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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 张晓波:再论俄国大革命(未完)

张晓波:再论俄国大革命(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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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09 23:03:17)



再论俄国大革命


作者:张晓波




此系列“博客”,非最终定稿版。寄于博客之上,以防文件丢失。



重新向历史讨教


1917年俄国大革命,离现在已有90余年。人潮涌动的集会、针锋相对的辩难、波诡云谪政变与反政变,渐行渐远。但对于今日世界来说,俄国1917年大革命提出的问题,却远没有获得答案。

在整个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俄国大革命,是苏联历史学家的核心课题之一。当然,很大一部分历史学家的论述,尤其是苏共二十大之前的论述,其命题先行极大地损害了对于历史真实的探索。“解冻”之后,苏联对于“大革命”研究的单一化有所改变,意识形态松动、大量历史文献出版以及历史专业研究人员的增多,对大革命的研究有所进展。

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要不要十月革命”,成了叶律钦时代的俄国历史学界的“天问”。从戈尔巴乔夫时代开始,反思苏联、反思布尔什维克历史成主流思潮,肯定“二月革命”,否定“十月革命”成了主流见解(《十月的“选择”》,中央编译)。这一历史观的颠覆,恰恰建立在对于苏联的彻底否定之上。普京执政之后,“二月”与“十月”,重新成为问题,极端保守派如索尔仁尼琴甚至认为,不仅“十月”要否定,“二月”也要否定,俄罗斯要重回到尼康大主教之前的鼎盛时代(《红轮》前言,江苏文艺)。

俄国大革命不仅成为俄国人的命题,更由于十月革命的影响越出俄国,成为世界性的命题,而一再被关注。191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之一罗莎·卢森堡写下《论俄国革命》一文,肯定了十月革命的成果,但同时认为,布尔什维克官僚化的进一加强,将使得革命走向反革命,“公共生活野蛮化”(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贵州人民出版2001年版)。而同样是在1918年,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认为十月革命是“劳工主义的胜利”、“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918年仓促起义并失败。而在中国,受俄国革命、五四运动的影响,中国知识界开始急遽左转,并在苏联第三国际的参与策划下,于1921年成立了GCD。俄国大革命直接引发了欧洲一系列的革命运动,从1917年开始,参战国中,俄罗斯、奥地利、德意志、土耳其先后爆发革命,四座皇冠纷纷落地,甚至于战胜国意大利,国内革命运动也风起云涌,最后不得不依仗法西斯来平息。战后二十年间,中欧各国的法西斯化成了对抗革命的最佳理由与方案。

俄国革命的影响,还不限于东濒太平洋、西至莱茵河的欧亚大陆,甚至在全球范围内激荡起革命运动的波澜。远在地球另一面的古巴的烟草工人,成立了“苏维埃”组织以对抗资本家;1918年,阿根廷的科尔瓦多爆发了学生了运动;各种马克思主义党派像不断在南美洲涌现;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开始与阿兹特克帝国的皇帝默克特苏马(Moctezuma)、墨西哥的农民革命领袖萨帕塔(Emiliano Zapata),以及各种各样的肖像并列,成为当地革命分子崇拜的偶像(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p94,江苏人民)。

俄国大革命,尤其是十月革命,就其对于后世的政治遗产而言,无论是正反两方面的评价,都是二十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甚至于二十世纪长达70年的两极对抗,也可以追溯到1917年的俄国大革命。

大革命是1861年俄国沙皇自改革失败的历史必然,还是战争的偶然——如列宁所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俄国首先为社会主义革命打开了缺口?从“二月”走向“十月”,是否是历史运行的必然轨迹,还是布尔什维克的阴谋?1917年十月,俄国第二届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建立“清一色社会党人”政府为什么会流产,是布尔什维克的蓄意破坏,还是布尔什维克在获得政权之后,历史情境中的必然选择?正是因为1917年俄国大革命影响巨大,留下的众多问题,就变得格外复杂。

归根结底,俄国在1917年,能否走上另一个道路的问题,对于今日世界来说,与其说是历史性的,不如说是现实性的。重新评价俄国大革命,必然需要重新厘清大革命之中的一些问题,而所有这些问题的展开,都需要建立在史实的基础之上。笔者认为,历史不存在所谓“选择”,与其精心的打扮历史、教训历史,不如向历史讨教其真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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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09 23:08:30)


二月雪崩及各党派意见

  

1917年,一战的东线战场,在经历两年的拉锯、付出数百万兵员损失之后,俄国始终难有尺寸进展。尽管制定了多项颇为成功的战时经济政策,但旷日持久的战争依旧透支了俄国。大量农村青壮劳动力以及大牲口被征发,农业生产急遽下降,粮食供应捉襟见肘。后方工业企业中的很大一部分转入军工生产,产业失衡严重,工人失业加剧,社会支付能力大幅度下滑,工人生活水平严重下降,抗议、罢工频发。战争胜利希望渺茫,厌战情绪在前线蔓延,逃兵现场开始在前线屡有发生。

沙皇俄国危机四伏。没有周密策划,没有政党引导,狂暴的政治大“雪崩”在2月猛然来临,在短短十天之内,便摧枯拉朽般摧毁了三百年诺曼诺夫王朝。

2月23日(俄历* 俄历采用儒略历,20世纪比公历晚13天),国际妇女节,由于战时物资供应紧张,彼得格勒采取粮食配给制,商店面包随之脱销,不满的妇女上街抗议,随后全城50家工厂约13万男女工人加入到抗议浪潮。

2月24日,抗议演变成大规模的罢工,人数达到20万人,工人举出了“打倒专制”、“打倒战争”的口号。彼得格勒司令勒令哥萨克骑兵制止罢工游行,一向效忠于沙皇的哥萨克对此视而不见。

2月25日,彼得格勒罢工人数增加到30万。工人与警察部队发生冲突,哥萨克骑兵袒护工人,普通士兵的情绪开始动摇。

2月26日,身处前方作战总指挥部莫吉廖夫的沙皇尼古拉二世怀疑杜马参与了骚乱的组织,于26日下令解散杜马。杜马抗命不尊。

2月27日,早晨,伏伦加斯基团的兵士率先哗变,随后各团相继跟进,联络工人,捣毁宪兵师的营房。武装暴动席卷全城。工人和革命士兵占领了弹药库、兵工厂,打开监狱释放政治犯,并逮捕了沙皇的部分大臣和将军。

被释放的政治犯和工人、士兵一起前往陶立特宫,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临时执行委员会”,实际掌管彼得格勒。晚9点,陶立特宫召开了工人代表苏维埃会议,决定把革命军队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成立工兵代表苏维埃。

是日,沙皇怀疑杜马参与叛乱,电令解散杜马。下午三时,对解散令不满的杜马成立“国会议员临时委员会”。晚上11时,国会决定抢夺政权,以免局势失控。

2月28日,沙皇紧急从前线返回,但铁路工人破坏了铁路,致使沙皇专列滞留。

3月1日,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多数人决定只向政府提出一定的政治要求,并监督其实行,拒绝参加政府。当晚,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把政权交给了国会组织的临时政府。

当晚,陶立特宫举行了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会议,决定建立苏维埃士兵部,一切政治行动完全服从苏维埃。发布苏维埃第一号命令:授权各部队组织委员会。规定士兵在值勤外享有公民权利,免除向军官敬礼。所有兵器弹药由组成之委员会保管,“在任何情形下不得交付军官”。

3月2日,由杜马组织的第一届临时政府成立,并于同日致电沙皇尼古拉二世,要求沙皇退位,以平息革命浪潮。同日,尼古拉二世退位。按照皇族继承顺序,沙皇退位之后,当由继位年仅十二岁的皇太子阿列克谢继沙皇之位。但皇太子是血友病患者,在征询了御医的意见之后,尼古拉诏命其弟米哈伊尔大公接任。

3月3日,接到沙皇诏令的米哈伊尔大公对于继位一事难以决断,向立宪民主党人征求意见,杜马主席罗将柯认为,大公接过权杖,就有责任为帝国做陪葬,由此,米哈伊尔拒绝了沙皇的权杖。至此,罗曼诺夫王朝宣告终结。(据尼古拉·韦尔特《1917年,革命中的俄罗斯》、托洛茨基《俄国大革命》)

号称“欧洲君主制最后堡垒”的罗曼诺夫王朝以这样的方式崩塌,无论其速度还是力度,以及影响的广泛,都令人眩目。不仅出乎“温和”的立宪民主党人的意外,连一向激进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分支布尔什维克也深感惊诧,难以跟上形势。

就在革命爆发之前的两个月,布尔什维克中一贯以倡导革命论、作风强硬的领导人与贯彻者的列宁在苏黎世作的一个报告中说:“我们这些老年人,也许等不到这次革命的决战的那个时候了”(《列宁全集》,第23卷,p259),其时列宁尚47岁。列宁是一贯的革命派,出此语,其绝望可想而知。及至革命爆发之际,列宁尤藏匿在日内瓦一个钟表匠的家中,因为雪崩速度太快,竟无法迅速返回俄国导引局势。布尔什维克党内外的其他一些革命家也持这种怀疑态度。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领导亚历山大·契连亚普尼科夫在2月25日召开的首都布尔什维克会议上高喊道:“一场革命?什么革命?给工人发一斤面包,罢工就会停止”(转引,尼古拉·韦尔特《1917年,革命中的俄罗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p28)。

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史》中认为,就在革命前夜,彼得格勒游行示威前夜,各革命团体(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都反对罢工,但是当纺织女工不顾一切指令,走上街头并向五金工人求援时,布尔什维克被迫跟进,出来号召工人罢工。(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

彼得格勒著名的布尔什维克瓦·卡尤罗夫(苏联历史学家很乐意引用他写的回忆录)就讲过,在革命前夕,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一起)实在是“提心吊胆地”决定支持罢工运动的,因为“谁也没有想到可能发生的革命会如此临近”。(《克伦斯基等目睹的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

史学家尼·苏汉诺夫对卡尤罗夫的看法表示同意,他说,“没有一个政党直接参加了革命的准备工作”。他还补无说,“几乎谁也没有把二月二十三日在彼得堡开始的那件事情看作是革命的开端。人们认为,这一天发生的运动同上星期的运动很少有什么差别”。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姆斯提斯拉夫斯基也坚持认为,革命是突然爆发的。他说:“革命来临时,我们这些党内人士还象福音书中熟睡的无知少女一样”。另一位社会革命党人晋季诺夫断言:“革命犹如晴天霹雳,不仅使政府惊慌失措,而且也使杜马和各个社会团体措手不及。对我们革命者来说它也是一件十分出人意料而又令人高兴的事情”。连布尔什维克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也写道,在革命前夕,布尔什维克也“远未想到要武装起义”。克伦斯基则回忆当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于二月二十六日晚在他的官邸聚会时,布尔什维克派尤烈涅夫曾斩钉截铁地说“没有也不会有任何革命,军队中的运动正在消失,必须准备采取长期的应付办法”。

但并不是每一个局内人都对革命毫无预感。杜马主席罗将柯对于革命风暴即将来临,曾经有准确的判断。

在危机来临的“最后一刻”,罗将柯呈递沙皇的“奏折”,认为形势已经万分危急。随后,罗将柯二月十日与沙皇发生廷争,即革命开始前两个星期。罗将柯回忆说,“我向陛下告警,我确信,不出三个星期就会爆发推翻陛下的革命,陛下就不能继续统治了。”

沙皇问:“您为什么这样认为呢?”

罗将柯答:“根据已出现的一切情况判断……”,显然,罗将柯的回答并没有让相信命运的沙皇动容,沙皇说,“啊上帝保佑吧。”

罗将柯给出了他的最后忠告:“上帝不会保佑的,革命已经无可避免”。

   两个星期之后,尼古拉二世在前线指挥部读完杜马主席罗将柯报告彼得堡爆发革命的电报后,他说了一句将永载史册的名言:

“这个胖子又来对我胡说八道,我甚至无需回答他!”(《克伦斯基等目睹的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

临近革命前的几个星期,来自警察局专门监视民意的密探也向沙皇发出警告,“大范围的民众掀起了仇恨当局的浪潮”(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 《俄罗斯史》,上海人民,p435)。但这一警告也没人受到任何重视。

如上所引材料,既不能证明左翼党派的高层人物对于革命毫无信念,也不能证明杜马对于革命形势的判断有多高明。俄国在1917年春的危机已经种下,对于左翼党派来说,经历了1905—1907年革命的挫折之后,难以判断和抉择的,是革命的“时机”,而不是革命的“必然”。而杜马主席罗将柯及密探之所以对沙皇危言耸听,也不能就此认定他对于革命即将到来有准确的把握,毋宁说,罗将柯是在提醒沙皇,必须想办法缓解整个社会层面的压力。

但对于尼古拉二世来说,除了前线糟糕的战事、拉斯普廷遇刺、牵挂不已的皇后之外,革命纯属子虚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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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10 21:22:42)


俄国与全面战争



战争问题,被视为推动俄国大革命的短期因素。尽管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的命题各不相同,但战争毫无疑问是这两次革命背后最直接、最强劲的助推器,导致的结局也各不相同。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沙皇俄国对于一战的参战态度,其本意是为缓解俄国国内巨大的政治压力,以大斯拉夫主义的名义,解放巴尔干,激发国内的爱国主义以掩盖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在沙皇宣布对德作战之后,果不其然,俄国的爱国主义被激发了,彼得格勒群众自发走上街头,捐款捐物,向沙皇和俄国军队祝福。对于战争前景,沙皇及军方也甚为乐观,战争会在3个月内解决,俄军将挺进伯林,解决—德国—斯拉夫民族的世仇。俄国的同盟国法国对此也抱乐观态度,《小巴黎人报》称,“逾2000万人动员上阵”,俄军将消灭普鲁士人,并于冬天之前,进驻伯林(转引,《1917,革命中的俄罗斯》,p15——16)。

但这种爱国主义的热情被淹没在溃败的沮丧之中,至1914年8月,俄军兵败坦能堡,9月,再败于马祖里湖。至该年年底,俄军面对锐意西线而对东线取守势的德奥联军,未获尺寸之功。1915年,德军由于西线战场打不开缺口,战线被稳定在马恩河一线,遂将重心转向东线,在喀尔巴阡山一线发动大规模攻势,在8个月内,德军消灭或俘虏了俄军170万人,俄国丢到了工业最为发达波兰省及“俄国粮仓”乌克兰一部分。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战争本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四通八达的铁路网提供了高效运输兵员之便、海上作战对于技术要求更为繁复与精确、武器制造的精良与规模优势成了战争成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对作战人员培训也成为战争必不可少的环节,战场范围“已经扩展到了作战国的全部领域”(鲁登夫,《总体战》,解放军出版社,1988,p5)。基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就,一战超越以往战争模式,不再是地域性的局部战争,不再是由单次战役决定胜负的战争,而是要求使交战变成一部精良耐久的战争机器的全面战争。全面战争的规模、动员力、经济支撑对俄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尽管参战总兵力位列一战第一,俄国经济能力,却只能在欧战诸国中列入第二集团。战前俄国经济,在英美法德之后,位居世界第五。显然,作为战前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第二阶梯国家的俄国,从一开始,就对支撑一场历时数年的战争缺乏信心,从战前的预期,到战争方案的制定,俄国就没有考虑到全面战争。长期的战争,消耗大量人力物力,严重透支脆弱的俄国经济。

至1916年开始,经济恶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燃料和原材料供应不足达到了灾难性的程度,工业企业经常不能完成军事定货合同,铁路运输无力应付不断增加的运输量。战时俄国农业举步维艰,农村中有一半的男劳动力被征召入伍,用于农业生产的役畜大量减少,欧俄50个省份,用于农业的马匹的总量从1914年的1790万匹下降到1917年的1280万匹。

农业机器、农具、矿物肥料的生产急剧下降,谷物和土豆总产量从战前几年的年平均70亿普特(*普特(пуд)是沙皇时期俄国的主要计量单位之一,是重量单位,1普特=40俄磅≈16.38千克。)连续下跌至1917年的50亿普特。1915年开始,不仅对城市居民和军队的供应发生困难,甚至在农村中都出现了粮食危机。工人名义工资的增长远远跟不上飞涨的物价,莫斯科地区工人平均工资1916年比1914年增加84%,同期物价增加200%—300%,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增加了4~5倍甚至更多。(姚海 《历史性的转折:1917年俄国革命》,见《一个大国的崛起于崩溃》)

全面战争不仅表现在对经济层面的大规模破坏,“不单单是军队的事,它直接涉及到参战国每个人的生活和精神”,“不仅是针对军队的,也是直接针对人民的。这是无情的和确凿的现实,而且必将使用各种作战手段为这一现实服务。“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一谚语,用在总体战中是再合适不过了。这就给总体战所有参战国的人民造成巨大的精神负担。”(鲁登夫,《总体战》,p4)。

截止1917年。俄国总人口为1.5360亿(不包括芬兰、希瓦、布哈拉和德奥军队所占领土),而陆海军服役人员,截止1917年年初,约有110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7.2%。这其中农民占大约660——726万,无产者176—220万(其中工厂工人为40——65万),城市中间阶层代表110——220万。(《十月的“选择”》,p264)俄军的总兵力,远远高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任何单独一个参战国的兵力,甚至于在欧战总兵力上占据了40%。

相对于人员的投入,俄国在一战期间的兵员损失远高于其他参战国。1917年,俄国在一战中,约有600万人丧生、受伤、致残、中毒。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八个月,又有100万人成为战争的牺牲品。(《“十月”的选择》,p152)

单纯的数据,远不能说明战争的残酷。俄国在一起期间,大部分作战区域是东线泥泞的沼泽地带,作战环境及其恶劣。兵员中的60%以上是来自农村被临时征召的农民,这些农民没有受过良好的军事训练,战死战伤的几率远远高于职业军人。因为担心士兵临阵脱逃,在冲锋陷阵之时,甚有将兵士捆绑在一起发起冲锋的。缺少作战枪支弹药的现象在俄军中更是普遍,只有80%的士兵能配备枪械,而剩下的人则被要求在其他人战死或者没有作战能力之后捡起枪械,继续作战。

在绝望的战争之下,工人罢工、农民要求恢复生产、士兵开小差持续不断,原帝国内的少数民族的分离运动也此起彼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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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11 00:55:20)


拉斯普廷与皇权失范



格里高利·叶菲莫维奇·拉斯普廷(Григо́рий Ефи́мович Распу́тин, 1869年1月10日—1916年12月26日),可以说是俄国历史上最神秘的人物之一。自拉斯普廷步入俄国政坛之后,此人始终激发公众的好奇心,1910年代,各种各样关于拉斯普廷的宣传画不断出现。十月革命之后,影视与文艺作品对拉斯普廷的关注,始终居高不下。英国1971年的《俄宫秘史》中,有大段的叙事,是讲述拉斯普廷与俄国政治之间的关系;美国1996年的《俄宫奸雄》,是拉斯普廷的一个传记;俄国通俗小说家皮库利写了数十万言的长篇小说《邪恶势力》,以拉斯普廷为中心,展现末代沙皇当政时期俄国政治腐败。当然,最忠实于历史实际情况的,还是尤苏波夫伯爵写的短短十万余言的回忆录《拉斯普廷之死》。《拉斯普廷之死》作者尤苏波夫伯爵,是尼古拉二世侄女的丈夫,尤苏波夫家族,是沙俄第一贵族之家,富甲天下,占有的土地,甚至于超过沙皇家族。尤苏波夫策划并执行刺杀了拉斯普廷,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拉斯普廷的所作所为,有历史在场者的观察与分析。《拉斯普廷之死》行文朴实,对于拉斯普廷的“神术”,本书基本不谈,这一点,尤为难能可贵。

检视沙皇俄国崩盘,“圣愚”拉斯普廷是特别醒目的一枚棋子。拉斯普廷的出现与掌权,深据俄国旧制度政治——文化特色。拉斯普廷对于权力的无度挥霍,把腐败的俄国政局逼入了死角。拉斯普廷现象昭示了更深层次原因,皇权的失范以及1907年俄罗斯宪政失败。

国之将亡,必出妖孽。这话多少带一点谶纬的色彩,但巧合的是,历史上诸多王朝垮台这一刻,确确实实存在诸多难以解释的人物,或者是令人极度反感的人物。在明王朝即将崩溃之际,阉人魏忠贤的出现,无疑给明王朝的崩盘的天平上,加了一个砝码。在罗曼诺夫王朝崩盘的天平上,这个砝码,就是拉斯普廷,一个连来历、身世都很难说清楚的人物。到目前为止,史家大都认为,拉斯普廷对罗曼诺夫王朝的崩盘,是起到了负面作用。

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也有极少数人为拉斯普廷翻案的,认为拉斯普廷代表的,是沙皇的皇权与教权,正是拉斯普廷遇刺,标志着皇权与教权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进一步推动了革命。当然,这不是主流说法,很多见解,也完全站不住脚。拉斯普廷是否能代表罗曼诺夫王朝的皇权,是很成问题的,最后一任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很多时候,和拉斯普廷的关系,其实并不紧密。1916年冬,尤苏波夫公爵刺杀了拉斯普廷之后,在回忆录中说,据在大本营沙皇的亲随表示,尼古拉在接到拉斯普廷遇刺的消息之后,难得出现了精神上的轻松感。尼古拉的叔叔、1916年之前俄军总司令尼古拉曾在沙皇面前表示,如果拉斯普廷到前线来,他会命令士兵枪毙拉斯普廷。沙皇对这个看法,不置可否。拉斯普廷跟东正教的关系,就更可疑了,尤苏波夫公爵在回忆录中认为,拉斯普廷出自东正教在西伯利亚的一个异端教派,他的上位,得益于彼得堡一些达官显贵对于传统文化中“圣愚”文化的崇拜。这些达官显贵认为,这位来自西伯利亚的“长老”,据有超越常人的法术。经由深受皇后喜欢的女官的鲁维博娃引荐,拉斯普廷开始出入宫廷。拉斯普廷对于皇后亚历山德拉最初的吸引力,来自于其法术能治疗身患血友病重症的皇太子阿里克谢。可见,拉斯普廷在俄宫中巨大的影响力,实际上与纯粹的东正教教权,也没有多大的关系,而是“巫术”作怪。

刺杀拉斯普廷的策划人、回忆录《拉斯普廷之死》的作者尤苏波夫公爵在回忆录中认为,拉斯普廷之所以能深得皇后喜爱,是出于皇后对其依赖。在鲁维博娃将拉斯普廷引荐拉斯普廷给皇后之后,皇后被拉斯普廷的“神圣”所吸引。1907年,皇子阿里克谢不慎受伤,由于血友病患者受伤之后难以治疗,将血流不止而死。皇子的病状日重一日,而宫廷御医一筹莫展,此刻,因受政敌的打击,拉斯普廷被驱逐出皇村,重回西伯利亚。皇后急招远在西伯利亚的拉斯普廷。拉斯普廷给皇后带信说,皇子不日即将康复。果不其然,第二天,皇太子阿里克谢就康复了。这个故事,载于多种史料,笔者无法考证其真实性,或许,这不过是一次小概率事件。但这个事件,对于皇后与拉斯普廷的关系,却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这之后,皇后与拉斯普廷的关系,日渐紧密。皇后对拉斯普廷依赖到什么地步?在一战期间,皇后甚至一天也离不开拉斯普廷,这还不是家庭小事取决于拉斯普廷的圣言,甚至于国家大事,也交由拉斯普廷来占卜。1914年,一战爆发,俄国屡战屡败,沙皇亲往前线督战,长期在莫吉廖夫大本营,将国内政府诸事,交由皇后。皇后亚历山德拉,出自德国,对于俄国,本身具有一层隔膜,更兼性格阴郁内敛,与沙皇家族,相处并不融洽。在这个环节上,皇后最新任的人,是拉斯普廷与鲁维博娃。由此,国之大事,决于拉斯普廷,卖官鬻爵,任人唯亲,所在普遍。尤苏波夫在谈到他刺杀拉斯普廷的谋划上,认为刺杀拉斯普廷的意义,在于唤醒沙皇,重新振作起来。但事与愿违,拉斯普廷遇刺之后,官僚机构,依旧无药可治。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并非一朝一夕。但在这个关键环节上,出现拉斯普廷这么一个人物,确属雪上加霜。

罗曼诺夫王朝,至于尼古拉二世,已历三百年。进入十九世纪之后,皇权背负的问题日渐加重。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处在继承问题上。在二月革命之际,沙皇在皇子患血友病的情况下,将皇位传给亚历山大亲王,但是亲王拒绝了皇位。也就是说,阿里克谢皇太子的病情,并不影响帝位的传续。在此一问题上,也可由尼古拉一世继位上获得解释。亚历山大一世病逝之后,由皇太弟尼古拉一世继位。俄国沙皇的继位问题上,显然不如儒家帝国的继位问题来的严格。

维特伯爵在回忆录《沙皇尼古拉二世》中谈到尼古拉二世的性格。尼古拉二世有良好的文化修养,温文尔雅,但缺乏决断能力。维特伯爵认为,正是这种悲剧性的性格,导致了俄国的悲剧。他所理解的悲剧,应该是指俄国君主制的覆灭。维特伯爵说,对于妻子亚历山德拉,尼古拉深情款款,夫妻之情甚笃。关于尼古拉与皇后之间的感情,尤苏波夫公爵也认为,沙皇对于妻子的感情,确属于夫妻表率。但这,既不能为沙皇交政权交给皇后开脱,也并不能为沙皇本人缺乏决断力开脱。尤苏波夫认为,在拉斯普廷事件上,沙皇的决断能力如果强一点,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在皇权失范问题上,维特和尤苏波夫,都是热诚的君主主义者,他们见解是一致的,皇权遭遇失范危机,其根源在于君主本人的决断能力,而不在于行政机构本身的效率低下问题。他们的意见认为,皇权起复,就能重新振作帝国。恰恰不幸之处在于,世纪之交的皇权重任,恰好落在了优柔寡断的尼古拉二世身上。

往更远的历史深处,在19世纪至20世纪交替之际,世界性皇权普遍遭遇危机,非独俄国使然。最大的挑战,恰恰是帝国主动或者被动的现代转化与古典王朝架构之间的矛盾。皇权失范的根源,即在于此,并不在于尼古拉二世的为人究竟如何。

现代转化,首先意味着官僚机制从古典模式向现代模式转变。自彼得一世改革之后,俄国建立了应对现代西方官僚模式的整套机构,但这从根本上来说,没有改变俄国官僚机构依靠皇权运转的模式,即沙皇—东正教——俄罗斯。皇权集教权与政权一身,所有政令,皆出自皇权本身。



未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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