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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

以真名称呼实物[1]

(1931年4月12日)


亲爱的同志们:


    欣闻共产主义左翼反对派已经开始发行自己的理论刊物《共产主义》(Comunismo),我长久以来的期待终于成真了。我坚信这份刊物将会大受欢迎。西班牙正在经历革命时期。在这个时期,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智慧被唤醒了,他们正在饥渴地寻找各种问题的答案,他们对待问题的态度不是浮光掠影的,而是要彻底探个究竟。具有历史进步性的阶级,在革命时期总是对理论求知若渴的。


    除了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理论能够解答西班牙共产主义者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我们还要斩钉截铁地指出:在目前,除了左翼反对派,没有任何组织能够就革命的条件、革命的驱动力、革命的前景与目标等问题,向西班牙工人做出真实可信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鉴于中派把持着共产国际,让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服从于特权官僚的利益与需要,禁止对任何问题进行批判性的讨论,严重妨害了无产阶级革命,左翼反对派就要提出,把“以真名称呼实物”作为自己的目标。清晰、明确而精准的理论,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诚实,能使一个革命的派别战无不胜。祝愿《共产主义》在这面旗帜下茁壮成长!


    我保证会全力支持你们,首先要最勤奋地同你们合作。我还要介绍全世界的志同道合者一同与你们合作。我前几天刚刚起草了一篇关于苏联的宣言,我马上就把草案寄给你们。苏联和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都应该关注西班牙革命的各种问题,我希望西班牙共运的先进分子也能同样关注世上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国内问题。


    《共产主义》万岁!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万岁!革命的西班牙无产阶级万岁!—————————————————————————————————————————
[1]原文为“to say what is”,直译为“一个东西是什么,就要说它是什么”,中译者原本打算译为“实事求是”,但“实事求是”的英文标准译法为“seek truth from facts”,与“to say what is”有着微妙的区别,所以中译者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并按照王凡西同志的译法,译为“以真名称呼实物”。——中译者注

[ 本帖最后由 龚义哲 于 2017-9-11 10:14 编辑 ]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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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这个词已经被中国改开实践赋予了太多的实用主义含义。这个词不用为好。

不仅是翻译,写文章也最好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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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领导层危机

(1931年11月26日)

1、西班牙革命为无产阶级直接夺取政权创造了一般的政治前提。西班牙无产阶级的工团主义传统,现已暴露出它是阻碍革命发展的最大障碍。


事态的发展令共产国际措手不及。西共在革命开始时毫无作为,它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采取了错误的立场。西班牙的经验表明——让我们再回忆一遍——共产国际目前的领导层对于搅乱先进工人的革命意识,起着多么可怕的作用!无产阶级先锋队远远落后于事态发展;工人群众的斗争虽然英勇,却未能在政治上统一起来;无政府工团主义与社会民主党目前的相互勾结——正是有了这些基本的政治条件,加上社会民主党的协助,资产阶级共和派才能建立镇压机关,不断地打击起义群众,把相当大的政治权力集中在政府手中。


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在同革命群众斗争时,法西斯主义并不是它唯一的手段。西班牙的现行体制最符合“克伦斯基制度”(Kerenskiad)的概念,即资产阶级在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能建立起来的最后一个(或倒数第二个)左派政府。但是,这种政府并不一定是软弱无力的。在缺乏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党的情况下,对资产阶级而言,实行一些半改良措施,叫嚷几句左的口号,做出一些偏左的姿态,同时进行报复,要比法西斯主义更有效。


不用说,西班牙革命还没有结束。它还没有解决最基本的任务(土地、教会、民族等问题),人民群众的革命潜力还远远没有耗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力不从心,再不能带来更多的成果了。至于无产阶级革命,目前的西班牙还处于“前革命”形势,但绝不会比这更多。西班牙革命攻势的进程,很可能多多少少具有持久战的性质。照这样来看,可以说历史进程仍像过去一样,给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开启了一扇门[1]


摘自先锋出版社(PioneerPublishers)在1932年初出版的小册子《德国,国际局势的关键》[2],由莫里斯·卢伊特从俄语译为英语,全文收录于《德国的反法西斯斗争》。


[1]  原文直译为“开了一个新的赊购账户”。——中译者注


[2]  《德国,国际局势的关键》(Germany,The Key to theInternational Situation)全文可在此阅读: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ia-chinese-trotsky-19311126.htm——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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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西班牙支部的工作

(1931年12月22日)



7、西班牙支部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建立了一些联系,使它有望获得新的成就。但是,与西班牙群众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相比,西班牙左翼反对派所取得的成就显然还是太小。但这主要是因为西班牙支部在革命前尚未存在的缘故。它是在炽烈的事变中成立的,在这个过程中,时间会在各种事先就能看出不会有结果的试验(比如说加泰罗尼亚的试验)中白白浪费掉。


在革命开始时,尽管西班牙的形势极为有利,我们的西班牙同志却直到不久之前,才创办了一份周报,这表明了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的极度虚弱。国外的援助杯水车薪且姗姗来迟。巴塞罗那的《苏维埃》已被停刊。必须指出,对于《苏维埃》的停刊,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给出的理由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西班牙同志不肯坦率承认:“我们力量太弱,我们没有办法,请帮帮我们!”却声称停刊是因为他们不愿向审查制度屈服。当革命者无法撼动审查制度时,他们必须一面顺应审查,让自己的刊物合法出版;另一面要出版地下刊物,把要说的话说出来。但是,以审查制度和革命尊严为借口,对现实问题闭口不谈,这是给自己涂脂抹粉,而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策略。


西班牙革命现已进入了缓和期,接下来,资产阶级就要跟无产阶级一决胜负了。这个时期会持续多久,还不能预料。无论如何,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现在已经得到了机遇,可以开展更为系统、计划性更强的准备工作。必须抓紧时间培养干部,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在这方面,理论月刊《共产主义》是最重要的武器之一。为了进行内部讨论,必须创办一份严肃的公报。对干部的教育不能仅限于国内问题。如果说,在在过去一年里,西班牙同志对国际问题关注得太少,那主要是因为左翼反对派的幼稚及革命形势的纷乱。这无疑就是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很少涉足国际问题的原因;这并不是一个吉兆。


本文摘自《致各国支部的一封信》(A Letter to theNational Sections),原文发表于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在1932年出版的一期没有编号、没有标注日期的内部公报,该信的其它部分发表于1932年2月13日的《战士报》。全文收录于《托洛茨基文集(1930—1931)》,第422—432页。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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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西班牙左翼反对派代表会议

(1932年3月7日)


亲爱的同志们:



西班牙左翼反对派正在召开代表会议,这本身就是一个无可否认的成就,我特此向你们致以真诚的祝贺。



在代表会议召开前,由于条件所限,你们无法及时发表各项决议的草案,外国同志也无法参加讨论,这令我感到非常遗憾。由于这个原因,我不能对你们正在讨论的各个问题提出更为具体的意见,只能提出一些简短的看法。这些看法都是很基础的东西,很有可能显得多余。果真如此的话,我会感到十分欣慰。



首先,在我看来,各地区提交的报告应当讲明:在西班牙工人阶级的真实行动与斗争中,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参加了哪些部分?这是核心问题。工人阶级不会接受一个置身于具体运动之外、事后才放马后炮的政治团体,革命时期更是如此。我始终坚信,各地的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都参加了所有的群众运动,即使他们认为这些运动跟自己的目标并不一致。革命者不能自居运动之外,而要置身运动的最中心来进行批评。1905年1月9日,工人群众向沙皇请愿,布尔什维克也参加了游行,带头宣传建立共和国,成效非常大



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我相信我们丝毫没有分歧。不过,我还是要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其它国家的经验表明:某些孤立的分子正打算挂靠左翼反对派,以“马克思主义批判”为名,行逃避革命斗争之实。在这些先生看来,革命运动永远“不够觉悟”、“不够成熟”、“不够崇高”,不能让他们走出书斋,同工人一起走上街头。时机一到,我们就要把那些在斗争的紧要关头固步自封、不肯行动的人从组织中清除出去。



所以,我才会建议各地区的报告要讲明直接参与了哪些斗争,这与反对派的重要工作密切相关。如果能就这个问题写出具体的报告,将会对我们的全部国际刊物非常有用。



还有一个问题,我希望你们能予以关注,它与我们的工作的国际性有关。



机会主义者——比如毛林和他在马德里的模仿者——的全部政策,都是按照各自的“特殊国情”来制定的。不去了解这些情况,自然愚不可及。但是,我们还应该学会如何在这些情况之下,找到国际发展的推动力,并了解各民族的“特殊情况”是怎样依赖于世界各大势力的相互作用的。以国际的眼光来看待各国国情,并解决民族问题,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巨大优势,也是左翼反对派的巨大优势。


为了使你们的工作始终符合整个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利益,你们必须密切关注其它国家的支部的工作,这是你们年轻的组织所肩负的特殊任务。在当代,没有国际性的准则、没有经常进行国际间的联系、没有对各国支部的工作进行监督,就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


德国是目前世界局势的关键。我相信,你们的代表会议会对德国革命的各种紧迫问题予以一切必要的关注。对于西班牙左翼反对派而言,这个问题同样具有不可估量的、直接的重要意义。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越是能够明确地在正式党和西班牙无产阶级面前提出和判定德国革命的各种问题,就越能够给予官僚中派主义以重大的打击,越快地获得西班牙先进工人的同情与支持。


我简短的意见就写到这里为止,热烈祝愿你们的会议取得成功。前进吧!前方还有着重大的任务和关键的斗争;祝愿你们的会议能锻造出这些斗争所必需的武器。


致以共产主义的问候

列·托洛茨基


本文发表于《共产主义左翼反对派国际公报》(InternationalBulletin of the Communist Left Opposition)英文版,第17期,1933年4月。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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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支部的国际关系

(1932年3月7日)


亲爱的同志们:


不久前,我从西班牙收到了一些信件和文件,我从中得知,西班牙同志与国际左翼反对派多数派之间存在着误会。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及时澄清误会,这样才能把那些暂时的、不重要的误会,同重大的、原则性的分歧区分开来。


拉克鲁瓦同志与宁同志曾围绕着一个纯粹的具体问题,与法国的莫利尼耶同志发生了争执。我过去认为、现在还是认为:拉克鲁瓦同志和宁同志完全不了解情况,他们在这些问题上对莫利尼耶同志做出的指责是错误的。我本人迅速出面澄清了这个误会。在此之后,既然这个偶然发生的问题并未牵涉到任何政治问题或原则问题,我就当它已经解决了。


拉克鲁瓦同志和宁同志对莫利尼耶同志有什么看法,是他们的私事,无需牵扯到这个问题上来。


因此,拉克鲁瓦同志的想法是错误的:他以为我和他的分歧,在于对莫利尼耶同志的看法。不,分歧(如果不是误会的话)在于:在一切有争议的问题上,西班牙左翼反对派与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换句话说,是对左翼反对派的各种原则问题与重大问题有分歧。我只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经验表明,在不同国家的左翼反对派队伍当中,都混进了一些与我们根本不是一条心的人。光是戈尔金[1]的例子就能表明,仅仅承认左翼反对派的基础原则,是远远不够的。每个组织、每个革命者都要在工作中接受检验,也就是说,要看看他们能不能落实自己的原则。因此,哪怕是很小的事情,都能让人们看清某个人、某个团体的真面目,因为一点微小的迹象,往往都能暴露出严重的弱点。


我举一个这方面的例子。你们都知道,在德国成立了一个左派社会党——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2]。它的领袖声称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与苏维埃制度。曾与我们站在一起的乌尔班斯[3]误以为它证明了这个新党的“共产主义”性质。社工党在自己的报纸上,把法帝国主义的臭名昭著的雇佣兵奥托·鲍威尔[4]和莱昂·布鲁姆[5]称作“同志”。有人可能会反驳说,比起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同志”这个称呼实在无足轻重。在我看来,社工党的领袖只是在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与苏维埃制度,而“莱昂·布鲁姆同志”这个平凡的称呼却彻底暴露了他们的真实想法。在政治活动中,需要懂得辨别这类蛛丝马迹,特别是那种将会发展成为重大事件并最终得到证实之前的那些迹象。


法国的罗斯默[6]、纳维尔[7]、热拉尔[8]等人,德国的兰道,比利时的奥维斯特莱顿[9]都曾赞同左翼反对派的全部“原则”。但他们的实践完全与左翼反对派背道而驰。罗斯默、纳维尔等人系统地反对左翼反对派的思想,反对左翼反对派靠拢党、工会和共产国际的每一次尝试,从而妨碍了左翼反对派的成功。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持续了超过一年半的时间。他们曾一面在各国支持各种与我们意见不同的分子,一面建立自己的派系,最终不可避免地与我们产生了矛盾,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同他们决裂了,尽管我曾与罗斯默十分亲密,过去十五年里我们一直是朋友。


西班牙左翼反对派是否了解我们同奥维斯特莱顿、乌尔班斯、兰道、罗斯默、纳维尔等人的斗争的具体经过?我这个问题,不光是针对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的领袖,也是针对整个组织而提出的。如果西班牙左翼反对派还不了解这个斗争,这会是一个严重的缺陷。要想培养出真正的革命者,就必须让青年共产主义者有机会了解西班牙支部及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其它支部在日常活动中是如何制定布尔什维克政策的。我们只有这样做,才能积累经验,树立并巩固革命意识。这正是我们力争建立的党内民主制度的最重要的意义。


西班牙左翼反对派是否了解这个国际思想斗争的具体过程?在提出这个问题时,我不得不提到一些细小的证据,在我看来,它们具有重大的征兆意义。当兰道脱离我们的队伍时,当罗斯默抛弃我们的组织时,你们的刊物《共产主义》却仍把他们称作撰稿人。这让我大吃一惊。要是法国或德国的左翼反对派报纸把戈尔金列为它们的撰稿人,你们会怎么想?这是对我们的西班牙朋友的冒犯。我问过拉克鲁瓦同志这个问题,他答复说这纯粹是技术性的误会。请相信我,我根本不打算夸大这个错误的重要性。但我不得不做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西班牙朋友对于国际左翼反对派的生活没有予以足够的关注。你们无疑都赞同“社会主义不能在一国范围内建成”的观点,同样地,马克思主义的政策也不能只在一国执行。


新出现的证据使我们有理由担心,这个问题要比一开始看上去的更加严重。这在国际书记处章程的问题上更为突出。这个问题不是昨天才刚刚出现的。它有很长的历史。无数的文件都与它有关,特别是我亲自写的那些。我不得不再问一次:西班牙同志是否了解这些文件?它们是否已被被译为西班牙语?


我确实曾与左翼反对派的一些同志见过面,他们对内部的思想斗争不屑一顾,说这些斗争“吹毛求疵,小题大做”。这些同志没有上过马克思和列宁的学校。要想使自己做好迎接重大斗争的准备,我们就必须学会在目前的一切原则问题上都要保持坚定的、不妥协的立场,哪怕这些问题现在只有次要意义。那些把原则性的斗争当成“小题大做”的同志,在被别人戳到痛处时,往往就会表现出真正的“小题大做”的本事。对原则问题缺乏关心,又对个人问题过于敏感,表明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只是出于偶然才加入了左翼反对派的行列。


毫无疑问,米尔同志就是这种人。由于其它国家缺少会说俄语的同志,俄国左翼反对派只好向会一点俄语的米尔同志求助,请他担任俄国支部驻国际书记处的非正式代表。米尔同志接受了邀请。我曾长期同他通信。我写给他的信足有一大捆。米尔同志的回信,全都暴露出他不仅缺乏最基本的革命训练,不了解组织的意义与重要性,而且不愿、也不能学习共产主义政策最基础的知识。米尔可以非常流利地背诵关于“一国社会主义”的套话,但在必须捍卫具体的政治路线时,他就会在某种难以捉摸的情绪下影响改变自己的方向。


在过去几个月当中,米尔同志参加了反对兰道、纳维尔及其领袖罗斯默的斗争。可以认为米尔了解这场斗争的意义——它使我们同一些团体和个人决裂了。但这并没有阻止米尔给罗斯默写信,提议双方结盟,一起反对法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层,反对俄国左翼反对派。认真地说,这就是一种叛卖行为。能够如此急剧地扭转自己的政治立场的人,不配被称作革命者。同志们,你们是否同意这一点?
为了节省时间,我用俄文写信给米尔同志,通过他同国际书记处联系。米尔同志系统地扣下了我的信,不让国际书记处得到那些不合他的心意的建议、评论和批评,却从我的信中摘出一些可以用来对付国际书记处的孤立段落,从而系统地误导了国际书记处。


俄国左翼反对派已经同米尔决裂。法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已经强烈谴责了他。德国左翼反对派认为他的行为是不可容忍的。比利时左翼反对派谴责了米尔,意大利左翼反对派通过苏佐[10]同志(国际书记处书记)谴责了米尔同志与罗斯默勾结的行径。西班牙左翼反对派是否了解这些情况?希望你们已经了解了。那么,西班牙左翼反对派中央委员会为什么要提名米尔为他们驻国际书记处的代表?
这是在向俄国、法国、比利时和其它国家的支部(它们的决议是刻不容缓的)进行敌对性的政治示威。显然,如果你们与我们有严重分歧,你们不仅有权利、更有义务通过言论和行动来表达分歧。在这个问题上,你们必须开诚布公。


你们对米尔同志的支持显然也是不可理喻的,理由如下:米尔同志从西班牙写来两封信,把左翼反对派和右翼反对派混同起来,从而误导了整个左翼反对派。这样的混淆简直可耻至极。我写信抗议后,米尔同志答复说,他被宁同志给误导了。换句话说,他承认自己根本没有对基本的政治问题作出判断的能力,难道不是吗?


我曾建议集体起草一份关于西班牙革命的国际宣言。尽管我一再坚持,米尔同志却根本没有在这个重要问题上出一丝力气,因为他的精力完全用在派别斗争,用在对左翼反对派最重要的一些支部搞阴谋诡计上面。这就是事实。


同志们,你们对左翼反对派的法国、俄国、德国、比利时和其它国家的支部明显缺乏信任,你们对此作何解释?对此你们一定有着深刻的原则立场。我上文已经解释了我们的原则性意见,而且这不是我第一次解释了。我现在怀着最大的兴趣和关心,等着你们的原则性意见。


我再提一件事。你们反对俄国左翼反对派的代表马尔金[11]同志参加国际书记处,理由是他属于莫利尼耶—弗朗克[12]派——马尔金同志与我同属一派;但我们在工作中与他们合作无间。你们为什么想让俄国左翼反对派在国际书记处中没有自己的代表?对此你们一定有着很严肃的理由。请作出解释。我们会全神贯注地等待你们的答复。
拉克鲁瓦同志在上一封信中,请求我不要纠缠莫利尼耶同志的问题——上文讲过,他曾与莫利尼耶同志有矛盾。我对此完全同意,而且我相信我们能够抛开那些并非原则性的、或不具备政治意义的微小的个人矛盾。


拉克鲁瓦同志在信中说,国际会议必将解决各种有争议的问题。说得很对。但在召开国际会议之前,首先要进行准备,要对所有支部的最重要的政治与组织分歧进行讨论。正因为这样,亲爱的同志们,我才给你们写这封信,而且我还要把这封信抄送各国支部的领导层。我坚信,我们能够齐心协力,消除误会,并找到共同的语言。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托洛茨基


这封信是写给西班牙左翼反对派中央委员会的,发表于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在1932年出版的一期没有期号、没有注明日期的内部公报。


[1]  胡利安·戈尔金(Julián Gorkin19011987),本名胡利安·戈麦斯·加西亚—里维拉(Julián Gómez García-Ribera),1921年参与成立列万特共产主义者联盟(Federación Comunistade Levante),1929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西共开除出党。1933年与毛林一起领导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与工农同盟。193410月起义失败后再次流亡法国,1935年返回西班牙,参与创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内战爆发后前往巴塞罗那,领导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机关报《战斗报》(La Batalla)的编辑工作。1939年在叛军攻占巴塞罗那前逃往巴黎,随后流亡墨西哥。四十年代末逐步堕落为反共分子,从1953年起参加反共组织“文化自由大会”,积极为反动阵营效劳。——中译者注


[2] 19323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部分左派在库尔特·罗森费尔德(Kurt Rosenfeld18771943)和马克斯·塞德维茨(Max Seydewitz18921987)率领下,脱离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成立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zialistische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中译者注


[3]  胡戈·乌尔班斯(Hugo Urbahns1890218日——19461116日),出身于农民家庭,当过教师。战前即开始倾向社会主义。1914年参军。1918年参加斯巴达克同盟,随后担任德共瓦塞尔坎特组织领导人,自1921年起属于党内左派。1923年任瓦塞尔坎特地委书记。19241月被捕,19251月被判刑,同年10月获释。因支持左翼反对派,于192611月被开除出党。创建并领导列宁同盟(Leninbund),赞成反纳粹主义的工人联合阵线。1933年流亡国外,在瑞典逝世。——中译者注


[4]  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188195日——193874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奥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 ”的主要理论家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领导人之一。出身于犹太富商家庭,大学期间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一战爆发后应征入伍,191411月在东线被俘,1917年二月革命后获释,9月返回维也纳。奥地利革命后任外交部长,19192月起兼任社会化委员会主席,在任外交部长期间参加了扼杀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罪恶勾当,1920年至1934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21年率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英国独立工党等几个中派主义政党一起成立了第二半国际。19342月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后死于巴黎。——中译者注


[5]  安德列·莱昂·布鲁姆(André Léon Blum187249日——1950330日),生于巴黎一个犹太商人家庭,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巴黎大学。当过律师。十九世纪末参加社会党。19147月饶勒斯被暗杀后,成为社会党的主要领袖。一战期间支持战争。1919年出任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1920年反对参加共产国际。19366月至19376月、19383月至4月两次出任总理。二战期间被维希法国政府关押,19455月获释。194612月至19471月任临时政府总理。——中译者注


[6]  阿尔弗雷德·罗斯默(Alfred Rosmer1877823日——196456日),本名阿尔弗雷德·格里奥(Alfred Griot),法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4年因反对斯大林而被开除出党,后接近托洛茨基,虽未参加第四国际,但为国际托派运动做过不少工作,第四国际成立大会就是在他家里召开的。——中译者注


[7]  皮埃尔·纳维尔(Pierre Naville190421日——1993424日),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早期领导人之一。1926年参加法国共产党,1928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开除出党。此后成为法国左翼反对派的主要领袖之一,1936年主持成立国际主义工人党。1939年国际主义工人党被第四国际下令解散后,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译者注


[8]  热拉尔·罗森塔尔(Gérard Rosenthal19031992),生于巴黎一个小康之家,二十年代参加超现实主义运动,并接受了皮埃尔·纳维尔的影响。1927年参加法国共产党,1928年因支持左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此后参加了法国左翼反对派的活动,1934年率领部分法国托派打入社会党,不久便被社会党开除。1936年参与成立国际主义共产党。1939年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二战期间参加抵抗运动,战后回到了社会党。——中译者注


[9]  瓦尔·范·奥维斯特莱顿(War Van Overstraeten189158日——1981129日),比利时画家,十月革命后投身共产主义运动,1920年参与成立比利时共产党(KommunistischePartij van Belgi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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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西班牙青年

(1932年6月13日)


亲爱的同志们:


得知你们正在准备出版自己的报纸,我感到非常高兴。一个不去教育青年的革命派别注定会流产。在当今世界,唯有共产主义才是最为重大的任务,它的彻底实现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无产阶级革命需要延续性(continuity)。保证革命的延续,是青年的任务;换句话说,就是你们的任务。马克思主义可以教会你们怎么办。


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在于它把科学理论同革命斗争结合了起来。应该在这两方面对共产主义青年进行教育。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时,如果不结合革命斗争,就只能培养出书呆子,培养不出革命者。在参加革命斗争时,如果不学习马克思主义,就必然会遇到重重危险,会满腹怀疑,会盲目摸索。只有参加阶级的生活,参加阶级的斗争,才能像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学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要在实践中接受检验;而实践要有理论的指导才能辨明方向。只有在斗争中才能透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把它同自己的头脑和血肉紧密结合起来。


几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苏联的信,信中写到苏联正发生着可怕的迫害、逮捕和驱逐,每个工业中心都成立了新的组织,成立了新的左翼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团体,青年尤为积极。只要有了革命理论的支持,任何镇压都斩不断革命的延续。


我全心全意地祝愿你们的报纸能完成它面临的这个任务: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这是一个艰难的任务。你们会犯错误;但我们也会:有一些革命经验的老一辈人也经常犯错,而且错得更多。你们将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迈出第一步之后,第二、第三步就能迈得更加坚定。


以成千上万的志同道合者的名义,以正在工厂和矿山中进行斗争、被赶进斯大林派官僚的监狱与流放营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名义,我谨向西班牙的青年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者致以热烈的祝贺。


你们的

列·达·托洛茨基


本文发表于《青年斯巴达克斯》(Young Spartacus)1933年3月号,它是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青年组织——青年斯巴达克斯同盟(Young Spartacus League)的月刊。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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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科尔尼洛夫[1]们”与斯大林派[2]



(1932年9月20日)






《真理报》依然闭口不谈德国事变[3]。但在9月9日,它发表了一篇意味深长的西班牙报道。这篇报道仅仅间接触及了西班牙革命,却鲜明地暴露出了斯大林派官僚的政治紊乱。




此文写道:“一月总罢工失败后,托派(然后是几句例行的叫骂——列·托)断言革命已被打退,接下来是败退的时期。”果真如此吗?如果说,在今年一月,有一些西班牙革命者就已经做好了给革命送葬的打算的话,那他们没有、也不可能与左翼反对派有任何关系。只有在确凿无疑的客观迹象面前,革命者才能承认革命时期已经结束。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不是可怜兮兮的印象主义者,不会仅因灰心丧气就做出悲观的预测。




在《西班牙革命与威胁它的险情》一文中,我们分析了西班牙革命的大体发展路线及其可能发展的速度。俄国革命用了八个月的时间,才发展到它的顶点。但是,西班牙革命不用照搬俄国革命的历史期限。法国大革命在经过差不多四年的时间后,才让雅各宾党获得了权力。在革命的烈焰燃起后,雅各宾党才开始形成,这是法国大革命发展迟缓的原因之一。西班牙的情况与之相似:在共和革命刚开始时,共产党仍很稚嫩。因此(也是出于其它原因),我们认为:西班牙革命的发展会比较缓慢,它要经历一系列阶段,包括议会制度的阶段。




我们当时指出,革命之中既有涨潮也有退潮。领导革命的艺术,便在于不在退潮时强攻,不在涨潮时退却。因此,把革命中的“偶然的”摇摆当成革命的总趋势,是革命者首先要避免的错误。




一月总罢工失败后,西班牙革命显然出现了局部的退潮。只有吹牛家和冒险家才会对这个事实视而不见。但是,把局部的退潮说成革命的覆灭,则是彻头彻尾的懦夫和逃兵。革命者必须最后一个撤离战场。谁想埋葬活生生的革命,谁就该被枪毙。




西班牙革命的局部退却和停滞,让反革命嚣张起来。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在历次革命中都出现过[4]。群众在输掉一场重大斗争之后,往往会后撤和沉默。没有经过充分锻炼的领导层,常常会因此夸大失败的程度。这些因素鼓舞了死硬的反革命分子。这便是桑胡尔霍[5]将军的复辟政变背后的政治机理。但是,人民死敌的反扑,却像一记鞭子,打醒了群众。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领导层往往会措手不及,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真理报》写道:“将军们的叛乱被轻而易举地粉碎,表明革命的力量并未瓦解。8月10日事件给革命涨潮注入了新的推力。”这话完全正确。可以说,整篇文章里就只有这段话说对了。




西班牙共产党是否被这次事件打了个措手不及?仅从《真理报》的报道来看,我们只能回答:是的。这篇报道的标题是《工人战胜了将军》。显然,没有革命工人的奋起反击,被放逐的就不是桑胡尔霍,而是萨莫拉。换句话说,工人用自己的英勇与热血,帮助了资产阶级共和派保住权力。对此视而不见的《真理报》写道:“共产党同右翼叛乱的斗争……如此进行,以至不给反革命政府哪怕丝毫支持。”



共产党想朝哪个方向努力,暂不讨论;我们先只讨论它的“斗争”的结果。尽管资产阶级共和派一再忍气吞声,不敢触怒保王派,有产阶级保王派却还是想干掉共和派。与此同时,无产阶级走上了舞台——“工人战胜了将军”。保王派被放逐国外,资产阶级共和派保住了权力。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共产党怎能否认它“支持了反革命政府”呢?


既然如此,共产党是否应该对保王派与资产阶级共和派之间的内斗袖手旁观?1923年保加利亚中派分子的教训告诉我们,这种政策等于自杀[6]。西班牙工人的力量还不足以夺取政权,所以,在它挫败保王派的同时,也就暂时帮助了它的敌人——资产阶级共和派。1917年8月的布尔什维克要比1932年8月的西共强大得多,但在粉碎科尔尼洛夫叛乱后,布尔什维克仍然没有立即夺取政权的实力。由于工人粉碎了科尔尼洛夫叛乱,克伦斯基政府才能多活了两个月。不妨回想一下:当时布尔什维克的水兵营甚至还给克伦斯基的冬宫站岗放哨,抵御科尔尼洛夫。


西班牙无产阶级的力量足以粉碎将军们的叛乱,却还不足以夺取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的英勇斗争必然会——即使只是暂时的——帮助资产阶级共和派巩固统治。只有脑袋空空、一味用套话代替分析的人,才会否认这一点。


可悲的是,无论是在西班牙还是德国,斯大林派官僚都看不出敌人阵营内部的真正矛盾,看不见活生生的各个阶级,看不见它们之间的斗争。“法西斯分子”普里莫·德·里维拉被赶下了台,由“法西斯分子”萨莫拉取而代之,而萨莫拉的盟友又是“社会法西斯分子”——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当群众介入保王派与共和派的内斗时,也就难怪斯大林派会晕头转向了。出于正确的本能,群众拖着共产党,投入了反复辟的斗争。工人战胜将军之后,《真理报》便埋头捡起自己的理论的碎片,企图把它们重新粘接起来,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这就是它愚蠢地吹捧西共不给资产阶级政府“丝毫支持”的主要原因。


其实,从这篇文章就可以看出:西共不仅在客观上支持了资产阶级政府,而且在主观上也没有与它划清界限。文中写道:“个别支部和个别地区组织未能充分展现出共产党的真正面目,未能与社会法西斯分子和共和派的阴谋诡计展开对抗,它们本应澄清党的态度:既同保王派斗争,也要同包庇保王派的‘共和’政府斗争。”我们都很清楚, “个别支部”和“个别地区组织”在斯大林派的文章里是什么意思——这些托词无非是为了掩盖思想上的怯懦。1928年2月15日,斯大林首次承认富农并非左翼反对派的捏造——他在《真理报》上撰文指出:“某些地区、某些省份……”出现了富农。既然犯错的只能是具体执行者,错误就只能发生在“某些地区”。这些术语的运用,把党变成了各个地区组织的简单堆砌。


剥掉官僚的文过饰非,上面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在反击复辟的斗争中,党并不知道如何“展现出自己的真正面目”,不知道如何同社会党与共和派对抗,也就是说,党不仅暂时在军事上支持了共和派—社会党政府,而且未能趁机削弱政府、壮大自己的力量。


共产国际的当权官僚的政策,使西共长期积弱,从而导致西班牙无产阶级未能在1932年8月10日夺取政权。无论如何,西共有责任参加(也确实参加了)反复辟斗争,在反复辟的临时大阵线中,西共位于左翼,它的右边是资产阶级共和派。这个临时联盟的领导层一刻也没有忘记它的“真正面目”:阻止斗争的深入发展,束缚群众的手脚,在战胜将军们之后,立即掉头向共产党开火。而西班牙的斯大林派呢?根据俄国斯大林派的供词,他们未能“既同保王派斗争,也要同包庇保王派的‘共和’政府斗争”。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在叛乱前夕,西共把所有的敌人都涂上了同一种颜色。在斗争达到高潮之时,它却给自己脸上抹上了与敌人相同的颜色,同共和派与社会党打成一片。只有那些不明白官僚中派主义的起源的人,才会对此感到惊讶。在理论上(如果这也能算“理论”的话),官僚中派主义避免机会主义偏向的方法,就是一概否认各种敌人有着政治和阶级的差异:胡佛[7]、冯·巴本[8]、王德威尔德[9]、甘地、拉可夫斯基[10]统统都是“反革命分子”、“法西斯分子”和“帝国主义特务”。但在实践中,每当政治事变出现新的剧变和新的威胁时,斯大林派就会手忙脚乱地同一部分敌人斗争,同时匆忙拜倒在另外一些“反革命分子”和“法西斯分子”脚下。


面临着战争的威胁,斯大林派在阿姆斯特丹投票支持冯·舍奈赫[11]将军、法国共济会员和印度资本家帕特尔[12](甘地代表了他的最高理想)提出的虚伪的、怯懦的、外交式的决议[13]。在德国,共产党突然在国会中宣布支持“社会法西斯”的总统候选人,以防“民族法西斯”的总统候选人上台,也就是说,他们选择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立场。在西班牙,斯大林派在危机时刻未能对抗资产阶级共和派。难道还有谁不明白,这些绝非偶然的失误,绝非“个别支部”的错误,而是官僚中派主义与生俱来的缺陷吗?


在剥削阶级阵营发生内斗时,工人群众的介入,给西班牙革命注入了强大的推力。阿萨尼亚[14]政府不得不下令没收大贵族的土地,尽管它在几周之前还与类似措施相距十万八千里。假如西共能看清各个阶级及其政治组织之间的真正区别,假如它能预见到事变的真实进程,假如它能真实地揭露与批判各个敌人的罪行与过错,群众就会把阿萨尼亚政府的新的土改措施归功于共产党的政策,并对自己说:我们应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更加勇敢地前进。


假如德国共产党自信而坚决地落实了统一战线政策(这是整个局势的要求),假如它批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同波拿巴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斗争时的软弱、动摇与怯懦,而不是什么“社会法西斯主义”,群众就会从共同的斗争中,从共产党的批判中学到一些东西,并且会更加坚决地追随共产党。


每当发生新的事变,共产国际的现行政策就会让群众产生这样的想法:共产党对阶级敌人的预测完全落空;一到关键时刻,共产党就会抛弃它过去教导的一切。这就是群众对共产党缺乏信任的原因。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西班牙有这样的危险:阿萨尼亚的软弱的土改措施,只会让资产阶级得利,而不会让无产阶级受益。


在非常特殊、非常有利的情况下,即使领导层十分糟糕,工人阶级也有可能胜利。但是,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无产阶级必须学会在不利情况下获胜。同时,各国源源不断的经验证明,斯大林派官僚的领导,阻碍了共产党利用有利条件来壮大队伍,阻碍了共产党的灵活行动,阻碍了共产党准确辨别敌人、骑墙派和友军。总而言之:斯大林派官僚已经成为阻挠无产阶级革命获胜的最大的内部障碍。


本文主要根据康丝坦丝·维斯曼从《托洛茨基文集(1928—1940)》(法文版)第三卷译出的英译文转译,还参照了刊登于《阶级斗争》1932年第11—12期的文本,另外还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




[1]拉夫尔·格奥尔基耶维奇·科尔尼洛夫(Communist League of Struggle)机关报《阶级斗争》(José Sanjurjo y Sacanell1872328日——1936720日),生于潘普洛纳(Борис IIIБългарски земеделски народен съюз)的领袖亚历山大·斯托伊梅诺夫·斯坦波利斯基(1879—1923)为首相,斯坦波利斯基在任上实行了一些改良措施,招致了反动势力的强烈反对。1923年6月9日,反动势力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斯坦波利斯基政府,建立了以亚历山大·佐洛夫·赞科夫(1879—1959)为首的独裁政权。保加利亚共产党认为这是“城乡资产阶级的内斗”,对此袖手旁观,使赞科夫政权站稳了脚跟。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保加利亚共产党才改变了消极旁观的态度,并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但由于准备仓促,9月23日的武装起义被军队镇压,革命力量遭到惨重损失。——中译者注



[7]赫伯特·克拉克·胡佛(18741010Franz Joseph Hermann Michael Maria von Papen,1879295mile Vandervelde1866125日——19381227日),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南郊伊克塞尔城,1881年进布鲁塞尔大学,1885年毕业,获法律博士学位,在布鲁塞尔当律师。1885年加入比利时工人党,参与领导比利时工人为争取普选权举行的3次全国性总罢工(189319021913)1894年起被选为议员。1900年以后成为比利时工人党议会党团领袖。从19009月起,第二国际在布鲁塞尔设立常设机构社会党国际局,他担任主席。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84日被任命为国务大臣。19181937年,先后在资产阶级政府中担任司法、外交、不管和公共卫生部大臣。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俄国,致力于恢复第二国际。1923年被选为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常务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中译者注

[10]赫里斯季安·格奥尔基耶维奇·拉可夫斯基(1873139Paul von Schoenaich2——19547),德国陆军少将,曾任近卫龙骑兵团长、轻骑兵团长等职务。19181928年参加德国民主党。1920年退役。1922年参加德国和平协会(Vithalbhai PatelManuel Azaña Díaz1——19403),生于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Partido Reformista)。一战期间曾为多家报纸写过文章。1926年组建共和行动(Partido Republicano Radical Socialista)、加利西亚自治共和组织(Izquierda Republicana),同年10月被逮捕入狱,19351月获释后,参与组建人民阵线,19362月,人民阵线在大选中获胜后,出任总理,同年5月辞职,改任共和国总统。19393月,共和国覆灭后辞去总统职务,流亡法国,194010月死于蒙托邦(Montauban)。——中译者注



[ 本帖最后由 龚义哲 于 2017-11-11 12:50 编辑 ]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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