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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十月革命教训之1921年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

十月革命教训之1921年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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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十月革命教训的引子:1921年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为何发生与如何平息



秋火

今年是俄国十月革命一百周年——人们总是喜欢借助“周年纪念”来回顾历史——但是有些人(包括我在内)并不喜欢一切“周年纪念活动”,因为在我看来这往往无非是做做样子,做做应景文章,证明某些早就有的某种政治正确(无论革命还是反革命的纪念),鼓舞自己和本圈子的人,或者只是为了壮大声势(或可美名其曰为舆论斗争、甚或说成是政治斗争)。不过,正是从实际角度来说,我认为在当今世界,重新反思研究十月革命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甚至更加重要的是俄国革命可以多方面启示不久将来的重大斗争。可是对于这个特别重要的研究,我总想表示个人的惭愧(不吐不快):自从我十余年前发现“工人革命高峰史”的特别重要意义之后,我就一直认为俄国革命的反思和研究是当代阶级解放事业里最重要的工作(没有之一!),因为当时我发现了伊萨克·多伊彻极富有启发性的反思(见多伊彻著作“先知三部曲”第二部《被解除武装的先知 托洛茨基:1921-1929》),并且我在录入苏俄早期的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文献时感受到了俄国革命特别新鲜丰富的启发意义(没错,即使百年后依然如此),然而最近七年来我都把重点放在了当代工人斗争的关注上,这就使得我并没有在这个我一直认为特别重要的研究领域有所作为。不过我这几年还是有一点点新的反思努力的,就比如俄国革命里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 ——1921年俄国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事件(连带的还有立宪会议与十月革命的关系,因为喀琅施塔得水兵也宣扬过立宪会议的口号)。

最近左翼圈子纷纷纪念十月革命,有两篇文章是从“革命悲剧”或“革命教训”的角度去反思的——我认为是代表着当代中国左翼的少有的最真诚的反思,但它们分别存在一些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表述,可是我觉得,如果我能恰当的指出它们的问题并且重新提出问题,这将是一个非常好的深化反思、促进更多聪明智慧的头脑投入反思研究俄国革命教训的机会。这两篇文章分别是:“现代资本主义研究”公众号发表的张跃然的纪念文章《百年之后:当革命局势再临,我们需已做好准备》(2017-11-8),以及“荆棘鸟”公众号发布的Mrtn的《十月革命一百周年之际,你想说些什么?》(2017-11-9),——这两篇文章的作者应该属于不同的左派(Mrtn是革马倾向,张跃然可能是某种新左派),但他们的文章都把苏维埃工人政权的官僚蜕化看做非常重要的问题(Mrtn将之看做中心问题,张跃然的文章把官僚化看做苏俄早期革命者最头痛的问题之一)。

张跃然文章存在的与史实偏差等问题,我前几天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已经简单点评过;这里我更想着重谈Mrtn文章的观点,因为Mrtn在看待1921年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问题上犯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错误,而这个错误又不是简单的几句话就能说清的,而且今天的革命派再反思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时,当然不应该只是证明最基本的大是大非,更应该反思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为何发生,在戡乱过程中,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有什么做得不对和不好的,以及为什么会这样。这些问题恰好我前几年就做过一点解释和反思的努力,只是过去从未公之于众。


图:列宁和托洛茨基,与参加镇压喀琅施塔得叛变的士兵们在一起(1921年)。图片来源: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照相馆(楼国华/汇编整理)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再简要说几句我的考虑:把研究喀琅施塔得事件作为“反思十月革命教训”的引子,应该会很有助于激活思想。因为首先这件事本身就非常有意思,属于俄国革命里争议最多的问题之一,这个微妙复杂的问题可以挑战或激发人们的思想和智慧;喀琅施塔得事件本身包含了异常的沉重和残酷(而且决定并执行戡乱的人就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否定这场戡乱就等于否定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任何人要做出结论都必须拿出足够的经得起推敲的材料予以证明,这有助于把人们引向对俄国革命的严肃的反思;还有关键的一点:平定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的一些过火方式也与工人民主的缺失、正在形成中的新官僚对群众的不信任甚至恐惧有关,从反思这场极富有争议的戡乱开始,我们可以更直接地深度反思整个俄国十月革命。

遗憾的是,Mrtn的文章并没有详谈1921年俄国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是怎么一回事,他只是单刀直入,直接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在十月革命仅仅三年多后,原先十月革命最忠实的支持者喀琅施塔得水兵就发动了起义,而工人们也在此前作为工人反对派遭到镇压。为什么工人和水兵会站到几年前他们亲手建立的政权的对立面?工人和水兵,布尔什维克的官僚,到底谁是反革命?」

紧接着Mrtn就猛烈炮轰了一些抨击否定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的左派分子:

「左派对这个问题的解释简单粗暴。他们宣称这是工人犯了工联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错误,水兵受到了社会革命党和协约国间谍的煽动。在左翼人士的头脑里,他们依旧认为,只要对人进行灌输,就可以改变人的立场;只要如蜻蜓点水般地进行煽动,就可以让革命最忠实的支持者即刻变成反革命。工人和水兵完全被看作是白痴。左派把他们在1917年参加革命,归功于布尔什维克的巧舌如簧;而在三年后反革命,则是受了反动势力花言巧语的蛊惑。总之,贵左圈坚持认为,“言辞”这种意识的传播可以决定“革命”或“反革命”这种物质的运动——革命产生于嘴炮和精神力量。」

不知道Mrtn是否看过列宁、托洛茨基、乃至当时的工人反对派谈论喀琅施塔得事件的文献(这些人都一致抨击否定了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没错,包括工人反对派在内),也不知Mrtn是否认真读过1994年俄罗斯政府公布的500多页历史档案《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该档案的开头附有叶利钦宣告为这一事件平反的总统令)并对此进行独立的反思?但今天确实有认真的学者和左翼青年阅读了大量有关材料,写出了为喀琅施塔得水兵辩护的文章——例如在2011年3月,当时的左翼青年kevin就写了一篇万字长文《1921年的黑暗岁月——塔琅施塔得的悲剧与党禁》(作者曾经把文章发给我),其标题直接套用了曼德尔《权力与货币》第三章第四节的标题“1920—1921年: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黑暗岁月”,但是曼德尔在这一节里并没有为喀琅施塔得事件翻案,而是在谈工人民主和官僚化等问题。

我当时其实很重视kevin上述文章,但由于一些主观原因没有及时把我的回复意见写完,迟至三年后(2014年初)我才给作者做了一个回复。以下我介绍下我今天首次发布的这三个材料:

①我2014年初给kevin的信件(节选),3300多字。这封信包含了对kevin上述文章和喀琅施塔得事件的简明扼要的基本看法,值得注意的是我把喀琅施塔得事件与同一时期的工人反对派、党派禁令这些事情做了切割,并清楚、扼要地表达了我对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完整看法。这封信件公开时删除了自己为何长时间拖延这个回复的解释。

②kevin文章《1921年的黑暗岁月——塔琅施塔得的悲剧与党禁》及我的批注、札记(即我给kevin回复信件里提到的附件一),合计10400字(k文8500多字,我的批注1500多字)。不过我后来才发现,我是根据kevin最早发给我的版本做的批注,kevin贴在博客的文章有12600多字,增加的部分是最后“P.S.”的第6、7点(分别是增加了一段对托洛茨基的批评,大量补充了中国托派分子刘宇凡、前托派分子杜建国的反思)。

毫不夸张的说,这篇kevin文章以及我的批注都很值得今天一切真诚想要探究1921年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左翼青年学习,因为这两个对立的意见都不是我或kevin的个人观点,而是在这个问题上观点对立的两个方面都较深入的论述,而且都参考引用了大量重要历史文献。


图:喀琅施塔得位于圣彼得堡通向芬兰湾的战略要津位置。我的下列有关文章里简要记述了这个要塞的情况。(秋火)

③我的近万字长文《也谈1921年苏俄喀琅施塔得兵变的基本性质》。这篇文章其实是我六年前一篇名为“贫困的工人民主与严酷的阶级斗争——也谈1921年苏俄喀琅施塔得兵变”的长文的未完稿,但这篇未完稿的最后两个计划中的小节内容,其实已在我2014年初给kevin的信件里以简明扼要的方式说清楚了(这两小节的标题分别为“关于喀琅施塔得兵变:k文的若干问题”和“假如不镇压喀琅施塔得兵变……”),所以我就不打算再续写这篇文章了,公开发表时把最后两小节删掉,按此文已写成内容重定了标题。
不过,对于喀琅施塔得事件我可能本来还想从“贫困的工人民主”角度加以论述(未完稿的原写作计划里记录了我的一句感想:“喀琅施塔得兵变本身就是‘贫困的工人民主’的反映,其中极为残酷的血腥斗争的确也非常引人深思。”),但这方面在已写成的部分里没有说太多。我稍后会对此略加补充,填补这个缺憾。

另外,我给kevin回复信件里还提到的附件二,即《1917-1922苏俄工人国家官僚化蜕变的关键教训》,已经于2014年6月发表在我的“阶级斗争学研博客”上(http://t.cn/RjGe7VX),前段时间我也发在了新青年论坛上(http://www.youth-sparks.com/bbs/ ... 864&page=1#pid37009)。

除了这三份材料已经提到的内容,我想特别提醒一切愿意积极真诚反思十月革命的教训和“悲剧”的人,在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事件里特别注意这三点——都涉及到这场叛乱为何发生的问题:

第一,特别注意1921年2-3月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同期还有彼得格勒工人的政治Ba工)的严重危机背景:它发生在三年内战末期,当时出现了大范围的农民暴动抵制工人政权为维持“战时共产主义体制”而大量征收粮食的做法,导致了城市地区非常严重的饥荒和燃料荒。饥荒到了什么地步?我随手摘抄1921年2月11日彼得格勒省委书记给苏俄军委会副主席的密码电报给大家:“……守备部队的粮食状况非常困难。红军战士上门求助的现象极为普遍。最近,在这个军区的部队中出现大量昏厥者。这些昏厥者普遍是因身体虚弱所致。这些情况再加上彼得格勒岌岌可危的粮食状况,使我不得不请您出面对改善军区的供给施加影响。”(俄历史档案《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P9)

一切批评苏俄政府当时没有搞好“工人民主”或者批评苏俄政府没有考虑“保持政权的革命性和无产阶级性”的人们,都应该充分注意这个有决定性、致命性的社会悲惨背景。不是说不能批评反思,而是需要在充分理解当时苏俄遭遇的巨大物质困难的基础上进行反思,而不能脱离历史背景自作任意发挥。

第二,特别注意早在1921年3月发生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之前的水兵及多数群众真实心态:水兵以及相当多的农民群众就因为三年内战的大量牺牲而深感疲惫,他们多数人心态都是“不想再为国家打仗,不想再折腾”,这种消极情绪在农民里是最严重的(当时大范围的农民武装暴动就是明证),并且通过老家亲人的信件严重影响到水兵。对此,我摘抄水兵叛乱前两个多月1920年12月10日全俄肃反委员会(也就是“契卡”)第一专案处处长费尔德曼给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处的报告里的一些话给大家——

——为不至于让人误解,我还是预先辩解下,由十月革命起义工人骨干组成的早期的俄国肃反委员会与后来作为官僚特权集团工具的克格勃还是很不同的,也与其他的资产阶级的特务机关有本质不同,——就看这份报告就可以看出,报告有很鲜明的阶级政治视角,还毫不客气批评指出了部分的水兵指挥人员是如何脱离群众、对群众需求漠不关心、如何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报告人甚至建议取消舰队司令部享有的一些特权、赞扬了与群众关系密切的肃反机关干部、真诚地严厉批评工作不给力的部门,所以,这样的肃反委员会报告应当是政治上值得革命派信赖的,其中对水兵群众情绪不满的观察和分析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

“波罗的海舰队有将近5万人……根据已收集的资料,与个别同志交谈以及通过参观喀琅施塔得、炮台、战列舰留下的个人印象,特作如下综述。”

“一方面,紧张的政治生活和经济混乱使波罗的海舰队广大官兵深感疲惫,再加上需要从他们中间不断挖走一些最坚强的经过革命斗争锻炼的分子,使他们越发感到疲惫不堪,另一方面,这些人走后留下来的人则受到新补充进来的不道德的、政治上落后的、有时简直是政治上不可靠的成分的影响,从而使波罗的海舰队的政治状况在某种程度上趋于恶化。”

“主要倾向是渴望休息,希望战争结束后复员并改善物质与精神生活状况,争取用最便捷的方式实现这些愿望。一切妨碍或延误实现群众这些愿望的做法都会引发不满。”

(而后是具体叙述了水兵们对军队加强纪律的措施不满,以及部分水兵对由于客观原因而拖延复员的状况强烈不满以致拒绝日常作业,还有对视频和供应品不足的普遍不满但不很尖锐;对文化匮乏和政治的不满也有叙述;但接下来的叙述更值得注意:)

“……波罗的海舰队群众的不满情绪因家乡的来信而日趋强烈。几乎所有的信件都抱怨生活艰难,有意无意地述说地方政府的不公。”

“可以认为,这种现象是产生不满情绪的一个主要原因,且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波罗的海舰队,而是在全军范围内普遍存在,必须予以极大的关注。党内外一致抱怨,家乡的情况让人感到难过:有的被夺走了最后一匹马,有的老父亲被关押起来,还有的耕地全部被占用,那里牵走了仅有的一头牛,这里征购队收走了所有的衣物,等等。
没有人能给解释清楚,提供帮助(让请求帮助的同志真正能够感受到的一点实际帮助,而不仅仅是同情),甚至连这种机构也没有。”

“这些现象最终导致出现一种非常严重的情况:波罗的海舰队俄共组织40%多的党员退党。一些人说自己退党是因为宗教信仰,一些人说是因为感到疲惫和‘厌烦’,另一些人对美好的未来悲观失望,还有一些人干脆撕掉了党证。……”

“这就是我们查明的总的情况。以上情况可以归纳如下:(1)波罗的海舰队总的政治状况的特点是感到疲惫,渴望休息,希望尽快复员。(2)由于愿望得不到尽快满足而产生并因地方来信而更加强烈的不满,尚以隐蔽的形式存在并具有普遍性。……(引按:后面还有两点,分别是对舰队总司令个人的不满,以及为了平息加强纪律导致的不满而采取的放宽休假的措施)”

很显然,这样的多数群众消极心态并不适合支持任何进一步的政治革命。基于此,我有理由推测,在水兵叛乱的各种要求书里出现的政治革命要求,很大程度是反对当时政权的少数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分子塞进去的,但并没有充分的群众基础(因为多数群众的心态都是感到疲惫、在政治上消极),也让人怀疑就算叛乱成功,甚至就算他们在粮食和物资上可以长期保持自己的政权,他们又究竟能在他们自己口头上宣称的“第三次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的道路上走多远。


图:由列宁在1923年7月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二次会议上提出并得到通过的第一个苏联国徽,国徽突出表现了工农联盟,当时正是新经济政策大行其道的时期。正是1920年末开始的农民暴动和1921年3月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促使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政权终结了“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以巩固工农联盟。实际上,最早提出新经济政策的就是托洛茨基(1920年)。
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反对派还是最早有系统地提出把经济计划提升到首位、加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1924-1926),后来严重迟到的农业集体化(1928-1929)在官僚粗暴强制推行下导致了近乎灾难性的后果。


第三,1921年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以数千人被处决或被判刑的沉重性提醒了人们注意俄国革命的特殊性:这是一个在落后的半吊子工业国里,在几千万农民包围下的几百万工人所发动的社会主义革命(1917年俄国工人的数量是300万,1921年是700万),由于大工业的技术和设备都没有发展、普及到农业,所以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方式也无法推行到农业(所以农村个体户的生产效率比国营农场要高),粮食生产这一战略命脉还不得不被农民所掌握,只要乡村农民群起抵制工人政权,城市就要陷入饥荒了。这种危机比官僚化之类的问题更加严重,因为它对于工人政权是会直接要命的。

在俄历史档案《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序言里有如此的叙述:

“1920年末至1921年初,农民武装暴动席卷西西伯利亚、坦波夫省和沃罗涅日省、伏尔加河中游地区、顿河流域、库班、乌克兰和中亚。到1921年春,农民暴动已遍及全国。城市中的形势亦是一触即发。粮食不足,许多工厂由于能源和原材料短缺纷纷关闭,工人流落街头。”

“1921年初,在一些大工业中心,首先是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局面。面包配给额减少,一些食品配给也被取消,人们受到饥饿的威胁。同时,巡查队仍在活动,到处拦截私人向城里运送的粮食。燃料危机更加严重。1921年2月11日93家彼得格勒企业宣布3月1日前停止生产。其中有普梯洛夫工厂、谢斯特罗列茨克工厂,‘三角’工厂等大型企业。近27000人被抛上街头。所有这一切使社会气氛异常紧张。”

此后,农民大规模抵制工人政权征购粮食的行为后来又发生过一次,那就是在1928年末,当时更加官僚化得多的斯大林政权直接动用刑法的条款来压制农民反抗,最初曾经得到托洛茨基(当时已经被流放到苏联远东地区了,1929年初又被放逐到土耳其)为首的左翼反对派里不少人的支持(实际上,斯大林当时大量抄袭了左翼反对派的纲领,但官僚集团的实行方式又是过于简单粗暴的,远远不是左翼反对派所同时要求的无产阶级民主,因而托洛茨基等人仍持批判态度)。1929年春天,托洛茨基左翼反对派的一员大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甚至发公开信“号召反对派全体同志团结起来”支持斯大林的工作,这与他对当时形势的判断有关: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为了强调当时形势的严重性,甚至强调1929年春天苏联的紧张局势与八年前的喀琅施塔得事件一样严重,指出布尔什维克认为1921年喀琅施塔得叛乱比内战过程中的任何危机时刻都更加危险。左翼反对派的另一员大将、共产国际主要创始人之一拉柯夫斯基把1928-29年苏联农业危机引发的斯大林派与布哈林派在党中央的政治冲突定性为“内战以来最关键的时刻”(多伊彻《流亡的先知 托洛茨基:1929-1940》P70)。

当然,1921年春在农民暴动大气候下发生的水兵叛乱与1929年春的农民暴动和政治冲突,性质类似,但处理方式和后果很不同:在1921年春戡乱之后,列宁代表工人阶级对农民做出了重大让步,变“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余粮收集制为“新经济政策”的粮食税,允许一定程度的自由买卖和贸易,结果是缓和了工农紧张关系,激活了农民的生产;但在1928-29年,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政权不但对农民毫不让步,后来更动用了坦克、装甲车和战斗机来对付农民,用极其野蛮的强制集体化方式剥夺了富农乃至相当一部分中农(这种野蛮方式恐怕远远超过了所有当初转而赞同斯大林的反对派分子的天真的寄望)。英国政治领袖丘吉尔在二战回忆录中提到:斯大林激动地向他表示,农业集体化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加可怕,“他举起双手说道:‘一千万(农民),太可怕了。集体化的斗争持续了4年之久,但对俄国来说,它是绝对必要的。’”(多伊彻《流亡的先知 托洛茨基:1929-1940》P110)这种处理方式差异与农民状况有关:新经济政策最初时,俄国农民只有1/3是富农,而在1928年斯大林才被迫决心终结新经济政策时,富农已经占到了2/3之多(所以很显然,如果俄国能够在1923年托洛茨基为首的左翼反对派提出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时就开始着手实行,当然要比1928年富农已经有联合造反能力时再搞集体化要有利得多,有更多渐进集体化的时间和空间,根本不至于竟然采取野蛮的战争式手段对付农民群众)。

这个历史对比,可以提醒我们注意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的真正首要教训是在工农关系方面:尤其在比较落后的国家,工人政权必须尽早注意农民的发展可能会走向自己的对立面;工人政权应该及早采取措施逐渐把农民组织到社会化大生产里去。这个问题在当今越来越多的工业化国家里已经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了(在欧美,工资劳动者早已占据了国民的绝大多数,即使在中国,城市劳动者也早就已经多过纯粹的农民了),但如果革命还是在某个落后国家首先取得政权,那么该国的工人政权依然会面临被日益增长的农民力量包围的危险,这时,民主措施、农业集体化努力变得重要,最好是能尽快得到其他的革命胜利了的发达工业国家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技术援助。

最后,别忘了反思这场水兵叛乱是如何平息的——有哪些做法是过火的,以及它们的原因,能否避免/如何避免这些过火的做法——我们应当带着这些问题去仔细了解喀琅施塔得事件,但只有在充分了解喀琅施塔得事件后才能最好的反思这些问题(我在给kevin的信件里初步、简要地谈了我的有关看法,我当然希望今天有更多更深刻的反思,如果这方面再出现认真的论述和探讨,我很乐意回应,但我还是想强调:这种反思和讨论一定要在充分了解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基础上)。有兴趣深入研究的朋友,不妨找所有相关材料(参见我的文章及kevin文章引用的注解来源和参考书目)来研究。

而现在,要清楚又简明地了解喀琅施塔得事件,大家不妨先看看我的这几份材料(点击本网页左下角“阅读原文”,进入新青年论坛我今天开的专题帖)。

写于2017年11月14日(今天恰好是第一个工人政权颁布《工人监督条例》的百年纪念日)

阅读原文


[ 本帖最后由 秋火 于 2017-11-15 00:5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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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封信包含了我对kevin的万字长文《1921年的黑暗岁月——塔琅施塔得的悲剧与党禁》和喀琅施塔得事件本身的简明扼要的基本看法,值得注意的是我把喀琅施塔得事件与同一时期的工人反对派、党派禁令这些事情做了切割,并清楚、扼要地表达了我对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完整看法。这封信件公开时删除了自己为何长时间拖延这个回复的解释。表示着重强调的粗体标记是我今天加上去的,还增加了一个注,其它内容没有任何删改。(秋火,2017-11-14。这段话也写在《反思十月革命教训的引子:1921年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为何发生与如何平息》里)

给《1921年的黑暗岁月》作者的意见与解释(节选)

对你这篇文章我的基本评价是:你的文章有很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你的独立思考勇气也十分值得佩服,对无产阶级民主及一些革命原则的论述(尤其对党禁派禁的批判)有正确、发人深省之处,然而你对喀琅施塔得起义的评价是错误的。错误源于:没有充分估计到水兵政治口号的后果,以及他们背后的政治背景,在当时环境下必然意味着什么,还有你的一些关键论述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

上述基本评价,具体来说,已贯穿在我对你文章的札记批注中(见附件一)。这里再做进一步解释,并补充对你文章的其他一些评价。

其一,判断一件事的政治性质,参与者的阶级成分不是决定因素,更首先要看他们的口号,在当时环境下意味哪个阶级的利益。因为即使是一群工人罢工,也有可能提出有利于资产阶级、不利于工人政权的口号。“自由选举苏维埃”,在1921年初必然意味着布党落选。这不是“有无信心”那么简单。因为当时仅有100万产业工人(姑且不说其中大多情绪消极)(作者2017-11-14注:此处不准确,据当时工人反对派领袖柯仑泰小册子的数据,俄国产业工人数量为700万人),被2000万农民包围着,农民中有政治倾向的部分更多拥护社革党和其他明确反政权的组织(例如马赫诺运动、劳动农民联盟等)。一旦组织重新选举,紧接着发生的,很可能就是各地农民暴动,武装推翻共产D政权,而不是什么自由民主公开公正的选举了。

其二,共产D政权被“自由苏维埃”取代后,必然会不仅终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且还会打开自由贸易、自由买卖、农业个体生产的洪水闸门,代表农民利益的社革党以及其他党派上台,那就不是控制在一定限度内的新经济政策了,而是直接维护城乡小生产者的政策。1921-27年那个越走越右的“新经济政策时期”,将会提前、加速、更少限制地发生,意味着更快走向资本主义复辟。同时,早在内战期间,部分社革党和孟什维克就与帝国主义直接合作,所以他们的势力一旦上台,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迅速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崩溃。

其三,必须说明我对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完整意见:虽然我认为压制这一起义基本上是对的,不压制就不能保住无产阶级政权,但当时的压制方式却非常过火、过分粗暴了,其结果是加速了官僚专制的进程。过火和粗暴,表现在,喀琅施塔得的2.6万官兵中,不仅2100多人被处决、6400多人被判刑以及次年开始陆续有2500多人被强制迁出要塞,而且在审讯过程中在水兵中刻意制造了大规模的恐怖,还大量株连无辜的官兵家属包括共产党员。潜在影响非常恶劣。同样恶劣的是,布尔什维克也知道这种恶劣,所以它公开撒谎,对民众宣传宽宏大量地对待了被镇压者,以及散布其他谎言(例如把矛头死死对准一个前沙皇将军),原来公开说谎是从列宁和托洛茨基开始的!难怪后来的斯大林敢于撒谎到肆无忌惮大言不惭的地步。

但是仍然应该区分“过火”和“对错”的区别,——或许可以这样打比方:就像父母在教训学坏的孩子时,可能出手过重、竟把孩子打伤了,结果可能挽留了孩子,却必定给孩子留下很坏的阴影,这种粗暴方式是应该纠正、必须反对的。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任凭小孩学坏、不加以当机立断的制止和斩草除根的隔离措施,那么这个孩子极可能就永远不会回头了。

你的关键错误是把1921年的2月工潮说成是自发工潮,但实际上当时的工潮有社革党人和孟什维克的积极活动,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党派在工潮中的政治活动,与喀琅施塔得的政治口号是直接呼应联系的。具体证据,我已在附件一稿中详加引用说明了,这里不多说。这里要说的是,对于当时的政权,工潮比兵变更有直接威胁性,因为工潮的扩大将使城市全面瘫痪,2、3万人的兵变,大不了就是三年全面内战后再打一场局部战争;但是从地理方位和事件时间上看,与工潮在地理上接近、在政治上相通的兵变,极可能成为全面暴动的前兆,从政治意义上看更为严重。对此,布尔什维克下了重手,多少可以理解;但是它的过火和撒谎,却大为损害了工人阶级政党自己的威信和统治利益。

另外我还注意到一份重要文件。2月底,全俄契卡通过了一项极具政治杀伤力的命令,它要求将政府和工厂中积极活动的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全部清除出去。(参见《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P23-24:《全俄肃反委员会“关于加强同反革命的斗争”的命令》,1921年2月28日)

这份文件在促成一D专政方面,在当时恐怕并不亚于数天后的党禁派禁。至少在当时,十大之后仍有派别活动,当时也还有党内讨论的自由;但是上述契卡的文件,却是强制的行政措施,直接灭绝其他党派的实际政治影响。显然,随着对喀琅施塔得的镇压,上述契卡文件只会更有力地贯彻,而非相反。这种措施,我倾向认为和党禁派禁一样都是过火的;或者也许它们都应该加上一些明确的严格限制(比如限定某些条件),而不能无条件地永久存在。但是即使加上严格限制,在那几个月里,这些措施也足以削弱反对党的力量,在当时工人监督越发薄弱的情况下,也很难再保证这些限制条款将来能生效了。

顺带一提,上述文件要求慎重对待参与闹事的工人,包括必须与党委共同决定,契卡只起辅助作用,特别警惕对工人动武,——即使契卡的机密文件也这样谨慎处理工运,显然区别于后来完全蜕变的官僚专政。

其四,喀琅施塔得事件与同一时间的党禁派禁,在后果、当权者的考量和处理方式上都有着紧密联系,但最好逐一辨明:两者究竟有哪些联系,不应把这两件事看做是在本质上相互联系的。这是你文章中一个没有加以探讨、梳理、论证的细节,但这不是可有可无的细节(这也是研究方法的一个缺陷)。

具体而言,这两件事在政治性质、阶级意义上,都根本不同:喀琅施塔得事件是在要求政治自由、重选苏维埃,以及提出了维护小生产者的经济要求(保障自耕农和自力喂养牲畜的权力、允许个体手工生产,参见1921年3月1日第一、二战列舰支队舰员全体会议决议);而党禁派禁首先是针对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反对派,尤其是工人反对派,他们与中央委员会的主要争议是围绕工人阶级的问题(如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问题),另一个是民主集中派,主要争议集中在无产阶级党政的组织原则和对技术专家的处理方式上。

其五,当时工人反对派与喀琅施塔得事件切割,并做出公开的分析,不仅应该认为是诚实的、并非表忠献媚的违心话,而且对于“从无产阶级民主角度评判喀琅施塔得事件”,他们的意见应该更有参考价值:

“我们建议大家要非常小心谨慎地、更加严格认真地分析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时刻的每一个现象。斯克沃佐夫同志是对的,他指出了这个缺点,那些把无政府主义自发势力同‘工人反对派’混为一谈的同志是不对的。这种作法破坏说话的人的名誉,无助于弄清我们看到的种种现象的基本原因,……根据报告人的意见,那么在咯琅施塔得事件中,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才是革命的光荣和骄傲。受了影响的不是别人,而是彼得堡的无产阶级……彼得堡的无产阶级、红军战士和水兵们是‘革命的骄傲’,他们的身上应当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事业的一切印记,但即使在这个中心,却没有这种情况。我们在那里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支先进的无产阶级受到了影响,当然不是‘工人反对派’的影响,不是的,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自发势力的影响。对待这样一些现象应当小心谨慎一点。”(施略普尼柯夫的十大发言,1921-3-9)

“我们一直说,我们党内存在着一些现在已使我们党分化为‘上层’和‘下层’、使我们的一些下层共产党员——不是广大工人群众,而是共产党员——特别厉害地闹起事来了的现象。这一点我们不是今天才说的,而我们的一个反对者斯米尔加同志说,30%的共产党员反对我们,40%不赞成我们。这种事情是发生在‘工人反对派’没有机会说一句话的地方,因为它的支持者已离开那里了。这种事情是发生在过去一直走在前面的彼得格勒的无产阶级中。这里说的是彼得格勒的工人……(有人插话:‘喀琅施塔得的水兵’。)总之,在水兵中没有‘工人反对派’的支持者——这一点我们可以肯定——,那里有季诺维也夫的支持者,他们一直被作为其他组织的范例。”(梅德维捷夫的十大发言,1921-3-11)

最后,我附送一篇有关工人反对派的历史论述文章(即附件二,过段时间我再公开贴出来【
即这篇文章(点击此处链接)】)先给你参考,它提供了另一个更重要的角度——从工人民主的角度——考察当时苏俄的官僚蜕变,同时又不同于陈腐的传统托派分析,大胆批判地审视了列、托及其整个“布尔什维克思想体系”,但是我看还是坚持革命社会主义的(而非无政府主义)。文章原作者是1960年代一个革命左翼团体(你可能看过,因为国内早就出版过,但“有点隐蔽”),我做了不改其意的重新整理,还附加了我一些看法。如果有兴趣有时间的话,你可以看看。

秋火 写完于2014-1-3-凌晨3点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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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kevin文章《1921年的黑暗岁月——塔琅施塔得的悲剧与党禁》及我的批注、札记(即我给kevin回复信件里提到的附件一),合计10400字(k文8500多字,我的批注1500多字)。不过我后来才发现,我是根据kevin最早发给我的版本做的批注,kevin贴在博客的文章有12600多字,增加的部分是最后“P.S.”的第6、7点(分别是增加了一段对托洛茨基的批评,大量补充了中国托派分子刘宇凡、前托派分子杜建国的反思)。

毫不夸张的说,这篇kevin文章以及我的批注都很值得今天一切真诚想要探究1921年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左翼青年学习,因为这两个对立的意见都不是我或kevin的个人观点,而是在这个问题上观点对立的两个方面都较深入的论述,而且都参考引用了大量重要历史文献。
(秋火,2017-11-14。
这段话也写在《反思十月革命教训的引子:1921年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为何发生与如何平息》里)


kevin文章《1921年的黑暗岁月——塔琅施塔得的悲剧与党禁》及秋火的批注、札记

kevin原文写于2011-3
秋火以下蓝色批注均写于2014-1-3

札记稿。划线处是我认为有问题的或者我明显不赞同的,蓝字是我的批注。另外,为了便于阅读我一边读一边对原文做了分段,直接订正了个别错别字,其他无改动。——秋火

1921年的黑暗岁月——塔琅施塔得的悲剧与党禁

开题前说句闲话,记得两年前与一个斯大林主义者面谈的时候,他告诉我为了避免苏联的悲剧再次发生可以采用社会主义多D制来组织未来的政权机构。而今天我要谈的这个话题恰恰与此密切相关,连斯大林主义者都开始思考过去的失败(当然他们是不会反省当年的官僚专政和“领袖正确”带来的各种危害),我们是不是该认识一些本该带给人民自由与民主的最佳机会却让号称无产阶级专政的代表给剥夺去了的错误呢?正是这些错误直接促使了苏联官僚专政的逐渐形成,从而丧失了一个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最佳时机

曾经一个加拿大左翼学生跟我就苏联为什么会走向堕落的官僚一D专政进行过讨论。从言谈中他对布党在内战中的表现很不满意。当然有很多左翼同志认为解散立宪会议是布党独裁的开始,而宣布党禁是一D专政的正式形成。

当然这样的看法是有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的环境下还原当时的情景: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当时处于一个极端困难的阶段——外部有德国及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敌视和直接的武装干涉,内部各反革命势力伺机而动,白卫军时刻威胁着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且国内经济情况并不乐观,一切似乎都处在崩溃的边缘。1918年初立宪会议召开,但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完全控制了会议,无视苏维埃政权的存在,在这种关乎社会主义生死的紧急关头成立立宪会议,是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重新制造出的两个政府并存——左翼社会主义政权与右派资产阶级政府——的阴谋:企图在一定程度剥夺苏维埃所拥有的权力,并使之重回资产阶级的正常轨道。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顺利进行,取缔象征资产阶级的立宪会议是必要的。从革命始初的大部分时间里面,无产阶级叫出的口号都是“一切政权归苏维埃”,无产阶级辛辛苦苦夺来的政权凭什么拱手让给资产阶级的立宪会议。而也正是怀有以上美好愿望的代表“俄国革命的荣光”——塔琅施塔得水兵们驱散了立宪会议。我们要注意这时的苏维埃政府比立宪会议更拥有继承革命法统的权利,不仅因为它代表着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也同时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美好愿望。

我们从1917年11月7日和12月9日分别召开的全俄第二次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与全俄第二次农民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成分可以看出,这时还没有出现所谓的一D专政。在当时新选举的苏维埃政府中,布党和左翼社会革命党进行了合作,且还有少量的孟什维克代表参加了代表大会。可以说革命左翼在苏维埃政权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并且没有出现一D专政的现象,体现了革命力量的团结。直到1918年3月全俄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因为反对布列斯特和约自动退出了苏维埃。

刚好此时内战已然开始,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布党不得不肩负革命的重任,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战争,而此时获得解放的工人与取得土地的农民为了保护革命胜利成果加入红军与白卫军作战。但是,在几年的内战中无产阶级大大消耗了他自身的力量,从1917年300万人直降到内战后的100多万,使得革命力量对比比例严重下降,也使得革命开始进入低潮,这是直接造成布党将D=阶级,包办替代主义从此而来,成了进行一D专政最根本的前提。

在内战过程中,一D专政的战时共产主义的危害性逐渐暴露了出来,虽然地主与富农受到了严重打击无法再向革命进攻,但这一七伤拳之计也大大打击了贫农等农民阶层对革命的信心——“土地是我们的但粮食是你们的,池塘是我们的但鱼是你们的,森林是我们的但木材是你们的”。征粮队的横征暴敛,随意抢粮的行为在内战中屡见不鲜。而战时经济凋零的情况简直变成了灾难,工厂停工,工人逃难、罢工之事并不少见,并已成为常态了。

在内战中布党的领导是为了保护革命的胜利果实,但一D专政的权宜之计却延续到了内战结束之后还在蔓延,这是让人十分费解的。


塔琅施塔得的悲剧

1920年底除远东外,内战基本结束。塔琅施塔得水兵起义正是在这个时候爆发的。按理说反革命势力已基本被肃清,此时士兵工人们已疲惫不堪,革命力量至此已开始转入低潮期,但强大的布党政府仍以内战中包办一切的思维思考问题。我在《三连环》一文中由卢森堡的理论发现群众广泛的自发运动是革命先锋队建立和运动的基础(列宁自己也反复说职业革命家组织离开自发运动的革命阶级只是一场游戏)。

而在1921年的俄国农民自发的暴动、工人自发的罢工和水兵自发的起义(1921年2月工潮和3月的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以及1920年 后期以来的农民运动,都并非完全自发,而是有左派社革党、无政府主义者和孟什维克的积极自觉活动,农民运动中有坦波夫省的“劳动农民联盟”的有组织活动,该联盟纲领的开头两句就是“劳动农民联盟以推翻正使国家走向贫困、饥饿和耻辱的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分子的政权为目的。为消灭这一政权,联盟将组织志愿队、建立武装队以致力于下列目标”,具体参见《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说明了内战结束了,苏维埃政府该从政治与经济政策中作出符合群众利益的反应和政策来,而不是再以内战及左翼社革党退出苏维埃后从而进行一党包办的思维思考谁是反革命谁该被镇压

诚然,农村中还有富农,但相对贫雇农而言,富农在数量上属少数,相对白卫军势力,根本对革命政权构成不了威胁布党不再向七月事件和十月革命那样高瞻远瞩,在无产阶级运动的启发下,做出正确的判断,实行果断的措施。反而对已经即将走向无力支撑的工人和曾经革命荣光的水兵们举起红色恐怖的屠刀。这不仅是内战困境及无产阶级低潮直接造成的,更为重要的是革命的领导还被富有偏见的包办替代主义所困扰而犯下的极其严重的错误。不错,列宁与托洛茨基认识到了无产阶级力量的低沉与后续新生力量的断裂,但他们没能意识到无产阶级能在垂死之时发出的最后力量的崩发。

(作者的意思似乎是布党镇压的前提是,这些风潮根本不能构成对政权的威胁。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根据喀琅施塔得水兵方面的公开文献,起义水兵一开始就站在了当时苏维埃国家政权的对立面,并且怨恨已久,甚至可以追溯到1917年的革命:
“是命运本身让我们站到了政权的对立面,因为这个政权三年来冒用你们的名义夺走了你们的生命,断送了你们的幸福,洗劫了你们的家园,把成千上万的俄国人投入牢狱并加以处决,葬送了二月革命的成果和一切自由。我们要向临时革命委员会倾注我们全部的同情、热忱与爱戴,要对我们的敌人表示无比的仇恨、轻蔑与愤慨。”(1921年3月4日喀琅施塔得水兵革命委员会给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的命令),
“三天前,喀琅施塔得像四年前推翻沙皇和沙皇将军政权那样推翻了令人憎恶的共产党政权。三天前,喀琅施塔得公民摆脱了一D专政而过上了轻松日子。……侮弄无辜的家属不会为共产党员同志赢得新的桂冠,而且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靠这种手段来维持被喀琅施塔得工人、水兵和红军战士从他们手中夺走的政权。”(1921年3月5日喀琅施塔得《临时革命委员会通报》)
“我们在喀琅施塔得的人都非常清楚,你们以及你们忍饥挨饿的妻子儿女在共产党专政的压迫下备受煎熬。我们推翻了这里的共产党苏维埃,临时革命委员会近日内就要着手新苏维埃的选举,……我们和彼得格勒的无产者正越过共产党从革命的喀琅施塔得向你们伸出兄弟般的援助之手。……自由选举的苏维埃政权万岁!”(1921年3月6日14:30《喀琅施塔得临时革命委员会告工人、红军战士和水兵书》)
以上分别见《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P137-138、P143-144、P144-145。从上述资料可以清楚无误地看到,“苏维埃自由选举”的政治口号与“推翻共产党专政”联系在一起,并非是“反革命敌人”的捏造)


从1921年塔琅施塔得事件的各种资料来看,水兵们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荣光,他们提出的各项要求基本都是之前布党革命时所倡议的理念,比如塞瓦斯托波尔两战列舰的水兵提出的工农、无政府主义者、左翼社会主义政党都应享有言论和出版自由等(1917年十月起义后的苏维埃政府的政策是“限制出版自由”,在11月17日苏维埃中央执委会上这个问题还引发了激烈的争议和党的公开分裂,参见《震撼世界的十日》第11章)。列宁也说过类似的话:“把一切愿意而且能够为改善全体劳动人民的生活而共同斗争的人的代表,把一切只要起码在政治上是正直的人的代表,把一切人(只要不是黑帮分子)的代表,都包括进来。”

塔琅施塔得起义的前奏——彼得格勒工人示威,号召要求言论、集会、出版自由及苏维埃自由选举。但是难道革命中心彼得格勒的工人阶级已经沦为反革命的工具了吗?工人阶级的最后呼声竞被布党无情说成落后分子、反对革命而无情镇压,好像彼得格勒的无产阶级既没有经历过革命的锤炼又没有忍受过内战的苦难似的,就是无产阶级中受到锻炼最少、教育水平低下的最底层分子也多多少少吸取了些无产阶级革命大潮的精华,而不是败坏的一无是处。

水兵也是如此,托洛茨基后来污蔑他们是最坏分子,但资料显示,构成塔琅施塔得水兵大致结构的波罗的海舰队在1921年1月有76%的人员是1918年以前入伍的,而提出民主要求的两战列舰的水兵有93%是1917年前入伍的,革命的荣光是与反革命搏斗阵阵仍存留下来的精华,诚然肯定有农民思想仍混入其中,但经历过革命大浪和内战搏斗的水兵却依然持有革命留下的民主精髓。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农民的抢夺和对工人的压制无疑激发了水兵们的民主斗志,这是布党没有预料到的。

从整个起义过程来看,起义的代表机关临时革命委员会起到了领导作用,在这一时期水兵并没有理会反革命的号召,既没有与反革命势力进行联系也没有进行间谍活动(如前所说,水兵们与社革党和孟什维克有联系,他们在当时已经开始了反对政权的鼓动),逮捕了一些CPD员但并没有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或者直接枪毙,拒绝了社革党的军事援助,要塞内经过宣传,要求改选苏维埃,将劳动者的真正代表选入政府,使之成为积极有干劲的民主机构,并且由于临时革委会的努力,要塞中秩序良好,曾来要塞中的孟什维克领袖唐恩讲到要塞中的民主气氛十分融洽,任何人都乐意执行交给自己的任务,任何人都乐意互相交换观点,连CPD员也不例外。虽然无政府主义者在要塞中起到了领导和关键作用,但革命的民主精神和追求社会主义的决心仍没有改变,这时的无政府主义者反而像革命民主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般,反对官僚独裁强加给人们的统治。

无产阶级专政的精髓在于无产阶级对国家机关进行改造,并且进行工人自治,而并不是由一党代替无产阶级做出决定进行专政。但是当时的布党确实过度紧张,将要塞水兵反对CP、要求进行苏维埃改选看成是对自己的莫大威胁,宣布水兵起义是反革命事件并且说他们是新白卫军。如果说法国大革命期间雅各宾派对吉伦特派的镇压是因为吉伦特派串通反革命势力到处进行颠覆活动,但塔琅施塔得起义完全不是这样,水兵们既没有与反革命势力联系,也拒绝了社革党与孟什维克的建议,转而进行完全被动的自我防御,他们没有对苏维埃进行进攻,只是通过宣传(并不只是宣传,而是3月1日一开始就逮捕了要塞的苏维埃和布党领导人,并公开通报已推翻了要塞的共产D政权,并号召全体红军战士战斗到底!)想把一D专政的不归路调转方向变成劳动者自己解放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不是反革命反而是对革命民主的促进

但布党包办思维的僵化,纠缠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之中,在进行新经济政策的同时没有辩证地注意到政治上该实行民主的政策(这个话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才认为是正确的:在进行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扶持工人阶级的同时,应该同时逐步使得工人管理生产。而不是指应该自由选举苏维埃、让其他仇视布尔什维克的党派自由活动的“民主政治”)谁是反革命及党该在革命低潮进行专政的包办替代主义的思想困扰着优秀的革命家进行反思没有看清现实环境的真实状况,最终导致了塔琅施塔得的镇压,列托充当了对革命民主水兵的刽子手,扼杀了民主左翼生存的环境,这是1921年黑暗岁月的最大悲剧之一,和党禁一起,直接促成了斯大林官僚专政的最终形成

另外关于塔琅施塔得起义说一句,有人肯定要说没有CP领导的工人革命是不会取得最后胜利的。波兰团结工会不就是一例嘛,更不要说塔琅施塔得起义了,脱离CP简直是天方夜谭。我要说的是,首先革命先锋队必须建立在无产阶级自发运动的基础之上(这段话与喀琅施塔得事件论述无关,另外正如作者后面所说,喀琅施塔得起义是有政党领导的,并非完全是自发运动),其次革命先锋队力量必须要善于把握群众运动的方向,及时认识到无产阶级之需要。事实证明,CP会犯很多错误,有时错误还会很严重,布哈林说过,革命先锋队的党只不过是“一个各种集团、派别和‘倾向’通过协商形成的联盟”,说明党并不是铁板一块的,虽然宗派主义对革命事业总是有害的,但某些时候党并不代表正确意见之时而由某个派别反映出正确的群众需要,就可以由此派别暂时领导运动,做出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举动
(这样的观点,似乎是合理的。资本国家的多党制不就是这样吗?但是在阶级基础薄弱、缺乏活力时,要做到这一点恐怕几乎不可能。所以关键在阶级活力……)

塔琅施塔得起义正是这样,只不过革命的先锋换成了无政府主义者们,那时他们把握了无产阶级水兵的需要,从而进行了一次有益的民主尝试。这里再说一下波兰革命,团结工会之前并不是由崇尚市场的瓦文萨领导的,在81年底戒严之前也是由左翼主导工人自治,但由于左翼势力的软弱与妥协,最终为团结工会的转变创造了条件。

对于无产阶级与革命先锋队的辩证关系,我想再引述下曼德尔的论述:“劳动群众的解放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没有上帝、没有凯撒也没有一个永不犯错的中央委员会、主席或总书记能够代替工人阶级所做的集体的努力。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尝试着同时建立先锋组织(党)和群众自我组织(工会、工人委员会,工人苏维埃等)的原因。你必须通过说服的方式而不能欺骗工人或“诱使”他们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你必须帮助工人阶级能共同地并实实在在地理解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这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组织与群众自我组织之间的辩证关系。”


布党党禁

1921年3月8日正是布党进攻塔琅施塔得的日子,也是布党召开十届代表大会的日子。虽然,会议宣布了战时共产主义的破产,进行了新经济政策的改革,但在政治上列宁和他的党又犯下了一个几乎决定历史未来的致命错误:“解散一切不论何种政纲的集团……禁止一切派别的活动。”虽然之前布党就压制新闻自由,但是还是在党外党内允许进行派别活动的(孟什维克和社革党在不支持反革命的情况下依然活动自如)。但是此令一出,民主气氛也就此终结了。

内战中布党实行的强制措施只是一时的权益之计,为了战胜反革命由此造成的各种困难还是可以忍受的。但是内战结束后,实行新经济政策正好可以激活工人阶级和农民参与政治活动的积极性,正如资料显示的那样,新经济政策实行后,工资收入者的数目很快超过了1916年的水平,文化生活繁荣起来,工人阶级进行自我民主管理的物质条件已经创造出来。可是由于党禁及列托等布党中坚仍认为无法激活无产阶级极其反革命的危险仍在活动,D=阶级进行的一D专政的现实仍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改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某P再进行资本主义复辟后仍在用这样的“列宁主义”式方法哄骗世人)。

我们再来看下当时的现实情况,俄国经济正在好转,反革命除地下活动的少数分子外基本已肃清,城乡资产阶级的因素虽然存在,但是和社会主义力量相比,处在弱势状态。而所谓的反革命政党,即原先的左翼政党无力也不想在政权方面和布党作对。笔者从拿到一本《俄国革命中孟什维克》的原始资料中可以看出,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国际派主流除了仍对布党的某些政策作出批判外,已转向支持新的社会主义政权,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都反对反革命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如要更好地和反革命做斗争,光靠布党的红色恐怖往往是不够的,必须依靠无产阶级的积极性,而实施新经济政策后正是激活工人阶级的最佳时机,而由于党禁等各种原因,越发造成民众对政治的冷漠,促进了官僚专政一D独裁的正式形成。

卢森堡在其最后的《俄国革命》中写道:“随着在全国对政治生活的压制,苏维埃的生活必然同样会变得越来越残缺不全。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新闻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每一个公共机关都会失去生机,徒有生命的外表,其中只有官僚是积极的要素。”列托当时对普选毫无信心,害怕小资产阶级将普选制度(此处应是苏维埃政权?)埋葬。而其没有信心的表现正是因为布党禁止党派活动,进行一D的包办替代主义,而最好的办法,在经济情况已然允许条件之下,实施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即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和自治管理(当然列宁在最后时刻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已经无能为力),以无产阶级普选战略对资产阶级选举,这样才能达到无产阶级民主的高级状态。可是布党的自我紧张完全丧失了实现民主的时机。党禁不仅毁灭了民主从党外表述的途径,也掐断了布党本身的民主空气。

当时布党中有不少工人反对派分子被党称为工团主义者,但是他们提出的建议一定程度符合现实情况的发展。当21年底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时,列宁申辩说无产者并不身处工厂时,工人反对派的代表人物施略普尼柯夫这样反击道:“恭喜你们,你们是代表不存在阶级的先锋队。”虽然党内还是对工人反对派的问题进行了讨论,鉴于党的纪律,工人反对派最后还是被压制了。

维克多·谢尔盖在其《俄国革命第一年》中,敏锐地注意到这一趋势:“随着代表不同社会利益的政党之间的各种不同思想的政治辩论的消失,由共产党人控制的苏维埃机构,从地方苏维埃到VTsIk和人民委员会,便像在真空中运行:既然所有决策都取决于党,那么苏维埃所能做的只是加盖官方橡皮图章。”托洛茨基后来反省:“对反对党的禁绝造成对党内派别的禁绝。对党内派别的禁绝最终禁绝了与自诩一贯正确的领导不同的思想。以警察方式制造的一党专制导致官僚特权,而这是一切淫奢和腐败的根源。”季诺维也夫说道:“……我们是唯一合法存在的党,……可以说,我们垄断了一切。……宗法制同我们党是格格不入的……”一切都成了老近卫军主导的包办替代主义专政了。即使后来列宁在病重时仍提出很多富有建设意义的民主意见,但无奈官僚专政在党禁之后已然在布党的各个机关中蔓延开来,就是耶稣重生也拯救不了独裁的趋势,更不好说列宁本人了。1918年包办替代权宜之计的潘多拉魔盒一开,一旦不能及时制止,而是任其发展必将是走向灭亡,只不过苏联的官僚专政在苟延残喘中又多活了70年。

不仅当时经历党禁的布党领袖做出了深刻的反思,后来很多持革命民主理念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大多这样反思。波兰前著名CP党员,卓越的传记作家多伊彻在《先知三部曲》中写道:

“现在,布尔什维克终于把所有其他政党镇压下去,并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独裁。他们很清楚,倘若他们允许自己的反对派自由发表意见并诉诸苏维埃选民,那就会使自己和革命冒极大的风险。一支有组织的反对派能够轻而易举地把混乱和不满转变为对自己有利的局面,因为布尔什维克无法调动工人阶级的力量。他们是决不肯让自己和革命冒这种风险的。由于党以自己的名义代替了无产阶级,因此党同时也用自己的专政代替了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不再是工人阶级的统治了,成为苏维埃有机成分的工人阶级已经把权力委托给布尔什维克,尽管在宪法上他们仍有权罢免布尔什维克或者把他们从政府机关里召回。无产阶级专政现已变成了布尔什维克独占统治的同义语了。无产阶级不能“召回”或罢免布尔什维克,如同不能‘召回’或罢免它自身一样。”

“布尔什维克摧毁了多党制,却对其后果一无所知。在他们的想象中,没有多党制,他们也仍然一如既往是一个纪律严明但又自由的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者同盟。他们想当然地以为,通过例行的意见交流和理论上与政治上的相互争论,党的集体意志定能不断地形成。他们不懂得当他们禁绝党外的一切争论时就不可能保持党内的生动活泼局面;他们也不懂得,当他们任意废弃全社会的民主权利时就不能单独为他们自己保留民主权利。
  
一党制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名词。一党本身已不再是普遍意义上的党了。它的党内生活必然凋残枯萎、停顿熄灭。布尔什维克的基本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如今只剩下集中了。党保留下来的只是它的纪律而不是它的民主自由。不可能有另外的选择。如果布尔什维克现在可以自由展开争论,如果他们的领袖可以公开阐明分歧,如果基层组织都可以批判其领袖及其政策,那么,他们就会为那些不肯放弃争论和批评的非布尔什维克带了一个头。如果一个执政党允许它的党员结成派系和小集团并在党内形成特殊观点,又怎能禁止党外人士去成立他们自己的组织并制订他们自己的政纲呢?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只让1/10的人有发言权而让9/10的人缄口无言。

列宁的党既然把沉默加到了非布尔什维克俄国的头上,到头来也就把沉默加到了自己的头上。党不可能轻易屈从于这种沉默。那些从不盲从权威、惯于怀疑公认真理并且以批判的眼光去审查自己的党的革命者,是绝不可能在转眼之间就毫无异议地、服服帖帖地向权威俯首就范的。即使表示服从,他们仍然继续提出质疑。1921年第十次代表大会宣布禁止党内派别活动之后,布尔什维克党内仍然传来了争论的声音。思想相同的布尔什维克建立了联盟,提出政纲,发表论文,对其领袖进行严厉的抨击,同时还威胁着要挖掉一党制的根基。在镇压了它所有的敌人和对手之后,布尔什维克现在除了不断地自我镇压之外是不能继续存在下去的。”

第四国际领导人、革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曼德尔在《权力与货币》中谈到:“没有哪一个政党、哪一个领导集团或哪一个人是不犯错误的。一个先锋队党——如果真是这样的一个党的话——的唯一优点在于,始终依靠内部民主或公开民主,较少犯错误,纠正错误时更容易、更迅速。不迷信“领导”、思想具有批判性、能独立判断各种政策和政治纷争,是成为一个‘出色的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主要条件。党内形成派别的权利和公开争论的自由是多党制的必然结果。”

中国优秀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王凡西在回忆录中回忆那段不堪回首的记忆时说:“党内禁止一切派别存在。换言之,那便是‘党内无派,党外无党’。可是事实上,将成百成千,或数万、数十万乃至数百万的人组织在一个团体之内,要想没有不同意见发生是不可能的,有了不同意见,要想没有相互对立的派别也是不可能的。”

总之,布党在内战结束后的比较宽松的环境中加强了专制的政策无疑是一大悲剧,更为官僚专政提供了直接的依据,促成了斯大林独裁的最终形成。虽然列宁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写了不少批判官僚制的文章,并且极力推动工人进入中央委员会之中工作。他还不断强调允许孟派和社革党回到政权中来,并反复谈及孟什维克及其合法化。但是一切已经晚矣。列宁重病缠身早已在事实上脱离了政权工作,而托洛茨基后来的抗争也是鸡蛋碰石头之举,因为官僚专政已经在俄国开出了罪恶之花。正如他们所言工人阶级早已冷漠,拿什么与官僚独裁对抗?

(内战结束后不但不是“比较宽松”,而且应该说1920年后期的农民运动和1921年2月的工潮及喀琅施塔得兵变,构成了1917年以来最严重的执政危机。1918-20的主要矛盾还是工人政权和武装干涉者的矛盾,而内战终结后,矛盾开始凸显为恐怕只有数十万群众基础的工人政权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和上千万农民越来越大的矛盾。另外,1921年1、2月每个月的红军逃兵就多达3万多人,参见《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P25-26。
后来只有1928年的危机比1921年初更严重,原因相似:都在于工人政权与上千万农民之间的矛盾;区别是1921年2/3农民是贫农,1928年2/3农民是富农)


列托最大的黑暗时期不是在内战之中,正是在于1920-21年的黑暗时期,假如在1921年布党开放民主,不犯如此严重错误,那么历史是否能重新再来呢?历史问题总是值得人们来反思的,历史过程虽不容世人假设,但是它为我们提供的经验与教训让人受益良多。正如凡西老人所指出:“今天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不该停止在宣扬专政对于革命的重要上,而且应该走向前去,指出革命专政民主化的重要,使它只能为善不能为害的重要。


PS:1无产阶级专政的真正内核是无产阶级自我的民主管理,进行自治。当然需要社会主义先锋队对无产阶级进行广泛的阶级教育,使无产阶级能够明辨真伪善恶,与资本主义进行完全决裂。社会必须为他们提供各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教育机会,使得他们自我选择。并且在工厂自治的计划核算中学会如何管理企业和生产。
2革命派别与宗派主义不是一回事,但宗派主义的消除过程是漫长的,是和广大群众、群众自我组织和革命先锋组织的辩证过程密切相关的。
3托洛茨基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并非艺术的方法,艺术不是党随意指挥的领域。艺术不完全为政治而服务,完全为政治服务的艺术是独裁的艺术。虽然艺术和文学的创造中有许许多多的流派,并且有反革命及颓废的代表,但他们不是直接作用于反革命的暴力手段,不能直接对其进行人身肉体的消灭。
4列宁主义最初是季诺维也夫等三驾马车为对抗托洛茨基而发明出来的,至今被人接受下来。
5 党能领导阶级,但无法领导整个历史进程。在多党制的社会主义进程中,党只提供政治领导和为政权提供政策服务,决不能代替群众自治组织做出具体决定及包办其内部的民主自治。如发现错误,可向群众宣传教育,及时纠正,而不是以强暴的措施强加给人民。

参考书目
赵京《鲜为人知的俄国革命》
沈志华等《苏联历史档案汇编》
曼德尔《权力与货币》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
阿谢尔《俄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
科恩《布哈林和布尔什维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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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篇近万字的文章其实是我六年前一篇名为“贫困的工人民主与严酷的阶级斗争——也谈1921年苏俄喀琅施塔得兵变”的长文的未完稿,但这篇未完稿的最后两个计划中的小节内容,其实已在我2014年初给kevin的信件里以简明扼要的方式说清楚了(这两小节的标题分别为“关于喀琅施塔得兵变:k文的若干问题”和“假如不镇压喀琅施塔得兵变……”),所以我就不打算再续写这篇文章了,公开发表时把最后两小节删掉,按此文已写成内容重定了标题。

不过,对于喀琅施塔得事件我可能本来还想从“贫困的工人民主”角度加以论述(未完稿的原写作计划里记录了我的一句感想:“喀琅施塔得兵变本身就是‘贫困的工人民主’的反映,其中极为残酷的血腥斗争的确也非常引人深思。”),但这方面在已写成的部分里没有说太多。我会在《反思十月革命教训的引子:1921年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为何发生与如何平息》中略加补充,填补这个缺憾。

文中的粗体标记是我今天加上的。六年前写的内容都没有改动。

(秋火,2017-11-14。
这段话也写在《反思十月革命教训的引子:1921年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为何发生与如何平息》里)


也谈1921年苏俄喀琅施塔得兵变的基本性质

秋火
写于2011-7-19
2017-11-14首次发表

本文缘由:今年3月9日kevin同志把他反思探讨喀琅施塔得的文章及讨论意见发给我,让我提些意见。但当时我碰到了些麻烦事未能立即回应,而后也一再推延至今。推延主要因为个人事务,其实也部分因为这件事牵涉资料庞大,且关乎流血冲突,真假难辨,问题棘手。可是这件事从历史上看,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它的结论直接关系列托为代表的工人政权的根本性质与合法性等问题。本文字将结合kevin文章进行回应,同时也是一篇相对独立的喀琅施塔得事件评论。


今年(2011年)3月10日kevin同志在网上公布其文《1921年的黑暗岁月——喀琅施塔得的悲剧与党禁(按:此为完整版,可能要翻墙),不久又发了些讨论意见(基本是革马调子,却也得到了安那琪分子的支持)。1921年3月1日-18日喀琅施塔得兵变中,众多士兵和工人成立“临时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临革委)和要求“没有布党的苏维埃”、要求各党派政治自由等口号要求,在当时具有强烈的自发运动性质,也引起了全国其他的一些红军和工人、众多流亡海外的左翼反对党派的同情与支持,但苏俄布尔什维克政权内部团结一致平定兵变(列、托坚决主张迅速镇丫,连当时激烈控诉中央官僚化的“工人反对派”也完全拥护布党政权的整体立场)。此后苏联境内再也没发生过如此激烈的反ZF事件。但争议从未停止过,论战性的小册子、回忆录和文章不断在海外出版。1930年代中期国际无政府主义者、孟派和社革党残余势力、乃至资产阶级分子还联合就喀琅施塔得兵变指控“双手沾满水兵鲜血的托洛茨基”,当时流亡海外的老托公开回应这些指控,继续为1921年布党政权的镇丫行动辩护。直到1990年代初以后俄中学界对喀琅施塔得兵变的史论大有改变,特别是1994年1月10日俄总统叶利钦下令为喀琅施塔得兵变参加者恢复名誉,并修建纪念碑,大量相关档案文件随之解密。

kevin文章(以下简称k文)把镇丫喀琅施塔得兵变指斥为悲剧,把这一镇丫看做是完全的错误,完全驳斥了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基本结论。我认为理由不足。为说明这一问题,我想先有必要说一下应该凭哪些方面、如何判断兵变的基本性质。



1921年喀琅施塔得兵变的基本性质



简要说一下,喀琅施塔得是俄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海上战略要塞,在1917年俄国革命和后来几年内战中发挥了重大的先锋骨干作用。喀琅施塔得位于俄国两个首都之一彼得堡西边的海域、通向芬兰湾的狭长出口的一个岛上(世界地图的北欧诸国地图上可以看见一个小点),自18世纪初彼得大帝就在岛上建造军事要塞和防卫工事,守住了这个海上要塞,就等于守住了俄国最重要的工业重镇、首都之一彼得堡(另一个首都是内陆的莫斯科)。1917年俄国革命中,喀琅施塔得水兵与彼得堡工人的名字并肩相连成为革命的象征,十月革命军事领袖托洛茨基把喀琅施塔得水兵誉为“俄国革命的荣光与骄傲”。1918-20年大批革命水兵与革命工人奔赴前线,成为内战的红军先锋骨干力量,流血牺牲捍卫着苏俄工人政权。1921年3月却发生了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喀琅施塔得兵变,应该怎么去看呢?我认为应该结合当时的背景、起因和事件本身的几个方面去看待兵变的基本性质。

第一,首先看兵变的要求内容和口号、政治方式。k文认为兵变要求各党派自由和苏维埃自由选举,皆是合理正当,这自然不错。但是这个事件最致命的地方在于它提出把共铲党清出苏维埃政权,并且提出者是一群拥有武装的有组织力量。的确,k文说兵变并没有勾结其他反GM党派、也拒绝了反GM党派的提议,但是k文说“当时布党过于紧张”时似乎忘了这些起事者是有武装并且有组织的军队,而不是手无寸铁的左翼知识分子。

另外,喀琅施塔得兵变有两个可能致命的隐含因素。其一:它要求各党派自由化,同时还隐含着重新祭出立宪会议的口号。无论起事水兵暂时是如何拒绝了联合其他党派的提议,立宪会议都能够成为一切反十月革命的党派的旗帜。1921年4月5日肃反特派员报告提到:喀琅施塔得水兵代表团2月25日到彼得格勒调查罢工时,曾以立宪会议的口号感染了部分工人,而2月罢工中有部分工人提出过要求召开立宪会议的口号。肃反特派员报告承认,水兵没有公开提出立宪会议的口号,但有迹象表明临革委中部分委员内心隐藏着对立宪会议的希望。政党自由、言论和出版自由等都是立宪会议的经典应有之义,但立宪会议的意义在当时并不止于如此,这个问题要说清楚需要点篇幅,我留到下节讲。

其二:据列宁十大发言,兵变者还与自由贸易的要求有关:“我们应当密切注意这种提出贸易自由口号的小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贸易自由即使开始时并不像喀琅施塔得暴动那样同白卫分子有十分紧密的联系,但是它还是必然会导致白卫分子的卷土重来,导致资本的胜利、资本的完全复辟。”(《列全》41卷P20)在当时强大资本主义包围的积贫积弱的苏俄,贸易垄断有关系工人政权生死存亡的关键意义。1921年2月的彼得堡停厂和工人罢工事件直接有关贸易垄断政策——2月9日彼得格勒开始的多厂罢工、联合罢工的主要诉求是要求自由贸易、提高粮食定量及要求自由转厂。兵变起事者基本上是在上岸后调查了罢工事件后复述彼得格勒罢工工人要求,两者之间存在有机联系。

第二,兵变参与者的阶级性质与阶级斗争的倾向性。k文根据赵京提供的资料说:“水兵也是如此,托洛茨基后来污蔑他们是最坏分子,但资料显示,构成喀琅施塔得水兵大致结构的波罗的海舰队在1921年1月有76%的人员是1918年以前入伍的,而提出民主要求的两战列舰的水兵有93%是1917年前入伍的,革命的荣光是与反革命搏斗阵阵仍存留下来的精华,诚然肯定有农民思想仍混入其中,但经历过革命大浪和内战搏斗的水兵却依然持有革命留下的民主精髓”。我不想去考证这资料的真假——也许这还不是关键问题——关键在于,从阶级成分和阶级斗争倾向看,喀琅施塔得水兵是怎样的?我想这是kevin欠缺考虑的。

托洛茨基的说法更符合革命阶级斗争的事实和逻辑。托洛茨基说,1917年喀琅施塔得水兵由三部分构成:革命者(主要是机械士,炮手与电气匠,即主要为城市工人),中间派(主要是农民出身),反动派(富农、商店老板和教士的儿子)。沙皇时代的军官团靠小军官和士兵中的反动成分,将广大中间阶层屈服于自己恩威下,孤立少数革命无产者,才能维持秩序。1905年革命中“波将金号”战舰起义,是以无产者与小资反动极端派之间争夺人数较多的中间农民阶层为基础的。十月革命后,资产阶级的角色替换为富农(小资上层)和“社会主义知识界”,以及后来的“红色官僚”,具体事实变了,结构和公式未变。老托提到一个事实非常有趣:直到十月起义,布党在喀琅施塔得兵代会仍不到半数。构成多数的是社革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社革党的基础是要塞中的革命农民,无政府主义者的多数是城市小资产阶级。从托氏分析可以看出,革命经历并不是一道质检工序,可以使所有经过革命的人群都能合格;革命过程本身就是两大对抗阶级争夺中间阶层的过程,而革命的胜利并不代表阶级结构发生了改变、统一合成为革命民主的基础了。

上述阶级结构在1917以后几年发生了变化,关键原因是1918-20年内战与战争后期及战后的饥荒和贫困。前面说过,1918-20年大批革命水兵与革命工人奔赴前线,成为内战的红军先锋骨干。正因如此,喀琅施塔得水兵的革命无产阶级成分大大减少。老托不无深情地写道,“早在十月起义的日子里,克朗斯达脱水兵组成的队伍就已被派出去援助莫斯科。后来,又有队伍派到顿河,乌克兰去,去征收面包并组织地方政权。在最初,克朗斯达脱仿佛是一取之不竭的革命力量的泉源。从各条战线的前方,我曾经打回数十通电报来要求从彼得堡工人与波罗的海水兵中调动新的‘可靠的’队伍。”(我决定只引王凡西译本,因为我受不了李星译本里太多中国特色语言。)但喀琅施塔得水兵毕竟不是取之不竭的。大概在1918年晚些时候,前线已出现对来自塔琅施塔得的新派遣队素质的抱怨情绪。1918年冬苏俄红军消灭尤金尼奇后,“波罗的海舰队与喀琅施塔得要塞卫戍军中,一切革命力量都已经被调走了”。剩下到1921年初的喀琅施塔得水兵,“他们不适于派遣到内战任何一条前线上去的,此时他们的政治水平,一般说,却是大大低于红军的平均水平了”。

托洛茨基提到一个事:内战末期普遍饥荒时,要塞里仍保有大量生活必需品,“党的政治局曾经不止一次地讨论过:是否可以从喀琅施塔得那里借一笔‘内债’,因为在那里存得有不少旧时粮食”。喀琅施塔得有大量旧时粮食这有相当的可信度,因为喀琅施塔得在200多年历史中一直是沙俄最重要的军事要塞之一,长期实行高筑墙广积粮的坚壁固守战略。“不过彼得格拉的工人代表们回答道:‘要他们好心地拿出点东西来是办不到的。他们拿布料,煤块和面包来投械。现在,在喀琅施塔得,一切渣滓都抬起头来了。’”这些话与k文及其引据的众多材料里所显示的兵变情景有明显矛盾,我无法确定谁的说法是假的。也许这两种情况都是有的,就是说兵变里既有众多不良分子,也有许多真正的前革命者(或许也包括数百到上千名退党的俄共布党员的一部分)。

所以,我无法确定兵变参加者的不良分子和可能的真正革命者之间的比例、以及他们的关系如何。但至少我认为k文是欠缺考虑的,k文认为兵变参加者基本都是好的,k文这样说似乎与事实不符(托认为喀琅施塔得并不总是革命者,其中有复杂的社会构成,这样的看法似乎更符合现实)。但现在没有更进一步说明两种对立看法(认为兵变参加者基本都是好的&.认为兵变参加者基本都是坏分子)哪个是完全虚假的,认为好坏分子兼有的观点暂时更妥当些根据现有资料仅从参与者情况来看,情况有可能是一些真正的革命者认为苏俄已腐化,要实行第三次革命,起义中不免带上了许多落后分子;也有可能是坏分子的叛乱,席卷了一部分前革命者。

第三,兵变在1921年时阶级斗争中的位置。
1921年初内战已结束,资产阶级阵营与无产阶级政权对抗的格局已完全形成,在两大阶级历史对抗的局面中,任何中间独立的位置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即使出现一个企图独立于两大阶级之间的政治力量(甚至不管它是一群小资产阶级还是一群农民乃至一群工人),它也只能撑上一时,要不了多久它也会倒向其中一边。要考察兵变的基本性质,它在当时当地阶级斗争中的位置和前途,甚至比它参与者的阶级成分和倾向更为重要。当时的资料显示,临革委虽然拒绝了白俄侨民、右翼社革党和美国资产阶级红十字会的援助,但是要塞里的粮食和燃料都撑不到4月份。水兵们要选择继续对抗布党政权,就必然要求助于国外资产阶级政权与反GM势力。

其实,当时俄国革命的核心领导层都看到了喀琅施塔得事件一开始并没有反苏维埃政权的性质,变动其实并不大,但他们认为最严重的是这类事件不管本身性质如何,在两大阶级历史对抗的大局之下,它都会成为走向反GM的垫脚石、跳板和桥梁。在俄国革命史上其实也不止一次出现这样的事件,这并不是“内战思维”的延续,而是阶级斗争的必然逻辑使然。请看列宁在1921年3月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工作报告》中发言:

“在喀琅施塔得事件发生以前两个星期,巴黎的报纸就已经发表了喀琅施塔得发生暴动的消息。【按:此注13:1942年2月14日《巴黎回声报》发表的文章《波罗的海舰队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暴动》、1921年2月14日《晨报》刊登的电讯《莫斯科采取措施对付喀琅施塔得暴动者》和1921年2月15日《共同事业报》刊登的电讯《喀琅施塔得暴动在彼得格勒的反响》。这些明显伪造的报道可以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到关于这个事件有那么多反苏维埃政权的谎言!】十分明显,这里有社会革命党人和国外白卫分子在活动,而归根到底这个运动是小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和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自发势力造成的(按:“这里”应指巴黎的报道,“这个运动”指喀琅施塔得事件,应相对区分开)。这是一种新的情况。……在我国,无产阶级占少数,农民已经破产,此外,我们的军队复员提供了数量惊人的暴乱分子。尽管起初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和工人所提出的——怎么说好呢——政权变动是很小的,或者说是不大的,他们只是想在贸易自由问题上改变一下布尔什维克的主张,看来变动并不大,口号好象还是‘苏维埃政权’,而只是稍作改变,或者稍作修正,实际上非党分子却做了白卫分子的垫脚石、跳板和桥梁。这在政治上是必然的。在俄国革命中,我们见过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分子,同他们斗争了几十年。从1917年2月起,在大革命时期,我们就看到过这些小资产阶级分子在怎样活动,我们还看到小资产阶级的政党都试图声明他们的纲领同布尔什维克的差别很小,只是实现的方法不同而已。我们不仅从十月革命的经验里了解到这一点,而且也从前俄罗斯帝国版图内各个边疆地区、各个地方的经验里了解到这一点,那里的苏维埃政权曾经被其他政权的代表取代过。大家都还记得萨马拉民主委员会吧!他们全都以平等、自由和立宪会议的口号相号召,结果却不止一次地成了向白卫政权过渡的跳板和桥梁。

萨马拉民主委员会,此注14:指立宪会议委员会。是社会革命党人组织的反GM政府,1918年6月8日在捷克斯洛伐克军占领的萨马拉成立。委员会自封为立宪会议召开前的“临时政权”,它最初由5名社会革命党立宪会议代表组成,弗·卡·沃尔斯基为主席;以后不断扩充,到9月底增至96名。立宪会议委员会宣布“恢复民主自由”,建立所谓的工人代表苏维埃,成立“国民军”,同时废除苏维埃政权法令,将已经收归国有的企业归还原主,并在实际上让地主夺取已归农民的土地。1918年6-8月,立宪会议委员会的统治曾扩大到萨马拉、辛比尔斯克、喀山、乌法各省和萨拉托夫省的部分地区。9月,“国民军”在红军打击下节节败退,放弃了大部分地盘。1918年9月乌法执政府(即所谓“全俄临时政府”)成立后,立宪会议委员会改名为“立宪会议代表大会”,它的行政机关“部长会议”则成为乌法地区政府。11月18日,高尔察克发动政变,建立了军事独裁。1918年12月,“立宪会议代表大会”和“部长会议”均被撤销。

在1921年3月15日列宁接受美国《纽约先驱报》采访时说道:“请相信,在俄国只可能有两种政府:沙皇政府或苏维埃政府。喀琅施塔得的某些疯子和叛徒却谈论什么立宪会议。但是一个神志清醒的人在俄国目前所处的不正常的状况下恐怕连想也不会想到立宪会议。现在要开立宪会议,只能开成一个被沙皇将军们牵着鼻子走的笨蛋们参加的会议。”

托洛茨基也说道:“俄国的乃至外国的一切反动派立即抓住了这个暴动。白俄侨民要求给暴动者以援助。这次暴动如果胜利,不管水兵们的头脑中是如何想法,结果总只能带来反革命的胜利。

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喀琅施塔得水兵(成分比例不明,好坏可能兼有)发动了一场带有反现行政权口号的兵变,而在客观上以及在旁观的蠢蠢欲动的反现行政权力量主观方面看,兵变都必然要转向当时资、无两大阶级对抗的一方面。在考察喀琅施塔得兵变的过程中我感到了非常沉重的感觉,因为我也倾向认为兵变参与者不乏正直的革命者,不乏怀有真诚认为革命已蜕变、希望通过第三次革命打破一D专政建立工人民主政权的愿望,兵变所出现的一些井然秩序也可能是真的。而且通过对喀琅施塔得事件第一次详细考察,我也看到兵变最开始并不是像后来所呈现的那样剑指现行政权、还连带了立宪会议口号、也不是必然与要求贸易自由没有必然联系,而只是群众集会提出了重新选举苏维埃和要求政治自由等口号。

但是我依然认为兵变既然发展出了反现行政权等性质,它就决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进步了。可以说如何判断1921年时的苏维埃政权性质也是一个关键前提;但是如何判断、如何评说是一回事,如何做出有行动意义的政治结论又是更利害的另一回事。另外我说一点并非无关的题外话:当我在四年前研究西班牙内战时发现许多即使同情革命的左翼知识分子,甚至是西班牙的革命者,他们都没有认识到当具有根本不同立场的一群人武装了起来、或者被当局缴械(即使只是依据新法令进行和平地缴械)时,都已经意味着内战的爆发或升级,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已经是刀枪对刀枪的内战,根本没想到进行武装的反抗和还击。同样,在我看到一些知识分子(包括赵京,虽然我暂时没看完他写的)对喀琅施塔得兵变的描述里,我同样感觉到这种无知和过多的人道伤感。当喀琅施塔得水兵——记住他们是一群有组织有武装的军队!——宣布“不要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时,就已经意味着无可商量的内战爆发了。这不是“内战惯性思维”,而是任何一个对阶级斗争有起码清醒看法的人的正常思维。托洛茨基很清醒地说道:“水兵们拥有大炮与战舰……因为暴动者拥有要塞中的武器,他们是只能用武器来扑灭的”。史料还揭示出,1921年3月政府军进攻要塞之前不止一次发出最后通牒,和要求立即放下武器投降。


1917年俄国革命及其后:立宪会议的性质变化

关于立宪会议,作为喀琅施塔得水兵的隐含口号,具有非常致命的意义。我们需要了解立宪会议究竟意味着什么。布尔什维克为什么先是积极争取立宪会议、而后又放弃它了?k文没说清楚,k文说“无产阶级辛辛苦苦夺来的政权凭什么拱手让给资产阶级的立宪会议”,固然不算错,但是没有说到点子上。我回头看了杜建国在其论俄国革命中的谈论——他是少数认真谈论立宪会议的国内左翼之一——可是他也没有说清楚这个问题,杜同志只是从政治合法性这个角度谈论的。主流史学和思想界对立宪会议的很多谈论似乎都没触及历史的本来实质。

简单说,立宪会议(又称“制宪会议”,在旧民国叫做“国民会议”)是为创设现代民主共和国而存在的:既从形式上确立宪法—宪政的基本政治架构,确立民主共和的权力分配关系与政治自由规则,又完成共和国必要的基本内容,包括实现民族统一、国家独立与土地分配(打破封建宗法制)等等。对于这一切,立宪会议起一个提纲挈领的政治召集作用。从17-19世纪英法革命起,历史上的立宪会议一直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工具。1917年二月革命后,“立即召集立宪会议”被作为迫切的革命问题提了出来。但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一再推延立宪会议,显示出毫无诚意解决当时最急迫的三大问题(被概括为三个词):和平,面包,土地。临时政府继续维持帝国主义战争,身受战争重负的劳动者也无法安心发展经济获得“面包”,大地主所有制也丝毫未受触动(那些前线打仗的军官多有地主背景)。二月革命中已出现的苏维埃是工人阶级与革命士兵的组织,它以劳动者工作单位和基层兵营为基础选举代表;而立宪会议是从全国选民和各党派进行选举,被选民意志决定(其中占数量多数的是农民、最有影响力及党员最多的是资产阶级主流大党),其前途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既然资产阶级一再拖延显示着自己的无力,那么更有力量的无产阶级就有必要有可能去解决本民族人民面临的上述最迫切问题,这就是191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使“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来由。

十月起义当天控制了政局后,紧接着就召开了全国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一届是在6月开的)。由二大成立了第一届苏维埃政府,同时颁布了《和平法令》、《土地法令》、工人监督企业和武装工人阶级
其中工人监督条例11月14日颁布的,同样重要的是在承认二大决议及苏维埃政权前提下欢迎各党派参与政权,以及宣言军队民主化、保证民族自决权、男女平等这些重要民主权利。应该看到布尔什维克主导的二大仍然承诺“保证按时召开立宪会议”(11月8日《告工兵农书》),这说明刚走上政权的布党仍看重立宪会议的政治召集令功能。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一系列重要决策很快相继开始兑现,俄国历史上出现破天荒的盛况:不久后俄国真的退出了欧洲战场,并立即与德国开启和谈进程;乌克兰、芬兰相继民族独立(而且都还是资产阶级政府),西伯利亚和高加索也纷纷出现“独立”政府;特别重要的是苏维埃工人政权不仅仅是坐在首都颁布个“土地法令”了事,而是紧接着又绕过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直接召集全国农民代表大会,迅速配套了详细可操作的《乡土地委员会工作条例》,与此同时工人政权派出成千上万的特派员深入基层农村开会、传达中央新政策、细致研究土地问题、立即进行重新分配土地的改革!11月23-27日工人政权破天荒大胆召集的全俄农民代表大会中,占社会革命党多数的该党左翼批判地支持布党政权(他们也加入到政府中),标志着多数农民转向苏维埃政权。如果我们看这次大会中左翼社革党代表卡钦斯基的发言,就能明白苏维埃政权与立宪会议的关系,特别是在土地问题上所呈现的重大关系。

卡钦斯基这样说道:“第二届全俄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土地法令》,基本上是和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的议决一致的。那末,为什么新政府又不遵行农民代表大会所拟定的策略呢?(按:卡氏是指有组织和平分配土地的策略,他在大会上严重谴责了布党‘号召农民武力夺取土地’和‘用革命群众运动方式夺取土地’的激进策略。)其原因就在于人民委员会(按:即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想把土地问题赶快解决掉,以使立宪会议无事可做。……那些土地委员会并不打算用立法手续来解决土地问题,因为只有立宪会议才具有这种立法权。……然而,到底立宪会议是否愿意执行俄国农民的意志呢?我们对于这一点还没有把握。……我们有把握的只是:目前农民的革命决心已经被激起来了,立宪会议将不得不按照农民所希望的那样去解决土地问题。……立宪会议决不敢违背人民的意志。

卡钦斯基一语道破天机:立宪会议的核心重点内容是重新分配土地,如果苏维埃政权在立宪会议之前就解决了土地问题,那么“立宪会议将无事可做”,那么在广大农民(他们占当时全国选民绝对多数)心中,立宪会议也将没有什么重要性了。另外,卡钦斯基的话反映出,当时相当多数社革党人和许多农民仍然对立宪会议抱有希望,布党分子压根不信任立宪会议能解决问题(其实不是苏维埃政权要“赶在立宪会议之前”解决土地问题,而是临时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推延立宪会议在先,试图拖垮革命工人、还把整个国家继续拖向巨大的战祸和饥馑灾难中),但是布党分子仍看重立宪会议的威望,所以在11月8日的苏维埃二大中申明按时召开立宪会议。

立宪会议口号直到全俄农民大会召开时,仍剩有些许革命意义,仍为当时进步的革命力量所把握。在十月起义之前,“立即召开立宪会议!”——这个口号一直是革命势力团聚全国各进步力量、渴望变革的民众(特别是农民、小资和知识分子群众)的重要武器,并且一直是革命势力向临时政府(之前是向沙皇政府)进攻、逼宫的利器。但十月起义驱散了临时政府,使苏维埃掌握了全部政权,证明了资产阶级无力解决当时迫切的问题(即立宪会议本该解决的一系列核心问题),现在轮到无产阶级来解决了。而农民群众和众多知识分子仍对立宪会议抱有期望,这不难理解,也并非罪过。但是在一系列关键问题陆续得到解决和实质保证后(特别是和平停战、土地分配、民族自决、政治自由、军队民主化等),再开立宪会议就没有必要了。不但已经过时不必要,而且这个旧物还具有了反对十月革命成果的性质,成为反十月革命政党的新旗帜。1918年1月5日,革命群众驱散了立宪会议,布党政权并没有花很多心思很大精力就完全取代了立宪会议,即使是最反十月革命的政党也会承认立宪会议在当时群众中已经没有过去那样的影响力了。原因并不仅仅是“无产阶级不愿拱手让权给资产阶级的立宪会议”那么简单,而是无产阶级政权完成了本应该由资产阶级的立宪会议来做的核心重要任务(这正是革马派“不断革命论”的中心内容!)。在之后,立宪会议就可以确定地认为具有了反对十月革命的意义,并且一直被作为右翼社革党和右翼孟什维克等政治立场介于保卫二月革命、反对十月革命之间的党派的旗帜。一旦立宪会议召集起一个政权,它必将使一切资产阶级势力,包括沙皇将军白卫分子都聚集其中。

回到喀琅施塔得兵变,1921年3月,临革委曾得到维克多·切尔诺夫的关注,切尔诺夫正是1917年二月革命后的立宪会议主席,十月革命后加入“保卫立宪会议联盟”,1920年流亡海外领导社革党国外组织。切尔诺夫建议临革委允许他以立宪会议主席回到塔琅施塔得,以举起立宪会议旗帜同苏维埃政权斗争,斗争领导权可交给立宪会议。据肃反特派员报告:“(临革委主持者)佩特里琴科说,他已经给了切尔诺夫答复,感谢他的支持,但拒绝了他的提议。在革命委员会会议上瓦利克赞成接受切尔诺夫的提议,佩特里琴科和基利加斯特的态度不甚明确,但大部分与会者反对切尔诺夫的提议。革命委员会决定对切尔诺夫的提议和关于这一问题的决定加以保密”。的确,现在的资料很难确认临革委与1917年以后的“立宪会议运动”有任何明确联系,也几乎无法确认临革委为何拒绝切尔诺夫提议(不愿使斗争在政治上升级?认为立宪会议口号还未广传?不愿交权给右翼社革党?),但是,临革委有部分人赞成或同情立宪会议口号是可以肯定的,2月25日水兵上岸后在罢工工人中宣扬了立宪会议口号也应是可以肯定的(据肃反特派员报告),之前部分罢工工人喊出了立宪会议口号也是可以肯定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喀琅施塔得兵变夹在资产阶级反GM与无产阶级政权之间的历史对抗之间,如果它能够发展下去,就必然会倒向其中一方。如果它既然能够发展下去就不会倒向它所反对的苏维埃政权,而只能倒向资产阶级反GM一方。



参考资料:

1、1921年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文件集: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kronstadt1921/index.htm
2、托洛茨基谈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3篇(李星译):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kelangshitade.htm
3、《列宁全集》第41卷(收录列宁1921年3-6月文章,含俄共十大文献):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Lenin-collected-works/41.pdf
4、赵京:1921年喀琅施塔得起义的悲剧(含1921年4月5日《全俄肃反委员会特派员阿格拉诺夫关于叛乱调查结果给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的报告》全文):
http://www.blogchina.com/201012301071705.html
5、李天一的硕士论文《喀琅施塔得事件及其对俄共执政思想的影响》
http://www.docin.com/p-53579515.html
6、曼德尔《1920—1921年: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黑暗岁月》(《权力与货币》第三章第4节)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rnest-Mandel/1992bookb/marxist.org-chinese-mandel-1992-bookb3.htm#4

7、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


[ 本帖最后由 秋火 于 2017-11-15 00:3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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