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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镇压事件述评

2015年12月“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镇压事件述评

2015年12月“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镇压事件述评
Posted on September 30, 2018 by Shannon Lee       

以下为 Making Sense of the 2015 Crackdown on Labor NGOs in China 的中文版




2015年年底,广州警方抓捕了当地民间劳工服务机构“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以下简称服务部)的负责人曾飞洋、工作人员孟晗等近十人。在此之前,2013-2015年间,中国政府已经审判了一批有代表性的政治反对派,包括记者、律师、作家、和街头抗议活动者。有一种声音,认为对服务部人员的抓捕,无非是迫害“公民社会”的一部分。笔者认为,这是两类性质不同的镇压。身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调节元素,反对派记者、律师顶多是统治者的“论敌”,而服务部的镇压事件,最终的矛头,指向了珠三角工人阶级。下面,我将逐步论证我的观点。

服务部事件发生后,官方喉舌炮制了几篇广泛流传的文宣,大骂服务部以及曾飞洋本人“长期接受境外组织资助、在境内插手劳资纠纷事件、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严重践踏工人权益”[1],却也不得不透过牙缝供认“曾飞洋等人开始看起来是为工人着想,指导工人跟工厂谈判,帮大家实现了一些合理诉求”[2]。某些境外组织,比如大赦国际,则在抗议声明中大赞曾飞洋是“广东最有影响力的劳工维权领袖之一”[3]。一时之间,国内外舆论对这起镇压颇为关注,曾飞洋、孟晗等人“因祸得福”,知名度大有提高。

曾飞洋与他的机构为何介入了劳资纠纷?他是西方情报机构雇佣的炮灰?还是单纯同情工人遭遇的热心人士?又或是雄心勃勃的社会活动家、立志推动“劳资双赢的集体谈判制度”[4]?中国政府曾经容忍他公开活动很久,怎么如今把他关进监狱?一时众说纷纭。确实,这起镇压事件有点像个谜。要揭开谜底,首先让我们回顾一番服务部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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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部的发展历程





经过十几年的市场化改革,九十年代后期,珠三角已经遍布工厂,有港台外资,也有本地老板。厂里的工人收入很低,经历了种种磨难:上班时间长、无休息日、劳动环境恶劣、吃住条件差、管理任意打骂、克扣或拖欠工资,以及在厂外被查暂住证的治安联防队追得东躲西藏。特别吓人的,是大量的工伤[5]。长期以来,珠三角的劳资纠纷中,老板总是很嚣张,而国家对工人的苦难视而不见[6]。身陷劳资纠纷的工人往往两眼一抹黑,急需内行人士的切实指点,也决定了早晚有人填补这个“顾问”领域的空白[7]。从九十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珠三角先是出现了香港社运人士开办的一批劳工服务机构[8],随后涌现的类似组织,多半由内地人发起,比如1998年在广州番禺挂牌的“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

服务部最初的工作,是向跟厂里打官司的工人,尤其是工伤工人,提供咨询、代写文书,收取一点案件代理费。它的负责人(以及法律意义的所有者)曾飞洋是广东人,学过法律专业,当过公务员,也进过律所。相比官方法律援助的繁琐程序[9],相比当时许多收费律师对工人的糊弄、敷衍,服务部要简单实在得多。坚持数年后,服务部开始得到境外资助,不再向工人收费。

站稳脚跟的服务部,不仅协助工人解决在厂内的纠纷,还提供了“茶馆”式的交友机会,让工人多了一个消磨业余时间的去处(关键是不收费!)。它的活动范围也日益扩大:医院工伤探访;法律咨询;职业安全与健康讲座;文艺联欢;出版刊物;慰问附近社区;培养志愿者;参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项目,在指定工厂调研和培训。

由于珠三角工人长期缺乏解决问题的可靠渠道(更不必说免费二字!),只要有经费、一两个熟悉相关法律以及劳资关系“内情”的工作人员,加上相对合法的身份,任何劳工服务机构,都不难吸引一些工人。可以说,因为需求太大,一家机构只要还在运转,总有工人上门求助或参加文娱活动。

多年来,服务部接待过成百上千的工人,协助解决了不少人的困难,甚至得到了当地团委、工会的表扬。随着实践的积累,服务部培养出一批熟练工作人员,他们中的部分人先后拉到赞助出去单干了,各自创办的机构分布广州周边,与“老东家”服务部保持了互助关系。

不过,在国家眼里,像服务部这种在工人中活动(!)、而且掺和劳资纠纷的体制外机构,未尝不可生存,但肯定要打入另册,控制活动范围,不时敲敲警钟[10]。许多年里,珠三角当局一直拒绝任何劳工服务机构的民政注册,让它们只能以工商注册的尴尬身份活动,限制了进一步赢得工人信任的空间。服务部在番禺,也被同一问题长期困扰。曾飞洋虽百般向国家示好[11],希望吃上“公家饭”(比如拿到国家的社工项目),可还是成不了官府眼里的自己人[12]。

话说回来,身为机构的所有者,只要资金稳定,不被官方定性为敌对分子,曾飞洋就足以保障自己这一摊“事业”的安稳,过着不错的生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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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部开始介入工人集体行动

2003年中国入世后,珠三角工业区吹气球一般膨胀起来,工厂和工人的数量翻倍增长,对老板的反抗也在翻倍增长。2010年,深圳富士康员工跳楼、南海本田罢工,震动了海内外。珠三角迎来了数以百计的罢工[13],受到国内舆论的关注,境外对中国工人组织起来的前景,也更有兴趣了。

与此同时,2011-2014年间,广东当局对劳工服务机构介入劳资纠纷、尤其是集体抗争的容忍尺度,有所宽松[14]。这种暂时的转变,也许是执政党上层内斗的连带产物,也许是国家在尝试新的劳资关系管理手法。不管怎样,工人反抗老板的途径似乎增多了。广州市工会推动了劳资集体谈判的汽车业试点,珠三角的各家劳工服务机构也抓住机会抛头露面,与媒体、学术界和律师圈子的交往更加密切,尝试影响舆论、刺激官方政策的改良,以及更公开地介入劳资纠纷。

曾飞洋本人被这股潮流推着走,随着赞助方要求的变化,随着最初经手的某集体案例的相对成功[15],他逐渐把服务部的工作重点转向了工人集体抗争。2010年后,从珠宝厂、模具厂到鞋厂,服务部越来越多地介入劳资冲突。在补缴社保、公积金、索要搬迁补偿等领域,由于服务部的帮助,工人的要求有所满足。2014年,有斗争经验的原工人孟晗、朱小梅成为服务部的工作人员,让它在指导工人行动方面颇有点“如虎添翼”。2014年9月至2015年4月,为了争取离职补偿、补缴社保、公积金,番禺利得鞋厂工人连续发起三次罢工,服务部参与、指导了利得罢工的酝酿与谈判,取得较大胜利。那段时间,全国总工会的机关刊物《中国工人》曾发文赞许利得事件“形成了一个市场化集体谈判的成功案例”[16],并声称“各级总工会要做的,恰好是劳工NGO现在做的工作:培训工人、引导工人、组织工人,提供法律援助。”[17] 服务部也没闲着,安排利得罢工的几名工人代表组成报告团,在珠三角的各兄弟机构向当地工人巡回讲演,赢得不少掌声。

但好景不长。作为一个统治整体,国家对劳工机构“利用但限制”的态度,向着限制一方转化了。2014年起,服务部、相近工作圈子以及曾飞洋个人头上的阴云,开始不断聚集:2014年下半年,曾本人被限制出境,受到警方的恐吓式“传唤”[18]。利得工人抗争期间,甚至有不明人士闯入服务部殴打曾飞洋。此外,由于积极介入了几起罢工,原服务部某工作人员开办的“向阳花女工中心”(服务部的姐妹机构)多次遭到房东的“奉命”逼迁。虽然为了保住合法身份,“向阳花”随后与劳资纠纷拉开了距离,它还是在2015年夏天被强令“自行”注销了民政注册。

2015年12月3日至5日,警方突袭了服务部以及关系较近的几家机构,拘押了曾飞洋等近十人,其中包括利得工人抗争的关键指导者,服务部工作人员孟晗、朱小梅。服务部的办公室、宿舍被查封,曾飞洋的家也遭到搜查。陆续取保释放了几个人之后,2016年9月,番禺区法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决曾飞洋、朱小梅等三人缓刑。2016年11月,番禺区法院以同样罪名判决孟晗有期徒刑一年零九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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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为何要打击服务部?

什么理由,让国家转变了“允许生存、适可而止”的态度,大张旗鼓地打击服务部?2010年前后,服务部把精力转向工人集体行动的深层动机是什么?服务部以及被捕人士,是否真的构成了对统治秩序的威胁?这要从珠三角工人精神面貌的变化说起。

珠三角的上千万产业工人,逐步解决温饱问题后,各种“文明需求”(从了解法定权利、重视生活质量到家庭观念的转变)相对增多,但长期受到主流社会的漠视。近十年来,他们不仅需求的层次提高了,眼界也开阔了,许多人正在追求更接近“体面市民”的生活方式。珠三角的罢工,因此有了相应的变化。从反对拖欠工资、要求加薪或抗议取消年终奖,开始过渡到更复杂的一些要求,比如补缴社保,搬厂时的离职补偿。

工人要求的复杂化,意味着早晚得面对劳资之间更有韧性的较量,包括阵营分明的经常性谈判。说到底,要把工人作为一个阶级的自我组织,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近十年来,投入抗争的工人,无论有什么样的物质目标,都普遍没有触及一个问题:如何长期斗争?或者换个问法:到底要不要长期斗争?

工业飞跃带来的惊人就业机会,生活改善造成的“放松感”,工人在工厂生活中长期形成的务实、谨慎和忍耐,决定了珠三角工人的“回旋余地”很大。从思想到现实,他们还远远谈不上无路可退,或感到无须后退,而应该与眼前的老板坚持不懈地斗下去。有时,工人也会自发喊出“改选工会!”的口号,但多半是把“工会活动”当作解决眼前矛盾的又一种手段,而不是工人集体自我保护的长期行为。简单说,珠三角工人阶级尚未遭遇“猛击一掌”式的转折[19],还没有出现以集体行动产生工人组织,以经常性的劳资较量,在一定范围内落实工人利益的明显倾向。

与此同时,某些西方主流工会早就急不可耐地希望进入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建立起他们极之纯熟的劳动力买卖规矩。以追求市场稳定为目标的劳资集体协商制度,是“买卖规则”的重要部分,也是统治秩序的一根支柱。而在国内,希望在劳动力议价制度的规范过程中分一杯羹的,更是不乏其人。

迄今为止,服务部一类机构对珠三角工人的影响,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微不足道的,因为这么多年里,受国家政策所限,这些机构对工人的接触、协助(从工伤官司到补缴社保),一直停滞在个体或小群体的范围。相比珠三角几千万工人以及文员、技术员的庞大基数,机构打过交道的员工数量,简直可以忽略不计。形象一点说,这些机构就像一群级别很低的劳动力议价代理商,在市场的某个角落里惨淡经营,难以出头。假如有朝一日成为劳资集体协商制度的一个参与者,机构的影响将空前扩大,顺理成章,也将获得更扎实的物质基础(从收取工人会费到拿国家项目)。相应的,机构的头头,比如曾飞洋,可以得到远比现在体面的收入与地位。

但大生意不容易做。在国家或明或暗的限制下,就连打出一定名气的服务部,支撑了快20年,在“创收”方面还是不成气候。2015年12月的抓捕事件中,警方翻箱倒柜,却只坐实了曾飞洋有一部车两套房[20]。

自2011年起,曾飞洋半公开地接受了“中国劳工通讯”的资助[21],延续到他入狱为止。这是服务部的一个重要转折,埋下了五年后灭顶之灾的伏笔。“中国劳工通讯”是一家具有美国政府外围背景的机构,1994年成立于香港。它资金比较充裕,专门致力于向中国引进西方主流工会的“劳资合作”模式[22],多方渗透内地工人,是国内警方的长期侦察对象。

曾飞洋为何冒险接受了“中国劳工通讯”的资助?也许是因为广东当局昙花一现的“态度松动”而误判形势,急于在劳资集体谈判的新时代抢到前排位子[23]?也许是厌倦了到处化缘讨一点小钱,想拿到一张貌似稳定而有潜力的“美国饭票”?又或者自欺欺人地以为与有关部门建立了足够的默契,惹不了大麻烦?[24]

不管怎样,曾飞洋的决定是一场赌博。因为“中国劳工通讯”给他的主要任务,是介入工人行动,推动劳资谈判[25],必然把服务部推向社会冲突的漩涡中央。“中国劳工通讯”主张引入劳资谈判,以便“减少劳资冲突,避免不必要的罢工,化解劳资敌意,实现劳、资、政三赢。”[26] 但服务部的有关实践证明,先要发生威胁到老板赚钱的工人行动,然后老板才愿意坐下来谈。“中国劳工通讯”期望减少罢工,但它通过服务部搞的活动,现阶段而言,客观上让工人更容易“寻衅滋事”。开始反抗的工人往往变得不计后果、难以控制,冲击厂内的管理秩序,可能让劳资对立复杂化、长期化。以上种种,踩到了统治者的禁忌神经,让它必须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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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服务部的有关实践证明,先要发生威胁到老板赚钱的工人行动,然后老板才愿意坐下来谈。
“中国劳工通讯”期望减少罢工,但它通过服务部搞的活动,现阶段而言,客观上让工人更容易“寻衅滋事”。
开始反抗的工人往往变得不计后果、难以控制,冲击厂内的管理秩序,可能让劳资对立复杂化、长期化。」

这三句话,头一句和后一句是对的,中间那句(我加粗那句)太笼统了,会掩盖一个致命的问题,比如NGO虽然会发动工人,但他们也会采取多种手段极力控制工人,甚至会因此与工人发生不小的冲突,这篇文章提到的广州利得鞋厂案例就是一个例子。利得鞋厂维权里NGO一度有对工人失控的倾向,这种失控倾向也会让统治者顾忌。需要进一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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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4年间,服务部的“集体谈判”实践面面观




2011-14年间,相比广东其他城市(比如深圳、东莞),广州对工人群体事件的态度相对容忍。也许是广东当局把“劳资关系调节”的试点限制在了广州,避免波及太大;也许是广州的相关官员有先走一步出政绩的动机。当时的广州市工会主席陈伟光,甚至大声疾呼仅仅维护工人的合法利益是不够的[27]。更重要的原因,是相比深圳工厂、工人的巨大数量,广州的工厂相对较少,不容易失控。毫不奇怪,同样领取“中国劳工通讯”的资金,服务部在广州“履行金主要求”推动集体谈判,要比深圳的某些同行有成效得多[28]。

2011-2015年间介入劳资冲突时,服务部的通常手法是:接触有不满情绪的工人,从中挑选积极性较高、或是社会经验多的“苗子”,推动他们选代表,对选出的代表加以培训,讲解谈判技巧[29]。在工人要求有所实现或陷于僵持后,服务部可能会引导工人建立、改选工会,名义上是作为集体维权的另一个突破口,更实质的目的,是向渴望插手工会领域的境外赞助方交差。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整套环节看上去有声有色,在服务部的落实中往往形式大于实质,组织架子按金主的意愿搭起来了,“建工会”的口号喊出去了,现实中的工人行动却可能跟这套架子、口号没关系。

番禺某珠宝厂的一位工人代表认为,服务部对抗争工人的实际价值,首先在于帮他们比较容易迈出第一步(聚会、讨论),其次是搭架子,让工人面对资方像是一支层次分明的队伍,而不是乌合之众[30]。

佛山某首饰厂的一位工人代表认为,服务部的一项重要价值,在于向工人传授劳资集体对抗的起码知识,让工人不至于过分盲目[31]。在珠三角,即便是那些脑子活、阅历广的工人,对集体行动的知识也未必有多少了解。

对许多工人来说,服务部或类似组织的存在本身,就鼓舞了他们,感觉不是孤军奋战。前述番禺某珠宝厂工人代表的一位同事说过:“没有(服务部这家)机构,我们不可能坚持这么久”[32]。2014年成为服务部工作人员的朱小梅,谈到她经历的日资厂补缴社保经过时,认为服务部的姐妹机构“向阳花”作为社会因素的介入,让资方不愿纠缠下去,而选择息事宁人[33]。

无论怎样,一旦发生罢工,它就可能沿着自身的逻辑往前走。2013年,广州某模具厂部分工人罢工要求加薪。服务部的指导人员告诫他们不要堵路,但工人并没缩手缩脚(可能与指导者协商过),转而在各个车间吹着哨子游行,并阻止还在上班的车间继续生产,最终让资方屈服。

毫无疑问,产业工人的核心力量在于影响生产。服务部希望借助工人力量谋取未来劳资集体协商体制的一席之地,就要有心理准备“适当”释放这股力量,而这股力量,未必总是听服务部的话。2014-15年间的利得罢工,明显揭示了这个逻辑演进的过程,也让统治者警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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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得罢工中的服务部:协调工人行动,让国家警觉

番禺利得鞋厂是台资,有两千多员工。这家厂利润很好,却长期克扣工人的加班费、高温补贴、带薪年假,也不给多数人买社保和公积金。2014年初,工人听说工厂可能搬走,岁数大的担心不好找工作,而且不管年轻年老,很多人都一肚子积怨。同年8月,几个利得员工向服务部咨询搬厂的相关法律。从此,服务部派工作人员孟晗、朱小梅等人协助利得工人开展补缴社保、公积金、补发历年克扣工资、要离职补偿的斗争。

服务部的普通职员,无论工人出身还是受过高等教育,拿着一份平淡的工资,只要入职久一点,大多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事务性态度[34]。但孟晗和朱小梅多少有别于一般职员,他们对工人集体抗争有想法、有经验、有热情、比较认真,在珠三角的类似机构中,也是罕见的。

孟晗是原国企航运工人,1998年下岗后当过个体户。2010年,孟晗进入广州一家医院当保安。他善于观察,喜欢用“江湖义气”、“讲感情”的手法聚拢人心,注意树立个人威信[35],容易与一些见过世面、脑子活泛的员工/基层管理打成一片[36]。2011年左右,老孟在医院尝试组建工会实现同工同酬,有所进展后,院方被迫改善了保安的福利。2013年,医院的护工被大量解雇,服务部介入了她们与院方的纠纷,并请孟晗出手相助。2013年5月,孟晗领导了保安、护工要求明确劳动关系、补缴社保的罢工,因此被判刑9个月[37]。2014年,孟晗出狱后成为服务部的工作人员,参与指导包括罢工在内的工人集体维权。

朱小梅在一家番禺日资工厂当过多年基层管理,有讲演能力,擅长处理各方关系,有时会指点员工如何不受厂里欺负。2013年4月,她帮一名受伤员工解决待遇问题,辗转结识了服务部的姐妹机构“向阳花”。很快,在“向阳花”的引导下,也是出于热心,她开始组织厂里的部分老员工追缴社保(她本人作为管理,早有社保)。由于自己与厂方管理层的关系不错,她对大规模劳资对抗的风险估计不足[38]。几经周折后,厂方给三百多名老员工补了社保,但对朱小梅采取了撤销赴日培训资格、调岗、不许加班、记过、开除等惩罚。也是在“向阳花”的引导下,她一度试图推动老员工建立工会,不了了之。2014年,朱小梅成为服务部的工作人员,参与指导包括罢工在内的工人集体维权。

回到利得事件上来。2014年8月过后,经过孟晗等人一段时间的培训、动员(包括在公园里举行六七百人的聚会),利得工人选出了几十名部门代表,成立了“团结基金”,建了QQ群。一个初步的架子搭起来了。

没过多久,厂方到处乱罚款,可能是为了逼人走。工人更不满了。同年11月,厂方要求员工签新合同。核心部门手缝组的员工发现合同对工人不利,拒签并于12月6日发起罢工,全厂响应。服务部的协调下,工人选出谈判代表与老板、当地政府交涉,厂里同意谈判后,工人复工。同年12月15日,鉴于厂里没有谈判的诚意,手缝、针织等部门再次罢工,全厂多数工人响应。经再次谈判,资方一次性补偿了历年克扣的加班费等待遇,并承诺补缴社保、公积金。

但资方仍企图拖延社保、公积金的解决。部分工人谈判代表也疑似在厂方、镇政府的联合软化下,动摇了。2015年4月19日,服务部召集一百多利得工人开会研究下一步对策,遭警方包围调查。当晚,孟晗认为必须换掉不可靠的第一批谈判代表,他拟了一个名单,即后来与厂里谈判的第二批代表。次日,利得全厂第三次罢工,并阻止老板出货。最终,资方在社保、公积金、搬迁补偿上让步了。截至五月底,资方兑现了全部承诺。第三次罢工期间,手缝组的工人是守厂、阻止出货的主力。

在近几年的珠三角搬厂工潮中,从员工的角度说,利得罢工的许多特征似曾相识,没什么独一无二之处。它的内在推动力,主要来自手缝组等部门的几百个大龄女工。她们年纪大了,一心要社保,指望着老来有个依靠。对搬厂补偿的要求,强化了厂里许多人“要走就不怕老板”的算账心理,维持了比较一致的抗争状态。

利得工人的谈判代表,也没有超出珠三角罢工的一般情况。有的代表懂法律,能说会道,但容易被资方拉拢。有的代表不动摇,弱点是缺乏跟老板斗的能力。代表与工人的关系是松散的,第三次罢工前夕,孟晗包办了新的谈判代表名单,广大工人也默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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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者到底担心什么?




那么,统治者到底担心什么呢?回过头来看,在利得罢工中,多种因素客观上形成了对工人有利的合力。正是服务部在促成这股合力时发挥的作用,让国家心神不安。

上面讲过,2011-14年间,广州当局对工人行动的有所容忍,让服务部有机会介入一系列劳资纠纷。在这些事件中,又出现了孟晗、朱小梅等个别积极分子,多少打破了珠三角工人“就事论事”的抗争局限,愿意带着热情(而不完全为了一份工资)参与到新的工人行动中。而服务部,提供了这样的活动空间。

在这场罢工中,或许是前一段的官方“容忍”余波未尽;或许是不愿自己的地盘上闹出太大风波;或许是利得工人的克制(没有堵路[39]、砸设备或扣留老板高管);或许是补缴养老保险、要求离职补偿本来也是法定权利,当地政府固然不遗余力帮资方分化工人代表、压制服务部(特别是孟晗),却终究没有走到公开镇压这一步,而是软硬兼施,以骗为主[40]。在工人不轻易溃散的前提下,当地政府的骗人手段,效果也有限。

在推动劳资集体谈判的过程中,“中国劳工通讯”公开主张:“一旦资方做出合理让步,劳工NGO工作人员便会及时建议工人和工人谈判代表适时妥协。”[41] 利得三次罢工中,服务部确实一直试图约束工人不要“过火”,把重心放在谈判桌上[42]。但孟晗这样的火线指导者,很清楚“工人有了行动才有力量,有了力量才能给资方以压力,有了压力我们才有谈判的筹码。这个是连环的,是集体谈判的一个部署”[43]。话说回来,就算孟晗、朱小梅想约束工人,以他们的实际影响而言,也无法真正控制利得罢工的“发动机”——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手缝组老工人[44]。

话说到这里,利得事件的整幅画面就清晰了。当地政府不能、不愿直接镇压,给了工人坚持就是胜利的机会。服务部帮工人搭好了与资方对垒的架子,以及对外宣传的渠道。在谈判领域,孟晗、朱小梅发挥了半顾问半指挥的角色,在外部稳住人心、调整策略。手缝组有决心反复发起罢工,多数工人跟着走,不投降。以上因素,构成了对这起抗争比较有利的合力,最终导致工人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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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问一次……



那么,让我们再问一次:国家为何要打击服务部?因为在这场罢工中,统治者看到了服务部的潜在威胁。它有经费,有多年积累的工人同情者。利用广东官方的“容忍”,它正在取得指导工人行动的经验、威信和人才。它让“工人行动顾问”孟晗、朱小梅大显身手,并可能在新的行动中挖掘出更多的孟晗、朱小梅。它鼓励工人行动的当事者到处宣讲经验,既是在机构圈子内抬高服务部的“市值”,也让珠三角的抗争工人可能串联起来…… 最后,它与出去单干的原工作人员互通有无,让广州附近与它具有“天然联系”的机构越来越多。

珠三角的数十年资本主义发展,制造了一个人数众多、能影响世界生产的工人阶级。当市场的规律要求老板做出调整,而老板习惯性地又想牺牲工人时,工人阶级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拿回一点属于自己的东西。而近几年服务部的种种活动,客观上帮助这股力量有所凝聚、释放。当然,利得事件释放出来的部分微乎其微,恐怕只是珠三角工人力量总和的百万分之一。但不加制止的话,明天呢?尽管服务部顶多是刚有点“工人行动协调中心”的苗头,统治者还是皱起眉头,决定趁早铲掉这个“病灶”。

当曾飞洋还在喋喋不休提醒政府不要中了老板借刀杀人的奸计[45],摆着姿势、堆着笑脸,呼吁国家珍惜自己的劳资调解价值…… 一张大网正在迅速张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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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距离“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被镇压,已经过去快两年了。这一记铁拳,不仅摧毁了服务部,也打中了关联的好几个目标:体制内幻想加强工会独立性的离心者[46];与服务部以及其它机构有联系的抗争工人;珠三角的其它劳工服务机构。

这两年里,国家在珠三角多管齐下,收买、恐吓、禁止,尽力削弱任何可能让工人有所集结的元素。随着工厂搬迁、世界市场的停滞,在深圳这样的城市,罢工变少了[47],劳工服务机构介入罢工的机会,就更少了。而整个中国社会,2010年前后关心工人话题、关注珠三角罢工现象的潮流,逐渐枯竭。

距离工人力量的下一次释放,还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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