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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史学界关于俄国革命史的争论

西方史学界关于俄国革命史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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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史学界关于俄国革命史的争论


[英]凯文墨菲  萧净宇 


原载2009年第2期《国外理论动态》




英刊《国际社会主义》2007年冬季号(http://www.isj.org.uk/index.php4?id=364&issue=116)刊登了英国左翼历史学家凯文•墨菲(Kevin Murphy《革命与反革命:莫斯科一家金属厂的阶级斗争》(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Class Struggle in a Moscow Metal Factory)一书作者)题为《我们能写俄国革命的历史吗?》(Can we write 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的文章,批驳了西方史学界关于俄国革命的几个主导性观点,如俄国革命从列宁的《怎么办?》开始就必然导致后来苏联的种种问题,是布尔什维克扼杀了俄罗斯当时本可能产生的民主政治,是布尔什维克的残酷导致了国内战争的残酷,等等。作者认为关于俄国革命的历史研究结论本来都是难以推翻的定论,西方史学界的翻案风是受西方社会在苏联崩溃后日益加强的反共倾向影响的结果,而西方史学界罔顾事实、跟着反共意识形态走是一种道德堕落。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十年前,霍布斯鲍姆作了一场题为“我们能写‘俄国革命’的历史吗?”的演讲,对20世纪这场决定性的社会运动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他对伊萨克•多伊彻的托洛茨基三部曲的公开赞扬回答了这一问题:是的,尽管正如霍布斯鲍姆所提示的那样,要准确描述任何一段像这样充满政治色彩的历史都是很困难的,但写“俄国革命”的历史仍是可能的。我想补充的是,不能不提及另外一些对“俄国革命”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描述。作为一部对1917年阶级力量的综述,托洛茨基的著名史诗性著作《俄国革命史》始终是无与伦比的。维克多•谢尔盖的《俄国革命第一年》则仍是一部明确的反击对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攻击的著作。如果我们想在“俄国革命’之外的更为广阔的欧洲背景中来理解“俄国革命”,那么我们一定要把皮埃尔•布罗埃对“‘德国革命”的匠心独具的研究算在内。欧内斯特•曼德尔的关于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主义的著作、托尼•克利夫的关于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体系阶级特性的著作,也始终是任何一个对这场革命感兴趣的人的必读之作。


关于“俄国革命”时代的经典马克思主义阐述的清单显然要比这个长得多,我们是站在一个有着丰富传统的肩膀上的。如果霍布斯鲍姆对这一传统更为熟悉,那么他就会对重新弥漫于历史学界的敌视“俄国革命”的态度作出更小的让步。


其次,霍布斯鲍姆认为,前苏联档案的开放将会改变我们对苏联社会的理解。“许多真实发生的事现在可以真相大白了”,不幸的是,这一说法用于“俄国革命”却要复杂得多。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的任何一个特定时期,对“俄国革命”所作的权威学术诠释中所存在的不足从来都不主要是因为缺乏原始资料而引起的;政治观点问题要重要得多。


俄国研究最初是作为冷战的产物出现在美国的。战略服务局(中央情报局前身)帮助组建了主要学术研究机构。学者们采用了曾盛行于反法西斯时期的极权主义范式来反对他们的前盟友和现在的对手——苏联。冷战时期,西方学术被斯蒂芬•科恩所讲的“连续性主题”所主导。它假定从早期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实践必然发展到劳改营。这些描述典型地始于把列宁的《怎么办?》一书视为一部萌芽中的专制蓝图。由此,可以初略认为,少数布尔什维克阴谋家出于私心,在1917年通过武力夺取了政权,垄断了国家,并且通过暴力与恐怖缔造了极权主义的党国。


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运动激励了一代史学家去“自下而上”地研究历史。这一新的社会历史在俄国革命研究领域所产生的修正作用,比在其它任何领域都更为彻底。十年间,一群天才的史学家毋庸置疑地证明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所长期论证的东西——1917年苏维埃的掌权是一场大规模群众性叛乱的终极结果。亚历山大•拉宾诺维奇和斯蒂夫•史密斯等研究“俄国革命”的社会史学家们的大胆学术成就,不仅挑战了,而且最终驱逐了极权主义论。


苏联解体后,一些因素削弱了空前的档案开放的益处。首先,苏联的解体和美国政治右倾影响了历史。美国自由主义在政治与道德上的堕落模糊了研究“俄国革命”的保守主义专家和自由主义专家之间的界限。苏联正在解体时,当理查德德•派皮斯发表他关于俄国革命大部著作时,美国历史学家彼得•凯内兹还在替该领域内仍相当活跃的自由主义传统辩护,并嘲讽派皮斯虐待“俄国革命”。一代人以前,自由主义史学家中的一些人甚至还接触性地谈论马克思主义,但他们现在却领头重提“连续性主题”。


也许,最能戳破右翼史学的一本书是拉尔斯•里赫的新书《重新被发现的列宁:历史背景中的<怎么办?>》。西方标准教科书认为,《怎么办?》是最终导致斯大林主义的残酷的布尔什维克之连续链条的第一环。这一神话传播得如此广泛,以至于几个月前连乔治•布什也把它加人到自己的保留节目中。他说:“20世纪初,一个流亡海外的律师在欧洲出版了一本名为《怎么办?》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于中,他公布了他在俄国开创共产主义革命的计划。世界没有留意列宁的话,于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里赫系统地证明了俄国革命运动中最坚定的追求政治自由的战士不是别人,而正是列宁。对于那些坚持读完这本颇具新意的著作的人而言,只有一个解释能够说明对列宁的诽谤——史学领域的那些大学者们,在他们匆忙把列宁妖魔化的过程中,甚至从来未认真系统地读过列宁的著作。


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史学家都正确地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1905年和1917年的群众运动上:通过与其雇主的冲突学习罢工运动的工人们、苏维埃的组建、工厂委员会,等等。


尽管秘密警察定期地逮捕和遣送激进工人去战争前线,但革命者仍不断涌现。管理层和秘密警察所用的残酷手段的确也催生了较好的劳工组织。我在莫斯科一家金属厂所发现的很有趣的事情是:工厂里按技能、性别、年龄进行的各种划分甚至在1917年革命之前的这一过程中就已被取消了。其实,导致最终与工厂主尤里•古让冲突的是工人要求增加不熟练学徒工和妇女的最低工资。这促使谋取暴利的古让威胁说要关闭工厂,因为最低工资的要求在她看来“是反国家、反民主的,因为它创造了一个靠牺牲其它阶级人口而生存的特权阶级”。


现在,除了一小撮日益减少的冷战斗士,很少有史学家今天还试图把时钟倒拨并完全忽视社会史学家们的重要贡献。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言:“认为‘十月革命’不过是某种阴谋政变的想法完全是站不住脚的。”


然而,霍布斯鲍姆自己对“十月革命”也怀着矛盾心态。他认为,“如果一个民主的俄国从革命中产生那将是某种大多数人们所赞同的东西,那会更好”。


这种对十月革命的矛盾心态支配着学界——对于许多学者来说,“十月革命”并不符合他们所认同的真正无产阶级革命的标准。如果你读了菲力普•冯纳对俄国革命是如何冲击美国政治的迷人描述,你就会发现,对于哪怕是稍微有点左倾的任何人来说,“俄国革命”都是一座希望和激情的神奇灯塔。例如,在纽约的一场大规模的群众集会上,500名工人自动请缨参加红色卫兵,去保卫苏联以抵御德国入侵。当时成千上万的劳动妇女都向舞台扔出自己的珠宝首饰,支持革命。


其实,并没有什么新发现可以挑战我们对“十月革命”的认知。我们知道,670名代表中的507名代表赞同政权转到苏维埃手中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使用武力的讨论仍如它在1917年一样,至今仍是一种遮眼法。在“二大”之前、期间以及其后,没有任何记录显示,“右翼社会革命党人和盂什维克”只要布尔什维克不使用武力,他们就支持苏维埃政权,而武力是温和的社会党人在他们试图推翻苏维埃政体的努力中自己也不反对的东西。显然,这里有一个双重标准——上述提到的那些反对布尔什维克动用武力推翻临时政府的史学家们却同时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军事谋反保持沉默。


鉴于自由主义政党在整个1917年的极端反革命历史,霍布斯鲍姆注意到甚至连自由主义史学家也可能无法使人确信会出现一个民主的、议会政治的俄国。但《斯拉夫评论》杂志编辑马克•斯坦因伯格最近作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评论。他说,由于受崇高的政治梦想和现实的政治勇气鼓舞,自由党人试图“构建一个新的民主政体”。最终,这些民主的努力被“列宁主义者的专制主义扼杀了”。


霍布斯鲍姆关于“与其它社会党人结成广泛同盟”的可能性的观点是一个严肃但有漏洞的观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并不反对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和解,但前提是什么?事实上,“二大”一致表决同意这样一个苏维埃各党派联盟的政府,但作为少数派的社会党人却旋即无视了他们刚刚表决同意过的决议,公然抨击布尔什维克推翻临时政府的举动,并退出代表大会。亚历山大•拉宾诺维奇指出,在十一月大辩论期间,孟什维克和右翼社会革命党人对与布尔什维克政府达成协议甚少兴趣,或者,正如维克多•谢尔盖所言,他们想要的是作为胜利者得到全部。


维克多•谢尔盖详细说明了为什么右翼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步出“二大”会场以后就立即与立宪民主党人和工业权贵结盟,组建公开呼吁武力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公共安全委员会。不过,并没有一个军团响应他们的号召。在亚伯拉罕•高兹领导和孟什维克的支持下,右翼社会革命党人试图组织一场由君主主义者、军官和反苏维埃社会党人参加的未遂叛变。几个星期后,右翼社会革命党人向哥萨克军阀和正在进军彼得格勒的未来纳粹同盟者彼得•克拉斯诺夫提供了兵力援助。孟什维克丹后来承认他们是希望布尔什维克能“被军队消灭掉”。谢尔盖评论说,“在这一关键时刻没有什么比这两个大的民主社会主义党派的道德堕落更为可悲”。因此,没有新的证据可以改变这样的事实:在工人阶级历史上,孟什维克和右翼社会革命党人在最具决定性的关头,走出了代表俄国民众民主选举的会场,并与反动力量勾结在一起。


还有就是关于右翼社会革命党人选举胜利的神话。我们现在知道,在区分左翼和右翼社会革命党人的三个地区,左翼社会革命党人赢得了绝对优势。他们获得的票数比例在波罗的海舰队多于21,在喀山是91,在彼得格勒是321。最近的一份研究萨拉托夫省的报告显示,那里的农民抱怨说,他们被迫把票投给了社会革命党人,但由于布尔什维克党的土地法令而希望把票改投给布尔什维克。现在,除非一个人想相信,在反对地主的大规模反抗运动中,农民同时也赞成将权力交回给披着社会革命党人的外衣的立宪民主党人,否则,在我看来,这样的结论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布尔什维克所占25%的票数和左翼社会革命党人所占40%的票数加起来,赢得了选举的胜利。


但是,对于霍布斯鲍姆来说,十月革命是一个错误。他问道:“是什么使布尔什维克决定通过显然是不切实际的社会主义革命去夺取政权?”为什么布尔什维克的计划是不切实际的?他间接提到了他称之为德国革命的“神话”,那场革命未能如布尔什维克所希望的那样,给俄国革命以帮助。霍布斯鲍姆回忆说:“我这一代是用1918年‘德国革命’被背叛的故事教育出来的,”但是,他又说:“德国不属于欧洲的革命部分……。一场德国十月革命,或者任何类似于它的东西,并没有认真地进行过,因此不会被出卖。”


比起称“德国革命”为“神话”的说法,我更相信皮埃尔•布罗埃研究“德国革命”的长篇巨著。


在内战问题上,霍布斯鲍姆同意奥兰多•费格斯所宣称的布尔什维克取得了胜利的观点。不幸的是,霍布斯鲍姆并未提及内战爆发的根源。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内战是始于二月的阶级斗争的续篇。在整个1917年,极右翼和自由派一再声明使用暴力是他们阶级解决叛乱的办法。然而,一般的教科书却指责布尔什维克进行的是不道德的战斗,并声称内战的开始与苏维埃夺取政权或关闭一月的制宪大会有关。


我认为,来源于档案资料的最重要的惊人发现不在前苏联,而在威尔逊总统的档案中。其工作人员大卫•弗格勒松的《美国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秘密战争》一书表明,就在十月革命后几周,美国就开始向敌视苏维埃政权的白军输送大量现金。罗伯特•兰辛公开宣称美国试图在俄国推行民主,他秘密地说服总统威尔逊相信,继续东部前线战事有利于通过一个“军事独裁政府”建立一个稳定的俄国政府。在后来的几年中,美国向哥萨克军阀输送了数以万计的美元,试图安插这样一个服从美国利益的军事独裁政府。这里要强调的是,俄国专家谙熟这一切,在任何关于俄国革命的学术研究中、甚至是在专门的关于顿河哥萨克的研究中,都没有人提及这一点。


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认为,任何一个关于“俄国革命”残酷性的真诚的讨论,其出发点都应是美国、英国和法国对白军的大规模的军事援助。离开了这些支持,白军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从地面出发。我们现在知道,托洛茨基关于白军是西方帝国主义创造的雇佣军的论断是十分精辟的。当然,我们知道,美国、英国、法国及其同盟国也向苏联境内输送了成千上万的士兵。而我们也知道,一旦西方在1919年底停止了对白军的援助,内战很快也就结束了。


对于试图连接1917年和斯大林主义的史学家们来说,新经济政策时期提出了一个重要挑战。我在我对“锤子和镰刀工厂”的研究中想说明的是,1917年的理想最终与不断上升的斯大林主义产生了冲突。然而也有一个非常有活力的、积极的、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强迫截然不同的相对宽容的工厂生活。在新经济政策期间,可以听到党外不同的声音,工人们可以进行宗教活动。大多数职业女性定期参加妇女会议,因为这些会议提供了这样一个论坛:在该论坛上,她们的抱怨可以被听到并且得到回应。大多数工人积极参加工会活动,并有权期望他们的代表对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作出回应。工人们提交了很多意见,其中大部分都按有利于工人的方式得到了解决。与一个利用和对抗工人阶级的国家机构绝然不同的是,工会组织正如它后来所成为的那样,被工人们自己看作是权力的一个有效源泉。1925年的工会组织是如此强大,以至于该厂厂长后来写道,工会代表在厂里所拥有的实权要比党的领导们还大。


尽管七年战争给经济带来了灾难,但到了1926年,工人们的实际工资却增加到了接近于其战前的水平。黛安娜•科恩科尔在其对印刷工人的最新研究中发现了关于强大的工会组织的类似证据。根据科恩科尔的观点,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印刷工人在“四个重要领域拥有主导权:与总监的关系、行为准则的颁布、报酬获取途径和对工作程序的调控”。我想提醒的是,这描述的是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一种制度。


最近发表的1922-1928年国家安全局的报告摘要报告了3000多例罢工,但其中当局逮捕罢工工人的例子仅有6例。到了1925年,整个苏联监狱中的人数刚刚超过十万,其中只有极少数的政治犯。安涅•阿普列鲍姆在她获得普利策奖的对劳改营的研究中勉强承认,到1927年底,苏联监禁人员增加至30万人,而政治犯在1925年之前一直享有特权。但到了1930年,就发生过13754起群众武装抵抗的骚乱。其中,有250万农民与被派到集体农庄的国家特工人员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所以,如果我们看看从新档案中和很久以前就得到的原始资料中显现出来的各种证据,我们就会发现大量的历史著作在数据与方向上的漏洞。《怎么办?》不是一个当权组织的反民主宣言,而是一部倡导政治民主的文献和一条实现政治民主的可行途径。布尔什维克并没有篡权,而是为支持苏维埃政权的大规模起义提供了领导地位。内战并非由布尔什维克发动,而是1917年阶级冲突的继续,并且因西方政权的频繁干涉而只会不断加剧。尽管受到七年战争和内战的蹂躏,但苏联公民却能公开批评他们的政府;他们有权实践自己的宗教信仰;工人们继续在工厂里拥有主导权;妇女参加了无产阶级妇女运动;政府颁布有利于少数民族的政策;大部分农民活得自由自在。当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当高压统治在苏联社会的每个层面取代了宽容和宗教信仰时,这一切有了改变。


许多史学家或许会承认这些论点所及的一些详情,然而,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仍有人坚持拒斥早期苏联社会是与后来的斯大林主义有着本质区别的观点。譬如,乔治敦大学学者们所编的新教科书《俄国史》写道:“从文化繁荣方面来说,在新经济政策与其后斯大林主义统治的血腥的二十五年间存在着值得注意的分歧……,然而,接下来的一些恐怖——摆样子的公审、劳改营、滥杀无辜——已经各就各位了。苏联体系连同其党章和意识形态在斯大林完全执政以前就已经得到了完善的构建,而且,他们的意识形态是以集体化和完全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目标的。”


西方史学家又一次试图把1917年和斯大林主义之间联系起来的做法并不会使我们感到震惊。新一代活动分子必然会开始就“俄国革命”提出许多问题。我们不能把这段历史拱手让给反共分子。但同样,我们不是从零起步的。我们是站在一个尽管档案开放已有16年,但仍经得起学界检验的有着极丰富传统的历史研究成果的肩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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