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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中国工运主流改良主义领军人物潘副教授文集

中国工运主流改良主义领军人物潘副教授文集

先存着以后有闲空再读。

http://www.chengbiancun.com/2011/0819/18127.html

潘毅 陈敬慈:阶级话语的消逝
2011-08-19 13:35:18   来源:开放时代

  【内容提要】本文考察了中国阶级政治和阶级话语中的一些历史性悖论,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中国大陆新工人阶级结构性地形成时阶级话语的消逝,阶级概念被限制在小范围的学术界,并被后来流行的社会分层概念完全取代,导致当今中国不可避免的去政治化过程。中国知识分子的当代实践和他们关于社会分层与社会不平等的研究进一步扼杀了阶级话语,抵消了在快速变迁的中国社会中形成的对阶级冲突的新理解。现在对阶级分析的重现,除了一小部分之外,同样延续了去政治化的话语,消解了对中国向全球资本主义转型的可能的批评。

  导论

      本文试图解开这样一个悖论:在中国正努力将自己变为"世界工厂"的时代,我们却发现一种仿效阶级失语的趋势,其代价便是压制那些在全球化生产中遭受剥夺的打工妹或打工仔这一新阶级的兴起。我们力图探索新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所推动的"追捧全球化"霸权计划的微妙之处。
  这一悖谬的过程还体现在"阶级与革命"的历史性之中,一种源自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特殊的阶级斗争实践。对阶级斗争的谴责为全球化时代阶级话语的消逝铺平了道路,因此,我们发现了中国阶级形成的一种双重异化(如果不是创伤的话)。首先,是毛泽东时代对"阶级"和"阶级斗争"自上而下的表述;其次,是改革时代阶级话语的突然消逝。这种双重异化既是政治力量发挥作用的结果,也是社会结构制约力失灵的体现——它否定了快速变迁的中国社会中已经产生的关系。近年来有关社会分层和不平等的讨论取代了阶级话语,实际上是对"阶级斗争"概念的否定,同时也是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阶级分析终结论的呼应。韦伯式的分析看似不偏不倚,合乎逻辑,既意识到现有政治体制内在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紧张",又肯定了解决问题的改革体制。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到韦伯式的社会分层研究,这一"自然的"转变背后,是对于退回到中国式社会主义(被视为"同等贫穷、政治动荡和极权主义"的同义词)的真正恐慌。新兴的中国工人阶级,在出生的那一刻便像一个到处飘荡的幽灵,没有声音、没有身份、没有栖身之所。

  一、"阶级"的淘空

      阶级"的语言已经被悖谬地淘空,它像过去的一个亡灵,虽已死去,却盼望复活。我们困惑于这样一个奇怪而又残酷的生活经验:对于中国工人来说,阶级的生活经验非常明显,然而阶级话语却被严重地压抑。阶级话语不但被新自由主义的霸权计划所取代,并且同样遭到许多普通民众的反感和厌恶,后者不仅是新兴的城市中产阶级,有时竟包括工人阶级自身。原本有可能表述阶级认同和集体性的阶级话语,被阶级主体自身的自我谴责进一步窒息。
  这里我们观察到从毛泽东时期到后社会主义时期中国阶级的简要谱系,我们进一步对照城市工业区农民工的斗争,以理解全球化时代中国工人阶级"消解"的含义,以及自我形成中的斗争。我们认为,在对中国人口和劳动问题进行政策和制度控制方面,阶级话语缺失症(discursive dyslexia)发挥着重大作用,它不仅限制了劳动力流动、工作机会、居住地,而且阻碍了工人阶级自身的形成。
  未完成的"阶级由那些被称作为农民工的新工人主体所构成,它体现了一个在当今中国不可能完成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当阶级语言已经消逝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新的中国工人阶级正破茧欲出。
  当代中国新工人阶级的形成,受到这些话语和制度性因素的结构性约束。
  毛泽东时代"无产阶级化"过程的独特之处在于,是政治力量而非市场力量控制着整个进程。首先,毛主义对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做了重新解释,将农村的阶级斗争提高到和城市同等重要的地位。
  早在1926年,毛泽东就在他著名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提到,在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分析的目的是要区分共产主义革命的敌人和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是工业无产阶级。"然而,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为数不过二百万左右,"二百万左右的产业工人中,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个数量是在外资产业的奴役下。""尽管毛泽东对工业无产阶级的革命参与寄予厚望,但他非常清楚这个阶级规模太小。实际上,后来的革命及抗日、解放战争所依靠的主要是农民,毛泽东将他们划定为"半无产阶级",看作是无产阶级的最坚定同盟。
  然而解放之后,不是广大的农民,而是城市中的工人被称作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并因此成为新中国的主人。新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之一,就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革命而坚持阶级斗争。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初生状态不同,在毛泽东时代国家命令经济的背景之下,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只用了很短时间;相比之下,英国或其它欧洲国家的工人阶级,则是在市场经济下经历了至少半个世纪才形成。"国有和集体企业迅速建立,出于抵御西方入侵的考虑,重工业获得优先发展。国有和集体企业还被塑造成"大而全"的"单位",为新工人阶级提供就业、住房、教育和医疗等多重保障。国家无所不在,干预生产、再生产、消费等各个环节。当计划经济实现之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无产阶级化过程也随之完成。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消除阶级,而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作为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GCD,不得不先制造出一个工人阶级从而使其政治权力合法化,每个中国人都被安置一个"阶级成份".表述政治的力量是如此强大,它不费吹灰之力就制造了一个显而易见的误识,将自在阶级演绎成自为阶级。
  正如汪晖正确指出的,阶级概念在毛泽东的意识形态里体现了双重含义:一方面作为一个激进的图像,在永不停息的阶级斗争中重新激活(reactivating )一个社会主义乌托邦;另一方面作为一个阶级地位的标志,去为每一个中国人定位,结果产生了一个去政治化的过程。!"对毛泽东阶级概念的这一政治表述,导致一个"阶级认同的本质主义论述,它证明激发自下而上的政治转型是不可能的。相反,它成为最具压制性的权力逻辑,构成随后发生的派性斗争的基础。随着阶级话语单一性范围的不断扩展,'出身论'或'血统论'成为对作为中国革命核心的主观主义和能动主义世界观的否定和背叛。""因此,1949年中国解放之后,全国人民都被强加一个阶级身份,其分类根据是解放前的"阶级"背景:在农村地区是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在城市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专业人员、工人、商店售货员、小资产阶级、工商业资本家、小商人、手工业者、贫民、流浪者等等。
  1955年和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城市里的这些阶级类别很快地简化为两大阶级:干部和工人。$"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只有两大类官方的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一个阶层(知识分子),阶级和阶层的含义已经不能够清楚地界定。
  对于许多中国人,尤其是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而言,是阶级概念的"激进"一面——发展为1957年反右运动和随后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不断的阶级斗争——引发了一场名为"阶级斗争"实为派系斗争的难以想象、难以控制的混乱。
  阶级斗争的"激进"一面源于通过自我改造来践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信念,它是激进的社会转型的主观基础。阶级概念"保守"的一面则以僵化的阶级分类进一步限制阶级斗争的受害者,配合出身论和血统论的单一性话语,创造出阶级决定一切的宿命论。对"阶级"概念的双重阐释,不管是在"阶级斗争"还是在"阶级身份"意义上,都导致阶级的结构性脉落完全被剥离,换言之,自在的阶级被当作自为的阶级,阶级的实存性被否定。"阶级"在中国变成了一个幽灵,被剥离了自身的"斗争",反而把"政治"作为自己的代言人和归宿。能指和所指之间的鸿沟太大了。阶级的幽灵,没有自身的化身(embodiment ),连顾影自怜都不可能。
  当中国于1980年代初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时,毛泽东所建构的"阶级"语境在改革时期的中国被迅速击得粉碎。中国的无产阶级,先是被"政治"制造出来,然后被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工作和阶级位置填充结构性内容,现在到了要被赶走的时候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城市中产阶级和政府官员一起,转向新自由主义的现代性话语,毛泽东式的"阶级斗争"话语被永远地抛弃,中国工人阶级的特权地位亦被否定。中国阶级历史的悖谬是,正当阶级宣告消逝的时候,一支由涌进新兴工业区和开发区的农民工构成的劳动力大军正在快速形成。这些地区成为想利用中国庞大数量的廉价劳动力的全球资本的基地。因此,一个由来自中国农村的数量庞大的农民工构成的新兴的工人阶级呼之欲出。然而,这一新形成的中国工人阶级,当其作为一种阶级力量要诞生的时刻,却遇到重重障碍。当自在的阶级正在结构性地萌芽时,精英集团不但对工人阶级没有半点同情,反而试图通过各种权力技术对它进行扼制。在"自为阶级"的形成中,阶级斗争被再次提了出来。

  二、阶级的幽灵

       如果说是毛泽东的革命理想在中国引发了"阶级斗争"以及"阶级"的话,那么,可以说是改革宣告了阶级的死亡,取而代之的是现代性话语。
  年代早期的"伤痕文学",起初只是受到迫害的右派知识分子对"文化大革命罪恶"的揭露,结果却演变成对"阶级斗争"论的谴责,并迅速成为新精英政治意识形态的共识。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整个知识界被一项取代阶级分析的、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的研究搞得不知所措。这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团队执行的题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及其演变"的庞大研究计划,将构造关于社会结构的新的社会话语作为政治上的责任。这项研究以韦伯的"社会阶层结构"分析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认为"'阶级'这个词常常指涉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也就是,那些根据是否拥有生产资料而划分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利益上拥有多方面的冲突,彼此通过对抗和斗争产生联系。这个词使人们想起激烈的社会冲突、动荡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一些学者和群众对这个词怀有敌意,希望抛弃它。"!"这项研究的结论是当前中国社会分化为十大社会阶层——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失业和待业人员阶层。所有人都高兴的是,现代社会结构已经形成,"不同于传统的社会,现代社会的阶层结构不是金字塔型的,而是橄榄型的,其中大多数社会成员位于中层和中上层的位置,一少部分群体位于上层或者相对靠上,另一少部分群体属于最底层。
  阶级"这个词在报告中一次也没有出现,相反,中国社会被描述为一个橄榄型的富裕社会,完全无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所创造的不断成长的工人阶级。并不是所有的中国社会学家都同意这样的结论,即中国社会已经成为橄榄型社会,达到富裕和谐的状态。在社会分层的理论框架下,更多人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是金字塔型的,大规模的中产阶层在中国并没有出现。社会不平等和社会紧张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因为至今还没有被称作中间阶层的政治安全阀,可以去平衡随着新兴工人阶级而来的高度分层的社会。正像社会学家李强所指出的,"因为长期缺少中产阶级,'社会紧张'在一段时间内不能被轻易消解。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积极地为中产阶级的成长培育社会环境。""李强的终极关怀是为中国的改革制造一个社会稳定的局面,使改革进程不会被任何社会冲突,尤其是阶级冲突所打乱。
  二十世纪后期,当西方再次和东方相遇时,阶级的死亡过程被复制。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始,社会科学领域的西方学者专注于宣告"阶级"分析的死亡,很快并且很自然地转向韦伯的社会分层分析。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不但在后社会主义的中国,而且同时在后工业社会的西方社会死亡了。西方社会的学术界宣称消费、闲暇、运动、性别、种族等等应该成为新的社会研究的焦点。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英美学术圈,关于阶级和劳工的研究变得过时;研究这一问题的人无法逃脱被描述为死硬的(die-hard)马克思主义者的命运,意思是他/她只知道埋头研究而搞错了历史的进展。
  一个缺少批判性的产业工人群体的西方社会,似乎意味着一个没有阶级和劳工的社会。阶级从来不是一个值得关切的社会问题。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转向进一步将关注的焦点从生产关系领域移到公民社会和消费领域,至多是对于中产阶级和消费的研究。说后结构主义研究无助于我们对阶级和劳工的理解,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尤其是涉及到行动者和主体性等问题时更是如此。然而,在西方"阶级分析"死亡的论述充斥各个角落。!"关于阶级和劳工的研究发表得越来越少。历史系、社会学系和政治科学系曾经把阶级当作关注的焦点领域,但到二十世纪末,已经找不到一个阶级和劳工研究的课程。当然,悲伤并不管用。主流的中国学者对于这一"事实"反而感到高兴,并且寻求把西方阶级分析的死亡这一宣称作为自己的庇护所。
  受西方学者极大的影响,新千年之后,尤其是在社会学家中间,对于中国社会的社会分层和不平等的研究迅速增多。由于阶级在东方和西方的双重死亡,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分层这两个词被用来取代"阶级"概念。四个代表性的话语是孙立平的断裂社会、陆学艺的中产阶级社会、李强和李培林的中国社会碎片化趋势,以及李路路的结构化理论。陆学艺在题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的研究项目中,以中产阶级社会话语为社会和谐和社会流动提供了概念性指导,除此之外的其他三个人的研究都试图说明改革社会的结构性缺陷、断裂或是碎片化使贫富之间社会分化成为无解的难题。表面上看是渐进的话语,这些争论所围绕的中心是市场改革以及它如何产生出财富分配和社会冲突问题。然而,所有这些话语反过来又向上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尤其是将焦点放在国家在解决社会冲突中的作用,因为国家依然是能够监控市场的最有力的政治机制。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市场需要法律和政治来规范。
  在《远东经济评论》的一篇访谈中,被西方记者称作中国左派学者代表人物的著名政治学家王绍光谈到:"我把它(改革)称作'大转型'.除了经济政策外,中国现在第一次出现了社会政策??
  在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和社会是嵌入在一起的,然后开始分开,现在又重新聚合。这尤其体现在医疗和教育方面。"王很高兴看到中央政府重新介入社会领域,因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急切的经济改革中,国家从诸如医疗和教育等领域退出,遗留下巨大的不平等,现在开始被弥补。"!
  上述论述都涉及市场经济所产生的"问题丛生"的社会,但在这些论述中,"社会"和"社会反抗"概念却近乎缺失。在中国社会学家和知识分子那里,社会政策是用来平衡经济改革的东西。这些话语所包含的针对社会不平等的声音,在最近这些年导致了一门所谓的公共社会学的出现。在我们看来,这正是中国社会学历史内在的一部分。公共社会学实际上是中国社会学的特点,当国家要求社会学家参与改革的时候,这一特点就被创生出来。!事实的悖谬之处在于,这是没有社会的"公共".在"公共"的名义下,大部分社会学家或知识分子在经济改革和全球化背景下仅仅能够谈论权力,期望出现好的政府(甚至不是好的治理)。当然,"阶级"概念常常被公共社会学关于社会不平等话语的论述实践所压制。!
  然而,正是在这一矛盾的历史时刻,用德里达的话来说,马克思的幽灵回来了。它必须回来。正如德里达所言,"反对意见似乎是无可辩驳,但是无可辩驳本身就表明:这个正义获得了新生,它超越当下生命或其实际存在、超越其经验的或本体论的实在性:不是朝向死亡,而是朝向一种生命的延续。这有一种"视觉效应:我们无法看到谁在注视我们",但"这个幽灵般的存在的确在注视着我们".!(正当"阶级"被剥夺了语言无法发声的时刻,一个新的中国工人阶级正在挣扎欲出。这个幽灵般的他者萦绕着、凝视着它自身,却不想被任何人看到。

  三、一种历史性力量?

  社会两极分化问题引发的怨恨情绪,农村和城市出口加工区急速增加的集体行动,成为不和谐的杂音,使得人们不能再继续依赖新自由主义的话语去推动不顾社会成本的经济发展政策,平衡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成为一项政治决策。"和谐社会"建设需要一种关于城市社会和农村社区的新的"想象",并且需要将工人阶级(包括数量已经萎缩的城市工人和广大农民工)重新团结起来。
  正是在统治话语发生新转变之处,我们观察到阶级话语的回归。这又制造出另一个讽刺:国家宣称数量庞大的农民工是产业工人队伍的一部分,在2003年和2004年的官方话语中第一次承认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2004年之初,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题为"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的"一号文件",公开声称"农民工是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受到国家的保护和享受基本的公民权。!"和谐社会和对新工人阶级的承认看起来似乎是自相矛盾,但国家现在试图用国家保护和公民权的自由话语坚决地规避(circumvent )这个问题。
  有意思的是,与这一统治转向相伴随,出现了一些期待已久的中国学者关于新工人阶级形成的学术研究。吴清军2006年的论文"西方工人阶级形成理论评述:立足中国转型时期的思考"首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处于转型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能否形成像十九和二十世纪的英国法国那样的新工人阶级?如果新工人阶级形成了,它对中国社会的长期影响将会是什么?通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沈原为当今中国社会两种类型的工人阶级形成模式提供了宏观的话语——一种是沿着博兰尼的关于脱域的市场对社会的专横以及劳动力商品化的循环过程这一论述归纳出的,另一种被马克思的资本主义阶级理论所型塑,即资本主义通过对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的剥夺,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劳动剥削。前一个用来理解国有企业工人的劳动斗争,这些工人的生活正经历着不断脱域的(disembedded)市场和中国社会快速的劳动力商品化过程的沉重打击。后者用来理解那些在沿海地区外资或私人企业中工作的农民工,作为正在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他们的生活被新集体宿舍式的工厂体制所控制,除了向资本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
  2006年标志着中国大陆阶级研究的再现。当吴和沈忙于阐释当今中国新工人阶级的兴起的时候,另一些人却倾向于消解这一新生的工人阶级。
  最有代表性的是于建嵘在2006年出版的著作,《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认为历史和政治地形成的中国工人阶级是"迷失"的。以对安源工人长达四年多的历史和民族志研究为基础,于激动地宣布,安源煤矿工人的集体行动不是沿着阶级路线组织起来的,因此那些工人的行动只能被界定为"非阶级的集体行动虽然于建嵘同情地呼唤中国工人的政治合法性,鼓励他们合法地组织起来,形成他们的阶级意识,依靠自身完成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但他从根本上低估了中国工人阶级理解他们在与资本、国家、新兴中产阶级和城市精英的关系中形成的自身阶级处境的能力。"迷失"的阶级是于建嵘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描述,并将其看作是来自他对于安源煤矿工人斗争深入和实证研究的一个科学结论。他的良好愿望是保护中国工人阶级的成果,使之免遭一些乌托邦知识分子计划的绑架,这却使他误入一个理论和经验的死胡同,以至于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在本体论上就是"迷失"的,当前的斗争本质上是非阶级取向的。这种去政治化过程的意外后果可能不是于建嵘的初衷,因为他急于保护工人阶级自主形成的"可靠性另外两位大陆学者,许叶萍和石秀印则认为,如果工人的集体行动和劳动组织能够被吸纳入现有的政治体系,中国新工人阶级可能会被消解。他们说:"工人阶级可能会形成,也可能不会形成。它是否形成取决于社会能否把工人吸纳进现有的体制,通过对现有体制的调节,让工人相对于其他社会阶层获得相对的公正。如果工人不能够被纳入既存的体制,或者如果他们仅仅在形式上而非实质上达到他们所认为的公正,那么马克思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的形成就是不可避免的。
  表面上是同情工人的需要,认可他们合法组织起来的权利,然而许和石保护工人权利的迂回路线却导致对现有体制的公正化,剥夺了工人阶级形成自己的阶级的权利。

  四、最后的讨论:一个新阶级主体?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考察了中国阶级政治和阶级话语中的一些历史性悖论。我们首先见证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中国大陆新工人阶级结构性地形成时阶级话语的失语。阶级概念被限制在小范围的学术界。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新千年开始流行的社会分层概念完全取代了阶级概念,导致当今中国不可避免的去政治过程。我们还试图还原阶级话语消逝的历史过程,发掘根源于毛泽东"阶级和革命"时代的阶级连续和断裂的结构的奥秘。中国知识分子的当代实践和他们关于社会分层与社会不平等的研究进一步扼杀了阶级话语,抵消了在快速变迁的中国社会中形成的对阶级冲突的新理解。中国对"阶级"概念的谴责伴随着西方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对阶级分析死亡的宣称,服务了改革的意识形态。现在对阶级分析的重现,除了一小部分之外,同样延长了一个去政治化的话语,消解了对中国向全球资本主义转型的可能的批评。
  社会主义时期的毛泽东理论极为重视人类行动者及其创造性,并因此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社会的分析相对立。阶级概念对于中国农民来说无疑是陌生的。中国农民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基础,然而共产党坚持声称自己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政治象征与阶级主体之间关系的恣意性如此明显,使得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看上去倒像是一场"后现代工程",远远早于后现代主义进入社会分析领域。能指和所指的差异如此巨大,既维持了"阶级"话语(这套语言对中国人地位的构造产生了持续而巨大的影响),又同时使得"阶级"话语不再具有实质意义。难怪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符号需要不时地借助群众运动来弥合这种差异性。因此,不能将以"阶级"为身份的中国人看作是一种扭曲,而是对主体位置的一种质询,它需要比经济或者物质更加强大的一种力量。
  中国新工人主体(打工妹或打工仔)的形成,他们的斗争、独特的色彩和活力、多重的场所,不再能被描述为或者政治化为单纯的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因为在当代中国,打工主体经历着、理解着、行动着并且规划着他们的人生轨迹。在追求全球化的中国,国家和资本的霸权话语稀释着阶级话语的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阶级分析已经过时。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对于中国社会中的资本家和新兴精英来说,重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是一个当代工程。阶级分析的消逝可以隐藏阶级地位和社会特权,因而是新霸权的政治策略。为了给强调个体主义、专业主义、机会平等和开放市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话语扫清道路,阶级话语被彻底压制。因此,"阶级"的历史在中国被双重取代,首先是被国家,其次是被市场。阶级作为一个"符号"的幻觉是非常具有政治意味的,它使得在急剧变革的当代中国社会,阶级实践的意义无法呈现出来。
  只有扎根于底层阶级的经验,譬如通过分析宿舍劳动体制下(中国打工者们亲身抵抗资本和市场的地方)的日常微观政治,阶级分析才可能作为一种社会斗争的武器重获活力。!$新的中国打工主体必须活出自身的阶级经验,作为其具体的生活斗争的一部分。如果中国人曾经被自上而下地强加一套陌生的阶级语言的话,那么,在全球资本主义和中国现代性工程的交汇处出现的新型主体(打工妹/打工仔),正急盼着"阶级分析"的归来。!"如果"阶级分析"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一套死亡了的话语,在后社会主义中国重新凸显新的"打工"主体,就是一项及时的工程。我们希望工人的集体宿舍,作为控制和反抗的微观空间,同样能够为这一新的工人阶级开创一个改变的空间。
  张慧鹏为翻译本文付出了大量时间和心血,本文作者谨此致谢!唯文责自负。

  注释: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外语出版社1965年版,第13页。
  第18-19页。
  关于农民的作用和工人阶级作为革命领导者的争论,参见Stuart R.Schram,《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纽约:Frederick A.Praeger,1969,236-37.(Schram ,《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参见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从东方到西方",载《新左评论》第41期(2006年9-10月)第29-45页。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第37页。
  孙立平:《断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版。
  参见AndrewWalder,"改革时期的工厂和管理者",载《中国季刊》118期(1989),第242-64页。
  引自李民启:"世界体系视角小的中国社会结构",社会学学者大会上提交的论文,纽约,2003年3月16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页。
  李强:"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新趋势",载《经济界》,2006年第1期,第35-42页。
  1Nelson Lichtenstain (编):《美国资本主义:二十世纪的社会思想和政治经济》,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Leslie Hook ,"中国新左派的兴起",载《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3、4月版,第8页。
  参见Pun Ngai,"中国的公共社会学"(在Michael Buroway 组织的"全球范围的公共社会学"主题小组上提交的论文,国际社会学协会,德班,南非,2006年7月,第23-29页。)。3沈原的文章是个例外,"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生产",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第13-36页。。4Jacques Derrida ,《马克思的幽灵》,纽约和伦敦:Routledge,1994,。5Derrida ,《马克思的幽灵》,第7页。。6参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一号文件)。
  参见Ching Kwan Lee,《抗法:中国东北和西南的劳工抗议》,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参见于建嵘:《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香港:明报出版社2006年版。
  许叶萍、石秀印:"工人阶级形成:体制内与体制外的转换",载《学海》2006年第4期,第27-39页。!1正如Elizabeth Perry 正确指出的,"劳工政治起源于劳动者自身:他们的籍贯、性别、流行文化、教育、工作经验等等"(《上海罢工:中国工人的政治》,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
  参见Pun Ngai,Chris Smith,"正确理解跨国劳动过程:后社会主义中国宿舍劳动体制",《工作、就业和社会》2007年第21期,第27-46页。ChrisSmith ,Pun Ngai ,"作为控制和反抗场所的中国宿舍劳动体制",载《人力资源管理国际学刊》,第17期,2006年8月8日,第1456-70页。
  潘毅、陈敬慈: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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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gzhc/article_2010122326933.html

李永峰:专访:中国劳工问题专家潘毅——新一代民工全新的追求
发布时间:2010-12-24 09:25 作者:李永峰

  二零一零年年初,中国国务院发布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及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此后一年中,随着富士康跳楼与全国罢工潮的爆发,这一问题变得更加紧迫。香港理工大学副教授潘毅认为:“在中国将自己转变为世界工厂并使自己逐步实现工业化的同时,中国社会再次激活了在世界资本主义历史上常见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工人阶级的形成和成熟往往是在进城工作的农村工人的第二代和第三代身上发生的事情。”以下是专访潘毅摘要:

  你怎么看待新生代农民工跟第一代农民工的区别?

  第一代农民工工作条件更差,九十年代工人受剥削的程度远远比现在严重。但是为什么第一代农民工的劳资矛盾没有今天严重,是因为第一代农民工自己的身份认同还是“农民”,以农村生活作为参照点,打工钱都是用于解决将来回乡后的生活和再生产,比如修房子或者供养孩子教育、医疗费用等。而新生代农民工追求的生活已经不是农村,虽然他们的工资比父辈已经增加了几百块钱,住宿条件改善,劳动时间缩短到十到十二个小时,周末也有休息时间,可是这些管理方面的改善并不能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追求。他们对自己的定位是“城市工人”而不是“农民”,但“农民工”这个结构性身份却把他们卡在中间,没有办法搞清楚自己是“农民”还是“工人”。第一代农民工身份认同是农民,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更多是工人,可是目前的劳动关系及城镇体制还没有给他一个完整的身份,于是他们需要用一种集体的行动来发出声音。

  新生代农民工要在城市中“安家”,最大阻力是什么?

  新生代农民工现在还太年轻,“安家”最大阻力是工资。城市所设定的“最低工资”,其实是农民工的最高工资。比如富士康比“最低工资”高一百元,农民工已经认为是非常不错的企业了。城市的“最低工资”,划定标准是一个城市贫困户口的生活水平。今天的农民工就是生活在这一条线上,基本上没有在城市生活的机会。所以我们提倡“生活工资”的概念,以当地生活水平来发工资。如果在城市里按照“农民”身份发工资而不是以“城市工人”身份发工资,在深圳哪有生活的机会?不可能有家庭生活,也不可能长期定居。而且,目前大部分城市没有给农民工提供生活设施,大部分城市规划按当地户口来进行,所以在制度上也没给他们提供安家的机会。

  如果农村无法再源源不断供应剩余劳动力,工人地位会不会有所改变?

  农村在八十年代土地改革以后,劳动力就涌出来了。今天的农村,已经不存在因为土地或制度问题还卡住的劳动力。工人最低工资近几年不断往上提,背后的原因就是劳动力人口的减少,以及工人力量通过不同的集体反抗的形式给资本和地方政府施加压力。其实,劳动力市场的调整从二零零三年之后幅度就比较大了。

  类似“富士康跳楼”这类事件,未来还有无可能出现?

  肯定有。今天富士康是用一种补救式的方式来处理,包括内部改整,比如拉铁丝网,加工资。但是根据我们调查,有机会加工资的比例其实很低。四月一日进厂的工人做满半年才有考核的机会,考核过后加工资是加三个月,三个月后还要重新评估,七月一日进厂的工人要七个月以后才有考核机会。而且学生工不在加工资范围里面,没有考核机会。他们是通过物质上的刺激,来缓和这种自杀。我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并不能就此解决问题。

  欧洲工人阶级从一八四八年开始爆发了一系列无产阶级运动,你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出现的工人阶级,是否有可能重演欧洲工人的历史?

  有同样的结构性因素累积在背后。中国工人阶级最后以什么面目出现,还比较复杂。中国和欧洲不同,欧洲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步伐比较一致,所以农民转化工人比较顺利,工人运动通常在工业区内展开。而中国却没有在工业区内展开工人运动的必要条件,据我们的调查,富士康大半工人半年就会离开,流动率太强就会影响到力量凝合,再加上工人阶级没有属于他们的组织,而且话语权也很弱,他们的“论述”能不能发出来都是问题。今天的资本很害怕讨论阶级问题,地方政府也不高兴,学术界对阶级的分析也非常排斥,这些都跟我们的历史有关。当阶级的对立已经存在在那里,但大家都不愿意以阶级的话语来理解,那么阶级调和越来越看不到可能性。

来源: 读者推荐 | 来源日期:0 | 责任编辑:程仕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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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农民工问题

李昌平 潘毅



[左岸特稿]

      近日,昆明真善美书家邀请了著名学者李昌平、潘毅赴昆明就当代农民工问题进行进行对话,以下为李昌平、潘毅与青年学生就当代农民工问题进行对话,以下为对话实录:

      主持人:今天的《大家对话》活动是我们真善美书家和云南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我们今天很荣幸地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这两位嘉宾不仅在中国大陆,甚至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影响。潘毅老师是亚洲首位获得米尔斯奖的社会学学者,李昌平老师被越南中央政府聘为指导农业建设的权威专家。今天我们希望能对中国工人的出路问题做一个探讨,说得更细一点,我们今天主要是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出路进行探讨。外来务工人员对社会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但是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权益也经常受到侵害。在这样的困境之下,外来务工人员的前途何在?有的人认为他们应该返乡,有的人认为他们应该享受市民待遇。不管大家是怎么认为的,外来务工人员今后的道路在客观上会怎么走这是我们首先应该明晰的问题,而这方面的观点也是特别的多。我们今天就想让两位老师——研究“三农”问题的和研究外来务工人员的老师和我们大家进行这么一场对话。我们这个“大家对话”不是一言堂,我们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所以我们首先会给每个老师十分钟的发言时间,老师的发言结束之后我们就开始进行师生之间的对话交流。大家如果想向老师问问题可以提前进行准备,在阐释问题的时候每次不要超过一个问题,也不要超过三分钟,阐释得尽量简短一点。

      好,现在我们就请两位老师进行开题演讲。
      
      李昌平:我对农民工这个问题没有太多研究,我今天是来陪潘老师的。

      我们常常讲城市化是农民的出路,这个观点我们在大学里的老师基本都会这么讲。大家久而久之也就会默认解决农村问题的出路就是城市化、工业化,要减少农民,把农民变成工人。这个观点很多人都是同意的。

      政府为什么热心城市化呢?因为城市化能创造更多的GDP:我李昌平在城市里每天的消耗比起我父亲在农村里的消耗要高起码五十倍,这就是GDP了,把一个农村人转成城里人GDP就升高了嘛,经济就发展了嘛。在现在的世界发展就是消耗!你说这合理吗?它肯定不合理,但是经济发展就是这么来的。

      可是,要把一个农民变成农民工或者城里人,你要用什么方式去转化呢?转化的方式不一样这结果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是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方式大力发展制造业,让中国的农民都进入制造业的体系,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工业化,只要工业化实现了城市化也就实现了,只要城市化实现了农民也就减少了。表面上看起来顺理成章,可是我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难题: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中国难题与张五常局限》,我曾经读过张五常的著作,他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中国应该通过发展制造业让大量农民都转化为工人,大力发展制造业城市化就可以提高了,这个没有问题的,但是中国有个难题:农民少了工人就多,工人越多工人阶级的问题就越多;不减少农民农民多了农民问题也就多,这就是个中国难题。别的国家就是通过发展制造业把农民变成工人然后这些人就在城里面待下来了,成为市民,市民该享有的社会保障他们也都有。咱们中国的农民转入工业化体系里你会发现转进来的越来越多的是“农民工”而不是“工人”,他们没有转化为市民。我们现在有两亿多农民工,如果按照亚洲四小龙之前的发达地区或者说国家人均GDP四千多美元的时候全国应该有80%以上的人是市民,农民不到20%。我们改革开放30年,改革开放之初农民有七亿,现在有户籍的农民是九亿四千万。我们搞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所谓的“工业化”所谓的“城市化”经历了三十年,结果农民不但没有减少还增加了两亿四千万。这个就和别的国家不一样。别的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能把农民转化为市民,我们不行,我们没有转化,我们就是农民工放在这个地方,他不是市民。那我就提出一个问题:中国拐点!什么叫“中国拐点”呢?就是在亚洲四小龙之前,全球资本主义产业的梯度转移有一个规律,它总是由发达的地方向不发达的地方进行转移。当它转移到中国沿海的时候,它发生了一个转折。什么样的转折呢?在亚洲四小龙之前,全球产业工人是几亿人为几十亿人搞制造,就是说从事制造业的人是比较少的,所以在亚洲四小龙之前亚洲的产业工人的收入是比较高的。100块钱的GDP转化为国民收入的大概是70块钱以上。等到中国承接梯度转移的时候,我们在制造业领域里面的人数非常庞大,你看我们一个打火机厂就把全世界的打火机生产完了。你可以发现越南也在生产印度也在生产,同时期都进入这个体系。这个时候制造业发生了逆转,逆转为十几亿人几十亿人为发达国家几亿人搞制造。这就是我提出的“中国拐点论”。“中国拐点”出现以后你会发现100块钱的GDP里面占国民收入的大概只有35块左右。所以我们的产业工人不能够像亚洲四小龙之前的产业工人一样能够成为市民!所以我们就存在一个“中国难题”的问题。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有可能亚洲四小龙之前的所有的发达国家和地区所走的现代化道路咱们中国走不通了,中国以后的发展中国家都走不通了。需要中国人找到一条新的道路。

      我认为现在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战略或者说所谓的“中国模式”只是一个短命的模式,它不可持续下去。它解决不了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曾经有外国的朋友和我聊天,他们问我:“昌平,你能不能解释一下中国这么多年为什么发展得很快呢?这里面的奥妙是什么呢?”我说这个奥妙就是“两要两不要!”——要农民的土地不要失地农民,要农民工的劳动力不要农民工的市民,就是这么两要两不要,这就是真正的“中国模式”。我问“你们能学吗?”外国的朋友说“这个我们学不了。”是的,“中国模式”外国人是学不了的。如果它们一定要学习我们的“中国模式”,对不起,也照样实现不了现代化。

      那中国未来到底要怎么搞呢?我觉得我们该走另外一个道路。什么样的道路我不清楚,至少这个发展的模式要能满足本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就是说你发展经济的最终成果应该惠及国民,而不是为了满足美国人民欧洲人民日本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如果是后者你就是一个殖民地经济。如果一个国家发展的是殖民地经济显然你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现代化。

      这个方面我没有太深的研究,下面请潘老师讲。

      潘毅:我来补充补充!曾世逸(注:昆明真善美理事长,《大家对话》活动组织者)说要让我和李昌平老师对话,我说怎么对话呢?我和他的观点太接近了。对话应该是两个人观点不一样可以吵架,然后学生听了以后参加讨论。他主要是研究农村的三农问题,而我呢,研究的是农民工问题。我先从为什么要关注我们新生代的农民工开始讲起,再用富士康这个例子作为个案带动大家讨论。最后再回到李昌平老师讲的中国发展模式的问题。

      我的《中国女工》一书处理的是第一代工人出来打工碰到的问题。当时处理的问题是我们从社会主义的制度转入到资本主义的体系下到底我们的工人阶级付出了什么牺牲。基本上大的问题是这样的。等到走进工业区的时候我就发现中国的工人问题有世界的普遍性可是也有在中国现实底下的特殊性。我一直在想:农民工到底是一个什么社会现状?农民工作为一个新生的工人阶级我们该如何理解他们?今天,走下来这十多年问题也越看越清楚。以前我无法和学生讲得太清楚,现在有信心了。

      我认为农民工就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不是说我们以前没有农民工。以前也有,国企里面也会招聘一些临时工,可是性质不一样,数量也绝对不一样。改革释放了我们大量的劳动力,它把集体的村庄解散掉,回归到小农经济。小农经济不需要处理那么大量的劳动力对不对!所以它一下子就释放出了大量的劳动力。但是我们用改革开放用引进外资的方式一下子就把这些我们认为可能会剩余的劳动力吸纳了进去。这就造成了我们今天的农民工的结构性的因素。再加上中国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世界工厂。世界工厂背后需要什么?需要的就是廉价的劳动力。那它这个结构性的因素基本上就决定了,也就是说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工厂背后一定是有一个新兴工人阶级形成的道路来陪伴着。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从一代农民工到二代三代农民工这个道路是越走越宽呢还是越走越窄呢?如果我们的道路越走越窄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回到李昌平老师的那个问题上面就是说我们的发展模式是不是出了问题!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多在这个问题上考虑一下。那么我的立场大家都比较清楚,我的立场一定是认为现在的农民工的路是越走越窄!写《中国女工》那本书的时候,我们也找不到什么出路。那时的女工是以在宿舍的尖叫和噩梦来回应。这是那个时代给他们的时代创伤。今天我们走过了十多二十年以后我们的农民工是不是可以减少尖叫减少发恶梦的次数呢?如果我们走到工业区里面我们会发现……特别是通过对富士康员工的研究我们发现他们不是尖叫了,是自杀了。那么我们要问到底我们通过三十年农民工的这条路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那么我们就去看富士康。我认为富士康真的是把我们这个“世界工厂”带进了一个新的时代。他就有几点新,那么到底新在哪里?我认为从资本累计上面非常的清楚。它的规模是我们以前不可以想象的一个规模。以前八十年代我们认为一个外资企业也好合资企业也好顶多就是几百人,后来发展到几千人。到了2000年的时候如果一家企业有上万人那就是一家大工厂、大企业了。那么今天的富士康有多少工人呢?

        某学生:十万!

        某学生:据说是有五十万!

        潘毅:再猜再猜!

        某学生:35万!

        潘毅:35万?你们小看了富士康,真的!

        某学生:100万!

       潘毅:对,超过100万了!它在深圳的两个厂区就超过了45万。它平均一个厂区的规模是十万人。它在资本扩张下的这么大的规模绝对是改变了我们的整个生产体制、整个用工制度,并且影响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出路的问题。

       那么我们先讲它的规模!规模的扩张我们李老师刚才讲了。它建厂房一下子就制造了大量的失地农民。像一代农民工我们社会学界写过不少的文章,我们觉得他们很特殊,就因为他们是农民工。农民工代表什么呢?就是他们在农村还有一块土地。他们还有最后的一个堡垒。所以生活的问题不会很大。经济危机出现的 时候不用害怕,因为他们还有家可归。当时很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持有这种观点,我就不太认同。因为九十年代后期我们走进农村的时候——其实你看得很清楚——当时的农民是被迫出来打工的,他们家里的土地已经养不活他们了。作为一个福利田在九十年代后期这个功能已经失去了,就已经无效了。他们在农村里养个孩子,运气好的话可以养大送进大学。他们患了大病了以后要去看病,所有的这些钱必须靠他们去打工来积攒。虽然农村的土地还在继续生产,但是农村的这块土地已经不能产出足够的生活资料给他们。所以他们一张大就必须离开,一长大就走上打工这条路。

       我们可以用“精神圈地”来理解:这块土地还在,你也饿不死,但是这块土地已经养不活人了。所以它让大家被迫走上打工这条路。我出去打工,可是我家还有一点点土地。它就变成了农民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从生产关系上来看它其实已经改变了,他们已经由一个农民变成产业工人了。可是他们的身份地位仍然是农民。他们每天干的活都是产业工人的活,可是他们没有一个完整的工人的身份,他们的地位还是农民。这就造成了农民工的问题一直存在。

      我们刚才理解的这个“精神圈地”到了今天富士康的生产模式的时候已经让我们原来的“精神圈地”走进了实质性的圈地运动了。富士康到了重庆也好到了成都也好。它收地的时候是几个镇几百个村的强拆下来,拆掉以后就造成了一大批的失地农民。有人会说这不正好符合了马克思的“彻底的无产阶级理论”了吗?你就变成了一个雇佣工人了嘛,你去打工嘛。我们在现实上的调查告诉我们说这种扩张的模式不但没有解决我们的就业问题,因为这是当地政府引进富士康的最主要的一种口号,就是说我引进富士康了,我的农民不用跑到外地去打工了,它以这种来合理化整个发展。可是我们今天走进去会发现这些农民已经没有家园了,也没土地了,但是他们连富士康的门槛都走不进去。因为富士康的用工制度我讲了,它把我们的用工制度也带进了新的时代,它现在要的工人十六岁多一点点。如果你看《中国女工》我写的是十八岁的女工,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童工的问题。我们有足够的劳动力,我们没必要用童工,十八岁以上的人也够用了。可是现在人口红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已经比较缺工了。那么富士康如何转变我们的用工制度呢?它一下子就切入我们教育的资源,就直接进到了我们整个职业技术学校的体系里面,一波一波的把学生拉到它生产线上,大量的劳动力实际上都是十六岁多一点的学生工,你年龄大一点点的它根本就不要。农村里面年轻人早就跑出去打工了,不存在你要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我们要处理的就业问题是三十多岁四十多岁这些人。可是你把他们土地圈走以后呢,这些人就一定要找工来打。可是他们又进不到工业园里面打工。他照样要没法处理生计上的问题。这种大企业大规模的工业园区带动经济发展的模式不是能真正解决就业问题社区经济发展的模式,而且它更加破坏了农民的家园。重庆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把土地拆迁了又没有给农民盖好回迁房,他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他们回到了被拆迁三四年但是富士康还没有盖起新厂房的土地上去,他们回到那片土地上开始盖起棚屋,已经断水断电了,就在这种地方该棚屋。然后农民偷偷地回去种菜。有农民和我们开玩笑,他们说他们自己干的都是违法的事情——他们违法的回到自己的土地上生活,违法的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去种菜。他们本来已经过上小康的生活了,在城镇周边的土地上的农民一年一亩的土地收入至少是一万块钱。你现在这个赔偿一亩土地才一次性赔偿一万多一点点,一家五六口人各种赔偿统统加在一起才赔二十多万多一点点。政府要农民用十万块钱去购买他们的回迁房,要农民自己交养老金,一个人要交二万零五百块钱,四口人要交八万块钱,这样一来剩下的就只有两万多块钱在手上面了。但是,三年回迁房都没盖好,这些农民只好去外面租房子。两年下来钱也花光了,连租房子的钱都没有了,就跑到他们原来的土地上偷偷盖起房子来生活。他们说连富士康的门他们都进不去,我说这种发展模式是要不得的。你没有真正处理农民的问题,也没有真正处理他们就业的问题。那这一块就是看到圈地的问题了。

      我们再看它劳动力的使用的问题。以前小规模的工厂找工人非常辛苦,人不好找了。可是你处理的工人也就是几百号人、上千人,顶多一个大工厂就是一万人。但是今天的富士康你要处理几十万人。今天它已经把所有的产量都垄断过来了,富士康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电子生产商了,像苹果、惠普这些都是在富士康的工厂里生产的,所以它的生产压力就很大,而且生产周期越来越短。以前我们生产一个产品有六十天的生产周期,现在的生产周期只有三十天。生产周期剪短了你的生产压力就大了对不对!用工就用得越多。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新生代的工人比原来的工人更惨呢?并不是说工资没有提上去,也并不是说他们的住房条件没有改善。我们去富士康看到的工人基本上是上班时间每天十一个小时,周日给你休一天。因为他们不敢公开的干太违法的事情,可是它也不想发三倍的工资,所以它给你星期天放假。住房:第一代的农民工就像我们现在这个不到150平方米的房间就住五十个人。现在好一点点了,差不多像我们这个房间的三分之二的面积住十二个人左右。像这种表面下的环境是有改善的。可是它没有改善或者更加恶化的是什么?是它的劳动压力太大了。如此之大的劳动压力是以前第一代的劳动者没有遇到的。今天你的产品一定要拉出来,你拉不出来的时候它就认为它会亏,它没有竞争力。可是你想想富士康现在有几十万人的规模,而且他们认为现在的工人越来越不听话,他们认为无法跟一代比:这一代的农民工不能吃苦,给宠坏了;而且不能骂他们。可是富士康就是用骂的方式来管理的,他们认为不骂就不能进行生产组织。组织十万人的工人生产我基本上就是在带领一个军队。富士康很清楚的。他们有语录,他们的语录就是服务于生产体制的。你走进车间就是纪律,没有其他好讲的:你听得了话就留下来,不听话就走。没有别的好讲的。今天的孩子你想想,真的是变化了对不对!并不是说今天的孩子和第一代的比,我们从一代走向二代的时候肯定是有变化的,因为我们现在这批工人就是在改革开放中成长的一批。我们家庭条件稍稍改善了,而且我们是读过一些书的。你现在富士康要的工人肯定不是第一代那种小学或者没有读书的都要的,以前富士康要的最少是中学;最近两年连初中都不要了,最少是中专,而且直接就从职业中专拉进来人。我们想想,我们这么多中专毕业的学生,他们对自己是有点期待的,他们认为自己是有技术含量的。这样的话呢,你让他们走进富士康这种生产体系下面的时候他们有两个整体破坏:一个是工作意义感,一个是生活意义感。你所有的工厂的生产安排以及你的生活安排都是以生产车间为单位安排的,都是流水线的。你生产要密密麻麻的安排而且是每分必争的。你不能慢下来,你慢下来你就没有竞争力。这种生产限制已经把你安排得慢慢的。你的生活也是这样。在深圳,富士康一个小时就要解决掉三十万人的吃饭问题。它的食堂一层专门生产拉面,一层生产米饭,一层生产馒头。十五分钟每个工人必须吃完饭,太慢的话你会影响后面,最后你会影响到整个生产。所以吃饭的时候平时都要排队。你没办法把所有问题解释得很清楚,但是有几个问题他们一定能讲的。什么事都要排队,很不爽,很压抑,这些事他们都是要表达出来的。这种生产体系比一代更残酷,一个是工作时间更长,一个是休息时间更短。这种看起来很现代化的流水线的安排一下子就把你的生活意义感把你最基本的做人的尊严都给打破了。在这种环境里工作自杀有什么奇怪的呢?

      今天的新生代的农民工也不是只用自杀来回应这个时代的问题。更多的是什么?富士康不是讲自己很好很好嘛,我告诉大家,大部分的工人撑不到三个月就走了,就算富士康每个月再给他们两三百块钱也吸引不了他们。所以它这个流动率很强大。它说它现在工资加到两千块钱了,但是加到两千块钱照样没有处理流动率大的问题。一年下来整个生产线的工人都换完了。这么频繁的流动也是我们一代农民工看不见的。一代农民工至少会在一家企业干上一年两年然后才走,今天是一年换两三个工作。你说你劳动条件好,工人为什么要走呢?其实是你富士康无法处理工人累积下来的不满。更多的人是用脚来投票,离开了,走了。还有很多的人在累积了打工经验以后已经累积了大量的集体行动的经验,今天的工业区你已经能见到不少工人会采取集体行动的行为了,而且用法律已经没办法来打压他们了,你工会也不作为。你工会不作为就会使工人自己来直接处理各种事情,工人解决问题又没有一个有效的机制来组合这集体力量。它只能出现这种野猫似的罢工。像这种罢工你没办法把它引到到好的方向去。现在的罢工就是一种无政府的状态,罢工的罢工了,走的走了,自杀的自杀了,这基本就是二代农民工出现的情况。

      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个情况呢?要像李昌平老师说的,我们要反思改革的方向。我们今天要进行二次的改革。你这二次改革的方向是不是以大资本的累积和高速经济发展来处理社会公平的问题?如果你还是这种想的,那么我在重庆的研究结果可以告诉大家这样的发展思路是走不通的。你让大资本带动经济发展这个饼做大了它并没有让大家来分。它还是被拿走了。而且我看到的情况是有人讲的非常好听的说我们都要处理社会公平的问题了,我们要把GDP的发展降到7%了不再讲9%了。可是你具体走进去看,你走进任何一个工业区走进任何一个农村,到底这种发展模式能不能处理我们社会分配的公正的问题呢?我是没有看到可能性!

      主持人:两位老师刚才的演讲很简短,但是我相信给大家的冲击还是非常大的。很给力!希望大家一起来给力!大家等会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既可以阐发自己的观点,对两位老师刚才提出的观点进行回应或者评论,也可以提出自己的问题。每次由两位同学进行发言,发言之后两位老师集中回应一次,然后这么翻滚着前进。

      某同学:富士康每次都来各个高校招很多的人,大学生进去是不是也会受到您说的那种模式的对待呢?

      某老师:现在职业教育里面有一种叫“订单培训”,我不知道“订单培训”背后和这个富士康模式有没有关系?

      潘毅:有有有!它现在其实是利用各个学校的实习制度!因为实习是需要把学生送到企业里面去实习的。我为什么说富士康是合法用我们的童工?我为什么用“合法”两个字?因为我们的教育制度支持了它!它并没有违法。因为我们的实习制度要求学生进企业进单位里面实习半年。虽然它表面上看起来不违法,可是现实上它还是违法的。它并没有和他们所学的专业对口。送到富士康去学习的学生基本上就是最一线的工人。学电子信息的同学进去我们就算是对口了!或者说你们是学机械的我们都算是对口的。问题是它现在把学会计的、学音乐的、学师范的……所有你想得出来的任何专业的学生都被派到一线做生产,而且它告诉你很清楚,一个十六岁的女生告诉我们:我们这个教育制度已经烂掉了,我们在学校里面没学什么,老师就等,等我们实习。一开始实习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因为在学校里什么都没有学到嘛,还是想要出去看看见见世面。首先去了以后富士康让他们军训一周。军训的时候每周都站四五个小时喊口号。等到一周以后终于可以上生产线了,却发现所有的“技术”他们两天就可以学会了,以后半年下来你每天就去干那种活。

      还有,实习生条例里面讲得很清楚,不准学生上晚班。也不能加班。可是富士康里面基本上是安排他们上一个月日班再上一个月晚班。在这一点上它绝对是违法的。它是把教育资源和学生的毕业绑架进去了。我刚才不是讲在富士康里三四个月工人就要求走的。但如果你是学生工你根本就没法走。走的话你没法毕业,你毕业证拿不下来。它基本上是绑架了学生。

      再谈谈女工问题,如果我们比较关注性比议题的话,我们以前写《中国女工》不是也是电子厂的工人嘛。当时的女工都是可以坐下来的,从2003年以后整个电子行业改变,所有的工人都要站起来。它为什么要有这个改变呢?它给的解释是“新生代的工人不好管,你给他们坐他们会睡着!他们白天干活不累晚上就不好睡觉要去上网,第二天就没力气干活了。”所以他们要工人站起来又不准你讲话。可是很多16岁的女生站时间长了就会晕倒。有的女生本来就有贫血,更多的女生月经来的时候是撑不下去的。可是女生的这个话都讲不出来。她不敢公开讲说我今天来月经。你说了也没用,因为工厂的管理条例里面根本没有说女工一个月有一天的经期假。那你年龄大一点的话你还可以说你已经熟悉了这个经期,16岁的根本受不了,所以经常就在工厂里干活的时候晕倒了。可是从管理方的角度你晕倒了不用花费它太大成本。你坐在座位上每天都有可能睡着他们要过来提醒,但你晕倒下去只耽误他们管理人员几分钟,从管理的角度这个成本要低一些。所以你看这些工作表面的环境比以前改善了,但是他们的工作压力比以前要大。它缩短了劳动时间。加班不是要给两倍三倍的工资嘛,它现在控制加班时间,可是劳动强度照样大。比如说你原来一个小时装3000个零件,现在一个小时要做四五千个!这也是我们的教育部门负面推动的事情。他们现在招工不管在重庆招也好在成都招也好。它有整个行政制度在推动,政府会压迫每个公务员要求他们每人必须招多少工人进工厂。每个人十个名额,你招不到十个名额就要被扣公务员工资。这些公务员为了自己的利益肯定要把工人招进来。而且当初政府在引资的时候都向富士康保证过会帮它招工。圈地也是政府在做,用工上也要进一步支持它。大资本的垄断背后是有政府支持,没有政府支持它是垄断不起来的。以前起码是大小公司竞争,现在不是了,现在是寡头了,大小寡头在竞争了。起码电子行业下来二十年这个转变看得比较清楚。

      主持人:好,下一个人。

      某学生:老师您好,我是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一名研究生。刚才我听了您的讲座感触也非常深,那么我想谈一谈我自己的一些感想。我突然想起了马克思的一句话:“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里都沾满了肮脏的东西。”以前我看过一部美国拍的视频,叫《资本主义在中国》。这个名字有点扎眼,不过仔细的看一下这部视频我觉得拍的还是客观的。它是采取“麻雀解剖”的方法深刻的剖析重庆这个地方——当然是文强时代的重庆,它就剖析了这些新生代的产业工人和新兴资产阶级,剖析了这些阶层过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它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描述。上面就谈到一个问题:中国的工人阶级很苦!他们拿着很低的收入,但是工作的压力和生活的压力都很大。再来看看影片中所说的“中产阶级”,也就是我刚才说的新兴资产阶级。他们经常说我们国家民主、自由,这些话听起来有些“爽”。用起来怎么样呢?他们也觉得挺好的,因为他们是即得利益者。这种很严重的社会贫富差距是不是该让我们反思一下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取得的这些成绩。我经常在云大里面见到其他学校的一些女孩来传基督教。她就建议我有空去教堂里面看看。我也给她一个建议我说你有空去南屏街看看。南屏街是昆明最繁华的一条街,在那里体现的是什么?社会的贫富差异!有钱的人香车美女保时捷,穷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我认为每个人都该对我们这个社会做一个现实判断,做一个事实判断而不是一个价值判断。做“是不是”而不是“该不该”的这么一个判断。我觉得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我们是让少部分人富起来,我们的宣传说他们会带动更多的人富裕。那么我想问一个问题:少部分人是耶稣吗?是不是少部分人富起来他们就一定会带动大多数人富裕起来呢?去年巴菲特来中国他建议中国的富人拿出钱来接济穷人,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最后也都无功而返啦!我就觉得现在的工人阶级——包括大学生以后也会融入到工人阶级的行列中,我认为总共有三条出路,第一条出路我认为也就这样了,你就继续受苦受累,晚上把道理说得多么清楚,不过第二天还是照样去上班。第二条道路是成功学的道路,从08年经济危机以来我看到社会上的中产阶级好像都在解体啊!通货膨胀导致中产阶级正在解体。我看到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它不像一个金字塔,它反而像一个沙漏型的社会结构。社会底层要爬到社会上层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是越来越小。我认为还有最后一条道路,就是通过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的联合,可能这个话说起来有点吓人有点可怕,去年广州本田汽车工人就是通过无产阶级的联合来争取到了自己应得的利益。以上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

      主持人:我们提倡大家发表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只提问题,但是大家提问题的时候时间尽量控制在三分钟以内。还有没有别的同学?

      某同学:老师我问两个问题,刚才我听一位老师说有订单式的职业教育是吧!但是像我们这种学传媒方向的,不实习以后没法找工作,这种社会压力迫使我们去实习。但是实习期间它也面临着加班各种情况的。面对这种情况不管是职业教育还是本科生教育我们有没有什么制衡的制度?我现在在一家小企业,它感觉也是这样的,感觉没有抗衡的机制。不知老师在这方面能不能给我们出点主意?

      主持人:好,有请两位老师回应。

      潘毅:大学生的农民工化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大家公认的问题了。所以今天我们要处理的不是一个农民工的问题,而是一个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的问题。如果整个教育都已经商品化那么每个环节都会受冲击。那你再改变肯定也不止是改变职业学校的问题。职业学校就是考不上大学嘛,连二本三本都进不去,最后进了中专。所以在这方面他们面对的处境肯定比你要差一些。可是现在大学毕业生的处境也是一年比一年差了。所以很多人都知道我们的教育有问题,需要停下来想一想教育的方向这些问题才可以一步一步处理。

      某同学: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涉及到农民和工人贯穿的这么一个问题。前几天我去安宁在青龙镇碰到了一位市民,他带我路过他们家的时候说那一片原来都是他们家的土地,后来昆明电厂为了建一个发电厂就把地都给征去了。电厂为了补偿他们就允许他们去电厂里面工作。但是他们明显发现工时太长工作太累工资又太低。所以他们都不干了,都跑去干个体。当时我就感觉挺难过的,因为我从他的眼睛里看不到对生活的希望,全都是迷茫。农民由农民这个身份转化到“个体户”,这个转化的过程中他渐渐的对生活失去了希望。政府、工厂和个人的关系都会恶化。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真的无法告诉这位师傅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在哪里。还是请两位老师给一些建议。谢谢!

      某同学:刚刚老师谈到大规模的工业园区是不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一个比较好的途径,就是……在我们的家乡,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嵩明县有个“杨林工业园区”,现在已经有一些规模不算太大的工厂开始建厂。这些工厂招人已经渐渐地解决了我们那边的就业问题。我觉得对这些工业企业能不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像那些大工业园区在深圳、广东那边,因为它有很多农民工它可以选择可以挑剔,像在我们那边它没有那么多人来挑那么多人来选,那么这种工业园区是不是一个解决我们那边就业问题的方式呢?

      潘毅:其实你刚才讲的深圳那边或者昆山也好重庆也好,它都是大工业的它没有什么损失,其实这个判断不对。因为他们在事实上有更多的选择而不是更少的选择。现在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缺工的年代了,劳动力已经不足了。我们是从用女工开始,然后扩到童工,它是一步一步这样退化下去的。这个原因其实还是因为劳动力不足。今天你说在你家乡门口搞一个大工业园区然后不管大还是小,它能就地解决就业问题。这种发展模式是不是和我刚才讲的那些很不一样呢?我认为从性质上没有太大的不一样。其实我并不是反对说在家乡的门口搞工业化的发展模式,我希望大家重点看几个问题:谁在搞?谁在搞这个工业园区?然后这个工业园区的产权归谁?当地的老百姓是不是真正可以参与进去?其实两位同学的问题都一样,这些工厂一开始都让当地的农民进去,进去以后安排他们做什么呢?不是安排他们上生产线。如果上生产线这些农民是同意留下来的。可是工厂往往安排他们去搞卫生。所以他们不同意,因为这些岗位的工资比当地的其他工人更差。这些工厂要的工人顶多就到三十多岁,起码我见过的工业园区他们不会再招这些四五十岁的农民当工人。四五十岁的工人被迫到建筑工地上,大家看建筑工地上很多都是四五十岁的工人了。所以这个用工不是解决就业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

      它虽然在你家门口搞个工业园区,可是这个园区的发展和你乡村的发展是脱钩的。这个经济发展是脱离社会发展的。如果你希望经济这个“饼”做大了可以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和福利问题,我认为这个期待不现实。因为这些资本大部分是外来资本,只有小部分是本地的资本,等当地资本搞大了也会向外来资本学习,它一步一步脱离了乡村社会的发展。它靠拢了这个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只是规模小了一点,其实整个经济发展的模式是一样的。我提出一个原则:你这个经济发展是不是回归社会?它是在瓦解我们的社区网络还是在强化我们的社区网络?我觉得这些原则是可以谈的。你这个工业区开发的权力你是给拿走了对不对!那些小的工业园区都是县一级的政府下来或者市一级的政府下来办的。以前是乡村来发展的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基本上还有一些分红。可是你今天的发展模式不是,你今天把他们基层的发展权力拿走了。重庆就很明显,有个镇长跟我说,现在发展经济不是他们在发展。如果是当地政府发展它会多少照顾一下当地民众的需求,但是上级政府发展它就只会考虑到自己的政绩,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是两辆马车分着两个方向在走。它是在破坏当地资源的基础上搞的,它不是融入你这个社区的基础上说你这个地方有什么资源。我们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很多人有一些传统的技术。有的地方就有很多是传统的工匠,有的地方很早就在做一些手工艺活。可是我们今天的发展不是,你根本不会照顾它地方的经济系统,你也不会照顾它的文化传统。你是外来的和尚,你要解决它的问题你的破坏肯定多于建构。李昌平老师是非常了解这些村庄的运作的。我们应该是多元化的发展,就是你应该推广合作经济、内生经济,甚至集体村庄的经济,这些经济的所有行为都是服务于当下的社区。我们应该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的经济发展。

      李昌平:我给点补充!我们八十年代也搞乡村企业,也搞国有企业,也征农民的土地,可是七八十年代我们征农民的土地征完了你就成为工人了。我除了给你一个很少的补偿以外你就成为工人了。那个时候成了工人你就进了保险箱了。你的工资是稳定的,你退休之后也有钱的,你一辈子都解决了。可是进入90年代你会发现征了你的地以后呢就给你一个十五年的补偿。一亩地征下来大概两千块钱三千块钱就完了,它也不把你安排为工人了。即使是工人这个工人的性质也不一样了。八十年代的工人和九十年代的工人是不同的工人。后来农民在征地的过程中间,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土地可以用来种庄稼,可以用来办工厂“种厂子”,可以用来建房子“种房子”。土地可以种这三种东西,农业地租商业地租工业地租。八十年代我们农民是一个生产队一个集体,我们既可以种庄稼,我们也可以种厂子,种厂子工厂是我们集体的企业我们可以分享工业地租。我也可以建房子,我这个权力是有的。这是八十年代。到了九十年代你会发现农民只能种庄稼。你想搞工业园区?对不起!你不可以建厂子,只有我可以建厂子。就是剥夺了农民建厂子的权力。现在建房子只能开发商建房子,对不起你农民不能建房子。九十年代以后就剥夺了农民建厂子的权力,剥夺了农民建房子的权力。你只能种庄稼!种庄稼又养不活人对不对!养不活不要紧,你们去打工嘛!大家都去打工,对不起,工人就供给过剩嘛对不对!没问题,供给过剩我就拼命压榨你是不是!你就发现很巧妙的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为谁安排呢?为资本家安排!这是个什么问题呢?刚才有同学讲马克思的道路要无产者联合起来,大家在笑!无产者联合起来真的有错吗?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呢?今天这个时代无产者联合起来真的有错么?那些失地者就是无产者,那些工人就是无产者。

       某同学:政府会认可他们是无产者这个阶层吗?

       李昌平:要政府认可干什么?这是你自我认可的。

       某同学:我认为最主要的一点它整个制度是缺陷的。包括刚才老师讲的十一个小时的工作。美国在一百多年前芝加哥工人运动就确立了八小时工作日了,我们现在还有十一个小时!

       主持人:等一下你可以谈,先等我们嘉宾回应完这个问题!

       李昌平:我觉得这么多年来在大学里面——我也是大学老师,我们在大学里面所推广的一些东西。包括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啥东西我们都得到了,医改的时候我们是干部,那时候科级可以报85%,副处级报90%正处级你报100%。工人农民对不起,医药费自付。医疗是公共品怎么能这么改呢?可是就这么改了!房改!毛主席留下来的房子,当时分给我们五千块钱一套房子,一百多平米。现在呢?是公务员的,两套房三套房多得是;企业改制,一毛钱买企业也是这些人买的。还忽悠你说国有企业是块冰不买就化掉了。煤炭的私有化改制什么私有化改制都是给我们的!你们这些大学生毕业的时候大学的位置是我们的医院的位置是我们的教育的位置是我们的,啥都是我们的,等到你们毕业的时候,啥都没有了对不对?我们这代人——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出生的这代人,我认为是中国上下五千年以来最不负责任的一代人。我们所有的制度设计都是为了我们自己,并且我们自己享受了这么多资源还说自己伟大。而且我们在大学里不停地忽悠我们的学生,到今天我们的学生还不能觉悟。我们现在这种制度你农民可以种庄稼,你不能种厂子你不能种房子。它通过制度设计让它“合理”。刚才同学讲的你在我门口占了我的地办了个厂子我不当工人可不可以,可以啊!你让我的土地入股就行了,每年分我多少股份。我不照样过得很好嘛是不是!为什么就不可以呢?你说你建一个水电站,那个地方的农民山是我的水是我的,我在这个水电站占有股份我还穷吗?我还需要别人来扶贫吗?你把人家的地下资源给挖了,挖了以后你在北京买房子在上海买房子,老婆孩子去了美国,地下挖得一塌糊涂。我被你搞穷了,最后你来扶贫我!你见过这种制度吗?这制度要改啊!怎么改?要靠我们这些人觉悟起来才能改!如果你不觉悟起来你永远都改不了。我们这代人是不会改革的,我们这代人只会说“这个制度好极了!”

      主持人:在别人发话的过程中我们尽量不要插话好不好!当然有的时候插一句可以但是不要太长。

      某同学:刚才老师提到制度,其实现在农村在征地的时候农民被强调土地是国家的,他们只有三十年的使用权。很多时候中国人整体的文化素养和学识都比较低,容易被政府忽悠。我们现在观察我们的制度都是一条横线的,包括我读书的时候把我拉到鸦片战争的时候说我们怎么受欺负,把我拉到唐朝的时候说我们多么的伟大。但是横向对比呢?我们可以和这位来自香港的老师聊聊香港的发展。深圳和香港就隔着一条河,为什么三十年前发展差距那么大?还有三八线的对比,这么一种体制的对比,我们没有。我们一直在宣传现在的日子比起几十年前已经很好了,就是不去看同时期的其他国家的人民过得怎么样。所以,现在只要给农民几十块钱的养老补助,老人都会高兴得不得了,说政府太好了,说以前几辈人都没有过这种事。但实际上它政府给农民的这几十块钱和给城市贫困户的“低保”够他们政府的“公车”一冒吗?政府每年要花掉四千亿在“公车”上。但农民没有这种批判的意识,我们也没有这种批判的意识,总是觉得现在的政府已经很好了。但是我觉得通过不断的改革不断的发展我们也会建立起越来越好的制度。我们的制度已经落后了西方一百年,包括分配制度,包括产业的发展制度整个体系我就觉得是国家政策恶意制造的。我的家乡是玉溪,我们那里的农民在种烤烟,他们有一句话就是“得了烤烟的利也受了烤烟的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八十年代种烤烟以后随着红塔集团的兴起我们的农民的生活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那时我们的村口修着公路,农民用的很多东西都是工业品,像很多中年妇女都不会做布鞋了。这就是外来的工业化带给本地农村的负面后果。农民种烤烟解决了温饱,甚至开始步入小康,但是农民一天忙到晚一年种三千颗可以赚得五千块或是六千块钱,农民感觉已经不错了。但是对比之下,那些在烟厂工作的员工,包括我的同学的家人,他们一个月之上半个月的班,而且上班之后只要按一下按钮机器就自动化地工作了,但是他的月收入可以达到两万左右甚至更高。这种不平等是国家刻意为之的。为什么?包括我和我的母亲也是这么说的,我说你是个人大代表,你为什么不为农民说几句话?她说她们只是乡镇一级的政府把提案写好让她们带到市里面交了就完了。我说你为什么不联合其他基层人大代表告诉烟厂你烟厂不把收购价提高到100元一斤我就不卖给你?原来我们还有一个过程,就是美国烟草公司来我们那里做过实验,那一家提供的价格就是灵活的,农民可以和他们谈价钱。但是我们国家的话就用制度来告诉你不准要价,这是国家的定价。我就觉得这是政府恶意地制造贫富的分化。并且很多时候我觉得总理也有很多温情的话,但是我觉得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应该建立一套完整的制度,包括刚才老师提到的一点,为什么现在只允许开放商盖商品房,农民有土地为什么不允许他们盖?这就是行政权力恶意的把农民的权力剥夺了。你说要让无产者联合起来,它政府连让你联合的可能性都没有,更别说给你合法性了。所以现在中国每个阶层都很苦,当官的也苦,他们怕你们去上访。然后农民也苦工人也苦,每个阶层都很苦。老板也苦,他数钱都会数得累。

      以前很多华人当年是被拐卖到美国的。但是通过美国不断的制度完善为什么我们都向往美国而不向往自己的国家?大家好好反思一下。

      所谓的“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只是一句虚幻的话,因为毛泽东主席建国的时候已经说了我们是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了,但是民主什么的只是被写在文字上,人民连最基本的人权和尊重都没得到。一个农民被撞车撞死了只配十万,一个城镇的人被撞死了他的命就值三十万。这就是很简单的没有人权的例子

      我希望我们能把这个国家建设得更好,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

      某同学: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个有关失地农民的问题。我们那个地方政府已经把我们所有的田给圈了,圈了以后修鱼塘。现在村子里的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但存在一个问题是以后他们年纪大了还要回来,但是那时候家里已经没有田了,他们怎么养活自己?而且很多上有小下有老的农民工在城市里打工他们既要承受家里没有田自己没有退路的压力还要承受养活家人的压力。我想问一下类似的失地农民将来的出路在哪里?国家每年给一个农民五十块到一百块的养老保险,这真的有效吗?

       某同学:老师好,我是公共管理学院的研一的学生。我想问的是在毛泽东时代我们度过的是共同穷的时代,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提出了“共同富裕”,但是现在这个“共同富裕”我们并没有感受到,而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作为农民出路在哪里?社会学家在这方面有什么思考?

      李昌平:我回答第一个问题!现在存在很多失地农民的问题,有的不一定是坏事,像北京的郊区上海的郊区的农民失去了土地他不一定是坏事,他一失去土地就是千万富翁。像北京的农民进入城市规划区了几套房子几百万的现金都给他了。所以很多人都羡慕北京的农民。可是你要在昆明乡下的农村里面一亩地征过来就是一两万块钱。就没了,啥都不是了!都是失地为什么北京的农民失去土地得到这么多钱云南的农民失去土地就得这么一点钱呢?这说明这个土地制度不合理,我不是主张所有土地制度都说这个农民的补偿得少,其实在有些地方农民的补偿实在是太多了,而在有些地方的农民补偿实在是太少了。这是我说的第一点,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平衡的,应该有个封顶的制度。中国的土地补偿没有封顶的制度也是错的。

      第二,我们看80年代以来,农村的基本方向是什么呢?就是所有人都不相信集体所有制,都希望把集体所有制搞掉,把农民的村社共同体搞掉。因为村社共同体的经济基础是集体所有制,你否定了集体所有制,农民的共同体就没有了。没有集体经济、没有共同体了,农民就变得没有力量了,就任人去宰割了。可是这么多年来,有一两千个村子,他们依然维持着他们的那个集体所有制、那个集体经济,他们过得很好,也没有哪个政府有胆量去征用他们的土地,只有他们去兼并别人的土地。你比方说华西村就兼并了11个村。像大寨,很穷的地方,也没有哪个人敢征他们的地。

      他们的经济发展是为了社区建设,经济发展是为了社区治理,他们的共同体,下面有合作社,有公司,有各种各样农民组织,共同体之下,经济发展就是为了社区建设,为了他自己,一定的经济承担一定的社会发展责任,所以那看到大寨很好。那大寨周围的村子呢?把煤矿都改制了,私有化了,挖了煤了,地下水没了,环境破坏了,钱拿去北京上海买房了,甚至去美国去了,哪个村子呢?乱七八糟,农民上访,一塌糊涂。 那么我们在主流社会的人呢?我们是支持大寨村这种模式呢还是支持小岗村这种模式呢?实际上我们都犯有错误,我们都在反对大寨,一听说学大寨,多数人是反对的,都是嘲笑的。可是呢,搞那个所谓私有化改制,把煤矿搞成死人的,商人把煤矿一转手3000万变成3个亿,大家都很高兴,说这就是发展。这是发展吗?这明明就是掠夺,可是我们主流社会就是赞赏掠夺。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村子它的土地被拿走了,实际上是他的农民共同体解散的结果,只有农民共同体的完整才能够保护自己的土地。在共同体之下,一定的产权支持一定的治权,一定的治权保护一定的产权,你有集体所有制,就支持你的共同体,你的共同体有治权就可以保护你的产权,中国的实践是这么证明的。

      第三个问题,对于我们大量的失地农民,不是像北京上海的失地农民啊,他们的未来怎么样?他们的未来第一靠我们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起来,能不能给他们一个很好的未来?如果我们国家经济一直这么增长,将来有一个好总理,有一个好政府的话,他们说我们这些钱我们不买房不买车不消费了,我们就给大家养老了,你们医疗教育都很好了。也行,可是现不现实我不清楚,可是如果这条道路走不通,上帝不怎么照顾我们,我们也得不到很好的中央政府来解决我们的问题,那对不起,那就是等着再来一次土改呗,没有别的办法。所以我在六年以前写了一篇文章是说到2018年中国会再来一次土改。前几天有一个朋友发一封邮件到我的邮箱里面他(她)说:昌平,你说这个2018年会再来一次土改,为什么是2018年而不是2019年2017年呢?我说这个不告诉你,反正到时候是要来一次土改的。

      潘毅:我觉得这个对话的可能性被我们制造出来了。我首先不太同意李老师说的赔偿的问题,我认为问题不在于赔偿多少,不在于赔偿本身。而在于我们如何推动城镇一体化。因为我过去三年在北京每年都要待六七个月以上。然后在中间呢据我的观察北京的失地农民也没有大家讲的那么好。它原因是什么呢?他们赔的是多,但是回迁房的价格也很高,他们得到了四百万的赔偿还要拿两三百万去买回迁房,剩下的几十万你看着好像很多,尤其农民可能从来都没有一次性接触到几十万。北京的农民还要看他们在几环,如果是四环那么这些农民短期内利益是达到了,他们一次拿了几十万。可是到了五六环这些农民他们基本上就是开出租车,基本上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我们可能会想他们不去打工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干那些脏活,可是据我们调查,这些农民说他们其实想进那些厂子,但是根本进不去,因为这些工厂歧视当地的村民,认为北京人不好管,所以这些工厂就给你安排到一个很差的岗位里面去,让你自动就走了。走了之后你还能干什么?只能当小商贩了对不对!这些女的就当家庭保姆啊、小商贩啊……然后男的就开黑车,基本上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处理。如果他们真的有几千万的赔偿他们为什么不成天去打麻将?成都很多人就靠打麻将休闲,北京的失地农民每天工作的时间还是很长的。他们的日子过得还是很苦。所以,我并不认为处理这个失地农民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给补偿。

      某同学:刚才有位同学说毛泽东时代是人人都穷,实际上还是有人很富的,那就是毛泽东,他有几千万的版税……

      李昌平:这个完全是诬陷毛泽东,毛泽东的版税今天依然是****中央办公厅在管理。不是他的后代在管理。

      某同学:好,那至少在所有权上是属于他个人的!

      李昌平:不是的!

      某同学:毛泽东一次给江青给家用是一次两三万这样给的。在当时谁能一次拿出来这么多?不仅是他个人,当时所有的干部阶层他们所享有的待遇,我们不说他们的收入,光看他们的待遇就是很高的。其实中国的特权阶层并不是改革之后才有的。只不过是改革开放之后这个特权阶层扩大了他们的基础。

      回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我之前听过一个老师讲“我们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文革”,我对此的理解是我们是以一场经济运动开始结束了一场政治运动。这个经济发展是一种“裹挟式”的发展,就是你不得不发展,你连不发展的权力都没有。因为它已经形成了一种运动,它本质上就是一场运动。把所有的人裹挟进去,你想不发展,你想走另外的道路,你想过一种很恬淡无语欲求什么都不想要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你都不太可能。我觉得这个才是对我们最大的威胁的存在。在现有的生存方式里我们可以选择的余地非常至少。除了他们制定的这些东西我们几乎没有别的选择。

      另外我还有个问题想跟李老师这边讨论的,李老师讲到了2018年会有一场土改,这已经谈到了所有制的问题了。现在很多人也在谈所有制的改革,甚至这个《物权法》的概念已经提出来了,那么我想问问李老师中国有没有可能走上私有化的道路?

      主持人:再来一个问题!

      某同学甲:我先建议这位朋友回去看一下关于毛主席遗物的故事,关于毛主席遗产这上面说的很清楚,你那两三万的问题也说得很清楚,都是子虚乌有!

      某同学乙:我明白我明白……

      某同学甲:你先听我说说完你再回应!这个是重庆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联合推出的,就是因为社会上有这个造谣,然后他们推出了这个节目!我去了延安,那里也有关于毛主席这些东西的故事,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土豆网》上也有。我就先说这一个问题。

      某同学乙:我要接着说一下。

      主持人:给你一次补充的机会!

      某同学乙:如果你说这个片子的制作方是重庆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那我觉得我可能不需要看它!我个人表达我个人的观点,重庆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的片子我真的不想看。我有我的消息来源,我有我了解历史的渠道和来源。

       潘毅:李老师等一下,我先回应那位同学说的社会学者应该做什么!

      我认为一个认真的态度就是认真的去做调查。也就是说我们要处理历史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不应该“务虚”,就是一人拿着一个观点互相打,因为大家说这些观点都没有根据,你的根据就是看一下电视台啊或者看一下公共的话语就来吵架。我认为我们去做一点调查研究好不好?比如说你去一个村庄,你看它解放前是一个什么状态,解放后又是个什么状态,最近三十年又处于一个什么状态!然后你去一个工业区拿一家工厂来做研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问题就比较容易来讨论。我刚出了一本书不是叫《大工地》嘛,里面其实也没有很好的处理解放前和社会主义初期的那一段,可是工地上的工人多多少少还是让我们碰到了改制以前的那些建筑工人。他们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工人与今天的工人的地位来对比,你会看到说当时大家都比较穷对不对!可是我作为一个建筑工人我是有尊严的。他们自己认为自己是比较有地位的。可是今天的 建筑工人他们的地位有多低大家知道吧!他们一年下来连打工的工钱都还拿不到,每次到年底的时候都要去爬吊塔,去追讨这个工资。如果从工人自身的历史来讨论这个阶段我认为比较容易处理这个问题。否则你的讨论就是没有落脚点的讨论。

      李昌平:我做个调查啊!你们说“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点子再多一点”你们说这句话是谁说的?

      学生:邓小平!
        
      李昌平:有没有说不是邓小平的?举个手?

      李昌平:“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点子再多一点”这是华国锋同志在深圳开发区那里画了一个圈——那个时候邓小平还没出来啊——画的那个圈上面的批示:“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点子再多一点”。你们不知道!你们只知道邓小平!对不对?第二,你们知道“宝钢”是谁搞的吗?你们昨天听了我讲座的人知道!你们知道各地县乡的小化肥厂小农药厂是谁搞的吗?

       学生:华国锋!

       李昌平:那叫什么?那叫“洋跃进”!华国锋下台有两个罪状,一个是“两个凡是”,另一个是“洋跃进”。没听说过是不是!我们八十年代就已经进入“体制内”当干部了。那个时候中央给我们传达精神就是这么传达的。

      我说的是个什么问题呢?我是八十年代毕业的学生。我们经过九十年代以来,我们那个时候把毛泽东丑化,把华国锋丑化是一种时尚。这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今天丑化什么人已经不是时尚了。包括人家把江青抓起来说江青戴着假发,说江青有什么什么作风问题,这是那个时代最低级的造谣。到今天我们年轻人还信这个。我就觉得没意思。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有几乎百分百的人不知道这句话是华国锋说的,那这是不是一个遗憾呢?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很多事情我们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历史,我们要用自己的头脑去分析历史。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面对现实,我们要去工人中间去,去农民中间去,去了解一些情况。我们头脑中的一些东西往往是一些欺骗人的东西,我们应该得出我们自己的结论。当然我也不是说我的结论是对的。我从八二年到现在我是经过了体制经过了那个时代的领导人经过了所谓的一些写东西的一些“写手”怎么骗我们的过程,我也经历了我们去骗大众的过程。比方说我领导过医疗改革,我知道我们是怎么骗人家的。我也领导过乡镇企业改制,我知道我是怎么骗大众的。所以我今天我觉悟了知道吧!

      我还是真诚地希望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要公正的对待蒋介石,要公正地对待毛泽东,也要公正地对待华国锋,也要公正地对待邓小平。其实他们都有错误也都有贡献,我也希望我们的体制能把历史的 资料公开出来,让大家不要再受蒙蔽,不要做一些无谓的争论。

      第二个,关于土地制度问题。我们经常讲要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就要土地物权化,农民有了土地的所有权就可以增加土地的财产性收入。这条路能不能走呢?这么说:我是一个发达地区的农民,我的土地用来搞工业了,搞商业,集体的土地用来搞工业搞商业然后分享收入,这是财产性收入。中央给我的财政补贴给我这也是财产性收入,我把我的土地转包给你去种,你给我承包费这还是财产性收入对不对。这就是北京人喜欢搞的东西,因为他们都进了城他们家里有土地,增加财产性收入是增加他们的财产性收入。这是有私心的,我李昌平家也有土地。我的土地包给人家种人家给我钱,另外我还享受国家的粮食补贴,所以我的财产性收入是一直有的。可是你要知道增加了我的财产性收入就等于增加了你,增加了那个农民的负担。所谓“耕者有其田”,你不是“耕者”你干嘛要田呢?是“耕者”的没有田,你这个三十年不变五十年不变你还认为它是合理的,这合理吗?不合理!这种设计是进了城的人有土地,并且想永远占有农民的土地,新生的农民或者八十年代以来没有得到土地的农民永远都没有土地。并且你还把它物化了。这就是北京那个圈子里面设计土地制度的人的私心在膨胀。我们不要问这是什么合理不合理,这根本就是不合理的,这是反动的。如果这种制度长期延续下去我说2018年要搞土改,原因是什么呢?谁来给你生产粮食?因为你增加了生产粮食的人的成本,以前是劳动力过剩的时候,没有办法我给你生产粮食。现在劳动力出现短缺了,对不起,我不给你生产粮食了。我的土地转给你你给我钱,你生产粮食,然后政府有了补助是补助我这个土地的地主,你还愿意生产粮食吗?既然劳动力短缺了你还不去打工吗?我告诉你从今年开始粮食就进入减产周期,不是一年减产是几年减产。这几年的减产以后你到时候看看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连一个大蒜都可以炒到十块钱一斤,你看粮食是一个什么局面!所以我说那个土地制度还是要回来的。还是要回到“耕者有其田”。

      再说一下毛主席的稿费啊!到现在为止!我还特意找中央办公厅的主任问了这个稿费的事情。他就跟我讲,毛主席的稿费和其他人的稿费不一样,今天毛主席的稿费还是办公厅在管理,可是好多领导同志的稿费已经是他们的子女在管理了。毛泽东的后人很多都很穷啊,但是没有一个人出来支取毛泽东的稿费。所以很多老同志就说毛家的人在这个问题上是值得钦佩的。至少人家这么穷也没有动这笔稿费。

      主持人:最后两个问题!

      某同学:我一定要回应这位老师:就我来说这是他的合法性收入,如果他的家人拿走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我也觉得他们不需要靠不拿这笔钱获得我对他们的钦佩,哪怕毛泽东本人或者毛泽东的亲属把所有的钱都拿走成了中国的首富在法律上来讲也是合法性收入……

      李昌平:你直接说毛主席搞特权不就行了!

      某同学:我想说的是这个合法是不是正当?这确实是有问题的。合法就是正当么?如果他不是国家领导人他的《毛选》凭什么卖这么多?我只想问这个问题!

      某同学:那我也讲一句话,毛主席曾经说过:“我死之后,如果右派上台,工人和农民的地位将一落千丈!”大家看看现实情况是不是这样!我说完了。

      李昌平:《毛选》的稿费主要来自哪里?是来自国外!所以你说毛主席利用自己的职位赚稿费是不顾实际情况!

      某同学:那是因为中国要输出革命……

      主持人:由于李老师晚上七点在云大呈贡校区还有一场讲座,现在时间已经很紧了,希望这位同学下来抽空再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把最后的时间再留给两位同学提问!请大家抓紧时间,发言简洁一点。

      某同学:请问老师对粮食价格问题怎么看?政府是不是应该通过控制农药化肥价格来抑制粮价?

      某同学:中国现在劳资矛盾突出原因是不是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得还不够好,体制还不够健全?老师来自香港,相信香港应该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李昌平:要解决粮食问题并不是单纯的规定农药化肥价格那么简单。现在的农村水里设施年久失修,而且农村大部分是老人在种地。这两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先说水利,村社共同体解散之后水利设施就瓦解了。现在修水利设施,地势高的地方的人愿意修,而地势地的地方就不愿意出这份钱,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可以等着地势高的人修好水利设施之后他们“搭便车”,而地势高的人见地势地的人不愿意掏钱,索性他们也不修了。如果我们还有村社共同体的话,肯定是所有人一起掏钱弄,这个没有什么疑问的。还有,现在的年轻一点的农民为什么不愿意种地?因为到外面去打工得到的收入更高。如果年富力强的人都到外面去打工了,我们的粮食产量必定会逐年下降,这样必然会带动粮价上涨,而粮价上涨又会促进工价的上涨,工价上涨又会刺激更多的人去外面打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是不知道!

      潘毅:香港的经济制度应该是很完善了。但是香港的贫富差距还是很大的,而且社会保障并没有大家想想得那么好。今天的香港工人没有最低工资,而且没有养老金。我没有看到香港由于经济制度完善就会健全社会保障。是香港的市民不愿意搞社会保障吗?不是的!你工人愿意搞福利保障,但是老板不愿意,而香港政府的 权力是被那20%的有产者控制的。所以,在劳动者没有掌控权力的情况下,仅仅寄望于“经济制度完善”,劳动者是不可能有出路的。

      主持人: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讨论只能到此结束了。今天的对话是 “满城关爱农民工”的系列活动之一,“满城关爱农民工”是昆明真善美书家推出的一个旨在宣传农民工正面形象,吸引更多城市居民帮扶农民工的慈善项目,希望大家共同参与农民工生存现状调查、访谈,共同为农民工生活的改善尽一份力。我们的联系方式是0871—5330162,联系地址是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泰阳欣城步行街222号“书家”。谢谢大家的参与!

2011-4-12 9:0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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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早期作品,其中的命题“抗争性次文体”现在似乎已经不提了(这个理论的很多提法和研究虽然似乎潘副教授不再延续,但其中“去阶级化”的本质应该才是潘副教授的原始想法;这理论也是她那次最成功得奖的关键作品《中国女工》的结论)。文章来自:http://www.cssm.gov.cn/view.php?id=19952 根据此来源搜索到的原载出处是《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5期(见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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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一种抗争的次文体
——工厂里一位女工的尖叫、梦魇和叛离


·潘毅



标签: 打工妹 个体抗争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创造一种抗争文体(a resistance genre) ———一种期望打开个体抗争经验的崭新可能性的次文学(a minor literature) 。这种抗争文体浪迹于一个身体痛楚的地带:当前中国经济特区工厂生活中的尖叫( scream) 和梦魇(dream) 。我将追溯一个来自农村的“打工妹”,在中国结合到世界经济体系的情况下,如何被资本主义、现行体制以及当地男性文化的势力撕裂。我还将显示一个女性属民( subaltern) 如何面对强大的社会,以及身体痛楚如何在工厂中产生。我认为,痛楚的身体并不是一个失败的身体,而是一个抗争的身体。而无论纪律监管的力量怎样厉害,那个女性身体也能透过工厂中的种种慢性痛楚来加以反抗。按照巴特勒(Bataille) 的说法,尖叫和梦魇显示了人类忍受痛苦的限度以及获得自由和叛离的可能性,是人类经验的极限。而根据福柯(Foucault) 对梦的解读,我认为“打工妹”的尖叫和梦魇,在意识与无意识的交界挣扎,是人类自由的一次长途跋涉。
     
    凌晨四时,一声尖叫刺进了深夜的黑暗,与往常没有两样。阿英又做了同一个噩梦,并且尖叫起来。我给那鬼魅似的叫声惊醒了,然后,夜又沉入了深深的宁静之中。
    1995 年11 月至1996 年4 月,我在深圳一家港资电子厂当全职工人(参看Pun Ngai,1999), 阿英是在这家工厂做事的一个“打工妹”。我们工作的公司名叫Meteor 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Meteor) ,在我逗留期间,这里约有500 至550 名工人。
    我到这里来的初衷,是研究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之下,中国女性的工作生活和身份的变化。但到了实地考察的最后阶段,却不期然遇上了这些尖叫和梦魇,一种身体政治和叛离的文体开始展现眼前。
    由于部分女工不满阿英的尖叫声而搬到别的房间,我遂得以搬进和她同住。那是一个不足100 平方尺的小房间,里面放了4 张双层铁架床,8 个人挤在一起。这就是深圳特区工厂宿舍的一般情况(参看Lee Ming Kwan ,1998) 。宿友的关系相当紧张,这不但因为空间狭小、隐私难隐,也由于阿英的尖叫声吓怕了大家,让人不能安寝。我也并不好受,这倒不是因为不能睡个好觉,而是因为无从把握、理解那尖叫声和为之执言。受害最少的似乎是阿英自己,她在尖叫声中醒来,马上又倒头睡去。
    尖叫声之后是一片可怕的寂静———由于急于理解这尖叫,在这个房间里只住了一个星期,
    我已陷入了焦灼之中。
    那一片寂静并没有使我裹足不前,反而在那一刻给我提供了认识人类痛苦和叛离的崭新可能性。我无法不开创一种抗争文体,尽管这在初时并未清楚意识到,但在一种欲望的驱使下,我参与了书写生产,并把自己与抗争政治接通。我为一种次文体的诞生而着迷,这种次文体能明确显示个人进入历史叙述和分析的历程,尽管那些经验之中有些是不能传达的,有些是局部的,并为特定历史以及社会文化形态所主导。以下就是这种新文体提出的一些问题:

    一、一种关于尖叫的社会研究能否成立? 那尖叫本身并无语言,它以刺耳的声音淘空了意义,以巨大的力量破坏了语言。怎样才能记录这尖叫、理解这声音? 怎样才能把它带进符号世界、安置在指涉的链条(signifying chain) 中? 我是否会把那尖叫的欲望毁灭? 或者,为了一种新的书写,这毁灭的危险是否无可避免?
    二、一种关于人类痛楚的文化研究能否成立? 在田野研究的尾声,我把自己推向了身体痛楚的经验极限,这个极限作为普遍的人类经验再度拒绝了种种文化范畴和符号的归类。社会现象学是否能够提供一种捕捉人类痛苦的方法? 如果不得不为痛苦执言,那么,不同的人类痛苦经验之间又是否有文化差异呢?
    三、一种关于抗争的次文体(minor genre) 能否成立? 尖叫、梦魇和身体痛楚往往被巨型的抗争论述湮没和抹煞掉,这些个体经验能否视作叛离的行为? 倘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为人指摘之处在于其把梦魇和尖叫统统归入无意识领域,那么,我们能否认为抗争的可能性就正在意识与无意识的交界? 福柯(Foucault) 把梦解读为人类自由的一次长途跋涉,我们从中可以有什么得益?
     
    一、尖叫———一种次文体的开创
    阿英夜半的尖叫已经持续了一个月,她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也控制不了。“听到人家的谈论,我很不开心。我根本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我醒来的时候,那叫声消失了,然后我又倒头睡去。不过,我每天晚上都做着同一个梦,我梦见自己来到一个码头,正要坐船过河。那道河把两个村分隔开来,如果要到对面那个村,就只能坐船。我必须坐船,但我眼巴巴地看着船离去,在那里干着急。我发现我的身体太疼了、太累了,不能活动。我怕得要死,因为船已经离去。那里只剩下我一个人,而天色开始转黑。夜来了,我走投无路了。”
    阿英在梦中害怕得无法控制自己的尖叫,但她一叫便会醒来,然后又倒头睡去。其他女孩子也睡着了,独有我一个人醒着。我一时陷入了极度的焦灼和痛苦之中,因为我所受过的社会研究训练并没有告诉我怎样去掌握这种情况。我迷失了,迷失于我醒来听那尖叫的一刻。倘若我们的时代真如德塞图所说是属于一种视觉史诗(epic of eye) 的时代,“视象如癌变般的扩散是我们社会的特征,衡量任何事物均以其展示和被展示的能力为依归”(Michel deCerteau ,1984 ,xxi) ,那么,我们的“学术表演工作者”(“showbiz academics”) 是否仍能接受一些不可见的,甚或前语言(pre2language) 的东西? 但是,我们没有选择。那尖叫如此有力,它以无边的指涉力量,直入意义世界。它直接来自一个属民的身体,来自一种往往被拒之文字以外的人,来自一个为实现自己的生活而挣扎的个体;它来自一个“打工妹”,一个被压迫但是仍然抗争的主体。
    正是在工厂里遇到了这尖叫,并且尝试理解、诠释和整理其极限的可能意义,迫使我去认识、理解和创造一种抗争的次文体。什么是次文体? 或者,用德勒兹和瓜塔里的用语,什么是次文学? 他们在《卡夫卡———迈向一种次文学》一书中,列出了次文学的三个特点。首先,次文体的语言受“高度非地域化”(“a high coefficient of deterritorialization”) 的影响。次文学并非来自一种次语言,而是由一个少数社群在主导语言里创造出来的;第二,在主导文学中,个别主题之间互相扣连,社会环境只作为背景而存在,但次文学则完全不同“, 它的狭小空间迫使每个个别情节直接连结到它所形成的政治和社会”;第三,在次文学中,一切都具有集体价值“, 并不存在可以从集体中分离开来的个体声音,这个体声音也不可能从属于这个或那个‘主流’”。次文学是人民关怀的文学(literature of people’s concern) :“不会有个体化的主体,只有群众合奏的声音,只要这些声音不是无中生有的,并且只要它们纯粹是作为未来的破坏力量或建设之中的革命力量而存在,次文学就会表现它们。”(Deleuze & Guattari ,1986 ,16 - 18)我参照这些洞见,想为当代中国创造一种抗争的次文体,阿英的尖叫不单是属于少数社群的,而且也是边缘的、属民的,我们从中知道她的这种经验不仅与主导语言相对立,而且更完全与语言本身相对抗。尖利的声音把这个异化的、俄狄浦斯式的世界(Oedipalized world) 的符号秩序捣毁。然而,抗争的次文学毕竟抗拒被物化为任何文体,而要保持开放。抗争的次文体只着眼于个人的经历,它的魔力并不在于把个体的叙述一般化为集体的宣言,而在于直接显示出一切个人故事并不是历史的叙述和分析。阿英的尖叫是异乎寻常的,却也并不例外,也并不个体化,它是对每个女工都不得不面对的处境的一种谴责。
    同时,抗争的次文体也从德塞图多元文学(heterological literature) 的概念中获得灵感。那是对他者的研究,是他者的经验。它并无自身的空间,而只有在他者的地方浪迹之时,它才存在。次文学并不明了自身,除非它明了了他者,找出他者究竟是什么,否则它并没有自己的身份。它存在于他者的空间,在无名之境浪迹。它的状况就是它的非状况。德塞图描述多元文学的性质时说,次文体寻找自己的边界、极限,不外乎一种他者的书写活动,好比经历一次“性”的过程:“它们按着‘性’的进程前进,把他者、异于己者的出现视作前进中不可避免的曲折。多元书写的这种‘性’活动———一种不会完全成功的活动———把它转化为色情:正是‘对象’之无从进入,造就了生产。”(Deleuze & Guattari ,1986 ,161)
    如果说与那尖叫的接触就像性接触,则那种经验无疑是痛苦多于快乐的。阿英的尖叫把我引诱进一个陌生的、危险的领域,那里处于声音与文字之间、语言与非语言之间、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然而,也正由于这诱惑,使我达到了迷狂的状态(ecstasy) ———一种不仅只知有自己也知有他者的个体经验(Boldt2Irons ,ed. ,1995) ,我领会了那痛苦,领会了在不可能的经验之中的书写可能,也领会了创造一种抗争的次文体的热切欲望。而闯进存在与非存在(unpresence) 、符号与非符号(unsymbolic) 的夹缝之中,便有可能达致意义和叛离。那道夹缝、那种新颖、那条边界,毕竟是抗争欲望的来源,提供了令人出神的经验的崭新可能性,留待我们去发掘。
     
    二、个人创伤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做那个梦,而且每次梦到的都一样。那个码头、那条河,我是多么熟悉,仿佛曾经到过……啊,我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梦的呢? 一个月前,我们连续三个晚上加班工作到11 点半,而我们要在礼拜天的早上搬进新宿舍。我很累,全身每个部位都疼,身体就像不属于自己似的。我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也无法叫痛楚停止。当我的同房宿友外出购物,只剩了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便大声叫起来,声音大得连自己也难以置信。我给这叫声震惊了,后来,夜里便有了那个梦和尖叫,重复又重复。
    阿英的尖叫在若干程度上类似弗洛伊德所描述的创伤性神经官能症(t raumatic neurosis) 。卡芙·卡洛斯对创伤作了最为一般的描述:“一般而言,创伤被定义为对意料之外的或过分的暴力事件的反应,这些事件在发生的时候并不完全为人所理解,后来则作为重复的回神、噩梦,以及其他反复出现的现象重新出现。超乎心理痛苦的创伤经验,意味着某种矛盾:即使目击暴力事件,也可能完全无法理解该事件,理解的到来可能缓于目击。因此,反复出现的创伤事件———虽未成为意识的一部分,却一而再地闯进视觉之中———意味着在所能看见或所能知道的东西以外,创伤者和事件之间还有着更为广泛的关系,而且,创伤事件的反复出现与作为视觉重复核心的延缓性和不可理解性是分不开的。”(Cathy Caruth ,1996 ,9122)
    阿英重复不断的梦魇和尖叫,似乎在告诉我们她正在经历着某种创伤。但是,除了异常寻常的身体痛楚外,在她的生命中并没有如精神分析所认为的可以列作个人创伤的意外或突发事件。在表面上、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个普通工人,和他人无异,尽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遇到阿英的时候,她在Meteor 工作已干过13 个月,并在1996 年3 月底搬进了当时居住的宿舍。她没有发生过工业意外;除了1996 年春节她的祖母故世,家里也没有发生过什么大变故。她得到祖母病重的消息后,赶回湖南。她的祖母在正月十五去世,但她没有参加葬礼,翌日便返回工厂了。她的祖母终年83 岁,所以她觉得是寿终正寝的。这的确给阿英带来悲痛,但却不是意外的震惊。
    弗洛伊德在《快乐原理之外》一书中说道:“普通的创伤性神经官能症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创伤性神经官能症形成的原因主要是惊异、惊骇;第二,所引致的损伤或伤害,同时成为反对神经官能症发展的一条律则。”(Freud ,1950 ,9 - 10) 。
    弗洛伊德认为,焦虑和惊慌并不足以导致神经官能症,除非一种突如其来的惊异和惊骇状态。由于意识并未做好面对的准备,那些突发事件式悲剧便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无意识,并在那里不断地重复展开。然而,在阿英的生活里,并没有发生过使她震惊的事件。弗洛伊德在对犹太人被屠杀所作的研究中,把创伤理解为延缓了的“童年”悲剧经验———摩西被害于犹太历史之初。但是,我对人类心灵创伤起源的任何本质化形式均不感兴趣,我想要说明的是,阿英的梦魇和尖叫存在于她的社会生活经验中。在我看来,她的创伤是心理的,也是社会的。可以断定,在阿英的创伤经验中,加班工作所引致的身体痛楚首先显露于意识的领域。她的尖叫最初是在下午空无一人的宿舍里,继而置换到无意识领域:她的经验进入了梦里,并在那里不自觉地反复展现。随后的尖叫,则发生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她在尖叫中醒来,然后又倒头睡去。从意识到无意识,又回到意识的曲折历程,构成了我们以下要说的多重故事。
     
    三、慢性痛楚:身体与工作过程
    我背上经常疼,我来这里工作了几个月,背上就开始疼。比起那些一天到晚坐在车间的装配女工,我已经舒服多了,我只是在生产部打字、做记录、记帐,有时还可以起来走走,喝喝水,歇一歇。可是我背上还是疼,真是不明所以。有时是背上疼,有时又跑到脖子上去。阿英在厂里是生产部文员,她在家乡念完中学,又到广州念了一年会计,现在的工作是她的第二份工作。阿英对自己身体痛楚的理解是模糊不清的,她有时认为是因为过度工作和紧张所致,有时又埋怨自己24 岁年纪太大,没有精力一天干12 个钟头的活,不适合在工厂工作。厂内女工的平均年龄为2012 岁,而大多数车间女工只有16 至18 岁。年纪大表示身体不足以应付工厂工作。大多数“打工妹”多在这里工作3 年以上,健康开始退弱。
    众所周知,电子工业多采用有毒化学物质,我没有丰富的医学知识,对化学物质的影响或工业健康祸害,了解不多,所以无法深入探讨那些损害身体机能的病症。不过,我以自己和其他女工的共同经验为依据,把重点集中在厂内十分普遍的慢性疾病之上,它们包括头痛、喉痛、感冒和咳嗽,胃病、背痛、恶心、眼痛、眩晕和虚弱,以及痛经。
    几乎每个电子生产车间上的工序和岗位,都涉及一系列复杂化学程序的应用或操作。半导体装配的第一项工作是清洗,几乎要用上所有化学清洗剂,例如溶剂、酸性和碱性物质,用来给晶片或电路板去除油污、漂洁、蚀刻、氧化和打磨。酸性物质和有机溶剂毒性可能非常高,对人体健康可能有长远的影响( Gassart ,1985) 。前线工人最容易暴露于有毒的清洗剂,特别是那些负责印刷电路板和半导体装配的工人。大多数重要工序例如焊接、粘合、镀敷、封装,以至其它装配程序,都有种种的清洗。Meteor 所用的是浸洗法:晶片和印刷电路板在进行装配之前,先要在一大缸加热了的溶液中清洗。有机溶剂如酒精、脂类化合物、芳烃或氯化烃,是工厂中最通常采用,大抵也是毒性最猛的。这些化学物质有的是纯溶液,有的则是用来混和或稀释其它物质如墨水、颜料、塑胶和胶水。清洗室是最令人厌恶的地方,工人都不愿意到那里工作。化学烟雾和味道使人欲呕,而且往往会引致头痛、昏睡、眩晕或醉醺醺的感觉。
    一个叫惠萍的20 岁女孩引起我的注意,因为她的脸色苍白得十分可怕。她在清洗室工作已将近一年,她患有严重头痛,经常感到眩晕:“你也是知道的,没有人愿意在清洗室工作,所以他们就欺负新来的。我刚来的时候,他们就安排我到那里去,而且不再让我调出来。室内的空气叫人窒息,比医院的气味还要难闻。那些酸味令我常常感到头晕目眩,而且精神不能集中。最近,我的头痛得很厉害,如果好不过来,我想只有不干了。”
    粘焊显然是另一个导致慢性痛楚的基本工序。这个工序把电子板和集成电路微晶片在一个机器上接合起来以制造电路,是半导体装配的核心部分。生产过程采用机器,辅以电脑屏幕和显微镜,由于机器需要由粘焊技工操作和保养,因此这是一个半自动工序。这家工厂有两个粘焊工序:板粘焊和丝粘焊。板粘焊是一个人手工序,极其微小的半导体晶片(板) 和晶体管、二极管或集成电路微晶片,被安放到机器上。进行板粘焊的时候,要用环氧树脂,以免电子板钉牢在机器上。工人利用镊子把晶片分开,由于晶片很容易掉落,所以他们要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机器上。晶片是整个生产之中最昂贵的电子零件,这一点时常有人提醒工人,他们不得不在这样的压力下小心翼翼地工作。丝粘焊是采用铝丝制造电路的另一个步骤。晶片本身是没有作用的,除非用铝丝把它连接到机器的端子。在丝粘焊的工序中也会用上超声波。声波使铝丝和接合点上的分子震荡并混合,形成粘合。由于板和丝都极其小而薄,工人只能利用显微镜和电脑屏幕把铝丝粘到接合点上;然后,再在粘合了的板上滴上环氧胶作保护———工人用一支枪将环氧胶一滴一滴的射在板上,再放进烘炉里去烤。而人所共知的是,环氧树脂有毒,有害工人健康,尤其容易引致皮肤病和肺部疾病( Gassart ,1985 ,122 - 123) 。在这道工序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它所处理的东西极为微细,而长时间用显微镜、高度专注于精细的工作,会导致眼部疲劳、眩晕、头痛和精神紧张。如果工人持续用显微镜工作超过两年,更会造成永久性视力损坏。Meteor 的机器是全天候运作的,因为该厂不但所生产的电子
    零件价值不菲,这些机器也十分昂贵,所以,机器休班并不划算。工人分两班工作,由于白天我也要上车间,所以无法观察情况,我只能在夜间了解。粘焊部门共有46 名工人,其中包括技术员、领班和车间组长。所有工人均为女性,而且据称都是熟手,调到这个部门之前,在厂内已工作超过两年。领班阿伦说,眼力好、功夫细、工作态度佳,这些对于粘焊工作特别重要。他解释:“晶片损坏了是无法补救的,所以我们的工作压力很大,得一丝不苟。工人在晚上往往精神不足,无法专注工作,因此工作节奏较慢,也较危险。
    “粘焊工作比较辛苦,也更费神,所以这个部门的工资和奖金比起其他部门高一点。”机器声音嘈杂,阿伦跟我说话时要提高嗓门。这里的温度比其他房间和前线车间低得多,因为保养晶片和机器需要非常清凉的环境。尤其在夏天,工人午饭和晚饭的时候,在室内的低温和厂外的高温之间进出,温度对比之强烈,容易使她们患上感冒和咳嗽。工人晕倒在粘焊室的事时有发生,尤以女性月经期间为甚。
    淑美是这个部门较为年长的工人,一天晚上她告诉我:“不时有人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生产的核心,是厂内最重要的工人,可是我们得着了什么? 就比其他工友多得那么50 块钱人民币。我们都知道自己的视力一天不如一天,有时候离开工厂外出,我也不敢接触光线,我发现我的视力模糊,走路也走不出一条直线。”
    坐在淑美旁边的阿玲打岔说:“我担心我的眼睛过度疲劳,而我也有头痛和胃痛(她指的是经痛) 。这里工作太紧张了,又日夜颠倒。我要求调走,但得不到答复。我真的不想有一天晕倒在这里。
    这个部门的人都认为,一个女人一旦出现了眼部疲劳、头痛和痛经,是再也不会好转过来的。西药和中药,统统无效。阿玲表示,她在粘焊室工作了半年便患上头痛,她尝试过多种治疗方法,都没有用。她说:“痛楚有时像是治不好似的,就是回到家里,它也好像在缠着我。”白天睡得不好,晚上工作紧张,使工人的健康一般比较虚弱,也导致了她们每个人身上的疾病。有时只要看看她的脸,便一清二楚;乡村姑娘红润的脸,只消一两年,便已退尽颜色。
    工人们的痛楚程度当然不尽相同。也没有一个“痛楚测量仪”可以量度,而痛楚的经验也和个人知觉与社会影响分不开( Kleinman ,1994 ,6) 。一个工人的痛楚经验很容易就能够影响到其他工人,特别是同一个车间或工作室的工人。由于这些问题是无形的,大多数女工均把它们当作个人问题,而保持缄默。但是,这些问题一旦提了出来,几乎所有工人都能道出她自己的故事。因此,身体痛楚的过程是身心失调问题,同时也是社会文化问题。
    另一方面,克林曼认为,慢性痛楚除了是人类痛苦的具体呈现外,也可视为抵抗日常经验的一个具体过程。他相信,慢性痛楚是力量的泉源,以其有待治疗的顽强性质,足以向社会关系中的微观政治作出有力的挑战( Kleinman ,1994 ,174 ,187) 。痛楚不但会拖慢工作节奏,有时甚至会直接中断或瘫痪整个生产;而眩晕和眼部疲劳则会影响粘焊技工操作机器的准确度和效率。所以,痛楚的身体并不是失败的身体,反而是抵抗微观权力的一面盾牌。
     
    四、阿英的痛楚:身体与社会之间
    我想我是爱他的。
    我是穷,可我不贪心。
    我忖度着,回家好呢? 还是到别处找工作好? 开始的时候真是茫无头绪。
    现在回头说阿英的故事。我们已经知道,她的身体痛楚是工业劳动造成的,然而,身心失调的痛楚却隐藏在更广阔的社会和文化处境之中。当阿英提到24 岁年纪太大的时候,这不但是在说她的身体状况,而且也透露了一些较为隐秘的和文化的东西,正在影响着她。年龄的问题充满了性别和文化含义。
    阿英在湖南西部一个市镇长大,那是她所住过的最贫穷的一个市镇,但她家里并不穷,因为她的父母都是在镇政府里当干部的。中学毕业后,阿英努力投考大学,但考过两次都考不上。19 岁那年,父母把她送到广州念一个为期一年的会计课程,毕业后她返回家乡,在镇政府林业部门当会计员。阿英并不满足于在一个贫穷小镇里生活和工作,而在广州一年,也让她了解到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她说:“我在老家是个干部,但我的工资也只不过两百块人民币,广州一个普通工人也比我多。”除了工资外,物质生活方面也有很大距离,以致没有年青人愿意留在乡下:“有文化的没文化的,都想到广州去碰碰运气。”阿英这样说,想要我相信她并不特殊。她和姐姐一起跑到东莞去做工,姐姐嫁了一个当地人,于是她们每人给地方政府交了五千块人民币,把户口从乡下迁到了东莞。
    一个人的命运系于他/ 她的出生地。出生于农村,便一生为农民;有幸出生于城市,便会成为工人。除非国家安排,否则人口流动是不允许的。在改革开放的政策之下,人口流动的限制放宽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满足私人资本或国际资本的需要。中国农民30 年来束缚在土地上,现在整个阶层得到流动的自由,而同时也获得自由去品尝城乡不平等的滋味。阿英在东莞待了两年,在一家电子厂当秘书,每月工资600 元人民币。头一年她过得很愉快,因为有姐姐家里的支持,她吃住都在那里,享受其他离乡背井的“打工妹”梦想不到的家庭生活。她的秘书工作直接向公司总经理负责,是一种高尚的工作。她学到很多东西,尤其学到如何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她变得越来越成熟了。
    可是,一段感情的发生,却迫使她离开那家公司,甚至离开东莞。因为她和那个40 多岁的香港总经理有了私情。
    一个晚上,我们一起去逛书店,途中阿英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他对我很好,像我叔叔似的,教了我很多东西。老实说,我并不讨厌他。我们是在工作上的一对好拍档,他也从不骂我或者批评我。⋯⋯可是他在香港有家庭、妻子和子女。他们有时来看他,很有家庭乐趣。嗯,他想我做他的情妇,而且答应给我地方住、照顾我。你也晓得,很多女孩子都想有这样的关系,都在等男人来养活她们,不计较有没有地位。但我却很犹豫,也很害怕会发生什么不可知的事情,那会影响我一生的。”
    阿英拒绝发展这种关系,并且离开了公司。问她有没有后悔,她报以一笑,然后答道:“有时候我真的惦着他。”颇为明显,他们相互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情欲的关系。深圳有些住宅区叫做“二奶村”,香港商人养的小老婆都住在那里。我和其他女工经过那里的时候,她们都会拿那里的女人开玩笑“, 不要脸”“、卖身”,是常用来取笑那些女人的字眼。面子除了指个人的被尊敬,也包含着和其他人的关系,尤别是家庭和社群的关系。因此,“不要脸”不但意味着侮辱了自己,也意味着侮辱了家人和乡里。成为“二奶”也就是做一个非法妻子、一个不道德的女人,她的不道德在于她不愿工作养活自己,在于她贪求奢侈的生活,在于破坏别的女人的家庭。而“卖身”则是以身体换取较佳的生活,亦即物质的追求。
    其他女孩子议论那些女人的时候,阿英往往不作一声。有时她会插一句:“那是人家的事,你们就别管好了。”在她的经验里,那个男人吸引她的不是他的钱,然而下决心离开他,却并非没有“面子”的考虑。她的姐姐、当干部的父母,以及她的高等教育背景,无不造成她的焦虑,使她压抑自己的欲望。“我是穷,可我不贪心。”阿英从未忘记向我传达这个明确的讯息。驱使她离开家乡到别处寻找较好生活的,是贫穷;但驱使她爱上一个香港男人的,却不是贫穷。那种感觉是复杂的,她并不认为自己的爱是非法的或不道德的,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面子”以及不确定的前程促使她放弃了那段关系。
    阿英的欲望被压抑既是性的,也是文化的。现存文化虽然仍为一夫一妻的价值观所主导,但其中充塞着对穷人和女性的歧视。特别是当男方来自高高在上的社会上层,与女方在物质生活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时,歧视便会更为严重。
    离开东莞以后,阿英不知何去何从。“我忖度着,回家好呢? 还是到别处找工作好? 开始的时候真的是茫无头绪。我惦着老家,很想回去,但我发现轮不到我去想,因为我的户口已经迁出,我再也不能在镇政府里找到工作。我无处栖身。我不能这样返回老家。”
    就在这当儿,阿英省悟到,生命一旦被抛出,就再不能回头,生命从此不受自己控制。她时常告诉我,她在到处漂泊。矛盾的是,她把自己爱一个男人的欲望压抑下来,以免往后的日子不由自主;然而,她马上发现自己已身陷一种不由自主的状态之中。这个“顿悟”来得突然,我相信,这可能就是她的创伤的成因。阿英省悟到,有些东西是她接受不了的,而这个省悟是一个痛苦和拒绝的过程。
    阿英把那些梦魇和尖叫视为源于她身体内部的无法驾驭的“恶魔”。这倒不是东南亚国家经常所说的缠绕女工的阴灵或鬼物(Ong ,1986) 。阿英认为自己害了“心病”。尽管她经常强调不了解是什么原因,但她常说:“在我自己里头,恐怕有点不妥”,“我有病,你晓得吧,这就是为什么我有那些梦和尖叫”。对于她来说,梦魇和尖叫是她的病征,不仅是一种外来的支配,更是产生自她的身心、深植在她身心之内的力量。可是,一目了然,心病虽然是内在的、心理的,但和身体、社会是分不开的。
    在阿英的故事里,我们可以找到个体与社会之间一种更为动态的关系。社会可能是“外在”的,但是,除非个体把生命彻底翻出,否则社会不能对它有任何影响。急剧的社会变化或非阿英所能控制,但它也只能在阿英认识和拒绝它的那一刻,才能破坏她的自我感觉( sense of self) 。然而,那里从来不存在个体和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个体永远在不同程度上处于认识社会的过程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便能明白“人不可能是个体化”的意思。但对我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去解析这个非人化的过程,并且显示社会无时无刻不在对自我施行压力;而自我,以其在世的存在(being-in-the-world) ,除了认识现实之外,别无可写。
     
    五、阿英的故事……
    我知道我没有其他的选择。我在这个大城市的街头游荡的时候,我知道这里不是我的地方,它不属于我,但是我不得不留下来。我看见有些人在路边卖东西,我在想自己会不会有一天像他们那样。
    离开东莞以后,阿英得到一位亲戚的帮助,在深圳找到电子厂这份工作。她不喜欢这份工作,她在东莞所享有的地位和特权,这里一概没有。在她头上的,是一个庞大的层级架构,她明白,没有特殊的关系,即裙带关系或亲属关系,晋升机会微乎其微。像Meteor 其他工人一样,她每天工作12 小时,还不包括加班工作。在东莞的时候,她通常只工作10 小时,晚上还会有些余暇时间。在深圳,没有了姐姐的支持,她在工厂里吃,在宿舍里睡。一切都得靠自己。有一天,几个工人谈起他们的工资,发起牢骚来,阿英对我说:“我从前不知道工厂是剥削得这样厉害的。我知道老板赚很多钱,而工人的工资却很微薄,在东莞那家工厂的时候,几乎所有人的工资我都晓得。工人赚的很少,总经理一顿饭贵过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工人之间也不平等,有些人的工资是其他人的两三倍。不过我那时并不问为什么,我接受了,好坏是命中注定。”阿英每月赚550 元人民币,比以前少50 元。她认为她应赚得更多,因为她在厂里所做的工作超出一个文员所做的。她会电脑打字,会做试算表,又有做会议记录的经验,实际上大部分的办公室工作都是由她担起的。Meteor 的工人一般都意识到自己是一件商品,阿英尤其如此。在市场力量取代国家指令以调控社会生活的改革时代,急剧的转变孕育了一种疏离之感。农村生活和工业生活不同,农村生活与土地和大自然相关连,多少还有一种自给经济,而农民所付出的劳动,皆体现在他们所拥有的产品之上。离开土地进入城市,情况完全不同,他们所能做的,便是出卖自己的劳动,换取货币。卖身所指的不单是女性出卖身体给男性,以满足其性欲,也指出卖身体给工厂。他们被迫意识到自己是无产者,在离开土地和农村之后,除了自己的身体之外,一无所有。
    然而,阶级意识却因时因地而有不同的表现。阿英在东莞的时候,比较愿意面对工业生活,也觉得出卖身体是合理的。但到了深圳,她开始埋怨工资少,对不平等也更敏感。她对老板的看法,也随环境而有所改变。她现在完全将自己放在一个阶级对立的位置,而在东莞时,她的立场并不明确。她最为极端的说法是这样的:“在以前我可以管人,现在我给人管。
    在经理眼中,工人只不过是一些可以随意丢掉的东西。”
    工作时间长、工作环境不理想,厂内工人的普遍感觉是“像条狗”。他们打趣说:“你唯一遗憾的,就是生来不是一条洋狗吧?”“望来世投胎? 那得记住投胎做狗,也要投到别的地方去。”或者说:“时来运转,总有一天命会变的。”有些工人梦想有朝一日成为小资本家,但有些则较为现实,他们知道在工厂劳碌几年以后,便要返回农村。对于女性来说,这意味着在年纪还不太大之前出嫁,很少人有希望留在城市,除非她们嫁给一个当地人,或者把户口迁到城市。如果不是,雇佣合同一旦结束,她们别无选择,只得离去,虽然有些人会成为黑户居民。因此,农民没有太大的机会将自己转化为真正的无产者,在城市形成一个新的劳工阶级。因为国家仍然严格控制户口制度,而城市和农村的生活水平也存在巨大的差距。
    婚姻方面,阿英也是进退维谷。年届24 岁,阿英得考虑她的婚事了。在农村24 岁这个年龄,几乎已是单身生活的上限,独身生活是农村所不能接受的。婚姻仍是“终身大事”,女性的归宿在夫家,而不在娘家。工厂的女孩子通常在二十三四岁便回家去,有的是自己决定回去,有的则是父母要求回去。抗拒婚姻并非不可能,但如此一来,女性便得完全靠自己生活,她们家里会反对,而这也会使家里蒙羞。工厂的女工往往在家庭期望与工作要求之间,婚姻压力与城市生活的诱惑之间,左支右绌。颇为明显的是,这些个体冲突和文化期望对雇用女工的工厂是有利的。因为女工们可以在16 至24 岁这段精力最旺盛的期间,把她们的劳动供给出来。经过四五年每天12 小时的工作后,她们的健康衰退的时候,便是她们结婚的时候,她们离开工厂,去生儿子,继续为男性家族服务。
    阿英对自己未来的婚姻生活没有半点头绪,因为她原来的户口已经撤销,而她想做的最后一件事便是在老家找个丈夫。每当她想到自己的婚姻生活,便感到迷惘。
    一天,我问阿英:“你为什么不在东莞或者深圳找个男人?”
    “不是想像的那么容易。有户口在深圳的男人不会讨农村来的女人当婆。从北方来的、从其他城市来的漂亮姑娘多的是,不愁没有选择。在东莞的时候,我姐姐也有给我介绍过对象,但不是我不喜欢人家,就是人家不喜欢我。总之不容易。”她叹了口气。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不结婚?”我追问。
    “也想过。有时我不愿意想太多,让日子溜过去算了。我还能怎么样? 但问题是我需要有一份工作糊口,却真的不知道以自己的健康还能继续工作多少年。即使健康支持得住,我也不认为工厂会要一个老太婆。”
    然后,阿英沉默了下来。她的巨大焦虑是不难理解的。我们说过,她的汗水和泪水源自身心失调,同时也具有文化性。倘若户口制度束缚了她的流动性,机器吮吸了她的青春和活力,父系制度便令她迷失于这个世上。三重挤压。我们更接近阿英的梦魇和尖叫了。
     
    六、梦魇、尖叫与抗争
    打破那些只能唤醒表层意识的客体性,恢复人的主体的彻底自由,梦揭示了自由在世界中迈进向前,以及自由从那一点起将自身变成世界。梦的轨迹,人类自由的整个漫长旅程。(Foucault ,1985 ,51 ,53)
    我们现在回到阿英的梦魇和尖叫上去。支配是抗争的开始。倘若阿英个人的故事揭示了社会和文化施加于个体的压力,那么我们最后要提出的问题,便是个体在压力的现实之下如何反应、自处,并作出抗争。梦和尖叫是否就是叛离? 是否就是抗争的欲望? 如果我们不想自落窠臼,说抗争只发生在无意识领域,那么我们便须超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对梦的解释;其次,如果我们认为阿英的创伤并不是个人内在精神危机那么简单,我们便必须把它纳入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和文化处境来掌握,但又不陷入文化决定论;第三,从阿英的故事中我们究竟可以领略到什么? 她的梦魇和尖叫是否有助于我们开拓新的抗争经验,以及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崭新的叛离境界? 总之,我们正在迈向一种抗争的次文体的高度,其目的只有一个:浪迹于彻底的人类自由的漫长旅程,踏倒所有阻碍叛离欲望流动的藩篱,提供在这个世上自我解放和自我实现的个体经验。
    我们有幸在福柯那里发现了对梦的重要解读。福柯相信,梦不是受压抑的欲望的实现,也不是帮助做梦者逃避现实的影象狂想。梦是一种特殊的人类经验形式,造就成Existenz 理论的可能性。他说:“然而,梦无疑不同于影象狂想,理由很简单,梦是一种想象的经验;而假使心理学的分析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不能巨细无遗地说明它,这是因为它关系到某种知识论。”(Foucaut ,1985 ,43)
    福柯还提出了梦的另一种可能的解读。福柯对弗洛伊德梦的理论的攻击,在于“弗洛伊德将梦心理学化”。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存在着双重化约。首先,他为了从19 世纪学者手中拯救出认为梦是“无意义”的看法,把梦的意义化约到无意识中去。其次,他以过度心理学化的转译方法,把象征意义化约为特定的梦的影象(images) ,而非想象(imagination) 。“相反,梦的经验具有远为丰富的内容,以至无法化约为心理学定律。”(Foucaut ,1985 ,44)
    福柯第一步要做的,就是从无意识的领域和心理学的破坏之中,把梦的意义恢复过来。梦作为想象的经验,是人类存在的实践,也是超越的可能性。只有承认梦是想象的经验的一个表征,是一种足以打破并超越主体和客体、意识和无意识二元对立的经验,才能为存在提供在这个世上自我解放以及自我创造的经验:“梦:像所有想象的经验那样,是超越的一个人类学指标;在这超越之中,梦以使自己成为一个世界,给予自己光、火、水,乃至黑暗,以向人宣示世界。梦的历史的人类学意义告诉我们,梦以其物质性格,既在它的超越之中揭示世界,也以它的材料改变世界。”(Foucaut ,1985 ,49)
    福柯并不把梦的经验对应于现实中的“缺失”,视为一种替代,或者受压抑的欲望一厢情愿的实现,而是希望恢复人的想象经验的可能性,并以这种经验的超越造就一次通向世界的彻底自由之旅。福柯说:“自古以来,人便已在梦中发现他的自由被缚在世界的必然之上,并晓得他将在梦中碰见自己以至日后的自己,碰见他所做过的以至将要做的事情。”(Foucaut ,1985 ,47)阿英的梦可以解读为她实现自己的现世存在的轨迹,以及自由和抗争的可能性。阿英受到三重挤压,追求职业生活却换来一副残损的身体,性欲和道德压力的矛盾使她精神紧张,婚嫁的文化要求和国家对其流动性的管制则把她困在中间,进也不得,退也不得。她在一个新环境中,骤然而且不期然地认识到这些。个体的痛楚,烙上了社会和文化创伤的印记,并在个体的生命中一再展现。阿英的梦是特殊的,但它的特殊性却具有普遍性:它是一个身处中国社会转型之际的女性工人所作的挣扎。
    阿英把她与痛楚的斗争推入梦中,从而恢复身体与自我的统一。她并没有在梦中放弃挣扎,却是继续进行无望的斗争。她跑过一条河,尝试到达一处异地。阿英说:“我有时发现对那梦境十分熟悉,我一定曾经到过那儿。那好像在唤我回家,我跑啊跑的。”对于她来说,梦就像一个家;用海德格尔(Heideggar) 的话说,梦是Existenz 的栖身之所,是希望,是实现现世存在地可能性。那个梦本身是阿英生命的家,对她来说非常熟悉、亲切、真实,但她在梦里却又不断地奔向某处奇怪的、陌生的地方。“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拼命要过河,但我就是立定了主意这样做,去追那条船。我很坚决。看见那条船离去,我发现自己充满了非同寻常的力量,我仿佛要冲开挡在我前面的一切障碍。”
    据我的看法,阿英的过河至少有三种可能的解读。河流在中国农村往往是土地的分界线,一个女性过了河,便是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来到一处陌生的地方。一种可能的传统解读方式是出嫁,因为在中国婚姻仍是父系和男权的风俗,女性须离开自己的乡村,到她丈夫家里去开始新的生活;纳入当代的处境中,女性过河,离开自己的土地,也可以看成是到城市里去谋生的意思。经济改革、国际资本涌入中国,打开了新的可能性,给乡村姑娘带来了开展新生活的欲望和希望;在一个较为抽象的层次上,一个女性过河也可以意味着旧生活与新生活的决裂。阿英就是决心要和旧生活及其所有的痛苦以至无法忍受的存在方式决裂,投射到过河之上,就是期望异地的新生活会带来一线光明。这倘不是一种浪迹的经验,也是一种叛离的经验。尽管实际上阿英一路坎坷,而且身体给痛楚撕裂,但那催促、呼吸,却正是寻找新事物的强烈欲望。“无论我看来像有多大的气力,我的身体就只是固定在那里,拒绝移动。”固定和奔跑,在阿英的生命里都是无可避免的。
    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有一道夹缝。阿英因为穿过了无意识,而挽回了一个失去的自我。并且,她因延展了想象的经验,而接合了意识与无意识,且在这个世上自由地经验了她自己。酣睡的灵魂从未酣睡,反而比清醒的灵魂更为敏锐和活跃。梦魇和创伤经验的重复,可以解读为坚持斗争以及对斗争自由的不懈追求。在这个意义上,弗洛依德指梦是睡眠的守护者的说法是错的。福柯说:“如果意识在睡眠时睡着了,则存在便在梦中苏醒。睡眠本身,向存在所准备着的、理解着的、向往着的生活走去。如果这类似死亡,那便是不愿意死亡的生命的一个诡计”;它“在死亡的恐惧中”“玩弄死亡”,它维持了生命的整存(Foucaut ,1985 ,54) 。在觉醒而非酣睡的时候,存在的自由在梦中显现。阿英并没有在梦中酣睡,她反而在梦的经验中继续斗争。她在梦中未能上船,陷入了困境:进也不得,退也不得。但是,她终于没有在这个景况中酣睡或逃避。她挣扎再挣扎,为求移动那动弹不得的残损的身体。对未来的憧憬,又一次在梦中遇到了障碍。可是,她并不放弃。她发出了一声尖叫———这真正的抗争,在梦的末处唤醒了自己。倘若无意识领域并非极乐之境,她便返回意识。那尖叫,处于意识与无意识之间,宣示了她的斗争的存在。它跨越了语言与非语言、想象与现实、自我与世界。它是自我延展的最后泉源;自我的延展越过了所有个人的和文化的疆界,占有了远远大于生活世界的非地域空间。
    阿英在人类自由和实践的漫长旅程中,开创了一种抗争的次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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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系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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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焰、潘毅: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中的国家缺位



人文与社会 提交 2010/07/12 阅读: 296

来源: 本文系中国社会学会2007年学术年会二等奖论文,载《和谐社会与社会建设--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获奖论文集(2007·长沙)》(方向新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8月版)
摘要: 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劳动力再生产资料的匮乏状态再加上长期的低工资低保障,不仅导致农民工群体在城市中的过渡性、边缘性以及流动性,并且加剧了原本就在经济、政治、司法、教育、社会等领域严重存在的不平等。其结果既造成了农民工在劳动与生活层面上的"双重异化"、文化意义上的"精神圈地"以及模糊而混乱的身份认同政治,同时也导致这一劳动主体无法完全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阶级,并一直停留(更确切地说是流动)在"半产业工人化"这种特殊的状态之下。这一方面影响着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持续、稳定发展。另一方面,城市中不断发生的农民工集体行动无疑是具有政治性的,它们是这一劳动主体对其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国家缺位所导致的集体性消费资料匮乏状态所发出的。
关键词: 任焰 潘毅 农民工 产业工人阶级


"农民工",无论在语义学上还是社会学意义上都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合语词, "工(人)"是一种职业身份,它意味着一种新型的工业劳动力的出现及其使用方式,而其前缀的"农民"则是一种制度性的正式身份,它一方面它代表着农民工这一劳动主体的职业和身份转化都受到户籍制度基础上的中国城乡二元体制的制度约束;另一方面还暗含着农民工的劳动力再生产形式、内容及其本质。当代中国的产业劳动大军主要由跨地区流动的农民工构成,他们的生存状态是充满悖论并且非常割裂的:城市允许农民进入城市打工以满足全球资本与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但同时却拒绝(或者说无力)承担他们在城市中完成长期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作为城市中的临时性劳动力,城市的住房、教育、健康医疗、福利以及其他环境设施等集体性消费资料(means of collective consumption)与这个劳动力大军无关。其身份的暧昧性与独特性(职业身份为工人,但正式身份是 农民)使城市在其身上获益的同时,可以名正言顺地逃避负担其长期劳动力再生产的责任,并依然将其留给农村社会来承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农民工的劳动过程中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即劳动力的使用与其再生产,由于国家缺位而无法统一起来,并且在空间和社会的意义上被割裂和拆分开来,前者在城市进行,而后者却必须回到农村社会才能得以实现。而现行的资本与社会非正式部门所主导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都因其各自的内在局限性而无法弥补这种割裂。这种拆分型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不仅使得社会不平等的制度安排在市场转型期得到延续,同时也使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最重要的劳动主体--农民工--的产业工人化过程无法完成。

一  劳动力再生产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劳动力再生产包括生产资料以及使生产资料得以实现的劳动力的日常生活以及长期的再生产。从最根本上来说,社会再生产主要依赖于以代际以及日常生活为基础的生物性的劳动力再生产,通过衣食住行以及医疗照顾等方式。除了保障生存的手段之外,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还要求一套文化形态与实践。在全球化的社会背景之下,当生产是高度流动的,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必然在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对"地方"的依赖,作为日常生活中丰富、混乱而且模糊的构成部分,社会再生产同时也是一套与生产辩证相关的结构性实践。生产与社会再生产之间是相互建构并且充满张力的。
    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首先提出了劳动力再生产的问题,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工人阶级的不断维持和再生产始终是资本再生产的一个必要条件"。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可以归结为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或者说,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占有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劳动力所有者今天进行了劳动,它必须明天也能够在同样的精力和健康条件下重复同样的过程。因此,生活资料的总和应当足以使劳动者个人能够在正常生活状况下维持自己。
    哈维对跨国生产政治经济的空间性分析中指出了全球资本的一个核心悖论:资本流动的需要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产的去地域化;然而当资本进行全球化的时候,生产总是会发生在"某地"。这就意味着必须在特定空间里拥有安置劳动者的临时性设施。于是,具体的雇主、管理者以及劳动者为了"生产"这个目标而汇集到特定的空间里,要想让积累发生,资本必须保证工人可以按时去工作,保证原材料到达工厂,保证成品抵达消费者。所有这些都需要在工厂、基础设施以及环境中投资一定的空间设置。可以说,全球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是同时嵌入于制度与地方实践之中的。生产过程的地方化策略、对地方社会以及劳动控制的影响,这些都是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的调节行为(通过税收的循环和国家支持的债务表示出来)在确定社会工资和规定"文明的"及"道德上可以接受的"教育、健康、住房等水平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如果说哈维强调了资本积累的空间性逻辑对社会再生产的决定性影响,那么布洛维(Micheal Burawoy)则从生产政治的分析范式出发,对劳动过程理论进行了批判,恢复了对生产体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果的分析。布洛维将劳动力再生产作为生产体制的重要维度之一,并强调工人用以维持自身劳动能力的再生产和其家庭生存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必然受到国家提供的各种制度安排(产业制度、福利制度、就业保障制度等),在某些条件下甚至还包括国家的直接治理手段等国家干预的影响。他认为,针对工业化过程中存在的大量移民劳动的不合理再生产模式,国家权力的有意识的运作和安排不仅没有对其进行削弱和改变,反而将其加固,从而有效降低工业生产成本,减少城市化的压力。同时他也强调,移民劳工的系统是一柄双刃剑。工人有能力返回到他们的村庄,这赋予了他们一定的独立性。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使得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城市中逐渐增长的的社会化消费需求(这是资本与生产方式集中的结果)与资本主义消费资料的生产与分配逻辑之间矛盾渐深。并且随着大众争取日常生活中的集体性消费物质条件(例如住房,教育,健康,交通以及集体性设施等)的改善的呼声渐高,这一领域的危机不断深化。为了解决这些矛盾以及这些矛盾所导致的冲突,国家越来越多介入到城市之中。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指出,从国家进步的视角来看,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国家的基本角色是要保证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基本要素,具体来说即集体性消费(collective consumption)的领域。在他看来,资本,生产组织、循环过程、生产力、阶级斗争以及大众需求的进步等都对劳动力再生产具有重要影响,相比来自雇主的直接工资分配,非直接工资(集体性消费资料等)的重要性正在增加。
    资本集中所带来的结果是生产组织、生产资料以及劳动力的集中,因此也就导致了劳动力再生产资料的集中化趋势,这些消费资料一部分供个人使用,一部分供集体使用。卡斯特从建立在所有社会群体日常生活基础之上的集体性消费(住房、教育、健康、文化、商业、交通等)与发达资本主义阶段的城市危机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出发,分析了集体性消费对于解决劳动力再生产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意义,提出国家的直接或间接干预对于化解由于工业资本发展的内在逻辑所导致的社会不平等、城市问题以及政治危机等具有重要意义。
    简言之,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国家、工业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工业资本总是尽量将劳动力的使用最大化,而国家有时出于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目的亦通过有意识的权力运作与安排帮助工业资本强化对劳动力的不合理剥削和使用。然而随着资本的技术和经济需求的变化,以及大众需求的发展,为了避免或者解决城市危机的出现,国家必须通过集体性消费资料的生产、分配与管理,介入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对工业资本进行直接(通过预算和行政手段)或者间接的干预(通过经济和社会机制调节劳动力再生产)。

二  当代中国的劳动力再生产实践
    伴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和全球化的发展,私人、外资以及合资等类型的企业开始遍布中国沿海地区,并带来城市就业机会的急剧增加。一个主要由农村劳动力所构成的新劳动大军--或者说打工阶级--开始出现并迅速发展壮大。2000年中国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城市中来自农村的打工者数量已经超过1亿2千万。对于在城市中打工的暂住人口,城市无须承担其住房、教育、工作保障以及其他环境基础设施及福利等集体性消费资料以维持其长期的劳动力再生产。而且,一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不再需要他们的非技术性劳动,一旦他们与某个具体企业之间的合约期满,他们就不得不返回农村老家或者去别的地方寻找另一份临时性工作。换句话说,在发展经济和强化行政管理体系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之下,城市针对农民工群体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剥削型劳动力使用和管理机制。
    在农民工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矛盾与悖论的劳动力使用机制。一方面,作为劳动主体,他们的劳动力是城市化与工业化不可或缺的推动力,而在另一方面,其劳动力再生产却被城市有意无意地忽略和漠视。尽管国家通过政府与行政力量在生产与消费领域一直扮演着积极的推动者角色,通过户籍制度使得大量年轻而廉价的农村劳动力得以富有弹性地供给给资本与市场。然而,对于劳动力再生产,国家却在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践之后,不再对其主动地进行决定性、前瞻性的干预,而是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的话语力量推动下,主动让位给缺乏管制和规范的资本与社会非正式部门,由它们替代国家并借助市场使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简单再生产得以勉强维持。在当代中国,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匮乏状态的一个最明显标志是:城市连一个可以属于他们自己的劳动力再生产的空间都没有给予,他们没有在城市中安家的权利。尽管在北京、广州等一些大城市出现了外来工聚集区迅速扩张的现象。然而这些聚集区经常成为政府努力进行整治和清除的对象。

一方面,由于户口与城市福利之间的联系,因此没有当地户口的农民工不可能获得政府公房或者单位公房的使用权或所有权,同时更不可能承受城市商品房的市场价格。另一方面,由于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都限制这个新兴的打工阶级在城市中建立自己的社区。于是,维持这一无法在城市中生根的打工阶级的劳动力日常再生产的责任便落在了资本以及社会非正式部门的头上。对于农民工来说,工厂宿舍和出租屋成了他们在城市中进行日常再生产的两种最主要空间形式。而国家,不仅逐渐退出了曾经在计划经济时代全面掌控的城市的劳动力再生产领域,而且从一开始便缺位于农民工这一特殊劳动主体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



三  资本主导与社会主导:劳动力再生产的两种主要模式
    根据以往对于农民工居住空间的研究表明,农民工群体在城市中的社会空间分布状况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城市中以地缘为纽带的外来人口聚居区,如北京的"浙江村";二是在城市扩张时期外来人口聚集的"城中村";三是在城市工业区或经济开发区中常见的工厂宿舍,通常与当地社区形成分割的二元社区。在本文中,我们将前两种类型的聚居形式归纳为由社会非正式部门主导(社会主导)的农民工居住及日常生活再生产模式,并将其定义为"社会自我解决模式",主要以廉价出租屋为主。而第三种类型的工厂宿舍我们将其归纳为主要由资本主导的劳动力日常再生产模式,并将其概念化为"宿舍劳动体制"。研究表明,宿舍劳动体制与社会自我解决模式是农民工在城市中的两种最主要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
    根据2006年7-8月"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对珠三角地区农民工进行的问卷调查(以下简称课题组调查)数据显示,在正式就业的农民工中近60%的人居住在集体宿舍或者工作场所中,另外住在出租屋的农民工占35%,其他借住在亲友的家或者宿舍中、自购房等居住形式共占5%左右。可见,农民工的劳动力日常再生产几乎全部是由资本和社会非正式部门进行主导和组织的。
    由于对于正式就业的农民工来说,宿舍是其最主要的居住形态。无论工厂的产业类型、所在地区或者资本性质如何,农民工们--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无论已婚还是未婚--通常都居住在工厂内或者工厂附近的宿舍之中。工厂宿舍大多是楼房,每栋宿舍楼可以容纳数百名工人居住。宿舍房间都是共用的,比较典型的是每间房住8-12个工人,位于每个房间、每层楼或者每个单元的厕所和洗漱间都是公用的。在工人宿舍里,除了床铺之外,没有任何可以允许个人隐私存在的空间,生活空间都是集体共用的。根据我们的调查,工厂宿舍可以被简单地归纳为以下四种形式:
    ①企业购买土地自建厂房和宿舍。这类的企业通常是外资企业或者企业规模较大,通常拥有雇员上千人。每间宿舍的面积约为20-30平方米,容纳8-12名工人。有些企业提供免费住宿,有些企业则收取30-50元/月/人的住宿费。
    ②企业从当地政府、私人、以及房地产公司手中购买宿舍楼提供给员工居住。除非宿舍楼距离工厂很近,否则这种从第三方手中购买宿舍的做法并不常见。
    ③企业从当地政府、私人、以及房地产公司手中租用宿舍提供给员工居住。深圳约有80%的工厂宿舍属于这种类型。这类企业通常是中小型企业,约有雇员几百人。有些员工规模在3000-5000人的大型企业也会采取这类方式安置工人。这类工厂宿舍的条件差异性非常大。每间宿舍可以住8-16个人,工人通常自己负担住宿费,每人每月房租在20-30元之间。
    ④企业租用商品房、酒店房间或者别墅提供给高级管理人员居住。其中从当地居民手中租用商品房的做法比较常见,根据住房条件,房租为1000-2000元/月不等。
    在计划经济时代,作为"全能机构"的国有企业也曾经普遍向员工提供宿舍、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全面的、长期的福利性设施和保障。可以说,在计划经济时代,宿舍是国家全面负担劳动力再生产的一个重要例证。然而,市场经济时代在中国普遍重现的宿舍劳动形态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它可以说是全球化生产的系统生成物。尽管它依然承担着劳动力日常生活再生产的功能,但却与计划经济时代的国企宿舍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主要提供给短期雇佣的农民工,不具备长期居住的功能,排除了具体企业与具体个人之间的关系延续之可能。企业为外来工提供宿舍并不是为了建立一支对企业忠诚或者技术熟练的劳动力队伍,而是为了可以确保短期地、临时性地、大规模地对跨地区流动的廉价而年轻的外来工加以使用,并将其工作日的劳动产出最大化。
    宿舍劳动体制是中国全球化生产过程的系统生成物,在这种劳动体制之下,劳动力的使用与其再生产之间处于极其割裂而冲突的状态。宿舍劳动体制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在于它能够保持一个年轻打工群体的高流动性,从而使其可以为城市与全球市场提供越来越成熟的廉价劳动力。在当今中国,农民工的流动处于国家的经济逻辑与政治逻辑的双重作用之下:一方面国家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而给予农民工进入城市打工的流动自由;而另一方面,出于城市秩序以及资本积累的政治需要,国家依然通过人口政策与法规限制农民成为城市人的自由,使农民工无法在其打工的城市里永久生根。
    然而我们认为,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一方面,工业化对产业发展模式以及劳动力素质的需求正在发生转变;而另一方面,城市化所带来的城市生活成本提高,引发了农民工对工资以及集体性消费资料的需求增长。在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之下,无论是资本主导,抑或是社会主导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都因其自身所固有的局限性而凸现出不可调和的矛盾,使劳动力使用与其再生产之间的割裂日益加深,并在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等各个层面以冲突和危机的形式呈现出来。

四  劳动力再生产中的国家缺位及其后果
    1.经济层面:对民工荒的另一种解释
    2004年春节之后在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经济发达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民工荒。尤其是对于工资待遇低、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缺工最为严重。我们认为,"民工荒"的出现恰恰是对农民工劳动力使用机制之不合理进行反思的契机。对于一个劳动的主体,如果国家仅仅着力于促进其劳动力的出现与使用,而忽视或者逃避其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集体性消费资料的生产、分配与管理,那么必将导致这一群体对其边缘性生存状态发起集体性的抗议。
    以宿舍劳动体制为例,在工厂打工,并聚居于集体宿舍的劳动--生活一体化模式使得工人处于工厂的全面控制之下,其劳动时间可以被任意而灵活的延长,从而使对其劳动力剩余价值的获取量得以增加,导致其劳动生涯被大大地浓缩。而且在宿舍劳动体制之下,资本对于农民工的剥削型使用机制导致劳动力再生产被限制在最低的标准之内(例如缺乏技术培训等长期的人力资本培训计划),高流动率使得工人难以形成集体谈判的力量,抑制了工人提高工资的需求。由于缺乏以劳资双方合意为基础的劳动管理,对工人的控制已建立在罚款基础之上的劳动纪律为主,管理往往带有某种强制性,由于这种劳动力使用机制的暂时性、过渡性和流动性,企业在竞争中存在机会主义倾向、缺乏对工人进行培训的动力,倾向于使用扣留证件、拖欠工资等方法来抑制工人的转工意愿和行为。
    通过宿舍劳动体制,劳动力的日常再生产得以维系,它通过工资、提供食宿以及消费等方式补贴劳动力的生活成本,在过去的20多年里,宿舍劳动体制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使得农民工劳动力的低价格得以维持。根据课题组调查的数据显示,珠三角农民工2006年的平均工资为1092元/月,而包括食宿、通讯、交通、日常生活用品、文化娱乐以及社会交往等在内的平均日常开支为600元左右/月(其中正式就业者为567元/月,非正式就业者为648元/月),约占其全部月收入的55%。而结余下来的微薄收入则通常用以寄回家供养父母兄弟以及子女,以支撑农村家庭的日常支出以及代际再生产。
    作为一种临时性的劳动力,他们在城市打工的工资中,并没有被计入可以维持其在城市中长期劳动力再生产(安家或者在城市中赡养父母、抚育后代)的费用,再加上就业、教育培训、医疗健康、居住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制度与资源的供给匮乏,因此在空间与社会的意义上劳动力的使用与再生产过程长期割裂状态下的农民工,只能不断游走于城市的边缘,无法积累出可以支持其在城市中生根的资本和技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家直接或间接地介入农民工集体性消费资料(住房、教育、健康、文化设施、交通等)的生产、分配和管理,换句话说,即通过财政预算、制度供给或者行政手段等对农民工的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农民工子女教育,职业技术培训以及生活基础设施(例如建立工人生活社区)等供给给予决定性的干预,将有助于降低工资增长的压力,为城市培养并吸引优质的技术工人,促进农民工向产业工人的转型。
    2.文化层面:双重异化与"精神圈地"
    对于工人来讲,宿舍劳动体制的微观运作过程使他们经历了劳动与生活的双重异化。换句话说,除了不拥有生产资料,不能控制劳动过程,只能出卖劳动力换取微薄工资的劳动异化之外,城市的生活使他们同样经历着异化。在宿舍劳动体制中,工厂对于工人的日常生活再生产实行统一的控制(居住、食物、出行、社交以及休闲等全部在生产组织中获得),劳动力日常再生产的成本被各个工厂自行消化(企业总是倾向于控制和压低再生产的成本)。最重要的是,由于宿舍并非提供给家庭居住,因此劳动力的世代再生产无法从企业获益。以年轻、单身、女性为主的外来工离开了家人,告别了以往熟悉的生活习惯(家乡的食物、语言和周围环境),聚集在工厂,并经历工厂的规训对其身体、意志以及行为的同质化重塑。他们生活在一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环境里,陷入陌生的人群、语言、生活方式以及消费方式的全面支配之中。
    课题组调查的数据显示,在农民工城市生活的心理感受上,"失眠"、"身心疲惫"、"烦躁易怒"、"觉得生活很艰难"、以及"觉得自己没用"是相对较为常见的群体心理特征。在城市社会适应方面,也明显受到了语言、生活习惯和交往机会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农民与当地人交往的主要困难是,语言问题(49%),生活习惯不同(27.1%),缺乏交往机会(25.3%),本地人看不起外地人(24.7%),观念不同(23.1%)以及地位差异(16.9%)。可见,农民工的生活和精神上被这些客观因素的限制进行了另一重"异化"。

与此同时,随着时间推移以及代际更替,"新生代的农民工"由于与农业劳动的实质性脱离,他们对于其祖辈父辈所无比珍惜的土地也已经产生了不可挽回的隔膜。调查表明:在3412名家中还有土地的被访者中,占30.3%的人愿意放弃,另外还有15.2%觉得无所谓,可放弃可不放弃,说不清的有7.3%。样本统计结果显示,愿意放弃土地的受访者的平均年龄为29.21岁(标准差为9.692岁),对老家土地持"无所谓"和"说不清"态度的受访者的平均年龄分别为26.88岁和25.84岁(标准差分别为8.310岁和8.542岁)。对于依然贴着"农民"标签的新生代的农民工来说,尽管名义上他们或许仍然拥有在农村的一亩三分地,但是他们已经远离乡土,并且不再拥有农业生产所需的技能。而土地曾经的重要价值在他们的意识中已经开始变得模糊甚至消失了。
    作为一个劳动主体,从劳动力的使用方面来说,流离于城市边缘的农民工在打工的过程中经历着劳动与生活的双重异化;而从劳动力的再生产方面来说,"精神圈地"意味着他们与土地的实质性分离,然而城市,对于他们来说依然遥不可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一劳动主体的劳动力使用与再生产不仅在空间和社会的意义上被拆分,使其成为在城市与农村之间不断来来回回的一群候鸟。甚至可以说,他们正在逐渐变成一群无"家"可归、没有任何归属感的流浪者,其身份认同更加模糊和混乱,反社会情绪也必然更加强烈。            
    3.社会层面:身份认同政治与集体性挑战
    农民工到底是农民?还是工人?答案总是模糊不清的。他们工作生活在城市,但其正式身份却依然是农民。农民工的公民身份的模糊性,使得国家在尚未明确其工业劳动者身份的情况下,便可以轻易地获取其劳动力,并且名正言顺地免除了为其提供集体性消费资料的责任。正如索林格(Solinger)所言,这已经造成了一种不是畸形便是冲突的公民权状态。
    从课题组调查中的"农民工对自己身份的认识"这一问题来看,62.4%的农民工认为自己的身份是农民,14.1%的人认为自己是打工仔,而有19%的人表示说不清楚。当我们进一步分析身份认同与年龄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发现,明确认为自己是农民的被访者平均年龄为31.45岁(标准差为10.214岁),而不认为自己是农民(包括"不是农民"、"打工仔"、"城市居民"、"自由人"以及"说不清"等其余5项)的被访者平均年龄则为26.46岁(标准差为8.592岁),比前者的平均年龄年轻近5岁,而且二者之间在总体中的平均年龄差异是高度显著的(p<0.001)。
    另外,对于自身与其打工所在城市的关系,将近50%的农民工或多或少有"自己不属于打工所在城市"的看法。他们大多明白自己并不是城市的主人,只是城市的过客,城市只是他们暂时栖息的地方。可以说,劳动力再生产的意义不仅是政治-经济的,同时也是社会-文化的。农民工特殊的身份认同政治,与其集体性消费匮乏所导致的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并且这种关联随着农民工的代际更替而在新一代农民工中显得更加突出。
    由于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等方面所存在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不断加剧,展现农民工群体反抗与挣扎的各种集体行动开始出现并呈现上升趋势。以广东省为例,从2001年到2004年,政府有记载的群体性突发事件从2358起增加到4008起。根据课题组调查的数据显示,"曾经为了争取自己的权益,参加过诸如'罢工、游行、示威、静坐、堵马路、集体上访'等群体性活动"的回答者占12.5%,平均参加次数1.43次。如果以此比例推算,全国1.4亿农民工便意味着这些年来,参加各种群体性事件的农民工达到1750万人,参加人次累计达2502万起。另外,高达49.5%的受访农民工表示"愿意"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参加罢工、游行、示威、静坐、堵马路、集体上访等群体性活动,表示"不一定""说不清"的占20.5%,明确表示"不愿意"的只有30%。可以说,接近一半的农民工已经表现出明确的集体性抗争情绪和意识。进一步从参与集体行动的行为和意愿与年龄之间的关系来看,参加过群体性活动的被访者平均年龄为26.09岁(标准差为7.099岁),没有参加过的被访者平均年龄为27.65岁(标准差为8.837岁),二者在总体中的年龄差异高度显著(p<0.001)。而从集体行动的意愿上来看,愿意参加者的平均年龄为26.84岁(标准差为7.897岁),而不愿意参加者的平均年龄为28.60岁(标准差为9.714岁),二者在总体中的年龄差异也高度显著(p<0.001)。
    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劳动力再生产资料的匮乏状态再加上长期的低工资低保障,不仅导致农民工群体在城市中的过渡性、边缘性以及流动性,并且加剧了原本就在经济、政治、司法、教育、社会等领域严重存在的不平等。其结果既造成了农民工在劳动与生活层面上的"双重异化"、文化意义上的"精神圈地"以及模糊而混乱的身份认同政治,同时也导致这一劳动主体无法完全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阶级,并一直停留(更确切地说是流动)在"半产业工人化"这种特殊的状态之下。这一方面影响着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持续、稳定发展。另一方面,城市中不断发生的农民工集体行动无疑是具有政治性的,它们是这一劳动主体对其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国家缺位所导致的集体性消费资料匮乏状态所发出的。



参考文献
1、沈原在《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中指出,布洛维曾经专门对帝俄工业化时代的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进行讨论,他指出问题并不仅在于出现了这种"循环往复"流动着的移民工人:他们像候鸟一样定期的从农村迁徙到城镇,又从城镇返回到村社。在这种"拆分型"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中,本来应该完整统一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被肢解开来,其中的一个部分(劳动者个人体力和脑力的再生产过程)是在工厂-城镇中实现的,而另外一个部分(抚养子嗣、老弱等)则是在这些移民工人的来源即乡土村社中实现的,这种情形与当代中国城市中的农民工群体非常相似。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第660页。
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第198页。
4、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Blackwell, 1982, p.31.
5、Peck, J., Work-Place: the Social Regulation of Labor Markets,New York: Guilford, 1996, p.232.
6、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Blackwell, 1982, p.111.
7、布洛维指出生产体制概念共包括四个基本维度:即劳动过程和劳动力再生产模式等两个微观层面的维度,以及市场竞争和国家干预等两个外部的宏观层面的维度。
8、Manuel Castells, City, Class and Power,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78, p. 3.
9、Manuel Castells, City, Class and Power,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78, p. 38.
10、Manuel Castells, City, Class and Power,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78, p. 41.
11、吴维平,王汉生:《寄居大都市:京沪两地流动人口住房现状分析》,《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
12、潘毅:《阶级的失语与发声--中国打工妹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开放时代》2005年第2期。
13、根据"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调查数据显示,对于非正式就业的农民工来说,出租屋是其最主要居住方式,在所有居住方式中所占比例高达73.4%(N=898)。
14、任焰、潘毅:《跨国劳动过程的空间政治:全球化时代的宿舍劳动体制》,《社会学研究》2006第4期。
15、潘毅:《阶级的失语与发声--中国打工妹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开放时代》2005年第2期。
16、"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珠江三角洲农民工问卷调查报告》,2007年(未出版),第45页。



作者单位:任焰: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潘毅:香港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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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毅:企业王国富士康的成长密码



wen.org.cn 提交 2010/05/30 阅读: 254
关键词: 潘毅 郭台铭 富士康 自杀

富士康宣告了历史的终结,而且终结就发生在富士康的企业王国里。富士康象征着继社会主义阵营倒台而披挂上阵的新自由主义下跨国资本全球扩张的胜利。1974年富士康集团(鸿海集团)在台湾成立,1988年起开始在中国大陆投资,到目前为止,富士康在华南、华东、华北等地共创建了八大科技工业园区,在深圳、东莞、昆山、杭州、苏州、北京、天津、太原等地设有近50 家全资子公司,共有内地员工80 多万人,仅深圳便有工人42万。富士康连续七年稳居中国内地企业出口的首位,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业专业制造商,在2009 年跃居为《财富》全球企业500 强的第109位。


据说,在这个王国里有着全世界最先进的流水线机械设备,有着全世界华人最高明的管理方式,有着全世界人员最多最密集的轻工业生产厂区。城中之城,不是富士康的梦想而是郭台铭的实践之都。据说,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厂,因为它有着最现代化的企业文化,车间井井有条,分工精密,管理严谨,分秒必争,对人与品质的要求一样高。据说,富士康总巿值达424亿港元,其员工收入,能达到中国大陆各城市的法定最低工资标准,以深圳为例,倘无加班,工人每月能收取当地最低工资900元人民币。


"我们都想加班,出来打工就是为了挣钱",富士康的工人如是说。于是工人签署"自愿加班书",放弃《劳动法》要求"工人每月加班不应超过法定的36小时"的保障,日以继夜麻木地、彷佛机器般,与室友同事见面不相识地工作,每月加班100小时,拿到1500至2000元的工资。


"自杀对你们进富士康有影响吗?"学生问。


"没有什么吧, 富士康工资高, 包吃包住, 挺好。"着急找工作的打工者从早上六点钟就过来排队。据说,富士康变成"赴死坑"后,每天依然有上千人要挤进去。可是同样的,富士康每天有上千人要离开,从希望到绝望只是一线之差。


郭台铭语录如是道:
成长,你的名字就叫痛苦。


企业人生三部曲·人材→人才→人财
执行力是什么?:速度+ 准度+ 精度
关键:魔鬼都藏在细节里
阿里山神木成其大,四千年前种子掉到土里就决定了!


郭台铭自比神木 暗喻成功是注定

郭台铭自比阿里山神木,暗喻富士康的傲人成就,早在四千年前种子掉到土里的一刻就决定了。郭氏还有一句语录:桌子的表面是我们所看到的颜色,如果想要知道里面的颜色,只有把桌子拆解才知道。语录的作用可大可小,如果我们今天就听从郭语录,那么富士康就必须被拆解开来,才能看清楚埋藏在这个王国里的究竟是一颗怎样的种子。

为了保卫富士康王国的完整,为了让这一颗种子有生有灭,我们还是另觅他途。

富士康的成功有秘密吗?有。因为像其他跨国企业一样,它们都在中国大地上找到了二十一世纪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最后一块乐土。

世界工厂的用工模式已到尽头

富士康王国的财富积累,依靠的正是八十多万名中国工人,他(她)们大部分是来自农村地区的农民工,他们的工资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富士康通过现代的军事化管理方式,将每一个劳动主体碎片化、原子化,以一种宿舍劳动体制来完成对劳动力的廉价剥夺,这些劳动者们从此失去了过上正常生活的机会。

当然,富士康只不过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一个缩影。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依靠数亿主要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打造出一个出口导向型的"世界工厂",实现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利长期被忽略:我们以"农民工"的身分为借口,以低于城市平均水平的工资水来支付他们的劳动报酬,使他们无法在城市中安家生活,漂泊徘徊于城市与农村之间,过着无根无助、家庭分离、父母无人照顾、孩子缺乏关爱的没有尊严的生活。我们的第一代农民工,在进退两难的半无产阶级化的路途中所产生出来的焦虑和痛苦,被宏大发展论述的轰鸣声所淹没。于是,他们回家,盖一栋房子,养儿育女,期望他们的下一代能走出农村。

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从他们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再像他们的父母辈那样想过回家做农民,他们踏上的,是一条进城打工的不归之路。当看不到打工可以让他们在城市安家生活的希望的时候,打工的意义轰然坍塌,前进之路已经堵死,后退之路早已关闭。

富士康发生的悲剧,只不过让我们听到了新生代农民工以生命发出的呐喊,警示着全社会共同反思这种以牺牲劳动者基本尊严为代价的发展模式。
富士康宣告了当代历史的第一次终结,农民工们的年轻生命将宣告这段历史的第二次终结。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年轻的工人用生命作出无声的反抗。农民工的存在是一种时代的罪过--罪恶和过失,我们呼唤一种更具有人性和尊严的社会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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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毅、任焰:农民工的隐喻:无法完成的无产阶级化



人文与社会 提交 2011/09/27 阅读: 164
来源:http://chinaleftreview.org/
关键词: 潘毅 任焰 工人阶级 农民工 无产阶级  

她想回家,但那意味着必须先越过20 万拥挤的人潮以及近万军警组成的多道防线。2 月1 日,距离在这个国家已延续千年的农历春节还有5 天,阴雨蒙蒙的广州火车站此时几乎是这个星球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一清早就来到车站的李红霞艰难地寸进着,面对人潮,车票更像是一张废纸。十多个小时后,李红霞似乎离车站越来越远……,又几个小时后,晚上8 点,李红霞距离满载自己希望的列车更远了,因为开车时间已过。再过了一个小时,李红霞被盲从、汹涌的人潮踩在了脚下再也无法发出任何声音,正如她和她的农民工同伴们一直以来所表现的那样,辛苦而沉默。

——摘自《被踩踏者李红霞的短暂人生》



一、引言

2008 年初雪灾来袭的时候,距离中国的农历春节还剩下一个星期,成百上千万的农民工带着回家的渴望和焦灼,滞留在火车站,进退两难。他们为何要背井离乡?又为何每至年关“死也要回家”? 李红霞,一位来自湖北农村的打工妹,便是在广州火车站这个连接着家乡与工厂的枢纽上,被汹涌的人潮挤倒后再也没能起来。带走她生命的,到底是百年不遇的雪灾?还是这巨大人群进退两难的无力与恐慌?李红霞的短暂人生,为当下中国城乡二元体制提供了一个小小的缩影。火车站,既承载着他们的希望和梦想,又诉说着他们痛楚与创伤,让他们既想离开,又渴望回来。在这个浓缩的空间里,一个新兴工人阶级破茧而出的痛苦与挣扎,被如此真实地呈现出来,这并非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就好像这个阶级的形成过程一样,一早便已开始,却似乎永远不能结束——一个永远无法完成的无产阶级化过程。

伴随着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世界工厂”,世界上最庞大的新工人阶级也正在这里形成。2000 年中国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城市中来自农村的打工者数量已经超过1 亿2 千万。根据国务院政策研究室2006 年的报告,如果再加上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总数约为2 亿人。2008 年初的雪灾将成百上千万渴望回家过年的农民工阻隔在陷入瘫痪状态的车站、铁路和公路上,中央以及地方政府不得不紧急号召农民工留在其打工的城市过年,在这个时候,人们似乎才忽然意识到,对于这个已经在城市中劳动和生活了三十年的巨大群体,这里竟然没有一个地方是真正属于他们的家。城市需要的不是作为公民和劳动者的他们,而是作为商品和劳动力的他们。在本文中,我们将对农民工的社会身份提出疑问并就这一群体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独特经验与状态进行分析。

从全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来看,就进行改革开放,主动引进全球资本主义要素,与世界经济接轨而成为“世界工厂”,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实践来看,中国并非独一无二的先例。因此,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所出现的大量城乡人口流动也并非史无前例。18 世纪的英国,20 世纪的亚洲四小龙,以及现在的南亚与拉丁美洲,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在其工业化历史中的某个阶段出现过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量转移的现象。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这就是无产阶级化过程,这一过程是贯穿在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之中的。换句话说,所谓无产阶级化,是指伴随着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往往会同时出现一个急剧的城市化过程,即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转移,农业人口不断地转化成为城市人口,并在城市中逐渐扎根,形成自己的社区,成为新的工人阶级。这一过程通常是由市场力量所决定的。而中国工业化过程的最独特之处便在于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之后的无产阶级化过程,除了受到市场力量影响之外,更受到国家政治和行政力量的干预。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工人主体是被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询唤到“阶级地位”之中,其政治象征与阶级主体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恣意的话,那么,对于正在当今中国的“世界工厂”中打工的真正的工人主体——农民工——来说,其阶级的命运却在国家与资本的共同作用之下,从一诞生开始便面临着各种结构性力量的压制②和破坏,使其只能维持在“半无产阶级”的尴尬状态之中。

于是我们看到,当代中国的农民工群体无论在空间的意义上抑或是社会的意义上都呈现出“边缘性”的特点,他们大多进入城市的“次级劳动市场”,在工业与服务业中从事着高强度、低工资、低保障的非技术性劳动③,工资收入多半只能维持他们自身的劳动力再生产。赡养老人,抚养后代、居住、教育甚至医疗等的费用,大多并未计算在他们的工资收入之内④。背井离乡的他们只能聚居于控制严密的工厂宿舍⑤或者城中村中的拥挤狭窄的出租屋;他们的子女进入当地学校必须交付昂贵的赞助费。大部分的农民工不能享受社会保障,他们工作的绝大部分工厂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设施,造成大量的工业伤害和职业病。而每当意外出现时,没有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他们很难通过正规渠道获得赔偿,而依靠他们养活的家庭会马上陷入崩溃的境地⑥。城市不是他们可以长久居留的地方,农村才是他们最后的归宿。除了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他们并没有清楚的身份认同,从文化上无从知晓现代社会的运作,无法以公民的身份参与政治与社会生活。面对这个已经在城市中真实地存在了三十年却依然没有获得明确身份的群体,我们必须对以下问题作出讨论和回答: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为何无法在城市中完成?农民工这一语词所暗含的劳动力使用与再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将成为本文展开讨论的重要线索。在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特定背景之下,中国亿万农民工的劳动力再生产状态的匮乏,及其与劳动力使用之间关系的割裂,不仅反映了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之间的高度不一致,同时决定了这一劳动主体无法在城市中完成其无产阶级化过程。这个过程不仅塑造了农民工模糊而残缺的身份认同,同时也在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层面造成了巨大的结构性张力。

二、无法形成的阶级:劳动力使用与再生产的实践

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维持和再生产工人阶级始终是资本再生产的一个必要条件”⑦。劳动力的生产是以活的个人的存在为前提。活的个人要维持自己,需要有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劳动力所有者今天进行了劳动,它必须明天也能够在同样的精力和健康条件下重复同样的过程。因此,生活资料的总和应当足以使劳动者个人能够在正常生活状况下维持自己⑧。一方面,马克思指出了对于劳动个体来说基本身体再生产的必要性:“用来交换劳动力的资本转变为生活资料,这种生活资料的消费是为了再生产现在工人的肌肉、神经、骨骼、脑髓和出生新的工人。因此,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在绝对必要的限度内,只是把资本用来交换劳动力的生活资料再转化为可供资本重新剥夺的劳动力。这种消费是资本家最不可少的生产资料即工人本身的生产与再生产。”⑨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了劳动个体的精神与社会需要的同等重要性:“每天必须有一部分时间休息、睡觉,人还必须有一部分时间满足身体的其他需要,如吃饭、盥洗、穿衣等等。除了这种纯身体的界限之外,工作日的延长还碰到道德界限,工人必须有时间满足精神的和社会的需要,这种需要的范围和数量由一般的文化状况决定,因此,工作日是在身体界限和社会界限之内变动的。”⑩

劳动力再生产包括生产资料以及使生产资料得以实现的劳动力的日常生活以及长期的再生产。从最根本上来说,社会再生产主要依赖于以代际以及日常生活为基础的生物性的劳动力再生产,通过衣食住行以及医疗照顾等方式。除了保障生存的手段之外,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还要求一套文化形态与实践。在西方的工业化过程中,许多工人斗争都是围绕着劳动力再生产的内容和边界而展开的,在福特主义之下,工人阶级的这类斗争取得很大进展,不仅仅表现在经济上,同时也表现在教育获得机会、福利、以及有益于工人的社会与文化的服务的增加。这些进展都是对工人社会再生产的边界与内容的重新界定,而每一个进步都意味着资本主义中劳动力成本的相对增加。除了工人斗争之外,政府、家庭、资本以及市民社会等都是对劳动力再生产进行重构的重要来源。

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多年社会主义实践中,中国的“工人”在社会中享有农民望尘莫及的高度特权地位,工人无产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工人为国家工作,国家通过“单位”制度不仅发给工人工资,更是全面介入并且承担着工人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即终身雇佣、住房、医疗保障以及子女教育等福利保障11。总而言之,“单位”制度曾经是中国改变资本主义劳资关系而创造出来的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主义劳动关系,在这种制度中,国家全面控制着劳动力再生产资料的生产、分配与管理。

伴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和全球化的发展,中国的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央政府将发展经济的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于是各地政府纷纷将发展经济设定为首要的社会目标,尝试将城市规划和发展成为“世界工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地方政府纷纷投资兴建大量工业区和经济开发区,而这恰好为全球资本利用中国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提供了基础。政府通过户籍制度将城市中的人口分为常住人口和暂住人口,对于在城市中打工的暂住人口——即农民工,城市无须承担其住房、教育、工作保障以及其他环境基础设施及福利等集体性消费资料以维持其长期的劳动力再生产。而且,一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不再需要他们的非技术性劳动,一旦他们与某个具体企业之间的合约期满,这些农民工就不得不返回农村老家或者去别的地方寻找另一份临时性工作。

我们从“农民工”这个语词的构成便可以看到这一劳动主体的劳动力使用与再生产之间的关系的扭曲和错位。而这也正是中国农民工无产阶级化过程的独特之处。“工”是指职业身份,它意味着一种新型的工业劳动力的出现及其使用方式,而其前缀的“农民”则是指正式的制度性身份,它一方面表明这一劳动主体的职业和身份转化都受到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体制的约束;而另一方面,更加重要的是,它暗含着这一主体的劳动力再生产形式、内容以及本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农民工作为一个劳动的主体,其劳动力的出现和使用与其劳动力的再生产——劳动过程中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在空间和社会的意义上被割裂和拆分开来,前者发生在城市,其身份是工人,后者却只有回到农村社会才能进行;其身份是农民。“农民工”这个语词的内涵充分标明其无产阶级化过程中存在着无法逾越的结构性障碍,因此这一群体在城市中缺乏长期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只能长期处于“半无产阶级化”的尴尬状态之下。无法完成其无产阶级化过程。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农民工问题引起了政府部门、公众、媒体以及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尤其在学界,农民工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有关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这种特殊劳动力形态的出现以及使用上,例如农民工的劳动力转移、职业流动、劳动状况、社会网络、城市适应以及社会融合与冲突等12,这些讨论往往暗含着这样一个前提假设,即这种劳动主体的真实社会身份是“农民”,这就意味着他们与其打工的城市之间的联系是暂时性的,他们迟早要回到农村社会完成其长期劳动力再生产以及代际再生产。这无疑模糊甚至忽略了这一从农民向工人转化的新兴工人阶级已经真实存在了近三十年的事实。

由于国家从政治的考虑出发而试图用开放社会的概念来取代阶级社会13,因此在农民工的研究中可以看到的另一种倾向是用“阶层化”、“市民化”等概念来对农民工与城市人之间的差距和分化问题进行讨论14。这些研究已经开始关注到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劳动力再生产资源的匮乏状态以及这种状态所带来的更深的社会不平等。2005 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研究部提出了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创造将农民工转化为稳定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的制度环境,促进流动人口产业工人化和市民化的建议15。但是这些讨论并未明确地将农民工的劳动身份与社会身份辩证统一起来,因此农民工的工业化过程(产业工人化)和城市化过程(市民化)依旧被设定为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然而我们认为,农民工的公民身份或者市民化问题的实质其实便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实现途径和形式,因此与产业工人化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在中国,公民或者市民身份代表着在城市中获得集体性消费资料——住房、教育、医疗健康、社会福利以及其他环境设施等——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当我们将农民工视为城市的劳动者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面临它的劳动力再生产问题,“产业工人化”和“市民化”实际上不是两个问题,而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共同决定了农民工“无产阶级化”的进程、方向以及特点。

尽管中国正在进行迅速的城市化,然而中国的城市化主要依靠的是产权资本而非工业资本,工业资本的角色仅仅体现在它将中国变成了一个“世界工厂”。因此对于从中国农村地区到沿海发达地区打工的亿万农民工来说,虽然他们已经进城打工整整三十年,然而他们依然无法获得定居城市的法律和社会权利。他们没有权利在城市中形成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工人社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一直在依靠政治与行政力量积极左右和推动着生产与消费这两大领域的发展16,例如为了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而通过户籍制度保障丰富而廉价的农村劳动力可以非常富有弹性地供给给资本与市场。然而,对于劳动力再生产,国家却在三十多年的“单位制”实践之后,不再主动地对其进行具有决定性和前瞻性的干预,而是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的话语力量推动下,主动让位给缺乏管制和规范的资本与社会非正式部门,由它们替代国家并借助市场使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简单日常再生产得以勉强维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中国城市中只有劳动身份而没有公民身份的农民工,他们所面临的是双重的压迫,一重压迫来自控制其生产过程的资本;另一重则来自缺位于其劳动力再生产的国家。正是由此而导致对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17不仅使得社会不平等的制度安排在市场转型期得到延续18,同时使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过程永远无法完成。我们认为,农民工这一劳动主体在城市中所呈现出的模糊性、边缘性与流动性,以及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不同层面上存在的各种矛盾和冲突,都可以在这个理解框架之下找到充分的解释。

三、劳动力再生产中的国家缺位:资本主导与社会主导

在全球化的社会背景之下,当生产是高度流动的,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必然在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对“地方”的依赖。Harvey 对跨国生产政治经济的空间性分析中指出了全球资本的一个核心悖论:资本流动的需要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产的去地域化;但当资本进行全球化的时候,生产总是会发生在“某地”。这就意味着必须在特定空间里拥有安置劳动者的临时性设施19。于是,具体的雇主、管理者以及劳动者为了“生产”这个目标而汇集到特定的空间里,要想让积累发生,资本必须保证工人可以按时去工作,保证原材料到达工厂,保证成品抵达消费者。所有这些都需要在工厂、基础设施以及环境中投资一定的空间设置。可以说,全球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是同时嵌入于制度与地方实践之中的20。在不同地方实现的不同身体特性和价值模式(包括对身体完整性和劳动者尊严所保持的尊重程度)通过资本循环被带入到空间上竞争的环境之中。那些出卖劳动力的人,他们在身体实践和敏感性方面的不平衡地理发展成为由资本和劳动所共同发起的阶级斗争的确定特征之一。生产过程的地方化策略、对地方社会以及劳动控制的影响,这些都是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的调节行为(通过税收的循环和国家支持的债务表示出来)在确定社会工资和规定“文明的”及“道德上可以接受的”教育、健康、住房等水平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21。

然而我们在中国所看到的事实却是另外一番景象,中国的产业劳动者大多来自跨地区之间流动的农民工,国家通过控制人口的僵化的户籍制度以及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安排使得农民工在制度层面上(而不仅是在事实层面上)就被设置了在城市安家的障碍,保持农民工身份的模糊性,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全球资本在其劳动身份上获益的同时,可以名正言顺地逃避任何有利于其劳动力再生产的福利支出和成本。我们可以从Buroway 的理论一些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农民工特殊状态的洞见。Buroway 从生产政治的分析范式出发,对劳动过程理论进行的批判,恢复了对生产体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果的分析,根据他的观点,生产体制概念共包括四个基本维度:即劳动过程和劳动力再生产模式等两个微观层面的维度,以及市场竞争和国家干预等两个外部的宏观层面的维度。他将劳动力再生产作为生产体制的重要维度之一,并强调工人用以维持自身劳动能力的再生产和其家庭生存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必然受到国家提供的各种制度安排(产业制度、福利制度、就业保障制度等),在某些条件下甚至还包括国家的直接治理手段等国家干预的影响。他认为,针对工业化过程中存在的大量移民劳动的不合理再生产模式,国家权力的有意识的运作和安排不仅没有对其进行削弱和改变,反而将其加固,从而有效降低工业生产成本,减少城市化的压力22。

Castells 也强调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国家、工业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工业资本总是尽量将劳动力的使用最大化,而国家有时出于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目的亦通过有意识的权力运作与安排帮助工业资本强化对劳动力的不合理剥削和使用。然而随着资本的技术和经济需求的变化,以及于大众需求的发展,Castells 提出为了避免或者解决城市危机的出现,国家必须通过集体性消费资料的生产、分配与管理,介入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对工业资本进行直接(通过预算和行政手段)或者间接的干预(通过经济和社会机制调节劳动力再生产)23。Castells 从建立在所有社会群体日常生活基础之上的集体性消费(住房、教育、健康、文化、商业、交通以及集体性设施等)与发达资本主义阶段的城市危机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出发,分析了集体性消费对于解决劳动力再生产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意义,提出国家的直接或间接干预对于化解由于工业资本发展的内在逻辑所导致的社会不平等、城市问题以及政治危机等具有重要意义。他指出,资本集中所带来的结果是生产组织、生产资料以及劳动力的集中,因此也就导致了劳动力再生产资料的集中化趋势,这些消费资料一部分供个人使用,一部分供集体使用。而从国家进步的视角来看,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的基本角色是要保证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基本要素,具体来说即集体性消费的领域24。

对于中国农民工群体中的大多数来说,无论他们在打工中表现如何出色,都不可能在城市定居下来,并且与那些和他们相当的城市人一样有尊严地生活。对自我尊严的否定是深深嵌入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的。无产阶级化无法完成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是,主体无法变得完整,于是只能永远停留在农民工的状态之下。这个未完成的主体是残缺的,匮乏的,不满足的,只能处于流浪的状态,不知道何去何从。农民工,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他们什么也不是,这个主体处于农民与工人之间,这种主体永远是残缺的,无法完整的,而这一主体的残缺往往被他们归咎于其自己的能力和“命”,这种归咎使得其产生出更大的动力来克服这种转变中的种种困难。他们在大城市中工作的时间越长,就会越清楚自己是被城市排除在外的。我们不是说农民工经过几年的工厂经历之后不可能成为城市中的一个小店主,一个小贩或者一个捡垃圾的人,我们所说的是, .由农民工这个模糊而暂时性的主体所构成的新打工阶级不可能转化成真正的工人主体——拥有定居在城市的平等权利,哪怕是聚居在贫民窟或工人社区。在当代中国,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匮乏状态的一个最明显标志是:城市连一个可以属于他们自己的劳动力再生产的空间都没有给予,他们没有在城市中安家的权利。

一方面,由于户口与城市福利之间的联系,因此没有当地户口的农民工不可能获得政府公房或者单位公房的使用权或所有权,同时更不可能承受城市商品房的市场价格25。另一方面,由于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都限制这个新兴的打工阶级在城市中建立自己的社区26。于是,维持这一无法在城市中生根的打工阶级的劳动力日常再生产的责任便落在了资本以及社会非正式部门的头上。农民工群体在城市中的社会空间分布状况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城市中以地缘为纽带的外来人口聚居区,如北京的“浙江村”27;二是在城市扩张时期外来人口聚集的“城中村”28;三是在城市工业区或经济开发区中常见的工厂宿舍,通常与当地社区形成分割的二元社区29。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空间形态几乎全部是由资本和社会非正式部门主导和组织的。而国家,不仅逐渐退出了曾经在计划经济时代全面掌控的城市的劳动力再生产领域,而且从一开始便缺位于农民工这一特殊劳动主体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根据2006 年7-8 月“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对珠三角地区农民工进行的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在正式就业的农民工中近60%的人居住在集体宿舍或者工作场所中,另外有35%住在出租屋,其他借住亲友的家中或者宿舍以及自购房等总共才占5%左右。可见,资本主导的宿舍劳动体制30与社会非正式部门所主导的社会自我消化模式31是农民工在城市中的两种最主要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

在计划经济时代,作为“全能机构”的国有企业也曾经普遍向员工提供宿舍、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全面的、长期的福利性设施和保障。可以说,在计划经济时代,宿舍是国家全面负担劳动力再生产的一个重要例证。然而,市场经济时代在中国普遍重现的宿舍劳动形态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它可以说是全球化生产的系统生成物。尽管它依然承担着劳动力日常生活再生产的功能,但却与计划经济时代的国企宿舍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主要提供给短期雇佣的农民工,不具备长期居住的功能,排除了具体企业与具体个人之间的关系延续之可能。企业为外来工提供宿舍并不是为了建立一支对企业忠诚或者技术熟练的劳动力队伍,而是为了可以确保短期地、临时性地、大规模地对跨地区流动的廉价而年轻的外来工加以使用,并将其工作日的劳动产出最大化32。

我们认为,空间的重要意义只有在它使劳动流动和资本流动成为可能的时候才变得尤其重要。从当代中国农民工的日常劳动力再生产空间来看,无论是资本主导的工厂宿舍还是社会非正式部门所主导的出租屋(民工村),其实质都是通过有意识的微观空间技术使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进行集中并且暂时性使用的同时无需承担其城市化以及无产阶级化的成本,导致这一群体的无产阶级化过程无法在城市中完成。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确给中国社会带来了Polanyi 所谓的“大转变”。

然而对于农民工来说,作为一种临时性的劳动力,一个暂时的逗留者,即使他们在从一个工厂转向另一个工厂打工的过程中已经真实地生活在城市,但是他们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在城市政府和城市人眼中只是二等公民,自己不属于城市,城市不断推卸和否定他们对于农民工的住房、医疗以及子女教育的责任。而他们在城市打工的工资中,并没有被计入可以维持其在城市中长期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再加上就业、教育培训、医疗健康、居住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制度与资源的供给匮乏,因此在空间与社会的意义上劳动力的使用与再生产过程长期割裂状态下的农民工,只能不断游走于城市的边缘,无法积累出可以支持其在城市中生根的资本和技能。显而易见,对于他们来说,工业化并没有带来城市化,因此他们被召唤到工厂中打工却不被允许在其工作的城市中定居。然而,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一方面,工业化对产业发展模式以及劳动力素质的需求发生了转变;而另一方面,城市化所带来的城市生活成本提高,引发了农民工对工资以及集体性消费资料的需求增长。在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之下,无论是资本主导,抑或是社会主导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都因其自身所固有的局限性而无法填补劳动力使用与再生产之间的日益加深的裂痕。在国家和资本的共同作用之下,无产阶级化过程的无法完成给中国农民工的打工生涯制造出更大的张力和更深层的矛盾,而这些张力和矛盾反过来又使中国新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变得更加复杂。

四、进退两难:双重异化与精神圈地

马克思曾经指出,劳动者的“free”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作为一个自由的人,他可以将自己的劳动力变成自己的商品;而另一方面,他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没有其他可以出卖的东西,并缺乏一切可以将其劳动力实现的生产资料33。换句话说,工人可以“自由地”出卖他或她的劳动力(不会受到政府、习俗或者其他力量的限制,同时他/她们也仅限于拥有将自己的劳动力变成商品的自由)。由于他/她不拥有其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或者获得途径(土地、租金、福利以及家庭收入),因此只能通过出卖劳动力来获得经济资源。对于农民工这个在改革开放年代由工业资本所创造出来的崭新主体来说,他们必须改变自己,成为适合并愿意进入工厂工作,并且具有弹性的劳动力。这意味他们除了要经历不拥有生产资料,不能控制劳动过程,只能出卖劳动力换取微薄工资的劳动异化之外,还要经历城市生活的异化。农民工往往独自背井离乡进入城市打工,他们必须告别了以往熟悉的生活习惯、礼俗以及文化传统以及历史(家乡的食物、语言和周围环境等)并聚集在工厂,经历工厂规训对其身体、意志以及行为的同质化重塑34。他们必须生活在一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环境里,陷入陌生的人群、语言、生活方式以及消费方式的全面支配之中。我们将这种劳动异化又叠加了另一重生活异化的状态称之为“双重异化”。而且,作为可以被任意处置的临时性劳动力,城市一旦不再需要他们的劳动力,便会要求他们离开城市返乡。农民身份便将他们与城市和全球现代性永远地区隔开来。

改革开放,使农民工可以自由流动,使他们可以自由地进厂打工,这是一种离开家乡地自由,释放着他们渴望改变的欲望,而伴随着这种自由的,则是向城市资本出卖劳动力的自由,而一旦他们获得这种自由,他们很快便发现自己只能从一间厂跳向另一间厂,除此之外,一方面,他们失去了继续前进——成为真正的城市人或者工人——的自由,因为他们的正式社会身份是农民,无论是在法理意义还是事实意义上,他们都不可能合法而永久性地迁入城市;另一方面,他们也同时失去了回头的自由,尽管种种结构性限制使得农民工无法在城市中生根,但是他们与其农村社区之间的实质性的分离却已经开始发生,对于第二代的农民工们来说尤其如此。“农民”这个前缀,除了仍然清楚地标示着这一劳动主体的正式身份及其在城市中的次等属民身份,它原本所暗含的劳动力再生产的形式、内容以及本质的意义正在发生改变。农村劳作方式的贬值、农业生产技能的缺失,使土地实际上已经不能再在物质与精神的层面上继续支持他们的长期劳动力再生产。

在以往关于农民工的研究中,土地被认为是承担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最重要的依托,并被视为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亿万农民涌入城市打工却没有引起巨大社会震荡的一个重要的“减压阀”,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以及代际更替,农民工群体内部也出现了代际的更替和分野。“新生代的农民工”相比“第一代农民工”不仅对现代城市及其生活方式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心理认同,其融入城市的欲望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加强烈。而且由于他们与农业劳动的实质性脱离,导致他们对于为其祖辈父辈所珍惜的土地也已经产生了不可挽回的分离。从农民工对待土地的态度上,已经可以看到明显的转变。很多年轻的打工者根本无法说出家中具体有多少土地。孙立平曾指出在农民工的意识中,土地与劳动权力之间没有确切的关系。年轻的农民工们几乎不知道自己的家庭所拥有的土地数量35。将近一半左右的农民工表现出愿意放弃或者无所谓他们在农村的“根”36。对于依然贴着“农民”标签的新生代的农民工来说,尽管名义上他们或许仍然拥有在农村的一亩三分地,但是他们已经远离乡土,并且不再拥有农业生产所需的技能。而土地曾经的重要价值在他们的意识中已经开始变得模糊甚至消失了。换句话说,在农民工的土地尚未发生的“圈地”,在他们的精神和生活的意义上却已经发生了。这种“精神圈地”无疑令他们逐渐丧失了返乡的欲望和本能。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一直强调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然而双重的结构性限制令他们并没有被真正解放,前进或者后退都是死路。于是,一旦成为农民工,便意味着将被束缚在一个并不真正属于自己的工厂世界,成为城市中的陌生人,成为一个永远的流浪者,无家可归,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不仅仅被扭曲,甚至被割裂。如果短暂和无常是通常不会在城市打工超过4-5 年的第一代农民工的主要特点37, 那么在第二代农民工身上,这种短暂将被打破,他们通常倾向于在城市中停留更长的时间。而这种打破恰恰使他们的生命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既不可能从农民变成真正的工人或者说城市人,也不可能再回到过去,回到农村社会。

作为一个劳动主体,从劳动力的使用方面来说,流离于城市边缘处于半无产阶级状态的农民工们在打工过程中经历着劳动与生活的双重异化;而从劳动力的再生产方面来说,“精神圈地”意味着他们与土地的实质性分离,然而城市对于他们来说依然遥不可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一劳动主体的劳动力使用与再生产不仅在空间和社会的意义上被拆分,使其成为在城市与农村之间不断来来回回的一群候鸟。甚至可以说,他们正在逐渐变成一群无“家”可归、踏上不归路的流浪者,其身份认同更加模糊和混乱。无产阶级化过程的无法完成给中国农民工的命运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并引发了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等各个层面的矛盾和冲突。如果说,90 年代以阿英为代表的第一代农民工曾经用自己的身体作为属民的武器,以疼痛、梦魇和尖叫的方式开创了一种抗争的次文体,对社会主义国家、全球资本与父权制文化进行了谴责和控诉38。那么在21 世纪,第二代的农民工们已经开始将沉默化作愤怒,将疼痛转为行动,通过公开的集体行动来展开争取主体完整的斗争,戳穿“中国制造”的神话。以广东省为例,农民工群体反抗与挣扎的各种集体行动开始出现并呈现上升趋势。从2001 年到2004 年,政府有记载的群体性突发事件从2358 起增加到4008 起39。农民工已经开始普遍表现出明确的集体性抗争情绪和意识,尤其是年轻的农民工表现出更加强烈的集体行动意愿40。这些集体行动无疑是具有政治性的,它们是这一群体其自身无产阶级化过程无法完成所发出的强烈抗议。

五、结语

毫无疑问,中国的工业化和全球化进程必须依靠对农民工这一劳动大军的使用,然而这一群体的公民地位或者阶级地位却一直被有意无意地否定和忽略。农民工一方面为城市提供着廉价、新鲜而丰富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却无法在城市中“生根”,我们认为,“阶级”不仅是一组流动的历史性关系,而且也是由无数的张力、多重的结构性矛盾以及各种冲突因素等共同构成的一组特殊关系。中国进入全球经济体系之际所出现的主要由农民工所构成的打工阶级的命运实际上是国家和资本的力量所共同决定的。作为一个劳动主体,农民工身份中本应辩证统一的两个过程,即劳动力使用与劳动力再生产,在全球资本的经济逻辑(最大限度获取劳动剩余价值,迅速进行资本积累)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逻辑(通过控制劳动者的流动和使用方式以尽快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目标)的共同作用之下,在空间和社会的意义上表现出严重的分裂状态,国家一边允许农村外来人口进入城市参与经济活动满足全球资本与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一边却拒绝(或者说无力)承担他们无产阶级化及其世代再生产的成本。城市政府不向农民工提供住房、医疗、子女教育以及其他社会福利,以代际再生产为基础的劳动力长期再生产的责任依然被留给农村社会来承担。换句话说,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二者之间明显脱节,农民只能进入城市打工,却不可能在城市永久定居。换句话说,在农民工劳动力使用机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劳动力再生产——被国家有意无意地忽略,城市政府缺乏动机去承担提供集体性消费资料的角色以解决劳动力的长期再生产需要。而资本和社会非正式部门所主导的劳动力再生产解决机制各自由于其内在的局限性而无法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这种割裂。因此,尽管农民工的劳动力推动了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但是对于农民工群体自身来说,他们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却由于其劳动力使用与再生产的割裂状态而无法统一起来,这种劳动身份的公民主体——农民——始终无法被真正“城市化”,这边使得其无产阶级化过程在城市中难以完成,而这一劳动主体便只能永远停留(更确切地说是流动)在“半无产阶级化”的特殊状态之下。

1《南方周末》,2008 年2 月21 日。

2 Pun Ngai, 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 (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25-30.

3 谭深:<打工妹的内部话题——对深圳原致丽玩具厂百余封书信的分析>,《社会学研究》,1998 年第6 期,页63-73。

4 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社会学研究》,2006 年第2 期,页31。

5 任焰、潘毅:<跨国劳动过程的空间政治:全球化时代的宿舍劳动体制>,《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 期,页21-33;任焰、潘毅:<宿舍劳动体制:劳动控制与抗争的另类空间>,《开放时代》,2006年第3 期,页124-135。

6 郑广怀:<伤残农民工:无法被赋权的群体>,《社会学研究》,2005 年第3 期,页99-118。

7 马克思,中共中央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页660。

8 马克思,中共中央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页198。

9 马克思,中共中央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页660。

10 马克思,中共中央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页269。

11 相关研究请参见李培林、张翼:《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杨晓民、周翼虎:《中国单位制度》(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Walder, Andrew G.,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

12 相关文章请参见杜鹰、白南生:《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实证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黄平:《寻求生存:当代中国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谭深:<打工妹的内部话题——对深圳原致丽玩具厂百余封书信的分析>,《社会学研究》,1998 年第6 期,页63-73。文军:<从生存理性到社会理性的选择: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动因的社会学分析>,《社会学研究》,2001 年第6 期,页19-30。李强:<关于城市农民工的情绪倾向及社会冲突问题>,《社会学研究》,1995 年第4 期,页63-67。刘林平:<外来人群体中的关系运用——以深圳“平江村”为个案>,《中国社会科学》,2001 年第5 期,页112-124。周大鸣:<渴望生存:农民工流动的人类学考察>(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

13 潘毅:<阶级的失语与发声——中国打工妹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开放时代》,2005 年第2 期,页95-107。

14 相关文章请参见陈映芳:<“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社会学研究》,2005 年第3 期,页119-132。文军,<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6 卷第3 期,2004 年5 月,页55-61。项飚:《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0)。王元璋,盛喜真:<农民工待遇市民化探析>,《人口与经济》,2004 年第2 期,页7-13。

15 此报告所提出具体建议主要包括:1,改革户籍管理制度;2 改革现行就业制度;3 改革社会保障制度;4做好农民工子女教育培训。

16 胡锦涛在GCD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 年10 月15 日)上明确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即“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http://www.china.com.cn/news/txt/2007-10/16/content_9064770.htm.

17 Burawoy, M.,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London: Verso,1985),102-105. Buroway 曾经专门对帝俄工业化时代的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进行讨论,他指出问题并不仅在于出现了这种“循环往复”流动着的移民工人:他们像候鸟一样定期的从农村迁徙到城镇,又从城镇返回到村社。在这种“拆分型”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中,本来应该完整统一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被肢解开来,其中的一个部分(劳动者个人体力和脑力的再生产过程)是在工厂-城镇中实现的,而另外一个部分(抚养子嗣、老弱等)则是在这些移民工人的来源即乡土村社中实现的。

18 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社会学研究》,2006 年第2 期,页32。

19 Harvey, D.,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Blackwell, 1982), 31.

20 Peck, J., Work-Place: the Social Regulation of Labor Markets( New York: Guilford, 1996),232.

21 Harvey, D.,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Blackwell, 1982), 111.

22 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社会学研究》,2006 年第2 期,页32。.

23 Castells,Manuel, City, Class and Power (London and Basingstoke: 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78), 42.

24 Castells,Manuel, City, Class and Power (London and Basingstoke: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78), 3.

25 吴维平,王汉生:<寄居大都市:京沪两地流动人口住房现状分析>,《社会学研究》,2002 年第3 期,页92-110。

26 潘毅:<阶级的失语与发声——中国打工妹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开放时代》,2005 年第2 期,页95-107。

27 相关研究请参见王春光:《社会流动与社会重构:京城“浙江村”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项飚:《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0)。

28 相关研究请参见李培林:《巨变: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29 相关研究可以参见周大鸣:<外来工与“二元社区”——珠江三角洲的考察>,《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2 期,页107-112。

30 在中国,无论工厂的产业类型、所在地区或者资本性质如何,农民工们——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无论已婚还是未婚——通常都居住在工厂内或者工厂附近的宿舍之中。工厂宿舍大多是楼房,每栋宿舍楼可以容纳数百名工人居住。宿舍房间都是共用的,比较典型的是每间房住8-12 个工人,位于每个房间、每层楼或者每个单元的厕所和洗漱间都是公用的。在工人宿舍里,除了床铺之外,没有任何可以允许个人隐私存在的空间,生活空间都是集体共用的。我们将工厂大量使用农民工,并利用工厂宿舍暂时性安置外来劳动力、承担其劳动力日常再生产的现象概念化为“宿舍劳动体制”。详参见任焰、潘毅:<跨国劳动过程的空间政治:全球化时代的宿舍劳动体制>,《社会学研究》,2006 年第4 期,页21-33。

31 社会自我消化模式是指由社会非正式部门通过房屋租赁市场对来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的日常生活再生产,主要形式是出租屋和民工村等。这种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打工生涯成为可能,但是这种模式的特点一方面存在治安、安全、居住环境恶劣等问题,另一方面,这些聚居区往往是政府经由市场和区域政策的中介重塑城市空间的首选之地,因此难以成为农民工在城市中的长久、稳定的安居之所。

32 任焰、潘毅:<跨国劳动过程的空间政治:全球化时代的宿舍劳动体制>,《社会学研究》,2006 年第4 期,页21-33。

33 Marx, K.(1954,1965). Capital Vol. 1( Moscow: Press Publishers), 169-170.

34 潘毅:<阶级的失语与发声——中国打工妹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开放时代》,2005 年第2 期,页95-107。

35 孙立平:<关于农民问题的几点基本看法>,载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编,《农民工研究选编》, 2001年。

36 任焰,潘毅:<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中的政府缺位>,《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07 年4 月,页105-120。37 Pun Ngai, 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 (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5.

38 Pun Ngai, 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 (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165-187.

39 蔡禾:《全面关注农民工的生存状况排除“群体性抗争”情绪、化解群体性社会冲突》(研究报告,未出版,2007)。

40 任焰,潘毅:<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中的政府缺位>,《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07 年4 月,页105-120。

潘毅,现于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任教,《中国女工》的作者。潘毅主要研究中国劳工、性别及文化政治、全球化及跨境研究等。除学术活动外,潘毅亦活跃于社会运动。现为「女工关怀」(The Chinese Working Women Network)执行委员会主席。

任焰,任教于广州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从事医疗与健康社会学及劳工研究, 著有(与潘毅合著)《跨国劳动过程的空间政治:全球化时代的宿舍劳动体制》,《社会学研究》2006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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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全新劳动关系走出尴尬世界工厂
日期:[2012年4月29日]  版次:[AA27]  版名:[宏论]  稿源:[南方都市报]

   ●潘毅 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长江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与此同时,劳动关系的内容和性质与改革前相比也有了基本的不同。近些年来,劳资矛盾的急剧增加使得社会各界对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对中国改革方向的思考,不能离开对当下生产方式以及劳动关系变化的思考与探讨,亦唯有如此,才能厘清中国劳资关系的现状并探索其出路所在。


    改革进程中被再造的劳动关系

    1978年开始的农村土地改革确立了小农经济的主导地位。农村生活资料、医疗、教育等的逐步商品化,驱使农民必须赚取更多的现金才能维持生活,个体农民不得不面对市场化的生产与再生产。农民生活中现金开支的不断增加,使得农业生产收入愈加入不敷出,打工因此成为增加收入的必由之路,同时亦为城市工业化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为中国“世界工厂”的形成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

    伴随着农村生产方式的变迁,城市的劳动关系也在发生改变。国有企业的改革带来了产权性质的变化,这一过程表现为两个阶段:从国营企业到国有企业的转变,以及国有企业改革。为了与外资和私营资本竞争,“甩包袱”成为国企的一种策略。工人大规模下岗,一些国企的生产资料也被私有化,而继续运营的国有企业则以更廉价的劳动力即农民工替代了旧有的国企工人,造成了国有企业的派遣工问题。这一过程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人与企业、工人与国家的关系,国企工人的“主人公”地位不复存在。

    这种所有制的改变实际上是建立在一种经济形态向另一种经济形态的转变,一种生产方式对另一种生产方式优越性的论述之上。以利润为导向的市场化企业被认为是唯一富有效率的经营组织方式,而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曾经的社会主义实践则被认为是低效的。这一论断显然是建立在对经济成本和利润率考量的基础之上,但在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被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而非仅仅作为资本赚取利润的工具存在。

    农村土地改革与城市国企改革一方面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另一方面使劳动者以雇佣劳动的方式与生产资料再度结合,由此奠定了新的生产方式和劳动关系的基础。农民工问题的出现则正是这一转变过程的产物,业已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直面这一议题,我们首先需要厘清农民工问题的根源:一方面城市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另一方面城市又不愿为其提供再生产所需的政经条件。这一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表现为农民工在农村仍然拥有一小块土地,尽管这些土地已经越来越难以维持其生存之需,最多只能承载微弱的生存保障功能而已。随着“圈地运动”的扩展,各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将农民的土地征收变成厂房,农民已经失去了土地这一基本的生产资料;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农民将终身在城市生活,成为产业工人。农民工的存在助推了城市资本的低成本扩张,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然而高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却并没有使中国的产业工人摆脱农民的身份,诚如“农民工”这一称谓所表现的,他们仍然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

    这种资本导向的市场化生产方式不仅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主导方式,而且正在不断向农村地区扩展,并逐步瓦解着小农经济。很多人认为小农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征之一,事实恰好相反,小农经济不过是迈向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的一种过渡形态,在这种形态中,小农经济依附于城市工商业和金融资本,并表现为农村依附于城市。近年来农村的凋敝表明,资本主导下的小农经营是难以抵御市场风险的,小农经济已经沦为资本积累的一个环节,这是今天中国“三农”问题的本质。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看到,在一些开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地区,农民正在逐渐地转变为农业工人,农民作为个体经营者的主体性地位逐步丧失,雇佣关系从城市蔓延向农村。


    劳动者权益受损的深层原因

    农民工的问题不仅是一个事关数亿人生活和地位的问题,亦是理解当下中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关键所在,对这一议题的关切亦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近些年来,从民间到官方似乎都一致地认为农民工的称谓已经不合时宜。一些地方开始将农民工改称“新市民”、“新公民”“异地务工人员”等,不过是出于善心的聊以自慰罢了。农民工问题是由一系列不平等的制度安排所造成的。造成歧视的不是名称,而是农民工作为产业工人的无权地位,这种无权地位一方面极大地便利了资本的积累,同时亦服务于城市化的进程,造成一种建立在资本扩张基础上的城乡不平等新格局。因此,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制度的改变,从根本上终结农民工的生产体制。唯有如此,废除“农民工”的称谓本身才具有意义,而非仅仅是文字游戏。

    对于提高农民工的待遇,一些学者往往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一方面内需不足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扩大内需维持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担心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收入的提高会增加企业经营成本,从而影响经济发展。这种自相矛盾的原因在于他们没有意识到造成这一困局的根源,正是在于这种发展模式本身。中国凭借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融入到全球资本主义产业链条之中,造就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这种代价沉重的融入,使中国的工人尤其是农民工同时处于绝对和相对剥夺的境地,代工厂里的劳动者并非同时作为消费者存在,他们制造的产品被销往欧美发达国家,自己则沦为国际资本巨头赚取巨额利润的工具。正如我们在苹果公司的全球产业链中所看到的,几十万的中国工人仅仅分享到了产品销售额中1%-2%的份额,而苹果公司则拿走了其中大约一半的利润。这种畸形发展模式一方面强化了资本尤其是国际资本对劳动者的支配;另一方面低工资造成了经济增长条件下消费不足这一怪象,中国出口额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劳动者处境的根本改善。因此,唯有从根本上反思这种发展模式,赋予劳动者以法定权利和主体地位,才能真正使经济发展服务于民众福利之提升。

    另外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是“蛋糕论”。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只要蛋糕做大,就一定会人人有份、惠及所有人。然而时至今日,我们看到“共富”仍然遥不可及。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蛋糕已经不小,但同时基尼系数亦位居世界前列,农民工仍然赚取着排名世界倒数的微不足道的工资,显然,“做大的蛋糕”并没有做到人人有份。我们认为,做蛋糕的方式决定了蛋糕的分配方式,正是当下这种资本主导的发展模式导致劳动者成为资本的附庸,沦为资本赚取利润的工具;劳动者的主体性地位不复存在,利润的获取以压低劳动者所得为代价,贫富分化也就不可避免了。权力的资本化和资本的权力化结合,使得劳动者既无权参与决定做蛋糕的方式,因而也无权决定蛋糕的分配方式,前者决定了后者。因此,归根结底分配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生产方式的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则在于改变“做蛋糕”的方式,只有劳动者参与生产决策的权利得到保障,一种更加公平的分配方式才能确立。

    如果说农民工问题的出现是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的产物,那么国企改革则是从传统社会主义向资本主导下市场经济转型的重要方面。鉴于对国企低效率的片面判断,许多学者认为国企改革的方向应该是进一步的私有化。这一论调的根据大致有二:其一是国有企业产权不明,应该私有化以明确产权,从而提高经营效率;其二,国企的垄断地位影响了民营企业的发展。国企实现赢利的同时并没有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由此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我们认为,国有企业的产权应属于全体人民,这本身就是一种确定的产权安排,因此产权改革的方向是通过建立合理的利益共享和税收制度,将全民所有制落到实处,使全体人民共享国企发展成果,而非改变其产权性质,后者只会导致国企经营所得被极少数的既得利益者所垄断,加剧社会的不公;其次,国企的问题在于良性治理机制的缺乏,即民主参与的缺失,因此改革的方向应该是通过建立民主参与、共同管理的机制来保证劳动者主人公的地位,从而提高经营效益。至于今天中小企业的经营困境,乃是金融和地产资本的垄断、能源价格高企以及市场准入的局限所至,金融、土地、能源等稀缺资源的过度商品化导致其价格高涨,压缩了制造业的利润空间,不仅造成中小企业的经营困难,亦抬高了整个社会的消费价格。唯有厘清上述问题,才能明确国企改革的方向是还之于民而非将之私有化,后者非但不能解决问题,还可能造成更加深层的矛盾。


    从生产方式上调整劳动关系

    走出中国目前的发展困境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的社会矛盾,关键是在生产方式上调整劳动关系状况,解决广大劳动者的出路问题,使之不致沦为资本赚取利润的工具,重新赋予其主体性的地位。着眼于当下,以下问题亟待解决:

    第一,废除国企派遣工制度。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产权性质为全民所有制,然而今天中国的国有企业非但没有做到经营成果的全民共享,且在国企工人大量“被下岗”的同时,派遣工开始成为其用工的主力军。这些派遣工与劳务公司签订劳务合同,既无权参与企业的民主管理,亦不能分享企业的经营成果,与普通的农民工实无二致,成为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工具,这种制度安排已经完全背离了国有企业全民所有、劳动者共享的性质。因此,国企改革首先要做的就是废除派遣工制度,在此基础上给予工人以真正的主人公地位,赋予其参与企业共同经营管理、共享劳动成果的权利。

    第二,企业应立即停止使用学生工充当廉价劳动力的行为。职业学校旨在为培养高素质技术工人,但在现实当中有些已经沦为赚取高额中介费的职业介绍机构。以富士康为例,大量的学生工被制度化地安排到毫无技术可言的流水线岗位,其名义虽为实习,但其实质不过是为富士康等企业提供大量年轻、廉价的劳动力而已,简单重复的流水线操作既无法使这些学生工的技能得到锻炼,更无益于其职业的发展,且严重违反了国家关于学生实习和未成年保护的法律法规。这不仅关涉到法律尊严,更关涉到年轻一代中国工人的健康成长和中国现代化的未来。

    第三,应改变最低工资标准计算方式,赋予农民工以合理待遇。目前中国各地区多以比重法来计算最低工资标准,即以当地的贫困户的人均消费支出作为计算依据,这一计算方式的前提是政府的法定最低工资标准仅作为社会的工资底线存在,大部分的劳动者收入将远在这一水平之上。然而在当下中国,由于最低工资标准通常成为企业的最高工资标准,采用这一计算方式的结果就使绝大多数的农民工实际上处于贫困线以下,因为他们仅能领取到最低标准的工资。这也就意味着在深圳这样农民工集中的移民城市,大部分的劳动力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同时由于各地政府计算贫困户标准时往往又是以本地户籍居民为限,将农民工排除在外,这就掩盖了问题的严重性,造就了这种极不合理的制度安排。着眼于中国的这一现实,我们认为应参照国际收入比例法,即以当地社会平均收入的40%-60%作为计算最低工资标准的依据,避免出现大部分劳动者处于贫困线之下的荒唐情况。同时建立完善工资的集体协商制度,将劳动者的集体谈判权落到实处。

    第四,城市亦应打破城乡户籍壁垒,给予农民工以市民资格,赋予其在户籍、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和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作为城市劳动者的一员,他们共同缔造了城市的发展,理应享受到市民的资格和待遇。城市公共服务提供依赖于公共财政的支撑,而公共财政则来源于全体城市劳动者共同的价值创造,这其中农民工的贡献功不可没。因此,只有赋予农民工以市民待遇,才能真正废除农民工生产体制,才能真正做到公共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城市剥削农村的发展格局。

    第五,在法律框架内加强工会的功能,提高工会地位。我国的《工会法》明确规定工会是企业职工的群众性组织,代表职工的利益诉求,应由企业职工民主选举产生。然而无论是在国有、民营企业还是在外资企业,工会都形同虚设。一方面,工人不知道工会的存在,甚至连自己已经成为工会会员都毫不知情;另一方面,民主选举无从谈起,工会的核心成员都是企业的管理层,负责人亦是由资方任命产生,鲜有例外,如此的工会又谈何作为“企业职工的群众性组织”,又如何去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

    上述具体问题的存在及解决,乃是解决当下劳动者出路问题、建设健康劳动关系的起点,而非终点。着眼未来,劳动者组织、谈判和罢工权的实现是赋予劳动者主体性地位的基础,劳动者有权参与生产与分配过程,唯有如此才能改变他们的工具性地位。

    (南都评论记者张天潘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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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资本与中国工人
2012-05-07 来源:《文化纵横》2012年第二期


垄断资本与中国工人
——以富士康工厂体制为例


作者:潘毅 许怡



[文章导读] 近段时间以来,警惕跨国资本,加大劳工保护的呼声渐涨,人们开始更多地反思资本的破坏面,希冀在更好地利用它的同时,减少整个社会付出的代价。作者以富士康为例,通过深入调查,发现当前的这种新型跨国资本正在生成一种“逐底竞争”的全球工厂体制和一种军事化的管理模式,并对这种体制和模式的运行逻辑给予了细致入微的解读,提醒我们反思其可能引发的社会经济问题。


美国《时代》周刊在2009年曾经把中国工人评选为年度群体人物,该刊编辑评价中国工人为“领导世界经济复苏”、“点亮人类前景”的功臣。然而,新生代的中国农民工,似乎越来越看不到自己的出路。一直以来,普遍的观点是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一个由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过程——改革开放后,国家通过鼓励外资和对外开放政策,建立了全面依靠合资或外资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这种以依靠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发展模式,区别于东欧的转型市场或者东亚的发展型国家模式,虽然带来了惊人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产生了普遍性的社会不平等,尤其是导致了工人群体的困境。

当然,这种宽泛的理解需要通过对跨国企业的FDI在一个具体行业或者企业发展及演变成行业寡头进行深入的分析来印证。富士康以其扩张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堪称跨国性制造业中的传奇,对于研究跨国资本扩张的现象极具代表性和重要性。本文以富士康这个具体的企业为例,尝试考察国家在跨国垄断资本出现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这种跨国资本对工人状况的形成所带来的影响。


富士康:全球电子代工厂

富士康隶属于鸿海科技集团,是专业从事电脑、通讯、消费电子、数位内容、汽车零组件、通路等6C产业的高新科技企业。自1974年在台湾肇基,特别是1988年在深圳地区建厂以来,富士康迅速发展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电子代工厂,为世界顶级的电子品牌制造产品,如苹果、惠普、戴尔、诺基亚、摩托罗拉、索尼和三星等。富士康的名字来源于英文单词“Fox-conn”,其意义是以狐狸一般的速度迅速地对电子产品进行连接、组装。据预计,到2010年,富士康的总收入将占全球电子制造产业总收入的50%以上。

富士康的发展和演变成为工业领头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1988年,得益于中国的吸引外资政策,鸿海集团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大陆的第一个生产基地——富士康。在早期的生产阶段,富士康仅有150名工人,中、高层管理人员均为台湾雇员,他们对大陆干部或者工人非常不信任,军事化的管理方式和企业文化更是臭名昭著。第二阶段是在1990年代富士康迅速扩张的阶段。得益于大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富士康为了满足日渐多样化和数量激增的生产线,开始吸纳大陆籍员工进入管理层。随着生产基地的不断扩大和行业声誉的提升,富士康持续地集中发展珠三角和长三角两个生产基地,而当地政府也为其提供大量的土地资源、良好的交通运输和其他关键的基础设施。

富士康最为独特的是它发展的第三阶段。自2000年以来中国提倡西部大开发的发展策略后,富士康通过并购其他公司和在大陆各省份扩建生产基地、搬迁等举措,构建了它的垄断型资本的角色。2010年后,通过并购中小型电子厂和优化内部生产链条(从筛选原材料、采购零部件到最后的产品组装),富士康已经成功地打败了大多竞争对手并获得顶级品牌和零售商的生产订单。目前,富士康仅在中国就拥有31个遍布各地的生产基地,而其在深圳的工业园区作为旗舰基地已拥有超过50万名员工——8倍于全球第二大电子制造商伟创力(Flextronics)在广东珠海的生产基地。富士康在其他城市的生产基地也属巨型,通常拥有数万到数十万的员工。富士康的其他潜在对手,如星力达(Celestica)或捷普(Jabil Circuit)则远远被抛在了后头。

2003年以来,这家台资企业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商,其总收入更是在2008年达到前所未有的618亿美元,其中出口额为556亿美元,占中国总出口额的3.9%(Foxconn Technology Group, “CSER Annual Report 2008”)。尽管在近期的经济危机中,来自美国和欧洲的电子产品订单减少,但是富士康2009年的总收入仍然有593亿美元,销售额与2008年相比只有4.1%的轻微下滑(Fortune, 2010, “Global 500 Companies: Hon Hai Precision Industry—Rank 112.”)。当全球投资者和客户重获信心的时候,富士康也获得了新的生产订单并且赢得了惊人的收益。2010年,富士康在前9个月的同比增长已达60%,全年总收入为791亿美元——甚至高于其客户,如诺基亚、戴尔等。

富士康宣称2010年在全球范围内雇佣了100万劳动力,超过90万的劳动力分布在中国大陆,而当中的85%均为来自农村地区的“80后”年轻人(参见《中国青年报》2010年5月20日)。在富士康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是新一代“80后”农民工成为新的打工阶级,同时也伴随着他们遭遇各种痛苦的过程。


国家的角色

富士康的成功证明了中国在世界的崛起,也证明了出口导向模式的创收能力,即便在全球金融危机下也可以带来经济增长。它也验证了全球资本主义正以超越我们想象的速度进行资本扩张。在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背景下,一些亚洲资本企业和国内的制造商正迅速成长为西方跨国品牌的分包商或次级分包商,利用廉价的农村劳动力进行密集性加工制造,赚取巨大的利润。这样一种资本扩张的过程主要是由国家扶持的。在一些西方分析者看来,中国国力强盛,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之后仍然能够引导全球经济复苏和继续创造经济奇迹。但是,在大多数农民工看来,当他们的基本权益被侵犯时,当他们急需国家的保护时,地方政府经常很难有作为。

富士康在利用中国鼓励外资的政策中占据很大优势,并且在区域性的竞争中也占据领先地位。在中国大陆,富士康的生产基地横跨了四个策略性地理区域:

1.珠三角:深圳、东莞、佛山、中山;
2.长三角:上海、昆山、杭州、宁波、南京、淮安、嘉善、常熟;
3.环渤海:北京、廊坊、秦皇岛、天津、太原、烟台、营口、沈阳;
4.中西部、西南部城市:重庆、成都、郑州、武汉、晋城、南宁、北宁、北江。

各区域的地方政府为了与富士康建立策略性合作而相互竞争,争相通过其行政体系为富士康提供大量的土地、基础设施、人才和劳动力等资源。在提供土地资源方面,2009年7月,四川省政府及成都市政府派出代表团前往富士康在台湾的总部,双方签订《合作谅解备忘录》。当地政府官员承诺将为更多的产业转移到西部去提供便利。成都高新区的一名官员曾说:“为了得到富士康的投资,过去五年我们进行了多次的谈判协商。对于我们成都而言,能够竞逐成功拿到这次投资真是不容易。”(China.org.cn, 2009年10月28日, “Cities Vie for Terry Gou's  Money.”)

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上海市政府在2000年初就为富士康提供了大片的土地,修筑好的公路和其他免费的基础设施,包括光纤电缆、水、电力、燃气设施,从而大大强化了富士康的生产能力。基础设施支持方面,武汉市政府也为富士康提供了一段13公里的专用铁路。2007年,富士康在武汉东湖高新区建立了一个预计10万人的生产基地,以 “光谷”闻名,专门生产台式电脑、数码相机以及游戏机。另一个出名的例子则是重庆市政府在2009年将机场的跑道扩建400米以满足富士康在当地增长的运输和物流的需求。

2010年8月,富士康开始在河南郑州筹建生产基地。当地一名政府官员公开表示:“我们为富士康在郑州落户提供了很多的便利,比如给运输设备和建材专门开通了一条特快铁路。”(Xinhua, 2010年8月2日, “New Foxconn factory in central China begins production with hope of peace, prosperity.”)富士康已从当地政府租用了一座可供10万员工使用的翻新的厂房和宿舍,而政府同时也划定了一片土地供富士康建设一座长久的生产基地,其规模可容纳30万员工。第一阶段的工程将覆盖133公顷。(Xinhua, 2010年6月30日. Xinhua insight: Foxconn's inland moving a win-win solution.)

得益于国家所提倡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富士康迅速利用了优惠的贸易和投资政策,甚至是通过政府职业培训项目所培训出来的大量的技术型和非技术型劳动力。省级和市级的政府部门也积极地动员农民工或职业学校的学生前往这些企业工作、实习。由此产生了“学生工”现象。所谓“学生工”,即是通过“工读结合”,以学生的身份被雇用,法律上称之为“实习生”,但并不享有劳动法赋予的保障。由地方政府协调所提供的人力资源大大降低了企业的雇佣成本和培训成本。例如,河南省通过教育及相关部门下达行政命令,鼓励职业学校与富士康进行合作——2010年暑假,约有10万名在校学生被派往深圳富士康实习。(China Daily, 2010年6月26日, “Students ‘Forced’ to Work at Foxconn.”)在重庆,119家职业学校承诺将学生派往富士康实习。(People’s Daily, 2010年6月29日, “Foxconn Mulls Move Northward.”)通过职业学校所提供的稳定而又廉价和高素质的劳动力,既能缓解沿海企业劳动力短缺时的燃眉之急,也为即将在内地投产的企业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

但在所谓的工读结合计划中,地方政府并没有严格地规范企业使用学生工的行为。根据现有的实习生条例,学生工并不能得到足够的保护;而学生身份又致使他们不被法定的劳动关系所认可,也因而不受劳动法律法规的保护。学生工为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提供了极其廉价、弹性和顺服的劳动力。

总的来说,我们认为,富士康的垄断地位是近些年来通过与地方政府的深入结盟和资本积累所实现的。地方政府之间为了吸引富士康来建厂提高当地经济增长而彼此竞争,为之提供极其诱人的资源和条件。而由富士康所连接的电子加工网络也因此迅速地在内陆扩张。


富士康生产体制与新生代农民工

富士康最大的工业园区——深圳龙华园区,拥有40万工人。这个2.3平方千米的工业园包括:工厂、宿舍、银行、医院、邮局、消防队及两辆消防车、电视网络、教育学院、书店、足球场、篮球场、田径场、游泳池、超市和数家餐厅。该主园区拥有一流的生产设备和“最佳的”生活环境,呈现了一个高度复杂的组织架构和金字塔式的管理模式。为了可以对生产体系集中化控制,龙华园区设置了11个事业群。各个事业群独立运作,每个事业群下面又分为6个级别的架构:事业群—事业处—事业单位—部/课—生产线。具体的生产任务均被分配到生产线上,生产线上的工人则被要求以“最佳速度”来提升产量和缩短交货时间。这一系列的要求均通过严格的管理方式和评价基准来实现,从而形成了富士康独特的军事化管理模式。


军事化管理模式

富士康的军事化管理模式从工厂大门设置即可窥见一斑。当工人刚进入工厂的时候,绝对的服从是员工们必须学会的第一条纪律。富士康总裁郭台铭曾说,一个领导者必须有“独裁为公”的坚定信念。在他的管理下,富士康在深圳的龙华园区俨然是这个城市中的另外一座“紫禁城”,而公司的管理层和保安们则如同管制这个紫禁城的官员和警察。在这里,厂方雇佣了数千名保安以维持内部秩序。在富士康所有的厂区,都实行全面的封闭式管理和监视。每个厂门24小时都有保安把守,工人需要工卡才能进出工厂。工人被要求接受各级门岗、警卫的监督。此外,工厂几乎所有的公共和工作区域都设有摄像头监控。工厂内部也严格区分,每一处厂区也都设有门禁。即使是在同一栋厂房,不同的事务处之间的工人也不准相互往来。

军事化的管理方式被用于对工人生产过程的控制,意在把工人训练成服从纪律的劳动者。在富士康,绝对的服从是员工们必须学会的第一条纪律。郭台铭有一条著名的语录:“走出实验室就没有高科技,只有服从的纪律。”服从的文化通过一系列的规章制度被建立起来,而这种服从是以高度的层级化来进行的。下级对上级必须绝对服从,这种层级区分由下至上分别是:普工—储备干部—全技员—线长—组长—课长—专理—副理—经理—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由此形成了富士康高度集中化和层级化的管理特征。

在富士康的金字塔管理模式下,冲突和矛盾往往集中在底层的管理人员和工人之间。线长一级的人员承受着最大的压力,为了完成生产的产量,他们也大多采用严苛的方式对待工人,而很少顾及工人的感受或者压力。最常见的管理手段是当众责骂或者让工人写检讨。因此,工人处在整个金字塔模式的最底端,未能受到尊重和人性化对待。工人把富士康的管理方式称为“人训话管理”而非“人性化管理”。工人深知他们所加工的是昂贵的名牌电子产品,不容出错。一名在杭州厂区的受访工人因为给生产的手机漏锁了一颗螺丝,被罚抄总裁语录(如“环境严苛是好事”)300遍。我们的调研数据显示,38.1%的工人表示曾有过被管理人员或保安限制自由的经历;54.6%的工人在不同程度上对工厂制度和管理感到愤怒;16.4%的工人表示曾有过被管理人员和保安体罚的经历。“管理严格”、“非人性化”是工人描述对富士康的印象时最常使用的词汇。

富士康深圳厂区每月7%~8%的员工流失率也许可以视为工人们对这种不尊重个体和超负荷工作的一种反抗。严苛的劳动过程也导致了劳动异化和剥削,即使是对那些年仅16岁到18岁的未成年学生工也不例外。尽管教育部门规定学生实习的工作时间不能超过每天8小时,富士康的学生工和普通工人一样,仍被强制超时加班。


工资和工作时间

2010年5月以前,富士康仅支付普工900元的每月基本工资,也就是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由于基本工资难以维持工人的生活所需,工人每月不得不加班高达100个小时以获取加班费,加班时数接近中国《劳动法》(第41条)所规定的每月最高加班36小时的3倍。

2010年5月,随着“连环跳”事件的压力以及各地政府调整最低工资的举措,富士康把深圳地区的普工基本工资增长至1200元。然而相对于物价和房租各方面的增长,工人依然需要通过长时间加班来获取加班费。调研发现,工人约42.3%的工资来源于加班费。

2010年7月,富士康对外界宣布会再次加薪,从当年10月份起将普工的基本工资调整到2000元,加薪范围至少覆盖85%的员工。调研组分别于10月初、11月下旬两度回访深圳地区的富士康工人,10月初的回访发现绝大多数的工人并没有收到任何关于加薪的正式通知。而11月的回访则发现仅有一部分工人实现了加薪。加薪的条件包括:“必须进厂至少半年以上”,“必须通过绩效考核和文化考试”,“每个部门有一定的指标,就算进厂满半年了也要轮候”等。对于进厂不满半年的员工、学生工(不管工作年限),以及从富士康的其他厂区分派到深圳厂区的员工,他们并不享受同等的加薪权利。


生产强度和工作压力

在2010年5月第一次加薪后,加班时间缩短了,但工作强度较以前增加了。尽管工人尚未从言过其实的加薪中获利,对大多数工人而言,更繁重的生产任务和工作强度却已经开始了。

在富士康最大的厂区龙华园区,2010年9月的生产旺季,每天生产大约137000部iPhone,每分钟生产超过90部。富士康的测速部门和生产管理部门以秒来计算工人完成每道工序的时间,并以此安排工人的生产量。如果工人可以完成一定的产量排配,那么第二天就会增加,当工人适应后,又再一次增加,一直达到工人能够承受的极限。昆山厂区的一组男工说道,“我们一分钟都不能停,我们做得比机器还快。”虽然富士康规定工人每工作两小时就有10分钟的休息时间,但是一些生产部门规定没有完成生产排配的话就不允许休息。

富士康的客户不断要求代工厂尽可能快地生产从而满足全球消费者的需求。例如,由富士康代工的苹果公司的iPhone系列不断推陈出新,客户要求尽快把iPhone4白色型号推出市场,以跟上黑色型号的供应和销售。客户对于生产效率和质量的要求使得代工厂商持续地给工人施压,各式电子零部件就在24小时不停运转的流水线上组装完成。在富士康车间的墙上贴着这样的海报——“重视效率,分分秒秒”;“目标达成,除非太阳不再升起”;“魔鬼都藏在细节里”。

工人们普遍被安排在固定的座位或者站位,每一班持续工作10小时至12小时,其强度之大、时间之长可能造成工人身体及心理的伤害。例如武汉厂区一名受访工人对访谈人员说:“我们线上干的是打蜡钉的活,女生都干不来。蜡钉枪有好几斤重,一天干下来肩也痛、胳膊也痛,手都抖个不停。”通过问卷和访谈,工人的不满和抱怨大多集中在:繁重的生产任务,高温、噪音、粉尘等工作环境。由此可见,工厂对于职工安全的保护是非常不够的。

车间的生产线之间,组与组之间也是充满竞争的。在一个车间里,通过对各生产线进行评级以考评各线的生产效率、是否完成任务、是否有人迟到早退等,从而决定各生产线的奖金。一些基层管理也会通过给工人设陷阱以测试工人是否在认真工作,比如说拿走产品的一个小零件,如果工人没有发现这个问题,那么整条生产线的人都会集体受罚。在一个如此纪律森严的工厂,压力自上而下层层下压,处在最底层的工人承受着最大的压力。


孤独感和碎片化的生活

富士康为其工人提供了非常便利的生活设施诸如集体宿舍、食堂、洗衣服务以及其他娱乐设施,然而这些配套齐全的生活设施,实质上是为了将工人的全部生活融入到工厂管理中,从而服务于“即时生产”的全球生产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工人的生活空间仅仅是车间的延伸。吃饭、睡觉、洗衣等工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像流水线系统一样被安排好了,其本意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工人的日常所需,而是以最低的成本和最短的时间实现工人劳动力的再生产,从而满足工厂生产的需求。实际上,工人难以获得真正的休息——不同部门的工人被安排到了同一间宿舍,而日班和夜班的不一致使得工人们的休息常常被干扰。另外,随机的宿舍分配制度也破坏了工人现存的社会关系网络,阻碍了工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在这样孤独和流水线般的生活空间,工人丧失了他们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

从劳工控制的角度而言,这种厂房—宿舍相结合的生活环境意味着生产与劳动力的再生产均在一个自足的、全方位的地理区域完成。它通过对劳动力便利的地理操控,便于实行强制加班、拖班或者临时安排加班,从而满足弹性生产的需要。这样一种社会空间的安排强化了厂方管理的领域,对于工人的控制从生产车间延伸到了日常生活空间。因此,工人同时面临车间内与车间外的、工作与生活并存的双重压力,工人的社会生活空间很大程度地被剥夺了。

在调研中,我们探访了“连环跳”事件中的其中一名存活者——田玉。在深圳龙华人民医院,这名17岁少女已经半身瘫痪,终日躺在病床上。和所有的普工一样,田玉的工作无聊到令人窒息。她在富士康工作的一个月,就在流水线上负责目检,也就是检查产品上是否存在划痕。有时候还要被线长责备做得不好,做得太慢。在宿舍里,其余的室友均来自不同的事业群或部门,彼此都不熟,关系也比较冷漠,没有人有多余的时间去关心别人。2010年3月17日,在工作了30多天后,田玉忍受不了这种无助和绝望的状态,从四楼的宿舍跳下。她曾回忆这段经历——“我工作的第一天就迟到了。那里太大,我迷路了,所以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车间……在工作了一个月后,到了发工资的时候,其他人都拿到了工资卡,我没拿到。我问线长,线长说我的工资卡在观澜厂区。我去了观澜厂打听,但是又被那些人像踢皮球一样被不同办公室的人踢来踢去……最后我还是没有拿到工资卡。我身上没有钱了,走了一个多小时,从下午走到傍晚才回到龙华厂区。”愤怒又绝望的田玉第二天早上就选择了自杀这种极端做法。

在富士康,工人们缺乏寻求援助的渠道。我们了解到工会并没有发挥相应的作用。高达32.6%的被访工人不知道富士康有没有工会甚至以为没有工会;84.8%的工人表示自己没有参加工会,参加工会的工人仅为10.3%。我们也了解了工人对工会的看法,较普遍的回答是“没听过工会干了什么的”、“工会和公司是一体的”等。由此可见,工会并没有成功地监督工厂的运作,维护工人的权益。更糟的是,一些工人甚至以为工会就是人力资源部的一部分。作为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富士康工会完全忽略了自己的职责,也丧失了它应有的声音。


结论

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国家的积极扶持下成长起来,并成为全球经济不可或缺的部分,然而这对中国工人而言并非是充满希望的。在积极介入经济全球化,以GDP为目标、支持外商投资和出口导向型工业的过程中,同时伴随着的是地方政府在社会和劳工保护方面的缺失。尽管国家在劳动立法方面扮演着相对积极的作用,但是其效果仍然是非常不够的。地方政府追逐经济发展所付出的代价,绝不亚于富士康为追逐全球制造业市场让工人所承受的代价。

富士康的例子对于研究跨国资本扩张的现象具有重要性和典型性,因为它的扩张速度和规模在国内外都无人能及。我们强调这种新型跨国资本的出现生成了一个“逐底竞争”的全球工厂体制和一种军事化的管理模式,正是这种体制和模式造成了新一代农民工的困境。富士康作为跨国品牌的供应商,必须与对手在价格、质量和交货时间等方面相互竞争。为了获取客户的订单,富士康只能尽量降低成本以维持其竞争力,而低利润里的成本也就被转嫁到了生产线的工人身上。因而也形成了一套高度集中化和科层化的生产管理体系。

在拥有百万生产大军的富士康“紫禁城”中,工人们只能拼命地工作,服从不断提高的产量安排。由于地方政府不能切实地落实劳动法律,类似富士康这样的用人单位才能堂而皇之地忽视超时加班等规定,从而满足全球即时生产体系的需要。通过“科学”方式所实现的非人性管理带给工人的压力是巨大的;劳动的异化,社会支持的缺乏更为普遍。当这些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新生代工人身处于“一流”的富士康车间与宿舍环境中,他们却似乎更加焦虑和孤单,别无选择。而自杀则是农民工在多种经历中的最极端和无奈的表达。


(作者单位: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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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肺病人的死亡接力棒——以深圳爆破业建筑工人为例
wen.org.cn 提交 2009/11/08  来源:南风窗2009.023

作者:沈原,郭于华,卢晖临,潘毅

2009年7月21日,《潇湘晨报》报道了湖南耒阳100多名在深圳打工的风钻工人因工作过程中职业病防护措施缺失而罹患尘肺病的事情,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以北大、清华两所学校为代表的高校师生也很关注这件事情,十几名学生组成的调研小组远赴深圳、湖南,对事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本文正是在调研小组收集到的材料基础上,结合以往的调查研究写成的。

2009年8月15日,在经历了3个多月的折腾和煎熬之后,倪桂生已经心力交瘁,拖着病重的身体,踏上了回家的列车,他只想尽早离开深圳这个让他绝望的地方。和倪桂生一起回家的还有十几个老乡。过去的十多年时间里,他们在深圳从事风钻工,并因此患上了尘肺病。原本,他们可以依法拿到高额的赔偿,可是,因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没有办法证明自己和爆破公司的劳动关系,他们只能拿到区区几万块钱的同情费。

过去的100多天里,为了证明自己的劳动关系,这些身染沉疴的风钻工人负担高昂的食宿费用滞留深圳,并数次往返于深圳与湖南老家之间。他们消耗了太多的时间、精力还有金钱,然而事情却进展缓慢,难见转机。最终,他们再也消耗不起了,只能无奈地接受现实。当他们踏上回家的列车时,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他们当时的心情,然而我们却没有办法给他们任何安慰。对于他们的不幸遭遇来说,所有同情的语言都显得太过苍白无力。

劳动关系缺失:

一道迈不过去的坎儿

从90年代初开始,倪桂生所在的湖南省耒阳市导子乡的村民就开始到深圳工地上,从事孔桩爆破井下风钻作业。他们的工作就是先用风钻在岩石上打眼,再用炸药爆破,在坚硬的岩石上打下直径一米到两三米不等,深达数十米的孔桩,然后在孔桩里浇筑钢筋混凝土给高楼大厦做地基。从90年代初到2003年十多年的时间里,耒阳的工人基本垄断了这一行,深圳几乎所有的标志性建筑,包括地王大厦、赛格广场、市民中心,都是耒阳人打下的地基。

井下风钻作业粉尘特别大,对身体危害极大,老板又没有提供相应的防护措施,长期从事这一工作让他们得了不同程度的尘肺病。这是一种没有办法彻底根治的职业病,这些年已经陆续有人死去。而活着的人不但忍受着病痛的折磨,还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这些正值壮年的男人原本是家里的顶梁柱,现在却已经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许多家庭为了治病已经倾家荡产,负债累累。这些年倪桂生为了治病,花掉了两个儿子在外面打工挣的所有的钱,还欠着十多万的债。当年这些人为了摆脱贫困而出去打工,如今却陷入更大的困境之中。

辛苦工作十多年,却落得如此下场,这些工人决定到深圳讨个说法。从5月中旬开始,耒阳市一共170多名在深圳从事过风钻作业的工人陆续来到深圳职业病医院进行身体检查,其中102名工人被确诊为不同程度的尘肺病。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如果能证明是由工作条件引起的,就能确认为职业病,职业病属于工伤,患病职工能够享受工伤待遇。参照相关法律和已有的案例,像他们这种情况每个人至少能够获得三四十万的工伤赔偿。此外,还可以拿到民事赔偿,这笔钱可以用来抚养后代和赡养老人。对于这些工人来说,再多的钱也不能挽救他们的健康和生命。个人的生死已经不再重要,他们关心更多的是自己的家人。在医院病房里,已是尘肺三期,全靠输氧维持呼吸的陈香平不断念叨:“救救我的孩子。”他们唯一希望的是能够多拿到一些赔偿,还清家里的欠债,死后家里人能够有个保障。对于他们来说,“活着是一种负担,更是一种责任”。

然而,要鉴定职业病,首先要确认劳动关系,这正是这些工人所遇到的最大障碍。在过去十多年时间里,这些工人没有一个人签订过劳动合同。按照深圳市政府最初的处理意见,没有办法确认劳动关系,他们只能拿到每人3万元的同情费,政府和企业都不承担任何责任。这一结果让他们难以接受。他们在政府门口静坐、绝食,进行抗议。深圳市政府表示将“特事特办”,并提出“法律框架、人文关怀”的处理原则,为此成立了专门的处理小组进行调查取证。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最关键的还是卡在劳动关系上。

没有办法证明劳动关系,他们就进入不了“法律框架”,只能接受政府给予的“人文关怀”。虽然政府后来将人文关怀的数额做了提升,根据病情的不同分别给予7万、10万、13万,但相对于他们巨额的医药费和家庭的负担,这些钱只是杯水车薪。倪桂生已经是尘肺三期,可以领到13万,但这笔钱连他家里欠的债都还不清,将来的医药费更是一个无底洞。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为了证明自己的劳动关系,争取合法权益,这些尘肺病人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却受到一次次无情的打击。

劳动关系何以缺失?

和建筑工地上其他工人一样,耒阳的风钻工人也是跟着包工头干活儿,他们和包工头之间都是口头协议,没有签订任何正式的合同。虽然早在1995年《劳动法》出台,就已经规定用人单位必须和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2008年新的《劳动合同法》进一步增强了劳动合同的强制性,但建筑行业一直游离于法律之外。对于今天中国几千万的建筑工人来说,一份白纸黑字的劳动合同依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黄荣清楚地记得,1992年他刚刚来深圳的时候,深圳还到处是荒山,风钻爆破才刚刚开始。深圳只有一家爆破公司——三联爆破公司。当时黄荣和他后来的老板林婵辉一起打风钻。后来林婵辉通过关系,给爆破公司承包工程。包工头在承包到工程之后,就通过自己的关系网络组织工人进行施工。这些包工头不具备法人资格,也就不可能跟工人签订劳动合同,而工人只认识包工头,在他们眼里,包工头就是公司的老板。

而这些包工头都是靠个人关系和工人们保持着联系,一旦有工程的时候,就召集工人一起来干活儿,不需要的时候就把他们解散。有活儿就拼命干,工人们说忙的时候会连干40多天;没活儿就回家,或者在工地上等下一个工程,这期间的花销全由自己负担。工人们的流动性很强,一个工地通常干一两个月就结束了,然后就找下一个工地。公司不给他们签订劳动合同,自然也不会承担社保等费用,甚至连口罩这样最基本的劳动防护用品都不给发。

和建筑工地上其他工种一样,打风钻也要靠老乡带入行。耒阳的风钻工都是亲戚带亲戚,老乡带老乡,没有关系进不来。正是这种传统的老乡网络,为老板找工人,工人找老板提供了便利。工人和老板之间是个人的信任关系,完全没有制度和法律的保障。正是包工头的广泛存在,让正式关系非正式化,用传统信任关系取代法律关系。工人出于对老板和老乡的信任与依赖,没有意识和能力去争取签订劳动合同,而老板们也利用这一点,去规避劳动合同所伴随的责任和义务。而作为政府部门,也没有进行切实有效的检查督促,致使企业逃避劳动合同的违法成本极低。如此一来,法律被轻而易举地架空。工人所有的权利都维系在他们和老板之间的信任关系之上,然而这关系如此脆弱,不堪一击,导致他们今天的维权之路走得如此艰难。

耒阳的工人们无法理解,曾经和自己称兄道弟,信誓旦旦的老板,如今完全没有了良心。老板们靠着这些工人白手起家,如今都已经家财万贯,而这些工人却只落得一身伤病,甚至送了性命。辛辛苦苦十多年,亲手建起了深圳的高楼大厦,如今却难以证明自己的劳动关系。

一场马拉松式的消耗战

没有劳动合同,并不等于没有办法确认劳动关系。针对一些企业不给工人签订劳动合同的做法,法律上是承认事实劳动关系的。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对于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的凭证作了明确的规定。工人的工作卡、出入证、记工本、工资条、考勤记录、缴纳社会保险的记录、其他工人的证言等等都可以作为证明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据。为了证明自己的劳动关系,工人们千方百计搜集证据。

有7名工人有爆破证,被首先确认了劳动关系。爆破证是公安局核发的,证明其从事爆破作业的资格,上面有公安部门的公章和公司的名称,这可以证明其劳动关系。然而,爆破证是爆破公司用于取得炸药、雷管等爆破用品而为员工在公安局办理的资格证,爆破公司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为所有工人办理爆破证。通常,一个爆破公司只有极少数员工拥有爆破证,而且这些持证者多为代工。老板一般会安排自己的亲信去考爆破证,拿着爆破证的人只需要负责安放雷管炸药,进行爆破,风钻工是爆破公司里另一独立工种,并不需要持爆破证上岗。相对于在井下打风钻的工人来说,爆破工受到的粉尘威胁要小很多,然而因为有爆破证,他们就能被优先确认劳动关系。

除了这几个有爆破证的人以外,还有几个人是因为老板给他们买了保险而被确认劳动关系。一个工人告诉我们,他曾经在下井的时候不慎掉下去,嘴巴被砸,住院治疗一个星期,老板为他买了意外保险。结果他现在因祸得福,保险公司的名册上能够查到他的名字,从而确认劳动关系。

除了这17名幸运的工人之外,其余所有的工人都没有被确认劳动关系。徐益龙生前是带工,他有厚厚的一打考勤记录,上面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工人的工作量。他的妻子专门回老家把考勤记录拿来,但是劳动局的人不承认。倪桂生千里迢迢赶回老家,把自己的工作卡拿来。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他的名字,贴着照片,盖着公章,证明他在某某工地上从事过爆破工作。然而劳动部门的人不肯承认,说工作卡上的章应该是圆的,而他上面的是方的。像他这样的人还有很多,都没有被认定劳动关系。

黄荣的工作卡不被承认,他又找到了自己的暂住证,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公司的名字,盖着公安部门的公章,然而他得到的是同样的结果,不予认证。

比倪桂生和黄荣等人处境更差的是,还有不少工人现在一点证据都没有,他们只能寄希望于人证。因为他们都是常年在一起干活儿的,跟着同一个老板,按照法律规定是可以证明的,然而在物证都难以采纳的情况下,劳动部门更不会去承认人证的有效性。

就这样,确认劳动关系的过程成了一场马拉松式的消耗战。这些身体已经极度虚弱的工人们住在深圳坂田街道河背村的旅馆里,每天的住宿费是一人15块钱,加上饭钱,一天要50块钱。为了搜集证据,工人们都数次往返于深圳和湖南老家之间,光路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多重病的工人还要靠吃药打点滴才能支撑下去。时间一天天过去,事情没有一点进展,他们却被严重消耗,再也支撑不住。

8月10日,是一个关键的日子,这一天,政府要安排工人们和自己的老板当场对质,确认劳动关系。工人们都把这一天当成最后的希望。他们期待着老板能够良心发现,认下他们,虽然也知道这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毕竟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当天下午,工人首先被要求签字按手印,承诺不管结果怎样不许打老板,不许闹事。在数百武警的控制之下,工人5个一组,进去和老板对质。结果可想而知,没有一个老板承认。有工人说,“老板在外面还有说有笑的,进去就不认识你了。”

其实,这场“对质会”本身也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劳动者和企业双方对质,有关部门却单方面采信企业一方的证言。此外,我们知道,在任何一个公司,任何一个工地上,高级管理和技术人员本来就不可能认识所有一线工人。老板的黑心和冷漠让工人们由愤怒转为绝望。有工人说,“不承认我们干过,那深圳这些高楼大厦,都是谁盖的呢?”面对警方的“严阵以待”,还有工人叹息,“唉,我们不过只是几个病人,连上楼梯的力气都不够。出动这么多警察政府也有花销。还不如把这钱用来给我们看病……”

耒阳悲剧,谁是罪魁祸首?

耒阳尘肺工人在深圳维权之路举步维艰,在表示同情的同时,我们不得不去反思,悲剧的根源究竟在哪里?他们劳动关系的缺失,到底是谁的责任?的确,作为农民工,他们的法律意识不强,不知道该如何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没有在最初的时候签订劳动合同,而老板们利欲熏心,没有做好安全防护工作,出事后又逃避责任,这是造成今天耒阳工人悲剧的直接原因。然而,我们需要继续追问下去,国家已经制定了完善的法律体系,保障工人的权益,为什么这些法律竟然能够如此轻易地被逾越?除了指责老板的黑心和工人自己的无知之外,对此,相关政府部门不应该仅仅是承担道义上的责任,还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首先,如果相关政府部门能够忠于职守的话,耒阳工人的尘肺病不会严重到这种地步。尘肺病不可治愈、致人死亡,但并非不可预防。早在1987年,国家就已经出台了《尘肺病防治条例》,明确规定从雇主到卫生行政部门和劳动部门、工会组织都有责任对劳动场所的粉尘污染情况进行监测和控制。劳动行政部门和卫生执法部门有监督用人单位执行国家劳动安全和卫生规程和标准的责任。相关卫生及执法部门应该对用人单位的劳动安全与卫生条件、职业病防治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国家劳动安全和卫生标准的用人单位责令其纠正。

调查表明,所有工人的情况都一样,在长达多年的风钻作业中,老板提供的唯一防护措施仅仅是三五块钱的普通口罩,有的用烂了都不给更换,工人都表示对与风钻工相关的职业病风险不知情,也未见相关部门的监管和查处行动。如果政府能够积极作为,监督企业采用控制粉尘的设备、措施,尘肺病是完全可以预防的。正是政府的失职,对老板们的放纵,使得企业违法成本很低,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劣币驱逐良币,最终导致任何一个老板都可能会选择尽可能降低成本、用工人生命换取利润的做法。有工人说,在几个老板里面,对工人最差的承包到的工程却最多。如果政府不去监管,类似的悲剧还会继续上演。从这个意义上说,粉尘之殇根源在于制度执行之殇。

其次,从1995年的《劳动法》到2008年新的《劳动合同法》,都规定用人单位必须和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政府劳动监察部门有责任督促企业和工人签订劳动合同,然而耒阳这些工人在深圳工作了十多年,却没有一个人签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也没有给他们购买社会保险,这些严重违法的情况迟迟没有得到查处,对此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此外,相关政府部门还有督促用人单位依法提供实施劳动关系证据的责任。然而让人不解的是,政府一方面将证明劳动关系的责任推给工人,另一方面又不承认工人提供的证据。像工作卡、考勤记录、工人的证言等等这些有明确法律效力的证据政府都不予承认,对质劳动关系的时候,仅仅采信企业一方的单方面证言,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难以信服。

再者,特事特办的处理原则、“人文关怀”的处理结果,看似“人道”,实则将企业和政府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在深圳这样一个世界工厂,劳资纠纷颇为常见,尘肺职业病赔偿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获得解决。然而政府却只强调“人文关怀”,不顾及“法律框架”,拒不采信合法证据,承认工人的事实劳动关系;将工人的维权行动作为群体性事件,“特事特办”,将普遍存在的问题个案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举措。

死亡接力棒

曾经,打风钻对于普通农民工而言是很挣钱的一份工作,耒阳人凭借着先发优势从事这一行业长达数十年。然而,赚钱的行业并没有使他们摆脱贫困,却葬送了他们的生命。耒阳市导子乡双喜村已经有十多名风钻工人死亡,平均死亡年龄40岁。尘肺病的阴影和死亡的恐惧笼罩着宁静的小山村。耒阳人再也不去打风钻了,给再多的钱也不去了。

然而城市的建设依然需要爆破,依然离不开风钻工。张家界接过了耒阳的接力棒。目前,张家界桑植县已经有两三百人在深圳从事风钻工。他们开始的时间比较晚,所以病情还没有耒阳那么严重,不过也已经有两名工人死于尘肺病,还有不少的人表现出明显的症状。

对于耒阳人的下场,张家界人心里也清楚,他们知道耒阳的今天就是他们的明天。然而难以摆脱的贫困困扰着他们,高工资鼓动着他们的欲望。张家界桑植县河口乡的胡典武已经从事风钻工很多年了,身体已经显现出尘肺病的症状,只是他不敢去检查,他觉得查出来也没有办法,反而会给自己增加心理负担。女儿上大学,一年的费用将近两万块,家里还有老人要养活,像他这个年龄进工厂已经不可能了。身上的担子让他顾不得尘肺病的威胁,明知这是一条不归路,还要硬着头皮走下去。他们是在和死神赛跑,希望能在有限的时间里挣尽可能多的钱。

早在5月份的时候,张家界的工人们也试图到深圳市职业病医院进行检查,医院给出的答复是,他们必须首先证明自己的劳动关系,然后才能进行体检。

又是劳动关系。他们被挡在冰冷的大门外。

老板不肯为他们签订劳动合同,他们面临着比耒阳更残酷的情况。老板更加狡猾了,那些表现出尘肺病症状的工人已经被老板辞退了,同时老板也更加注意销毁证据。而且,他们更不可能获得深圳市政府的“人文关怀”。死亡的接力棒,就这样开始了它新一轮的传递。


(作者任教于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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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的根源——揭开建筑业拖欠工资的面纱
wen.org.cn 提交 2009/11/30

作者:潘毅(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学系)、卢晖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摘要:很多情况下,包工头自己也是一个工资和利润被拖欠的对象。在现代包工体制下,管理责任下放到包工头一级的做法将建筑工人推入了一种被遮蔽的劳资关系中。一方面,传统的社会关系,为劳资关系盖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工人的反抗;另一方面,遮蔽了的劳资关系像一剂慢性毒药,在资本贪婪的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中,不断腐蚀并破坏传统的社会信任体系。

“我们连工人都算不上。工人给老板干了活儿,就能拿到工资……我们建筑工人不一样。我们就像贱民,低等人。我已经给老板干了286天了,还一分钱都没有拿到。我在这儿等工资,就只能碰运气。”

逼近年关的严冬,建筑工人老陈和他的工友却滞留在北京郊外的一处工地上为工资发放问题焦虑不已。老陈来自湖北农村,年初跟着同县的包工头到北京打工,口头议定一天工资五十元。每做一天工,他就在随身携带的小本上记下时间和工作内容。记录与日俱增,而报酬却始终停留在口头上。记到第286天的时候,除了每月两三百元的生活费,他一分工钱都没有拿到。

老陈的经历并非特例。今年是温总理替农民工追讨工资的第六个年头,而建筑工地上拖欠工人工资的情形仍然相当普遍。六年来,房地产建筑行业作为三驾马车的经济贡献备受瞩目,而这种经济增长背后肆无忌惮的资本积累,及其对建筑从业人员施加的社会伤害却常常被忽视。自从2007年11月开始,我们走访了北京郊外的四处工地,深入访谈了200多个工人;而后我们又跟随河北、河南多个村的建筑工人回到他们的家乡,访问了近百户建筑工家庭。几乎所有访问过的工人都在近期有过被拖欠工资的经历,他们充满着等待当季工资的焦虑和手持陈年欠条的无奈。

“干这行的谁没有挨过捞(骗)呢?都挨过捞……这张欠条已经有三年了,我年年到他家(包工头)去要,到现在还都要不到。你们说说,怎么才能把这个钱要回来呢?”我们刚到河北一个有1000多建筑工人的农村,很多家庭就迫不及待地展示了他们“珍藏多年”的欠条。

事实上,2008年1月份新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已经准备要赋予工人更多的合法权益。然而,当制造业的工人已经开始据此争取加班工资时,在建筑行业的实践中,却连1995年旧劳动法的工资按月发放条款都未贯彻。建筑行业的潜规则为什么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 这种远远滞后于其它行业的状态为何迟迟不能改善?

一般的分析认为,建筑业拖欠工资的源头在于“黑心”包工头。有关包工头卷款潜逃的报道层出不穷。似乎只要从包工头入手,加强对他们的监管,建筑业拖欠民工工资的问题就可以彻底解决。自2005年起,建设部在全行业发展建筑劳务公司的做法就体现了这一认识和努力。

我们的研究表明,更多的情况下,包工头本人也是拖欠工资的受害者。在我们的走访中, 不但工人们迫不及待的拿出记工本和白条向我们诉说,许多包工头也纷纷透露了自己多年被拖欠工资的辛酸经历。因此,我们不禁要问,拖欠工资的源头究竟何在?假使包工头真是万恶之源,为什么不取消包工队,实行建筑公司直接对工人进行管理的体制呢?进一步的,我们该怎样理解建筑行业现行的包工队体制?它从何而来?又为何如此顽固?

让我们回到历史中,慢慢揭开建筑业拖欠工人工资的面纱。历史上的建筑用工体制有分析认为,包工体制是由建筑行业的生产特色决定的。由于生产周期、产品的地域性、生产过程受气候影响等方面的基本特点,建筑行业无法像制造业一样机械化,而保留了大量的活劳动(也就是劳动者)。在有效管理活劳动的需求下,包工制度产生了。这种制度以传统的社会关系为基础,一方面可以凭借已有的乡缘网络来加快劳动力的组织,另一方面可以利用熟人信任来有效约束工人的各种诉求与不满。一言以蔽之,这种看法的核心观点在于包工体制是建筑生产的伴生物。

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包工制度既不是中国建筑行业的双胞兄弟,也不是建筑行业特有的现象。事实上,在新中国五十年的历史中,包工制度曾经三起两落,其下的工人生活境遇也与今天的截然不同。包工制度的第一次兴盛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从1949年到1957年,战后修复与重建工程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而专业的建筑公司却寥寥无几。以现有的组织资源为依托,各种承包用工体制应需而生,主要有四种:一是铁道部等专业部门组织内部人员成立了建筑企业,以自营或内包的方式开展建设;二是国有企业使用自身的劳工来进行建设;三是以军队为主力,加上小部分私营企业,经改组重建后成立了专业建筑公司,统一划归新成立的建设部管理,负责承包其余一些部委与企业的建设项目,通常我们称之为“外包”。四是各地建筑工会组织社会上的未就业人员,成立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城镇建筑合作社。

这一时期中,建筑从业人员的队伍迅速壮大,截至1952年底,上述各类国营建筑企业职工达到99.5万人,而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时,合作社组织的职工人数发展到126万人。建国初期物资贫乏,但是这些工人或者可以按月领取到国家的口粮补贴,或者可以按时拿到计件工资。

1958年到1962年期间,当各类国有建筑公司基本建设成熟时,上述各类承包体制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实践而逐渐被抛弃。这时,建筑项目都纳入每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名下,由政府统一分配。


1959年,包工制度被废除,工地甲方乙方被取消,同时计件工资制度被取消了,工人按月领取报酬能够得到国家财政的保障。到了1962年,对大跃进经验的总结迎来包工制度的恢复,劳动定额管理制度也同步恢复,企业内部设立了职工代表大会制。

这一次的包工制度持续了八年,在1970年被再度废除。这时,国家撤销了“一委三部”,重建了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实行“经常费”制度,由国家按照大体相同的标准直接发放给施工队伍工人工资和管理费。总之,在早期社会主义时期,建筑行业中发展起来的用工形态还是以国有建筑企业为主的正式用工体制。

到1980年,国有建筑企业雇佣职工482万,城市和农村的集体企业分别雇佣职工166万和334万,而私有建筑企业的职工大概只有4000到10000人。尽管缺乏正规完善的法律体系作保障,拖欠工资的事情却很少发生。在管理层与劳务层合为一体的体制下,劳动力由国家统一安排和分配,国家或地方财政为工人工资的发放提供了充分的保障。对于大多数工人而言,无论来自军队专业还是农村招募,一旦被国有企业聘为固定职工,便可与其他国企工人一样享受同等的社会地位和福利配给。当时,不但劳动力是非商品化的,劳资关系本身还带着一种家长制的成分,给劳动者一种受保护的安全感。一位江苏工人回忆说,大集体时候干活的累和现在的累也不同,“那个时候累,跟管你的头说,他们会帮你;但是现在,人们就会说,‘我给你钱了’。”

市场化下的包工体制今天包工制度的再次出现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的改革。在现代性化话语的主导下,效率超越保障成为国家的首要关心。循着邓小平对建筑行业生产潜力的肯定,一系列市场改革举措被引入建筑行业中:重组现有管理体制、开放建筑市场、允许国有企业自主经营、建立竞价体制、提高管理技术等。1980年,国家发布了《建筑安装工程包工合同条例》,允许建筑企业与建设单位建立承包关系。同时,建筑企业开始实行限制劳动用工的内部承包制度,在雇用原单位职工的条件下,允许内部员工进行利润包干。改革之风首先在深圳经济特区蔓延开来,到1981年,90%以上的城市工业建设项目重新引入了承包体制。1984年,承包体制改革的成果得到了一系列正式的官方认可。9月,国务院颁发《关于改革建筑业和基本建设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强调全面推行建设项目投资包干责任制与工程招标承包制、建设资金拨改贷等,改革建筑安装企业用工制度。当中明确指出,“国有建筑安装企业,要逐渐减少固定工的比例。今后,除必需的技术骨干外,原则上不再招收固定工,积极推行劳动合同制,增加合同工的比重。”11月,国家计委和建设部又联合颁发《建筑工程招标暂行规定》,进一步承认了竞价体制,并鼓励缩短竞价时间,降低竞价成本。从此,工程承包与分包经验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建筑工人的数量也急剧上升,在1985年达到 1728万 ,超过1978年的两倍。现代包工制度由此开始萌芽。一方面,国企的一些内年部承包人开始从原企业独立出来,雇佣农村劳动力,成为最早一批的现代包工头。另一方面,农村的一些的带工师傅也开始带本村人外出做工,形成另一批庞大的包工队伍。当时村民外出前都需要大队开介绍信,有些在打工期间向大队上缴1天1元的费用,俗称“黑包工”。河北的许多老建筑工人都有过做黑包工的经历。今年55岁的张师傅这样讲到,“我26岁的时候第一次出去打工,在石家庄,盖一座框架楼。……跟小包工头出去的,各村的六个人合伙包的这个项目”。

1980年代建筑民工的工资还是比较有保障的。“那时候包工头少,坑、骗少。一开始的时候(建筑公司)给我们发肥皂、手套,按建筑公司的正式工人的待遇,后来包工头都拿走了。”60岁的李师傅也提到,他80年早期做木工的时候,每个季度干完活儿就能拿到工资,从没受过骗,工地上还有劳保用品发放。“现在的包工头不行了,都坑人。我们那会儿还行,没有挨过坑”。

1990年代左右,建筑行业的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在十一届四中全会确定了“两个转变”的改革基调后,新中国第一部《建筑法》在1998年3月出台,该法从施工许可证、从业资格审查、招标投标制度方面对建筑业从业规范做出了更明确的规定。可是建设单位只管降低成本的做法,给非正式用工打开了有利的空间。

一方面,很多国有及改制后的建筑企业开始以提供挂靠的方式赚取利润,一不出工,二不出力。另一方面,包工头通过挂靠国有施工企业取得施工许可,再利用传统的社会关系从农村募集劳动力,构成建筑业的主力军。自此,农村青壮年以价格低廉的方式大量涌入建筑业的劳动力市场,成为半商品化的劳动力。所谓“半商品化”,意指建筑工人的劳动力连完全的商品都称不上,他们现在的生活境遇比完全商品化的情况还要差:建筑工人在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后,时常不能按时拿到相应的劳动报酬。资本的灵活积累包工头真的是工资拖欠的罪恶源头吗?如果没有了“黑心”包工头,工资拖欠问题还会存在吗?我们的回答是,包工头既不是唯一的源头,也绝不是最重要的,即使没有了卷款潜逃的包工头,工资拖欠问题也还会依然存在。

诚然,包工头在工资的发放环节至关重要。但是,建筑工人能不能顺利拿到工资,关键不是看包工头会不会克扣工资,而是看他能不能垫付的起。一位带工10多年的河北包工头王某讲到:“俺这南楼,有人(另一个包工头)领十多个人在那儿干,干了一季,就不干了,发不了工资。他那是过了麦去的,等到过秋了发不了工资啦。他垫不起,(需要垫)好几万是呗。像我这个,你弄两班人的话,我这现在人都少,一季都(需要垫)三万;领一班的话,就是六七万块钱,这一季我也有点困难。”

很多情况下,包工头自己也是一个工资和利润被拖欠的对象。王某在地方市政上干了十多年后,几乎每个项目部都有他未能追回的欠款。更进一步的,一位四川的带工师傅形容说,建筑业是一个“一亿拉动十亿”的行业。对于一个造价十亿的项目而言,开发商只需投入最初的一亿资金,后面的九亿资金就可以由各级建筑公司、劳务公司、大包工头、小包工头逐级垫付。换句话说,一个建筑项目启动与实施的过程,就是一个资本逐级卷入的过程。

当我们询问一位从业多年的项目经理为什么不取消包工制度时,他从资本运作的角度回答说,“包工头不能取消,因为包工头作为建筑公司与工人之间的缓冲地带十分重要。所谓“缓冲地带”,主要作用如下:首先,包工头作为直接与工人打交道的“老板”,常常在工资拖欠时刻扮演着减压阀的作用。建筑工人通常在工作结束后将工资的领取权交给包工头。这就避免了单个公司与大规模工人之间的直接交涉,将一对多的支付关系逐级分解,化整为零,大大削减了大规模劳工联合抗争的风险;另一方面将劳资关系融合在熟人关系中,在情面和信任的双重作用下,进一步削减了工人反抗的可能性。

2009年1月,我们在河北农村遇到的返乡工人都是没有拿到工资就回家,等待同乡的包工头回来结账。其次,包工头作为工人追讨工资的直接对象,经常背负着“黑心老板”的罪名,成为上级建筑或承包公司在道德败坏方面的替罪羔羊。2008年6月的麦收前夕,当包工头杨某无法按时支付给工人工资时,即使在工人已经了解到总承包公司拖欠杨某工程款的情况下,他们还是坚持认为是杨某没有能力,所以建筑公司不给他钱。

遭遇工资拖欠时,大多数工人首先不是追究建筑公司的责任,而是谴责包工头道德败坏或无能。当然,也存在一些包工头恶意拖欠工人工资,拒不支付,甚至雇佣打手欺压工人的情形。

不难看出,在现代包工体制下,管理责任下放到包工头一级的做法将建筑工人推入了一种被遮蔽的劳资关系中。公司与工人之间的劳动关系藏在幕后,只有人与人之间的非正式关系浮在表面。我们走访的大多数工人,在提及自己的老板时,都会想到包工头,而弄不清楚哪家建筑公司是自己真正的雇主。到了工资拖欠的时刻,大多数人能够想到的追讨对象也是包工头。一方面,传统的社会关系,为劳资关系盖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工人的反抗;另一方面,遮蔽了的劳资关系像一剂慢性毒药,在资本贪婪的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中,不断腐蚀并破坏传统的社会信任体系。

回顾整个建筑业发展的历史,包工制度在建筑业内形成并非必然,也不是大家所认为的行业特色的产物。问题的本质在于资本累积形式的改变,特别是1990年代以后所发生的体制改革。

包工制只不过是资本借来遮蔽劳动关系,掩盖剩余价值的一种形式。与西方1980年代出现的后福特主义体制类似,现代包工制是资本灵活积累的一种表现。但与之不同的是,现代包身工在资本面前的议价能力更弱,议价方式也更趋于暴力。

21世纪的包身工从经济效率的一面看,“大锅饭”的打破、施工成本的降低使得建筑业在21世纪之初为GDP增长贡献了6.6%,2008年上半年产值就达到2.27万亿。但近观建筑工人的生活境遇,我们的社会仿佛退回了包身工时代。

在现代包身工体制下,这些农民工承受着双重的苦难,一方面是遭受身体之苦,从事着多数城市人排斥的脏活儿和累活儿,住在拥挤或简陋的工棚里,吃着简单粗糙的饭食;另一方面是精神之苦,常常辛苦数月却连一点微薄的工资都拿不到,更遑论工资按月足额发放的“奢侈”待遇。

讲述自己初到北京的情形时,建筑工老陈的眼里闪烁着希望的光芒。他这样说道,“我到首都来是为了实现梦想,为建设北京这么现代的都市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刚到北京的时候,我觉得这里太美了。到处有高楼,有绿地……”不仅如此,老陈还美滋滋的想着首都的工作条件应该更好,工资发放也应该更有保障。然而,这光芒并没有持续很久,现实很快就打破了他所有美好的想象。他没有想到的是,在北京的工地上,工作条件比家乡的还要糟,不但工作时间长,而且伙食条件差,住宿环境也苦。过去的大半年里,他每天平均工作12-13个小时,披星戴月,风雨无阻。伙食方面,通常都是最便宜的素菜加米饭。住宿方面,他和50多人挤在一间临时租用的大屋子里,三个人挤两个床板,床板上铺一层薄薄的被子。可能正是由于这些巨大的差距,当初和老陈一起来的33个农民工,先后有20多人都离开了工队。

2009年1月,一家叫作“香港大学师生反对内地无良企业联盟”(SACOM)的民间机构发布了一份针对新世界中国地产的报告,报告揭示出大多数建筑工人都处在一种无保障的工作条件中。

我们访谈过的200多位建筑工人中,只有两个人曾经与劳务公司签署过劳动合同,但是合同中只规定了约束工人的操作规范和日工资标准,只字未提工资的支付期限、工伤保险等有关工人权益的问题。不过,最让老陈和其他建筑工难以忍受的却还不是这些恶劣的工作条件和无保障的劳动关系,而是长期的工资拖欠。“现在,我没有别的愿望,就希望能早点拿到工资,回家跟家人团聚。”

几点建议(我们的呼吁)

近年来媒体频频报道建筑工人讨薪事件,从爬上塔吊寻求自杀的自我毁灭,到攻击项目部、殴打包工头的人身伤害,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暴力”色彩。但是,深挖下去,建筑工人“暴力讨薪”行为背后的根源,却是潜藏的资本以及整个建筑体制施加于建筑工人身上的暴力。

“暴力讨薪”事件提醒我们,经济的繁荣不应该再以肆无忌惮的社会伤害为代价。今天,当我们为泱泱大国的崛起感到骄傲,为奥运盛事的成功举办感到自豪的同时,更应该反思繁华背后现代包身工制度的荒谬存在。

当我们享用焕然一新的现代城市文明的时候,更应该反思它的建造方式是否文明和人性。我们认为,改变建筑行业不合理的用工制度,需要充分调动国家和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加大有关部门管理与监督的力度,落实有关政策和法律的规定。

首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应强化监管功能,将取消包工制度、建立民工工资保障金制度、建立基地化管理等措施进一步落到实处。若非如此,建筑行业非法的转包制度将继续存在,工地上的非法施工行为也将无法取缔。有关的责任应该向谁追问呢?

其次,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应该大力推行新劳动合同法,要求建筑公司与工人签署劳动合同,一方面减少劳务转包过程中的盘剥,另一方面增强工人的法律意识和依法维权的能力。如果超过90%以上的建筑工人还未签署劳动合同,这个责任应由谁来承担呢?

最后,全国总工会应该以身作则,建立好榜样。一方面落实工地上的工会组建工作,另一方面在建筑工人权益受侵,缺乏保护的情况下,第一时间提供援助。而现阶段,工地上的工人多没有工会组织,在权益受侵时该由谁来支持和保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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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的形成:建筑工地上的劳动控制与建筑工人的集体抗争
发布时间:2010-12-16 09:28 作者:潘毅、卢晖临、张慧鹏  来源: 《开放时代》2010年第5期

  [内容提要]大工地是中国社会生产关系和制度变革的产物,它又如一个缩影,揭示了三十年改革所造成的全部社会冲突和矛盾。被投掷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的建筑工人,以对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剥削的最直接、自发的反抗,顽强地将多方力量遮蔽的阶级结构及阶级对立暴露在世人面前,并呼唤自己作为一个阶级存在的合法性。本文记录了分包劳动体制下建筑工人挣扎求生存的苦难,以及一个新兴工人阶级艰难孕育的历程。


  打工可以暑热严寒
  但不能没有工钱
  工人不再沉默无语
  只要发出我们的声音
  多少年来你的付出
  改变了城市的容颜
  劳动权利一定要争取
  团结起来讨工钱

  ——建筑工人大军改编的《讨薪之歌》


  2008年6月,京郊桃源村的工地上,建筑工人老张在焦急地等待着老板发工资,家里的麦子已经熟透,等待他回去收割。老张干建筑已经三十多年了,这次他从老家找来十多个抹灰工,为包工头干活。从开春干到现在,除了每月一两百块钱的生活费之外,他们还没有拿到一分工钱。一星期前,老张代表十多个工人向包工头提出了结清工资的请求,当时包工头满口应允。眼看约定的日子要到了,包工头却说一时没有那么多钱,让他们再等一等。工人们很生气,但拿不到钱也没有办法,只好答应再等两天。

  最后的期限到了,却不见包工头的影子,工人们来到建筑公司项目部要钱。项目部经理给包工头打电话,让他赶紧来处理工人的事情。好不容易等来了老板娘,工人们把她团团围住,让她结工资。老板娘说工程没有完工,不能给钱,要工人们收完麦子再回来,把活干完才能给工钱。工人们愤怒了,一个工人把吃饭用的缸子狠狠地摔在地上,如果不是因为老板娘是女人的话,工人们恐怕早就动手了。几个工人去买了锤头,扬言要去砸了自己干的活。还有工人威胁说要去劳动局告老板。老张对老板娘说,必须解决工人的工资问题,不然他也不知道工人能干出什么事情。

  晚上11点,包工头派人送来3万块钱,说是过两天再给一部分,剩下的等工人回到北京再一次结清。无奈之下,老张只好把这些钱先发给工人,让他们先回家收麦子,自己留在工地上等着拿剩下的钱。夜里两点多,这些工人坐上了回家的汽车。

  桃源村的这一幕令人心酸和愤怒,却一而再地在全国的建筑工地上上演。常见的情况是,包工头想方设法把工人打发回家,承诺年底结清工资,甚至给工人打下欠条,而到年底工人追讨工资时却困难重重,包工头要么以没钱为理由,一拖再拖,要么干脆死不认账。几乎每个建筑工人都有过讨工资的经历,可以说,工资拖欠成了建筑行业的顽疾。分析工资拖欠牵连的矛盾和冲突,需要我们放宽视野,直面建筑工地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引入阶级这一既老套又新鲜的视角。


  一、阶级分析的本土社会学意义

  众所周知,阶级分析的中心性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则。然而,20世纪中期以来近半个世纪的西方马克思理论的发展,基本上是质疑和否定这一原则的过程。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深深地为西方社会的一个现象而困惑:被马克思寄予厚望的工人阶级,为什么迟迟不起来担负起它“本应承担”的使命?换言之,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性为什么迟迟没有显现出来?他们从不同的方向解释这一“为什么不”的问题,却共同建构出了一个阶级结构、阶级意识和阶级行动之间可能存在背离的巨大空间。在马克思那里,虽然有“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的区分,但是阶级结构、阶级意识和阶级行动这三者的内在统一性是预定的,“自在”到“自为”的转化也是自然而然的历史过程,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必然带来阶级结构的简单化和尖锐的阶级对立,“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马克思预言的革命没有来临,相反西方社会在二战之后走向相对繁荣和稳定的通道,为了弥合西方现实社会进程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鸿沟,“后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学者发展出一系列丰富的解释,其中有三个方向特别具有影响力:其一是“意识形态的危机”说,认为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制造出一套遮蔽性的意识形态,连同消费主义文化,成功地阻碍了工人的阶级觉悟的发育。其二是“多元认同”说,它批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和“阶级还原论”,认为经济利益只是界定工人身份认同的一个维度,性别、族群、宗教、文化等多种社会因素都参与到工人认同的构建中,换言之,工人未必按照生产关系中的位置来认识自己的处境和利益,更谈不上开展阶级行动了。其三是“中产阶级”说,它注意到西方社会工人“中产化”的趋势,就经济上的剥削角度而言,中产阶级与普通工人一样不拥有生产资料,具有工人阶级属性,但是就劳动生活经验中的异化角度而言,中产阶级又因其对知识、技术和组织的操控和工作上的一定自主性,较少具有工人阶级的异化感,因而,中产阶级具有比较矛盾和模糊的阶级位置。

  将工人革命性的丧失归咎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构建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独立性与支配性地位。也正因如此,这些学者会热切地将“文化革命”时的“毛主义”视作法宝,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用作对抗资本主义霸权的武器。然而,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实际上正在疏离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本质,将生产关系、剥削从社会结构的核心中“移植”出去。

  “中产阶级”说看到了西方社会结构自身发生的变化,但是由于缺乏第三世界视角,不可能从全球经济分工的不平等中把握西方社会阶级结构的历史阶段性,反而容易将其视作当然。如此看来,后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忽略了西方社会内部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另外一方面过分夸大了意识形态的效用。分析起来,“告别工人阶级”在西方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后果,而且有着客观的社会基础,简单说,第一世界的西方正是通过剥夺第三世界,很大程度上将阶级矛盾转移为民族国家的矛盾,得以在国内维持一支庞大的中产化的工人队伍,从而削弱了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性;与此同时,这种转移也在第三世界国家里制造了更为严重的阶级矛盾。

  回到中国,改革开放同时也是一个逐渐卷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历史进程。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与“世界工地”,一个多达两亿的庞大的农民工群体逐渐形成。

  三十年来,这一群体的劳动和生活处境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更成为本土社会学共同关注的一个宏大课题。可是在如何理解农民工的社会地位,造成农民工困境的原因等重要问题上,却存在着重要的分歧。其中一个非常核心的分歧是是否应该以阶级的视角来看待农民工问题。目前占据主流地位的阶层视角与新兴的阶级视角之间的分野,不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否存在于中国的认识上,而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社会性质和社会矛盾的判断,以及对当下的社会矛盾是否建立于根本的利益对立,是否可以调和与避免的认识上。阶层视野否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内在对立的结构性因素,主张不同阶层之间利益调和与社会流动的可能性。阶层视野期待通过分配制度的改善、法治的健全、农民工教育水平的提高等途径解决农民工问题,也就是说他们相信通过创造更好制度文化的努力可以调和社会矛盾。更甚者,一些学者甚至将农民工的出现本身就视作农民向上社会流动的一种体现,而根本不顾及造成这种流动背后的剥削关系。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国走向》作者徐景安的说法:“判断中国的改革,离不开中国的国情,尤其得弄明白我们处于什么历史阶段”“可是农民工却认为,这总比俺农村强,竟喜欢受剥削。何止农民工缺乏‘阶级觉悟’,整个中国都如此,甘愿当世界工厂,欢迎资本主义剥削。”

  而阶级视野突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内在利益对立的结构性基础,强调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不可避免的劳资冲突,主张只有将处于失语、错位和扭曲的阶级话语拯救出来,才能够直面和回应产生利益对立、制造社会不公的结构性根源。在阶级视野中,农民工问题主要是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方与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不对等关系的体现,农民工问题的提出,不单是要处理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阶级冲突的普遍议题,而且是要特别地关注一个处于后社会主义转型历程中的中国工人阶级形成的特殊主题。阶级视野认为,农民工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农民工这一阶级主体的诞生与抗争,离不开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改变与再造,也就是离不开对于结构性格局中的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的实质性变革。在一篇名为《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生产》的文章中,沈原提出了一个理解农民工问题的阶级视角,即资本主义通过对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的剥夺,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劳动剥削。那些在沿海地区外资或私人企业中工作的农民工,正在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他们除了向资本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

  吊诡的是,在西方社会理论界“告别工人阶级”的时候,我们却正在中国真实地面对一个庞大的工人阶级艰难诞生的历程。为了给强调个体主义、专业主义、机会平等和开放市场的新自由主义话语扫清道路,阶级话语在中国被有意无意地或扭曲或压制,在这个意义上,被投掷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的两亿农民工很有些“生不逢时”的意味,然而,他们以对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剥削的最直接、自发的反抗,顽强地将多方力量遮蔽的阶级结构及阶级对立暴露在世人面前,并呼唤自己作为一个阶级存在的合法性。

  两年来,我们对建筑工地上农民工的研究——他们的遭遇,他们的情感,活生生的劳动、生活及抗争经验——让我们不由不重拾“不合时宜”的阶级视野。我们注意到阶级结构、阶级意识和阶级行动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从自在到自为是一条充满荆棘、与主流意识形态不断角力的艰难历程,但是所有这些都无法取消阶级分析的必要性和中心性;我们更进一步体会到阶级视野对于本土社会研究的重要意义。


  二、阶级与阶级形成概念

  在马克思那里,阶级是因生产资料的不同占有而产生的对立关系概念。对立的两方中一方是资本家,他们靠榨取劳动剩余获得资本增殖,并通过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或积累再生产出规模扩大的资本关系。另一方是雇佣工人,是专靠出卖自己的劳动来获得生活资料的无产阶级。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的涵义在于它拥有双重意义的自由:“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须的东西。”

  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客观阶级结构上,他强调的是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内在的利益对立和冲突,却没有特别关注工人阶级意识如何形成,以及工人阶级的身份认同与情感倾向如何影响其集体行动的问题。换言之,马克思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解释阶级形成机制的微观学说,在此,我们引入汤普森和卡兹尼尔森(I.Katznelson )的论述进行补充。

  《英国工人阶级形成》致力解决的正是阶级形成机制问题。汤普森指出,“工人阶级形塑了自己正如他自己被形塑出来一样”,他强调的是阶级形成过程中工人自身的主动性,特别地突出工人劳动和生活经验在阶级意识发育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他强调阶级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假如我们将历史停顿在一个定点上,那么那里是没有阶级的,而只有一群具有相当多不同经验的个人而已……阶级是人们在其走过的历史中间自己定义出来的,而且在最后,这也是唯一的定义”。因此,“阶级本身并不是一个事物(thing ),它是一个发生的过程(happening )”。汤普森将这一动态的历史过程理解为阶级斗争的过程,只有透过长期的冲突,透过斗争中的经验与学习,阶级形成才能够最终完成。

  卡兹尼尔森在对德、法、美等多个国家阶级形成的历史进行比较研究之后,进一步提出理解阶级形成的四个层面,即阶级结构、社会经济组织、性情倾向、集体行动。他指出,在不同社会的特定历史时空下,阶级形成会呈现出各种复杂多变的样式,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阶级形成所提供的前提条件是最为基本的,它确定了一个社会中的不同位置,简言之,它奠定了一个社会的阶级结构。阶级结构连同社会经济组织,构成了理解阶级形成的社会经济层面,这两个层面所确立的阶级地图,主要是一个人在所有制关系网络中的客观位置,他的劳动、居住和生活方式,但是在这样的阶级地图中,尚无法找到意识、文化和政治的位置。性情倾向和集体行动这两个层面恰恰弥补了这一重要缺失。性情倾向是工人在劳动和生活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共同感受和看法,它们涉及到如何看待社会体制、如何理解公正、如何认识造成工人现状的原因以及是否可以改变的判断。卡兹尼尔森特别提出集体行动层面,是考虑到分享共同性情倾向的工人未必会自动走向共同的集体行动。工人以运动和组织的形式展开集体行动,对社会施加影响并改变自身的命运,是个不断克服障碍的动员过程和成就。性情倾向与集体行动构成了理解阶级形成的文化政治层面,将其与社会经济层面结合起来,我们就获得了一幅理解阶级形成的更为完整同时又更为复杂的图景。


  三、走进工地,走近建筑工人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地”.当前的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建筑市场,建筑量占到世界的一半以上,混凝土和钢筋的消费量分别占到世界的一半和三分之一。轰隆隆的大工地造就了改革开放以来令人叹为观止的物质文明,同时也为国家的经济增长做出了显著的贡献,近年来,建筑业连同房地产业一直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以2008年为例,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对GDP 增长的贡献超过10%。[11]然而,像老张这样在大工地上挥洒血汗的建筑工人却从来没有得到过适当的关注。

  2007年底,我们开始走进工地,大规模接触建筑工人。我们选择了京郊的桃源村作为田野调查的基地。桃源村位于北京西北方向,五环以外,是典型的外来人口社区。按照政府的规划,这个村子即将拆迁,大规模的商品房开发建设即将开始。我们走进村子的时候,农业耕地的征用已经完成,村子的北面一片别墅群已经初现雏形,工人们正加班加点赶工期,工地上尘土飞扬,一派繁忙的景象。每到夜晚的时候,村子靠北的主街上就会有大量的建筑工人,正是这片工地和这些工人吸引了我们的目光,让我们把关注的焦点放到建筑工地和这些工人身上。

  当我们试着走进工地,走近建筑工人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工人的处境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糟糕。虽然新的《劳动合同法》已经出台,但工地上几乎所有的建筑工人都没有劳动合同。他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劳动强度大,吃住条件差,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竟然不能按月拿到工资,甚至辛辛苦苦一年下来连工资都拿不到。在两年多时间里,我们重点探访了北京的5个工地,接触了上千名工人,深入访谈了上百名工人。他们大部分来自河北、河南、山东、四川、江苏、湖北等劳动力输出大省,访谈的对象主要是男工,也包括少量女工,既有技术工人,也有小工,涉及木工、钢筋工、水泥工、抹灰工、水管工等几乎所有工种。我们还访谈了大大小小的包工头、公司管理人员、项目经理等。我们的研究不仅仅停留在工地上,我们还利用春节和麦收、秋收的季节,随同建筑工人一起回到他们的家乡。我们先后进行了3次下乡调查,去了河北保定和邢台共4个农村。

  建筑工人是中国新兴工人阶级的主体,根据2009年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2008年末,全国共有建筑业从业人员3901.1万人,其中,施工现场操作人员基本是农民工。借鉴马克思和西方后马克思的理论视角,我们试图将中国的农民工问题引入到社会转型和工人阶级形成这一宏大的历史进程之中,无产阶级化是我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建筑工人除了具有农民工的基本特征,还具有自身的重要特点。与南方工厂工人相比,建筑工人和农村联系更为紧密,很多人在农忙季节还从事农业生产,对农民的身份也最为认同。建筑工人的这些特征让我们更好地考察农民工群体艰难的无产阶级化过程,以及作为新兴工人阶级形成中所遇到的重重阻碍与反抗。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将考察在层层分包的劳动体制下,资本是如何控制劳动,而工人又是如何进行抗争的。建筑工人的抗争具有怎样的特点?工人在日常生活中日积月累的体验如何形成他们的阶级意识,国家和资本又是如何打造出新兴工人阶级?他们将具有怎样的阶级身份与主体性?我们将在国家、资本和劳动者三者互动的视角下进行考察。


  四、中国农民工的“半无产阶级化”

  中国农民工的阶级形成,既有与西方工业化国家相似的一面,又有着自身的历史特殊性。历经三十年,中国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仍然处于未完成的状态,一个庞大的雇佣劳动者队伍陷入到“半无产阶级化”的困境中。

  马克思用英国的经验理解工人阶级的形成。当时的英国,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大量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从农民转化成为工人。在《资本论》里,马克思集中处理的是工人和资本之间的矛盾,他认为资本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压榨会激发工人的反抗,导致工人从一个自在的阶级转化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马克思是在资本与劳动的矛盾中理解资本主义的,他所指的资本是典型的资本,他所理解的劳动是建立在自由和平等社会契约基础上的劳动者,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订立了平等的契约关系[12]。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引发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大潮,但制度性的障碍却使得这些已经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没有办法真正转化成为工人,他们和资本之间难以建立自由平等的契约关系。农民工的出现是马克思的理论难以处理的现象。今天中国的无产阶级化不仅仅是一个资本操控的过程,更没有办法回避国家扮演的重要角色。

  马克思意义上的劳动者是一个具有劳动关系的劳动主体,他所讨论的“劳动从属于资本”(subsumption of labor)的过程,发生在劳动者进入生产领域之后,从属的结果是劳动价值被资本剥夺。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农民工,在他们进入生产领域之前,其劳动关系和劳动主体身份就已经经历了一次从属于国家和体制的过程,当他们走入城市,进入生产领域之后,又进一步遭遇从属于资本的过程;换言之,中国农民工经历了一个“双重从属”的过程,这意味着其劳动价值被剥夺的程度更为严重。

  我们从阶级的视野出发,理解今天的建筑业农民工,除了要理解宏观的阶级结构、阶级关系以外,还要理解他们的阶级身份、阶级地位形成的复杂过程。虽然绝大多数建筑业农民工在家乡都有一块田地,但从生产关系上看,他们已经成为典型的雇佣工人,与一个世纪前列宁分析的俄国的农村无产阶级没有分别,“(他们拥有的)小块土地的经营规模微不足道,而且经济完全处于衰落的状态中,不出卖劳动力就无法生存,生活水平极其低下,甚至还比不上没有份地的工人的生活水平”。[13]

  但从身份角度看,中国的农民工则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因为保留了农村的土地,农民工的劳动力再生产部分地被放在农村来进行,国家和资本不断强化他们的农民身份;另一方面,他们在城市里没有作为一个劳动主体的合法身份,国家在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也是缺席的,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他们的身份变得模糊起来。回到马克思对于劳动异化的思考,马克思所讲的异化是在生产领域的异化:由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而我们今天的农民工在马克思意义上的异化之外,还有更深一层的异化,这就是他们作为一个劳动主体同自己“农民工”身份的异化。农民工所经历的是双重异化的过程。

  今天中国的建筑工人阶级形成的特征恰恰在于它处在双重从属和双重异化的状态。

  国家体制通过维持他们“农民工”的身份,在资本剥夺他们的劳动价值之前,就已经把他们的劳动价值贬低。农民工的身份代表了卑贱的社会主体地位,在他们进入城市的生产领域之前,就已经被打上次等公民与次等劳动者的烙印——这就是处于“半无产阶级化”的当代中国农民工身份政治的奥秘。这是体制对他们造成的伤害,而这种伤害进一步为资本所利用,成为更好地控制和剥夺建筑工人的基础。


  五、生产关系的变革与建筑业改制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非公有制经济获得巨大发展,即便是国有和集体企业,也已经通过改制,转变经营方式,其目标从追求社会效益转变为追求经济效益,其劳动关系和非公有制企业已经没有多少区别。进而,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这一转变在建筑行业有最明显的体现。

  在建筑领域,改革之前中国的建设项目都由国营建筑企业承担,建设项目所需经费由国家财政划拨,纳入到当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名目。建筑企业的工人主要是固定工人,按月领取工资,和其他行业的国企职工拥有相似的社会地位和福利配给。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劳动关系下,建筑企业不但是一个生产单位,同时也是一个生活单位,负责工人的生老病死等社会福利和保障。同时,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宣传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注重培育阶级感情,倡导劳动光荣,尊重体力劳动者的劳动价值。

  建筑业是最早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领域。自1980年代初起,国家在建筑行业引入一系列重大的市场化改革措施:重组现有管理体制、开放建筑市场、允许国营建筑企业自主经营、建立工程竞价机制等等。在国家的政策引导下,现代包工制度开始萌芽。一方面国企内部承包人从原企业独立出来,雇佣农村劳动力,成为最早的一批现代包工队;另一方面,农村的一些带工师傅也开始带本村人外出打工,形成另一批庞大的包工队伍。这些最早的包工队完成了最初的资本原始积累。[14]

  与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化相伴随的是建筑行业用工体制的变化。按照国家的改革方案,国营建筑企业一方面大量使用农村劳务承包队,另一方面大量招用农村劳动力作为合同工,取代固定工人。国企固定工人的比例迅速下降,逐渐脱离生产一线,成为公司技术和管理人员。此后,建筑公司大量使用农村包工头带领的包工队,形成建筑行业层层分包的用工体制。

  建筑行业的市场化改革也意味着生产关系的变革。今天的建筑工人已经完全不同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国企工人,他们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已经自由到一无所有,只能靠出卖劳动力维持自身及其家庭的生活。在建筑工地上打工的工资收入已经成为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他们和公司老板之间完全是雇佣劳动关系,他们是中国新兴工人阶级的主体。


  六、分包劳动体制与劳动控制

  在当前的中国,建筑工人属于典型的雇佣劳动者;而建筑业层层分包的用工体制,则将工人带入到一种劳动关系缺失的特殊困境中。资本对劳动的控制既有普遍特征,又体现出中国特色。

  在今天的建筑行业里,无论工地的所在地区、建筑类型以及资本性质如何,一线作业任务基本上都是由以包工头为核心的农村包工队承担的。在这种体制下,数千万的农民工涌入城市成为建筑工人。这些农民工通常由个体包工头带入工地,在包工头的直接管理下参与建筑生产活动,并从包工头那里领取自己的工资。

  层层分包是当前中国分包劳动体制的基本特征。经过层层分包后,建筑工地上形成了一种临时的金字塔式的等级管理体系。该金字塔以开发商(或市政项目中的政府)为最上层,建筑工人为最下层,中间涉及建设单位、劳务公司、包工队、带工队等多层。最少的涉及四层,最多的超过十多层。如图1所示,我们以简化的五层承包体制来进一步说明该分包劳动体制的基本架构。

  开发商位于整个分包体制的最上端,是整个建设项目的发起人,但它基本不参与实际的建设工作,而是通过招标等形式发包给一家或多家建筑公司。在符合建筑资质要求的基础上,竞价成本最低的建筑公司通常可以中标。

  建筑公司在承接具体的建设项目后,只会部分参与管理工作,具体的生产任务往往在肢解后进一步分包给其他建筑公司,后者再分包给专门的劳务公司或者单独的包工队。有的包工队本身并不具备建筑资质,而是挂靠在一些具备建设资质的劳务公司之下,借壳开工。[15]

  劳务公司或者包工头一级,可能直接负责工人的招募与管理,也可能进一步肢解工程,分包给规模更小的包工头。最后,层层分包后,直接面对工人的包工头或带工[16]就是建设项目的直接管理者。他们不但负责工人的招募,而且在日常生产中全面负责具体生产计划的制定、工作任务的分派、劳动过程的监督等等。除此之外,劳动过程终结后,他们还要全面或部分地负责工资的结算。

  建筑业的分包劳动体制,对于工地上的劳动控制与抗争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


  (一)层层分包,谁是老板?

  在层层分包的用工体制下,工人通过老乡的介绍进入工地,跟着包工头干活,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往往只和包工头接触,将包工头当成自己的老板。层层分包、转包之后,大大小小的包工头横亘在工人和建筑公司之间,遮蔽了真正的劳动关系。它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当出现劳动纠纷的时候,工人竟然不知道谁是自己的老板。

  2009年3月,在北京温泉镇北辰工地上,建筑工人史东东在寒风中爬上了高高的塔吊,以死相威胁,意在讨回自己的工伤赔偿。史东东来自江苏,2008年10月跟着同乡包工头李龙发来到北京北辰工地做木工,工程总承包商是北京六建集团,劳务公司是北京鸿佳建筑工程公司。和其他工人一样,当初史东东只认识自己的包工头,也就是他的老乡李龙发,至于开发商、承包商、建筑工程公司,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他一概不知。2008年12月,史东东在10米高空作业时从楼上摔下,医生诊断为腰骨爆裂。想不到遭受工伤之后,公司的项目经理拒不承认史东东是他们的工人,称史东东是包工头李龙发找来的,应该由李龙发负责,和公司没有关系。史东东去了两次劳动局,工作人员都以没有劳动合同、证据不足为理由不予受理。在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仅仅为了证明自己的工人身份,史东东费劲了周折。


  (二)化整为零,分化瓦解

  层层分包的用工制度,不但遮蔽了劳动关系,还将整个工人队伍化整为零,分化瓦解,从而削弱了工人抗争的力量。事实上,以专业分包为基础的弹性生产方式作为后福特主义的主要特征在众多行业都有体现,但在建筑业体现得更加明显,更加极端。层层分包的用工体制不但实现了资本的灵活积累,在将工程分解的同时,也导致工人的分化,让资本可以更好地控制工人。

  层层分包的体制先是将工人分成不同的包工队,同时在同一个包工队内部也造成分化。一个规模较大一点的包工队通常由不同地方的人组成,分别由不同的带工带领着。虽然他们有共同的老板,干同样的活,平时吃住也都在一起,但工人们之间的交往还是以地缘网络为纽带,形成不同的亲疏远近关系。有时候同一宿舍住着不同地方的人,彼此之间交流却很少。加上工人们流动频繁,不同地方的人难以深入交往,信任感难以建立。在桃源村的工地上,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带工老靳告诉我们,老板通常会选择不同地方的工人,这样即便一部分工人闹事,其他工人也不会跟着闹,不至于影响整个工程的进展。


  (三)乡缘关系的挪用

  在工地上,老板和工人之间实质上是雇佣关系,但工人和老板之间、工人和管理人员之间普遍存在的老乡、朋友关系,使得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变得模糊不清,这种乡缘关系被资本所利用,通过包工头达到控制工人的目的。

  正是这种关系的存在,使得老板不需要按月支付工人工资,而是拖到工程结束之后甚至年底工人回到老家才支付工资。原本是生产领域的矛盾被转移到生产领域之外,削弱了工人抗争的意识和力量。

  在工地上,工人和老板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为生产关系,涉及到直接的经济利益问题,都可以摆到桌面上来讲清楚,而回到农村社区之后,所处的环境变了,工人和老板之间的乡缘、朋友的关系更加凸显,受到乡土社会规范的约束。在熟人社会,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乡里乡亲,抬头不见低头见”,这种乡土社会的规范可以约束包工头,同样也对工人具有约束作用。人们顾及面子,总不好撕破脸皮,把事情做得太绝。在河北尧村,很多人向我们展示陈年的欠条,而拖欠者大多是同乡包工头。一个五十多岁的工人告诉我们,他每到过年的时候都到包工头家去要拖欠的工资,但包工头总是说没有钱,一年年下来,最后连他自己都不好意思去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前现代社会中的乡缘关系,竟然成为现代社会中资本追逐最大利益加以挪用的资源。

  总结起来,建筑行业分包劳动体制的一个基本特性就在于它的遮蔽性。在分包劳动体制下,包工头与工人之间的乡村社会关系遮蔽了工人与资本之间的劳动关系。在建筑业农民工的认知中,对“老板”的反抗和对“亲戚”或“熟人”的容忍之间的界限往往十分模糊。“老板”体现出一种劳动关系,“亲戚”或“熟人”则意味着前工业社会的人际关系。劳动关系和人际关系交叠在一起,使得工人经常只能看见人际关系,而无法看清楚劳动关系。

  遮蔽性作为资本主义劳动体制的基本特性,马克思及其继承者早就作出过深刻的分析,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本质就是取得并掩饰剩余价值[17]。然而,建筑行业的遮蔽性却多了另外一层含义,资本不但要掩盖剩余价值,更要掩盖劳动关系,遮蔽农民工的工人身份,以获取更大的剩余价值。在马克思的时代,剥削体现为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提高工作强度来尽可能多地榨取剩余价值,而劳动力价值的兑现,即工资的按时发放却不是主要问题。但是,在分包劳动体制下,劳动力价值的兑现却是分期拖延甚至不予兑现的。通过拖欠,资本以最廉价的方式获取了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分包劳动体制的存在,使得今天的建筑工人在事实上进入到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同时,他们的劳动关系却被一层一层地遮蔽,最终陷入劳动关系缺失的困境中。


  七、与资本的对立

  马克思指出,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小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资本为了追逐利润胆敢犯下任何罪行。[18]而资本的利润最终来源于劳动,来源于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生产从本质上说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对劳动者的剥削。为了追逐利润,资本之间展开激烈的竞争,资本竞争的内在规律就像一种外在强制性的力量,驱使资本家不断提高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从工人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但是,当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突破工人的底线的时候,就会激起工人的反抗。

  马克思对资本贪婪本性的描述是基于18世纪英国工厂的情况,但在21世纪的中国,在建筑行业,我们发现历史惊人地相似。中国房地产业兴起只有十多年的时间,然而这十多年却是一个财富迅速膨胀的时期,地产业成为名副其实的聚宝盆。在地产资本和建筑资本一夜暴富的同时,广大的建筑工人陷入了毫无保障可言的境地。建筑行业层层分包的用工体制下,一个工程被层层分解,大大小小的老板都想从中分得一杯羹,而工人处在利益链条的最底端,忍受着最强烈的压迫。在老板们获取高额利润的同时,工人们却不得不通过超长的工作时间、高强度的劳动换取微薄的工资。然而即便这点工资,工人们都很难顺利拿到,有的不得不采取爬塔吊、堵马路等暴力方式,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2008年6月1日,桃源村的工地上,就在老张他们向老板追讨工资的同时,另一群工人也在追讨工资,他们来自河北邢台,从开春到麦熟已经在工地上干了3个月,还没有拿到一分工钱。

  包工头还没有拿到公司的工程款,于是就利用老乡的关系,极力安抚工人继续工作,承诺等工程一结束就发工钱。工人和包工头是老乡,看到包工头如此肯定的态度,碍于老乡的情面,工人们答应继续干活。

  活干完后,工人们又开始催钱,包工头也一趟趟向公司要钱,但公司总是以钱未到帐为理由,一再拖延。工人们去找建委,建委的人说没有劳动合同,管不了。

  “怎么办啊?我们辛辛苦苦干了3个月,到最后不给钱,让农民怎么过日子?”小芳是个年轻的女工,显得很焦虑。

  “放心,不给钱就跟他拼了,敢不给钱?”

  另一名女工王蓉却显得很坚决。在工地上,女工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她们只能做小工,哪怕和男工干一样的活,工资也比男工低很多。

  “前3个月时间拼命干活,后1个月时间等着要钱,打工容易吗?干活的时候头头们一个比一个会抓紧,给钱的时候一个比一个都会推,可恶!”王蓉愤愤难平。

  “欠债还钱、杀人偿命,天经地义。我们现在要钱要理直气壮。”工人们气愤地说。

  工人们决定采取行动。但他们人数太少,于是小波联系了在北京昌平干活的同乡,请他们过来支援。

  小波说:“明天咱们的大部队就来了,咱们要好好闹一回,让他们知道工人并不是好欺负的。”

  6月8日一大早,同乡们赶了过来,这次,他们决定挂着牌子去堵马路,牌子上书写着“还我们血汗钱,回家去收麦”。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建筑行业的充分发展,确立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对立性的阶级结构,然而,中国建筑业广泛采用的分包劳动体制,即卡兹尼尔森阶级分析框架中的社会经济组织,在建筑工人那里发挥了遮蔽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作用。层层分包的劳动体制,复杂的承包链条,尤其是包工头的存在,遮蔽了真实的劳动关系,使得工人难以认清真正的老板。一方面,分包劳动体制利用乡缘等传统社会关系压抑、缓解和转化劳动现场中的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由于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阶级结构中内在的利益对立问题,因此它实际上是从第一天就将矛盾和冲突推延积累,直至最后的爆发。分包劳动体制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组织,使得资本的剥削程度被推到极致,它突破道德、法律和身体的界限,使得工资发放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最基本的前提条件都成为问题,最终将工人推到无法生存的绝境,反而激发了工人的绝地反击。讨工钱这一看似最简单的经济斗争,让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内在对立、隐蔽的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清晰地呈现在工人眼前。

  在汤普森的理解中,阶级意识并不是先于抗争而存在的,阶级意识与抗争是相互交织、密不可分的,“(工人)经历了剥削,他们认识了对立利益,他们针对这些议题展开斗争,而在斗争的过程中,他们各自发现他们自己是阶级,他们知道了这一发现就是阶级意识。阶级和阶级意识经常出现在历史过程的最后而不是最初阶段。”[19]

  可是,中国建筑行业的社会经济组织,使得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更具有它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我们看到,恶劣的劳动和生活条件经常让工人产生对老板的不满和怨恨,但这仍然是一种处于萌生状态的阶级意识,零碎、模糊、多变,并且时时遭遇工地上的分包劳动体制的稀释和扼杀。工人与包工头乡缘纽带的存在,一方面使得工人可以承受其他行业难以想象的劳动条件和剥削程度,另一方面使得工人的不满和怨恨经常停留在包工头身上,并随着包工头态度和行为的变化而转化。于是,阶级意识与乡缘意识经常处于纠缠和错位状态中,使得明晰的阶级意识的形成困难重重。可是,资本追逐最大利润的本性总是将包工头推入到一个无法化解矛盾的境地。工人的不满和怨恨一点一滴地积累,到了辛苦劳动的工资都无法拿到的关头,爆发为行动,乡缘关系的温情脉脉的面纱终将剥落。

  在“还我们血汗钱”等诉求引导的讨工钱的行动中,工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积累的怨恨在最后的关头爆发,使他们显示出惊人的力量。

  讨要工资的抗争行动受到日常生活中的怨恨的激发,它也将这些弥散的怨恨引导到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使其摆脱与乡缘意识的复杂纠结,模糊的阶级意识逐渐尖锐化、明朗化。在这个过程中,工人得到了锻炼和成长,他们认清了老板的真实面目,也认清了工人和老板之间的区别,这种经历为以后的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八、工人行动的政治化

  以往的工人阶级研究,经常为一个问题争论不休,那就是工人的抗争到底是经济性还是政治性的,把争取改善劳动条件、争取提高工资等抗争理解为单纯的经济斗争,从而将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置于简单对立的状态,并赋予工人的阶级行动内在的目的论,即阶级行动最终必须通过高度组织化、政治化的形式,才能实现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终极目标。

  现阶段中国建筑工地上工人的集体行动,基本上都是围绕工资拖欠而展开的经济领域的斗争,而且是针对利益受损的防御性的斗争,在这个意义上,似乎都可以将它们称作经济斗争。但是,在工人讨要工资的一系列的斗争中,我们发现工人行动总是处于一种不断政治化的过程中:第一,哪怕是最简单的工人行动,都涉及到将单个的工人团结起来进行集体抗争的复杂过程;第二,工人在抗争中总是不可避免地与国家发生关系,他们要么直接求助于政府并与相关部门交锋,要么援引相关法律和政策对抗资本,无论是哪一种方式,他们都在这个过程中加深了对于国家和制度的认识。在后社会主义转型的背景下,国家与资本密切交织,工人行动的政治化更是无法避免。

  当工人受到工伤无法获得赔偿,或者辛苦一年拿不到工资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政府,几乎不假思索地认为,只要找政府,什么问题都能解决。然而,在抗争过程中,工人目睹政府部门在劳资冲突中扮演的角色,经历现实与期望的巨大反差之后,对于政府的看法和认识总是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2008年春节过后,河北石家庄的8名工人来到北京马连洼亿城工地打工。按照当初他们和包工头的约定,每人每天85元。后来,他们的包工头跑了,公司项目部的管理人员要工人们继续干下去,并承诺一定发工资。工程完工时,公司发给每人500元路费让他们回家,却不给工资。

  工人们不同意,说如果不能拿到工资,就要去劳动局告状。公司扬言:“爱到哪告到哪告,告到劳动局也不怕。”于是工人们来到街道办事处的劳动科,工作人员首先向他们索要劳动合同,没有一个人能拿得出劳动合同。工作人员说只能按照北京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分别按每人每天35元、45元和65元不等的标准结算工资,并扣除每天10元钱的伙食费。工人不答应,坚持按照当初的约定结算工资。工作人员断然拒绝了工人的要求:你想要多少钱就给你多少钱,没有这个可能。我知道,这活儿没法干,这个人(包工头)走了,找不着了,这是个事实吧。找不着怎么办?这要找他们上一级机关单位对不对……工资不能都给你们,因为这个问题啊,也有咱们的责任是不是……你们直接老板(指包工头)走了,找不着了,你们这个情况我们不能处理。[20]

  街道劳动科的答复让工人们很不满意。工人代表刘小兵不明白,为什么劳动部门的工作人员可以说出如此不专业的话。刘小兵不明白国家制订了这么多的法律,又总是说要维护农民工权益,为什么建筑工地上一点都不按法律办事:“现在国家法律很明确了,8小时工作制,什么双休日工资翻倍啊,在工地上面还是这样,一天还是十几个小时,吃的也还是这个饭,住的也是最破的……”

  和刘小兵他们一起讨工资的还有河南林州的工人马斌,他孤单一个人,更没有办法争取自己的工资,共同的遭遇让他们走到一起。从劳动科出来,他们都感到很气愤。马斌感慨道:“不知道这些执法者啊到底是帮工人呢还是帮老板呢?”刘小兵说的更直白:“我觉得啊,官儿和有钱人近,官帮有钱人,谁有钱帮谁,是吧。”

  街道劳动科的人不管,他们又找到上一级——海淀区劳动局。工作人员依然坚持在没有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只能按照最低工资标准结算工资。

  马斌气愤到了极点:“最起码我是特种作业吧,我说你打听一下子,我这特种作业,低压电工一天给多少钱?”“你别跟我说市场价,市场价30块钱我还能找到人干活呢……”工作人员如此回答。马斌无语。

  资本的嚣张和国家的不作为,把工人逼上绝境。次日,工人们将行动升级,把工地仓库和项目部的大门锁上,不让一切人员和车辆进出,想以此迫使公司发工资。

  项目经理报了警,一位警察很快赶过来,了解情况后对刘小兵等人说:“要钱归要钱,要钱很正常,不过你这个手段不应该影响人家正常生产。”警察把刘小兵和另一名工人带到了派出所。

  在派出所,警察连哄带吓,劝工人们接受劳动部门给的条件,赶紧拿钱走人,否则就要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刑事拘留。工人不同意,警察就把工人关在派出所,从上午11点一直关到下午两点半,直到项目经理过来,才放他们回去。公司只答应给每个人按每天65元结算工资,工人不同意,见工人态度坚决,公司不想事态扩大,最终同意了工人提出的要求。当晚,所有工人拿到了所有的工钱。

  这次行动让工人们对地方政府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他们在斗争中学习,成长,他们知道只有依靠自己,团结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建筑工地上的讨工资事件,总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将国家卷入其中,在此,工人行动的政治性非常明显,正如列宁一个世纪前评论的一样:

  工人群体的生活条件使他们处于这样的状况: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有)空闲时间和可能去考虑国家的任何问题。但是工人为争取自己的日常需要而进行的反对厂主的斗争,却必然使工人来考虑国家问题,政治问题,以及俄国这个国家是怎样管理的,法令和条例是怎样发布的,这些法令和条例是为谁的利益服务的等等问题。工厂发生的每次冲突,都必然使工人跟法令、跟国家政权机关的代表人物发生冲突。[21]

  考察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冲突,不能忽视国家的重要角色。如果说马克思揭示了生产关系的结构性作用,汤普森、卡兹尼尔森补充了阶级形成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因素,布洛威则提醒我们注意影响劳动关系的政治力量,特别是国家为规范生产与再生产过程而提供的各种制度安排与治理手段[22]。简言之,对劳动控制与抗争的探究,不但需要我们了解资本与劳动在生产和再生产方面的微观运作,更需要我们了解国家与资本的双重运作。

  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的中国,其国家性质要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复杂得多,它既承载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遗产,同时又成为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导航者,这使得它的国家角色充满了内在的紧张。一方面,在面对频繁的劳资冲突时,它必须以劳动人民的保护者形象出现,甚至经常出台一些较西方超前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在实际处理劳动纠纷时,地方政府又因其与资本之间的利益关联,漠视劳动者的权利,致使相关的法律法规落空,暴露出国家阶级属性亲资本的一面。

  2003年,温家宝总理为农民工讨工资的事情经过媒体报道之后,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讨薪风暴”,建设部、全国总工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下发文件,要求相关部门整治建筑工程非法转包、保护建筑业农民工劳动权益、切实解决建筑工人的工资问题。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从建立专用账户,到发放形式、发放工作的整个操作流程,无所不包,细致入微,但这些法律和政策无一例外被架空。[23]国家给了工人美好的承诺,然而,当工人们一次次满怀信心求助政府部门的时候,却又一次次失望而归。

  国家角色的内在紧张,令工人行动的政治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并显现激进化的倾向。

  行政执法部门在劳资冲突中的表现,削弱了工人们对于国家、法律和政策的信心,转而更加依赖自身的力量。我们在工地上看到,很多有过求助政府部门经历的建筑工人,再次碰到权益侵害事件的时候,往往在法律、行政渠道之外选择“闹”的方式,采取更加激进的集体行动。在资本主义社会,法律行政渠道是用来调和劳资矛盾、规避阶级斗争的一种制度设计,当后社会主义的中国强调“依法治国”的时候,其实也暗含着类似的考虑;吊诡的是,地方政府亲资本的立场和做法使得法律行政渠道对工人几乎封闭,结果反而将工人推向阶级抗争的轨道上,后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复杂性和国家角色的自我矛盾,无意中成就了工人的阶级行动。


  九、在抗争中走向联合

  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中,资本总是过于强大,工人相对来说处于弱势地位。那么工人的集体抗争力量究竟在哪里?怀特详细区分了工人阶级力量的不同来源。他指出了两种主要的力量来源,一种是“结社力量”(associational power ),另一种是“结构力量”(structural power)。结社力量指的是工人形成集体组织的各种基础。结构力量指的是工人在经济系统中的位置,反映的是工人的议价能力。[24]结构力量与结社力量分析框架的引入,为我们探寻工人阶级抗争/受控的力量提供了可操作化的中层框架。正如裴宜理所言,“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25],对工人抗争的研究需要我们走近具体的工人,探究他们所承载的具体的抗争力量。

  在当今的中国,建筑工人的阶级形成与阶级行动面临一系列不利的条件。就“结社力量”而言,他们缺乏罢工等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通行的制度化抗争渠道,也没有工会等现代社会的组织支持[26],甚至连行会、帮会等传统的组织都缺失;就“结构力量”而言,又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讨论:其一,建筑工人的半无产阶级化状态使得他们无法获得一个完整的工人身份,他们的身份认同徘徊于农民和工人之间,影响了他们的阶级意识与行动能力;其二,分包劳动体制将工人分割安排在一支支小规模的包工队中,难以通过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影响生产过程,此外,包工制度的遮蔽性,经常成功地将工人的抗争拖延到生产任务完成之后,使得工人工作现场的议价能力大大降低。

  然而,所有这些不利条件都不能杜绝工人的抗争行动,因为建筑工地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总是源源不断地制造出劳资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并经常突破工人的底线,将他们推入到忍无可忍的处境中。

  2009年8月,在北京西北郊的北辰工地上,来自河北的7名工人与来自河南的8名工人住在同一个宿舍里,跟着一个来自江苏的老板干活。他们都是木工,从开春到8月底,在一起工作了半年多,虽然有乡音、地域和生活习惯上的差异,但在朝夕相处中他们还是建立起了信任关系,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都是出来打工的,都是给同一个老板干活,平时都相互照顾,也不分谁是哪个地方的。”

  8月底,工程完工了,河北工人决定不再干下去,就去找老板结清工资。和其他工地上的情况一样,老板百般推脱,说是要年底才能结清工资。工人们决定采取行动,但担心人数太少,斗不过老板,于是就动员河南工人加入。他们一起来到劳动局信访办投诉。

  两天后,劳动监察大队的人员来到北辰工地,找到包工头以及劳务公司和建筑公司的项目经理,要求他们尽快解决工人工资。大小老板们都叫苦连天,推脱没有钱,要工人们等一等。工人不答应,一个工人扬言要爬塔吊,被劳动监察大队的人制止了。工人和老板双方僵持不下,最后,劳动监察大队的人担保,每人先领1000元,剩下的由包工头打下欠条,等到31日当场结清。

  有劳动局的承诺,工人们答应了老板的条件。为了防止力量被分化,河北的工人和河南的工人决定继续呆在一起,直到拿到工资。河南的工人在北京南郊找到了新的工程,邀请河北工人一起干。

  31日上午,河北和河南的15名工人从南郊赶往北辰工地,为壮大力量,河北工人还叫来了之前跟着同一个老板干活而中途没有拿到工资的5名工人,让他们从老家河北定兴赶过来。这样,人数增加到20人,大家很齐心,表示拿不到工资誓不罢休。

  在他们即将到达工地的时候,接到包工头的短信,说当天钱不够,要第二天才能给钱。工人们一下子愤怒了。

  “就得跟他们干,不能太软了,劳动局得给个说法。他要真管不了,就让他写个条子,说我管不了。”

  “我们去要钱,又不犯法,天经地义的事情,政府也不能拿我们怎么样。劳动局不给解决就去静坐去。”

  在对老板的愤恨情绪中,工人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下午两点钟,劳动局的人赶来了,公司却没有办法拿出钱来。在工人们激愤的抗议声中,公司完全没有了平日里的威风,劳动局的人也只能要求公司兑现承诺。僵持了很长时间,公司答应给每个人150元作为路费和住宿费之后,工人才答应再宽限一天,并且要公司当众承诺,如果第二天还不能给钱,就给每个工人多加1000元。第二天,工人们顺利地拿到了工钱。

  不断积累的斗争经验也逐渐改变着工人自身,他们在学习和成长,学会如何在夹缝中生存,如何和资本与权力周旋、对抗。工人们最基本的经验是,“只要是人多,什么事情都好办,人多你一闹,老板就把钱给你了,最怕的就是人太少,人少的时候老板就不拿你当回事,随便找个理由就拖着你,有钱也不给你。”

  包工制度建立在乡缘关系基础上,在工人日常的劳动和生活中。一方面,乡缘意识一定程度上维系了包工队内部的团结,与包工头之间的乡缘纽带更是建筑行业拖欠工资得以可能的一个重要条件;另一方面,乡缘意识也造成建筑工地上不同包工队工人之间的分隔,来自不同地域的工人甚至在日常劳动和生活过程中时常产生纠纷。但是,一旦进入讨要工资的环节,包工头难以满足工人要求,资本从幕后走上前台,真正的老板出现,劳资双方正面碰撞时,乡缘意识就不再是资本利用包工制度约束工人阶级意识的枷锁,反而成为工人迅速团结的社会基础。正如裴宜理曾经指出的,乡缘、技术、性别等造成工人分裂的因素,同样可以推动工人阶级力量的形成。[27]我们的调查发现,在讨要工资的抗争中,工人经常从附近工地甚至老家调来同乡工友壮大声势,在缺乏工会等组织的支持下,乡缘关系成为工人集体行动最重要的组织依托。在本节的个案中,面临共同的工资拖欠,来自河北、河南的工人一方面各自在乡缘关系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另一方面又超越乡缘意识实现了更大的联合。资本的残酷剥削,共同的利益,加上日常劳动和生活中积累的共同不满和怨恨,使这种联合成为可能。

  由于农民工生产和家庭生活空间的分离,没有办法形成工人社区来承载、累积斗争力量,也由于缺乏制度性的组织基础,现阶段建筑工人难以以城市为基地开展长久的、大规模的、组织化的抗争,集体行动呈现出自发的、分散的和野猫式的特征,达到直接的目标之后即告终结,一场典型的讨工资的抗争往往维持不过几天,参与人数通常不超过百人。由于讨工资通常发生在建筑工程行将或已经竣工的时候,工人要么已经脱离生产领域,要么难以对生产过程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工人的集体行动往往不是采取罢工的方式,而是选择多种多样“闹”的方式,这些集体行动虽然规模小,但往往采取极端化甚至充满暴力的手段,或者冲击项目部围堵具体的管理人员,或者转而围堵售楼部,或者爬吊塔、堵马路,呈现出与制造业工人集体行动不同的特点。


  十、建筑工人的阶级形成

  老张、小波、史东东、刘小兵……这些来自河北、河南、江苏的普通农民,当他们最初离开家乡走入城市工地的时候,无非是为了改换一种谋生方式,在土地之外讨生活而已。

  吃苦、受累,甚至受委屈,所有这些都在他们的心理准备之中,但是,他们始料未及的是,现时代的中国的政治经济注定要将他们推入一个阶级主体锻造的历程中。

  在建筑工人走入城市之前,城乡分割的历史遗产连同国家的发展主义战略,已经将他们打造成为残缺不全的劳动主体,这严重削弱了他们的权利意识、生活期望以及可用资源,反过来,这为地产及建筑资本控制及剥夺他们提供了有利条件。就连建筑工人唯一可以凭籍的乡缘关系,当遭遇强大而贪婪的资本时,也在分包劳动体制之下沦为资本追逐利润的利器。所有这些因素汇集在一起,造成了哪怕是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也难得一见的严重而又普遍的工资拖欠现象和残酷剥削。

  在工地上、在宿舍里,在具体而微的工作生活实践中,工人们无时无刻不深切体会到剥削和压迫,体会到压抑、无奈、苦闷和愤恨。事实上,建筑工人的这种体验和情感正是由他们所处的生产关系决定的,是他们的阶级地位造成的,他们的情感本质上正是一种阶级情感。然而在当今的中国,阶级语言早已经被打上极左的标签,成为整个社会的禁忌,阶级主体也因此患上了失语症[28].现代性的话语喧嚣湮没了底层的声音,建筑工人没有办法在主流社会的话语体系中找到合法的语言概念来理解和解释自身的处境,也没有办法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和情感体验,因此更多地以对于包工头、管理人员的不满和怨恨的形式呈现出来。它们至多是一种萌生状态的阶级意识,模糊、零碎,并且经常因与乡缘意识的纠结而变得复杂多变,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之路充满荆棘。

  “打工可以暑热严寒,但不能没有工钱”,正如本文开篇引用的这首《讨薪之歌》所揭示的,资本毫无止境的压迫已经一步步逼近工人所能承受的底线。资本对劳动价值的最大化榨取,使得工人日复一日在恶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中煎熬,不断破坏着工人心中的公平与道义观念,也激起工人的不满和怨恨。平时,这种不满和怨恨被压抑着,但并没有消失,而是在工人心里日积月累。最终,在追讨工资的关键时刻爆发出来,形成巨大的力量。当工人辛辛苦苦工作却拿不到工资的时候,当工人受工伤却没人管的时候,包工头与工人老乡关系的温情面纱瞬间滑落,隐于幕后的资本被迫走上前台,乡缘关系再也难以掩盖资本和劳动的对立。正是在这样的抗争行动中,尤其是在集体抗争行动中,处于模糊的、零碎化状态的不满和怨恨逐渐明确方向,聚焦为劳工与资本之间的对立意识,并摆脱与乡缘意识的纠结,成长为比较明晰的阶级意识。

  在中国农民工群体中,建筑工人是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群体,很多人连初中的学堂都没有迈进过,更谈不上去读马克思列宁的鸿篇巨著,也从来没有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来自外部向他们灌输先进的阶级意识;然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艰难打工生活,尤其是与资本持续不断的抗争,就如同一个熔炉,终将它们模糊、零散的不满和怨恨锻造成为阶级对立的意识。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在的利益对立,以及资本残酷的剥削,使得建筑工人在没有任何外力帮助下,能够突破诸多结构性障碍和压制,摆脱社会经济组织(分包劳动体制)、主流话语以及他们的农民工身份等带来的不利影响,在完全自发的反抗行动中(主要是讨要工资的集体行动)塑造出明确的阶级意识。在这里,我们看不到后马克思主义者殚精竭虑思考的“为什么不”的问题,生产关系、阶级结构与阶级意识之间的逻辑关系再清楚不过地呈现出来。

  阶级形成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很难确定一个僵硬的评判标准,与汤普森描述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历程相比较,我们看到中国建筑工人的集体行动大多为零碎的野猫式抗争,虽然频繁发生,但没有形成大范围的相互之间的呼应和联合,更没有形成任何坚实的组织基础,工人的团结还存在很多的局限性。就此而言,可以说中国建筑工人的集体抗争还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阶级形成尚处在一个初生的阶段中。

  每到开春,一个个工地在机器轰鸣声中开工,掀起阵阵尘土,地表仿佛被撕开一道道伤口。及至岁末,一个个工地又在一片静寂中完工,地表的伤口弥合,留下的是一栋栋或宏伟或精美的建筑,而那些工地则消失得无影无踪。

  大工地是中国社会生产关系和制度变革的产物,它又如一个缩影,揭示了三十年改革所造成的全部社会冲突和矛盾。在大工地上,我们俨然看到了一个以地产和建筑资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到来和迅速膨胀,他们一面世,就成为新时代社会关系的中心和主导;另一方面,我们也见证了建筑工人在大工地上艰难挣扎求生存的苦难,以及一个新兴工人阶级孕育的艰难历程,他们尚未诞生就被迫进入到一个由国家和资本联手打造的狭小空间里。在大工地上,我们看到的是不可回避的阶级对立和冲突,即使我们今天这个阶级话语消逝的年代也无法完全掩盖。就这样,一个阶级幽灵正在大工地上徘徊,它一次次地飘荡,一次次地归来,顽强地对抗被这个社会抑制和遗弃的命运,呼唤着阶级主体一次重生的机会。


  *本文作者对连佳佳、刘静、李大君、刘晓红、周丽娟、李庆素、小强、李丁、张劼颖、王敦猛、朱倩等人为本研究成果所作出的贡献,表达万分的谢意。本项研究受到以下课题的支持:香港研究资助委员会(HKRGC )研究项目“一个新工人阶级的形成:对华南地区宿舍劳动体制下集体行动的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民工群体的阶层形成和身份认同”(批准号06CSH009),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课题“新一代农民工的生活空间:阶级与公民意识的探索”.


  注释:

  ①桃源村是化名。


  ②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③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葛兰西:《葛兰西文选》,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伍德:《新社会主义》,尚庆飞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④Laclau,Ernesto 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London:Verso ,1985.


  ⑤Wright,E.,The Debate on Classe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89.


  ⑥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


  ⑦马克思:《资本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页。


  ⑧Thompon ,E.P.,The Poverty of Theory ,NY:Monthly Review,1978,p.295.


  ⑨Katznelson,Ira Aristide R.Zolberg ,Working-class Formation :Nineteenth-century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⑩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http://www.cin.gov.cn/ldjh/jsbfld/200809/t20080924_177077.htm.


  [11]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员讲话,见http://www.hsw.cn/news/2008-03/17/content_6865658.htm.


  [12]迪皮斯o 查克拉芭提:《工人阶级生活和工作状况的认知条件:1890-1940年间加尔答的雇主、政府和黄麻工人》,载刘健芝、许兆麟(编):《庶民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13]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载《列宁全集》第3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7页。


  [14]当时国内出现了最早的一批包工头,他们成为最先富裕起来的一批人。这些人普遍的文化水平不高,也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但靠着承包工程,很快就发家致富,创造了一个个财富神话。正是国家的政策成就了这样一批人。在今天的工地上,仍然听到人们在讲述他们当年的故事。而今这批人早已成为更大的资本家。


  [15]参见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包工头制度的历史成因与制度取向》,载《中国建设信息》2007年第1期,第51页。


  [16]“带工”是工人常用的名词,用来指称那些负责招募一般工人,而自己并不是包工头的人。带工通常也像工人一样直接参与劳动,工资略高于一般工人。


  [17]迈克o 布洛威:《制造甘愿——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历史变迁》,林宗弘等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54页。


  [18]马克思:《资本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9]E.P.Thompson,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NY:MonthlyReview,1978,p.151.


  [20]以往的经验告诉工人们,政府并不可靠,工作人员通常态度很差,并且常见的做法是把工人当皮球踢来踢去,所以工人们在去劳动局之前,偷偷打开了录音设备。工人们的智慧和胆识让我们得以看到政府官员在面对普通建筑工人时的态度和做法。就我们调查所接触到的情况而言,这个官员的表现很具有代表性。


  [21]列宁:《社会主义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载《列宁全集》第2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7~88页。


  [22]迈克o 布洛威:《制造甘愿——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历史变迁》,林宗弘等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


  [23]《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工人的工资应该按月足额发放,实际上没有一个工地能够做到这一点。出于现实考虑,北京市做出妥协,规定建筑工人的工资必须按照季度发放。即便这一打了折扣的标准,对于建筑工人来说依然遥不可及,他们能够按月领到生活费就已经很不错了。对此,相关政府部门并没有去执行法律,而是默认了这一事实。


  [24]Wright,E.,“Working Class Power:Capitalist-class Interest andClass Compromise”,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0,Vol.105,No.4,p.328.


  [25]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8页。


  [26]早在1992年,政府就制订了《中国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企事业单位有员工25人以上的,都应该依法建立基层工会。然而建筑业农民工一直与工会无缘。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切实做好维护进城务工人员合法权益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工会组织将农民工吸纳进工会,甚至考虑到农民工的流动性,设想在输出地成立工会组织。然而,事实上建筑工人参加工会的比例非常之小,绝大部门的工人被排除在工会的大门之外。在一个放任的劳动力市场里,缺少了工会组织的支持,工人和资本之间的力量严重失衡。



  作者:潘毅,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卢晖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慧鹏,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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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工地: 中国建筑工人的讴歌 / 潘毅
2010-08-21 21:48 | 阅读(25888) |

2008年元旦,北京已是寒气袭人,轰隆隆忙活大半年的工地大多已经停工。京郊一处简陋的工棚中,五十出头的建筑工人老徐却仍在焦急地等待着包工头发工资。当我们在寒冷中围拢着他的时候,老徐打开记工本,上面清楚地记载着他过去280天的辛苦工作,活儿一天都没有停,而工资一天也没有发过。远在深圳打工的年轻妻子一天一个电话,询问他回乡的消息。夫妻俩约好,只要老徐拿到工资,就同时从祖国的南北出发,在湖北老家的火车站汇合。

能够来到北京打工,为首都建设做贡献,老徐感到非常骄傲。现在他唯一的心愿就是尽快拿到工钱,去天安门广场看一看,去奥运场馆外转一转,了结自己的夙愿。然而,包工头一天推一天,老徐等了十多天还是没有拿到工资。无奈之下,老徐只好失望地离开北京,回到他的农村老家。

老徐是个好熟悉的人,他的故事让我们习以为常,两年来,我们在北京的工地上遇到不下几百个象老徐一样的打工者。可老徐的故事又好象带点底层不应该有的浪漫,比他年轻十年的妻子在祖国的南方等待着他,一年一度的相聚,使老徐又思念又焦急,让我们对底层的故事放出内心的微笑,但与此同时又倍感辛酸。


大工地上的农民工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不但成为世界工厂,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地。在遍布全国的大大小小的建筑工地上,有千千万万像老徐这样的农民工,他们建设了北京、上海这样让世界瞩目的国际都市,创造了今天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让很多中国人都陶醉在大国崛起的梦幻中。2009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官员表示,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建筑市场,目前的建筑量占到世界的一半还多,其混凝土和钢筋的消费量分别占到世界的一半和1/3。轰隆隆的大工地为国家的经济增长做出了显著的贡献,近年来,建筑业连同房地产业一直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以2008年为例,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超过10%。在后社会主义的中国,城市空间成为展现国家和资本力量的舞台。一幢幢堪称世界之最的大楼拔地而起,一座座国际化、现代化的大都市日新月异。以我们身在的北京为例,短短十几年时间里,城区规模从三环路扩张到五环路,并正在朝建设中的六环路膨胀,所有这些,都经常被看作是21世纪文明社会到来的象征。

当我们陶醉于五光十色的城市面貌,叹服于资本改变世界的魔力时,不经意间会遭遇这样一群人:他们带着黄色安全帽,穿着破烂的衣服,扛着铁锹,满脸的汗水和尘土……他们是都市的建造者,又被建造出来的都市所遗弃。游走于繁华的都市与轰鸣的工地之间,高度文明社会的面纱瞬间脱落,这些被遗弃的建筑工人带我们回到冷酷的现实。

根据2009年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2008年末,全国共有建筑业从业人员3901.1万人,其中,施工现场操作人员基本是农民工。在这个目前公认的最脏最累且具有高危险性的行业中,绝大部分建筑工人至今连一份劳动合同都没有,只能依附于大大小小的包工头,忍受恶劣的劳动和生活条件——没有保险,缺乏安全防护措施,超长超强度的劳动,吃住条件极差,随意克扣工资,甚至有时候辛辛苦苦一年下来连血汗钱都拿不到。他们俨然成为21世纪的新形态的“包身工”。

这样的一批人,日复一日地工作在城市建设的最前线,而又生活在城市文明的最边缘。城市文明的两面性及其背后的发展的吊诡,引发了我们对发展问题的思考,带领我们走进建筑业农民工大军的生活世界。在将近两年的田野研究中,在“参与式行动研究”过程中,我们与建筑工人一起,体验着他们的焦虑、义愤、无奈甚至绝望的心情。不同的年龄、籍贯、工种、性别、民族、技术水平,以及每个人鲜明的个性特征,构成了这个群体的复杂性,但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在建筑行业的包工制度下,他们却遭遇了共同的命运。


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经济改革

老徐悄悄地离开北京,促使我们去思考当下中国的现实。像老徐这样年龄的人,伴随着新中国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程,他经历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两个时代。他的经历折射出近三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吊诡。在一个声称告别了贫穷、走向富裕的年代,他还是一样的赤贫,一样的一无所有。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国门重新打开,再次接受世界经济体系的挑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战后的黄金发展时期,一方面经济繁荣、社会相对稳定,另一方面也潜藏着资本主义本身不可克服的危机,急切寻找摆脱危机的突破口。以撒切尔、里根上台为标志,西方国家被迫告别高福利高保障社会政策的时代,全面转向新自由主义,大规模推行私有化,开始了一个市场导向的新时代。东亚新兴经济体抓住西方国家产业转型的契机,吸纳欧美跨国流动资本,以出口导向型产业发展模式参与到世界经济体系中,成就了“亚洲四小龙”阶段性的崛起。1 当此之时,中国国家政策也开始急剧转向。新领导班子“拨乱反正”,结束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过去的发展模式被归结为“极左路线”,受到彻底的批判。面对西方世界的繁荣表象,以及东亚国家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社会精英对发展表现出急迫的心情,对计划经济时期的发展模式产生严重质疑,痛感共和国错失了前三十年的发展机遇。方兴未艾的经济全球化引发社会精英集团对中国球籍问题的热烈讨论。

在彻底否定过去之后,中国应该走向何处?社会精英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在他们看来,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最先进的国家,美国的模式是最成功的模式。一批知识分子走出国门,踏上了海外求学的道路。在欧美的大学里,他们接受了当时西方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并把它当成是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灵丹妙药。他们将新自由主义带回中国,使之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的主导思想。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来,中国经济增长缓慢,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最根本的原因是在公有制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经济全面的控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公有制被简单地等同于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缺少激励机制,只能滋养懒人,计划经济体制被认为过于僵化,导致经济缺乏活力。在他们看来,只有市场化才是中国发展的唯一出路。市场这支无形的手能够自发调节供给和需求,优化资源配置,实现效率最大化。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能够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市场还作为一种解放的力量,将人们从国家的控制下解脱出来,带给人们更多的自由空间。

然而吊诡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信奉市场力量,强烈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但他们所要推行的改革恰恰是依靠国家这支“有形的手”推行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并维持土地的承包权长期不变。包产到户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粮食产量,短短几年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改革所释放的生产力很快到了极限,包产到户的改革很快就遇到了瓶颈,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没有办法实现生产力水平根本性的突破,农民对公共事务缺少参与,集体经济时期兴修的农田水利等公共设施逐渐荒废。农业的收入越来越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随着城乡分割制度的松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开始形成中国特有的民工潮。包产到户的改革原本是为了解放农村的生产力,结果却把农村最年轻、最有活力的劳动力一步步逼进城市。

1980年代初,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对国营工业企业进行改革,逐步“放权让利”,实行承包制,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性,打破计划经济模式,引入市场机制,实现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用市场这支无形的手去调节经济。在所有制方面,则大力扶持私营经济的发展,推行发展民营经济的策略。9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家又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打破铁饭碗,告别终身制,实行劳动合同制,作为国有企业的单位不再负责职工的社会福利,国有企业从追求社会效益转向追求单一的经济效益,一方面导致大量国营工人的下岗,另一方面企业开始大量招用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廉价劳动力。这样一来,一种具有资本积累性质的市场经济便逐步形成。

农村与城市的改革,城乡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城乡分割更为严重。一方面大量农村劳动力不得不进城打工,成为新兴工人阶级主体,另一方面国家依然维持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行政壁垒,制造出“农民工”这样一种特殊的身份。“农民工”象征着一种时代的“创伤”,而这种“创伤”让农民工难以完成向工人身份的转变,为资本肆无忌惮地榨取他们的剩余价值提供了社会基础。

改革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保持了接近10%的高速增长,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资本和政府都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同时也让中国从一个相对平均主义的国家迅速变成贫富分化严重的国家。地产商的财富神话同几千万建筑工人的处境形成鲜明的对比,成为这一后果的极好的注脚。


城市主义与消费革命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造就了精美的城市。2004年统计的全世界最高的十大建筑,中国大陆以上海金茂大厦、广东中信广场、深圳地王大厦占据三席。据最新报道,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将与金茂大厦比邻而建,争锋世界之最。今天的北京、上海已经实现了和世界接轨,成为国际性的大都市。宽阔的马路、闪烁的霓虹灯、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川流不息的人流车流,处处展现着现代都市无尽的繁华与活力。鸟巢、水立方、大剧院、中央电视台,这些充满现代和后现代元素的建筑成为城市亮丽的风景。繁华的大型超市、购物广场,琳琅满目的商品,将人们带进一个物质丰裕的时代,一个消费的社会。毫不夸张地说,在今天的中国,城市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样板。

在消费社会里,人的欲望得到空前的激发。消费是现代资本循环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用消费和经济增长的理论为人们的欲望合法化,在“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改革年代,消费因其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已经不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鼓励消费”上升为国家的战略。因为与国家和资本内在利益的契合,以城市为中心的消费主义成为事实上的新意识形态,也成为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推动力。大众传媒将消费社会的海市蜃楼景观覆盖到每一个偏远的角落,建构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借助电视、电影等强力媒体,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图景迅速突破地域、城乡乃至阶层界限,成为广大农民的美好生活的典范。消费主义已经不再单单是城市人的事情,农民也被吸纳到到这场消费革命大潮之中。

在社会精英看来,城市代表着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乡村作为传统农业文明的代表,成为落后与原始的象征。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国家开始推进城市化,城市被赋予现代文明的意义,而农村则成为问题的同义词,城市化被看作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这一逻辑下,城市和乡村的二元对立进一步加剧了,在经济差距之上具有了文明差距的含义。追求城市生活就是追求现代文明。农村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被彻底否定,农村成为现代性的他者。2 在农村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再也不愿重复祖辈的生活,他们向往城市生活,初中或者高中一毕业就义无反顾地奔向城市,开启了世纪之交中国式的自我驱动的“圈地运动”。

然而当他们从农村走进城市的时候,却发现现实并不像他们想象中的那样美好。当城市的精英正在享受消费革命的盛宴的时候,普通大众却被排斥在外,而农民工更是无缘参与其中。消费的社会分层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显示出阶层的区隔,这种区隔不仅体现在社会意义上,还体现在空间上。在城市变得日益精致化的同时,城市的空间也开始分化。几千万的建筑业农民工亲手打造了城市,却没有办法为自己在城市找到一个合法容身的空间。当一项建筑完工的时候,也就是他们要离开的时候。他们和他们的劳动产品被彻底地分离,甚至连亲眼看一看的机会都没有。农民工的身份让他们始终徘徊在城市的边缘,对于城市的美好生活,他们只能远远地观望。


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

老徐常年在北京的建筑工地打工,而他的妻子却远在千里之外的深圳工厂工作,夫妻俩天各一方,像牛郎织女一样一年才能碰一次面,所以才会有本书开篇提到的浪漫约定:两个人相约年底在老家的火车站碰面,一起回家过年。老徐的故事既让我们感到有趣,同时更让我们感到心酸,促使我们去思考今天中国的农民工所处的生存困境。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家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家庭被比喻为温暖的港湾,家人团聚是中国人幸福的源泉。然而在当今的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像老徐一样离开自己的家庭,开始了无根的漂泊。据统计,中国的农民工数量已经达到两亿多,在每一个农民工背后,都隐藏着一个被撕裂的家庭。他们在忍受艰苦的打工生活之外,还要饱受思念的煎熬。

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来看,今天中国所出现的大量城乡人口流动并非史无前例。18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亚洲四小龙,以及现在的南亚与拉丁美洲,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历工业化的某个阶段都出现过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量转移的现象。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转变是一个无产阶级化的过程。所谓无产阶级化,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转化成为“自由”劳动力的过程。无产阶级化过程往往伴随着劳动者空间的转移和身份的转变,劳动者从农村迁移到城市,逐渐扎根,形成新的社区,同时也从农民转化成为工人。无产阶级化所造成的后果,是工人的命运最终依赖于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商品化的程度。这些(无产阶级化的)工人既不拥有也不能支配他们的生产工具、他们加工的原材料以及生产出来的产品。贯穿于世界历史的无产阶级化过程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主导的结果,并主要表现为市场力量的作用;中国的无产阶级化过程的特殊性在于,其农村人口在进入城市成为资本积累和循环的一个环节的同时,已经因为城乡分割的户口制度被打上了低人一等的农民工身份烙印,而这恰恰有利于劳动剩余价值的最大榨取。换言之,这种无产阶级化过程是阶级与身份政治的复杂糅合。具体说来,国家保留了农民的土地,然而这块土地却远远不能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另一方面,农民工始终无法获得城市居住的合法身份,城市政府也不提供他们在城市进行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这让他们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变得异常漫长而艰难。很多的农民工已经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了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他们已经很少从事农业劳动,农业收入也只占他们家庭收入的很小的比重,但他们依然没有办法彻底摆脱农民的身份,依然没有办法在城市里找到一个可以安置自己家庭的空间,依然没有在城市长期定居的可能性。他们的劳动力再生产还要部分地依靠农村来完成。作为一个劳动主体,他们始终是残缺的,始终处于未完成状态。

一句话,当今中国新工人阶级主体及其阶级的命运在国家与资本的共同作用之下,从一诞生开始便面临着各种结构性力量的压制和破坏,使其只能维持在“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或“半无产阶级”的尴尬状态之中。


市场、商品化与社会保护

马克思从资本和劳动的矛盾去理解资本主义体系,他重点阐述的是资本的运作逻辑。与马克思不同,波兰尼(2007)从市场的扩张和社会的自我保护来理解18世纪以来的人类历史。对于起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及其剧烈的社会变迁,自由主义思想家发展出一套自我调节市场理论,其核心信念是:市场能够自我调节,实现效率最大化,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都会对市场造成不良后果。在波兰尼看来,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自我调节市场并没有给人类创造更大的自由与幸福,反而导致人类社会的灾难,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自我调节市场的恶果。

波兰尼主要的理论贡献在于提出了“双向运动”。他认为以前的市场总是嵌入在社会之中,受到社会的控制,只是19世纪以来,市场逐渐摆脱了社会的控制并不断扩张,试图把一切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与货币——都商品化,这就是波兰尼“大转型”的含义。波兰尼认为自由主义者所设想的自我调节市场完全是一个乌托邦,想要创造一个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就必须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进行彻底的商品化,而这必然导致毁灭性的后果。在波兰尼看来,劳动力从来就不是商品,它被当成商品只能是虚构的商品。市场将劳动力商品化的趋势必然遭遇社会的自我保护。自我调节市场的每一步扩张都遭到社会的反抗,这种保护性的反向运动不仅仅是工人阶级的反抗,而且包括所有的社会阶层,国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今天的中国,市场化一路高歌猛进,中国的经济改革历程就是一个市场不断扩张的过程。市场这支无形的手已经控制了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但中国社会出现的反向运动并没有像波兰尼所说的那样强有力,没有能够阻止钟摆继续摆向极端。波兰尼认为,国家是社会保护的重要力量,但中国的市场化恰恰是在体制的推动下进行的。一方面国家精英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用强有力的手段推行全面的市场化;另一方面,国家为了化解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也制定出各种各样的法律和制度去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国家同时承担了双重角色,而这两种角色是相互冲突的,没有办法协调,其结果就是:国家在劳动立法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在保护力度上甚至超过很多发达国家,但这些法律和制度大多被严重架空,甚至成为一纸空文。这种相互冲突的国家角色,仿佛患上了一场精神分裂症,一方面为工人阶级制造提供劳动保护的幻想,另一方面又不断让工人对国家的期待落空。

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市场化改革能够催生出一个公民社会,带给中国社会更多的自由空间。市场化改革确实为中国造就了一个城市中产阶级,但是我们却并没有发现中产阶级能够像波兰尼所设想的那样和工人阶级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去对抗资本,进行一场社会保护的反向运动。相反,城市的中产阶级,以其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与资本分享着农民工的剩余劳动价值。他们在现阶段所提倡的环保运动,也没有打算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进行一场跨阶级的反商品化运动。另一方面,因为体制性的限制,工人阶级自身的组织化遭遇到重重障碍,难以形成有效的力量去和资本抗衡,进行有效的自我保护。


走进工地,走近建筑工人

2007年底,我们开始走进工地,大规模接触建筑工人。为什么去关注建筑工人?今天看来这既是一个偶然,也是一个必然。我们最初的打算是进行农民工社区的研究。2007年底,我们选择了京郊的桃源村作为田野调查的基地。桃源村位于北京西北方向,五环以外,距离市区大概10公里。村里本地居民3000多人,外来人口多的时候达到一两万人,是典型的外来人口社区。按照政府的规划,这个村子即将被拆迁,大规模的商品房开发建设即将开始。我们走进村子的时候,农业耕地的征用已经完成,开发商正在和村民洽谈房屋拆迁的事宜。村子的北面一片别墅群已经初现雏形,工人们正加班加点赶工期,工地上尘土飞扬,一派繁忙的景象。每到夜晚的时候,村子靠北的主街上就会有大量的建筑工人,正是这片工地和这些工人吸引了我们的目光,让我们把关注的焦点转移到建筑工地和建筑工人身上。

当我们试着走进工地,走近这些建筑工人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工人的处境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糟糕。虽然新的《劳动合同法》已经出台,但工地上几乎所有的建筑工人都没有劳动合同。他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劳动强度大,吃住条件差,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竟然不能按月拿到工资,甚至辛辛苦苦一年下来连工资都拿不到。为了讨工资跳楼、堵马路、爬塔吊的事件时有发生,由此引发的悲剧也不绝于耳。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为什么建筑行业的黑心经营者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这些疑问让我们对建筑业、对建筑工人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

建筑工人是中国新兴工人阶级的主体,但这一人数多达4000万的群体却长期被遗忘在角落里。相对于南方工厂的打工仔打工妹,建筑工人更少受到人们的关注。目前关于农民工研究的海量文献里,专门针对建筑工人的文章屈指可数,这同建筑工人群体的规模及其在当前中国社会的重要性极不相称。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地”。国家、资本和劳工等多方力量都在建筑工地这一场域得以集中展示。走进工地,走近建筑工人,实际上为我们观察和理解中国新工人阶级的形成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

借鉴马克思和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我们试图将中国的农民工问题引入到社会转型和工人阶级形成这一宏大的历史进程之中,无产阶级化是我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建筑工人除了具有农民工的基本特征,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一般认为,建筑工人的农民属性更强,如果说存在着一个无产阶级化系谱的话,他们当属序谱的低端。建筑工人亲手打造了精美的城市,但他们却距离城市文明最为遥远。工程一结束,他们就要被迫离开,他们永远生活在城市的最边缘。与南方工厂工人相比,建筑工人和农村联系更为紧密,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农忙季节还返乡从事农业生产,对农民的身份也最为认同。建筑工人的这些特征让我们可以更好地考察农民工群体艰难的无产阶级化过程,他们的反抗,以及作为新兴工人阶级形成中所遇到的重重阻碍。

在方法上我们主要采用社会学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亲自走进工地去进行参与式观察、深入访谈。我们力图摆脱空洞的数字和抽象的描述,去还原建筑工人生动鲜活的形象。从2007年至今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们在最初桃源村工地调查的基础之上,又扩展到北京周边的四个工地,直接接触了上千名工人,深入访谈了上百名工人。访谈对象主要是男工,也包括少量女工,既有技术工人,也有小工,涉及木工、钢筋工、水泥工、抹灰工、水管工等几乎所有建筑工种。我们还访谈了大大小小的包工头、公司管理人员、项目经理等。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建筑工人,理解建筑工地上的劳动关系(包工制度的历史及其维持条件),我们还在春节和麦收秋收季节,随同建筑工人一起回到他们的家乡。在两年的时间里,我们先后在河北保定、邢台、邯郸等地建筑工人比较集中的4个村庄展开调查。

两年调查的经验告诉我们,工地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样难以进入,建筑工人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以接触。在和建筑工人的接触当中,我们怀着真诚的心聆听他们的故事。随着研究的进展,我们更自觉地反思和批判了传统社会科学研究价值中立的原则:研究人员和研究对象之间不应该是单纯的信息提供和索取的关系,尤其是农民工的研究,研究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就是要回应农民工的实际问题和困境。我们动员周围的老师同学给工人捐赠图书资料,在走访工地的时候免费提供给工人借阅,每周到工地上为工人们播放一场电影,缓解他们打工生活的单调乏味。我们在桃源村建立活动基地,为工人开设文化活动室,免费提供各种文化活动,在丰富他们打工生活的同时也逐渐地提升他们的权利意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们也介入到一些讨薪和工伤索赔事件中,陪伴工人争取自己的利益。

大工地是中国社会生产关系和制度变革的产物,它又如一个缩影一样,揭示了三十年改革所造成的全部社会冲突和矛盾。在大工地上,我们俨然看到了一个以地产和建筑资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到来和迅速膨胀,他们一面世,就成为新时代社会关系的中心和主导;另一方面,我们也见证了建筑工人在大工地上艰难挣扎求生存的苦难,以及一个新兴工人阶级孕育的艰难历程,他们尚未诞生就被迫进入到一个由国家和资本联手打造的狭小空间里。在大工地上,我们看到的是不可回避的阶级对立和冲突,即使我们今天这个阶级话语消逝的年代也无法完全掩盖。就这样,一个阶级幽灵正在大工地上徘徊,它一次次地飘荡,一次次地归来,顽强地对抗被这个社会抑制和遗弃的命运,呼唤着阶级主体一次重生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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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晚了,工地上的农民工们期待著什么? / 潘毅
2011-01-21 12:28 | 阅读(2878)

书名﹕《大工地——建筑业农民工的生存图景》
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潘毅、卢暉临、张慧鹏

文/潘毅、卢暉临、张慧鹏

三年的光阴过去,在北京工地上的研究暂时告一段落,共写了两个报告和一本《大工地》的书,在这期间,我们尝试为工地上的农民工不公待遇发过呼声,现在呼声都陨落了,只是工地上拖欠工资的悲剧不停。岁晚了,工地上的工友们,你们期待著什么?

2008 年元旦,北京寒气袭人,轰隆隆忙活大半年的工地大多已经停工。京郊一处简陋的工棚中,50出头的建筑工人老徐却仍在焦急地等待包工头发工资。当我们在寒冷中围拢著他的时候,老徐打开记工本,上面清楚记载他过去280天的辛苦工作,活儿一天都没有停,而工资却一天也没有发过。远在深圳打工的年轻妻子一天一个电话,问他回乡的消息。夫妻俩约好,只要老徐拿到工资,就分別从中国的南北出发,在湖北老家的火车站匯合。

能够到北京打工,为首都建设做贡献,老徐感到非常骄傲。现在他唯一的心愿就是尽快拿到工钱,去天安门广场看一看,去奥运场馆外转一转,了结自己的夙愿。然而,包工头一天拖一天,老徐等了十多天还没有拿到工资。无奈之下,老徐只好失望地离开北京,回到农村老家。

老徐的故事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两、三年来,在北京的工地遇到不下几百个像老徐一样的打工者。可老徐的故事又好像带点底层不应该有的浪漫,比他年轻十年的妻子在南方等待他一年一度的相聚,使老徐又思念又焦急……


大工地上的农民工

改革开放30年,中国不但成为世界工厂,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地。在遍佈全国的大大小小的建筑工地上,有千千万万像老徐这样的农民工,他们建设了北京、上海这样让世界瞩目的国际都市,创造了今天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蹟,让很多中国人都陶醉在大国崛起的梦中。2009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官员表示,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建筑市场,目前的建筑量超过世界的一半,其混凝土和钢筋的消费量分別佔世界的一半和三分之一。轰隆隆的大工地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贡献显著,近年来,建筑业连同房地產业一直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建筑业和房地產业对GDP增长的贡献超过10%。在后社会主义的中国,城市空间成为展现国家和资本力量的舞台。一栋栋堪称世界之最的大楼拔地而起,一座座国际化、现代化的大都市日新月异。以北京为例,短短十几年里,城区规模从三环扩张到五环,並正朝建设中的六环膨胀,所有这些,都经常被看作21世纪文明社会到来的象徵。

当我们陶醉於五光十色的城市面貌,嘆服於资本改变世界的魔力时,不经意间会碰见一群带著黄色安全帽,穿著破烂衣服,扛著铁锹,满脸汗水和尘土的人...... 他们是都市的建造者,但又被建造出来的都市所遗弃。游走繁华的都市与轰隆的工地之间,高度文明社会的面纱瞬间脱落,这些被遗弃的建筑工人带我们回到冷酷的现实。

根据2009年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全国共有建筑业从业人员3901.1万人,其中,施工现场操作人员基本是农民工。在这个目前公认最脏最累且具有高度危险性的行业中,绝大部分建筑工人至今连一份劳动合同都没有,只能依附大大小小的包工头,忍受恶劣的劳动和生活条件 ——没有保险,缺乏安全防护措施,超长超强度的劳动,吃住条件极差,被隨意剋扣工资,甚至有时候辛辛苦苦一年下来连血汗钱都拿不到。他们儼然成为21世纪的新形態的「包身工」。

这一批人,日復一日在城市建设的最前线工作,而又生活在城市文明的最边缘。城市文明的两面性及其背后发展的弔诡,引发了我们对发展问题的思考,带领我们走进建筑业农民工大军的生活世界。在將近两年的田野研究中,在「参与式行动研究」过程中,我们与建筑工人一起,体验他们的焦虑、义愤、无奈,甚至绝望的心情。不同的年龄、籍贯、工种、性別、民族、技术水平,以及每个人鲜明的个性特徵,构成了这个复杂的群体,但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在建筑行业的包工制度下,他们却遭遇了共同的命运。


城市主义与消费革命

老徐悄悄地离开北京,促使我们去思考当下中国的现实。像老徐这样年龄的人,伴隨著新中国走过了半个世纪,经歷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两个时代。他的经歷折射出近30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弔诡。在一个声称告別了贫穷、走向富裕的年代,他还是一样赤贫,一样一无所有。

改革开放30年,造就了精美的城市。全世界最高的十大建筑,中国大陆以上海金茂大厦、广东中信广场、深圳地王大厦佔据三席。据最新报道,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將与金茂大厦比邻而建,爭锋世界之最。今天的北京、上海已经实现了和世界接轨,成为国际性的大都市。宽阔的马路、闪烁的霓虹灯、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川流不息的人流车流,处处展现著现代都市无尽的繁华与活力。鸟巢、水立方、大剧院、中央电视台,这些充满现代和后现代元素的建筑成为城市亮丽的风景。繁华的大型超市、购物广场,琳琅满目的商品,將人带进一个物质丰裕的时代,一个消费的社会。毫不夸张地说,资本和政府都积累了大量的財富,但同时也让中国从一个相对平均的国家迅速变成贫富分化严重的国家。地產商的財富神话同几千万建筑工人的处境形成鲜明的对比,成为这一后果的极好註脚。

在社会精英看来,城市代表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乡村作为传统农业文明的代表,成为落后与原始的象徵。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开始推进城市化,城市被赋予现代文明的意义,而农村则成为问题的同义词,城市化被看成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这一逻辑下,城市和乡村的二元对立加剧了,在经济差距之上增加了文明差距的含义。追求城市生活就是追求现代文明。农村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被彻底否定,农村成为现代性的他者。在农村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再也不愿重复祖辈的生活,他们嚮往城市生活,初中或者高中一毕业就义无反顾地奔向城市,开启了世纪之交中国式自我驱动的「圈地运动」。

然而当他们从农村走进城市的时候,却发现现实並不像他们想像中的美好。当城市的精英正在享受消费革命的盛宴的时候,普罗大眾却被排斥在外,而农民工更无缘参与其中。消费的社会分层愈来愈明显,愈来愈显示出阶层的区隔,这种区隔不仅体现在社会意义上,还体现在空间上。在城市变得日益精致化的同时,城市的空间也开始分化。几千万的建筑业农民工亲手打造了城市,却没有办法为自己在城市找到一个合法容身的空间。当一项建筑完工的时候,也就是他们要离开的时候。他们和他们的劳动產品被彻底分离,甚至连亲眼看一看的机会都没有。农民工的身分让他们始终徘徊在城市边缘,对於城市的美好生活,他们只能远远地观望。


走进工地,走近建筑工人

三年前,当我们试走进工地,走近这些建筑工人的时候,发现这些工人的处境比我们想像的还要糟糕。虽然新的《劳动合同法》已经颁佈,但工地上几乎所有建筑工人都没有劳动合同。他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劳动强度大,吃住条件差,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竟然不能按月拿到工资,甚至辛辛苦苦一年下来连工资都拿不到。为了討工资跳楼、堵马路、爬塔吊的事件时有发生,由此引起的悲剧也不绝於耳。我们不禁要问:为甚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为甚么建筑行业的黑心经营者能够凌驾於法律之上?这些疑问让我们对建筑业、对建筑工人產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

建筑工人是中国新兴工人阶级的主体,但人数多达 4000万的群体却长期被遗忘在角落里。相对於南方工厂的打工仔打工妹,建筑工人更少受到关注。目前关於农民工研究的海量文献里,专门针对建筑工人的文章屈指可数,这同建筑工人群体的规模及其在当前中国社会的重要性极不相称。改革开放30年,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地」。国家、资本和劳工等多方力量都在建筑工地这一场域得以集中展示。走近工地的建筑工人,实际上为我们观察和理解中国新工人阶级的形成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在今天这样一个权力与资本主宰的社会,建筑工人的遭遇也折射出我们每一个普通大眾共同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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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潘毅是联署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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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者的呼吁: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杜绝富士康悲剧重演
2010-05-28 16:32:51 来源: 《新世纪》-财新网  

  逝去的生命让我们痛心不已,更让我们在个体心理层面之上去思考“世界工厂”及新生代农民工的前途问题。

  这篇文章写的时间,富士康刚发生第九起跳楼事件,现在已发生了12起。不过,内容没有过时。 编者

自今年1月份以来,富士康集团已经发生员工跳楼事件九起,造成七死两伤的惨剧。这些20岁左右的年轻人,为什么在人生最美好的时期选择离开这个世界?逝去的生命让我们痛心不已,更让我们在个体心理层面之上去思考“世界工厂”及新生代农民工的前途问题。

在过去30年里,中国依靠数亿主要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打造了一个出口导向型的“世界工厂”,实现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利长期被忽略:我们以“农民工”的身份为借口,以平均低于第三世界的工资水平来支付他们的劳动报酬,使他们无法在城市中安家生活,漂泊徘徊于城市与农村之间,过着无根无助、家庭分离、父母无人照顾、孩子缺乏关爱的没有尊严的生活。我们从富士康发生的悲剧,听到了新生代农民工以生命发出的呐喊,警示全社会共同反思这种以牺牲人的基本尊严为代价的发展模式。

我们呼吁国家立即终结以牺牲人的基本尊严为代价的发展模式。

当我国的一些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低端占有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之时,我们注意到与GDP增长并存的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以及劳动力价格随就业压力被压低、劳动者话语权被持续忽视的社会事实。如果说,以廉价劳动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是改革初期中国在资本匮乏等历史条件制约下的一种策略性选择的话,走到今天,这种发展战略已经暴露出种种弊端。劳动所得的低下导致了国内消费需求的长期不振,削弱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发生在富士康的悲剧,更说明了这种发展模式在劳动者这一方的难以为继。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很多人来说,自他们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像其父母辈那样想过再回家做农民,就此而言,他们是踏上了一条进城打工的不归之路。当看不到打工通向城市安家生活的可能性的时候,打工的意义轰然坍塌,前进之路已经堵死,后退之路早已关闭,身陷这种处境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身份认同方面出现了严重危机,由此带来一系列的心理和情绪问题----这正是我们从富士康员工走上“不归路”背后看到的深层的社会和结构性原因。

我们认为,以“低人权优势”维持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今天的中国资本充足、国力强盛,已经具备了转变发展模式的条件和能力,依靠国家、企业与劳动者共同的努力,切实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一定能够有效防止类似的悲剧重演。

我们呼吁所有企业在提高农民工待遇和权利方面做出切实努力,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企业公民”。富士康集团自1988在中国深圳建厂以来,迅速发展壮大,工厂已遍及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以及中西部地区,拥有60余万员工。富士康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业制造商,全球代工大王,世界五百强的第109位,连续七年雄踞中国大陆出口企业榜首。富士康的今天,离不开广大农民工的心血汗水。作为一个强调企业社会责任、回馈社会、关爱员工的行业领袖,富士康理应还给劳动者一份有尊严的工资,为劳动者过上正常的、有尊严的生活创造基础的物质条件,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企业公民”。

我们呼吁地方政府为农民工住房、教育和医疗等社会需求提供政策保障,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社区公民”。

农民工的待遇和尊严不限于一个企业,而是具有普遍性的中国问题。农民工在城市中安家生活,碰到的最大障碍是住房、子女教育和医疗等问题。我们呼吁国家和地方政府拿出切实的举措,为农民工融入、扎根城市创造条件,让他们成为真正的“社区公民”,分享他们亲手创造的经济发展的成果。作为改革的实验区,深圳的崛起离不开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的艰苦付出。深圳市2008年底实际人口超过1200万,其中户籍人口只有228万,正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人口的贡献,才创造了深圳市今天的繁荣富强。作为改革的受惠者,深圳市政府理应改善农民工的生存处境,拿出解决农民工住房、教育和医疗等各个方面的具体方案,继80年代作为经济发展的领头羊之后,再次争当新世纪社会发展与社会公正的垂范者。

最后,我们呼吁新生代农民工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彼此的生命,用积极的方式来回应劳动者今天的困境,争取基本的劳动权益,保护自身和家庭的生存权利。像兄弟姐妹一样团结互助,提高自我救助、自我保护与自我管理的能力。并与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一起参与到推动社会进步的宏业中,共建一个让每个劳动者都活出尊严的和谐社会。

沈原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郭于华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卢晖临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潘毅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

戴建中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谭深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

沈红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任焰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 副教授

张敦福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2010年5月18日

(本文来源:《新世纪》-财新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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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同庆、常凯、苏海南、潘毅:“工资共决”的全局意义
人文与社会 提交 2010/06/21 阅读: 202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主持人:周建军

最近,伴随着一系列劳资纠纷,围绕"工资共决"的讨论和呼声正在社会各界日益高涨。例如,在与代表日本本田公司资方的谈判过程中,佛山本田的工友们就要求资方"全面推进工资集体协商,促进企业建立健全职工工资集体协商共决机制、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提高职工特别是一线职工的劳动报酬;发挥职工代表大会作用,落实广大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进一步加大维护职工群众合法权益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力度。"

几乎在佛山工友们呼吁全面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共决机制"的同时,5月31日的《人民日报》报道了一个新的劳资双方"工资共决"模式正在浙江省初步形成。报道称,经过近几年的实践,浙江的"工资共决"机制,不仅让劳动者的权益得以更加合理的声张,而由此带来的劳资关系改善也使得企业职工队伍稳定,资方从中受益颇多。

而针对可能的"工资共决"制,社会各界也有不同的声音。有经济学者就表达了对"工资共决"制带来的进一步劳资对立的担忧。为进一步厘清其中因果,本报特邀请中国社会学会劳动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冯同庆教授,中国劳动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教授,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研究员以及专注劳资关系研究的香港理工大学潘毅副教授共聚中国经济时报圆桌论坛,探讨"工资共决"制在当下中国的可能性、挑战以及进一步推广的价值。

中国经济时报:对当下的中国,"工资共决"制是否是解决劳资纠纷、缓和社会矛盾的一种必要选择?

常凯:工资协商是健全劳动力市场的必需条件。市场经济的任何买卖,包括萝卜、白菜都有一个价格谈判的机制。现在,工资完全由雇主决定,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工资不能由资方单方决定。在短期,工资由资方决定可能有利于资方的利润。但是,在长期,工资由资方决定是不可能的,甚至这样做也不符合资方利益。最近的一系列事件就表明工资由资方单方决定必然积累大量矛盾,引发社会不安定。

苏海南:由劳资平等协商来确定职工工资增长,是一种必然选择。首先,劳资协商是有法律法规依据的,比如《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以及《工资集体协商暂行规定》等。其次,劳资协商确定职工工资增长是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也要遵循这种规律。再者,劳资协商符合现阶段社会各个方面的期待。特别是在非公有制企业,由于资强劳弱,往往由资方单方面决定工资,经常是利润侵蚀工资,在很大程度上侵害了劳动者的利益。因此,劳资协商制度有现实的需要。

冯同庆:工资决定问题,不是单纯的民事关系问题,而是在其基础之上的劳动社会关系问题。民事关系是纯粹的契约关系,属于民事法律范畴。工资决定除去其民事关系性质外,还有历史文化、社会道德、伦理公正等属性,属于社会法律范畴。主张市场自由竞争的亚当·斯密把其中的道德情操看得不比前者轻。工资共决是工资决定由民事法关系进步到社会法关系的自然需要和必然选择。最近富士康、本田的加薪,固然是应该的,如果没有启动工资共决机制或者这种机制不能制度化、常态化,也不足为训。

潘毅:"工资共决"制当然是必要的,特别在中国现有的劳资关系不对等的情况下。但是,工资共决作为一种劳资双方的协调机制,我们必须审视它能落实的社会条件。我担忧的是,现有劳资共决的社会基础还不牢靠,特别是劳方和资方的力量不平等,工会在实际执行中发挥的作用有限等。根据我的一些实地调查,很多工人并没有参与到现有的工会机制中来。

就算以德国为例,德国的利益协商机制确实存在。但是,这些机制并不是存在于所有德国工人之间。德国的工会只代表一部分固定工人的利益,很多临时工、派遣制工人的利益无法保证。以我做调查的建筑业工人为例,即使《劳动法》推出以后,4000万建筑工人真正参与其中的也比较有限。很少在工地上能找到工会,一般工人不知道有工会。这些因素可能会影响工资共决制能够发挥的实际作用。


中国经济时报:有经济学者表达了对"工资共决"制加剧劳资对立的担忧,这种担忧是否有理论和事实依据?

冯同庆:经济学家担心工资共决制会诱发劳动者提高要价,打破劳动力市场的平衡,以至造成工会对劳动力价格的垄断,甚至导致工资刚性而失去市场需要的弹性。目前中国的问题是,劳动力的价格在市场中是政府干预和企业主导的,这本身就是一种垄断,已经造成相当程度的失衡和无弹性。其中包括垄断行业的工资居高不下,中小型企业的工资没有提升空间,非正式编制员工工资长期低迷,比较"正常"的单位的工资也缺乏激励机制或共担风险机制。就是经常被企业诟病的"员工跳槽",也是员工在规避上述垄断而非员工造成垄断。工资共决恰恰是要改变目前的劳动力市场垄断,寻求劳动者包括工会与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平衡,当然也要防范走向劳动者或工会垄断。可是,现在谈后一种垄断,还为时过早。

潘毅:我也基本这样认为,现在不少地方,代表工人利益的机制还很不健全,与资方协商的条件还很不完善,与资方抗衡的条件不存在,担心劳资对立引发矛盾真是杞人忧天。

苏海南:而且,恰恰相反,如果没有劳资平等协商的机制,由资方单方面决定劳动者报酬,实质上压低劳动者报酬,这才是劳资对立的重要根源之一。我们通过建立劳资双方协商机制,恰恰是搭建了一种劳资双方协商的通道。这样一种安排,不会加剧劳资对立。而且,《劳动法》等法律法规对劳资双方的主体、资格、协商内容、要价依据、协商步骤都有清晰的规定和安排。目前,只要依据法律法规开展协商,是有利于建立一种劳资和谐的共赢机制的。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在起步阶段,部分资方的"拒绝谈"、"压价谈"等会加剧劳方的过激反应。但我认为,这种状况只是建立劳资协商制度起步阶段的短暂现象。

常凯:此外,即使从企业发展来看,也不是劳动力成本越低越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要建立在对劳工的充分发展之上。任何决策都不能忽略劳动者作为人的本质特征。如果工人的合理诉求得不到表达,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诸如现在一系列的罢工事件。而且,现阶段涨工资不会对企业造成大的影响,因为很多企业的利润空间还很大。以富士康为例,工人工资涨30%,富士康的利润才下降10%左右。很明显,现阶段工资增长的主动性完全掌握在资方。

冯同庆:作为补充,还特别需要让经济学家理解的一个问题是,工资共决并非一定是劳动者或工会提高要价,同时也包括劳方甘愿降价而与企业共度时艰。德国在二战后经济和社会陷入低迷,工会主动放弃为工资罢工而改行工资共决,就是明证。瑞典工会在全球化背景下,由工联主义转向战略工联主义,就是以工资共决为核心既保护工人权益又承担国家责任。巴西原来有比较强悍的工会,在卢拉执政后劳资关系包括工资共决也越来越理性,这些年成为新兴国家经济发展较好的例子。中国历史上的工会,我们过去关注比较多的是赤色工会、黄色工会及其之间的斗争,其实还有大量的中间工会,其善于调节劳资关系,往往能够实现劳工权益与企业经营的协调。实现这种体现公正又较有弹性的工资共决的精义在于,要以企业与劳动者及其工会的自协、自洽、自治为基础,政府的介入要适度。

中国经济时报:浙江的"工资共决"制,对国内其他省份"工资共决"制的进一步推广有什么借鉴意义?

潘毅:浙江省出现的苗头值得关注和鼓励。"工资共决"制的先决条件是完善工会机制,我们必须进行工人工会意识教育,做到让工人认识到工会的作用和功能,并让工会成为工人民主参与的一个渠道,希望浙江省的工会能真正做到代表工人的利益,为国内其他省份进一步推广提供借鉴。

冯同庆:因为浙江的非公有经济比重大,发展过程中劳动纠纷、劳动争议曾经集中爆发,有人预言该省作为经济发展最快的省同时会成为劳资冲突最严重的省。然而,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其实,劳资矛盾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国近代以来劳资之间的合作一直是主流,而且有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在先,完全可以通过制度化、组织化的途径化解这些矛盾。

苏海南:我也认为浙江的劳资平等协商工资增长制度对国内其他省份构建这种制度有较大的借鉴意义。首先,据我所知,受中央领导肯定的浙江温岭行业性、区域性工资协商制度特别适用于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在我国的企业总量中占绝大多数。而现实中,恰恰是这种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劳方"不敢谈",资方"不愿谈",而浙江的行业性、区域性劳资平等协商制度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对其他地区有启发性。其次,浙江温岭的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是以政府搭台、劳资唱戏的形式来运作的。如果没有外力,在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型企业中推行劳资协商是非常困难的。浙江温岭由政府出面组织劳资双方协商,营造好的协商氛围,特别有利于推动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劳资双方认真开展集体协商,具有现实可行性,也最有效。因此,浙江温岭的劳资协商制度对其他地区有借鉴意义。

常凯:我有一点补充意见。浙江工资协商模式虽然有其借鉴意义,但也有其特殊性所在。浙江工资协商模式的优点在于行业性和区域性的协商比单个企业协商更有力。但是,浙江企业的产业结构决定了浙江劳资协商制度的特性,比如对手工业技术工人的特殊需求等。全国各地情况各不相同,各地应该因地制宜制定适合本地的劳资协商制度。在浙江的劳资协商制度中,政府起了一个重要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劳资双方协商要有主动性、有需求。劳资双方的主动性和需求才能从根本上推动劳资协商制度。

中国经济时报:为保障"工资共决"的顺利实施,我们应该注意什么?请各位谈谈相应的具体建议。

常凯:劳资协商最重要的问题是协商中有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代表。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劳资双方要对工资决定的过程、内容等有充分的了解。在谈判过程中,劳方要有自己的压力手段,要团结,并对资方的义务有更明确的规定。现阶段,劳资协商必须反映工人的需求,不能成为各级政府或工会完成任务的表面文章。事实上,工人是不愿意罢工的。因为罢工对工人而言有着诸多风险。如果能有有效的劳资协商制度,罢工是可以避免或减少的。只要工人的利益得到保护,一个更和谐的劳资关系是完全有可能的。

潘毅:我也再一次强调,工资共决是重要的机制,但是工资共决的社会基础更重要。这个基础就是让工人真正参与到工会里面去,让工会成为工人力量健康发展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推行工资共决才有条件。

苏海南:我谈一些具体意见。我认为,要继续推广劳资协商制度,要注意做好以下工作。第一,要广泛宣传劳资双方平等协商的必要性、紧迫性和现实可能性,让劳资双方在认识上高度统一起来,并让劳资双方了解平等协商的知识、方法等,为推行平等协商打好认识基础。第二,要进一步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政策,为各地各行业、企业劳资协商提供更具体、更具有操作性的细则规定。第三,分别加强劳资双方的组织建设,让工会真正有代表性,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由资方代表(比如资方聘任的副总经理或老板的配偶)来兼任工会主席。第四,要培养熟悉并能自主开展劳资集体协商的代表,比如工资协商指导员以及薪酬专家等,对现实中的劳资协商给予协调指导,提供合理可行的意见。

冯同庆:我想补充的是,工资共决实际上也是有风险的,还可能是比较大的社会风险。在欧美,由于工资共决曾导致工人罢工、企业闭厂,后来纳入了法制轨道,依程序而行。不同企业、不同行业,如果工会的作用不同,会产生"马太效应",强势工会抬高工资而挤压其他人的工资。我国解放初期,一些地方的劳资谈判以企业为单位,不同企业工人相互攀比而竞相提高要价,后来是运用行业工会来调节使其能够适度。目前媒体上报道的浙江省的工资共决模式,其重要特点是行业工会协调了不同企业畸高畸低的工资差异,减少了劳动争议的发生。

防范工资共决风险的关键在于,相关的法律要适当。就立法而言,我们国家规定的是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并非集体谈判,以示与欧美既相互借鉴又有不同。就实施而言,工资共决相关主体的权利保障和程序公正,比相互之间具体利益分配更为重要,应视为重点。就策略而言,我国法律对工资共决有两种制度规范,包括平等协商的集体合同制度和职工代表大会关于工资的共同决定制度,前者侧重利益诉求,后者侧重权利合作,二者应该相互配合。就进程而言,质应该重于量,适宜的做法是摸实需求、扩大试点、示范推进,切忌一哄而起后又一哄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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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文又题为“走向以社会经济为目标的城镇化”,2011-4-3发于共识网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55992

改革的十字路口:转向社会经济 / 潘毅
2011-04-04 00:40 | 阅读(2146) | 标签: 时事评论

以资本为主导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主要依赖大企业与大资本,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实现利润为唯一目标,这必然造成其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关系的脱离。这种发展模式不仅谈不上有助于社会建设,更无法解决中国当下面临的种种深层社会矛盾。

我们认为,相比于市场经济,社会经济的要旨应该包括:以人为本、立足社区、互助合作、民主参与、人与土地的和谐共生,以及一种“生产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解决民生问题、多元化的”社会所有制。

当下的中国社会正处在第二次改革的十字路口。面临着过去的30多年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以及深层社会矛盾,十二五规划提出在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加强社会建设,注重以人为本,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注重统筹兼顾,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一直以来,中国的高速工业化与劳动人口城市化之前的巨大落差造成了两亿多农民工“进退两难”的身份困境,他们的劳动权利与生存权利因为这种模糊的社会身份而无法得到保障,使幸福和尊严成为距离他们最遥远的梦想,而如何解决三农问题更是农村问题的焦点。

十二五规划提出通过城镇化来弥补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的落差,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是将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实现对国土的高效利用。这意味着,为了配合工业化发展,城市化进程即将全面展开。农民变成居民,一个缠绕在农民身上几十年的沉重的咒语似乎忽然解除了,换来的是一个轻飘飘的居民身份。农村变成城市可以如此容易,只要资本愿意向其招手,便可以戏剧化地在城乡一体化以及城镇化等政策口号之下迅速完成。

土地被资本高效地使用了,农民是否因此过上了幸福的、有尊严的、有保障的生活?现实告诉我们,通过农村土地流转向城市工业资本以及地产资本开放所带来的身份与空间转换,无法真正解决三农问题,甚至很可能将农民的生存境遇推向更加窘迫和尴尬的状态。

2011年3月14日,我们来到重庆西永镇“老街”。2010年5月,为了给一家跨国企业筹建规模巨大的工业园,西永镇数万亩土地被征用,数十个村庄被拆迁,很多拆迁后等待搬入安置房的村民都住在“老街”,我们希望去了解拆迁后村民的生活情况。怎料到,只是随便跟一个在路边闲坐的村民聊起征地的事情,一下子就有三十几个人聚拢来,纷纷向我们诉说着自家的委屈。

这些村民大多来自西永村和兰桂村等村庄,他们的房屋和土地被征用已经三年多,四口之家平均能够拿到的土地补偿、安置补助约为22万元,房屋拆迁补偿费由于每户面积不等多少不一,平均约为四五万元。这笔钱在购买了养老保险(20500/人)和回购了安置房(每平方米800元左右)后便所剩无几了。而现在,眼看拆迁已经过去三年,安置房却依然没有着落。村民这些年来只能在外租房,房租每年上涨,今年在老街租房一年就得支出近万元。再加上生活开销的大幅度增加,三年下来很多村民的征地所得款已花费殆尽。

一些家庭比较困难的村民由于无法支付在老街的租房费用,自行搬回了已被推土机推平的村庄,在一片废墟之上搭起简易的棚屋,一家几口挤在窄小黑暗的空间之中。由于村中已经断水断电,他们只好又点起煤油灯,到池塘打水,用几块纸皮遮挡就算搭起了一个厕所。为了生计,他们重新在荒废的土地上种起蔬菜,并在老街的集市当起菜贩,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伤心的村民告诉我们,他们本来已经过上了小康的生活,有田有地,一亩菜地一年的收入也近万元,家家户户都有二层小楼,房子装修得干净舒适,现在却到了这步田地,像个拾荒的人。

一个个类似这样的工业园区的扩展,背后隐藏在多少像西永村这样令人心酸的故事。城乡一体化,继续为跨国垄断资本高速累积创造奇迹,而这场圈地运动带给中国农民和农民工的,却是一场彻底的无产阶级化。他们不仅失去了原来的生活社区和社会关系,同时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困境,就业以及各项社会保障都无法真正得以落实。

这场城镇化的努力同时产生的是大批失去家园和土地只能靠出卖劳动力维生的无产者,甚至,对于那些失去生产和生活资料的中年农民来说,连一个出卖劳动力的机会都无法获得,仅因为年龄这个原因,他们就会被那些从东部搬迁过去的制造业企业拒之门外。在工业资本与地产资本的强强联手推动之下,除了造就圈地运动,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镇一体化。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不是以农村社区为本,以农民的自身发展为目标的城镇化模式无法真正解决三农与农民工的困境,并进一步瓦解了乡村社会,造成大批农民流离失所,无疑将会动摇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

以资本为主导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主要依赖大企业与大资本,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实现利润为唯一目标,这必然造成其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关系的脱离。这种发展模式不仅谈不上有助于社会建设,更无法解决中国当下面临的种种深层社会矛盾。

那么,改革的出路何在?如何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的同步进行?

我们认为,经济的发展必须回归社会,将市场经济逐渐向社会经济转变。立足农村社会现实,真正推动和扶持多元化的经济模式,在农村社会的原有基础上培育工业化与城镇化,而不是任由或者鼓励大资本侵入农村社会,将土地和农民进行彻底的商品化,剥夺农民仅存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相比于市场经济,社会经济的要旨应该包括:以人为本、立足社区、互助合作、民主参与、人与土地的和谐共生、生产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解决民生问题、多元化的社会所有制。

一般来说,市场经济的主要缺陷在于资本垄断的不可避免,人与土地的高度商品化以及对社会与环境的破坏;而计划经济的主要缺陷在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生产缺乏灵活性,官僚主义管理,工人的生产参与积极性和自主性不足。相比之下,社会经济则最大可能地避免了这两种经济制度的内在缺陷,并吸收了这两者的长处:它整合了市场经济的生产效率与管理模式,并承继了计划经济的公平分配与社会参与。

从根本上来说,社会经济不是服务于资本积累的,而是重新将经济发展嵌入社会关系中的一种新型模式。社会经济的实践是多元化的、开放性的、非垄断的,真正回归社区和人的发展需求的。例如,合作社(生产者合作社,消费者合作社)、社会企业、公平贸易、社区内生性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等等都是社会经济的具体实践。在走过三十年的计划经济,又接着走过了三十年的市场经济的当下,中国正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的双重压力,正在实践和探索中的社会经济,或许正是我们改革的新出路。


[ 本帖最后由 秋火 于 2013-7-31 07:0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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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fcmag.com/article/2744.html

劳务派遣制度改革进行时
作者:潘毅 邓韵雪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1-03-18

  有关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劳务派遣人员总数约为2700万。这是人保部公布的数据。
  事实上,2008年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对劳务派遣工的权益进行了相应保障。《劳动合同法》第63条明确规定:“被派遣劳动者享有与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同工同酬的权利”;66条规定:“劳务派遣一般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但在现实中,这些法律条文经常不被遵守。很多派遣工工作时间都在两年以上,最长甚至达10年,并且大部分工作岗位都是长期性、基础性而非临时性、辅助性的岗位。
  据媒体报道,近日,全国总工会已将完整的“国内劳务派遣调研报告”上报至全国人大法工委,建议修改《劳动合同法》相关“劳务派遣”内容。该报告显示,全国劳务派遣人员总数已经达到6000多万,这比此前人保部公布的2700万多出逾一倍,主要集中在公有制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部分央企甚至有超过2/3的员工都属于劳务派遣。
  不久前,在上海“两会”期间,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明确表示说:“目前这种劳务派遣的制度是非改不可的。上海在这个问题上,应率先出台有关措施。”
  
  我国劳务派遣发展的历史
  简单地说,劳务派遣制度,是指劳动者与劳务派遣机构签订劳动合同,形成劳动关系;劳务派遣公司再将劳动者派遣至用工单位工作的用工形式。这一制度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劳动力的雇用和使用分离。通过梳理历史,我们发现随着市场经济的形成以及用工制度的改革,根据中央民族大学杨邦君的研究,我国的派遣经历了涉外劳务派遣、国企改制中的劳务派遣、市场化下的劳务派遣和《劳动合同法》颁布后的劳务派遣四个阶段。
  我国的劳务派遣制度的源头和最初的形式是外事服务。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主要存在两种形式:一是为外国企业、外国社会团体和国际组织的驻华代表机构派遣劳务人员,一是为境外雇主派遣劳务人员,即对外劳务合作。这两种派遣方式有着相同之处,首先他们都涉及国外,是国外企业或其他机构对劳动力的需求所致,其次二者都具有政府行为的特点,主要不以营利为目的。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劳务派遣被作为处理下岗工人的一项重要措施加以推行。2002年以后,许多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都开始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工人。他们一方面让已有的工人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然后再派遣到本企业上班;另一方面以劳务派遣方式招募新工人,弥补大量工人下岗后的劳动力不足。通过这种方式,企业甩掉了工人原有的终身职业保障、高福利等“包袱”,他们用廉价的派遣工代替了昂贵的、拿着“铁饭碗”的传统工人。
  很快,劳务派遣制取得突破性扩张,它不再局限于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而是扩展到一切所有制企业。苏州工业园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统计数据表明,2005年苏州工业园区使用劳务派遣的外资企业数占全部使用单位的85%,而外资企业使用劳务派遣工人数占派遣工人总数的90.4%。在这一时期,劳务派遣人数急剧增长,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劳务派遣机构纷纷建立起来。从2005年起,全国就有派遣公司26158个,其中近70%由劳动保障部门经办或审批。但是现在还没有哪个部门说得清全国实际存在多少劳务派遣公司和劳务派遣工。
  《劳动合同法》对劳务派遣的规定比较模糊、缺乏操作性,该法实施之后,劳务派遣制没有得到遏制,仍然成为了常态的用工方式。
  一个令人担忧的事实是,“逆向劳务派遣”已经成为一些企业规避《劳动合同法》、逃避承担社会责任的“法宝”。在正常的劳务派遣中,劳务派遣应该是劳动者与派遣单位先签订劳动合同,成为劳务派遣单位的员工;然后劳动者再被派遣单位派到实际用人单位工作。劳务派遣公司必须为工人提供法律规定的工资保障和社会保障。在“逆向劳务派遣”中,劳动者已经在用工企业上班,和用工企业存在合法的劳动关系,然而用工企业强迫这些工人与劳务派遣机构签订劳动合同,通过将他们变成劳务派遣机构的工人,转嫁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
  总而言之,我国的劳务派遣在经历了涉外劳务派遣、国企改制中的劳务派遣、市场化的劳务派遣三个阶段后,不少机构通过逆向劳务派遣的形式,使劳务派遣大行其道。
  
  劳务派遣背后的秘密
  在西方国家,劳动派遣是作为一种非主流的用工形式而存在,大部分发达国家派遣劳动者占全体就业人员的比例不超过3%。“劳动力派遣业者国际联合会”(CIETT)的统计数据表明,2004年各国派遣工占劳动者的比例,美国为1.93%,日本为1.3%,英国为5%,法国为2.1%,德国为1%。然而,我国的劳务派遣现已突破了行业、时间、岗位等限制,日益成为常规、普遍的用工制度。2004年,我国仅在公有制企业、事业单位、机关中的派遣劳动者就约有2500万人。在建筑业,使用各种形式的劳务派遣工超过1000万人。
  为何劳务派遣受到众多企业的青睐?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企业通过劳务派遣制能够减少用工、管理成本和劳资纠纷,转嫁法律责任和风险,达到利润最大化。在这种用工模式下,工厂能够以远远低于正式工的工资水平使用派遣工,可以随意解雇他们而不需承担任何责任,并且甩掉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包袱。此外,通过劳务派遣,用工单位能把工伤事故的责任,连同工人集体维权、集体合同等管理事务及风险全部转嫁给派遣公司。
  劳务派遣制不仅能让企业谋利,也能让劳务派遣机构捞到一笔数额不菲的劳动派遣管理费。随着劳务派遣本身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行业,众多资本纷纷涌入这个领域,劳务派遣机构的数量迅速膨胀。但是我国对劳务派遣机构的管理却明显滞后。依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务派遣单位的设立条件仅限于50万元注册资本和有限责任公司形式,并无其他要求。法律规定的准入门槛明显偏低, 有时一家劳务派遣公司下就有数千甚至上万名派遣工,一旦发生工伤、职业病、拖欠工资等事件,劳务派遣机构将很难承担这些风险。此外,目前没有明确的部门对从事劳务派遣的企业的经营资质进行审批,这也导致了劳务派遣机构良莠不齐的局面,派遣工的合法权益很难得到保障。
  对于工人来说,一旦遇到权益被侵害的事件,他们就发现自己的劳动关系模糊不清,合法权益被用工单位和派遣机构当成皮球踢来踢去,维权之路也变得难上加难。更不合理的是,派遣工往往被所在用工单位的工会所排斥,难以成为工会的正式会员,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对于他们来说,工作是不稳定的,未来是不确定的,他们的命运和缺乏保障的劳务派遣机构拴在了一起,难以抵御可能到来的风险。
  在强势的资本面前,政府应该是制衡资本、保护派遣工权益的重要力量。例如,意大利与瑞典的工会对劳务派遣制度持强烈的抵制态度,国家在立法上明文禁止及取缔劳务派遣;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的工会也对劳务派遣持克制的反对态度,国家在立法上有效保证了派遣工的合法权益。但是我国至今没有出台规范劳务派遣制的专门法律,政府部门也难以对劳务派遣机构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工会组织也没有强有力地维护工人的合法权利。
  
  承担起责任
  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无数派遣工人默默的奉献,他们为国家的强盛、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派遣工人的艰难处境,直接原因在于企业的违法行为,但监管缺位也是重要原因。因此,对于派遣工,政府负有道义和法律上的双重责任。
  我们认为,改革劳务派遣制度需要充分调动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各有关部门应该切断与劳务派遣公司的利益链条,如果发现有关部门参与组建劳务公司,应视为严重的贪污舞弊行为。在此基础上,加大管理与监督的力度,切实保障派遣工的合法权益。
  首先,必须尽快制定有关劳务派遣制度的法律法规,从法律上规范劳务派遣制度。法律应包括提高劳务派遣机构市场准入条件,严格审批劳务派遣机构的经营资质,明确规定用工单位使用派遣工的规模、时间和条件等内容,防止劳务派遣用工长期化、普遍化。
  其次,应加强对用工单位和劳务派遣机构的监察。一方面,有关部门应对用工单位违法大量、长期使用派遣工的行为进行严肃查处,将非法使用的派遣工依法转为正式工人,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应该强化针对劳务派遣的劳动监察,对劳务派遣中侵害派遣工合法权益的行为,如克扣工资、拒缴社会保险等行为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让工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法律的保护,也捍卫法律和政府的尊严。
  再次,各级工会组织应当好“工人的娘家”,加快派遣工组建工会的步伐,将派遣工吸纳到工会中来。并在派遣工权益受到侵害时,提供积极的援助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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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ecial.caixin.com/2012-04-05/100375786.html

香港理工大学潘毅:女工问题从未得到真正解决
2012年04月05日 06:50 本文来源于 财新网

亚洲首获米尔斯奖、研究中国女工问题的学者潘毅认为,女工遇到的很多问题,关键在于中国仍是男权社会,且现今发展模式又强调为资本服务

  【财新网】(记者 王婧)研究中国女工问题16年、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潘毅对财新记者表示,百年前中国女工遇到的很多问题至今没有得到改善,有些问题“不是变好,而是更糟”。其关键在于中国仍是一个父权社会,特别是近30年整个社会发展模式不强调保护妇女,而是为钱为资本服务。

   在3月8日深圳举行的“女工100个不爽”的新闻发布会上,潘毅注意到,工作受歧视、家庭婚姻不自主、对女性身体及性方面的控制以及社会价值的歧视,仍然是当代女工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

   1995年,在英国伦敦大学攻读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的潘毅,以全职工人身份进入深圳南头的一家港资电子厂流星厂,她用这种“肉身嵌入”式的观察获得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她以最贴切的方式去解读和理解打工妹的生存处境和生命状态。  

   此后,她完成《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一书,2005年获米尔斯(C. Wright Mills)奖最佳书籍奖,这是社会学界“奥斯卡奖”。潘毅这个祖籍汕头的香港人,成为该奖项1964年成立以来,第一位获奖的亚洲学者。  

   “写完该书到现在,10多年过去了,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进步,我能为她们做的很少,很多时候我与绝望相对。”潘毅说,尽管如此,她从未停止过关注中国女工。

  财新记者:中国女工们为何会遇到这些问题?

  潘毅:主要有两点原因:第一,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父权社会。女性的生活都是围绕男人,包括我们赚钱是为了回家养孩子,我们生的孩子也都是为男人生的,甚至我们生的这个孩子还必须是男性,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围绕男性来展开。

  第二,这是一个工业化、商品化的社会。我们和男性一样都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此外我们还有生孩子的义务和权利,我们本来就比男性承担了更大的社会责任和社会功能,我们的价值本来应该是双倍才对。可是今天却恰恰相反,我们的价值只是男人的一半而已。

  这两点我想就涵盖了我们女工所受到的苦难,对女性来讲这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安排。

  财新记者:你曾在深圳工厂卧底一年调查中国女工的问题,那么今天深圳“女工100个不爽”会上女工谈的问题,与你调查时相比,情况是否有所改变?

  潘毅:没有任何的改变,或者说是更糟。一百多年前,中国女工就已碰到今天大家所受的苦难,她们当时就团结组织起来,去应对当时的一些社会问题。一百多年前女工争取的就是今天大家争取的东西,一百多年过后,这些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改善。  

   惟一改善的是女工的权利意识比原来提高了。早期的女工研究发现,很多女工尤其第一代女工遭受过性骚扰,但是都不敢讲。肚子被搞大了,发现早的就做人流,到四五个月的不敢去流产,回家还被父母打。但第二代女工不一样,你看深圳举办的“女工100个不爽”活动现场,这么多女工公开讲述自己的遭遇,这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财新记者:为什么你会强调女工的状况变得更糟?

  潘毅:建国初期常把“妇女是半边天”这样的话挂在嘴边,女人也会去开拖拉机、开飞机。然而,改革开放这三十年,基本上整个社会都是在为资本服务。现在有很多人呼吁农村女性回家,认为农村的留守儿童就是因为女性外出打工造成的。可是他们没有看到,今天的社会发展没有给农村家庭提供可以生活的经济基础,农村的女性一定要外出打工。

  在这个社会里,妇女的声音一年比一年弱,很多潜在的问题没有被发现。我们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它还有一点社会主义性质的话,就需要比较严肃地来对待妇女的问题。我们现在这个发展模式,是不强调保护妇女的,都是为钱、为资本服务的。

  财新记者:如果这是发展模式带来的弊端,那么香港妇女的保障体系是怎样的?

  潘毅:香港有平等机会委员会,如果妇女碰到什么不平等的问题,可以去平等机会委员会寻求支持。如果有家庭暴力问题,香港还有庇护中心,妇女被打的时候,可以去庇护中心。

  财新记者:内地有妇联,不也可以起到庇护中心的作用吗?

  潘毅:(笑)我认为在内地,这些女工姐妹们走到一起后,更重要的是自己能做些什么,而不是妇联能为我们做些什么。  

   妇女碰到的问题其实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除了庇护中心,香港还有比较多的民间妇女机构。比如香港有妇女工协会,它就是代表妇女工权益的。香港还有妇女中心,负责保护受家暴的妇女。香港媒体对女性的议题也比较敏感。  

  但在内地,这些社会资源对女工的支持非常少。

  财新记者:那你认为现今女工的问题应该如何去解决?

  潘毅:妇女解放到今天,我们要解决一个父权的问题。我认为有一个标准,就是我们以后生女孩,不需要再哭了。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最简单的要求。

   现在中国社会出现了非常大的性别畸形,男女比例已经非常不健康。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农村家庭仍然都要争相生男孩子?生女孩子问题到底在哪里呢?生命不应该有性别上偌大的差异。  

   应对这种挑战还是需要大家的努力,这个努力不只是靠我们女性自己,同样需要男性同步的解放。不然女性解放了,男性没有解放,那么家务谁去做?女性解放事业是需要男性来支持参与的,一个公平性别社会是需要两性共同的努力。

  记者点评:中国现今女工的身份多是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农民工。农民工遇到的各种问题,打工妹都会遇到,而因为她们的性别,她们遇到的问题可能更多。

  或有读者会认为,深圳女工喊出“100个不爽”是女权主义抬头。只要和她们真正接触,就会意识到,她们要的其实不是政治,不是革命,而是安顿自己因焦虑无力下的一颗愤懑不平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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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ifeng.com/opinion/society/detail_2013_06/03/26012546_0.shtml

潘毅:性、资本与权力———中国性别危机的到来
2013年06月03日 09:12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潘毅 (转注:网页编辑疑似漏注明另一作者“刘亚”)

连续曝光的校园性侵事件引发针对师德的争论,也有学者说,这也是多年来相关法律未能落实的结果,还有人觉得,性侵幼女还是中国男人的处女情结作祟,淡化男人的处女情结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性侵幼女事件的发生。必须看到的是,性侵幼女案只是中国社会性别危机的一个缩影,一方面,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让女性身体性化、商品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女性的身体不仅服务于男权,同时被资本所掌控。凸显性感身体的女明星照片登上各类娱乐杂志封面,报纸、电视肆无忌惮地充斥着丰胸、瘦身、美白广告,互联网上不分级别的情色照片更是泛滥成灾。性感,成为女性美的唯一标准;性欲,更是被金钱不断地利用、生产和再生产,然后“服务”于有权有体面的男性。

今天,我们的社会冒出了一些时髦的词汇:个体自由、性解放、性跨越、性主体、我的身体我的情欲我选择,乍看都酷似女性主义的性革命话语;但是,试问,一个被物化的身体,一个被切割成胸、腰、眼、唇、手、臀、腹、腿的身体是否可能有个体、有自由、有解放?一个只代表色与欲、只为取悦男性而存在的身体如何发展出主体性?一个不具有主体性的身体是否可以被称作“人”,从而获得“人”所应有的尊严?对女性人格的任意践踏与侮辱,事实上是性侵事件如此频繁发生的社会根源,而广告、互联网和传媒,在资本为上的同一天空下运作,同样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不挑战性、资本和权力这种天衣无缝的结合,我们如何讨论性别自由?

至今,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父权社会。中国性别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就是连续多年的男女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衡。当父权主义遇上“性化”了的商品化社会,我们的女孩就连出世的机会也没有了;超生,往往就是为了生到男孩为止。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男婴出生数/同期女婴出生数×100)从1990年的111.36增长到2012年的117.70,其间最高曾超过120,而在某些省份出生性别比甚至达到130,远高出联合国明确规定出生性别比的正常值102-107。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出生性别比失衡最为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据估计,2020年中国将出现3000万-4000万“光棍”,而数量如此庞大的“光棍”群将引发一系列与婚姻压力相关的问题:“娶妻难”;买卖婚姻现象会加剧;性市场将进一步扩张。社会学家布迪厄写过一本小书《单身者舞会》,讲述法国农民阶级男性找不到老婆,无法成家立室,他称为“被禁止的再生产”,这是一个性别比例失衡被阶级结构扭曲的现象。今天,中国的底层男性将面对同样的困局,而我们的女性,不用说“再生产”,就连基本的生命权利都给剥夺掉了。

所以,媒体常常叨咕的“剩女”是个伪问题,“剩男”才是需要严肃面对的真问题。然而仔细考察所谓的“剩男”,我们发现存在一个阶级问题。一方面是“小三”的大量存在,另一方面是“屌丝”们的集体自嘲。掌握着社会、文化以及政治资源的男性是婚姻市场的宠儿,不会遭遇任何“婚姻压力”。而那些底层的,尤其是农村、不发达地区的男性才是婚姻竞争中的失败者。压力之下,他们将目光转向反抗能力较差的弱势女童则毫不令人奇怪。不久前,我们还在惊叹印度社会的强奸事件,害怕今天的印度(同样是性别失衡,底层找不到老婆),会是明天的中国,事实上,中国的性侵案件已经在频频发生。

1949年以来,国家通过立法以及宣传、动员,中国女性的整体社会、经济地位在短时间内有了显著提升,使男女平等不仅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也是多数人日常践行的生活常态。不幸的是,伴随着中国30年的市场化改革,社会主义平等理念的淡化,过去未能彻底解决的问题如今越发严重,如同工不同酬、劳动性别隔离等。而原本已经消失的社会问题,如卖淫,却又卷土重来。如今,中国男女两性间无论是在经济收入、劳动分工还是社会、文化资源的占有以及政治参与,都存在很大差异。再加上社会进一步商品化、低俗化、色情化——— 女性被呈现为只是性的载体,诸多社会属性被抹杀,我们距离女性独立、自主、解放的路途越来越遥远。

(作者潘毅系香港理工大学教授,刘亚系香港理工大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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