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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托洛茨基论西班牙革命

以真名称呼实物[1]

(1931年4月12日)


亲爱的同志们:


    欣闻共产主义左翼反对派已经开始发行自己的理论刊物《共产主义》(Comunismo),我长久以来的期待终于成真了。我坚信这份刊物将会大受欢迎。西班牙正在经历革命时期。在这个时期,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智慧被唤醒了,他们正在饥渴地寻找各种问题的答案,他们对待问题的态度不是浮光掠影的,而是要彻底探个究竟。具有历史进步性的阶级,在革命时期总是对理论求知若渴的。


    除了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理论能够解答西班牙共产主义者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我们还要斩钉截铁地指出:在目前,除了左翼反对派,没有任何组织能够就革命的条件、革命的驱动力、革命的前景与目标等问题,向西班牙工人做出真实可信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鉴于中派把持着共产国际,让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服从于特权官僚的利益与需要,禁止对任何问题进行批判性的讨论,严重妨害了无产阶级革命,左翼反对派就要提出,把“以真名称呼实物”作为自己的目标。清晰、明确而精准的理论,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诚实,能使一个革命的派别战无不胜。祝愿《共产主义》在这面旗帜下茁壮成长!


    我保证会全力支持你们,首先要最勤奋地同你们合作。我还要介绍全世界的志同道合者一同与你们合作。我前几天刚刚起草了一篇关于苏联的宣言,我马上就把草案寄给你们。苏联和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都应该关注西班牙革命的各种问题,我希望西班牙共运的先进分子也能同样关注世上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国内问题。


    《共产主义》万岁!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万岁!革命的西班牙无产阶级万岁!—————————————————————————————————————————
[1]原文为“to say what is”,直译为“一个东西是什么,就要说它是什么”,中译者原本打算译为“实事求是”,但“实事求是”的英文标准译法为“seek truth from facts”,与“to say what is”有着微妙的区别,所以中译者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并按照王凡西同志的译法,译为“以真名称呼实物”。——中译者注

[ 本帖最后由 龚义哲 于 2017-9-11 10:14 编辑 ]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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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这个词已经被中国改开实践赋予了太多的实用主义含义。这个词不用为好。

不仅是翻译,写文章也最好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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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领导层危机

(1931年11月26日)

1、西班牙革命为无产阶级直接夺取政权创造了一般的政治前提。西班牙无产阶级的工团主义传统,现已暴露出它是阻碍革命发展的最大障碍。


事态的发展令共产国际措手不及。西共在革命开始时毫无作为,它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采取了错误的立场。西班牙的经验表明——让我们再回忆一遍——共产国际目前的领导层对于搅乱先进工人的革命意识,起着多么可怕的作用!无产阶级先锋队远远落后于事态发展;工人群众的斗争虽然英勇,却未能在政治上统一起来;无政府工团主义与社会民主党目前的相互勾结——正是有了这些基本的政治条件,加上社会民主党的协助,资产阶级共和派才能建立镇压机关,不断地打击起义群众,把相当大的政治权力集中在政府手中。


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在同革命群众斗争时,法西斯主义并不是它唯一的手段。西班牙的现行体制最符合“克伦斯基制度”(Kerenskiad)的概念,即资产阶级在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能建立起来的最后一个(或倒数第二个)左派政府。但是,这种政府并不一定是软弱无力的。在缺乏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党的情况下,对资产阶级而言,实行一些半改良措施,叫嚷几句左的口号,做出一些偏左的姿态,同时进行报复,要比法西斯主义更有效。


不用说,西班牙革命还没有结束。它还没有解决最基本的任务(土地、教会、民族等问题),人民群众的革命潜力还远远没有耗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力不从心,再不能带来更多的成果了。至于无产阶级革命,目前的西班牙还处于“前革命”形势,但绝不会比这更多。西班牙革命攻势的进程,很可能多多少少具有持久战的性质。照这样来看,可以说历史进程仍像过去一样,给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开启了一扇门[1]


摘自先锋出版社(PioneerPublishers)在1932年初出版的小册子《德国,国际局势的关键》[2],由莫里斯·卢伊特从俄语译为英语,全文收录于《德国的反法西斯斗争》。


[1]  原文直译为“开了一个新的赊购账户”。——中译者注


[2]  《德国,国际局势的关键》(Germany,The Key to theInternational Situation)全文可在此阅读: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ia-chinese-trotsky-19311126.htm——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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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西班牙支部的工作

(1931年12月22日)



7、西班牙支部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建立了一些联系,使它有望获得新的成就。但是,与西班牙群众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相比,西班牙左翼反对派所取得的成就显然还是太小。但这主要是因为西班牙支部在革命前尚未存在的缘故。它是在炽烈的事变中成立的,在这个过程中,时间会在各种事先就能看出不会有结果的试验(比如说加泰罗尼亚的试验)中白白浪费掉。


在革命开始时,尽管西班牙的形势极为有利,我们的西班牙同志却直到不久之前,才创办了一份周报,这表明了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的极度虚弱。国外的援助杯水车薪且姗姗来迟。巴塞罗那的《苏维埃》已被停刊。必须指出,对于《苏维埃》的停刊,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给出的理由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西班牙同志不肯坦率承认:“我们力量太弱,我们没有办法,请帮帮我们!”却声称停刊是因为他们不愿向审查制度屈服。当革命者无法撼动审查制度时,他们必须一面顺应审查,让自己的刊物合法出版;另一面要出版地下刊物,把要说的话说出来。但是,以审查制度和革命尊严为借口,对现实问题闭口不谈,这是给自己涂脂抹粉,而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策略。


西班牙革命现已进入了缓和期,接下来,资产阶级就要跟无产阶级一决胜负了。这个时期会持续多久,还不能预料。无论如何,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现在已经得到了机遇,可以开展更为系统、计划性更强的准备工作。必须抓紧时间培养干部,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在这方面,理论月刊《共产主义》是最重要的武器之一。为了进行内部讨论,必须创办一份严肃的公报。对干部的教育不能仅限于国内问题。如果说,在在过去一年里,西班牙同志对国际问题关注得太少,那主要是因为左翼反对派的幼稚及革命形势的纷乱。这无疑就是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很少涉足国际问题的原因;这并不是一个吉兆。


本文摘自《致各国支部的一封信》(A Letter to theNational Sections),原文发表于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在1932年出版的一期没有编号、没有标注日期的内部公报,该信的其它部分发表于1932年2月13日的《战士报》。全文收录于《托洛茨基文集(1930—1931)》,第422—432页。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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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西班牙左翼反对派代表会议

(1932年3月7日)


亲爱的同志们:



西班牙左翼反对派正在召开代表会议,这本身就是一个无可否认的成就,我特此向你们致以真诚的祝贺。



在代表会议召开前,由于条件所限,你们无法及时发表各项决议的草案,外国同志也无法参加讨论,这令我感到非常遗憾。由于这个原因,我不能对你们正在讨论的各个问题提出更为具体的意见,只能提出一些简短的看法。这些看法都是很基础的东西,很有可能显得多余。果真如此的话,我会感到十分欣慰。



首先,在我看来,各地区提交的报告应当讲明:在西班牙工人阶级的真实行动与斗争中,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参加了哪些部分?这是核心问题。工人阶级不会接受一个置身于具体运动之外、事后才放马后炮的政治团体,革命时期更是如此。我始终坚信,各地的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都参加了所有的群众运动,即使他们认为这些运动跟自己的目标并不一致。革命者不能自居运动之外,而要置身运动的最中心来进行批评。1905年1月9日,工人群众向沙皇请愿,布尔什维克也参加了游行,带头宣传建立共和国,成效非常大



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我相信我们丝毫没有分歧。不过,我还是要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其它国家的经验表明:某些孤立的分子正打算挂靠左翼反对派,以“马克思主义批判”为名,行逃避革命斗争之实。在这些先生看来,革命运动永远“不够觉悟”、“不够成熟”、“不够崇高”,不能让他们走出书斋,同工人一起走上街头。时机一到,我们就要把那些在斗争的紧要关头固步自封、不肯行动的人从组织中清除出去。



所以,我才会建议各地区的报告要讲明直接参与了哪些斗争,这与反对派的重要工作密切相关。如果能就这个问题写出具体的报告,将会对我们的全部国际刊物非常有用。



还有一个问题,我希望你们能予以关注,它与我们的工作的国际性有关。



机会主义者——比如毛林和他在马德里的模仿者——的全部政策,都是按照各自的“特殊国情”来制定的。不去了解这些情况,自然愚不可及。但是,我们还应该学会如何在这些情况之下,找到国际发展的推动力,并了解各民族的“特殊情况”是怎样依赖于世界各大势力的相互作用的。以国际的眼光来看待各国国情,并解决民族问题,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巨大优势,也是左翼反对派的巨大优势。


为了使你们的工作始终符合整个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利益,你们必须密切关注其它国家的支部的工作,这是你们年轻的组织所肩负的特殊任务。在当代,没有国际性的准则、没有经常进行国际间的联系、没有对各国支部的工作进行监督,就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


德国是目前世界局势的关键。我相信,你们的代表会议会对德国革命的各种紧迫问题予以一切必要的关注。对于西班牙左翼反对派而言,这个问题同样具有不可估量的、直接的重要意义。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越是能够明确地在正式党和西班牙无产阶级面前提出和判定德国革命的各种问题,就越能够给予官僚中派主义以重大的打击,越快地获得西班牙先进工人的同情与支持。


我简短的意见就写到这里为止,热烈祝愿你们的会议取得成功。前进吧!前方还有着重大的任务和关键的斗争;祝愿你们的会议能锻造出这些斗争所必需的武器。


致以共产主义的问候

列·托洛茨基


本文发表于《共产主义左翼反对派国际公报》(InternationalBulletin of the Communist Left Opposition)英文版,第17期,1933年4月。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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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支部的国际关系

(1932年3月7日)


亲爱的同志们:


不久前,我从西班牙收到了一些信件和文件,我从中得知,西班牙同志与国际左翼反对派多数派之间存在着误会。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及时澄清误会,这样才能把那些暂时的、不重要的误会,同重大的、原则性的分歧区分开来。


拉克鲁瓦同志与宁同志曾围绕着一个纯粹的具体问题,与法国的莫利尼耶同志发生了争执。我过去认为、现在还是认为:拉克鲁瓦同志和宁同志完全不了解情况,他们在这些问题上对莫利尼耶同志做出的指责是错误的。我本人迅速出面澄清了这个误会。在此之后,既然这个偶然发生的问题并未牵涉到任何政治问题或原则问题,我就当它已经解决了。


拉克鲁瓦同志和宁同志对莫利尼耶同志有什么看法,是他们的私事,无需牵扯到这个问题上来。


因此,拉克鲁瓦同志的想法是错误的:他以为我和他的分歧,在于对莫利尼耶同志的看法。不,分歧(如果不是误会的话)在于:在一切有争议的问题上,西班牙左翼反对派与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换句话说,是对左翼反对派的各种原则问题与重大问题有分歧。我只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经验表明,在不同国家的左翼反对派队伍当中,都混进了一些与我们根本不是一条心的人。光是戈尔金[1]的例子就能表明,仅仅承认左翼反对派的基础原则,是远远不够的。每个组织、每个革命者都要在工作中接受检验,也就是说,要看看他们能不能落实自己的原则。因此,哪怕是很小的事情,都能让人们看清某个人、某个团体的真面目,因为一点微小的迹象,往往都能暴露出严重的弱点。


我举一个这方面的例子。你们都知道,在德国成立了一个左派社会党——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2]。它的领袖声称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与苏维埃制度。曾与我们站在一起的乌尔班斯[3]误以为它证明了这个新党的“共产主义”性质。社工党在自己的报纸上,把法帝国主义的臭名昭著的雇佣兵奥托·鲍威尔[4]和莱昂·布鲁姆[5]称作“同志”。有人可能会反驳说,比起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同志”这个称呼实在无足轻重。在我看来,社工党的领袖只是在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与苏维埃制度,而“莱昂·布鲁姆同志”这个平凡的称呼却彻底暴露了他们的真实想法。在政治活动中,需要懂得辨别这类蛛丝马迹,特别是那种将会发展成为重大事件并最终得到证实之前的那些迹象。


法国的罗斯默[6]、纳维尔[7]、热拉尔[8]等人,德国的兰道,比利时的奥维斯特莱顿[9]都曾赞同左翼反对派的全部“原则”。但他们的实践完全与左翼反对派背道而驰。罗斯默、纳维尔等人系统地反对左翼反对派的思想,反对左翼反对派靠拢党、工会和共产国际的每一次尝试,从而妨碍了左翼反对派的成功。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持续了超过一年半的时间。他们曾一面在各国支持各种与我们意见不同的分子,一面建立自己的派系,最终不可避免地与我们产生了矛盾,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同他们决裂了,尽管我曾与罗斯默十分亲密,过去十五年里我们一直是朋友。


西班牙左翼反对派是否了解我们同奥维斯特莱顿、乌尔班斯、兰道、罗斯默、纳维尔等人的斗争的具体经过?我这个问题,不光是针对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的领袖,也是针对整个组织而提出的。如果西班牙左翼反对派还不了解这个斗争,这会是一个严重的缺陷。要想培养出真正的革命者,就必须让青年共产主义者有机会了解西班牙支部及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其它支部在日常活动中是如何制定布尔什维克政策的。我们只有这样做,才能积累经验,树立并巩固革命意识。这正是我们力争建立的党内民主制度的最重要的意义。


西班牙左翼反对派是否了解这个国际思想斗争的具体过程?在提出这个问题时,我不得不提到一些细小的证据,在我看来,它们具有重大的征兆意义。当兰道脱离我们的队伍时,当罗斯默抛弃我们的组织时,你们的刊物《共产主义》却仍把他们称作撰稿人。这让我大吃一惊。要是法国或德国的左翼反对派报纸把戈尔金列为它们的撰稿人,你们会怎么想?这是对我们的西班牙朋友的冒犯。我问过拉克鲁瓦同志这个问题,他答复说这纯粹是技术性的误会。请相信我,我根本不打算夸大这个错误的重要性。但我不得不做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西班牙朋友对于国际左翼反对派的生活没有予以足够的关注。你们无疑都赞同“社会主义不能在一国范围内建成”的观点,同样地,马克思主义的政策也不能只在一国执行。


新出现的证据使我们有理由担心,这个问题要比一开始看上去的更加严重。这在国际书记处章程的问题上更为突出。这个问题不是昨天才刚刚出现的。它有很长的历史。无数的文件都与它有关,特别是我亲自写的那些。我不得不再问一次:西班牙同志是否了解这些文件?它们是否已被被译为西班牙语?


我确实曾与左翼反对派的一些同志见过面,他们对内部的思想斗争不屑一顾,说这些斗争“吹毛求疵,小题大做”。这些同志没有上过马克思和列宁的学校。要想使自己做好迎接重大斗争的准备,我们就必须学会在目前的一切原则问题上都要保持坚定的、不妥协的立场,哪怕这些问题现在只有次要意义。那些把原则性的斗争当成“小题大做”的同志,在被别人戳到痛处时,往往就会表现出真正的“小题大做”的本事。对原则问题缺乏关心,又对个人问题过于敏感,表明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只是出于偶然才加入了左翼反对派的行列。


毫无疑问,米尔同志就是这种人。由于其它国家缺少会说俄语的同志,俄国左翼反对派只好向会一点俄语的米尔同志求助,请他担任俄国支部驻国际书记处的非正式代表。米尔同志接受了邀请。我曾长期同他通信。我写给他的信足有一大捆。米尔同志的回信,全都暴露出他不仅缺乏最基本的革命训练,不了解组织的意义与重要性,而且不愿、也不能学习共产主义政策最基础的知识。米尔可以非常流利地背诵关于“一国社会主义”的套话,但在必须捍卫具体的政治路线时,他就会在某种难以捉摸的情绪下影响改变自己的方向。


在过去几个月当中,米尔同志参加了反对兰道、纳维尔及其领袖罗斯默的斗争。可以认为米尔了解这场斗争的意义——它使我们同一些团体和个人决裂了。但这并没有阻止米尔给罗斯默写信,提议双方结盟,一起反对法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层,反对俄国左翼反对派。认真地说,这就是一种叛卖行为。能够如此急剧地扭转自己的政治立场的人,不配被称作革命者。同志们,你们是否同意这一点?
为了节省时间,我用俄文写信给米尔同志,通过他同国际书记处联系。米尔同志系统地扣下了我的信,不让国际书记处得到那些不合他的心意的建议、评论和批评,却从我的信中摘出一些可以用来对付国际书记处的孤立段落,从而系统地误导了国际书记处。


俄国左翼反对派已经同米尔决裂。法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已经强烈谴责了他。德国左翼反对派认为他的行为是不可容忍的。比利时左翼反对派谴责了米尔,意大利左翼反对派通过苏佐[10]同志(国际书记处书记)谴责了米尔同志与罗斯默勾结的行径。西班牙左翼反对派是否了解这些情况?希望你们已经了解了。那么,西班牙左翼反对派中央委员会为什么要提名米尔为他们驻国际书记处的代表?
这是在向俄国、法国、比利时和其它国家的支部(它们的决议是刻不容缓的)进行敌对性的政治示威。显然,如果你们与我们有严重分歧,你们不仅有权利、更有义务通过言论和行动来表达分歧。在这个问题上,你们必须开诚布公。


你们对米尔同志的支持显然也是不可理喻的,理由如下:米尔同志从西班牙写来两封信,把左翼反对派和右翼反对派混同起来,从而误导了整个左翼反对派。这样的混淆简直可耻至极。我写信抗议后,米尔同志答复说,他被宁同志给误导了。换句话说,他承认自己根本没有对基本的政治问题作出判断的能力,难道不是吗?


我曾建议集体起草一份关于西班牙革命的国际宣言。尽管我一再坚持,米尔同志却根本没有在这个重要问题上出一丝力气,因为他的精力完全用在派别斗争,用在对左翼反对派最重要的一些支部搞阴谋诡计上面。这就是事实。


同志们,你们对左翼反对派的法国、俄国、德国、比利时和其它国家的支部明显缺乏信任,你们对此作何解释?对此你们一定有着深刻的原则立场。我上文已经解释了我们的原则性意见,而且这不是我第一次解释了。我现在怀着最大的兴趣和关心,等着你们的原则性意见。


我再提一件事。你们反对俄国左翼反对派的代表马尔金[11]同志参加国际书记处,理由是他属于莫利尼耶—弗朗克[12]派——马尔金同志与我同属一派;但我们在工作中与他们合作无间。你们为什么想让俄国左翼反对派在国际书记处中没有自己的代表?对此你们一定有着很严肃的理由。请作出解释。我们会全神贯注地等待你们的答复。
拉克鲁瓦同志在上一封信中,请求我不要纠缠莫利尼耶同志的问题——上文讲过,他曾与莫利尼耶同志有矛盾。我对此完全同意,而且我相信我们能够抛开那些并非原则性的、或不具备政治意义的微小的个人矛盾。


拉克鲁瓦同志在信中说,国际会议必将解决各种有争议的问题。说得很对。但在召开国际会议之前,首先要进行准备,要对所有支部的最重要的政治与组织分歧进行讨论。正因为这样,亲爱的同志们,我才给你们写这封信,而且我还要把这封信抄送各国支部的领导层。我坚信,我们能够齐心协力,消除误会,并找到共同的语言。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托洛茨基


这封信是写给西班牙左翼反对派中央委员会的,发表于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在1932年出版的一期没有期号、没有注明日期的内部公报。


[1]  胡利安·戈尔金(Julián Gorkin19011987),本名胡利安·戈麦斯·加西亚—里维拉(Julián Gómez García-Ribera),1921年参与成立列万特共产主义者联盟(Federación Comunistade Levante),1929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西共开除出党。1933年与毛林一起领导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与工农同盟。193410月起义失败后再次流亡法国,1935年返回西班牙,参与创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内战爆发后前往巴塞罗那,领导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机关报《战斗报》(La Batalla)的编辑工作。1939年在叛军攻占巴塞罗那前逃往巴黎,随后流亡墨西哥。四十年代末逐步堕落为反共分子,从1953年起参加反共组织“文化自由大会”,积极为反动阵营效劳。——中译者注


[2] 19323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部分左派在库尔特·罗森费尔德(Kurt Rosenfeld18771943)和马克斯·塞德维茨(Max Seydewitz18921987)率领下,脱离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成立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zialistische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中译者注


[3]  胡戈·乌尔班斯(Hugo Urbahns1890218日——19461116日),出身于农民家庭,当过教师。战前即开始倾向社会主义。1914年参军。1918年参加斯巴达克同盟,随后担任德共瓦塞尔坎特组织领导人,自1921年起属于党内左派。1923年任瓦塞尔坎特地委书记。19241月被捕,19251月被判刑,同年10月获释。因支持左翼反对派,于192611月被开除出党。创建并领导列宁同盟(Leninbund),赞成反纳粹主义的工人联合阵线。1933年流亡国外,在瑞典逝世。——中译者注


[4]  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188195日——193874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奥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 ”的主要理论家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领导人之一。出身于犹太富商家庭,大学期间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一战爆发后应征入伍,191411月在东线被俘,1917年二月革命后获释,9月返回维也纳。奥地利革命后任外交部长,19192月起兼任社会化委员会主席,在任外交部长期间参加了扼杀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罪恶勾当,1920年至1934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21年率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英国独立工党等几个中派主义政党一起成立了第二半国际。19342月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后死于巴黎。——中译者注


[5]  安德列·莱昂·布鲁姆(André Léon Blum187249日——1950330日),生于巴黎一个犹太商人家庭,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巴黎大学。当过律师。十九世纪末参加社会党。19147月饶勒斯被暗杀后,成为社会党的主要领袖。一战期间支持战争。1919年出任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1920年反对参加共产国际。19366月至19376月、19383月至4月两次出任总理。二战期间被维希法国政府关押,19455月获释。194612月至19471月任临时政府总理。——中译者注


[6]  阿尔弗雷德·罗斯默(Alfred Rosmer1877823日——196456日),本名阿尔弗雷德·格里奥(Alfred Griot),法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4年因反对斯大林而被开除出党,后接近托洛茨基,虽未参加第四国际,但为国际托派运动做过不少工作,第四国际成立大会就是在他家里召开的。——中译者注


[7]  皮埃尔·纳维尔(Pierre Naville190421日——1993424日),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早期领导人之一。1926年参加法国共产党,1928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开除出党。此后成为法国左翼反对派的主要领袖之一,1936年主持成立国际主义工人党。1939年国际主义工人党被第四国际下令解散后,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译者注


[8]  热拉尔·罗森塔尔(Gérard Rosenthal19031992),生于巴黎一个小康之家,二十年代参加超现实主义运动,并接受了皮埃尔·纳维尔的影响。1927年参加法国共产党,1928年因支持左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此后参加了法国左翼反对派的活动,1934年率领部分法国托派打入社会党,不久便被社会党开除。1936年参与成立国际主义共产党。1939年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二战期间参加抵抗运动,战后回到了社会党。——中译者注


[9]  瓦尔·范·奥维斯特莱顿(War Van Overstraeten189158日——1981129日),比利时画家,十月革命后投身共产主义运动,1920年参与成立比利时共产党(KommunistischePartij van Belgi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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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西班牙青年

(1932年6月13日)


亲爱的同志们:


得知你们正在准备出版自己的报纸,我感到非常高兴。一个不去教育青年的革命派别注定会流产。在当今世界,唯有共产主义才是最为重大的任务,它的彻底实现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无产阶级革命需要延续性(continuity)。保证革命的延续,是青年的任务;换句话说,就是你们的任务。马克思主义可以教会你们怎么办。


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在于它把科学理论同革命斗争结合了起来。应该在这两方面对共产主义青年进行教育。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时,如果不结合革命斗争,就只能培养出书呆子,培养不出革命者。在参加革命斗争时,如果不学习马克思主义,就必然会遇到重重危险,会满腹怀疑,会盲目摸索。只有参加阶级的生活,参加阶级的斗争,才能像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学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要在实践中接受检验;而实践要有理论的指导才能辨明方向。只有在斗争中才能透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把它同自己的头脑和血肉紧密结合起来。


几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苏联的信,信中写到苏联正发生着可怕的迫害、逮捕和驱逐,每个工业中心都成立了新的组织,成立了新的左翼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团体,青年尤为积极。只要有了革命理论的支持,任何镇压都斩不断革命的延续。


我全心全意地祝愿你们的报纸能完成它面临的这个任务: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这是一个艰难的任务。你们会犯错误;但我们也会:有一些革命经验的老一辈人也经常犯错,而且错得更多。你们将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迈出第一步之后,第二、第三步就能迈得更加坚定。


以成千上万的志同道合者的名义,以正在工厂和矿山中进行斗争、被赶进斯大林派官僚的监狱与流放营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名义,我谨向西班牙的青年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者致以热烈的祝贺。


你们的

列·达·托洛茨基


本文发表于《青年斯巴达克斯》(Young Spartacus)1933年3月号,它是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青年组织——青年斯巴达克斯同盟(Young Spartacus League)的月刊。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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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科尔尼洛夫[1]们”与斯大林派[2]



(1932年9月20日)






《真理报》依然闭口不谈德国事变[3]。但在9月9日,它发表了一篇意味深长的西班牙报道。这篇报道仅仅间接触及了西班牙革命,却鲜明地暴露出了斯大林派官僚的政治紊乱。




此文写道:“一月总罢工失败后,托派(然后是几句例行的叫骂——列·托)断言革命已被打退,接下来是败退的时期。”果真如此吗?如果说,在今年一月,有一些西班牙革命者就已经做好了给革命送葬的打算的话,那他们没有、也不可能与左翼反对派有任何关系。只有在确凿无疑的客观迹象面前,革命者才能承认革命时期已经结束。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不是可怜兮兮的印象主义者,不会仅因灰心丧气就做出悲观的预测。




在《西班牙革命与威胁它的险情》一文中,我们分析了西班牙革命的大体发展路线及其可能发展的速度。俄国革命用了八个月的时间,才发展到它的顶点。但是,西班牙革命不用照搬俄国革命的历史期限。法国大革命在经过差不多四年的时间后,才让雅各宾党获得了权力。在革命的烈焰燃起后,雅各宾党才开始形成,这是法国大革命发展迟缓的原因之一。西班牙的情况与之相似:在共和革命刚开始时,共产党仍很稚嫩。因此(也是出于其它原因),我们认为:西班牙革命的发展会比较缓慢,它要经历一系列阶段,包括议会制度的阶段。




我们当时指出,革命之中既有涨潮也有退潮。领导革命的艺术,便在于不在退潮时强攻,不在涨潮时退却。因此,把革命中的“偶然的”摇摆当成革命的总趋势,是革命者首先要避免的错误。




一月总罢工失败后,西班牙革命显然出现了局部的退潮。只有吹牛家和冒险家才会对这个事实视而不见。但是,把局部的退潮说成革命的覆灭,则是彻头彻尾的懦夫和逃兵。革命者必须最后一个撤离战场。谁想埋葬活生生的革命,谁就该被枪毙。




西班牙革命的局部退却和停滞,让反革命嚣张起来。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在历次革命中都出现过[4]。群众在输掉一场重大斗争之后,往往会后撤和沉默。没有经过充分锻炼的领导层,常常会因此夸大失败的程度。这些因素鼓舞了死硬的反革命分子。这便是桑胡尔霍[5]将军的复辟政变背后的政治机理。但是,人民死敌的反扑,却像一记鞭子,打醒了群众。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领导层往往会措手不及,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真理报》写道:“将军们的叛乱被轻而易举地粉碎,表明革命的力量并未瓦解。8月10日事件给革命涨潮注入了新的推力。”这话完全正确。可以说,整篇文章里就只有这段话说对了。




西班牙共产党是否被这次事件打了个措手不及?仅从《真理报》的报道来看,我们只能回答:是的。这篇报道的标题是《工人战胜了将军》。显然,没有革命工人的奋起反击,被放逐的就不是桑胡尔霍,而是萨莫拉。换句话说,工人用自己的英勇与热血,帮助了资产阶级共和派保住权力。对此视而不见的《真理报》写道:“共产党同右翼叛乱的斗争……如此进行,以至不给反革命政府哪怕丝毫支持。”



共产党想朝哪个方向努力,暂不讨论;我们先只讨论它的“斗争”的结果。尽管资产阶级共和派一再忍气吞声,不敢触怒保王派,有产阶级保王派却还是想干掉共和派。与此同时,无产阶级走上了舞台——“工人战胜了将军”。保王派被放逐国外,资产阶级共和派保住了权力。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共产党怎能否认它“支持了反革命政府”呢?


既然如此,共产党是否应该对保王派与资产阶级共和派之间的内斗袖手旁观?1923年保加利亚中派分子的教训告诉我们,这种政策等于自杀[6]。西班牙工人的力量还不足以夺取政权,所以,在它挫败保王派的同时,也就暂时帮助了它的敌人——资产阶级共和派。1917年8月的布尔什维克要比1932年8月的西共强大得多,但在粉碎科尔尼洛夫叛乱后,布尔什维克仍然没有立即夺取政权的实力。由于工人粉碎了科尔尼洛夫叛乱,克伦斯基政府才能多活了两个月。不妨回想一下:当时布尔什维克的水兵营甚至还给克伦斯基的冬宫站岗放哨,抵御科尔尼洛夫。


西班牙无产阶级的力量足以粉碎将军们的叛乱,却还不足以夺取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的英勇斗争必然会——即使只是暂时的——帮助资产阶级共和派巩固统治。只有脑袋空空、一味用套话代替分析的人,才会否认这一点。


可悲的是,无论是在西班牙还是德国,斯大林派官僚都看不出敌人阵营内部的真正矛盾,看不见活生生的各个阶级,看不见它们之间的斗争。“法西斯分子”普里莫·德·里维拉被赶下了台,由“法西斯分子”萨莫拉取而代之,而萨莫拉的盟友又是“社会法西斯分子”——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当群众介入保王派与共和派的内斗时,也就难怪斯大林派会晕头转向了。出于正确的本能,群众拖着共产党,投入了反复辟的斗争。工人战胜将军之后,《真理报》便埋头捡起自己的理论的碎片,企图把它们重新粘接起来,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这就是它愚蠢地吹捧西共不给资产阶级政府“丝毫支持”的主要原因。


其实,从这篇文章就可以看出:西共不仅在客观上支持了资产阶级政府,而且在主观上也没有与它划清界限。文中写道:“个别支部和个别地区组织未能充分展现出共产党的真正面目,未能与社会法西斯分子和共和派的阴谋诡计展开对抗,它们本应澄清党的态度:既同保王派斗争,也要同包庇保王派的‘共和’政府斗争。”我们都很清楚, “个别支部”和“个别地区组织”在斯大林派的文章里是什么意思——这些托词无非是为了掩盖思想上的怯懦。1928年2月15日,斯大林首次承认富农并非左翼反对派的捏造——他在《真理报》上撰文指出:“某些地区、某些省份……”出现了富农。既然犯错的只能是具体执行者,错误就只能发生在“某些地区”。这些术语的运用,把党变成了各个地区组织的简单堆砌。


剥掉官僚的文过饰非,上面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在反击复辟的斗争中,党并不知道如何“展现出自己的真正面目”,不知道如何同社会党与共和派对抗,也就是说,党不仅暂时在军事上支持了共和派—社会党政府,而且未能趁机削弱政府、壮大自己的力量。


共产国际的当权官僚的政策,使西共长期积弱,从而导致西班牙无产阶级未能在1932年8月10日夺取政权。无论如何,西共有责任参加(也确实参加了)反复辟斗争,在反复辟的临时大阵线中,西共位于左翼,它的右边是资产阶级共和派。这个临时联盟的领导层一刻也没有忘记它的“真正面目”:阻止斗争的深入发展,束缚群众的手脚,在战胜将军们之后,立即掉头向共产党开火。而西班牙的斯大林派呢?根据俄国斯大林派的供词,他们未能“既同保王派斗争,也要同包庇保王派的‘共和’政府斗争”。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在叛乱前夕,西共把所有的敌人都涂上了同一种颜色。在斗争达到高潮之时,它却给自己脸上抹上了与敌人相同的颜色,同共和派与社会党打成一片。只有那些不明白官僚中派主义的起源的人,才会对此感到惊讶。在理论上(如果这也能算“理论”的话),官僚中派主义避免机会主义偏向的方法,就是一概否认各种敌人有着政治和阶级的差异:胡佛[7]、冯·巴本[8]、王德威尔德[9]、甘地、拉可夫斯基[10]统统都是“反革命分子”、“法西斯分子”和“帝国主义特务”。但在实践中,每当政治事变出现新的剧变和新的威胁时,斯大林派就会手忙脚乱地同一部分敌人斗争,同时匆忙拜倒在另外一些“反革命分子”和“法西斯分子”脚下。


面临着战争的威胁,斯大林派在阿姆斯特丹投票支持冯·舍奈赫[11]将军、法国共济会员和印度资本家帕特尔[12](甘地代表了他的最高理想)提出的虚伪的、怯懦的、外交式的决议[13]。在德国,共产党突然在国会中宣布支持“社会法西斯”的总统候选人,以防“民族法西斯”的总统候选人上台,也就是说,他们选择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立场。在西班牙,斯大林派在危机时刻未能对抗资产阶级共和派。难道还有谁不明白,这些绝非偶然的失误,绝非“个别支部”的错误,而是官僚中派主义与生俱来的缺陷吗?


在剥削阶级阵营发生内斗时,工人群众的介入,给西班牙革命注入了强大的推力。阿萨尼亚[14]政府不得不下令没收大贵族的土地,尽管它在几周之前还与类似措施相距十万八千里。假如西共能看清各个阶级及其政治组织之间的真正区别,假如它能预见到事变的真实进程,假如它能真实地揭露与批判各个敌人的罪行与过错,群众就会把阿萨尼亚政府的新的土改措施归功于共产党的政策,并对自己说:我们应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更加勇敢地前进。


假如德国共产党自信而坚决地落实了统一战线政策(这是整个局势的要求),假如它批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同波拿巴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斗争时的软弱、动摇与怯懦,而不是什么“社会法西斯主义”,群众就会从共同的斗争中,从共产党的批判中学到一些东西,并且会更加坚决地追随共产党。


每当发生新的事变,共产国际的现行政策就会让群众产生这样的想法:共产党对阶级敌人的预测完全落空;一到关键时刻,共产党就会抛弃它过去教导的一切。这就是群众对共产党缺乏信任的原因。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西班牙有这样的危险:阿萨尼亚的软弱的土改措施,只会让资产阶级得利,而不会让无产阶级受益。


在非常特殊、非常有利的情况下,即使领导层十分糟糕,工人阶级也有可能胜利。但是,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无产阶级必须学会在不利情况下获胜。同时,各国源源不断的经验证明,斯大林派官僚的领导,阻碍了共产党利用有利条件来壮大队伍,阻碍了共产党的灵活行动,阻碍了共产党准确辨别敌人、骑墙派和友军。总而言之:斯大林派官僚已经成为阻挠无产阶级革命获胜的最大的内部障碍。


本文主要根据康丝坦丝·维斯曼从《托洛茨基文集(1928—1940)》(法文版)第三卷译出的英译文转译,还参照了刊登于《阶级斗争》1932年第11—12期的文本,另外还参考了李星同志的译文。




[1]拉夫尔·格奥尔基耶维奇·科尔尼洛夫(Communist League of Struggle)机关报《阶级斗争》(José Sanjurjo y Sacanell1872328日——1936720日),生于潘普洛纳(Борис IIIБългарски земеделски народен съюз)的领袖亚历山大·斯托伊梅诺夫·斯坦波利斯基(1879—1923)为首相,斯坦波利斯基在任上实行了一些改良措施,招致了反动势力的强烈反对。1923年6月9日,反动势力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斯坦波利斯基政府,建立了以亚历山大·佐洛夫·赞科夫(1879—1959)为首的独裁政权。保加利亚共产党认为这是“城乡资产阶级的内斗”,对此袖手旁观,使赞科夫政权站稳了脚跟。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保加利亚共产党才改变了消极旁观的态度,并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但由于准备仓促,9月23日的武装起义被军队镇压,革命力量遭到惨重损失。——中译者注



[7]赫伯特·克拉克·胡佛(18741010Franz Joseph Hermann Michael Maria von Papen,1879295mile Vandervelde1866125日——19381227日),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南郊伊克塞尔城,1881年进布鲁塞尔大学,1885年毕业,获法律博士学位,在布鲁塞尔当律师。1885年加入比利时工人党,参与领导比利时工人为争取普选权举行的3次全国性总罢工(189319021913)1894年起被选为议员。1900年以后成为比利时工人党议会党团领袖。从19009月起,第二国际在布鲁塞尔设立常设机构社会党国际局,他担任主席。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84日被任命为国务大臣。19181937年,先后在资产阶级政府中担任司法、外交、不管和公共卫生部大臣。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俄国,致力于恢复第二国际。1923年被选为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常务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中译者注

[10]赫里斯季安·格奥尔基耶维奇·拉可夫斯基(1873139Paul von Schoenaich2——19547),德国陆军少将,曾任近卫龙骑兵团长、轻骑兵团长等职务。19181928年参加德国民主党。1920年退役。1922年参加德国和平协会(Vithalbhai PatelManuel Azaña Díaz1——19403),生于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Partido Reformista)。一战期间曾为多家报纸写过文章。1926年组建共和行动(Partido Republicano Radical Socialista)、加利西亚自治共和组织(Izquierda Republicana),同年10月被逮捕入狱,19351月获释后,参与组建人民阵线,19362月,人民阵线在大选中获胜后,出任总理,同年5月辞职,改任共和国总统。19393月,共和国覆灭后辞去总统职务,流亡法国,194010月死于蒙托邦(Montauban)。——中译者注



[ 本帖最后由 龚义哲 于 2017-11-11 12:50 编辑 ]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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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反对派的现状

(1932年12月16日)


许多国家的左翼反对派分子能齐聚一堂,无疑是哥本哈根之行[1]的最重要的成果。出于必要的安全考虑,这次会面原本只打算邀请丹麦附近的十多位同志。然而,实际前来的有二十四位同志(其中两人迟到),其中包括几个支部的主要领导干部。算上同情者在内,前来会见的共有三十人[2]

如果斯大林想通过广播来通知资产阶级警察,说“托派”要在哥本哈根开会的话,那他就是在撒谎[3]。由于我这次出访的意外性,左翼反对派对此缺乏准备。这次会议仍处于早期筹备阶段[4]。在哥本哈根根本不可能通过一个政纲或纲领性文件。前来会见的同志们也不能充分代表欧洲各国的支部,而且一些同志还不具备正式代表各自支部的资格。很遗憾,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就不应该召开会议,而且也确实没有召开。

不过,无需多言,前来哥本哈根的同志们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增进相互了解,并私下商讨了最紧要、最迫切的问题。在这次出乎预料的、仓促举行的会面中,有来自七个欧洲国家的二十四位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参加,我们这个国际性的派别组织肯定会把这次会面作为一个重要的成就,记载在自己的史册上。
左翼反对派已经取得了可观的发展。它的骨干力量熟知各国左翼反对派的历史,自由地确立了自己对于各种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上的观点,它作为一个整体——以及它的每个成员——都吸收了大量的政治经验。几天的讨论把同志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这将对我们未来的全部工作产生非常有益的影响。我们并没有染上正式党的那种乐观主义,但我们可以肯定:参加了讨论的全体同志,都把新鲜的力量与信心带了回去。

西班牙支部


在讨论中,西班牙支部的现状,令大家忧心忡忡。如果说,以前在国际左翼反对派内部,对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的缺点与错误只是窃窃私语的话,在这次会面中,出于共同的关心,这些“私语”变成了所有人的话题。所有与会者一致同意:我们必须与西班牙同志进行公开的、全面的讨论,而且不仅要让左翼反对派的领袖、更要让基层成员全都参加进来。只有让各国支部的全体成员都熟悉存在争议的各种问题,才能把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带回正道上来。
如果继续对实际情况视而不见或轻描淡写,那就是犯罪。如果我们不能通过公开的讨论,及时地、彻底地对一切存在争议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堆积如山了——作出澄清的话,我们就会在事变的冲击下,分裂成不同的阵营。
不幸的是,西班牙支部没有派代表来参加会面。某些意外情况在最后一刻阻碍了他们,但我冒昧说一句:我敢说,西班牙支部的领导同志如果不是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如果他们对自己的国际组织能多一些兴趣,他们肯定会毫无困难地抵达哥本哈根。
然而,这正是西班牙左翼反对派最大的不幸。它的领袖总是不让它参加其它支部的内部生活与内部斗争,从而使它无法获得宝贵的国际经验。当西班牙支部出于自己的正式立场,而不得不涉足国际问题的时候,它的领袖毫不在乎其它支部的经验,也不在乎自己的组织的舆论,却以人际关系、个人好恶为准绳。我们必须公开指出:对于具体形势和意见分歧,他们往往不是对其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而是诉诸小资产阶级的心理分析与感情用事。他们就是这样对待毛林的加泰罗尼亚联盟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巴塞罗那的一些同志出于“友好的个人关系”,对它寄予厚望,而没有对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发起有原则的斗争,因而在这个最关键的时期妨碍了左翼反对派的发展。他们就是这样对待兰道的——在兰道暴露了他的彻底无能之后,他还是留在少数派里,最后干脆脱离了左翼反对派,然而《共产主义》却仍把他列为撰稿人,实在是不可思议。他们就是这样对待法国支部内部的意见分歧的——西班牙同志在私下承认罗斯默的主张与方法是毫无用处的,但由于罗斯默比他的对手更多地“向他们呼吁”,他们就——间接地,而非直接地——在公开场合支持他。他们就是这样对待米尔的问题的——在米尔彻底暴露了他的政治无能之后,西班牙支部的领导同志却认为米尔能够担任他们驻国际书记处的代表。在上述事例中,无论是马德里还是巴塞罗那,都没有给我们提供具有原则立场的意见,也没有做出政治解释。
西班牙支部的内部生活以同样尖锐而痛苦的形式,暴露出了同样的问题。在西班牙支部的领导层内爆发的危机,不仅让国际左翼反对派大吃一惊,也让整个西班牙支部震惊不已。中央委员会委员一个接一个辞职。领导权实际上已经全部落入拉克鲁瓦一人之手。然后又发生了令人诧异的事:随着领导层转移到了巴塞罗那,拉克鲁瓦同志又不是中央委员会委员了,事实上他脱离左翼反对派已经有一阵子了。这是怎么回事?各方有哪些分歧?导致这次危机的原因是什么?没有人知道,或者说只有造成危机的那个狭窄的圈子才知道。一个革命组织不应容忍这种制度,它只会导致失败。西班牙同志回避了原则性的斗争,用个人好恶来分析政治分歧,结果,他们自己就必然会沦为个人冲突与“宫廷政变”的牺牲者。

如果西班牙支部能对自己的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进行监督,就不可能出现这种个人弄权的现象。然而他们没能做到这一点。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的某些领袖在为自己辩解时曾多次指出,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分子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都很差。这种辩解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一个革命组织的水平提升得越快,对一切问题讨论得越及时,领袖包办替代的可能性就会越小。


党内民主的第一个条件,是全面的信息。首先要把国际文件传达给西班牙左翼反对派:西班牙左翼反对派中央委员会必须负责把这些文件传达给左翼反对派全体成员;每一个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都要对米尔的问题,以及西班牙左翼反对派中央委员会的危机的本质进行深入的学习、思考,并作出自己的判断。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分子通过这种方法能学到的东西,要比学习十几篇讨论民主集中制和与“人类”的正确关系的抽象文章多得多。(下略)
本文摘自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内部公报》,1933年第9期,署名为“G·古洛夫”(G. Gourov)。全文收录于《托洛茨基文集(1932—1933)》。《论西班牙革命》一书仅收录了头两节,没有收录与西班牙无关的内容。中译文主要根据《托洛茨基文集(1932—1933)》收录的文本翻译。
[1]
1932年11月14日,托洛茨基同志应丹麦社会民主主义青年团Danmarks Socialdemokratiske UngdomDSU的邀请,访问了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在访问丹麦期间,托洛茨基同志会见了七个国家的左翼反对派分子,与他们就国际左翼反对派的政策、方针、路线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这次会面算不上是正式会议。1211日,托洛茨基同志返回土耳其。——中译者注


[2]
据罗伯特·J·亚历山大(Robert J. Alexander)的《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29—1985》(International Trotskyism,1929-1985,杜克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56)记载,在托洛茨基同志访问丹麦期间,前来会见他的左翼反对派分子及同情者共有二十七人:

德国:
O·费舍尔(O. Fischer
安东·格利列维奇(Anton Grylewicz
O·希佩(O. Hippe
H·施内维斯(H. Schneeweiss
J·肖夫曼(J. Schoffmann
B·维恩贝格(B. Weinberg
G·容克拉斯(G. Jungclas
E·科恩(E. Kohn
C·亨特(C. Hunter
K·施托尔滕贝克尔(K. Stortenbecker);

法国:
皮埃尔·纳维尔
德妮丝·纳维尔(Denise Naville
热拉尔·罗森塔尔
让娜·马尔堂(Jeanne Martin
让·梅希勒尔(Jean Meichler
罗贝尔·比郎(Robert Buren
雷蒙·莫利尼耶
皮埃尔·弗朗克;


意大利:
皮耶特洛·特雷索(Pietro Tresso
吕西安·特德斯奇(Lucienne Tedeschi
阿尔方索·雷奥内蒂;
荷兰:
亨德里克·斯内夫利特(Hendrik Sneevliet);
捷克斯洛伐克:
扬·弗兰克尔(Jan Frankel);

英国:
哈里·维克斯(Harry Wicks);
比利时:
列昂·勒苏瓦尔(Leon Lesoil);

美国:
B·J·菲尔德(B. J. Field
爱丝特·菲尔德(Esther Field)。


据说菲尔德夫妇是以“私人身份”前来会见的。

另据《托洛茨基文集(1932—1933)》英文版的注释,前来会面的法国人有:皮埃尔·纳维尔、德妮丝·纳维尔、热拉尔·罗森塔尔、雷蒙·莫利尼耶、皮埃尔·弗朗克、让娜·马尔堂;比利时人有:列昂·勒苏瓦尔;意大利人有:A·菲洛奇(A.Feroci)、于连(Julien)、吕西安·特德斯奇;荷兰人有:亨德里库斯·斯内夫利特;英国人有:哈里·维克斯;美国人有:B·J·菲尔德与爱丝特·菲尔德(但他们并不代表美国支部);德国人有:安东·格利列维奇、欧根·鲍尔(Eugen Bauer)、格奥尔格·容克拉斯(Georg Jungclas)、布鲁诺(Bruno)、希佩、施内维斯、埃里希·科恩(Erich Kohn)以及三四个汉堡学生;以及托洛茨基同志的秘书扬·弗兰克尔和奥斯卡·费舍尔(Oskar Fischer)。

两份名单有多处出入,可能是因为有人使用了化名之故。——中译者注
[3]
托洛茨基同志访问丹麦期间,塔斯社发表报道,说他在丹麦召开了“国际托派会议”。——中译者注

[4]
指国际左翼反对派预备会议,这次会议于1933年2月4日—8日在巴黎召开。——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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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支部的问题

(1932年12月)



西班牙革命为共产主义运动的迅速发展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客观条件。然而,无论左翼反对派还是正式党,都由于缺乏受过一定训练的干部,而难以利用这种真正的历史性形势。尽管西班牙支部的成员远远多于其它支部(这应该归功于革命形势的高涨),但它在思想上的统一性,它的领导层的性质,都远远不能令人满意。


为了让大家了解其中的原因,我们必须指出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的领导干部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


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为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迅速扩大影响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但当地的领导同志却浪费了大量时间,这是不可饶恕的;他们不但没有公开打出自己的旗帜——即使只是作为一个小核心——却在革命最关键的时期跟原则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跟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兼眼光狭窄的吹牛家毛林调情,然后又成了毛林的跟屁虫。


西班牙其它地方的情况也同样糟糕,当地的左翼反对派不但忽视了正式党,沉浸于革命的感伤主义之中,而不是用马克思主义来教育干部,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没有果断地同右翼反对派划清界限。


同样有害的是:当地领导同志屈服于西班牙革命传统最糟糕的一面,背弃了国际经验,口头上宣称自己与左翼反对派团结一致,实际上却直接或间接地支持形形色色的糊涂虫与逃兵(兰道、罗斯默、米尔等人)。


对于“是要派别组织还是要独立政党”这个问题,西班牙支部在上次会议时宣布,它赞成独立参加议会选举和其它选举,这个立场最起码也是模棱两可的。这个决定违背了左翼反对派的政策,它根本毫无可行性,只是一种空想的、然而却是十足有害的表态。


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的领袖与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渐行渐远,他们甚至考虑改变组织的名称。西班牙同志采用了“共产主义左派”这个名字——从理论观点来看,这个名字显然是错误的[1]——使自己站到了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对立面上,同时却在向列宁同盟、罗斯默集团等团体的名字靠拢。任何严肃的革命者都会认为:如此重大的举措,一定不是偶然发生的,背后一定有政治原因。同时,马克思主义者绝不会赞同隐瞒自己的目的、在原则问题上躲躲闪闪、虚与委蛇的政策。


西班牙左翼反对派要求,应当允许所有自称属于左翼反对派的团体——包括已经脱离国际左翼反对派或已被国际左翼反对派开除的——参加这次国际会议,这暴露出了它已经远远偏离了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实际发展过程,暴露出了它的内在逻辑是何等渺小。


西班牙同志指责其它支部采取了错误的组织政策,却没有给出理由,同时,他们实际上又证明了自己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中央委员会的两派突然爆发了斗争,使西班牙支部濒临分裂。这两个对立的派别至今都没有对它们的激烈斗争做出原则上的解释,所以整个组织都对此措手不及。


在它现有的思想基础上,西班牙支部无法继续前进了。本次预备会议认为:只有经过长期的、系统的工作,才能纠正已经犯下的各种错误,并在西班牙建立一个在原则上和组织上都严格符合革命要求的组织;因此,本次预备会议建议立即采取下列措施:


1、一切与有争议的问题相关的重要文件,都必须译为西班牙文,并传达给西班牙支部的全体成员。必须停止隐瞒事实的做法。这里指的主要是米尔事件,在这次事件中,西班牙支部的领导人不仅支持了一个显然毫无原则的人,反对国际左翼反对派,而且到了现在,他们还在为自己的错误狡辩,对国际左翼反对派进行着完全错误的含沙射影。


2、西班牙支部中央委员会的两个对立派别必须放弃进行无原则的分裂和采取组织手段的念头,并作出必要的保证,使对有争议的问题的讨论能够通过正常途径进行,并让组织的全体成员无一例外地参加讨论。


3、必须在公报上进行内部讨论,两个对立派别应当在公报的编辑部内享有完全平等的代表权。


4、一切与国际左翼反对派有关的原则问题都必须提上日程,必须采取明确的政治立场,不允许用个人好恶和含沙射影来代替。


5、为了准备召开新一届全国会议,必须进行全面的讨论。


本次预备会议指示国际书记处密切关注西班牙支部的动态,帮助西班牙支部贯彻执行上述各项措施以及完全符合左翼反对派的任务和方法的其它适当措施[2]。



本文摘自《国际左翼反对派的任务与方法》(The International Left OppositionIts tasks and Methods),这个文件是托洛茨基同志在1932年12月起草的,在1933年2月4日—8日于巴黎举行的国际左翼反对派国际预备会议上,这个文件经过讨论和修改后获得通过。《论西班牙革命》一书只收录了这个文件中讨论西班牙支部的情况的一节,在《国际左翼反对派的任务与方法》中,本节标题为《左翼反对派西班牙支部》,《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将其改为《西班牙支部的问题》。中译文系根据《第四国际文件:草创时期(1933—1940)》(Documents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The Formative Years [1933-1940])中收录的英文版翻译。
[1] 国际左翼反对派西班牙支部起初叫“西班牙共产主义反对派”(OposiciónComunista EspañolaOCE),1932年3月改名为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Izquierda Comunista de EspañaICE)。而“共产主义左派”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极左派——“左派共产主义者”,故有此说。——中译者注



[2] 该文件正式通过时,在这一节后面加上了一个“附注”:


附注: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宁集团)领导层的代表声称,他原则上接受本次预备会议通过的基本总原则——但对于有关贯彻执行这些基本原则的段落持保留意见,对于国际左翼反对派所使用的方法持保留意见,对于对罗斯默、特郎(Treint)等人的集团所采取的态度持保留意见,对于更改他的组织的名称持保留意见,对于对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的政策与方法的分析持保留意见,对本次预备会议对西班牙问题所采取的组织措施持保留意见。


这个声明包括了西班牙左翼反对派领导层与国际左翼反对派之间的根本分歧。这些分歧,是实实在在的政治—原则分歧,并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它们按照逻辑发展下去,就会导致西班牙支部的领导同志在实际上同国际左翼反对派分道扬镳。


本次预备会议指出:抽象地接受原则,却对落实原则持保留意见,这是在严肃的政治问题上玩弄外交手腕的最危险的做法,继续玩弄这种手法,就只会造成彻底忽视原则的情况。


本次预备会议向西班牙同志发出警告: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目前的领导层的态度代表着真正的危险,并希望能够按照革命的国际主义的精神与实践进行讨论,从而加强和巩固西班牙左翼反对派与国际左翼反对派在原则上和组织上的联系。


西班牙左翼反对派领导层对国际左翼反对派的态度,直到最近为止,都要由拉克鲁瓦集团承担全部责任。我们已经要求该集团派人参加国际会议,对西班牙支部的内部情况作出澄清;该集团的代表宣称,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他所代表的集团毫无保留地接受本次预备会议在各种文件与决议(包括有关西班牙的决议)中提出的一切立场。本次预备会议注意到了这个声明;但是本次预备会议认为,只有通过广泛的讨论,通过长期的实际表现,才能看出这个声明的真正成色。


有两位西班牙同志出席了本次预备会议,做了初步的澄清,使本次预备会议了解了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内部的真正的政治分歧,然而,目前还不宜对这些意见分歧的内容进行最终表态。这再次证明了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必须立即落实上述的五项实际措施。——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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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拉克鲁瓦同志

(1933年3月25日)


亲爱的拉克鲁瓦同志:


我与宁同志的通信具有政治性质,而非私人性质。由于每到新阶段总会反复发生同样的争执,我认为:必须从我与宁的通信中,摘出最重要的部分,向西班牙支部的全体成员公开[1]。如果不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西班牙支部进行教育,使它形成统一的意见,它就不可能前进。


我公开这些信件,不是为了帮助一派对付另一派,在你利用跟宁同志相同的想法和手段(我曾批评过他的这些想法和手段)时,我更不会这样做。你们两派的斗争,具有明显的、有害的个人性质。这是不可原谅的,只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把现在的分歧同过去的分歧联系起来,才能进行正常的讨论。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才会乐意同你——还有宁同志——合作。致以最热烈的共产主义敬礼。


原文刊登于《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内部公报》(Boletin Interior de la Izquierda Comunista Española),2期,1933715。由内奥米·艾伦(Naomi Allen)从西班牙文译为英文,中译文系根据内奥米·艾伦的英译文转译。


[1] 1932年,在国际左翼反对派西班牙支部领导层内部,发生了以安德列乌·宁为首的一派和以昂利·拉克鲁瓦为首的一派的派别斗争。两派都没有对双方的分歧做出详细的解释。1933年2月,托洛茨基同志为了平息双方的纷争,并做出必要的澄清,公布了他从1930年9月到1932年11月间同安德列乌·宁的通信的摘录,《论西班牙革命》的编辑收录了这些信件,将其作为附录,放在正文之后。我们将在翻译完正文之后,再翻译这些通信。——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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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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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全体成员

(1933年4月24日)


亲爱的同志们:


前几天我收到了一份文件的副本,这份文件是巴塞罗那中央委员会写给全国反法西斯大会筹委会的书面答复。每一个致力于共产主义事业的西班牙左翼反对派成员,都应该认真研究这份文件(日期为4月5日)。


召开国际反法西斯大会或全国反法西斯大会,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对于这个问题,左翼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已经在一系列讨论阿姆斯特丹反战大会的文件和文章中,以及后续发表的多篇宣言中,做出了详尽的解释。斯大林派官僚的错误政策,破坏了建立工人统一战线——尤其是反法西斯与反战统一战线——的可能,导致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先锋陷入了孤立的境地。共产国际为了掩饰自己的破产,举办了一些假面舞会,把它们装扮成统一战线。它把一些零散的共产主义工人团体同虚弱无力的各色名流、和平主义者、左翼民主派之流拼凑起来,把这些完全是装装样子的大会、会议和委员会吹捧成“群众的统一战线”。我们自己也参加了阿姆斯特丹大会,但只是为了揭穿它,为了让共产主义工人注意到正确的道路。不消说,我们对于即将召开的反法西斯大会也是这种态度。


巴塞罗那中央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与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背道而驰的。在4月5日的这封信中,巴塞罗那中央委员会郑重地通知筹委会说,左翼反对派已经参加了这个“统一战线”,就好像它真的是统一战线,而不是对统一战线政策的嘲讽似的。


巴塞罗那中央委员会的这封信重复了一些如何搁置争议、落实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套话,帮助了斯大林派粉饰现实。这个主意在用于无产阶级群众组织时是正确的,但在用于资产阶级名流、和平主义者、民主派作家之流时就是完全错误的。而且,这封信中还说:“和平主义者跟革命共产主义者同样反对战争,甚至更为反对战争。这些人会参加反对共同敌人的统一战线,是非常自然的。”


这些话居然出自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对列宁的政策与共产国际头四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有一定了解的人的笔下!简直难以置信!更何况他们还熟知国际左翼反对派十年来的工作、特别是关于阿姆斯特丹大会的宣言呢[1]!


和平主义者怎么可能比革命共产主义者更加反对战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经验告诉我们:和平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和平主义者在和平时期高喊反战口号,可是等到战争爆发后,他们就会陷入孤立与无力的境地,在这种压力下,他们会悄悄地向军国主义屈服,往往会变成军国主义的奴仆。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他们的表现也是一样的。


统一战线政策的目的,是通过反对阶级敌人的共同斗争,加强社会民主党工人、工团主义工人同共产主义工人(以及共产主义)的联系。至于那些遭到资产阶级阵营孤立的名流,他们的重要性可以忽略不计。如果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政策得到正确的贯彻执行,把群众牢牢地团结起来的话,他们当中最优秀的人会更加坚定地支持工人。但是,为了拉拢那些名头很响的大人物,而抛弃了群众政治,这就是最糟糕的冒险主义和政治投机。


巴塞罗那中央委员会不但没有揭露斯大林派官僚同资产阶级名流狼狈为奸的真正用意,反而在信中表示:对于反法西斯大会的任务,它相信筹委会与它自己意见一致,所以它“乐于”提供“精诚合作”。这是什么话?外交辞令吗?如果真的是外交辞令,那这种话只会误导我们的朋友与同志。在这种必须最明确、最清楚地表明立场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怎么能含糊其辞、玩弄外交辞令呢?不,我们只能认为:在这个无产阶级政治的重大问题上,巴塞罗那中央委员会的立场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


西班牙支部的领导同志不是从昨天才开始反对国际左翼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基础思想与基本原则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过去三年里,西班牙支部的领导同志在西班牙乃至国际的各种重大问题上,几乎都没有采取正确的立场。当然,谁也难免犯错,一个年幼的组织更是不可能不犯错。但重要的是,组织及其大多数领导人要从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然后才能前进。不幸的是,西班牙左翼反对派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不允许讨论问题;相反,他们一有机会,就会进行个人攻击与渺小的、毫无意义的指责,而不是对意见分歧进行原则性的讨论。宁同志的派别与拉克鲁瓦同志的派别之间的斗争当然不无重要性,但是,宁、费尔森[2]等人的派别对整个国际左翼反对派进行的攻击(它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却要重要一百倍。


在派别斗争中,总会发生个人矛盾与相互指责,这是难以避免的。但是,一个以纯粹的个人纠纷、指责、好恶来决定自己的政治立场的革命者,绝对算不上一个好革命者。这种做法,是无法把自己提升到与马克思主义原则相符的水平上的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的典型做法。持续到现在的这种小资产阶级式的争吵,毒化了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的领导层,使它在极其有利的客观条件下,仍然无法找到正确的道路,无法正确地进行组织工作。如果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的基层成员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如果他们真心想打破这种僵局,他们就必须抛开这些个人争吵,并根据双方的是非功过来分析政治分歧。但是,他们首先要把中央委员会在4月5日发出的这个无原则的文件,作为讨论的核心问题。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明白:西班牙支部不停地同法国、比利时、德国、奥地利、美国等国的支部发生矛盾,原因在于巴塞罗那中央委员会采取了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而且顽固地拒绝抛弃这一立场。


过去三年里,我曾多次尝试同西班牙支部的领导同志达成相互理解,却一无所获,所以,我只能通过这封信,向西班牙支部的全体成员发出呼吁。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原文为俄文,署名“G·古洛夫”,由玛丽琳·沃格特(MarilynVogt根据皮埃尔·布鲁埃(PierreBroué)提供的俄文原件副本译为英文,中译文系根据沃格特的英译文转译。
[1] 即《致阿姆斯特丹国际反战大会的宣言》(Declarationto the Antiwar Congress at Armsterdam),国际左翼反对派西班牙支部也在这个宣言上签了字。这个宣言收录于《托洛茨基文集(1932)》,第148—155页。——中译者注

[2] 恩里克·费尔南德斯·森顿(EnriqueFernandez Sendón1909—1954),曾用化名“L·费尔森”(L.Fersen),生于加利西亚里维拉镇(Ribeira)一个富裕家庭。1928年前往马德里学习商业,在求学期间逐步接受托洛茨基主义,并参与创立西班牙共产主义反对派。1931年6月当选为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担任机关报《共产主义》编辑。数年后参加社会党。共和国覆灭后被俘,1940年获释,返回家乡后脱离政治活动。——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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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同志的所作所为是不可容忍的

(1933年8月10日)


亲爱的同志们:


由宁同志领导的西班牙支部中央委员会最近发来的信件与文件,引发了只能用义愤填膺来形容的情绪。这些信件的语气是最令人无法容忍的。这些毫无理性的信中,充斥着最尖刻的指控与最具侮辱性的言辞。其中许多都是纯粹的谩骂。仅凭这些信的语气,就足以断定宁及其密友已经彻底抛开了同志情谊,毫无最起码的个人责任感。只有内心毫无顾忌的人,才会这样写信,特别是写给组织——在他们内心深处,他们已经把组织当成了异己的、敌对的东西。


宁集团提出的“指控”,已被多次证伪。该集团的一位代表出席了预备会议,他趁机发表了所有的主张和指控[1]。结果呢?宁及其伙伴的政策,遭到了国际左翼反对派所有支部的一致谴责。有人可能会想:宁集团碰了这么个钉子,应该会更谨慎一点吧。没有,他们反而变本加厉,对整个国际左翼反对派进行了劈头盖脸谩骂。


此时,我只想谈一件事:宁集团竟敢指责国际左翼反对派把罗斯默、兰道等人开除出自己的队伍——在它看来,这是很不公道的。然而,各种文件和证词,都与它的臆测完全相反:罗斯默想让法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开除他看不顺眼的几个同志,而支持他的只有一小部分人;此后,他退出了法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围绕着这个问题,我曾与宁进行过长期的通信。我在信中告诉过他,在心血来潮、而非革命的考虑的影响下,罗斯默正在误入歧途,为了挽救罗斯默,我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尽管宁是罗斯默的朋友,他却在写给我的信中写道“罗斯默不占理”。我曾多次在信中问他,为了不让罗斯默误入歧途,他能否再想想办法,他在回信中说,能做的都做了,已经无法可想了。


在兰道的问题上也是一样。众所周知,没有人要求开除他。大家只是要他来参加民主地召开的德国支部大会……我提交了一个内容和语气都极其和缓的议案,宁在信中表示“完全赞同”这个议案。我们都知道,后来兰道“开除”了德国支部中央委员会的大部分委员,并拒绝参加这次大会,他在大会上的支持者少得可怜。


宁同志当时是国际局委员,参与了我们的全部政策,并对其承担全部责任。现在,他拿不出任何事实或文件,就想让国际左翼反对派对兰道和罗斯默承担全部责任,却对他自己的责任避而不谈或视而不见。这种做法该叫什么?


暂且认为,宁后来觉得,我们对罗斯默、兰道等人的做法有失公正。那他就应该说:“我们犯了如此这般的错误;我们应当如此这般地纠正错误。”这样才是完全正当的做法。最重要的是清楚地讲明如何纠正这些“错误”。罗斯默和兰道集团有自己的刊物,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他们与我们的分歧越来越大。如果宁同志不是把罗斯默与兰道的问题当作一种阴险的伎俩,而是怀着实际的目的——把罗斯默—兰道集团留在国际左翼反对派的队伍之内——来提出的话,他就有义务分析罗斯默—兰道集团的观点,并得出恰当的结论:他们的立场,是否与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立场一致?我们是不是应该做出一些让步?在哪些方面让步呢?或者反过来,罗斯默和兰道为了重返国际左翼反对派,应该放弃哪些立场和做法呢?用这种严肃的、有原则的、同时又是实际的态度来提出问题,就可以开启讨论的机遇,或许就可以趁机采取一些实际的措施。然而,宁现在的做法,表明他根本不在乎会造成什么样的实际影响:他就是想给自己找借口,对国际左翼反对派进行含沙射影的攻击。


更可悲的是:宁同志为了掩盖自己在政治上的踌躇不决,为了掩盖自己的一系列错误——西班牙革命给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开创了机遇,然而,这些错误却使西班牙左翼反对派不能抓住这些机遇,给自己争得一席之地——他不得不动用这种不忠诚的做法。现在,由于宁同志的极其错误的政策,导致西班牙支部没能发展壮大,反倒变得更弱小了。不幸的是,与宁同志讨论政治问题是毫无结果的:他只会东拉西扯,玩弄外交辞令和模糊暧昧的辞藻,更糟的是,他会用含沙射影来答复同志们的政治争论。


我希望你们能让所有支部——首先是西班牙支部——关注这封信。我想让全体南美朋友都来关注这封信:他们正在越来越密切地参加我们的国际组织的活动,他们在本国取得的成就越大,就能越快地说服他们相信宁同志的政治活动是错误的和危险的。


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托洛茨基


附注:本文完稿后,朋友们给我看了宁同志等人写给沙赫特曼(Shachtman)同志与弗朗克同志的回信。由于沙赫特曼同志和弗朗克同志的信是在王子群岛写的,宁同志就从中嗅出了阴谋、“闹剧”,等等……他暗示说,这封信是我指使沙赫特曼与弗朗克写的。我凭啥要这么做?我根本不怕宁和他的同伙,我有许多机会——我希望是明明白白地——表达我对宁的“政治活动”的看法。我已经公开了我同他的通信。我根本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宁同志的活动是极其有害的。我干嘛要躲在沙赫特曼和弗朗克背后指使他们?就算他们是受了我的影响才写这封信的,这也根本不会改变它的内容。重要的是信中提出的事实与论据,而这些事实与论据足以粉碎宁。现在的事实是:这封信的发起与撰写,完全由在信上署名的同志负责。我只是在看到这封信之后,才知道它的内容。宁和他的同伙有什么权利认为沙赫特曼与弗朗克没有判断阴谋的能力、没有表达自己的思想的能力呢?如果宁怀疑这封信的真实分量,他可以去问问法国支部和美国支部,问问这两个支部的中央机关与地方组织。我相信他会收到明确的答复,这答复多少会让他感到难堪。


宁狡猾地援引我的话“政策是由人来执行的”(我这句话并不是专指某个人),来给他的个人攻击辩护。只不过他忘记了:人能够制定出好政策,也能制定出坏政策,每种政策都会挑选适合自己的人,并对选中的人进行相应的训练。


收录于《西班牙革命(1936—1939)》(LaRévolution Espagñole (1936-39)),“马克思主义研究增刊”(
Supplement a études Marxistes),第7—8期,巴黎,由J·R·菲德勒(J. R. Fidler)从法文译为英文。中译文系根据菲德勒的英译文转译。
[1] 即上文中的费尔森(恩里克·费尔南德斯·森顿),他作为宁集团的代表出席了19332月的国际左翼反对派国际预备会议。——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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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打入社会党

(1934年11月1日)



……我到现在都没有收到有关西班牙最近事态、有关我们的支部起了什么作用的文件。但是,事态发展的总趋势,足以使我们得出结论:早在社会党刚刚开始内部分化时,我们的西班牙同志就应该打入社会党,并着手使社会党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如果他们这么做了,我们现在在西班牙的形势就会有利得多[1]。


摘自《奥地利、西班牙、比利时与转折》(Austria,Spain,Belgium and the turn),收录于《托洛茨基文集(1934—1935)》,第153页。本文是写给国际书记处与比利时支部的信,发表于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在1934年出版的一期没有期号、没有标明日期的内部公报,署名为“克鲁克斯”(Crux)。



[1] 1933年开始,社会党内出现了一个以拉尔戈·卡巴耶洛(Largo Caballero)为首的左派,在社会党的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内部,更是出现了强烈的左倾倾向,社青团的领袖公开邀请国际左翼反对派西班牙支部加入,加强社青团的力量。
在此期间,执政的共和派社会党联盟由于顽固维持资本主义私有制,失去了群众的信任,结果在193311月的大选中惨败,中右联盟在大选中获胜后,推举中派政党——激进党领袖阿列杭德洛·雷鲁克斯(AlejandroLerroux)出任总理。中右联盟的上台,撤销了前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改良措施,引发了反动狂潮,引发了群众的强烈不满;在这种形势下,社会党准备发动武装起义,试图推翻反动政府,但由于社会党的领导层三心二意、犹豫不决,起义惨遭失败,大批先进工人遇害。
1934年的形势,对于国际左翼反对派西班牙支部实行打入主义,是非常有利的,托洛茨基同志一再催促西班牙支部尽快打入社会党,但是,以安德列乌·宁为首的西班牙支部领导层却拒不执行托洛茨基同志的正确指示,反倒同右翼反对派勾勾搭搭,最后干脆同国际左翼反对派断绝关系,在1935年同右翼反对派合并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结果导致社会主义青年团——西班牙工人阶级当中最先进、最优秀的一部分——投入了斯大林党的怀抱,使斯大林党的势力大涨,从而为其叛卖西班牙革命提供了资本。安德列乌·宁拒绝执行打入主义政策,是西班牙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在此之后,他还犯下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支持人民阵线、参加加泰罗尼亚资产阶级政府等),因此,他对于西班牙革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关于这段经过,可以参阅皮埃尔·布鲁埃同志的两篇文章: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broue/mia-chinese-broue-196704.htm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broue/mia-chinese-broue-198312.htm ——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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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改良主义的后果

(1934年11月9日)


话虽如此,但在奥地利和西班牙遭到的失败……



当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陷入危机时,议会政治的软弱无力已是如此明显,就连工人阵营中的庸俗民主派(雷诺德尔[1]、弗洛萨尔[2]及其模仿者)都找不出一个借口来给他们顽固的成见辩护。他们就只能死死咬住革命道路上的每一个失败和挫折不放。他们的思路是这样的:如果纯粹的议会政治都不能提供出路,那么武装斗争就更不能了。奥地利和西班牙无产阶级起义的失败,自然就成了他们现在钟爱的论据。其实,当这些庸俗民主派在批判革命方法时,他们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破产,要比他们为腐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方法辩护时暴露得更为明显。



从来没有人说过,用了革命的方法就会自动胜利。关键不在于方法本身,而在于正确运用方法,在事态的发展中要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路线,要有强大的组织,要在长期的经历中赢得群众的信任,要有一个敏锐的、大胆的领导层。每个斗争都取决于冲突的时机与具体情况,还有各方的力量对比。马克思主义并不认为武装冲突是唯一的革命方法或万应灵丹。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拒绝任何迷信,无论是对议会的迷信还是对起义的迷信。每一事物都有属于它的时间和位置。在刚开始的时候,可以这么说:



无论在哪里、在什么时候,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都不可能通过议会道路夺取政权,甚至不可能接近政权。



谢德曼[3]、赫尔曼·穆勒[4]和麦克唐纳[5]的政府与社会主义毫不相干。资产阶级给社会民主党和工党提出了这样的条件:必须在资本主义的敌人面前保卫资本主义,只是在社会民主党和工党同意接受这个条件后,资产阶级才允许它们掌权。而它们也一丝不苟地履行了自己的承诺。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哪一个社会党阁员,是靠着纯议会的、反对革命的社会主义而当选的。他们都是可耻的叛徒,踩在工人政党背上飞黄腾达,踏入了内阁——米勒兰[6]、布里昂[7]、维维亚尼[8]、拉瓦尔[9]、保尔—邦库尔[10]、马凯[11]



另一方面,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革命的方法可以让无产阶级夺取政权——1917年的俄国,1918年的德国和奥地利,1930年的西班牙都是明证。在俄国有强大的布尔什维克党,它为革命进行了长期的准备,并且知道如何稳固地接过政权。



德国、奥地利和西班牙的改良主义政党并没有为革命做好准备,它们不是领导革命,而是损害了革命。



它们被意外落入自己手里的政权吓得不知所措,便慷慨地把政权交还给了资产阶级。它们就这样破坏了无产阶级的自信心,更破坏了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信心。它们给法西斯主义反动的发展准备了条件,并沦为了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



我们前面讲过,根据克劳塞维茨的意见,内战是以另一种手段延续的政治。这就是说,内战的结果,有四分之一(如果不说十分之一的话)取决于内战本身、内战的技术手段、内战的纯军事领导的发展过程,而有四分之三(如果不说十分之九的话)取决于政治准备。政治准备又包括哪些内容呢?用革命把群众凝聚起来;对那些仍然对“民主的奴隶主”的宽大、仁慈、忠诚存在幻想的群众,要帮助他们消除这种奴性的幻想;教育革命的干部,这些干部要学会如何反抗官方的舆论,资产阶级在面对劳动者时表现得有多坚决,这些干部在面对资产阶级时就要表现出十倍的坚决。不进行这样的锻炼,当局势不得不发展为内战的时候——内战总是在局势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不得不爆发的——无产阶级将会在最不利的局面下迎接内战,胜负将取决于许多意外因素,因此,就算无产阶级赢得了军事胜利,还是有可能丢掉政权。阶级斗争必然会引发武装冲突,看不出这一点的人准是瞎子。但是,谁要是看不出来,决定了武装冲突及其结果的,是内战爆发前各个阶级在斗争中采用的整个方针政策,那他也同样是瞎子。



在奥地利遭到失败的,并不是起义的方法,而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12];在西班牙遭到失败的,并不是起义的方法,而是无原则的议会改良主义。


   1918年,奥地利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而躲在无产阶级身后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却把政权又还给了资产阶级。1927年,当无产阶级起义完全有可能胜利时,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不仅卑怯地背叛了起义,还调遣工人的保卫共和联盟[13]去对付起义群众[14]。这给多尔弗斯的胜利奠定了基础。鲍威尔等人曾说过:“我们希望和平演变,但敌人要是头脑发昏,向我们进攻的话,那就……”



这个公式看似十分“明智”,十分“现实主义”。马索·皮维尔[15]根据这个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模式,得出了他的推论:“如果——那就”。其实这个公式是给工人准备的圈套。它麻痹和欺骗了工人。“如果”的意思是说,斗争的形式,取决于资产阶级的善意,而不是取决于阶级利益的绝对不可调和。“如果”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能做到贤明、谨慎和调和,资产阶级就会保持忠诚,一切就都能和平进行。



追逐着这个“如果”的幻影的奥托·鲍威尔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其他领袖,在反动派面前毫无作为,步步后撤,挫伤了群众的士气,一再后退,最后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绝境。直到被逼到最后一道阵地时,他们才接受了战斗,而且还打输了。



西班牙的事态发展过程有所不同,但失败的原因基本上一样。跟俄国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一样,社会党同资产阶级共和派分享政权,只是为了防止工农把革命进行到底。在社会党参政的两年中,它通过在民族、社会和农业方面施行零星的改良,帮助资产阶级摆脱了群众。它动用强力来镇压人民中最有革命性的阶层。



于是产生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无政府工团主义得到了加强,并吸收了大批富有战斗性的无产者,而如果工人政党采取了正确路线的话,无政府工团主义本来是会像蜡一样,被火热的革命融化的;另一方面,社会天主教势力[16]巧妙地利用了群众对资产阶级—社会党政府的不满,进行了成功的宣传蛊惑。



当社会党变得虚弱无力时,资产阶级便将它一脚踢开,全面发起进攻。社会党便不得不在自己的政策所导致的最不利的局面下发起自卫。资产阶级已经得到了右翼群众的支持。无政府工团主义的领袖是一帮专门搅浑水的专家,他们在革命过程中已经犯下了能犯的一切典型的错误,此时他们又拒绝支持由背叛革命的“政客”领导的起义。这次运动没能广泛发动起来,而仅仅停留在个别地区。政府向分散各地的工人发起了攻击。由反动势力发动的内战,以无产阶级的失败告终。



根据西班牙的经验,并不难得出反对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结论。这个结论本身是无可争辩的,但还远远不够。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所谓的“激进主义”,跟西班牙的入阁主义一样是废话。两者之间只有技术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区别。它们都在等待资产阶级用“忠诚”来换取它们的“忠诚”。它们都导致了无产阶级的惨败。


在西班牙和奥地利失败的不是革命的方法,而是革命形势中的机会主义方法。别把它们给搞混了!



我们还得讨论一下共产国际在奥地利和西班牙问题上的政策。我们建议读者阅读最近几年里《真理报》[17]上的一些文件和一系列小册子[18]。在极其有利的形势中,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共产党,被“第三时期”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等理论束缚了手脚,结果陷入了彻底的孤立。他们借助“莫斯科”的威信,损害了革命的方法,结果堵住了走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政策的道路。革命有一种重大的能力,那就是它能对一切信条和方法进行迅速而又无情的检验。谁犯下了罪过,就会马上遭到惩罚。



共产国际要对德国、奥地利和西班牙的无产阶级所遭到的失败承担无限责任。仅仅执行(口头上)“革命的”政策是不够的。还需要执行正确的政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发现另外的制胜秘诀。


摘自小册子《法国往何处去?》(Wither France?),先锋出版社,1936年,由约翰·G·莱特(John G. Wright)与哈罗德·伊萨克(Harold Isaacs,中文名伊罗生)译为英文。中译文系根据英译文转译。



[1]
皮埃尔·雷诺德尔(PierreRenaudel18711219——193541日),法国社会党右派改良主义领袖之一。1933年因主张社会党参加激进党政府,带领一部分人脱离了社会党,组织法国社会党·饶勒斯同盟(Partisocialiste de France-Union Jean Jaurès),1935年该党与共和社会党(Partirépublicain-socialiste)和法兰西社会党(Partisocialiste français)合并为社会主义共和同盟(Unionsocialiste républicaine),社会主义共和同盟后来参加了人民阵线。——中译者注



[2]
吕多维克奥斯卡·弗洛萨尔(Ludovic-OscarFrossard188935——1946211日),曾当过教师,一战期间因反对战争而被开除教职。1918年当选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总书记,1920年访问苏俄后,主张参加共产国际,法国共产党成立后担任总书记,但因意见分歧,于192311日辞职,并重新参加了社会党。——中译者注



[3]
菲利普·谢德曼(PhilipScheidemann1865726——19391129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1903年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一战期间跟艾伯特一起支持战争拨款,魏玛共和国成立后任首届总理。——中译者注



[4]
赫尔曼·穆勒(HermannMüller1876518——1931320日),1893年参加社民党,1906年在倍倍尔的推荐下,被选入党的出版机关。一战中支持战争。19191月被选为党主席。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曾两次任总理。——中译者注



[5]
拉姆塞·麦克唐纳(RamsayMacDonald18661012——1937119日),出身于苏格兰一个农场工人家庭,1885年参加社会民主同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1893年参加独立工党(IndenpendentLabour Party),1900年任工人代表委员会(Labour Representation Committee)书记,1906年工人代表委员会改称工党,同年麦克唐纳被选为下院议员,并任工党议会党团主席。一战爆发后因反对英国参战而辞去党主席职务。1922年重任党主席,1924年组织了首届工党内阁,出任首相,1929年至1931年再次出任工党内阁的首相,1931年因同自由党、保守党组织联合内阁,被工党开除,此后担任联合内阁首相至1935年。——中译者注



[6]
亚历山大·米勒兰(AlexandreMillerand1859210——194347日),生于巴黎一个小商人家庭,当过律师。1885年当选为众议员。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转向社会主义,1893年与饶勒斯等人组成独立社会主义派,1896年提出了改良主义的《圣芒德纲领》。18996月入阁,任商业部长,他是第一个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社会党人。19201月至9月任总理,19209月至19246月任总统。——中译者注



[7]
阿里斯蒂德·布里昂(AristideBriand1862328——193237日),生于南特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青年时即投身左翼运动,参加了法国社会党,1902年当选为众议员,1904年与饶勒斯一起创建《人道报》。1906年首次入阁,担任公共教育与文化部长,在1906年至1932年曾26次出任内阁部长。19097月出任总理,在1909年至1929年间曾11次出任总理。——中译者注



[8]
·拉斐尔·阿德里安·勒内·维维亚尼(Jean Raphaël Adrien René Viviani1863118——192597日),生于法属阿尔及利亚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曾当过律师。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参加左翼运动,1904年参与创办《人道报》,并协助建立了统一的社会党。190610月任劳工部长。此后曾任教育部长、外交部长、司法部长等职。19146月至191510月任总理,在19148月组织了神圣的联合内阁。——中译者注



[9]
皮埃尔·拉瓦尔(PierreLaval1883628——19451015日),1903年参加社会党,一战期间持暧昧的和平主义立场。1920年图尔代表大会之后脱离社会党。19311月至19322月、19356月至19361月。法国战败后,于19407月至194012月、19424月至19448月两次任傀儡政府总理。法国解放后被判犯有叛国罪,19451015日被处决。——中译者注



[10]
奥居斯堂·阿尔弗雷·若瑟夫·保尔邦库尔(Augustin Alfred Joseph Paul-Boncour187384——1972328日),生于圣艾尼昂(Saint-Aignan),毕业于巴黎大学,1909年代表激进党当选为众议员,1911年任劳工部长。1916年参加社会党。1931年退出社会党,参加了共和社会党。曾任陆军部长、外交部长等职,并于193212月至19331月任总理。——中译者注



[11]
阿德里安·马凯(AdrienMarquet1885106——195523日),生于波尔多。早年参加社会党,长期担任社会党波尔多联合会主席,1925年至1944年任波尔多市长。19342月至8月任劳工部长。——中译者注



[12]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Austromarxism)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奉行的一套改良主义理论。——中译者注



[13]
保卫共和联盟(Republikanischer Schutzbund)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成立的自卫组织,1923年正式成立。——中译者注



[14] 1927130日,基督教社会党的民兵组织枪杀了保卫共和联盟的成员。同年7月,法院宣判被告无罪,激起了全国工人的怒火。被激怒的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并火烧司法宫。在与警方发生的武装冲突中,有85名工人遇害。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不仅没有在形势非常有利的情况下支持和领导起义,反而想方设法帮助资产阶级扑灭了这次起义。——中译者注



[15]
马索·皮维尔(MarceauPivert1895102——195863日),法国教师、工会活动家、社会主义者、记者。他是全国教师工会(SyndicatNational des Instituteurs)的活动家,一战期间坚持和平主义立场,战后参加法国社会党,成为党内左翼流派革命左派GaucheRévolutionnaire)领袖之一,19386月脱离社会党,成立了工农社会党(Partisocialiste ouvrier et paysanPSOP),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流亡墨西哥,二战结束后回国,重新参加了社会党。——中译者注



[16]
主要是指以西班牙右翼自治团体协会为主的具有天主教背景的民族主义保守势力。——中译者注



[17]
此《真理报》(La Vérité)非彼《真理报》(Правда),它是法国托派于1929年创办的报纸。——中译者注



[18]
请参阅1929年至1934年出版的《战士报》(Militant)、1934年至1936年的《新战士报》(NewMilitant),以及新帕克出版社(New ParkPublications)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德国1931—1932》(Germany 1931-32,1970年版)和《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原注


《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可在下列网址阅读: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8b/index.htm     ——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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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重大事件时的消极无为

19341216日)


……更令人担忧的是,我们的西班牙同志(只有少数几个可敬的例外)在最近的重大革命事件中表现消极。我们一直批评西班牙支部的领导浑身上下浸透了耽于宣传与谨小慎微的精神。每个同志都应该复习一遍同西班牙支部领导层进行的国际讨论,这是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西班牙同志已经明确表示反对“法国转折”[1]。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重申自己的“不妥协”立场,只是为了掩饰自己无所作为、消极被动、完全耽于宣传与报道的态度。而我们要反复强调:在所有支部犯过的一切错误当中,西班牙支部犯的错误是最严重的:它根本没有意识到,在社会党刚开始准备武装起义的时候,就应该及时打入社会党。……


摘自《再谈我们的转折》(Once more on our turn),《托洛茨基文集(1934—1935)》,第168页。本文是写给国际书记处的信,发表于《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内部公报》(Bulletin interieur du Groupe bolchevik-léniniste de laSFIO),第4期,1935年1月。由内奥米·艾伦从法文译为英文。中译文系根据艾伦的英译文转译。
[1] 纳粹党在德国成功夺权后,托洛茨基同志认为共产国际已经无药可救,放弃了改良共产国际的念头,准备重新建立一个新的、革命的国际。但是,国际左翼反对派由于长期遭到当权官僚的孤立、打击和迫害,非常欠缺群众基础;同时,纳粹的上台,促使大批群众寻找新的出路,他们大多投向了最大的工人政党——社会党;而在社会党内,依然有一定的党内民主,允许派别组织和思想流派的存在。托洛茨基同志根据这些情况,提出了“打入主义”(entryism)策略:国际左翼反对派各国支部应在保持独立的政治立场的前提下,作为一个派别组织,打入拥有群众基础、尚有一定党内民主的社会党,摆脱孤立、接触群众,发展自己的组织。1934年6月,托洛茨基同志正式建议共产主义者同盟(国际左翼反对派法国支部)打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ectionFrançaise de l'International OuvrièreSFIO,即俗称的法国社会党),经过激烈争论之后,共产主义者同盟决定解散,成员打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成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内部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
GroupeBolchevik-LeninisteGBL)。法国支部的打入策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后,托洛茨基同志便要求各国支部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利用打入主义策略,因此,这一策略又被称为“法国转折”(Frenchturn)。


但是,打入主义策略终究是一种紧急情况下的应急手段,而且它的副作用也很严重:它给了机会主义者抛弃独立的阶级立场、拥护改良主义、中派主义政党的借口。因此,打入主义策略从它提出开始,就不断地引发了争议、论战和分裂。而且,日后的第四国际领导人(比如米歇尔·帕布洛)也的确利用打入主义为借口,来为自己的政治投机辩解。——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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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一位同志

(1935年10月18日)


同志:



最新一期《战斗报》[1]发表了共产主义左派与工农同盟统一大会[2]的宣言。请注意其中关于国际组织的一段话。



这个新党宣布参加伦敦局[3]。这一事例,就跟荷兰的事例一样,都是很自然的[4];在这两个事例中,多数派在合并之前就已经参加了伦敦局。但是,在这个统一宣言中,没有对它参加伦敦局的理由做出充分的解释。这个宣言认为,伦敦局“为了在新的基础上重新统一各种革命力量而进行了客观的工作[5]”。“客观”在哪儿?可以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客观上迫使无产阶级走上革命的道路。但是,对于宣传性的小团体,怎么能说它们具有同样的“客观”必要性呢?它们全部的存在意义,就在于它们的主观努力:它们的纲领是什么样的?它们的目标是什么?它们在工人运动中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完全取决于这些主观因素。



但是,这个宣言恰恰对这些关键问题避而不答。它只说“在新的基础上重新统一各种革命力量”,但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个“新的基础”是什么样的?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基础?还是革命马克思主义与第四国际的基础?荷兰党正在围绕这个问题进行激烈斗争。在这个讨论中必然会发生把各种流派卷进来的冲突,西班牙新党在讨论中越是不愿明确地阐述自己的公式,冲突就会越激烈、破坏性越强。



我们只能友好地强调指出:为了西班牙新党的在未来的利益,它必须对自己的公式进行准确无误的理论阐述与政治阐述。



本文取自让·鲁(Jean Rous)的私人档案库;经允许之后印行;原件上没有署名;由内奥米·艾伦从法文译为法文。中译文系根据艾伦的英译文转译。



[1]
《战斗报》(LaBatalla)原是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的西班牙文周报,1922年创刊,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脱离西班牙共产党后,《战斗报》成为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机关报。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与工农同盟合并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后,《战斗报》成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1937年“五月事件”后,《战斗报》于528日被共和国政府查禁。19449月,统工党地下组织重新开始秘密出版《战斗报》,19455月,流亡法国的统工党组织开始在巴黎出版《战斗报》。弗朗哥法西斯政权垮台后,统工党恢复合法地位,《战斗报》也随之合法化。但由于统工党的解散,《战斗报》也在19805月停刊。——中译者注



[2]
1930年8月,以毛林为首的西共右翼反对派——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加泰罗尼亚语:FederacióComunista Catalano-Balear;西班牙语:FederaciónComunista Catalano-BalearFCCB)因反对当权的中派官僚,而脱离了西共。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尽管脱离了西共,但它在原则上,与中派官僚并无多大区别。1931年3月1日,它吸收了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一个独立共产主义者组织——加泰罗尼亚人共产党(加泰罗尼亚语:PartitComunista Català;西班牙语:PartidoComunista Catalán),于1931年建立了“工农同盟”(加泰罗尼亚语:Bloc Obrer iCamperol;西班牙语:BloqueObrero y CampesinoBOC),作为自己的群众组织。1932年4月(一说1933年6月),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改名为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FederaciónComunista Ibérica)。但是,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与工农同盟在组织上和运营上往往难以分开,人们也总是把它们混为一谈,把“工农同盟”当作毛林集团的代称。1934年9月,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国际左翼反对派西班牙支部)因拒绝执行“打入主义”政策,而与国际左翼反对派正式断绝关系。1935年9月29日,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与工农同盟合并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artido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POUM)。——中译者注



[3]
伦敦局(LongonBureau),全称“国际革命马克思主义中心”(
InternationalRevolutionary Marxist Centre),成立于1932年,它是由一些退出了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却又不愿意参加第四国际的中派主义政党组成的,因此被戏称为“第三半国际”或“第三又四分之三国际”。——中译者注



[4]
以亨德利库斯·斯内夫利特(HendricusSneevliet,1883—1942)为首的革命社会主义党(RevolutionairSocialistische Partij, RSP)起初参加了国际左翼反对派和第四国际,但同时又是伦敦局成员;革命社会主义党在1935同独立社会主义党(OnafhankelijkeSocialistische Partij; OSP)合并为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Revolutionair SocialistischeArbeiderspartij, RSAP)后,大部分原独立社会主义党的党员就退出了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到了1936年,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因为不愿与伦敦局划清界限,脱离了第四国际,参加了伦敦局。——中译者注



[5]
这句话是本文的出发点,遗憾的是,这是一个误译。统一宣言中的这句话被错译为“为了在新的基础上重新统一各种革命力量而进行了客观的工作”(
“works objectively for thereconstruction of the unity of the revolutionary forces”),而正确的译法应该是“其目的为致力于革命力量的重建”( “whoseobjective is to work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forces”)。——编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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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工党的叛卖

(1936年1月23日)


西班牙的“共产主义左派”组织一直是一个混乱不堪的组织,经过无数次左右摇摆之后,它在一个中派主义纲领的基础上,同毛林的加泰罗尼亚联盟合并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党”。我们的一些刊物上了这个名字的当,撰文说这个党正在向第四国际靠拢。凭着幼稚的想象来夸大自己的力量,是最为危险的。这样做是一定会遭到现实的严厉惩罚的!


据报道,西班牙所有“左翼”政党——包括资产阶级政党和工人阶级政党——已经组成了一个选举联盟,把它们捏合起来的共同纲领,本质上与法国人民阵线及其同类的虚伪纲领别无二致。这个纲领里有这样的要求:“改革宪法保障法院[1]”(!)、坚决支持“权威原则”[2]、“司法独立,不受政治立场和经济特权的影响[3]”(让资本主义司法摆脱资本的影响!),诸如此类。这个联盟中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党在纲领中表示拒绝接受土地国有化,但“作为交换”,它们照例向农民做出了一些廉价的承诺(贷款、提高农产品价格,等等)[4],还宣称要“复兴(!)工业”并保护小工厂主与小商人[5]。接下来自然就是要“接管银行”,然而,按照纲领的条文,由于资产阶级共和派拒绝接受工人监督,“接管银行”就变成了……通过阿萨尼亚等人——银行家在议会中的代理人——之手,让银行家自己来接管银行[6]。最后,西班牙的外交政策将根据“国际联盟的各项原则与方法”来制定[7]。还剩下什么?


在这个可耻的文件上签字的有:两个资产阶级左派政党[8]、社会党、工人总同盟[9]、共产党(当然少不了它!)、社会主义青年团[10](太糟糕了!)、“工团主义党[11]”(佩斯塔尼亚),最后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胡安·安德拉德[12])。


在西班牙革命形势高涨的时期,这些政党大多趁势而起,竭力控制革命、叛卖革命、践踏革命。毛林—宁—安德拉德的党是后来者。前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已经变成了资产阶级“左派”的跟屁虫。难以想象,还有什么堕落会比这更可耻!


几个月前,胡安·安德拉德在马德里出了一本书,里面大谈改良主义官僚、工人运动,引用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还有其它作家的话,分析了导致工人官僚堕落的根本原因。胡安·安德拉德曾两次向我寄赠这本书,每次都在献词中热情地称呼我为他的“领袖与导师”。在其它情况下,这只会让我感到高兴,但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公开断然宣布:我从来没有教过任何人去干政治叛卖的勾当。而安德拉德的所作所为,正是为了同资产阶级结盟,而叛卖了无产阶级。


在这方面,不妨回顾一下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的所作所为——正如他们自己的名称,在每一个有利的场合,他们都要把自己打扮成绝不妥协的革命者。他们对打入社会党的法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大加挞伐。能不能暂时打入群众性的政治组织,在里面打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同改良主义领袖斗争?——不能!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这么做!这是机会主义!但是,能不能根据一个蓄意诱骗群众、为资产阶级打掩护的不诚实的纲领,同改良主义政党的领袖结成政治联盟?——这是勇敢的行动!还有比这更贬斥、更糟蹋马克思主义的吗?


统工党现在是荣耀的“革命社会主义政党”的伦敦局的成员[13]。这个组织的领导层现在掌握在英国独立工党书记芬纳·布洛奎[14]手里。我们以前写过,尽管麦克斯顿[15]等人死抱着陈腐的、显然无可救药的和平主义偏见不放,独立工党在国际联盟及其制裁的问题上,还是采取了真诚的革命立场。我们每个人都曾怀着欣喜之情,读过《新社论》[16]上的不少优秀文章。在上次议会选举中,由于英国工党支持国际联盟,独立工党便拒绝在选举中支持工党。这在战术上是错误的:在独立工党不能推举自己的候选人的地方,它就应该支持工党的候选人,反对托利党[17]。但这只是小事。无论如何,绝不能考虑同工党签订任何“共同纲领”。国际主义者应当在选举中支持工党,同时又要揭露英国社会爱国主义者对国际联盟及其“制裁”的卑躬屈膝。


我们冒昧地问芬纳·布洛奎一个问题:他在其中担任书记的那个“国际”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个“国际”的英国支部拒绝在选举中支持工党的候选人,只因为工党支持国际联盟。而这个“国际”的西班牙支部却根据一个支持国际联盟的共同纲领,跟资产阶级政党结盟。这两个支部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这个“国际”难道不是混乱不堪、彻底破产了吗?现在还没有发生战争,伦敦“国际”的两个支部就已经彻底背道而驰了。一旦发生重大事件,它们又会变成什么样呢?


不过我们还是把话题转回到西班牙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党”吧。这个名字真是够讽刺的——跟资产阶级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统一”!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安德列乌·宁、胡安·安德拉德等人)曾多次以我们不够了解西班牙的“特殊国情”为借口,回避我们的批判,为他们的妥协政策辩护。这是所有机会主义者惯用的借口。然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首要任务,就是把本国的特殊国情翻译成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语言,这种语言超越了国界的限制,外国人也能读懂[18]


可是,现在并不需要这些理论借口。西班牙工人阶级的领袖同资产阶级左派结成的联盟,并没有任何“民族特色”在里面,因为它在形式上,与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巴西或中国的“人民阵线”毫无区别。统工党不过是盲从地执行了共产国际七大强加给所有支部的政策,完全没有顾及自己的“民族特色”。西班牙政策上真正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次有一个伦敦国际的支部正式同资产阶级结盟了。真是太可悲了。而我们更喜欢打开天窗说亮话。在西班牙只有那些无情地揭露毛林、宁、安德拉德及其同伙的叛卖行径、并为第四国际的西班牙支部打下基础的人,才是真正的革命者!


《新战士报》[19]1936215




[1]
《人民阵线纲领》(Programa del Frente Popular,出自皮埃尔·布鲁埃[Pierre Broué],《西班牙革命(19311939)》[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 (1931-1939)],Barcelona: Península, 1977,第184193),第III条第1款。——中译者注



[2]
《人民阵线纲领》第III条第3款。——中译者注



[3]
《人民阵线纲领》第III条第4款。——中译者注



[4]
《人民阵线纲领》第IV条。土地国有化的要求是社会党提出的,但遭到了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党的拒绝。——中译者注



[5]
同上。——中译者注



[6]
《人民阵线纲领》第VI条。——中译者注



[7]
在《西班牙革命(1931—1939)》收录的《人民阵线纲领》中并没有找到这项要求。经过查证,发现这是统工党纲领里的内容。——中译者注



[8]
即以曼努埃尔·阿萨尼亚为首的左派共和党和以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DiegoDiego Martínez Barrio1883—1962)为首的共和同盟(UniónRepublicanaUR)。——中译者注



[9]
工人总同盟(UniónGeneral de TrabajadoresUGT)是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旗下的工会组织,1888812日在巴塞罗那成立。——中译者注



[10]
西班牙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FederaciónNacional de Juventudes Socialistas EspañolasFJS)是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青年组织,成立于1906年4月14日。——中译者注

[11]
19318月,佩斯塔尼亚因发表《三十人宣言》,批评了全劳联之后,被开除出全劳联。此后他率领自己的追随者成立了“工团主义党”。——中译者注



[12]
胡安·安德拉德·罗德里格斯(JuanAndrade Rodríguez189823——198151日),1912岁参加激进共和党的青年团,1914年参加社会党的青年运动,1919年担任社青团机关报《新生》(Renovación)周报编辑。十月革命后支持社会党参加共产国际,1920年率领部分社青团团员成立西班牙人共产党,并当选为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921年西班牙人共产党与西班牙共产主义工人党合并为西班牙共产党,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并担任机关报《火炬》周报编辑,1927年因支持左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1930年参与建立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并负责其机关刊物《共产主义》(Comunismo),1935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成立后,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并担任机关报《战斗报》编辑。内战爆发后前往巴塞罗那,并当选为统工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5月的巴塞罗那起义之后,于6月被捕,1938年年底获释,共和国覆灭后流亡国外,1940年因参加法国抵抗运动再次被捕,1944年被抵抗运动解救,此后继续在西班牙流亡者当中进行革命工作。1978年返回西班牙,1981年于马德里去世。——中译者注



[13]
伦敦局的名称起初叫“独立革命社会主义政党委员会”(
Committee ofIndependent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Parties),后来改为“国际革命社会主义团结局”(
InternationalBureau of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Unity),最后才改为“国际革命马克思主义中心”( International Revolutionary MarxistCentre)。——中译者注



[14]
阿奇巴尔德·芬纳·布洛奎(ArchibaldFenner Brockway1888111——1988428日),生于印度加尔各答。1907年参加独立工党,一战期间因反对战争,曾三次被捕入狱。1931年至1933年出任独立工党主席,1933年至1939年出任独立工党总书记。——中译者注



[15]
詹姆斯·麦克斯顿(JamesMaxton1885622——1946723日),生于格拉斯哥。1904年参加独立工党。一战期间反对战争,1916年被捕,被监禁一年。1918年当选为工党全国委员会委员。1922年当选为下议院议员。1926年至1931年、1934年至1939年两次出任独立工党主席。——中译者注



[16]
《新社论》(New Leader)创刊于1887年,原名《矿工》(The Miner),是苏格兰矿工工会的报纸。1887年改名为《工人社论》(Labour Leader),并成为苏格兰工党(Scottish Labour Party)的报纸。1893年苏格兰工党加入独立工党后,《工人社论》随之成为独立工党的报纸。芬纳·布洛奎曾于1912年—1916年、1931年—1946年两次任该报编辑。一战后改名为《新社论》。1946年改名为《社会主义社论》(Socialist Leader)。1975年重新改名为《工人社论》。——中译者注



[17]
即保守党。——中译者注



[18]
为了给自己的政策找借口,毛林和宁指出:由于西班牙的选举制度,新党很难独立参选(请参阅统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战斗报》,第234期)。然而这个借口实在太苍白无力了。同资产阶级签订共同纲领,就等于政治叛卖,这可怪不到选举技术问题上。——列·托



[19]
1934年,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与亚·约·米斯蒂(A. J.Muste1885—1967)的美利坚工人党(AmericanWorkers PartyAWP)合并为合众国工人党(WorkersParty of the United StatesWPUS)之后,《战士报》便改名为《新战士报》(NewMilitant)。——编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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