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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工人阶级的不满和反抗(1975)

苏联工人阶级的不满和反抗(1975)

〔英〕M·霍鲁本科



M HOLUBENKO



The Soviet Working Class Opposition



社会管制


苏联社会的性质决定了它的社会管制办法和资本主义社会所行使的办法完全不同。在工人民主已不存在的情况下,官僚机构对工人阶级的唯一有效制裁是各级企业的镇丫性的行政管制。苏联的企业中充斥着大量的行政人员,他们的唯一作用是管制、考察和核实工人们的活动。这样一种行政镇丫机器并不是官僚政权的临时性设施,而是这个政权任意“惩罚”工人阶级的唯一机构。


为了维持社会管制,统治集团建立一个庞大的镇丫机器,使群众陷于奄奄一息的状态。这样一种庞大的警察机器的存在,是这个政权经常不安定的证明:它表明社会管制在文明社会里已不能收效,而需要国家经常的干涉。


镇丫机器渗透进社会的各个方面,它使这个社会处于无组织和分化的状态,并剥夺了人们的团结,而没有这种团结,任何形式的行动都是不可想象的。这样,如果苏联的工人阶级表现消极情绪,这主要是受到镇丫机构的压力所造成的。


这种社会管制对工人阶级的主要影响是,反抗斗争被分化和个体化。工人阶级不能自己组织真正的工会或其他自治组织。他们必须按工厂的体制来进行工作。在那里,每一个工人必须携带着记载工作的劳动簿。没有这个苏动簿,他就无法寻找工作。广泛推行的计件工资制,使工人分化,并迫使他们互相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工人的反抗只有通过个人的悲观失望的行动来表示,如酗酒、“无赖行为”、旷工(劳动力流动率过高所引起的)、严重的次品生产和怠工等。苏联工人阶级的反抗主要是通过所谓“越轨”和“社会问题”来表现的。


在“越轨”的各种方式中,酗酒是最流行的破坏行为。酗酒已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以致在一九七二年通过了一系列法令,史无前例地向酗酒进行斗争。现在酗酒已成为工人阶级不满的主要表示。为了设法提高劳动生产率,政府发动了反酗酒运动。但并无成效。事实上,根据一些观察家评论,随着赫鲁晓夫提出的各种幻想的消逝,十年来酗酒已变得更加普遍了。如果在目前没有其他的出路,“酒瓶子”将继续发挥作用。


苏联的特殊的社会管制机器产生了其他重要的后果。目前,苏联的罢工形式的特征之一是,罢工经常地发生在边缘地区,就是说,罢工从莫斯科-列宁格勒中央地区向外移,在边缘地区发生的罢工日益激烈。


边缘地区罢工频繁,可能有几个主要原因。最重要的无疑是这些地区遭受到各种商品缺乏的痛苦比其它地区更为严重。其次,秘密警察在这些地区的渗透较为不易,尤其是在那些非俄罗斯民族的共和国。第三,苏联政府知道只要能完全控制住战略上的中心地区,边缘地区的骚乱不会引起严重的威胁。例如在马加丹发生的一次罢工(据我们知道在那里已经发生了好几百次了)将不会使世界震惊,而如果在莫斯科发生一次重要的罢工情况就不同了。因此,在边缘地区常有较大规模的自发性的工人阶级反抗斗争。


最近在苏联第三个最大的城市基辅发生的一次罢工,可能是这个政权在处理重要工厂发生罢工时,采取软弱态度的最好例证。一九七三年五月,在忙碌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机器制造厂,几千工人为要求提高工资而进行罢工。工厂经理立即打电话给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当天中午,中央政治局的一位委员来到这个工厂视察情况,他会见了工人代表,并立即答应满足他们的要求。下午三时,工人们获得通知说他们的工资增加了,这个厂的大多数高级行政人员被撤职了(值得注意的是,据这个报告说,当地老百姓把这次罢工的胜利归功于这次罢工是有组织的,政府害怕这次罢工会发展成为“乌克兰的波兰事件”)。


即便是在一个有政治战略意义的工厂,政府也只在有广大群众显示威力时才会软弱的,而对单独个体的工人行动,政府就采取不同的形式了。如果一个个别的工人有挑动工人罢工的行为,随之而来的就是严厉而迅速的镇丫。这里没有公开的审讯,因为那仅是留给知识份子的。在这些工厂里,工人们秘密地组织起来是非常危险的。例如,一九七〇年,在莫斯科的一些工厂里,若干“讨厌的”工人,在一系列预防性的逮捕后失踪了,从此就再没有消息。


如果在一个工厂里爆发罢工,首先引起克格勃人员查询的对象是“煽动者”。在罢工过后,这些人就成为镇丫的牺牲品。以后,团结的热潮将会平息,而克格勃就可以为所欲为,不受干涉。苏联的一位持不同政见者弗拉基米尔·布考弗斯基叙述一个罢工组织者所遭遇的命运说:


我在疯人院的朋友中,有一个罗马尼亚血统的法国共产党员。他在马骞住了十年,后来到苏联学习,想看看苏联实行的是什么样的共产主义。他到摩尔达维亚一家制鞋厂去做工。并在那儿工作了很长时间。他对那里的工人工资收入之低感到不满意。他告诉他的伙伴们说,他们必须为争取较好的待遇而斗争——他的伙伴们就进行罢工了,结果他被逮捕,当局宣布说他有精神病。在医院里他简直不能理解他的遭遇,共产党人竟会做出这种事来。最后,我觉得他是真的发疯了,因为他逢人便说苏联政府是受梵蒂冈支配的。[1]

如果在警察严厉镇丫之下进行罢工,组织工作必须非常秘密。这就是为什么苏联的罢工好象都是出于自发的理由。有几次罢工,虽然克格勃多方调查,仍查不出“煽动者”是谁。


赫鲁晓夫时代的罢工和其他抗议方式


在赫鲁晓夫统治时代,工资增加很慢,有些工资反而减少了,而肉类及乳制品的价格却猛烈上涨。赫鲁晓夫对消费者许下的空头诺言不能实现,引起工人阶级的深切愤恨。在赫鲁晓夫式的“解冻”的气氛下,这种愤恨必然要采取公开形式。几十年来第一次从社会底层掀起的怒潮形成了罢工和反抗的各种公开方式。


一九五九年秋,当降低工资的决定公布后,群众的不满情绪高涨,加上食物短缺,在有些地方这种不满情绪变成了暴乱的形式。哈萨克的一家名叫提密尔陶的金属冶炼厂的几次暴动,就是很好的例证。[2]根据莫斯科报道,一九六○年一月,在西伯利亚库兹巴斯的工业中心区克麦罗沃出现了同样的示威游行。另外,在一九六一年又爆发了工人阶级反抗赫鲁晓夫币制改革的事件。[3]

一九六二年发生了最大的和范围最广的工人阶级不满的风暴,以往还没有发生过这样规模的事件。一九六二年六月一日,宣布肉类和乳制品涨价的消息,激起了苏联各地愤怒示威。工人们采取静坐罢工、在工厂内部举行群众性的抗议示威和上街游行等反抗形式,在苏联很多地方还多次爆发大规模的暴动。现有的材料说明,这种暴动在格罗兹尼、克拉斯诺达尔、顿涅茨克、雅罗斯拉夫、日丹诺夫、高尔基等地都有,甚至在莫斯科的莫科克维奇汽车厂也有群众集会。[4]

在顿巴斯地区,尤其是在新切尔卡斯克城,一九六二年曾发生极为尖锐的斗争。这场风暴的特点是工人阶级卷入这场斗争非常迅速。另一特点是妇女带头。苏联的妇女几乎都是有职业的,但工资很低。她们的平均收入只有男工作人员工资的一半。妇女既要担负繁重的家务,又要排队购物,而且,她们对食物的短缺和价格和高涨引起的反应最快。第三个主要特点是学生和青年都积极卷入这场斗争。在新切尔卡斯克城,居住在市内宿舍里的一万六千名青年人和妇女一起在市中心带头参加斗争。第四个特点是斗争异常激烈。当局没有让步,而是派出民警进行镇丫。最后,暴乱事件表明,驻在当地的警察和军队是不可靠的。为了平息暴动,当局派出了特别保安部队。


有不少关于新切尔卡斯克城暴动事件的记载。这场暴动的发动者是:城郊的布德涅电气机车工厂工人、一群由纺织厂女工领导的人群以及聚集在市中心区党委会大楼外边的一群学生。在这场苏联工人阶级反抗事件的许多记载中,摘录其中的一则可能是极有趣味的。


一九六二年六月,肉类的价格上涨了,不满的怨言很快就变成实际行动。布德涅电气机车工厂雇用了好几千人。管理部门降低计件工资的消息对工人起了触电般的影响。他们对悲惨的生活条件和食物缺乏的现状早已深感不满。


一个车间派出代表到管理部门去,对降低工资提出抗议。但管理部门没有人也来会见他们。这就更增加了紧张气氛。从其他车间里走出更多的人聚集在一起。正在附近铁路上行驶的一辆火车停车了。有些人开始鸣放机车上的汽笛。以后,各工厂的汽笛齐鸣。这就引来了下一班的大量工人。群众的情绪是非常不满的。


不久,民警来了,但被群众赶走。于是,乘着铁甲车的士兵和坦克车都开来了。这些士兵占领了所有车间。人群并没有散开,而新接班的人又赶到,工人增加了。整夜守在机车厂内的几千名工人,第二天早晨开始向从落在顿河支流上的新切尔卡斯克城出发。要进城,需要通过一座桥,而这座桥已被军队封锁。


与此同时,另一群人(大部分为妇女和学生)已经聚集在城的中心广场,这个广场是在该城党委会的建筑物的前面,那里有手持自动武器的克格勃人员保卫着。该城的党委书记出面了,并向人群演说。有些人试图把他哄下去,其他的人向他抛掷东西。突然间,克格勃的支队向人群开枪。射击也在其他地方开始。在另一个区域里,当军队被命令开枪时,一个军官取出了他的党员证,并把它撕掉,然后,他开枪自杀。很多士兵拒绝服从命令。


据报告,至少有好几百人被残杀。戒严令和宵禁法颁布了,军队和坦克在大街上巡逻,这个区域完全封闭……与些同时,克格勃挨家挨户地搜查,群众被逮捕并受到秘密审讯。很多士兵和军官送军事法庭审判。同时,苏联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一些委员,其中有科兹洛夫[5]、波利扬斯基和米高扬,来到新切尔卡斯克城安抚这里的老百姓。”[6]

新切尔卡斯克城的反抗斗争,是发生在顿巴斯区的许多事件之一。有一个报告中说,顿巴斯罢工运动已经成功地组成了一个区域性的罢工委员会,并计划在本区域的基础上进行一致性的斗争。


赫鲁晓夫下台后的罢工和其他的反抗方式


赫鲁晓夫下台以后,出现了许多罢工和其他形式的反抗斗争。主要是对三个基本方面的反应:(1)低工资,尤其是工厂的管理部门宣布修改劳动定额而使奖金或工资急剧下降;(2)食物和消费品的短缺;(3)住房不足。至于在考纳斯、别尔哥罗德、塔什干和伏龙芝等地的主要骚动,则是对民族压迫的反应。这些骚动和其他事件本文不能涉及。但这些事件也足够说明罢工和其他群众性反抗的方式引起了民族要求,也就是直接的政治要求。这种要求对这个政权来说特别是有危险性的。一九七○年十二月,波兰工人在波罗的海海岸的斗争对各次联合罢工是有很重要意义的。这些罢工据说是发生在加里宁格勒、利沃夫和其他一些白俄罗斯城市。但这些著名的罢工是对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直接侵犯的反应。这是由于:工厂的管理部门决定减少奖金和提高劳动定额因而降低了工资;或是由于同以往反抗食物短缺经常发生的情况有关。


自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年初以来,罢工事件显著增加,并持续到现在。从赫鲁晓夫下台到一九六九年末,曾发生过一起重要的罢工事件,这就是在一九六七年哈尔科夫拖拉机厂的几千名工人走向街头示威游行。


在一九***年和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年间,明显的罢工事件相对地减少了,这说明在此期间人们都在注视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政权的工资政策。在他们上台的头五年里,这个政权为了讨好群众,在工资问题上比赫鲁晓夫时代采取了较为宽大的措施。自一九六九年起,曾决定把工资增加到赫鲁晓夫时代的有节制的水平。缓慢地提高工资仍然是今天政策的特点,因而可以预见到今后罢工将会继续和激化。事实下,这个政权也预计到这方面的情况,并采取了一系列的预防性措施。现在首先让我们考查一下一九六九年以来已经发生的重要的工人阶级反抗斗争的情况。


这一时期内,在南乌克兰重工业区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发生了重大的骚乱。一九七二年九月,几千名工人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和提高生活水平。好几家工厂罢工,受到了镇丫,很多人死伤。然而,一个月后,再度掀起罢工的怒潮,工人要求改善食品供应,改善生活条件并有自由选择工作的权利。[7]

这无疑是一次重要的工人运动,不幸的是,透露的消息仅限于此。


在最近出版的地下刊物里,有一篇报道提供了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几公里,有二十七万人口的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的暴动情况。[8]事情是这样的。那里的民警逮捕了几个吃喜酒的醉汉,把他们关进警车开走了。不久,在路上撞车,民警(他们自己也喝醉了)只顾自己逃命,听任被抓的人在爆炸的车内被烧死。愤怒的群众集合起来,游行到民警中心大楼,翻箱倒柜并烧毁了档案。随后游行到市党委会,在那里值班的人威胁群众立即解散。群众还是朝前涌去,袭击了市委大楼,两队民警开枪射击。结果十人死亡,其中有两个民警被群众打死。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的暴动是苏联社会关系紧张的范例,它说明,一件明显的小事也能酿成一件大事故,其性质远远超过问题的本身。


一九六九年来在工资问题上发生的罢工事例:


一九七二年五月,基辅机器制造厂的罢工。


一九七三年二月,维帖布斯克市内最大工厂的罢工。按新劳动定额标准,熟练工的工资要下降百分之二十。罢工坚持了两天,克格勃被迫下令厂方恢复原有工资标准。克格勃企图追查煽动者,但毫无所获。


一九七一年,车里雅宾斯克州科佩斯克区的基洛夫工厂的罢工。据报道,克格勃在这个厂内抓去了罢工组织者。


一九六九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最大橡胶厂的罢工。因为该厂实行了每周五日工作制,使工资削减了百分之二十五,在采用新工资定额标准后,又进一步削减了工资。同时,由于肉类和乳制品的供应短缺,消费者要排队四、五小时才能买到,从而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


一九七○年初,弗拉基米尔发生了几起罢工。几个工厂同时罢工一天或二天。


一九七三年冬,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建筑工地停工数次。


食品供应短缺而引起的罢工对现政权是最大的威胁,因为它引起整个工人阶级的不满,不仅工厂的工人,包括白领工作人员也表示不满。库班的克拉斯诺尔发生过一次历时三天的家中静坐罢工,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它是经过严密组织起来的。新颖的斗争方式出现了,大多数工人拒绝上班,除非有足够的消费品和食品送到商店。一九六九年,高尔基的妇女们采用了另一种斗争策略。兵工厂的女工们旷工去卖肉,并声言买不到足够的肉,决不上班。同年后期,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工人罢工,工人们强烈要求政府配给粮食要一视同仁,每人应得到相同的份额。


一九六九年,基辅水力发电厂的事例是大家知道的,因住房问题而引起的罢工。[9]住宅区的居民全部参加罢工,罢工的组织水平很高。这是知识界反对派出版的地下刊物《时事记事》中唯一有关产业工人活动的报道,因此,大为引人注意。据报道:


一九六九年五月中旬,住在贝里约兹卡村的基辅水力发电厂工人集会讨论住房问题:尽管地方当局答应配给房屋,但很多人仍居住在简陋的临时小屋和火车厢内。工人表示不能容忍了,决定写信给党中央。会后,工人高举“一切权力归苏联公民”的横幅标语游行。克格勃人员驾驶兽医车迎面而来,人们向他们怒吼“你们认为我们是狗吗?”克格勃人员对参加游行的积极分子、退伍少校伊凡·赫鲁楚克说:“你已经领到了不少的退休金,还来搞什么鬼?”赫鲁楚克加答说,他的退休金确实不应该那样高,两年来,他已把多余的钱捐献给儿童之家了。况且,他是靠正当工作生活的,不象格勃克人员那样。


次日,召开了官方会议,发言者妄图向赫鲁楚克的脸上抹灰。当这些发言者走下讲台时,工人对他们吐唾沫。工人还派出代表,带了六千人签名的要求解决住房问题的呼吁书到莫斯科去。六月底赫鲁楚克在莫斯科被捕。工人再次呼吁,同时要求释放他……[10]

总之,罢工事件很多,但直接原因还不太清楚。例如在一九七〇年七月,有一些自称为莫斯科居民委员会的持不同政见者发表声明,号召工人采取行动推翻现政权。此外,还有人谈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发生的罢工事件。


本文所谈到的罢工,只不过是西方知道的一部分情况。然而这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


罢工,地方事件,有限度地要求提高待遇等,并不表示在苏联的今天已存在工人阶级的群众运动。然而,罢工表明了工人阶级已在缓慢地集结力量。正如阿马立克所指出的:“工人对于无权参加企业管理感到非常不满。集体农民对农庄主席的横行霸道也极为愤怒……贫富悬殊,低薪,房荒,日用消费品短缺,强迫人民在居住和工作的地方都要登记等等激怒了所有的人。”[11]虽然这种严重不满尚未明显地指向整个官僚政权,但已针对着它的某些方面。今天的罢工可以说是尚未展开的阶级斗争的前哨战。


工人阶级的反抗行为在苏联政治生活中已越来越明显。反抗的工人阶级目前对苏联社会的经济、社会危机还提不出解决的办法,但已促使官僚政权在制订政策时不得不有所顾忌。正是由于官僚政权害怕工人阶级不满情绪的迸发,使它不敢在一九六九年初实行大幅度的提价政策。而官僚政权在考虑所谓经济改革时,不敢对危害工人就业的措施采取大胆的行动。其原因就是害怕工人阶级


日益增长的工人阶级不满的其他证据


由于现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压制工人中日益增长的不满,社会紧张程度也明显地在加剧。一九六五年以来,特别是一九六七年以来,建立了很多新组织,以加强公安和特务机构。公安机关的权力扩大了,公安人员的人数增加了,同时还建立了专业保安人员和值夜班的、机动化的公安单位。此外,还实施了许多新法令,以巩固社会秩序。一九六九年七月颁布的法令和条例,强调对危险的政治破坏分子、群众性暴乱和谋害公安人员活动要进行镇丫,这就反映重新强调“法律和秩序”的重要意义。克格勃特务头子史无前例地被提升到中央和加盟共和国政治局。克格勃头目安德罗波夫被提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过去只有贝利亚有此荣誉是尽人皆知的。还有一些克格勃头子在白俄罗斯、阿塞拜疆、塔吉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格鲁吉亚、摩尔达维亚和乌克兰等加盟共和国内担任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职务。此外,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新的党魁过去也是克格勃的高级头目。这反映了社会紧张程度的加剧,因而提高了特务组织的重要性。克格勃头目在最高权力机构内担任要职,是利用这个特务组织进行政治上控制的最有效办法。


最后,关于工人阶级对现状不满的最好例子是《消息报》上发表的有关伏罗希洛夫格勒火车头工厂的调查报告。[12]这个报告对比了一九七三年和一九六八年在同一工厂内进行的两次类似调查。人们可看到,该厂在这段时间内所发生的变化。该报告表明,在被询问的人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对工资不满意;而在五年前,只有百分之五十四的人对工资表示不满。报告还谈到,由于国家迟迟不能满足消费品的需要,工人很有意见。一九六八年和一九七三年,同样有百分之七十一的工人说工厂的设备差。一九七三年有百分之七十的人认为工厂的保健情况很差;百分之五十七的人对企业制定的生产定额不满;三分之二的人对劳动生产率指标不满。工人说:“设备陈旧,采纳新工艺太慢,工厂需要从根本上重建。”


工资


苏联工人对工资不满意是有充分理由的。一九七三年的平均月薪是一百三十五卢布。但这里面有很多不可告人的东西。人们不知道工资是如何分配的。它似乎被认为是军事机密。一九七三年上半年,产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是一百四十三点一四卢布。如果减去所得税和其他扣除(十三点六一卢布),每月的净工资只有一百二十九点五三卢布。


如果按照六十年代苏联研究人员所确定的贫困线来看,上述工资收入是菲薄的。一个研究员认为:“目前(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年)典型的四口之家(父母和两个学龄儿童)最低生活费用每月略高于二百卢布……”[13]即是说平均每人要有略高于五十卢布的收入才能维持最低生活。照此看来,目前,相当多的苏联工人阶级家庭的收入是在苏联研究人员所确定的贫困线以下。


还有一个关于列宁格勒各行业的一万名工人(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五年)的收入情况调查报告,它揭示百分之四十的家庭每人每月的平均收入低于五十卢布。[14]同其它城市相比,列宁格勒还是得天独厚的城市。苏联的一个经济学家在一份调查报告中透露,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工人和白领阶层的家庭是贫困的。[15]据苏联一九六七年出版的劳动手册统计,百分之二十的高工资行业如建筑业,以及百分之六十的低工资行业如纺织和食品业的工人,生活水平都低于贫困线规定的标准。


一九七三年的平均工资增长率为百分之三点七。增长幅度是不大的,但却受到通货膨胀的打击。有些人说,由于商品零售价格上涨,全部抵销了工资的增长。这虽然有一点夸张,但通货膨胀的打击是沉重的。苏联通货膨胀的表现形式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商品零售价格上涨不是采取直接标高价格的办法,而是玩弄花招,例如同一商品贴上了新规格新商标后,价格便提高了。从表面上看,有不少的新产品应市,实质上还是老产品用了新牌号。有一些廉价的老产品在货单上依然存在,但在商品柜内却看不到。近来,这种重贴标签的手法对肉类的影响更大。


从当前的五年计划中可以见到,政府采取的工资政策是不利于工人的。工资自动增长的情况正在减少,工资制度更多地是着眼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官方的经济报告说:“在当前的五年计划中,工资增长额的一半来自新基本工资标准的采用,另一半取决于工人和职工的工作表现。”[16]在苏联,由于没有产业工会的保护,工资增长大大落后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在苏联出版的经济杂志中,有一篇文章清楚地说明了这样的情况。[17]一九五一年到一九六○年,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百分之七点四,而平均工资只增加百分之二点六。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五年,劳动生产率提高百分之四点六,而平均工资只增加百分二点六。但是,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年劳动生产率提高百分之五点七,平均工资却增加百分之五。这是因为,在赫鲁晓夫下台后,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为了巩固政权而采取的一种拉拢工人的措施。在这段时期内,有三年左右的时间,工资的增长幅度超过了劳动生产率(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八年)。一九七○年后又开始逆转。一九七○年劳动生产率提高百分之七,平均工资增长百分之四点四。一九七一年苏联工人平均工资的增长率只有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三分之一,一九七二年为百分之五十,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二年相比大体相同——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百分之六,平均工资增长百分之三点七。


如果仔细地进行分析,一九七三年平均工资虽然增加了百分之三点七,但并没有改善工人阶级的实际收益。增加了平均工资大部分归因于:(1)最低工资从六十卢布增加到七十卢布,(2)在西伯利亚地区增加了工资奖励。显然,工业中心地区的工人,一九七三年的工资没有增加或增加甚少。加上通货膨胀,很多工人的经济状况没有得到改善。


经济改革和工人阶级


当前的五年计划和经济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提高劳动生产率。


同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苏联的劳动生产率是非常低的,这不仅因为设备差,还因为无效劳动的比重大和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不高。按照苏联的材料估算,即使裁减百分之十的劳动力也不会影响生产。[18]事实上,谢基诺试验说明,裁减一部分工人,把他们的工资在其余的工人中进行分配的办法,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有明显的作用。现在已有七百个企业采用了谢基诺试验。


十月革命取得的最后成果是保障工人阶级的就业权利。但是,如果经理无权广泛地裁减工人,经济改革的效果就不大。而任意裁减工人,又势必会激起工人阶级的反抗。在《消息报》上有关谢基诺试验的一些报道(一九六九年一月七日和六月二十八日)中,都谈到被解雇工人的不满。敖德萨码头工人支持因推行合理化建议而被解雇的造船工人的联合罢工,就是工人阶级愤怒的又一次表现。


苏联专家也一再提到苏联工人的效率低和对工作不感兴趣的情况。现政权集中力量用强化劳动办法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今天,在装配线上工作的工人只有原来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如果这个比例还要提高的话,现政权和工人阶级之间将产生新的紧张局面。


苏联装配工人对工作的不满正日益增长。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这种不满表现为工人流动率的增大。一九六九年,瑞典的伏尔伏厂的工人流动率每年为百分之五十二,意大利的菲亚特厂旷工率为百分之十二到百分之三十。[19]一九七二年,莫斯科的列宁共青团汽车厂装配工人的流动率接近百分之四十。[20]莫斯科的利卡切夫汽车厂和伏尔加汽车厂也有类似的情况。西方的装配工人有产业工会保护,可以对诸如提高车速等不合理措施开展斗争,而苏联工人缺乏这种条件,无法联合起来反抗,只能单独行动。


“缓和”和对西方贸易的扩大,特别在大规模进口西方设备情况下,问题就更为严重了。意大利共产党专管劳工组织工作的书记马里奥·迪多在访问陶里亚蒂城的苏联新建汽车厂(菲亚特筹建)后,对于这个问题提出了有意思的见解。迪多对苏联当局事前不和意大利工会组织协商而进口这样技术高超的先进成套设备大为不满。他说:


“整个工程是根据菲亚特技术人员的设计和监督来搞的……不仅是设备,而且工作组织都是菲亚特式的……在陶里亚蒂城,他们不仅采用西方机器,而且也采用西方的管理制度。
但是,他们最低限度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产业工会组织,否则这种制度是难于运转的,而在苏联和东欧国家里,目前没有这种产业工会。”


不够先进的新管理方法


假如苏联官僚政权需要大力依赖西方的技术,那么,它也需要研究西方的管理方法。为了了解资本主义的劳动力管理的诀窍,就有必要研究资本主义劳动心理学和工业社会学等。一九七○年十月十一日《消息报》上的文章说:“企业引进了新的管理方法,就为人的因素提供了新的刺激。”《文学报》也说:“科学管理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管理科学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管理科学就其内容和目的来说是两种对立的东西。但是,没有理由忽视资本主义的经验和不利用这种经验,从经济角度看,不利用这种经验是不合理的。”一九七○年十月十七日《消息报》更进一步阐述说:“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因为商业服务特别发达和大量资金用于广告宣传和竟争,所以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效能比社会主义国家要大得多。统计数字表明,所有工业化国家都普遍存在着这种倾向。”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日《文学报》上发表的一篇长文章,论述如何改善“领导和被领导关系”以及创造“一种心情舒畅的气氛”的一次典型实验。这篇文章强调指出,在企业中,要有一个受过心理学训练的管理人员班子,才能“避免冲突”。这个实验大为其他工厂管理人员所欣赏。参加实验的工厂经理用短短几句话概括了他的主要体会。他说:“应该知道如何对待下级。沉默的工人是难以捉摸和难以管理的。然而在适当的情况下,不让那些话太多的下级乱说,却是主要的。”


假如先进的管理方法所采用的心理社会学仍不能控制“人的因素”,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办法。一九七二年七月九日《消息报》在一篇由莫斯科制动机工厂经理和党委书记联合署名的文章中指出:“司法人员必须有计划地来工厂进行访问,对违法事例进行调查。”这篇文章还提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地方司法人员检查了工厂的劳动纪律情况。向管理部门送了一份报告……我们就采取了适当的措施。”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九日《真理报》评述了类似不那么先进的管理技术:“内务部和司法人员经常访问劳动集体。司法人同的职责是对违法人员要严加制裁。”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八日《真理报》向工厂介绍了一种解决政治冲突的更为新奇的办法。作者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大工厂和管理部门内为什么不安插一个心理学家,让他同社会组织密切配合工作,这样,对防止冲突,可能作出重大的贡献。”


苏联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官僚政权和工人阶级的矛盾。这个矛盾不是单纯依靠追求新技术所能解决的。矛盾的根源在于官僚专政代替了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才能解决这个矛盾。在最近的将来,工人阶级能否重新登上政治舞台,预测还有困难。但可以肯定,由于社会结构的变革和无产阶级对社会影响的增强,提供了无产阶级在苏联历史进程中所从来没有过的有利于夺取政权的条件。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夏季号英国《批评》杂志(CRITIQUE)洪茂斌译)


[1] 1970年第77期英国《综览》杂志。

[2] 约翰·科拉斯基:《在苏维埃乌克兰的两年》,多伦多,1972年版,第190—191页。

[3] 弗拉基米尔·阿兹贝尔:《在西伯利亚的两年》,慕尼黑,1974年版,第7页。

[4] 1964年第1期《共产主义问题》,第36页。

[5] 1962年6月9日《真理报》报道说,科兹洛夫到达该城后,举行州委会全体会议。《真理报》关于这次暴动的报道说:“一些党组织和群众的联系削弱了,他们在思想意识方面的教育工作的失败了。”

[6] 科拉斯基:《在苏联埃乌克兰的两年》,第191—192页。科拉斯基是加拿大共产党员,由党送去苏联留学,在基辅的高级党校学习两年。在他的书中报道了苏联工人阶级的反抗斗争。1962年,敖德萨港口工人为抗议食物短缺而罢工,又有一次,基辅摩托车工厂为了同样理由而举行罢工。1964年的五一节前几天在基辅的一些工厂中发现以“人民之声”名义散发的传单。在这些传单里有以下的口号:“向苏联各族人民致意”,“党已经蜕化变质”,“控制这个党”,“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7] 1973年6月8日,巴黎《红色报》。

[8] 1973年3月23日,巴黎《乌克兰言论报》。

[9] 《批评》杂志第2期报道了罢工详情。

[10] 彼得·雷德韦:《未经审查的俄罗斯》,1972年伦敦版,第290页。

[11] G·桑德斯:《苏联能生存下去吗?》。

[12] 1973年2月11日《国际先驱论坛报》。

[13] 《苏俄的阶级和社会》,1972年伦敦版,第82、84—90页。

[14] 《苏俄的阶级和社会》,1972年伦敦版,第82、84—90页。

[15] 《苏俄的阶级和社会》,1972年伦敦版,第82、84—90页。

[16] 1973年2月11日《国际先驱论坛报》。

[17] 《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的关系》,见1972年8月8日《经济问题》杂志。

[18] 《批评》杂志,第1期。

[19] 1973年7月10日《金融时报》。

[20] 1972年,第10期《青年共产党人》,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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