积累所依靠的无非是以下三个条件:一,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出口(以此获取外汇,用来进口高技术设备和资源、能源);二,对亿万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以此来取得高剩余价值率和高利润率);三,对能源、其它资源和环境的疯狂掠夺和破坏(用遗祸子孙后代的办法来获得眼前利润)。现在,这三个方面已经全部难以为继。

      随着美国、欧洲、日本资本主义危机的不断发展和加深,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已经陷入停滞并正在酝酿更大的危机。这样,中国原有的出口市场就将逐步停滞甚至开始萎缩。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无产阶级必然提出越来越多、越来越全面的经济要求,迫使资本家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工资的增长会逐步追上甚至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再者,中国资本主义对于跨国公司的高技术设备的依赖以及对于海外的能源、资源和粮食的依赖是根本不可能改变的。不仅如此,由于国内能源和其它资源的枯竭以及农业的停滞,中国对进口能源、资源和粮食的依赖将越来越大,为此付出的代价也将越来越高昂。这样,一方面,市场停滞和萎缩,另一方面,劳动力和原材料的成本又迅速上升,并且上升速度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资本家的利润必然遭到挤压,从而面临利润率下降的危机。利润是一切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利润率下降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引起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全面危机,从而为未来革命形势的来临造成有利的客观条件。

      如果说,改良主义的路走不通,是死胡同,那么,中国的无产阶级能不能承担起伟大的历史使命,领导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新的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先总结一下历史上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在毛主席逝世以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面夺取了政权。但是,在城市的国营企业仍然保留着社会主义制度,城市无产阶级的力量仍然比较强大。这个时候,以邓小平为首的一些资产阶级政治家,积其多年的反革命政治经验,为资本主义复辟制定了一整套正确的战略战术。

      党内走资派对于城市无产阶级没有采取正面强攻的办法,而是采取了迂回包围的办法,在社会主义基础比较薄弱的农村首先取得突破。利用部分农民群众残留的小私有者意识,走资派首先搞垮了人民公社,因而获得了数以亿计的廉价劳动力的产业后备军。通过对这些廉价劳动力进行剥削,外国资本和国内私人资本可以获得高额利润,资本主义经济部门得以迅猛发展。城市无产阶级则逐步被孤立,劳动待遇比较好并且负担很多社会成本的国营企业在竞争中日益处于劣势。

      与此同时,邓小平对于小资产阶级采取了拉拢的方法。他利用当时相当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对毛主席、对社会主义和文化大革命的仇视,以及小资产阶级贪图眼前利益的投机心理,拉拢小资产阶级为他的“改革开放”摇旗呐喊。在1989年被邓小平“教训”了一次以后,小资产阶级右派很快就忘却了他们与邓小平以往的恩怨,完全投靠了资产阶级,积极地鼓吹全面私有化,参与了对城市无产阶级的进攻。

      到了九十年代,新形成的资产阶级已经与小资产阶级右派组成了巩固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联盟。中外各种私人资本已经占据了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城市无产阶级被完全孤立,而且在政治上完全处于消极被动的状态。在这种形势下,中国资产阶级终于毫无顾忌地发动了大规模的私有化,将几千万工人阶级赶下岗,使他们沦为赤贫。这样,资产阶级就取得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完全胜利。

      从这里可以总结哪些经验教训呢?资产阶级是人,不是神,并没有长着三头六臂。在资产阶级羽毛未丰的时候,它也不敢对无产阶级正面进攻。但是,通过采取正确的反革命战略,资产阶级最大限度地扩大了自己所领导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联盟,又最大限度地孤立、分化、瓦解了无产阶级,这才取得对无产阶级的胜利。

      但是,今天的情况是怎样的呢?经过几十年的资本主义复辟和发展,无产阶级不仅发展壮大了,而且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资本主义发展自身正在为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准备条件。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面教育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面教育,中国的老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有了极大的提高。所谓老无产阶级,即与社会主义历史有着密切联系的,原国营企业的无产阶级,“改革开放”以后大批下岗。他们受过毛主席教育,能够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立场分析问题,能够清楚地看出资本主义复辟的本质。他们深受资本主义复辟和私有化之害,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阶级,他们都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向往社会主义。

      很多老无产阶级都参加了反私有化的斗争。老无产阶级虽然年龄较大,但他们有很高的觉悟,而且他们的行为和思想正在对他们的后代产生着强烈的影响。老无产阶级的后代集中在城市,有的则集中于现存的国有企业。由于这些国有企业控制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关键部门,一旦将来条件成熟,老无产阶级的后代将发挥出远远超出其人数的巨大政治作用。

      与老无产阶级相比,来源于农村、被称为“农民工”的新无产阶级人数巨大并且迅速增长。但是,新无产阶级的觉悟水平和组织水平目前普遍较低。然而,这是一个暂时的状况,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新无产阶级的队伍进一步壮大并且在阶级斗争中不断提高觉悟和积累斗争经验,一旦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爆发,新无产阶级将成为一支有巨大潜力的革命力量。

      在一定阶段,新无产阶级将不仅有愿望而且有能力提出一系列改善自身经济状况以及政治地位的要求,诸如八小时工作制、自由组织工会、政治上的民主权利等。但是,如上所述,中国的资产阶级将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远见来满足新无产阶级的要求。当新无产阶级开展了如火如荼的工人斗争,但是他们的要求却无法在现存社会制度中得到满足的时候,新无产阶级的斗争将向什么方向发展呢?

      新无产阶级和老无产阶级虽然历史来源不同,但是本质上都是无产阶级,新老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而他们与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则是完全对立的。如果新老无产阶级能够完全团结起来,而老无产阶级的先进觉悟能够在其中发挥领导的作用,中国的无产阶级就将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再来看小资产阶级。在上个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小资产阶级曾经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重要社会基础。但是,到了本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和贫富深化的加深,相当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已经相对和绝对贫困化。这就造成了小资产阶级的分裂,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开始赞同左派观点,在政治上向无产阶级靠拢。

      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来临,小资产阶级的大部分无产阶级化,小资产阶级有可能大部在政治上倒向无产阶级。同时,资产阶级自身的矛盾也会深化,其内部的争斗甚至会发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这样,就会出现一个完全崭新的政治局面。一方面,以老无产阶级为核心,无产阶级将成为未来社会革命的领导力量。只要无产阶级采取正确的政治策略,就一定可以把小资产阶级和农村半无产阶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从而形成一个十分广泛的、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革命联盟。而资产阶级则将被完全孤立,并且陷于其自身深刻的矛盾而无法自拔。

      只要形成了这样一种政治局面,无产阶级就将取得对资产阶级的完全优势,并必将领导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

      试看来日之中国,究竟是谁家之天下!

作者: 秋火    时间: 2011-11-27 04:38

转自红色中国网http://redchinacn.com/portal.php?mod=view&aid=170


说说对《论当前左派的几种思潮》的不同看法

红色小兵  发表于 2011-11-17 22:16

看了jin原野先生转载署名“广胜”的文章――《论当前左派的几种思潮》,对文中的有些观点谈点不同看法。

一、    关于中国目前的社会性质问题

文中说,“中国现状的事实是,资本主义已经完全复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完全确立,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占据着统治地位。”

作者恰恰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如今的“和谐社会”,也可以叫作“特色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上台后,通过“渐进式”改革而结出的硕果。对此,毛主席指出:“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

所谓“法西斯专政”,就是最反动最野蛮的极端专制制度。在这样的专制制度下,没有言论自由,没有结社自由,更没有游行、示威的权力;对于人民维护基本生存权力的斗争,不惜利用一切手段“维稳”。这样的专制制度,是否有别于西方一些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呢?对于资产阶级的民主,诸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生活在“和谐社会”的人们要不要争取呢?

《共产党宣言》指出:“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

在“和谐社会”,在不是“君主专制”却是“一党专制”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哪里有“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呢?

文中说,“一种观点认为,左派的发展方向是依靠“党内”的健康力量,逐步地扭转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促成“左转”,以便集中力量反对美帝国主义和买办,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的“复兴”。”

作者这样说并不符合实际。所谓“左转派”恰恰是“维稳派”,“维稳派”的旗手已经向有关部门呼吁,要“解决左派带路党问题”。很清楚,这是要有关部门对“左派带路党”实行专政。所谓“维稳派”就是“保皇派”,他们要保的是最坏的资本主义。请问:“这种错误仍然属于革命阵营以及广义的进步阵营内部错误的性质”吗?

二、    关于修正主义问题

作者论述的修正主义的概念,确实是当年“资产阶级思想在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反映”,然而,毛主席也有关于修正主义的论述,就是““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一部分,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修正主义的科学论断。在新的历史时期,修正主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即打着红旗反红旗,“打左灯,向右行”。

文中说,“毛主席所领导的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也是采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论战的形式。”

作者也许没有经历过文革。当年,苏修在我边境陈兵百万,亡我之心不死,甚至想先发制人摧毁我国的核基地,并在珍宝岛挑起战事。对此,毛主席指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主要就是防范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制定的战略。在珍宝岛事件之后,按照中央的部署,我国的一些省份对城市闲散人口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散,一些重点企业也相继迁到当时的“三线”。所有这些,难道“也是采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论战的形式”吗?

三、关于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问题

文中说,“二十多年前,中国的城市工人阶级曾经参加过由小资产阶级右派(自由派)领导的所谓“民主运动”。那次运动的基本要求,正如现在左派中的“民主革命”派所主张的,是抽象地、一般地要求“民主”和“自由”,没有任何社会主义性质的要求。工人阶级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主张,而是把运动领导权完全交给了小资产阶级右派。结果怎样呢?在运动的紧要关头,或者,必须充分发动广大城市工人阶级、争取真正的民主,而为此,就必须提出真正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要求;或者,就只能投降逃跑。小资产阶级右派做出了历史的抉择:投降逃跑,而工人阶级为此付出了沉重的、血的代价。”

二十多年前所谓的那场“民主运动”,笔者以为那是一场进步的学生运动。斗争的锋芒指向官僚资产阶级,指向修正主义当局,当时的口号就是“反腐败”、“反官倒”、并提出“打倒XXX”。那场运动,实际是以进步的青年学生为代表的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的反思和反叛,即复辟资本主义的反思和反叛。镇压的是进步的学生。至于逃到国外的那些人,他们代表不了那场学生运动的主流,也代表不了那些受到残酷镇压的进步学生。至于说到工人阶级“把运动领导权完全交给了小资产阶级右派”,事实上当时的工人阶级并没有作为一个“阶级”参加那场运动。因为,当年的工人阶级并没有觉醒,时至今日,工人阶级也没有成为“自为阶级”。说“工人阶级为此付出了沉重的、血的代价”,并不符合实际,因为在那场运动中,恰恰是学生“付出了沉重的、血的代价”。

文中说,“ 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情况,即资产阶级民主既对无产阶级有利,也对资产阶级有利,因此在现阶段,无产阶级可以联合资产阶级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曾经有一个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赞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首先推翻封建贵族,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是,在1848年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很明确地认为,整个社会已经日益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从那以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其实,在指导1905年革命的过程中,列宁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列宁指出:资产阶级革命不仅对资产阶级有利,而且对无产阶级也是极其有利的。资产阶级需要革命进行得不坚决、不彻底,以便他们可以依靠旧制度的某些残余来反对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却需要把革命进行得十分彻底;因为“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愈有保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一卷)。列宁的思想对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当今世界依然处于帝国主义时代,当然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文中说,“今天中国的现状是怎样的呢?从中央到地方,几乎已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而在基层,很多地方的政权已经黑社会化,离开了地方的黑社会、土豪劣绅和宗族势力,很多地方的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

作者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支撑那个所谓“黑社会”的恰恰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没有他们做靠山,所谓“黑社会”是不可能存在一天的。譬如:对于开发商指使“黑社会”非法拆迁,哪一个没有官商勾结的背景?即使出了“问题”之后,有多少地方不是利用专政工具在解决出现的“问题”?所谓“打黑”,不过是“黑”吃“黑”,是“大黑”吃“小黑”罢了。

四、    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必然胜利的问题

文中说,“一方面,以老无产阶级为核心,无产阶级将成为未来社会革命的领导力量。另一方面,只要无产阶级采取正确的政治策略,就一定可以把小资产阶级和农村半无产阶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从而形成一个十分广泛的、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革命联盟。而资产阶级则将被完全孤立,并且陷于其自身深刻的矛盾而无法自拔。只要形成了这样一种政治局面,无产阶级就将取得对资产阶级的完全优势,并必将领导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

马克思主义认为:没有革命的群众运动,旧的社会制度就无法推翻,新的社会制度也无法建立。群众运动必须和革命政党的领导结合起来。作者所谈到的这些,完全抛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政党以及领袖的论述。

所谓“以老无产阶级为核心”的提法,也值得商榷。事实上,当年的所谓“老无产阶级”,如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已经退休或者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可谓“心有余而力不足”(当然,并不否认他们有革命的愿望和将来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还有一些人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有的跻身于小资产阶级的行列,有的则成为新生的资产阶级。他们的子女也是如此,也并不都是如今的工人阶级。

最后,有个问题想请问jin原野先生,“广胜”网友是否是李民骐先生?当然,不知道也就算了,别无他意。




转自红色中国网http://redchinacn.com/portal.php?mod=view&aid=186


与红色小兵同志谈几个问题

程广胜

红色小兵同志,你所写的对拙作《论当前左派的几种思潮》的不同意见一文已经读过。对于你提的有些问题,可以答复;另外一些问题,粗略地谈一些想法。

首先,本人就是李民骐,广胜亦是本人的笔名,根据不同的工作需要分别署名而已,并无特别深意。

你所写的不同意见,其中有些问题,完全是由于你没有认真阅读原文、断章取义或没有正确理解造成的,我这里不一一进行澄清了,仅就比较重大的关键问题略作探讨。

第一,中国现在的生产关系因而社会性质是什么?这不能到领袖的著作里去找,而只能通过对中国的现状做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分析来求得答案。所以,请认真思考并明确回答,中国的现状是不是资本主义?还是别的什么东西?标准是什么?拿出来用马列原理来检验,也可以由广大红色网友同志共同检验。

第二,中国现在到底是资产阶级统治还是别的什么阶级在统治?如果是资产阶级在统治,那么将其称之为修正主义就是不合适的。一方面说它是修正主义,一方面又说它是法西斯专政就更是自相矛盾。修正主义的说法恰恰给左转派以可乘之机,左转派不也是认为他们仅仅是修正主义的问题吗?

至于文革后期继续沿用修正主义的说法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一种历史现象、一定的历史术语有它一定的滞后性,况且当时资本主义在苏联还没有完全复辟。你既然将现在的体制称为法西斯专制,总不见得也像左转派一样认为当前还是没有完全复辟吧?

第三,你说现在是法西斯专制,没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当然,现在是资产阶级专政,既然是专政,你总不能指望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可以过得很舒服。但是如果真是法西斯专制,你我还能在这里这样讨论吗?如果真是专制,全国各地群众性的、自发的纪念毛主席的活动还能搞得起来吗?当然,你指望人家一点不去骚扰也是不现实的。自由民主的美国还要暴力驱散示威群众呢。

顺便说一句,不管是不是法西斯专制,还是要提醒自己,我们是生活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所以红色小兵同志,建议你在用词用语方面还是要适当注意策略。有些事情不是不做,没有必要什么都摆到桌面上来。还记得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惨痛教训吗?

第四,民主自由是很好。但是人家不会白送。在过去几次讨论中我已经提过这个问题了,那就是,如果不经过无产阶级严重的、威胁到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资产阶级会让出民主自由吗?那么,如果无产阶级确实取得了斗争胜利,确实将现在你们所说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都打倒了,那么请问,无产阶级难道还应该把政权再交还给资产阶级吗,难道没收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非法所得不应该全部国有化?那不就是社会主义改造吗?

退一万步,就算将来的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什么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呢?有两个先例,一是俄国二月革命,之后不久列宁就发表了四月提纲,指出俄国必须马上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二是中国革命,那么我们都知道,所谓新民主主义不过是短暂的过渡,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不久中国就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那么,有两个先例在此,请问,难道资产阶级是傻瓜吗,他们就不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吗,他们难道就不知道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必然迅速过渡为社会主义革命吗?

可别告诉我你所主张的是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民主革命”啊?

第五,关于八九的性质。是啊,当时的工人阶级没有作为政治上自觉的力量参与,但是参与还是参与了。试想,如果无产阶级不提出自己独立的政治纲领,不为自己独立的阶级利益而奋斗而是追随资产阶级的政治口号,怎么可能成为自为的阶级,又怎么能摆脱自在的局面呢?

参加八九的有广大的工人群众,这些工人确实也在很大程度上对资本主义复辟所产生的实际矛盾不满(但在大多数工人眼里,当时还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些是由资本主义复辟带来的,不少工人甚至还对私有化有幻想)。但是,这并不改变那个运动由小资产阶级右派(就其意识形态而不是阶级属性来说,也可以叫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领导的基本事实。一个运动的性质,归根结底是由在运动中居于领导地位的那个阶级决定的,而不是由从属的、跟随的阶级决定的。至于参加运动的高校学生,往好点说是政治上迷茫,不“迷茫”的几乎百分之百是向往资本主义、反感乃至仇视社会主义的。就是一般的工人阶级,当时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认识也是很不深刻的,像韩东方那样被自由派洗脑的工人大有人在。

所以,八九在历史上的地位,完全是反动的,是工人阶级在完全丧失政治自觉的条件下被小资产阶级右派裹挟进他们与官僚资产阶级讨价还价的政治斗争,而最后又被小资产阶级右派所出卖。这样的政治悲剧决不允许重演。

第六,你看不起老工人阶级的作用,这是完全错误的。老工人阶级现在在全国各地的群众性拥护毛主席的运动中都充当着中坚。他们既经历过社会主义又经历过资本主义,直接受过毛主席的教育,政治经验最丰富,理论水平最高。他们虽然岁数大一些,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寿命未必就比他们长。不仅如此,老工人还有后代,现在也是工人阶级的中坚,很多还集中在关系资本主义命脉的国有企业。一旦条件成熟,这些工人必然发挥出远远超出他们人数的巨大政治作用。

关于无产阶级的现状,以及老工人、老工人后代、农民工(新工人)各自的作用和思想意识,完全在书斋里是得不出正确认识的,甚至会得出完全错误乃至反动的认识。只有与实际的工人斗争经常保持密切的联系,才能不断地克服左派知识分子作为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

第七,关于如何处理与左转派的关系。如上所述,民主革命派的错误如果不克服,是十分危险的。如果民主革命派在左派里占了上风,并且其错误又对工人阶级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最后结果,很可能是以工人阶级的血祭资产阶级的旗。作为八九的过来人,说老实话,从思想感情上,我是很不愿意与你们这些民主革命派同志打交道的。但是我还是称你们为同志,还是与你们打交道,还是将你我之间的讨论作为革命营垒内部的分歧来对待。对待你们民主革命派如此,我又有什么理由不将与左转派之间的分歧看作是革命阵营内部的分歧呢?

作者: 秋火    时间: 2011-11-27 0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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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小兵:回答李民骐先生的几个问题


一、 关于“中国现在社会的性质”。中国现在社会的性质当然是资本主义,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

二、 关于“修正主义”。将当今社会称之为修正主义有什么不合适呢?毛主席将前苏联修正主义称之为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是希特勒式的专政”,这有什么自相矛盾吗?所谓“法西斯专制”,难道是“资本主义没有完全复辟”?

三、 关于“法西斯专制”。既然你认为修正主义上台不是“法西斯专制”了,那么,我们显然没有共同语言了。

四、 关于“民主自由”。 没有人说“无产阶级把政权再交还给资产阶级”。

五、 关于“八九的性质”问题。请问:工人阶级作为“自为”的阶级,参与了“八九”吗?那么后面的问题还要讨论吗?所谓“在大多数工人眼在大多数工人眼里,当时还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些是由资本主义复辟带来的,不少工人甚至还对私有化有幻想”,这种说法大概是想当然吧?是的,当时在大多数工人眼里,还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些是由资本主义复辟带来的恶果,但是,在大多数工人眼里,却不是“对私有化有幻想”。这种说法,完全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对工人阶级觉悟的错误估计。说什么“至于参加运动的高校学生,往好点说是政治上迷茫,不“迷茫”的几乎百分之百是向往资本主义、反感乃至仇视社会主义的。”这样的估计完全是不顾历史,是对当年进步学生的污蔑。

六、 关于“老工人阶级”的问题。据说李民骐先生如今在美国,不知道您如何做到“与实际的工人斗争经常保持密切的联系”的,又是如何“不断地克服左派知识分子作为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的。而笔者恰恰就是你所谓的“老无产阶级”的后代,就生活在 “老无产阶级”以及他们的后代之中。

七、关于“如何处理与左转派的关系”问题。你说错了。我,一个普通的上网的人士,绝不是你所说的什么“民主革命派”。所谓“打交道”,谈不上,不过是就事论事而已。你在美国,我在中国,哪里谈得上什么“打交道”啊!至于你将“与左转派之间的分歧看作是革命阵营内部的分歧”,那毕竟是你的事情,别人无权干涉,仅此而已。


转自红色中国网http://redchinacn.com/portal.php?mod=view&aid=191

与红色小兵继续讨论

李民骐

红色小兵先生(抑或女士?):

回信收到。我称你为同志,你大概以为不然,称我为先生。亏得我确实是先生,否则叫错了,岂不尴尬。本着礼尚往来的原则,我也称你为先生如何?如果阁下属于女士,望声明。

我确实生活在美国,但是好像没有规定说在美国的同志不可以参加中国革命吧。你是老无产阶级的后代,这本来是好事。但是人的思想意识的形成毕竟是复杂的,虽然主要由一个人的物质生活环境决定,但并不是唯一地由一个人的物质生活环境决定。出身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可以背叛自己的阶级而参加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出身无产阶级的也可以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污染甚至被资产阶级利用。

作为社会经济属性来说,我是小资产阶级一分子,要参加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中来,必须经常地与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局限性做斗争,努力向无产阶级的实际斗争经验学习。在这方面,我做得还不好,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反过来说,出身无产阶级的人,也不是说,有了这个出身就万事大吉了。首先要逐步地摆脱个人的局限,从阶级的角度看问题;如果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仍然要时刻与各种可能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做斗争。无产阶级中有优秀的,也有落后的,你红色小兵为什么就不能向近年来在实际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无产阶级优秀代表学习一下呢?

接下来逐个谈谈你提及的几个问题。首先,中国是不是“最坏的资本主义”?天下乌鸦一般黑,天下资本主义一般坏。不要以为世界上还有什么好的资本主义?你误以为世界上还有好的资本主义,恐怕是你缺乏学习的结果,或者是被反动媒体洗脑的结果,望注意。

关于修正主义问题。首先,主席在一定时期一定场合说过的话不一定就永远正确,或者可以脱离当时具体的情况而到处照搬。马克思主义者使用一定的政治词汇,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而阶级斗争的进行又是建立在对当前的阶级关系、阶级矛盾做出正确科学的分析的基础上的。修正主义,指的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内部的影响。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歧,仍然属于共产主义运动或者最低限度也是工人运动内部的分歧。如果一个党,已经彻底背叛了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那么哪怕它还保留原来的名称,那么也不再是修正主义的问题,而完全是两个尖锐对立阶级之间的问题了。

历史上有这样的先例啊。列宁与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右派的斗争就是与修正主义的斗争。但是,现在,还能够将欧洲的社会民主党称之为修正主义政党吗?它们已经完全成为资产阶级政党了。社会民主党的招牌还在,但是将它们继续称为修正主义还有任何的理论和政治的意义吗?

关于民主自由问题,你既然不赞成无产阶级有了政权再交还给资产阶级,这很好。那么还是请问,不管是民主自由也好社会主义也好,不都需要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吗?革命斗争胜利了,什么都有;不胜利,什么都没有。那么,我反对以项观奇同志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即认为无产阶级只能先要求民主自由、以后在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才能争取社会主义的错误观点,又有什么错呢?我反对他们与所谓资产阶级民主派搞统一战线,又有什么问题?

最后,既然你摆出了无产阶级后代的资格。我也摆摆老资格,我是八九的局中人,对八九的性质和参与群众的一般政治思想状况是不是比不在局中的某些先生(或女士)更有发言权呢?

作者: 秋火    时间: 2011-11-27 04:46

另一个毛派网友的批驳意见。

http://redchinacn.com/portal.php?mod=view&aid=211


我看《李民骐与红色小兵同志谈几个问题》

2011-11-19 14:40| 发布者: xiaoliwencai

李民骐先生的《论当前左派的几种思潮 》在旗帜网、红色中国网等左派网站贴出后,引起热捧。有网友问我对该文的态度。我回复说:“该文的要害之一在于没有进行细致地阶级分析和阶级矛盾分析,没有从这种细致地分析中找出主要矛盾、找出革命的首要对象、革命的次要对象、革命的动力、革命的同盟军。在这种条件下,作者凭空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这是典型的主观主义。另外,作者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切实可行的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正确策略。在这种条件下,你提出的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胜利又是从何谈起?连开启都绝无可能。你分明是画饼充饥、纸上谈兵么!第三,作者完全不懂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进入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不懂民主主义还有新旧之分,以为一谈民主主义就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只能充当资产阶级的尾巴。这两个不懂,加上前一个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决定了作者开出的药方,必然误导无产阶级。从其主张的效果来说,貌似革命,实质是抵制革命,取消革命,形左实右罢了!”

与许多热捧该文的网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位叫“红色小兵”的网友,他的《说说对<论当前左派的几种思潮>的不同看法 》,引起了我强烈的共鸣。紧接着,我又看到了李民骐先生对“红色小兵”网友的回复。下面,针对李民骐先生的回复,我发表几点个人的看法,与李民骐先生、“红色小兵”和广大网友商榷。

第一,我以为,中国现在的生产关系因而社会性质是官僚资产阶级专政。对于我的这个回答,请问李民骐先生意下如何?

第二,中国现在到底是资产阶级统治。但是,认识仅仅到此是不够的。必须明白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官僚资产阶级的法西斯统治。

第三,李民骐先生否认现在是法西斯专制,实际是为法西斯开脱。我以为,这已经不是认识问题。这让我不得不怀疑李民骐先生的立场。

第四,民主自由是很好。但是人家不会白送。如果不经过无产阶级严重的、威胁到官僚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官僚资产阶级自然不会让出民主自由。我的问题是,在官僚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制统治下,无产阶级究竟如何进行斗争?请李民骐先生予以回答。这是其一。其二,如果无产阶级确实取得了斗争胜利,“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都打倒了,无产阶级自然不会把政权再交还给资产阶级。没收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非法所得,全部国有化,这是必然。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的关键,是第一点。

另外,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正确的,也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成功了的,是必须予以肯定的。失误在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我们没有建立起一整套符合新民主主义原则的宪政体制。这是其一。其二,尽管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国家就立即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但是,一定要明确的是,所谓新民主主义,绝不应该是短暂的过渡,而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阶段。我们的失误在于恰恰违背离了这一精神,着急地跑步进入了社会主义。今天,我们必须要吸取的,正是这两个历史教训。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绝不会因为曾经的失误,而否定新民主主义本身。因为我确信,这是人类无法跨越的历史发展阶段。

第五、关于64风波。我怀疑李民骐先生立场存在严重问题的证据,在这里得到了进一步地体现,那就是李民骐先生对64的评价。他说“八九在历史上的地位,完全是反动的,是工人阶级在完全丧失政治自觉的条件下被小资产阶级右派裹挟进他们与官僚资产阶级讨价还价的政治斗争,而最后又被小资产阶级右派所出卖”。对于李民骐先生的这个评价,作为那次风波的直接参与者,我表示最强烈地反对!

即便64是小资产阶级发起的旨在反对官僚资产阶级的斗争,即便无产阶级在这次运动中是在完全丧失政治自觉的条件下以追随者的姿态出现,就能因此得出这次风波是反动的结论么?一个是这场风波的斗争对象官僚资产阶级,一个是这场风波的组织者小资产阶级,一个是这场风波的参与者无产阶级,当你给64定性为“反动”的时候,请问李民骐先生,你的阶级立场究竟站在何处?难道这不是明摆着的么?!如此看来,你李民骐形左实右的本质,究竟还想掩盖到哪里去?! 既然如此,我与你还有什么好谈的么?我看,没有了!(完)


附:《李民骐:与红色小兵同志谈几个问题》(略)

作者: 秋火    时间: 2011-11-27 04:57

http://redchinacn.com/portal.php?mod=view&aid=150

世界革命高潮尚未来临,但是即将来临

作者:远航一号(李民骐)




对当前的国内国际形势做出正确的、符合事物本质的分析,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有的同志,拘泥于过去二三十年的一些暂时的、局部的经验,错误地认为现在是全世界社会主义失败、资产阶级绝对强大的时期,错误地认为世界革命将长期处于低潮。

            还有一些同志,则出于急躁的心理,一厢情愿地认为资本主义马上就要崩溃、世界革命高潮马上就要来临。如果资本主义一时半会儿还没有崩溃,革命高潮一年两年还没有来临,这些同志往往又会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对于革命前途由过去的极度乐观一下子变成了极度悲观;其中严重的,甚至彻底悲观失望,不再参与进步工作,乃至加入到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队伍中去。

            毛主席教导我们: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做一个合格的革命者或进步工作者,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能够始终如一地、坚定地保持对革命胜利的信心;即使在十分困难的政治形势下,也能够以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精神,对革命前途决不动摇。

            但是,马列主义者又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而不是历史唯心主义者或唯意志论者。马列主义决不主张那种矫揉造作的、虚张声势的、靠个人主观意志硬装出来的所谓“乐观”和“信心”。马列主义所主张的革命乐观主义和信心始终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以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及其发展趋势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的。

        就当前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具体形势来说,可以认定,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总危机时期。这次总危机,将持续几十年,并有可能发展成为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后的、决定性的危机。

            世界革命高潮目前尚未来临。但是,在未来的十至二十年的时间里,世界革命高潮的主客观条件将逐步成熟。因而世界革命高潮必将来临,并将一直持续到本世纪中叶乃至下半叶。这次世界革命高潮,有可能为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全面胜利铺平道路。

            对于以上问题形成正确的认识,对于中国的马列毛左派在今后一个时期实现健康、有力的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世界资本主义的新的总危机

            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受到了2008-2009年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之后,尚未完全复苏。目前已有迹象表明,世界经济很可能在明年或稍晚一些时候进入新的衰退。

        根据这种形势,可以认定,目前世界资本主义所面临的危机,不是普通的周期性危机,而是长期的、结构性的危机,这种危机将伴随着世界范围的阶级矛盾全面激化,为新的世界革命高潮准备客观方面的条件。按照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这种长期的、结构性的危机也可以称之为世界资本主义的总危机。

            这种总危机,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曾经发生过。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以后,资本主义固有的社会化大生产和私人占有制度之间的矛盾全面激化了,进而导致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和殖民地附属国之间的矛盾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全面激化。这就导致了1914年至1945年间的两次世界大战和世界经济大萧条。

            在总危机期间,世界革命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特别是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使整个世界形势发生了对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极其有利的变化。世界资本主义几乎到了灭亡的边缘。

            1945年至2008年,总的来说,属于美帝国主义在世界上居于统治地位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相对稳定的时期。其中第一阶段,1945年至1966年,在美帝国主义领导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进行了一些自我改良,对无产阶级和殖民地被压迫人民做了有限的让步;这些让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利于世界资本积累快速、平稳发展,世界资本主义一度出现了空前快速增长的局面。如附图“美国私人部门历年利润率”所示,在经历了大萧条的沉重打击以后,美国资本家的利润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度暴涨,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始终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这是美国和世界资本主义的繁荣时期。

            但是,世界革命的步伐并没有停止。在第二阶段,1966年至1976年,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世界革命形势出现了新的高涨,美帝国主义在世界上的统治第一次面临严重危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毛主席没有能够领导世界人民取得革命的完全、彻底的胜利。在毛主席逝世以后,美帝国主义和世界资产阶级进行了疯狂的反攻倒算,世界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受到了暂时的挫折。

            第三阶段,即1976年至1991年,是世界范围的反革命和复辟时期。世界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攻势,伴随着资本主义在苏联彻底复辟和美国发动第一次侵略伊拉克的战争而达到了顶峰。

        第四阶段,即1991年至2001年,是世界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全面推行所谓新自由主义(即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经济政策的时期。世界资产阶级妄图通过这些政策,巩固前一个时期的反革命复辟成果。世界革命处于低潮,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在政治上处于混乱、迷茫的状态,有待于重新组织和集结力量。

            今天一些同志,仍然认为现在是属于社会主义失败、资产阶级强大的时代,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一些局部经验加以夸大并且绝对化,而没有看到世界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第五阶段,即2001年至2008年。以2001年阿根廷金融危机为开端,反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拉丁美洲人心丧尽。在若干拉丁美洲国家出现了进步政府(但不是革命政府),美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的势力大幅度下降。

            为了挽救美帝国主义的颓势,布什政府分别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军事冒险,其结果是极大地加速了美帝国主义的衰落进程。美帝国主义在世界的统治进入了新的、全面的、不可克服的危机。

            2008-200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世界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的结束以及新的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开始。

            为什么说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新的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而不仅仅是一般的周期性危机呢?这是因为,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通过世界范围的反革命复辟而建立起来的一度有利于世界资本积累的各种条件都已经不复存在或不再起作用了。这就出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历史局面,即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无法进行正常的再生产,从而世界经济危机必然不断扩大和加深,从而资本主义固有的各种矛盾特别是世界无产阶级和世界资产阶级的矛盾必将全面激化,从而为新的世界革命高潮准备了一切必要的客观历史条件。


世界革命高潮即将来临、必然来临           

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1995年至2007年间一度出现了短暂的繁荣。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世界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攻势,造成了资本主义在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复辟。在世界范围,不仅资本主义的市场大大扩大了,更主要的是,可供世界资本家剥削的廉价劳动力队伍扩大了好几倍。这就为世界资本主义利润率的复苏造成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如附图所示,美国资本家的利润率在八十年代初跌倒谷底以后,即开始复苏,上升的势头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中后期。

            但是,这种依靠加紧剥削全世界劳动人民维持的“繁荣”注定是长久不了的。因为新自由主义的倒行逆施加剧了资本主义的一个老矛盾,即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张的趋势与广大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在那些依靠剥削广大的廉价劳动力、以出口制造业为中心的所谓“新兴市场经济体”尤其突出。

            为了缓和这个矛盾,美帝国主义靠寅吃卯粮的办法,大肆鼓励金融冒险和投机,诱骗广大劳动人民举债度日,于是形成了现代美国特有的债务消费主导的经济模式。在世界范围,美国的贸易赤字抵消了新型市场经济体的贸易顺差,维持了出口制造业的表面繁荣。这便是2007年以前世界资本积累一度快速增长所依赖的主要历史条件。

            在美国债务危机全面爆发以后,曾经维持世界资本积累的各种条件都不复存在或不再起作用。除非世界上有另外一个巨大的经济体能够代替美国举债消费,否则当前世界资本积累的困境就是无法克服的,世界经济危机必然进一步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目前,世界经济危机主要波及到了美国、欧洲和日本,对于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型市场经济体暂时影响不大。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依靠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出口下降或减速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带动了其它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

            但是,中国的高投资增长模式也是不能长久的。长期过度投资必然导致严重的生产能力过剩和银行坏债堆积。估计五到十年以后,中国的高投资增长模式将难以为继。届时,美国、欧洲的经济危机将更加积重难返。各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将很可能成为世界经济危机的新的中心。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总危机必然为世界革命的新高潮准备客观的历史条件。关于这一点,除了世界经济危机必然极大地激化各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矛盾这个一般原因以外,还有几个当前世界历史时代所独有的特殊原因。

        首先,过去一个时期的世界范围的反革命复辟,大大增加了可供世界资本家剥削的廉价劳动力队伍。这固然在一个时期内有利于世界资本家的剥削、促进了世界资本家利润率的复苏。然而,从长远来说,世界无产阶级的队伍特别是工业无产阶级的队伍因此而大大扩大了。世界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农村,无产阶级化的劳动群众第一次超过了非无产阶级的劳动群众。这是一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变化,也为新的世界革命高潮奠定了可靠的阶级基础。

            第二,为了应付新自由主义倒行逆施所带来的种种矛盾,美帝国主义不得不举债消费,又不得不发动新的军事冒险并遭到失败。这就极大地加速了美帝国主义的衰落进程。美帝国主义全面衰落,这已经成为当前世界有识之士的共识。虽然,美帝在常规武力特别是海空军事力量方面的优势在相当一个时期不会丧失。但是,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行来说,最主要的问题是,美帝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各种主要矛盾以及发展趋势已经完全失控,而美帝为了挽救其自身衰退而采取的行动往往是加剧而不是缓和世界资本主义原有的矛盾。

            第三,世界能源和环境危机全面恶化了。在未来十年左右时间,这可能主要表现在世界石油危机和由石油危机引起的粮食危机。在2030年以后,则可能发展为能源、水、粮食和气候变化的全面危机。世界能源和环境危机的加深,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通过改良主义手段解决当前的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可能性。

            需要指出的是,说世界革命高潮即将来临,不等于说世界革命高潮已经来临。从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爆发,到世界革命高潮真正来临,还要有一个过程。作为真正的马列毛战士,我们对于未来的世界革命进程应当既有信心、又有耐心,能够忍受艰苦和寂寞,踏踏实实地做工作,甘心为革命高潮的来临做出一点一滴的贡献。

            为什么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进入总危机了,世界革命高潮还没有马上来临呢?首先,目前世界经济危机还主要集中在欧美等传统帝国主义国家,尚未真正影响到各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危机要在几个主要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全面爆发,大约还需要五到十年。而如下节所述,新兴市场经济体将是世界阶级斗争的主战场。

            其次,目前危机集中在欧美国家,因而欧美国家的阶级矛盾迅速激化。尽管如此,欧美国家的工人阶级尚未彻底放弃改良主义的幻想。离开了革命马列主义的指引,欧美国家工人阶级的斗争普遍处于消极被动的状态。这个状态,在未来一、二十年估计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因此,对于所谓“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历史意义目前还不可以高估)

            第三,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在二十世纪后期的世界反革命复辟的过程中,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打散了、打乱了。世界无产阶级要重新集结起来,发挥出巨大的战斗潜力,必须重新用马列主义武装头脑。

            但是,要将马列主义运用到今天世界的具体历史条件下,需要一个理论的重新探讨、发展和传播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新的革命理论,只有在和新的革命实践的反复辩证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才能脱颖而出并逐步确立。


半外围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革命策略            

在列宁时期,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附属国。在今天的新的世界历史条件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有帝国主义国家(也叫核心国家)、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和外围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方面,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可以照搬列宁说过的每一句话或每一个词汇。

        所谓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相当于主流媒体所说的新型市场经济国家,代表性的国家有中国、印度、巴西、伊朗、俄罗斯、南非等。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受帝国主义国家的剥削,依赖帝国主义国家的所谓“高科技”产品,与帝国主义国家发生不平等交换,并且常常遭到帝国主义金融资本的掠夺。

            另一方面,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又不同于列宁时代的殖民地附属国。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物质生产和资本积累的中心,是世界无产阶级数量最大和增长最快的地方。这些特点决定了,半外围很可能成为未来世界革命的中心并对世界革命进程起决定性的作用。

            世界上新兴的无产阶级队伍基本上集中在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必然成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一般规律。也就是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必然发展壮大,并在一定阶段组织起来,并逐步地由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

            与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不同,半外围的无产阶级将没有改良主义的历史包袱。而且,由于半外围的资产阶级不得不将剩余价值的很大一部分让渡给帝国主义国家和跨国公司,它就不掌握足够的超额利润用来收买工人贵族。这样,在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搞改良主义就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

            这样,一方面,半外围的无产阶级必然发展壮大并起来斗争,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又没有足够的本钱搞改良;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半外围无产阶级走革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不仅如此,为了转嫁资本积累的矛盾,帝国主义还将大量的能源密集型、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了半外围,这就使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成为全世界能源和环境矛盾最集中的地区。随着世界能源和环境危机的发展和爆发,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社会改良来缓和阶级矛盾的可能性就更加不存在了。

            因此,未来几十年,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很可能成为全世界经济、生态和阶级矛盾最集中的地方,从而造成极其有利的革命形势。

            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方式,有“和平过渡”和“暴力革命”两种不同策略。

            关于和平过渡的策略,即在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的框架内,通过资产阶级的正常宪法程序来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种设想,早在第二国际时期就有。但是,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成功的先例。国家的本质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资产阶级民主仍然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

            从具体政治斗争来说,资产阶级是不会坐等无产阶级和平、民主地对自己专政的。如果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党派有可能取得选举胜利,资本家可以马上发动大规模的资本外逃,用经济崩溃来要挟人民群众。资产阶级还完全可以与反动军人或黑社会勾结,破坏选举或使选举产生的民主政府无法正常推行其法令。必要时,资产阶级还完全可以与未经改造的资产阶级军队相勾结,发动军事政变,乃至实行法西斯统治。所以,和平过渡这条路其实既不和平,也不好走。

            暴力革命的道路,历史上有两个分支。一是广大马列毛同志所熟悉的井冈山-延安的道路,即以农村包围城市、通过持久人民战争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条道路,有它的历史特殊性,主要是适合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具体条件来说,持久人民战争要得到发展并取得一定胜利,前提是资产阶级统治十分虚弱,政治上四分五裂,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争夺势力范围。虽然在个别国家的个别地区(比如南亚的若干地区),这种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人民战争仍然可以得到一定发展,但作为一种全国范围的革命策略,基本上已经不适合今天主要的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了。

            暴力革命的经典范例,是十月革命开创的城市工人武装起义的道路。这也是需要特定历史条件的,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战争条件下,资产阶级不得不进行全面的军事动员,从而使普通工农得到军事训练和武装,并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一环给资产阶级以致命的一击。

            在今天的世界历史条件下,帝国主义仍然必然导致战争。但其主要形式,是美帝国主义为了控制世界主要资源特别是石油而发动的针对中东地区中等半外围国家的战争(如伊拉克以及可能的对伊朗的侵略)。在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以及美帝国主义和主要半外围国家之间,几乎不存在国家间全面战争的任何可能性,甚至局部战争的可能性都不大。这是由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和战争的具体历史特点决定的,此处不详述。所以,走十月革命式的暴力革命道路的可能性也不大。

            在今天的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中,什么是比较可能的无产阶级革命方式呢?实际上,人民革命的历史经验是十分丰富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斗争智慧也是无穷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条件是无产阶级相对于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发生对无产阶级有利的变化、无产阶级逐步占优势,并将这种优势转变为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控制。

        在俄国的1905年革命、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法国的五月运动中,都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即由于无产阶级普遍地展开罢工、劳动群众普遍地展开经济和政治斗争,资产阶级的统治在事实上陷于全面瘫痪,地方政权一度普遍落到劳动群众手中。

            根据今天的半外围国家的具体情况,未来的革命有可能采取与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类似的方式。那就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全面爆发以后,社会各被剥削阶级长期积累的矛盾全面激化,这种激化进一步导致普遍的政治性的和非政治性的群众性斗争,其形式,可能是有组织的罢工、示威、集会,也可能是无组织的骚乱。在无产阶级比较有组织的地方,无产阶级的组织如工人委员会或类似的组织形式就可能在事实上取代原来的地方政府发挥政权的作用。

        在无产阶级比较集中、无产阶级有一定革命传统并且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所必需的关键工业(如煤、石油)所集中的地方,如果无产阶级掌握了地方政权并控制了关键工业,就可以反过来要挟资产阶级,迫使资产阶级不敢用军队进行镇压。如果无产阶级掌握了大多数地方政权或者控制了主要的关键工业,无产阶级的地方政权就可以反过来威迫资产阶级的中央政府,迫使其走社会主义道路。

            半外围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当前世界的资本积累中心和物质生产中心。如果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在几个主要的半外围国家取得胜利,全世界的力量对比就将发生对世界无产阶级有利的决定性的变化,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的胜利就在很大程度上有了保证。

作者: 秋火    时间: 2011-11-27 05:29

相关参见红色中国网的友站“毛泽东旗帜网”之专题:
排毒工厂缘何建在重庆

此文《有灾难性后果的《巴斯夫重庆MDI项目获批》》作者“一个老革命”,其实就是原化工部部长秦仲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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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来自红色中国网http://redchinacn.com/portal.php?mod=view&aid=220

关于重庆模式要做好两手准备

2011-11-20 00:20| 发布者: 远航一号(李民骐)| 查看: 628| 评论: 12|原作者: 远航一号|来自: 红色中国网

读罢秦仲达老部长的呼吁书,触目惊心。如果是以劳动人民的根本福祉为目的,如果是搞社会主义,这样的项目计划部门是根本不会考虑立项的。但是中国的现状,就是资本和利润占统治地位,这个项目当然要反,能反掉最好。但是即使反掉了,照样会有成百上千的类似的项目。中国正在建设的几千万千瓦的核电站都是潜在的危险源、爆炸源。

            这件事情暴露了重庆模式的一个根本矛盾,那就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搞改良的根本矛盾。在中国现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重庆模式对于劳动人民还是有一些不大但是确实的好处的,对于马列毛的发展也是有利的。所以,我建议广大左派同志做两手准备。

            好的准备。是经过广大左派同志和人民群众的努力,对重庆市主要领导陈以利害,力挽狂澜,将这个工程完全停下来。这是有利的情况,如果做好了,既可以避免民族的大灾难,客观上也可以大大提高重庆市主要领导在全国人民中的声望,于该领导、于左派在政治上都极其有利。

            但是,更要准备坏的情况。以中国现在的政治状况来说,坏的情况发生的可能还是比较大的。那就是,尽管有全国人民的反对,重庆市领导因为种种原因仍然无法将工程停下来,而主要中央领导采取装聋作哑的办法、逃避责任。将来一旦出了事,除了整个长江流域的人民蒙受无法预料的灾难以外;在政治上,反动派、右派很可能借机疯狂诋毁重庆模式。他们不会去批评德国的跨国公司,而会将屎盆子全都扣到现在的重庆市领导头上,归结为“政府决策”失败,从而进一步疯狂地推动私有化。

            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这件事,除了重庆市领导的责任以外,首先是跨国公司为了牟利而从不吝惜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另外,万一将来有事,大家不要忘记,秦仲达老部长是直接向现在的主要中央领导呼吁了,并且明确提出主要中央领导不签字工程不能上马。所以如果工程最后还是上马了,并且造成了现在无法预料的后果,那么现在的主要中央领导应负主要责任。

            最根本的,只要不改变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只要不改变一切为了利润的腐朽的生产方式,这样的危险和悲剧,不仅不能根绝,反而必然愈演愈烈。

            重庆模式与化工工程的矛盾,对于左派还可以有另外的启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搞改良,想给劳动人民做一点好事,是很不容易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做好事,就要花钱。要花钱,就要有财政收入。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财政收入不还是要靠资本家,不还是要靠招商引资。没有招商引资,五个重庆岂不就成了水中镜月、空中楼阁?

            有的同志要问,为什么不可以投资国营企业呢?国营企业好是好。但是你国营企业一要遵纪守法,二不能克扣工人工资、还要给工人应有的福利待遇,三不能偷税漏税,怎么能和为了牟利可以不择手段的所谓“民营企业”竞争呢?

            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依附性的,是高度依赖外国资本和外国技术的。重庆市领导纵使有天大的政治才能,他们也不是神仙,也不会变魔术,既没有财力也没有技术条件一下子就改变重庆市经济在高技术方面对外依赖这个基本事实。改变不了这个事实,要想突破低水平竞争,要想稍微增加点附加值,不引进外资,又怎么办?

        我们今天探讨这些问题,不是纯粹学术的,也不是单纯探讨重庆模式。将来中国再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要从地方开始。那时候,遇到的矛盾,将是十分类似的。即使劳动群众掌握了地方政权,经济怎么办?继续搞制造业加工?那你如何竞争得过台湾、广东、浙江那些黑老板?

        幸好,也不是完全没有出路。一切现代资本主义经济都是高度依赖能源的。开采能源不需要高科技,而没有能源高科技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的能源集中在西北部,而不在东南沿海。与制造业不同,能源是可以垄断的,是可以产生高附加价值的,既可以使工人享有合理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又可以为地方政府创造充足的财政收入,用来给人民办好事。只可惜,现在中国西北的广大资源都被煤老板侵吞浪费了。

            如果重庆模式能够推广到西北各省,如果现在被煤老板侵吞浪费的资源能够收归人民所有,为人民所用,那么对于未来的社会主义过渡就很有利了。

作者: 黔进派    时间: 2019-4-10 18:24

李民骐写于2011年11月:

“八九在历史上的地位,完全是反动的,是工人阶级在完全丧失政治自觉的条件下被小资产阶级右派裹挟进他们与官僚资产阶级讨价还价的政治斗争,而最后又被小资产阶级右派所出卖。这样的政治悲剧决不允许重演。 ”


——摘自“程广胜”所写《与红色小兵同志谈几个问题

(该文中有写:“首先,本人就是李民骐,广胜亦是本人的笔名,根据不同的工作需要分别署名而已,并无特别深意”,所以“程广胜”就是李民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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