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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托洛茨基与托派如何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

托洛茨基与托派如何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

托洛茨基与托派如何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




皮埃尔·布鲁埃




《革命史》编辑部的序言




本刊上一期的主题是希腊革命运动史,而本文将上一期与本刊的主题——革命者对待二战的态度——联系了起来。本文最初以《托洛茨基与托派如何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Trotsky et les Trotskystes face à la deuxieme guerre mondiale)为题发表于《托洛茨基文汇》[1]第23期,1985年9月,第35—60页。布鲁埃教授与他认真负责的译者约翰·阿彻[2]允许本刊发表这篇发人深省的文章,本刊对此深表感激。本文发表后,二战时期的托派皮埃尔·韦尔(Pierre Vert)在《斯巴达克斯派》[3]第38—39期合刊(1986年夏季,第46—48页)上发表文章,对本文进行了激烈的批评[4]。布鲁埃在《斯巴达克斯派》第40期(1987年夏季)上发表文章,对韦尔进行了简短的反驳,然后又在《托洛茨基文汇》第39期(1989年9月,第5—21页)上发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方法的问题》(La deuxième guerre mondiale:question de method),更为深入地反驳了韦尔。

1989年1月,《普罗米修斯研究丛书》[5]的第二部作品《“无产阶级军事政策”档案》(Documents on the“Proletarian Military Policy”)发表了,这部档案的发表,使这场争论更加扩大。它的发表,对于研究二战与无产阶级军事政策[6]具有重要意义,1989年3月17日的《工人先锋》和1989年4月的《工人铁锤》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评论[7]。

《托洛茨基文汇》已经用了三期的篇幅(第23期、第39期与第43期,分别出版于1985年9月、1989年9月与1990年9月)来讨论这个历史问题,本刊也出了两期专刊(《革命史》,第1巻,第3期与第4期,分别出版于1988年春季与冬季)。在本刊的第一期专刊上发表了让—保尔·茹贝尔论革命的失败主义的文章(最初发表于《托洛茨基文汇》第23期)[8],与萨姆·列维(Sam Levy)为本刊而撰写的《重新审视无产阶级军事政策》[9],列维的文章已经发表在《托洛茨基文汇》第43期。读者如果想更详细地了解这个问题,可以阅读本刊的这两期专刊上的引言,里面介绍了大量相关文献。

盖尔德·莱纳—霍恩[10](这位年轻人的资料来源并不总是可靠的)在《托洛茨基文汇》(第39期[11],第49—75页)上发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托派》(Le Trotskysme et l’Europe pendant la deuxieme guerre mondiale);艾尔·理查森[12]在《工人新闻》[13](1990年10月与11月合刊)上发表了《第四国际?什么样的第四国际?》(Fourth International?What Fourth International?),这两篇文章探讨了二战期间的欧洲托派的困境。《斯巴达克斯派》在1989年夏季的第43期与第44期合刊(第28—31页)上发表了《1939年至1940年的托洛茨基:国际执行委员会已不复存在》(Trotsky in 1939-1940: The IEC Does Not Exist)一文,记录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领导机关在二战初期的瓦解。法国托派在抵抗斗争中的政策,已经逐渐为人所知,人们主要是通过两个渠道来了解他们当时的政策的:一是他们当时的宣传品,其中大部分可以在《〈工人阵线〉(国际主义工人党,1943年)的政治文件与〈工人阵线〉(1944—1948年)多期内容的摘录》(Documents sur la politique du Front Ouvrier (POI 1943) et sommaires des numeros du journal Front ouvrier (1944-48))[14]中找到,这篇文章发表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与国际革命研究中心文汇》(Les Cahiers du CERMTRI),第48期,1988年3月;二是安德列·卡尔维(André Calvès)的《既没有靴子也没有奖章:大战中的一位布列塔尼托洛茨基主义者》(Sans bottes ni medailles: Un trotskyste breton dans la guerre),这本书记载了他们的英勇事迹,该书的邮购地址为:法国蒙特勒伊市里夏尔·勒努瓦大街2号,“突破”出版社[15],邮编93100,书价为60法郎(含邮资)。




在二战期间,托派对于“美国人的(或无产阶级)军事政策[16]存在着深刻的分歧,这种情况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读过本刊上一期的读者应该明白,大部分希腊托派是反对“无产阶级军事政策”的。斯蒂纳斯[17]极其严厉地批评了美国、英国和法国托派在二战期间的政策(《回忆录》,巴黎,1989年,第273页);卡尔利亚夫蒂斯[18]在1983年1月的《国际主义者》(Internationalist)上发表了《坎农与社会主义工人党在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走上了社会叛徒的道路:(希腊)〈工人先锋〉档案汇编》(Cannon and the SWP:On the Track of the Social Betrayers in Front of the Second World War:Documents of the Workers Vanguard (Greece)),同样严厉地批评了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明尼阿波利斯案件[19]中的表现。卡尔利亚夫蒂斯的批评,源自西班牙老革命家格兰迪索·穆尼斯[20];关于穆尼斯的观点,可以参阅他发表在《国际公报》(InternationalBulletin)第2卷第4期上的《明尼阿波利斯审判中的辩护策略》(Defense Policy in the Minneapolis Trial)一文,以及他后来写的《社工党与帝国主义战争》(El SWP y la guerro imperialista,1945年)与《托洛茨基主义与革命的失败主义》(Le Trotskysme et la Defaitisme Revolutionnaire)两篇文章(后两篇文章可在《警钟》[Alarma]上阅览,订阅地址为:BP 329,7564,巴黎,Cedex I 3)。当时的印度托派也做出了类似的批评(请参阅查尔斯·韦斯利·厄文[Charles Wesley Ervin],《印度托洛茨基主义运动》[Trotskyism in India],《革命史》,第1卷,第4期,第312页)。英国托派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各执一词,在革命社会主义者同盟[21]内部,由D·D·哈伯[22]和约翰·阿彻领导的“斗争中心团体”(Militant Centre Group),和由约翰·罗宾森(John Robinson)与汤姆·梅瑟(Tom Mercer)领导的左派坚决反对无产阶级军事政策,而由约翰·劳伦斯[23]和希尔达·雷恩(HildaLane)领导的“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则积极支持无产阶级军事政策,他们的争执,使革命社会主义者同盟举棋不定。另外一个组织“工人国际同盟”(Workers International League)在战争初期的态度甚为保留,但随着战争的进行,他们逐渐改变了态度,最后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完全一致(请参阅萨·波恩斯坦[24]与艾·理查森合著的《战争与国际》[War and the International],伦敦,1986年,第12—15页、第34—35页、第40—42页),他们还把坎农在受审时的发言编成了三本小册子,用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一些与工人国际同盟有联系的人,比如但泽托派的领导人弗雷德·基辛[25],认为工人国际同盟的做法仍不够彻底,他就这个问题在1943年4月的内部公报上发表了《当前的战争与社会主义国际主义》(The Present War and Socialist Internationalism)(请参阅S·F·基辛[S.F.Kissin],《战争与马克思主义者》[War and the Marxists],第2卷,伦敦,1989年,第202—203页,这篇文章表明他至死都坚持这个观点)。托尼·艾特曼(Tony Aitman)在1989年9月15日的英国《战士报》(Militant)上发表了《战争中的战争》(The War Within the War),记述了工人国际同盟在军队中开展的鼓动工作。

一些人试图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出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读者如果没有时间去仔细思索那些浩如烟海的问题,不妨参考一下这些人的意见。在这方面,本刊应该提名菲尔·弗兰普顿(Phil Frampton)的《为什么会发生世界大战》(Why the World Went to War)(《战士报》,1989年9月8日)与《马克思主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Marxism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工人力量》[Workers Power],第122期,1989年),他的分析比较短。埃内斯特·曼德尔[26]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意义》(The Meaning of the Second World War,维尔索[Verso]出版社,伦敦,1986年)至今仍不失为一部优秀的概览;杰玛·弗里斯特(Gemma Forest)在《马克思主义与本世纪中叶》(Marxism and the Mid-Century)一文中(此文发表于《争鸣》[Confrontation],第3期,1988年夏季,第147—155页),以及她在本刊上发表的评论中(第1卷第4期,1988—1989年冬季,第45—48页;另请参阅第2卷第2期[第65—66页]、第2卷第3期[第50页]与第3卷第1期[第48—49页]上关于这个问题的通信),对曼德尔的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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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鲜为人知的文件




十多年前,达尼埃尔·盖郎[27]把托洛茨基论二战的一些文章结集出版[28]。他为这本书写的序言,使他遭到了多个自称托派的团体的猛烈抨击。对他的指责主要有:断章取义,歪曲托洛茨基的思想;从社会爱国主义或狭隘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托洛茨基的思想进行了错误的解释;由于托洛茨基认为“保卫苏联”是大战中的头等大事,便把托洛茨基写成了一个“苏联爱国者”;等等[29]。

在编纂法文版《托洛茨基文集》第22至24卷(预计于1986年年底出版)的过程中,笔者接触到了盖郎发表的那些文件的全文。此外,由于哈佛大学开放了原本被封存的托洛茨基的“流亡时期的档案”,使我们能够接触到许多文件,根据这批文件,我们便可以对托洛茨基的思想做出自己的理解——既不同于盖郎的理解,也不同于那些捍卫“正统”立场、反对盖郎的活动家的理解;那些人的“正统”立场,源自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立场——然而,当希特勒在1940年高奏凯歌之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很久了,托洛茨基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30]。托洛茨基当然知道大战是什么样子,知道大战会毁灭人类文明。而到了1940年春,正所谓木已成舟,箭在弦上,托洛茨基改变了态度,除了“以革命阻止战争”的旧公式之外,他还产生了新的想法。战争已经爆发了,人类不得不面对它。托洛茨基把大战看作一个巨大的熔炉:革命浪潮会在无法用语言形容的苦难中出现,形成世界革命的新阶段。1940年8月20日,就在他被暗杀的那一天,他正在修改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这个观点[31]。盖郎知道这篇文章,却视而不见,显然是因为盖郎不理解这篇文章的主旨:

“我们曾多次强调指出:目前这场大战,是上一次大战的延续。但是,延续并不等于重复。总的来说,延续意味着发展、深化、加剧。我们的政策,即革命的无产阶级对于第二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政策,是我们在上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期间提出的政策的延续(这个政策主要是在列宁领导下制定的)。但是,延续并不等于重复。在这件事情上,延续也意味着发展、深化、加剧[32]。”
接下来,托洛茨基解释说:革命派在一战和二战中之所以要采取不同的政策,是因为两次大战的发展过程在数量上而非性质上[33]的不同:

“在上次大战期间,不只整个无产阶级,就连它的先锋队——一定程度上,还包括先锋队的先锋队——都对战争措手不及。当战争已经全面爆发、军事机器已经成为为所欲为的统治者的时候,革命派才开始提出针对战争的革命政策的各项原则[34]。”
在一战期间,就连列宁都觉得革命的前景非常遥远。列宁说,自己这一代人恐怕是看不到革命了[35]。托洛茨基回忆道:

“在二月革命爆发前,甚至在二月革命爆发后,革命派都觉得自己只是极左反对派,无法夺取政权[36]。”
因此,争取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反对“国内和平”、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必要性[37],这些防御性的斗争,便成了1914年至1918年间的主要任务:

“‘保卫祖国’的问题,成了革命派关注的焦点。革命派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自然是‘不!’。这是完全正确的。宣传工作和训练干部的工作,都是以这个彻底否定的回答为出发点的。但是,群众不想被异国征服者统治,光靠这个回答无法争取群众[38]。”(粗体字是笔者加上的。——皮·布)
托洛茨基回顾了历史:布尔什维克用了八个月的时间,赢得了俄国无产阶级与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它能获得这样的成功,并不是因为它消极地拒绝保卫资产阶级祖国,而是因为它知道如何积极地响应群众的雄心壮志:

“赢得这个胜利的关键不在于拒绝保卫资产阶级祖国,而在于‘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胜利应该完全归功于这个革命口号!批判帝国主义及其军国主义、拒绝保卫资产阶级民主等做法,并不能使布尔什维克赢得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39]。”
托洛茨基还认为,一战与二战的不同之处,在于客观形势的差异、帝国主义日暮途穷、全世界工人阶级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在大战导致的苦难与贫困的影响下,这些因素迫切地要求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托洛茨基断言:

“我们的鼓动工作必须以这个前景为出发点。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不仅要坚持反对资本主义军国主义、拒绝保卫资产阶级国家的立场,更要为夺取政权、保卫无产阶级祖国而进行直接的准备[40]。”
其实,当托洛茨基在1940年8月20日遇害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二阶段的基本要素,才随着法军的溃败而刚刚露头。他就此写道:“这不只是一段插曲,而是‘欧洲的大灾难’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在1940年春天,他写了许多关于大战与苏联的笔记,通过这些材料,我们就可以大体上了解到他正在形成的关于战争的观点,以及他同时形成的关于革命力量必将从大战中产生出来的观点[41]。

达尼埃尔·盖郎强调指出,在1940年,托洛茨基就已经对即将到来的战争提出了非常精准的设想。当那些曾接近托洛茨基的人打起退堂鼓,认为纳粹对“褐色欧洲”的统治将维持数十年的时候,托洛茨基却直率而自信地预言德国与美国必将为争夺世界霸权而发生战争,他还预见到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短暂性、苏联将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结盟、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选择会使它避免同苏联发生冲突,他还预见到了很多事情,而这些事情就连许多位高权重的战略家与评论家都没能预测到。

盖郎并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一切。但他却止步不前,不让自己发现托洛茨基思想的核心。托洛茨基的这些粗略的分析,特别是他对于大战期间的革命运动的期盼,被盖郎缩减为“托洛茨基坚信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以世界革命的胜利告终”。盖郎认为,托洛茨基“坚信不疑”的这一点,恰恰是一个“错误”。

于是,盖朗的偏见,使他否定了托洛茨基的革命前景。这当然不是他的本意,但他引用的一些话,事实上把托洛茨基打扮成了一个甚至能对军事问题未卜先知的预言家。这歪曲了托洛茨基的形象。盖郎自己确实翻印了不少托洛茨基关于革命即将到来的预言!但我们必须做到公正相待。托洛茨基只是对未来瞄了一眼,指出了这些事件的大致发展方向。他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详细的阐述和解释。把这些“粗陋的”想法当作“正统”思想来捍卫的人,基本上都忽视了这些迹象。盖郎的分析所引发的一些反应,表明这些人还是没有长进,面对着由历史提供的关于战争的铁证,他们还是继续忽视这些迹象。

因此,笔者在本文中,试图对托洛茨基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观点做个大致的总结。笔者必须强调指出:他的这些观点不仅涉及二战的基本方面,也涉及到一些二战初期的具体情况。本文不打算讨论某些问题,比如他对苏联官僚在1939年出兵波兰所造成的影响的分析、他对于苏联出兵芬兰所造成的影响的设想等问题。这些分析,构成了关于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官僚化卫星国(后来叫做“缓冲国家”)的理论的基础。1939年至1940年,社会主义工人党就苏联的阶级性质进行了党内讨论,这些分析和理论可以在这次讨论中发表的各种文件中找到[42]。

托洛茨基认为,纳粹军靴下的“褐色欧洲”不会持续一千年。他自信地预言,它顶多能维持十年。他特地指出了纳粹领导下的德国军队的胜利,会对欧洲劳动群众产生什么样的严重影响:“他们对希特勒满怀仇恨,这种仇恨里夹杂着复杂的阶级感情[43]。”

在托洛茨基看来,这是一种有利的因素,美国革命的准备工作可以依靠这些因素。他从这一点出发,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这让社工党的同志吃了一惊):考虑到在“军事化的社会”里要以新的形式来开展政治工作,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要由工人担任军官,并在工会的监督下对每个工人进行军事训练。这些要求,意味着建立政治独立的武装——在提出这些要求的同时,还要提出这样的鼓动口号:“向成百上千万的美国工人解释:保卫他们的‘民主’的斗争,不能交给一个美国的贝当[44]元帅来指挥”:

“工人们,你们想保卫与改善民主。我们第四国际想要更进一步。不过我们愿意和你们一起保卫民主,但必须是真正的保卫,而不是像贝当那样叛卖投降[45]。”
在托洛茨基思想的“正统捍卫者”看来,托洛茨基的这段话只是一个花招、一个计策、一种权宜之计,它的目的是揭露资产阶级,暴露出资产阶级害怕工人阶级远甚于害怕国内外法西斯主义的真面目。这种看法经受不住严肃的考验。即使是在最抽象的层面上,上面这段话里提出的公式,又怎么能与某种庸俗的“失败主义”概念(这种“失败主义”概念与托洛茨基毫不相干)调和起来呢?

不仅如此,托洛茨基在与社工党的同志讨论时,果断提出了党的“军事化”的问题,并大力批判他们的“和平主义”态度,要求他们抛弃这种态度。他还要求他的同志与每一个革命者都要成为“好战派”[46]——他用的字眼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好战派”[47]。他们必须转变为“好战派”,因为人类即将进入一个社会军事化与武装斗争的时代。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派必须变为好战派,因为人类的命运将取决于军事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了。进行武装斗争、从阶级敌人手中夺取政权的时机很快就会出现,革命派必须对此做好准备。为此,他们必须到群众中去,在群众中间开展准备工作。这就是托洛茨基的观点。

对群众运动(以欧洲为主)的具体分析,是这个观点的基础。在1940年6月30日的一篇文章中,托洛茨基概述了他对欧洲形势发展的预测,他认为欧洲将会经历一个群众揭竿而起、反抗异国占领的时期:

“战败国群众的处境将立即极度恶化。除了原有的社会压迫之外,现在又加上了一重民族压迫,它们的重担,主要是由工人来承受的。在所有的独裁形式当中,异国征服者的极权独裁是最令人难以忍受的[48]。”
深受社会和民族两重压迫的群众,对“异国征服者的极权独裁”感到“难以忍受”,托洛茨基认为革命派应该站在群众一边,这难道有什么好怀疑的吗?

他知道纳粹会拼命剥削战败国的工业与自然资源。他知道这种敲骨吸髓的剥削会使战败国一贫如洗。他预见到了工农群众的反抗:“在每一个波兰、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法国的工人和农民背后,都安排一个士兵,拿枪逼着他们干活,这是办不到的[49]。”他相信希特勒对欧洲的统治,将激起各国人民的大起义:

“可以肯定的是,被占领的各个国家将会迅速变为火药桶。这种局面的危险之处在于:起义有可能未经充分准备就过早爆发,从而导致孤立的失败。然而,总的来说,在讨论欧洲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到局部的失败[50]。”
“欧洲各地的无产阶级革命”,始终是希特勒的心头大患。托洛茨基预测,群众会“试图抗议与反抗”,“起初是偷偷地进行,然后会越来越公开、越来越大胆”,而占领军将不得不一面“安抚”群众、一面镇压群众[51]。

在科约阿坎(Coyoacán)接受杜威委员会[52]的质询时,托洛茨基指出:在同苏联交战的帝国主义国家里,和在同苏联结盟的帝国主义国家里,应当采取不同的立场。在前一种情况下,当前目标应该是破坏整个国家机器——首先是战争机器。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当前目标应该是在政治上反对资产阶级,并为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准备[53]。显然,当德军入侵苏联时,在被纳粹占领的整个欧洲,不仅要破坏和打击德国的战争机器,更要进行武装抵抗,而这就意味着要开展武装斗争。

不过,为了理解那些所谓的“正统派”的批评意见(哪怕只是理解一部分),我们应当回顾一下:在1937年,费雷肯[54]和一些政治伙伴曾指责托洛茨基,说他在苏联卷入战争的情况下,以“保卫苏联”为借口,拒绝在苏联的帝国主义盟国中采取“失败主义”立场,违背了自己的原则。在明尼阿波利斯案件中,詹姆斯·帕·坎农[55]和社工党所采取的辩护政策,遭到了西班牙人格兰迪索·穆尼斯的批评,在穆尼斯的批评当中,我们也能看到这种“正统派”的思路。第四国际在二战期间的政治历史,清楚地表明了这种“正统派”的力量有多大,它打着“正统”的旗号,结果却往往采取了无异于和平主义的立场,它认为,开展武装斗争,就等于参加战争,就等于参加“神圣的联合[56]”,就等于接受战争,而它之所以这么认为,完全是因为斗争采取了武装的形式。这种思想既是宗派主义的,也是保守的。

也有人认为,托洛茨基鼓吹这种政策,是因为他深受“苏联爱国主义”的影响,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他解释过自己采取“保卫苏联”立场的原因,读过他的解释之后,这种无稽之谈便不攻自破。无论是他的分析,还是他提出的口号,都绝无半点向社会爱国主义或帝国主义国家的国防妥协退让的意思。正如他强调的那样:“如果我们被误认为和平主义者,这要比被暂时误认为资产阶级好战分子危险百倍[57]。”

盖郎认为,1940年5月国际会议通过的《第四国际关于帝国主义大战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宣言》,“从其长度和内容来看”,都是他编纂的那本集子的“核心文件”,这个宣言“如此强烈、如此自信地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本原则”。托洛茨基在这个《宣言》的结尾号召工人“成为熟练掌握军事技术的专家”,然后他做出了结论,而这个结论直截了当地体现了这一点:

“同时,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这场大战并不是我们的战争……第四国际的政策,不是为了让资本主义国家大发战争财,而是为了把帝国主义大战转变为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战争,推翻所有国家的统治阶级,进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58]。”
因此,托洛茨基思考的其实还是革命的问题:大战的进行与资本主义世界危机的加剧(大战既是危机的体现,也加剧了危机),为工人阶级创造了夺取政权的条件,问题的关键在于革命运动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在大战期间,在社会军事化的背景下,如果不采取以武装的阶级斗争或阶级战争为主的形式,同政治斗争建立实际联系,就不可能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只有无可救药的空想家或宗派主义者才会幻想有其它的出路。革命派和工人阶级要想在新的战场上打败军国主义者,就得把自己军事化。

托洛茨基在1940年提出的这个前景,是否在二战中得到了应验?凡是对此有疑问的人,都应该注意到一些事实。首先,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都想让人们以为,它们是本国的武装斗争的唯一领导者,而且它们往往让人们信以为真;然而,它们只是在事后才采取了开展武装斗争的政策。这是因为,它们是在纳粹德国入侵苏联后,才宣布“保卫”苏联,从而转变为“抵抗战士”的。可是,当武装斗争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在苏联官僚的指示下,这种“保卫”就走了样:针对德国战争机器的破坏与游击行动停止了。当群众运动有可能冲破苏联与帝国主义盟友之间的协议的限制,改变双方对势力范围的划分,更严重的是有可能引发革命的时候——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跟希特勒一样害怕革命,如果希特勒不能扑灭起义,他们就亲自动手——这种“保卫”就变成了针对群众运动的直接或间接的政治斗争,如有必要,还会变成警察式的镇压。

其实,在纳粹德国占领下的整个欧洲,各国不仅要承受异族占领军的民族压迫,还要遭受系统的劫掠(民族压迫与系统劫掠的程度,在各国都不尽相同),使这些国家陷入了贫困,有几个国家还陷入了饥荒。这也就为革命涨潮创造了条件。于是,帝国主义链条在欧洲最薄弱的环节,便最明显地暴露了出来。斯大林党的机关以前在处理党与群众的各种关系时,乃至遇到偶然的历史条件时,曾有效地发挥了“安全阀”的作用,然而,在面临这种危机时,它就不那么管用了。尽管革命运动遭到了斯大林党的机关的阻碍,尽管它自身矛盾重重,但它依然在前进。

我们想利用这样一些事例,来全面检验托洛茨基提出的前景的正确性,在这些事例中,革命发生了,它凭借自己的力量,在它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挣脱了正式的共产党的束缚,但是,由于缺乏一个可以取代正式的共产党的领导层,结果,在德国帝国主义完蛋后,它就被同盟国镇压下去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希腊革命应该是最有教育意义的事例。


2、希腊抵抗运动




我们将通过两方面的研究,来考察托洛茨基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设想:首先是驻扎在中东的希腊士兵和水兵的起义,其次是希腊本土的武装抵抗运动,1944年12月,温斯顿·丘吉尔亲自给英军下令,打垮了希腊本土的武装抵抗运动;丘吉尔指斥武装抵抗运动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耀武扬威”。




希腊与邻近的意大利和南斯拉夫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在一战后建立起了血腥的军事独裁体制/法西斯体制;1936年,梅塔克萨斯[59]将军在国王乔治二世[60]的支持下,建立了“八月四日”体制。这个体制极其残酷地镇压工人运动,将工人运动的领袖与干部关进了小岛上的黑牢。




残酷的镇压迫使希腊共产党(Κομμουνιστικό Κόμμα Ελλάδας,ΚΚΕ)转入地下,它与莫斯科的联系时断时续,很不稳定。希腊共产党人跟南斯拉夫同志一样,无法“理解”共产国际的指示:梅塔克萨斯死后,接替他的屠夫居然成了“民主盟友”,国王的复辟居然成了人类解放的有利因素!




纳粹德国入侵希腊后,希共立即提出了立宪会议的口号,随之引发了“王室问题”。国王正在丘吉尔的庇护下流亡国外。召开立宪会议的口号,在本土抵抗运动与流亡的国王之间造成了障碍,也影响了共产国际传达给希共的各种政策的执行。从1942年起,不仅莫斯科与希共之间的联系变得非常困难,就连希共领导层与游击队领导的联系也变得非常困难。游击队已经掌握了武器,在山区和城市工人区里日益壮大,希共试图控制和集中指挥游击队的行动。领导游击战士(αντάρτες)的是“游击队长”(Καπετάνιος),他们在农民的压力下,满足了农民的各种要求,从而与农民形成了“鱼水关系”。




希腊抵抗运动,就像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一样,不是随着一纸组织决定而诞生的。它并不是由某个组织开创的:在1941年5月30日夜里,两个学生爬上雅典卫城,扯下了挂在上面的纳粹旗帜。安德列·凯德洛斯[61]认为这是一个“疯狂、大胆而又无私的壮举”,在他心目中,这已经成了“希腊不屈的象征”[62]。当时希腊正规军已经战败,一批批士兵在陆军军官的组织或教唆下遣散回家。第一批游击队出现在农村,他们拥有步枪和子弹,这些都是他们从战场上和希腊军队败退的途中收集来的,在收集武器弹药的过程中,他们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反抗。







希腊具有农民斗争的传统。“山匪”(κλέφτης)被穷人当作自己的解放者与保卫者,深受穷人的爱戴。凯德洛斯叙述了村民“组建秘密武装”,跟侵略军导致或加剧的“贫困与压迫”斗争的经过。我们知道这些小游击队遍地开花。它们的名字五花八门,有的叫“混成连”,有的叫“突击队”。它们是自发成立的,并形成了自己的领导层。一些游击队的领导人是激进青年,另一些游击队的领导人在德军入侵前被关在梅塔克萨斯的集中营里,他们趁希腊军队溃败之机逃了出来,从而赢得了声望。




但是,在游击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希共并没有去整编和发展这些游击队,它仍然盲从莫斯科的指令,认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反对占领的“全国阵线”,也就是说,在一段时间内,要与其它希腊政治势力建立联盟。但是,尽管它费了很大力气,却没有取得多少成功,这主要是因为它在王室复辟这个问题上,拿不出一个连贯一致的政策。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各方都有自己的支持者。资产阶级和地主对这个问题非常敏感,他们既不愿意、也不可能与王室及其英国“庇护者”决裂。




1941年9月,民族解放阵线(Εθνικό Απελευθερωτικό Μέτωπο,ΕΑΜ)成立了,然而它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组织,并不是希共设想的“全国阵线”。它的成员除了希共之外,只有一个很小的社会主义组织,和两个同样小的“民主派”组织[63],以及几个工会。可是,民族解放阵线只承认“民族”斗争,它拒绝考虑社会解放,只考虑“民族”而不考虑阶级。它的活动主要是争取上流社会的支持,而对工人的要求充耳不闻。




尽管希共很想营造“举国团结”反抗侵略者的局面(实际上就没团结过),它对人民之所以反抗侵略军及投靠侵略军的部分希腊资产阶级的阶级原因视而不见,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工人与人民当中最贫困的阶层利用它提供的这个组织框架。他们本能地利用民族解放阵线来争取实现自己的要求。这给民族解放阵线带来了一大波战士,尽管民族解放阵线拼命抗拒,但他们还是使民族解放阵线具有了工人阶级的性质。




1941年10月18日,正值意大利入侵希腊一周年之际,几千名工人举行了示威游行。1941年12月,学生开始起来战斗。1942年1月26日和3月17日,伤残老兵——穷人当中深受压迫的一个群体——也走上了街头,陪伴他们的是换上了护士服的民族解放阵线地下成员。民族解放阵线的组织迅速发展壮大。1942年3月15日,包括雅典在内的几个城市爆发了经济性罢工。这次工潮引发了另外一些罢工,比如有四万人参加的公务员罢工,领导这次罢工的是托派活动家。接下来,比雷埃夫斯的化肥工人在1942年8月举行了罢工。同一时间,伯罗奔尼撒的农民也成功举行了一系列示威游行。希共决定派出一批干部,去把各地的游击队组织起来,整编为民族解放阵线的军事组织——希腊人民解放军[64](Ελληνικός Λαϊκός Απελευθερωτικός Στρατός,ΕΛΑΣ)。




德国军事情报机关“阿布维尔”(Abwehr)在1942年10月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希腊所有地区均有游击队活动,它们处决叛国者、分发征收来的玉米,并号召村民选出有代表性的领导人,以民主的方式商讨一切问题。在客观条件的推动下,与游击队的政治领导的主观愿望相悖,游击战成了农村阶级战争的因素之一,就连由著名的阿瑞斯·维卢希奥蒂斯[65]领导的游击队在参加破坏德军的通讯与交通的行动时也是如此。




本文无法一一详述希腊群众运动的历史。1942年12月22日,四万人参加了罢工。占领当局宣布实行义务劳役制[66]后,从1943年2月24日到3月5日,示威游行和罢工此起彼伏,迫使占领当局收回了这个政策,这在欧洲是独一无二的。到了1943年,参加武装斗争的已经不是零星的游击小组,而是真正的军事力量。当他们来到一个地区,准备扩大解放区时,人民群众马上就会发动武装起义。凯德洛斯声称“全部人口都参加了武装抵抗”。城市里的群众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43年6月25日,为了阻止占领军枪杀人质,雅典爆发了总罢工。在此之前,有轨电车司机在6月12日举行罢工,结果有50人被判处死刑。多亏了总罢工,这些工人才能得救。到了1944年,不仅广大的农村地区已被解放,就连城里的德军也已成为瓮中之鳖,他们只有在重兵护卫下才敢出城。雅典周围的工人区被称作“红色地带”,它们已经成为武装人民的堡垒。




在此期间,希共的领袖——他们实际上控制着民族解放阵线与希腊人民解放军——依然强调他们发动的只是纯粹的“民族”斗争,并否认这种斗争具有阶级性质。可是,托庇于温斯顿·丘吉尔的希腊流亡政府根本不是这么想的。1942年,军官团(丘吉尔曾在谈及弗朗哥时说过,军官团是“国家最后的壁垒”)中形形色色的分子组成的各种组织——格里瓦斯[67]的“Χ组织”、泽尔瓦斯的希腊民族共和联盟[68]、文蒂里斯[69]的ΡΑΝ组织[70],还有梅塔克萨斯的秘密警察,全都勾结起来,发动了反攻。




他们企图在国内组织“民族”游击队,但是,比起同侵略军战斗,他们更想同“赤匪”战斗。这些军官就是米哈伊洛维奇[71]的希腊版——米哈伊洛维奇是南斯拉夫陆军的一名上校,被流亡的南斯拉夫国王政府任命为陆海空军部长,他领导“切特尼克”,向铁托领导的游击队发动武力进攻。他们资金雄厚,装备精良。他们想建立新的游击组织,也想挖希腊人民解放军的墙角——此时希腊人民解放军的装备严重不足,他们的企图似乎很有可能成功。英国特种作战处[72]的领导人之一艾迪·麦尔斯[73]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引用了一份有关这个问题的文件。这既证明了托洛茨基的分析是正确的,也表明了丘吉尔作为现存秩序的捍卫者、作为阶级敌人的大战略家,是何等的睿智。1943年4月,麦尔斯的上级通知他说:“开罗当局认为,希腊解放后,内战几乎不可避免[74]。”




群众运动壮大了民族解放阵线与希腊人民解放军的队伍,加强了它们的力量,排除了种种干扰和摩擦,并不停地宣示自己的优势。“民主派”军官萨拉菲斯[75]上校,原本被选定充当希腊的米哈伊洛维奇,但他也决定参加希腊人民解放军,因为他承认希腊人民解放军更有效、更有代表性!意大利投降后,游击队与协助游击队的平民获得了大量的武器,这比盟军空投的要多得多。




1943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政客约阿尼斯·拉利斯[76]当上了希腊傀儡政府总理,德国人虽然明知他与英国情报机关有联系,还是让他上任了[77]。统治阶级正在积极地、自觉地把民族战争转变为内战。在雅典有恶名昭彰的准军事组织“保安营”[78],在开罗有山地旅,它们都是为了镇压人民运动而设立的部队。希共宣称,自己会更加积极地同“民族游击队”合作,并希望得到“宽容”,换句话说,就是放弃阶级斗争,与此同时,它准备向左翼发动进攻。1943年3月,希共宁可冒着失去阿瑞斯·维卢希奥蒂斯的风险,也要让他离开山区根据地,到雅典来接受严厉的批判。同年五月,在共产国际解散时,希共通过了一个方针,此后它始终没有偏离过这个方针:




“希共会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支持民族解放斗争,并将竭尽全力,力图将所有爱国力量集结为牢不可破的全国阵线,全国阵线将把全体人民团结起来,挣脱异族的枷锁,并与我们伟大的同盟国一起争取民族的解放[79]。”



同时,它还建立了自己的政治警察——人民斗争保卫部(Οργάνωση Προστασίας Λαϊκών

Αγωνιστών,ΟΠΛΑ),其成员都是可靠的杀手,它的主要任务是消灭自己队伍当中的“托派”和左派分子,而不是消灭真正的“希奸”。




当流亡中东的希腊军队发生起义时,所有这些派别的政策第一次受到了考验。这段插曲的历史依然很不明朗,笔者认为,它可以为关于“无产阶级军事政策”的讨论提供丰富的教益。这次起义发生在——我们不妨模仿“自由法国”,将其称作——“自由希腊”;这个“自由希腊”,是由1941年4月希腊战败后的残余陆海军,以及流亡政府的高官和大臣组成的。




这些达官贵人,尤其是其中的军方首脑,自然都是梅塔克萨斯法西斯独裁政权的要人。许多人相信,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当纳粹德国入侵希腊时,他们才会“叛卖”。尽管如此,正如多米尼克·尤德斯所说:“但是,在王室周围的军官与政客身旁,一支新的希腊军队的雏形在埃及形成了[80]。”流亡中东的希腊军队,是由随着部队从海上撤离的士兵、不远千里前往埃及的志愿者、商船水手与海军水兵组成的。他们显然都想“捍卫自由民主,同法西斯主义战斗”——这是流亡政府的新任“自由派”首脑的说法。抵达埃及的两万名士兵想同法西斯主义战斗,而国王身边的弄臣(比如丘吉尔)却一心想要“扑灭赤祸”,双方必然会发生冲突。




1941年10月,在流亡中东的希腊军队中间,成立了一个叫做“反法西斯军事组织”[81]的地下组织。它的目标非常单纯,甚至可以说过于单纯了。他们想把希腊部队送回国内,同抵抗运动并肩战斗,并试图阻止梅塔克萨斯的同情者对驻埃及的希腊军队的渗透——这些人企图在战争结束后重建梅塔克萨斯体制。梅塔克萨斯派军官要求对军队进行大规模清洗,赶走同情反法西斯军事组织的军官。在第2旅里,同情反法西斯军事组织的军官遭到了逮捕和撤换。面临着威胁,起义者的态度非常坚定,他们得到了第1旅的支持。政府作出让步,保证会把梅塔克萨斯派军官隔离起来,这一方面是为了避免事态失控,另一方面是为新的进攻而做准备。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军方下达命令,把部队分散开来,造反的士兵被罚做纪律训练,最后,危险分子全都被铲除了,此前被隔离的军官也回到了重要岗位上。




第二次起义要更为认真、更为重要。在反法西斯军事组织的影响下,参加起义的军官提出了政治性更明显的要求。当希腊抵抗运动在本土成立了真正的临时政府——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82]后,在士兵的压力下,中东希腊军队民族团结委员会(Επιτροπή Εθνικής Ενότητας Ελληνικών Ενόπλων Δυνάμεων Μέσης Ανατολής)起草了一份请愿书,大多数希腊士兵都在这个请愿书上签了字。这个请愿书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按照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提出的建议,成立一个真正的“民族团结”政府。士兵们之所以提交这份请愿书,并不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的指使,而完全是出于他们对本国形势和情况的思考,只有回到国内,他们才能真正地“同法西斯主义战斗”。




同一天,也就是1944年3月31日,由士兵和混合委员会组成的代表团前往苏联大使馆,想向苏联大使递交请愿书。苏联大使闭门不出。希腊士兵到处都得不到响应、支持和承诺,支持他们的只有英国工党左翼。但是,他们得到了埃及人民的同情,当地人民与希腊工人的关系非常密切。在亚历山大里亚和开罗举行了一系列的集会与游行。4月4日,应希腊流亡政府和英国的要求,埃及警方逮捕了五十多名工人积极分子和工会领袖,主要是希腊码头工人的领袖。英国最高统帅部下令将两个团缴械,并把280名“兵变头目”关进了集中营。然后,它在4月5日下令将隶属于希腊陆军总司令部的部队缴械,并拘留起义者。事已至此,起义者已经无路可退。第1旅逮捕了梅塔克萨斯派军官,改组了指挥部,并拒绝交出武器——一旦交了枪,等着他们的就是集中营。起义扩散到了海军,驱逐舰“平多斯”号(Πίνδος)、巡洋舰“阿维洛夫”号(Αβέρωφ)和“埃亚斯”号(Αἴας)等几艘军舰都受到了影响。船员们选出了由水兵和军官混合而成的委员会,接管了军舰的指挥权。英国驻希腊流亡政府的大使雷吉诺尔德·利帕[83]致电丘吉尔:“货真价实的革命正在希腊人当中爆发[84]。”




丘吉尔亲自指挥了镇压。乔治二世抵达了埃及,这既是警告,又是挑衅。起义者赢得了埃及青年的坚定支持。4月13日,坎宁安[85]将军宣布:他已决定用武力镇压起义,如有必要,他会击沉停靠在亚历山大里亚港口的所有希腊船只。举行起义的地面部队被包围起来,得不到水和粮食。4月22日,梅塔克萨斯分子弗尔加里斯[86]将军率部夺回了“埃亚斯”号。其它希腊船只在英军舰炮的威胁下投降了。佩吉特[87]将军出动坦克对付第1旅,迫使它投降。几天后,两万名自愿加入流亡中东的希腊军队的希腊士兵就被关进了位于利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的几个集中营[88]。




中东的希腊军队就此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专门成立的突击队,为了迎接“解放”后的内战,它配备了特殊的武器装备,接受了专门的政治训练。




我们必须指出:在起义期间,英国的审查机关不许媒体发布任何与此有关的报道。这次起义并不是一件小事,事实上它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所以英国当局才会不惜武力镇压。它揭穿了所谓的“保家卫国”与“民族团结”的神话。两万名志愿者想要“保家卫国”,希望看到“民族团结”,然而他们的领袖并不这么想,并且打垮了他们:希腊流亡政府和英国政府的头目宁愿消灭这支重要的、久经考验的部队,也不让他们表达自己对大战、对“保家卫国”与“民族团结”的看法。这次起义揭穿了所谓“捍卫自由民主的反法西斯战争”的弥天大谎。希腊人认为梅塔克萨斯是可恨的法西斯独裁者,丘吉尔却想让梅塔克萨斯所依赖的那些势力重新君临希腊。




托洛茨基在1940年作出的关于战争的预测,变成了现实。流亡中东的希腊士兵想同法西斯主义战斗,不愿接受法西斯分子的指挥,因此,他们想让自己信得过的人来担任军官,想同工人运动并肩作战,并建立自己的苏维埃组织。这完全符合托洛茨基在《怎样真正地保卫民主》中提出的设想。与托洛茨基的预测相符,从大战中诞生出来的这个群众运动在军队——军事化社会的核心部分——和工厂里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在莫斯科,斯大林和丘吉尔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达成协议:丘吉尔可以在希腊自由行动。继为镇压士兵起义提供政治支持之后,希共和民族解放阵线最终给希腊本土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套上了绞索。




1944年4月的起义后,希腊流亡政府任命格奥尔基奥斯·帕潘德里欧[89]为首相,他给反共运动推波助澜。1944年5月30日,他促使民族解放阵线与希腊人民解放军签订了《黎巴嫩宪章》(Lebanon Charter),这个宪章谴责了希腊人民解放军的“恐怖主义”与起义者的“违抗纪律”(许多参加起义的士兵被判了刑),搁置了王室地位的问题,并同意让所有的希腊武装力量接受统一的领导,在解放后“与同盟国军队一起”重建秩序。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对此很不高兴,在长达几周的时间里一直在讨价还价,并要求得到几个部长职位,还提出了撤换首相的要求。




但是,由波波夫[90]上校率领的苏联代表团抵达希腊后,就没人敢埋怨了。希共和民族解放阵线同意无条件参加政府。1944年10月12日,德军撤离雅典,希共立即呼吁希腊人民“维持公共秩序”。它还为帕潘德里欧的上台保驾护航。希腊人民解放军实际上已经控制了全国,此时,帕潘德里欧在英军护送下回到了国内。




丘吉尔想向抵抗运动发起挑衅,便向盟军司令斯科比[91]将军下令:收编伪军“保安营”,不得让任何人清洗伪军,并确保帕潘德里欧政府能在12月2日收缴希腊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12月3日,希腊人民解放军在雅典举行示威游行,反对缴枪,这是希腊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示威游行,在宪法广场,示威群众遭到警察枪击,导致数十人死亡,上百人受伤。雅典随即爆发了武装冲突——一方是以英军为靠山的政府军,另一方是当地抵抗运动——冲突持续了33天之久。




最后,丘吉尔图穷匕见,将镇压希腊革命的计划付诸实施。他宣称,为了阻止“隐蔽的大屠杀”,为了阻止他所谓的“耀武扬威的托洛茨基主义”的胜利——他向斯大林露出了心照不宣的笑容——他必须进行干预[92]。从12月3日开始,希腊人民解放军的部队都接到了不得向英军开火的命令——丘吉尔说,英军是在罗斯福与斯大林的“欣然同意”之下,才来到希腊的——结果,那些不愿交枪的部队就这样被瘫痪了。马其顿与山区的游击队接到了命令,要求他们按兵不动,坐视雅典的战士被消灭。游击队员尽管英勇善战,却不能违逆领袖的政策;而他们的领袖在苏联官僚的指使下,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带领游击战士交枪投降。




1945年2月15日签订的《瓦尔基扎协定》[93]规定所有抵抗力量都要交出武器装备,但雅典的希腊人民解放军拒绝服从。农村的游击队没有去支援他们。此时,阿瑞斯·维卢希奥蒂斯终于醒悟过来,觉察到了希共的叛卖的严重性,并拒绝交枪。6月12日,他遭到了希共的《激进报》[94]的批判。6月16日,他遭到暗杀,两天后,他的头颅被砍下,在村中悬挂示众。当时,不知还有多少抵抗战士,死于英军枪下,死于各种反革命组织之手(这些反革命组织当中,有的是德军在雅典建立的,有的是英军在开罗建立的)!然而斯大林党还需要再干几年的叛卖勾当,才能彻底耗尽希腊革命的斗争潜力。





3、大战中的托派




本文并不打算深入研究各国托派在大战中的政策,也不打算拿这些政策来同托洛茨基在被暗杀前夕所提出的政策进行对比(当时,他的同志基本上对此并不了解)。要完成这样的研究,非得写一本大书不可。虽然人们已经对希腊托派在二战期间的活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由于笔者不懂希腊语,无法加以利用。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弥补这个遗憾。




不过,我们还应当谨慎小心,避免做出草率的判断。从1936年8月4日起,希腊托派就遭到了残酷的镇压。绝大多数托派活动家都被逮捕入狱,许多人再也没能出来。许多重要干部,比如曾担任希共总书记的潘特利斯·普利奥普洛斯[95],在纳粹德国占领希腊期间遇害。尽管三个托派组织的领导人在1938年同意将三个组织统一起来,但由于地下工作的条件相当困难,许多活动家甚至都不能参加统一的工作。




一个公开身份的托派活动家,即使设法参加了希腊人民解放军,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会受到严密的监视与谨慎的孤立。希腊人民解放军或民族解放阵线中的托派分子即使担任了领导职务,也会被斯大林党用各种办法除掉。更有甚者,从1944年10月到12月,希腊的格伯乌——人民斗争保卫部发动了“肃托”行动。人民斗争保卫部的特务绑架、拷打和杀害了众多托派活动家,比如伤残老兵协会书记斯塔夫洛斯·维鲁希斯(Σταύρος Βερούχης)和曾任加齐(Γκάζι)共青团书记的萨纳西斯·伊科诺穆(Θανάσης Οικονόμου)。无论是工人、码头装卸工、金属工人还是教师,都遭到了同样的厄运。1947年,希共政治局委员巴尔齐奥塔斯[96]洋洋得意地吹嘘说:“我们干掉了八百多个托派分子。”




我们无从确切了解希腊托派在二战期间采取了什么样的政策,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迎接即将临头的大难的。勒内·达齐从希腊托派的刊物上引用了一份1943年的文件:“英美联军将恢复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被剥削者只是换了一个主子[97]。”如果这真的是他们的政策,那么他们就是自限于消极地预言,而没有积极参加群众运动,这显然等于给自己判了死刑。




在1944年十二月事件[98]后,时任第四国际欧洲书记处书记的米歇尔·帕布洛[99]以“M·斯佩洛”为笔名,写了一篇文章,回顾了托洛茨基关于武装斗争时期的意见。他向希腊群众的英勇斗争致敬:“革命之风吹遍了雅典的工人区和郊区”,宣称他们的行动将“成为无产阶级运动最优秀的榜样”。但是,当时的希腊托派到底采取了什么样的行动,他却一点都没提到。他还指出,“尽管民族解放阵线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层依然把人民阵线政策作为自己的正式意识形态,但它在行动中还是在相当程度上维持了阶级的独立性[100]。”在第四国际的文件里,提到希腊的内容就只有这么点。




希腊抵抗运动的历史学家安德列·凯德洛斯(很难判断他对斯大林主义有什么看法)强调指出:“雅典政变”在国际上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对于深受本国共产党影响的各国抵抗运动而言,雅典政变是对他们的严厉批评”。他认为英军在希腊的镇压“对多列斯[101]、托里亚蒂[102]和其他共产党领袖的决策与策略产生了重大影响[103]”,果真如此吗?我们不能接受这种观点。他们采取什么样的决策与策略,跟希共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其关键因素都是一样的——他们的决策与策略都是由苏联官僚决定的。但是,希共的失败,倒是很有可能促使西欧各国斯大林党进一步采取妥协退让与恢复资本主义秩序的政策,也对全欧洲深信“民族解放就是社会革命”、并以为自己找到了革命的道路、从而投身抵抗运动的人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沉重打击了他们的士气和斗志。于是,我们就得分析欧洲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然而目前我们做不到。




但是,普拉格[104]在《第四国际历次代表大会》里收录了一批文件,通过研究这些文件,可以为研究第四国际在二战期间的活动而打下必要的基础。他这部书收录的文件比较完整,却漏掉了前国际主义共产党及其兄弟支部——由费雷肯领导的比利时支部——在大战初期表明立场的文件。他在此书第二卷的序言中写道:




“有人曾质疑:在运动陷入低潮、力量十分虚弱的时候成立第四国际,是否合适?大战有力地驳斥了这些人。第四国际勇敢地承受了‘民主’政权与法西斯政权的暴力攻击与百般迫害,并勇敢地承受了斯大林派暴徒对它的组织的攻击。它始终忠于自己的革命信念。尽管遭受了令人扼腕叹息的惨重损失,尽管一些人不可避免地被打垮了,但第四国际还是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它不仅维持了自己的力量,还在美国、英国等国取得了重大进展,并重新焕发了活力。虽然由于革命形势的局限性与斯大林主义的势力大涨,它未能如愿深入群众,但它还是成立了一批新支部[105]。”






这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这跟托洛茨基在大战开始时的观点大相径庭,比如说,他对于美国的意见是这样的:




“直到现在,美国工人阶级仍然缺少一个群众性的工人党。但是,客观形势与美国工人所积累的经验,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夺取政权的问题给提上日程表。我们的鼓动工作必须以这个前景为出发点。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不仅要坚持反对资本主义军国主义、拒绝保卫资产阶级国家的立场,更要为夺取政权、保卫无产阶级祖国而进行直接的准备[106]。”



他还写道:




“前途是光明的,必须全力进行革命行动。必须充分利用眼前的机会,建设革命党[107]。”



这些话已经说得够清楚的了,面对着这些话,历史学家不应该只说什么“革命形势的局限性”或“斯大林主义的势力大涨”,也不应该暗示说我们“遇到了托洛茨基未曾预见的一些因素”。我们至少要承认这种矛盾的存在,哪怕我们还解释不了这种矛盾,哪怕我们要扪心自问:究竟是托洛茨基错了,还是托派错了?




普拉格还指出: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根据托洛茨基的建议,采用了“无产阶级军事政策”,这个政策在第四国际内部遭到了广泛的反对。据他记载,比利时支部秘密散发了1940年5月的《第四国际关于帝国主义大战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宣言》,却删掉了其中的几段话。他还提到了法国支部与欧洲书记处对无产阶级军事政策的“保留态度”[108]。




在1940年,法国托派对前景有两种看法,这两种前景不仅相差甚远,而且它们与托洛茨基提出的前景同样相差甚远。以散发《真理报》[109]的各种小组组织起来的国际主义工人党多数派认为:法帝国主义的失败与纳粹德国对法国的占领,会使法国沦为殖民地,这不仅会导致民族压迫,也会使真正的“民族问题”重新出现,它将把一切阶级都卷入进去;国际主义工人党多数派据此提出了这样的战略:被占领国家的资产阶级会成为工人运动的天然盟友,而工人运动要全身心地投入“民族抵抗运动”。《唯一的道路》团体——它脱胎自国际主义共产党,后来成为国际主义共产主义者委员会[110]——则与之相反,它认为帝国主义国家即使遭遇了军事失败,也不会变成被压迫国家,并认为民族解放的要求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思想灌输,意在搅乱无产阶级的思想”。




这两种相距甚远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说是由孤立导致的后果。在欧洲书记处的压力下,这两种立场都逐渐被抛弃了。欧洲书记处是在比利时阿登地区的圣于贝尔村(Saint-Hubert)成立的,领导人是马塞尔·伊克[111],他被捕后由米歇尔·帕布洛接替。欧洲书记处的成立,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是一个重大的成就,它也标志着一个在国际层面上制订计划与运行的组织的回归。1944年,两派的立场迅速接近,但国际主义共产主义者委员会仍然主张:革命派目前的首要任务,是猛烈批判“神圣的联合”;其次是向工人阶级解释说,世界规模的“三六年六月”[112]即将出现,要为此做好准备;同时“积极向德国工人开展鼓动活动,争取德国工人的信任与友谊”。普拉格恰如其分地总结了他们对于武装斗争问题的总体意见:




“在与正式的抵抗运动打交道时……一定要保持独立性,而不能支持‘法国人阵线’这种观点。但是,不能把正式的抵抗运动混同于群众运动,也不能把对正式的抵抗运动的批判,生搬硬套到群众运动身上。也可以派一些人,以个人身份参加这些群众运动,去影响其中的部分成员……当然,由于力量不足,由于托洛茨基主义者必须把工厂里的斗争放在第一位,这项工作开展得还很不充分。这并不会对阶级力量的对比或事态的发展过程造成显著的影响。托洛茨基主义者之所以未能取得成功,并不是因为策略有问题,也不是因为犯了其它错误,而是因为不利的形势——他们只能逆流而上——以及斯大林主义牢牢掌握了群众[113]。”



托洛茨基要求采取武装斗争路线,要求革命的社会主义者都要成为“好战派”,这样才能在这个军事化的世界上发挥作用,然而一切证据都表明,在法国托派的观念里,完全看不到托洛茨基的这种思想,或者说,在法国托派的观念里,武装斗争仅具有次要意义,只停留在“打游击”的水平上,而且必须完全服从于“工厂里的斗争”。如果不认真考虑托洛茨基对“军事化”问题提出的诸多意见,那么,在发现“武装斗争”对群众具有吸引力之后,就一定会出现许多问题。




因此,临时欧洲书记处在1943年通过了关于游击运动的决议(1944年欧洲会议完全采纳了这个决议),它承认游击运动具有“半自发性”,并宣称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现在“必须认真考虑这种群众斗争的形式”。这个决议指出,“自由射手游击运动……是受英美帝国主义控制的军事组织”,但又指出,“在大批工人被掳到德国后,巴尔干和西欧的群众广泛参加了游击运动,但他们并没有改变游击运动的性质”,这就要求革命派必须向群众提出一个纲领,这样才能“使群众明白:他们必须参加武装组织,为无产阶级革命做好准备[114]”。这个决议来得实在太迟了。




美国托派在四十年代的历次会议与声明中,系统地运用了托洛茨基提倡的军事政策,有人可能会认为,美国托派的立场,与欧洲托派的立场(普拉格已经对此作了总结)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这方面,与在总原则方面,确实都出现了非同寻常的相似性。在从1941年10月27日开始的明尼阿波利斯审判中,詹姆斯·坎农在为自己辩护时,表明了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对于大战的态度,格兰迪索·穆尼斯因此批评他的态度是“机会主义”。1942年5月,坎农对穆尼斯的批评做了答复:




“由于各种各样的逼迫与欺骗,由于工人官僚、社会党和斯大林党的叛卖,群众现在是接受和支持战争的,这就是说,群众现在还是跟着资产阶级走,而不是跟我们走。我们党的主要问题,首先是理解这一主要事实,其次是采取‘政治反对派’的立场;然后在此基础上,去接近那些真诚的爱国工人,通过宣传,使他们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把他们争取过来。作为一个人数很少的反对派,这是我们目前唯一可行的‘行动’[115]。”



时任第四国际书记的让·范·海耶诺特[116]曾长期接触托洛茨基的离经叛道的思想,他当时曾用“马克·洛里斯”(Marc Loris)的笔名发表了两篇文章[117];如果不把这两篇文章算在内,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第四国际的成员或接近第四国际的人当中,除了范·海耶诺特之外,没有一个人能理解军事化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让·鲁[118]的民族革命运动[119][120],还是马塞尔·伊克为第四国际委员会提出的论民族问题的提纲[121],都犯了不同的错误。




与此同时,第四国际的其它流派仍然死抱着“正统”教义不放,陷入了托洛茨基曾严厉警告过的“和平主义”倾向,结果全都毫无作为。除了俄国左翼反对派老战士塔洛夫[122](他化名“马努基扬”,参加了自由射手游击队—移民部队,领导一个以他命名的小组,后来与这个小组的其他成员一同遇害)之外,我们只找到了一个相反的例子。




那就是陈独秀,富有远见的他在出狱后不久,便准备到陆军某师去参加政治工作,这个师的师长懂得作战效率取决于政治上的明确性[123]。然而这个企图一开始就搁浅了。国民党的特务比陈独秀的同志更加清楚,这样做会造成什么样的威胁[124]。




各国托派出于同样的原因,在对待武装抵抗斗争的问题上,全都犹豫不决;因此,第四国际在二战期间对于革命的构想,很值得研究一番。在某些人的构想中,革命的爆发是命中注定的,似乎无论事态怎样发展,革命都注定会降临,而不是要经过奋力争取才能实现。他们为革命所做的准备工作,几乎完全是“宣传性”的,他们的武器只有“批判”与“解释”——在大战期间,如果一个组织的领袖觉得自己正在“逆流而上”,这个组织的基本活动自然就只是“批判”与“解释”——他们就是这样来教育自己的干部的吗?




社会主义工人党在1943年11月决议中暴露出了明显的软弱,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之一,难道不正是这种“宣传上的”孤立吗[125]?既然他们宣称苏联官僚在很大程度上不会起到反革命的作用,美帝国主义很快就会像德帝国主义一样在欧洲四处劫掠,欧洲的前途要么是工人政府,要么就是野蛮的资产阶级独裁,而不会出现议会民主制,并宣称欧洲工人阶级没有“民主幻想”,从而拒绝各种民主要求——那么,在客观形势发生转变后,他们又怎么可能顺应事态发展的潮流呢?




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托派在长期执行这种路线之后,突然发现自己并没能领导革命运动,而是被革命运动推着走,他们就必须修正马克思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最基础的教导。他们就会不得不承认,宗派主义者始终坚持的一种观点是正确的:在反动时期,革命派的任务只是进行宣传,同时等待形势发生变化,等着群众走向自己。




在这个争论的背后——或者说,在没有发生这种争论的背后——最关键的问题,不是斯大林主义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而是应该怎样建设革命党,这就是托洛茨基在1940年提出的观点。在研究了战时的大量文件后,我们觉得,我们研究的文件,在谈到有什么成果,谈到如何找到建设党的方法时,听起来往往更像是在念套话,而不是认真地反思。在笔者看来,二战期间的托派至少学会了如何不去建设革命党——这并不是在幸灾乐祸,因为笔者也是其中之一。




塞尔日·郎贝尔在他的近作《革命传统与“新”意共(1942—1945)》(不幸的是,此书尚未出版)中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流行的神话认为,在1945年,意大利出现了短暂的“双重政权”状态——一方是得到同盟国支持的资产阶级政府,另一方是各种“委员会”与“游击队共和国”[126]——这种双重政权状态结束后,意大利革命便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然而,与流行的神话相反,意大利革命遭到决定性失败的时刻,并不是双重政权结束之时,而是托里亚蒂的“新”意共机关(从1943年开始,流亡苏联的意共党员纷纷回国,建立起了这个机关)粉碎了各种共产主义反对派团体的抵抗的时候。




在破坏了建设革命党的所有机会之后,意共的领袖就可以毫无风险地下令进行他们所谓的“反对革命的起义”[127]。郎贝尔还很好地指出了许多反对派团体(其中一些建立了自己的武装,而且在一些地方远比意共的武装更强大)的致命政治弱点:它们仍对苏联心存幻想,以为苏联仍然拥有某种“客观上的革命性”。它们以为,随着红军的进军,革命正在扩散开来。这种观点,不仅出现在1944年2月的《真理报》上那篇著名的文章里,也出现在全世界托派报刊上[128]。




本文在此想提出一个绝非学术性的问题。在二战期间,各国托派组织,包括其领袖与成员在内,是否沦为了超出他们预料的客观形势的牺牲者?他们发展了一些成员,维持了组织的存续,并且不畏艰险,积极地向穿着军装的德国工人开展“亲善”活动,捍卫了国际主义者的荣誉,但是,他们能做的,就只有这些吗?




假如回答是“是”,那就必须承认:1940年的托洛茨基完全脱离了现实,他认为必须将组织军事化,但他对军事化的分析,以及他提出的革命党可以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来、并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的前景,不仅脱离了世界上的政治现实,也脱离了他自己的组织内的政治现实。结果,在第四国际实际上注定要陷入消极无为的时候,他却编造了有可能取得突破的幻想,迫使第四国际不得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逆流而上,直面“斯大林主义对群众的牢固控制”。




但是,我们或许可以做出相反的回答:各国托派组织,包括其成员和领袖在内,都对他们自己遭到的挫折负有责任,至少是负有部分责任。如果是这样的话,根据托洛茨基在1940年的分析中提出的前提,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认为:在二战中出现了一个以民族抵抗和社会抵抗为基础的群众运动——斯大林党竭力阻止民族抵抗发展为社会革命,这在希腊导致了群众运动的覆灭——可是,各国托派既没能支持、也没能利用这个群众运动,这是因为他们找不到自己在群众运动中的位置;甚至可能只是因为他们无法理解自己身处的历史时刻的具体性质。




我们相信,必须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




根据《革命史》杂志第3卷第4期(1991年秋季)上的英译文转译,校对时参照《托洛茨基文汇》第23期上的法文原文做了一些修改和补充。






[1] 《托洛茨基文汇》(Cahiers Léon Trotsky)是由列昂·托洛茨基研究会发行的刊物,1979年1月发行第1期,2003年3月发行第80期后停刊。列昂·托洛茨基研究会(Institut Léon Trotsky)是一个致力于保存、编纂和出版托洛茨基同志的著作的机构,皮埃尔·布鲁埃同志是其创办人之一。——中译者注




[2] 约翰·阿彻(John Archer,1909—2000),英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老战士,第四国际英国支部创始人之一。他是布鲁埃的长年合作者。——中译者注




[3] 《斯巴达克斯派》(Spartacist)是美国斯巴达克斯同盟(Spartacist League/U.S.)的刊物。——中译者注




[4] 皮埃尔·韦尔的这篇文章叫《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托派》(Trotskyists in World War Two),可在此阅读:

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document/icl-spartacists/prs2-pmp/appx-wwii.html ——中译者注




[5] “普罗米修斯研究丛书”(Prometheus Research Series)是由美国斯巴达克斯同盟出版的一套丛书,全套丛书可从这里下载:

http://www.icl-fi.org/prl/  ——中译者注




[6] 1940年5月,当纳粹军队席卷西欧时,第四国际在纽约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通过了托洛茨基同志为这次会议编写的宣言(《第四国际关于帝国主义大战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宣言》[Manifesto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on the Imperialist War and the Proletarian World Revolution]),在这个宣言中,托洛茨基同志针对新的战争形势,首次提出了“在工会监督下对工人进行军事训练”的政策,但是,托洛茨基同志还没有来得及进一步阐释和完善这个政策,就被斯大林的特务杀害了。他遇害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发扬了这一政策,将其发展为“无产阶级军事政策”(Proletarian Military Policy,PMP),这一政策的核心口号是“由工会监督军事训练”。详情请参阅美国斯巴达克斯同盟出版的《“无产阶级军事政策”档案》,此书可在此阅读:

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document/icl-spartacists/prs2-pmp/index.htm ——中译者注




[7] 《工人先锋》(Workers Vanguard)是美国斯巴达克斯同盟的机关报,《工人铁锤》(Workers Hammer)是美国斯巴达克斯同盟的兄弟支部——英国斯巴达克斯同盟(Spartacist League/Britain)的机关刊物。——中译者注




[8] 让—保尔·茹贝尔(Jean-Paul Joubert)是列昂·托洛茨基研究会的领导人之一,他这篇文章可在这里阅读:

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revhist/backiss/vol1/no3/revdeft.html ——中译者注




[9] 萨姆·列维(Sam Levy)是英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一位老战士,曾长期担任《革命史》编辑委员会委员,《重新审视无产阶级军事政策》(The Proletarian Military Policy 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revhist/backiss/vol1/no3/levypmp.html ——中译者注




[10] 盖尔德—莱纳·霍恩(Gerd-Rainer Horn,1955—),历史学家,曾任英国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教授。——中译者注




[11] 原文为“第9期”,经查证改为“第39期”。——中译者注




[12] 艾尔·理查森(Al Richardson,1941年12月20日——2003年11月22日),英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历史学家。生于英格兰南约克郡巴恩斯利附近的一个村庄,曾在赫尔大学(University of Hull)学习神学,后来在埃克塞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担任讲师。曾参加英国共产党,但在读了伊萨克·多伊彻的《先知三部曲》后,深受震动,从此转投托洛茨基主义。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编撰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历史,1988年创办《革命史》杂志。——中译者注




[13] 《工人新闻》(Workers News)是英国“工人国际同盟”(Workers International League,WIL)的机关报,1959年3月创刊。这个“工人国际同盟”是1985年从“革命工人党”(Workers’ Revolutionary Party)中分裂出来的一个团体,与下文出现的成立于1937年的工人国际同盟不是一个组织。——中译者注




[14] 《工人阵线》(Front Ouvrier)是国际主义工人党(Parti ouvrier internationaliste,POI)的机关报,1948年停刊。国际主义工人党成立于1936年,1938年正式成为第四国际法国支部。在1939年1月15日召开的国际主义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多数派拒绝打入工农社会党,第四国际为此在同年6月15日宣布开除国际主义工人党。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国际主义工人党的部分党员与另外一些左翼组织旋即成立了“第四国际委员会”(Comité pour la IVeInternationale),开始了反对纳粹德国的斗争。1942年4月,第四国际委员会改名为“第四国际法国委员会”(Comités Française de La IVe Internationale),1942年12月,第四国际法国委员会重新采用国际主义工人党的名字。1944年3月,国际主义工人党与另外几个托派组织合并为国际主义共产党(Parti communiste internationaliste,PCI),并被第四国际重新接纳为法国支部。——中译者注




[15] “突破”出版社(La Breche)是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派)法国支部的出版社。——中译者注




[16] 由于“无产阶级军事政策”的主要鼓吹者是第四国际美国支部(社会主义工人党),所以其它国家的一些托派把它当作“美国人的”军事政策。——中译者注




[17] 阿基斯·斯蒂纳斯(Άγις Στίνας,拉丁化转写:Agis Stinas,1900—1987),本名斯皮洛斯·普里夫蒂斯(Σπύρος Πρίφτης),生于希腊克基拉岛一个富裕的橄榄油商人家庭。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倾向共产主义,1920年5月参加希腊社会主义工人党(Σοσιαλιστικό ΕργατικόΚόμμα Ελλάδος,希腊共产党的前身),很快成为党的重要干部,曾任中央委员会委员、中西部马其顿地区党组织书记。曾反对左翼反对派,但“第三时期”的错误路线,使他逐步醒悟过来,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并在希共内部建立左翼反对派组织——希腊共产党列宁主义反对派(Λενινιστική Αντιπολίτευση του ΚΚΕ),成为希腊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领袖之一。在二战期间,他的组织——国际主义共产主义者同盟(Κομμουνιστική Διεθνιστική Ένωση)虽然认为苏联是“堕落的工人国家”,但反对保卫苏联。纳粹德国占领希腊后,积极参加抵抗运动。1946年参加了希腊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的统一大会,建立了希腊国际主义共产党(Κομμουνιστικό Διεθνιστικό Κόμμα Ελλάδας),1947年春季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抛弃了列宁主义,逐步转向无政府主义立场。1987年11月7日逝世。——中译者注




[18] 卢卡斯·卡尔利亚夫蒂斯(Λουκάς Καρλιάφτης,拉丁化转写:Loukas Karliaftis, 1905—2003),又名科斯塔斯·卡斯特里蒂斯(Κώστας Καστρίτης),希腊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老战士,1921年参加希腊社会主义工人党,此后参加了希共内部的“马克思主义文库派”(Αρχειομαρξιστών)。1930年“马克思主义文库派”成为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希腊支部,改称“希腊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组织—马克思主义文库派”(Κομμουνιστική Οργάνωση Μπολσεβίκων Λενινιστών Ελλάδας –Αρχειομαρξιστών),1934年“马克思主义文库派”脱离国际左翼反对派后,卡尔利亚夫蒂斯选择了托洛茨基主义,并于1938年参加了第四国际希腊支部——希腊共产主义国际主义者统一组织(ΕνιαίαΟργάνωση Κομμουνιστών Διεθνιστών Ελλάδας)。二战期间积极参加了希腊托派的组织工作,并在1946年希腊托派的统一大会上当选为希腊国际主义共产党总书记。第四国际分裂后,卡尔利亚夫蒂斯领导的“工人先锋”派(Εργατική Πρωτοπορεία)参加了国际委员会派。在军政府独裁统治时期,积极参加了反对独裁政府的斗争。2003年10月25日在雅典逝世。——中译者注




[19] 1941年6月27日,联邦调查局搜查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办公室。7月15日,联邦大法官以“鼓吹暴力推翻政府、在军队中煽动士兵抗命”的罪名,起诉了29名社工党党员。1941年12月8日,法庭判决18名被告有罪,其中12人被判处十六个月监禁,其余6人被判处一年监禁。被判决有罪的人包括詹姆斯·坎农、法雷尔·多布斯、阿尔伯特·戈尔德曼等社工党重要干部。关于这个案件的具体经过,请参阅《法庭上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on Trial),此书可在此阅读: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cannon/works/1941/socialism/ ——中译者注




[20] 格兰迪索·穆尼斯(Grandizo Munis,1912年4月18日——1989年2月4日),本名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格兰迪索·马丁内斯(Manuel Fernández-Grandizo Martínez),生于墨西哥托雷昂市(Torreón)。幼年时随父母移居西班牙。1930年2月参加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国际左翼反对派西班牙支部),并参加了1934年十月起义。在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多数派同第四国际断绝关系后,他与坚持拥护第四国际的少数派一同建立了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支部(Sección Bolchevique-Leninista de España)。格兰迪索·穆尼斯原本建议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支部全体参加统工党,成为统工党内的一个派别组织,遭到统工党拒绝,于是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支部大部分成员便以个人身份参加了统工党,1937年4月5日他们全部被开除出党。此后格兰迪索·穆尼斯参加了1937年五月的巴塞罗那起义,起义失败后转入地下,1938年2月12日被捕。法西斯军队占领巴塞罗那时越狱,潜入法国。1940年春季流亡墨西哥,二战后与第四国际书记处产生分歧,1948年脱离第四国际。此后转向左派共产主义立场。1951年潜回西班牙国内,组织工人运动,1952年被捕后被判处十年徒刑。1957年获释后前往巴黎,继续在西班牙流亡者中间进行革命活动。——中译者注




[21] 革命社会主义者同盟(Revolutionary Socialist League,RSL)成立于1938年初,1938年8月,詹姆斯·坎农和马克斯·沙赫特曼抵达伦敦,试图把英国的四个托派组织统一起来。经过他们的努力,革命社会主义者同盟、“战士派”(Militant Group)与革命社会党(Revolutionary Socialist Party)同意合并为新的革命社会主义者同盟,但工人国际同盟拒绝参加。由三个组织统一而成的革命社会主义者同盟被第四国际接纳为英国支部。——中译者注




[22] 丹泽尔·迪恩·哈伯(Denzil Dean Harber,1909年1月25日——1966年8月31日),生于伦敦南部的斯特里汉姆(Streatham),1929年参加英国共产党,1932年前往苏联参观,但这趟旅程却使他对苏联幻灭。回国后参加了英国左翼反对派的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1934年11月,按照托洛茨基的建议打入独立工党,并在独立工党内部建立了秘密的派别组织“马克思主义者团体”(Marxist Group)。1935年脱离独立工党,打入工党,并建立了“战士派”。1938年参加革命社会主义者同盟,并曾担任书记。同年9月3日代表英国托派参加了第四国际的成立大会,并当选为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44年革命社会主义者同盟与工人国际同盟合并为革命共产党(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RCP)。1949年革命共产党解散后,曾参加工党内部的托派组织“俱乐部”(The Club),但不久后便脱离政治,转而研究鸟类。——中译者注




[23] 约翰·戈登·迈克尔·劳伦斯(John Gordon Michael Lawrence,1915年9月29日——2002年11月14日),生于英国伯克郡桑赫斯特。父亲是桑赫斯特军事学院的教官。在大萧条期间参加了失业工人运动,并于1937年参加英国共产党。《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受到巨大冲击,并因此脱党,参加了革命工人同盟(Revolutionary Workers League)。1941年追随伊萨克·多伊彻参加了工人国际同盟,不久又脱党,参加了革命社会主义者同盟。因支持“无产阶级军事政策”而被革命社会主义者同盟开除。此后担任第四国际驻英国代表,并参加了将革命社会主义者同盟与工人国际同盟合并为革命共产党的工作。1948年开始担任《社会主义展望》(Socialist Outlook)编辑。第四国际分裂后,支持米歇尔·帕布洛的国际委员会派。但是他逐渐对托洛茨基主义感到失望,1954年10月,他解散了国际委员会派英国支部,并参加了英国工党,1956年当选为伦敦市圣潘克拉斯(St Pancras)区议员。1958年被工党开除后,重新参加英国共产党。1964年脱党后,逐步转变为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中译者注




[24] 萨姆·波恩斯坦(Sam Bornstein,1920—1990),曾参加独立工党青年协会,后转向托洛茨基主义,参加了工人国际同盟。他与艾尔·理查森编写了三卷英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历史。1988年参与创办《革命史》杂志。——中译者注




[25] 齐格弗里德·基辛(Siegfried Kissin,1908—1988),昵称“弗雷德”(Fred)。生于但泽,曾在柯尼斯堡、布雷斯劳、柏林、弗莱堡等地求学。1934年初参加国际左翼反对派德国支部,很快成为但泽托派组织的领导人。1937年成为德国流亡托派的领导人之一。二战期间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译者注




[26] 埃内斯特·埃兹拉·曼德尔(Ernest Ezra Mandel,1923年4月5日——1995年7月20日),生于法兰克福,幼年时随父母移居安特卫普。1939年参加第四国际比利时支部。纳粹德国占领比利时后,积极参加地下抵抗运动,曾三次被捕。二战结束后进入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此后长期担任第四国际领导人,并成为第四国际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中译者注




[27] 达尼埃尔·盖郎(Daniel Guérin,1904年5月19日——1988年4月14日),生于巴黎。1932年参加法国总工会。三十年代中期参加了马索·皮维尔领导的“革命左派”,革命左派被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开除后,成为工农社会党主要领导人之一。此后接近托洛茨基。1940年法国投降后与部分托派成立“第四国际委员会”。二战后又远离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46年移居美国。——中译者注




[28] 这些文件收录于列·托洛茨基,《论第二次世界大战》(Sur la Deuxième Guerre Mondiale),最初由比利时的“鼹鼠”(La Taupe)出版社出版,1974年由巴黎的塞伊(Seuil)出版社出版。在托洛茨基的这些文章与谈话里面,有一些段落与二战没有直接关系,而是讨论西班牙内战与第四国际的,这些段落有时会被删去。——原注




[29] 盖郎写的序言与后记收录于《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2—14页、第18—19页。——编注

盖郎的序言可在此阅读:

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revhist/backiss/vol3/no4/trotww21.html

盖郎的后记可在此阅读:

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revhist/backiss/vol3/no4/trotww24.html

——中译者注

1945年,(第四国际)欧洲书记处将其中一些文件发表在《内部公报》(第5期)上。第四国际的一些成员强烈反对托洛茨基,一位来自法国或比利时的成员以“阿姆”(Am)为笔名,给(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寄去了一篇文章《论无产阶级军事政策:“老头子”杀死了托洛茨基主义?》(On the Subject of the Proletarian Military Policy: Did the Old Man Kill Trotskyism?)。此文认为托洛茨基的立场是“纯粹的沙文主义”,“他犯了大错”,并将其归结于“他想要保卫祖国,而不是首先推翻资产阶级,同时,他又利用帝国主义敌人的威胁来进行鼓动。”

他甚至质问:“我们必须公开而直率地提出这个问题:既然第四国际的领袖已经堕入了社会沙文主义的泥潭,那我们还能继续自称‘托洛茨基主义者’吗?”此文收录于国际书记处档案库,这个档案库现在由“列昂·托洛茨基研究所”所有。——原注

“老头子”是第四国际成员对托洛茨基同志的昵称。——中译者注




[30] 列·达·托洛茨基,《波拿巴主义、法西斯主义与大战》(Bonapartism, Fascism and War),《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英文版),纽约,1977年,第410页及其后。这个版本略有修改。另一个版本收录于列·达·托洛茨基,《德国的反法西斯斗争》(The Struggle Against Fascism in Germany),纽约,1971年,第444页及其后,编辑给这个版本增补了一些内容。托洛茨基还没写完这篇文章,就被暗杀了;此文最初发表于1940年10月的《第四国际》(Fourth International)。——编注




[31] 即《波拿巴主义、法西斯主义与大战》。——中译者注




[32] 《波拿巴主义、法西斯主义与大战》,《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第411页。——原注




[33] 法文原文此处为“quantitative et non qualitative”,而英译文却是“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意思相反,故参照法文原文翻译。——中译者注




[34] 《波拿巴主义、法西斯主义与大战》,第411页。——原注




[35] 1917年1月22日,列宁在苏黎世向瑞士青年工人发表演讲,他在结尾时说道:“我们这些老年人,也许看不到未来这次革命的决战。”(《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8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333页。)——中译者注




[36] 《波拿巴主义、法西斯主义与大战》,《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第411页。——原注




[37] “争取无产阶级的独立性”,意思是说无产阶级必须始终坚持独立的阶级立场,而不能盲从有产阶级,去为有产阶级充当炮灰;“国内和平”(civil peace),即停止国内的阶级斗争,“一致对外”,实际就是社会爱国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以“保卫祖国”为名,诱骗无产阶级去为本国有产阶级火中取栗。——中译者注




[38] 《波拿巴主义、法西斯主义与大战》,《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第411页。——原注




[39] 同上,第412页。——原注




[40] 同上,第414页。——原注




[41] 这些文件将随《托洛茨基文集》法文版第23卷一同出版;包括《波拿巴主义、法西斯主义与战争》在内的一批文章和讲话将随第26卷出版。——原注

请参阅列·达·托洛茨基,《论希特勒军队的未来》(On the Future of Hitler’s Armies),《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第406页;《大战的头七个月》(First Seven Months of the War)的残篇、关于苏联的一些残篇、《为一本论〈战争与和平〉的书而做的序言》(Preface to a Book on War and Peace),《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补集》(Writings of Leon Trotsky: Supplement 1934-40),纽约,1979年,第72页及其后——编注




[42] 请参阅《保卫马克思主义》,此书可在此阅读: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40book/index.htm ——中译者注




[43] 列·达·托洛茨基,《与托洛茨基的讨论》(Discussions with Trotsky),《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第253页。——原注




[44] 昂利·菲利普·贝诺尼·奥梅尔·若瑟夫·贝当(Henri Philippe Benoni Omer Joseph Pétain,1856年4月24日——1951年7月23日),法国元帅。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贝当于1940年5月18日出任副总理,几天后,贝当认为德军的攻势无法阻挡,力主投降。6月16日,贝当出任总理,并于6月22日向纳粹德国投降,然后又在7月11日出任维希法国国家元首。法国解放后被判处死刑,后改判终生监禁,死于狱中。——中译者注




[45] 列·达·托洛茨基,《怎样真正地保卫民主》(How to Really Defend Democracy),《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第344—345页。——原注




[46] 原文为militarist,一般译为“军国主义者”,但在这里译为“军国主义者”不太恰当,所以改译为“好战派”。——中译者注




[47] 列·达·托洛茨基,《与托洛茨基的讨论》(Discussions with Trotsky),《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第257页。——原注




[48] 列·达·托洛茨基,《我们不会改变自己的路线》(We Do Not Change Our Course),《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第297页。——原注

在英文版中,引用的这段原文并没有粗体字,这里的表示强调的粗体字是根据法文版补上的。——中译者注




[49] 同上,第298页。——原注




[50] 同上。——原注




[51] 列·达·托洛茨基,《论希特勒军队的未来》(On the Future of Hitler's Armies),《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第406页。——原注




[52] 1936年,苏联官僚阶层在莫斯科审判中,炮制了莫须有的“托洛茨基反苏中心案件”。1937年3月,为了洗清托洛茨基同志的不白之冤,“美国保卫列昂·托洛茨基委员会”(AmericanCommittee for the Defense of Leon Trotsky)组织了“调查托洛茨基在莫斯科审判中遭到的指控预备委员会”(Preliminary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the Charges Made against LeonTrotsky in the Moscow Trials),并请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出任主席,故通称“杜威委员会”(Dewey Commission)。杜威委员会经过多次详细认真的调查取证后,做出了正式结论:托洛茨基在莫斯科审判中受到的指控全部不成立,托洛茨基无罪。杜威委员会发表了自己的调查报告,题为《列昂·托洛茨基案件》,可在此处阅读: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trotsky/1937/dewey/ ——中译者注




[53] 《列昂·托洛茨基案件》(The Case of Leon Trotsky),纽约,1969年,第289—290页。——原注




[54] 若尔日·费雷肯(Geroges Vereeken,1896—1978),生于根特(Ghent),曾当过出租车司机。1922年参加比利时共产党(Parti Communiste de Belgique),192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28年开始参加左翼反对派。1935年因反对“打入主义”政策,拒绝打入比利时工人党而脱离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参加了革命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 Révolutionnaire),1937年至1938年任革命社会党书记。二战期间参加地下抵抗运动,1944年7月被纳粹德国秘密警察逮捕。二战结束时获释。二战后继续活跃于非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译者注




[55] 詹姆斯·帕特里克·坎农(James Patrick Cannon,1890年2月11日——1974年8月21日),生于堪萨斯州玫瑰谷(Rosedale),1908年参加美国社会党(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1911年参加世界产业工会(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一战期间反对战争,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倾向共产主义,1919年参与创建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Communist Labor Party of America),美国共产党成立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1928年的共产国际六大上接受了左翼反对派的主张,为此被美共开除,此后成为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领袖,建立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 of America)和社会主义工人党,并在社会主义工人党成立时担任全国书记。1953年辞去全国书记的职务后退居二线。1974年在洛杉矶逝世。——中译者注




[56] 一战爆发后,法国社会党立刻站在本国资产阶级一边,支持战争,1914年8月4日,法国总统雷蒙·庞加莱(Raymond Poincaré)呼吁法国人民实现“神圣的联合”(L'union sacrée),同日,法国议会任命勒内·维维亚尼(René Viviani)为总理,组织“神圣联合”内阁,法国各主要党派都参加了这个内阁,社会党人儒勒·盖德和马塞尔·松巴(Marcel Sembat)也参加了。这里的“神圣联合”,是指左翼政党同资产阶级政府相互勾结、放弃国内的阶级斗争、欺骗工人阶级为资产阶级去充当炮灰的同盟关系。——中译者注




[57] 《与托洛茨基的讨论》,《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第256页。——原注




[58] 列·达·托洛茨基,《第四国际关于帝国主义大战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宣言》,《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第222页。——原注



[59] 约阿尼斯·梅塔克萨斯(Ιωάννης Μεταξάς,拉丁化转写:Ioannis Metaxas,1871年4月12日——1941年1月29日),希腊将军,1913年出任总参谋长,1916年晋升为中将。1936年4月13日,被希腊国王乔治二世任命为临时首相,同年8月4日,在乔治二世的支持下,他宣布全国戒严、议会无限期休会、暂停执行宪法中有关民权的条款,建立了以他为首的独裁体制(即“八月四日体制”)。1941年1月29日病逝于雅典。——中译者注






[60] 乔治二世(Γεώργιος Βʹ, Βασιλεὺς τῶν Ἑλλήνων,1890年7月19日——1947年4月1日),1922年9月27日即位,1924年3月25日希腊成立共和国后流亡国外,1935年11月3日复辟,纳粹德国入侵希腊后流亡英国,1946年9月26日回国,1947年4月1日死亡。——中译者注







[61] 安德列·马塞派因(André Massepain,1917—1999),本名维尔基列·所罗门尼迪斯(Virgile Solomonidis),曾用笔名安德列·凯德洛斯(André Kedros)。生于布加勒斯特,父亲是希腊人。曾以法语出版过多部著作。——中译者注







[62] 安·凯德洛斯,《希腊抵抗运动:1940—1944》(La Resistance Grèque: 1940-44),第174页。——原注







[63] 参加了民族解放阵线的四个政党是:希腊共产党、希腊社会党(Σοσιαλιστικό Κόμμα Ελλάδας)、人民民主联盟(Ένωση Λαϊκής Δημοκρατίας)和希腊农民党(Αγροτικόν Κόμμα Ελλάδος)。——中译者注







[64] 法文原文与英译文均为“全国人民解放军”(Armée Nationale de Libération duPeuple/People's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经查证改为“希腊人民解放军”,两者的希腊文缩写均为ΕΛΑΣ,在许多资料中经常搞错。——中译者注







[65] 阿瑞斯·维卢希奥蒂斯(Άρης Βελουχιώτης,意为“维卢希山的阿瑞斯”,拉丁化转写:Aris

Velouchiotis,1905年8月27日——1945年6月16日),本名阿萨纳西奥斯·克拉拉斯(Αθανάσιος Κλάρας),生于拉米亚的一个上层市民家庭。1923年开始接触共产主义运动,1924年参加雅典共青团,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曾多次被捕、被监禁,多次遭受严刑拷打。二战初期曾在阿尔巴尼亚战线当过下士。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后,他在1942年1月被希共派往希腊中部开展游击战,很快就成为了最著名的游击队长与希腊人民解放军最重要的将领之一,并当选为希共中央委员。希腊解放后,成立了以格奥尔基奥斯·帕潘德里欧为首的资产阶级政府,希共要求希腊人民解放军停止武装斗争,向资产阶级政府缴枪。维卢希奥蒂斯拒绝服从,并因此被开除出党。他回到山区,准备重新开展武装斗争,但遭到政府军埋伏,不幸牺牲。——中译者注







[66] 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纳粹德国为了补充劳动力,在欧洲占领区实行义务劳役制,强征了几十万人到德国本土充当奴工。——中译者注







[67] 格奥尔基奥斯·格里瓦斯(Γεώργιος Γρίβας,拉丁化转写:Georgios Grivas,1897年7月6日——1974年1月2日),生于塞浦路斯一个希腊裔家庭。1916年移居希腊,获得希腊国籍后入读雅典军事学院。1919年毕业后,参加了希腊—土耳其战争。1925年晋升为上尉,1935年晋升为少校。二战爆发时在希腊陆军中央司令部作战处任职,意大利入侵希腊时任第2师参谋长。希腊沦陷后,成立了极右翼游击队“Χ组织” (Οργάνωσις Χ),这个组织的成员主要是旧军官,主要在雅典周边活动。在1944年的十二月事件中,他指挥“Χ组织”参加了镇压民族解放阵线与希腊人民解放军的行动,并在《瓦尔基扎协定》签订后,大肆袭击左翼力量。1946年退役后,潜入塞浦路斯,组织希腊裔民族主义游击队,试图让塞浦路斯和希腊统一。——中译者注







[68] 拿破仑·泽尔瓦斯(Ναπολέων Ζέρβας,拉丁化转写:Napoleon Zervas,1891年5月17日——1957年12月10日),生于希腊阿尔塔市,1910年高中毕业后志愿参军,曾参加巴尔干战争,1914年晋升为军士长。在1916年的国内冲突中支持首相维尼泽洛斯(Βενιζέλος)。维尼泽洛斯的自由党在1920年大选中失败后,逃往君士坦丁堡。1922年9月革命后回国,重新参加陆军。1925年被独裁者塞奥多洛斯·潘加洛斯(Θεόδωρος Πάγκαλος,1878—1952)将军任命为雅典城防司令兼共和国卫队第2营营长。但他参加了1926年8月22日的政变,推翻了潘加洛斯。一个月后,他在权力斗争中失败,被判处终生监禁。1928年维尼泽洛斯重新当选总理后获赦,并以中校军衔退役。纳粹德国占领希腊后,与其他维尼泽洛斯派军官和政客一同组建了希腊民族共和联盟(Εθνικός Δημοκρατικός Ελληνικός Σύνδεσμος,ΕΔΕΣ),向侵略军发动游击战。希腊民族共和联盟宣称自己的目的是“在希腊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揭露前国王乔治二世与八月四日独裁体制的叛国罪行”。但从1943年开始,希腊民族共和联盟的主要目标从侵略军变为了由希共领导的民族解放阵线,双方多次发生武装冲突。二战后成立希腊民族党(Εθνικόν Κόμμα Ελλάδος),并在1946年3月31日的大选中当选为国会议员,在1947年1月—2月担任不管部长,2月—8月任公安部长。在公安部长任上强力镇压左翼力量。此后还担任过公共建设部长和海运部长。在1952年大选未能当选国会议员,遂退出政界。1957年死于雅典。——中译者注







[69] 法文原文为Dentiris,但经多方查询,均未找到叫这个名字的人,疑为Ventiris之误。康斯坦丁诺斯·文蒂里斯(Κωνσταντίνος Βεντήρης,拉丁化转写:Konstantinos Ventiris,1892—1960),生于卡拉马塔,1910年参加希腊陆军,参加过巴尔干战争和希土战争。历任连长、营长、团长,1930年晋升为上校,曾任希腊驻南斯拉夫与捷克斯洛伐克武官、总参谋部情报局局长等职务。纳粹德国占领希腊后,建立了“ΡΑΝ”组织,1943年前往中东,参加自由希腊军队。1944年6月任中东希腊军队总参谋长,希腊解放后,任副总参谋长,希腊内战爆发时任第3军军长,1947年再次担任总参谋长,后改任陆军总监,1951年退役。1960年死于雅典。——中译者注







[70] ΡΑΝ(Ρωμυλία - Αυλών - Νήσοι)组织是康斯坦丁诺斯·文蒂里斯在纳粹德国占领希腊后成立的一个抵抗组织,名字源于希腊民族主义者企图将其纳入希腊版图的三块土地(东鲁米利亚[现属保加利亚]、发罗拉[现属阿尔巴尼亚]和多德卡尼斯群岛[现属希腊])。——中译者注







[71] 德拉戈柳布·米哈伊洛维奇(Драгољуб Михаиловић,1893年4月27日——1946年7月17日),生于塞尔维亚伊万尼察,7岁时失去父母,由叔父抚养长大。1910年考入军校,参加过两次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曾任驻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武官,1935年晋升为上校。纳粹德国入侵南斯拉夫时任南斯拉夫陆军第2集团军副参谋长。所部被击溃后,于1941年6月建立了武装组织“切特尼克”(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Četnici,Четници),在反抗侵略军的同时,还企图建立“大塞尔维亚”。1942年1月11日被南斯拉夫流亡政府任命为陆海空军部长,同年6月10日被正式任命为南斯拉夫本土军队总参谋长。切特尼克在同侵略军作战时十分消极,却积极同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争夺地盘。从1942年开始,切特尼克逐渐与侵略军及塞尔维亚傀儡政府同流合污,并积极配合德意侵略军进攻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1943年年底,切特尼克更是与德国侵略军达成了停战的密约,专心进攻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1944年9月,米哈伊洛维奇被流亡政府正式免去陆海空军部长与总参谋长的职务。1946年3月13日被抓获,1947年7月17日被人民法庭判处死刑。——中译者注







[72] 1940年7月22日,英国成立了特种作战处(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专门负责在被轴心国占领的欧洲进行间谍、侦察与破坏活动。1946年1月15日撤销。——中译者注







[73] 艾德蒙·查尔斯·沃尔夫·麦尔斯(Edmund Charles Wolf Myers,1906—1997),英国军官,从1942年10月至1944年初负责领导特种作战处在希腊的行动。——中译者注







[74] 艾·麦尔斯,《大困境》(The Great Entanglement),第189页。——原注







[75] 斯蒂法诺斯·萨拉菲斯(Στέφανος Σαράφης,拉丁化转写:Stefanos Sarafis,1890年10月23日——1957年5月31日),生于特里卡拉,曾在雅典大学学习法学。在巴尔干战争期间参军,1913年晋升为中尉。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积极参加了维尼泽洛斯派的多次军事密谋。纳粹德国占领希腊后,开始参加抵抗运动,1943年4月参加希腊人民解放军,同年5月出任希腊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民族解放阵线在“ 十二月事件”中失败后,被流放到塞里福斯岛。1946年获释。在1956年大选中作为民主左派联盟(Ενιαία Δημοκρατική Αριστερά)的候选人参选,并成功当选议员。1957年因车祸逝世。——中译者注







[76] 约阿尼斯·拉利斯(Ιωάννης Ράλλης,拉丁化转写:Ioannis Rallis,1878—1946),生于希腊一个历史悠久的政治家族。曾在雅典大学学习法律。毕业后当了律师。从1905到1936年连续当选议员,其间曾任海军大臣、经济大臣与外交大臣等职务。纳粹德国占领希腊后,卖身投靠侵略者,并于1943年8月7日出任傀儡政府总理。希腊解放后被判处终身监禁,1946年死于狱中。——中译者注







[77] 安·凯德洛斯(前引书,第199页)写道,在约阿尼斯·拉利斯上台时,德国警方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他被认为是潘加洛斯的心腹,而潘加洛斯支持英国。”凯德洛斯还指出,帕帕戈斯将军与拉利斯都同半法西斯军事团伙有联系:

“所有这些人和组织,都在一定程度上受着国王的秘密顾问的指导,这个秘密顾问就是雅典大主教赫里桑索斯。”(第179页)——原注




塞奥多洛斯·潘加洛斯(Θεόδωρος Πάγκαλος,拉丁化转写:Theodoros Pangalos,1878—1952),希腊将军,曾于1922年9月参与推翻国王康斯坦丁一世,建立希腊第二共和国,又在1925年6月发动政变,成为独裁者,1926年8月被推翻。在纳粹德国占领希腊期间曾同傀儡政府合作,希腊解放后曾因此受审,但被判无罪。1952年死于雅典。——中译者注




亚历山大洛斯·帕帕戈斯(Αλέξανδρος Παπάγος,拉丁化转写:Alexandros Papagos,1883—1955),希腊参战时任希腊军队总司令,希腊投降后退隐,1943年7月被德军扣为人质,1945年4月底被运往达豪集中营,同年5月获救。返回希腊后重新参加陆军,1949年1月再次被任命为总司令,镇压了希腊民主军,为此被晋升为元帅。1951年5月退役。1952年11月—1955年10月出任首相。——中译者注




雅典大主教赫里桑索斯(Χρύσανθος,拉丁化转写:Chrysanthus,1881—1949),俗家名哈里劳斯·菲利皮迪斯(Χαρίλαος Φιλιππίδης),1938年出任雅典与全希腊大主教,纳粹德国占领希腊后,拒绝同侵略军合作,并辞去大主教的职务。——中译者注







[78] 1943年,约阿尼斯·拉利斯出任希腊傀儡政府总理后,为了同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作战,组建了“保安营”(Τάγματα Ασφαλείας)。傀儡政府前后一共组建了31个营,兵力约为22000人,成员主要是旧军官、地主、极右激进分子与社会游民。希腊解放后,保安营的成员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惩处,反而被资产阶级政府继续留用,用来对付希腊共产党领导的左翼力量。——中译者注







[79] 斯维托扎尔·弗克马诺维奇—腾波(Svetozar Vukmanovic-Tempo),《希腊人民解放斗争失败的经过及原因》(How and Why the People's Liberation Struggle of Greece Met With Defeat),伦敦,1985年,转引自凯德洛斯,前引书,第409页。——原注







[80] 多米尼克·尤德斯(Dominique Eudes),《游击队长》(The Kapetanios),新左派书屋(New Left Books),1972年,第75页。——原注







[81] 法文原文中,该组织的名称为“反法西斯军事组织”(Organisation militaire antifasciste/Αντιφασιστική Στρατιωτική Οργάνωση),但在英译文中却叫“军事解放组织”(Military Organisation for Liberation/Απελευθερωτικη Στρατιοτικι Οργανωσης),这里暂且参照法文原文译为“反法西斯军事组织”。——中译者注







[82] 1944年3月10日,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了自己的临时政府“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Πολιτική Επιτροπή Εθνικής Απελευθέρωσης,ΠΕΕΑ),通称“山区政府”(Κυβέρνηση του Βουνού),同年10月9日解散。——中译者注







[83] 雷吉诺尔德·利帕(Reginald Leeper,1888年3月25日——1968年2月2日),英国外交官,1943年任英国驻希腊流亡政府大使,希腊流亡政府于1944年10月回国后,继续担任驻希腊大使,1946年改任驻阿根廷大使。——中译者注







[84] 温·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The Second World War),第5卷,伦敦,第479页。丘吉尔的记载清楚地表明,他对兵变有多么恐惧,他是多么渴望把兵变镇压下去。——原注







[85] 安德鲁·布朗·坎宁安(Andrew Browne Cunningham,1883年1月7日——1963年6月12日),英国海军将领,时任第一海务大臣兼海军参谋长。——中译者注







[86] 佩特洛斯·弗尔加里斯(Πέτρος Βούλγαρης,拉丁化转写:Petros Voulgaris,1884年9月13日——1957年11月26日),生于许德拉岛,1899年考入希腊海军学院,1903年获海军少尉军衔。曾任驱逐舰舰长、海军航空兵司令、潜艇部队司令等职务。1935年11月以海军少将的军衔退役。1943年5月投靠希腊流亡政府,出任航空大臣,1944年4月去职。流亡中东的希腊军队发生兵变后,出任舰队司令,镇压了兵变。希腊流亡政府回国后,于1944年10月出任海军参谋长。1945年4月—10月任总理。1957年死于雅典。——中译者注







[87] 伯纳德·查尔斯·托尔弗·佩吉特(Bernard Charles Tolver Paget,1887年9月15日——1961年2月16日),英国陆军将领,时任地中海战区总司令。——中译者注







[88] 流亡政府公布的官方数据为10000人。——原注







[89] 格奥尔基奥斯·帕潘德里欧(Γεώργιος Παπανδρέου,拉丁化转写:Georgios Papandreou,1888年2月13日——1968年11月1日),希腊政治家,曾于1944年4月—1945年1月、1963年11月—12月、1964年2月—7月三次出任希腊首相。——中译者注







[90] 格里高利·米哈伊洛维奇·波波夫(Григо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Попов,1913—1980),1931年参加红军,1937年参加联共(布),1944年作为苏联政府的正式代表出使希腊,1945年回国后在总参谋部军事情报总局工作。1980年在莫斯科逝世。——中译者注







[91] 罗纳德·麦肯齐·斯科比(Ronald MacKenzie Scobie,1893年6月8日——1969年2月23日),英国陆军将领,时任陆军第3军军长兼驻希腊英军司令。——中译者注







[92] 1944年12月19日,丘吉尔在下议院发表讲话时,为了给他使用“托洛茨基主义”这个字眼一事辩护,说了这样的话:




“我认为,用‘托洛茨基主义’来描述希腊共产主义运动和其它一些宗派,要比通常使用的那个词汇更好。而且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俄国同样痛恨‘托洛茨基主义’。”



议员对此报以“持续不断的笑声”。12月13日,丘吉尔要求共产党议员威廉·加拉彻(William Gallacher)不要对希腊局势过于激动,否则就会被打成托派。——原注




有意思的是,据丘吉尔记载,可以说是在英国当局授意下被任命为摄政的大主教达马斯基诺斯

“十分惧怕共产党(或者像他所称呼的:‘托洛茨基派’)跟希腊事务纠缠在一起”(温·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6卷,伦敦,1954年,第272页)。




据丘吉尔记载,美国传媒界和美国国务院,还有英国的《泰晤士报》(The Times)和《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都对英军在雅典的大屠杀进行了广泛而强烈的批评,但他又写道:




“然而,斯大林却严格遵守我们在十月达成的协议。就在我们在雅典街头同共产党战斗的几周里,《真理报》或《消息报》却对此一言不发。”(同上,第255页)——编注



达马斯基诺斯大主教(Αρχιεπίσκοπος Δαμασκηνός,1891—1949),俗家名迪米特里奥斯·帕潘德里欧(Δημήτριος Παπανδρέου),与著名的帕潘德里欧政治家族并无亲戚关系。纳粹德国占领希腊后,担任雅典大主教。希腊解放后,在英国的策划下出任摄政,乔治二世回国后卸任。——中译者注







[93] 十二月事件后,资产阶级政府与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于1945年2月2日在雅典附近的瓦尔基扎举行谈判,最后于2月12月签订了《瓦尔基扎协定》,这个协定规定:民族解放阵线与希腊人民解放军必须交出全部武器装备,资产阶级政府则许诺在一年内举行全民公决,决定国家的基本大法,并建立一支政治中立的国民军。——中译者注







[94] 《激进报》(Ριζοσπάστης)是希腊共产党的机关报,1916年创刊。——中译者注


[95] 潘特利斯·普利奥普洛斯(Παντελής Πουλιόπουλος,拉丁化转写:Pantelis Pouliopoulos,1900年3月10日——1943年6月6日),生于底比斯,1919年考入雅典大学法学院,同年参加希腊社会主义工人党。1920年被强征入伍,1922年因进行反战宣传而被捕,希土战争结束时获释。1923—1925年活跃于退伍军人运动,并于1924年当选为泛希腊退伍军人协会主席。1924年代表希共出席共产国际五大,回国后担任希共总书记。1925年8月,因“叛国”而受审,1926年2月虽免于坐牢,但被流放到岛上。1926年8月获释。同年9月再次当选总书记,但他拒绝接受。1927年6月发表《致希共的公开信》,建立了左翼反对派组织,并因此在年底被开除出党。此后投身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34年参与创立希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者组织。1938年推动了希腊托派组织的统一工作。同年8月被捕入狱,1943年被意大利侵略军杀害。——中译者注







[96] 瓦西里斯·巴尔齐奥塔斯(Βασίλης Μπαρτζιώτας,拉丁化转写:Vassilis Bartziotas,1909—1994),生于拉里萨,曾在雅典大学学习经济。1924年参加希腊共产主义青年团(Ομοσπονδία Κομμουνιστικών Νεολαιών Ελλάδας),1935年出席青年共产国际六大,1936年担任共青团书记,1937年被捕,1943年春被希腊人民解放军解救。希腊内战爆发后,任临时民主政府财政部长与希腊民主军总司令部政治委员,希共在内战中失败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97] 勒内·达齐(René Dazy),《枪毙这些疯狗:对托派的大屠杀》(Fusillez Ces Chiens Enragés: Le Génocide Des Trotskistes),第266页。——原注







[98] 十二月事件(Δεκεμβριανά),即上文所述的共产党武装在雅典同政府军及右翼军事组织发生的长达33天(1944年12月3日——1945年1月11日)的武装冲突。——中译者注







[99] 米歇尔·帕布洛(Michel Pablo,1911年8月24日——1996年2月17日),本名米哈利斯·N·拉普蒂斯(Μιχάλης Ν. Ράπτης),生于埃及亚历山大港,父亲是希腊犹太人,母亲是埃及人。毕业于国立雅典理工大学,二十年代末开始参加革命运动,1934年参与创立希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者组织(Οργάνωση Κομμουνιστών Διεθνιστών Ελλάδας),1936年希腊发生军事政变后被捕,获释后流亡法国,并参加了第四国际成立大会。1942年进入第四国际欧洲书记处工作。1944年担任欧洲书记处组织书记,负责第四国际欧洲组织的重建工作。1945年至1960年任第四国际书记。五十年代初,帕布洛的一系列政策(比如“长期打入主义”[deep entryism])引发了激烈的争议,导致了以法国和英国支部为首的部分支部脱离国际书记处,另立国际委员会。1963年,国际书记处与国际委员会部分支部重新合并为统一书记处后,帕布洛于1964年脱离了统一书记处,试图重建以他为首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但都不成气候。希腊军政府垮台后返回希腊,并在1981年担任帕潘德里欧的特别顾问。1996年死于雅典。——中译者注







[100] M·斯佩洛(M.Spero),《希腊革命》(La Révolution grecque),法文版《第四国际》(Quatrième Internationale),第14—15期合刊,1945年1月—2月。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国际内部公报》(International Internal Bulletin)专刊(1945年1月)并没有提到在希腊有托派组织存在。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机关刊物《第四国际》英文版(1945年2月)收录了一份档案《希腊内战》(Civil War In Greece),还有一份以“希腊托洛茨基主义运动”(Trotskyism in Greece)开头的电报,但它讲得很空泛:




“希腊人民解放军的战士在不屈的斗争中体现出了革命的本能,展现出了强大的斗争能力与英勇的牺牲精神——只有在这层意义上,可以说它是‘托派’。但它的纲领与领导层根本不符合托洛茨基主义。”



电报接下来写道:“托洛茨基主义者将与群众打成一片,积极参加群众斗争。”然后它又说,在斯大林党的白色恐怖下,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做到这一点。法文版《第四国际》(第22—24期合刊,1945年9月—11月)收录了一个题为《希腊》的声明,号召大家揭露希腊斯大林党对革命斗士的屠杀,然后列出了一些受害者的名字。英文版《第四国际》(1945年10月,第319页)在《第四国际内部》(Inside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专栏上报道了这样的情况:




“希腊唯一的革命党——国际主义共产党(第四国际)的报纸仍是非法的。它的党员正在同时遭受着政府与斯大林党的迫害与追捕,还经常被杀害。”



其实,国际书记处与希腊托派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1946年11月25日,米歇尔·帕布洛以“皮拉尔”(Pilar)为笔名,给希腊支部写了一封信,里面写道: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逐字逐句地照搬国际的每一个政治决议。但是,在各种重要问题上采取完全相反的路线,也是不正确的,而你们在对待民族解放阵线与希腊人民解放军的运动,以及对待1944年十二月事件时,恰恰采取了这样的态度。“



1946年7月,希腊托派举行统一大会,将几个托派组织合并为希腊国际主义共产党,法文版《第四国际》(1946年10月—11月)报道了这次大会的消息,并发表了大会的宣言:




“尽管希腊共产党发表了各种民族主义的声明,尽管它采取了妥协与阶级合作的政策,但是,它把各种由历史推动的力量——归根结底,它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集结了起来。“



罗多尔夫·普拉格指出,希腊托派“总体上是看不起民族抵抗运动的”,它对抵抗运动态度冷淡,在希腊内战期间,“对双方采取同样敌视”的中立立场:




“尽管(民族抵抗运动)是由资产阶级和斯大林党领导的,但是,这个具有革命力量的群众运动,蕴含着强烈的反帝国主义与反资本主义的性质,而(希腊托派)却未能认清这两种性质,这是他们的重大错误。他们没有正确理解这一现实,结果,他们对十二月事件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以为它仅仅是英帝国主义与苏联官僚及其支持者的冲突。“(罗·普拉格,《第四国际历次代表大会》[Les congres de la Quatrième Internationale],第2卷,第348—349页;另请参阅罗·普拉格,《二战期间的第四国际》[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革命史》,第1卷,第3期,1988年秋季,第33页)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们在国际书记处的档案库里找到了格奥尔基奥斯·维佐里斯(Γεώργιος Βιτσώρης)的一封信,他在这封信中批评了统一大会的宣言,因为宣言里没有提出“撤出英军”的口号,他还认为,托派一直遭到斯大林党的屠杀,而统一大会宣言却对此不置一词,这是“不可接受的”。——原注




《二战期间的第四国际》可在此处阅读:

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revhist/backiss/vol1/no3/prager.html ——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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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莫里斯·多列斯(Maurice Thorez,1900年4月28日——1964年7月11日),生于加来海峡省,12岁开始当矿工。1919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20年参与创建法国共产党。1930年至1964年任法共总书记。——中译者注


[102] 帕尔米洛·托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1893年3月26日——1964年8月21日),生于热那亚,1914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1921年参与创建意大利共产党,1927年至1934年、1938年至1964年担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垮台后,曾于1944年至1945年任副总理,1945年至1946年任司法部长。——中译者注


[103] 安·凯德洛斯,前引书,第512页。——原注


[104] 罗多尔夫·普拉格(Rodolphe Prager,1918年3月31日——2002年3月9日),生于德国柏林,1929年随父母移居法国,13岁时开始当工人。1932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1935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左翼派别“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左派”(Gauche Bolshevik- Leniniste),1936年参加托派青年组织“革命社会主义青年团”(Jeunesses socialistes révolutionaires),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37年参加国际主义共产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又参与成立了国际主义共产主义青年团(Jeunesses Communistes Internationalistes)。二战期间,积极参加了地下抵抗运动,并参加了统一法国托派的工作,在1944年2月的统一大会上当选为新的国际主义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战后被法国政府剥夺国籍,被迫离开法国。1955年返回法国。1963年打入统一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 unifié),1969年被统一社会党开除后,参加了创立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Ligue communiste révolutionnaire)的工作。——中译者注


[105] 罗·普拉格,前引书,第2页。——原注

此书英文版并未收录这个序言。——编注


[106] 列·达托洛茨基,《波拿巴主义、法西斯主义与大战》,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第414页。——原注


[107] 同上,第413页。——原注


[108] 普拉格,前引书,第13—14页。——原注


[109] 此《真理报》(La Vérité)非彼《真理报》(Правда),它原是法国左翼反对派的机关报,1929年8月15日发行第1期,1936年1月发行第255期后停刊。1938年10月至1939年8月,国际主义共产党也发行了自己的《真理报》。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第四国际委员会在1940年8月30日秘密发行了第1期《真理报》,这是法国抵抗运动的第一份报纸。《真理报》相继成为了国际主义工人党与国际主义共产党的机关报。除了注释92之外,本文中的“《真理报》”均为法国托派的《真理报》。——中译者注


[110] 1936年3月,以雷蒙·莫利尼耶(Raymond Molinier,1904—1994)和皮埃尔·弗朗克(Pierre Frank,1905—1984)为首的一部分法国托派成立了国际主义共产党(Parti communiste internationaliste,PCI),但它并没有被第四国际接纳为法国支部。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国际主义共产党在1942年1月进行改组,并发行理论刊物《唯一的道路》(La Seule Voie)。1943年2月,“唯一的道路”团体改名为“国际主义共产主义者委员会”(Comité communiste internationaliste,CCI)。1944年3月,它与其他几个法国托派组织合并为新的国际主义共产党。——中译者注


[111] 马塞尔·伊克(Marcel Hic,1915年4月30日——1944年12月28日),1933年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Ligue communiste,国际左翼反对派法国支部),1934年执行“打入主义”政策,打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并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塞纳联合会重要组织者之一,1936年被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开除后,参与创立国际主义工人党。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后,参与成立第四国际委员会,并在1942年1月建立了欧洲书记处,担任欧洲书记处书记,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领导托派的斗争。1943年10月被盖世太保逮捕,在集中营遇难。——中译者注


[112] 1936年6月,法国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浪潮,强烈地动摇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出现了革命形势,但由于两个主要的工人政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与法国共产党)的阻挠和破坏,它未能发展成为真正的革命。——中译者注


[113] 普拉格,前引书,第12页。——原注


[114] 普拉格,前引书,第221—223页。——原注


[115] 詹·帕·坎农,《法庭上的社会主义》,纽约,1970年,第167页。——原注


[116] 让·路易·马克西姆·范·海耶诺特(Jean Louis Maxime Van Heijenoort,1912年7月23日——1986年3月29日),生于法国瓦兹省克雷伊镇,父亲是荷兰移民。自幼天资聪颖,精通多门语言。1932年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国际左翼反对派法国支部),同年10月开始担任托洛茨基的私人秘书兼卫士。1939年11月前往纽约,为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四国际美国支部)工作。1940年至1945年担任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书记,1947年被社会主义工人党开除出党,1948年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此后在大学里潜心研究数学。1987年在墨西哥城逝世。——中译者注


[117] 范·海耶诺特的其中一篇文章发表于《第四国际》英文版1942年9月号和11月号,在10月号上还附有编辑的注释,说明这是一篇“讨论文章”。在一篇日期为1941年6月、题为《欧洲走向何方?》(Where is Europe Going?)的文章中,范·海耶诺特指出,工人阶级将领导反抗希特勒占领军的斗争。他还强调指出了“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其实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辩证关系,但他又批评了那种认为“社会解放”会从民族解放运动中出现的幻想。这篇文章发表在1942年10月号的《真理报》上。他写道:

“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不是去进行他们喜欢的某种斗争形式,而是去加深、扩大,去系统地运用抵抗斗争的一切表现形式,把它们组织起来,为它们开启广阔的前景。”

这篇文章似乎是用来批评欧洲的“修正主义者”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的。1942年的那篇文章更像是批判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立场的。他在1944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强调指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教导之一”,便是它看不起那种只谈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宣传,它“能够感受到群众的雄心壮志,并充分利用群众的进步方面”,它知道“如何组织活动,使群众摆脱保守政党及领袖的影响”。在这次讨论中,许多原始文件都是讨论“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Internationale Kommunisten Deutschlands,IKD)的《三个提纲》以及它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的。在其它分歧后面,隐含着公开的修正主义,但本文不谈这个问题。总之,普拉格编纂的《第四国际历次代表大会》第2卷收录了这些重要文件。——原注


[118] 让·鲁(Jean Rous,1908年11月24日——1985年2月21日),1928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34年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第四国际法国支部的前身),同年八月随共产主义者同盟打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35年被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开除。1936年参与创立国际主义工人党。1939年初率领国际主义工人党少数派打入工农社会党。二战期间积极组织地下抵抗运动,并逐步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44年重新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中译者注


[119] 1940年9月,以让·鲁为首的一批左翼分子成立了民族革命运动(Mouvement national révolutionnaire,MNR),并发行地下报纸《法国革命》。1941年6月,该组织的领导人大部分被捕后,该组织便瓦解了。——中译者注


[120] 请参阅《法国革命》(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1940年(法文原文与英译文均如此,疑为“1941年”之误——中译者注)第1期;另请参阅J·拉波(J.Rabaut),《一切皆有可能》(Tout est Possible),第343—344页和让—保尔·茹贝尔,《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革命派》(Révolutionaires de la S.F.I.O.),第224—226页,两人都对此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原注


[121] 普拉格,前引书,第92—101页;M·德雷福斯(M.Dreyfus),《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托派》(Les Trotskystes pendant la Deuxième Guerre Mondiale),《社会运动》(Le Mouvement Sociale),第20—22页。——原注

[122] 阿尔本·阿布拉莫维奇·达夫季扬(Арбен Абрамович Давтян,1895—1944),化名“塔洛夫”(Таров),亚美尼亚革命家,1912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内战期间曾在高加索地区担任红军政委,二十年代参加左翼反对派,1927年被开除出党,1931年被捕,被判处三年徒刑,1934年逃往波斯,1937年抵达法国。纳粹德国占领法国期间,化名“阿尔梅纳克·马努基扬”(Armenak Manoukian),于1943年7月参加了自由射手游击队—移民部队(Francs-tireurs et partisans - Main-d'œuvre immigrée,FTP-MOI),并参加“马努基扬小组”,1943年11月被维希政权警察逮捕,1944年2月21日与21名战友一同就义。

布鲁埃这里弄错了,马努基扬小组得名于它的领导人之一、亚美尼亚移民米萨克·马努基扬(Missak Manouchian,1906—1944),他与达夫季扬一同就义。——中译者注


[123] 皮·布鲁埃,《陈独秀与第四国际(1938—1942)》(Chen Duxiu and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1938-42),《革命史》,第2卷,第4期,1990年春季,第16—21页。——原注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broue/1983/09/chenduxiu.htm ——中译者注


[124] 1937年,陈独秀出狱后,曾试图争取陆军第179师师长何基沣,打算通过何基沣的关系,进行实际的抗日武装斗争。但是,可能是因为走漏了风声,何基沣很快就被免去了师长的职务,这一打算也就化为泡影。详情请参阅王凡西,《双山回忆录》,《抗战初期的陈独秀》一章(《双山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212—238页)。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 ... ong-1957book-10.htm


在陈独秀与何基沣的谈话中,“一个中心思想被确定下来,就是:以有限度的土地改革来发动群众,借此增强军队力量,谋取抗日的胜利。”陈独秀认为:“……我们在现存军队中的首要工作是兵士群众的教育,以及竭力造成群众的革命环境,即在辖区内尽可能发动土地改革运动,以便使军队同时革命化。……”(《双山回忆录》,第219页,第220页)不难发现,这与中共在抗战中的实际路线相差不大,假如中国托派能够认真执行这一路线,那他们很有可能不会陷于消极无为的境地,而会取得重大发展,从而对中国革命日后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王凡西后来也对中国托派没有在抗战期间积极参加抗日武装斗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同上,第221页;另请参阅《论中国第三次革命中斯大林派胜利与托派失败的原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 ... inese-wong-1974.htm]与《必须从中国T派的失败中吸取教训》[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 ... inese-wong-1973.htm])。然而我们不应过分苛责我们的前辈。——中译者注


[125] 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的这个决议发表于法文版《第四国际》第11、12、13期合刊(1944年9月—11月),题为《欧洲革命的前景与任务》,它前面加了一个说明,强调指出“这个决议的主旨与1944年2月的欧洲会议决议的主旨显然是一致的”。——原注


[126] 意大利抵抗运动在解放区成立了许多“游击队共和国”(Repubbliche partigiane),它们成了事实上的“第二政权”。——中译者注


[127] 塞尔日·郎贝尔(Serge Lambert),《革命传统与“新”意共(1942—1945)》(Tradition Révolutionaire et ‘Parti Nouveau’ Communiste en Italie, 1942-45),政治学论文,格勒诺布尔,1985年。——原注


[128] 1944年2月10日,地下发行的《真理报》发表了头版头条文章《红军的旗帜将与我们的红旗汇合在一起》(Les Drapeaux de l'Armée rouge se joindront à nos drapeaux rouges),菲利克斯·莫洛在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内部公报》(Internal Bulletin)(第8卷,第8期)上引用了这篇文章,还提到印度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党(Bolshevik-Leninists Party)、比利时的《列宁的道路》、智利的“战士派”(El Militante)等团体都采取了相似的立场。当然,它们虽然做出了同样的反应,但这并不表示它们都同意这个原则。这或许也体现出了它们受到的保守反应或强大压力。——原注

菲利克斯·莫洛(Felix Morrow,1906年6月3日——1988年5月28日),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早期领袖之一,1931年参加美国共产党,1933年参加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1940年社会主义工人党分裂后追随沙赫特曼少数派,1946年被开除出党,后脱离左翼运动。

印度、锡兰与缅甸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党(Bolshevik–Leninist Party of India, Ceylon and Burma)是第四国际印度支部,成立于1942年。

此处提到的这个比利时团体在英文版中为“列宁之声”(La Voix de Lenin),但在法文原文中又是“列宁的道路”(La voie de Lénine),暂且参照法文原文翻译。《列宁的道路》是第四国际比利时支部——革命共产党(Parti Communiste Révolutionnaire)的机关报。——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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