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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人诗歌的百年沧桑

中国工人诗歌的百年沧桑

中国工人诗歌的百年沧桑



左翼诗歌与工人


  1949年以前,不论高雅或艰深的旧体诗词,还是较为口语化和相对通俗的新诗,多半都与工人无缘。不管新文学运动的意义多么重大,对工人的直接影响都是微乎其微的。原因不难理解。旧中国的工人教育程度普遍很低,诗词固然写不来,新诗也一样是极少数知识分子的事。毛泽东等人能够多多少少把工农斗争接入诗词之中,确乎开辟了一个新境界。遗憾的是,假如把左翼文人空洞的“革命口号诗”剔除,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从20年代到40年代末,要找到表现工人形象,表现他们的劳动、生活、斗争以及工人革命的新诗乃至其它文学体裁,可谓难乎其难。
  相形之下,殷夫是个异类。他写于1929年及其后的“红色鼓动诗”[1],无疑是中国左翼诗歌的耀眼明珠,其中有现实的工人群体形象(但应该说,还相当不够)。这与殷夫当时直接从事青年工人运动、亲身参与罢工(并因此被捕)有关。他的小说《小母亲》,也能让人联想起同时代日本的小林多喜二等作家的工厂小说。1951年,开明书店出版了当时搜集到的殷夫的26首诗和4篇小说,编为《殷夫选集》。丁玲在序言中写道:“每首都像大进军的号音,都像鏖战的鼓声。……我们感得到被压迫的人们的斗争决心……诗人的感情是炽热的,它紧紧的拥抱着抗争的人们,他用力的握着真理,痛击那群卖国者,蒋介石以及他的党徒们!……我还没有读到过像他这样充满了阶级革命感情的诗。”这几句评论所揭示的问题,比丁玲本人想说的要更多。
  丁玲从反面印证了中国左翼诗歌中,“充满了阶级革命感情的诗”倘非空白,也是凤毛麟角。然而丁玲想当然地认为,殷夫的敌人只是“卖国者,蒋介石以及他的党徒们”。她仅以国家、党派的立场看待殷夫。至于殷夫自己,则不仅在诗中喊出要“冲破那座资本主义的恶魔宫”[2],“我们是资产阶级的死仇敌”[3],而且自陈要“以铁、以血来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各派,资产阶级,封建残余作战”[4],也就是反抗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阶级压迫。丁玲自己有意或无意地规避了“与资产阶级作战”。但没有这种明确的观点和意志,就不会有殷夫那些“充满了阶级革命感情的诗”了。
  殷夫身上还带有五四运动之后“个性解放”的特征,而不曾沾染官僚化“革命家”那种真真假假的禁欲气味。在《写给一个新时代的姑娘》的诗中,他颇为天真地写道:“姑娘,你是新时代的战士!/姑娘,你是我们的同志。/我们来合你握握手吧,/我们来合你亲亲嘴吧!”这在其他诗人那里,是鲁莽唐突、不可思议的。
  1929年时,大革命已确定失败,多数工人逐渐趋向消沉。许多积极工人和革命青年不甘心失败,继续顽强工作:“我们真是昼夜奔忙,不放过一星半点儿的火种”,“我们从绝早到深夜,始终睁大着警觉的眼,向四周围查看一星星火点,想藉以造成燎原的局势。”[5]但是,尽管工人斗争并未中断,仍需要相当的时日来积蓄力量,恢复元气,才有可能导向“决战”。长远来说,革命必然到来,旧统治者、统治阶级必然垮台,这毫无疑问。但是,“压迫者必将灭亡”不等于“压迫者明天、明年就将灭亡”。即此而言,殷夫的诗并未真正探测到群众的脉博。他的“决战将至”的心态,不只是本身的热情和冲动所致,也有着莫斯科新指示的影响,也就是声称“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现实中表现为以党和积极分子代替群众,在盲动冒险中把前者推到统治者的屠刀之下。殷夫写到自己在厂门前向上班的工人散发传单时的遭遇:

    一个巡捕拿住我的衣领,
    但我还狂叫,狂叫,狂叫[6]

  殷夫的狂热状态跃然纸上。许多积极分子因此入狱或丧命。他幸运地被同情他的“好巡警”放过了,但一年半后却不幸死于党内斗争与告密。1930年,莫斯科派遣王明之流的党棍前来接掌中国党的领导权。罗章龙等人于1931年初筹备了上海东方饭店党内会议,试图与米夫、王明一伙对抗,结果遭到英国租界工部局的大搜捕,导致35人被捕,其中23人被秘密杀害于龙华。殷夫和另外4名左联成员也在其内。[7]
  盲动冒险时期,也是1949年之前唯一的“反资本主义”并与资产阶级公开对抗的时期。这以后,在种种名义下——抗日,新民主主义,等等——资产阶级重新被认定为需要团结、拉拢的对象。“阶级对阶级”的诗,意味着“极左”,在党的宣传员笔下自此消失。
  这就是为什么丁玲们读不到也写不出“充满了阶级革命感情的诗”的原因。
  诗如此,歌亦然。
  聂耳创作于1934年的《码头工人歌》,主人公是“为了两顿吃不饱的饭”而日日夜夜流血流汗的劳动者,“在血和汗的上头,他们盖起洋房来!”“一辈子这样下去吗?不!兄弟们!团结起来!向着活的路上走”。可惜这种以求生存的劳动者的阶级斗争为主题的作品,相当罕见。后来的所谓“红歌”,几乎都算不上革命歌曲。事实上你很难找到革命歌曲,尤其是以工人革命为主题的歌曲,仿佛革命压根不曾存在过!虽然不同译本的国际歌从20年代起就已流传,但中国革命自始至终都没有产生自己的“国际歌”。即使像《咱们工人有力量》这样的歌,传递的信息也只是:工人为了解放而劳动(而不是斗争);解放是社会性质、阶级性质不明的“全中国彻底解放”,就字面来说,完全可以不涉及社会关系的改造。
  马可于1947年创作这首歌的经历,就表现了党及其宣传员如何回避工人所关心的“翻身”问题。在刚刚解放的东北佳木斯一座大工厂里,文工团员为工人演唱《翻身五更》,内容是农民协会会员联合起来斗倒大地主。
  老工人问:“你们有没有工人翻身的歌?给咱们唱一个。”
  “这个……我们还没有编出来呢!”马可面露窘色地回答。
  这时,一位老师傅唱起了自己编的《工人四季歌》:“……秋季里来菊花黄,工人翻身自己把家当。成立了职工会,参加了自卫队,组织起来那么有力量。”
  老师傅朴实的歌声感动了马可,促使他为工人创作了这首“战歌”。但是歌中只剩下空洞的“解放”。像成立职工会,参加自卫队,以及“工人翻身自己把家当”这样的内容,完全不存在。更让人遗憾的是,这位老师傅自己编写的《工人四季歌》既没有传播开来,甚至没有流传下来。

早年的工人歌谣


  “我们的劳苦大众历来只被最剧烈的压迫和榨取,连识字教育的布施也得不到。”[8]但工人虽不“写”诗,仍然留下了自己的诗与歌——不是诗词或新诗,而是民谣、歌谣。部分是采取传统民歌、山歌的形式,部分则是采用流行小调,自编新词。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口口相传,或由老工人教给新工人。有些歌谣在众口传唱的过程中,有所扩充和修改,形成了不同版本。1948年初申新纱厂工人罢工的时候,就有女工把当时的流行歌曲《你这个坏东西》改编成《我们要配给品》来唱,深受其他工人的欢迎。某些歌谣至今还被我们时常引用,比如“吃的猪狗食,卖的骡马力”。
  这些歌谣,部分刊载于当年的左翼刊物(其中有些应为知识分子所作,或改写);更多的歌谣,要到1949年后,乃至21世纪,才被有系统地收集、记录下来[9]。不过,相当数量的工人歌谣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及时采集,早已湮没失传。
  尽管如此,留存下来的这座宝藏仍然堪称富饶。仅仅在大生纱厂(一、二、三厂及副厂)就采集到百来首工人歌谣[10],涉及工人劳动、生活、恋爱、斗争的方方面面,颇为精彩。
  和流传山野的民歌相比,这些工人歌谣有更多更深的苦恨沉重,极少欢愉和解脱,也很少“太阳尽向西边落,不知落了几大堆”的俏皮劲——也许除了些有关恋爱的歌:“榔头锉刀月下老,锭子把手攀相好”。对这些没有田土或被迫离开田土去“做厂”的“脱根人”来说,找一条生路并不容易:“纱厂做工苦巴巴!若有地皮老三百,勿来结断头,勿来扯烂纱。”为了进厂,还得给工头送礼:“卖脱棉袄穿夹袄,借得铜钿送人情,杀鸡杀鸭请荐头,指望做工有出头。”并且对多数工人来说,这意味着要在厂里服终身的苦役:“嘴吃黄连苦一时,厂里做工苦一世”。
  工厂里,“工头哨声激耳朵,领班面孔鬼见怕。夏天车间象蒸笼,寒天弄堂穿冷风”。打骂罚款是平常事。工人吃的是自带的硬梆梆的菜团和馊饭,往往伴着碎纱吞下,吐出时能带出血。每天早出晚归,劳动过程紧张得往往连大小便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但做足十二小时的苦工却吃不饱饭:“车子转得冒火星,小妹饿得面色青”。因为过度劳累,女工甚至也要抽烟提神。碰上开工不足没活干,工人就发急,“有柴有米也罢了,缸空甏空怎得了”,想让工头安排点活,只好送礼。每天出厂还要严格抄身。如此等等。
  工人所憎恨的层层压迫者——老板,厂长,领班,工头,门警,等等——当然都是嘻笑怒骂的对象:“造只山歌骂骂伊!”用一位老工人的话说:“上了谣谣儿的总不是好人。”
  阶级对立的现实和压迫之深重,孕育了朴素的阶级意识,这在歌谣里传达了不少:
  “厂里越转越富,屋里[11]越转越苦。”
  “做工格工人瘦了,开厂格股东胖了。”
  “大生富,工人手里苦;大生发,工人头上刮。”
  “叹口气,想勿通:发财人勿动,勤力人穷!”
  “做工勿如狗,想想火来头;大亨一只狗,天天肉馒头。”
  这些工厂歌谣已完全没有农村生活的内容,面貌也大不一样,但它同样保有与劳动、生活的直接密切的关系,不吐不快、随兴而发的创作状态也一脉相承:

山歌呒本句句真,唱好两句停一停,
辫子甩出第三句,眼乌珠一转四句成。

        ——《山歌句句真》

小妹山歌顺口溜,口口声声兴自由,
三天勿唱喉咙痒,五天勿哼肚里闷。

        ——《山歌顺口溜》

  这当然不等于说歌者不讲究“技巧”。相反,没有相当的敏捷、机智和锻炼,是达不到随兴而又富于意味的水准的。在现当代文艺作者——包括工人作者——当中普遍存在和刻意维持的“个人化”创作状态,作者与读者的明确分界,“自我”与“社会”的冲突,艺术目标与社会功用之间的隔离与矛盾,在这些歌手当中还不存在。
  工人的家离厂有几里甚至十几里地,夜里步行上班的时候,就一路唱歌壮胆。劳动时唱歌则可以解解厌气,稍去疲劳。青年女工唱得最起劲。车间里的青年女工越多,歌声就越多。
  唱山歌也是诉苦,出气,排遣:“思量思量呒办法,口唱山歌散散心”,“罚脱角子啥希奇,唱只山歌出出气!”。
  还有为数不少的抗争之歌,往往高亢动人,也是最弥足珍贵的部分。为了改善待遇,为了反对搜身,为了成立工会,每当斗争之际,这些工人歌手就以歌谣来激发士气:

小工要得不挨欺,志要坚来心要齐,
拉紧手来站一起,馒头不蒸争口气。

      ——争口气(大生一厂)

日班夜班起吆班,[12]东西河头站一站,
勿准啥人进大门,进勒大门杀囚犯。

      ——《起吆班》(大生二厂)

  民歌传统当然不限于中国。法国诗人贝朗瑞和师从他的鲍狄埃,都是创作政治歌谣的好手。后者可谓工人政治诗歌的大师。此外,从英国宪章派诗人,到法国巴黎公社诗歌,歌谣体都是其中的主力。普通的读者和作者固然不容易对他们感兴趣,但一个有志于摸索工人诗歌前途的作者,仍能从中得到相当的感悟和启发。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工人觉醒之初所爆发出来的英雄主义,对我们来说已如隔世,但1927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期的歌谣《敢把皇帝拉下马》,那一往无前的气慨,斩钉截铁的声音,仍旧撼人心魄:

天不怕,地不怕,
哪管在铁链子下面淌血花。
拚着一个死,
敢把皇帝拉下马。
杀人不过头落地,
砍掉脑袋只有碗大个疤。
老虎凳,绞刑架,
我伲咬紧钢牙。
阴沟里石头要翻身,
革命的种子发了芽。
折下骨,当武器,
不胜利,不放下。

  1949年后,歌谣创作在工人当中继续风行了一段时间,也为官方所提倡,但内容完全改观。赞美新社会,对党和领袖感恩与效忠,歌唱劳动、生产竞赛,歌颂劳模,批评或规劝领导放下“官僚主义”等等,成为新歌谣的主题,在新民歌运动中达到高潮。这类作品既有发自肺腑的成份,也有上层引导的因素,两者很难截然分开。就笔者目前所读到的作品来说,令人满意或感动的,并不多。尽管工人在歌谣中往往以意气风发的新社会主人的姿态出现,但“主人翁”意识是受限和被扭曲的。官方极力强调的是主人翁“责任感”,而不是工人管理工厂、社会的权力。“劳力者治于人”的事实,就是在这些歌谣中,也是抹除不掉的。
  假如把视线转向邻居,读一读金日成时代的朝鲜“工人诗歌”,我们会看到,官僚层与工人之间的真实关系表现得特别露骨、夸张和肉麻:

少要慈父领袖操心,
多向慈父领袖报喜。
这是朝鲜工人阶级的
 幸福、荣誉和生活的目的!(!!!)

我们的心脏用领袖的思想呼吸,
我们的心脏按领袖的意志跳动![13]

  不管如何宣称劳动创造了世界,劳动者是全社会的“衣食父母”,但这些傲慢的小资领袖对他们所代表的工人阶级实际上毫不尊重,而是公然的作贱、驯服、驱迫和折腾。
  今天,来自农村的工人也很少再唱山歌,更不要说把工厂生活的场景编入歌中(但把流行歌曲的歌词加以改编是有的)。近三十年来,中国城乡群众创作了不少类似于打油诗、顺口溜的当代民谣,也很值得收集。2007年8至9月的香港建筑业扎铁工人罢工期间,一位绰号“四眼明”的工人写作了大量歌谣体的七言诗,如“工人不是做奴隶,工时加长又加长,人工减完又再减,工人肯定心唔凉”、“香港繁荣靠工人,奸商两手染血腥,吸血吸着成十年,大家攞佢来祭天”、“工人仍然心咁坚,不论坚持多少天,不达目的不停步,工人必有出头天”[14],大概多少能让我们窥见香港“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吧。但总体来说,作为口头文艺的工人歌谣已近于绝迹,不难想像,将来取而代之的,会是更现代形式的工人诗歌与工人歌曲。

七、八十年代的“工人诗歌”


  解放后的前三十年在文化艺术方面的成就,正如它在工业、科技、教育、卫生保健等各方面的成就一样,现在往往被官方和民间的主流舆论漠视,甚至抹杀。从商业广告和某些店铺的装饰画上,偶尔有被“古为今用”、改造过的毛时代宣传画,但我们未必能够知道,当年那些气势磅礴或生动灵敏的“工农兵速写”、工厂工地或农村生活速写(部分出自专业画家之手,部分是工人创作),清新明朗而富于创意的农民画,以及其它美术作品,曾经达到怎样的艺术高度。我们很容易想到知识分子所受的政治打压以至人身伤害,但是对新中国大规模和有系统地整理古籍、译介国外进步文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著作的成绩,我们又知道多少?到了80年代中期之后,我们已经很难看到与各国工农斗争有关的文艺作品的新译本了。1957年版的《尤若夫诗选》[15]的译笔多么生动感人,今天我们只有粗制滥造的董继平版的译作。假如小林多喜二、德永直、尼克索、A.斯梯、鲍狄埃、希克梅特等人的小说、诗歌从未被系统地译成中文,今天还有谁来译它?只要看看港台出版物的书目,就很清楚了。此外,80年代以前的文学期刊中零星译介的各国工人斗争的诗歌、小说和其它作品也不少。[16]现今与将来的工人文艺,仍然能够从这些遗产中汲取丰富的营养。
  但在文学创作方面呢?很不幸,成就微小得多。知识分子要么身居高位,要么在思想言论的禁锢之下噤不敢言。官方文人之丧失创造力,把握不了社会进程,也就毫不足奇了。同时,旧的上层阶级都已消灭,不再成为诗人、艺术家的来源。到了80年代,新生的商人还在从无到有。新一代民间诗人主要发韧于知青和工农。工厂、机关接着成了诗人们的谋生之地。不过,这一代人所写的工厂与工人题材的诗,目前所见不多。
  秦晓宇主编的《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收集了这代人的一些“工人诗歌”。其中梁小斌和于坚特别值得一提,前者写自己,后者聚焦于各种类型的工人。
  梁小斌的三首诗《节奏感》、《前额上的玫瑰》、《一颗螺丝钉的故事》分别写于79、81、82年。作者当时是年青工人。在他眼中,那个时代是另一种“解放”的开始,很有理由(或无需理由)乐观。诗人的情绪是欢快的,他以“现代青年”自诩,“血管里迸进了自由的音符”,骑着永久牌新自行车追逐姑娘,干活时“模拟的是圆舞曲的小舞步”。他觉得“祖国”在“滞缓行进”,但是不要紧,“现代青年”有自己“固有的”而又是新的“节奏”,能够带领“祖国”走快一些……即使被小齿轮意外砸伤前额,作者仍写得轻快浪漫,把这起事故比拟成在战壕里“欣赏美丽的星星,而忘记了子弹”,而窗外就要“日出”了,“我感觉很好”。当然,有这种解放之感的,是个人,自我,而不是阶级。
  于坚的相关诗作要多些,也更“写实”一些,有“罗家生”这样特殊的修理匠,有“女王”(现在要叫作“厂花”了),有来自高黎贡山的锻工,有在厂里混得很糟最后下海经商当了大款的年轻工人(“他说钱好找关键要看懂《人民日报》要相信党相信政府”。工人们都给震住了,“许多人一夜不眠”)。此外,还有《在烟囱下》和《锻工房》这种不无粗豪而又质朴的诗作。作者赞美“锻工是男子汉的工种”,而在现实中,它又是“全厂最下贱的工种”,被瞧不起的工种,是(领导们)“发配”“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汉”的地方。而在“一九一七年/这些铁匠/是列宁旗下的一个班”……这结尾让人猝然一惊。
  值得注意的是,于坚进厂是在1970年末。“工厂,在‘文革’时期,是仅次于乡村的流放地。我的工厂有许多右派,前电影演员、画家、芭蕾舞演员,以及各种旧时代地主、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的后裔,这是些非常有教养的人,活的教科书,这些人成了我的老师。……这是一种特殊的工厂。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17]他的诗歌生涯由此开始。但起先写的是“爱情、生命、自然”,“上了大学,我才有能力处理工厂(题材)”。于坚出身于衣食无忧的教师与干部家庭,“在我青少年时代的封闭世界中,动手被视为野蛮和弱智”。工人师傅的视角正相反:“我记得第一天上班,我师傅说,你这双手怎么干活嘛,像葱一样白。”
  这些难得之作,多多少少能够让我们对当年的工人处境与状态有所感知——官方意识形态的教化作用日益失效,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现实、自我与他人。可惜这类诗作太少,涉及面也不够广。诗人们也或早或晚地脱离了工厂,从政,经商,或成为专职文人,跟工人就更没有什么关系了。80年代盛极一时的诗歌热潮也猝然退落。诗坛一如社会,总是哗众取宠和钻营奔竞之徒最吃得开。为此,诗人默默在1988年创刊的《劳动界》诗报上写下这样的题记:“人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声声向诗坛贱价拍卖自己的嗥叫和献媚声;人消失了,人民被那些诗商和诗政客忘得一干二净。”

1988年的《劳动界》诗报



  默默和他的朋友们,可以说是80年代最自觉的工人诗歌创作者。1988年底,他们共同编辑了一份《劳动界》诗报。这是一个几乎不发生什么历史影响的小事件,但也是“当代工人诗歌史”上的一朵奇异之花。
  诗报呼唤“走向大地,走向人民”。他们的自觉努力,更反映出那个年代“工人诗歌”的困境。在《编后语》中他们写道:

  虽然我们的劳动界命运和以前并没发生多大的变化,而且如今越来越显得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它的认识意义已经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变化,而它的现实意义也变得越益复杂。这使得我们对劳动界多年来不断呈现的某些基本事实——受压迫和受奴役的事实,往往难以确认。即使有人对此确信无疑,但却很难从历史角度和社会现实方面,作出新的解释。事实上,我们对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现实和我们身处的社会在认识上,至今仍然处在无知状态中,毫无疑问,这种可怕的无知一直是在外界巨大的威力和威胁下,或暗中诱使下造成的。但我们耿耿于心的希望,是从目睹到的绝望之中来,从空前的迷惘和不满之中来。我们知道,要真正写好这样一种诗歌,单靠愿望是难能写就有任何意义的作品的。如何面对今天复杂而严峻的现实,是创作这种诗歌的前提……

  他们的愤怒,源于和其他工人一样可以感受到的“受压迫和受奴役的事实”,但这个事实却“往往难以确认”,尤其是“很难从历史角度和社会现实方面,作出新的解释”。这使他们——事实上也使相当多的工人——陷入“绝望”、“空前的迷惘和不满”。
  现在,我们可以具体地辨别这种“难以确认”的“迷惘”——工人到底是“主人翁”呢,还是国企的受雇者?剥削是否存在?如果不存在,为什么工人仍普遍过得那么贫穷?如果存在,它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剥削有什么不同?工人解放了吗?如果是的,那么对他们所受的全方位束缚和压迫该如何解释?如果不是,那么怎样算是解放?……最后:工人的前途在哪里?
  诚然,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上述问题都很少是明确和全面提出来的,而只是一些含糊的疑问或感受,烟云般缭绕或闪电般划过工人的脑际与胸间。没有答案。不论在中国,还是苏东,所有这些陷入历史僵局的国家的工人,也都没有找到答案。
  我们且以默默为例,解析那个年代的工人诗歌所能达到的境地。
  “真正的无产阶级诗歌一直很少,在中国诗坛更少。我一直有这方面的抱负。”默默的这个抱负,结晶为写于1987年的“一些自认为的无产阶级诗歌,自己觉得满意的《牙膏厂女工》、《女浴室爆炸》、《工资》、《奖金》[18]、《被钢水吞没的父亲》”。[19]这是一些精心构思之作,文字精炼朴实,灌注了诗人深刻的情感和思索。“在中国‘民间’诗歌界,这样的声音乃是异数”。[20]
  在《牙膏厂女工》中,诗人用牙膏来比喻日复一日且终生被压榨的女工,“清晨挤我,挤出了利润/挤出了一辆辆桑塔纳轿车……晚上挤我,挤出了剩余价值/挤出了一座座我永远住不起的宾馆”,“雪白了你们一付付牙齿/永远说着真善美的谎言” ——这里有较多的80年代的特征。这个“你们”,不是具体的资本家(那时候资本家作为阶级还未完全成形),而是更宽泛意义上的统治者、压迫者,如《被钢水吞没的父亲》中“以真理名义撒谎的报纸和电视屏幕”。《安全奖》的结尾“银光闪闪的国徽/梦里才来照耀我们”,也有着类似的指向。
  《工资》是一束不断被摘走的鲜花,被摘去造导弹,“养着目光如鹰的边防军/养着终日捧着茶杯的科长处长/养着那些整天无病呻吟的文痞/养着终日口念仁者爱人的教师”,以及“支援世界革命”,“支援穷省和老区人民”,“盖酒吧宾馆耸入云霄”,直到“剩下一束光秃秃的枝条”。

最后我们节衣缩食
已经十年了
讨不起一个老婆

  《被钢水吞没的父亲》围绕着死于一起事故的老钢铁工人展开。

今天是端午节
一个诗人因为忠君跳河而死
你忠于什么呢?
你高大的身躯一走向高炉
知道吗,父亲
你就是走向一种忠于
什么时候是主人,父亲?
只有回到家里
在蜗居里
你忠于什么
你没来得及思考
你麻木的脸庞
你表情悠久的脸庞
就是一部一翻就完的中国工人史:
只有剥削,没有斗争
只有压迫,没有反抗

  工人并非“主人”,没有考虑过“忠于什么”,“心里只有一个日子/领工资,拿奖金”,而工资是微薄的,住的是“平均三平方米的小屋”。他们只是顺应现实,“麻木”地活着。在作者看来,这个延伸到80年代的旧体制,对工人来说也是压迫性的;工人仍旧是需要反抗——但缺少反抗——的被剥削者。
  默默“1964年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工人家庭。学校毕业后,曾在钢铁厂、橡胶厂做工”,“他熟悉劳动人民的生活,真切地为他们写照、抒情、哀悼、歌唱”[21],痛恨剥削压迫,痛恨资本主义。他深信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为了造那些压迫者(官僚层)的反,但他对工人经历的了解,使他不像许多人那样热衷于吹嘘毛时代工人的“主人翁地位”、“高工资”和各类保障。他当然也知道,以前“一般干部甚至厂长的工资都不一定有工人高,他们就是能够玩弄女工”(如《女浴室爆炸》一诗所写),但这对工人来说,显然也不等于就是平等或民主。大概因此,他有时又无奈地认为:“毛主席其实到头来只是建立了国家资本主义。”
  诗中某些地方读来有夸大之嫌。比如“中国工人史”事实上从头到尾是一部抗争史,只不过有起有落,绝不能说成“只有剥削,没有斗争;只有压迫,没有反抗”。我们只能理解为诗人热望于工人能够奋起。又如,“终日口念仁者爱人的教师”也不像现实中的普通教师,而更像是广义的教化者角色。真正的教师固然不从事物质生产,最终是由产业工人(以及农民)来养活的,但教师除了承担“思想教化”之外,主要是承担提高学生文化知识水平的任务,并且其中多数人在多数时候都拿着很低的待遇。
  我们也不能认为默默和他的同道们所抒写的工人境遇是全面的。现实并不是非黑即白,而是种种矛盾的结合体——旧体制就是工农革命官僚化反动因素的混合体。后来的历史进程还表明,不管我们怎么为工人(或工人为自己)所受的深重的剥削与压迫而叹息呼喊,但在压迫者眼中,劳动群众永远有进一步压榨——直至抛弃、毁灭——的余地。

下岗年代的诗


  和所有其他阶级一样,中国工人的处境、地位、感受和意识也经历了种种变迁,阶级内部也有着种种分化和交错的轨迹。
  90年代开启的国企私有化与工人下岗潮,一直延续到21世纪之后多年。即使在未被私有化的国企,“减员增效”也一样严酷推行,“干部贵族化,职工奴隶化”的现代企业制度在逐步搭建起来。历史的僵局就此打破。工人不是没有过奋勇抗争,但总体来说,仍然是犹豫、消沉、迷惘的,并且终归挫败。当代民谣《新长城谣》中的“咱们工人有力量,三千万人齐下岗”透出其中的苦涩。这种消沉,可以用默默的一句题记来形容:“无产阶级没有梦。”苏东各国的工人也相似:普遍而深重的社会灾难,并没有带来普遍有力的反抗。要站在本阶级立场来看待自身与社会,探寻前途,还需要长久的磨练。
  改制事件或下岗工人的身影,常常见诸诗歌作品。比如王小龙《老厂的雾》就是其中的精彩之作,是众多国企“改制史”的一个典型,一个缩影:厂长的待遇和地位如何在国企改革中一步步窜升,最终侵吞和拍卖了工厂,而“我的师傅,我的师兄弟/这个没有雾气只有热浪的夏天/一张张面孔在扭曲和蒸发”。
  袁新的《人在黄河口》是一组令人动容的抒情诗,在遥远的追忆中深藏哀伤与愤怒。其中的《那一年》,镜头对准“黄河口的一片野洼子里”的一位石油工人,他“蹲下身子,用宽厚温热的手掌”捧起“偷油人遗弃在地上的原油”:

他的动作从容不迫
他的神色平静安详
仿佛受伤的不是他
而是他掌心里那些不会说话的石油

几滴鲜亮的血打在地上
几棵青翠的芦苇摇曳在风里
他说 油是国家的
就是被打死
也不能让坏人抢走一滴

我相信他
相信他的话
如果你连一个石油工人都信不过
在这个世界上
你还能相信谁

那一年不是这一年
那一年的天空明亮
那一年的大地干净
那一年的想法单纯
那一年的词典里没有下岗 买断

  这位石油工人无疑是一个时代群体的缩影,是我们一度熟悉过的某种类型的工人。他的信念早已随风远去,但他早年的忠诚并非“愚忠”。当他说“油是国家的”,我们不难感知,他同时在认定:国家是自己的,人民的,劳动者的。这种国家意识,80年代之后开始瓦解,而在这个群体被出卖之后,终于破碎。当诗人以一种极端的信念肯定“如果你连一个石油工人都信不过/在这个世界上/你还能相信谁”,我们读到的,是被叛卖后的沉痛;当他写下“那一年的天空明亮/那一年的大地干净/那一年的想法单纯”的时候,我们读到的,是在今昔对照中不堪回首的怀念。
  阿曲强巴因所在的北京某国企于1992年实行市场化改制而下岗。他从事过劳工权利宣传。他的《给辽阳的工人们——轭》(1994年)[22],是一首为流汗劳动兼流血斗争的工人群体——首先是“先行者”——所写的感人的当代颂歌,带有狄兰·托马斯的风格印记,也是他唯一的“工人诗歌”[23]:

为自己的兄弟们受难的时候,千万不要反悔
为那些在机器旁流汗的人蒙难
为那些奉献出自己的劳动和思想的人受苦
为那些塑造了人类又以自己的辛勤劳动为人类造福的人
为那些在锁链的束缚下奋进的人
为那些自由和不自由的神圣劳工
为他们付出自己的血和生命决不要反悔

  不幸的是,诗人在政治意识方面不无幼稚,竟至于对反动的美国劳联头子龚帕斯有关劳资和谐的演说大喝其彩。
  对国企工人境遇的全面抒写,沉戈是佼佼者。[24]下岗后他外出打过工,因此对私企工人的状况也颇为熟悉。他后期的诗歌近乎完全的口语化,往往达到挥洒自如、酣畅淋漓的境地,表现出强烈的抗争意识与工人本色。如《我的长征》写他值夜班时,在动力车间的空气压缩机巨大的轰鸣声中构思一首诗,以此展开他愤怒的、惊人的、荡气回肠的抒情:

……一首诗它是沉默的
是无能为力的,是可怜可耻的
是假公济私的,是不务正业的
是开小差的,是干私活的
是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是资本在原始积累是国企在倒卖在转手
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是让农民破产让更多的老百姓流离失所
是让工人下岗让他们先穷下去
是在一个颠倒黑白的世界
我在做着一份黑白颠倒的工作
是在一个巧取豪夺的年代
我在做着一个防小偷的巡逻工
我走过灯火通明的机加车间
走过霓虹闪烁的总部办公大楼
我没有抓到什么小偷小摸什么国贼大盗
甚至没有什么顺手牵羊什么杀人放火
现在是和平年代是太平盛世是安居乐业
没有五岭乌蒙没有金沙大渡没有雪山草地
头上没有敌人的飞机狂轰乱炸
地上没有敌人的日夜围追堵截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是国企是工厂已悄然完成了改制
就象一个巡逻工,已悄然走到了黑夜的尽头
就象一首诗,也已悄然写完

  但他的思想武器主要是自由主义,并且始终难以摆脱或超越他在“精神初恋”时期接受的这些意识。对国企私有化浪潮,他怀着深深的忧虑乃至厌恶,却又茫然不知如何应对。但他诗里也有许多从现实生活和经历中直接提炼的思考,包括对工人之获得自由的状态的真实梦想。这些才是他诗中真正可贵之处。
  和阿曲强巴一样,沉戈对市场经济抱幻想,同时寄望于民主。前者意味着对资本主义和资本家的幻想,后者与工人抗争及前途的关系,则并不清楚。这种心态,在国企工人中相当常见。现实中,它表现为对改制和私有化的幻想。不少国企工人希望借此摆脱日益专横而腐败的官僚,而不是诉诸自我组织与抗争。但改制的结果,不管是官员私吞,还是与私企外资合伙侵吞,或者交给外资收购重组,最后总是冷酷地将工人扫地出门。[25]国企工人自我组织与抗争意识的匮乏,消沉和“迷失”,莫此为甚。就全体而言,中国工人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阶级,同时也还是一个迷失的、尚未“找到自我”的阶级。

打工诗人:冷却的火山岩[26]


  “春天的故事”的另半部分,是外资如潮涌入,私企遍地开花。加入世贸之后,中国更是开启了新一轮的大规模工业化,成功融入了全球产业链。当全球资本主义长久深陷于停滞与衰落,中国却在多年的经济高增长与大繁荣中逆世崛起(相形之下,苏东各国复辟的结果是大规模的非工业化)。与这一进程相伴的,是90年代起日益壮大的打工潮。来自农村的工人,迅速成为新一代工人的主体。关于他们所受的磨难,笔者不拟详述。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承受了各国工人都遭遇过或正在承受的严酷的资本主义剥削。
  “打工诗歌”就是从这个群体之中诞生的,21世纪初开始受到官方扶持,在广东作为“品牌”推出。但这样一来,广义的“打工诗人”可以指全体打工者当中的诗人,狭义的“打工诗人”则仅指围绕着这个“品牌”聚集起来的那些诗人。“打工”是个颇为含混的概念,为种种骑墙和投机行径大开方便之门。《劳动法》中的“劳动者”,在现实中可能是资方代理人,而非真正被剥削被压迫的生产者。但“打工”一词使得各色人等易于混迹其间。“打工诗人”正是这么做的。它的核心,是已“通过努力打工拼搏或写作改变命运”[27]的一些人,大多侪身企业中层、高管、报纸刊物编辑、记者的“精英”,甚至官方头衔挂了满身。他们也极力争取诗商、“民间”诗坛和评论家的认可,跟所谓“中国打工皇后”的“安子姐”打得火热,甚至在《打工诗人》报上为这位洗脑有术的大老板搞了一整个专版。
  打工诗人之中,不乏优秀的作者和作品。张守刚早期的许多诗作(特别是组诗《打工十年》和《坦州的最后抒情》至为感人)、家禾的《好员工》、枫子的《火烧大岭山》等等,都可以编成供其他打工作者甚至普通打工者欣赏、学习的诗歌教材。[28]《工人诗歌1号》(2007)的《卷首语》这样介绍过张守刚的诗:

  他的诗作,对打工生活有着相当贴近和全面的描绘,并且始终透着打工者之间同呼吸共命运的朴素情感。这种可贵的情感,不是从上面来“关注底层”的文人们所能拥有的,而在许多拼命向文人们靠拢的“打工诗人”那里,则丧失得干干净净。

  “拼命向文人们靠拢”以及投机钻营的结果,当然是锐气尽失。剥削压迫被含糊其辞的“命运”、“苦难”所代替;愤怒和抗争要小心翼翼,掩饰包装,或导入安稳的航道。核心人物之外的其他打工诗人也难免如此。这些年下来,我们见证了许多颇有潜力的打工诗人如何或快或慢地褪色。但是,仅仅褪色,并不意味着作者就有望“通过写作改变命运”。上升的通道窄如羊肠。结果呢?用一位工人诗人的话说,他们的“作品中充满自轻自贱的伤痛”。总之,狭义的“打工诗人”们成了火山喷发后,冷却并堵塞在火山口的岩石。当然,几块石头并不足以阻挡火山的继续喷发。
  不过,即使撇开投机心理和“通过写作改变命运”的动机,多数打工诗人还是会自觉不自觉地托庇、同化于官方、民间文人的旗下,顶多是力求与对方“平等相待”。走火入魔者更是满口“米沃什这么说布罗茨基那么说博尔赫斯曾经说过”云云,让人哭笑不得。这道理,马克思一早说过:“占统治地位的意识,正是统治阶级的意识”。中上层阶级的文化相对发达和强势,传播广泛,当代工人诗歌则处于边缘之边缘,未能形成自身的传统,和稍为强大的磁场,加上社会气氛普遍保守,使得工人作者们缺乏有利的成长氛围和持久明确的方向。

失败者个案:许立志



  2014年10月1日跳楼的富士康工人许立志,是一个“通过写作改变命运”的让人痛心的失败案例。小许高中毕业后出来打工,到过珠三角多个城市,开始形成打工者命运与共的朴素意识:

看啊,那个广州的卖鞋郎
中山的维修学徒,深圳电子厂
流水线上卑微的作业员
生活的变迁,不过是从甲城到乙城
从地摊到工厂
曾经我还不知,与我相似的人有千千万万
我们沿着铁轨奔跑
进入一个个名叫城市的地方
出卖青春,出卖劳动力
卖来卖去,最后发现身上仅剩一声咳嗽
一根没人要的骨头

——《失眠》(2011-8-27)

  2011年2月,小许进了富士康,签了三年合同,之后开始写作“打工诗歌”。他给厂报《富士康人》投过“向上健康”的诗,给《打工诗人》投“正宗”的、多少有些稚气和青涩的打工诗歌,然后受邀参加聚会。作为年轻的后起之秀,他被誉为“打工诗歌接班人”。小许仿佛看到希望,买了本《写稿赚钱18技》。他参加深圳的诗会。他给深圳中心书城写自荐信,但未被录用。他也接触了其他“民间”诗人,在伊沙主持的《新世界诗典》上发过一首以死亡为主题的《悬疑小说》。这类影响的结果,使他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旧有的“打工诗歌”套路,文字娴熟了,思路和想像力拓展了,但常常有“迷失自我”的危险,某些作品跟诗坛上普通小文人的无聊之作一样不痛不痒,甚至有卖弄之嫌。他继续创作“打工诗歌”,在各种报刊上发表过,但更多的作品屡被退稿,因为“太过阴暗”。他在网上结识的女友毕业后去银行工作,跟他分了手。[29]在富厂的三年间,他从普工升为线长,仅此而已。但他实在不愿在工厂熬下去了,尤其害怕上夜班:

我想在凌晨五点的流水线上睡去
我想合上双眼,不再担忧熬夜和加班

——《远航》(2013-12-20)

每个夜班过后
偏头痛就会悄然降临
为此我苦恼了整整三年

——《杀死单于》(2014-1-15)

  此外他还患上“咳嗽、喉痛、腰弓以及失眠”。在诗中他提到自己的胃痛。他“忍受着生活”。离职前他刚刚写过一首《我的工友们之“发哥”》:

几经波折,你进了这家世界头号代工厂
从此站立,打螺丝,加班,熬夜
烤漆,成型,打磨,抛光
包装机台,搬运成品
每天一千多次地弯腰直腰
拉着山一般的货物满车间跑
病根悄然种下而你一无所知
直到身体的疼痛拉着你奔向医院
你才第一次听到了
“腰椎间盘突出”这个新鲜的词组
每当你笑着说起这些病痛和往事
我们总被你的乐观感动着
直到年底聚餐,醉醺醺的你
右手握着酒瓶,左手竖起三根手指
哽咽着说:
“我还不到三十岁
还没交过女朋友
还没成家立业
这辈子,就算完了”

  不管是发哥们,还是他自己的境遇,无疑都是警示。合同到期后,他离开工厂,离开“这昼夜不分的刑场”。[30]此后半年四处求职,但没有找到别的工作,不得已又回到富士康。他的沮丧和绝望可想而知。当诗歌评论家秦晓宇联系上他,并将他列为纪录片《我的诗篇》中的十位诗人之一,小许却拒绝了。他基本中断了和诗友们的联系。大概他已感到,对他来说,诗歌无法带来个人出路,连救命稻草都不是。当他再次落笔,萦心绕魂的只有一个主题:死亡。
  小许的不幸遭遇,既是普通打工者的缩影,也表现了一个“打工诗人”的特殊困境。后者带来的希望幻灭后的痛苦,是促成他走向死亡的重要因素。他在2011年已表露出的打工者之为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后来并未有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从郑小琼或其他人的诗中,他学来了“祖国”和“耻辱”[31],作为空洞的发泄,对现实中劳动与资本日复一日的对立和对抗,却几乎毫不触及,对打工者的历史出路,也几乎毫无思索。就此而言,“打工诗人”出色地履行了“冷却并堵塞在火山口”的职责。
  最后,不妨举近期一个相反的例子来对照,看看有幸被主流看上的作者又如何?郭金牛的《纸上还乡》既获官方诗歌奖,又获首届国际华文诗歌奖,后者的46名评委还是“中外包括美英德等国的资深诗人和理论家”。这只能表明,“民间”与国际(官方姑且不提)的资深人士所自矜的“艺术性”、“深度”对工人作者来说,是怎样的陷阱。事实上,作者只是学得一手当前流行的某类诗风,卖弄到“打工题材”上而已。即使是某些能够看出“写得用情”的诗作,也没能摆脱那种轻佻的文人气息。

工人诗歌:为工人而写


  今天,1949年的革命遭遇了无休止的恶毒的诋毁,工人的角色则遭到彻底的漠视和敌视。但不管怎样,这场革命不是白革的。在未经群众性革命洗礼的落后国家里,比如印度,包括种姓制度在内的大量历史垃圾始终未能扫除;文盲遍地;饥荒久存;城乡厕所的短缺导致普通群众习惯于随地大小便,许多人因此患上痢疾,甚至死去;新任总理的印度版“全民爱国卫生运动”还前途未卜。相比之下,中国劳动者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明白无误地表现为1949年的革命遗产之一。早期的工人往往要借知识分子之手,写下自己的苦痛和诉求。今天的维权者多半能够自己动笔。从事文艺创作的工人,也许比例不高,但从绝对数来说,大概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多。但是另一方面,工人的主心骨——作为阶级的自我意识,却有待树立。这也是工人诗歌,以至工人文艺的根基所在。
  1949年以前的工人诗歌,主要以口头文学(歌谣)的形式存在。“作者”与“读者”不分彼此,也无隔阂。今天的工人作者,在工人中间则往往显得“另类”,甚至不敢让其他工友知道自己写诗。作品的发表渠道,也对工人写作的方方面面构成重大限制。这些都是权力与资本在“文化”与“劳动”之间划下的深沟。不难想像,假如存在着工人自己的组织,自己的刊物,自己主导和开展的集体文艺活动,目前的许多障碍就很容易克服。敏锐而有才能的工人作者,将更有机会发展自己的感情、思想与风格,把握与满足工人的集体需要。也只有通过这条道路,孤立的工人作者们,才能真正回归集体。
  许多工人作者和许立志一样,只读到高中。优秀纪实文学《我是一朵飘零的花》的作者也是如此。这完全不妨碍他们写出有血有肉的佳作。能够在风格上独树一帜的,不乏其人,比如从事建筑装修行业的逆舟,他的总题为《民工部落》的优秀诗歌也许得益于“不要对我们之乎者也……我们学不来那假斯文”的质朴心态;珠三角打工者铁努图的诗,文字或有粗砺之处,但是带着撼人心魄的苦痛和压迫感;另一位创作力强劲、风格率性而敏锐的南方打工者何剑声,表现出全方位刻划打工生活的才能;流露出顽强斗志、几乎可称为当代左翼工人诗歌的重塑者的梁彦选;江苏国企诗人绳子在诗歌和散文(或散文诗)方面都留下不少厚重有力之作;阿丁(又名“小字不识”)的《我们是机器》、《福龙港》等诗篇颇为令人震撼……
  但我们远不能说:当代中国的工人诗歌已达到某种高峰。相反,它似乎更像是遇上了某种瓶颈。我们已谈到“打工诗人”以至打工诗歌的没落,谈到它所面临的主流诗坛的日益同化。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坚守自我”难乎其难。工人诗歌的诞生,往往还是偶然的、自发的。作者们通常并未形成自觉的“作为工人来写”的意识和“为工人而写”的信念。表现在理论或观念上,“艺术性”、“深度”、“写得好”等泛泛之谈,往往能够迷惑住工人作者,使他们忘掉了“工人”这个根基——我们不是要做抽象的诗人,而要做工人诗人;我们寻求的,不是一般的“艺术性”,而是工人文艺的艺术性;不仅仅是为了“把诗写好”,而且是要“把工人诗歌写好”,以服务于与我命运与共的工人们。

吴季 2015年9月



[1] 这以前,殷夫的不少诗作就能写得感情饱满、有血有肉。
[2] 殷夫《五一歌》(1930年4月25日)
[3] 殷夫《我们是青年的布尔塞维克》(1930年,五卅纪念)
[4] 见殷夫1929年底所写的论文《过去文化运动的缺点和今后的任务》。
[5]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
[6] 殷夫的诗《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1929年5月5日)
[7] 可参看罗章龙的《上海东方饭店会议前后》(1981年)、哈罗德·伊萨克斯《草鞋脚》序言(1973年)、夏济安《五烈士之谜》(1962年初版)。他们都认定或推断是王明一伙借刀杀人,向工部局和国民党告密。虽然王明们完全可能干出这类勾当,但现有的证据还“没有最后证实”此事。
[8] 鲁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1931年。
[9] 见各省编撰的《中国歌谣集成》。
[10] 见《南通纺织工人歌谣选》,南通市文联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
[11] 屋里,即车间里。
[12] 吆班,即停工,罢工。
[13] 见《朝鲜诗集》,崔荣化等著,延边大学朝鲜语系七二届工农兵学员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
[14] 心唔凉:不情愿。攞佢:拿他。咁:这么。
[15] 阿提拉•尤若夫(1905—1937),匈牙利无产阶级诗人。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孙用、高恩德、傅韦合译的《尤若夫诗选》。
[16] 当然,这些译介工作往往受到上层本位利益、外交需要和政治风向的限制和左右。
[17] 《历史与现状:中国工人诗歌创作研讨会》(2015年2月2日)中的于坚发言稿。
[18] 在《工人诗歌1号》及《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上发表时,《女浴室爆炸》题为《女浴室里四女工》,《奖金》题为《安全奖》。
[19] 工人诗歌联盟论坛编辑的《工人诗歌1号》期刊(2007)的“历史的回旋”专题,收录了《默默回忆录:88年的〈劳动界〉诗报》和诗人1987年为工人所写的这5首优秀诗篇。
[20] 见《工人诗歌1号》卷首语。
[21] 张广天于2001年所写的介绍。
[22] 《工人诗歌2号》(2009)。
[23] 阿曲强巴发布在网上的诗歌作品集《79首诗》中,除了这首,再无其他的工人主题的作品。
[24] 关于沉戈作品的详细评介,可参看吴季的评论:《喷薄欲出的号角——谈沉戈的诗》(2006)。
[25] 具体案例,可参见林聪《在官僚和资本之后——四川双马工人抗争事件述评》和鲍狄埃《“你要活,我们就得死”——吉林通化钢铁厂工人斗争事件述评》、《国企工人的困境与斗争——林钢工人斗争事件述评》。
[26] 关于打工诗歌的理论探讨,可参看吴季《打工诗歌创作谈》(发表于《工人诗歌1号》,2007)。对“打工诗人”的小圈子本位利益的批评,可参看吴季《江资事件小结:民间资本要向官府学习》(2007年8月)(发表于《工人诗歌2号》,2009)
[27] 一位网名“天簌”的“中国打工诗人”核心成员的自我吹嘘之词,见吴季整理的《“中国打工诗人”的画皮》。
[28] 笔者2007年参与“打工诗歌交流营”活动时,曾将这些诗篇编选印出。不少普通工人读后颇受感动和启发。
[29] 小许的父亲说道:“是嫌太穷吧。起码向他证实了,他在社会上没有地位,没有钱。”(《流水线上的兵马俑——打工者许立志写作史》,南方周末2014-11-27)
[30] 许立志《夜班》(2014-1-2)
[31] 许立志《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2013-12-19)末段:“我再咽不下了/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在祖国的领土上铺成一首/耻辱的诗”。



[ 本帖最后由 阿芬 于 2018-1-8 19:5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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