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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卡车司机的造反》

《卡车司机的造反》

自序


作为本书作者,我对本书内容承担全部责任,不过,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集体创作的结晶。在我的合作者当中,最重要的是玛维尔·肖尔(Marvel Scholl),她与我一同经历了本书中介绍的这段历史。她在1934年卡车司机罢工期间写的日记,给了我很大帮助。她还提供了宝贵的信息,使我了解了妇女在罢工期间所起的作用。总的来说,玛维尔帮我回想起了许多事件发生时的具体情况。本书的每一章都是由我对着录音机口述,再由莎伦·李·法伊纳(Sharon Lee Finer)整理成文。她整理得又快、又好,并为本书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哈里·德波尔(Harry DeBoer)与雷·雷因波尔特(Ray Rainbolt)仔细阅读了每一章手稿,并与他们收集到的各种材料做了核对。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提供了非常有用的信息,包括哈里·德波尔提供的引文。杰克·马洛尼(Jack Maloney)提供了有关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在罢工之前的收入与生活状况的背景资料,还为本书中讲到的其它问题提供了材料。麦克斯·盖尔德曼(Max Geldman)为本书中有关失业工人的段落提供了参考意见。小文森特·雷蒙德·邓恩(Vincent Raymond Dunne,Jr.)帮助整理了他父亲早年的传略。在其他人的工作完成之后,乔治·诺瓦克(George Novack)又亲自校订了全书手稿。



老文森特·雷蒙德·邓恩(Vincent RaymondDunne,Sr.)与卡尔·斯科格伦德(CarlSkoglund)在本书记载的故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如今他们都已去世了。他们以录音和回忆录的形式,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材料,对我帮助很大。我曾当过卡车司机工会的干部,所以我的档案库里保存了大量的工会文件,特别是多次会议的纪要、正式通信的副本和公开发言的记录。我利用这些材料恢复了自己的记忆,并且使自己对一些具体事情写得更加准确了。出于同样的目的,我还参考了卡车司机第574分会的正式报纸《组织者》(TheOrganizer)的合订本。我还参考了当时的托派周报《战士报》。此外,我还参考了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AFL)旗下的中央劳工联盟(CentralLabor UnionCLU)的机关报《明尼阿波利斯劳工评论》(Minneapolis LaborReview)以及罢工期间出版的一些资产阶级日报。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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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一个革命者的诞生

翻译 赤心

校对 禾水

修订 龚义哲




对我来说,这个故事是从1933年11月的一个下午开始的,那时我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匹兹堡煤业公司[1]的煤场工作,那天下午,从其它公司来了一个我没见过的司机,他叫格兰特·邓恩(Grant Dunne),来这儿装煤,领班叫我帮他把煤铲到卡车上。我们铲到第十铲时,格兰特谈起了我们需要一个工会。他打算参加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2]的574分会。我当时对工会不怎么了解,但他的话吸引了我。为什么呢?我想,应当简单讲一下我在此之前的人生经历,这样可以帮助理解这个问题。




1907年7月25日,我出生在密苏里州昆城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不久后,我家搬到了明尼阿波利斯,我就在那里长大,1925年1月,我从城北高中[3]毕业了。毕业后,我干过不少工作,当过染袜工、汽车修理工助手、卡车司机。1926年,经济不景气,工作难找,我就搭便车到了北达科他州,在那里的收割场工作。那年秋天,我回到明尼阿波利斯,在西部电气公司[4]找了份工作,专门给中央办公室安装电话设备。




1927年4月,我和玛维尔·肖尔结了婚,我和她在高中毕业那年就开始交往了。1928年,西电把我调到爱荷华州分公司。1930年,我升为组长。1931年,公司又把我调到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分公司。在那里,他们给我安了个“规划工程师”的头衔,叫我负责预估电话安装项目的工作成本。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发生了两件事,对我影响极大。一件发生在遥远的国外,另一件就在国内。




那时候,日本正在侵略中国。有一天,奥马哈市的报纸登出了一张上海的照片,让我大受震动。在这张照片上,一道高高的铁丝网横穿全图,底下堆着沙包。美军部队就沿着这条线布防,守卫着被称为“公共租界”的富人区。照片的说明中写道,富人区对面就是工人阶级居住区,那里已被日军的炮火炸成一片废墟,富人的租界却毫发无损。作为一个工人,看到这张照片后,我不禁对遭受如此野蛮的攻击的中国工人产生了同情心。我突然觉得,世上肯定有什么东西从根子上就错了,否则怎么会发生这么可怕的事情。




第二件事跟我的工作有关。我被调到分公司经理办公室,这主要是为了接受主管人员的训练。训练内容中有一项是参加各区经理的会议——只是参观学习,而不是真的参加讨论。当时,1929年开始的经济衰退已经非常严重,因此公司开了一次会,列出了一个裁员大名单。有个被裁掉的员工,叫约翰·斯泰利(John Staley),他为公司干了很久,就快退休了,眼看就能享受到公司极为吝啬的养老金了。但在会上,他们说裁掉他能让公司的劳动力更年轻、更有效率,还能省下一笔养老金。我跟他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还经常跟他喝酒,所以,对我来说,他不只是裁员名单上的一个名字。我觉得公司对他实在太不厚道了。这也让我明白了,公司只想把我训练成他们的工具,于是我就不想参加训练了。




一有什么事影响我跟玛维尔的共同生活,我就会跟她讨论,这次也不例外,我跟她讨论了这些事以后,我们一致同意:我应当离开西电。那时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女儿:卡萝尔(Carol)和玛丽·卢(Mary Lou)。过了一年,我们又生了第三个女儿莎伦·李(Sharon Lee)。我们家的经济问题不小,但我们觉得总能想办法应付过去。




凭着我在公司的职位,我在离职时能拿几百块遣散费。我们打算回到明尼阿波利斯,用这笔钱做点小生意。等到生意上了正轨,就让玛维尔接手,我就去上明尼苏达大学,学习政治学和法律,我打算当法官,主持公道。要是我们财力允许的话,就让玛维尔也上大学。这样我们就能组成一个团队,去实现我们的梦想。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的计划虽然很天真,但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尽管它看起来更像是梦想而不像计划,但它反映了我们的心愿——我们想成为对社会有用的、充满爱心的人。




1932年9月,我终于辞职了。我们开车从奥马哈前往明尼阿波利斯,路上心情还很愉快,我们还编了一首歌,讲的是加入失业大军的经历。回到明尼阿波利斯后,我们迈出了第一步,想做点小生意,但没有成功。遣散费很快就花光了,我却找不到能糊口的工作。我只能给推销员当托儿,可是买家又非常稀少。我们只能面对残酷的现实:我离开西部电气公司的时候,就成了失业大军的一分子。




我们只好跟我爸妈一起住在明尼阿波利斯郊外的一小块土地上,靠父母接济过活。为了维持家计,我帮家里种菜,后来长得不错。到了收成的时候,玛维尔和我妈顶着盛夏的高温,在煤炉上干了好久好久,把不少蔬菜做成罐头储藏起来,等到冬天再吃。我爸在匹兹堡煤业公司管机器,通过这层关系,我总算在这家公司找了份工作,那是1933年9月的事了。




我们又能靠工作养活自己了,于是我们就在城里找了套房子,带着孩子搬了进去。一开始,我一星期要干六十个钟头,能帮家里挣十八块钱,我们要用这笔钱来交房租、买吃的、穿的和其它用得上的东西。我爸妈在有余裕的时候还会接济我们一点,我们平时就吃蔬菜罐头,还分一些罐头给我爸妈。




我的工时突然被减为每星期四十八个钟,我家就只能勉强过活了。铲煤这活儿干起来累死人了,能少干十二个钟,对身体倒是不错,可这样我们就得少挣两块钱。所以我们又碰上了经济危机。一天晚上,我们都不在家的时候,一波明尼苏达冬季特有的寒潮吹来了。我们回家时发现,放在阳台的罐头大多被寒气给冻坏了,阳台虽然是封闭的,却没有暖气。我们真的是穷到一贫如洗了,浑身皮包骨头。




我最担心的是,煤车司机这份工受季节的影响,只有每年最冷的那几个月才能开工,所以煤车司机一开春就会被炒掉,我就怕自己也会被炒。说不定老板哪天一拍脑袋,就会把我炒掉,那我可就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我得想个法子,找个出路,所以我就跟格兰特·邓恩说我想参加工会。




但他跟我说,这事儿没那么简单。574分会的工会代表[5]克利夫·霍尔(Cliff Hall)跟老板签了封闭式合同[6],按照这个合同,老板只能雇用574分会的会员,也就是一个煤场里的一小部分工人,而工会就把老板尊为“公正”雇主[7]。要是让整个产业的工人都参加工会,这笔交易就要落空,霍尔就怕这个,所以他撺掇了执行委员会的大部分人,不让其他煤场工人加入工会。




格兰特说,咱们必须突破他们的阻挠,因为加入美国劳工联合会[8]对咱们非常重要,而在咱们这一行里,574分会是劳联的代表,要参加劳联,非得加入574分会不可。为了争取参加工会的权利,煤场工人成立了一个自愿者委员会。574分会主席威廉·S·布朗(William S. Brown)和副主席乔治·弗罗西格(George Frosig)想让煤场工人全都参加工会,他俩帮了我们很多。布朗安排自愿者委员会跟工会执行委员会开会,让自愿者委员会提出参加工会的要求。格兰特特地跟我说,匹兹堡煤业公司是这一行里的龙头大哥,自愿者委员会里不能没有这家公司的代表,所以他要我参加这次会议。我就答应了他。




过了几天,我们跟执行委员会开了会。会议开始时,布朗特地介绍了我们的事迹。经过一番激烈争论,执委会总算改变了立场,同意接受我们加入。然后,574分会就开了好几次大会,发起了一场全面的组织活动。没过多久,就有大批工人参加了工会。接下来,各个矿场选出代表,组成一个委员会,准备把工人的要求都列出来,再交给老板。到了1934年1月,工人的要求都列成了单子,得到了全体工会会员的批准。这些要求主要有:承认工会、提高工资、减少工时、加班要给加班费、改善工作条件,根据年资提供工作保障等等。




我们把这些要求交给了老板,他们却不肯谈判。于是,在一个工作日的晚上,全体煤场工人一起开会,商量工会该怎么办。劳联旗下的另一些工会也派了几个干部来开会,他们跟霍尔勾结起来,不让大家举行罢工投票,气得许多工人撕了工会会员证。工会干部先是不许我们参加工会,现在又来阻挠我们的行动。为了挽回局面,我们得想个法子。




起草工人要求的委员会要求在下个星期天,也就是煤场停工的时候再开一次全体大会,这样就能让更多的工人来参加。委员会费了老大的劲儿,求那些撕了会员证的工人再给一次机会,尽可能叫更多的人来投票,到了星期天,工会大厅挤满了人。会上作了决定:给老板们四十八小时的时间来准备谈判,在时限之前,再开另一次大会,另外,在此期间,还要成立一个罢工委员会。老板们坚决不肯谈判,于是,在1934年2月7日,星期三那一天,整个产业的工人都罢工了。




煤炭生意非常依赖运输业,没有交通工具运送煤炭,住房和建筑物就没法供暖。工会发起组织活动之后,老板们为了让消费者储备煤炭,一直在散播罢工的谣言。过了一段时间,大家都以为这是商家为了卖煤而搞的炒作,所以到了二月的时候,有不少人家里只存了很少的煤。更糟糕的是,罢工开始时,气温降到零度以下。天气这么冷,没了煤炭,人们啥事都干不成,工会占了上风。




劳联干部阻止了第一次罢工投票后,许多工人对工会非常冷淡。他们打算先观望一阵,看看工会是不是动真格的。现在斗争已经打响,他们开始涌入罢工指挥部。指挥部就设在城北第一大街614号的劳联活动中心,574分会在那里有一个办公室,也在那里开会。我就讲一讲我当时的经历吧。




跟格兰特·邓恩谈过之后,我又探了探匹兹堡煤场里其他工人的口风,看看他们对参加工会有什么想法。只有少数人积极响应,大多数人还拿不定主意,打算先看看再说。罢工第一天早上,我来到煤场,跟领班说我们不干活了,然后我叫其他工人跟我一块去公司的车库。到了那里,我们发现匹兹堡的卡车司机都在那里了。他们还拿不定主意,商量了一会后,他们决定支持罢工。我们一起游行到附近的罢工指挥部,每个人都签字参加纠察队。其他罢工工人热烈欢迎了我们,这一幕,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能参加纠察队的工人大概有600人。其中大部分人分散开来,防守较大的煤场,其它地方设了封锁线。随着斗争的展开,纠察队长会根据需要调动周围的兵力。参加罢工的司机里面,有些人是个体户,他们有自己的卡车,自己开车运煤,收点佣金。纠察队就把他们的卡车集中起来,留给纠察队长,用来调动兵力。罢工第一天,还没到中午,各支纠察队就把街上的工贼司机都给赶走了,67个煤场里,只有几个没被封锁,剩下的全都被封锁了。




警察马上就来跟我们作对。他们调动兵力,想把纠察队从一个被封锁的煤场赶出去,还放话说要把我们都抓起来。但是罢工工人并没有被吓倒。他们蔑视警察,把两车煤倒在一家煤场门前。警察想护送工贼司机,让他们把煤运到县治安官的温室,纠察队就在主干道上跟警察打了三个钟头,不让他们过去。




在火热的斗争中,群众创造了新的纠察战术,在这场战斗中派上了用场。有些罢工工人自己买有二手车,大都很破旧了,要让它们跑起来,车主还得经常在自家后院维修它们。这批车大大加强了纠察队的机动性,让纠察队获得了一些战术优势。纠察队可以在街上不断巡逻,一发现工贼司机就把他们赶走。哪个煤场出了麻烦,援军很快就能赶到。只要警察想护送工贼的车子,就像给县治安官运煤那次一样,纠察队就会在沿途不断地打击工贼。




我跟几个罢工工人聊天时,头一次知道了这种纠察战术,他们兴高采烈地聊着在城北到处巡逻的纠察队员。有个人说:“他们的头儿叫哈里·德波尔[9],他们打得可猛了。”这种纠察战术在当时叫巡逻纠察队,后来被汽车工人学了去,发展成为机动纠察队。




罢工工人白天巡逻,晚上也要巡逻,睡得很少,他们还要拼命地把整个产业的工人都团结起来。我们对罢工斗争的成果怀有很大希望,正是这种希望鼓舞着我们;在斗争中,我们逐渐发现,有组织的工人原来天生就有如此强大的力量,这更使我们斗志昂扬。气温一直在零度以下,人们吵着要煤,但老板们和政府里的奴才们就是打不垮罢工。老板们终于顶不住了,放出话来,表示愿意谈判。停工到第三天的时候,他们通过罗斯福政府设立的地区劳工局,把这话传了过来。




2月9日,574分会的干部召开全体大会,向全体会员通报了按照劳工局的规定结束罢工的提议。照他们说,在劳工局主持的谈判代表选举结果出来之前,老板们承认工会有权代表全体会员。如果工会能在谈判代表的选举中获胜,老板们就会同意进行工资谈判。克利夫·霍尔找来了好几个人:一个法官、一个市议员、一个劳工律师、几个劳联干部,叫他们在全体大会上讲话。他们大吹特吹这个解决方案,吹得跟耶稣重生一样美妙。他们对罢工工人说:就算工人的要求没有全都得到满足,工会也已经在这一行里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始。 “连爬都不会,还想学走路?见好就收吧。”




他们吹了一个钟头后,迈尔斯·邓恩(Miles Dunne)上台发言了。他是一个活力四射的演说家,善于独立思考。迈尔斯说,老板提出的这个方案很有意义,有什么意义呢?主要的意义在于,它暴露出老板已经被我们逼急了。老板们现在想玩花招,把我们在纠察线上争到的东西又骗回去。所以,老板们不想直接跟工会谈判。他说,在集体谈判的选举中,574分会十有八九能赢,可是,他们既不肯保证加工资,也没有对其它要求作出承诺,却想叫我们复工!我们应该这样回答老板:除非老板直接跟工会谈判,否则我们绝不复工。我觉得迈尔斯说得很对,所以我投了他一票。但是,大多数罢工工人都同意接受现有方案,第二天我们就复工了。




接下来,为了准备二月中旬的集体谈判,先举行了谈判代表的选举,在激烈的竞选活动中,574分会大获全胜。然后呢,迈尔斯·邓恩果然猜对了:老板们表示,必须通过劳工局,否则工资什么的一切免谈!最后老板们只跟劳工局一起另搞了一个统一工资制度,工人的工资只涨了一点,每周干满四十八个钟后,加班费按工资的一倍半来算。全体工人的收入都加了一些。就说我吧,我原来的工资是一周十六块,现在加到了二十二块。




要是让工会直接跟老板谈判,我们肯定能争得更多,但我们还是逼得老板做出了重大让步。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强大的工会,它至少拥有一批经过斗争考验的基层会员,而且它还有两个挺能干的干部比尔·布朗[10]和乔治·弗罗西格。尽管在工会的领导当中,有克利夫·霍尔那样即短视又无能的家伙,但我们还是赢得了重大的胜利。就是因为有霍尔这种人,煤场工人才得先为参加工会而斗争,然后还要为罢工权而斗争,在纠察线上日夜巡逻,到头来还得在谈判中丢掉许多成果。我们有不少人开始觉得,工会的干部队伍非得彻底整改不可。




罢工结束后,霍尔和他的狗腿子就在工会会场四周放话,说什么邓恩兄弟都是“共产分子”。他们的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但我并没有中他们的计。我很佩服格兰特和迈尔斯在罢工中的表现。他们好像知道该怎么做,而且也有勇气去做。




一天晚上,开完会以后,我走出会场大门,进了对面酒吧,看见迈尔斯·邓恩站在吧台旁。我在他旁边找了个座,跟他聊了两句,就直奔主题。




我问他:“嘿,伙计,你是共产分子吗?”




他顶了一句:“关你屁事啊?”




我就说:“我也是听别人讲的,你要真是共产分子,那就带我一个呗。”




我猜,我要是参加了共产主义组织,就能向他们学到一点东西。




过了几天,迈尔斯和格兰特带我去卡尔·斯科格伦德[11]家,参加了内部会议,以前我跟斯科格伦德只在罢工中聊过几句。我在那里头一次见到了文森特·雷蒙德·邓恩[12]。就是从这次会议开始,我终于得到了我一直想找的政治教育。接受教育后,我最终在1934年3月加入了一个革命社会主义政党,那时叫做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后来演变成现在的社会主义工人党。要知道,在1932年大选中,我投的还是共和党候选人赫伯特·胡佛呢,很明显,在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下,我在短短一年里的经历,使我在政治上大大进步了。




从那时起,三十七年过去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参加工会运动与革命社会主义运动,也从里面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就是从这个角度入手,来研究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在1934—1941年那段动荡岁月的历程的。阶级斗争不断加剧,不久就升级为事实上的内战,而煤场罢工仅仅是它的揭幕战。煤场罢工刚过不久,又爆发了更加广泛的卡车司机罢工,为全体工人树立了榜样,大大加强了群众斗争的战斗性,对新成立的产业工会委员会[13]不久后在基础产业发动的大规模斗争极有帮助。




那时候,最关键的工会行动都发生在基础工业,虽然明尼阿波利斯没多少基础工业,但因为某些特殊因素,这个城市的卡车司机罢工却对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当地形势的一个关键因素,当然,也是整个产业的关键因素,就是工人阶级在在严重的经济大萧条影响下发生了激进化。主要的区别在于,当地有一批革命社会主义骨干,他们很好地融入了工人群众的造反斗争,并为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贡献了至关重要的指导。要理解这个故事的全部意义,就必须理解这种情况与工会历史的直接关系。




另一个特殊因素是这个地区具有独特的发展过程。由于一些原因,当地工人阶级,特别是中老年工人,逐渐产生了一种不寻常的工会意识,甚至是阶级政治的意识。这种地区性的政治趋势使州政府不得不服从工人群众的压力,让州长很难充当彻头彻尾的罢工破坏者。




所以说,不从历史背景开始仔细分析这些特殊因素,就无法把握1934年卡车司机罢工的全部意义。






[1] 匹兹堡煤业公司(Pittsburgh Coal Company)于1899年在新泽西成立,由梅隆(Mellon)家族控制。1945年同洛克菲勒家族控制的联合煤业公司(Consolidation Coal Company)合并。——译注 [2] 1903年,美国劳工联合会旗下的两个卡车司机工会合并为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International Brotherhood of Teamsters,IBT),以下简称“兄弟会”。——译注
[3] 城北高中(North High School),现名城北社区高中(North Community Hight School),是明尼阿波利斯市的一所四年制公立高级中学,1888年建校。——译注
[4] 西部电气公司(Western Electric Company)成立于1869年,是一家老牌电气制造商,也是AT&T的主要供货商,1996年因AT&T重组而停业。——译注
[5] 原文为business agent,缩写B.A.,在一些工会里,business agent一般是指领工资的专职干部,专门代表工会,为了维护工会会员的利益同公司谈判,在这里译为“工会代表”。Business agent这种说法在美国和加拿大比较普遍。——译注
[6] 封闭式合同(closed-shop contract)是指这样一种合同:在签订了这种合同的公司,老板只能录用工会会员。——译注 [7] 意思就是说,工会承认老板是没有就业歧视、工资合理、付加班费的“公正雇主”(fair employer),并且不再为了改善工作条件而斗争。——译注
[8] 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AFL)是美国最主要的全国性工会联合组织,1886年12月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成立。劳联长期执行保守的劳资合作政策,顽固地坚持行业工会主义。1955年与产业工会联合会合并为劳联—产联(AFL-CIO)。——译注
[9] 哈里·德波尔(Harry DeBoer,1903—1992),生于明尼苏达州克鲁克斯顿市(Crookston),积极参加了1934年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后参加社会主义工人党。——译注
[10] 即上文提到的574分会主席威廉·S·布朗,“比尔”是“威廉”的昵称。——译注
[11] 卡尔·斯科格伦德(Carl Skoglund,1884年4月7日——1960年12月11日),生于瑞典达尔斯兰(Dalsland),少年丧父,辍学当了工人,青年时参加瑞典社会民主党,因参加工人运动而遭受迫害,于1911年前往美国,参加了世界产业工会和美国社会党。1919年参与创建美国共产党。1928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开除出党。此后参加了美国托派运动,1934年领导了著名的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此后一直活跃于工人运动和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译注
[12] 文森特·雷蒙德·邓恩(Vincent Raymond Dunne,1889年4月17日——1970年2月17日),生于堪萨斯城一个爱尔兰移民工人家庭,在九个孩子当中排行第二。14岁时开始打工,1905年参加世界产业工会,1920年参加美国共产党,1928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开除出党。此后参加美国托派运动,1934年领导了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此后一直活跃于工人运动和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译注
  [13] 由于劳联顽固坚持行业工会主义,劳联中一部分倾向产业工会主义的工会便于1935年11月9日组织了产业工会委员会(Committee for Industrial Organization),试图把行业工会改组为产业工会,加强工会的力量。1938年,产业工会委员会脱离劳联,改名为产业工会联合会(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CIO)。1955年,劳联与产联合并,合称劳联—产联(AFL-CIO)。——译注  


[ 本帖最后由 龚义哲 于 2018-11-20 08:53 编辑 ]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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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造反的种子翻译 赤心
校对 禾水
修订 龚义哲

明尼阿波利斯位于一片广大的农牧草原的边缘,这片草原向西贯穿南北达科他,一直延伸到蒙大拿。在十九世纪,这个城市的北边长着茂密的松树林,一直延伸到加拿大边境。白人从印第安人手里夺走这块地方后,发展起了以小麦和木材为主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木材大亨拼命掠夺尚未开发的森林的时候,人们在明尼苏达州北部的梅萨比岭发现了铁矿,随着木材贸易的衰落,资本又涌入了为东部钢厂提供原矿的露天采矿业。

明尼阿波利斯是当地经济活动的中心,在伐木业兴旺时,市里总是能听到锯木厂的嘈杂声,多年以来,它也一直是全国面粉业的中心。生产农具的钢铁厂一家接一家冒了出来。商人开了批发店,交易这一带的五金产品、食品、衣物和其它消费品。铁路网从这个城市铺向四面八方,后来又铺设了错综复杂的公路网。铁路决定了谷物运到市场上的运费,而谷物的售价又是由面粉厂老板定的。除了城市大亨的这种剥削外,还有一些更微妙的金融操控通过当地谷物交易所与银行进行。资本主义让所有人都走了好运,发了大财,就只有工人和小农不能沾光。

农业、工业、运输业和商业的劳动力,是由本国人和移民组成的。许多工种都是季节性工作,所以,干这些工作的本国工人,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来自国内其它地方的流动工人。这些流动工人主要干的是收割谷物、砍树、采矿、造铁路之类的工作。世界产业工会[1]起初就是这些流动工人的工会。世界产业工会在明尼阿波利斯的贫民区——布里奇广场区成立了第10分会。从1910年到一战爆发,它一直是世界产业工会在中西部地区最大、最重要的分会之一。它在这一带帮成千上万的流动工人找到了工作。

世界产业工会具有英勇斗争的历史,所以它的会员的阶级觉悟很高。有些会员成了“双重头领”,也就是说,他们同时也是劳联旗下的某个行业工会的会员。因此,总的来说,明尼苏达工人运动受到了他们的战斗性和阶级斗争观点的影响。还有,从外地到明尼阿波利斯的铁路或铁路维修厂打工的那些工人,也对工人运动产生了影响。他们中有尤金·维克托·德布斯[2]的追随者,德布斯是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和铁路工会领袖,他用阶级政治的原则教育了他们。他们从国内其它地方学来了罢工的经验,他们的政治修养对当地的劳联分会产生了影响。

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在本国流动工人涌入的同时,大批移民也涌入了这一带。他们主要来自挪威、瑞典、德国、芬兰和丹麦。他们大多是听说这里种庄稼能赚钱,土地又便宜,便怀揣着梦想来到这里,想当上农场主,过上好日子。要靠种地过活,他们得有种子、农具和牲口。为了买这些东西,他们欠了大笔的债。他们想把庄稼卖个好价钱,却经常上当,有时还会歉收,所以他们经常要另找路子弄点现钱。所以他们经常到明尼阿波利斯打工。许多人来美国以前就是熟练的工厂工人或建筑业技工,来了美国照样能在老行当找到工作。其他人就得费尽力气找份普工做做。

一些人决定在明尼阿波利斯住下来,后来又有成千上万的移民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小农场,来到了这里。有不少人来美国以前就是社会主义者。他们更愿意加入德布斯时期的社会党,在党内,他们按照原来的国籍,被组织进不同的语言联盟。他们还在故土时,就已经获得了重要的工会经验。因此,他们作为这个城市的劳动力的一部分,成为了劳联和世界产业工会内的工会积极分子和社会主义活动家。后来成为1934年卡车司机罢工的核心领导人的文森特·邓恩和卡尔·斯科格伦德,他们的事迹,就是本国工人和移民工人在工人斗争中互帮互助的榜样。

文森特·雷蒙德·邓恩于1889年4月17日生于堪萨斯州堪萨斯城。小时候,他那当电车技工的父亲就因伤重而丧失了劳动能力。随后他家就搬到了明尼苏达州小瀑布镇(Little Falls),在他祖父母的农场上生活。雷[3]没有上过几年像样的学,14岁时就在明尼苏达的森林里当伐木工了。一年后,他开始游历全国,先是在北达科他的农场干活,他在那里参加了世界产业工会。然后,他又去了蒙大拿,到过华盛顿,沿着太平洋海岸,穿越了西南部地区。一路上,他砍过树,割过麦子,干过流动工人能找到的全部工作。

在游历中,他参加了世界产业工会组织的罢工和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08年,他在阿肯色因流浪罪被判了苦役,幸好他没吃太多苦。有一天,他瞅准机会,逃了出来,连忙跑到明尼阿波利斯,一路上都没停过。

1914年,他在明尼阿波利斯跟詹妮·霍尔姆(Jennie Holm)结婚,生了两个孩子:儿子雷蒙德,女儿珍妮特(Jeannette)。雷·邓恩在这里先是当快递员。跟他搭档的是雷·雷因波尔特,他对雷因波尔特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后来,雷因波尔特在1934年罢工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体现了这种影响的长久效果。他一直敬仰邓恩,把邓恩当作给他指出阶级斗争正途的领路人。

这段经历说明,在与工友貌似平凡的交往中,如何为长远打算,培养革命者。此后他们的人生轨迹暂时分开了,雷·邓恩换了个工作,在一家公司当了职员,这家公司的业务是把制冷的冰块运到顾客家里。

世界产业工会片面强调总罢工、把总罢工当作改造社会的关键,而雷·邓恩在那时候的思想已经超越了这种工团主义。尽管雷仍然忠于世界产业工会,但在政治上,他对资本主义国家性质的理解,已经超过了世界产业工会。他开始认识到建立马克思主义先锋党的重要性,并开始把自己当作革命社会主义者。1915年,他在明尼阿波利斯的街头集会上第一次见到了卡尔·斯科格伦德,那时,他就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政治观点。

卡尔·斯科格伦德于1884年4月7日生于瑞典一个古老的封建庄园里,他家祖祖辈辈都是那座庄园的农奴。他小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他是老大,只能退学,去打工养家。他在制浆厂找了个工作,后来成了熟练工。厂里工钱少,工作条件又差,所以卡尔就帮忙组织工会,为了让老板承认工会,他还领导了一次罢工。

凭着这些阶级斗争的经验,他的阶级政治觉悟开始觉醒,又跟其他进步工人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基本原理,并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后来,他应征入伍。义务兵服兵役的时间超过了法定期限,却不能退伍,于是他就领导了士兵抗议运动,要求让士兵退伍。统治阶级就说这是“兵变”,把这件事写进了他的工会活动与政治活动的档案里。他被彻底打入黑名单,根本找不到工作,所以1911年他来了美国。他的未婚妻留在瑞典,从此再也没跟他见过面;除了晚年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外,他一直单身。

来到明尼苏达后,卡尔在一个铁路施工队打过短工,然后又在森林当伐木工,脚上受了重伤。因为他可能要休养很长时间,林业公司说他废了,就想踢走他。厂医给他草草治疗之后,他就被炒了。为了治伤,他来到明尼阿波利斯,帮人看门,烧锅炉,勉强混口饭吃。伤好以后,他的脚算是能走路了,就找了一份建筑技工的工作,后来又在铁路工厂当汽修工。1914年,也就是第一次遇见雷·邓恩的前一年,他加入了社会党,并成为社会党斯堪的纳维亚联盟的左翼领袖之一。

很久以后,雷写了份私人备忘录,交给了我,里面谈到了他们刚认识那时候的关系:“同志们,还有好友们,都亲切地叫他‘斯科吉’[4],斯科吉是我的老师,也是亲密的同志。他机修水平很不错,知识水平也很棒。他有个很好的图书室,收藏了不少马克思主义著作,有空的时候,我们经常聚在一起。……我花了大把时间看书,看小册子,卡尔时不时会‘训’我一下。有时还会有六个或八个同志跟我们一起,地点不是在他家,就在世界产业工会的办公室,或是在锯木厂区北面的国际禁酒会[5],明尼阿波利斯或圣保罗地区最大的社会党支部的总部就在那里。他向大家解释世界产业工会的长处和短处。就是在那些时候,他跟世界产业工会会员在家聚会的时间,与他在社会党内的时间一样长。双方都当他是领导。但他首先是、而且一直是党的支持者,当然也是一个国际主义者。”

1917年,美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是对革命国际主义的严峻考验。统治阶级利用这个机会,打击战斗性工人和农民。明尼苏达州议会成立了安全委员会,由七个委员组成,它享有独断权,还有一百万美元的预算。它精心发动了一场攻势,专门打击激进运动、工会和小农组织。它发动了长时间的宣传运动,煽动狂热的战争气氛,激发盲目的沙文主义狂潮,打击那些“不爱国”的人。德国移民的房子被泼黄油漆。有的激进分子被资产阶级报刊点名后,遭到了暴徒的骚扰,一些人还受了私刑。

世界产业工会受到的打击特别严重,它的领导人被诬陷,被监禁。尽管如此,它的战士还是顶住了压力,坚定反对帝国主义大战,等待和寻找反击的机会。这些人当中就有雷和卡尔,他们的这段经历,进一步将他们锻造成了革命战士。

1918年,战争结束了,然后,全国都进入了阶级斗争的新阶段。基础工业部门发生了好几次大罢工,大多以失败告终。1917年俄国革命对激进运动震动极大,引发了社会党的分裂。分裂后,社会党左翼成了建立共产党的主要力量,1919年共产党成立了,并参加了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第三国际。

在明尼苏达,斯堪的纳维亚联盟率先投向共产党,然后全国的社会党左翼几乎都跟着参加了共产党。在这个过程中,卡尔是在新党刚成立时就加入的,雷要到1920年才入党。两人都是党的明尼阿波利斯中央委员会委员。

接下来,在共产党还没有发生官僚蜕变的那几年里,党在工会和农民运动中普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为卡尔和雷以前的活动经验,他们的地方工会选他们作代表,让他们参加中央劳工联盟(Central Labor Union,CLU),这个机关是由明尼阿波利斯的劳联旗下所有地方工会的代表组成的。战后,雷在煤场当过磅员。他负责根据订单安排司机运煤,给每一车煤过磅,看看煤够不够订单上的数。他靠这个工作,主动帮助办公室职员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劳联旗下的工会。然后,工会又选他作代表,让他参加了中央劳工联盟。

在正确的领导下,这个中央机关能把市里全体工会会员拧成一股绳,推动工人的事业。可是劳联官僚却经常用它来对付不听话的地方工会,逼它们接受独裁统治。话虽如此,革命派还是能在这个机关里开展工作,让它发挥好的作用。他们可以尽量抵制专横的劳联官僚的错误行为,也可以发挥影响,促进左翼力量在地方工会运动内成长壮大。

卡尔是被铁路车间工会选进中央劳工联盟的,这是劳联旗下的一个行业工会。明尼阿波利斯是一个大型铁路中心,城里凡是跟铁路有关的行业,都建起了比较得力的工会组织,大家公认他是车间工会左翼力量的领袖。在1919年和1922年,铁路车间工人两次举行全国大罢工,他两次都被选为地区罢工委员会主席。由于工会高层的错误领导,再加上政府给公司撑腰,帮助公司破坏罢工行为,这两次大罢工都失败了。1922年大罢工后,卡尔上了铁路行业的黑名单,就像他在瑞典时一样,为了找口饭吃,他只好去开卡车运煤。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当局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迫害,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帕尔默[6]搜捕”(Palmer raids),帕尔默是当时的司法部长,他猛力打击工人运动。大批激进分子被关进牢里,许多没有获得美国国籍的就被驱逐出境。那时候,共产党在密歇根乡下的一片树林里举行秘密大会,卡尔也参加了,开会的时候,突然有人报信,说官府马上要来抓人,大会让卡尔跟另一个代表一起销毁文件,后来才知道,那个代表是官府的奸细。卡尔富有地下斗争的经验,他躲过了搜捕,藏了起来,等到风头过后才出来。到了1926年,情况更加恶化了,政府的迫害,让劳联也在内部搞起了“清共”。卡尔和雷都被自己的工会开除了,他俩跟工会的联系全都断了。

接下来的经历更让人痛心,这是苏联共产党的党内斗争造成的。1924年列宁逝世后,特权官僚在苏联逐步站稳了脚跟,他们的头子就是斯大林。他们进行了政治反革命,剥夺了世上头一个工人国家的群众的民主权利。蜕变官僚还操纵其它国家的共产党跟资产阶级进行改良主义的阶级合作。

列夫·托洛茨基组织了左翼反对派,同斯大林帮派作斗争,但左翼反对派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反对派成员纷纷被迫害和监禁。托洛茨基自己也被流放到了中亚的阿拉木图。但在1928年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尽管斯大林派拥有绝对多数,一些代表还是听到了这次重大斗争的回声。

参加六大的美共代表之一是詹姆斯·帕特里克·坎农[7],他碰巧得到了托洛茨基批判斯大林派纲领草案的一份文件[8]。大会借口托洛茨基已在1927年被俄国党开除,压下了这份文件,不许发表。坎农和加拿大共产党的一位领导人莫里斯·斯佩克特[9]把这个文件的一个副本偷偷带出了俄国。然后,在马克斯·沙赫特曼[10]和马丁·阿本[11]的帮助下,坎农在美国传播托洛茨基的主张。1928年10月27日,共产党把坎农、沙赫特曼和阿本扣上“托派”帽子,开除了他们。

1924年,坎农作为共产党全国领导人,去明尼阿波利斯出差,他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雷·邓恩和卡尔·斯科格伦德。然后,雷成了党内坎农派的成员。卡尔与威廉·福斯特[12]更接近,福斯特既是党的全国领袖,也是工会活动家,直到1928年卡尔才接近坎农。在福斯特拥护斯大林路线时,卡尔与雷一起支持坎农集团。他们去问当地的共产党干部,为什么要开除坎农、沙赫特曼和阿本。共产党马上把他们,还有跟他们有同样想法的其他同志统统开除了。他们被粗暴地开除后,斯大林派还不罢休,马上又诽谤、排挤和恐吓他们。

后来,对于他们当时的处境,雷是这么说的:“卡尔和我——当然不只我们两个——都觉得,被共产党开除,是‘最最严厉的打击’[13]。1928年11月以后,在工会运动的‘领袖’、农工党还有第九区委(在共产党当时的所有区委当中,第九区委的党员人数排第三)的不少党员看来,我们确实成了被放逐的弃民。别人怕是以为我们都被压垮了,灰心了,泄气了,以为我们对这出乎意料地落到我们肩上的重要任务毫无准备,其实根本没那回事。我敢说,后来的经历证明我是对的,最起码在这件事上准没有错。”

他说的这些任务,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展开的:从这次分裂中诞生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又弱小,又缺钱,我们要做的就是支持它,让它生存下去。为了让这个新生的运动能够成长起来,他们先是去影响共产党员——在那时候,斯大林派的政策搞得许多党员很苦恼,发生了动摇,他们就想去争取这些党员。为了这个新任务,他们花了大量时间去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讨论如何确定革命路线。全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组成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左翼反对派)。括号里的这个名称,表示他们要争取回到党内,获得少数派应当享有的民主权利,也就是在党内讨论中,在遵守纪律的前提下,他们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按照列宁的教导,这样才是正确的做法。他们希望,通过耐心的工作,在各种事件的影响下,他们能让党回到正确的政治路线上。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方面的重要工具是它的周报《战士报》(The Militant)。明尼阿波利斯的同志们知道这份报纸对自己的政治工作大有好处,也知道它很缺钱,所以他们都很舍得掏钱支持它,还帮助它扩大发行量。

1933年,德国共产党没能阻止希特勒夺权,暴露了世界斯大林主义运动的政治破产。第三国际的革命复兴,显然是不可能的了。这就提出了新的任务:在世界各国建设新党,并把他们团结成新的革命国际。于是,共产主义者同盟改变了方针,开始建立新的革命党。

那时,共产主义者同盟明尼阿波利斯支部已经有了大概四十名成员及密切同情者。这些同志里面,有的人曾在工会运动和激进运动里活动了很久,有丰富的经验。有了这些力量,支部的状态非常好,可以转向群众工作,再以群众工作为基础建立新党。在经济萧条的压力下,群众一天比一天激进,这也让客观条件变得对这个前景越来越有利。1928年卡尔和雷被共产党开除后,他们就一直关注卡车司机运动,现在他们觉得,时候到了,该给卡车司机运动加把劲了。



[1] 世界产业工会(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于1905年6月成立于芝加哥,它反对劳联的行业工会主义与阶级合作主义政策,主张按照产业原则组建工会,并奉行不妥协的阶级斗争原则。它深受革命工团主义影响,在成立后的二十多年当中领导了北美的激进工人运动,领导了一系列著名的罢工斗争,在教育工人、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组织广大工人群众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它最优秀的一些分子后来都成了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1923年它发展到了巅峰,当时它拥有十万会员,受它影响的群众约有三十万人。此后,由于局势的变化、政府的残酷镇压,它的影响逐渐减弱,但至今仍有数千名会员。——译注

[2] 尤金·维克托·德布斯(Eugene Victor Debs,,1855 年 11 月 5 日—1926 年 10月 20 日),出身于法国移民家庭,17 岁时开始当铁路工人,1875 年参加机车司炉兄弟会(Brotherhood of Locomotive Firemen),从此投身工人运动。1884年当选为民主党的印第安纳州议员。1893 年辞去兄弟会秘书长的职务,组织起了美国最早的产业工会之一——美国铁路工会(American Railway Union)。1894 年在著名的普尔曼公司罢工中号召铁路工人抵制拖挂普尔曼公司制造的车厢,罢工失败后被监禁。在狱中接触到了社会主义思想,从此逐步走向社会主义。获释后于1897 年公开宣称接受社会主义,同年6月成立了美国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cy of America),该党后来与社会主义劳工党(Socialist Labor Party)的一部分合并为美国社会党,德布斯作为社会党的总统候选人参加了1900年、1904年、1908 年、1912 年和 1920 年的总统大选。1905 年他发起成立世界产业工会。1918年因发表演说反对美国参加一战而被捕,同年 11 月被判处 10 年徒刑。1921 年 12 月,美国政府迫于巨大压力被迫释放了德布斯。1926年因心脏病逝世。——译注

[3] “雷”是雷蒙德的昵称。——译注

[4] “斯科吉”(Skogie)是斯科格伦德的昵称。——译注

[5] 国际禁酒会(International Order of Good Templars,IOGT)是一个鼓吹戒酒、戒毒的国际性组织,1851年成立。——译注

[6] 亚历山大·米切尔·帕尔默(Alexander Mitchell Palmer,1872年5月4日——1936年5月11日),民主党政客,1919年3月—1921年3月任司法部长,任上进行了臭名昭著的“剿共”运动。——译注

[7] 詹姆斯·帕特里克·坎农(James Patrick Cannon,1890 年 2 月 11 日—1974年 8 月 21 日),美国共产主义者,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创始人。出身于堪萨斯州罗斯代尔的一个爱尔兰工人家庭;1908 年加入美国社会党,1911 年加入世界产业工会。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成为社会党左翼的领导人之一,1919 年社会党内左右翼分裂后,同年 9 月加入了新成立的共产党;1920 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他是共产党头十年里的主要领导人,于1922—1923年任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并在 1925—1928 年领导国际劳工保卫组织;1928 年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上,阅读到托洛茨基批判斯大林派起草的《纲领草案》后,支持托洛
茨基,同年被开除出党;与马克斯·沙赫特曼,马丁·阿本一道组织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开创了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并担任《战士报》的编辑。1938 年参与创建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并于同年 9 月出席第四国际成立大会,当选为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41 年因反战立场,与社会主义工人党及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工会的其他 17 名领导受到史密斯法案的审讯,1944—1945 年服刑 13个月;担任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全国书记直至 1953 年退休;其后担任党的全国主席及荣誉主席。——译注

[8] 这个文件就是《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对根本原则的批判》,收录于《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三联书店,1965年,第1—192页。——译注

[9] 莫里斯 斯佩克特(Maurice Spector,1898—1968),原籍俄国,幼年时随家人移居加拿大。曾参加加拿大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Canada),后参与创建加拿大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Canada),1928 年起追随托洛茨基主义,1932年建立了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加拿大支部。1936 年迁居纽约,领导了纽约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39年脱党。——译注

[10] 马克斯 沙赫特曼(Max Shachtman,1904年9月10日—1972年11月4日),出身于波兰华沙一个犹太家庭,1905 年随家人移民美国,少年时即倾向左翼激进运动,1921 年参加了美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美国工人党(Workers Party of America),从此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在共产党内属于坎农派,1928 年与坎农派一起被开除出党,此后参加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第四国际的成立工作。1940 年因路线分歧退出社会主义工人党,组织了工人党(Workers Party),1949 年工人党改名为独立社会主义者同盟(Independent Socialist League),1958年解散,党员加入美国社会党。——译注

[11] 马丁 阿本(Martin Abern,1898—1949)美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美共中央委员会委员,1928 年与坎农、沙赫特曼一起支持俄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后与坎农一道创立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在1940年的派别斗争中支持少数派。——译注

[12] 威廉 泽布朗 福斯特(William Zebulon Foster,1881 年 2 月 25 日—1961 年9 月 1 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铁路工人、码头工人、水手、矿工等,1901 年参加美国社会党,1909 年参加世界产业工会,此后思想逐步转向革命工团主义,1912年成立北美工团主义者同盟(Syndicalist League of North America),1917年领导了芝加哥屠宰工人罢工并赢得胜利,1919 年又组织了著名的钢铁工人大罢工。十月革命后逐步倾向共产主义,1921 年出席赤色工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回国后参加美国共产党。曾三次出任党主席,1957 年至 1961 年任名誉主席。——译注

[13] 原文为“cruelest cut of all”,这里化用了莎士比亚的悲剧《尤里乌斯 凯撒》第三幕第二场中马克 安东尼的一句台词:

Judge, O you gods, how dearly Caesar loved him!
This was the most unkindest cut of all;
“神啊,请你们判断判断凯撒是多么爱他!这是最无情的一击”。——译注


[ 本帖最后由 龚义哲 于 2018-11-23 22:05 编辑 ]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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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斗争的计划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通过卡车司机工会第574分会发动工会运动的,这个分会具有经济工会主义(business unionism)的特征。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创始人塞缪尔·龚珀斯[1]让劳联浸透了经济工会主义的精神。1924年龚珀斯死后,威廉·格林[2]接任劳联主席,他继续执行经济工会主义的政策。经济工会主义就是通过阶级合作,让统治阶级接受工会。因此劳联高官都想把自己扮成工人政治家





劳联的大佬们根本不关心绝大多数工人,让工人自生自灭,大佬们只想组织一些狭隘的、享有特权的行业工会。这些行业工会的基础是技术工人阶层。这个阶层的收入在工人阶级当中算是比较高的,他们的想法非常容易受到经济工会主义的影响。劳联用来控制技术工人的方法,就是跟老板签订封闭式合同,按照这种合同的规定,老板只能雇用指定的行业工会的会员,这可以给会员提供一点点职业保障。劳联干部都受过这样的教育:想在工会运动中出人头地,就得严格遵守这些合同,千万不能让这些合同受到半点伤害。他们牢牢控制着罢工,一个行业罢工时,经常会被另一个行业下绊子。





劳联的干部变成了骄傲的官僚,他们领着高薪,花钱如流水。官僚沉醉在花花世界里,对工人运动一点也不上心。他们经常帮助老板对付工人。工会里要是有人不听话,他们马上就会动用纪律惩罚。他们不信任工人,害怕工人,企图用独裁手段来严厉管束普通会员。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操纵着工会的机关和程序,让自己的官能永远当下去。随着三十年代的社会危机越来越严重,劳联官僚却还在坚持老一套的做法,结果全国工会会员的数量不断下跌。





1933年,明尼阿波利斯只有很小规模的劳联运动,而且它已经半死不活了。它由建筑业、印刷业、铁路工厂、服务业、货车运输业和其它一些行业的工会组成。这些工会大多只有空架子。劳联按照行业成立了各种全国性的行业工会,这些全国性行业工会在地方上的下级机关就是各种地方分会;劳联旗下的全国性行业工会虽然大多叫“国际工会”,但它们根本没有半点工人阶级国际主义的味道,这个名字只表示它们在加拿大有几个分会。





1933年,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工会的上级机关叫做国际卡车司机、轿车司机、马车夫和帮工兄弟会(InternationalBrotherhood of Teamsters, Chauffeurs, Stablemen, and Helpers)。这个工会当时在全国大概有八万名会员。从1907年开始,丹尼尔·J·托宾[3]就一直担任这个工会的主席,他是经济工会主义的忠实代表。他在《卡车司机日报》(TeamstersJournal)上吹牛说咱这里可没有其它工会里那些废物。他还说,谁要是想明天就罢工,就不要加入工会。





兄弟会的会员基本上就是卡车司机、帮工和帮卡车装货卸货的工人,再加上差不多已经消失的马车夫。行业工会本来就够狭隘的了,可它下面还分成了更狭隘的下属行业分会。会员们大致是按照他们运送的货物,被分到各个单独的分会。每个分会都是按照下属行业组建的,它们都拼命守住自己的地盘,不让别人插手。托宾利用这一手,把工人在组织上分割开来,他就能用铁腕操纵工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还养了一帮总组织者,直接向他负责。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执行托宾的命令,组织内有谁不听话,就向他报告。托宾自己高高在上,跟普通会员十分疏远。他通过《卡车司机日报》制订会规,谁敢坏了会规,就得到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市的兄弟会总部去挨训。





一个城市里有几个分会的时候,兄弟会一般就会成立一个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Teamsters JointCouncil。它是由不同分会的执委会委员组成的代表机构,可以让它的委员混得很舒服。在地方分会里,要是有哪个干部被会员围攻了,他就可以去找联合委员会,联合委员会会理解他,给他撑腰。联合委员会的工作,按照惯例,一般是在代表中选一个组织者来管。只要联合委员会严格遵守兄弟会的正式政策,并坚决执行托宾的一切指示,它就有可以享有很大的权利,可以监管兄弟会在市里的全部分会。





明尼阿波利斯也有一个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送冰块的、送牛奶的、送茶和咖啡的、给市政府开车的、还有普通的卡车司机的独立分会,都归它管。还有一个出租车分会,里面有一些会员开的是自己买的出租汽车,而不是公司配的。在1933年,这些分会的会员加起来还不到一千人,二十多年来,市里的卡车司机就没赢过一场罢工。





大概是在1915年的时候,574分会获得了建立分会的资格。这就是说,凡是开卡车的,只要会规里面没有明确规定他们必须参加其它分会,574分会就可以吸收他们参加。话是这么说,但574分会并不打算把所有卡车司机都吸收进来。比方说,要是574分会在哪个下属行业发展了足够多的会员,那么574分会就要再成立一个独立分会,把这个行业的会员都编进去。不过这种问题其实没有出现过,因为574分会一直发展不起来。在1933年秋天以前,它只有75个会员。会员选出了七个干部,组成了分会的执行委员会。里面有主席,副主席,有一个负责记录会议纪要的书记。还有一个司库[4],负责管理财务和处理文件,还要管工会的一般事务。另外三个人负责审计账簿。





主席威廉·S·布朗是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的专职组织者,只有他是脱产干部,另外六个干部都不脱产。所以574分会找来克利夫霍尔,让他担任不脱产的工会代表,处理分会的事务。他是送奶司机,被他的组织借调给574分会,他很有野心,想当上工会官僚,他把574分会代表这个工作当成实现野心的跳板。574分会跟几家小公司签了四五份封闭式合同,作为回报,它保证会“关照”这几家公司。它把它们列入“公正雇主”的名单内,贴在中央劳工联盟总部门前。要是哪家公司不遵守合同,它就会威胁公司,把这家公司撤下“公正雇主”的名单,公司的业务就会遭到损害。





可这个法子并不灵,1930422日,克利夫·霍尔给托宾写了信,讲了自己的情况:“半个月前,一家运输公司叫我过去,老板跟我说……一家无工会的公司跑到他最大的一个车站,把运费砍了差不多一半,结果,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叫我去问雇员,愿不愿意把周薪下调一块钱……有流言说其它运输公司也要这么做,除非我们能想办法阻止……421……听说有两家运输公司就降薪,分会会员为此开了会。我可以说,现在流言满天飞……只有一种办法能把全城工人组织起来,那就是向倾向工会的公司提出一项协议,要是它们不肯签,574分会就很有可能罢工,这样就会产生对组织工人很有利的情绪。





霍尔随信附上了工资协议草案,让托宾批准,还说:它已在分会组织内宣读过三遍[兄弟会的会规是这么要求的——·],并得以逐条通过。第32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也批准了这个协议。





第二天,托宾给霍尔回信,同意了霍尔的要求。托宾在信中说:当然,你得明白批准工资协议并不等于同意罢工,在允许你的人参加任何停工行为之前,你必须跟我这边联系一下,讲清楚你们分会跟雇主有什么分歧、这件事会牵扯到多少人,还要把跟这事有关的一切消息都向我报告,这样我才能把这个协议提交总执行委员会考虑和批准。我相信你不会卷入任何麻烦,也相信你会把达成了令人满意的协议的好消息告诉我。这两封信很好地解释了工会为什么这样软弱无力。





574分会还很穷。它主要的资产就是一个小保险柜,一个干部说这个保险柜一定要保管好,因为里面藏着我们的账簿。分会弄了两套账簿,一套用来应付托宾派来的巡回审计员,另一套有着更微妙的用处。分会有时会搞一些组织活动,拉来几个新人,但这种活动往往是临时性的。在这种活动中加入的新会员,他们的入会费和每月会费被记在第二套账簿上。有的新会员过一阵就脱离了工会,但分会还得向托宾交这些工人的人头费,所以,分会就把这些人记在第二套账簿上,这样就不用替他们交人头费了。托宾有时会抱怨说分会没有上报准确的会员数量,所以兄弟会算不出能收上来多少会费。但他的牢骚改变不了574分会的做法,因为这样能给分会的小金库多弄一点钱。





比尔·布朗讲过一个故事,很好地说明了分会生活是什么样的。在一次会员大会上,司库宣读财务报告,他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念到杂项时,就把“miscellaneous”(杂项)念成“missmullaneous”。有个会员多喝了几杯,嚷了一声:你拿我们的钱去找哪个该死的小姐了?[5]气得司库把账簿一扔,径直离开了会场。





总之,574分会除了拥有兄弟会的加盟资格之外,基本上就不剩什么了,凭这个资格,它能发起组织运动。但这个资格本身是非常重要的。刚刚参加工会的工人,往往都会选择名头响、威望高的工会,不管这个工会的实际情况怎么样。在明尼阿波利斯,劳联在工人组织中一家独大,而574分会又是它的分会。谁想踢开劳联,自己搞什么独立工会的话,准会落得一场空。谁想这么干,就会遭到劳联官僚的针对,他们会想办法把工人吸收到现有的工会组织中。工人中的混乱和分裂只会对老板有利。





反过来说,要是利用574分会对卡车司机行业的“总”管辖权,把它能管到的工人都吸收进来,就能利用它的兄弟会加盟资格弄点好处。只要搞起一场成功的组织运动,整个行业就会有大量工人涌进分会。在托宾把他们拆分到574分会的各个下属行业分会之前,形势的发展就会超出他的控制。在像明尼阿波利斯这样的商业城市里,卡车运输业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具有战略性地位,所以它拥有这样的潜力。因此,卡车司机是城里最强大的工人群体。卡车在街上到处跑,老板很难利用工贼破坏罢工,这进一步加强了工人的力量。





这种前景是大有前途的,但要把它变成现实,就得做到两点:第一,必须说服574分会,让它吸收那些不在它现有的职业保障范围内的新会员;第二,发起一场组织运动,把这个行业里还没参加工会的大部分工人给组织起来,并让工会接纳他们。





共产主义者同盟明尼阿波利斯支部的领导人研究了形势中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仔细考虑了阶级斗争的动力学,然后开始进行这两个任务。在大萧条的影响下,工人正在变得激进起来。要推动他们行动,就要从他们现有的认识水平出发。通过斗争,大多数工人会相信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工会政策是正确的。他们会明白,过去十年里,城里没有一个工会赢得罢工,主要是因为劳联领袖的错误领导。要把这个问题讲明白,就必须跟老板进行公开斗争,在斗争中证明罢工是可以获胜的。





这一切的关键在于,要通过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骨干力量,给工会带来具有阶级政治觉悟的领导层。当然,他们并不能马上当上工会的领导。要等到不久以后,在跟老板斗争时,他们的领导作用才会体现出来,并让大家信服。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城里全体党员都要理解和支持即将发动的卡车司机运动。为此,党支部认认真真地讨论了所有的设想,对于该怎么行动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党支部还有一件要做的事,就是预先决定由谁来当党的公开发言人,并在这次运动中领导工会里的党员。





在前面引用过的回忆录中,雷·邓恩讲了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斯科吉建议,应该让我去当党的公开发言人和工会党团的领导,而不是他。卡尔是这么解释的:他说,我们俩都知道这任务很危险。要是我们赢了,老板就会利用他没有美国国籍这件事来对付他。如果让他当公开发言人,就会带来更大的风险……而我是土生土长的美国公民。另外,可能被发展入会的工人,有不少都认得我。在1928年,我曾代表共产党竞选国会参议员,所以在州里的几个重要选区名气不小……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并认真考虑了市里和州里的政治形势之后,我跟他总算取得了一致。





还有一件好事也应该说一下,雷和卡尔一直都是集体行动的。他们既不会为了出风头而逞英雄,也不装出事事都懂的样子。他们俩都是严肃的革命者,是忠于组织的人,他们懂得怎样以身作则,用自己的言行去教育更年轻的领导人。





在他们的带领下,领导团队逐渐扩大。格兰特·邓恩和迈尔斯·邓恩跟雷和卡尔一样,都是在煤场工作的党员,卡车司机运动开始时,他们的加入让团队如虎添翼。工会里另有两个党员起了重要的支持作用,一个是老奥斯卡·库弗(Oscar Coover Sr.),他在建筑业工作,是个熟练电工;另一个是在西北铁路公司开火车的C·R·赫德伦(C.R.Hedlund)。没过多久,年轻的战斗性工人也加入了这个团队,在煤炭业的斗争中,他们开始成为领头人。





在煤炭业里发动运动,有几个特殊的原因:共产主义者同盟有几个党员在这一行做工;明尼苏达一到冬天,气温就会降到零度以下,所以,对于运动的发动,煤场具有战略意义。在罢工中,只要工人能确确实实地关闭煤场,老板就不能像以往一样,安稳地坐着,等着工人被饥饿打败,因为天寒地冻的,没有煤烧,人是撑不下去的。而在大萧条影响下,许多人一次只买得起一点煤,这又让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了。所以说,只要罢工能选对时机、组织得好,就可以较快地赢得对工会有利的合同,虽然这还算不上大获全胜,但也不错了。





当然,老板一定会拼死反扑,要想获胜,非得打退他们不可。如果我们打退了他们,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卡车运输业的其他司机都组织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劳联旗下工会普遍存在的麻痹无力,就可以得到克服,全城的工人就都能组织起来。





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发动一场阶级战争,而这场战争怎么结束,就要看共产主义者同盟能不能发挥关键作用,领导和激励整个运动。在前一阶段,激进势力对明尼苏达劳联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也算是一个有利的因素。在明尼阿波利斯,有不少工会活动家仍对过去的激进工会运动记忆犹新。有些人把自己当作广义上的社会主义者。在另外一些人身上,依然燃烧着世界产业工会的战斗性。只要城里能发动一场真正的罢工斗争,他们大多数人都会踊跃参加,就像听到军号声的退役军人一样。





要想把斗争搞起来,就必须粉碎中央劳工联盟和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里的官僚障碍。574分会的问题主要出在克利夫·霍尔身上。他跟城里的工会高官狼狈为奸。他们当了好多年大干部,却连一次罢工都没赢过。他们把失败的责任全都推到工人头上。他们整天就想跟公正雇主合作,所以,在罢工中,他们肯定是要作对的。但我们不能一上来就直接向官僚进攻,这样会让人们以为,我们发动运动,就是为了当上工会的大干部。这样会损害组织运动,所以只能采取迂回的策略。





这种策略的关键,就藏在工会官僚所面对的矛盾之中。他们的基本原则,就是要跟资本家合作,要是他们失去了工会中的基本盘,他们对统治阶级就一钱不值。但要维持基本盘,他们就得给工人一些好处。然而,在运动准备开始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自己根本承担不起领导运动的责任。所以,我们应该采用的策略,就是让工人直接向老板开火,使工会官僚陷入矛盾之中。要是他们反应不积极,他们的名声就臭了。





还有一个要考虑的因素是明尼苏达农工党[6]。这个党是在一战后成立的,它的基础是工会与农民组织的联盟。随着它的壮大,它在城市中间阶级当中也获得了一些支持者。在它成立以前,明尼苏达的工会运动一直想赢得某个资产阶级政党的支持,它的成立是一个分水岭,标志着工会运动开始成为独立的政治运动,这主要是因为受了左翼工会活动家的影响。虽然农工党在选举中独自参选,对抗民主党和共和党,但它的纲领仍然没有超出改良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结果,它的基层支持者的阶级政治意识发生了混乱,它的这些基层力量,是以城乡的各种社区俱乐部的联合为形式组织起来的。另外,工会是这种联合的主要成分。





从一开始,农工党内参加公职人员选举的那些人就想控制全党。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当选,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不惜随意玩弄原则。1922年,农工党赢得了一个国会参议员和几个国会众议员的席位,这是它的首次重大胜利。到了1930年,明尼苏达农工党在州长竞选中获胜,全国各地的农工党组织当中,只有它曾经赢得过这么高的职位。1933年,农工党的州长获得连任。那时农工党在州议会中与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客结成联盟,控制了众议院,但参议院主要还是被保守派掌握。





这里还得说一句,在农工党的诞生中,共产党也出了不少力。后来在1928年,共产党决定亲自参加国会选举,跟农工党的候选人角逐国会参议员。农工党在明尼阿波利斯有个第12区俱乐部,好几年来,这个俱乐部的书记一直由雷·邓恩担任,现在共产党选他来当候选人,结果导致他被农工党开除。没过多久,共产党又把他打成“托派”,也把他开除了。





农工党在工人和农民中间有一定基础,所以它有两重性质。在选举时,它的选举人毫无原则地玩弄各种政治把戏,但它同时又是一个群众运动,它的党员参加了农民斗争和工会活动。也就是说,在工会与老板发生冲突的时候,在政府任职的农工党代表不得不对工会表示同情。许多没有参加工会的工人在选举时都会投它的票,所以,对于把这些工人组织进工会,这些当了官的农工党代表也只能表示支持,他们认为这既是工人的权利,也是工人的需要。





弗洛伊德·B·奥尔森[7]1930年代表农工党竞选明尼苏达州长,并获得了胜利,1932年他再次当选。他是个律师,早年参加过工会运动,以前还当过亨内平县的检察官,明尼阿波利斯就在这个县里。奥尔森以为自己要比自己所代表的运动更强大,所以他在政治上见风使舵,为了谋取私利,他跟资产阶级政党的政客做了不少交易。





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目标来说,奥尔森当州长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就是,他的政治生命依赖于农工党,所以他不能公开破坏罢工,反而还得做一些姿态,表示公开支持工会的组织运动。坏处就是,在跟老板斗到紧要关头的时候,他和工会官僚可能就会把工会力量的领导权给夺走。





这种危险是实实在在的,因为他既有雄辩的嘴,又有灵活的手腕。在工会会员当中,他很有威望,没有一个工会干部敢跟他作对。所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认为,在574分会罢工时,凡是跟其它工会发起的同情罢工有关的一切问题,都得认真考虑。否则就会给奥尔森可乘之机,让他通过其它工会干部介入和控制罢工。因此,必须加强574分会的力量,使它能在哪怕是最艰难的情况下,仍然能向阶级敌人表现出自己的强大。





574分会在跟老板斗争时,还得对付公民联盟。公民联盟是老板们的组织,1918年,老板们出动战时自卫队,镇压了有轨电车工人的罢工,随后老板们就按照这个办法,成立了公民联盟。控制公民联盟的,是当地最有钱有势的资本家。在劳资关系问题上,这些大资本家说一,下面那些小老板——差不多八百人——就不敢说二。公民联盟不许会员违反它的政策。哪个老板违反劳动关系政策,就要受罚。它有一整套专职的工作班子,它在工会中安插奸细,还得到了市政府的大力合作,还能调动警察。阶级敌人为了破坏罢工,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组织,而且充满自信,趾高气扬。





总之,我们准备发动的组织运动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要面对许许多多的圈套和危险。但是,我们有充足的理由,一定要把它给落实。我们也有充足的理由,以乐观的情绪投入行动。运动的第一步,我们准备在煤场发动,因为在煤场里,有着参加过激进运动的工人,我们可以依靠他们,让计划顺利开展。



[1] 塞缪尔·龚珀斯(Samuel Gompers1850127——19241213日),美国劳工联合会创始人,1886—1924年任劳联主席。——中译者注


[2] 威廉·格林(William Green187333——19521121日),美国劳工联合会领袖,1924—1952年任劳联主席。——中译者注


[3] 丹尼尔·约瑟夫·托宾(Daniel Joseph Tobin1875—1955),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领袖,1907—1952年任兄弟会主席。——中译者注


[4] 美国工会中的司库大多叫secretary-treasure,直译为书记司库,为简便起见,简称司库——译注


[5] “missmullaneous”听起来像是“Miss Mullaneous”,即什么什么小姐,所以喝醉了的这个会员才会这么问。——译注


[6] 二十年代初,美共企图推动各地工会与农会建立一个独立于两大资产阶级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之外的农工党(Farmer-Labor Party),一时间,全国各地纷纷出现了各种农工党组织,但是,全国性的农工党组织很快就流产了。虽然全国性的农工党组织没能成立,但农工党在一些地方仍有较强的影响力,比如明尼苏达农工党就曾在1930年和1932年两次赢得州长选举,它在四十年代同明尼苏达民主党合并伟明尼苏达民主农工党。——译注


[7] 弗洛伊德·比约恩施坦·奥尔森(Floyd Bjørnstjerne Olson18911113——1936822日),生于明尼阿波利斯一个北欧移民家庭,1909年高中毕业后在北太平洋铁路公司工作,1910年考入明尼苏达大学,一年后辍学。四处流浪打工,并参加了世界产业工会。1913年返回明尼苏达,考入威廉·米切尔法学院,1915年获得法学学位,开始担任执业律师。1919年担任亨内平县副检察官,1920年担任县检察官。1930年代表明尼苏达农工党竞选明尼苏达州长成功,1932年、1934年成功连任。1936年因胃癌逝世。——中译者注




……他(托洛茨基)并不想把那类对他抒情赞美的人吸引到自己周围,而是想纠集一群战士去为革命利益完成最不可思议的任务。正像他对待自己那样,……他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具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对社会舆论最大限度的漠视、时刻准备自我牺牲、对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抱着热忱的信仰。一句话,他指望他们也是用和他同样的材料铸成的。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4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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