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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1945年重庆工人反特斗争读后记

1945年重庆工人反特斗争读后记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c4b01ad0101o359.html

重庆工人反特斗争读后记


秋火

1/有时,统治者以为用暴力带来恐惧,能够吓退群众,但他们不懂得暴力也可能带来更多仇恨,尤其是当群众向前冲锋时,暴力就可能成为激发群众进一步反抗、使抗争更早更激烈爆发的因素!

2/很显然,1945年初的这场群众反特斗争,工人阶级力量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除了左翼地下组织(托派)精心策划的政治领导,工人的群众性直接行动的镜头也尤为生动精彩:

①正月初六,三名工人遭到围攻后,十多个工友立即行动,追着大特务江德懋就是一顿打!

②正月初七上午,重庆电力公司的托派工人精心组织第二轮报复行动,数十名工人倾巢而动,斗志极大,直接带上扳钳、手锤、扁铁之类工作器具,跟国民党的特务队伍直接对着干、打群架!

③正月初七下午,针对胡世和被枪杀,工人骨干当天立即动员三大电厂200多名工人,满载七大卡车,浩浩荡荡开到重庆市中心(今解放碑)的中韩餐厅,“钢锤、火钩、铁棒、人手一根,瞬时中韩餐厅已被四面包围,而餐厅大小特务早已逃匿无踪。一部分工人冲上楼去,但见胡世和长眠桌上,悲痛与怒火陡然爆发,高呼「砸烂特务窝子」。所有餐桌、椅凳、厨柜、锅碗、家具和门窗等,瞬间尽成碎片。”

④正月初十上午,重庆市市长在电力公司召集各单位工会工人代表四十余人开会,现场群情激愤,“工人声言,两天之内不枪毙田凯,当即发动全市罢工。”


2/与今天「新民国」有些类似的是,特务政治的横行也干扰了资本主义「正常限度」内的国家威信和政府职能,因而也引起了统治阵营的很大反对。这是「胡世和事件」之所以成为轰动当时国内舆论乃至引起海外舆论关注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情况也与今天「新民国」的体制内外自由派愤慨于江系政法委的暴虐特权有点相似,而且相当有趣的是,国民党特务集中盘踞的山城在六十多年后也成了伪共党黑帮特务势力的根据地。但也应该看到,统治阶级的公开分裂,往往间接折射了广大民众对统治阶级的怒火。


3/当时,工人阶级党派及其报刊(从土共到托派)顺水推舟地利用了这种自由主义的舆论,就当时事件来看,重庆的托派工人更着重在依靠宣传、发动工人斗争的基础上利用自由派舆论,这更值得肯定。最为重要的是要借此机会面向广大工人做政治教育,把反特斗争与争取基本自由权利、乃至争取劳动大众民主的核心政治主张联系起来,可惜这方面作者回忆已经模糊。


4/其实我的感觉是,1945年正月初六,十多个工人为了报仇冲向中韩餐厅,以及次日的“打群架”,起因都更像是打工仔的江湖义气引发的群体事件。但就在正月初六晚上,赵芳举等先锋工人审时度势地把斗争矛头引向反特政治斗争,在「胡世和事件」发生之前就占据了政治斗争的先机。

对于整个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来说,这些工人迅即迈出的这一步非常及时、极其敏锐、明智。这是把现实生活中的冲突与重要政治斗争有机联系起来的典范。也只有深入工人、本身就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先进政治力量,才有可能及早把握这样的时机,并且抓住工人的情绪和社会关系,扩大斗争。


5/当年有着全国抗战、地方寡头割据以及一定程度的群众运动、多党派并立的特殊历史背景,因而一般群众也具有一定的政治热情,社会上也较能进行公开的政治斗争。这些仍是今天中国不可比拟的。但是在当今趋向政治开化的中国社会,仍有可能为将来的斗争提供一些启发。

从策略上看,当年重庆左翼工人反特斗争值得学习的一些政治经验:

①成功地把特务制造的恶性事件转变为反特政治斗争。这启发我们不应过于夸大特务组织针对进步工人的破坏捣乱行动,反而应该善于静观其变,捕捉他们捅出的任何娄子,大胆坚决出击,让他们在广大群众面前出丑丢脸,以便适时将之变为特务们在政治上破产的契机,反守为攻,变被动为主动。

②以宣传和发动工人进行斗争为核心,积极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各方面受害于特务政治淫威的集团、主流媒体及各党派报刊进行反特斗争。

③积极争取广大市民群众对工人政治斗争的支持。也尽力争取官方渠道和主流媒体渠道进行反特斗争,包括标题降低格调、但内容仍指明施暴者的特务身份。

④更为重要的是,工人阶级先锋组织有独立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行动:“这份呼吁书,我们托派认为是很不够的。我们认为国民党蒋介石庞大的特务组织是他的反动统治镇压人民的主要工具之一,把斗争的矛头引向一场反特政治斗争,当前是最好的时机,必须把中韩餐厅违法偷电、特务开枪杀人与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一贯残害人民联系起来。……重庆托派组织为了进一步推动这一反特政治斗争,不失时机地散发了大量反特传单。……内容措辞强硬,并号召全市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和国民党特务斗争到底。”


6/最后一个感想是,重庆托派当时的人数并不多(在1940年初只有30多人,多集中在工厂,例如电力公司发电厂、兵工厂、机器厂、造船厂等),电力公司中的托派工人和职员也就那么几个,但他们却发挥了领导核心的作用,而且在当时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引起海内外关注,更迫使蒋介石也低了头、忍痛割爱。他们为什么能起到远超过自身人数的很大作用?

我想至少有两方面:最根本的,当时重庆及全国很多市民群众中都有着广泛的反特情绪,工人一次次复仇后、尤其是胡世和被枪杀后的群情激愤,正月初七的两百工人暴动和正月初十的全市工人总罢工威胁,概因于此。再则,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部分,那几位革命工人周围也有一批有胆识、敢做敢当的进步工人,他们敢于站在最前列带头冲锋,亲自上阵身先士卒(文章作者赵芳举在首轮报复时就冲在最前面揪斗特务),都起到了榜样模范的作用,而他们的策略也对斗争的层层推进起到了关键作用。


(最后顺便一提,与其他很多年轻托派分子不同,我一直不大喜欢王凡西、郑超麟等“托派大拿”的回忆录,也一直没有看完这些左翼知识分子的回忆录,彭述之、谢山、楼国华这些左翼知识分子虽然也都各有优点,但我也不大欣赏。
我唯一完整看完、并且至今仍然记忆很深的老托派回忆录,正是山东籍托派工人赵芳举的回忆录[我在2008年的彷徨时期一口气读完,深受启发鼓舞]。其中对1940年代重庆托派工人组织的活动记录、以及作者终其一生的普通工薪者身份给我很深的印象。他对党内同志微妙人际关系的议论引人深思。解放后作者作为一个有独立思想的普通工人,在历次运动中的观感虽然着墨不多,却也十分有趣。有志于工人解放事业的左青有兴趣的话不妨读一读。)


写完于8月12日,2013年(阶级斗争学研博客8月15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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