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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秋火: 关于革马主义和劳动民主的政治思考】

【秋火: 关于革马主义和劳动民主的政治思考】

#1 “简要说明”附后

目录
#2 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2005-6-10
#3 无产阶级的革命与前途——读列宁《国家与革命》后记 写于2005-3-2,当年8-13修改
#4 列宁-布尔什维克时代的苏维埃民主和国际主义略谈(1917年至1926年) 不晚于2005-6-28
#5 简评尼泊尔毛派理论家巴塔拉伊的著作《建立新型国家的问题》 写于2005-7-28(巴塔拉伊这一著作被认为是21世纪的毛派对无产阶级民主理论的最新发展,而尼泊尔毛派群众运动曾经引发亚洲民众广泛关注)
#6 要做站在工农大众立场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 写于2006-1-8
#7



简要说明:
1、本辑的主要目的是:辑录秋火作为一个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多年来的政治思考、尤其一切涉及「劳动民主」这一重大议题的政治思考,作为一个严肃的思想史(有演变、也有不变)的记录,供秋火自己和其他革马同仁、后来在不同阶段接触到秋火的进步工人和青年、以及一切对革马主义或者劳动民主议题感兴趣的同情者或反对者参考(尤其值得一说的是,若要反对秋火的思想,请遵循政治思想逻辑,而对于歪曲臆想、政治抹黑、语言暴力,秋火认为不过是政治流氓或反供疯狗的伎俩,并不屑于政治辩论)。
2、本辑决非一种显摆,因为实际上过去的思想,难免有过很多幼稚,秋火本人也承认这一点,并且会在搜集过程中指出过去那些政治思考中的明显偏差之处——今天的批注均标明时间,并标记为绿色字体。其实幼稚简单化的地方挺多的,但只批注明显偏差之处。读者须自行辨析。
3、有两种动力导致本辑的设立:直接来说,近一年多来越发政治化的工运思想冲突、以至于国内主流劳工界一些政治人物对秋火本人的政治诬蔑和政治抹黑,激发了秋火早就想要把过去文字集结起来证明自己革马思想严肃性和逻辑一贯性的冲动;而更大的、根本的动力在于,秋火越来越意识到中国工人阶级迫切需要自己的政治思考,而不只是集中力气于工人的日常斗争和团结组织——为着“工人阶级政治思考的重新出发”,有必要做一些准备,启蒙者(秋火)自身的思想回顾就是最起码的准备之一。
4、秋火自认为写过的有传播价值的文字很少,本辑的收录标准:有关劳动民主的政治思考;仍有一定的传播价值;即使有些问题和缺陷,但可以通过今日批注来补正。为了更有传播价值,有些文章做了节选和删节。每篇文章都尽量贴出原文链接(有的在网上可能找不到了)。
5、秋火的革马派思想从2005年(20岁)起开始,本辑也从2005年开始收录相关文字。2009年10月以前的文章大多出自秋火自己办的共产主义入门网·红草专栏,另外很多文章还可以在新青年论坛找到。
6、由于本论坛新青年论坛屏蔽“中*共”二字,根据秋火今天的政治思考,以下文章转发在新青年论坛后,原文的这个词一律改为“伪共”。
7、有些文章加了粗体,均为今日重温时所加。重温也就是重新学习和重新思考,这个过程会比较慢些。敬请关注。
(2017年3月15日,秋火)


[ 本帖最后由 秋火 于 2017-3-16 00:3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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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本文节选自《我的宣言书:为共产主义而献身》,原文包含有与毛派网友的论战内容。原文多次强调唯物主义的理念,但仍然带有作者早年(20岁时)强烈的道德良心观念和唯心主义气质。今日加了两处批注,一处是引用不当,一处是过于绝对化。(2017-3-15)


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写于2005年6月10日

民主和自由是人类(无论哪个时代)内心所渴望的,自古以来,无数志士为民主和自由而抛头颅、洒热血。决不能因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把民主自由作为他们的旗帜就唾弃民主自由,正如我们左派不能因为美国硅谷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就唾弃尖端IT技术一样。

但民主自由是有阶级性的,它们不能超然于阶级社会。

社会主义必须以民主自由为基石,否则就不是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而是官僚的极权的“社会主义”。大家都认为弗·伊·列宁是最正确的,弗·伊·列宁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却在理论上存在对无产阶级民主的误解(但列宁主义时代肯定比后来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得多);罗莎·卢森堡则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民主,两者是统一而不是割裂开的。国有制和计划经济是值得肯定的,但社会主义并不等于在经济上的生产组织形式和给予工人优厚物质待遇(这两点在战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过)。社会主义首先是生产者的联合自治、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在这个普遍基础上构建国有制和计划经济,不断缩小工人阶级内部的物质差别,以及不断扩大工人享有的民主和自由的政治权利。社会主义是社会化大生产,而不是一个区域内的自给自足;决不能因为只有一两个工人专政,决不能因为要“鼓舞大家的士气”或某种“自我安慰”就标榜说——“看,这就是社会主义!”,那是自我欺骗,也是欺骗群众。社会主义的实现程度,不仅取决于生产关系上的社会化程度(“一大二公”),不仅取决于生产力的高低(苏联的唯生产力论),更取决于生产者的联合自治水平、生产者民主水平和国际化水平三个因素。

工人国家不会因为民主自由而被轻易摧毁,而会因为民主自由而坚不可摧!中国和前苏东国家为什么会在开国领袖逝世之后逐渐蜕变为资产阶级国家,并不是因为前领袖不够心狠手辣——那是赤裸裸的历史唯心主义解释(即分析历史首先从个人身上、而非从社会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构成及成因上找原因)。正如尼泊尔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巴布拉姆·巴塔拉伊[1]所说:“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党或它的高层领导的专政,而是通过人民群众选举出来的代表机构(苏维埃或人民委员会)实行的阶级专政”(《建立新型国家的问题》)。这就是说,要把实权从党和“它的高层领导”那里归还给苏维埃(工人农民士兵代表会议),让党作为向导而不是主人,让无产阶级和贫农作为主人而不是被统治者,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卫革命成果。卡尔·马克思认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而不是党的几个领袖创造的)。

批注[1]:尼泊尔毛派领袖之一巴塔拉伊不应说是真正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他只是在理论上大量引用了革马的观点,但其所属政党的政治纲领和运动实践仍是毛主义那一套。——2017年3月15日

担心无产阶级不能自己保护自己的利益——即使在掌权的情况下,这种说法是是反无产阶级统治的无稽之谈。说无产阶级和贫农不懂政治,不能管理国家,因为据说政治是高深莫测的特殊学问,这种说法是资产阶级政客和官老爷们的惯有迂腐思想。至于说中国还不适合实行民主自由,这种说法预期说是中共官老爷们的一贯“担心”,还不如说是袁世凯那套帝制辩护词(袁世凯曾经聘请美国的古德诺博士写了一篇《共和与君主论》,这位美国博士宣称中国“大多数人民智识不甚高尚”,以此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捧场)。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只有苏维埃、工会和工厂委员会亲自掌握武装和政权,才能随时保卫无产阶级利益——在反无产阶级的社会经济政治改革开始(而无论是谁开始这种改革)时,无产阶级就有足够手段扭转、废止改革(蜕变的危险),而不是到了国有工厂卖了大半、社会保障几乎被盘剥殆尽时,工人才上街游行抗议(而且还被轻易镇压下去,因为他们在这个自诩社会主义的国家里从来没有掌握过实权和武装!!)

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不是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汪东兴的8431部队逮捕时开始的,也不是1977年9月邓小平复出时开始的,更不是1987年中共十三的宣布搞市场经济时开始的,因为在80年代大半时间(邓小平时代前期),中国仍然是国有制和计划经济为主体,而且在城市里医疗住房教育仍然是公费的,中国仍是工人国家,但却是畸形的,因为工人阶级从未掌握过实权和武装,这两样核心不在工人阶级那里,而在中共政治局里。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不是突然在一天之内像火山一样爆发的,而是渐进式的;主导、推动这个复辟的不是任何一两个大坏蛋,而是改革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先是政府和军队的官僚利用特权敛聚起的企业集团,部分农民以及暂时获得工资提高的工人,然后是大大小小的资产阶级和大型国有寡头例如电信、金融、能源等大头以及与日俱增的买办,当然还有很多犯罪集团、黑社会、地痞流氓等)。只有这种解释才比现有一切解释更接近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工人专政并不可能因为一两个人(无论邓小平还是JZM)上台就崩溃了,这种纸糊的神话来源于执著的历史唯心主义者。

但中共长期自夸的“人民民主专政”(1975年宪法中还说是“无产阶级专政”)在人民(无产阶级和贫农)利益遭到侵犯时居然无所作为,真叫人吃惊。

实际上,据我所知,仅仅在90年代的国企改革中,中国许多地方都爆发了工人罢工、游行示威、集会抗议,但这有什么用呢?[2]

人民的反抗被镇压了——因为武装从来都不在人民代表会议和工人组织那里,而牢牢地掌握在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手中;
人民的嘴巴被堵上了——因为实权从来都不在人民代表会议和工农组织那里,而牢牢地掌握在中央政治局-各级党委手中;
人民的耳目被遮蔽了——因为大众传媒工具从来都不在人民代表会议和群众组织那里,而在中央政治局-中宣部手中。

注[2]:“但这有什么用呢?”这句话是秋火本人尚未深入考察研究工人斗争现实时常常发出的过于绝对化的诘问,后来作者有过反思并反映在一些文章中(此处备忘:待整理):国企私有化过程中的反抗斗争仍然是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工人的觉悟和斗争经验。——2017年3月15日

你想,工农群众组织要是掌握了全部实权、全部枪炮和电视台、报纸,朱容基还敢叫嚣“职工下岗”吗?中央还敢不问工人的想法擅自卖国企吗?重庆3403工厂的职工还会被镇压下去吗?地方政府还敢剥夺小农的土地和住宅吗?

欧仁·鲍狄埃和比尔.狄盖特在《国际歌》中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句歌词耐人寻味,然而却并非所有左派同志能理解——许多人还在希冀“大救星”、“伟人”,甚至写文章说历史上再也不会出现某某某之类的千年不遇的大救星了,以此鼓吹某个领袖的至高无上的意义,但是这些历史唯心主义的门徒根本不理解——只有工人阶级的普遍觉醒、普遍武装和工人民主才对社会主义命运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要推翻官僚与资产阶级的统治,要巩固一个工人国家、防止复辟,从主体上看,不能靠几个领袖或一个党,而要靠工人阶级与贫农的民主统治。列昂·托洛茨基说:“党领导无产阶级,而不是领导历史进程。”这是一个真理。无产阶级的光明历史道路不是一两个圣哲或一个神通广大的党走出来的,而是无产阶级走出来的。

我坚信工人专政和工人民主是统一的,民主自由决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资产阶级民主往往严重残缺不全),而且只有国际革命能够开辟社会主义的真正大道,只有欧美先进国家革命成功,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才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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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订正了一些错别字,原文的最后一节的序号有点乱,略改。加了两种颜色字体:蓝色的两处批注是2005年8月13日所加;绿色的四处批注是今日2017年3月15日所加。
此文加了批注后,仍可以适时推广传播。列宁《国家与革命》仍然堪称十分经典、也比较通俗易读的作品(我认为高中语文成绩能够及格水平的人应该都能90%看得懂),一切想要“批判列宁主义”或者认为自己赞同列宁主义的人,都不可能绕开这本列宁最重要著作之一、也是最能反映“列宁主义”的著作之一。(2017年3月15日)




无产阶级的革命与前途
              ————读列宁《国家与革命》后记



写于2005-3-2     8-13修改
  
     《国家与革命》:
      1964年9月第7版.人民出版社.单行本
      1972年3月广西第1次印刷
      译文采自《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5卷


一、尝试为这本书写个导读
      《国家与革命》是弗·伊·列宁在1917年8—9月秘密写成的。1916年下半年,列宁在批评布哈林国家问题的反马克思主义立场后,开始搜集马克思主义论国家问题的材料,到1917年2月已基本准备好。但因为政治危机及其引发的十月革命使得本文第七章未写完(只留下一份详细提纲),前六章即构成人们所看到的《国家与革命》(全称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

       全文主要内容是:以阶级观点简明扼要地分析了国家性质和国家机器、科学阐释国家消亡问题(第一章),从1848年欧洲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中论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第二、三章),恩格斯涉及国家问题的对机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及一些论述(第四章),论述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问题(第五章),最后一章则通过了以机会主义者为一方的三场论战深入批判了国家与革命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

       全书中心思想:在批判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机会主义中,科学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恢复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对帝国主义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具有重大鼓舞(推动)意义。

       本书在写作上的显著特点:贯穿阶级分析法,到处显露革命性的锋芒;从不简单、学究式地阐述观点,而是根据现实斗争提出、并在与错误思潮的斗争中解决问题;行文通俗易懂,以尽可能丰富的语文修辞手法和形式来投入论战,读时充满激情和热忱;大段大段引用马恩经典论述(可见列宁对马恩经典的熟悉)。

       这本书并不深奥难读,我每天并不用多少时间,一星期就读完了,并用一天半左右做此后记。


二、无产阶级的革命与前途
     (笔者心得)

       关于这个题目,最具意义最经典的是本文的第二、三、五章,前两章阐释论述的理论可一言以敝之:破旧立新。即摧毁旧国家机器,建立新型无产阶级国家。而第五章则以马克思主义科学地考察了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问题,也相当有趣。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列宁引用马、恩的经典论述:极其鲜明地指出,工人阶级必须进行暴力革命,而不是和平地改良;工人阶级必须组织为统治阶级,使用国家机器镇压剥削阶级及其反抗;工人阶级必须摧毁、破坏旧国家机器(官吏和常备军);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Marx语),而必须以无产阶级专政取而代之。列宁以严密的逻辑有机地大量引经据典,在现实批判斗争中复活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观点。

       关于无产阶级的未来(专政一宣告成立之后的)任务,列宁在此展示和强调、深化了马、恩最经典的大胆论述。我想,这是初学共产主义理论的人所十分感兴趣的,因为它是关于未来社会形态的见解。然而,这并不是庸人们所讥笑的“社会科幻小说”或者“乌托邦”,因为它正是建立在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与严密合理的思维逻辑之基础上。

       那么,马克思主义论述中(根据1871年革命经验)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和国是怎样的呢?

       第一,“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Marx语)。“武装的人民”,就是指民兵。只有全体人民武装起来,国家才会巩固[a]。在此,我劝同志们不要相信唯武器论者的书斋说教!我敢说,人类社会史上没有一场战争的胜负不是由社会因素而由武器技术因素决定!20世纪,只需看看越南战争就一清二楚了。那么,资产阶级国家为什么不屑于全民武装呢?说“不屑于”是资产阶级庸人们碍于脸面的怯懦托辞,“不敢”和“不能”才是真实情况。因为全体人民一旦武装起来,就不会像职业的常备军那样忠于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就会忠于自己的诉求——打倒和镇压那些压迫人民的阶级。这正是1848年欧洲革命中反动势力为什么迅速解除无产阶级自己的武装的原因。资产阶级囿于其阶级局限性既不敢也不能发动全民武装,对中国人来说最熟悉的例子是,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即只用常备军抵抗、不发动全民,因此抵抗不了强敌。不过右派庸人们还有一种“善良的”说法。北京有个小右曾写信给我,说什么共产党总是让大量无辜百姓上战场充炮灰,而资产国家却只用专门的职业军队来打仗。我回信反问他:当人民的利益受到战争威胁时,为什么禁止人民拿起武器保卫自己呢?相反,为什么当资产阶级国家受到战争威胁时,反而征用人民的儿女们来为资产阶级充炮灰呢?

[a]“只有全体人民武装起来,国家才会巩固”:这句话是不严谨的,应说成:
“只有全体人民武装起来,‘国家’才会巩固;而一旦有全民武装,作为以此而巩固的‘国家’就不是任何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了。”
——2005年8月12日


       第二,一切公务员实行普选,共和国(公社)代表对选民负责,并可随时撤换。这里说明:废除任命制(上面钦定),实行普选(群众选出);废除终身制,实行责任制(对选民负责,可随时撤换)。有人自然会反对这种制度(特别是持传统斯大林主义思维的人和受邓修[1]稳定论影响的人),他们认为,稳固是最重要的,官员如果经常撤换不利于稳定人心,也难以保证政策的连续性等等。但看看今天社会的腐败就够了:是把那些腐败分子拉下马更稳定人心呢?还是让他们继续以权谋私、吃喝嫖赌更稳定人心呢?至于邓修
[1]鼓吹的“稳定压倒一切”论,那恰恰说明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底盘上、在修正主义官僚统治[1]的内部,无产阶级民主根本就是扯淡,只有资本独裁和官僚专制才在这个社会有市场。

批注[1]:原文写于2005年3月12日,当时我仍未与毛主义的话语决裂。在毛主义话语中,“修正主义”是一个十分含糊的概念。革马最早在19世纪末批判伯恩施坦改良主义思潮时首先使用修正主义这个概念,是指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篡改、修正。毛主义在1950-60年代与苏共论战中,把苏联的变化也称为修正主义,此后毛派在使用修正主义这个词时混杂了两种很不同的含义:其一是,党已偏离马克思主义,国也变为与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无异的国家了;其二是,党虽已偏离马克思主义,但国仍在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中,仍未确定性质。这种理论混乱的现象与毛左毛右的复杂政治纠葛互为因果——毛左和毛右都使用修正主义这个词,但很难确定说修正主义的阶级性质究竟是什么。本文在2005年8月再次修改时似乎仍未反思这个毛派语词的问题。但在2005年之后,秋火应该没有再使用这些混杂不清的词语了。——2017年3月15日

       第三,把所有公务员薪金减到工人工资水平,公务员最高工资不超过工人最高工资水平,“取消支付给官吏的一切办公费和一切金钱特权”(列宁语)。庸人们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些预想(首先是巴黎公社实践经验)看成是愤世嫉俗的夸张幻想,修正主义鼻祖爱德华·伯恩斯坦同考茨基主义者及机会主义者都嘲笑这种“原始民主制度”。然而这些并非不可能,恰巧相反,正由于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创立和发展,使工厂、交通、通信等的发展水平足以使大多数国家职能简单化(变为诸如填表、登记、检查等简单手续),行使这些简单职能实际上只需支付工人工资水平即可。马、恩、列都未能看到:今天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正在使国家职能更趋简单化,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随着科技发展越来越具有合理性。而这些措施所具有的极其伟大极其重要的意义——列宁如是写道:“这里恰巧最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转变: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

       第四,取消资产阶级议会制和三权分立制,共和国政府(行政)兼管立法。列宁引用马克思的经典:“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机关”。小右们看到此,大概会叫喊:“不得了!取消三权分立定会腐败泛滥!”列宁则一针见血地揭露道:“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列宁指出,废除议会制并非废除议会(代议机构),而是废除议员的特权,打破立法和行政的脱节,“议员必须亲自工作,亲自执行自己通过的法律,亲自检查在实际生活中执行的结果,亲自对选民负责”,这样才使“发表意见和讨论的自由不会流为骗局”。列宁激烈地抨击资产阶级议会实际上是“专门为了愚弄‘老百姓’而从事空谈”,这一批评是有道理的:列宁举例指出美国、瑞士、法国、英国、挪威等都是如此,1905年俄国革命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亲自参加杜马斗争实践,加上1917年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上演的议会丑剧,都证明了这一批评。现代小右们说,中国今天的腐败正是因为三权不分、没搞三权分立。同样是三权不分,为什么在毛主席时代的中国政治腐败就相对少得多呢?此外,西方先进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也经常有很大的腐败案。中国政治腐败的问题根本不在于政体。[2]


批注[2]:举毛时代为例说明三权不分而腐败相对少得多,这个举例不好;也说明当时秋火仍未彻底反思毛时代。毛时代的腐败确实比改开资本复辟年代要少得多,但因为欠缺民主监督,还是有很大程度的隐性腐败(1966-68文革时期曾公开揭露出很多干部腐败丑闻)。毛时代的问题不在于三权不分,而在于劳动人民根本欠缺民主自由。
另外,说中国政治腐败的问题根本不在于政体,对是对,但论述不足。应该说:中国政治腐败的问题根本在于资本主义复辟情况下,资本与权力的勾结,而由于权力的专制(也就是现行的政体的问题),这种腐败更为突出和惊人。而三权分立只是一种严格限制于资本主义框架里的改良,并不是劳动人民的根本政治前途。——2017年3月15日


      上述就是马克思主义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结的政治形式。

      实际上,上述这些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政治模型并不是马克思发现的。列宁措辞极其谨慎地写道:“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去发现这个未来的政治形式。他只是确切地考察了法国历史,对它进行了分析,得出了按1851年事变所应得出的结论:问题在于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当无产阶级群众革命运动爆发的时候,马克思就来研究这个运动究竟发现了这样的形式”。

       那么,研究这种未来政治形式有什么意义呢?空想主义者妄图“发现”它;无政府主义者则对未来政治形式避而不谈;20世纪初的机会主义者则把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形式“当作不可逾越的极限,对着这个‘典范’磕头磕得头破血流”;而21世纪的今天,闲人大概把它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善良而思考不足的同志也只是把它看作激动人心但未必实现得了的某种追求。可是,同志们,革命导师们正是认真严肃地为革命无产阶级指出未来的重大政治形式啊!正是由于无产阶级机革命党对这些任务负有不可推卸、必须执行的责任,正是由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二月革命后推卸了这些责任,列宁才痛斥他们是“社会主义叛徒”、“腐朽的市侩英雄们”。

      关于无产阶级的前途,即关于共产主义的问题,关乎一个贯穿全书的重要课题:革命对国家的任务。革命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将自行消亡,国家消亡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国家消亡只能从无产阶级革命开始:无产阶级革命摧毁传统意义(少数剥削阶级镇压多数劳动者阶级)的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国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开始消亡。但是,无政府主义者则妄图在一天之内一举消灭全部意义上的国家,这在实践上是愚蠢而有害的。

     “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恩格斯《反杜林论》),而当无产阶级在粉碎资本专政后,则“赋予国家以一种革命的暂时的形式”(马克思.发表于1913——1914年《新时代》第32年卷第1卷第40页)。这两段论述并不矛盾,而都是为了批判无政府主义,并阐明了极其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都把最终消灭国家作为目的,这一点也不荒唐。但是无政府主义者不了解运动的条件和形式。而共产主义者不但根据1871年革命经验系统地提出未来工人共和国的政治形式,指出这些政治形式最终将使国家成为完全多余的东西,而且还“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问题”,就是说,探究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问题,这就是本书第五章的全部内容。

     人们会问,马克思主义凭什么(根据)探究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渊源起因、作用力等因素伴随,事物的特点及发展都不可能完全摆脱刚刚过去的影响。这在自然界和人类日常生活中都是极自然的道理,到处都可以找到证明。例如,一颗花生的种子种下去,我们虽不能准确估计它最终长多少片叶子、结多少粒果种等,但我们至少能根据它的来源一般地推测它将结出花生而不是结出玉米,还能根据它的特点和条件比较准确地预测更多东西。就如何提出问题,列宁开辟了一节予以探讨。

     马克思主义根据这一普遍道理极自然地推断:“在历史上必然会有一个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特别时期或特别阶段”(列宁语)。马克思的表述也极明白:“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31页)。

      围绕国家消亡问题,马克思科学地把共产主义分为低级和高级两个阶段,马克思并不是像写教科书一样臆造定义,“而是分析了可以表现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成熟程度的两个阶段”(列宁语)。

      在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生产资料归整个社会所有,消费品领域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但马克思主义指出,按劳分配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它同任何权利一样,以事实不平等为前提有的人强些,有的人弱些;有的人已婚,有的人单身;有的子女多些,有的子女少些;等等。这是事实不平等。的确,每个人付出与别人同等社会劳动,就能领取一份同等社会产品(扣除该扣的费用、基金之后的)。这是分配标准的平等。“把同一标准应用在不同的人身上,应用在事实上各不相同、各不同等的人身上,因而‘平等权利’就是不平等,就是不公平”(列宁语)。马克思说这是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一个缺点,但又是这个阶段不可避免的,为什么呢?这里有一句马克思十分经典的论述:“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资产阶级法权”的必然存在,还有保卫这个法权的必要,国家就还没有完全消亡。[3]



批注[3]:这段论述不错,但显然不足。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里,“平等权利”的不足,虽然根本上难以避免,但可以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劳动者民主权利的增长,逐步得以改进。例如,除了工资这种分配形式,国家还可以随着经济的发展,给予伤残劳动者、比较困难人群更多的福利保障;例如,逐渐扩大免费公共产品的供应,教育和医疗、住房等领域的福利增多,乃至免费。这方面,曼德尔有较多论述。20世纪的工人阶级国家也有大量相关实践。对于今人来说,没有必要像毛派理论家那样把这个问题搞得好像很深奥似的(1975年左右,张春桥等官方毛派理论家曾经拿这个所谓资产阶级法权理论问题大做政治文章,搞得很复杂深奥)。
——2017年3月15日


      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人们自由地参与社会分工(选择劳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消失,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个人全面解放和全面发展,生产力足以贯彻“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列宁在此再次谈到民主。民主意味着形式平等,但它还不是事实平等(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民主同任何国家一样,一方面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另一方面,民主在形式上承认公民平等,承认公民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4]列宁假设并严密论证了一种情况:在20世纪初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之后,一天之内就可由武装全体人民进行监督生产和分配,统计劳动和产品的工作;而具有高等专业知识的工程师和农艺师等等会在武装工人的支配下更好地工作。在正确地进行这种全民统计和监督时,“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的雇员。全体公民变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报酬平等的工厂”。但这还不是我们共产主义者的理想,这只是为了肃清资本主义时代留下的旧痕迹(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道德的等)、为了继续前进所必需的一个阶段。而“当社会全体成员或至少绝大多数成员自己学会了管理国家,自己掌握了这个事业……的时候,对任何管理的需要都开始消失了。民主愈完全,它成为多余的东西的时候就愈接近”。列宁以此结束第五章:“到那时候,从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过渡到它的高级阶段的大门就会敞开,国家也就会完全消亡了”。

“列宁在此再次谈到民主”: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前面已专门谈过民主消亡的问题。见全文第四章第六节。——2005年8月12日

批注[4]:列宁是从政治意义上谈论“民主”,我认为这是一种狭隘的意义(狭义)。我认为一切形式的“民众自治”(也就是“民众集体管理自己”)都可以理解为“民主”,这是最广泛的意义,也最容易理解。
狭义的民主理论我当然理解,但为什么一定要把民主说得那么深奥、那么理论化呢?我认为今天的共产主义者更需要以灵活的想像力去谈论劳动民主、最广泛的民主,不应该把简单的事物复杂化、知识分子化、高深化、哲学化、神秘化,应该尝试用最通俗的大白话、贴近劳动者利益和生活常识来解释民主,让不识字的工人都能理解什么叫劳动民主,这样才可能最有利于普及革马的劳动民主思想。——2017年3月15日


     马列主义就是这样科学地展望无产阶级的前途的。这种展望的前瞻性使人充满理想主义激情,而展望的理性则使人坚信共产主义必胜,展望的意义还在于:使无产阶级全面地把握自身,提高革命自觉性。

      21世纪的今天再读《国家与革命》,自然要问: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对国家任务的理论过时没有?这一理论能否应有于现代修正主义国家?21世纪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否应遵行马克思主义总结的政治模型(这种模型是否有合理性和可行性?)?这些问题展开论证需要很大篇幅,但读书又不得不与现实结合思考才有意义,因此我只阐述我的个人观点,并简略谈谈。


三、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对国家任务的理论依然正确

       1968年世界革命之后,世界大多数国家陷入革命低潮。苏联、东欧等国家人民被资本专政暂时压倒;欧美发达国家多数人民则和平改良思想泛滥,或者一时安于资本秩序;中国、越南等国人民暂时忍受官僚资本专政的压迫;在危机重重的拉丁美洲,左翼力量参与政府之程度达到空前水平,以查韦斯为榜样的新改良主义大行其道(无论这种改良有多么进步或者说有多大的可能因为群众运动高潮而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它依然是一种改良,是一种政治赌博)。

       今天,距列宁写这篇文章近一个世纪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已被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和平人民所忘记和抛弃。

       然而,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对国家任务的理论依然正确。就是说,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破坏旧国家机器、建立新型无产阶级专政以至消灭国家的理论依然正确。为什么敢这样断然呢?因为第一,国家的性质没有改变。国家仍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仍然是剥削阶级压迫被剥削阶级的工具。第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依然存在。毋庸质疑,二战后现代经济的发展使阶级分化出现了新情况、新趋势,但是资本对无产阶级的支配依然存在,资本一旦裁减工人或者大搞证券投机,就会使工人的“红豆汤”荡然无存,就会清晰地展现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立的实质图景。第三,无产阶级依然是资本社会里最革命的阶级。资产阶级是剥削阶级,不可能领导彻底的革命并彻底改造这个社会。农民是小有产者,没有大生产文化的眼界,在历史上从来不能独立地领导革命。掌握先进科学文化的科学家和学者,不可能构成政治经济意义上的阶级,反而必须依附一定的阶级(在阶级社会)才能存在。顺带略说一点:最发达资本国家的工人阶级虽获得国际垄断资本奖赏的超额利润,但依然是被剥削阶级,而且被剥削程度不亚于第三世界的被剥削阶级,不是这样的话,垄断资本就不会在最发达国家而转到第三世界开设工厂。失业常备军的存在、第三世界移民的冲击、高物价等情况使得最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下层处于相对贫困状态(你先得理解什么是相对贫困:中国的下岗工人生活大概很艰难,但其收入和生活条件放到厄瓜多尔与那里的工人中也许算是比较富裕的。而厄瓜多尔工人如果议论说,中国下岗工人生活比我们好得多却还抱怨艰难,我想中国下岗工人是不能接受这种议论的);而这些无产阶级的上层又有随时一无所有的可能。因而最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依然具有革命性,而且不会亚于第三世界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而至于最发达国家为什么几十年来都没有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这又是另一个题目了。

的确,当今世界上和平和改良主义、修正主义、新自由主义思潮泛滥,但这些思潮并不利于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最终将会破产,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无产阶级将拿起武器,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战争。世界无产阶级在21世纪的新联合将可能使少数最发达国家连续爆发革命,从而决定性地开辟根本改变人类命运的新纪元。


[ 本帖最后由 秋火 于 2017-3-15 16:5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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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本文2005年6月28日原发表于天涯若比邻论坛,但可能更早时间发布在毛泽东旗帜网(此文是当时与毛派网友论战时的产物)。对一些论战话语做了删节。——2017年3月15日


列宁-布尔什维克时代的苏维埃民主和国际主义略谈
(1917年至1926年)


写作时间:不晚于2005年6月28日

一、苏维埃民主

A、即使在战火纷飞,面对外敌颠覆的空前严峻危险时,党内的民主还有相当的民主(远远超过斯大林时代的和平时期的民主)。反对派的观点在当时的俄党机关报《真理报》上公开发表,报纸上常常有彼此完全对立的观点。

B、民主争论是一回事,行动起来却是一致的。这就是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民主争论是允许的,甚至多数布尔什维克允许反对派出版刊物,要是在行动上出现分裂也不足为奇[1]。例如签定对德和约(非常重大的问题)时,先前有半数以上的中央委员持反对意见,但并不会因此认为半数以上的中央委员是反党的[2]。而在斯大林时代,稍与中央不同,就会被扣上反革命、帝国主义间谍的帽子。而在行动上胆敢与斯大林同志不同,就要被格柏乌、内务处的特工判刑、处死。


批注[1]:“要是在行动上出现分裂也不足为奇”既是过于强调民主形式,也不符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过从上下文来看,当时秋火是把“投票”等同于“行动”了。按照马列(革马)的民主集中制,争论时可以畅所欲言,议决时少数服从多数通过决定,按照这样的决定一致行动。如果在争论或者议决的过程中出现分裂,确实不足为奇,而且应该鼓励畅所欲言、在争取说服的同时允许保留不同意见;但是议决之后的实际行动,就不允许分裂或者怠工,——对于怠工者应有一定程度的惩处,对于分裂的情形也要看造成多大干扰、阻碍、危害来惩处。而不是像斯大林主义那样对于任何不同意见者都一律赶尽杀绝。——2017年3月15日

批注[2]:这一描述在事实上不错,但过于强调民主的形式,但有些淡化了政治实质。更为恰当的论述应该是:
“如果投了反对签订对德和约的票、或者表达了与多数派不同的意见,不会因此受到行政上的惩罚”。
——2017年3月15日

C、斯大林主义时代的那种99%的当选率在列宁时代是很少见的。斯大林时代的实权集中在党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行政干部上。而列宁时代的民主主要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党的全国大会上。[3]

批注[3]:当时秋火对“列宁时代的民主”认识不足,实际上当时的劳动民主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体现,就是在工人阶级监督管理工厂、直接参与政治生活方面。在2007年秋火通过对工人反对派文献的整理,以及当时其他一些革马派分子例如李星的整理,这些认识有了深化,参见本辑后续的搜集整理。——2017年3月15日


D、列宁虽然不很喜欢反对派的存在,但实际上在列宁主义时代,反对派大量公开存在,甚至在最重大的问题上也有公开站出来的反对派。例如出现了“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接受帝国主义援助;出现了“军事反对派”,反对任用、提拔旧军事专家,有意思的是,斯大林曾是这个反对派的一员,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和托洛茨基是站在一起反对这个派别的(但我并不因此说当时斯大林是反党的);还有“工人反对派”,反对一长制;等等。[4]有左派同志认为,反对派存在是“荒唐的逻辑”,莫非列宁恰恰“屈服”于这种“荒唐的逻辑”?

批注[4]:这些对反对派的描述很粗疏。有兴趣了解苏维埃俄国早期争论和派别分化的朋友,可以读一读美国学者罗伯特·丹尼尔斯的《革命的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或者托派老前辈刘平梅的笔记《
俄共(布)党内争论问题的历史回顾》——2017年3月15日

E、列宁时代的苏维埃实际上是多党制。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里实际上有且允许布尔什维克党、孟什维克党、社会革命党等多个党派。只要不反对苏维埃,一切党都可以存在。[5]社会革命党具有民粹主义色彩和民族主义倾向,孟什维克与西方社会民主党类似,但他们的党纲并没有因为与布尔什维克党不同而被打成异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里找不到“社会主义必须是一党制”的话,这种荒谬的论调则是斯大林发明出来的。



批注[5]:此处表达不准确。应当强调是:“只要不搞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政治鼓动和其他敌对行动,一切党派都可以存在。”——2017年3月15日

F、列宁一生中犯的最大错误之一是支持在十大上通过禁止派别活动的决议,这个决议后来成了斯大林在理屈词穷之时最有力的杀手锏。实际上,即使列宁通过了这个决议,但对于派别活动他还是默许的。在列宁逝世(1924年1月)前,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就有许多分歧,而且党的其他中央委员之间在观点上有公开的分歧甚至激烈斗争,对此列宁并不认为这些中央委员统统是反党分子,同样也不认为托洛茨基或者斯大林是反党分子。在1927年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斗争最激烈的时候,甚至连列宁的妻子、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分子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同志都加入了反对斯大林暴政的政治运动中,在《十三人(反对派)政纲》上签名。可见,对于派别斗争,大多数优秀的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经历过多次革命斗争的老党员)都是默许甚至支持、参与其中的。


国际主义

G、苏维埃革命一成功之后,列宁主义的苏维埃就发表声明,称放弃所有前沙俄政权侵占的利益。并且公开所有不平等条约和密约的内容,这最集中地表现了苏维埃彻底的国际主义精神。当时负责这项密约公开工作的正是全俄苏维埃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同志。

(后来随着苏联官僚阶层的形成,这些许诺越来越变成流沙。就中国来说,列宁主义苏维埃的许诺激起了中国广大劳动群众的热情。但后来斯大林官僚集团不断地延长这些许诺并且加上种种附件,甚至在1945年企图长期盘踞中国东北,1946年1月中国国统区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爆发大规模反苏联游行示威运动[6],其规模毫不亚于今年的反日运动)

批注[6]:不能如此简单化的批评苏联曾经长期在中国东北驻军的做法。虽然苏联长期盘踞中国东北,确实曾经带有大国沙文主义意图,但客观上有利于东北劳动人民和社会经济,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于保卫苏联革命成果、也非常有利于后来共*产*党的革命成功。——2017年3月15日


随笔浅谈

1、关于“一国社会主义”。列宁主义提出“无产阶级可能在帝国主义薄弱环节(一国)首先夺权”,并以十月革命证明了这个科学猜想。但列宁主义从来没有说:社会主义革命能在一国取得胜利[7]。列宁谈论社会主义的胜利,总是从国际的架构去思考。而斯大林主义抛出了“一国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并且在“完全胜利”和“最终胜利”上玩弄文字游戏。



批注[7]:大约2008年秋火做有一个批注,指出“列宁主义从来没有说:社会主义革命能在一国取得胜利”这句话是错误的,恰当的表述应是:社会主义革命(即无产阶级建立政权)在一国是可能的,但社会主义的建成/完成不能在一国国境之内。这样说是对的。
但我还想多说几句: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的胜利”、“资产阶级革命”、“民主革命”这些大词在这样的具体论述时最好少用,因为这些抽象化的概念有时容易搞得语义不明,最好换成更具体清楚的说法,或者解释清楚这些概念用在此处是什么意思。
——2017年3月15日

2、我们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认为分析一切社会现象、问题必须从社会客观因素去寻找原因。我们不赞同客观主义(把斯大林现象仅仅归结于苏联当时不发达),更不赞同主观主义(认为是斯大林本人的性格以及他、他的伙伴们的一种选择,或者某种纯粹的思想变化)。斯大林主义的产生首先与1921年卫国战争结束后大量军人和军事方法观念进入政府机关、20年代欧洲革命的暂时退却失败等客观因素有关。

3、我认为不发达国家出现斯大林现象不是完全必然的。正如曼德尔所说,在同样的经济基础(德国)上有魏玛共和国、纳粹的第三帝国、波恩共和国这些完全不同的政治形态。斯大林现象的出现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统一,斯大林官僚阶层的出现根源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社会矛盾。而对斯大林主义的最好的解释,可从托派的著作中得到理性、科学、严肃、认真地回答。[8]

批注[8]:当时是秋火转向革马派的初期,加上是即时的论战、仅仅是一个提纲,所以表述不清楚。关于苏联为什么官僚化,以后适当机会秋火再做文章通俗简洁解释。详细深入看法可见曼德尔《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
——2017年3月15日

4、斯大林官僚专制现象可以通过充分的工人民主和自由予以比较好的解决。毛泽东主席在1966年进行了这种尝试[9],终归因为种种主客观原因而归于失败。今天我们应该对工人民主的社会主义未来予以思考。



批注[9]:毛的文革的初衷,真的是想解决官僚专制现象吗?或者真的是想搞“工人民主”吗?这还是个问题。——2017年3月15日

[ 本帖最后由 秋火 于 2017-3-15 20:2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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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此文原题《关于对<建立新型国家的问题>的分析提纲》,收录共网红草专栏时题为《读<建立新型国家的问题>后记》,转载如下时改为以下题目。我隐约记得此文曾经被毛派网友高度推崇,认为是马列毛主义对无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民主理论的创新发展,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毛派分子甚至把此文上升到继承列宁《国家与革命》的高度上,所以此文曾经引起我(作为一个探索中的毛左分子)的重视。初步阅读后,我曾经认为巴塔拉伊堪称革命马克思主义者(2005年6月10日的文章还这样说过,见本辑#2),由于当时我思想的大转变,不久后又读了一遍,遂有以下读书笔记。十二年后的今天我再看这篇读后记,除了个别论述(见两处批注),大体仍然是赞同的。——2017年3月15日


简评尼泊尔毛派理论家巴塔拉伊的著作《建立新型国家的问题》

《建立新型国家的问题》作者:[尼泊尔]巴布拉姆·巴塔拉伊
编注:巴布拉姆·巴塔拉伊同志曾就读于印度尼赫鲁大学,有博士学位,目前负责对外联系和宣传工作,是尼共(毛)三大领袖之一。
毛泽东旗帜网联合翻译组 张正 勇胜 耕耘 洛崇 2005年?集体翻译
毛泽东旗帜网:http://www.maoflag.net/default.asp
2005年7月下旬 再次专门地全文阅读
阅读动机:分析尼泊尔毛泽东主义的实际理论内容,并作为观察研究尼泊尔革命运动的思想理论切入点。

写于2005-7-28

肯定方面

1)肯定暴力革命、粉碎旧国家机器的必要性

2)肯定无产阶级多党制。

3)肯定劳动群众应享有政治自由权利,特别是结社自由权
(ⅠB列举的尼共(毛)决议中有一句“只有通过宪法赋予人民群众建立另一革命政党和国家领导层的权利”)。

4)指出阶级专政不是个人或党的专政,含蓄地批判斯大林主义是“教条派修正主义”,并引用卢森堡的革命民主观点(虽然巴塔拉伊胡说卢森堡这句话“有过于理想化和不切实际的局限”)。

原文:“在这种情况下,罗莎.卢森堡从革命左派角度对苏维埃国家的前景的警告值得我们注意,尽管她有过于理想化和不切实际的局限。卢森堡在1918年说:‘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惟一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消亡,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派系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就是说,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

5)承认过去社会主义国家的独裁专制应由“过去无产阶级国家在实践中存在的严重缺点”来负责,举例批判过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专制:“例如实践中的党政不分,人民代表机构的逐渐失效,职业化常备军的不断扩充取代了人民群众的自卫武装力量,选举体系和舆论自由被阉割,用国家暴力来解决党群矛盾,人民对于国家事务缺乏参政权、管理权、监督权,官僚主义倾向的不断滋生等等”,这一点不但是对斯大林主义的否定,而且也暗含对过去的毛主义国家的批判。这一点是难能可贵。


不足方面

1)很明显很严重的不足是:缺乏唯物的经济分析和社会分析,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尤其是不对官僚的产生做唯物的分析。

2)若以唯心的分析指导运动,或者给运动带来可预见的挫败,或者使得革命队伍更加依靠少数领导层的领导和各种投机主义、权宜之计,而不是依靠阶级多数的判断和辩正唯物的分析。

客观根源:我以为,造成第一点不足的根本原因是尼泊尔毛主义运动诞生于农民战争运动,缺乏城市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运动的实际经验。[1]

批注[1]:对于尼泊尔毛派不能这么说,因为尼泊尔毛派“脱下西装上山打游击”之前也是城市里、议会里的政党。尼毛派为什么唯心主义,要从它的小资社会主义性质之类方面去找原因。——2017年3月15日



错误方面

1)将毛主义的简单理论体系(毛主义在实际操作中常常包含着诡辩和虚伪的因子)当作共产主义运动可以继承的经典。毛主义并没有对发展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作出什么贡献,而尼共(毛)基于长期脱离工运的农民战争的实际并出于拉拢部分人心以及机会主义的考虑而将毛主义简单地当作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理论。

2)否认苏联从30年代初期就开始蜕变为官僚统治的工人国家。(虽比老毛派进了一小步:认为1953年斯大林逝世时苏联就官僚化了 ,但仍然不敢承认官僚早就占据统治地位了)

3)赫鲁晓夫作为官僚改良派的改良措施并没有改变苏联政权性质(工人官僚),也并没有导致“官僚资本主义”的产生或者说资本主义复辟,至于说“极权主义”,难道斯大林时代不更厉害吗?所以巴塔拉伊的评论“随着赫鲁晓夫的上台,苏维埃国家公然转变为官僚资本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国家……”没有真正的意义,而且巴塔拉伊认定赫鲁晓夫及之后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但实际上苏联的官僚专政性质并没有发生任何根本改变,直到90年代初这个政权才被资产阶级篡夺去。

4)在破除旧国家的理论方面,“必须系统地摧毁旧政权的思想宣传和文化机构,以奠定新政权的思想文化的基础”——这一点是过于极端的,因为新文化不可能在“系统摧毁”原有文化机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而只能是在旧文化的基础上通过有限地选择建立起来。新型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文化应该实行自由发展的原则。[2]

批注[2]:这里包含对革马的误解、或者说认识不足。按照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的观点,劳动民主政权下的思想文化,是充分的自由,与无产阶级立场的思想引导、倡议、文化批评的结合。既不是官僚强制的思想文化钳制或者“革命样板戏”的垄断地位,也不是自由主义的放任自流。——2017年3月15日


5)在对世界无产阶级的一般原则和国家外交原则上自相矛盾,巴塔拉伊代表尼泊尔毛派写道:“一方面,有必要基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略性地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力量,另一方面,与所有国家基于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维持外交关系,争取战术性地从帝国主义内部矛盾获得最大的优势……我们应当努力与最临近的两个大邻居基于不结盟和互利原则保持外交关系,然后继续前进在完成整个南亚革命后……建立南亚苏维埃联邦”,革命与反革命两方面兼顾,这纯粹是一种空想,为投机分子留足了余地:试想,尼泊尔毛派企图以这种互利的外交为基础来推进南亚革命,侵犯“两个大邻居”的地缘政治利益和势力范围,他们能坐视不管吗?实质上,尼泊尔毛派的这个显然的理论错误是以牺牲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上为代价的。

6)在尼泊尔毛派理论中有一个传统毛主义的错误方面:在落后国家须经“资产阶级民主”达到无产阶级民主,这是一个空洞模糊的概念。因为不存在着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在实际上,无产阶级民主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开始的时候就建立起来的(俄国苏维埃并不是在1917年3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之后才突然间冒出来的,而是在1905年民主革命风暴中就建立起来的,而在二月革命时期就已经形成了苏维埃与临时立宪会议并立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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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这篇文章表现了秋火转向革马思想基本确定和在历史叙述、理论论述上都较为成熟。前两节对革马理论、“派别标签”、阶级立场的态度,即使今天秋火也认为是一种大度和高明的理论态度。这个文章虽有争辩性质,但较为平和,这样的态度是理性的,而这位lypg同志是一位信奉毛泽东思想的老者。
文章中有一段话批驳了一些毛派用“与国外敌对势力勾结”阻吓工人的国际联合的论调,想想看这段话是写于2006年初,出自一个20岁的年轻左派——正好与同一个人在近十年之后公开驳斥伪共当局打压广东劳工机构时的“境外势力论”一脉相承(参见《建立于暴力的谎言与丑化都不能抹黑工人运动——驳12月22日广州公安和新华视点抹黑文章》,文章部分相关内容还被“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网引用,同情性的报道广东工运反抹黑斗争事件)。这一点事实就足以证明秋火在2015年底以来声援劳工NGO并不是出于一时的激愤或不只是维护某种劳工界的利益,更不是投机思想,而是有着十余年来一以贯之的革马政治思想。
此文在思想观点上基本没有明显的偏差,因而不做批准,但有很多不足和问题:1/当时秋火对莫里斯·梅斯纳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的发展》的认识还不足,几个月后再读此书时才提出了更多的批判;2/对文革历史的认识不足,还没有了解过历史尘封的一些正面经验;3/当时秋火根据莫里斯·梅斯纳的分析把伪共的官僚化归因于农民战争的影响,当然有合理性,但却在论述中忽略了1920年代后期共产国际斯大林主义的决定性干预这个也非常重要的因素;4/最后部分的政治宣誓太高调,那是秋火年轻时的激进主义弊病……
——2017年3月15日



要做站在工农大众立场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
          ————兼回复lypg同志的若干善意忠告


2006-1-8   红草

    ※自2005年7月“退出论坛斗争声明”后的第一篇公开说明。兼回复lypg同志的善意忠告。


崇毛派们所谓的“托派”是不存在的

    政治上的名词总有它特定的意思,要放在具体的历史中理解,而不能按它的字面意思胡说八道。现在的崇毛派在提到“托派”时——那个“托派”无非就是指斯大林之流曾经杜撰出的那个词,这个词的历史含义是指托洛茨基的独特的一套反对列宁主义的观点,是指一个独特的小流派、小宗派。但是这只是历史镜头中官僚集团及其形形色色的应声者狭隘的眼界所看到、所死缠不放的臆想特征罢了。所谓的托派是根本不存在的,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也是根本不存在的,列宁主义也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列宁和托洛茨基都只是在特定历史具体条件下强调、应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并且在实际中对它有所发展。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个体系,这个体系由马克思与恩格斯奠基,在后来的卢森堡、列宁、葛兰西、托洛茨基等众多革命家不断强调、丰富和深化下,在群众运动中才被赋予了真正的生机和活力。

    崇毛派们所谓的“托派”不存在。但是,现在国际上确实有很多托派、托派组织,这又是就它们都承认托洛茨基对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的贡献这一点而称呼的(实际上他们一般命名为“社会主义工人党”、“革命马克思主义同盟”“革命共产主义阵线”等),但这并不说明托派是个独立的体系,托洛茨基的理论只是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而已。


派别性标签与阶级立场

    派别性标签在实际政治斗争中反倒容易欺骗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例子在共运的历史上不胜枚举。毛派自己的阵营都决不是“思想政治高度统一”,打着毛泽东旗帜反社会主义者,打着左派旗号反工农的,多得是。在国际托派中,也有打着马克思、托洛茨基的旗帜搞机会主义的,阿根廷的机会主义者波萨达斯就是如此,他篡夺第四国际拉美局的权力,另立门户,在自己的王国里大搞个人崇拜,丢掉了起码的党内民主原则,遭到其他第四国际派别的一致反对。在现代,这个派那个派林林总总、五花八门,无非是想借历史遗产或今天的风潮来达到他们各自的政治目的,要区分某个人、某个组织到底是站在哪个立场上的,不是看他自己鼓吹的什么标签或者字里行间有几句炫耀夺目的红色词句,而是看他在对待具体问题上是如何批判、如何主张、如何表态的。

    因而,要看是什么样的阶级立场这才是最重要的。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左派 —— 兼回复lypg在实践方面对我的忠告

    你说中国左派的弊病归根结底是因为无产阶级无组织、力量弱小,所以左派相应地才弱小。这不对。中国左派力量弱小的根源在于左派普遍缺乏与无产阶级群众的联系。尽管我知道有左派在默默地做着与群众联系的实际工作,但是这样的左派是很少的,而且彼此还很分散。

    在我们通常语境和现实状态中,无产阶级和左派是截然分开的,无产阶级的组织与左派的组织也是两个概念,左派中不乏有人高呼通过网络实行联合(这种论调我从2003年听到了2006年),但是奇怪的左派怎么也不会去想——怎么样到群众中、与群众建立联系、实现无产阶级的联合。广大左派的逻辑似乎是,先要把网络上的乌合之众都联合起来,然后再讨论如何深入群众,然后再设法无产阶级的联合。但是左派在实行这个逻辑的时候却不顾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许多地方阶级斗争空前激化,不少自由派的热血青年投入到运动中(相比之下,自由派倒是崇毛老左们要革命、要实干得多),自由派赢得了大量群众基础(不管你们承不承认)并且主导着民主运动。而大批最红的崇毛左派却仍一动不动。在阶级斗争激化的地方,实际上都出现了无产阶级的暂时的组织(没有一个核心,哪怕是没有一个暂时的核心,任何长久的斗争都是不可想象的),要说无产阶级绝对是无组织的那是说不过去的,严峻的斗争给左派提出的任务是如何在阶级斗争暂时低落的时候继续保持无产阶级的士气以及把分散在斗争高峰期间和全国各地的暂时的无产阶级组织联合为统一的无产阶级组织——当然是秘密组织(这些都不是单靠网络能够完成的)。

    在你对我的忠告里,还完全否定了国际主义。这倒很是奇怪,不少毛派十分推崇国际毛派的各种斗争、并在道义上声援他们,而你却完全否认了国际主义。在你眼里,所有的国际组织都是反动的一帮。难道国外就没有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并且拥有工农群众基础的国际组织吗?如果是真正站在劳动大众立场上的中国同志,为什么会拒绝站在劳动大众立场上的外国同志的帮助和声援呢?

    关于辽阳的那篇文章我看过,我赞赏工人对自由派的断然拒绝,工人在国有制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两重天之下有深刻体验,所以才会与那些攻击社会主义的人决裂。但是我不赞同文章中关于“‘与国外敌对势力勾结’成当局镇压工人的绝好借口”的说法。何谓勾结呢?我们完全可以在强调国际主义原则的同时与国际工人进步组织划清组织、责任上的界限,这不违反国际主义原则,也不构成勾结,你放心,这样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现实上都不会有危险——这是从实际上来说。从理论上来说,“与国外敌对势力勾结”根本就是一句废话,因为官僚资产阶级们自废武功、敞开大门让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冲击中国亿万工农群众,使劳动大众破产,这算不算官僚资产阶级“与国外敌对势力勾结”来颠覆社会主义呢??这个帐又该怎么算呢?很明显,现在暂时还算不了他们的帐,因为他们掌握着暴力和话语垄断权。由此看来,他们掌握暴力和话语垄断权才是真,所谓的什么什么勾结完全是借口,即使不要这个借口,还可以再想一个借口,如果我们只是为了这种虚恍的借口而放弃国际主义原则,岂不是太不明智了?


毛,毛主义,毛时代与文革 ——兼回复lypg同志在理论方面对我的忠告

    lypg同志对我的理论忠告,集中在毛、毛主义、毛时代与文革的话题上,这也是毛派的焦点问题。你说我“滑向了托派的理论泥潭”——我其实直到今天还没有真正看过王凡西的《毛泽东思想论稿》或者托派前辈在这方面的论著,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系统地认真地研究托派前辈关于这方面的论著。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更多是受到了其它一些非托派的历史书的影响,尤其是莫里斯·梅斯纳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的发展》。洒水车同志向我推荐《大跃退》,文章的风格倒是很有几分像莫里斯·梅斯纳,那些观点我基本上都能接受。

    如果想详细了解我这方面的观点,你仔细看看《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的发展》就行了。毛派倾向于为毛泽东辩护,指出毛泽东是抨击刘邓修正主义(官僚集团)的,所以文革不管怎么纷乱、戕害了多少人命,毛派总能把毛泽东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因为毛派可以把责任都归结在刘邓官僚集团上,或者是说人民还没有真正领悟毛主义,总之毛泽东是不会错的。其实我在过去有一段时期也倾向于这种看法,因为小时候我看过文革时期的不少宣传资料,包括70年代版本的中.共.党史,讲十次路线斗争,讲各种纷乱复杂的政治斗争,都是毛泽东思想站在正确一边,凡是不执行毛泽东路线的就必然会吃亏、会失败,执行了毛泽东路线就会取得胜利、从胜利走向胜利(顺便插句:那些书的词语相当夸张,如果让现在的青年来读,会读不下去的)。但是莫里斯·梅斯纳的书却给了我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单单是给了我对毛、毛主义、毛时代与文革的另一种独特视角,更是让我这个马克思主义者真正感到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回归。历史唯物主义讲起来是很浅显的道理,但是在我们国家的传统教科书里却早已被丢掉了,也在人们的麻木的头脑中被遗忘。

    历史唯物主义首先要求我们把人民而不是某个党甚至某个领袖作为历史的主体,历史唯物主义所关注的不是领袖的命运和威望的升降,而是关注人民的地位、权利与福利。大家是否发现:传统的毛时代历史教科书带有一种很显著地为某个领袖或党的某些政策、举措进行辩护的倾向,对于在这种教育下长大的人来说这种显著倾向倒是司空见惯了。但是在莫里斯·梅斯纳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的发展》中我却感到一种强烈的相反的倾向——他常常辩证地分析我们教科书里一贯完全拥护的政策,我们所经常认为的铁板一块的政治社会(要么是团结一致要么是机械的两派),在他的眼中却是具有不同社会经济利益的活的集团所构成的活的斗争的历史。在传统左派看来,莫里斯·梅斯纳似乎是评价混乱的——因为他高度评价了毛时代的工业化成就(毛派也很喜欢引用这个美国教授对毛时代工业成就的评价),但是他却冷静地揭露了毛主义政策的实质——并没有建立起无产阶级民主的制度,也没有给人民什么权利。但是传统左派们恰恰局限于那种为某人某党某些政策辩护的立场和思维,而不理解莫里斯·梅斯纳这个左翼分子实际上紧紧围绕着这样一个核心——人民中的不同部分(工、农、学生、其他知识分子等)的地位、权利与福利的升降得失来写历史。

    你说我“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缺乏了解,尤其是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可是,什么才叫了解呢?说句不卑不亢的话,我在初中、高中的历史都是学得不错的,在年级里还可排个前三、五名,我看过崇毛老左们写的一些新中国历史,也看过今天的官方御用史学家写的《“文化大革命”简史》,看过莫里斯·梅斯纳写的历史,洒水车推荐的《大跃退》我也看了而且也基本赞成。但是我仍不同意你们特别是你们在台湾的同志金宝瑜写的《应正确评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资本主义改革》。或者说白了:是不是非要站在你们那样的立场上来看问题、要和你们的思想统一起来,才算是了解呢?

    你说“托派发明了一个公式:毛泽东时代=斯大林主义=官僚专制”,从实质来看,这个等式基本上是对的(如果把毛时代算为1949到1976年的话)。当然,我也知道,从形式上看,毛泽东时代与斯大林主义、官僚专制都有不少区别。但是先请注意,我们在这里探讨的是毛时代,而不是毛主义,更不是毛本人。你们说毛时代有过民主,这我不否认,文革初期有过民主自由,也就是1966年夏天到1967年初的这五六个月里有过民主自由,在中国毛时代的27年(324个月)里有五六个月有民主自由,从毛个人角度来讲,他作为最高领袖敢于在官僚专制上打开一个缺口,谁都多少有惊叹和瞩目的,我不否认毛本人可能天生具有某种伟大的气质,但是你并不能说因为有五六个月有民主自由,所以这324个月里都是无产阶级民主时代,要那样说就是自欺欺人。正如莫里斯·梅斯纳所指出的,文革在1968年就走向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官僚集团的围剿,林彪的解放军官僚集团对群众的镇压,1969年4月的伪共九大宣告了文革的终结,而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呢?在群众造成的“混乱”与他所信赖的党委官僚秩序之间,他坚决地站在了周的党委官僚的一边,在全国各地恢复党委的牢固统治,据莫里斯·梅斯纳援引的材料,到70年代初,绝大多数老官僚又恢复了统治(对毛来说,只需反复的思想改造就行了,一党专制和官僚主掌权力的局面是决不能改变的)。鞍钢宪法,所谓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其中有工人参加小组管理),只是工人参与工厂管理,但是主导权还在干部的手上;干部参加工厂生产劳动,或者去五七干校,或者下乡劳动,但是干部们依据乌纱帽不同级别而享有的不同政治权力与待遇却不会改变。毛时代的政策看起来好象是让工人农民逐步逐步地得到更多权利和福利,通过这条“切合实际的”道路最终可能走向社会主义,但是这却是必定不可能的。因为,从逻辑上看,工人与官僚特权是对立的,毛只不过是靠对官僚的威压和对工人的福利不断增加来暂缓了这种对立,试想一旦要根本触犯官僚集团的利益,它管你是毛泽东还是毛泽西,一样造反,因此不靠政治革命、靠改良(哪怕看起来是像金宝瑜先生所描写的那样充满希望的改良主义)是根本不可能的,那才是幻想,才是乌托邦。实际上,毛时代已错过了最佳转变时期——1967年1月的上海一月革命,据莫里斯援引的材料(如果他援引的材料是可信的话),当时上海工人已经整合出了一个以工人耿金章为领导的团结了几十个工人群众组织的上海人民公社,张春桥却与工人阶级叛徒王洪文搞了政治交易,自己联合一部分工人搞了个政权,张跑去请教毛,问他该不该搞上海公社,毛不相信工人公社能抵抗外敌入侵,于是建议不搞公社,得了毛的圣旨,张、王开始乱搞,加上毛让林的军队介入,导致了1967年上海春天的血雨腥风、也使武斗之风愈演愈烈(可见上海的工人反对派出现时间虽短但还是有一定力量的)。文革失败的病毒,应该说是从1967年1月的上海工人大失败开始蔓延的。

    文革没有给中国革命带来什么经验,教训倒是有一大堆。在此,文革为什么会失败、文革失败该有谁负责,其实我都没讲,我对许多问题以及材料的确实性还在继续考虑当中。就我现在来看,文革为什么会失败,最根本的是劳动群众没有真正获得自由权利——尤其是劳动群众没有真正地建立起他们自己的民主政权,最可悲的是,当上海工人阶级真正地建立起1966年伪共中央口口声声许诺支持的巴黎公社政权时,竟被伪共领导的人民解放军镇压了。(所谓的获得各种自由权利实际是毛泽东钦定的,所以他金口一开说要收回圣旨就收回圣旨)


言行不一的毛以及革命的历史逻辑

    lypg同志说:“我在看托派‘大师’Mandel的《权力与货币》时就想笑,他说的那些,毛主席比他早二十年就说过了,他还抨击主席,实在是违背做学问的基本原则,无视前人已取得的成果”。

    可是,lypg同志却没有发现,毛泽东有太多时候是言行不一的,仅举一例,毛泽东曾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说过中国革命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给人民带来民主,要建立人民民主,但是毛时代的中国从来没有民主,劳动人民连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都没有,民主又从何谈起呢?——难道那种“党委决策、人大审批、政协鼓掌”的制度才叫民主吗?

    中国革命的历史逻辑正极大地影响了中国革命后的不民主的官僚专制,中国革命和毛的伪共归根结底是脱胎于农民战争,在长达22年的农民战争中,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形成了一种以政治军事干部为核心的单一的讲究效率的委任制的特殊集团,这也正是长期的残酷的农民战争所需要的。发誓要在中国建立人民民主的正是这样一个集团,它在创造新社会的同时就受制于它本身的特点,而这种特点完全来源于中国革命的历史逻辑。

    这就使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有根本的不同,也与1927年以前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有根本的不同,因为在工人运动中,往往要求产生民主的真正落实自由权利的领导集团,这一点在俄国工人革命中就体现得很明显,俄国工人革命的派别斗争很激烈,而且在十月革命后,许多革命者包括列宁在内都惟恐党内缺少派别自由与发言自由。俄共十大通过了(因为内战正酣)暂时禁止派别斗争的决议,但当一位革命领袖(梁赞诺夫)提出一项修订案,主张不许各派以各自政纲的基础上选举中央委员会时,列宁表示反对,他说:“这是我们无法禁止的”,“如果在根本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我们决不能剥夺党和中央委员向全党申诉的权利。我想像不出我们怎么能这样做!”(见我站上的文章《十月革命的良心 ——列宁的反官僚斗争》)工人运动为主线的革命与农民战争为主线的革命是根本不同逻辑的斗争,这在历史上就生动体现出来了。想当年还在陈独秀管党的时代,中.共.中央代表大会还是真正富有民主精神的一人一票制,作为总书记的陈独秀1926年秋天提出了强烈要求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独立执行土地革命政策的提案,还被多数票压了下去,且不论当年的是非,我们试想在1949年到1976年的伪共,谁能、又谁敢把毛泽东的提案压下去呢??为什么工人革命与农民革命有这么大的区别,我想至少有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两种革命所依据的经济基础——小份地生产与大工厂生产两种生产及其管理所带来的必然政治特点:小份地生产者不需要什么民主自由(他们本身就满足于被束缚于一块肥沃的土地上),他们千百年来最大的渴望无非是得到一小块份地,还希望得到一个强大的政治统治者的保护,因为小份地生产者不是独立的阶级,他们需要外来的政治保护;而大工厂的生产者们(在这里我特指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他们本身就是以人身自由为前提的),他们在追求经济解放的时候以政治自由为条件进行斗争,所以他们深深明白政治自由权利的重要性,他们恰恰不需要强大的政治保护者,因为工人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随着资本集中(也会导致政治集中)的加剧,他们往往会成为最激进的民主主义者。

    不同革命的不同的客观历史逻辑根本地造成了毛所标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都没有达到无产阶级民主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文革的失败的责任问题还更复杂咧。

    曼德尔——或者说第四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精明之处就在于,他们要求运动的一开始(而不是革命胜利后才注意)就注意采取措施来使运动始终被运动的基层民主和政治自由所制约,使之处于健康成长的状态,只有在这样的状态下发生的革命才可能最终导向的社会主义的民主苏维埃政权,否则无论是毛泽东几十年前说过的漂亮言辞还是曼德尔强调过的高尚原则都会被客观历史逻辑所导致的工人官僚所异化。


要做站在工农大众立场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

    如上所述,在工农群众运动的一开始就要使无产阶级内部的组织具有民主与派别自由的特点,我这里讲的是无产阶级内部的组织,而不是什么左派组织,实际上也不需要什么自以为是的左派组织,当务之急是左派以各种形式深入群众、与劳动大众建立起长期密切联系、去干真正的革命,而不是网络上的口号意淫。

    评价历史、看待问题都要站在为工农大众辩护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为某人某党某些历史古董政策进行辩护的立场上,只有这样才可能把眼光放得冷静、辩证、长远。

    其实,我不想和崇毛老左们辩论(之所以半年前写那个退出论坛斗争总声明),正是感到崇毛老左们死守历史古董的那种迂腐的不可理喻的特点,这特点正表明崇毛老左们不敢正视现实、不敢面对活生生的阶级斗争。我有很久很久没有针对论坛上的斗争写这样的长文了,将来恐怕也没有时间写了,因为我决心去干我所主张的。我曾在2005年6月10日写过一篇《为共产主义献身》,这篇文章不但是价值观的宣言,也是我决心转变为一个真正的托派(不是崇毛老左们古董货架上的那个“托派”)、真正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宣言,我会去追求另一种不同于网络口号意义的崇毛派幻想的天真的左派革命,而会去追求一种现实的活生生的长期地下斗争,做一名站在工农大众立场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

    我曾在网络上说过、也曾对国安说过、也曾在对公安的“保证书”里写过——随着我阅历的增加和读书的增多,我可能会对具体问题有新的看法,但是首先我对于为劳动大众辩护、斗争的立场决不会改变,我对革命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看法也决不会改变。


[ 本帖最后由 秋火 于 2017-3-16 02:2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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