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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 无产阶级革命家陈独秀在法庭公审中的斗争

无产阶级革命家陈独秀在法庭公审中的斗争

下文节选自刘平梅同志(1920——2007)的《中国托派党史》第五章,香港新苗出版社2005年版。
本帖标题为秋火转载时所加。
后附秋火点评。

无产阶级革命家陈独秀在法庭公审时的公开斗争

原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今为托派「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书记的陈独秀被捕,轰动了全国。托派陈独秀的公开受审(共产党人的公开审理是唯一的一次)更是引起全国的注目。1933年4月14日,南京江苏高等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时,法庭内是坐无虚席,站立于旁及室外者甚多。人们都欲观看这个五四运动的主将,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领袖、中国托派的领导人,曾经叱咤风云一时的革命家在法庭上的表现。

陈独秀在法庭面前,大义凛然,泰然自若、坚定沉着、机智的回答法官所提出的种种问题。

第一次审讯是在4月14日。

法官问:「当时(1927年)共产党的活动,第三国际的态度如何?你是否满意?」法官提出这样的问题,显然是挑起陈独秀说出反对第三国际的内情,用陈独秀的口来骂第三国际。可是陈独秀并不上圈套,而回答得很妙:「无所谓满意不满意。」

法官问:「中国-共-产党反对派,即托派最终目的为何?」

陈独秀就慷慨陈词;直言答道:「世界革命。在中国需要解放群众,提高劳动者的生活;关于夺取政权,乃当然的目的。」

法官问:「被捕十人中,有几个人认得?」

陈独秀答道:「以政治犯资格,不能详细报告以作政府的侦探,只能将个人情况报告。」

法官问:「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

陈独秀立即把国民党政府置于被告席上,控告国民政府。他答道:「这是事实,不否认。至于理由,可分为二点,简单说之:一、现在国民党政府是刺刀政治,人民既无发言权,即党员亦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二、中国人民穷至极点,军阀官僚只知集中金钱,存放于帝国主义银行,人民则苦无饭吃,此为高丽亡国时的现象。三、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济。至所谓『长期抵抗』,只是『长期抵抗』四字,始终是不抵抗。根据以上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

经过三次庭讯托派人员之后,检察官控告陈独秀所写各种文章、文告、决议等等,其内容「均利用外交,攻击国民政府,使国民政府威信扫地,不能领导群众,应由其领导农工及无产阶级,与以武装暴动,组织农工军,建立苏维埃政权,推翻国民政府,由无产阶级专政,并欲打倒资本家,没收土地,分配给贫农,破坏政治经济组织,故为危害民国,毫无疑义。综合被告之主张,共有四个阶段:一、组织团体;二、宣传;三、武装暴动;四、无产阶级专政。但是,被告的行为,在第二阶段中至第三阶段,现在还办不到。综合所述,被告实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及第二条第三款。」

陈独秀对检察官提出的控告进行抗辩。陈独秀宣读了自己拟定的《辩诉状》。不仅为自己辩护,而且为中国-共-产党,为中国托派辩护,句句铿锵有力。陈独秀利用公开审讯的法庭,宣扬共产主义,表白托派的政治主张;而对国民党、国民政府进行鞭挞,把原告国民党政府变为被告。控告国民党、国民政府祸国殃民的罪行。犯「危害民国」、「叛国」罪的是国民党、国民政府,而不是托派陈独秀。

《辩护状》首先叙述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他说:「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落后的中国,外困于国际资本主义,内困于军阀官僚,欲求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之成功,决非懦弱的、妥协的上层剥削阶级全躯保妻子之徒,能实行以血购自由的大业。并且彼等畏憎其素所残踏的下层民众之奋起,甚于畏憎帝国主义之与军阀官僚。因此,彼等亦不欲成此大业。惟有最受压迫、最革命的工、农劳苦人民与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官僚的无产阶级势力,联合一气,以革命怒潮,对外排除帝国主义的宰制,对内扫荡军阀官僚之压迫。」然后中国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与统一,发展经济,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始可得而期。工农劳苦人民解放斗争与中国民族解放斗争,势必合流并进,而不可分离。「此即予于『五四』运动以后开始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原因也。」

「共产党之终极目的,自然是实现无剥削、无阶级、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社会。此即是说:一切生产工具收归社会公有,由社会公共机关,依民众之需要计生产与消费之均衡,实行有计划的生产与分配,使社会生产力较之今日财产私有、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有高度发展;使社会物质力量日渐达到足以各取所需的程度……。」

然后,陈独秀阐述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目前的任务:

(一)「反抗帝国主义以完成中国的独立。盖以中国的海关、矿山、工厂、金融、交通等经济命脉都直接、间接宰制在帝国主义之手,非采革命行动,击碎此等宰制吾人之枷锁,中国民族之大业将无自由发展之可能。列强的海、陆军威吓着全国大都市,日本更以武力强占了中国领土五分之一,此而不知抵抗,或空喊抵抗,欺骗人民,均与卖国同科,此何『民族主义』之足云?」

(二)「反抗军阀官僚以实现国家统一。盖以军阀官僚自由发动他们的内部战争以破坏经济;自由增加苛捐杂税及发行公债以饱私囊;自由制定法律以剥夺人民的自由权利;自由任用私人以黜抑人材,毁坏行政效率;甚至自己种植鸦片以毒害人民。军阀官僚政治不彻底肃清,所谓国家统一,所谓民力伸张,一切都无从谈起……。」

(三)「改善工农生活。盖以近代产业工人及其所领导之农民乃反抗帝国主义之主要力量。资本家、地主及其政府,在物质上,精神上压抑工农,即不啻为帝国主义挫折中国民族解放斗争之锋刃。在农业的中国,农民之衰落,几等于民族之危亡。倘不没收地主的土地归诸农民,农民终岁勤劳只以供地主之剥削,则不独无以挽回农业之就衰及农村之破产……。」

(四)「实现彻底民主的国民立宪会议。」当今外患空前,「人民无组织即无力量;无政治自由,即无责任心。若不立即实现全国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完全自由,实现普选的、全权的国民立宪会议,以制裁卖国残民的军阀官僚。一切政权归诸人民,集合全国人民的力量以解决全国紧急问题,其何以立国于今日!」

这就是为中国民族利益,为大多数的劳苦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大纲。我「以前和现在都愿意公告全中国,只以政府之禁阻,未能达到全国人民之前耳。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剥削人民的政党,其成功也,必期诸多数人民之拥护,而不尚少数人的英雄主义,更非阴谋分子的集团。予前之所思所行,即此物此志;现在及将来之所思所行,亦此物此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息尚存,予不忍眼见全国人民辗转悲号于帝国主义及本国专制者两枪尖之下,而不为之挺身奋斗也。」

随后,陈独秀严词驳斥检察官指控他犯了「危害民国」及「叛国」罪。他说,我「不但绝对不能承认,而且政府之所控告者,恰恰与予所思所行相反。」「外国入侵占其领土称为亡国。」「本国某一党派推翻其一党派的政权而代之,不得谓之『亡国』。」「叛国」是指投靠外敌,出卖国家机密,才是犯了叛国罪。「若认为政府与国家无分,掌握政权者即国家……若认为在野党反抗不忠于国家或侵害民权之政府党,而主张推翻其政权,即属于『叛国』,则古今中外的革命政党,无不曾经『叛国』,即国民党亦即曾『叛国』矣。袁世凯曾称孙黄为『国贼』,岂不笃论乎?!……」。

陈独秀驳斥所谓「危害民国」之罪。他说:「危害民国者何?共和国政府剥夺人民之参政权,乃由共和制到帝制之先声……人民无权利,无自由,大小无冕之王,擅作威福,法律只以制裁小民;文武高官,则在议亲议贵之列,是以共和其名而专制其实矣。倘遣实而存其名,彼军阀之魁,民主之敌,亦得以三造共和『自诩』,妄人亦或以『共和勋臣』称之。其实毁坏民权,罪即邻于复辟,以其危害民主共和国之实质也。若认为力争人民的集会、结社、出版、言论、信仰等自由权利,力争实现彻底民主的国民立宪会议以裁判军阀官僚是『危害民国』,则不知所谓民国者,应作何解释?」

接着陈独秀痛斥国民党、国民政府,「危害民国」,「叛国」者是国民党、国民政府。陈独秀的「辩诉词」变成了控告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控告词」!

「国民党竭全国人民膏脂以养兵,拥全国军队以搜刮人民,杀戳异己。对日本侵占国土,始终节节退让,抵抗徒托空言,且制止人民抵抗,摧毁人民之组织,钳制人民之口舌,使之『镇静』,使之『沉着应付』,即使驯羊般在国民党统一指挥下向帝国主义屈服,宁至全国沦亡,亦不容人有异词,家有异说。而予则主张由人民自己扩大其组织与武装,对帝国主义进行民族解放斗争以解决东北问题,以完成国家独立。试问谁为『叛国』?」

「国民党政府,以党部代替议会;以训政代理民权;以特别法(如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及出版法等)代替刑法;以军法逮捕、审判、枪杀普通人民;以刺刀削去人民的基本权利。高踞人民之上,视自己为诸葛亮与伊尹;斥人民为阿斗与太甲。日本帝国主义方挟『武力征服』政策对待吾国,同时国民党政府亦挟同样态度以临吾民。最近竟公然以『背叛党国』之罪枪决新闻记者闻矣。而予则力争表现民主共和国实质的人民自由权利;力争实现普选全权的国民立宪会议;力争民主制扩大至其历史的最高阶段。予现在及将来都无篡夺民国为『党国』之企图。试问谁为『危害民国』?故予曰政府之所控者,恰恰与予所思所行相反也。

「若认为一为共产党人即属犯罪行为,则欧美民主国家,若法、若英、若瑞士等均无此事。各国中之共产党人莫不有集会、出版、参与选举之自由权利,与一般人民无异。若认为人民发言反对政府或政府中某一个人即为有罪,则只远在二千年前周厉王有监谤之巫,秦始皇有巷议之禁,偶语之刑,汉武帝更有腹诽之罚。彼时固无言论自由也,而二十世纪之民主共和国,似乎不应有此怪现象。若认为宣传共产主义即与宣传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便为『危害民国』(如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此乃欧洲中世纪专横黑暗的宗教法庭迫害异教徒、迫害科学家,以阻塞思想信仰自由之故事,岂容复见于今日之民国!……」

「总之,予生平言论,无不光明磊落,无不可以告国人。予固无罪,罪在以拥护中国民族利益,拥护大多数劳苦人民之故,开罪国民党已耳……。今之国民党所仇视者非帝国主义,反而是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官僚,始终戳力于民族主义革命之共产党。日本帝国主义方夺取山海关,急攻热河,而国民党军队却向江西集中,其对待共产党人也,杀之、囚之,犹以为未足,更施袁世凯之故智〔技〕,威迫利诱,使之自首告密,此并不能消灭真正共产主义者,只以破灭廉耻导国人耳。彼等此时有权在手,迫害异己之事固优为之。予唯有为民族、为民众忍受一切牺牲,以待天下后世之评判。若于强权之外,复假所谓法律以入人罪,诬予以『叛国』及『危害民国』,则予一分钟呼吸未停,亦必高声抗议。法院若不完全听命于特殊势力,若尚思对内对外维持若干司法独立的颜面,即应毫不犹豫的宣告予之无罪,并判令政府赔偿予在押期间之经济上的健康上的损失!」

1933年4月6日,彭述之在法庭上宣读《辩诉状》:

「余等所坚抱之政治理想为共产主义,其终极目标在根本改造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废除私有财产,废除阶级,易言之,即废除人剥削人之残酷的奴隶的社会制度,以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使人类臻于共同生产共同享受之完美的合理的共产主义社会。」

「自资本主义垄断全世界之后,中国民族即受帝国主义之重重箝制,益以近二十年来国内军阀买办资产阶级之狼狈为奸,造成帝国主义之加紧侵略与国内连年军阀混战,致现在全部国民经济几趋于完全破产,尤农村经济为甚。」

故余等认为中国唯一出路,「只有全体被压迫民众,尤其是工农阶级」,迅速团结起来扫荡一切帝国主义及国内压迫者与剥削者所加于民众头上之一切束缚,建立自己的权力,中国民族才能免于「灭亡」。余等在过渡时期,提出政纲: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制止军阀混战,解除军阀武装;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土地归贫农,废除苛捐杂税和高利贷,少数民族完全独立;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等。

「今者国民党政府,竟以『危害民国』及『叛国』等罪状逮捕余等,乃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而国民党政府几年以来之设施,事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实为危害中国民族利益之主体。」国民政府继续巩固不平等条约,国民党政府不断制造军阀混战;国民党政府帮助资本家压迫工人;国民党政府站在各地军阀、官僚、土劣地主方面,抑制农民的要求,且肆行屠杀之;国民党政府以『出版法』、『紧急治罪法』加紧束缚人民的自由,国民党政府坚持不抵抗主义,既失满洲又失热河。以上铁一般事实,「究竟谁为『危害民国』,谁为『叛国』,不已昭然若揭乎!」「『危害民国』或『叛国』,绝不在余等,而在逮捕余等控告余等之政府当局,苟司法机关尚具些少独立性,不致全为刺刀所挟持,罪恶所操纵,便应立即还余等以自由,并赔偿余等自被捕以来所遭受之一切精神上及物质上的损失。至少亦应将余等之一切政治文件尽行公布,以待全国人民之公判,看究竟是非谁属?」

章士钊愿当陈独秀、彭述之的义务律师,出庭为陈独秀、彭述之辩护。当他说到:总理(孙中山)有云:「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国民党赞成三民主义,便不应反对共产主义。「今孙先生之讲义,全国弦诵,奉为宝典,而陈独秀之杂志,此物此志,乃竟大干刑辟,身幽囹圄。天下不平之事,孰过于斯?」陈独秀自从被共产党开除出党后,「地位适与国民党最前线之敌人为敌,不期而化为缓冲之集团。即以共产党论,托洛茨基派多一人,即斯大林派少一人,即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相辅为用,谓托洛茨基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也,要无不可,即以此论功罪,其谓托洛茨基派有功于国民党也,且不暇给,罪胡为乎来哉?此义独秀必不自承,而法庭裁决是案,倘不注意及此,证据方法既有所未备,裁判意旨之复不得谓之公平……应请审判长依据法文,谕知无罪……」

章士钊的《辩护状》与陈独秀《辩诉状》大相径庭。陈独秀、彭述之对章士钊的辩护极为不满。章士钊把三民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是和陈独秀对三民主义是反动的论断恰恰相反。更重要的是,把托派、陈独秀与共产党在革命策略上的不同,说成为托派和国民党已成的「犄角之势以清共」,对国民党反共有利,欲以此作为不该对陈独秀、彭述之治罪的理由。这完全扭曲了中国托派和陈独秀、彭述之的形象,掩盖了托派、陈独秀、彭述之反对国民党,反对国民政府「讨共」、屠杀共产党人、工人、农民和革命群众的实质。中国托派是和中国-共-产党站在同一战线上反对国民党的,所不同的是反对国民党的路线、方针、策略上的不同,而不是和国民党站在同一条战线反对共产党。

于是陈独秀、彭述之当庭立即发表声明:「章律师辩护词,全是其个人的意见,并未征求本人同意,且亦无须征求本人同意。至于本人的政治主张,不能以章律师之辩护词为根据,应以本人之文件为根据。」

此时,旁听席上有「革命家!」「革命家!」的赞扬声。称赞陈独秀、彭述之的立场坚定,革命家的风度,绝不拿与共产党政见的不同来讨好国民党,以求得「无罪」。

陈独秀的《辩诉状》在当时是轰动全国。各报都希望登载,但国民党以「不许为共产党张目」而禁止,只有天津教会办的《益世报》登载全文。市上出现单行本。亚东图书馆出版《陈案书状汇录》,收有陈独秀的《辩诉状》。因此国人才看到陈独秀的《辩诉状》。陈独秀被捕后,社会上各界的知名人士,如: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潘光旦、胡适、柏文蔚、宋庆龄等,设法营救陈独秀。10月,北京大学师生发起营救陈独秀运动。好几个大学演讲集会声援陈独秀。

     10月,国际名人学者杜威、罗素、爱因斯坦等人致电蒋介石,营救陈独秀。

同月,中国托派中央发表《起来!起来!援救中国革命领袖陈独秀》,号召推翻国民党。而另一方面,国民党对「擒获共党头目」兴高采烈。蒋介石对一切营救陈独秀的函电一概压下,不作答复。国民党南京党部致电全国,呈请中央「惩办共犯陈独秀等不准保释。」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严惩」、「迅予处决」的,有新疆省主席金树仁,湖南清乡司令何键,国民党湖南省长沙市执委、湖南衡山县、罗田县,江西上高县、山东邹县,广东省国民党党部、广东英德县等国民党党部等单位。

中国-共-产党在江西苏区出版的《红色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报),对陈独秀、彭述之等人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的托派案,作过多次的报导和评论。这些报导和评论都是歪曲事实,污蔑诽谤和造谣。在《红色中华》37期上发表题为《取消派领袖亦跑不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彭述之也在内》,「蒋介石一定念其反共有功,网开一面,许其不死……或者因祸得福,做几天蒋家官僚呢!」

《红色中华》第41期,「陈独秀投降到资产阶级去作走狗,充当『反共』先锋。」

《红色中华》第77期,「陈独秀向法院讨饶。开庭审判时陈独秀等都服服帖帖。」「托陈取消派跪在国民党法庭面前为此讨饶,所以保住了性命,而且很快便可以在国民党的『皇恩浩荡』下获得大赦,以此起用,大做其官咧。」

陈独秀的《辩诉状》,彭述之的《辩诉状》,法院对托派案的控告词,以及法院对托派案的判决,有力地驳斥中国-共-产党对托派,对陈独秀、彭述之的种种污蔑、诽谤和造谣。陈独秀在法庭上处处维护中国-共-产党,抨击「国民党军队向江西集中,其对共产党人也、杀之、囚之。」托派曾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合作,反对日本侵略,反对国民党,而共产党却污蔑托派、陈独秀「充当资产阶级走狗,反共先锋」。在审问中陈独秀、彭述之明确表示,中国托派是要「推翻国民党,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在法庭上抨击国民党的种种苛政,对日本不抵抗主义、丧权辱国、祸国殃民,犯了「危害民国」「叛国」罪的是国民党、国民政府,而不是托派陈独秀。这是「服服帖帖跪在国民党法庭面前讨饶吗」?

国民党对托派案件,对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处理早已就确定了的,不管陈独秀、彭述之等人据理力争,社会各界人士的营救活动,也改变不了国民党既定的处理办法。
1933年4月26日,江苏省高等法院宣判:「以文字为叛国宣传罪」,判处陈独秀、彭述之各有期徒刑13年,褫夺公权15年;王子平(曾猛)、何阿芳(何智深)、王武(宋逢春)、濮一凡(濮德治)、王兆祥(罗世璠),各处有期徒刑5年,褫夺公权7年;郭竞豪(彭道之)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褫夺公权3年,梁有光(贺希)、王鉴堂(王平一)无罪释放。

法庭宣判后,陈独秀站起来高声抗议:「我反对国民党,不是叛国!」

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对判决不服,提出上诉。1934年6月30日,最高法院改判陈独秀、彭述之为有期徒刑8年,所有人褫夺公权部分均撤销,「其他上诉驳回」。




秋火点评:
以城市工人为基础的中国托派政党,1931年初创后不久即被国民党一网打尽。这当然不是因为托派特别衰,而是1925-27年大革命失败后城市工人阶级政治的普遍衰落,以及有产阶级的英明的蒋委员长趁势穷追猛打。当时别说中国托派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城市组织也几乎全军覆没,工人党员比例不足1%,30年代初中共中央被迫从上海迁到江西农村。不久后连农村都呆不下去,被迫撤退,企图到接近苏联的西北地方求生存。二万五千里长征,本来就是溃败后的逃亡,跟二战期间法军的敦刻而克大溃退一个性质,后来却被捧为人类历史上神话般的英雄史诗了。不好意思,扯远了~

当时托派仍自我定位为站在共产党内部左翼的反对派组织,它反对共产国际及中共的机会主义路线(导致大革命惨败的主因),希望在党内将斗争路线方向扭转到正轨上。但斯大林官僚集团主导的共产国际不容异己,特别是来自左翼角度的不同政见,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各国支部首先清洗乃至迫害托派。辛亥革命的战斗者、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舵手、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奠基人陈独秀(1879——1942)之所以至今仍被中共封杀,就是因为他1929年后转向反对派(托派)并成为其领袖。个人认为陈独秀对大革命失败有部分责任,但是应属于执行者的责任,是次要责任,机会主义路线决策者——即当时共产国际的头头斯大林和布哈林——的责任才是首要责任。把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帽子扣在陈独秀头上,只是表现了苏共和中共官僚集团的懦弱无能。

晚年陈独秀曾宣布脱离任何党派组织,但至终仍以托派成员自居(郑超麟同志保存了陈独秀1939年致托洛茨基的亲笔信,可资证实)。不过陈独秀晚年思想的确偏离了革命马克思主义正统,但可以肯定他至死仍是一个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文中提到的另一托派领袖彭述之也曾是20年代的中共中央委员,后来长期是中国托派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关于陈独秀,我对他的些许个人看法,同时另辟一篇,也发在本空间。有兴趣者也可看看。

以下节选自刘平梅同志(1920——2007)的《中国托派党史》第五章,香港新苗出版社2005年版。

我要说的是,刘平梅所谓陈彭二人除为托派辩护,还在“为中国-共-产党辩护”、“维护中国-共-产党”,这种措辞我认为是有失原则的。当时的中共,也就是斯大林派,属于无产阶级的另一个政治派别。这就是斯派和托派的基本关系。不错,陈独秀的确抨击国民党打压江西共党斯大林派,但这并不能说就是在为斯大林派辩护。革命共产主义者/组织应该维护各种一般民权,包括各组织的存在权利,并以此反抗有产政权对一般民权的钳制政策,但并不等于说要支持所有的各种组织。准确的措辞应该是:“为中共的存在权利辩护”,“维护中共的存在权利”。但这样讲也有些牵强别扭,还不如说是“为无产阶级组织政治斗争的权利辩护”。为中共斯大林党辩护,那不是真正的托派的态度。
(写于2008-11-4。来源。略有删节)


[ 本帖最后由 秋火 于 2018-2-11 22:2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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